秦晖：普京之谜：俄罗斯民主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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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普京之谜：俄罗斯民主的前景

——用历史眼光透视普京治下俄罗斯的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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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普京时代，很多人都会提到两条：经济高速发展，民主出现倒退。

但是这两条的背后都有太多的争议。“经济发展”是否可持续，“民主倒退”是否实质性逆转，都值得研究。尽管普京的俄罗斯问题多多，尽管横向比较，按西方标准看，普京的“民主倒退”确实明显，然而普京改变了叶利钦以来的转轨方向吗？他真的表现出“苏维埃情结”、转向“新苏共”了吗？如果纵向，而不是横向比较，在专制传统悠久的俄罗斯，普京时代应该如何定位？

“今天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会产生猜疑，使人觉得我们要回到斯大林主义时代去，这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

普京是“又一个斯大林”吗？

笔者认为，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评论明显是一厢情愿的。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所谓普京“亲斯大林” 的说法。普京为纪念卫国战争、弘扬爱国主义而把莫斯科亚历山大花园“英雄城市”纪念石墩上的伏尔加格勒恢复为斯大林格勒，曾经引起国内一些传媒的欢呼，说是普京崇敬斯大林了。其实，“英雄城市”石墩是个历史纪念标志，与城市的现名及现状无关。例如众所周知，列宁格勒剧变后已经改名，可是石墩上的“英雄城市 ”列宁格勒并未改动，你不能以此否认该城现在叫圣彼得堡。“英雄城市”名单上的11个城市中，基辅、明斯克等6个都位于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如今并不属于俄罗斯，难道石墩上有其名就意味着俄罗斯对它们还有主权？同样，石墩上的“斯大林格勒”并非今天的城市名，更与今天对斯大林的评价无关。

二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早已载入史册，即便是西方最反共的史学著作也没有把它改称“伏尔加格勒战役”。一些西方大城市，如巴黎和伦敦至今都有为纪念此战命名的斯大林格勒广场、斯大林格勒地铁站等，这与“崇敬斯大林”了不相干。赫鲁晓夫当年推行“非斯大林化”不仅把城市的现名改了，连历史上命名“卫国战争英雄城市”时的名称也改了，这本身就很荒唐。这种否定一个人就要消除其一切历史痕迹的做法恰恰是旧时的传统，实际上是“以斯大林的方式否定斯大林”。而普京恢复“英雄城市”纪念石墩上的历史名称只是恢复常识。而选择卫国战争逢十纪念日来做这件事，当然也有宣扬爱国主义弘扬民族精神的用意。但说是恢复对斯大林的崇敬那就不着边了。

因政治荣辱无常而频繁改地名，的确是沙俄-苏联专制文化传统的独特现象。尤其在19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高潮中随着“大人物”的倏兴倏灭，不少城市都更名数次。最多的巴塔尔帕辛斯克市（今俄罗斯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首府切尔克斯克）甚至三年间四易其名，两个“名主”（苏利莫夫与叶若夫）先后上了断头台。以至于人们常说那时地图的出版都跟不上政治变化。1990年代“剧变”后俄国出现了又一次改名风，这次虽然有过去的逻辑在起作用，毕竟理性多了。每次都经过当地的居民公决，结果并不一样，也不可能在长官意志下“一风吹”。如叶利钦时代虽然列宁格勒这个城市经全民投票恢复了圣彼得堡的旧名，但该城周围的州仍然叫列宁格勒州，莫斯科开往圣彼得堡的火车站也仍然叫列宁格勒车站。剧变后这十多年来，在联邦体制下左派虽然从未主持中央政府，但一些州政府早在叶利钦时期就有左派通过民主竞选上台的，他们也曾恢复了一些剧变时废除的苏联时期地名，如列宁的故乡辛比尔斯克就恢复为乌里扬诺夫斯克（乌里扬诺夫是列宁原姓）。唯独“斯大林格勒”，尽管从2002年起，左派占优势的伏尔加格勒州杜马几次提案要求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但都受到普京的明确反对。他说：“今天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会产生猜疑，使人觉得我们要回到斯大林主义时代去，这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正是由于普京的这种态度，今天的伏尔加格勒并没有恢复旧名。

不仅“斯大林格勒”，前苏联时期全国曾有三十多个城市以斯大林命名（斯大林、斯大林诺、斯大林斯克、斯大林诺哥尔斯克、斯大林纳巴德等等），迄今也无一恢复。而如前所述，这些年左派“复名”的努力对其他人并不是毫无成效的。

当然，“斯大林城”虽未复名，普京时代确实曾经出现过“斯大林热”(尽管其热度往往被夸大)。除了少数左派真是基于斯大林主义，一般人主要是在“大国”、“ 秩序”和“保障”这三个方面对现实不满，因而出现“怀旧”。这并不奇怪。斯大林毕竟死去已半个多世纪，他的体制垮台也已十多年，人们对当下的困境总是比久远的苦难感受更多。俄罗斯古谚说：“死人都是好人”。如果忘掉秘密警察、大清洗、大饥荒、肃反、古拉格群岛，那个时代无疑有值得怀念之处。但是关键恰恰在于，由于俄国体制近十来年的根本改变，那些东西已经不太可能回来了。在斯大林体制不复存在而且难以回复的情况下怀念那个已经死去不再可能专制的斯大林，怀念那个仅仅作为“大国”和“福利”象征的老人，这与仍存在斯大林体制的时代借斯大林崇拜来阻挠变革，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同样，今天“怀念斯大林”的俄国人也许比叶利钦时代多，但投共产党票的人却显然比叶利钦时代更少，这两者都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在当今俄国的条件下，对死人斯大林的怀念如果可以取代对活领袖的顶礼膜拜——目前的确有此苗头——那它甚至也许更有利于消除斯大林体制复归的可能。

民主“向右倒退”

普京时代的景象是“倒退”，但是却并非向“左”倒退，而是向“右”倒退；不是倒退回苏联，而是向沙俄“传统”倒退；不是向列宁-斯大林主义，而是向东正教“倒退”。

普京时代的真实氛围可以通过普京与当年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这两年互相高调赞赏看出来。2006年以来，索尔仁尼琴一改他过去在苏联时代乃至在叶利钦时代对统治者的批判态度，对普京给予了高度评价。而普京也高调地为他祝寿，授予他最高级别的国家荣誉——过去叶利钦也要授予，但索尔仁尼琴拒绝了，如今他却欣然接受了普京的授予。更有甚者，2007年普京还发动其各级公务员学习索尔仁尼琴的著述，尤其是他对俄国革命的评论。

不同背景的人对他们的这种表现评价不一。国内有媒体说，最近连索尔仁尼琴都“忏悔”了，他曾斥责叶利钦的“西化”和怀念斯大林的“大国”。我没有见过这种言论，倒是见过他近期仍然严厉谴责极权时代。他在叶利钦时期也的确有过“今不如昔”之论。如果有人解读成叶利钦不如斯大林，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能算错。然而索尔仁尼琴不会说叶利钦不如列宁，而斯大林不如沙皇倒是他的一贯思想。事实上不光是索尔仁尼琴，我国媒体最近广为流传的一则俄罗斯民意调查就是如此。据说在这则民调中叶利钦得到的评价不如斯大林，但同时斯大林得到的评价远不如彼得大帝则被忽略了。其实，这些说法都透露了一个共同的信息：即今天如果俄罗斯人在某种意义上“怀念斯大林”，那多半不是把他当作列宁的继承人，而是当作沙皇的继承人来“怀念”的。

去年在1917年革命90周年纪念中，引起争议的主要不是“十月革命”，而是推翻沙皇的二月民主革命。普京把索尔仁尼琴多年前写下的《二月革命反思录》作为 “学习材料”广为印发给他的官员阅读，普京的智库首领尼科诺夫则宣称：二月革命“毁掉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因此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与此相反，作为普京政府右翼反对派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亚夫林斯基则反驳说：“二月精神”是不朽的，尽管“二月民主”的成果不幸被布尔什维克以暴力毁掉了，但它在1990年代终于重现辉煌。看来在这场争论中索尔仁尼琴一方是主流，亚夫林斯基是非主流，而传统上对“二月”、“十月”都予以肯定的俄共声音却被这场争论淹没了。

显然，普京、尼科诺夫与索尔仁尼琴如今都不以“二月”为然，其理由恰恰在于：在他们看来正是“二月革命”打开了他们认为更为邪恶的“十月革命”这个潘多拉之盒。而这种看法其来久矣。早在1970年代，在当时同样反体制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中，就发生了主张走西方式自由民主道路的萨哈罗夫与主张“远离西方、回归东正教”的索尔仁尼琴的激烈争论。后来索氏穷晚年二十多年精力写作多卷巨著《红轮》，就是要系统阐述他这种把苏联看作“西方来的（启蒙与革命）邪恶 ”，而要俄罗斯人在东正教中寻找救赎的主张。普京如今极力推荐的《二月革命反思录》就是这部巨著的提要。可见，所谓“索尔仁尼琴忏悔”纯属无稽之谈。几十年来索氏的这种思想只有不断深化，从来没有放弃。

而普京的很多行为逻辑都可以从这种思想中得到解释。事实上，如今西方强烈批评普京时代俄罗斯“民主倒退”，而俄共却指责普京“比叶利钦走得更远”。这两种说法恐怕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矛盾：以今天西方人的立场看，近年来俄罗斯的民主的确“倒退”了，但是却并非向“左”倒退，而是向“右”倒退；不是倒退回苏联，而是向沙俄“传统”倒退；不是向列宁-斯大林主义，而是向东正教“倒退”。而这在叶利钦时代实际上就已开始，普京时代无疑更为明显。所以俄共说普京“ 比叶利钦走得更远”，也没错。当然，作为一个现实政治中的精明政客，普京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并不经常把“主义”挂在嘴边。但是如果他也有“主义”的话，类似于《红轮》的那种斯拉夫保守主义可能是其主要成分。

“向右倒退”的限度

1993年建立的俄罗斯议会沿用了沙俄的称呼即国家杜马。今天的杜马不仅有反对党，而且从未采用剥夺权利的手段来排斥反对派。尽管有缺陷，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基本有了宪政民主。

当然，“向左倒退”与“向右倒退”相对于完善的民主来说毕竟都是“倒退”。早在20世纪初，沙俄总理大臣、著名改革家维特伯爵就指出：尽管当时“红帮”（左翼暴力组织）与“黑帮”（右翼暴力组织）势不两立，其心理状态与行为规则却极相像。虽然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沙皇时代的“父爱专制”远不像斯大林鼓动“阶级斗争”的“专政”那么严酷，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俄罗斯，拥护民主的人们毕竟不会满意沙俄那种状态。

但是普京真想、如果想的话又真能“倒退”到那种状态吗？我以为可能性极小。

其实叶利钦时代“传统”色彩就已经明显可见。且不说“新俄罗斯”的标志性符号（国旗、国徽）来自沙俄，一些制度安排也有沙俄特点，而与沙俄时代的反对派包括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主张有异。本来在俄国历史上，沙皇的议会叫“杜马”（俄语原意为思考），共产党时期的议会叫苏维埃（俄语原意为协商），两者都出自古俄语。而从19世纪初的十二月党人直到1918年的民主派，当时俄国的进步人士，包括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要求建立的议会都是用源自西方的外来词“立宪会议”来称呼的。这种“用词”的不同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1917年“二月民主”时期临时政府颁示解散杜马，召开立宪会议。后来普选产生的全俄立宪会议被布尔什维克以武力驱散，高尔基当时曾悲愤地写下“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以哀悼宪政民主实验的失败。

剧变后，叶利钦主持于1993年建立的俄罗斯议会自然不叫苏维埃，但也不叫立宪会议，而沿用沙俄的称呼即国家杜马。沙皇时代的杜马共有四届，1993年的国家杜马便自称是第五届。显然，这时的宪政法统，一开始就不是来自二月革命后的共和民主临时政府，而是来自沙俄晚期的君主立宪。而且这一年通过的俄罗斯宪法（今天仍沿用）确立了“强总统弱议会”体制。该体制下的国家杜马的确不像西方议会那样拥有充分的民主权威。因此俄罗斯的民主一开始就与西方式的民主有距离，与当时多数中东欧转轨国家也有差距，而呈现某种沙俄色彩。

但是无论叶利钦他们怎么想，毕竟“新俄罗斯”的议会制度是当代世界性民主潮流的产物，因此它与沙俄的杜马以及苏联时期作为“橡皮图章”的最高苏维埃还是有质的区别。我国学者曾指出：沙俄晚期是沙皇政府控制着立法主动权，杜马只有被动的否决权（法律不经杜马通过不能生效）。而现在正相反：俄罗斯作为共和制民主联邦国家，立法主动权转到了国家杜马手里，总统虽强，这方面拥有的不过是被动的否决权。官吏任免权过去完全属于沙皇，如今杜马至少拥有了一部分官员的任免权和批准权。沙俄时期国家杜马竭力争取而未实现的责任内阁，当今俄罗斯已经实现。过去沙皇可以随意解散杜马，现在总统解散杜马的条件被严格限制，实际上沙俄时期的四届杜马有三届是被解散的，而1990年代以来尽管杜马中反对派强大，与总统经常对立，却从未被解散过。另一方面，现在的杜马不仅对政府有更大的制约权，还有权提出罢免乃至弹劾总统的指控，尽管条件苛刻程序繁琐，但这种权利在沙俄时代是绝对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沙俄杜马与苏联的苏维埃都是等级选举：沙俄时妇女没有选举权，土地所有者1票等于企业主3票，等于农民15票，等于工人45票，苏联时期则反过来，工人1票等于农民6票，“资产阶级”更被剥夺了选举权。只有今天的杜马是实行全民平等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沙俄杜马允许有反对派，但政府经常宣布剥夺某些反对派人士的被选举权，斯托雷平正是用这种剥夺权利的办法把第一、二届“立宪民主党杜马”变成了第三、四届“保皇杜马”，而苏联时期干脆就不允许反对派存在。今天的杜马不仅有反对党，而且从未采用剥夺权利的手段来排斥反对派（1991年八·一九政变的几位策划者曾被短期剥夺权利，但那时还没有杜马，在 1990年代这些人也都恢复了权利）。总之，尽管有缺陷，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基本有了宪政民主。

今日俄罗斯会出现“新沙皇”吗？

普京的声望比叶利钦高，但在制度上总统的权力也并未增加。套用一句老话讲：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自由民主不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

上述的情况是在叶利钦时代。到了普京时代，总统对国家杜马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主要是通过扶植“政权党”、依靠其多数席位来实现的，宪政的规则并未改变。普京的声望比叶利钦高，但在制度上总统的权力也并未增加。

在多党制、竞争性选举方面，早在1995年杜马大选时，叶利钦就曾极力促使俄国政局“中派化”，为此他授意切尔诺梅尔金与雷布金分别组建“中右”与“中左” 力量，企图排挤极左与极右，建立自由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二元制衡的议会政治。但是当时社会危机严重，社会情绪比较极端化，致使叶利钦的方案失败了。十年以后，在社会趋于稳定、人们情绪趋于平和的条件下，普京实现了叶利钦未能成功的“人造中右”、“人造中左”两党唱红白脸的游戏，通过提高议会门槛把得票不多的反对党拦在院外，在竞选时利用媒体资源方面也扩大了叶利钦时代已有的不平等。然而，“人造两党”之外，真正的反对党仍然拥有很大空间。其实，就是公开的“人造两党”，至少也比一党黑箱中的派系斗争要透明：在公众面前光明正大地斗争，总比宫廷中关起门来勾心斗角强得多。不平等的竞选毕竟也是竞选，并非领袖所能完全操控。

在新闻、传媒与言论自由方面，普京时代的管制比叶利钦时代更多了。但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已经开放报禁，而民营媒体再管制，也比官办媒体一统天下要强。普京执政期间多次发生暗杀记者和报人的事件，这固然是民主孱弱的体现，但从另一方面讲，这至少证明权势者无法通过垄断传媒、控制“饭碗”、撤换记者乃至干脆通过公开的清洗与专政等方式来封他们的嘴，以至于不得不偷偷摸摸出此下策。

就以刚刚结束的12月杜马选举而论，尽管“政权党”在行政资源、竞选经费和利用媒体方面拥有压倒的优势，反对党的宣传不多，但街头演讲、辩论、示威不断，竞争气氛仍然很浓，政权党也可以说是全力以赴，不敢掉以轻心。总之，套用一句老话讲：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自由民主不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

在经济上，普京的“重新国有化”还是有限的，个案性的。当然，应该说叶利钦时代的私有化也没有原来一些人讲的那么激进，尤其在对待外资方面，俄罗斯一向很保守。普京时代在进一步市场化方面有所进展，如通过了叶利钦时代长期搁置的《土地法》，进一步放开地权、推进福利制度改革等。尽管由于民主倒退使这些改革带有“斯托雷平式的”不公平色彩，但是在俄罗斯目前的“有限民主”下，改革中公开的利益博弈仍有相当空间，政府常常也不能不让步。因此，普京时代国家强化经济垄断的趋势的确存在，但总体上并未扭转走向市场经济的方向。

“漫天要价”，为的是“就地还钱”？

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成就，已经使一个哪怕像普京那样强势的统治者也不能一意孤行无所顾忌。即便普京真想当“新沙皇”，现在的“倒退”趋势能否持续，也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

更重要的是，普京的许多“倒退”仍是建立在个人魅力的基础上，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并不是一以贯之。普京第一任期内的总理卡西亚诺夫自由民主派的色彩浓厚，在尤科斯事件等问题上与普京闹翻而离去。现在他颇有声望，大有成为“非俄共反对派”的头号人物之势（这与叶利钦跟戈尔巴乔夫闹翻、鲁茨科伊跟叶利钦闹翻后作为反对派领袖崛起一样，都是无论沙俄还是苏联时期皆不可能发生的事，这本身就是政治自由有了相当发展的体现）。所谓倒退主要指他的第二任期。但是如今他即将卸任之际在“梅花三弄”之后，却又出人意料地起用梅德韦杰夫来接班。而后者在现今的普京团队中又是最具自由派色彩的人。早有人指出：普京在任期后半段做出的种种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国内的“倒退”和国际上的“反美”，很可能都有故意在下台前“漫天要价”，以便下任可以“就地还钱”的考虑，犹如我国一些王朝的精明君主晚年会故意示“猛”，而使继君能够以“宽”示德于天下。

这种揣测当然没有太多根据。但即便普京真想当“新沙皇”，现在的“倒退”趋势能否持续，也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

关键在于：俄罗斯民主化进程虽然还任重道远前途坎坷，但迄至今日的成就，已经使一个哪怕像普京那样强势的统治者也不能一意孤行无所顾忌。普京已经表示他遵守宪法任期而不会改宪加冕，但又要继续从政而不会归隐山林，甚至将来还可能考虑“曲线复辟”梅开二度。然而任何一条途径都充满变数。当议长、当党魁等选择，在权衡利弊后已经被放弃了，现在看来他似乎愿意当总理。可是他这个强势总统自己造成（或强化）的俄罗斯政治规则是“强总统弱总理”、“荣誉归总统，倒霉归政府”、“总统弄权，总理担责”，这在他自己当总理后不会变成“请君入瓮”吗？

他选了更为自由化的梅德韦杰夫作为接班人，如果本来就是为的让他“就地还钱”，那普京就根本无所谓“倒退”。如果只是让他做傀儡而为自己“梅开二度”铺路，那风险就相当大：新总统要是坚持自己的理念怎么办？他能像对卡西亚诺夫那样挥之即去吗？在已有的规则下他这个总理要干好了，不会是为梅德韦杰夫增加威望和人气吗？如果干得不好，不会把自己总统任内积累的人气赔掉吗？当然，普京也可以修宪改规则，变成“强总理弱总统”，但这样做要付出的代价难道会比修宪延长任期更小吗？如果梅德韦杰夫具有与普京不同而且更为自由化的理念，同时在“强总统”规则不变的情况下，他又能压抑自己的理念而自觉给总理当傀儡，甚至甘愿向普京让人气、为普京背黑锅，这不是太勉为其难了吗？即便他现在对普京有私下承诺，到时靠得住吗？

更直接的问题是：按剧变以来16年的惯例，俄罗斯总理主要是对国民经济负责。而普京恰恰从未表现出这方面的才能，作为总统他过去也不太需要这种才能。普京第一任期俄罗斯经济出现转折性繁荣是在卡西亚诺夫总理治下，此人如今已是普京的对手。普京第二任期经济继续繁荣则很大程度上是靠能源出口价格大涨，而俄罗斯经济两大根本问题即结构改革和福利改革尚无明显进展，已成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大制约。同时俄罗斯能源工业本身也后劲不足，将面临一个大规模资本更新周期。普京恰在此“经济敏感期”当总理，风险确实不小：以后国际油气价格即便维持涨势，如果俄罗斯能源生产不能持续增长，也只能望梅止渴。即便价格涨势与产量增势都按现有状态持续，普京也就是个维持会长而已。而这两个条件只要有一个中止或弱化（这种可能性并不小），俄罗斯经济目前的乐观形势与“普京总理”的声望就会面临变数。在这种情况下“普京总理”在经济上要有较大作为，只有推进结构改革与福利改革。普京过去那种“强国主义”和斯拉夫保守主义对这两项改革并无帮助。特别是后一项改革，不改不行，而在民主协商机制不充分的状态下硬改，普京如今的“父爱总统”形象恐怕就要终结了。到时不但反对派会乘机打民主牌，连“自由派”总统也不是不可能对他打这张牌的。

历史的启示

不只是普京，不光是俄国，历史上的许多过程显示：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没有一个是永垂不朽的

其实不只是普京，不光是俄罗斯，历史上的许多过程显示：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没有一个是永垂不朽的。越是强力控制，越难以形成替代组织资源，一旦解体就更难建立正常秩序。因此民主化经历阵痛固然毫不奇怪，民主化失败，持续的混乱使人厌倦，最终呼唤出一位铁腕人物建立新的强力控制也极有可能。但是尽管“帝国后遗症”中今不如昔的议论与事实均不少，真能回到昔日的可能却几乎没有。我国民初混乱时代今不如昔的怨声不绝，但几乎无人愿意回到帝制，袁世凯称帝与溥仪的复辟都被唾弃。1917年以后的俄国、1918年以后的德国等等也莫不如此。

在“不稳定民主”或“魏玛式危机”的混乱中产生新强权史上不乏其例，但这种强权通常都有两个特点：

一是比原先的旧专制更加严酷（如清末民初乱世之后的党国较之于前清、魏玛危机之后的纳粹德国较之于霍亨索伦王朝、1917年内战之后的布尔什维克较之于沙皇）。道理很简单：在“不健全的民主”与混乱并存的情况下，如果不选择以健全民主法治来结束混乱，而打算重新祭起铁腕的话，那么这一铁腕既要粉碎民主派，又要粉碎其他铁腕觊觎者的竞争，这比“常态专制”只需要维持已有秩序更难，因此通常会导致所谓“乱世重典”。靠比过去更软的“温和专制”来既避免民主前途，又克服混乱与权力竞争，很少可能。

二是新强权通常都与“不稳定民主”之前的传统强权方向相反，例如传统若是右翼专制，则新强权就是左翼专制，反之亦然。

法国革命初期混乱之后出现的拿破仑帝国是一个对内镇压波旁王党、对外“输出革命”而与欧洲几乎所有传统王朝敌对的“反传统”帝国；德国魏玛共和之后的纳粹极权是一种来自下层的右翼民粹暴力，与魏玛前的普鲁士容克贵族政体大异其趣；在俄国取代二月民主的布尔什维克专政与以前的沙皇专制、中国民初乱世后的“党国 ”专政与前清的专制之“反向”，更是众所周知。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混乱民主”之前与之后的专制也几乎都是寡头强权（考迪略主义）与民粹强权（庇隆主义）的更替，并非同一性质强权的重复。而历史上已经日暮途穷的旧强权即便能“复辟”，通常也只是走向民主过程中的一件外衣，而不太可能重新“强”起来。如英法两国当年的复辟王朝、今天东欧民主制下“重新上台”的左派政党（实际上根据今天的史学研究，中国当年假如袁世凯乃至张勋支持下的溥仪真能“复辟”帝制，其君主立宪的程度也会大大超过清末“新政”，而专权程度不太可能超过后来的“党国”）。

俄罗斯向何处去？

普京的“民主倒退”不太可能走得很远。往好里说，他的“斯拉夫保守主义”毕竟是在21世纪，不太可能昧于天下大势。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俄罗斯，叶利钦时代的“混乱民主”远远没有上述各国如此之甚，混乱中民众对铁腕人物的渴望也不算典型，今天普京的“民主倒退”之所以远远达不到上述各国的地步，应该说主要并非由于普京个人的开明，而是他没有这种社会条件。就上述第一个特点而论，“民主倒退”的普京远远谈不上比沙俄、更不用说比斯大林更严酷。而第二个特点则意味着由俄共来重建“专政”应该说几无可能，这已经为今天俄国的现实所证明。事实上，今天越来越多地对普京打“民主牌” 的俄共将来即便会上台，恐怕也如东欧各国的左派政党一样必须以社会民主党化为前提。至于由普京通过“民主向右倒退”来实现一种方向相反而程度更严酷的专制，那首先就意味着他会煽起一场反共歇斯底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相反：普京对俄共乃至对历史上的苏联如果说并不比叶利钦更友善，至少也更温和。作为“斯拉夫保守主义者”的普京近年来发表的许多所谓“亲苏联”言论，与其说意味着他正在变成“新斯大林”，毋宁说意味着他不太可能成为“新沙皇”。

因此普京的“民主倒退”不太可能走得很远。往好里说，他的“斯拉夫保守主义”毕竟是在21世纪，不太可能昧于天下大势。就如他今天捧得很高的索尔仁尼琴虽然一贯批判“西化”，也不可能是真正的专制主义者（相反，他为民主所作的贡献不会因他近年来的“奇谈怪论”而消失）。2004年，普京在第二任期开始前夕曾声称：“1990年代初过渡到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做法得到了俄罗斯公民最积极和最坚决的支持，他们作出了最后的——我还想再强调一下——也是不可改变的选择，决定实行民主。这是俄罗斯人民的伟大和实际的成就，我想这也是我国在20世纪的最大成就之一。”考虑到普京本人也曾是1990年代初民主派的宠儿，他的这一说法也许是由衷的。

如果这只是言不由衷，那么往坏里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普京顶多也只能在“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的两难中徘徊。尽管普京还不老，但除非俄罗斯出现战争或者大崩溃，这些情况在他政治生涯延续的年代里不太可能改变。而在太平年月，普京之后出现更厉害的“强人”而且为俄国人所接受的几率更低。当然，如果太平到了万事无忧的“黄金时代”，俄罗斯人也不会有多少进一步推进民主的动力。但是，俄罗斯未来出现“大崩溃”或者“黄金时代”这两种情况的概率都极低，最大的可能仍然是“发展而仍有积弊，危机但不致崩溃”。民主化进程也仍然曲折地持续。尽管如今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势力似乎处于剧变以来的低谷，但既然连久加诺夫也认为 “自由主义反对派”于俄罗斯有益，这种力量又会再低到哪里去呢？

因此，俄罗斯民主“翻船”与实质性逆转的最大风险期还是在叶利钦的“混乱时代”，这个坎过去了，今后尽管俄罗斯民主之路还会有坎坷与反复，但最大的可能（我从不相信什么“必然”或者“客观规律”）是像凯末尔之后的土耳其那样渐进地发展，像长期“多党制下一党独大”的日本或“母死子继”的印度那样“有特色”，当然，更可能的是有我们现在还不能清楚描绘的某种俄罗斯自身的特色——当然是在民主的普世基本特征的基础上。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大国，评价民主的进展须有一个宏观尺度。2007年是俄罗斯历史上上一次“剧变”——1917年俄罗斯帝国垮台 90周年。当年的“帝国后遗症”导致天下大乱和死亡一千万人的残酷内战，而帝国之后的“二月民主”只存活了10个月就被“来复枪驱散”了。相比之下，1991年苏维埃帝国的垮台是和平的，转轨的混乱虽比中东欧诸国严重，与1917年相比那简直就太“顺”了。而民主制度尽管不完善还有所“倒退”，毕竟已经存活了16年。当然这并不妨碍人们探讨最近这次转轨进程中的失误，正如普京所说，一个大国的解体是令人痛心的。前苏联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寻求代价更小（既避免帝国解体，也避免民主倒退）的民主化转型之路，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把当年那场残酷血腥的“剧变”说成伟大的“新纪元”，而和平的剧变反而是“亡国奇祸”，这种意识形态偏见就未免过甚了。与之相比，普京、索尔仁尼琴从“斯拉夫保守主义”出发对这两次解体都表示惋惜倒更容易理解。而这种惋惜与肯定民主转轨的进步意义并不矛盾。尤其是以当年短暂的“二月民主”与新俄罗斯水平不高但迄今仍持续的民主相比，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能看到历史毕竟在进步，历史也将继续进步。

秦晖：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农奴制，哈哈，凡是对历史有所观照的，都知道贵国是当前世界上少有的农奴制‘政教合一国家。

秦晖：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4673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３０００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锒铛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 “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专制。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统治，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 ”，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１９００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１２１%，棉花加工量增长６２%，出口总额增长１１２%，国民收入增长７８.８%。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派系林立，以往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１９１７年２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像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像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注：本文大多数文字出自北大一位网友与清华秦晖教授的讨论和感想。

转载自：天益网

1927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之研究（杨奎松）

1927年春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人，发起过一个大规模的“清党”运动。此一运动的展开，以“四·一二”事变为标志，前后两期，持续到9月，大部告一段落，历时不过半年左右时间。[1]南京政府取得较晚的其他省区，开始也晚，结束亦迟，是为余波或尾声。[2]

“清党”运动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血腥。它开创了中国现代史上，甚至多半也是两千年中国历史上新生政权结合群众检举的办法，用武力在全国范围残酷地清除异己的先例。

“清党”运动的最大成功，是它成就了一个南京政府。没有“清党”的举措，南京的国民党人就难以独树异帜，自诩正统，更难以名正言顺地夺取各地的党政权力。也正是因为他们有了这样一个政府，牢牢地掌握了所占地区的权力，他们才得以最终使久经分裂的国民党重归统一，并且从此主导了国民党乃至于中国政治以后的发展。

关于“清党”运动的历史，向来没有太多的研究。除了两岸相关史书对其经过情形有过观点截然相反的总体陈述[3]外，其后专门性的学术研究论文通常已不再注意其事实经过，而是转向讨论其暴力、专断的必然与得失，以及此一运动对国民党的利弊等方向去了。[4]

但是，对于“清党”运动本身的情形，我们的了解是否已经足够具体了呢？其实还不够。时至今日，有关“清党”决策的过程，人们更多相信的也还是南京国民党人自己补造的那些历史文献。而作为一场几乎遍及各省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其“群众性”的范围和规模也还是没有引起读者应有的重视，更遑论其复杂的进程和多数普通的国民党人卷入这场运动的背景与影响了。甚至，一般研究者连国民党之“清党”何谓一期，何谓二期，都不甚了了。而离开了对历史场景的全方位描述和体认，仅仅着眼于其观念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或仅仅注重其运动的失控和运动后党员构成的变动，就来评论这场运动的深层意义及其后果，难免不会有以偏盖全的危险。[5]

正是基于上述情况，本文力图对“清党”运动再做一全景式的描述，以便于读者能够了解整个运动的曲折复杂，并从中感悟和发现问题之所在。

“清党”发起之反复

“清党”运动，名为清除国民党内的G产分子，但其直接起因，却是由于蒋介石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及武汉方面国民党左派矛盾冲突的公开化。由于鲍罗廷及其武汉方面意图通过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办法根本取消蒋介石掌控党权和政权的种种资本，从而迫使蒋不得不考虑夺取上海和南京，以便利用江浙上海的资源，必要时另起炉灶，与武汉分庭抗礼。[6]

为此，就在武汉方面决定召开三中全会的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所在的南昌方面即相应召开了政治会议。蒋介石手下陈果夫、陈立夫、温建刚等少壮派，在蒋的默许下做出决定，一面全力夺取其军力所及之各地党政权力，一面加紧准备与武汉破裂的种种条件。其中关键一步，就是要从法理上取得北伐军所经过的各地的党权和政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南昌政治会议的召开，原本G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据优势的江西各地国民党部均先后被人捣毁。身为G产党员的江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亦于3月6日即被蒋介石指挥的军队所枪杀。这股夺权的风潮，由江西，而安徽，而福建，而浙江，随着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向北向东推进，迅速扩展开来。

但是，相对而言，蒋介石这时军事上的进展毕竟是第一位的，因此其有限的军队不可能长时间驻留在占领的地方，结果往往是其部队前脚开拔，G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后脚就推翻了亲蒋的国民党党部。再加上蒋的这种夺权由于还不具备合法性，做法相当迂回曲折，一些部队指挥官或政治部人员也并不十分赞同，因此，蒋介石此举并没有能够有效地达到其夺权的目的，不少地方党政权力的争夺只是愈演愈烈而已。

“清党”运动的发生，并不是蒋介石及其周围少数亲信设计和推动的结果。实际上，眼看朝思暮想的北伐战争顺利进展，从中央到地方，国民党人的内讧却愈演愈烈，许多原本就对国共关系现状极端不满的老资格的国民党员，都倍感焦虑，坐卧不安。对于他们来说，武汉国民党人的态度到在其次，G产党人篡党夺权的危险已是迫在眉睫。2月22日，为抢在蒋介石的军队占领上海之前取得政权，中*G方面不仅极力推动武装起义，而且意图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此举当即引起上海国民党人的反感。吴稚晖即在国共联席会议上公开声言：“有人蔑视国民政府者，吾反对之；二十年内有议G产者，吾反对之；有卖于俄罗斯者，我力除之也。”[7]

时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的邵元冲这时的日记，则清楚地记述了他们一辈国民党人，以及蒋介石手下的军官们，这时因焦虑、激愤以至于暗中串连，急于推动蒋介石对G产党人采取断然行动的情形：

2月18日，访蒋梦麟谈，对杭州收复事已全证实，惟对于此后浙局整理办法殊难有望，而内部之不一致尤为可虑，殊不知所届也。
2月26日，访梦麟一谈，对于干部及各地之纷纠多所讨论，颇以为虑。余以历史上之关系，讵宜坐视。不日拟赴浙及赣中相机规诫，以尽微责，至于能悟与否，则听之而已。
2月27日，午前访（吴）稚晖、（钮）惕生等谈。稚晖对于两党间之轇輵及（张）溥泉之态度，有所讨论。……明日拟赴杭一行，与敬之有所接洽。
3月4日，九时至杭州，寓西湖饭店。午后访何敬之，兼晤蒋伯诚、王达天、顾祝同、鲁咏庵、潘宜之等……对于党务问题，敬之等意须（蒋）介石能拿出主张，一切始有办法，且谓介屡次游移，且事后每由他人受过，故现在不敢十分自己表示主张云云。
3月5日，午前访敬之，再以各方情形与之切谈，并望其对介石有所建议。
3月6－10日，在省垣与军界当轴及党务同志磋商此后救济之办法，同人等皆切望有一具体之步骤计划，并望余有所主张，余遂为草订一进行计划大纲，预备于南京收复后，即由军界同志请介石来宁商决大计，以期根本整理党务，军界同志以半年来之努力奋斗，其结果不过为造成G产党扰乱地方之基础，故多激昂唏嘘，此问题不解决恐军心解体矣。
3月11日，白健生自嘉兴返省垣与敬之会商总攻击计划，予亦以各方情形及此后抵沪后之措施有所陈述，健生亦以为然。[8]

由上不难看出，从南昌陈果夫、温建刚，到上海邵元冲、蒋梦麟、吴稚晖、钮永建（惕生），到杭州何应钦（敬之）、蒋伯诚、王俊（达天）、顾祝同、潘宜之及白崇禧（健生），即从蒋之亲信，到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一直到蒋手下的高级将领，这时都把矛头指向G产党，摩拳擦掌，只等蒋一声令下了。

3月6日，即在邵元冲前往杭州串连何应钦、白崇禧等高级将领之际，受命组建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吴稚晖，与同被授为政治委员会委员的钮永建、杨铨和G产党领袖陈独秀、罗亦农约在钮永建办公室见面，试图商谈整理上海党务问题。结果，双方意见颇难一致，陈独秀并有不出20年中国即将实行列宁式G产主义的说法。吴转而找到同为监察委员的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气冲冲地转述了陈独秀的说法，结果“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蔡孑民也狠［很］愤愤不平。”[9]鉴于一届一中全会有“监察委员一人亦可行使监察职权”，“有二人以上到会即得开会”的规定，[10]12名正式监察委员中，已有7人可以断定立场，故吴等显然有意再开监察委员会会议来弹劾G产党了。[11]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的一切，就要看蒋介石的最后决心了。

蒋介石15日离开南昌，16日江西省党部捣毁了左派掌握的南昌市党部，并随即封闭和解散了G产党及左派领导下的各种报刊和民众团体。蒋16日到九江，次日九江市党部及总工会等即被捣毁。蒋20日到安徽安庆，23日安徽省市党部及其领导下的民众团体亦遭捣毁。不难看出，在武汉方面坚持在3月10－17日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限制蒋介石个人*权力的决议[12]之后，蒋是毫不犹豫地纵容其手下贯彻了2月21日南昌会议夺取各地党政权力的既定方针的。其方法，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仅有的少数骨干分子，利用地方帮会势力，通过“打”、“砸”、“冲”，或干脆挑起左右派的“械斗”，来区分“敌”“我”，进而组织自己的力量，夺取权力。[13]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一路暗中支持下属夺取地方党政权力，甚至自行任命地方党政高官，却从未有过与武汉翻脸的任何公开的言论。因此，其手下也始终要藉助于地方帮会势力来协助自己的夺权行动，不能合法地动用军警政等力量。且蒋在公开场合也还要表示中立，对所发生的一切佯装不知。不仅如此，自出发之日起，他一直在就武汉方面的各种批评和指责在做出回应和进行辩解，却也都是在尊奉武汉方面为“中央”的口气下出之。包括3月26日到上海之后，其在公开场合服从武汉中央及国府的态度亦未稍改变。很显然，正如何应钦等人所言，蒋介石对公开打出清除G产党的旗号，以至于与武汉公开分裂，另立中央，始终还在犹豫动摇之中。[14]

蒋介石的决心如何下定？据邵元冲日记记，3月21日他正准备离开杭州之际，恰好张静江从南昌来杭，当晚约邵与这时也到杭州的蔡元培等谈话。张因了解蒋认可南昌会议并纵容部下在各地夺权的情形，故声称：“介石对于与G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南京定后，即当来宁共商应付”。受此鼓舞，邵等于次日上午遂进一步与张静江商量“此后应付事宜”。当日得知上海已经克复，张静江、蔡元培、邵元冲、蒋梦麟、马叙伦等当即同车赶往上海。

25日上午，张静江一行抵沪后，即约集吴稚晖、李石曾同至前敌总指挥部晤白崇禧、潘宜之等驻沪高级将领，“共商应付党务事宜”。吴稚晖明确认为“非分裂不可”，李石曾态度“亦激昂”。因得知蒋26日晚到上海，27日众人便一并迁入蒋介石总部行营内，与蒋“开会讨论与G产党分裂之办法”。讨论中，吴稚晖力主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提出弹劾G产党员及跨党分子谋危本党、动摇后方及卖国之行为案，“然后再由监察委员会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之非附逆者开会商量以后办法，而开除及监视一切附逆及跨党之首要等，听候代表大会裁判云云。”[15]

公开打出清除G产党的旗号来否定武汉中央的权威，因为涉及到与苏联，特别是与这时在军事行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关系问题，故蒋介石一时还有所犹豫。由邵元冲日记可知，27日的会商并未决定出任何具体办法，故28日不得不“继续讨论”。到28日，又因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江右军总指挥程潜等均未到，且还必须要等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政治部主任黄绍竑和总参谋长李济深到后，才能决定实施分裂的可能程度，会议仍未形成最后意见，“拟待彼等到后，再行决定”。[16]

29日，何应钦、程潜和古应芬等到会，但程潜的态度显然十分摇摆，会议还是没有得出结论。次日因李宗仁等仍未到而休会。4月1日李济深等到会，对分裂主张表示赞同。“惟同时得朱益之（培德）致介石函，劝介石一切慎重以退为进等语，介石又为踌躇。”邵元冲记曰：“连日工人纠察队等以武力猛扑租界等消息日剧，而当局者总迟日无所表示，疑事无成”，倍感焦急。[17]可知连日讨论中，蒋始终不置可否，没有明确地表示过意见。

如此反反复复，延至4月2日，又意外得知汪精卫经由苏联远东已回到上海。因国民党内无论武汉派及非武汉派，一向公开都表示拥护汪精卫在党内的魁首地位，故汪回对两方面影响均甚为重大。考虑到汪的态度可能影响双方党众，蒋介石自然倾向于做争取汪的工作。结果，邵元冲当日记称：“此间日内正拟以断然手段处置者，乃不得不暂行延搁。”[18]

众人4月2日花了将近一天时间与汪精卫座谈，纷纷告以武汉近来之作为，特别以G产党控制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随时可能学武汉以武力收回英租界，引起列强干涉为虑。但十分明显，由于并未形成确定的意见，故无论是蒋，还是吴稚晖等，当日都未将正在讨论中的“清党”意向告知汪精卫。汪对众人所言也不以为意，他只是主张约请武汉诸人来宁，以会议方式解决问题。

如能将武汉国民党人约来南京，事情自然也就有了转机。3日当天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李济深和蔡元培等商谈结果，就连态度激烈的吴稚晖也转趋赞同汪精卫的意见，希望汪出面能请动武汉方面的国民党领导人前来南京共商妥协之策。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即有记述称：今天“稚老甚愤激，谈言甚多，然其结果，乃欲与共党暂时妥协，惟请在武汉中央委员回南京来耳。”[19]可以想见，蒋内心虽并不十分看好这一设想，但总算是一种解决办法。故蒋亦匆匆发表通电，声明：“自汪主席归来以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率各军，一致服从。”[20]

然而，4日一早，不知何处得来消息，说武汉方面已免了蒋介石总司令职。[21]包括蒋介石在内，众人一早便又来到汪精卫住处。这回大家均相当愤怒，痛斥鲍罗廷及G产党。在众人的推举下，吴稚晖“始言此次监察委员会提出对G产党之弹劾案”。且说明，依此方案，对G产党人“必将采断然之处置”。至于对武汉方面，因此一行动必须严格保密，“故只系通知而非商榷”。

没想到，汪精卫原本就认为上海众人的种种怀疑太过离奇，听到吴等不仅准备全面破裂，而且打算动用军队和警察拘禁G产党人，当即“怫然”。对此，黄绍竑、李宗仁等急忙在一旁转圜，并提出：“如精卫有良策，不妨共商。”汪精卫明白提出三点：“（一）若此时同人认为G产党破坏国民党之情形急迫，且亟谋破毁租界，则彼可负责告独秀使其制止；（二）武汉此时如有负于摇动军政之命令，可以不受；（三）各地G产党及工人队如有反动情形，可以随时以非常手段处置之”。上海众人这时用以指责武汉方面及G产党人，且倍感焦虑和担心者，实不过此三方面问题而已。汪精卫的办法在不公开破裂与武汉及G产党关系的同时，给予了蒋等极大的临机处置之权，众人一时自无话可说，最后“众乃决定暂照此条件进行”。[22]不过，从蒋介石当天对上海驻军黄埔生训话的情形可以了解，其心态当天已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蒋介石一反以往讲演中极力强调武汉方面的指责纯属诬陷的方法，第一次开始公开扬言：“一切自有监察委员审察处理”，只要监察委员认定武汉中央的决定违反主义党纲，就可以宣告其无效。[23]

在蒋介石等人于午后一时离开后，汪精卫马上就找到陈独秀，向其说明了蒋介石等人的严重担心。中*G这时因早有G产国际的指示，因此陈自然表示绝无其事。[24]结果，汪、陈联名起草了一个联合声明，陈独秀代表G产党宣布：赞同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的政策，亦赞同以阶级合作政策组建上海市政府；汪精卫则代表国民党宣告：所谓国民党将驱逐G产党，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云云，均系谣言。[25]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当天送报，次日一早即刊出。蒋介石、吴稚晖、李济深、李宗仁等见报后大哗，又一并对汪提出指责。吴稚晖尤为激烈，他斥责汪在宣言中使用“联共政策”和“两党合作”字眼儿，声言：“‘联共’二字，本不见条文，我们国民党之条文上，止有容纳G产党员入国民党而已”。依照总理遗训，“止有老实不客气说，治理中国止有国民党，没有联了G产党来共治的可能。”如果G产党坚持共治，甚或想要独治，威胁到国民党的目标，国民党自不得不予以“相当之制止”。[26]

据蒋介石日记和汪精卫自己回忆，此次会面中，吴稚晖激愤之中，时有辱骂之辞，令汪相当气闷。[27]十分明显，汪在上海本来就倍感压迫，又受到此番刺激，也难怪会于次日不告而别，就转去了武汉。

鉴于汪精卫行前有信给张静江，仍强调惟有开第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实无出路，故他决心赴汉争取武汉多数同志之同意云云，[28]邵元冲等均以为此前的计划已经搁浅。因为相信蒋介石“关于党务事犹有所犹豫”，故汪离沪次日，邵元冲即亦心灰意懒地“与孑民、湘芹、稚晖、石曾、梦麟、夷初等共同迁出外间”，离开了蒋介石在丰林桥的总部行营所在。[29]他们不了解的是，汪精卫跑去武汉，蒋介石其实倍受刺激。因蒋声明拥汪，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汪精卫必须留在宁沪，在众人的包围之下。以他的经验，汪只要去了武汉，一定会站到武汉方面的立场上去。蒋也曾明确地向汪精卫表示过自己的这种担心。不料，汪最后还是一走了之。故蒋会有“连日欢谈始知其为伪”的强烈感慨。[30]而随着汪精卫悄然离开，蒋介石深恐汪以其政治的号召力影响国民党各级党部和党员，故不能不先发制人，破釜沉舟，公开将汪提出的三条改为四条，公诸于报端。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发表与汪兆铭重要谈话之点，使彼不得藉以造谣。”[31]

8日，在上海《民国日报》等报纸上，出现了一则《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的报道。宣称：“连日国民党要人在上海莫利爱路孙总理遗宅及总司令，因党事纠纷开重要谈话会。与会者汪精卫、蒋介石、李济琛、李宗仁、黄绍雄、甘乃光、柏文蔚、白崇禧、宋子文、蔡孑民、古应芬、李石曾、吴稚晖等十余人，讨论近日国民党被人把持情形。所有汉口之命令，上海及各地之行动，均极颠倒离奇，各有建议。最后乃共依汪精卫氏之主张，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其主张办法，即于四月十五日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于南京，以求解决。在未开会以前，汪精卫氏赞成暂时应急之法数条如下：（一）汪精卫负责通知中国G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X治下之各地G产党员，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因被操纵所发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不接受此项命令。（三）现在各军队及各省之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在军队应由各军最高长官饬属暂时取缔；在各党部各团体各机关，亦由主要负责人暂时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32]

有了这一名义，蒋介石也就自然可以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了。蒋下一步行动想如何做？四条中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这就是：第一，G产党员停止一切活动；第二，不受迁鄂后的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的各项命令；第三，各党政军负责人有权取缔和制裁捣乱分子；第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除归总司令部指挥者外，一律取缔。

国民党之所谓“清党”，即由此而逐渐展开。

从非法到合法的经过

相对于1927年5月上旬国民党清党委员会成立后进一步发起的“清党”运动，此一期“清党”当为第一期。蒋介石此时的“清党”行动较前在各地夺权之最大不同，就是开始公开动用军队和警察的力量，以取缔G产党及其影响下的机关团体，逮捕杀害G产党员、著名的左派国民党人和异己的工会领袖等。如4月8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首先就查封了听命于武汉方面的总政治部。不仅蒋介石毫无顾忌地公开发布布告和通电，声明因政治主任邓演达“唆令党羽，引起暴乱，丧失本军之信用，阻碍北伐之大计”，故不得不“下令封禁”，而且下令部属逮捕政治部首从。[33]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孙炳文13日从香港与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褚民谊一同登船，褚即已得知蒋令。故16日下船时，褚即引导巡捕将孙逮捕，随即被害。[34]而一些远离舆论中心的地区，如福州、厦门、杭州、宁波等地，此时驻军亦时有直接或间接参与取缔和镇*压亲武汉的党部与民众团体的情形。

但是，蒋介石以总司令的身份，动用军队取缔军事单位的总政治部尚可，查封或取缔党部与民众团体则名不正、言不顺，仍有非法之嫌。故考虑到政治影响，蒋介石自身的言行还不能不比较谨慎。结果，4月9日夺取江苏省及南京市党部权力的行动，因为蒋人在南京，手下仍只能暗中支持帮会势力组建劳工会，组织劳工会分子实施打砸和抓捕。可是，因为帮会分子的权威不足，虽有命令指名要抓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张曙时、侯绍裘等，而张却依旧能够依仗其老资格几进几出，并直接闯到总司令部问罪，温建刚乃至蒋介石则因密令不能公开，亦不敢当面捕张。就连侯绍裘也是次日转去上海，在上海才被秘密逮捕和杀害的。[35]同样的情况，蒋介石4月12日取缔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也不得不由白崇禧派人出面去找上海的青红帮，请帮会提供帮助，包括伪装工人去冲击工人纠察队，然后驻军再乘机以制止工人械斗为藉口，实施包围和收缴武器，查封纠察队各个办公地点。[36]

然而假藉名义，并不能减少非议和纠纷。取缔上海工人纠察队的行动，就引来上海市党部、上海临时市政府以及上海市民代表大会等纷纷发表函电抗议或质疑。总工会不仅公开号召大罢工，而且工人纠察员更自动启封被封的纠察队总部，入内办公。12，13两日，市党部、总工会、学联会等更接连举行群众大会，发起请愿运动。13日的请愿群众游行至刚刚由孙传芳五省联军浙军改编而成的第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时，竟至于发生了军队射杀示威群众的严重流血事件。开枪十几分钟之后，士兵还闯入附近里弄居户，“捕得青布短衣之工人，即在路上枪毙。”仅据驻军单方面的统计，当场死伤者也已在百人以上。[37]蒋介石身为总司令，号称以打倒军阀为职任，部属却发生如此恶行，自不免更是受到广泛谴责。身居事发地点附近，亲眼目睹事件经过的文化青年郑振铎等、冯次行、胡愈之等，愤而联名致信上海临时政治分会委员蔡元培等，对他们翘首以迎的“人民之军队”，“今乃演此绝灭人道之暴行”，表示异常震惊。[38]甚至就连“清党”运动的最早发起者西山会议派，亦电斥其非。其电称：“日前以军警收缴武装纠察队枪械，目为工友冲突，掩耳盗铃而曰天下皆愚而我独智，宁有是理！”[39]

值得注意的是，西山会议派之电报，拍发日期为4月14日，内中披露吴稚晖13日已受命联络邹鲁，商议两派联合共同“清党”的情形。而西山会议派对吴所提建议，断然拒绝，原因竟是因为吴所提办法，即所谓“清党已有决心与办法，但表面仍称联俄容共，打倒西山会议派”。[40]西山会议派所以明知蒋已实施反共，仍旧恶言相向，其原因当或在此。

说在发动了夺取上海工人纠察队武器的“四·一二”事变之后，蒋介石等计划“表面仍称联俄容共”，颇有些令人疑惑。但蒋介石等想要利用西山会议派在各地的组织，却暂时不敢马上承认西山会议派为同道，甚至还没有正式决定废止联俄容共口号，却显而易见。[41]这也就难怪，包括蒋介石委以重任，负责上海行动的杨虎、陈群二人，在具体实施了蒋的一系列行动计划之后，也弄不清楚蒋的新方针究竟是什么。其14日当天还在电询蒋介石：“现在是否仍容纳G产党，对捣乱分子如何处置？”[42]

眼看与汪精卫约定的时间已到，武汉方面诸人已注定不可能来南京开会。汪精卫与武汉方面国民党人不到南京来，蒋介石等人就没有办法施加自己的影响，反而还不得不继续受制于武汉中央。故蒋介石非破釜沉舟，独树异帜不可了。为了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将前此讨论过的监察委员会的弹劾案程序化的问题即被提上了日程。

监察委员们显然是几易其稿，多次讨论，最终补齐了程序上必须的会议录和相关文件。[43]为了使整个过程看起来合理，他们以3月28日为第一讨论的时间，而以4月2日作为正式决议的时间。考虑到4月2日决议后延至10天以上迟不发布，颇不合逻辑，他们还有意在“会议录”里写上了一段暂不发送的讨论。其文为：“黄委员绍竑：咨送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案，何时发出？吴委员敬恒：待决裂后发出。李委员宗仁：吴委员言甚是。武汉方面种种行为，意在挑衅，故宜少加容忍，待其爆发，然后对付，庶效力更大。主席：现在可暂保存，至必要时发出。”[44]但多半是考虑到如此太不正式，且刚刚开会形成决议，尚未成文，就当堂决定推延发出，太不合乎逻辑，于是再易其稿，将原拟之议推迟3天，至4月5日再拟一“会议录”，专门就此做一决议。同时将原本准备突出其临时及紧迫性质的无序号之“会议录”，分别标注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字样，以示正规。其拟就的第三号会议录内写道：“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将本会本月二日议决之请办覆党卖国之G产党案暂行保留案。议决：俟适当时再集会议决定发送”。[45]

监察委员会弹劾程序的各项文件应当是在14日左右补充齐整的，因蒋介石当天已将监察委员会举发咨文及吴稚晖举发呈文转发李济深，并询问李是否可以与他联署复电以示拥护。蒋当天亦下令将咨文和呈文分发给各报馆，准备刊出，其本人也在起草告全党同志书等。[46]与此同时，蒋介石一面开始积极准备另立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行动，一面已陆续开始采取行动正式实施“清党”了。

4月14日下午一时，白崇禧受命率部封闭了听命于武汉中央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秘书主任潘宜之等则武装接收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当天被捕者据称有千余人，一律押至龙华总指挥部讯办。[47]陈群公开宣告称：“因从前市党部被G产党及跨党分子把持，吾人今作清党运动，对于G产分子当然势不两立！”[48]与上海几乎同时，李济深也在广州采取了行动。因为广州G产党机关及其受影响的团体甚多，李济深等得蒋电当天下午就做了周密部署，于当晚全面实行了突然袭击。从当夜12时起，广州工人代表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济难会、妇女解放协会、铜铁工会、海员工会、河南驳载工会、酒楼茶室工会，以及黄沙粤汉路、广三路、石围塘、广九路、大三路等几方面的工人纠察队，均被军队和机器工会有组织的武装工人所包围和攻击。纠察队方面虽有些微抵抗，但均被攻破，死伤工人上百名，被捕者不下千人。[49]15日，广州市公安局发布告称：此次行动，乃奉总司令训令，准中央监察委员会咨，对各地G产党首要分子实行非常紧急处置。广州政治分会同日决议：在全省肃清G产党，通告限期10天，G产分子自首免罪，并要求各机关密报G产分子。[50]但对G产党影响甚大之黄埔军校，因蒋这时尚无明令，故此时广州方面除当晚派舰监视和全体缴械外，并未立即采取捕人行动。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亦明电蒋介石：虽由李济深处“得悉前方情况，惟处置方法未明了”。蒋16日才正式批复：“彻底清党，不可再允G产分子在校，以维党国。”[51]

显然，到这个时候，无论如何都必须要公开宣示“清党”的方针了。17日，蒋介石分别发布了“清党”布告和通电。其通电自然言之凿凿：“顷奉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咨内开：经四月二日全体紧急会议议决：举发G产党谋叛证据，并知照以非常紧急处置，姑将首要诸人照附来名单，及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机关，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等因，准此。事关叛乱党国，自应严为防范。除呈覆遵照外，合令各军一体知照，饬属严为侦察。如有上项情事，应即依案执行，以维治安而遏乱萌。”[52]

4月18日，经过一系列的准备之后，蒋介石等人通过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的办法，勉强解决了定都南京和成立政府等各项法理上的难题，南京政府亦宣告组成。进而监察委员会举发G产党谋叛咨文得以正式发表，蒋介石等则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政治会议等名义发表通电和宣言，历数中*G罪行，要求文武将士、革*命同志及全国国民，一并驱除G产党分子。[53]南京政府也以接受政治会议议决案通电的形式，表示拥护，同时发布了秘字第一号令，宣布通缉G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7名。命令称：“此次逆谋，实以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等为罪魁，以及各地G产党首要、次要危险分子，均应从严拿办。”[54]

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的建立及其各项声明、宣言和通缉令的发出，使“清党”行动从此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其所控各地国民党人及其军政当局再也不必拐弯抹角地利用帮会势力靠“打”、“砸”、“冲”的办法，来逮捕跨党分子，和取缔G产党组织及其亲武汉的党政机关与民众团体了。而南京国民党人与武汉方面公开分裂的结果，使得以武汉中央为正统的江浙皖闽粤桂几省的左派国民党人和G产党员，瞬间失去了合法抗争的基础，只能四散离去，或转入地下。其党政及民众组织相应亦大部瓦解，甚或销声匿迹。这些情况的出现，自然也就使得前此一度频繁出现于城市街头的大规模斗殴流血事件迅速消失，以发型衣着乱捕路人的恐怖情形也相应减少。

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虽然可以为“清党”提供合法的形式和条件，避免前一阶段打乱仗所造成的极端血腥的局面，却仍旧不可能避免滥捕，特别是滥杀的情况。

按照这时发布的监察委员会咨文，可知凡因涉嫌被通缉或经党部举发而被捕者，不仅各执行“清党”的党政军部门“仍须和平待遇”，而且其命运也要“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共议处分”才能决定。[55]事实上，各地开始实施夺权行动的过程中，就已经普遍发生滥捕滥杀的现象了。较典型者如福州“四·三”事件。报载，当日右派举行示威大会时，“突有左派分子、新编军第二师某部代表方毅威等三人登台，力斥其非”，结果，“即有右派分子胡豚（加三点水旁）等登台，厉色声言方某等扰乱会场秩序，喝令绑下台，以待闭会后惩诫。当被逸去二人，仅剩方毅威一人，乃将其军装剥下，穿一单服，背插纸旗，上书“G产党”三字，于会散后随同游街示众。至万寿桥时，由胡豚（加三点水旁）用手枪将方毅威击毙，掷尸闽江，逐流而去。”[56]监察委员会咨文公布后，当街杀人的情况虽有改善，但各地不经审讯随意杀人的现象依旧十分普遍。这显然也与蒋介石等人的纵容和鼓励不无关联。

监察委员会的咨文原本就是蒋介石等人用来掩人耳目者，他们自然不会把咨文中“和平待遇”之类的要求当一回事。尤其是蒋介石此时军务、政务忙不胜忙，也无暇多顾。凡下属报来之案件，他向来问也不问，即信以为真。如陈继承奉命撤换第二十二师内跨党分子，其因对六十五团团长印象较好，故特别关照，后电蒋称：“六十五团长傅维钰本G产分子，经职问其态度，云绝对拥护校长，并可登声明，要否更换乞示。”蒋当即批复：“傅维钰另调工作，各营连G产分子应一律撤换可也。”新编第一师师长张与仁报称：赣州工人要求将谋杀工人领袖陈赞贤的军官曹厚清立予枪决，虽经劝止，但该工人等还是勾结市厅人员于当晚将已经被押之曹厚清拉出杀毙。蒋亦电示：“工人擅自捕杀军官曹厚清。如此横暴何堪设想！仰该师长即将该工会改组，其职员全部缉拿照律严惩，切勿延误。”[57]陈群因连日来捕得包括孙炳文等在内的一批国民党左派分子，深为厌恶，也电蒋希望枪毙。电称：“所拘叛徒此间同志多主严办，如何处置乞钧示遵行。”蒋亦毫不含糊地批复：“叛徒严惩”。[58]显而易见，蒋对杀戮习已为常，只是其处置此类事件之态度，很大程度上会受部属的态度及其报告的倾向性的影响。

因为有蒋介石的这种态度，可想而知各地主持“清党”行动的军政要员捕杀异己通常都相当放手。只要上报，均无不批。据报，福建被捕之省党部筹备处人员黄素云、林梧凤、朱铭庄、郑尚衡、郑长宣、方尔敏、陈景中、徐琛、罗扬才、林峥、金哲贞等，几审过后，连是否跨党分子都未完全弄清，就已笼而统之报为首要，结果就马上被要求名正典刑，以示儆惩。然而因该人等许多事实尚未清楚，家属及亲朋还在多方活动力保，于是福建当局不得不乘夜将人用马车拉到郊外，每人轰了一二十枪了事，事后既“无宣告罪状的文告”，亦“未知系奉何人命令执行”。[59]

而多半是因为有蒋介石凡G产党一经讯实立予正法，不必久押的指示，[60]受命在上海指挥“清党”的陈群、杨虎，则更是常常独断独行，连党部都不经过，更谈不上必要的手续和审批。以至于全面“清党”开始后，除了枪毙G产党要犯还公布消息外，枪毙一般G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其他人等，经常连消息也不发布。当时即有报道称：上海“连日深夜在特务处处决G产党人不少。预置空棺枪决后即抬埋，姓名罪状概未宣布。”这也难怪舆论界这时对上海“清党”议论纷纷，并惊呼“恐怖”了。[61]

但严格说来，在国民党各地直接参预“清党”行动的人员当中，也并非都是杀戮政策的主张者。任职于陈群手下，身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情报股长的李公朴即公开向报界透露说，就杀伐问题他曾专门向陈群谈到过自己的意见。按照他的观点：“吾人对于G产党之态度，［当］非若武汉方面鱼肉国民党员，动辄加以杀戮。吾人殊不愿出此残忍举动。盖吾人之所以疾首痛心者，为破坏革*命工作，扰乱后方治安。故对其主要人物，先加警告，限期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否则逮捕之后，吾人并不认为某党某派但以破坏革*命工作论罪。而对走狗式之附和人员，亦加警告，使与反动派脱离关系，否则令其离开上海。两俱不听，当亦不再客气矣。惟即逮捕之后，亦必侦查确凿，方加处置。”[62]

上海第三区第二十区分部执行委员李次山、谭毅公、黄焕升及全体党员，眼见“清党”过于血腥，也集体上书上海临时政治分会、特别党市党部、南京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国民政府、蒋总司令等等，提出《清党建议案》，明确认为：“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我们当革*命党的人，早把死生置之度外，G产党当初是我们革*命的同志，他那不怕死的精神是和我们一样，或许更进一步。我们在清党运动中，和清党成功后，决不可用过分的高压手段对付他们。叫我［他］们掉转枪头，对我们革*命。”我们国民党要反对他们，只能在消灭阶级斗争上做工夫，在消灭无产阶级上做工夫。我们要叫无产阶级的人都有饭吃、有书读，都好过日子，慢慢地实现“劳工资本化”、“贫农地主化”，使他们都变成小资产阶级。只有到那个时候，阶级才能消灭。也只有消灭了阶级，他们一阶级的G产党也才能失其根据，也就不愁他们不罢手了。“这是我们反对G产党唯一的方法。”[63]

逃离广州来到武汉的G产党人韩麟符，和此时的《大公报》记者等，也都介绍过广东国民党要人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根据所介绍的情况，可以了解到，在广州“四·一五”事变当中许多被枪杀的工人，或是在抵抗中被打死，或是因为武装抵抗导致军队伤亡，被捕后被杀红了眼的军队擅自拉去白云山等隐蔽处秘密枪毙。但对捕到之人，李济深主张，此次搜捕G产党未尝非一痛心之事，故除首要者外，其他能具悔过书者，自不应过甚处置。古应芬、钱大钧、李福林、邓彦华等则主张将共党分子彻底肃清，抓来的一般均应枪毙，工农组织当一律解散。而曾养甫，特别是陈孚木等，对杀人问题则主慎重，对工农团体更是强调保护。陈孚木并且马上出面保释了十余人。[64]结果，广州“四·一五”捕人虽多，开始甄别也早。仅两三天之后，广东当局就以军政督察委员会的名义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凡有相关部门或人士可以作证者，均通知到场陪审和作证。如该委员会19日即有公函给广州中山大学通知次日开审该校被捕学生，要求中大派员陪审。该校亦随即选派教授前往，并请知情的学生出席作证。[65]

然而，杀机既开，又如何会因为少数人之呼吁或一两地之稍有收敛而根本改变？南京国民党人此时为动员“清党”，三天一小会，五天一大会，各级军政官员四处讲演鼓吹，党内但能舞文弄墨者亦随之撰文宣传，以至于弄得普通国民党员群情激愤，就连国民党各团体在上海举行五四运动纪念大会，也变成了声讨异己分子的场所，甚至群起“议决通缉著名学阀章炳麟、黄炎培、沈恩孚、张君励、蒋维乔、郭任远、朱炎、胡敦复、殷芝龄、袁希涛、张东荪、阮尚介、刘海粟、沈嗣、凌鸿勋等，俾警反动而申党纪案”。就连南京中央联席会议也感觉过分，不得不申斥曰：“所称反动，并未举出何等实据，不得仅因群众一时激昂，辄予通缉”。[66]

幸而这时国民党尚未一统天下，故还有天津的《大公报》敢于发出抗议之声。其社评称：“今宁汉分裂，且已动杀，此后因军事之变迁，地方势力每一变更，即须流血寻仇报复，必无已时。……呜呼！吾人诚厌闻所谓左右国共之争，而实不能不代吾全国青年请求保障。夫不论左右国共，除其中少数奸猾野心之徒外，彼一般青年之从事其间者，宁非为救国救民来乎？纵心思幼稚，局量偏浅，手段凌杂，而指导者之过也。至不在党之学生，亦甚多矣。夫新中国之建设，终须赖全国有志青年奋斗，而非自私自利之寄生阶级所能办。则对于各方杀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67]

第二期“清党”及其争论

第一期“清党”，实为自3月以来各地靠打乱仗夺权之延续。南京政府成立，短期内无法整合各地各具系统的党、政、军、警各部门，对“清党”的范围、方法、要求也没有具有可操作性的文件规定，其乱象叠出，可想而知。

一方面，依靠突然袭击的办法，以夺取各地党政权力和打压G产党与左派国民党势力为主要目的“清党”行动，很快就达到了预期的目标，继续延续此种作法已不大可能；另一方面，跨党分子及其左派国民党人，并非都是活跃人物。大家都在国民党内，并且过去许多言论观点又大体相近，“如何找出谁是G产党”[68]并将其清除出去，就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由大规模武力“清党”，转向群众性的，以揭发、检举兼及政治审查为主要内容的“清党”运动，就成了一个必不可免的结果。

但是，前一期的混乱和滥捕滥杀，已经造成了极大的思想冲击。很少有人不理解蒋介石及其南京国民党领导人“清党”的核心目的，是出于维护其权力地位，从而保持其对国民党的绝对掌控的一种政治需要。问题是，前一期的“清党”已经明显地暴露出一种极其危险的情况，即由于G产党人过去在基层的工作相当深入和广泛，又都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因此在许多地方，不仅工、农、学、妇等群众组织中的活动分子大都与G产党人走得很近。就是国民党组织中人，往往也受到G产党人的影响。“清党”行动不可避免地要殃及到这些人。而事实上，这些人中相当多数只是一些热血青年罢了，他们不仅不是G产党员，而且思想上也认同国民党的主张。过去，由于他们的存在，地方上土豪劣绅，甚至帮会势力都受到了压制。如今，“清党”清到他们头上，一些地方的豪强势力遂乘机东山再起，甚至摇身变成国民党员；那些地方帮会势力，更是因为帮助蒋介石手下夺权有功，重又开始在地方上为所欲为。

对此，广东的陈孚木就公开批评说：今天“清党”，许多人兴高采烈地同室操戈，排斥异己，不仅动辄要打杀以前与G产党接近的人，甚至“以G产党所说与我们相类似而变易了我们的政策”。要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同志接近G产党？就是因为国民党内有人打着反共的旗号，“所做的工作，一向无非是拼命替G产党‘赶水捉鱼’”。因为，“在他们蓝色眼镜下，一切与群众接近的人物，一切理论清楚，做农工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人物都是G产党，不然也至少是G产党的走狗。由于这种错觉，他们简直不把这些同志认为同志，讥笑怒骂，排挤倒轧，无所不用其极。于是这些同志有为的被压迫得旁皇无主，而G产党却又乘机威逼利诱，只好将错就错，入了G产党的牢笼。”这已经是这几年最让人痛心的事情了，而他们如今还想把那些与G产党接近的人统统杀掉，把工农团体统统解散，把革*命政策统统改变，试问：“如果说这些同志以前是和G产党接近的，便就可杀，那么推算上去，还怕要把孙总理拿出来鞭尸三百。这不是反动极了吗？”他们的这种做法，“试问如何不令工农运动朝气正盛的同志，绝望愤激，拂袖而走，与G产党为伍？”[69]

陈孚木的激烈批评，与广东的情况密切相关，很大程度上是指向古应芬等人的。但他所提出的问题，显然在其他地方也普遍存在，故亦为其他许多国民党人所担心。只是，一般党员看得不如其深遽，表达方式不能如其直率而已。但至少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已经在发出类似的呼号了。他们强烈地要求：“凡执行清党的人员，应当认清自己的同志，不要听土豪劣绅乱指，说是某某是跨党，某某是G产党员。总之贤愚不等。在清党的时候，应当认清了才是，不可冤枉忠实同志，免得继续努力者寒心”。[70]“我们这次清党，虽然把亡党卖国G产党‘清’了出去，可是引了一般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洋行买办……‘清’了进来，这岂是我们‘清’党的本意吗？不是！不是！绝对的不是！”[71]

包括一些地方军政要员，虽然没有公开批评“清党”弊病，但也不能听任自己管区内政出多头，特务政工恣意横行，滥捕滥杀，无法无天，造成社会持续不安。[72]如制造了“四·一二”事变的白崇禧、周凤岐即联名向蒋表示了对上海“清党”现状的强烈不满，要求加以规范。其电称：“近月以来，因清党运动，往往有任意拘押人犯，迳行审判……情事。值此时期，事权混乱，物议沸腾，将何以彰德意？职等为统一事权，慎重人命计，特照戒严法组织临时军法处，请派专员秉公办理并通令淞沪军警及各团体，此后不得任意拘人。即应捕获之罪犯，其与军事有关者，亦应于廿四时以内送该军法处办理，以一事权而免物议，是否有当？”[73]

事实上，蒋介石等人这时也已经发现前一段“清党”的弊病了。5月8日，注意到各界对陈群、杨虎的物议甚多，就连坚决支持武力“清党”的张静江也看不下去了，电蒋称：“除重要及阴险分子之外”，应待全国代表大会发落，务令陈、杨二人“毋得过事杀戮，致招反感”。[74]而黄埔军校学生因不满“清党”中的种种作法接连不断的来信来电，对于身为校长的蒋介石尤其不会毫无作用。

黄埔军校，自蒋下令“彻底清党，不可再允G产分子在校”之后，于4月18日开始逮捕。凡“学生中平日言行不正，思想不纯或经官长之考察，或经本人之自首，或经同学之举发而皆经多数同学公认者，计共剔除G产捣乱分子百七十余员名，均于是日寄押于奉令来埔协助之中山兵舰附近”。至5月初，前后连同校部及分驻各地之入伍生，“逮捕之员生约四百人之谱”。[75]结果是许多黄埔学生大呼其冤，认为：“这次广东清党运动中有一些反动分子乘机而起，藉公报私，排斥忠实同志……，更有乘机报复，加以杀害、侮辱，在军阀帝国主义铁蹄之下亦所罕见。”有学生甚至直截了当地写信给蒋，认为李济深“对黄埔学生特别残酷”，说每天公安局用铁甲车运出的死尸中都有被害的黄埔同学。李不过是在利用“清党”排斥黄埔生及外省军队，暗中培植他的势力罢了。[76]结果，蒋不得不特别指示各方：“凡黄埔学生有G产嫌疑者，请交黄埔同学会审查，而后再定罪状”。[77]

对于“清党”所造出的种种恐怖，就连再三强调“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G产党”的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也是摆首连连。他这时曾经这样形容“清党”意义之大走样。他宣称：“清党，清党，许多罪恶，借之而生。土豪劣绅，弹冠相庆，攘臂大呼曰：清党。清党把许多健全忠实的少年同志，一网而尽。绅士皆大笑。试问：他们自己不是党员，以何资格来清吾之党？真正之CP，亦振臂大呼曰：清党，清党，打倒CP分子，于是党员皆大惧，偶语有罪。CP大笑，党员大哭，国民党之基础乃大危。”[78]

有鉴于此，南京国民党人不能不考虑开展第二期“清党”，全面规范各地行为。第二期“清党”的作用，按照蒋的想法，就是要在已经打倒了G产党之后，求根本消弥之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第一期之清党，为紧急处分，其时G产党徒谋叛正亟，非各地同时采用极严峻之手段无以遏抑乱萌。第二期则为根本整理，肃清G产党徒之根株，勿使复活，此必有待于缜密统一之方案。第一期清党，自打倒G产党领袖及其著名活动分子入手，此等人之罪状皆甚明显；第二期则须遍及一般跨党分子，其证据比较难得，挟嫌诬陷者易施其伎，办理稍有不慎，将增加人民之恐怖，断丧社会之元气，而党务进行亦大受其影响，此不可不注意者也。”蒋特别说明：“吾人对于跨党分子苟非捣乱谋叛具有证佐者，只须停止其党籍，限制其自由，予以警告，促其自新，无论湘鄂G产党徒仇杀国民党员如何惨暴，吾人绝不必存报复之念，效其所为，对敌人固不宜慈悲，亦不必如G产党徒之残酷也。”他并且告诫说：“若夫怀挟私怨，攘夺权利，诬人以莫须有之罪名，则尤其是非本党同志所宜出，不幸有之，则清党之结果不特将治丝益棼，且有摘瓜抱蔓之忧矣。”[79]

1927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各部长第八十八次联席会议正式通过的《清党委员原则六条》，除了指定邓泽如、吴倚伧、曾养甫、何思源、段锡朋、冷欣、郑异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外，还决定要加强对党员质量的控制。不仅对所有党员都要经过三个月审查，尤其要在“清党”时期停止发展党员入党，以防不良分子乘机混入。文件第一次明确规定：“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前曾混进本党者一律清除”。[80]随即，中央清党委员会依据“原则六条”，拟定了组织大纲和“清党”条例，并经第八十九次联席会议通过。[81]紧接着，中央清党委员会先后指派了各主要省市的清党委员，制发党员审查表、党员半月工作报告表及党员登记册等，交由各省市清党委员会分发各党员照式填写，严密清查。省市以下则或停止党部活动，候命审查；或指派特派人员实地考察监督，但一律明令规定8月底清查完竣，9月30日以前将各地审查结果报告中央。[82]

在把土豪劣绅等列入清除对象的同时，南京国民党中央则公开把西山会议派引为同志，宣布：“因纯粹反共而开除党籍之同志林森、张继、谢持、居正、邹鲁、石瑛、覃振、石青阳、茅祖权、沈定一均应先行恢复党籍，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追认。”[83]不仅如此，包括对于此前与国共两党观念上冲突甚多的国家主义派，胡汉民等亦公开宣布：“打倒国家主义派”的口号应当废止，主张对国家主义派当“包涵之，纠正之”，因“彼有何罪？”。[84]而新加入之清除对象，即所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按照中央清党委员会随后之解释，恶化分子仍是指G产党，腐化分子则是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85]换言之，第二期“清党”，已将原本在第一期就未受到打击的西山会议派及国家主义派公开排除出打击对象，所增加者，不过更强调要打击“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而已。

那么，第二期“清党”是否着力清除过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呢？显然没有。因为再明显不过的是，这个时候南京国民党连谁是G产党都弄不清楚，只能靠检举、揭发和有无过激言论来定性，所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更是毫无标准可循，不过便利于内讧与自残，徒增无穷纠纷而已。

如安徽郎溪县前县党部夏雨初、祁光化、韩仁举等，“清党”前办党，动用县款举办种种活动，并指乌惠南、王景周等为土豪劣绅，发动民众，将其打倒。“清党”发生后，县党部停止活动，乌惠南、王景周等遂在县府支持下，指夏、祁、韩等假办党之名，贪污挥霍县款，实属贪官污吏，不仅将祁、韩等投入监狱，通缉在逃的夏雨初，而且要夏、祁、韩等家属全额赔付。[86]

如广东南雄县县长邓惟贤，因与县党部王成章等矛盾重重，相互指责，纠纷已久。邓被迫离开南雄，受命赴赣东办理招抚事宜，王成章等即以贪污罪名控告邓畏罪潜逃，监察院亦随即下令通缉。邓不服，控告王成章为“共党”，王之同伙县教育会会长邓功伟等为土豪，南雄县党部又被停止职权。但南雄县党部亦绝不接受，发动民众举行抗议行动，又是通电，又是上书，罗列事实，为自己正名，闹得沸沸扬扬，不可开交。[87]

又如江苏东台县，党部控告缪步青侵吞公款，是为劣绅，由县拘捕。驻军二十六军一师随即出动士兵一连包围县署，从狱中将缪劫去，旋奔党部，由缪步青帐房张宝山等指示按名绑走党部特别委员蔡悔予、职员叶华、朱璧、缪楚佩四人，指为反动分子，解赴南通，且沿途拷打，并准备不日处死。东台县特派员急报南京中央联席会议，会议只能议决：请总司令转令该师师长放人，并将缪案送南京审理。[88]

由上不难看出，南京国民党人以武力夺权，原本对内对外矛盾纠葛就多，提出“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罪名，反而便利了地方上各种势力之间，在找不到证据将仇方打成G产党的情况下，又多了种种便于将仇方置于死地的藉口。更何况，“清党”以前，原本地方上藉助于北伐军兴向当地统X治阶层兴师问罪的激进青年就多，南京国民党地方或党、或政、或军，又往往是靠帮会组织乃至于地方豪强来夺取权力、维持秩序和保证田赋租税之收入的，其间的谅解通融，甚或狼狈为奸正多。不仅清除土豪劣绅之类不易为，而且凡曾有过与地方旧势力冲突之行为者，不论党员或党部，此时亦多遭不测。

正是基于地方豪强秋后算账，导致“清党”前积极投身工农运动者多遭打击报复的情况过于严重，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九十九次会议于6月1日特别批准了吴稚晖、叶楚伧两委员的一项提案。该提案提出：“本党在四月十五日未清党以前，各地往往受G产党之暗示，执本党打倒土豪劣绅之标语，有出轨举动。迨清党以后，到处又绳以常法，诸多牵累，甚有不安生业之情状。此近于不教而诛。”故“凡惩办土豪劣绅之案，党人曾有自动行为，除其本人实系G产党，仍归清党机关请该管官吏办理外，其余事犯在四月十五以前概令具结保释。其未到案者免予捕拿，以安生业。”根据政治会议的书面解释，这就是说，凡在4月15日以前为打倒土豪劣绅而有出轨举动者，不论所犯结果轻重皆属无罪，即经判决亦当为无效。[89]但很显然，在地方党、政、军关系紊乱，特别是地方权力正在借着“清党”之机重洗牌的情况下，这种规定几乎是不可能奏效的。

“清党”运动之所以会诱发各种矛盾冲突，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极大地刺激了各种势力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争夺权力的欲望。

北伐战争第一次打破了旧有的地方权力格局与秩序，造成了第一波权力洗牌的情况。只是在当时条件下，情势来得过于突然，多数人尚未能够适应新的权力形式，如党部、省市县政府以及迅速介入地方权力关系之中的军队等。因此，以民众工作为己任的G产党人及其受其影响的左派国民党人便捷足先登，很容易地控制了许多地方上的权力。

随之而来的蒋介石与武汉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第二波权力洗牌的发生。由于这一次的夺权行动采取了暴力的形式，并且被迫藉助于军队和地方旧势力，结果不仅使许多军队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地方权力的受益者，而且在很多地区重新恢复了旧有的统X治关系，或造成了新旧杂处，互相攻讦的内讧局面。

第二期“清党”的发动，特别是为了进行政治审查停止地方党部活动的指令，再度引发了第三波权力洗牌。这是因为前两次权力更迭积累了太多的利益冲突和恩怨纠葛，许多上台未久的地方党部都因此而受到冲击。再加上因为军事上的关系，一些地方军队发生调动，新的军队往往又会因为“清党”等种种关系，卷入到地方矛盾中来，从而形成新的纠葛。一些党部因扶助民众团体或利用前期的夺权和“清党”为所欲为，所造成的党政之间的矛盾冲突，自然也随之暴露无遗。何况，国民党省一级党与党之间，党与政之间，其实也多处在权力洗牌过程之中，领导人走马灯式的换来换去。对市县以下各种权力关系的变动的影响，当然也不可小视。[90]

南京当局并不是不了解可能出现的这种复杂情况。但是，它这时能够找到的解决问题，确保公正的办法无他，只有请担任各级清党委员者做如下之宣誓：“余等誓以至诚拥护三民*主义，服从中央命令，于最短期间努力肃清G产分子、铲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及一切投机腐化恶化分子，以固党基”云云。[91]此种办法，自然效力甚微。因为，清党委员会除在少数城市中外，对权力洗牌斗争最为尖锐的县以下地区，只能依靠党部或相关部门，选派职员前往检查监督。其不仅不能保证这些职员会否公正不阿，且无法指望这些特派员凭藉个人的能力就能解决地方上的权力冲突问题。

关于其特派员的素质良莠不齐的情况，只要看下述一例即不难了解。

江苏睢邑县农民协会商民协会教育协会等电告南京政府称：睢邑地方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相勾结，试图捣毁党部，被报告军警，将其重要分子捕获。徐州清党委员会委托警备司令派其副官来睢办理此案。王“始住县党部，继住天主堂，人甚奇离。自言为包黑子第二，可以断万古含冤之案。又其嗜好颇深，昼则吸食鸦片，夜则挟妓同宿。入民国以来，从未见有委员如此。且其言语甚不一致，忽言被捕之人冤枉，令其各具诉状；忽言要开市民大会，以便取决。因而反动分子又均蠢蠢欲动，讵反动派之党徒及其家属竟于十八日率领戚族仆佃来城暴动之说。吾民众日受惊惶，莫知所措。”[92]

而上级党部所派人员，无论能力如何，均无力解决地方纠纷，偶有尝试者，甚至还会遭遇牢狱之灾的情况，亦不鲜见。如江苏省特派员李亚飞赴泰兴县调查冤诉，认定公安局长陆文凤贪诈取财，为土豪劣绅；陆文凤则反诬李亚飞为G产党。结果，双方都召集民众，发表通电宣言，互不相让。最后引发两派人员冲突，造成严重流血事件，除有人被打死外，李亚飞等党部人员也被“打得一身的血”。最后两人双双被捕，并于7月10日被送去他处看押。虽“经省党部竭力营救”，亦因内部情形复杂，中央联席会议亦无从做出决定。鉴于各地党部多有职员被当地军政机关遽行枪毙之事，故省党部不得不活动“由省政府纽永建厅长致电将李同志等五人及反动派陆文凤等八人共十三人一并押来宁”，避免地方先斩后奏。“嗣以此事关系党务，牵涉甚多，遂决计向中央党部请示办法。中央方面当经议决，归中央清党委员会核办。”直至8月中旬，李亚飞才经中央清党委员会裁决，得以脱险。[93]又如上海杨虎、陈群派往宁波协助“清党”之黄埔生陈芝范、蒋孝先和孟卿等人，因积极改组当地团体，而惹恼了地方势力，竟至被诬为G产党而遭省党部驻甬办事处钱学壬等拘禁。幸亏蒋介石亲自过问，才得以解脱。[94]

对各级清党委员会来说，最容易引起社会各界非议的，严格来说还不是其人员公正与否的问题，而是其几乎同样存在着滥捕滥杀的嫌疑。这是因为，虽然清党条例明文规定，缉拿人犯应通知该地军警或行政机关，[95]事实上各级清党委员会几乎都成立了专门捕人的便衣队，并自行审讯。一旦得到线索，不经侦查核实，即先行拘捕审讯。而这种审讯，更经常是采取刑讯逼供的方式。在这方面，上海特别市清党委员会虽然有着特务处滥捕滥杀招致众怒的教训，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同样令人发指。该委员会甫一建立，就宣布所有G产党员、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反动恶化分子，甚至“学阀”之类，均可告发，并可代告发人保密。只要得知消息，不论真伪，即可立即配合军警前往缉拿。[96]其滥捕滥捉，且自设公堂刑讯逼供的作法，自然同样引起市民的恐惧。

有上海市民控诉称：“查上海市清党委员以清党为名，行残民之实，恃无上之威权，草芥［菅］人命，藉军警之势力，陷害无辜，听分部之偏言，遒良民于囹圄，逼招勒供滥用毒刑，公报私仇，全无证据。”“甚至指名逼招，希图诬陷，未得确证，擅行判决，致被判者究不知其罪名之何自而来。断狱之离奇，黑暗求之吾国数千年之历史中，洵无如是者。”[97]
南京当局自然也清楚前此之滥捕滥杀造成恐怖，影响国民党威望损毁太大，因而也极力设法树立一种讲求法制和公平的形象。为此，中央清党委员会成立不久就组织了中央和各省的清党审判委员会。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由总司令部军法处胡逸民牵头组织，他公开对报界说明：“溯自清党运动开始以来各处土豪劣绅均乘此机会大肆活动。凡曾努力于革*命之青年，鲜不加以G产头号，以图一笔抹杀。……长此以往，国民党之元气不伤于G产党之捣乱，亦将伤于土豪劣绅之手矣。”组织清党审判委员会，就是要将种种案件“公开审理，庶使真正三民*主义之信徒不致断送于清党时期中。”[98]

5月28日，清党审判委员会第一次开审。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亦亲自出席，并邀集“总政治部、黄埔同学会清党委员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留宁官生办事处、总司令部军法处、江苏第一监狱署代表委员会，……在第一监狱署开始审理”。当日审判的“姚钟鼎、文善在两人均黄埔学生，确无反动嫌疑，实系被人诬告，当宣告无罪。”为告诫泛滥不已的诬告之风，审判结束后，胡汉民还特别提出：“此后无论何方，如无根据之告发，原告人须负相当之反坐罪。”[99]而实际上，仅就中央审判委员会所审之人犯，十之八九不是滥捕，就是被诬，亦未见胡汉民等要求追究诬告之人。以第九次审判之5名黄埔生为例，不过因为或从武汉跑来，或从南昌跑来，或不肯毫无证据地签名枪毙从武汉跑来的同学，就被诬为反动分子，当堂审判者却无一人对如此诬控表示愤怒和提出反坐控告的。[100]

南京中央成立清党审判委员会，虽只能每日或隔日一审，每堂审理之人数也十分有限，但多少也还是使一些青年免受了牢狱之灾，甚或挽救了个别无辜青年的性命。问题是，这种示范对地方上其实并无多少影响。上海清党委员会行事血腥，然而由杨虎任警备司令[101]的警备司令部及其特别军法处断案处刑更不讲理。陈群、杨虎虽同为上海清党委员，却对上海党部，乃至于清党委员会也绝无商量。[102]上海特别市党部职员洪东夷及二区十六分部党员钱淳，已经清党委员会审查，认定为“本党忠实同志”，却又被人向警备司令部举发，“不幸横遭诬陷”。虽经清党委员会再三向军法处交涉，该处均置之不理。之后，很快将二人分别判处徒刑15和5年，即押入漕河泾第二监狱去执行刑期了。[103]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市党部工农部秘书张君毅，亦同样被莫名检举，遭警备司令部密捕。市党部虽一再向警备司令部交涉，请其释放，均遭拒绝，终被枪杀。且不仅罪状未宣布，就连尸身也不知去向。此事终于引起南京中央联席会议的强烈不满，以致当堂“议决：令总司令部（叙由）查张君毅为上海特别市党部职员，即有罪犯嫌疑，何致遽行枪毙，实属滥权擅杀，不顾党纪，仰该总司令严行查办并复。”[104]由此可知南京国民党之“清党”，虽有统一机构指导，政出多门的情况并无改变，清党委员会远不能左右各地的“清党”行动，甚至连它自己的人也保护不了。

上海特别军法处与特务处一样，终因过于专断，且杀戮过甚，而被蒋介石撤掉。但其残暴名声却成为南京国民党挥之不去的阴影。就连上海市党部的人员也承认：除党部人员无辜被害外，“无辜人民之遭害者更不计其数，言之至为痛心”。[105]《大公报》对此曾专门有评论批评称：“政治刑事犯而付军法，且特立机关，执行杀戮，此种制度为任何文明国家所不许，亦古来专X制政体下所从无有之。惟民国后之中国耳。”“民元二年，北京有陆建章之军政执法处，恶探遍都，陷害杀人之事，不可胜记。”但“民元之军政执法处，实无法无天，而却无刑讯。故冤死虽多，而生不受辱。”不想，上海从特务处，到特别军法处，不仅嗜杀成性，而且每每刑讯逼供。以至于“平日畏恶G产党极甚者，对于上海之处置党案，莫不认为惨酷。”此诚为“南京政府数月间之第一污点”。[106]

上海毗邻南京中央，又为舆论中心，从特务处到特别军法处，乃至于清党委员会，尚且能如此残酷，远离中央和一般不在舆论视野之内的地方上，这样的情况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如温州肄业于浙江第十中学校师范部年轻党员蔡雄，曾与数十人联名呈控王超凡、戴英、林益等“朋比为奸，武断乡曲”。“适遇清党时机，王超凡以指导员名义带领谢越尘、戴英、林益等盘据温州公安局，串通局长叶林森，诬指蔡雄为共逆，提案刑讯，煨红铁链，用尽苦肉滥刑，逼令将当日联名呈控诸人牵连诬枉，希图一网打尽。由是大兴党狱，四出捕人，藉端索扰闾里不宁，甚至不电省请示，假借市民公判，竟于前月二十三夜将蔡友擅行枪决。案延一月，状尚未宣布，尸骸又不准领。”[107]类似情形，实不胜枚举。

当然，捕杀清除G产党人，无疑还是第二期“清党”的中心所在。所不同者，一期“清党”时尚有监察委员会“和平待遇”的表面文章，而二期“清党”则高举“消灭中国G产党”之大旗，再不必避讳这个“杀”字了。包括不少普通国民党人，也“老实不客气的”主张：“真正的G产党员要杀”。[108]甚至身为文人的监察委员吴稚晖，也毫不含糊地主张杀一儆百。得知陈独秀之子陈延年落网后，虽有消息称陈已“作悔过书一通”，吴依旧就专门致函杨虎要其将陈处死。函称：“如此之巨憨就逮，佩贺之至！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尤属恶中之恶。上海彼党失之，必如失一长城。故此人审判已定，必当宣布罪状，明正典刑，足以寒通国共党之胆。”[109]

南京国民党滥施杀戮来寒共党之胆的作法，其效力这时也还是受到了相当的怀疑。除众多国民党人自己闭目塞听地宣称不仅“本党内部的敌人已经肃清”，且“苏浙粤桂闽皖晋蜀诸省之G产分子，皆一律肃清”外[110]，多数中心城市以外的民众所看到的却是，G产党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也逐渐开始以同样血腥的暴动、杀戮等红色恐怖手段，还之以颜色。

对于这种情况，一些党外之士竟早有预见。浙江永嘉县的几位82－88岁高龄的晚清举子，二期“清党”伊始就联名致函国民政府提出了这种看法。其函称：政府因治安关系，对“坏法乱纪之共党，不得不宣布罪状，明正典刑，惩其一以儆其首。此先哲所谓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是也。至于各省州县之共党，未有犯法之事实发生，不得因其居中把持即与两湖党员相提并论。解散之则可，拘禁之则不可；训斥之则可，滥杀之则不可。书之歼厥魁首，胁从罔治。旧染污俗，感兴维新。诚哉是言。”“况民生主义即G产主义，先总理讲之又讲，遗书俱在，妇孺皆知，亦何怪无识少年之误入歧途也。祸有由起，情有可原。若不度理揆情，而滥用刑威，累及无辜，窃恐国党杀共党，共党亦杀国党，明杀暗杀，自相残杀，循环报复，宁有穷期？势必将双方有用之人才，同归于尽而后已。”[111]

《大公报》这时则公开对国民党在全无法律依据和公平审理程序的情况下，任由民众检举进而任凭党人肆行杀戮的作法，深表不满。其评论曰：“上海广州大清党之时，杀人殊多，犹可诿为非常之变。今历时数月，而恐怖未减。上海特务处常有刑人之事，所犯罪状概不宣布，杀者何人亦秘不宣。共党诚与宁政府大不利，然凡共党是否俱应处死，国民党之党化的法律中有无此项规定？即曰有之，而南京当局何以知各地藉清党杀人者之必无冤诬？且解释清党之义，不过驱跨党分子而出之耳，何以动辄死之？”特别“其普通分子，多为青年男女，薄受教育，若依法律，亦多不至死。况处置共党者，名义耳，共党未必能捕，捕者未必为共。况若再有诬陷之行为，对于欲捕者或所仇者，而辄以共党目之，甚至有藉此诈财之事，至发生资本家G产党与无产者G产党之奇谈。国民革*命之名，败坏尽矣。”[112]

对于任由党人杀戮共党，特别是任由军队介入“清党”，滥捕滥杀的做法，其实一些普通的，但多少具有一些法律观点的国民党人，也早有担心。如有作者6月即公开撰文，委婉地“奉劝革*命军旗帜下的武装同志”：“逮捕和杀戮，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应由正式法院去执行，不要因便宜而自滥用。免得G产党人要加你们一个“有枪阶级”的徽号，作为宣传的资料。也免得民众因不平的缘故，发生G产主义的感染性。”[113]

“清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否“清党”唯一的目的真是像蒋介石、胡汉民所言，就是要“彻底消灭中国G产党”？是否靠拘捕、关押、杀戮就能够达到彻底消灭G产党的目的？这个问题实际早就萦绕在众多国民党人的脑际之中，且始终困惑不解，挥之不去。仅以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努力为例。用其领导人之一陈德征在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报告中的说法：上海党部自1927年4月15日正式从G产党人的手中接收过来之后，整个工作均集中于清共，“举凡对外宣传及整理党的内部工作，均以清共为唯一之目标。”包括清理下级党部，清除跨党分子；侦查及协助清党委员会拘捕G产党徒；努力于反共宣传和主持反共后之民众运动，唤起民众对于革*命与反革*命之认识等等。但是，对G产党的活动，仍“有防不胜防之概”。[114]事实上，更让上海国民党人头疼不已的是，反共之后，上海党组织原本就受到极大削弱，特别是能独挡一面的党员很少，结果因为种种派系矛盾和由“清党”检举所造成的相互猜疑诬陷，以致不少党员竟陷于牢狱之灾，甚至惨遭枪杀。而各种机关中，投机分子则乘机混水摸鱼，以谋私利。党、政、军、警等各部门，也是派系林立，结党营私，故相互掣肘。上海特别市清党委员会宣告结束工作之际发表的宣言，就最清楚地反映出他们对这种情况激愤填膺，却又徒唤奈何的复杂心理。

其宣言称：“本会自成立工作以来，已逾三月，结束在即。回顾三月来之工作，因种种障碍，进行艰难。诚如白崇禧同志之言，假革*命之流，充塞本党，在本会以外，借清党之名，行勒索之实。一时市民怨声载道，敢怒不敢言。即忠厚同志，亦皆兢兢然以明哲保身为戒。嗟呼，清党运动固如是耶？本会初成立际，原欲本总理大无畏之精神，集中全市清党工作，使假革*命之流无从凭藉。讵料土豪劣绅之被检举者，本会正欲严究，则从而包蔽；G产分子之被告发者，本会正欲惩办，则从而轻处；忠实同志之被诬陷者，本会正欲营救，则从而投狱，或竟罹杀身之祸。其惨毒至于如斯，全市党员在刀锯鼎镬之下，愤慨叹息，莫可名状。最痛心者，本党自去岁北伐以来，到处民众之欢迎，簟食壶浆，惟恐未至，正有东征西怨之概。乃今年去四月，克复江浙，假革*命者冒充忠实，竟将本党令名几付诸流水。嗟呼！清党运动固如是耶？”[115]

对“清党”运动倍感失望的，自不止于上海党部一家。事实上，随着7月中旬武汉实行“分共”，进而于8月以后也开始实施“清党”行动，两湖地区及江西、河南、山西等省也先后实施“清党”。因“清党”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因为原本被视为清除对象的武汉国民党人，以及只是形式上挂着国民党旗号的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军阀的加入，所带来的问题以及人们对“清党”运动所发生的不满，自然也就更多了。

由于武汉政府改弦更张，国民党内主张宁汉合流，重归统一的呼声骤然升起，蒋介石被迫于8月15日通电辞职，以示其决心促成统一之愿望。[116]而随着蒋介石坚辞下野，南京国民党中央人事大幅变动，“清党”运动据原案业已到期，故中央清党委员会及所属各地清党委员会，亦多半自行消解，或结束了工作。虽然，变动中的国民党中央仍以中央清党委员会名义一度发布通告，说明：“以时局影响，交通阻滞，各省市多有不能依期竣事者，自应延期，继续办理”，[117]但事实上，自中央到各地，统一的“清党”组织工作已不复存在。作为一种由南京国民党中央所发起和领导的政治运动，“清党”运动本身事实上就此已告一段落了。

结语

以“清共”为中心的“清党”运动的结束，实际上只是基本上解决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从G产党及其左派国民党人手中，夺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权力的问题，和G产党人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大量隐藏在国民党各级组织当中的问题。其第二期“清党”所提出来的所谓“消灭中国G产党”的目标，自然完全无从实现。[118]其第二期“清党”所强调的其他目标，诸如清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之类，同样无从达到，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对国民党的侵蚀，反而愈发变本加厉。而由于“清党”所带来的地方权力的重新洗牌，以及二期“清党”把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列入清除打击对象，使本来就已经是内讧连连的国民党内部更加混乱。再加上党政军警权力分割，各有统系，复与地方权利纠葛一团，相互猜疑、争斗、诬陷，动辄即欲藉“清党”之机置对方于死地之风，自是日盛一日。所谓“各地党员互控案件积牍盈尺，其违背党纪应行查办者固不乏人，而挟嫌诬告，希图陷害他人者什常四五。一经调查，真相多为彼此攻击，互相裁诬G产党、反动派、土豪劣绅、恶化腐化皆可随意加诸异己。”[119]这种现象，实已成各地国民党“清党”后的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况。

国民党这时所以会发生如此混乱的现象，表面上是武力分离G产党以及由此造成的地方权力重新洗牌的结果，实际上却是其党的政治取向自然回归过程中力量整合的一种必然表现。蒋介石国民党所建立的南京政权及其统X治模式，与中国传统社会及其传统政治的统X治架构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它依旧是一种头重脚轻，政权与其被治之民上下脱节的统X治结构。其统X治模式依旧是以城市为中心，中央与各地军政官僚机构依靠县以下的地方士绅或地主阶层，来实现对广大农村基层社会的征缴与治理的模式。也正因为如此，国共合作以及北伐战争时期在许多基层社会曾经一度被颠覆了的旧有的统X治秩序，经过“清党”又迅速回复了过来。多数地方的豪强或士绅又重新成为政权与下层民众之间的联结枢纽。换言之，国民党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自下而上的革*命理念，但其基本骨干却依然保持着自上而下的“高贵”特质。这也就决定了它在走向全国政权时，会不惜与G产党破裂关系，重新改变曾经被G产党人改造过的组织构成，回归自我。

当然，国民党毕竟曾经被G产党式的革*命观念熏陶和洗礼，其党员中许多人更留学苏联或深信前此种种革*命的言说。因此，就党的组织而言，虽然彻底割断了和G产党的关系，其思想语言却依旧有许多相似之处。即使在“清党”期间，即使其实际的内外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其党员乃至于清党委员依旧时时把“世界革*命”、“扶助工农”之类的字眼儿挂在嘴边。许多国民党人甚至再三提醒自己：“我们万不能以G产党所说与我们相类似而变易了我们的政策。我们要消灭G产党，惟有实行这政策比他更认真。”[120]这也就难怪那些反感激进思想的国民党人感觉奇怪：“何以世界革*命及打倒一切的口号尚沿用不改？”既讲为全民谋利益，又主张彻底农工运动；既反对苏俄帝国主义，又高唱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如此“漫无区别，吾国能否单独自谋生存？”[121]

从前引上海清党委员会结束宣言，从其他国民党人激烈主张打倒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以及他们中许多人坚信只有给工农以利益，才能真正战胜G产党的种种言论，不难看出，国民党就其党部系统而言，其实仍旧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激进的色彩。这也正是为什么，“清党”运动虽然使国民党基本上把县以下基层农村的阵地还给了传统的旧势力，虽然使军队、警察和政府的权势部门迅速趋于腐化，[122]但是，在城市中的相当部分党部及其党员骨干，却依旧保持着大革*命时期的某种激进的心态和热情。国民党一些党部此后仍旧能够热心于工人运动，致力于推动减租减息，其党内部分党员干部始终存在着对贪官污吏以及土豪劣绅的某种敌对的心理，此亦其原因之一。

由上所述，亦可以得出本文的再一种结论来，即“清党”运动实际上还导致了国民党“党格”上的一种分裂。这既包括其组织上党的系统相对激进和权势部门的相对保守与腐化，也包括其某些思想理念与其实际政策之间的严重脱节。
（原载于《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1] 对国民党的“清党”运动的次数和经过时间，在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如黄金麟即根据居正《清党实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8年印行）之观点，认为“清党”运动发生过三次，第一次为1924年6月，即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邓泽如等力主弹劾G产党，引发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通过一相关训令了事。第二次为“西山会议派”于1925年11月所发动，结果与广州中央形成分裂与对抗。第三次则为南京国民党人发起的全国性的运动。见《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新史学》第十一卷第一期，2000年3月。但此说略嫌牵强。对此，笔者同意李云汉的说法，即张继等弹劾共党案、各地孙文主义学会的组织，以及西山会议的召开，包括中山舰事件，都可看作1927年“清党”运动之酝酿与发源。见李云汉：《清党运动的再评价》，《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四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702页。


[2] 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开始时，两湖、江西及长江以北大部分省份尚不在其控制之中，一些省份甚至基本上还没有国民党的党组织。

[3] 其中以李云汉和杨天石的著作最具代表性。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华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4] 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王奇生：《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

[5] 黄金麟和王奇生的文章是近些年来有关“清党”运动研究的最为出色的两篇文章，但两文的视角和立论，似都还有可商榷之处。黄文对作为追求正统的标志性象征，即对“革*命”的符号作用的看法，与其对斥诸于暴力形式的国民“革*命”正当性的理所当然的接纳，明显地成为其论说逻辑的致命伤。而王文关于“清党”导致国民党出现人才逆淘汰，从而使组织“蜕变”的论点，其概括似也有讨论余地。

[6] 关于蒋介石与鲍罗廷及武汉方面走向分裂之经过，可参见拙作：《蒋介石从“三二0”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3年11－12期。

[7] 杨天石：《四一二政变前夕的吴稚晖》，《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8] 《邵元冲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06－310页。

[9]转见《清党运动之概论》，上海：中山书店，1927年6月，第30页。

[10] 《第一届第一次中央全会关于监察委员会之决议案》，1924年1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65页。

[11] 12名监察委员中，这时可以确定立场的除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外，还有陈果夫、张静江、古应芬、邓泽如，合共7人。8名候补监察委员当中，已知可以站在反对武汉一方的，也有黄绍竑、李宗仁、李福林3人。国民党二大选举的中央监察委员名单可见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77页。

[12] 会议通过了包括《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及《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15个文件，决定实施集体领导，限定总司令只是军委委员之一，包括军官任免、出征、动员等都须经军委会集体决议，再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后，才能交由总司令执行。蒋介石的军委会主席、军人部长和黄埔军校校长等职务亦被取消。

[13] 关于因搞不清谁是自己人，以至于四处发动械斗来分清敌我和利用帮会势力来夺权的情况，可参见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96－100页。

[14] 前人习惯据当事人之一白崇禧的口述为证。《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有云：蒋总司令自九江乘舰抵达上海召见我，面示清党之决心。给人印象，蒋到上海时已决心清党。然此说并无相关文献可予证实。鉴于上文下接“并召集薛岳之第一师，及刘峙之第二师各级干部训话”之语，查蒋之训话为4月4日，已去蒋到上海之日一周以上，可知白此说时间跨度甚大，不可简单做蒋到上海之3月26日或3月底理解。《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一酒把酒年，第37－38页。

[15] 《邵元冲日记》，第313－314页。

[16] 《邵元冲日记》，第314页。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有该次会议之会议录（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7辑第128－129页），但其一，该日之会议录存有两种不同版本，一为罗家伦公布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一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一号会议”（档案号2－6.1/6）。不仅名称各异，而且内容文字也各异。可见，此一会议录恐系事后补造之物。其二，会议录记：当晚“到会蔡元培、吴敬恒、张人杰、古应芬、李煜瀛”共5名监委，但对照邵元冲日记，古应芬当日似未到会，邵元冲当天日记有“介石谓湘芹处已去电促其即来”，次晚日记有“程颂云、古应芬、何敬之等皆来共商”。其三，据雷德华（朱华）早有之考证：《民国日报》1927年4月29日有报道称：“江苏特别委员吴稚辉（晖），昨日（二十八日）因事乘车（上午十时零七分－引者注）赴杭，闻不日即行返沪。”（见雷德华：《国民党中监委会全体紧急会议记录是赝品》，《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4期）惟因当天吴稚晖又有日记称：“入住道署，开监察会”（原藏台北党史馆的《吴稚晖日记》的相关片断，为杨天石教授所提供），加以邵元冲日记亦有因补记而日期出错之处，故对当日有无召开过此一会议，尚须存疑。即使开过，恐怕也只是尸其名而已。

[17] 《邵元冲日记》，第314－315页。

[18] 《邵元冲日记》，第315页。

[19] 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3日条。

[20] 蒋介石：《与汪精卫会晤后通电》，1927年4月3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未刊稿，第209页。

[21] 汪精卫对此也有过说明，说是“有一天谣传中央免了蒋介石同志的职。问他们这个消息是从什么得来的，他们说是从中国银行得来的。”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11日，前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036页。

[22] 《邵元冲日记》，第315－316页。一般史书所据4月2日“中央监察委员会第□次会议纪录”，亦存在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相似的问题。因此一时期监察委员会议录均为议事录，向无速记录，却惟独此一记录有吴稚晖个人发言的完整速记，显不合逻辑。且党史馆所藏“原档”（档案号2－6.1/6）与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7辑第129－134页收录之“原件”，还是两个不同的版本。除开始程序及吴稚晖主发言内容大体一致外，其他内容之文字，包括会议的后半议程，都不相同，几乎看不出是同一次会议。此亦足以见其为补造之物。鉴于汪精卫刚到，且众人第一次会与之讨论和G产党关系问题，当日尚无结论，后两日又续谈，至4日才提到有弹劾案，且因汪不赞成而暂时作罢，说2日当天监察委员即正式开会决议清党，情理上颇有可疑之处。关于4月2日可能并未召开过正式监察委员会会议并通过了清党决议的理由，还可参见当事人之一黄绍竑的说法（《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443－450页），以及雷德华（朱华）的相关考证（雷德华前引文；朱华《再谈四一二政变前国民党中临会会议记录的真伪》，《档案与史学》1991年第4期）。

[23] 参见蒋介石：《南昌总部第十六次总理纪念周演讲词》，1927年3月7日；《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体同志书》，1927年3月12日；蒋介石：《对第一二师同学训话》，1927年4月4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辑，第160－165，170－174，211－212页。

[2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3月28日即决定向上海的中*G中央去电，要求中*G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且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党及其长官发生冲突。31日又做出进一步决定，即使蒋介石发动政变，工人也不得公开与之作战，而应将武器藏起来。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3号记录》，1927年3月31日，柏林自由大学、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联共（布）、G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中*G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67－169页。

[25]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927年4月5日，《中*G中央文件选集》（3），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一酒把酒年，第593－594页。

[26] 《昨日国民党员会议席上之重要谈话》，1927年4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6日第一张第三版。

[27]　见前引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5日条。

[28] 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19页。

[29] 《邵元冲日记》，第316页。

[30] 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6日条。

[31] 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7日条。

[32] 《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8日，第一张，第三版。

[33] 转见《四·一二反干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124－125，132页。

[34] 《孙纬坤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书》，1927年7月），台北党史馆藏档，汉12286。

[3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27日，前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091－1096页。

[36] 有关“四·一二”事变驻军藉口工人械斗实施缴械的史料甚多。可参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1－146页。但陈立夫及白崇禧等均承认他们当时不得不藉助于帮会的帮助。陈立夫并且指明总部行营特务处长，蒋指定负责上海“清党”行动的两大干将之一的杨虎，即是青帮头领。见陈立夫前引书，第101－103页。白崇禧亦回忆，因取缔工人纠察队的缘故，不得不“派员与上海帮会首领杜月笙、黄金镛等密商，借得工会之符号衣服，分给采取行动之人员化装成工人混入工厂，以便策应外面包围之部队。”《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第54，75页。

[37] 《时事新报》两次公布死伤数字，一次显为军方发布之消息，称军队死2人，伤30余人，工人死30余人，伤40余人，死伤数字应不下于110人。一次未显示倾向，仅公布死伤人名103人，其中军队死12人，受伤5人，余为工人及民众。但两次公布之死伤名单（第一次公布了28名伤者名单），除个别人可对上号以外，余均不相同。且所谓军方死亡者，只标明由缴械司令部收殓，显未让报道者查验死因。而凡能查验伤情之士兵，则均非枪伤。鉴于军方在缴械问题上公然造假，以及死者不公布死因，和伤者均非枪伤等情，推断可知军方发布的所谓游行者先放枪，第二师为自卫而还击，及士兵因此死伤等消息，亦多属虚构。转见《时事新报》1927年4月14，17日。

[38] 《郑振铎等为四·一二惨案致上海临时政治分会书》，1927年4月13日，前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187－189页。

[39] 居正：《清党实录》（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8年，第280页。
[40]《秘书处致法驻总支部书》，1927年5月29日，同上引书，第280页。

[41]　蒋介石此时在公开讲话中仍有对西山会议派的斥责之语，白崇禧也有通电宣布西山会议派在环龙路四十四号之中央为“非法机关，应即查封”，曾引起西山会议派强烈反感。同居正前引书，第280页。

[42] 《杨虎、陈群致蒋总司令电》，1927年4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25册第80页。

[43]从罗家伦公布的会议录标明“此系原件但未注明会议次数”，和笔者在党史馆抄得的1927年3月28日，4月2日，5日，8日，14日，15日会议录等均标明“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号会议录”的情况，亦可知此系两种不同的拟稿。只是其或分由不同人所拟，或曾几易其稿。

[44] 前引罗家伦

[45]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三号会议录》，1927年4月5日，前引台北党史馆档案，2－6.1/6。另关于待适当时机发送一点，罗家伦公布的文件中则是在4月2日会议录中以会议讨论的形式提出的。

[46] 多半因顾虑到广州实施搜捕的突然性会受到影响，蒋介石15日又急电白崇禧临时通知各报馆“暂缓发表”。《蒋中正致上海白总指挥电》，1927年4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60882。

[47] 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29页。

[48] 转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249－250页。

[49]林忠佳等编：《申报广东资料选辑》（十一），广州，广东省档案馆1996年，第443－444页。另有报道称当夜被捕者“合计二千余人”。见《大公报》1927年4月27日，第六版。

[50]《广州公安局关于“清党”之布告》，1927年4月15日，前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265页。

[51] 《方鼎英致蒋校长电及蒋中正批示》，1927年4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25册第81页。

[52] 转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248页。

[53]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宣言》，1927年4月1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270－283页。

[54] 《国民政府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案通电》，1927年4月18日，前引《事略稿本》（1），第284－286页；并转见杨天石：《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第413页。

[55]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咨文》，1927年4月18日，前引《事略稿本》（1）第230－233页。

[56] 《福州通信》，《大公报》1927年4月14日，第六版。

[57] 《新编第一师师长张与仁致蒋总司令电》，1927年4月17日；《蒋介石致广州李总参谋长请转令赣州张师长吉安叶师长电》，1927年4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60479；筹笔001－007/卷别3/0483。

[58] 《上海陈群致蒋总司令电及蒋批示》，1927年4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60478。

[59] 《福州枪毙G产党七人》，《大公报》1927年5月8日，第六版。

[60] 仅见于北京《晨报》<1927年5月9日，第三版。

[61] 《呜呼恐怖时代，空前未闻之东南党祸》，《大公报》1927年4月26日，第二版。

[62] 《李公朴谈对于G产党态度》，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24日，第三张，第一版。

[63] 李次山等：《清党运动建议案》，1927年4月22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一（2）144；并参见清党运动急进会：《清党运动》第六部，1927年6月，第153－156页。

[6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13日，台北党史馆藏档，2－4/12。并见《大公报》义勇为927年5月4日，第六版。

[65] 《军政督察委员会致中山大学朱家骅委员函》，1927年4月19日；《中大委员会委员长戴传贤复军政督察委员会函》，1927年4月20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0－3－21。当然，此种甄别的效果其实很怀疑。半年之后，就仍有47名中山大学被押学生联名请求“保外候讯”。《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函呈广州特别刑事法庭庭长函》，1927年11月26日，同前引，20－3－23。

[66]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一百零一次联席会议》，1927年6月24日，台北党史馆藏档，2.3/122。

[67]社评：《党祸》，《大公报》1927年4月29日，第二版。

[68]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97页。

[69]陈孚木：《如何使G产党没有反攻能力？》，1927年4月，《清党运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1927年5月8日，第131－138页。

[70]严露清：《清党废话》，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6日，第一张，第三版。

[71] 杨志行：《对于“清党运动”的意见》，《国民党清党运动论文集》，上海：新中国社，1927年，第113页。

[72] 据上海建设委员会代电，可知上海此时情形之混乱。电称：“现在各军部各师部各政治部以及特别军法处绥靖处、特务处、谍报处、稽查处、警察厅等均得逮捕人员，机关既多，政令不一，人*权或失保障，民众不免危疑”。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一（2）143。

[73] 《白崇禧、周凤岐致蒋总司令电》，1927年5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二），第31－312页。

[74]转引自杨天石《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第416页。

[75] 《军校教育长方鼎英致蒋校长电》，1927年5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60558。

[76] 《第四期学生李钟美呈校长书》，1927年5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60672《第六期入伍生一团十七连学生孙洪禀呈秘书长转呈校长书》，1927年5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60675。关于李济深在“清党”过程中对黄埔军校异常严厉，导致军校学生大批逃跑的情形，还可参见刘光琮：《我所亲历的黄埔军校“清党”和北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428－429页。

[77] 转见前引《事略稿本》（1），第414页。

[78] 《胡汉民同志演讲不要再上G产党的当》，1927年5月16日，浙江省清党委员会：《中国国民党清党运动》，1927年，第65－66页。

[79] 《蒋总司令对于第二期清党之意见》，1927年5月，前引《中国国民党清党运动》，第67－72页。

[80] 《清党委员原则六条》，1927年5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7日，第一张，第三版。

[81] 《中央清党委员会组织大纲》，1927年5月8日，转见《清党运动特刊》，国民革*命军北路军总指挥部兼三十七路军政治部印，附录14页；《清党条例》，1927年5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三张，第三版，

[82] 《中央清党委员会委任各省各市清党委员》，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27日，第三张，第四版。

[83]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九十七次联席会议纪录》，1927年6月7日，转见李云汉：《“上海中央”与北伐清党》，《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四册，第694页。事实上，自“清党”运动开始，蒋介石等即不曾以西山会议派为对手。其所谓封闭环龙路四十四号西山会议派中央之宣布，亦从未实施过。居正前引书，第280页。

[84] 前引《胡汉民同志演讲不要再上G产党的当》，1927年5月16日。其实，第一期“清党”因其范围不过沪宁及苏、浙、皖、闽、粤数省市，其部分党员虽反感国家主义派，一度有鼓噪和乱扣帽子的情况，但亦未见有组织地采取过直接针对国家主义派的行动。

[85]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一百零四次联席会议》，1927年7月5日，台北党史馆藏档，2.3/122。

[86] 《前安徽郎溪县党部执行委员夏雨初上国民政府函》，1927年6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一（2）145。

[87] 《邓惟贤呈文》，1927年7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致国民政府函》，1927年7月14日；《广东省党部复南雄县党部电》，1927年4月5日；《南雄各界大请愿宣言》，1927年7月等，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一（2）179。

[88]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一百十次联席会议》，1927年7月29日，台北党史馆藏档，2－3/122。

[89]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函》，1927年6月1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国民政府档，一（2）143。

[90] 关于各省党部频繁变动情形，前引王奇生文中亦有介绍，并可可参见雪崖：《省党部的地位问题》，《中央日报》1928年3月30日四版。内称：安徽一省自去年3月到现在，为期不过一年，省党部已经变更五六次；浙江一省也变更三四次；此外如湖北、湖南、江西各省也常有变更省党部的事情。每更换一次人员，势必发生一次纠纷，结果是因为省党部变更频繁，互相争夺，演成甲兴乙起，丙去丁来的局面，致使“党内无派”的理想不能实现。

[91] 《上海特别市清党委员会就职典礼》，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5日，第二张，第四版。

[92] 《睢宁县农民协会商民协会教育协会等致南京国民政府代邮快电》，1927年7月22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一（2）151。

[93] 《句容县党部特别委员会为泰兴反动派陆文凤等摧残党务诬陷忠实同志，请吾党诸同志一致声讨通电》，1927年7月26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一（2）145；《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一百零九次联席会议》，1927年7月26日，台北党史馆藏，2－3/122；《泰兴党案告一段落》，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8月17日，第二张，第二版。

[94] 《陈芝范等致南京蒋总司令函》，1927年7月6日；《蒋中正致宁波王警备司令蒋公安局长函》，1927年7月9，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60735。

[95] 前引《清党条例》。

[96] 转见韩信夫等：《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634页。

[97] 《上海市民海华等呈为清党委员横行不法逮捕善良陷害无辜仰祈立予查明从严纠正事》，1927年7月；《上海市民陆一飞、姚子谦、高玉山等一百六十人函》，1927年7月20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一（2）534。

[98] 《南京清党审判委员会开幕第一日》，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7日，第二张，第三版。

[99] 同上引注。

[100] 报载第七次审判，11人犯被审，其中3人并无违法行为，5人一时受人鼓惑，毫无G产行为，另外3人干脆就是路过受罪，无证可指，结果统统开释或保释。《清党审判委员会开幕第七日》，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0日二张二版。《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开幕后之第九天》，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5日，第二张，第四版。

[101] 总司令部特务处迁往南京后，另设国民革*命军警备司令部驻上海，杨虎6月15日转任警备司令。

[102] 经中央清党委员会先后任命的上海清党委员有陈德征、陈群、黄惠平、潘宜之、冷欣、冷隽、俞国珍、高方、陈超、周致远、桂崇基、杨虎等共13人。而经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上海特别市临地执行委员（即市党部委员）则有陈德征、陈群、黄惠平、潘宜之、冷欣、冷隽、俞国珍、吴倚沧、汤济沧、张晴川、周志逸等11人，多数人都是两边兼任，可知一般史书所引陈立夫关于“清党委员会系由陈群、杨虎二人负责，市党部无权过问”的说法，并不准确。参见《三全大会中之上海特别市党务总报告》，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3月23日四张一版；《中央清党委员会委任各省各市清党委员》，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27日三张四版；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04页。

[103] 《清委会严正声明》，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8月31日四张四版。

[104]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一百零五次联席会议》，1927年7月8日，台北党史馆藏档，2－3/122。

[105]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04页。

[106]社评：《上海之特别军法处》，《大公报》1927年8月18日，第二版。

[107] 《浙江县永嘉县公民王定慧呈国民政府书》，1927年6月20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一（2）145。

[108] 《我对于清党委员进几言》，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1日，第四张，第一版。

[109] 《共党巨憨陈延年正法》，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7月5日，第二张，第一版。

[110] 《蒋中正警告同志－对三全代会的感想》，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3月16日，第一张，第三版；《国民政府告两湖民众书》，前引《清党运动》第六部，第299－302页。

[111] 《呈为党狱繁兴祸机四伏佥请各属免予株连以庇人材而延国脉事》，1927年6月9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一（2）145。

[112]社评：《党治与人治》，《大公报》1927年7月3日，第二版；前引社评：《上海之特别军法处》。

[113]乃器：《怎样铲除G产党的潜势力？》，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1日，第四张，第一版。

[114] 前引《三全大会中之上海特别市党务总报告》。

[115] 《清党会发表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9月1日，第四张，第四版。

[116] 转见前引《事略稿本》（1）第659页。

[117] 《中央清党委员会通告》，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9月20日，第一版。

[118] 从1927年4月中*G“五大”召开时统计党员人数5万余人，国共关系破裂后一度变成1万多人，1928年6月中*G“六大”召开时，亦即国民党“清党”运动结束后，其总人数反又大幅超过“五大”时的统计人数，可知国民党想靠“清党”“消灭中国G产党”实不可能。

[119] 《江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汪宝宣（加王旁）倪弼叶楚伧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函》，1927年6月1日，台北党史馆藏档，2－3/83.3。

[120] 前引陈孚木：《如何使G产党没有反攻能力？》。

[121] 《李宗仁在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预备会上之提案》，1928年），台北党史馆藏档，2－2/5.2。

[122] 蒋介石在二期清党开始不久就发现军队和权势机关腐化的严重情况，称：“现在南京的学校、机关，以及好一点的洋房，几乎没有一处没有不给军队占住，弄得学校不能开学，机关不能办事”，“使一般社会批评我们国民革*命军还不如从前的北军。”而上海，“无论总指挥部，或特务处、政治部，以及各机关的办事人员，都是大嫖大赌，整夜打牌，甚至有几千元的输羸。”“还有许多是贪婪括钱，真是无所不为。”“这种情形，同军阀有什么分别？” 蒋中正：《总部第五次纪念周训话》，《清党运动之概论》，中山书店1927年6月，第215－224页；《蒋介石口中之党员腐败》，《大公报》1927年5月31日，第二版。

德国之声：回顾1849年4月德国革命

历史 | 2009.04.24

19世纪中叶，德国尝试建立公民民主制度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当时满怀希望的革命者，以高度热情投入革命事业。1848和49年交替之际，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召开的德意志国民议会，想要在欧洲中心地带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当时辩论的核心是，哪些联邦国家可以归属于德意志帝国。但国民议会争取各君主国统治者组成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努力未能成功。

1849年4月3日，由参加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议会的32名与会者所组成的代表团，前往柏林晋谒普鲁士国王弗利德里希·威廉四世。他们带着选举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为新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建议书。新帝国宪法是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国民议会中讨论形成的。当时主张"大德意志方案"和"小德意志方案"的对立两方各持己见，相持不下。谈判过程相当艰巨。

议员们喊道："应该建立大德意志帝国，以便与中世纪皇帝们的伟大传统联系起来，是他们把'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带向了声望和荣誉。此外，普鲁士和奥地利理所当然都属于大德意志帝国，这一点毫无妥协余地！"

"但是该怎么处理那些不说德语，却生活在普鲁士或者奥地利的人呢？他们也属于德意志帝国吗？"

"在我看来，这些地区可以分离出去。他们无论如何不属于德国。"

经过长时间的辩论，1849年3月底终于进入了投票时刻,大多数同意建立君主立宪制帝国,新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应该由普鲁士国王弗利德里希·威廉四世担任。几天后，代表团启程前往柏林，向普鲁士国王通报最新情况。

议员代表非常礼貌地说："我们有幸向普鲁士国王陛下通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表决的结果。"

国王嘟囔着："你们议会同事已经发来了一份电报。他们显然等不及了。"

代表说："是的，是的。议会作出决议，请求陛下接受德国皇帝这一尊贵的头衔。"

国王拒绝地说："我绝不会干的。这个摄政权不是上帝的恩赐，它不具备圣十字架的标志！这顶皇冠相当于一个铁打的狗项圈，要把我拴在革命、背叛和出卖的耻辱柱上！这帮无赖怎么敢把我封为皇帝！"

代表们还没来得及安抚愤怒的国王，国王已离开了大厅，还扔下了一句让人预感到德国革命即将失败的话语，"对付民主主义者，只有动用士兵！"

这句话摧毁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们实行民主的希望。不久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代表分别被召回，剩下的议员们则退守斯图加特。1849年6月18日，在帝国摄政的压力下，符腾堡军队将议会的最后一批议员驱散，并封锁了议会大厅。1849年7月23日，德国革命终于画下失败的句号，那天，被包围在拉斯台特要塞的革命军宣布投降。

德国人失去了通过民众运动，在欧洲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最后机会，其后果是；欧洲中部成为持续动荡的地区，直到1989年。

作者：Matthias von Hellfeld / 杨家华

责编：乐然

近代日本留华学生

桑兵

近代中日关系虽然乾坤颠倒，文化联系仍保持一定惯性，因此在中国留学生和游历官绅大批东渡的同时，从1871年起，日本中央政府各省、陆海军以及公司银行、对华团体陆续派人来华留学，并有不少自费留学者。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即从事地理兵制调查等间谍活动、学习中国学术文化及养成翻译人才。进入20世纪，随着日本东方主义的复兴和新兴中国学的发展，在各方资助下，“学问的留学生”渐居主导。在中日关系不断紧张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对于真诚求学的日本青年能够区别对待，在学习、生活、见闻各方面给予方便。由此建立起来的相互了解和联系，虽然不能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战后却转化为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动力。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要言之，为古代日本学中国，近代中国学日本。然而，古代中国罕有赴日求学之士，近代日本却不乏来华问学之人。尤其是庚子以后，日本留华学生人数渐有增加之势。他们身份复杂，流品不一，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扮演多重角色，作用难以定位。但在两国文化交流方面，仍有延续古代的积极意义。惜有关史实极少为研究者论及。在相关领域中，研究中国留日学生的著述最为丰富，近年来关于日本来华顾问教习以及中国赴日游历官绅的研究也陆续展开，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而对日本留华学生却仍无论述。追究此一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不仅可以丰满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也有助于理解近代中日关系的重要变化。在此期间，日本东亚同文会等团体先后在中国开办东洋学馆、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等教育机构。所招收的日本学生有的也称为留学生。但上述机构的行政、教育均由日本人负责，实与其国内学校无异，日本学者对此研究较深，因而不在讨论之列。

一、留学乎？间谍乎？

从德川幕府末期开始，受西洋文明的影响，日本已陆续向欧美各国派遣留学生，分为官费、藩费、私费三种，主要由各藩派出。到1873年，累计总数达到373 人，其中官费生250人。明治初年，海外留学生由外务省负责管理，1870年12月太政官颁布《海外留学规则》，除海陆军留学生外，均转归大学统管，分为官选、私愿两类。官选中的华族、大学生及士庶人分别由太政官、大学和府藩县厅考试选拔。当年8月和11 月，大学南校、东校分别进行甄选派遣留学生事宜。1871年，明治政府设立文部省，接管留学生事务。次年颁布《学制》，第58—88章为《海外留学生规则事宜》，详细规定了选派的具体办法和待遇。其中官费一项，又分为初等、上等，分别从中学和大学毕业生中选拔。每年定额，前者150人，后者30人。由于这时已在海外的留学生多为原来各藩派遣，存在诸多问题，其一，全部留学生中百分之八十二三为萨长土肥四藩所派，其余才由各藩分摊。本来各藩学生由藩费供给，废藩置县后统由国费支出，出资与生源分布不相吻合。其二，留学生中军人居多，未经认真考选，不能用功学习，恶评甚多，有辱国格。其三，文部省初创时，连大学及其他经费在内，每年预算不过80万圆，而留学生的学费高达25万圆。有鉴于此，时任大学东校副长的九鬼隆一（当年即升文部少丞、大丞）建议废止各藩留学生，从大学法、理、文、医各科正式学生中选拔优秀者派遣留学。1873年底，日本政府下令召回全体海外留学生，原计划举行统一考试甄别，后干脆放弃，从大学中重新考选50 余人派往欧美。 1874年，文部省设立海外留学生监督，统一管理官费生，第二年又制定贷费生规则。这一连串的有力措施迅速改变了混乱状况。明治政府派遣海外留学生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培养师资，以取代高等教育机构中高薪聘用的外籍教师。到1876年，文部省共聘用美、英、法、德、俄、瑞士和中国籍教师78人，月薪达 17217圆，年薪总数超过20万圆。虽然显示明治政府重视教育的决心，毕竟负担过重。等到留学生次第学成归国任教，外籍教师人数随之逐渐减少。（注：教育史编纂会编修：《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第1卷，东京龙吟社1938年版，第816—848页。此书实为资料长编性质。另据梅溪升《ぉ雇外国人——概说》（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8年版），文部省所雇佣的外国人（含教师及其他）1873年为127名，1874年151名，1877年109名，1882年53名，1888年105 名，1889年109名，以后逐渐减少。）

明治初期日本欧化风行，文部省管辖范围内的留学生，纯粹为赴欧美学习新知，并不包括来华学生。直到1899年，“清国”的字样才出现在文部省有关留学事务的文件之中，中国成为其派遣留学生的对象国。但近代日本留华学生的历史，远远早于上述。1871年5月，来自佐贺、萨摩两藩的成富清风、福岛九成、黑冈季备、水野遵、小牧昌业、田中纲常等人由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派遣，以留学生名义来华。两个月后，吉田清贯、儿玉利国、池田道辉等人也相继来华。这便是号称“维新后支那留学先驱”的明治初年第一期“清国留学生”。（注：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东京原书房1968年版，第78—92页。）

这些人到中国后，分别前往北京和上海，其目的有二，一是学习汉语中文，二是调查中国国情。他们本来已有相当程度的汉学功底，其中福岛九成、小牧昌业、田中纲常等人还出身汉学名家，或受过专门训练，素养较深，能与中国人士进行充分笔谈，所以学习方面主要是练习口语和时文。名义虽是留学，却未进任何学校。这种情况，在近代日本留华学生史上不仅一直持续，而且相当普遍。

关于近代早期日本来华的学者学生，外务省第一期清国留学生出身的濑川浅之进曾经概括道：“其时中国研究大凡有以下四种系统：其一，学习汉学及与中国人研究诗文。其二，调查地理兵制。其三，真实地从欲保亚洲未来，便须日中提携的立场出发，研究政治经济，以保持两国亲和。其四，如历来学会汉学以为长崎的通事那样，学习新的语学并研究时文。”（注：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下卷，东京原书房1973年版，第248页。）所讲虽然是1877年以后的情况，但也适用于此前。明治维新后首批来华留学者，大体是第二、四两种类型的混合。就在1871年，发生了琉球漂民为台湾住民所杀的琉球事件，日本朝野乘机大肆鼓动，征台呼声甚嚣尘上。三年后，日本政府以讨伐为借口，出兵侵台。此役留华学生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替征台行动做准备，1873年3月，福岛九成、黑冈季备奉日本公使转达的命令， 伪装成画家安田老山的弟子，从上海出发，于4月在淡水登陆，勘察台北、彰化、嘉义、台南及南部各地，实测山川地理，了解风俗人情，然后向1873年3月来北京的特派全权大使副岛种臣报告。是为关于此次事件报告之嚆矢，很为当局者所赏识，福岛因此转任文职的驻厦门领事。此行所绘制的台湾地图，后在侵台军事行动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先期归国担任军职的陆军中尉田中纲常、海军大尉儿玉利国相继随征台论争先锋桦山资纪少佐和副岛种臣来华，双方会合后，6月下旬桦山、田中、儿玉等人带领在京待命的成富清风等南下，经上海、福州于8月下旬抵达台湾，到淡水、打狗等地进行侦察。这时日本政府围绕征韩论争议激烈，阁议竟至破裂，引起政变，台湾问题被搁置。儿玉、成富携带桦山密旨于12月回到东京，敦促政府决意对台动武。战争期间，上述各人及吉田清贯、池田道辉，以中国通身份随军行动，或担任翻译，整理文件机要，或为参谋，协助指挥调度，唯一未介入军事行动的小牧昌业，也和福岛、黑冈、吉田、儿玉等人参与了谈判善后。

此后，日本陆海军、外务省、大藏省、农商务省、公司银行、对华团体均陆续派人来华留学。陆海军方面，1873年11月，陆军少尉向郁和中尉美代清元为军事视察及学习汉语留学北京。1877年山口五郎太留学厦门，80年代铃木恭坚、河野主一郎、柴五郎相继以海军留学生名义留学福州。规模较大的则为1879年参谋本部一次派遣14人留学北京。（注：这14人分别为川上彦六、杉山昌矢、柴田晃、御幡雅文、关口长之、大泽茂、谷信敬、平岩道知、濑户晋、原田政德、沼田正宣、末吉保马、草场谨三郎、富地近思。）和首批留学生一样，他们有的一面学习汉语口语时文，一面在使领馆武官以及驻华日军将校的辖制下，从事情报收集等间谍活动。有的甚至只是以留学生的名义为掩护，纯粹进行谍报工作。如河野主一郎在华仅一年时间，奉军令部之命，到宁波、厦门、香港、广东、上海、芝罘、天津、北京、大沽、山海关、牛庄、旅顺等要地调查军队部署、炮台等设施及风俗民情，将见闻详细记录后报告军令部，即完成使命。山口五郎太还化名苏亮明，着中国服装，到处刺探军情，积极参与所谓福州组的搅乱中国策，并鼓动开办东洋学馆，培育大陆经营人才。所以人们提起日本留华学生，往往联想到间谍的形象。

不过，1879年参谋本部所派14名学生，却不是军人身份，而是从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专业中选择出来的“清国语学生”。此事与时任参谋本部管西局长的桂太郎关系极大。桂很早就建议向中国派遣武官，加强军事情报的收集，以备不时之需。以后又撰写了《邻邦兵备论》，起草并提出对清作战策。1878年参谋本部设立，桂出任管西局长后，立即着手实施，他召回前此所派将校，同时向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厦门、牛庄派遣13名军官，专门调查地理政情，供作将来对华作战时决策用兵的依据。此举使情报活动更加专业化，提高了效率。而派遣文职的汉语学生，则是鉴于中日两国交涉摩擦增多，大规模武装冲突势必爆发，须为在军队中大批培训汉语人才准备师资。这批人回国后，即在各地镇台及士官学校教授汉语，虽系文职，目的仍然在于军事行动。

中日两国互设使领馆后，外交事务增多，培养语言人才之事十分迫切。本来外务省属下的汉语学所，有官费生10名，后划归文部省，并入外国语学校。1883年 8月，外务省公信局长浅田德则接受中田敬义应向中国派遣汉语学专门留学生的建议，制订《清国留学生规则》。中田原为汉语学所学生，鉴于汉语语法发音因地而异，在校期间即要求到中国留学，未能实现，时任外务省秘书官。由他和浅田、田边太一、郑永宁等4人担任考试委员，经考选和推荐，第一期派出濑川浅之进、西源四郎、田边雄三郎、小田切万寿之助、吴大五郎、铃木行雄等6人，第二期派出丰岛舍松、大河平隆则、山崎桂、横田三郎等人，以后每年考试一次（个别年份因故中止），陆续派遣。在此之前，外务省已有利用原来各藩所派留学生的举措，如1874年由水户藩藩公派往北京学习语言文学的河西肃四、小松崎吉郎，经过两年的学习，即任公使馆二等见习书记生，后又担任留学生监督。此后还屡有将私费留学生等转为外务省留学生的个案。 而且外务省本身也曾不定期地零星派遣过留学生，如1880年所派吴永寿。只是从1883年起更加制度化。与军事留学生不同，他们一般在使领馆内学习，同时见习初级外交官事务。期限多为2—3年，个别人长达8年；学成即在现地或归国担任外交官。为了学习广东话，还曾派人到香港皇仁书院留学，先后在此就读者有安广伴一郎、杉村ｊùｎ＠①、高须太助、大河平则隆、山崎桂、丰岛舍松、田边雄三郎、小田切万寿之助等。该书院因而被称为“日本外交舞台人物辈出的渊薮”（注：《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240页。）。

由大藏省派出者仅有井上陈政（后复姓＠②原）1人，他任职于印刷局制版部，因1877年赴日的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杨守敬等人学问颇精，多与日本汉学家往还唱和，次年，大藏省命井上到清公使馆专门研习汉学。1882年，何如璋任满归国，井上又由大藏省派遣随其来华继续学习，先后在北京、福州从何如璋学习制度掌故，在杭州从俞樾学习诗文。俞樾《曲园自述诗》记其事道：“甲申岁，日本东京大藏省留学生井上陈政字子德，奉其国命，游学中华，愿受业于余门下，辞之不可，遂留之。其人颇好学，能为古文。”在华期间，井上还游历了直隶、山东、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安徽等省，历时6年，归国后写成《禹城通纂》上下册，分政体、财政、内治、外交、刑法、学制、兵备、通商、水路、运输、物产、风俗等12部，共2033页，另有附录353页，为清朝当政各员传略，1888年由大藏省出版。来华前印刷局长得能通昌嘱咐井上道：“日清联交，势在必行，然而非熟知彼邦风土事情，通观始末，则联交安可得？所谓事在人为，人由事显。汝此行善体余意，切勿虚劳。”（注：《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244页。）井上可谓不负所望。可惜在中日关系日趋恶化的大背景之下，“熟知”“通观”也无益于邦交，后在日本驻华公使馆任职的井上本人还死于义和团一役。

农商务省留学生又称为练习生，1899年所派有安永东之助。同年三井公司也决定实施派遣留华学生计划。当时该公司在上海设有分店，经营业务主要通过买办中介，利润损失过大，因而想培养熟悉当地特殊业务行情和能说汉语的人员，以便逐步废除买办制。首期招生为高木陆郎、内田茂太郎、横山直行等人，翌年再招收森恪、绫野矶太郎、儿玉贞雄、上仲尚明、江藤丰三等，聘请首批陆军语言留学生出身的御幡雅文专门教授北京话和上海话，此前一年，横滨正金银行将新入社的3 名法学士大隅行一、藤平纯一和小贯庆治分别派往上海、广东和北京留学，一面学习汉语，一面调查金融商业状况，以便兴办或推广业务。

对华团体派遣留华学生动议甚早，1877年12月振亚社创立之初，就有意与中国交换留学生。但后来主要是由日本人自己办学进行培训。1899年，应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长井手三郎之请，该会先后向广东派出6人，向上海派出4人。到广东的桥本金次、内田长二郎、熊泽纯之助、山下稻三郎、松冈好一、远藤隆夫等人在练习粤语的同时，协助该会广东支部进行活动。松冈还参与了《知新报》的编撰，并介入保皇会的勤王密谋。另外，日本的一些佛教宗派欲在中国发展势力，也曾以留学名义派遣使者，如1900年来华的川上季三为西本愿寺所派，1901年自真宗大学毕业后来华的松本义成，也由属于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的爱知县法通寺所派。

自费留学生占有一定比重，如1882年来华的山崎桂，1883年田岛藏之助、横田三郎、吉泽善次郎，1888年奈良崎八郎、尾本寿太郎、福原伴十郎，1890年森井国雄，1897年小村俊三郎，1900年安藤辰五郎、栉引武四郎等，其中有的后来转为官费，有的本来就是军人。

早期留华学生，无论官费私费，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留学为名的大陆浪人和间谍，除通过日常生活学习会话外，他们实际上并不学习任何书本知识，而是四处游历，调查地理地形、风俗人情、军事设施及军队编制。如1882年来华的田岛藏之助，十余年间携带少量药品杂货，各处漫游，据称18省中只有广西、云南两省足迹未到。1884年来华的外务省官费生中西正树。学习期间即擅自离开北京，且一年时间游历华北、华中、西北、西南7省。后来干脆加入荒尾精的汉口乐善堂。同年转为外务省留学生的横田三郎于1889年还前往蒙古旅行，据称为日本人首次踏足该地。他们无视中国政府的法律以及中日之间的条约规定，常常身着中国服装（注：因中国各地方言多歧，而中日人士外形相同，难以区别，1871年中日订立的修好条约第11条，应李鸿章要求，禁止日本人在华着中装。），利用各地的各种反清势力，千方百计挑起事端。一旦中日之间发生冲突，则立即投身军旅，或任向导，或为参谋，或干谍报。二是学习汉语时文，以及有关专业知识，以便就业，外务省及公司银行留学生多属之。陆军参谋本部所派御幡雅文，留学期间外务省命其赴欧洲留学，因认为有必要研究中国而不奉命，继续在北京学习汉语。后长期任教，培养汉语人才甚多。（注：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下卷，东京黑龙会出版部1936年版，第134—135页。）三是对中国文化的经史文学抱有热忱，语言学习之外，喜欢结交当地的经生文士，甚至专程拜访名师。此类人为数不多，除井上陈政，还有山崎桂、吉泽善次郎、野口多内、丰岛舍松、森井国雄、宫岛大八等。他们或进入当地的义塾书院，或投入名师门下，如山崎在北京先从多位满汉人士学习，又进入梁家园义塾研修文学，丰岛入上海正蒙书院，宫岛、野口入保定莲池书院。吉泽拜俞樾为师学汉文，野口师事吴汝纶，丰岛师事院长张焕纶，森井则先后在沪京津等地向宋恕、叶瀚、汪康年、张锡銮、贾景仁等问学，研究经史诸子百家、历代制度及晚近文学。宫岛师事张廉卿，7年间张先后长保定莲池书院、武昌江汉书院、襄阳鹿门书院，又转赴西安，宫岛一直紧随不舍。（注：《对支回顾录》下卷，第705页。）丰岛之父为金泽藩硕儒，他由与中国士林交往甚广的冈千刃介绍，从学于张焕纶。张不仅生活上予以优待照顾，还时与口笔交谈，以慰孤寂。当时丰岛年轻气盛，每每毫无顾忌地指摘中国不振的原因，攻击孔孟之道，张则谆谆教诲，不厌其烦。如丰岛以中国少年文弱为儒教经典之过，张答以非孔圣经书之罪，乃奉行之中国人之罪。两人笔谈关于清朝缘起、中日关系、东西异同等事，颇可见当时中日两国人士的态度差异：

生曰：敝邦相传，贵国朝廷，出于我源义经之裔。义经系于清和源氏，贵朝国号基于此。

师曰：此说为奇异。然敝邦始祖说亦窈渺，有谓自天女降生者，此盖附会。古来符瑞之说，与贵国说上世者同然。鄙意本朝起于和林，当是金裔耳。其始甚微，不过一匹夫耳。因有雄略，为众所推，渐为部落之长，辟地日广，遂成雄图。
生曰：敝邦与贵国，交通最久，彼此往来，不必论何裔谁系也。我两国人种既同，书亦同文。总之，敝邦与贵国为兄弟国矣。

师曰：左氏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今日欧洲之人，真非我族类也。然以情理浃之，亦正无异。故孔说得最好，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真圣人之言也。左氏之说，反觉不大。

生曰：真然。但西人其心不易测，是以难辄亲。

师曰：西人虽恶之，而不能不服之。何也？他实有足以胜我之道也。特我东方，人心散漫，须有一大学识、而兼有大权力者，登高一呼，万山皆应，使天下聋者瞽者，精神一振。此愿不知何日可慰。

生曰：听高论，佩服曷胜。愚意若贵国有其人挽回国政而远驾西人，则我东方诸国何必愧服西人，必将遂于近。敝邦朝廷亦锐意谋治，他日果驾西人，则贵国之于敝邦亦当如此矣。我两国素唇齿之辅也。

师曰：敝邦与贵国为唇齿，此就今日言之耳。今日外侮甚多，不得不辑和家庭以御之。然两国朝廷举动，尚未坦白冰心，鄙人深切忧之。今幸交冈先生及诸兄，所说皆与鄙意相同，莫大幸事。他日我辈或有尺寸之柄，愿各勿忘今日之言。

生曰：我朝廷素有善邻之意，特派生等留学于贵国者，亦欲使交贵国大家名士，以通两国之意，固两国之好也。（注：《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259—260页。）

可惜后来事态并未如此发展。每当中日之间发生冲突，特别是像甲午战争那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因所谓中国通的人数不足，各类留华学生多被征召担任翻译，所起作用决非有利于巩固和平。培育过日本留学生的保定莲池书院，先在八国联军时遭受严重破坏，经修复，再毁于日本侵华战争。不过，也不能因此就把这一时期的所有留华学生都认作间谍，尤其是后一种类型，成为下一世纪“学问留学生”的雏形。

二、“学问的留学生”

作为管理海外留学生的专职行政机构，在19世纪后30年日本文部省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中国事务。在此期间，有关海外留学生的规则几度变化，1882年，将贷费生改为官费，由文部卿从东京大学毕业生中选拔。1885年又将选拔范围扩大到文部省直辖学校的专门科如师范科，所派人数甚少，每年约5—10人。前此还规定东京大学教员任满5年，可以所得薪水自费到海外留学，以学术研究为目的。（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第2卷，第463页。）1892年颁布的《文部省外国留学生规程》规定，由该省所派留学生总数同时不得超过22人。（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第3卷，第666页。）以后逐渐有所增加，1896年定为35人，次年扩大到60人，接着又取消了定额限制。其原因是甲午战争前，日本政府财政开支极为窘迫，通过战争获得大笔赔款，得以缓解。另外早期留学生待遇较高，贷费生时期除旅费外，每人每年1000日圆。改官费之初，每年为180英镑或1800圆，到1898年，减至每年150镑或 1500圆。（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第4卷，第460—463页。）

范围扩大和定额增加，为主要以培养师资为目的派遣留学生的文部省派人前往中国提供了可能。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时，共设法、理、文、医四个学部，其中文学部第一科为史学、哲学、政治，第二科为和汉文学。史学科因教授不得其人，于1879年废止。而和汉文学科应考学生也寥寥无几。校方担心国学、汉学中绝，作为权宜之计，于1882年设古典讲习科（国书课），次年设中国古典讲习科（汉书课），附属于文学部。汉书课继承日本汉学传统，教授史学、法制、考证等，历时两年即停止。这时日本国粹主义逐渐抬头，汉学随之有复兴之势。1886年改为东京帝国大学，按照明治天皇的旨意，文科大学内单独设立汉文学科，以后哲学、史学科也增加有关中国的分支。（注：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东洋史学》，东京青木书店1976年版，第15—21页。）1896年，又动议创设京都大学。日本《东华》杂志载文《汉学再兴论》，分析汉学、国学、西学的变迁大势：“明治以前，汉学最盛，士人所谓学问者，皆汉学耳。除汉学则无有学问也。及政法一变，求智识于西洋，学问之道亦一变，贬汉学为固陋之学，如论孟子史之书，一委诸废纸之中，无复顾问者。然其衰既极，意将复变也。比年以来，国学勃然大兴，其势殆欲压倒西学，而汉学亦于是乎将复兴也。”“试观近十年来，东京学业情形，前则政治法律之学，盛行于时，此等生徒，满于四方。其后学风一变，生徒修习文学者日众，而论其种类，虽分为日本文学，西洋文学，今将见有修习汉学者焉。”“汉学再兴之机运将渐开”。（注：引自《时务报》第22册（1897年 4月）古城贞吉译文。）

1899年，东京大学文科助教授服部宇之吉以研究汉学为目的，由文部省选派到中国和德国共留学4年，当年9月，服部赴北京。（注：《本会员の海外留学》，《史学杂志》第10编第7号，1899年7月。）1900年4月，拟建中的京都大学以法学部讲师名义派狩野直喜作为文部省留学生来华留学，以便归国筹办该校文科大学。（注：《狩野直喜博士年谱》，《东方学》第42 辑，1971年8月。）然而，这时义和团运动已经发展到京津地区，北京城内对外国人的态度渐趋激烈。服部和狩野本来住在东四牌楼北六条胡同旧公使馆的陆军武官官舍，后因形势严重，移到使馆区内，经历了两个月的“北京笼城”。义和团运动与国际汉学界似乎有某种机缘，服部、狩野后来分别为东西两京中国学界的领袖人物，同时被困的东京日日新闻社特派员古城贞吉，也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元老之一。而在法国公使馆，则有后来成为西洋汉学泰斗、巴黎学派领袖的伯希和。除了两位文部省留学生，还有外务省留学生野口多内，正金银行留学生小贯庆治，西本愿寺留学生川上季三，以及留学生大和久义郎、竹内菊五郎等。他们编成义勇队，由以自费留学名义来华的陆军大尉安藤辰五郎为队长，参与作战以及辅助行动。8月中旬，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使馆之围解除。9月中旬，服部、狩野奉文部省之命归国。（注：服部宇之吉：《北京笼城日记》，大山梓编：《北京笼城记他》，东京平凡社1965年版，第113、135页。）

文部省派服部来华，本来目的不是留学，而是鉴于中国的维新改革，原文部大臣外山正一和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矢田部良吉等主张派人到中国帮助养成教育人才，推荐服部为候选人。此举既能培养中国的亲日倾向，缓和甲午战争以来的紧张关系，又可进而争夺控制中国的教育权。文部省接纳这一主张，但中日两国政府尚未就此正式交涉，因而以留学生名义派遣，目的却是指导中国的教育界。不过服部来华时正值戊戌政变后清政府趋于守旧排外之际，想通过结识达官名流以影响中国教育的尝试大都遭到回避或婉拒，允诺见面的只有袁昶一人，只好转而专门研究中国的民族性和一般国情。他后来转赴德国留学，1901年9月，因清政府重开新政，日本政府急电召其回国，接着应清政府招聘，赴北京出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正教习。（注：《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744—746页；《服部先生自叙》，《服部先生古稀记念论文集》，东京富山房1936年版，第13—16页。）狩野则于1901年再度来华，留学上海3年，住在日本人所开的旅馆，到在华外国人士有志于中国研究者组织的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北华分会（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Royal Asiatic Society）图书馆读书，并周游江南，与张之洞、罗振玉、沈曾植、郑孝胥、陈毅等人交往。（注：《狩野君山先生と支那の学人》，《狩野先生と中国文学》，《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7卷，东京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243、257页。）首次留学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民众激烈的排外情绪，甚至有人当面向他们显示不怕死的精神。但在使馆被围之前，服部、狩野等人还曾去琉璃厂的书肆访书。（注：狩野直喜：《清国谈》，《支那学文薮》，东京书房1973年版，第308页； 服部宇之吉：《北京笼城回顾录》，《北京笼城记他》，第201页。）这一后来被吉川幸次郎称之为“学问的留学生”通例的举动，表明他们毕竟不同于上节所述之日本留华学生。

经过庚子事变的惨痛教训，中国朝野清楚地认识到普及新式教育的重要性。而日本则乘此机会，扩大对华交往和影响。1901年4 月颁行的《文部省外国留学生规程细则》规定，留学生学资分为三等，到欧美各国、清国、韩国分别为每年1800、1200和1000圆，另有支度费200、 150和100圆。两年后又补充规定来华单程旅费为140圆。（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第4卷，第465、469页。）尽管一般倾向仍是留学欧美，但这一规定毕竟为有志于中国研究者提供了正式的机会。1906年，筹办已久的京都大学文科大学终因日俄战争的胜利解决了经费来源而成立，师资虽多来自东京大学，风格主张却不相同。由此形成的中国学派，与东京的东洋学相并立。以后随着日本政府的鼓励和教育的发展，大学增多，专门和高等学校水准提高，研究中国的专业人员日益增加，赴华留学成为专业化趋势。开始还是零星个别现象，学习语言则自请教师，钻研经史文学则投拜名师，有的四处周游，拜会学者，查访书刊，游览名胜，凭吊古迹。1907至1909年京都大学的桑原骘藏为研究东洋史，作为文部省留学生来华留学，东京大学的宇野哲人也以文部省留学生名义来华。1910年初松崎鹤雄到长沙拜叶德辉、王ｋǎｉ＠③运为师，学习《说文》、《尚书》等典籍。同年底又有三位日本人前来拜王为师，其中毕业于日本善邻书院的小平总治欲治元史。王因自己完全不通蒙古语，告以宜访沈曾植和曾广钧。是年由文部省派遣的盐谷温从欧洲留学归来，按预订计划还须到中国留学，也前往长沙投入叶德辉门下，学习词曲，亲眼目睹了辛亥革命，1912年8月才归国。（注：王ｋǎｉ＠③运：《湘绮楼日记》，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之4，台北学生书局1964年版，第938、954、971页；盐谷温：《先师叶＠④园先生追悼记》，《斯文》第9年第8号，1927年8月；《先学を语る：盐谷温博士》，《东方学》第72辑，1986年7月。）

进入民国时期即日本的大正时代，日本朝野日益重视中国问题，各教育机构的中国研究显著增加。为了提高水准，推动研究，除文部省继续提供资助外，一些民间财团也出资设立奖学金，鼓励留学中国。如东京有岩崎奖学金，京都有怀德堂奖学金、上野育英会奖学金等。怀德堂的钱本来是给内藤湖南私人，仅5000圆，岩崎、上野则资金雄厚。上野为大阪实业家，出资10万圆在京都大学设立基金，规定由研究中国文史哲的教授协商，选派研究生赴华留学，原则上每次一人，为期两年，对京都大学的中国研究影响甚大。（注：《先学を语る：冈崎文夫博士》，《东方学》第70辑，1985年7月。）这一时期先后由文部省派遣来华留学的有1916年铃木虎雄，1921年藤冢邻，1922年羽田亨，1925年和田清、青木正儿。岩崎奖学金所派有 1920年诸桥辙次，1921年竹田复（后转为文部省研究员）。由上野育英会所派有1919年冈崎文夫等。

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日本资助留华学生的机构又有所扩大。如帝国学士院的松方基金向留华学生开放，东亚考古学会也争得了专门基金。该会成立于1925 年，由东西两京的考古学者合作组成，目的是与中国学者合作，进行考古发掘，同时在北京大学和东京、京都大学之间交换留学生。据说资金系由外务省提供。（注：《学问の思ぃ出：原田淑人博士を围んご》，《东方学》第25辑，1963年3 月：《先学を语る：滨田耕作博士》，《东方学》第67辑，1984年1月；《先学を语る：水野清一博士》，《东方学》第75辑，1988年1月。）此外，日本用退还庚子赔款举办的“东方文化事业”，从1930年11月起补助在华日本留学生，分为三种，其中第三种为日本大学或专科学校毕业以及具有同等学历在中国大学研究所或专门学校进修研究者。（注：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专刊（45），1982年版。）由帝国学士院松方基金资助者有1927年加藤常贤，由文部省派遣来华者有1928年仓石武四郎、冢本善隆、楠本正继，1929年大渊慧真、玉井是博、奥村伊九良、原富男、鸟山喜一。东亚考古学会从1928年开始，每年1人，依次为驹井和爱、水野清一、江上波夫、三上次男、田村实造。由上野育英会资助的有佐藤广治、吉川幸次郎（先为自费）、木村英一、小川环树、今西春秋等。由“东方文化事业”资助者人数较多，如1936年平冈武夫、1937年奥野信太郎。此外还有目加田诚、桂太郎等。不过，总体看来，文部省派遣留华学生的比例很小。据文部省年报，从1918年到1935年，派遣留学生最多的年份为1922年，达 217 人，1919至1928年以及1931年，均超过100人。若以累计在外留学人员计算，1922年至1928年每年约350至450人，其中留学中国者最多为6人，一般仅三四人，后来更减少到1人，甚至出现空缺的年份。 （注：《日本帝国文部省年报》第50—62号（1922—1935年）。）

与此同时，其他类型的留学生也继续派遣。1907年宇野哲人留学时，即与三井的留学生都筑、铃木、母袋等合宿。1923、1924年，日本大谷大学教授稻田圆成、东京大学教授木村泰贤、法相宗长佐伯定胤等相继来华，与太虚商议交换佛教留学生事宜。（注：释印顺编著：《太虚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5年版，第86—87、96—97页。）1927年以前，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各类留华学生汇聚于此。仅位于东城东四牌楼演乐胡同39号延英舍住宿的就达20人之多。北伐以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与政治军事关系密切的外务省和陆军留学生纷纷转移，延英舍住宿者下降到不足10人。但为学问而来的留学生人数反而有所增长，当时在北京东有延英舍的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江上波夫、三上次男，北有六条胡同本愿寺的冢本善隆、大渊慧真，南有船板胡同日本旅馆一二三馆的加藤常贤、玉井是博、楠本正继，绒线胡同盛昱故宅的奥村伊九良，西有寄居孙人和家的仓石武四郎。（注：《水野清一君挽词》，《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23卷，东京筑摩书房1976年版，第635—636页。）此后来华者更多，1930至1933年留华的法本义弘，即记述了原、森口、铃木、杉村、熊田、山野、福本、吉田、仓井等十几位留学生在北京的生活情形。这时东单牌楼附近有所谓“日本人村”，留学生还组织了大兴学会。（注：法本义弘：《滞支见闻控》、《北京留学生觉书》，《支那觉え书》，东京萤雪书院1943年版，第9—10、257—272页。）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仍有以留学生名义来华者，但性质已不同，无论主观意愿如何，都只能视为文化侵略的组成部分。

三、学习与生活

日本来华留学生品类不一，其生活、学习和活动也各自不同。其中为求学问而来者多数为各大学的教师，不少人已是副教授甚至教授，还有的虽为刚毕业或在校的研究生，但已确定将来任教的大学和专业，因而目的性强。留学地点主要集中于北京，个别因专业研究的需要而改到其他地方。如羽田亨在奉天随喇嘛学习蒙语，青木正儿为了解昆曲到上海。生活方面，依各人的经济来源而定。19世纪末，外务省留学生每月35圆，公使馆附属语学生每月60圆。20年代，文部省第三种留学生为每月120圆，上野育英会每月200圆，帝国学士院松方基金每月300圆，文部省以在外研究员名义派遣来华留学者，因为多为副教授以上职称，待遇更高，达到360圆。1922年，文部省划一除外务、陆军以外的所有在外研究员待遇（包括递信省、水产讲习所、关东厅、以及台湾、朝鲜两个总督府所派），分为三类地方、两种等级，其中包括中国、西伯利亚的丙等地方的高等官每年3000圆，判任官每年2400圆。（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第7卷，1939年版，第774、783页。）而当时外务省低级职员每月仅80圆。20年代初期，北京物价较低，包车一个月19元，雇佣人9元。后来由于国际金融市场银价急落，银本位的中国货币与金本位的日圆之比大幅度下跌，200日圆可兑换中国银500元。北京物价虽有所上涨，以较高标准，连同衣食住行，总计不到每人每月 100 元（房钱饭费共30圆）。（注：《学问の思ぃ出：竹田复博士を围んご》，《东方学》第37辑，1969年3月；《学问の思ぃ出：加藤常贤博士を围んご》，《东方学》第39辑，1970年3月；《留学时代》，《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东京筑摩书房1975年版，第371—372页。）早期北京租房甚难，服部宇之吉来华时只能住在旧公使馆宿舍，到铃木虎雄时仍然颇费周折。（注：铃木虎雄：《北京ょり》，《艺文》第7年第6号，1916年6月。）以后逐渐改善，经济优裕的住在日本旅馆，其他则或寄宿于中国人家，或租用民宅，或共居宿舍。进入30年代，北京各大学周围出现不少学生公寓，也有个别留学生入住，与中国同学一起生活。饮食虽多面食，与日本习惯不同，但或由房东包伙，或于饭馆用餐。外出则多乘人力车。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力虽然强弱不同，但很少有人抱怨饮食不佳，反而对北京的大菜小吃印象深刻。（注：奥野信太郎：《燕京食谱》、《小吃史の记》，见《随笔北京》，东京第一书房1940年版。）与中国留日学生的反映明显有别。（注：中国留日学生对日本的饮食抱怨最多。参见周作人《日本的衣食住》，钟叔河编：《周作人文选》第2卷，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314页。）只有沐浴之事远不及素爱洁净的日本，中国都市里澡堂的脏与乱，常常成为日本留学生取笑抨击的对象。这时穿着西装在城市已经逐渐流行，禁止日本人在华穿中装的禁令无形中取消，一般日本留学生多着西装，而京都大学的仓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受狩野直喜研究中国应当沾染上中国文化之说的影响，也模仿当时北京流行的服饰穿着中装。

学习方面，首先是学习语言，尤其是口语。这是令日本留学生大为头痛之事。中国各地方言杂出，甚至同一北京城内，据说也有8 种口音。单纯通过日常生活学习，很难通行无碍，必须学习官话。本世纪初北京尚无专门语言学校，聘请个人教师，又因全城有资格者不过10人，要价过高，每日 1小时，一个月即须5至10元，2小时则加倍。为此，早期留学生曾以同文会名义在霞公府创办清语学堂，共同请人教授。（注：《燕京见闻录》，《史学杂志》第15编第8、12号，1904年8、12月；宇野哲人：《考史游记序》，东京弘文堂书房1942年版，第7页。）后又在霞公府组织同学会，数十名日本年轻人每天上午集中学习汉语，留学生也加入其中。（注：《学究生活思出》，《武内义雄全集》第10卷，东京角川书店1980年版，第419页。）民国以后，旗人失去特权地位和生活保障，又缺少专门技艺，不得不另谋生计，不识字者做人力车夫，而通文墨者维生的途径之一，便是登门教授来华外国人学习北京话（日本留学生称之为出张教授）。因旗人所操直隶腔，为当时上流社会比较标准的官话，不似一般汉人南腔北调，同时旗人过去生活闲适，对于清朝的礼节制度乃至各种民俗风情均略知一二，尤为想了解清代学问与社会的日本留学生所欢迎。出身清朝贵族的奚待园即前后教过不少日本留学生。北京先后担任过日本留学生汉语教师的还有金国璞、骆亮甫、马杏昌，在上海则有延年等。由于教师增多，二十余年间学费竟有所降低。到20年代末，单教口语每天2小时每人每月5元，教授文学等则每人每月10元。留学第一年一般学习语言，因为没有专门课本，多以《红楼梦》、四书为教材。除书本知识外，有时留学生还提出有关制度、民俗、戏剧等方面的问题请求解答。（注：《留学时代》，《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第381—382页；奥野信太郎：《北平通信（一）——间崎万里氏宛通信》，《三田评论》第474号，1937年2月。）

其次为专业学习。多数日本留学生实际上是来华进行研究，因而一般并不进入具体的学校。如加藤常贤以中国家族制度为研究课题，而中国的大学当时尚无有关课程或专家，所以主要是在市井坊间实际考察婚礼葬礼等现实生活。竹田复也只是在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的研究室请沈尹默、黎锦熙等解答问题，其余时间则为自己读书。至于拜师学习者，则得到谆谆教诲。盐谷温从叶德辉习元曲，叶在《元曲研究序》中记其事道：“余家藏曲本甚多，出其重者以授君，君析疑问难，不惮勤求，每当雨雪载途，时时挟册怀铅，来寓楼，检校群籍。君之笃嗜经典，过于及门诸人。”当盐谷请益时，叶“执笔作答，解字析句，举典辨事，源源滚滚，一泻千里，毫无窒碍。由朝至午，由午至晚，谆谆善诱。至会心之处，鼓舌三叹，笔下生风，如发小楷，直下一二十行，乐而不知移时……夏日酷暑，不顾汗流滴纸，冬日严寒，不顾指僵难以握管，开秘籍、倾底蕴以授余。”（注：盐谷温：《先师叶＠④园先生追悼记》，《斯文》第9年第8号，1927年8月。）20年代以后，逐渐有日本留学生进入北京大学等校为旁听生，如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目加田诚等。1928年吉川选听了马幼渔的“中国文字音韵概要”、“经学史”和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史”，以后又先后听过钱玄同的“古今声韵沿革”、沈兼士的“文字学”、陈垣的“正史概要”、伦明的“版本源流 ”、余嘉锡的“目录学”、吴承仕的“三礼名物”等。考古留学生则选修马衡的“金石学”。按照规定，科目一经选定，不得更改，并须注册， 但不必考试。（注：《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原件照片。旁听生开学时须测验程度。）同时他们还在中国大学选修课程。另外每周一次到西城的汉军旗人杨钟羲宅学习诗文和清朝学术史。杨氏曾与王国维同为废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熟于清朝的掌故制度及学术源流，多所著述，与日本学者及留学生交往甚广，曾开办雪桥讲舍，并于日本人主办的《文字同盟》杂志刊登广告，后因报名人数太少，未能开课。（注：《学问の思ぃ出：仓石武四郎博士を围んで》，《东方学》第40辑，1970年9 月。杨氏于清朝史实掌故极熟，但讷于言，常与客人默默相对。）学习文学的奥野信太郎不满北京大学里以整理帐簿式的态度研究文学，认为缺少精致的学风，不足以谈诗文，为体验中国文化的精髓，反而从奚待园的教授《红楼梦》中获益良多。（注：奥野信太郎：《北平通信（一）——间崎万里氏宛通信》，《三田评论》第 474号，1937年2月。）
学习书本知识只是日本留学生来华的目的之一，而且可以说不是主要目的，更重要的是实地了解中国社会，或者说通过各种活动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与风俗人情制度。与此相应，日本留学生的在华活动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拜访学者，二、访书买书，三、考察名胜古迹，四、看戏采风。

以学问为目的的留学生，在现地向本国学者请教，对于全面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可谓事半功倍。中日学者间的交往由来已久，尤其是近代以来，学者的互访日益增多，彼此增进了解。这为日本留学生访求名师提供了便利。尤其是20年代以后，小柳司气太、今关寿＠⑤、桥川时雄、杉村勇造等人长期在华，广交文化界人士，注意掌握当代学术动向，其中任职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的桥川侨居中国二十余年，“与中国学者交游之广，堪称现代第一人”（注：长濑诚：《日本之现代中国学界展望》，《华文大阪每日》第2卷第8期，1939年8月。），并对在华日本留学生负一定责任，七七事变后日本组织所谓“东亚文化协议会”，1938年在北京举行首次会议时，即由他介绍在华留学生的情况。（注：小林澄兄：《东亚文化协议会》，《三田评论》第494号，1938 年10月。）留学生拜访中国学者，往往由他们提供指示，或予以引荐。因而日本留学生对于中国学者的情况，有时较中国人还要熟悉，知道所研究的专题应向哪位学者请教。早在1919年冈崎文夫欲治宋学，即知须见深居简出的马一浮。他和同时留学的武内义雄、诸桥辙次、佐藤宏治以及今关天彭等，在读书和纵谈古今之外，“时时相携拜访名儒硕学”（注：《はしがき》，《武内义雄全集》第10卷，角川书店1979年版， 第8页。）。

这时在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扩张下，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普遍高涨，学者对于真诚求学的日本青年却能区别对待，热情相助。竹田复来华，沈尹默不顾当时排日气盛，说“我们是同学”，给予很多研究的便利。诸桥辙次留学期间会见过沈曾植、郑孝胥、陈宝琛、姚永朴、姚永概、马通伯、柯劭＠⑥、樊增湘、王树ｎáｎ＠⑦、叶德辉、王国维、康有为、章炳麟、蔡元培、杨钟羲、胡玉缙、张元济、傅增湘、周作人、钱稻孙、胡适、伦明、杨树达、马幼渔、陈垣、黄节、马叙伦、朱希祖、孙人和、孙德谦、沈尹默、沈兼士、马衡、马鉴等。（注：诸桥辙次：《支那の文化と现代》，东京皇国青年教育会1942年版，第85—94页。）吉川幸次郎等人留学时，中日关系相对缓和，先后结识的中国南北学者文士有杨钟羲、王树ｎáｎ＠⑦、江瀚、傅增湘、汪荣宝、徐乃昌、金松岑、袁励准、梁鸿志、李宣龚、李宣倜、吴士鉴、李详、张元济、徐鸿宝、陈寅恪、杨树达、黄侃、孙人和、胡光炜、马幼渔、马廉、马衡、吴承仕、吴梅、朱希祖、沈兼士、钱玄同、钱稻孙、赵万里、李根源、王君九、潘博山、潘景郑、王佩诤、王大隆、吴湖帆、陶冷月等。1929年7月杨树达接待了来访的仓石武四郎，认为“此君头脑明晰，又极好学，可畏也”（注：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1936年5月平冈武夫来华时，已是两国之间剑拔弩张之际，他不仅由桥川时雄介绍，认识了参与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北平人文研究所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学者，还得到据说有意避开日本人的顾颉刚的款待，并见到被视为反日派的陶希圣。留学日本出身的学者更是日本留学生首先拜访的对象。周树人、作人兄弟即先后接待过竹田复、青木正儿、木村英一、冢本善隆、水野清一、仓石武四郎、目加田诚、桂太郎等人。（注：参见《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周作人日记》，郑州大象出版社 1996年版。）如果说在北京还受到格外优待的话，访问江南的吉川则受到和中国青年同样的待遇，令他感到自己已是半个中国人。

日本留学生来华的目的之一，是收集研究资料，因而访书买书成为在华活动的重要内容。武内义雄在北京的京师图书馆看到浩瀚的四库全书和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看到印行中的四部丛刊各种珍稀典籍时，心情激动不已。后来上海商务印书馆图书不幸毁于日军的战火，江南书商的抗议之词，一直传到东瀛的友人处。吉川幸次郎几乎以1／3的时间用于购书。日本留学生在北京的主要去处有二，一为琉璃厂，一为隆福寺，是当时两大著名古书店街。前者的来薰阁、通学斋，后者的文奎堂，为留学生光顾最多的书店。这一时期，因政局动荡频繁，许多古书流出市面，中国学者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古史，重视年代早的珍版。日本留学生却注意清代学术，主要收购这方面书籍。有的隔日一往，每去必有所获。虽然经费充裕，但因买得太多，有人甚至将归国的旅费也用掉，还要向书店借款。这几家书店的掌柜陈杭、孙殿起、赵殿成等，和不少日本留学生成为知交。北洋政府时期，压迫学界，20年代中期，“北京书行买卖，现在亦靠几个日本人支持”，令中国学者感到“可哀 ”。（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6 —177页。）除在北京购书外，游览各地之时，尤其在江南各城镇，也往往拜访当地的知名书商，选购古籍，如苏州的邹百耐、扬州的邱绍周等。吉川归国时，邮寄的书籍小包达300包之多。战前日本教授的待遇远不及中国，不少学者后来藏书的主要部分，即为留学期间所购书籍。至于一些研究必需的珍版秘籍，则设法阅览抄录或影印。中国的收藏家对于求知好学的外国后进反而予以优待，连秘不示人的珍本古物也取出予观。

游览名胜古迹，是留学生的重要活动项目。各种奖学金除日常生活费外，往往还提供一定数额的旅费，作为调查旅行之用。中国各地的佛教建筑和雕塑艺术，以及古代碑刻，尤为日本学术界所重视。除了考察北京市内及附近的宫殿寺观，山西大同，陕西西安，河南洛阳、开封，河北易县、房山等地，为留学生足迹所到较多之处。桑原骘藏留华两年，先后四次到陕西、山东及河南、内蒙古、江南等地旅游考察。宇野哲人也到过山东、陕西。（注：参见《考史游记》。）青木正儿留学期间，先后以北京、上海为中心，遍游河南、山西及长江中下游各地，到过郑州、开封、洛阳、大同、云冈、八达岭、居庸关、上海、宁波、镇海、舟山、沈家门、普陀山、曹娥、绍兴、钱塘、嘉兴、湖州、苏州、常熟、庐山、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洞庭湖、长沙等地。（注：《青木正儿年谱》，转引自唐振常《吴虞与青木正儿》，《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1页。）东亚考古学会所派留学生，更集体深入蒙古、绥远、察哈尔，考察古长城和细石器文化遗迹，收集匈奴时代的青铜器。1930年4月来华留学的江上波夫，一年时间里先后到察哈尔、山东、旅顺、绥远、内蒙考察，活动完成，留学生活也告结束。（注：《学问の思ぃ出：江上波夫先生を围んで》，《东方学》第82 辑，1991年7月。）游览名胜，则多到中原、山东和江南一带，南京、苏州、杭州、扬州最多。不少人还撰写了游记，记事抒情，如桑原骘藏的《考史游记》，宇野哲人的《长安纪行》，武内义雄的《江南汲古》，冈崎文夫的《兖豫纪行》等，均为名篇。

戏曲为中国文化的结晶，近代京剧取代昆曲而兴，名家辈出，争奇斗艳，被誉为国剧。而戏曲研究，又为晚近学术尤其是域外学人所重视。因而看戏便成为日本留学生沐浴中国文化的重要一环，短期游学者也要千方百计听几出名角的戏，虽然不能完全了解唱词内容，却大体可知剧情，更重要的是亲身感受那种氛围。清末民初留学生常去的北京剧场为广和楼、燕喜堂、天乐园、庆乐园，此后则为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和前门外的开明戏院。不过从研究的角度出发，昆曲更为学者所偏爱。铃木虎雄在北京留学时与当地名剧评家交往（注：铃木虎雄：《北京より》，《艺文》第7年第6号，1916年6月。），学习过《桃花扇》，加藤常贤则学过胡琴。了解较深者还试图比较皮簧与昆曲。关注现代中国的留学生除了注意当红的富连成科班以及中国戏曲音乐院附属中国高级戏曲职业学校，还留心正受好评的新式话剧《日出》的上演情况。（注：奥里信太郎致庆应学塾塾监局函，《三田评论》第480号，1937年8月；奥野信太郎：《演剧の二道场》，《随笔北京》，东京第一书房1940年版，第120—122页。）青木正儿留学时北京昆曲几乎绝迹，他为此特意改赴上海，到徐园听硕果仅存的苏州昆剧传习所的童伶演唱。（注：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序》。）此外，北京的风俗人情，节令礼仪，也是留学生注意了解体味的事务。（注：青木正儿：《昆曲剧と韩世昌》、《见た燕京物语》、《春联から春灯きで》、《支那の鼻烟》，均见《江南春》，东京平凡社1972年版；奥野信太郎：《街巷の声音》、《空地と杂艺》，均见《随笔北京》。）

近代中日关系，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总体对抗中，的确存在不同的发展趋向。在日本逐步推行大陆政策的大背景下，留华学生无论类型如何，甚至包括求学问者，也不能不受此制约。其考察研究活动成就不俗，使日本的中国研究很快发展为当时国际汉学界的重心之一，同时又往往成为日本政府甚至军方了解和认识中国的依据，服务于所谓“日支提携”、“东亚共荣”的国策。但是，其中一些人通过留学亲身感受到中国文化与民族性格的优长，或由热爱历史与自然风光而对中国滋生由衷的感情。狩野直喜声称恨不能生在中国，对一般人认为不好之处也流露出眷恋之情，是一种极端的体现。（注：《狩野直喜氏支那文学史解说》，《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23卷，第595页。据说狩野曾在东京的教授欢迎会上讲，想起夜赴寒山寺，有人在船上解溲，很有意思，令在座的人大吃一惊。虽然都知道狩野喜欢中国，不料竟到这种程度。《先学を语る：狩野直喜博士》，《东方学》第42辑，1971年8月。）中国学者访问京都，必须前往狩野住宅，这时狩野往往更换中装出来见客，以示郑重和礼敬。（注：《积微翁回忆录》，第47页。）仓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等人以成为中国人为留学目的，不仅在华期间“全盘华化”，归国后也继续着中装，讲汉语。更重要的是在学问与生活两方面领悟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中日两国虽有“ 同文同种”之称，学术见解却相去甚远。而且中国学者一般不将对人物著述的评议诉诸笔墨，只有通过口耳相传才能了解和领悟彼此的区别。这对欲按照中国当代学术方法研究中国文史的京都学派尤为重要。加藤常贤、宇野精一等人在旅费用完时，无须任何凭据就得到古书肆的借款，感到无信不立并非抽象概念，而是维系中国社会的重要支柱，因而尊敬中国人，认为中国人伟大。（注：《学问の思ぃ出：加藤常贤博士を围んで》，《东方学》第39辑，1970 年3月。）平冈武夫在易县考察时，适逢卢沟桥事变，身陷战线中方一侧却得到当地巡警的保护得以生还，他本人和曾经去易县考察过的武内义雄都叹为奇迹。战争期间，平冈还收到顾颉刚从昆明辗转寄来亲笔书写的条幅。（注：平冈武夫：《顾颉刚先生》，《东方学》第62辑，1981年7月；《访古碑记》，《武内义雄全集》第10卷，第188页。）而松崎鹤雄、盐谷温不仅学习知识，也接受礼仪文化的熏陶。盐谷初入师门，见同门杨树达入见叶德辉时以手击头出声，以示叩头，惊于中国礼仪之盛。松崎后来对叶师事勤谨，他长期在华，广交中国学者，日本战败后也不愿归国，“被敦迫就道”。临别致函陈垣、邓之诚等人，“追念多年高谊，依依不忍去”（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226、385页。）。这种热爱中国的感情在当时日本普遍蔑视中国的情况下，虽不足以阻止日本的侵华行动，战后却转化为推进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动力，在增进中日友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实，研究中日两次战争之间的两国关系，积极因素主要还在于民间；而“ 学问的”留华学生显然是其中的重要一支。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河的左半部右加睿
　　＠②原字为木右加酋
　　＠③原字为门内加岂
　　＠④原字为自右加部的右半部
　　＠⑤原字为麻下加吕
　　＠⑥原字为文下加心
　　＠⑦原字为木右加冉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档案

这个人最初是小宇姐姐推介的。据认为属于观赏型弱智。
今儿查了查此人的底细，档案如下：
宋鲁郑，祖籍山东。
1969年出生于河南郑州。1993年获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士文凭。至1999年工作于山东滨州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2000年赴法。获里尔高商硕士学历。
现任旅法山东同乡会副会长、巴黎文化沙龙秘书长、法国《欧洲时报》时事撰稿人。

人家不容易，为了毕业不卷铺盖回家，为了要在法国混下去，除了前言不搭后语地给《欧洲时报》写反民主反自由爱国软文，还能如何呢？

宋鲁郑软文举例

为什么要为成龙喝彩？

华人在全球最具影响的影视明星、向来以坦诚、直言而著称的成龙，在参加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之际，再出惊人之语，表示他现在对于到底自由好，还是不自由好感到很矛盾，因为太自由了，就会像台湾和香港一样，变得很混乱。所以他慢慢觉得：“中国人还是需要被管的” 。此语一出，不仅震动海内外华人社会，更引起西方的关注。美国福克斯电视新闻台在其网页上以“成龙失控”为题，报道了他这番言论。无论是香港的“民主派” 还是台湾的民进党以及大陆本土的自由派人士均大加挞伐。然而，成龙的话真的错了吗？或者真的就没有任何真理成份？恐怕绝非如此。而实际是，成龙的观点实际代表了一代人在现实面前对自由和民主等西方价值观的反思和总结。

大家应该还记得二十年前的成龙对这个话题的立场和态度。然而，二十年过去了，完全接受西方价值观的东欧和俄罗斯的混乱、落后与坚持走自己道路的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台湾，做为华人社会唯一一个民主试验区，其二十年的演进更是令人无法恭维。台湾民主化之前，和大陆完全隔绝，独力实现了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并以此傲视大陆。而自从民主化之后，却居然和大陆存在巨额贸易顺差的情况下，经济持续下滑，已沦为四小龙之末，现在经济更是全力依赖大陆。而在这二十年间，民粹主义盛行，族群割裂，社会严重对立。政治暴力不绝于耳。2008年，台湾曾评选以十个字来形容过去的一年，高居前两位的是乱和骗。台湾成为全球民主的负面典型。而这次公开指责成龙的民进党议员们又是如何形象呢？2008年，海基会副会长张铭清以学术名义访问台南被民进党台南县议员追打，特别是当陈铭清坐车准备离开时，一位脚穿皮鞋的深绿人士居然跃上车顶，狂跺不已！其癫狂状态令人愤怒、恐惧和难以置信。当然面对这一幕，不少民主基本教义派做如下解释：这些后起的民主社会，百姓素质较低，易冲动。然而，台南带头打人的陈定南是台南县议员，而且正要竞选县长。这样的人也是素质低吗？首开台湾民主历史暴力先河的“立法委员”朱高正，是留学德国的哲学博士，而且他的博士论文居然是关于康德，这样的人也是素质低吗？

至于这次公开反对成龙的香港立法会议员绰号“长毛 ”梁国雄又是何种面目呢？2008年，他和其他三位民主派议员香港立法会公然上演了这样一幕：在立法会疯狂（或者极度激动）地以粗口辱骂曾钰成，并以“投掷香蕉”之一粤文化最粗鲁、低俗的方式对之进行污辱。而就是这样的人，居然批评成龙说：“他侮辱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不是宠物。中国社会需要一个能保障人权和法制的民主制度。”请问，他的言行是不是对香港民主制度的侮辱？他本身是不是用“自由的暴力”在反对“自由”？

其实关于自由，中国的政治精英都有着务实的认识和处理方式。中国自由主义始于严复。1903年他翻译了《论自由》一书。然而书名几易其稿，先是译为《自繇释义》，哪个时代，“由”和“繇”通用，但“繇”是指“约束”。即使如此，到最后出版时，严复最后却再次进行改动，从直译变为意译，定名为《群已权界论》，意为强调自由作为权利的界限。因为他清醒的意识到“国人两极，要则一任奴役而无自由，反之则放任一切而无节度。”到了中华民国时代，1912年底举行第一次全国性的议会选举，而主张革命和共和的国民党人却制订出这样一部否定普选的选举法：女性没有投票权（占人口一半），文盲没有投票权（占人口近 80%），年纳直接税2元以下、不动产低于500元的没有投票权。而当时中国一方面普遍贫困，很少有人拥有500元的不动产财产。而另一方面，当时中国所谓的直接税只有土地税，从而造成大量商人失去投票权。而这些共和的创立者之所以制订这样一部剥夺大多数人投票权利的选举法，显然是认为哪些人没有投票能力，需要被管，需要被教育。难道说这些中华民国的开国之父们是在“侮辱中国人民？”就是被尊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自己认为：中国人不行，只有我一个人行，我是中国的救星，服从我者请来。主张革命成功之后，实行以党治国，独揽政权，贯彻革命方略。后来成立中华革命党，不也是要求党员必须 “愿牺牲一已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吗？难道他也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就是在当今中国,再热烈拥抱西方价值的人士也主张渐进式民主道路.且不管渐进式民主道路是否行的通,而其主张渐进式的原因和理由和成龙有什么区别吗?难道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民现在还不配民主和自由?为什么成龙就是侮辱中国人民,他们就不是?

关于自由，西方先贤均有清醒的认识。卢梭一向主张激进的和理想的直接民主，高唱人民主权。然而，当波兰政府希望委托他起草一部共和宪法时，他却建议对方实行君主制。显然，对于理想与现实这位先哲还是有着理智的分寸。法国大革命期间，最激进而主导大革命的雅各宾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人民如果不自由，我们就强迫他自由”。这种“自由暴政”理念与他们要推翻的“人民不服从，我们就强迫他们服从”的封建专政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吗？也难怪，法国大革命后，面对惨痛的代价和教训，总结出一条发人深思而震撼心灵深处的名言：自由如果交给一个没有准备好的民族，带来的只能是灾难。请问，这是对法国人民的侮辱吗？

然而，冷战后，西方出于主导全球国际秩序、更便于谋取自身利益的需要，把自由等包装成普世价值，并神圣化，图腾化，成了谁都不可以触碰的禁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知识精英都无形中接受了这一套价值观。并无视哪么多国家失败甚至惨败的教训，成为基本教义派。并以自由的暴力对待任何质疑者，致使人人对之噤若寒蝉。台湾独派重地高雄市有一位教师以文革式的语言“举着自由反自由”（举着红旗反红旗）指责成龙就是令人啼笑皆非而倍感恐怖的一例。然而，成龙就是成龙，他尽管只是一个演艺人士，尽管二十年前自己也曾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尽管他身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仍然无法避免自己的部分电影上映受限，但是仍然以无比的勇气讲出了不亚于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事实。尽管五年前，由于他批评台湾的民主选举是闹剧，而被信仰自由等普世价值的台湾当局全面封杀！从而上演了一场因言获罪一幕。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成龙喝彩！为成龙的良心和勇气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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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背景下的《中国不高兴》

——兼评吴稼祥先生《让中国服从“我”的心情》

被称为2009年第一书的《中国不高兴》出版后，不仅迅速成为畅销书，更引发了海内外的关注和争论。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一本书能够引起如此之多的关注，实在是一种巨大的成功。客观地讲，《中国不高兴》不是一个理论体系的建构，文体的散文性和表达的激情化是其主要特征。语言的坦率与犀利、针贬对象的明确而尖锐实属罕见。然而，这些都无法解释何以这本书可以引发如此大的轰动和街谈巷议。而且毋庸讳言，对这本书褒贬还是相当两极。誉之者称为大时代崛起中国的巨人呐喊，贬之者如吴稼祥先生，则称之为病态的民族主义，甚至冠以“不高兴病毒”，并认为“毒化我们民族的心理”。

显然，要真正理解这本书，还是离不开它的时代背景。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这期间虽有波折，但上升的曲线却是日益顽强而不可遏制。终于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开始了全面爆发，并意外的以极其特殊的2008年展示了这个时代的几乎全部进步和问题。中国百年复兴理想的实现从来没有过令人感到如此的接近，一种发自内心、有着具体物质基础支撑而不是虚幻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来自中国的声音愈来愈大，愈加直言不讳。

与中国迅速崛起相对应的，却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不安、忐忑与戒心。并把这种心态转化成具体的外交遏制和越来越大的压力。如果我们回顾这三十年，每一次的东西方冲突都是西方主动挑衅(其实放眼过去一百五十年也一样，只不过不同点在于一个是掠夺，一个是遏制)，这固然是双方实力对比使然，更是西方利已本性使然。然而使西方想不到的是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兴起的民族自豪感。

纵观人类历史，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的兴起往往在如下两个历史时刻：一是国家和民族处于崛起过程中。二是这个国家遇到外敌挑衅、威胁或入侵之时。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五四运动”、今天美国的“9。11”都是如此。而且尽管美国被誉为最文明、最强大、最先进的民主国家，在此一刻表现的和其他国家都没有任何不同。接连发动两场复仇战争，甚至当法国公开反对之时，美国社会发起抵制法货运动，法国葡萄酒也被倒入水沟，甚至美国参议院的快餐店出售的法式薯条也被改为“自由薯条”。这个时候美国并没有表现出吴稼祥先生所主张的“一个伟大民族和一个伟大的人一样”的“坚强的心理素质”，更没有表现出“无论他或她曾经受过怎样的伤害，都不会丧失爱的能力，也不会让仇恨和报复主宰自己的心理”。

当然，中国民族自豪感的空前高涨还与肇始于美国并危害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有关。仅仅五年前，中国的金融界精英为中国银行体系的出路何在而忧心忡忡，甚至都担心即使送给西方银行都未必被接受。毕竟在他们眼里理论上已经破产和资不抵债的烂摊子有哪一个西方银行会充当慈善者?然而，现在中国人惊奇的发现，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五大投行全军覆灭，曾经市值高居世界第一被视为全球楷模的花旗银行居然资产缩水96%，股票价格跌破一美元，处于破产的境地。如果允许，中国任何一家银行都可轻而举的对之进行收购。曾经在西方眼里弊病丛生应该向西方学习的中国银行却居然成为全球最为健康的佼佼者。在这种令人震撼的对比下，中国模式大有从一种可以和西方媲美的成功模式发展成为世界上唯一成功的模式之感。

可以说，中国当前民族主义的兴盛是上述两种历史时刻的集合以及西方经济危机的催化而成，是有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共性和历史合法性、正当性。《中国不高兴》只不过是这种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产物，是对整个民族心理的反应与折射。而绝非吴稼祥先生所称的什么病态，病毒。更不是什么的”暴发户心态”。

当然，这五位学者的观点是否偏激或极端，还要从另一个角度既生活于同一时代的右派知识精英的表现进行对比来印证。我们首先看全国最高学府之一的清华大学的学者秦晖教授。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成功有两条，一是全球化。二是低人权成本，进而得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对人类好不容易形成的文明的威胁。并把中国做如下描述：“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在他的眼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一片漆黑，四亿人口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纪录是进入不到他的视野。 (也难怪西方看不到西藏五十年天翻地复的变化，看看我们的知识分子精英连三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都视而不见啊!)再比如中国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在“三鹿 ”奶粉事件后，发出这样的评论：“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我们的民族出了问题，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是我们的血脉、我们的根基出了问题，而且病入膏肓，难以救药”。还有著名诗人艾青之子艾未未，在杨佳事件发生后，居然声明“我每秒钟都受到威胁，因为我生活在一个非常有危险性的国度里。”（真不知艾未未如何解释在每秒种都受到威胁的中国，何以高居世界第四大旅游国？）这些右派立场的学者观点如果和《中国不高兴》五位学者相比，究竟哪一个更理性?哪一个更平和?吴稼祥先生指责《中国不高兴》妖魔化中国的自由派学者，请问，这些自由派学者是不是在妖魔化中国?在我看来，《中国不高兴》实是对这些自由派人士太过客气了。

不错，五位学者在书中提出，中国不高兴，是因为中国没有成为老大。用作者之一王小东先生的话讲就是“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西方人要排第二。”其实从历史上看，中国领导已知世界是一个长期的传统。而且如果与战火纷飞的欧洲相比，我们会发现正是由于中国的领导作用，亚洲才没有发生欧洲哪样连绵不断的局部或者席卷整个欧洲的兼并或宗教战争，整个亚洲才享受到长期的和平与稳定。只是到了清末，中国衰落，由中国主导的亚洲体系崩溃，才使得各个国家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也才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把整个亚洲都卷入的历史悲剧。而西方主导人类历史短短的几百年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以及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当地土著几乎被消灭殆尽)，至于对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欺凌与掠夺就更是令中国人刻骨难忘。请问西方的主导权有什么可以留恋的? 如果以史为鉴，如果中国再度成为已知世界的领导者，有何不妥?中国可以从第一到落后，西方也曾从落后到第一，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再度第一，西方第二呢?说是天命所归(实是天命复归)又为何不可?

此外，吴稼祥先生还这样认为:” “不高兴”心理病毒可以感染一个人，也可以感染一个民族。最容易受感染的是那些曾经受异族侵略、掠夺和压迫的民族。”并以德国和中国并列为例。这显然是有违历史常识。德国仅仅一个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就演变成纳粹德国，对全人类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而中国长达一百多年面对西方数不不尽数的不平等条约，也没有演变成了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不但没有象德国一样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反而和欺凌它的西方一起共同对抗威胁世界和平的纳粹德国。真不知道吴稼祥先生究竟是立场决定常识还是常识决定立场?

吴稼祥先生谈到了”受害人心态”，其实我们应该首先反思的是西方到现在都无处不在的”迫害人心态”。二战之后，西方明白不可能再象过去凭借武力为所欲为，于是就变换手法。先是利用自己掌握的主导权制订各种符合自己的利益的规则，今年巴黎免首鼠首拍卖就是一例，西方凭借他们制订的1995年保护文物公约，塞进”50年有效期”条款。使得中国根本无法凭借国际规则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其次就以自己的价值观包装成普世价值，从而为干预他国事务提供理念基础。甚至不惜双重标准。西藏1959年对于中国来说明明是捍卫国家统一和废除农奴制，和当年的林肯维护美国统一和废除黑奴制一样，但在西方眼里就成了侵略，成了侵犯人权。并根据需要时不时的拿出来对中国进行勒索。”受害人心态”可以进入吴稼祥先生的视野，而”迫害人心态”何以就视而不见呢?

吴稼祥先生在批判他认为不健康的”病态民族主义”时，提出了他理想中的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关于这个概念我不多说什么，仅仅举一个例子。2008 年3月我应邀参加台湾观选团。期间曾与台湾深绿组织北社进行座谈。一番争论之后，处于下风的北社成员突然给我们扣了一顶大帽子:从大陆到海外的学者有两类，一类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一类是包装着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我啼笑皆非之余不由问道:请问你主张的台独是不是民族主义?令我大出意外的是对方坦然承认:不错，我们是民族主义，我们也认为在民主和人权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主权。还有一个参会的自由派学者后来这样对我讲，宁要民主的贫穷也不要专制的经济发展，和文革时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有异曲同工之妙。请问，吴稼祥先生，你的自由民族主义是否可归入乌托邦?

中国不高兴，是因为我们有屈辱的历史所以不高兴;是因为造成我们屈辱历史的西方仍然在给我们的崛起制造障碍不高兴;是因为有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进行自我贬低而不高兴;是因为中国还没有恢复到它历史上曾拥有过的辉煌而不高兴。中国实在是有理由不高兴，而且更应该深思的是，为什么有人反对中国不高兴?

新华字典的粉丝两例

前些天听一个讲座录音，讲“封建社会”的，要对“封建”一词的意思正本清源，否定所谓“中国历史长期封建”说。

观点一点也不新鲜。只是由于贵国史学长期被一知半解郭开贞误导并垄断，导致“封建”一词丧失本义，却又没有建立可信服的新的义涵，成了空洞的标签，被人随意乱贴。一时间什么都要扯上“封建”：封建思想、封建婚姻、封建专制、封建剥削、封建地主、封建帝王、封建士大夫、封建文人、封建家庭……更有所谓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框架下的社会分期的论战，耗费几代人的精力，纯属吃饱了撑着。主讲人本人估计就被害了大半辈子，一朝幡然醒悟，以为是什么重要观点。其实近些年的专业文章，早不大在社会形态意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当然还是有顽固使用它的），就差宣布它放还本籍了。但非专业的对此的确不甚了了。是需要讲一讲。

可惜那老儿讲得实在不怎么样。这把年纪，受毒害太深，脑袋都纤维化了。即便如此，其观点还是让听众感到新鲜，甚至深受冲击。因为长期的灌输教育让许多人对所谓封建社会的存在深信不疑，虽然他们其实并不知道封建社会是什么意思。

最出彩的是，听众中有一个中年人愤然质问：“你刚才说‘封建社会’一词歪曲常识，可我觉得是你缺少常识。譬如，你刚才讲话里把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列，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这样把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列，是错误的！！！你刚才说什么‘士大dai夫’，这个词应该念士大da夫，是士大da夫！！！……那么我们再说这个问题本身。你说‘封建社会’本义如何如何，但是《新华字典》说得很清楚：封建社会是‘地主或领主占有土地，农民或农奴只有很少土地或全无土地。只能耕种地主或领主土地，绝大部分产品被地主或领主剥夺……………………’难道连《新华字典》你也敢反对吗！！！……”《新华字典》比宪法还权威，商务印书馆可以闭眼了。

后来又听了另一个题目的讲座录音，“新华字典”又出现了。频频提问。由于是华中科技大学的讲座，听众多为年轻学生，“新华字典”的年纪弄得主讲人纳闷，忍不住问：“你究竟是谁？”“新华字典”自豪地回答：“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是自由学者！”太绝了。老实说这几讲主讲都不怎么样，出彩都在“新华字典”这位自由学者。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熟读新华字典的人，一个给人民带来快乐的人。

今天又见到熟读新华字典的人。“一位同是老师的罗先生特地前来旁听。他指着字典第568页说：‘你看这个“异”字，上面本应是个“已”，而不是“巳”，字典已经错了几十年了。’”罗老师，虽然您小学没毕业，但您熟读新华字典的钻研精神实在让人肃然起敬。顺便也向记者肃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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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字典》被诉出错2万个 要求索赔1元

来源：北京日报

“请大家看《新华字典》第107页，在这里，‘不受骚扰’后显然应该用句号而不是实心点，这违背了标点符号的规范用法。类似的差错有多少个呢？2万多个。”昨天，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新华字典》被指存在知识性、逻辑性、语法性、体例性上的多种差错。

一名“较真”读者在“挑错”11年后，与《新华字典》的出版商——商务印书馆对簿公堂。

《新华字典》真有错？

法庭上，读者丁先生说，经过多年研究、分析、比对后，他认为，商务印书馆于2004年出版发行的《新华字典》(第10版)，在体例设置、义项确立、例证选用、标点符号使用等方面都存在差错，总数超过22638个，而且差错率达到万分之五以上，给广大购书者造成了知识性伤害。

他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商务印书馆立即停止出版、发行第10版《新华字典》，并判令商务印书馆支付原告购买《新华字典》的加倍补偿费30元以及原告纠错费、知识伤害费1元。

读者有没有资格挑错？

商务印书馆认为，这是丁先生在辨析字典错误的书稿遭退稿后，所进行的“恶意诉讼”。商务印书馆辩称:原告举出的例子，是对辞书编纂工作和编纂方法的一种偏执误解，有些是个人看法，有些是学术之争，并非图书质量问题，也非消费者侵权争议，故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管辖范围。另外，图书有没有错误，应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确认，原告没有“挑错”的资格。《新华字典》(第10版)是合格图书，有新闻出版总署出具的公函为证。

是不是学术之争?

丁先生此前曾经在上海和浙江起诉过两回，均因法院裁定为“学术之争”，而被驳回起诉。但丁先生坚称，“字典差错”不是“学术之争”，而是事实差错，侵犯了消费者的求知权利。

有人说他“吃饱了饭没事做”，有人说他“没资格挑战权威”，但丁先生认为他自耗时间、自出经费，翻烂了7本字典挑出的错误，经得起考验。另外，丁先生撰写的《〈新华字典〉错在哪里？》一书已于今年1月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这也增加了他继续打官司的信心。

下一版字典改不改？

商务印刷馆是否会采纳丁先生的意见，在新版《新华字典》中对错误进行修正？对此，商务印刷馆的代理人答辩说，该馆的汉语编辑室已经给出审读意见，他们认为丁先生指出的错误“纯属误解，完全不符合汉语实际，几无可取之处”。

丁先生的律师提出质疑:这个案子，为什么不能引入专家鉴定程序？如果能通过专家鉴定，辨明《新华字典》是否存在错误，将推进我国的出版事业。

“我希望通过此案，让商务印书馆知错、改错，把《新华字典》做成真正权威的工具书。”丁先生说:“我曾经是个教师，是捧着《新华字典》长大的。1998年我把这本字典的第9版寄给了远在美国的女儿。女儿刚看到第6页就指出了错误，这才使得我痛下决心，辞去工作，为这本号称零错误的字典纠错。”

一位同是老师的罗先生特地前来旁听。他指着字典第568页说:“你看这个‘异’字，上面本应是个‘已’，而不是‘巳’，字典已经错了几十年了。” (记者孙文晔)

The Most Popular Book In China (04/22/2009) (KDNet)

Title:
Publisher: Chinese Academy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
Year: 2006
Available: Xinhua Bookstores, Chinese Book Net, and other outlets
ISBN: 7801404920
Summary of content: Basic principles of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the four difficulties in enforcing municipal law, etc.

This book is currently a very hot topic of discussion on the Internet, because people have discussed certain astonishing paragraphs.

[translation]

1. Do not let those who oppose you off easily. Take your opponent onto your law enforcement vehicle and bring him down to either the police station or your office. Ask them where they come from? How long have they been here? How dare they use violence to resist the law? Do they know what appropriate penalties they should receive for the serious offense today?

2. Do not use violent methods to enforce the law in front of the public. If you cannot avoid the presence of spectators, you should employ more moderate efforts.

3. Plan and make moves against violent resisters of law enforcement. You must pay attention to make sure that no blood is visible on the face, no wounds are observable on the body and no witnesses are around. You should complete your action in one rapid action sequence. You should not leave any trails. Once you decide to go ahead, you must act cleanly without any hesitation. You must apply full force.

兩蔣移靈五指山 第四代會得諾貝爾獎

劉台平

時間：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三日(星期五)

地點：台北近郊五指山軍人公墓特勳區，兩蔣墓區預定地。

一位九十四歲的老人，頂著強風暴雨，步履蹣跚地走著，身旁幾位年輕人要來扶他都被拒絕了！想要接下他手中的物品也不答應。他吃力地邁著步子，幾度要被強風吹倒，他稍稍扶下欄杆、喘口氣，再次前進，終於他來到兩蔣的墓區，豆大的淚珠沿著臉頰流下，分不清是淚水還是雨水！

老人站定在墓的正中心，兩眼直視正前方，喃喃自語地說：「這個方位就對了。」老人吃力地拿出祭品跟方位羅盤，搖晃著被風雨吹打的瘦弱身軀，開始他的工作。旁人勸他歇一會兒，他猛搖頭說不累：「這是我走以前，能替他們做的最後一件事。」「就算我代表父親向他們盡的一點心意！」

這位與民國同壽的老人叫陸雲逵，與兩位蔣總統都熟識，抗戰時曾在重慶軍委會擔任要職，並在國共和談期間，擔任美駐華大使赫爾利的安全工作，是蔣中正得力的幹部。他的父親陸鼎揆與國父孫中山更是莫逆之交，國父安葬的中山陵設計圖，就是出自他父親的手筆。陸雲逵在兩蔣墓地前有感而發地說：「我父子兩代為總理、總裁、主席三人幫忙後事，也是無上的光榮！」

特勳格局小 方位蔭後代

十二月三日適逢南瑪都颱風來襲，五指山上整天風吹雨打、既冷且濕。老人吃力地睜眼向墓地四下打量，嘴裡喃喃有聲，手裡的羅盤也隨著雙手輪轉，一會兒他點點頭，一會兒搖搖頭。他吃力地在兩個年輕人的扶持下，勉強把兩百坪不到的墓園走完，口中不斷地嘆氣：「太小了！太小了！」

問陸雲逵先前點頭和搖頭為哪樁？老人略微想了一下，徐徐說道：「這塊地是上將區不是元首區，格局小了點！」這是缺點，但是方位氣勢不錯，後代子孫應該運氣不壞。他補充道：「第三代只能到部長，第四代會出諾貝爾獎！」

五指山墓區管理處邱處長也表示，目前特勳區與上將區仍有模糊地帶，最近已在著手規畫，將兩區分開，更彰顯特勳區及元首的尊崇。

陸雲逵在園區停留太久，由於風雨太大，老人雙腿被風吹雨打得已經不聽使喚。但他仍拒絕別人的幫忙，在離開時，他向墓區略略點了頭，沉思片刻，轉身自己一步一步挪動蹣跚的腳步，扶著欄杆，一步一回首地告別墓地，離開五指山。老人坐上車，緊閉著眼睛，兩行淚水順著臉頰而下。

童子身試躺 中山陵絕佳

回到羅斯福路的家中，陸雲逵打開話匣子，敘述了一段不為人知的往事。

故事從他父親陸鼎揆說起，他父親歲數與蔣公相當，與國父及蔣公都要好，是三民主義思想的忠實信徒，在上海是個殷實的企業家，本身也是一位知名的設計師。當孫中山於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他父親就希望能有機會替國父設計陵寢，但是由於當時兵荒馬亂，一直等到北伐成功，蔣中正於民國十七年打算迎靈南下，才邀請父親替他設計總理陵寢。

陸鼎揆在南京郊外紫荊山看好了一片山坡地，就是後來的中山陵，但是在選擇陵寢地點時必須慎重，不但要方位好、風水好，還要防水、防震，據陸雲逵回憶，不但要選龍穴龍脈，還要水火不入，耐震耐壓。

陸雲逵的父親照此條件慎選了十餘處穴，讓當時年紀還不滿十八的陸雲逵，逐一躺在指定穴點，每躺一次陸鼎揆便問道：「暖不暖？」當他回答「好冷！」或是「不暖！」時，他父親就叫他起來，再選一地讓他躺下試試，這樣試了十幾次，才又在比較暖的幾處中，挑選了最佳的位置。

陸雲逵說，圓形有三百六十度，每度一百公尺，「我從早上躺到天黑，也記不清躺了幾回？」但是國父陵寢就是這樣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