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如今不得不凑成欧盟，以壮声威”

本文亮点如题。


汉语是低级语言吗？

文/徐宏力
http://www.qlwb.com.cn/display.asp?id=447852

　　 汉语不是一门低级语言，也不是一门高级语言，语言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差异本身。
　　 最近，署名“飞龙在半天”的网友发帖子，说“汉语是一门低级语言”，引起了热议。他认为数字是进制语言，仅用从0到9的符号进位就能表示无穷整数，扩充力极强。英语也是一种进制语言，采用了26进制，这些字母有自己的序列，可以像数字那样进行精确表述，大部分科学技术都是使用进制语言的人发明的。汉语没有基本字母，符号间也不能排序，正因为如此，计算机的出现与中国人没什么关系就是必然的了。进制语言才高级，汉语不能进制，当然也不能进步，所以低级。
　　 为什么说接近数学就高级，不说接近文学才高级呢？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更密切。用数学来评价语言学现象，而且得出高低结论，可能没什么把握。这就好像以女人的风韵来衡量男人的风度一样，难免张冠李戴。在数字化生存时代，我们尤其不能成为“数奴”，只使用数学思维的人，脑子偏瘫。做事的智慧、做人的品位等复杂的高级东西，都不能用数字来描述，有时定性判断更有效。我们从数里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学术评价中的量化分析便不是什么高级手段，只能当做中初级标准，合理尺度在同行学者的心智中。
　　 中国人发明不了计算机与说汉话没关系，就像中国人长不出黄头发与说汉话没关系一样。文艺复兴解放了欧洲精神，资产阶级革命激活了求真传统，市场经济呼唤物质手段，这是西方科技领先的根本原因，其优势不取决于怎样说事，而取决于怎样做事。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不能说讲汉语的人方向感就强，最早测绘世界的还是哥伦布那些西方人。古代华人科技曾经走在世界前列，并不是因为使用了汉语的缘故，我们现在落后了，也不能找汉语的毛病，如果将来能在某些方面领先，也不能给汉语记功，应该向科学界敬礼。
　　 在中西方交往史里，十七世纪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很赞赏《周易》，指出阴阳八卦与自己所建立的数学二进位制不谋而合，现代电脑软件的数学基础就是二进位制，而《周易》是五千年前中国符号智慧的结晶。我不是说画符的高手就一定能设计软件，而是想说，汉语所负载的文化也有科学素质，中国落后了，不是因为语言落后，而是社会落后了，现在正在追赶。
　　 西语是拼音文字，文随音走，音变了，字就变了，孕育出另一种语言，欧洲的衍生语种很多，形成了小国寡民的格局，如今不得不凑成欧盟，以壮声威。汉字表意，与发音无关，北方人听不懂南方人的话，但能看懂他们的文字，依然可以进行大范围的深度交流。汉语如果走音路，也会派生出很多语种，中国也会分裂为很多国家。秦始皇统一了疆土，也统一了文字，前者利在当时，后者功在千秋。从国语稳定国势的角度看，汉语才高级呢！
　　 汉语不是一门低级语言，也不是一门高级语言，语言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差异本身。这就像小猫与小狗之间没有可比性一样，喜欢狗的人比喜欢猫的人多，但是狗不比猫高级，它们同级，狗能看家，猫还能抓耗子呢，狗拿耗子是多管闲事。网友“飞龙在半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其观点浮躁，很难落地。

来源：齐鲁晚报

上海三联译著水平江河日下

其实，别的语种不知道，法语书的翻译更恐怖……

　　作者：安替

　　本来不想写这篇文章，因为何必为混蛋生气？但一想到这种垃圾学术译作会继续毒害读者，而也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有兴趣像我一样去Amazon买原版，所有特地揭露一下上海三联出版的最新混蛋学术译作《联邦主义探索》是多么地混蛋，希望读者千万不要再去买彭利平翻译的这本臭书。

　　在新华书店买这本Daniel Elazar原著、彭利平翻译、上海三联出版的《联邦主义探索》，是充满期待的。因为的确如同书中所说，除了日本（和韩国）之外，世界上没有什么国家是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不诉诸于民族主义的联邦主义就成为了一种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Elazar长期做这方面的研究，他写的书应该是值得我们一读的。

　　问题是我读了一章，就有种被人合伙欺骗的感觉，译本古怪难懂，竟然我这种具有平均智力又关心政治的人都不知所云。我出身理科，逻辑扎实，语感又好，一般我读不懂的东西，我都倾向于认为是文本在装神弄鬼。不过因为联邦主义云云是王怡和陈永苗的专利话题，我这种只会反对私产入宪的土人稍微陌生也是应该的。于是我就虚心了一下，问了懂政治学的朋友，结果人家也不懂。

　　我抄一段给大家看看：

　　——“（第1章第1节）政治科学自一开始就已经对政体的存在确定了三个基本方法，即征服（《联邦党人文集》第一项武力）、有机体的发展（对《联邦党人文集》而言就是不测事件）和契约（即选择）。”

　　各位读过《联邦党人文集》中英文版的也不少了，这毕竟是美国政治的必读书。问题是，谁能说出这个“第一项武力”是什么东东？而且这个“有机体的发展”是什么意思？

　　买了原版书才知道，原来和所谓“第一项武力”有关的原文是（force, in the words of Federalist No.1）。我明白了，彭利平先生没有读过英文版的《联邦党人文集》，因为这里的No.1是指文集的第一篇，应当翻译成（用《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的措辞就是“武力”）。至于那个“有机体的发展”，其实是（organic development），简单翻译成有机发展就可以。

　　这还不算最离谱的，下面一段译文更能显示彭利平翻译的臭鸡蛋水平：

　　—— “（第1章第3节）联邦主义者决议：联邦主义者决议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改变全球外观的各种决议中最广为传诵的决议之一——如果也是最为不受注意的一个决议的话。”

　　丫在说什么呢？什么叫“联邦主义者决议”？难道在讨论什么安理会或者协会文件？？

　　看了原文差点没把我笑死，原来这一节的小标题赫然用粗体字写道“The Federalist Revolution”。我想所有上过高中的中国人都认识最后一个英文单词是“革命”，所谓的“联邦主义者决议”其实是“联邦主义革命”。为什么会这样？

　　哦，彭利平把revolution看成了resolution（决议），而且不是看错一个地方，而是整整一节！

　　拜托啊，你用金山快译翻译也不会犯这个大错误啊！一个连革命都不认得的人竟然也读了政治学博士，竟然也在宾州大学深造，你可以想象中国的所谓学术界水分有多大吧。

　　这种猪狗不如、根本不值得一看、看了就毒害不浅的译文是如何通过层层审查出版的呢，我们看彭利平自己是怎么出的：

　　“在本文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多位专家学者的帮助，使我对某些原文有了比较准确的理解，进而使得我在翻译时尽量做到正确无误。但是由于水平比较有限，仍难免出现差错。……我的博士生导师姜琦教授也给予我帮助和指点，在本书付梓之际特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上海三联书店的倪为国先生为本书的翻译出版给予了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在此谨致谢忱。在本书完稿之际，华东师范大学的黄理平副教授通读审阅了全稿，使本译文增色不少，借此谨表感谢。”

(XYS20090923)

照片及笑話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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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重庆人到北京观光旅游，由于对北京的地理环境不熟悉,就在公交车上打开地图研究.
甲：“我们先杀到天安门，然后再杀到毛主席纪念馆,最后杀到中南海...”
乙：“要得嘛，我们就按到你说的路线一路杀过切。”
(注解:重庆和四川人说的杀是指去的意思)
不幸被同车群众举报，下车后即被扭送至公安机关，交代了若干小时情况后才被放出。
甲乙两人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看着人来人往,两人一时无语..........
甲忍不住：“你浪个不开腔（枪）喃？”
乙：“你都不开腔我浪个敢开喃？”
话音刚落，又被广场群众扭送至公安机关。
一周后两人走出了看守所大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甲说：“这哈安逸了，包包都遭整空了，哪点去搞点子弹嘛？”......门口的武警冲上来将两人按倒在地。(注解:子弹在重庆和四川方言里是钱的意思)
公安部发出通知，国庆期间禁止讲四川话

秦晖：法兰克福研讨会风波

会前风云

法兰克福书展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图书盛会之一，今年中国是书展的“主宾国”，作为书展的“前奏”活动，9月12-13日主办方在法兰克福的塞万提斯西班牙文化中心举行了“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国际研讨会。我是德国主办方邀请的发言嘉宾之一。几个月前他们就与我联系此事，并且要了我的家庭地址说是要给我用快递寄发正式邀请书。然而我却一直没有收到。直到约半个月前，才从我任教的清华大学国际处转来了这份邀请书，学校说是国家新闻出版署转来的，我在校国际处看到新闻出版署发来的这个大信封中有好几份邀请，但只有人文学院李强院长的一份附有保险、酒店订单等签证资料，其余几份都没有，觉得很奇怪。打电话问新闻出版署，回答说本次嘉宾是中德两方各自邀请的，李强院长属中方邀请，由新闻出版署组团前往，一应手续也由公家办理；我们则是德方邀请，费用由德方出，手续需自办。但既然是德方邀请，为什么邀请书却不直接寄给我，而要由新闻出版署代转？我当时想，大概是德方为了表示尊重中方意见，所以把他们发的邀请书都请中国官方“把关”吧。

由于8月底起我要到东南亚参加预期半个月的湄公河流域开发调研项目，回来后估计是赶不上趟了，因此我一直没向德国方面肯定行期。等到我9月10日从老挝回来才知道居然还来得及，于是次日便乘汉莎航班飞往德国。此前我由于一直在东南亚，并不知道这期间发生了什么纠纷。但登机前却得知德方邀请的其他几位大多没有来，不免有些奇怪。

直到在飞机上不期而遇到戴晴女士（她的女儿十多年前曾经是我的研究生，我们自然早就认识），这才知道原来为这研讨会已经发生了一场大冲突。戴晴女士说：德方将她的邀请书寄到中国新闻出版署后，新闻出版署表示抗议并退回了邀请，德国书展主办者顺从中国官方意愿，取消了对她的邀请。但德国舆论闻讯大哗，认为在德国搞书展请什么人还要看中国官方的脸色，这还了得？舆情沸腾中，书展参办方德国笔会坚持再次向戴晴发出邀请。戴晴表示本来这种活动她未必感兴趣，但官方既然这么阻挠，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和申明自己的权利，她倒是非去不可了。不料她赶到机场时却被告知：原订的机票已被取消了——显然是书展主办者在某种压力下cancel了这张机票。倔强的戴晴便索性自己买了张机票，终于成行。

到了法兰克福机场，我因为坐在前舱又无托运行李，就先出了机场，见到前来接机的书展主办者彼得. 里布肯先生，他手里的接机牌上写着我和徐星的名字，没有戴晴，表明他来前还不知道戴晴已经成行，但此时他当然已经知道，因为大批记者已经在此守候。这时有人塞给我一张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这份当天（11日）的报纸已经报道了此事，标题便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内称：“德方未经中方同意，邀请异见人士参加研讨会。中国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将不出席此次研讨会。”该文还引述德国《明镜》周刊采访里布肯时后者的话：中国方面“十分坚决地要求，‘如果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该文又引述“中国社科院学者赵俊杰”的话说：“这次事件是中欧围绕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我认为，对于公理和正义之举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看来，赵先生所谓的“爱国主义”居然是针对戴晴等中国公民的，俨然是有她无我，有我无她，在封杀这些中国人的问题上“不能妥协”，否则赵先生的“爱国主义”就打了“折扣”？！

从这张《环球时报》上我还第一次得知除戴晴外此事还涉及旅居美国的“异见”诗人贝岭。贝岭人在美国，他的邀请书应该不是寄到新闻出版署的，但是 “中方”不同意，主办者也就收回了邀请。后来德国笔会坚邀戴晴，似乎没有提到贝岭，但贝岭大概并不知道邀请被取消，仍然来到了法兰克福。而此时德国已是舆论汹汹，似乎如果拒绝了两人，书展就要变成“丑闻”了。

从《环球时报》看，它的火气主要是冲着德国媒体来的，按这篇报道的描述，书展主办者对中国官方可说是百依百顺，只有媒体在兴风作浪。而《环球时报》还很同情主办者，多次很欣赏地引述了主办者对“媒体捣乱”的不满。但是我后来看到，德国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很有意思，他们的火气主要并非冲着中国官方——中国官方要封杀异见人士在他们看来并不奇怪，他们恼火的是德国的书展主办者和有关当局居然也为某种利益“出卖了言论自由”，舆情汹汹都集中在后者身上。后来里布肯先生的一位朋友对我说，那些天里里布肯几乎精神崩溃，不停地给他打电话，语无伦次地念叨着：“坏了坏了”，“我完了”，“我要给钉在耻辱柱上了”……。显然，他说的是德国舆论（而非中国官方）要把他钉上“耻辱柱”。这位朋友说，其实里布肯当年曾是1968年左派学生运动的活跃者，后来也是所谓“文化左派”，即那些不一定主张社会革命，但强调文化多元，不一定要求改变西方，但也反对西方要改变别人，因而对“非西方”文化持同情态度的人。他对中国确无恶意，但“破坏言论自由”这个黑锅他是背不起的。

于是中德两国报道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德国舆论和中国公民戴晴等人为一方，中国有关部门和德国主办者暨有关当局为一方，为此事展开了博弈，这样的博弈能够看成是“中”“德”或“中”“西”的冲突吗？能够与“爱国主义”挂得上吗？


会上所闻

约20分钟后戴晴出了机场，守候在出口的大批记者一拥而上，“长枪短炮”闪光不停，喀嚓不断，戴晴面对记者用英语侃侃而谈。而里布肯先生则躲在一边有点尴尬，直到一些记者发现他，他才迎上前去，表示欢迎。这时贝岭也赶到了，里布肯先生却对他说：“我们没有安排您来”（他显然是指德国笔会再次邀请的只有戴晴），随即带着我、徐星和戴晴匆匆离开。在场者又是一片哗然，有德国朋友立即表示愿意接待贝岭去住，在媒体批评的压力下，主办者终于在次日把贝岭作为受邀请者接待了。

第二天研讨会开始，由于这场会前风波已经沸沸扬扬，会场自然人气颇旺，气氛很不寻常。在这里我见到了“中方邀请”的诸位同仁，除了我们清华的李强教授，我认得的还有社科院的黄平、陆建德等先生。他们神色严肃，显然都已经处于准备应付冲突的状态。但是我向他们询问此事时，得到的回答却与《环球时报》所说的大相径庭。据我们这些同仁说，本来德方爱邀请谁就邀请谁，“中方”并不想管他们的闲事，但主办者却把他们自己发出的邀请书都寄到了新闻出版署，如果出版署转交，就等于“中方”也参与了邀请，“我们不能上这个套”，于是“中方”“客气地退回了（戴晴的）邀请书，请他们自便”。但德国媒体却“造谣”说我们阻止德方邀请他们两位，借此“煽动”对中国的攻击。云云。中国使馆的一位先生还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国方面“自始至终”从未干涉过德方的邀请行为，德国媒体如此造谣，实在太过分了。

听了这话我不禁糊涂了。《环球时报》大标题上不就赫然写的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吗？不是明确讲“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就将抵制研讨会吗？而且都是用第一人称口气，并没有说是引述别人的话，这难道也是德国媒体造谣？

我并未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但私下向“中方”诸位同仁提出这个疑问，并问那个声称对此事“丝毫不能妥协”的赵俊杰先生是谁，是否也在“中方”代表之列？但是，“中方”同仁似乎都不知道《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也不知道赵俊杰是谁。

而且，如果“中方”的愤怒并不是因为“德方”邀请了谁，而是因为“德方”让“中方”转发邀请等于是迫使“中方”为这些邀请作背书，那么对于戴晴这可以理解，对于贝岭却又是怎么回事？因为贝岭在美国（我记得，他好像已经加入了美籍），他的邀请书是直接寄去的，并未经“中方”代转嘛。

再有，据《环球时报》，关于中国阻止邀请两位“异见人士”的说法都是书展主办者说的，主办者以此向媒体解释他们不得不撤销邀请的苦衷。由于《环球时报》也表示要坚决阻止邀请，因此它的报道并未批评主办者，而只是批评向主办者施压的德国媒体。但是“中方”代表则不同，既然他们表示无意阻止邀请，只是抗议污蔑他们要阻止邀请的“谣言”，那么显然，放出这种“谣言”的就是主办者，而不是德国媒体，为什么他们也和《环球时报》一样，并不指责“造谣”的主办者，而只是激烈地指责“信谣”的德国媒体呢？



会外思索

我后来终于悟出了点什么。

我想，当初“中方”（未必是高层，应该是处理此事的某个部门，比如新闻出版署）应当的确是极力阻止主办者邀请这两位的——主办者实在没有任何动机在这种事情上“造谣”，使自己陷入媒体的围攻。

但当这事在德国犯了众怒，酿成轩然大波后，尤其在知道戴晴等人执意要去并且德国舆论普遍支持之后，更高层并不欣赏有关部门的这种做法，也不希望因此就抵制书展这个宣传中国“软实力”的好机会。否则，在美国的贝岭“中方”也许没有办法，在中国的戴晴如果官方决心阻止她成行，那是完全做得到的。谁都知道中国出境口岸是有“黑名单”的，有关方面只要把戴晴列进去，她自己买了机票也会被拦住。据戴晴自己说她过去也确实有过这样的遭遇。

因此戴晴这次能够成行，应该是中国方面最终开了闸的。“中方”代表在会上关于无意干涉德方邀请的说法，大概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然而风波已经酿成，总不好向德国舆论示弱吧？所以“德方”让“中方”转交邀请书这个程序问题就成了“中方”下台阶的一个理由，据此可以责怪德国主办者多事，批评媒体乱炒作，而中国可以得到一个开明的形象。

但坏事的是：《环球时报》立功心切，竟把有关部门原来暗中施压的做法捅了出去，而且摆出一副封杀戴晴等人“丝毫不能妥协”的架势，却又没有与“中方”即时沟通，统一口径。《环球时报》不知道国内已经“妥协”，而“中方”也不知道《环球时报》如此报道，以至于出现如此尴尬局面。当然，尽管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德国的许多媒体人（在机场给我报纸的就是一个德国记者）都已知道这件事，但在会上谁也没有提，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变得更开明终究是件好事，就不必让我们的同仁难堪了吧。

令人不可思议的倒是《环球时报》，到会议结束后的14日它又发表了一篇会议报道，作者还是那几个人，其中却说：德国媒体“散布中国施压、异见人士被拒绝的假消息”以“破坏气氛”！读后真令人倒吸一口凉气：作者竟然把自己三天前说过的话全忘了吗？“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是谁散布的“假消息”？



风波起伏

由于会前的汹汹舆情已经弄得主办者灰头土脸，连法兰克福市当局也受到很大压力，而10多天后就是德国大选，当局所属的党派自然明白事情的严重，不想因此丢掉选票。因此12日的会一开场就变得十分高调，先是法兰克福市长对此事明确表态，她说自己历来坚持言论自由，不怕任何压力。过去书展就邀请过东欧的异见作家，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传统，还标榜自己曾接待过达赖喇嘛。然后书展的主办者和主要资助者也相继表态，高调欢迎戴晴和贝岭，对自己前段的“软弱” 向公众道歉，并把戴晴、贝岭请上台发表感言。在整个这“欢迎、检讨、表态”过程中多次响起一片掌声，气氛十分热烈。

这时坐在第一排的中国官方同仁坐不住了。他们原先其实已经接受了现实，在戴晴、贝岭与他们同坐一排时他们并没有像《环球时报》散布的“假消息”那样：“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但是会上如此高调地欢迎戴晴、贝岭而把他们撇在一边，的确让他们非常难堪。而且会议事先发下的议程中也确实没有这一“欢迎、检讨、表态”的环节。于是他们纷纷起身，全体退场，表示抗议。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作为官方代表，也确实不得不这样。不过如果反过来为主办者想想，在前一段几乎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尴尬中，在临近大选的关头，他们不这样“弥补过失”又怎么办？

但是好在我们的官方同仁并未走远，书展主要资助者布斯先生前去“道了歉”后，他们很快又回到了会场，会议遂回到原定议程继续开始。我真是服了这书展的主办者，他们先向媒体道歉不该“屈从”中国，后向“中方”道歉不该“屈从”媒体，真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然而也亏了他们这么两头作揖，这个气氛如此对立的研讨会居然还又开下去了。

而且如果没有先前这沸沸扬扬的风波，书展中的这类活动本来并不会那么引起关注，这场风波倒是一个成功的广告行为了。平心而论，戴晴、贝岭两位本来在德国也没有那么大知名度，如果不是有先前的节外生枝，他们甚至都不一定会应邀前来，来了也不会形成那么大的舆论轰动。从这一点上讲，两位倒是应当感谢那 “丝毫不能妥协”地必欲封杀他们的赵俊杰等辈了。



我的发言

会议虽然回到原先议程，但毕竟有了先前的一场，后来的发言者，尤其是“中方”发言者几乎都要离开原议题就这场风波说上几句，主要是驳斥“中国压制言论自由”之类的说法。记得好像是张蕴岭先生说：他们两位当然有权利在此发表自己的言论，但你们不该冷落我们而去专门捧他们。我当时就想：“他们两位有权发表自己的言论”？这话要是在国内说该多好啊！黄平先生还现身说法，他说他主编《读书》杂志14年，从来没有遇到来自权力部门的干涉。我听了好感动，我们国家真是进步了。但是，与黄平先生一起主编《读书》的汪晖先生不是曾抱怨，他们两位的主编之位被撤掉就是权势者做的手脚吗？两位主编的说法，我该信谁的？

在第一阶段的发言者中，似乎只有我没有涉及刚才的风波。我是“德方”邀请的，但“中方”也代转了这份邀请，我对双方都心存谢意，但也没有义务加入争论去为哪一方辩护。这一阶段原定的议题是“中国的世界地位：中国对自己的认识和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我也就直接进入了这个主题。

我从刚刚调研所知的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的水电、矿业等开发活动谈起，讲到中资在劳工权益、对利益相对方（如被占地的当地农民）和当地公民社会的态度、以及环保意识等方面确实不如同在当地搞开发的一些西方公司，即使在老挝这么个政治背景与我国相似的国家也有这种反映。但是有人因此攻击中资在搞“殖民主义”，我是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事实是：一方面中资在那里对利益相关各方做得不如一些发达国家的外资好，但是另一方面，中资做得确实已经比他们在国内对劳工、对被征地农民、对挑刺的NGO的做法要好多了，与在国内的做法相比，他们实在已经很进步了。而什么叫“殖民主义”？那就是像当年的西方一样，对自己的国民权利很尊重，对殖民地人民却很不好。然而，中资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对海外投资地民众的“迁就”尽管不如西资，却几乎可以肯定要高于他们在国内的做法。这一点其实从中资受到的批评就可以证明。

很多人批评中资使用从中国弄来的农民工而不肯雇佣本地人，这当然有违于增加本地就业的原则，受到批评可以理解。但是我对他们说：西方公司当然不会从他们国内弄一批白人到你们这里做重累脏险的苦力，为什么？只是因为要保证你们的就业机会？当然不是！这首先是因为白人不愿干这种活。西方人不愿干的活，西方公司让你们老挝人干，这是“殖民积习”；而你们不愿干的活，中资公司让中国的“农民工”去干，这又是什么积习呢？这当然不是殖民积习，但可以说是“低人权”积习。殖民积习是宗主国尊重本国公民的人权但不尊重他国人，而我们中国的强势者却相反，他们尊重你们的权利也许还不够，但绝对比尊重国内利益相关的弱势者要强多了！

我因此表示很赞成扩大中资在海外的活动，这主要还不在于他们能为中国赚到多少钱，或者为当地作出什么贡献，而在于希望他们能够在海外学会尊重人权，从而反馈国内，能对中国人更好一些。如中铝公司在澳大利亚开发奥卢昆铝土矿，虽然得到了联邦政府和昆士兰州政府的大力促成，但仍不得不花费一年半时间与当地很少的土著人谈判土地租用问题。而在国内他们哪有这份耐心？中铝的“平等待人”在当地获得好评，可是在国内这个“好榜样”却不能宣传：国外的“工会陷阱”已经够让“中资”头疼了，如果“奥卢昆经验”传入国内，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农民也学会了像澳洲那个小小的“原始部落”那样大模大样地与政府支持的“大鳄”漫天要价，那还了得？！



“偏见”我见

总的来讲，我还是从这次会议上感受到了中国的进步。虽然有波折，毕竟还是对戴晴他们开闸放行了。虽然“14年自主办刊未受干预”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如此，但至少我们的官方同仁认为应该如此。我们的官方同仁说中国已有言论自由，但愿他们说的能逐渐变成现实。我们的同仁大都也承认中国“纵向有进步，横向有差距”，看到差距就有了进一步前进的可能。

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官方同仁对此间的政府、公司（主办者）都还能友善，唯独与此间的民间媒体如此对立？

是因为如意识形态所说：西方媒体被金钱控制，只是资本家老板们的喉舌？如果是这样，“老板喉舌”的可恶不就来自“老板”的可恶吗？为什么我们对“老板们”本身反倒更好？

是因为这些媒体散布了“假消息”或“谣言”？但就以这场风波为例，平心而论，我们自己的《环球时报》散布的“假消息”，包括对“中方”不利的“假消息”难道还少吗？

是因为这些媒体对中国有“偏见”？的确如此。而且甚至可以说，西方媒体的一些“偏见”确实与“殖民主义积习”有关。因为“殖民积习”如前所述，就是对自己同胞要比对外人更好，或者说对外人比对自己同胞更坏。西方人过去的确有这个毛病，现在也还没完全改掉。他们以这种眼光看我们，看到我们有些人（比如那位要求“毫不妥协”地封杀戴晴的先生）对同胞如此杀气腾腾，就不禁会想到：“他们对自己的同胞都是如此的坏，如果这种人强大起来，他们对我们这些外人又会坏到什么程度呢？”老实说，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除了某些真真假假的事例外，主要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偏见”。

当然我们可以说服他们：我们和你们相反，我们这种“文化”对外人比对同胞更好，或者说对同胞比对外人更坏，我们不准戴晴讲话，但不会不准你们讲话，你们不能带着你们的偏见看我们。但我想，我们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这些夷狄恐怕是理解不了的。如果我们为此就大动肝火，那就更把这些夷狄吓坏了，他们的“偏见”不也就更深了吗？

更何况说透了：我们对这些媒体大动肝火又有什么用呢？说的极端些，对他们的政府动肝火，我们可以断交甚至宣战，对他们的老板动肝火，我们可以进行贸易制裁，但他们的媒体何求于我，我们能拿他们奈何？如果说我们是新闻全球开放的，正如那位老默多克曾经希望的那样，他们想到我们这里来发行，来扩大市场份额，或许还会顺着我们说话。现在我们根本是不许他们进来的，他们完全以我们以外的人为受众，怎么会在乎我们的肝火？我们对自己的媒体发威，可以审查，可以撤人，乃至停刊整顿、责令关张，对他们的媒体我们能怎么样？我们能对他们搞新闻审查？能让他们停刊整顿？他们连自己的政府都不怕，怎么会在乎我们动肝火呢？说损一点，我们的肝火，不恰恰是给他们做的免费广告吗？

所以我们动肝火是没用的。可取的做法是我们以行动来逐渐打消他们的偏见。不仅对外人要好（这我们似乎不难做到），更要对自己的同胞好，尊重自己同胞的人权。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自己的“内政”，“内政”只能对政府而言，无法对媒体和舆论。正如我们不能跑到美国去代替美国政府废除资本主义、但我们的媒体却完全可以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一样，他们的政府管不了我们的“内政”，但他们的媒体对我们的事“说三道四”，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的政府都是管不了的。

可以肯定地说，尽管新闻的真实性与公正性是媒体的生命，我们完全应该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事实上人们的价值偏好客观存在，“偏见”这个东西就很难完全避免。而且它与新闻自由与否无关。被管制的媒体有偏见，自由的媒体同样有偏见。新闻自由只是可以防止“偏见一元化”，即防止那种只能朝这“偏”、不能朝那“偏”、只准我“偏”不准你“偏”的情形出现，防止某种一面倒的、受操控的甚至是被动员的“偏见”诱发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偏见”一旦多元化，那就有可能“兼听则明”，使受众在各种“偏见”的平衡中找到真实。“偏见”一旦竞争化，那些“偏见”较少、更有公信力的媒体就有可能胜出，而那些不讲公信、一味 “偏见”的媒体会被淘汰。

所以我们对某个具体的不实新闻当然要出来纠正，以免以讹传讹，但对“偏见”存在的一般现实应当持有平常心。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对我们的 “偏见”必然逐渐减少，或者会多元化地出现“亲华偏见”对“反华偏见”的平衡。如果我们又有足够的自信来实行新闻自由和媒体市场的开放，那些媒体更可能为了顺应我们受众的胃口而克制令我们受众反感的偏见了。因此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次研讨会上我们官方同仁能跟戴晴、贝岭同室讨论问题，能否定那种“毫不妥协”地封杀“异见”的赵俊杰式主张。如果在国内也能如此，那么我们的进步将是任何“偏见”也遮蔽不了的。

明亡三百六十年祭

此作者有不少古怪想法。譬如以老子为和平主义、人道主义，攀扯美国南北战争，近乎莫名其妙。又尝论民歌，极民粹。
然而在革命问题上，他指出的机制是正确的，虽然字里行间仍极民粹。
革命的坏处，尤其是“肚皮革命”的坏处，他说到不少，惟有民粹一桩他未提及。因他自处其间而不自知。民粹不仅是毁掉物质积累，更是毁掉精神积累，带来的伤害远比兵燹伤亡深刻而难以挽回。
历来革命，肚皮成分愈多也就愈民粹。英美革命“肚皮”的成分较小，法国革命就伴随着较严重的肚皮问题，俄国革命几乎就是肚皮革命，而支那的闯献革命是彻头彻尾除了肚皮不含任何其他意义的革命。该数次革命的民粹程度也因之递增。

此人以“鲁迅风”自负，又是咄咄怪事。无论从他文章的内容还是文风，我丝毫看不出鲁迅那种对人的解剖，体会不到鲁迅那种让人鼻孔冒气的幽默。

要说文章，还是魏忠贤那篇写得妙趣横生。

明亡三百六十年祭

■狄马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dima/archives/342366.aspx

1644年农历3月19日，北京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团团包围，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仓皇从内宫出逃，在宦官王承恩的陪同下，吊死于煤山。这标志着明王朝在中国近三百年的统治正式结束。因这一年为旧历的“甲申”年，所以每到这一年，人们总会有许多值得回味的感慨。第五个“甲申”年，也就是公元 1944年，左翼文人郭沫若写下了他的著名雄文《甲申三百年祭》，重申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贪贿必然亡国的道理；同时也劝谕新兴的工农政党，切莫骄傲自满，以免重蹈李自成“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剧。尽管其后的郭沫若以进献“新词”和“颂歌”而为世人所不齿，但凭心而论，《甲申三百年祭》今天看来仍然以其充溢的历史关怀和对农民起义“同情的理解”，不失为一篇好文章。而在第六个“甲申”轮回里，随着历史潮流的沉浮变换，对李自成的评价也经历了一个 “天上人间”式的飞跃：在人人尚“左”，“革命”盛行，“阶级斗争”被说成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年代里，李自成几乎就是救苦救难的“圣人”，以至于以他命名的历史小说成为红色年代里唯一一部“御批”创作的小说，“奉旨填词”的作家也因此得免文革游街示众之厄运；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人人言必称“ 改良”，犬儒之风大炽，知识分子普遍家禽化，“告别革命”成为新的时尚，李自成又重新沦为“贼”“寇”，成为“暴力”的代名词，而这正是几百年来“给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正统史家的一贯看法。真应了圣经上“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话。

其实就李本人的身世和作为而论，他当然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但也不是天生的暴徒。与张角、方腊、白莲教、青莲教以及其后的太平天国相比，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其实是最少宗教蛊惑的。他的起义完全是因饥馑所逼。

一

李自成出生于陕北米脂县。在明代，米脂县属延安府绥德州。这里地处苦寒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降雨稀少，而明末的税收和“加派”是按亩征收，不考虑实际产出，这对地广人稀的陕北来说，就显得极不合理。而最令当地百姓不能忍受的是，陕北本来地处内陆，居民靠种地为生，基本没有什么工商业，但官府的各种“加派 ”只收银子，不要粮食，这就等于额外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再加上无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搜刮使得农民大量外逃，而官府为了“完粮”，规定一户逃则其余九户补足，九户逃则其余一户补足，于是，对不想坐着等死的农民来说，剩下的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整村整村的逃亡。

崇祯二年，延安人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里，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干旱无雨，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的惨状：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1]

这个古代官吏摧人心肝的奏折今天读来仍然使人神摇。三百年前饥民的话直接、痛快，比后世一打学者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更接近真理。因为根据“血酬定律”，既然“饥死”和“为盗”所承担的“风险系数”是相同的，那么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当然应当选择“为盗”，因为“为盗”至少可以吃饱了去死。这个有良知的官员在他的奏疏里继续写道：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2]

马懋才用“最可悯者”、“更可异者”来备陈当时白骨纵横，相率食人的惨状，而这惨剧的发生地“安塞”，正是早期农民领袖高迎祥的祖居地。同时我们也看到，饥荒固然是由干旱引起的，但只要愿意救济，也不是全无办法。“相聚为盗”恰好说明有可盗之处，否则“相聚”有什么用？官府如能“损有余补不足”，本可以将天灾造成的损害降低到最低。但他们做什么呢？

……有司悚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如一户只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赔一户之钱粮；一甲只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则现在之民只有抱恨而逃，漂流异地。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矣。[3]

即使百姓相率为食，“有司”还在“严为催科”！这说明世界上根本没有纯粹的天灾，无论水旱蝗害，事实上都和专制政府的黑暗和贪婪分不开。延安府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起来造反的。尤其是在崇祯13年9月，李自成的农民军被官军打得大败，当他率众从巴西鱼腹诸山中逃出，进入陕南的时候，身边的部众不足数百。可当11月间，他突然率部进入河南以后，很快聚众达数十万。这和当时河南的灾荒有关，但灾荒不可能年年有，到处有，只要措置得当，也不至于遍地柴薪。而当时的朝廷和官府就像后来的独裁者一样，一有“人祸”便委过于天，不但不想法救济，反而加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不断，明征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还有“火耗”，弄得民困财尽，千里榛莽。这时李自成的“三年免征”，“平买平卖”、开仓赈灾就大获中原人心。时人郑廉在《豫变纪略》里详细记录了李自成当时大赈饥民的盛况：“向之朽贯红粟，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你也许可以说这是“收买人心”，是“作秀”，但崇祯和他的官府为什么不“收买人心”？为什么不“作”这样的“秀”？因而，就本质而言，与其把农民军称作“农民革命军”、“义兵” 或“贼”、“寇”、“匪”、“盗”，还不如直接把他们称作“饥民”更接近事实些。“饥民”当然不是骄傲的资本，但也不是天生的耻辱；抢粮（农民军自己称“ 打粮”）肯定不是一种荣耀，但当各种通过诚实劳动糊口的途径被一一堵死之后，抢粮吃几乎就是一件无可非议的壮举，至少不比那些将别人碗里的饭夺走的人更无耻。

也就是说“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个个人或某种“主义”，而是效忠自己的肠胃。简单地讲，就是为了请客吃饭。明末的农民起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几乎所有的起义军首领都有过招安、投降的经历。桀骜如张献忠者竟然也在崇祯11年正式受抚，接受了熊文灿给他的副将头衔。当一个叫林铭球的巡按御史来到谷城时，张按照官场礼仪，立即向他行跪拜礼。本朝的史家在处理这一档史实时，或者假装不知道——实在绕不过去，就说这是一种“策略”；或者说这是“农民阶级的二重性”。实际上，这恰好说明这些起义的农民领袖，包括李自成在内，都不是真心造反，至少在起事之初，他们谁也没有想过要“取而代之 ”。这样，当官军剿抚并用，答应给他们牛犁耕种，并让他们的妻小吃饱时，手下将士便人心离散，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

因此，革命（本文指用群体性的暴力活动来颠覆、破坏现存秩序、制度的行为）虽然有多种，但就它的发生动机来看，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在一种新的制度、理念的引导下，通过有共同理想的队伍，来达到实现社会正义的目的，一类是在饥饿、困顿、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起来寻找出路的；一类是由良知和头脑引导的，一类是由肚皮和肠胃引导的；因而，一类可以叫“良知革命”，一类可以叫“肚皮革命”；“良知革命”的背后是一套新的政治理念，往往能通过一个国家的试验给整个人类提供一种新的制度模式，“肚皮革命”因为缺乏新的制度想象力，所以完成的基本上是一个简单的“改朝换代”，即“屁股变了，龙椅没变”；前一类像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而后一类则几乎可以囊括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所有的农民起义，李自成领导的当然也不例外。

诚然，革命，尤其是“肚皮革命”，打断了社会的正常积累，浪费了既有的物质资源，破坏了既定的文化创造秩序，不说别的，单是革命要死人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认定，改良比革命好，这不需要讨论，需要讨论的是，李自成怎么“改”崇祯的“良”？是通过立法？选举？弹劾？罢免？还是上访？检举？或者是在李继迁寨搞一个基层民主试点，成功了的话，再依次向米脂县、延安府、陕西省乃至全国普及？如果这些都不可能，而且也不能造反——因为造反是一种暴力行为，那么，对李自成来说，剩下的恐怕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等死，如果等死也算一条路的话。

实际上，朝廷和官府正是这么看待这些起义军的。兵部尚书杨嗣昌为了捉拿张献忠，曾张榜通衢，上附一首他自作的《西江月》，劈头两句就是“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不说他残酷镇压农民军，单凭这两句，我觉得他最后自缢身死，就是死得其所。张献忠固然不是善类，但杨嗣昌说的就更不是人话。一个兵部尚书，朝廷重臣，历来以“父母官”自居，竟然要“子民”“作安安饿殍”！而尤其可怕的是，三百年后的一些学者、教授的逻辑和杨大致相似。

中国要想走出“以暴易暴”、“治乱循环”的怪圈，就必须抛弃几千年来“只换屁股，不换龙椅”的革命方式，必须寻求一种和平渐进的方式来切入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这没有错。问题是我们在抛弃传统思维模式，寻求外部资源的过程中，是否一定要将几百年前这些走投无路被迫铤而走险的祖先妖魔化？我们是否能在否定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的同时，能对他们在反抗压迫、与暴政角逐的过程中所彰显的人格力量、生命意志给予适当的尊敬？一句话，我们在品评这些逝去的英雄时，能否多一点理解，少一点苛责？多一点设身处地的悲悯，少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高谈阔论？圣经上讲，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当提倡“非暴力”的人分不清施暴者和反抗施暴者，一例嘲笑挖苦以自高时，我觉得这对后者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一种“语言暴力”；同理，当我们看到一些人用“革命”的手段将另一些人剥夺殆尽，然后号召他们只能“改良”时，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种“ 居心”本来就“不良”？

在这儿，一些“非暴力”的提倡者混淆了两种伦理关系，即针对自己的暴力和针对别人的暴力。一个人可以放弃“针对自己的暴力”的暴力反抗权，采取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包括投降、顺从、谈判甚至“认贼作父”等一切“非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当这种暴力针对的是第三者，任何人都无权要求受害者——即“他者”——“放下武器”。具体到李自成的问题上，就是一个人可以当饥饿和公开的抢掠袭来时选择“逆来顺受”，但无权要求别人 “坐以待毙”。不管他用多么好听的理论来劝阻别人“告别革命”，在我听来，都像新版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二

正如忽视了“暴力革命”的背景一样，学者们在大谈改良的同时，恰好也忽视了改良的条件。我们知道，改良的条件是妥协，是双赢互利的共生思维，而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斗争哲学”；是承认自己的有限和“罪性”，而不是“天大地大，唯我独尊”，更不是一厢情愿地标榜自己“伟光正”，“就是好来就是好”。一句话，就是要承认自己“不良”，至少是有可能“不良”，才能谈得上“改良”，否则，你要他改什么？其次是，要有大致相当的力量对比。与独裁者没有一个不自我感觉良好一样，世界上也没有一个独裁者会心甘情愿地放弃特权利益。即使在英美这样一些深具民主传统的国家里，当要求改革的一方，力量没有强大到足以影响甚至威胁特权阶层继续行使特权时，身居要津者一般是不会主动放弃既得利益的。这一点在《大宪章》产生这件事上看得十分清楚。

《大宪章》是13世纪初英国国王和属下25个分封贵族签订的一份关于各自权利和义务的协议书。在这份被誉为“英吉利自由之神”的文件里，国王承诺实行较宽松的统治，比如在司法领域内，《大宪章》第40条规定：“任何人的权利和公正都不能被出卖、被否决、被拖延”，而正是这一条导致了西方自近代以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第 39条规定：“未经王国法律或陪审团的合法裁决，任何自由人都不能被拘捕、囚禁、没收、驱逐、流放，或受其他任何形式的伤害”，而西方法律中很重要的“人身保护”原则——在法庭判定有罪之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正是由这一条衍生出来的。不仅如此，《大宪章》的意义还在于人们从这里推导出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思想，即任何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即使是国王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那时的中国，还匍匐在赵宋王朝的脚下，认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呢！
就是这样一份对西方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件，它自身的诞生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斗争过程。13世纪以前的英国国王在和贵族的长期征战中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约定，国王把取得的土地以采邑的形式封给诸侯，诸侯则出人出钱替国王打仗。但有一条，打大仗或征重税必须取得诸侯的同意。13世纪初，英国在和法兰西的战争中连连败北，以至于丢失了祖传下来的法国北部的两个郡，诺曼底和安茹。国王不服，为了夺回土地，就再次下令向贵族征税征丁，但这次没有取得贵族的同意，他就用严厉的手段强行征取。但令人沮丧的是，国王这次又损兵折将，铩羽而返。正当他雄心勃勃，准备再一次向贵族征收钱粮大干一场时，贵族终于不干了。 1215年的春天，他们起兵占领了伦敦，然后派人和国王谈判。迫于内外交困的形势，国王约翰被迫在贵族们事先起草好的一份文件上写下了自己的大名，并加盖了皇家封印。这就是在西方政治史上，乃至全世界都意义非同寻常的文件——《大宪章》。

在这儿，我们看到，即使在英国这样有契约传统和“绅士风度”的国家里，国王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恩赐臣民某些权利，如果没有诸侯们大兵压境，国王是不会妥协的。事实上，约翰在签完字的当天就痛悔不已。他反复向教皇诉苦，他是在贵族的刀剑逼迫下答应的，因而应当由教皇出面，宣布《大宪章》无效。但《大宪章》规定，国王如违背协议，25个得到授权的贵族可以起兵讨伐之。因而当教皇宣布《大宪章》无效的消息传到各郡时，贵族们立即发兵伦敦，以武力捍卫《大宪章》的神圣性。这时，约翰死了，他的儿子亨利三世继位，由贵族组成的摄政委员会最后确认了《大宪章》的合法性，一种新的政治平衡就这样在武力面前达成了。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如果国王执意不肯放弃“ 乱收费”的权力，反而认为自己是“真命天子”，起兵的诸侯是“乱臣贼子”，不但要“秋后算账”，而且会“灭门九族”，“凌迟处死”，那么诸侯一方真想放下武器也不敢放了；同样的道理，如果诸侯中一些人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混账思想，而且死咬定要“奋勇前进”，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那么，不要说国王想放权，即使想逊位也不敢了。正是双方的双赢共生思想，为对方的妥协留下了活动的余地，一种动态的权力平衡才最终形成，才不至于鱼死网破，人亡政息。

相反，美国的独立战争正是英国国会贪得无厌，步步紧逼，拒绝和解的结果。1765年，为了转嫁连年战争造成的财政困难，英国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根据这项法律，北美殖民地几乎所有的法律文件，甚至连扑克牌在内都必须贴有大不列颠的印花才是合法的，都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税金。但这项法律并没有在殖民地自己的议会里通过，也没有殖民地自己的代表在英国议会里讨论，而根据西方政治“没有代表不纳税”的思想，凡纳税人有权参与立法。因而国王在各殖民地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废除了这项不合理的法律，但在废除的同一天，国王就宣告“过去有、现在有，并且依据权利应该有充分的权力和权威制定……法律和法令……以在任何情形下……管辖美洲殖民地及其人民”。因而，仅仅过了两年，国会就再次通过了向殖民地征收“外部税”的法律《汤森德法案》。根据这项法案，在美洲各口岸，对于进口各种玻璃、铅、纸张和茶叶都要征收若干重税。殖民地人民拒绝缴纳时，税吏就叫上英国军队一块来收。其间，他们多次派代表向英国国会陈述困难，但这些傲慢的英国人不仅拒绝接见，而且有时还把他们安排到荒无人烟、又极不舒适的地方住宿，目的就是让他们尽快离开。

1773 年，英国国会授予东印度公司诸种特权，其中一项就是对美洲茶叶贸易的垄断。也就是说，在这项法令之下美洲人实际上完全不能支配自己的茶叶贸易。激烈的反抗终于爆发了。1773年12月16日，东印度公司的一船茶叶运至波士顿，被愤怒的波士顿人倒入海中。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英国国会的对策是以压倒多数通过《强制法案》。该法案规定，今后所有破坏“和平”与妨害官员执行公务的案件必须移交英国法院审理；允许军队驻扎民房；关闭波士顿港口，直至该城将所毁茶叶赔偿清楚为止。国王写信告诉诺斯勋爵：“事已至此，殖民地必须是要么屈服，要么胜利”——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殖民地预感到一场风暴就要来临，但不知如何应对。为了协调各州的行动，他们决定于1774年9月5日派代表到费城开会。这就是第一届大陆会议。第一届大陆会议虽然通过了和英国断绝贸易往来的决议，但人们普遍不愿独立，他们联合起来的目的只是要让“英国人民感受到他们对于他们的权利的渴求”，因而，会上通过的《权利宣言》充满折衷和让步，甚至“愉快地同意英国国会执行那些只局限于管理我们的对外贸易的法案”，连一向激进的杰斐逊参会时也只是认为国王需要“纳谏”。

实际上，直到1775年的春季，甚至一直到列克星敦的战争已经爆发，好多人仍然相信，假如让英国人知道，枪声虽然响起，但殖民地所要的只是“保卫自己的权利 ”，他们是会让步的。但英国国王拒绝了他们的种种和平企求，使得殖民地的代表不得不于1775年5月10日再次于费城集会，史称“第二届大陆会议”。第二届大陆会议决定组建一支大陆军，由深孚众望的华盛顿任总司令，但目的只是迫使英国让步。因而大会同时采纳狄金森的请愿主张，并在《关于武装抵抗的缘由和必要性的宣言》中谦卑地写道：“我们并不是出于从大不列颠分离出来的野心而组织军队的……一旦侵略者停止对我们的敌意，我们就会放下武器……我们谦卑地信赖着那至高无上的和公正不偏的宇宙裁决者和主宰者，我们……企求着他那神圣的仁慈能够在这场巨大的冲突中护佑我们，使我们的敌人能够以合理的方式与我们和解，并因而使帝国免于内战的灾难。”但回答他们的是，英王立即拒绝了《请愿书》，并于12月22日发布了《禁止法案》。该法案宣布，殖民地从此不在英王保护之下，并下令封锁殖民地全部港口，许多人才如梦初醒。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革命”不是议论出来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把革命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就像天下雨不是皇帝祈祷的结果，娘嫁人不是村妇“腹诽”的产物一样，“革命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 ”（顾准语）。翻译为“常话”就是，当一个社会或时代的人们面对奴役和压迫，觉得还有希望通过言论、集会、结社等理性方式表达时，他们一般不会铤而走险；但当一个独裁颟顸的政府对人民的压榨无以复加，不仅剥夺掉了他们通过和平渠道表达愿望的一切权利，而且公然践踏由它自己制定的法律时，暴力反抗几乎就是必然的选择。正如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说：“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的行为，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理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同样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一切事物都是这样按照自然的顺序进行着，无论这些短促而频繁的革命的结果如何，任何人都不能抱怨别人的不公正，他只能怨恨自己的过错或不幸”。这就是“非暴力”的局限，也是人类历史上一切忧时伤生的思想家面对暴力灾难反复出现的悲凉和无奈。

三

回到李自成的问题上，就是面对明末官贪兵懈、厂卫林立、政体朽坏、天怒人怨的现状，无论朝野、官民都认为需要改良，问题是谁来改良？怎么改良？说简单点，就是谁 “改”谁的“良”？是李自成“改”崇祯的“良”，还是崇祯“改”李自成的“良”？关于前者，我们已在上文提及，由于信息资源、权力分布的严重不对称，李自成根本不可能“改”崇祯的“良”，倒是崇祯有义务而且有可能“改”李自成的“良”。因为从皇权专制的“法理”上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可以而且能够对他王国疆域内的一切臣民、事务进行符合他意愿的改良。实际上，无论古今中外，改良的主动权始终在强者，即政府手里。套用现代经济学的说法，崇祯是这个帝国的“法人代表”，他有权对这个帝国范围内的一切生命、财产按照自己的策划重组、关并、划转甚至使其破产。可是这个帝国的“大老板 ”在李自成起义之前和起义之后都做些什么呢？

一般来说，亡国之君是容易遭人唾骂的，但提到崇祯，人们总是眼泪汪汪。什么“日理平台，勤于政事”，什么“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仿佛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明君，只是让李自成害了。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做做样子。“日理平台”与明代的政治体制有关。明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起，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际上是“皇帝集权”，废除了千百年的宰相制，实行“阁臣辅政，阁部平行，群臣互制”的“文官制”，实际上就是谁也不相信，大凡小事都得皇上点头，连阁部大臣也不过只是“票拟”而已。具体到崇祯这个人更是“为政察察”，用人多疑，又好自作聪明，他不“日理” 谁“日理”？

至于“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不过是彻头彻尾的“作秀”罢了。比如，自崇祯10年起，皇帝因为“天下多事”，就下令停止了宫中几乎所有的娱乐活动，唯独“打稻戏”不废。所谓“打稻戏”，就是在秋收季节由钟鼓司的官员扮作农夫农妇表演的庆祝丰收的节目。表演时皇帝必须亲临现场，所以这对崇祯来说，是一个显示“重农”的好机会，但大臣要他拿钱修水利，他就不干了，而大家知道，只有修水利才是重视“三农”的切实措施。崇祯8年，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攻陷了凤阳，掘毁了凤阳祖陵。崇祯闻报后痛哭流涕，马上宣布“避正殿，撤乐减膳。从初三日始，居武英殿，百官俱宿公署，阁臣俱宿于朝房 ”，“惟以青衣从事”。自己换一个办公室，穿着烂衣裳上班，要求手下大臣“宿办合一”，吃饭时少几道菜，这都不错。但关键问题是得取消加征，赈灾济困，让老百姓不要跟着李自成跑，这才是当务之急。如果老百姓有饭吃了，你在宫中搞两场文艺表演，多吃几碗红烧肉，有什么关系？但他就像后来的独裁者一样，一味装腔作势，汲汲邀誉，一遇兵败城毁的事，只是一个劲儿地下“罪己诏”，但这有什么用呢？对一个皇帝来说，要紧的不是感动臣民，换取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的几滴眼泪，要紧的是，朝廷得拿出钱粮，救济灾民，让老百姓回家种地，至少得停止横征暴敛，因为在天下汹汹的大势面前，加征无异于“驱羊饲虎”，但崇祯是直到上吊之前一个月还在严辞催逼钱粮。

以前的史学家一提到明亡，就要大讲崇祯年间的大灾荒，实际上崇祯在位17年，不可能年年有灾荒，处处有灾荒，而农民起义的规模却越来越大，原因正在于，崇祯年间的赋税之重，催征之苛都超过了前代。实际上早在马懋才备陈灾荒的第二年——当时的李自成刚刚举事，只是“三十六营”中的一个小首领——职方郎中李继贞就上书崇祯请求赈济陕北饥民。他认为“如此，则民之已化为贼者，将还化为民；而将化为贼者，且永不为贼 ”，但崇祯贪吝，只答应给十万。李为他算了一笔账，一个饥民一两，只可活十万人，而当时“斗米七钱，亦只可活五十日耳”。他请求皇上拿出“内帑”，“活数十万生灵”，但崇祯说什么也不干。李因之忧愤而死。

加征当然不自崇祯始，万历末年就有“辽饷”，但以崇祯时为最苛繁。先以辽东战事紧急加征“辽饷”，后因农民起义声势日壮，崇祯又降旨征收“剿饷”：“流寇蔓延，生民涂炭，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饱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话说得可怜兮兮，好像他自己不同意，只是大臣们竭力鼓吹。实际上，“勉从廷议”不过是“装处”而已，原定“暂累吾民一年”的“剿饷”并没有在一年之后结束，而是随之就成为“定额”。非但如此，仅仅过了一年，他又下旨加征“练饷”，意即因清兵内犯加征的练兵军饷。三饷并征，加上有司暗中卡拿的各种“ 私派”和“火耗”，百姓就只能为匪为盗，聊以度日了。

这种“逼上梁山”的恶果在当时不要说文人雅士、行政官员，即使普通百姓也已看得一清二楚。崇祯14年，河南的许多州县已为李自成所得，汲县百姓王国宁冒死上书，指斥朝廷：“时时搜刮孑遗，日日更换守令，追呼于不毛之地，敲扑尽绝粮之人，终不能无米为炊，白骨再肉也”[4]。但崇祯至死不悟，以为只要把诏书写得“语重心长”、“情深意切”，百姓就任由驱使，不复有怨言，甚至到崇祯17年2 月，也就是离他上吊只剩一个月的时间了，李自成的百万大军已逼近北京，他还念念不忘征收钱粮。在一封专门的“催征敛”诏书里，我们看到这样的文字：

边饷甚急，外解至皆由有司，急赃赎而缓钱粮，不严赏罚何以劝惩？今内责部入，外责巡按，痛禁耗羡。完额则升京堂，否则除名。[5]

这里面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像崇祯这样的独裁者，反人民、反人道的本质至死都不会变；第二，自我感觉良好的本质至死都不会变。他压根就没想到，当时北中国的半壁江山已为李自成所得，“有司”已成李自成的“有司”，还怎么“赏罚”？怎么“劝惩”？京师官员都想着今后的身家性命，谁还顾得了“升京堂”？至于“ 除名”更是笑话，一个自己也面临“下岗”的皇帝还怎么“除”别人的“名”？看来崇祯是不上煤山不死心了。

面对官员们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奏报，崇祯有时也会唏嘘感叹一番，但大臣们如果要他拿出“内帑”助饷，他就会叫穷，不是王顾左右而言它，就是说砸锅卖铁也凑不够那么多。崇祯10年4月，他刚刚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总揽“平寇”事务。可当杨向他要增兵的饷银时，他就叫起穷来：“目今帑藏空虚。……前查约数若干，限二日内奏夺，如何不见奏来？”表演得煞有介事，连扮相台词都酷肖逼真。但问题是没有钱怎么打仗？他当然不肯明说，但明摆着是让士兵们去抢了。更可笑的是，他还当场批评大臣们：“ 去岁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切体国之心。就是直省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了。怎么这等愚！”[6]看来他自己是不愚了，遇到紧急军情，他这个帝国“大老板”一定会慷慨地“注入资金”的。可实际上怎样呢？

崇祯17年1月，李自成已逼近北京。他想把最后一张牌打出来，即，调吴三桂入关对付李自成，但又怕清兵来犯，拿不定主意，就召他的父亲吴襄询问军情。他先问“卿父子之兵几何？”，吴先以虚数应付，最后实答，只有三千精兵；他又问“需饷几何？”吴答以“百万”两白银。他立即大吃一惊。可当吴算完帐后，他也相信了，但随之就哭起穷来：“卿言是，但内库止有七万金，搜一切金银什物补凑，得二三十万耳”。[7]可等李自成入京，也就是他说的“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以后一查，“括各库金共三千七百万有奇，……户部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有奇。而大内旧藏黄金四十余窖”。整整是他说的“二三十万”的一百余倍，这还不算黄金。为此，崇祯年间的进士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里感叹道：“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奇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策安在也？……吁，其亦可悲也矣！”就是这样一个宁肯亡国也不捐饷，宁肯将黄金窖藏也不停止向老百姓搜掠的皇帝，他不上吊谁上吊？

在这样的君主专制下，不要说李自成——一个边陲小镇的驿卒——不可能改良，朝廷重臣，包括阁员辅臣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生怕招来杀身之祸。“崇祯五十相”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说的就是他赏罚不明，刑罚太严，有恩不欲归下，有过则尽量外推，用人多疑，举措乖张的特点。从崇祯十年温体仁去职到周延儒二次入阁，短短四年换了五个首辅，最短的一位是孔子的63 代玄孙孔贞运，在首辅任上只干了两个月。“五十相”指的是他在位17年，先后换过五十个内阁大学士，这在历史上都成了一个笑话。

与所有的专制政体一样，腐败也是一个终崇祯之世都没有解决了的先天性痼疾。崇祯年间，官员贪墨、买官卖官到了无官不贪、明码标价的地步。官员们通过行贿购得高官，但行贿的钱不是黄河之水，从天而降，自地涌出，必得加倍搜刮才得补偿。崇祯虽痛心疾首，大动刑厝，无奈罚不胜罚，杀不胜杀，最后往往以劝“大小臣工痛加修省”，也就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而告终。

除了官贪，还有“兵暴”。由于明朝的军队长期缺饷，再加上发饷的官员层层克扣，实际到士兵手里的很少，有的部队甚至常年不发一分饷银，这为军队的集体哗变和四方剽掠埋下了祸根。比如，左良玉的部队，人称“左军”，是出了名的骄悍无礼，“扎营之处，方圆数十里，妇女悉被奸污”，因而，不仅老百姓畏之如虎，有的地方官也禁止左军入城。更令人发指的是，有的部队为了掩败、领赏往往“杀良冒功”，就是把老百姓的人头拿来作为自己杀敌的凭证。至于动辄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珍奇，淫妇女，焚民居，更是司空见惯。因而，当时老百姓有“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说法，而正是这一“梳”、一“篦”（旧时妇女用的一种很细密的梳子）、一“剃”将老百姓推到与君王的战争状态里。

四

根据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的说法，当人们发现立法者和执行者的意图确定不移地指向奴役和压迫时，每一个人都有权通过诉诸上天，来决定是否采用战争的形式捍卫自身的权益。在战争状态里，以前的一切法令都不再有效，准确地说，是立法者自己先行将它的尊严践踏净尽的，现在，每一个人都将生命交给上天来决定其存留。你也许会说战争会死人，但当一个政权昏暴到极点，百姓“生不如死”，以至觉得用任意一个政权代替都会减轻他们的痛苦时，他们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就成了合理的；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比起同时代中那些浑浑噩噩、苟且偷生、坐以待毙者，理应受到社会的褒奖和历史的赞美。因为反抗先于革命，也先于改良。一句话概括，就是，反抗先于反抗的形式。

你也许会说激进的革命代价太大，不如“点滴的改良”，可当一切和平改良的途径都被堵死之后，百姓恰好是用锄头、铁锹和刀剑来“改良”的。比如，没有人认为卧轨、自焚、喝农药比和平示威更能解决问题，可先得有和平示威的权利；没有人认为在球场里胡喊乱叫，在厕所的墙上创作“文学”比在报刊上自由发言更酣畅淋漓，可问题是先得有创作和出版的自由；没有人认为吸毒、嫖娼、包二奶、上色情网站比到教堂里沐浴上帝的恩膏更高尚、更有尊严，但每个人先得有寻找上帝的自由；没有人认为结党营私、搞阴谋诡计、歃血盟誓组织黑社会比光明正大地结社、集会更少风险，更能体现社会公义，但问题是先得有结社集会的权利……更进一步说，当一个时代的人民不能用合法的手段传递信息时，他们就会用手（喝倒彩）、用心（编黄段子）、用眼睛（道路以目）来表情达意，甚至在一个从来没有选举传统的国度里，我们仍然惊奇地看到，他的人民会顽强地用脚，用手，用屁股“投票”的动人情景：

崇祯15年12月，李自成进逼襄阳。当大军冒着“左军”的炮火，强渡到汉江南岸时，当地的百姓以“牛酒迎贼”，好多青壮年自告奋勇，担当农民军的向导。由于他们熟悉地形，带领部队绕过了“左军”事先埋设的伏雷和暗弩，使农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襄阳——这是明王朝的老百姓用脚“投票”，投的是反对票。

崇祯17年正月，李自成亲率大军由长安出发，向北京进军。沿途州、县多望风送款，传檄而定。3月6日，农民军到达山西宣府城下。总兵官王承胤已先期纳款，而巡抚朱之冯却要执意把守。当农民军开始攻城时，朱登城督战，命左右发炮，而奇怪的是，“默无应者”。当他自己亲自点火放炮时，却被人从后面拽住了胳膊。最后，巡抚只有抚膺叹息，仰天大哭。就在巡抚捶胸顿足之际，总兵官王承胤已开门迎降——这是明王朝的士兵用手“投票”，投的是弃权票。

崇祯 17年3月17日，农民军已占领了芦沟桥，开始攻打平则、彰义等城门。驻守北京城外的三大营，不仅投降了李自成，而且将三大营的大炮反过来对着北京城轰。这也是明王朝的士兵用手“投票”，投的是反对票。城防司令李国桢见事情不妙，急忙求见崇祯，被宦官喝止。宦官问，何事慌张？李答：“守军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是明王朝的士兵用屁股“投票”，投的是弃权票。更有戏剧性的是，城头上本来安装了许多门西洋大炮，准备在紧急时使用，但守城的“内丁”（宦官）上城发炮时，声震屋瓦，响彻云霄，而“不杀贼一人”，因为“城上不知受何人指，西洋炮不置铅丸，以虚击，声殷雷达旦。”[8]在这种军心涣散、人无斗志的情况下，甚至朝廷大臣也以赖在家里不出来“投票”。3月19日凌晨，李自成的农民军已攻入外城，崇祯手刃公主和妃嫔多人后，来到前殿，亲自鸣钟，召集文武百官上朝，但令他绝望的是，竟没有一个人前来。

就这样，李自成的农民军长驱直入，一举拿下了北京城。

你也许会说“拿下”又如何？不就是“三年免征”么？三年之后怎么办？我的回答是，三年之后当然还要征，不然政府官员吃什么？但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百姓有权通过逃亡、匿名等斗争方式走向压迫较轻的统治，那怕这种统治是暂时的。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因为三年之后还要征，且不说征多少，就否定百姓用“革命 ”的手段换得三年的平安。因为在启蒙的语境里，革命是一种权利。既然是一种权利，拥有它的人可以放弃，也可以闲置，但绝对不能被褫夺，就像我买了一把椅子，我可以送人，也可以放着不用，甚至天冷时可以劈开生火，唯独当我坐的时候，别人却从我的屁股下抽走，是绝对不允许的。实际上，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明末百姓来说，不要说三年，就是42天——李自成3月19日进入北京，4月30日撤出，前后只有42天——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于坐在洋房里，吃得饱饱的教授来说，42天只是一个数字，可对于当年北中国的饥民来说，有42天和没有42天是不一样的：有42天，人们就可以用赈济来的粮食活下来，至少不会把仅有的拿走；没有42天，一大批嗷嗷待哺的饥民就会成为永远的饿殍。谁不信，可以试试。

2004年9月14日动笔
2004年10月1日完稿

注释：
[1][2][3]雍正《陕西通志》卷八十六，《艺文三》。转引自《李自成大传》，晁中辰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第140～141页。以下注释皆转引自此书。
[4]郑廉《豫变纪略》卷四。
[5]《崇祯实录》卷十七。
[6]《杨文弱先生集》卷四十二，按，杨嗣昌，字文弱。
[7]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上。
[8]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中，《虞渊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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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中国暂禁外国旅客进西藏：国庆期间停办外国人入藏文件

2009年09月22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8:40北京时间 16:40发表

西藏首府拉萨旅游局的职员称，从9月24日起暂时禁止外国旅客到西藏，直至国庆的庆祝结束为止。西藏的地方官员未予置评，但当地的旅行社称，实际上自9月21日起，便不再批出签证，措施将维持至10月8日。

法新社报导，拉萨旅游局不愿具名的女性职员称，自9月24日至10月8日，暂时不为外国旅客批出签证。西藏的地方官员未予置评，但当地的旅行社称，实际上自周一起，便不再批出签证，措施会维持至10月8日。

国庆期间外国游客将无法入藏

西藏旅游官员证实，西藏从9月22日起暂停办理外国人申请入藏旅游所需文件。美联社报道引西藏旅游局行业管理处官员称，从星期二开始，西藏不会再接待新的外国游客，但是已经入藏的游客将可以继续在西藏停留。法新社则引一名未透露姓名的拉萨旅游局女性员工称，当地规定从9月24日至10月8日暂停办理入藏旅行许可。

西藏旅游局一名姓廖的科长对BBC中文网记者表示以上媒体的报道并不完全准确，但表示自己刚从外地出差返回拉萨，也不详细掌握有关细节。他让记者致电旅游局另一个部门咨询有关事宜，但该部门无人接听电话。

BBC报导，西藏中国旅行社一名姓于的女性员工对BBC中文网否认有禁止外国人入藏旅游的规定，但表示外国人办理入藏旅游需排队一个月。而西藏红山国际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则向BBC中文网记者证实了有关规定的存在，但说自己并不清楚禁令什么时候才能解除。

旅游人数

西藏去年三月出现暴力骚乱事件后，当地一度对外国游客关闭数月，而今年三月也一度暂停办理外国人入藏旅游许可。旅游业是西藏经济的支柱产业，根据西藏旅游局网站发布的消息，当地八月份接待137万游客，是单月最高纪录。而一至八月的游客总数则有409万人，超过2007年全年的游客总数。

另外西藏今年头八个月旅游收入达到32.35亿元人民币，分别比2007年和2008年同期增长16%和248%。随着十?一的临近，中国当局更加加强对各地，特别是北京、西藏以及新疆等敏感地区的安全控制。据中国媒体报道，在国庆阅兵和游行期间，北京首都机场将禁止航班起降。

而继上星期发生东北下岗工人在北京闹市区持刀杀伤路人事件后，北京各超市据报道已经停止出售水果刀等刀具。

美军惊呼：他是共军的杀手锏，美军将在他面前颤抖。

也有人哀叹：共军要完了……



毛新宇晋升最年轻将军

　　记者马浩亮/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唯一的孙子毛新宇，近日晋升为少将军衔，他不仅成为目前中国最年轻的一位将军，而且是第一位“70后”少将。毛新宇现在职务的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副军职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

　　据新闻资料显示，毛新宇最近出席湖南省国际旅游节开幕式、为某驻京单位讲党课时所用的身份均已是“少将”。

　　毛新宇出生于1970年1月，是毛岸青与邵华之子。毛岸青是毛泽东次子，他与邵华在2007年先后去世。邵华生前亦是少将军衔，是解放军中少有的女将军，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等职务。毛岸青生前曾长期患病，享受副总理级医疗待遇。他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均曾前往八宝山送别。

　　出版多部毛泽东论著

　　毛新宇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后在中央党校理论部获硕士学位，2000年进入军事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参军入伍，2003年7月份获得博士学位。后任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正师职研究员，2008年7月晋升为副部长。他与现任妻子刘滨育有一子一女。

　　毛新宇认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我为爷爷唱新歌》、《沿著爷爷的足迹》、《永远的怀念──毛泽东诞辰百年辑录》、《我的伯父毛岸英》等图书、文章。毛新宇曾多次表示过，“爷爷对我此生影响最大”，“最大幸福就是理解了爷爷”，“我只能比得上爷爷的千分之一”，“爷爷是无字书活教材，一直激励我成长”。他还是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毛新宇曾表示，自己读过许多写毛泽东的书，但是不喜欢某些美国人写的书。他认为，书中充满了偏见，往往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之争，常常夸大“大跃进”的消极作用，夸大毛泽东应负的责任等等。

　　军事科学院是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军事科学研究机构，是全军军事科学研究的中心，正大军区级。现任政委是刘少奇之子刘源，他刚于今年7月晋阶为上将军衔。

　　今次晋升少将之后，39岁的毛新宇成为解放军最年轻的一位将军，并且是第一位也是唯一的“70后”将军。在他之前，解放军比较年轻的少将包括航天英雄杨利伟（生于1965年）、乒乓球世界冠军王涛（生于1967年）等。

传伊犁维族与军警对峙，国庆前新疆局势再紧张

星岛日报/十一国庆在即，新疆局势再度紧张。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表示，新疆伊犁霍城县一名参加“七·五”骚乱的维族男子，近日怀疑在狱中被殴打致死，引发家属及民众不满，上街与警方对峙，当局调动军警入城。居民表示，对峙情况昨日仍然持续，当地有爆发大规模骚乱的可能。

总部设于德国的世维会发言人迪里夏提20日对中央社表示，根据伊犁霍城县维族人提供的信息，霍城县一名维族男子因为参与乌鲁木齐“七?五”事件被捕，日前在监狱被殴打致死，当局将尸体归还给死者家属，并要求他们立即将尸体埋葬，引起家属不满，要求当局交代死因。

“霍城县维族人其后到死者家里，看到尸体伤痕累累，引起全县维族人愤怒，他们昨晚（十九日）至现在正与当局对峙；而当局已将霍城全面戒严及封锁，并停止供电，现在正调动军队进入该县。”迪里夏提表示。

一名内地网民表示，其家人与霍城的同事联系过，当地的确发生了维族与军警对峙的事件，起因与世维会所说相同，局势紧张，有暴乱舻象但现已平息，并没有发生暴乱。

霍城位于新疆西部接近边境地区，与哈萨克斯坦相连。全县面积约五个香港大，人口约三十四万，包括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廿九个民族组成。

七月五日乌鲁木齐发生维族骚乱，造成近二百人死亡后，新疆当局出动军警入城，局势一度稳定下来。

不过，新疆局势近期再度紧张，多个县市出现刺针伤人事件，引发大批汉人上街示威，质疑新疆当局处理治安事件不力。

卡玛: 两边的车都冲着我撞过来

茉莉


“我相信从长远看，历史会沉淀下来，严肃的学者在世界上不可能绝种。但是，自从1995年拍了《天安门》之后，我一直受到共产党和学生领袖的两边夹攻。有一次我在公路上开车，忽然看到路边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撒切尔夫人的话：‘不要在中间开车，否则你会被两边的车撞坏的。’我想，这正是我的处境：两边的车都冲着我撞过来。”

说这番话的记录片《天安门》制作人卡玛，陷入柴玲起诉的官司缠讼烦累之中，已经两年多了。2009年4月15日，卡玛所在的长弓纪录片制作组因高昂的诉讼费用，面临可能破产的危机时，发出《纪念六四：兼论言论自由及其倡导者》呼吁书。5月29日，中国作家王力雄发出《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我为何在“天安门”制作人的呼吁书上签名》，引起中文世界的注意。6月10日，笔者发表《柴玲起诉卡玛，是不是“恶意诉讼”？》一文，对此案的恶劣性质进行剖析。

通过和卡玛同住在波士顿的郭罗基先生，笔者找到卡玛，向她表达我的敬意和支持。此后，我便通过卡玛的影像、文字和个人交谈，了解这位遭到中国政府和某些学生领袖痛恨的导演，逐步认识她的身世、她的理念以及她对历史诚实的精神境界。



◎ 她坚守人文价值和史家传统


假如可以重新选择，卡玛和她的合作者还会拍这样一个令他们祸不单行的《天安门》吗？笔者认为，人们的选择取向基于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从这个角度看，卡玛作为主要制片人的困境几乎是命定的。尽管当初决定开拍此片时，卡玛有种种顾虑，但一旦投入，她本人对人生体会的深度和广度，对中国问题的独特认识，就必然渗入其中。她对镜头的选择反映了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经验。

卡玛的政治倾向是如此明显。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说：“至于到想要拍的时候，采取一种什么方式拍，当时我觉得我唯一一点偏见就是我对这场运动是同情的。”在长达三个小时的记录片中，善良的人们可以用心灵感觉到，镜头背后的制片人在和他们一起流泪哭泣。影片一开头就有抗议者挡坦克的镜头，解说词评论说：“这是人类的良知与勇气，在向无情的国家机器挑战。”影片最后以一位死难者母亲的话作为结尾，卡玛说：“我们当时觉得，在这样的血腥镇压后，任何解说词都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可以说，任何人都没有说话的权利，除了那位母亲丁子霖。”在此片中，卡玛自始至终坚守和捍卫民主价值和人道立场。

然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历史学者，卡玛不但要表明自己个人的立场，更要力求公正无偏地对六四事件进行全面的观察和诠释。中国古代史家强调著史须“不隐恶不虚美”“秉笔直书”。西方历史学家主张独立和中性，他们不能做某一方的代言人和啦啦队，而是要站在第三者的位置，以客观真实为目标，发掘有关该事件的确切资料。无论个人感情如何偏向学生运动，卡玛不敢背叛史家的优秀传统。

卡玛多次引用罗伯特 休斯有关历史人物的一段话，阐明他们制作《天安门》所遵循的原则：“人类追求经纬分明的善恶划分的需要是根深蒂固的。然而，这种追求往往将历史变成了说教，从而剥夺了历史人物的人性，否定了他们既有卑微也有崇高、既有奋斗也有失败的历程。因此，保持历史色彩斑斓的原貌，防止历史被僵硬陈腐的信条漂成苍白，正是历史家的责任。”

拍片初期，卡玛心里没有固定的剧本，也没有先入为主的结论，她只是非常同情学生运动一方。等到搜集了解到很多的资料，慎重地审查了各种信息资源，她就开始了痛苦的内心挣扎。她发现，抗议者追求的目标并不清楚，他们的组织结构也不够民主，一些学生领袖缺乏妥协精神，有些人甚至动不动就把不同意见者视为“投降派”、“叛徒”。曾亲眼目睹过中国文革中凸现的人性之恶，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卡玛知道，在冠冕堂皇的正义大旗下有多少仇恨和不宽容。二十年前在天安门抗争的人们，既有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也有不太光彩的一面。

那么，卡玛是否还能在她的影片里保持历史的原貌呢？她没法推卸这种历史责任。这种坚持，是人类对于真实的永恒追求。人类需要认识自己，改善自己，制片人也就只能满怀对人性弱点的深切同情，毫不畏惧地直面事件真相。正如《波士顿凤凰报》评论所说：“这两位制片人所选择的纪念这场民主运动的方式，不是把它简单化，而是把运动的复杂性表现到几乎令人痛苦的地步。”

用摄像机来讲述这段痛苦的历史，卡玛为各种声音提供一个公平面世的机会。通过现场镜头和人物采访，影片几乎将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这段时间的每一天，都一一清晰地还原重现。此片被评论家认为囊括百万人的阵容，纵横中国七十年的革命史，却毫不哗众取宠。其叙述语言简洁朴实，分析冷静理性并富有哲理，一切以事实本身来说话，重客观而不做主观结论。

◎ 继承了家族的密码和“原罪”


卡玛于1949年12月在北京出生，直到1971年才第一次离开中国。这位美国白人的女儿有着非常独特的经历，她在中国的语言文化中长大，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见证了毛泽东时期诡异而惨烈的政治运动。

当卡玛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时，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现实困境，思考自己未来的命运。那时正是文革前夕，中国开展强调“阶级斗争”的四清运动，还是初中生的卡玛也感觉到了政治压力。她读了美国左派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回忆录《斯大林时代》，获知革命中有很多屈死的冤魂。小小年纪的她便自问：“如果自己将来像斯特朗一样，被两个阵营都视为敌人，我还有没有立足之地？我还有没有勇气活下去？”

父亲的遭遇，证明这位小姑娘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韩丁（William　Hinton)是一位记者，也是农业专家，曾于1945年随美国战情新闻办事处到中国，后受聘于联合国救济总署，在中国贫穷的乡村救助人民。这位美国人后来因认同中国革命遇到了麻烦。1953年，韩丁因不满苏联专家在中国的专断而回美国，遭到麦卡锡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迫害，被传讯听证，上了黑名单，被吊销护照，禁止离开美国长达十五年。吊诡的是，韩丁在他所支持的共产党中国也曾被禁书。他的长篇著作《翻身》，因记载了土改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和悲惨事件，遭到来自共产党营垒的批判，被认为是一个“资产阶级记者”。

十八年后才在北京重见父亲，这还不算卡玛太大的不幸。在成长过程中，时常让年少的卡玛感到很尴尬的是，因为她的金发碧眼而被人骂作“美帝国主义”，还常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通知离开做政治报告的会场。卡玛曾说想当勘探队员，被人质问说，你是不是要把我们中国的宝探走？文革初期，红卫兵吼叫着要她滚出学校。后来，公安局甚至将她备案为“特务嫌疑”。能够接受她的，是同学中一些不同出身的离经叛道者，不论来自所谓的“红五类”还是“黑五类”家庭，他们都反对“血统论”，认同遇罗克的《出身论》。

自从卡玛拍了《天安门》，柴玲及其支持者论理站不了上风，就追究卡玛家族“亲共”的历史。在卡玛的家人身上，笔者看到的是，天真而轻信的美国左派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如何陷入中国政治的烟云迷雾之中。然而，无论对其家人的评价如何，卡玛应该为自己家人的言行负责吗？柴玲等人采取株连的手段，想要达到因人废言的目的，说明他们承袭的是共产党“血统论”那一套。

如果真要追溯卡玛的血统，我们还可发现， 在她父系的英国祖先中，有一位是著名的废奴主义者。还有一位曾祖姨母是写作《牛虻》的女作家丽莲—伏尼契，她嫁给了一位反对沙皇的波兰伯爵。卡玛母亲的一方是芬兰移民，卡玛性格中的忠实、纯朴又豪爽的因子可能来自北欧民族的这种风格。

继承了一代又一代家族的密码，卡玛怎样才能做一个自己？经历过东西方的社会变迁，认识了世界和人生的复杂性，卡玛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漂泊的人，不听从任何阵营、势力和利益派别，不为任何一个阵营护短，只听从自己的良心，做一个诚实的人，绝不人云亦云。


◎ 因拍摄《天安门》而惹祸上身


在哈佛读博士学位，卡玛选修的是“中国美术史”。她既热爱美术也喜欢历史，这个专业还和她熟悉而怀念的中国有关。但美术史并未和政治脱掉干系，她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搜山图》的源流，那些画卷所描绘的诸多神祇搜山驱鬼的神话，分析起来涉及到中国的民间宗教和政治文化。

对卡玛来说，拍摄《天安门》这个记录片有点偶然。在这之前，他们夫妇曾以人类学学者的眼光，拍摄过多部表现中国农村生活的记录片，获得二十多种国际性电影大奖。当初八九民运轰轰烈烈的时候，有人来找卡玛拍片。卡玛开始不敢拍，理由是拍记录片太困难了，再加上孩子还小，博士论文尚未完成，家庭经济也捉襟见肘。但是卡玛的丈夫——摄影师高富贵经不起朋友热情邀约，参与了拍片计划，又极力说服卡玛加入。不久，政治风向就突然变了，原来力主拍摄该记录片的人退出了，卡玛只好和丈夫一起承担起这个计划。

在专制的中国生活了二十一年，又在民主的美国生活了二十年，身上带着东西方两种文化，卡玛一承担，一出手，这部影片就有了不同凡响的视角和独立立场。但她倾注六年的心血所摄制的记录片，给自己带来了摆不脱的麻烦。中国官方和某些异见人士都从不同的角度谴责她。用卡玛自己的话来说：“我是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

中国政府方面不肯放过《天安门》。他们指责这个影片“歌颂暴徒，误导观众，伤害了12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对此片进行长期的围追堵截。1995年纽约电影节因放映《天安门》，遭到中国当局的抗议，张艺谋被禁止前去参加首映式。其后，香港、悉尼、柏林和旧金山等电影节也受到种种压力。汉城电影节因考虑到和中国的商业关系，最后把《天安门》从节目单上删掉了。连以帮助独立影人为宗旨的美国“太阳舞电影节”，在获知中国政府的抗议后也不再邀请卡玛了。此外，有西方基金会因为卡玛拍过《天安门》，害怕得罪中共而不敢资助卡玛，令卡玛的事业举步维艰。

来自柴玲等学生领袖方面的纠缠和报复，比起中国政府来也毫不逊色。他们对《天安门》的愤怒声讨，类似文革时期针对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大批判运动。柴玲和她的支持者在拿不出证据的情况下，却一口咬定卡玛受中国政府指使。他们谴责卡玛等人“恣意亵渎污蔑学生领袖和学生运动本身”，是“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虚伪，使用自己的文字和影片杀人的人”，“是一群苍蝇，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疾病”，……。

追究卡玛的政治背景涉及到她的父亲和姑母，甚至那位和卡玛同名的老教育家奶奶。卡玛的奶奶曾于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之初，带领美国学生前来中国旅游访问，也被人张冠李戴，说成是卡玛率领外国“红卫兵”串联回京。当年那位被红卫兵辱骂、被排除革命群众之外的洋少女卡玛，此时于众口烁金中成了“铁杆毛分子”和“特殊贵族”。柴玲的前夫封从德还以“八九天安门运动幸存者、参与者和支持者”的名义，起草了一封致卡玛夫妇的公开信，毫无根据地指责影片《天安门》里有“史实错误”。柴玲本人则以雄厚的金钱势力雇请多位律师，气势汹汹地打一场欲致长弓公司于死地的恶意骚扰官司。


◎ 在革命之上还有一个人道主义


当卡玛还是五、六岁的小女孩时，有一次和北京的孩子们捉蚂蚱玩。那时中国没有爱护自然和动物的教育，孩子们抓住蚂蚱的腿一根一根往下拽，不曾想到蚂蚱也会有痛苦。一位在中国教书的英国女教师看到了，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她对孩子们说：“你们不能这样残忍，蚂蚱也是生命啊！”对此，卡玛至今记忆忧新。

少年卡玛和她的一批离经叛道的中国朋友们，在文革中看了很多如《新阶级》、《日瓦戈医生》一类流散到民间的内部书籍。《新阶级》的作者德热拉斯的一段话，对卡玛来说如同醍醐灌顶:“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是以取消阶级作为口号，但最后却造就成一个掌握空前绝对权力的新阶级，其他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

最令卡玛终身难忘的是，雨果小说《九三年》中那位白军领导人、贵族朗特纳克侯爵最后的举动。被围困的侯爵本已成功出逃，但他在听见三个小孩的母亲凄厉的呼救声后，毅然返回城堡，勇敢而镇静地救出那三个孩子。而侯爵的敌人——共和国军领袖郭文因为释放这位拯救孩子的侯爵，自愿走上断头台。雨果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深受文学艺术中人道主义精神影响的卡玛，在她的记录片生涯中遇上了一个血腥而残忍的六四事件。她的立场毫不含糊：“政府开枪杀人都是有罪的，是绝不能原谅的。”但另一方面，她的文革经历、敏锐头脑和思辨能力，使她对任何漂亮口号都持一种审视的态度。她看到了学生领袖们在八九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种种弱点，虽然能够理解并同情这些弱点，但她觉得不应该掩盖和认同。

这就是柴玲对卡玛产生深仇大恨的起因。由于柴玲拒绝接受采访，卡玛只能用当时的资料以及别人的采访来表述她在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这样，柴玲于5月28日接受美国记者金培力采访中的言论被影片引用，其中就有“期待流血”这一缺乏人道精神的说法，引起了沸沸扬扬的争议。

这个记录片让我们看到，历史事件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错综复杂的。那里仿佛有一个个追问：那个血腥的事件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地形成的？如果学生领袖们懂得妥协，事情是否会有另外的结局？如果像某些学生领袖所说，民主事业需要用鲜血来唤醒人民，那么，中国进步的这个代价应该由谁来付?



◎ 给有志者提供一本民主教科书


不管《天安门》提出的问题如何令人惊心动魄，我们不能对它闭上眼睛，而必须诚实面对。再正义的事业里也包含着危险的种子，我们无权掩盖。由于这段历史还不够久远，双方当事人因为自己的利益声名，都只调动对自己有利的舆论，书写自己的光荣历史，否认并压制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和观点。这样，力求诚实公正的制片人卡玛，就成了双方诅咒和仇恨的替罪羊。

像笔者这样因六四入狱、流亡的人，长期以来倾向于认为，学生运动虽然不成熟但依然伟大依然光彩夺目。我们不愿意在清算中共的屠杀罪行之前，质疑学生阵营内部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真为中国民主事业的前途着想，就必须承认，我们需要一些像卡玛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超越政治派别，坚持原则追求真实，挖掘出民主运动自身的问题和弊病，给后来者提供经验和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卡玛的影片是一本有益的民主教科书。

首先，影片凸显了反抗者自身理念的困境，例如，主张罢课的学生要组织纠察队把教学楼封起来，不让想要上课的同学去教室，剥夺别人选择的权利。主张绝食的学生因无法在市高联取得多数支持，就越过组织程序，直接以个人名义发动群众绝食。未经选举产生的“广场总指挥”柴玲，也在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中，讲述了广场上学运成员间的“权力斗争”。由此可见，反抗中共不民主，并不等于自己就成了民主的化身。

卡玛在影片的解说词中表达了她深沉的思考：“当个人挺身反抗强权的时候，他仍旧背负着强权所施与他的教化与伤害。这些烙印并不会在振臂一呼中消失。”卡玛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她还在一篇文章中提及一位写历史小说的美国朋友所说的话，“人们常说﹕‘不懂历史的人会受到重演历史的惩罚。’那么懂得历史的人呢？他受到的惩罚就是当历史正在重演时，他很明白展现在眼前的不是一出新戏。”

其次，正视问题所在是改进未来的社会运动的前提。当时学生领袖们表现出来的诸多弱点，与他们的年龄和经历有关，也与共产党长期的教育有关，有些甚至是人性中普遍的矛盾。卡玛一再强调这些弱点是可以理解的，是令人同情的。但二十年过去了，当年“天安门的孩子”如今已是为人父母的中年人，他们是否有所反省、有所长进？

我们每一个从那场劫难中幸存的人，都应该为不幸的死难者承担道义责任。例如王超华就曾痛哭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那些曾经通过排斥异己而控制天安门广场的人，他们今天承担了多少责任？那些今天签署公开信指控卡玛的广场领袖们，是否还有足够的理性面对自己的失误，从而放弃偏袒柴玲的做法，忠诚于自由民主理念而不是追随某一个人？

美国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Daniel Bell高度评价了《天安门》，他说：“它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它所触及到的是一切处于革命状态的社会的本质及其艰苦的历程。”这就是说，一切有志于为社会寻找出路的人，为争取更好的社会前景，都需要面对天安门事件这个艰苦的历程，需要以过去的知识、经验和教训来帮助自己定位。因此，描述真相的记录片《天安门》，就成为一种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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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多维月刊》2009年9月号

RFI：国庆将近北京部分超市停售菜刀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上海特约记者曹国星/ 国庆将至，北京气氛紧张。据9月19日的《新京报》报道，北京一些大型超市的菜刀全部下架。

该报记者走访了北京的家乐福、沃尔玛等超市发现，超市内的菜刀已全部下架，就连水果刀、裁纸刀等刀具也难寻踪迹。超市一名工作人员说，临近国庆，他们接到“上级”命令，“十一”前和“十一”期间不得出售菜刀等刀具。

沃尔玛超市知春路店，菜刀也已停售。该超市一名值班经理表示，他们接到公司上级通知，国庆期间为确保治安，菜刀被临时下架；如果购买菜刀等刀具，可到小型日杂店和市场购买。

新京报的报道强调说，“北京警方表示，没有下达任何命令要求超市停售菜刀。”但未指明下命令的是哪个机构。

北京的另一家都市报《法制晚报》在8月29日就已报道，北京地区的沃尔玛、家乐福、物美等连锁超市已将菜刀、水果刀等刀具下架，仅少数小型超市或日杂商店里仍然可以买到。

该报道引述超市负责人说法，刀具9月底会重新上架。但未说明为何禁止销售这些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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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前门大街再发刑案

RFI staff @ 2009-9-19 19:56

北京前门大街再发刑事案，一名法国女游客在前门被人用刀割伤。警方拘捕一名41岁男子。
有网友称，事发地是著名的烤鸭餐厅全聚德附近，事发时遇难者一行三人，她被劫持，后被行凶。
新华社的快讯说，伤者是一名老年妇人，她早11时许在前门一带遇袭，受了轻伤，送院治理；疑犯来自江西南昌，他当场被捕，警方正调查这宗案件。目击者称，凶手在被抓时喊：“上访四年没有结果”。
对前天（ 9月17日）18时5发生在北京市前门大栅栏的持刀杀人案，今天上午新华社宣布，北京市公安局调查后称，“犯罪嫌疑人张健飞当晚系醉酒状态下持刀行凶。” 并说，张在原籍曾多次酗酒滋事。而目前，在医院治疗的14名伤者均无生命危险，此案中，有两名保安被杀。
目前，北京警方已于17日晚启动一级加强巡逻防控方案，在全市各主要繁华地区均已配备了武装执勤力量，加大治安管理力度，确保游客和群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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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中国大陆官方封杀龙应台新书

作者 马丁

发表日期 20/09/2009 更新日期 19/09/2009 22:48 TU

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近日遭到中国大陆官方封杀。对此，龙应台昨天首次作出回应。她说，两岸理解需要时间，等大陆有时间看完这本书后，“我相信决定是不一样的”。
龙应台9月2日在台北为她这本新作举行了新书发布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龙应台希望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在大陆建政60周年的时候，不要只知道庆祝和歌功颂德，而是省视历史，对于战乱造成历史创伤向人民道一声“对不起”。

龙应台说，她在书中没有区分本省和外省、解放军和国民党军，战争中根本没有所谓的胜利。对于北京当局即将迎来的建国60周年，她提醒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国庆致辞中说的第一句话，应该是向人民道声“对不起”，对经历战乱的人民展现疼惜，而不是只有庆祝的典礼。龙应台非常希望大陆人民能读她的新作，这可以让对岸人民看见台湾历史的伤痕，从中认识台湾，会比较深刻。

距离“十一”还有10天。北京正在加紧筹备建政60 年的各种彩排，除了要举行盛大的阅兵之外，还要组织有近20万人和60辆彩车组成的大型群众花车游行，策划各种歌功颂德的主题，事先赶制和推出《建国大业》这样的宣传影片，令人想到1965年庆祝中共建国15周年时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针对海峡对岸欢天喜地筹备庆典，龙应台说，在北京庆祝建政60周年之际，中国领导人不想一想，还停留在用军事的单一角度来看整段历史，怎能还用庆祝的口吻？怎能庆祝当年被你歼灭的数百万国军？难道不觉得这些亡魂都是你的手足兄弟？

龙应台的这部新书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她呕心沥血，酝酿十年，闭门400天，跨越五大洲寻访1949 年亲历国共内战的老兵和无名人物，听取他们的亲身经历之后写成的一本非常有分量的大作。这部书还没有出版前，台湾多家媒体就已刊载部分内容，大陆网友相互转载，并在网路上展开讨论，近日却传出大陆官方出面，要求各入口网站删除文章。

看到自己的新书遭到大陆官方封杀，龙应台昨天表示“我不着急、没有关系、慢慢来”。龙应台当天答覆中央社记者询问时说，海峡两岸相互理解需要时间，新书强调的就是温柔的力量与和平，所以不用着急。她说，现在大陆正紧锣密鼓筹备10月1日国庆典礼，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好好读这本书，她相信封杀她的当事人还没有好好认真看过这本新书，“等到他们看完，相信决定是不一样的”。

据报道，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透过一些人物的真实经历，梳理60年前的历史伤痛，讲述1949年民国政府迁台至今60年的历史。书的开头讲述一位24岁的应美君，在1949年1月的兵荒马乱中，为了跟担任宪兵队长的丈夫龙槐生相聚，抱着婴儿离开家乡浙江淳安，涉江渡海来到台湾。龙槐生和美君来台后生下的女儿，就叫“应台“。“龙应台”这个名字，代表战乱中第一个出生在台湾的孩子。

龙应台为了写这本书，探访了多位走过战乱年代的外省、本省老兵，希望再现一个真实的“一九四九”。书中由许多无名人物的叙事构成主线，以个人情感和命运为主轴，展现一个“你所不知道的一九四九”。为了真实再现这段历史，龙应台拜访了许多长辈，包括亲身经历济南城破的卢雪芳、因为身为日军俘虏营监视员而在战后被判刑10年的柯景星、参与接收台湾的70军成员林精武、加入国军后又转而成为解放军的台东卑南族陈清山和吴阿吉；还有马英九总统的母亲秦厚修、作家白先勇等人；他们在1949年时所遭遇的故事，都成了龙应台笔下的生动题材。

“打开伤痛记忆的黑盒子”，抚平历史创伤，就是这本书的期待。龙应台非常希望大陆人民能读到她的这本新作，后人要从前人的悲惨历史中深切认识战争的悲痛，希望两岸对历史有一些共识，而不是像60年来那样互相捂住历史的盖子。如果不是这样，为了某种政治原因而封杀她的书，大陆人民就不能很好地了解台湾，更不用说了解台湾历史的伤痕。龙应台说，一九四九年，不是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胜败，而是“国家的悲剧”。

谈到1949年以来的台湾历史，龙应台说，外省人1949年来到台湾和本省人共同生活，组成命运共同体，但彼此却完全不知道对方的情感脉络，不懂对方的伤痛；60年过去了，记忆的黑盒子还是没有打开，或者没有完全打开。只有将记忆的黑盒子打开，才能避免伤痛转化成政治上的斗争。

龙应台回顾说：“我们共同生活了60年，相儒以沫，你走在街上、进入电梯，进入高铁车厢里，每天挤在一起的人，你其实60年来从没问过身边那个人，他心里最痛的地方是在哪里。我们竟然凑合着过了60年，而没有真正把整个边缘化的盖子打开过？我想说的是，你心里的伤痛，如果没有打开过，它永远不会治疗好，然后它就会恶化，转化成政治斗争。”

龙应台的这段话说得好。我想，这不仅仅是对台湾的外省人和本省人说得 的，也应该是对两岸人民说的，尤其是对大陆人民说的。

龙应台回顾一九四九

发表日期 19/09/2009 更新日期 19/09/2009 21:54 TU

在海峡两岸广受推崇的台湾文化人龙应台上月出版了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据称，“为写这本书，龙应台酝酿十年，走过三大洋五大洲，耗时三百八十天，行经香港、长春、南京、沈阳、马祖、台东、屏东等多地，从其父母亲的1949年出发，看民族的流亡迁徙，看上一代的生死离散，倾听战后的幸存者和乡下的老人家等各色人等的故事。”

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龙应台呕心沥血，闭门400天，之后跨越五大洲寻访1949 年亲历国共内战的老兵和无名人物，听取他们的亲身经历而写成的一本非常有分量的大作。这部书还没有出版前，台湾多家媒体就已刊载部分内容，大陆网友相互转载，并在网路上展开讨论，近日却传出大陆官方出面，要求各入口网站删除文章。

看到自己的新书遭到大陆官方封杀，龙应台昨天表示“我不着急、没有关系、慢慢来”。龙应台当天答覆中央社记者询问时说，海峡两岸相互理解需要时间，新书强调的就是温柔的力量与和平，所以不用著急。她说，现在大陆正紧锣密鼓筹备10月1日国庆典礼，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好好读这本书，她相信封杀她的当事人还没有好好认真看过这本新书，“等到他们看完，相信决定是不一样的”。

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传出遭到中国大陆官方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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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德国媒体关注艾未未遭警察施暴致伤事件

德语媒体 | 2009.09.18

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在德国准备个人艺术展览期间，因头痛加剧入院治疗，医生诊断为颅内瘀血。这是成都公安八月殴打艾未未的后果。周一，艾未未在慕尼黑接受头颅钻孔手术，引出瘀血，减轻了颅内脑压。《德国金融时报》报道了艾未未为中国弱势群体伸张正义遭到无情打击的经过。

《德国金融时报》在报道中写道："在中国，艾未未是批评政府的最知名人士之一。出自政治原因，他中断了参与北京奥运体育场设计的工作，拒绝出席奥运开幕式。政府没有阻止他的行动，甚至奥运期间也没有封闭他的博客。但是艾未未启动了一个项目，收集记录四川地震灾难中死亡儿童的姓名，这个项目成了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这是因为这位设计师以这一行动抨击当局，认为当局对地震的灾难性后果负有责任。

8月12日，艾再次前往四川，想到法庭为环保人士谭作人作证。谭作人因地震后建立了一个受害者数据库，受到起诉，罪名为诽谤。艾未未到达旅店后不久，公安就冲进他的房间。这位艺术家后来对路透社说，他们像故事片中的强盗一样，为所欲为，太可怕了。"

《南德意志报》的评论说，毛泽东时代艺术家接受"痛苦改造"的日子早已过去，对中国行为艺术家的作为，今天共产党听之任之，但是对政治活跃的艺术家，党就露出了强硬的一手：

"所以，艾未未倒楣并非因为他创作了批评性艺术作品，而是因为他迈出了积极进行政治活动的步伐。他做了那些本来应该由中国媒体和监督部门做的事：他前往地震灾区，进行调查，在自己的博客中公布遇难者人数、报道当局的腐败、马马虎虎的工作作风和掩盖真相的做法。

像他这样勇敢的人被拘留、甚至人身遭到虐待的事件现在越来越多。北京中央政府并不沾手，干这些事的大多是地方当局。他们害怕调查报道，有时还利用当地黑社会的打手。"

艾未未把他在四川受警察殴打和在德国住院治疗的照片传送到互联网。《柏林日报》见到的艾未未身体虚弱，头上打着绷带，身上挂着输液袋。艾未未说：

"应该让人们知道，我们在中国生活在一个警察可以残暴虐待和平公民的制度下。如果受害的人不能像我这样幸运地得到头等医疗条件，就会留下脑损伤。四川事件发生后，艾未未立即控告了警察。与艾未未有良好关系的北京律师刘晓原说，当局在拖延调查，即使想调查，也要到'十一'国庆六十周年庆祝活动之后。"


摘译：王羊

责编：叶宣

本文摘自或节译自其它媒体

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RFI：日本记者在北京采访 遭中国当局暴力对待

发表日期 18/09/2009 更新日期 18/09/2009 23:14 TU

日本共同社三名到北京采访中国国庆彩排的日本记者，周五晚上在北京遭到中国当局的暴力对待。

据法新社东京消息，日本共同社今天凌晨证实了该社三名记者在北京遭到中国当局人员恶意踢打的消息。

日本共同社说，该社三名记者奉命到北京采访中国国庆预演，昨天周五晚上，中国当局的人员闯进日本记者的旅馆房间，用脚踹这三名记者，还摔坏两部电脑。共同社说，有一名文字记者和两名摄影师被踢，中国当局的人员还打他们的头，逼他们跪下。

共同社未说“当局”指的是什么机构。中国今年庆祝建政60週年，目前正在加紧进行庆典彩排，有大批安全部队进驻北京。共同社三名记者下榻的旅馆，正好靠近中国国庆活动举行的地点。

三名日本记者遭到中国当局暴力对待的消息传出之后，日本共同社指出，该社记者的采访并未违反中国方面的有关规定，中国外交部虽然在9月6日国庆彩排预演时下令不准媒体采访，但在那之后，并没有再外界重复这类限制。这是继本月初三名香港记者在新疆采访遭到殴打之后，又有三名日本记者在北京采访遭到中国当局暴力对待。

中国各大学的"江湖绰号"

清华:“五道口理工学院”或者“五道口工程技术大学”

　　北大:“圆明园职业技术学院”或者“中关村应用文理学院”

　　人大:“中共中央第二党校”

　　北师大:“积水潭师专”

　　北京理工大学:“魏公村汽配维修服务站”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专政工具生产厂一厂”

　　中国农业大学:“海淀种猪选育场”

　　中国石油大学:“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子弟学校”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国安局岗前培训中心”

　　北京语言大学:“中央统战部亚非拉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技术研发中心”“五道口计算机学院”“学院路小飞机实践基地”

　　北京邮电大学:“明光村中学附属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京津唐地区预备炼钢工人培训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中共中央宣传部储备干部培训中心”“定福庄二小附属大学”

　　北京协和医科大学:“五道口理工学院东单屠宰培训基地”

　　北京电影学院:“蓟门桥北爱情动作片拍摄中心兼青年男女伦理研究与实践基地”

　　北外:“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俄文大队”

　　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法律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或者“军都山政法干校”

　　法大研究生院:“昌平法律职业技术培训学校蓟门里分校”或者“军都山政法干校蓟门桥下岗再就业培训中心”

　　西南政法大学:“壮志路街道辩论队”

　　西北政法大学:“延安讲武堂西安分堂”

　　华东政法大学:“长宁区瓜果副食公司”

　　中南财经政法:“中共中央党校华中地区二分校”“茶山刘法商会计管理计算机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或者“538路终点站大学”

　　南京大学:“浦口农民‘运动’讲习所”

　　南京财经大学:“仙林香樟园周末情侣房消费主力小分队”

　　河海大学:“江苏水利高专”

　　东南大学:“九龙湖高级技工学校”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职教师资培训专科”

　　南京邮电大学:“三牌楼业余无线电俱乐部”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理工学院”或者“东川路男子职业技术学院”

　　复旦大学:“五角场文秘职业技术学院”或者“五角场社区职教中心”

　　同济大学:“上海市第一建筑施工队”

　　上海大学:“宝山区落榜青年高复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俄文高专”

　　东华大学:“国立黄道婆高专”

　　上海海洋大学:“中国大闸蟹良种选育基地”

　　吉林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即“中央党校东北军法专校”

　　新东方:“私立留美预备学校”

　　西安交大:“西安铁道医院泌尿外科专门医院”

　　华东师范大学:“闵行女子高等师范专科学院”，又称“虹梅南路女子高等师范专科学院”，简称“虹梅高师”或“虹梅女专”,是“普陀女子高等师范专科学院（原普陀区长风二中附属大学）”的分校区。

　　浙江传媒学院：“江浙地区高官富商N奶文化技巧培训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关山口职业技术学院”，“新屋熊国立大”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高大小学初中高中的老师基地”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老河山职业技术学校”

　　大连理工大学：“搬家公司人才培养基地”

　　中国医科大学：“北二马路医学院”或“和平一小附属卫校”

　　华中农业大学：“湖北农务学堂”

　　中国民航大学：“666/678大学”“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后勤总公司”“张贵庄灰机驾驶培训及考核基地”“21世纪中国民用飞行器设计维修中心”

　　天大和南开：“六里台七里台八里台联合大学”

　　上海海事大学:“黄浦江驾船员培训基地”

　　华东理工大学:“徐汇区家电维修站”

　　华东师范大学:“普陀师专”

　　上海师大:“徐汇区下岗青年再就业培训基地”

　　上海体育学院:“五角场武术学校”

　　中山大学:“广东应用文理综合学院”或者“海珠区青年康乐中心”

　　华南师范大学:“天河区幼教师资培训基地”

　　华南农业大学:“中科院华南自由落体研究所”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白云山麓高级公关小姐兼语言培训基地”或者“白云山发情尼姑庵”

　　广州中医药大学:“三元里中医职业技术学院”

　　南方医科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截肢研究所”(无语那个语。。。)

　　深圳大学:“南山区青年创业培训中心”

　　汕头大学:“中央驻港联络办汕头统战办公室”

　　武汉大学:“珞珈山综合职业技术培训学院”或者“中共中央党校华中地区一分校”

　　山东师范大学:“中华联合考研培训基地济南实验学校”或者“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培训学校济南分校”

　　厦门大学:“厦门反散步协会附属实验学院”，或者“教立中华佛教协会闽南佛学院修行基地”

　　上二医：“重庆南路教育超市附属鲜肉加工厂”

　　长安大学：“西北道路桥梁维修服务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门被雷光棍博物馆”（出校门就是南雷和北雷村）“长安区兴隆县玛钢厂附属雷村电子科技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呼啸山庄”（一年只刮两次风，一刮刮半年）

　　华南理工大学:“五山镇理工学院”或者“五山禅寺”

　　西北大学：“西北农林第二研究所”，“关中农民讲习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太阳宫女子职业技术高等专科学校”

　　青岛大学:“青岛市南黄金路段最粗钉子户”

　　中央民族大学：“魏公村清真餐饮培训基地”

　　北京物资学院：“邓家窑村立大学”，“天赐良院”

　　江苏警官学院：“中国专政工具生产集团江苏分公司”

　　哈尔滨理工大学（东区）：“三大动力家电维修中心”

　　哈尔滨理工大学（西区）：“哈西锅炉制造厂子弟学校”

　　哈尔滨理工大学（南区）：“征仪路翻译职业学院兼信息管理通讯中心”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二里沟走读学院”

　　天津音乐学院:“大光明桥琴瑟歌舞协会”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龙王子弟学校”

　　安徽农业大学：“华东地区化肥销售总代理”

　　大连海事：“交通部嫡系部队”

　　中央戏剧学院：“南锣鼓巷第二百五十小学”

　　东北财经大学：“大连男子会计学院”或“东北青年疗养院”

　　湖北经济学院:“湖北停水停电断网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南广生态园”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尧山校区）：“广西养牛基地”

　　扬州大学：“纵贯线综合农牧场”

　　东北师大：“教育部赴日留学预校”

　　江西财大:“老区高考高分撞车遇难者收容所一部”

　　湖南大学：“岳麓山管理处附属学院”

　　阜阳师范学院：“阜阳三中附属大学”

　　北二外：“韩国驻京子弟学校”

　　华侨大学厦门校区：“兑山小学附属华侨大学”

　　四川外语学院：“西南地区抗日军政大学俄文大队”，“爬山减肥学校”

　　湖南商学院：“桐梓坡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大学兴隆山校区：“南外环理工大学”、“山东大学佛学院”

　　第二军医大学：“虬江尸体回收中心”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中常委指定高校生自杀心理学及边缘崩溃学说临床实验基地大兴分部”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盘城气象预报中心”

　　华中师范大学：“广埠屯女子师范专科学校”

　　中南财经：“茶山刘大学”

　　湖北大学：“徐东村幼儿园附属大”

　　浙大紫金港校区：“三墩工学院”

　　天津财大：“天津村党委财务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陆军学院：“西北第一监狱”

　　成都理工大学—：“成都市二仙桥石头研究基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总参谋部歌乐山疗养院”

　　国立华侨大学：“国立华侨待业青年疗养基地”

　　首都医科大学：“河北菜户营大学”

　　东北大学：“沈阳南湖职业技术学校”

　　西南大学：“北碚天生路老师和农民专业培训中心”

　　北京体育大学：“亚洲第一青年疗养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徐家庄电器装修学校”

　　湖北大学：“武昌区中小学生家教培养基地”，“武昌区经济发展储备大”

　　内蒙古农业大学：“呼市二苗圃军事管理监狱

　　四川大学:成都七中附属大学”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福州第二福利院”，“福州第二老年大学”，“中科院物理研究院后院”，“西禅寺青年预科学院”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地铁公司西直门分公司”

　　南京农业大学：“卫岗乳业附属学校”、“国立中山陵园附属农专”、“卫岗农专”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司法部直属监狱”

　　同济大学嘉定校区：“黄渡理工大学”，“黄渡镇男子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男性监狱”，“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校区：“山东煤炭工人扫盲基地”

　　中科院研究生院：“中科院系统临时工入岗培训班”

　　江西理工大学：“金沙湾大学”（黄金校区）..

　　成都电子科大：“高新西区多功能娱乐休闲庄”（可免费享受无线上网，附鸵鸟免费参观）

　　安徽大学磬苑校区：“肥西县综合职业技术学院”，“肥西县职高”，“芙蓉职高”

　　安徽大学龙河校区：“肥西县综合职业技术学院龙河路分部”

　　湖北大学：“沙湖职业技术学院”，“徐东大学”

　　武汉音乐学院：“解放路连锁KTV”

　　三江学院：“警嫂学院”（江苏警官学院旁边）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丁解村气象站”

　　西南大学：“天生桥土豆及茶叶研究所”

　　黑龙江科技学院：“哈尔滨市江北地区糖厂职业技工学校”

　　上海海事（新校区）：“东海渔船舰队”

　　中国海洋大学：“青岛水产基地”

　　江苏科技大学：“小牛村养蚕所”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郫县高级男子技术学院”

　　外交学院：“展览路加油站附属学校”

　　河海大学:“江苏水利高专”

　　厦大漳州校区：“大径村村立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区：“花家地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青岛水产基地”

　　安徽财经大学:“华东脑组织病变儿童康乐中心”，“龙子湖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师大：“岳麓区教师进修学校”

　　青岛农业大学：“城阳实验中学附属大学”“古庙头牛学院”

　　海南大学：“海甸岛人民免费公园”

　　河北大学：“上古村职业技术专修学院”

　　大连海事大学：“栾金村渔业运输劳力资源中心”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海淀区新东方职业厨师进修学校”

　　四川外语学院：“歌乐山女子翻译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矿业大学：“教徐州煤炭职业计术专修学院”

　　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家沟轮船修造高级专科学校”

　　大连理工：“红凌路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兰州大学：“榆中高原夏菜研究与生产基地”

　　山东工商学院：“煤炭孤儿疗养院渤海分院”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对外交流演出团”或“魏公村歌舞团”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城猥琐男教育中心”

　　武汉理工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合称：“华中高等情侣培养技术中心”

　　最后

　　北外+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理工=“中外民工大学”

生物大灭绝为什么反复发生？

·方舟子·

自生命起源到现在的数十亿年间，地球上大约出现过数十亿个物种，而现存的物种只有大约数百万个，也就是说，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物种，99％以上都已灭绝。没有一个物种能够永世长存，现存的物种以后也会一个一个地灭绝。物种灭绝是一个一直在发生的过程，大部分（约占三分之二）的灭绝是由于不同物种之间的竞争、环境的变化等进化因素，分散地发生的，被称为背景灭绝。但是剩下的三分之一的灭绝，却是集中发生的，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仿佛祸从天降，许多物种一起灭绝，被称为大灭绝。

物种大灭绝让地层中的化石分布出现了断层，某类群的化石完全消失了，而被新的化石类群所取代。地质学家根据古生物化石类群的更替现象来划分地质年代，把地质年代划分为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三个时期，每代之下再分为几个纪。

古生物化石的更替现象在代与代更替时表现得最明显。从古生代的最后一个纪（二叠纪）到中生代的第一个纪（三叠纪），化石分布存在着最显著的跳跃，表明发生了生物史上最大的一次灭绝：在古生代大量存在的三叶虫到了二叠纪末期（约2亿2500万年前）再也找不到，而且96％的海洋生物物种也都灭绝了。从中生代的最后一个纪（白垩纪）到新生代的第一个纪（第三纪）的化石分布变化也非常明显，这一次的物种大灭绝规模虽然比不上三叠纪大灭绝，却最为著名：在中生代盛极一时，曾经主宰大地两亿年的恐龙，到了白垩纪后期（约6500万年前）完全不见了，同时灭绝的还有大约70％的海洋生物物种。

生物史上的大灭绝并非只有这么两次。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一项研究表明，生物大灭绝在历史上共发生过大约23次，大约每2600万年发生一次，似乎具有周期性。对于物种大灭绝的发生是否真的如此频繁和有规律，还有争议。但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计，也认为至少有5次物种大灭绝是非常明显的。物种大灭绝即使不是有规律的周期性现象，也是反复发生过的。那么它为什么会反复地发生？

恐龙的灭绝最为著名，研究它的人也最多，形形色色的“恐龙灭绝理论”不断地被提出。气候变化、火山爆发是经常被提到的因素。有的恐龙灭绝理论比较有创意，比如说哺乳动物把恐龙蛋吃光了。有的理论则到了荒谬的地步，比如说恐龙是集体自杀的，是被外星人吃光的等等。

终于，有一个恐龙灭绝理论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1980年，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路易斯·阿尔法雷兹等人提出，恐龙灭绝是由于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引起的。这样的撞击爆发出巨大的能量，相当于几十万颗原子弹在地球上同时爆炸，足以引起物种的大灭绝。这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但是并非空口无凭。阿尔法雷兹等人发现处于白垩纪和三叠纪边界的岩层含有高浓度的稀土元素。稀土元素在地球岩层中虽然稀少，在陨石中却含量很高，因此这种异常现象表明在白垩纪后期，曾经有一颗大陨石跟地球相撞。1990年，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发现了一个直径长达180公里陨石坑，被认为就是那次撞击留下的。

现在已很少有科学家怀疑，在6500万年前曾经发生过一次惊天动地的陨石大碰撞。但是，在那个时间段发生过陨石大碰撞不等于就是它引起了物种大灭绝。在其他地质时期也有曾经发生过陨石大碰撞的迹象，但是当时的化石分布却无任何异常。不少科学家仍然坚持认为火山频繁爆发、气候变化或哺乳动物的兴起才是恐龙灭绝的主要因素。其它的几次大灭绝，我们连发生过陨石碰撞的迹象都难以找到。物种大灭绝是不是还有别的更普遍的因素？

如果我们能够统计各个地质时期物种灭绝的规模，说不定能从中发现什么规律。但是一个物种的化石数量往往非常稀少，对它们进行统计容易造成误差，如果统计属（相似的物种组成一个属）或科（相似的属组成一个科）的灭绝情况，就要准确得多。这是个极为繁琐的工作。芝加哥大学古生物学家塞普科斯基在图书馆泡了10年，统计化石数量最为丰富的海洋无脊椎动物各个属、科产生和灭绝的时间。这项工作在1993年完成后，又激发了其他人去统计其他类群的古生物的情况。

把这些数据汇合在一起，计算各个地质时期灭绝的科的数量，不出所料，通常灭绝的规模不大，但是时不时的，会出现灭绝的高峰，最高的5个峰，对应着最大的5次灭绝。这样的结果似乎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但是在1998年，有两位物理学家换了个角度分析塞普科斯基的数据，统计灭绝规模的分布情况，有了出乎意料的发现：灭绝规模每增加一倍，发生的几率就减少为四分之一。

这表明生物灭绝和地震、森林大火、沙堆坍塌一样，发生的频率也遵循幂律。当我们见到大事件时，总是习惯于认定它必然是由某种特殊的原因引起的。但是我们以前介绍过，幂律表明，大事件的发生因素与小事件的发生因素相同，它们的出现纯属偶然，是处于临界状态的系统发生连锁反应的结果，并没有特别的“大”因素（参见《野火烧不尽》，本版2009年9月9日）。当我们挖空心思要为物种大灭绝寻找特别的原因时，是否也误入歧途？也许，全球生态系统和地壳、森林、沙堆一样也处于临界状态，物种大灭绝和背景灭绝的发生因素并无不同，乃是普通的进化过程中一个罕见的，但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结果。

2009.9.14

（《中国青年报》2009.9.16）

(XYS2009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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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烧不尽

·方舟子·

原本湛蓝的洛杉矶天空，变成了灰、红混杂。远处安吉利斯国家森林冒着浓烟。这是洛杉矶郡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森林大火，从8月26日烧到现在火势才得到部分控制，已烧掉了约6万公顷的林地，占整片森林的20％以上。美国森林服务局认定这场大火的起因是有人纵火。这个认定并不意外。除了被闪电点燃，90%以上的野火都是人为引起的，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人类与森林的接触日益紧密，森林野火发生的频率也就越高。就在同一时间，全美各地还有十几处森林大火在烧着。但是为什么只有安吉利斯的大火严重到成为了新闻？

一场火灾要能发生和维持，取决于热、燃料和氧气三要素。这三要素只要缺了一个，温度不够高、燃料匮乏或氧气有限，火就无法传播，会慢慢熄灭。在这些要素中，影响野火大小的主要是燃料：树木的湿度、形状、大小、多少、彼此之间的距离、在地面上的排列状况等等都影响着火势的传播，而树木的情况又与树的种类和年龄有关。还有许多环境因素也能影响火势：风能把火吹旺，雨能把火浇灭，河流能阻碍火的传播……有没有什么一般规律能让我们预测一场野火的规模（即森林被焚面积）呢？比如说，哪种规模的野火最为典型？

1998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人员用计算机模型对森林野火进行模拟。他们在网格上种虚拟的树，每一步骤在某个格子上种一棵，种在哪一个格子上是随机的，每个格子只能种一棵。随着时间的推移，网格上的树就逐渐地多起来。然后，每隔一定数量的步骤之后，程序就往网格上扔下一根虚拟的火柴，扔在哪里也是随机的。如果扔的那个格子上有树，树就被点燃了。如果这棵树相邻的四个格子上有树，火就传了过去。

他们反复地运行这个程序，统计每次虚拟野火的规模，并没有找到典型的野火规模，却发现野火的发生遵循幂律，野火的规模越大，发生的频率就越低。

我们以前介绍过，地震、沙堆崩塌的规模大小与发生的频率关系都遵循幂律（参见《像沙堆一样崩塌》，本版2008年6月4日）。幂律表明，大事件和小事件都是由相同的因素引起的，并没有特别的“大”因素。地壳或沙堆处于自组织的临界状态（自身逐渐形成的高度敏感的不稳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规模的地震或坍塌都可能发生，大规模地震或坍塌的出现纯属偶然，并无其他的特殊因素，是不可预测的。

看来发生野火的虚拟森林处于自组织的临界状态，那么真实的森林野火是否也如此呢？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统计了发生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森林野火，同样没有找到典型的野火规模，并且它们也遵循幂律。看来森林的确是处于自组织的临界状态。这一发现不仅不能用来预测野火的规模，反而表明大规模野火的发生是不可预测的。

不过，研究人员通过计算机模拟发现的另一个现象，却对如何控制野火的规模很有启发。他们用不同的点火频率进行模拟。有的模拟每种125棵树扔一根火柴，有的每种500棵树扔一根火柴，有的则每种2000棵树才扔火柴。点火的频率越低，发生大火的频率就越高。在频率低到每种2000棵树才扔火柴时，这时网格上已密密麻麻布满了树，扔下的火柴通常点燃大量的树木，在许多情况下甚至烧光了所有的树。

他们把这称为“黄石公园效应”。在1972年之前，黄石公园对野火采取零容忍政策，一旦发现野火就尽量将其扑灭。这就像是模拟程序中超低的点火频率，也出现了类似的后果：1988年黄石公园突发大火，烧掉了32万公顷的森林，占黄石公园面积的36％。

对任何野火都强行扑灭，这样做让森林不再处于临界状态，而是处于更不稳定的超临界状态：森林里充满了老树、死树、矮树、野草，地面堆满了树枝、树皮、枯叶，这些全都是上好的燃料，只要有了火源，就会熊熊燃烧起来，不可抑制地蔓延开去。野火是不可能完全制止的，只会推迟其爆发，推迟得越久，后果就可能越严重。

美国林业部门后来意识到了野火也是森林自然生态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对自然因素引起的野火不再扑灭，任其燃烧（除非威胁到生命、财产的安全）；林务员时不时地还在严格控制下有选择地放火烧掉一部分森林。但是要让森林恢复被破坏了近百年的自然平衡还需要时间。如果美国林业部门早一点放弃对野火零容忍的政策，也许1988年的黄石公园大火就可以避免，安吉利斯国家森林所在的加州也不至于近年来连连爆发森林大火了。

2009.9.6.

（《中国青年报》2009.9.9）

(XYS20090909)

德国之声：核废料的最终储存地问题让法国头疼

时事风云 | 2009.09.16

法国寻找核废料终极存储地的工作同德国一样艰难。出于对自己生存环境的考虑，被选中作为存储地的当地居民当然会非常不高兴。尽管如果成为核废料的存储地，地区政府会由此而获得大笔工业税收。

法国是个核国家。那里一般来说，无论是建造核电站，还是处理核废料，都不会引起什么麻烦和纠葛。法国总统萨科奇上台以后也是如此。然而在迄今默默无闻的行政管理区奥布区，一座名为欧克松的小村庄，现在却公开采取了反抗行动。虽然有关政府管理部门进行了公开招标，但是迄今欧克松没有一个地方同意接受勘查，成为核废料的终极存储地。村里1千多位村民举行的示威活动，迫使乡政府收回了早先做出的决定。

对此，村民自发性组织" 欧克松说不"的主席表示由衷地高兴。她说：“乡政府代表现在终于懂得要征求和听取老百姓们的意见了。虽然他们这样做有点晚了。如果能早点这样做，当然会更好。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项目是无法在我们这个地区实施的，因为老百姓全都不同意。”

在此期间该乡的乡长已经递交了辞职报告。小小的奥克松并不是唯一一个对核废料说不的村庄。此前还有一个74人的小村，也让核废料处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吃了闭门羹。

迄今为止，法国国家放射性废物管理局为储存法国的核废料伤透了脑筋，费尽了周折。在它向3000多个可能适合存储的乡镇发去了询问信函后，去年只收到了40个同意储存核废料的乡镇的回复。而其中只有10个乡镇地区，被确定为理想的储存地。后来它们中又有两个小村庄突然宣布成立了非核区，并表示愿意放弃数百万欧元的工商税所得。因此旁观者不由地会提问说，法国这个核国家现在到底是怎么了。反核能组织"远离核能"的洛美说：“法国政府的时间现在已经很紧迫。有关机构目前正积极寻找其他可能的储存地。但是他们知道，在其它地区也会遇到同样的结果。我们相信，法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愿意成为核废料的地下储存地。”

同这种说法相矛盾的是，自1992年以来，奥布地区已经为轻度辐射性核废料设立了两个过渡性储存库。然而此次被选中的地方恰恰是香槟酒的葡萄产地和以产地命名的著名奶酪产地。只要设想一下，那些被埋在地下15到200米深的核废料，将在10万年内具有放射性，就足以让当地老百姓寝食难安了。

德国有关阿瑟核废料终端储存地和格莱本核废料储存地的讨论，对于法国反核人士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法国国家放射性废物管理局负责人曾在法国地方电视台-法国三台发表讲话时，称法国乡镇的抵制行为是反核能狂热分子们恶劣的，诉诸于暴力的煽动，以及极尽能事诬蔑的一场运动。这位负责人说道：“我认为，无论是法国政府，还是国家放射性废物管理局，都不应当遭到这么多谣言，暴力行动和仇恨的攻击。国家放射性废物管理局目前正在积极寻找能够接受我们进行两年探测的地区。而一些试图破坏这个项目的人，往往还不是奥布地区的居民。”

由于担心地区性反抗会进一步蔓延，有关部门并不想再次公开重复这样的说法。现在法国国家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悄悄地尽快地找到另外两个地点。因为到2011年之前，核废料储存地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法国2006年通过的法律中规定，最晚到2019年之前，法国必须解决核废料的最终储存地问题。

作者：Siegfried Forster/韩明芳

责编：乐然

果敢彭家声首答记者问：缅军已经摸清中国政府反应

缅甸貌强来稿／彭家声是果敢领袖。2009年8月8日，缅甸政府军突击他的家，并攻占了果敢特区。日前伊洛瓦底Irrawaddy出版社记者采访了他，问及军政府的攻击问题、中国扮演的角色、他对非法毒品买卖的申辩、改编为边卫队问题、缅甸众土族的未来等等。

伊洛瓦底出版社是1993年由流亡国外的缅甸记者们成立的非营利组织，无党派与政治偏向，与任何政府或政治组织无关连，其期刊与网站提供缅甸与东南亚新闻给缅甸与国际社会。以下是伊洛瓦底记者问，果敢彭家声主席答。

问：您能告诉我们目前果敢特区的情况吗？

答：8月8日事件是军政府一手制造的。军政府老早就想消灭少数民族的地方军，这是大民族消灭小民族——典型的大民族沙文主义，是一场屠杀。为了避免继续伤及果敢人民，缅甸民族民主联合军（即果敢联军）只好撤退——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也不是支持果敢人民的国际社会所愿意看到的。

现在果敢特区的情况更复杂了，情况很坏。政府军占领果敢区已经10天，据多方报道：政府军打劫、强奸、杀害平民。许多人不敢回家。中国商人的店铺不是被毁就是被抢。这是一场大灾难。果敢区的昔日繁荣，已不复存在。果敢人民深陷悲痛中，果敢人民深受伤害。战争会漫长，绝不可能很快结束。

问：您跟军政府签的1989年停战协议已毁。军政府进攻果敢区，并想逮捕您，您认为其背后企图是什么？

答：1989年3月，果敢人民同意和平与发展。同年，其他17个地方武装力量也开始跟军政府和平谈判——结束了我国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我们的同盟军也是军政府所承认的合法地方武装力量。在和平与发展的过去20年岁月，我们果敢区成为缅甸第一个答应国际社会决定停止生产毒品的地区。

我们在2002年就强力禁止罂粟在果敢种植。我们禁止生产毒品的努力与成果，获得联合国与国际社会的承认。在世界食品计划、中国政府与其他国际援助机构的帮助下，我们遵照计划种植了许多罂粟代替物，如甘蔗、茶叶、核桃与其他农作物。在罂粟代替物方面，我们取得很好的成绩。我们果敢人民勤劳努力，每个人一步一步离开了贫穷。可是，军政府为达到一手控制全国的目标，就破坏和平，向我们停战集团动手。

问：政府军攻下老街后不久，其国营媒体就反复指控您参与非法兵工厂和毒品。您对这些指控有何申辩？

答：缅甸至今没有一个真正政府。军队不能代表政府。1990年大选后，军人集团就篡夺了国家权力。自此，我们的国家就没有真正的政府。国际社会从来没有正式认可军人集团为（缅甸）政府。目前，缅甸这个国家是由军人集团成立的一个临时委员会所统治。该临时委员会以前叫国家法律与秩序恢复委员会，后来改称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政府军其实也是一个土族地方军，它不能代表这个国家。为了国家的和平与福利，果敢人民在1989年主动接近军人集团控制的委员会——为的是捍卫国家和平，让人民能过和平生活。

过去20年，我们对军人集团既信任也尊重。我们的政治主张仍然一如既往：支持中央政府，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维护民族团结，保卫国家统一，争取果敢人民的自治权。我们从来不要求分裂出去，我们只要求果敢人民在缅甸众民族中有被认可的地位。

问：在最近的冲突中，有多少人被杀害？

答：在最近的冲突中，果敢人民损失惨重。在战争中，14名果敢军被杀。平民死伤人数我们无可奉告。举个例子：有些青年人跟着叛徒白所成与其军队去了。打仗时政府军叫这些青年人开枪。他们不服从——因为他们是果敢人，他们不杀自己人民。于是政府军拿走了他们的武器，然后用机枪扫射他们。在8月27日，有27果敢年轻人被集体射杀。

问：为何军政府单挑你们下手？除了军政府指控你们参与鸦片与非法毒品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答：上个月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们从来没想过会发生。果敢联军是国家的合法武装部队之一。我们的所有武器都是老旧的，弹药是缅甸共产党留下的。许多旧武器需要修理。修理武器理应有工厂——军政府驻扎果敢的军官门全清楚知道这工厂，他们也来参观过。然而，他们现在拿这做藉口，向我们痛下毒手。背后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要消灭果敢联军与其他土族地方武装力量，实现他们所控制的“统一”国家。毫无疑问，他们不满足于消灭果敢，他们会找种种藉口，对其他土族地方武装力量发动战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藉口多的是。

政府军是我国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它可以压倒一切它想压倒的土族地方军。它先给任何停战集团套上“毒品”、“武器”等莫须有罪名，然后动手收拾他们。目前的毒品情况：比如我们掸邦四个特区，连国际调查机构都证实是无罂粟种植区。然而在军政府控制区内，却拥有超过25万亩的罂粟种植——这就是缅甸将军们的所作所为。

问：包括果敢联军在内的许多土族停战集团无不拒绝改编为缅甸将军们的边卫队。您为何反对缅甸将军们的计划——改编为边卫队？

答：我们其实不反对把我们的军队改编为边卫队的计划。问题是缅甸将军们的条件太苛刻无理——举个例子：所有50岁以上的军官一律被迫退休，自找活去。所有地方政府的关键领导人与军队指挥官，都要由军政府任命。这些提议，没有任何停战集团肯接受的；当地人民也不接受。我们的要求很简单：我们需要一个高度民族自治权来保护我们果敢人民的利益。

问：果敢和其他土族集团不喜欢2008年宪法。您看出它有哪些不对的地方？

答：按缅甸将军们的2008年宪法，其实所有权力与利益，都归属他们。少数民族的权力与利益，没一项得到保障。像这种不代表人民利益的宪法，我们怎么能接受？很少人知道宪法公投时军政府的作弊行为。比如：在我们一些果敢村庄，军人集团要人民去投票，但当地人民不愿参加投票，于是军政府的军官们就自己填写了所有选票。比如明明100名村民投否定票，但公布结果时却变成3000张赞成票。宪法公投就是这样一手制造并通过的。

问：您过去参加缅甸共产党，1989年领导叛变成功。您后来去北京，跟中国官员关系密切。今天，中国是军政府的最亲密同盟，但也是中缅边境众土族集团的好朋友。中国在这次果敢冲突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答：军政府策划8月8日武装冲突以及随后的整段时间内，中国政府都没有协助我们。我们不能向中国政府提出保护或庇护要求。然而，果敢人其实也是华人，难民逃亡中国境内时，当地政府很好地照顾他们。对此我们的确感谢。

问：对正在铺设天然气管道通过果敢区的中国政府，您有什么话要说？

答：我想说的是：不论在缅甸发生什么事，我们是当地华人，我们的根在中国——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为了缅甸华人的权益与地位，我们会继续斗争。

问：对缅甸的未来与众少数民族的前途，您有什么看法？

答：谈到缅甸众少数民族的前途，问题就很复杂。如果缅甸不成立由人民选出的民主政府——由于无法真实代表人民，缅甸少数民族的未来遭遇，肯定会更加恶劣。

问：您有获得边境一带其他土族集团的政治或军事支持吗？他们有为共同目标而团结奋斗吗？

答：中缅边境一带的所有少数民族停战集团，长期都互相友好、互相支持。我们同命运同遭遇同舟共济。由于一些困难，我们的联盟并无应有之强大。所以，军政府才有机可乘。果敢现在已在他们的手中。

问：您担忧会失去您在缅甸与中国的私有财产和商业机构吗？

答：目前军政府已经没收了我的所有财产。我在中国的财产，也被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拿走了。这是我的困难，担忧没用——解决不了困难。

问：请讲讲难民情况。据报道，军政府的官兵袭击了中国公民。请问：军政府是否想通过这袭击，明显表明自己不是中国的傀儡？

答：军政府所以袭击果敢，我认为原因如下：1.军政府想跟美国、印度、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想跟美国发展与改善关系。为了促进跟美国的关系，军政府急于要证实自己不是中国政府支持的傀儡政府——这就是军政府单挑果敢痛下杀手的原因，同时也试试中国政府的反应。果敢人与中国人是同种同血缘。果敢人基本上就是华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支。

缅甸华人历来不被缅甸人所正式承认，所以几个世纪以来社会与经济地位都很低下。1947年会议后，民族政府才承认生活在果敢的华人是果敢人。其实，果敢人民是华人，是炎黄子孙。1967年的军政府反华暴动，仍然历历在目——就好象昨天发生的一样。即使今天，很多缅甸华人还是不敢表明自己是华人。在1989年果敢联军成立时，所有缅甸华人都把华人武装部队看成是“灯塔”。现在“灯塔”消失了。

2.军政府的军队驻扎在果敢十多年了，他们已经摸清了果敢情况——包括领导层之间的关系。他们收买了叛徒白所成与魏超仁。在未向我们开战前，他们让我们先内讧，然后让白所成和魏超仁背叛果敢人民，去投降军政府。现在，军政府已经拿下了果敢区，也已摸清中国政府的反应。他们下一步将会大举进攻边境一带的其他少数民族军队。军政府必然更加肆无忌惮，更加为所欲为。

问：您现在身居何方？

答：我在果敢区工作好多年，从来没机会到缅甸大城市旅游。我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在大城市到处看。我真正感受到我们的国家很美丽。我们应该拥有代表人民的政府来建设与发展我们的国家。目前我没有计划回果敢。

（译于2009年9月14日深夜）

德國之聲：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专访中国独立作家戴晴

中国 | 2009.09.15

中国独立作家戴晴是否能够出席上周末法兰克福《中国与世界》研讨会的问题，一度在媒体中闹得沸沸扬扬。戴晴先是收到邀请，稍后又被“出局”。最终开幕式上神奇地亮相演讲，却又导致了中国官方代表的集体退场。戴晴本人对此感受如何呢？

德国之声：戴晴，您这次专程来法兰克福参加了这次关于中国世界形象的这么一个讨论会，那么您现在的感受是什么呢？

戴晴：这个讨论会如果说要是对法兰克福书展做一个热身的话，而法兰克福又是一个文化奥运的话，那么第一呢，就是中方官员他们是很努力地重复他们那套嗑儿。第二呢，就是他们这种努力可能会遭遇到他们想象不到的局面。也就是说，你没有那么容易，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听讲者都受你的操纵，像在中国一样。

德国之声：这次讨论会引起了德国媒体非常高的重视，这是前所未有的，而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您本人。因为您本人的与会之前引起了很多的争议，一会儿受到邀请，一会儿又出局，最后还是得以成行，您对这样一波三折的经过，现在是什么感受？

戴晴：我觉得，我本来一点都不知道会被邀请参加这个会，我也没有非常强烈的愿望来参加这个研讨会。我平常想说的，我也在我的作品里都写了。但是呢既然得到了邀请，而又特别是受到了阻拦，也就是官方作的那些小动作，那就把我的拗劲给吊起来了。你越不让我来我就越来，因为这是我的权利。那么也就是我说的：谁要快乐就能笑，谁要做就能成功，谁要寻找就能得到。我就是要找我的权利，我要坚持。

德国之声：您是执意要来参加这个会，但是这个会组织者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希望你还是不来。德国媒体对这个事情的评论，他们说中国已经能把他们的新闻审查制度出口了，能够直接影响到像法兰克福书展这样有国际影响的一个组织了，您对此有何评价？

戴晴：本来我是，后来德方的主办者就说他要做一个另外的安排，这次你就别来了，等到十月份我再邀请你。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就是找个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吗？这时候和那时候不是一样么？但是后来我又得到了德国笔会给我写的一封信，说我们还是坚持。这次我们坚持。所以我觉得都是朋友，那么我说，你们坚持，那好，我就试试。没想到就是这么大的一件事。看起来不过是小小的一个我，但是呢又成了中国走到哪，只要是别人的行为和观点不符合他的意思，他就来玩这一套，什么全体退场啊，发动一大帮人来起哄啊，就来玩这个。你越来玩这个，我是不吃这一套。反正我觉得，最了不起不就是像王实味那样给把头砍掉么，最了不起不就是像胡风那样给关到监狱里么？我自己也不是没有过这样的思想准备。我觉得，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且你一定要遵守各种制度和规章--当这些制度和规章是众人定出来的时候。

德国之声：中国驻德的大使梅兆荣先生在讲话里对西方媒体提出了很多的批评。说西方媒体一直在努力地丑化中国，矮化中国。您对此有何评论？

戴晴：问题是那些问题有没有发生？你的国家有没有出现毒奶，婴儿的毒奶粉？你的国家有没有出现整村整村的艾滋病人？你的国家有没有民工被打死？你的国家在地震的时候，孩子的名单到今天也不能确定，你有没有这个事？你有这个事，人家报道了，什么叫矮化你啊？如果这种事情在德国发生，比如说，不要说那么大的事，就像我这次遇到的这么小的事情。如果有官员阻止一个独立的声音在某一个场合发出，那你看德国媒体怎么轰他吧。对吧，所以我觉得真是非常奇怪，我们一个老资格的外交官员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唯一的理解就是，共产党的那一套，所谓的老嗑儿，他们这一辈子背得太熟了。

德国之声：还有梅大使他也强调，中国政府在您是否出席这场讨论会的事情上没有过任何作为，一切有关中国曾经压制您来参加会的报道都是编造的。

戴晴：你信么？


作者：达扬

责编：谢菲

展示残忍的华美大戏 ——读莫言获奖小说《檀香刑》

七月的一天，我在Gibert Joseph书店邂逅法国人A女士。她说她正在看一本小说，就是这莫言的檀香刑——当然是法文版的。她说这书很精彩，问我看没看过。我说我根本不知道。她说：这是你们中国作家的，你是知识分子，怎么不看？我说：我不是知识分子，我不看小说的，我只看地图……（当时我手里正拿着刚选中的一本地图册）。她中文发音太差，当时我也没听明白“檀香刑”是哪几个字。我知道有莫言这么一号，具体不清楚。
现在晓得这书的内容。不就是红高粱之类的延伸么？不还是“野蛮的好”那一套么？周先生早就说过这个。下面再附周先生的文章——周的文章实在人忍俊不禁。
不过，洋人，至少有些洋人，确实很乐意围观贵国野蛮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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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残忍的华美大戏

——读莫言获奖小说《檀香刑》

茉莉

死刑和酷刑，一直是国际人权组织关注的范畴。因此，尽管中国作家莫言告诫说：“过于优雅的女士”请不要读他的《檀香刑》，我这不够优雅的女士，还是硬着头皮把这本书读完了。

读后的感受是毛骨悚然和恶心，也许这正是莫言所要达到的震撼效果。然而，我的震撼不仅来自书中描写的酷刑本身，更令我震惊的，是像莫言一类的中国作家在道德上沦落的程度：他们弃置丰富的现实题材，漠视文学的人文关怀，而去追随中国乡村仇恨传统与历史暴力叙说，迎合当前排外的民族主义，拿人性残忍当有趣。

◎ 宣称大撤退，讴歌义和团

小说《檀香刑》的故事情节是：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猫腔戏班的班主孙丙的妻子被洋人侮辱，遭遇灭门惨祸。孙丙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反抗洋人。孙丙有个美丽的女儿叫眉娘，是县令钱丁的情人。在袁世凯的压力下，钱丁被迫将孙丙关入大牢，并给他施以一种新发明的残酷死刑---檀香刑。小说以主人公眉娘为中心，围绕在她身边的三个男人，讲述了“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一场可歌可泣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

这是一曲讴歌义和团的华美大戏。书写义和团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在现代化的今天，著名作家如此高调赞赏义和团的排外壮举，却是很值得深思的事情。尽管义和团运动有它发生的理由，但它绝不代表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和博大胸怀，而是昭显了许多负面的民族性，对本世纪初的中国造成巨大的戕害。自五四以来，不少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对义和团进行过尖锐的批判。

陈独秀先生曾在《新青年》上撰文指出：义和拳是通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鲁迅在其大量文章中，多次提到义和团运动是对中国进步的“反动”。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李大钊在他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宣言：“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但是，先知们严肃的历史反省，对当今中国文学界那些一心想出“新招”、玩出惊骇刺激来的作家，显然是不值得理睬的。莫言宣称：“《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由于不满当今文坛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对民间文学的继承，莫言以他“决不妥协的心灵”，撤退到江湖乡村，寻找爱国的民间文艺，打造出地道的“中国小说”。

毫无疑问，不论在形式上还是精神上，文学永远需要从民间吸取源泉。作家有权重新审视历史，也有权以生花之笔再造历史。但是，著名作家是会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他们在撰写历史题材时需要特别谨慎。莫言童年时就具有的义和团情结，深受他家乡山东民间传说的影响，例如：“德国兵把许多中国健壮男子的辫子剪去，铺在铁路的枕木下边，丢了辫子的男人就成了木头一样的废人。然后又有德国士兵把许多小男孩用骡子驮到青岛的一个秘密地方，用剪刀修剪了他们的舌头，让他们学习德语。”（莫言《后记》）

这样无稽的传说，长大成为作家的莫言，已经从德国歌德学院院长那里证明其荒诞，但一心要“大撤退”的他，仍然坚守其狭隘的民族立场。没有能力去把握义和团深刻复杂的背景，莫言干脆在小说中将历史简单化，泾渭分明地定调：洋人是魔鬼的化身，他们十恶不赦、坏事做尽；义和团是拯救民族的英雄，他们义薄云天、视死如归、大智大勇。

◎ 以浓墨重彩渲染酷刑为乐

中国人历来有爱看杀头的“看客”传统，《檀香刑》中描绘的新型酷刑，把这一传统发挥到极致。据说电影中的暴力镜头是有级别限制的，但“中国小说”显然不受这一限制。莫言自认他笔下的酷刑“纯出想象，无典可凭”，具有独特的创造性：

“用一根檀香木橛子，从那人的谷道（肛门）进去，从脖子后边钻出来，然后把那人绑在树上”，此刑法不伤内脏，却能让受刑人受尽非人折磨和痛苦才死。

莫言浓墨重彩描写的刽子手赵甲，其杀人手艺高超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制造行刑用的檀香木桩，犹如雕琢一件精美的首饰，在虐杀同类中，他获得极大的职业自豪感。书中的德国鬼子克罗德也不由得赞赏：“中国人什么都落后，但是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髓……。”

据莫言自己解释，他写此书“写得很痛苦，但对于作品来说，这样的描述是很有必要的，人类有阴暗愚昧的一面，对虐杀同类感到本能的快意和欣赏就是其中之一。这样的描述或许会刺伤某些人的心灵，但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对人的灵魂和肉体进行医治。”

但是，笔者在小说中看不出半点作家的写作痛苦，相反，莫言以他恣肆华丽的语言，尽情抒发了他描写血腥虐杀的欢乐，给酷刑以诗意的赞叹，完全没有鲁迅先生在描写爱看杀头的无知民众时，表现出来的沉痛的道德追问与悲悯情怀。

这样就超越了人类的某种禁忌。在一个欣赏刽子手艺术的时代，在一个用婴儿做汤的现实中国，作者不是以文学审美的特性，去追求爱的精神与人文关怀，去承担废除死刑和酷刑的人道责任，而是以创作自由的名义，渲染酷刑，帮助人们进行暴力想象，助长群体的残忍性。看来，需要医生治疗的，首先是失去正常认知、精神变态了的作家自己。

◎ 评论界把莫言推向暴力的极致

曾被定义为“憨厚淳朴”的莫言笑脸，到今天变换为阴森恐怖，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其实，莫言一贯的创作，就有张扬“百姓在压抑之下寻求生存时的那种生命力和精神的总爆发”的目的。有识者指出，莫言早期《红高粱》系列，就蕴含强悍的暴力主义的音调。当描写“民族的原始生命力”获得评论界一片欢呼时，陶醉于其中的莫言，在颂扬暴力、残酷叙事这条路上就走得更远，发展到令人难以容忍的极端。

然而文学评论界仍然在欢呼。啊！“这是一部真正民族化的小说，是一部真正来自民间、献给大众的小说。”啊！多么“摇曳多姿的笔触，大悲大喜的激情，高瞻深睿的思想！”就这样，文艺界把一个原本有才华的作家，进一步推向追腐逐臭的泥潭。当他表现优秀时，没有人对他作品中的精华进行有见识的肯定；当他写作发生偏差时，却去赞赏他“红肿之处艳若桃花”。缺乏杰出如别林斯基那样评论家，去引导作家更为高贵和人性，莫言的作品就只有原始再原始，野蛮再野蛮。

这是符合当今中国人敌视西方的大潮流的，也是符合民族集体道德堕落的大趋势的，莫言的这本书因此获得“2001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大奖。对此，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原载香港《开放》2002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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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三十五 　

鲁迅 　
　
从清朝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这一句话。

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大约有两种：一是爱国志士，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他们在这题目的背后，各各藏着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

现在成了民国了。以上所说的两个问题，已经完全消灭。所以我不能知道现在说这话的是那一流人，这话的背后藏着什么意思了。

可是保存国粹的正面意思，我也不懂。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倘说：这是不学成汤文武周公的缘故；何以真正成汤文武周公时代，也先有桀纣暴虐，后有殷顽作乱；后来仍旧弄出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随感录三十六　

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

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我以为“中国人”这名目，决不会消灭；只要人种还在，总是中国人。譬如埃及犹太人，无论他们还有“国粹”没有，现在总叫他埃及犹太人，未尝改了称呼。可见保存名目，全不必劳力费心。

但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

有人说：“我们要特别生长；不然，何以为中国人！”

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于是乎中国人失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

　
随感录三十七　

近来很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记得先前也曾有过一回，但那时提倡的，是满清王公大臣，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位分略有不同。至于他们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

现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是“中国式体操”，叫青年去练习。听说其中好处甚多，重要的举出两种来，是：

一，用在体育上。据说中国人学了外国体操，不见效验；所以须改习本国式体操（即打拳）才行。依我想来：两手拿着外国铜锤或木棍，把手脚左伸右伸的，大约于筋肉发达上，也该有点“效验”。无如竟不见效验！那自然只好改途去练“武松脱铐”那些把戏了。这或者因为中国人生理上与外国人不同的缘故。

二，用在军事上。中国人会打拳，外国人不会打拳：有一天见面对打，中国人得胜，是不消说的了。即使不把外国人“板油扯下”，只消一阵“乌龙扫地”，也便一齐扫倒，从此不能爬起。无如现在打仗，总用枪炮。枪炮这件东西，中国虽然“古时也已有过”，可是此刻没有了。藤牌操法，又不练习，怎能御得枪炮？我想（他们不曾说明，这是我的“管窥蠡测”）：打拳打下去，总可达到“枪炮打不进”的程度（即内功？）。这件事从前已经试过一次，在一千九百年。可惜那—回真是名誉的完全失败了。且看这一回如何。
　

随感录三十八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抵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

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 G．Le Bon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Le Bon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方法，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话，可不必说。“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但我有一句话，要劝戊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

贵党进补水平臻于化境，宣传水平亟待提高

天安门广场安装56根“民族团结柱”

2009 年9月14日，北京，伫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民族团结柱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今年的60周年国庆大典上，天安门广场将点缀56根寓意着平等、团结、和谐的民族团结柱。每根民族柱高13.6米、重达26吨，能抗11级风。柱身防雨而且防火。柱头和柱底选用的是人民大会堂柱体的造型，为莲花瓣和浮雕卷草纹图案。 56个民族人物由民族歌舞团的专家和民族服饰的专家精心设计，每根民族团结柱身上刻画一对载歌载舞的青年男女，共同欢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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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证实西安也现针刺案/五千便衣警登公交车维安

大公报记者任丽十四日西安电/为确保国庆期间西安市民和海内外游客的出行安全，西安市公安局全局14000名警力投入国庆安保高度备战状态，近5000名便衣民警、安保人员走上全市公交车辆及站台维安。

当局证实接个别针刺报案

西安市公安局政治部宣传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目前，西安市公安局全局动员，14000名警力已进入高度备战状态，500名武警官兵近期将被分配到各分局，实施联勤武装巡逻，1600名警力全天候上街巡逻；1000名警力也已前往基层配合按报工作。全市群防群治队伍人数已达12000多人；民兵、青年志愿者、各类信息员达26000人，分布在出租车、商场、社区、学校等人群密集地，全市共5万个摄像探头在24小时监控各个重点区域。

另据了解，新疆发生针刺事件后，西安市也发生多起针刺案件，记者从一位受害女士处了解到，她在乘坐公交途中被不明人士用大头针扎到，同车另有三人被刺。事发后四人赶往医院检查，经诊断并未发现任何感染现象。

针对坊间传言西安针刺事件频发，西安市公安局宣传处负责人回应称，警方已接到个别受害者报案，目前正在全力追查，并将对肇事者依法严惩。

从13日开始，西安警方与公交公司对接，所有公交车每天都要经过警犬排查才能开往始发站，在每个公交车始发站，所有乘客需先经过危险品探测仪扫描才能上车。近5000名便衣民警和安保员分散到所有公交车上，全程维护车内安全，公交系统内部也在展开自检，要求各乘务员做好安检工作。据了解，该项行动将持续到10月10日。

艾未未成都被殴伤颅骨 今天在德国做手术

RFI staff @ 2009-9-15 1:06 阅读(77) 评论(0) 推荐值(18)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艺术家艾未未8月中旬在成都被警察殴打后，头部一直不适，9月14日在德国慕尼黑的一家医院检查后，发现是“重挫造成的外颅与脑体间大面积出血”，目前艾未未在当地接受了手术治疗。
一个月前，艾未未应律师浦志强之请，前往成都，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谭作人作证。
庭审当天（8月12日）凌晨3点，艾未未下榻的宾馆房间被成都警方砸开，艾未未还没完全清醒，对涌入房间身着警服的人说了句：“你们执法要先亮证”，就被对方一拳打了。打人者此后离开现场，但警察却否认打人事实。在此后的纪录片录音中可以听到，不明身份的警察大声叫道“谁打你了？伤在哪里？是你自己打的！”
此后，艾未未及其助手被警方控制在这家宾馆，一直到当天下午庭审结束，未能前往成都中院作证或旁听。几天后，艾未未与刘晓原律师、浦志强律师重返成都，与成都警方多个部门交涉，艾未未工作室将过程拍成纪录片《老妈蹄花》。
北京律师刘晓原对本台记者转述艾未未助手说法称，艾自从在成都遭警方殴打后，一个月来都有头痛感觉，今天突然严重起来了。此前，9月12日艾未未前往德国慕尼黑为慕尼黑美术馆艾未未个展开始布展，当地时间9月14日上午，艾未未到慕尼黑大学医院就诊。
经医院检查，诊断为“重挫造成的外颅与脑体间大面积出血”，医师要求立即手术治疗。目前艾未未已经在慕尼黑大学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最新情况还不清楚。
此前，艾未未与浦志强律师，刘晓原律师一道，通过成都公安局警务督查和信访办投诉了当地公安的做法，但艾未未投诉一个月了，成都市公安局至今仍没有回复。
刘晓原转述艾未未说法称，等过了六十大庆，不论是什么结果，都要依法律讨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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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频传西安惊现针刺案：官方否认

明报专讯／中国西北中心城市、陕西省会西安市盛传市内出现「打针党」，内地一些网站讨论区更透露案发地点包括巴士、商场、学校等地，但西安市委宣传部及西安公安局昨日在接受本报查询时，均否认当地近日曾发生针刺事件，并强调不会就有关传言作出澄清。

媒体称，有内地网友发文指西安近期发生近10宗针刺案，其中至少一宗在西安交通大学，并称多间高校现时戒备森严，但官方则声称此举是为了防止新流感散播。报道还称，有网友贴出西安一间企业9日发出的公告，其中指出「西安市近期也发生了几宗用针状物扎刺群众的事件」。报道未有指明针刺者属何民族。

巴士犯案公安上车侦察

本报记者昨日在内地网站上看到关于西安针刺案的大量讨论，有人「收到西安交大的紧急通知」，该校一名学生夜晚在校外就餐时，被一陌生男子针刺，未见异常症状，公安已介入调查，「请大家最近尽量减少外出，避免不必要的伤害事故发生」。更有网友指「打针党」主要在巴士上犯案，「专门挑最挤的公交，在下车前把人一扎就跑了」，并称公安已派出便衣上车侦察。

西安市委宣传部昨日回应本报查询称「没有这回事」，并指网上言论不可靠，也没有打算发「安民告示」或作澄清。西安市公安指挥中心亦表示没有收到相关报案。本报也致电西安交大宣传部查询，但电话无人接听。

新疆针刺样本未发现毒菌

另据中新社报道，早前到新疆乌鲁木齐调查针刺事件的总后勤部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组组长钱军通报说，针刺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并未发现人工放射性或有毒化学物质，亦未检出炭疽杆菌、鼠疫菌、土拉热菌、布鲁氏菌、鼻疽菌、类鼻疽菌、肉毒毒素或爱滋病病毒，现时覆诊的百馀人的针刺部位均无明显病变，亦未发现有其他严重併发症。

Sarkozy dénonce la "religion du chiffre"

LEMONDE.FR | 14.09.09 | 12h47 • Mis à jour le 14.09.09 | 13h05

http://www.lemonde.fr/politique/article/2009/09/14/sarkozy-denonce-la-religion-du-chiffre_1240104_823448.html#ens_id=1239952

Nicolas Sarkozy a plaidé, lundi 14 septembre, pour un changement de la mesure du progrès économique et social, dénonçant la "religion du chiffre" actuelle, et indiqué que la France proposerait à l'Europe et aux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de changer leur appareil statistique.

"La France se battra pour que toutes l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modifient leurs systèmes statistiques […], la France proposera à ses partenaires européens que l'Europe donne l'exemple. La France va adapter son propre appareil statistique en conséquence", a promis M. Sarkozy dans un discours à l'université de la Sorbonne.

Il s'exprimait à l'occasion de la réception du 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de mesure de la performance économique et du progrès social dirigée par les économistes américain Joseph Stiglitz, prix Nobel, indien Amartya Sen et français Jean-Paul Fitoussi.

Dans ce rapport, cette commission préconise l'élaboration d'un "système statistique qui complète les mesures de l'activité marchande par des données relatives au bien-être des personnes". "Il y a depuis longtemps un problème avec ce que nous calculons et avec la manière dont nous l'utilisons", a estimé Nicolas Sarkozy. "Pendant des années, les statistiques ont affiché une croissance économique de plus en plus forte […] jusqu'à ce qu'il apparaisse que cette croissance, en mettant en péril l'avenir de la planète, détruisait davantage qu'elle ne créait. Le problème vient de ce que le monde, la société, l'économie ont changé et que la mesure n'a pas assez changé", a poursuivi le président, "c'est un fossé très dangereux parce que le citoyen a fini par penser qu'on le trompe".

"Dans le monde entier, les citoyens pensent qu'on leur ment, que les chiffres sont faux et, pire, qu'ils sont manipulés, rien n'est plus destructeur pour la démocratie." Entre autres pistes, M. Sarkozy a suggéré d'introduire dans les statistiques "les services que l'on se rend à l'intérieur d'une famille", "le loisir" ou "la qualité du service public".

Outre la "religion du chiffre", le président a pourfendu un système fondé sur des "moyennes", "car la moyenne, c'est une façon de ne jamais parler des inégalités", et "la religion du marché qui, par principe, a raison". "Le marché, dans lequel je crois, n'est pas porteur de sens […] de responsabilité […] de projet […] de vision. Les marchés financiers encore moins, à force de faire comme si toute la vérité était dans le marché, eh bien on a finit par le croire."

Constituée en février 2008 à l'initiative de Nicolas Sarkozy et composée de 22 experts, la commission avait pour mission d'identifier et de pallier les limites du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PIB) comme indicateur de performance économique et de progrès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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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之聲：萨科齐的经济小组针对经济增长提出了新的检测体系

时事风云 | 2009.09.15

由法国总统萨科齐成立的一个工作小组,针对经济增长的评估标准提出了一个新的检测体系。根据法国的倡议，对经济增长应给予广义的理解，例如应与无报酬的公益活动，甚至与公民"福利"相联系。萨科齐总统反对将国内生产总值做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唯一标准。在下周匹兹堡举行的20国峰会上，他将试图说服其他工业国根据衡量经济增长和进步的新体系对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进行调整。

当法国总统萨科齐一年半前指示两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去研究发明一种能够对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更全面评估的新统计方法时，人们普遍认为萨科齐在这方面目光远大。萨科奇清楚地认识到，国内生产总值不能再继续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基准。当欧盟委员会提交其调查结果时，银行危机爆发刚好一年有余。萨科齐感觉他的批评得到证实。他表示："多年来，人们一直被告知，他们的生活水平将得到改善，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却变得越来越困难。对于那些在经济危机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房子，丢掉了工作或者损失了部分退休金，感觉被欺骗的人，我们应该给予理解。"

对37名科学家的工作进行了总结的让保罗-菲图西教授再次证实国内总产值的统计数字给他们带来的困惑。萨克齐表示： "如果数字告诉我们，我们过得很好，但与此同时人们却感觉脚下的地基正在坍塌，那么就说明，不是统计的标准是错误的，就是统计的数字不正确。"

尤其是在困难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却仍然上涨时更是如此。让保罗-菲图西说： "难道巴黎永久性的交通堵塞能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吗？难道发生重大火灾或者刑事犯罪案和骚乱能够促使国民收入增加吗？在任何情况下，这些事件都不会有利于我们的社会福利。"

为了评估一个社会的繁荣和福利，科学家们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表示： "当然不是仅凭一个数字就能反映出社会复杂的整体情况。但是，由于我们的衡量选择对决策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必须就这一衡量标准公开进行讨论。"

萨科齐总统认为他从报告中吸取的头号教训是： "这里没有所谓的"平均水平线"上的公民。日益增加的不平等现象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有谁只提平均水平，他就没有必要再谈公正不公正的问题。"

因此，萨科齐总统决定在法国立即实施科学家们提出的十二项建议。今后，对所有经济数据的评估将与环保挂钩，生产的产品将不再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主要标志。而家庭的收入和高速公路，城市，或能源状况，以及居民的受教育水平，特别是人民对现状的满意程度等将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标准。由于工作小组的建议更多的是提问而不是具体的规定，因此还必须由法国统计机构进行具体实施。尽管如此，萨科齐总统将在下周举行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呼吁世界所有国家抛开国内生产总值这一衡量标准。

作者：Johannes Duchrow/李京慧

责编：谢菲

培养五毛从娃娃抓起

温总理伴我们读书:讲述与温爷爷上课时感人细节

新华网

编者按：今年教师节期间最大的新闻，是温总理到北京市三十五中学听课调研。

这是一组来自三十五中初二（5）班学生的作文，小作者们带着惊喜和幸福心情，从不同侧面讲述了与温爷爷在一起上课时感人的细节。让我们与这些学生一起感受共和国总理那亲切朴实、仁爱忧民的情怀，还有对教育和未来一代的重视和期望。

我的同桌是总理

三十五中初二（5）班　◎常子宜

今天是9月4日，从早晨醒来，睁开双眼，还
是平常的一天，真的是再平常不过。怀着一颗平常心，却得知了一个不平常的消息：今天，温总理要来我们学校，亲身感受当前中学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我不禁为之一振，心里想：“温总理是一个国家的总理，天天为国事操劳，还要视察学校，真是辛苦！”

到了音乐教室，我的右边座位空着，我心里一惊，不会是总理要坐在这里吧？！我满脑子都在想：一会儿温总理来了，我应该怎么向温总理问好？我该说什么呢？……想着想着，便看见很多领导和记者从门外进来。也是在突然之间，一个在电视上看到过无数次的熟悉的脸庞映入眼帘，温总理来了！

随后，温总理径直向我旁边的座位走来，当他经过我身旁的时候，我从内心深处发出一种声音：“温爷爷，您好！”总理微笑着，对我轻轻说了一句：“你好！”接着又亲切地对我说：“我今天就跟你同桌吧！”我幸福地笑着，因为今天我的同桌是总理。

已经上课了，我的内心却还是激动不已，无法平静。这节音乐课是新学期的起始课，老师先就此学期要学习的音乐课提出了几个简单的问题。要是搁在平时上课，我会大胆地举起手来，但是，今天……不知怎么了，手是怎么也举不起来，面对这样的僵局，温总理小声对我说∶“你怎么不举手啊？”这大概是来自于长辈的嗔怪吧？！如此的亲切温暖。最终，我不知为什么还是没能举起手来，老师却叫了我的名字。我站起来的瞬间，耳边响起了温总理亲切而爽朗的笑声，这似乎是对我的鼓励吧……

接下来，我们则聆听了“The King of pop”——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We aretheWorld》。当音乐进入高潮，温总理轻声地与我谈起了MichaelJackson。总理问了我几个关于MichaelJackson的问题，我一一回答了。随着音乐声结束，我突然想到一句话：“爱他们，从了解他们开始！”这句话是多么适合我们亲爱的温总理啊，一个国家的总理，为治理国家，他首先便选择了了解。

终于进入了课堂的主旋律——《让世界充满爱》，我们跟随着旋律歌唱着“爱”，总理也在轻声哼唱，一首“爱的歌”把整堂课的主题升华。

在整堂课快进入尾声时，老师邀请两位男同学、两位女同学合唱《让世界充满爱》。这一次我骄傲地举起了左手，从容地走到台前，用心把这首歌唱给总理听，那时，我没有一丝恐慌，因为我想台下有一个平和而且温柔的眼神在鼓励着我……

40分钟一晃便过去了，总理又对我们讲了一番话。我们认真地倾听着，生怕落下一个词语……最后，总理对我们说：“我爱你们！”我们也齐声回应道：“温爷爷，我们爱您！”幸福，便在总理的脸上绽开。

接着，我们又一起唱起了《幸福拍手歌》，在欢快的乐曲中，我想了很多很多，并在心里大声地说：“温爷爷，您整日奔波，为国事操劳，请您一定要保重身体！”

我望着温爷爷，幸福洋溢在我的心头，也就是在瞬间，这种幸福传递给了每一个人……

温爷爷和我们做游戏

◎三十五中初二（5）班　冯梦溪

早上来到学校，当老师告诉我们温总理要来学校和同学们一起听课时，每一个人都睁大了眼睛，欣喜若狂，激动不已。在短暂的早读课上，我们跟随老师朗读语文课文《芦花荡》，同学们都神情专注，大声地齐读，仿佛大家都沉浸在作者孙犁那优美的文字中……在朗朗的读书声中，敬爱的温爷爷面带微笑走进我们班教室：和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的温爷爷一样，他是那样的和蔼可亲，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只是这一次感觉更加真实，因为他就近在咫尺。

第一节课数学课，老师讲的是全等三角形的判定方法，我的眼睛始终紧紧盯着老师，并随着老师的提问认真思考，积极举手发言。这节课我上得比其他任何时候都专注，甚至连一秒钟都没有走过神。我希望班主任徐老师因我们的专注听讲而不会紧张、自如授课；我更希望我们初二（5）班每一个人超常发挥，能为我们三十五中增光添彩。

连课间我们也和往常很不相同，班里的同学不再追跑打闹、无所事事，每一个人都放慢脚步，轻声细语；还有的同学围站在温爷爷身边，礼貌热情地回答温爷爷的询问。真没有想到温爷爷在百忙之中还关心着我们普通中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温爷爷走到讲台前，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孩子们，学习是幸福的。唯有好好学习，将来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言语间，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他老人家对我们、对未来中国的殷殷期望。

最让我难忘的就属音乐课了！这节课上，我们和老师学唱《让世界充满爱》，在老师一遍遍哼唱和带领下，我们很快将歌词背下来，全班同学一起合唱：“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我们在歌声中传递着友情，传递着浓浓的爱。最后我们还和温爷爷一起做《幸福拍手歌》的游戏：“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肩……”那一刻，每一位同学开心不已，幸福无比，敬爱的温爷爷的脸上也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中午，温爷爷还愉快地和我们一起在学校食堂就餐，他真是一个可亲可敬、没有一点架子的总理爷爷！在离开学校之前，我们聆听爷爷的谆谆教诲，温爷爷大声地告诉我们：“孩子们，我爱你们！”那声音具有无穷的磁力，深深植入我们每一位老师和同学的心。

慈祥可亲的温爷爷来到我们学校，并和我们一起上课、游戏、吃饭，这一天，我终生难忘！

“看着你们，我想起了山区的孩子们”

◎三十五中初二（5）班　王静怡

那天早上我背着书包迈着欢快的步子去学校，细雨绵绵，轻轻的雨滴显得格外温柔，又是一个凉爽的天气。

好天气，好心情，来到学校，突然觉得今天的学校与往日的格外不同，走进教室，早到的同学和老师好像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我依旧像往常一样走到自己的座位旁，准备着上课用的书本。听说今天有人来我们班听课，这样的听课经常有，已经习以为常。但今天同学和老师都好像很兴奋和紧张，还有同学在小声地议论着。旁边的同学兴奋地压着嗓子对我说：“知道今天谁来咱们班听课吗？”“不知道。”“是温家宝爷爷！”“什么？！”我几乎不相信我的耳朵了。顿时我的心紧张到了极点。温爷爷要来听课？！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的心情。正在我忐忑不安的时候，上课的铃声响了，我们马上坐到了课桌前。

第一节课是数学，老师站在讲台前，用激动的声音介绍道，温家宝爷爷来我们班听课，教室里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温爷爷带着慈祥和蔼的微笑走进了教室，为了不影响我们上课，温爷爷坐在了我们教室的最后面一排。我兴奋得难以形容，多么幸运的事情，多么不同寻常的经历，我居然和总理温爷爷坐在一个教室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开始讲课了，平时喜欢的数学课，好像今天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

这怎么行，我不停地在提醒自己，要好好地听，认真地听，万一回答问题时出了错，温爷爷会怎么看我。慢慢地，心情平静了下来，我认真地做着笔记，认真地思考着老师提出的问题，在平时觉得很长的一堂课，今天怎么这么快就下课了。

接下来的每节课，都是在这么紧张和兴奋中度过的。有温爷爷在教室坐着，却让我更集中精力听课。每节课的知识都那么清晰明确。特别是在音乐课上，在《让世界充满爱》的音乐声中，温爷爷的一席话让我感想颇多。他说：“看着你们上课就想起了我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一个战乱的年代；看着你们上课，我又想起了山区的孩子们，让贫困山区的孩子们能够上学是我们大家的愿望，现在这个愿望也已经基本实现了。你们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爱心来温暖这个世界，来创造这个世界。”

多么让人感慨的一席话！我们要珍惜现在这么好的学习条件，更不能忘记那些在贫困山区和我们一样的孩子们。我们要用我们学习的知识来创造这个世界，付出我们的热情，让世界充满爱。

多么不平凡的一天，多么与众不同的一天，多么难忘的一天。这么美好的一天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下课时给我们归纳要点

◎三十五中初二（5）班　田嘉硕

2009年9月4日，这一天，我永生难忘。

今天并不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太阳照常升起，早上的长安街依旧堵车，红绿灯分秒不差地闪烁着，我也和往常一样骑着车子向校园奔去。

令我感到奇怪的事发生了，刚进班就发现多了一行桌椅，楼道里也站着几个陌生的人，老师们穿的衣服特别漂亮。

当广播里说亲爱的温总理要来时，我还半信半疑——以前常常在新闻联播和网上看到温总理亲切的笑容，在学校真的可以看到吗?究竟会是什么样呢?而当班主任说温总理就坐在我的后面时，说实在的，我都被吓傻了，能够跟国家领导人一起上课呀!我的心里是又紧张，又激动。

早读的铃声敲响了，我们拿起语文书，开始大声地朗读课文。就在这时，我听见后门不时传来快门声，然后身后的桌椅动了一下，随后传来如雨点般的快门声——温总理来了！

我回头看了一下：“温爷爷好!”老人用一个笑回应了我，虽然温爷爷已经年近七旬，但是浑身上下非常干净利索。虽然黑中带白的稀发显得有些沧桑，但是总理那慈祥、和蔼的笑容却掩盖了这一切。我还是照常读书，总理在我后面不发一声地聆听着美妙的童声……

数学课是早上的第一节课。我们的老师徐徐地从门外走进来，不紧不慢地说:“同学们好!”我们也恭恭敬敬地说：“老师好！”还不忘回头:“温爷爷好!”温爷爷也用一个笑容告诉了我们也很高兴来到这里。就这样，前四节课我们和总理一起上课，一起聊天，犹如神仙一般，好似梦的感觉。总理话并不多，但是每一句都能讲到理上。总理的笔记也是非常精炼!他在下课给我们归纳课上的每个要点，我们也是听的如痴如醉。第五节课，我们去音乐教室上，我还是坐在总理的旁边。当老师要求我们坐直时，总理也用力地挺了挺腰——真的是好可爱!

最后，总理在我们面前，还是那动人的微笑，还是那利索的着装，对我们深情地说:“同学们，我爱你们!”

总理，我们也想对您说:“我们爱您!”

今天此生难忘……

深情的讲述，感染我们每个人

◎三十五中初二（5）班　申吉瑞

2009年9月4日，是一个令我永生难忘的日子。

上午8点多钟，温家宝总理在有关领导的陪同下来到我们班听课。总理的到来使同学和老师们都兴奋不已。第一节上数学课，温总理聚精会神地听着徐老师讲课，目不转睛地盯着投影，并不时地做一些笔记。下课后，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围过去，与温总理握手。总理还同王文杰同学一起研究了一道数学题。这让我感到了总理虽身居高位，但依然平易近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亲切、自然。

第二节语文课上，我们学习《芦花荡》一文，温总理认认真真地抄下了老师的板书。下课后我来到温总理身旁，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与总理交谈。我发现由于日理万机，过度操劳，他老人家两鬓已经有些发白，虽然面容也有些疲倦，但他的双眸依旧是那样明亮，目光深邃、亲切，嘴角微微上扬。总理翻开语文书，翻到《芦花荡》一课，询问我们是否第一次学习此课，需要学几个课时，是作为精读还是泛读学习等等。我一一详细地回答了总理的问题。

第五节音乐课后，温总理语重心长地为我们讲了一段话。总理声音轻柔、语速缓慢地讲道：“在我小的时候，我爷爷创办的学堂被战火摧毁了，那时的我们是不幸的，而现在的你们是多么的幸福。前些年我到甘肃靖远县，一位双目失明的母亲拉着我的手哭个不停，我问她有什么困难，她只说了一句话——让我的孩子上学。孩子们，你们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希望你们能够珍惜。我爱你们，也祝福你们！”温总理深情的讲述，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的一字一句，如春风化雨，洒进了我们这些莘莘学子的心田。

诚挚的叮嘱，殷切的期望，温总理对我们的关心与希望，让我们感到了一份厚望与责任。我一定会努力学习，成为国家的栋梁。

朴素的白衬衫，朴实的话语

◎三十五中初二（5）班　李嫄

清晨，我踏着欢快的脚步迈进校门。依旧是温和的门卫，来去匆匆的老师和学生。可是，不对！一定有什么不对。现在是7点5分，怎么大家都来得这么早？每个老师的脸上都是抑制不住的喜悦。这是为什么呢？

当我被告知温爷爷要来的时候，我就那么呆呆地看着老师，重复问了两遍：“谁？”真是难以置信！

当第一节课的预备铃响起，楼梯口传来一阵人群骚动的声音和照相机“咔咔”的声音。没人敢回头，没人敢再言语，就这样寂静，我们知道，是温爷爷来了。我大着胆子回头看了一眼，震惊！就他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脸上挂着无比温和的笑意，一件朴素的白衬衫，丝毫没有架子。这就是让我们敬仰的温总理啊！

紧张啊，从小到大，这阵势还从没见到过。每一节课，我都无比专注也无比分神地听着。一下课，把书收拾好的几秒钟，温爷爷身边已经挤满了人。大家开始“疯狂”要签名。

最后一节是音乐课。我们班走在前面，总理走在后面，周围站满了别的班的同学。他们带着惊羡得像是“杀人”的目光。是啊，总理一上午跟我们班在一起，已经让他们羡慕死了。

这堂音乐课，我们学《让世界充满爱》，我想起了“512”，想到了雪灾……于是，我想到了一位老人。是谁带着全国的人民的祝福走进一片废墟，是谁不眠不休，用嘶哑的嗓子告诉大家：“中央没有忘记这些地方。”他就坐在我们身后。他是人民的公仆，是我们最亲和、最辛苦的总理！温爷爷，我们爱您！

您说，我们让您想起了童年。这句普通而朴实的话语却让我想落泪。令人崇敬的总理原来也是一位慈祥和蔼的老人！

日照当空，我目送着温家宝爷爷年迈而挺拔的身影愈行愈远。

这一天，会永生难忘。

把所有美好定格在那一刻

◎三十五中初二（5）班　宋文喆　王佳淼

一大早，进入教室后得到的消息让我震惊：我们的温总理温爷爷来我们班听课！

平常人很难有幸见到总理一面，而我们却不知怎么竟拥有这样的殊荣。

进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总理呀！一位慈祥的老人，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

温爷爷从第一节课听到第五节课，也许是由于总理在一旁，上课的时候总会有一种紧张感和压迫感，这使同学们的回答也有了一丝谨慎，生怕会答错了问题。有的答案会使总理微微一笑。比如在研学课的时候，老师问什么样的课程会让同学们有兴趣，田嘉硕回答：“学中带玩，玩中带学的课程。”全班同学都笑了，总理也笑了。

下了课，后面的男同学很热情地去和温爷爷讨论问题，我也看到了温爷爷慈祥的笑容。好多同学都聚到温家宝爷爷坐的位置，所有的记者也都拿着大话筒放在高处。Oh,mygod!那场面，真是第一次见啊！记忆最深的是最后一节课——音乐课。温爷爷和我们一起上，最后下课的时候温爷爷和我们讲了话，温爷爷说：“看到你们，仿佛回到了我的童年。”温爷爷说话语速很慢，但说的话很有道理，从温爷爷的眼神里看得出他很爱我们和老师。一位慈祥的老人，一位可爱的老人。最后温爷爷还与我们合了影，所有的媒体都在那里拿着专业相机咔咔地照，仿佛要把今天上午所有的美好都定格在那一刻。

温家宝爷爷来到我们学校，那时的我无比自豪、无比幸福，看到了这么一位慈祥的老爷爷。

那一天的上午，已经定格在我们的记忆里。

平常的一句话，听起来很震撼

◎三十五中初二（5）班　张维嘉　邬炯

是谁，在五四青年节之际，对着100多名清华学子晓之以理：“什么能够使你们的心灵永远明亮？那就是你们的理想和信念，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人民！”

是谁，在甲流肆虐之际，一天之内航行一万五千公里，横跨亚欧大陆，完成了一次旋风式的“诚意之旅”？

又是谁，在汶川地震余震未消的时候，就奔赴前线亲自指挥？

是他，温家宝爷爷。

在我们这些学子心中，那些国家的领导人，从来都是高不可攀，只在电视上才能知道行踪。

可惜，我们错了。9月4日，那个“高不可攀”的人，就站在了我们面前。这位年近七旬、和蔼可亲的温爷爷为了我们这些学生专程到我们中间，陪伴我们上完了五节课，与同学们同学同乐同食。我们非常感动！

总理离我只有两个座位的距离，因此我能清楚地看见他那慈祥的脸庞。我对自己的动作非常拘束，生怕自己在温总理面前出错，那不是给三十五中丢脸吗？所以没有把握的问题我不敢举手发言，有时就连有把握的问题我也不敢举手，况且在那些摄影师面前我就更不敢发言了。所以下了课我只得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做下节课的准备。

随着第二节课的上课铃响，语文老师走进了教室。从外表看，老师很从容，但老师的心里却很激动，因为在语文老师面前的是我们的温总理。这前两节课全班没有一个随便说话的，可能是因为有总理在吧，也可能是因为摄影师在拍摄吧，也可能……总之，表现近乎完美。

一下课，我们全都不约而同地向最后一排蜂拥而上，向温总理问好。温总理像一位慈祥、温和的老爷爷，会问我们叫什么，学得好不好，喜欢什么……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让世界充满爱》的歌曲，温柔又透着淡淡温暖，让不少同学的眼睛有些发涩。“和同学们一起上课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很多。”音乐课结尾时，温爷爷说，“想起了我的童年，想起了我的父母，想起了……”轻轻的声音，一如窗外的雨，温柔地落在我们心里。

温爷爷的话依然回荡在耳边：“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做国家的栋梁之材，祖国的明天是你们。”这种话，我听得多了，小时候父母说，长大了老师说。但哪一次也没有这样震撼过。是的，我们必须，也只有按照那四个字去做，听温爷爷的话——好好学习。 (来源：北京青年报)

替汉人维权维族记者反被追打：民族裂痕难以弥平

明报专讯／徘徊于种族爱恨矛盾的，还有51岁维人卡伊纳木．加帕尔。他是《新疆法制报》前摄影记者，维吾尔族著名的摄影家、书法家，曾在海内外举办个人展，报头几个维族大字出自其手笔。

加帕尔最佳搭档是个汉族文字记者。「其他维汉记者很少一起工作，但他特别喜欢我拍的相片，有事情发生总是打电话叫我。」他俩印象最深的採访，是一宗百姓被政府逼迁的敏感新闻。「97年，北门一中扩建北校，200多户被逼走，有汉人，也有维人。赔偿不合理，甚至没赔偿。他们半夜用石头打烂民居玻璃，又切断水电，居民不肯签字，政府也照拆！」乌城新闻界无人敢吭声，同行叫他别碰，但加帕尔说：「大不了不给我当记者，我不管！」

他跟搭档趁天未亮偷往工地拍摄被人抓住，「很紧张，压力很大，幸好派出所的朋友救了我」。后来维汉两份报纸刊登了报道，迴响很大。加帕尔说，今年6月退休时，搭档依依不捨叹道：「你干啥退休？我们还一起干下去！」

无法在汉族区住下去了

9月3日下午4时许，帮汉人维权的加帕尔却饱受民族「兄弟」拳脚。他当时走过天山区一家餐厅，遇到游行队伍，「数十个汉族追上来喊打，我逃进小区，但保安关不上铁门，几十人推开衝进来。保安喊：『他是记者！别打！』但他们说，记者也要打，相机也被打坏。」维稳的干部救了他，「如果留在街上，有好几千人，恐怕就要被打死了！」

加帕尔身上青肿瘀血，头缝了7针，右膝骨折。但当局为阻传媒採访，将「9．3」维族伤者集中到心外科几间监护病房，由警察和国安看守，暗访期间，伤者家属堵住病房门口为记者把风。伤者有大学生、超市职员、失业者。有的眦容、有的半身瘫痪，有探病的一开口就哭。

伤者帕尔哈提说，有一人已伤重死去。加帕尔说，汉族搭档打电话来慰问，但该区维人太多，怕成为寻仇对象，不敢来。这个资深摄记坚持各族应该团结，但他失望地说：「无法在汉族区住下去了，只好在二道桥（维族区）买房子搬过去。」

扁弟劲爆发言：「找蒋中正谈和解」

苹果日报／陈水扁的胞弟陈文狩昨在哥哥一家判刑前劲爆说，阿扁没有包容种族的智慧，因为拆了中正纪念堂的牌匾，蒋公阴魂不散，才会让扁在卸任后官司缠身。为此，两个月前，他还专程跑了一趟中正纪念堂，「找蒋中正谈和解」，希望帮阿扁化解官司。

指拆牌匾致官司缠身

陈文狩只有阿扁一个哥哥，其他都是姊妹，目前无业。他说，阿扁是天时、地利、人和，才幸运当了总统，他本该秉持天命、「心存无私」地执政，好好改变台湾，但哥哥却糟蹋老天爷厚爱，更辜负陈家祖宗的期盼，并说：「我哥哥和大嫂把玉山宫邸搞成谈钱的地方，对不起国家。」

他还称，阿扁没有种族相互包容的智慧，坚持要拆中正纪念堂的牌匾，令蒋公阴魂不散，才会被官司缠身。他希望化解蒋、陈二家恩怨情仇，今年7月才刻意北上到中正纪念堂蒋公灵前道歉，「找蒋中正谈和解」。

你代表，你代表……

戴晴在法兰克福书展讨论会发言 中方代表一度离场

德中/欧中 | 2009.09.12

本周六（9月12日）在法兰克福书展框架之内召开的一项中国问题讨论会上发生轰动性事件。当“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讨论会的德方组织者临时改变会议议程，邀请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作家戴晴上台发言时，中国官方代表团中的大部分成员离开会场，其中包括中国驻德大使馆参赞赵彬以及前驻德大使梅兆荣，现场一度陷入混乱，局面尴尬。

尽管会议主持人强调，本次讨论会的目的就是让不同的意见得到交流的机会，但中方的大部分人员依然退场，在戴晴和贝岭发言完毕之后才再度返回。戴晴在此后的发言中对中方代表退场的行为表示非常遗憾。而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博斯则对此表示非常失望。德国笔会秘书长维斯内尔表示，中方这样的行为“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法兰克福书展方面此前邀请戴晴和贝岭两人出席讨论会，但随后又撤回了对两人的邀请，舆论普遍认为，戴晴和贝岭“出局”是因为法兰克福书展方面受到了讨论会的中方合作者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压力。此事引起德国舆论的高度关注，周六的讨论会开幕式吸引了大量媒体记者。基民盟籍的法兰克福市市长罗特在讨论会开幕式上批评书展组织方“不够聪明”的做法，并表示为民主代言的人应该有立场，已经发出的邀请不应该因为受到压力而撤回。中国驻德大使馆参赞赵彬在随后的发言中表示，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文化传统发展道路上不同，双方有分歧，因此应该相互尊重。

在戴晴和贝岭先后发言之后，中方代表返回场内。曾任中国驻德大使的梅兆荣在此之后表示，讨论会组织者在事先没有通知中方的情况下邀请戴晴和贝岭发表谈话，中方退场是对此表示抗议。另外，梅兆荣还对法兰克福市长罗特女士的发言作出了回应，他表示，罗特女士在致词的时候一再突出戴晴和贝岭与会的重要性，但对其他的中方代表几乎视而不见。梅兆荣称，中方与讨论会组织者进行交涉之后，组织者方面已经正式作出道歉，中方才决定重回会场。据本台记者现场观察，此后讨论会在“相对较为正常”的气氛下继续进行。

在随后的讨论会进程中，戴晴向梅兆荣提出问题，但并未得到正面回答。而梅兆荣则表示，戴晴和贝岭并不代表大多数的中国人，让他们参与这样的会议令人感到遗憾。本台记者针对这一说法向梅兆荣提问，如何确定谁能够代表大多数人，那些不属于“大多数中国人”的个人是否有权利和资格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梅兆荣本人也未就记者的提问做出全面回答，而是由中国社科院的一名代表回答称，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大多数人利益的，是通过法律确定下来的，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成就也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本年度法兰克福书展将于10月14日至18日举行，中国是今年书展的主宾国。

文化鸿沟：你嚼口香糖吗？

BBC英伦网 鸿冈
《文化鸿沟》
2009年 9月 10日, 星期四 -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3:37

另一个喜爱口香糖的球员是阿森纳队长法布雷加斯（Cesc Fàbregas）。

上月底有条消息说，33岁的巴西球员阿洛伊西奥（Aloisio）在比赛中和对方球员相撞，因为嘴里的口香糖阻塞了气管险些毙命，送到医院才抢救过来。

此后媒体中出现了各种关于口香糖的告诫，阿洛伊西奥在访谈中也允诺再也不碰口香糖了。

但我忍不住感到这些告诫有趁火打劫之嫌。在我的经验里，口香糖一直是众矢之的，原因不光是因为它有什么损害健康或摧残环境的作用，而也在于它是一种文化符号。

资产阶级习惯

我在北京的小学老师竭力反对口香糖。当时的理由是，口香糖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能吹泡的变类口香糖“泡泡糖”，那就更腐败了。

当然，这种具有腐蚀力的东西那时候在北京根本买不到。我得以品尝，是一位刚从美国来的小朋友提供的机会：我们偷偷摸摸躲在犄角旮旯里吹，可惜我始终不得要领。

小学毕业后我们一家人到英国来了几个月，回北京途中路过莫斯科，去红场散步时有个流里流气的少年凑过来低声用英语问我有没有“bubblegum”。

按照我当时的教育，这明显见证苏联已经倒向资本主义了。只是一些年后我才发现，其实各种政治立场的人都可能对口香糖有成见。

边走边嚼

提到口香糖，我主要会联想到两个政治人物。

一个是从1974年到1977年就任美国总统的福特。他的公共形象比较憨，在他以前做过总统的约翰逊对他的一句贬斥之语至今粘在他身上，那就是他“没有能力同时走路和嚼口香糖”。

另一个被口香糖粘上无法脱身的人是新加坡的李光耀。他担任总理年间规定不准吐痰，不准喂鸽子，也不准嚼口香糖，违者重罚，这一举措闻名天下。

他这些规定令有的外人羡慕，感到新加坡变成了一个文明卫生的国度，但也有人批评，说政府对公民生活未免管得太多了。

可以吃香蕉

前些年接受BBC财经记者彼得·戴（Peter Day）采访时，记者曾鼓起勇气问李光耀是否觉得路面粘着口香糖，兴许也表明人们多了一些创意。

他不以为然。“在地铁门上粘口香糖，弄得车门无法打开，我看不是创意，而是捣乱。谁要是嘴里没嚼东西脑子就不能转动的话，可以试试吃香蕉。”

口香糖峰会

英国负责环境卫生的市政官员可能有不少都对李光耀当年的执法力度感到钦佩。

面临口香糖污染问题的加剧，2005年英国和爱尔兰几个主要城市曾召开一次“口香糖高峰会议”。

根据当时的统计，英国地方政府每年为了清洗吐在街头的口香糖残迹需要开销1.5亿英镑。为此，地方政府主张对口香糖征税，为清理工作提供补贴。

根据他们当时拿出的数字，单是伦敦主要商业街牛津街的路面上便有30万处口香糖的残迹。

这个数字倘若属实也不足为奇，因为根据统计，英国有2800万人，也就是将近一半的人口都嚼口香糖。

促进脑力

可是为什么嚼？嗜好者能给你各种各样的理由，譬如能够提神，润喉，当然也能消除口臭。有人还说切葱的时候嚼口香糖可以避免流眼泪，感冒时可以减轻症状，还有人感到坐飞机的时候嚼口香糖可以缓解耳痛。

但我比较喜欢的是英国《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几年前报道的英国北方诺森伯兰大学（Northumbria University）心理学家的发现，那就是嚼口香糖有助于记忆力。

三种解释，一个疑虑

率领研究的科学家安德鲁·斯科里（Andrew Scholey）对此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一是人在咀嚼的时候与记忆相关的内脑区，即所谓的海马状突起活动量增多。

他拿出的另一种解释是，海马状突起里面的胰岛素受体也许与人的记忆有关，根据这种设想，人咀嚼时会释放胰岛素，而胰岛素会摄取吸收血液里的葡萄糖，这也许能发生作用。

不过他说，他最倾向于最直截了当的一种解释，就是咀嚼会加快心跳，从而增加大脑的血氧供应，这样也就有促进认知的潜能。

我自己嚼口香糖的时候想到这样的理论颇有些安慰感。不过脚底下踩上别人吐出的口香糖，或者摸到他们贴在公共场所桌子或椅子底下的这种恶心遗留物时，我对口香糖到底能否真的对嚼用者的脑力有任何好处还是深感怀疑。

（鸿冈 2009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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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穹隆夹壁内的口香糖

張曉舟推薦奇文：“我宁愿我的国家像朝鲜，而不是糯米团”

这个金句出自《时尚先生》收到的一封读者来信
——张晓舟 @ 2009-9-9 23:42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zhangxiaozhou/archives/33893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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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时尚先生》：

本来不会去写这些文字，但《靖国神社》这么一个明显带有政治性的专题下，却抖出这么一堆内容，作为国人，我非常难以理解! 也久久无法平复我的愤怒!

谈谈日本良性与优质的一面，这很好。我一直对日本以及那个民族充满敬佩。说句很真心的话，日本这个民族比我们厉害。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领域：意志、思想、艺术、工艺等等。但我更清楚他们的另一面，这种感觉就如同对于狼，狼的忍耐和天赋秉性，让我深深的敬畏。但我很难理解的是，我静静读完以《靖国神社》命名的这篇专题后，怎么感觉是在给日本和日本人解脱？! 我们希望日本人做而他们却没做的事，你们代替他们给做了! 这种代劳没有任何意义!

在《靖国神社》这样一个标题下，看到的都是（绝不都是）日本的“伟大精神”，不痛不痒的几句话，算是对现实中靖国神社这个角色的象征性批判？日本再怎么不可一世，也不能在这样的标题下来论述! 更何况，其所极，成所邪。日本的极致美好，可能正是他那滔天邪恶的根源。但你的专题呢，却把靖国神社描述成这么个风花雪月的地儿。搞不好那些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时尚先生们，下次到日本也会去参拜下。请不要把片面的美好带给我们。

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应该是很有趣的。60 年前，我打了你一巴掌，60 年后，我随便把什么东西贩卖到你这，你们照样趋之若鹜。我顺便每年去神社里祭拜一下，你们照样买我们的东西，哪怕是10 年前的技术，哪怕是下三流的产品。此外，你们还深深地迷恋我的思想，我的艺术，我的文字，我的电影，我的衣服⋯⋯尽管有很多其实都是从你们那拿来的。中国人真的很没出息！这么大一个国家，几十年了，居然还是连一辆像样的车都造不出来! 说是合资，这么几十年了，我们中国人学到了什么技术？! 韩国人为什么有世界级的车，那是因为“我们不参拜靖国神社，韩国人也不会买我们的东西。我们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人照样买我们的东西。”要是我们有这么个阿斗同类，我相信我们也不会看得起他! 我宁愿我的国家像朝鲜，而不是糯米团。

是的，朝鲜是很穷，很小，但是朝鲜不惧威胁，誓死抗争。光就这份勇气就胜人无数。我们的革命先烈赢就赢在这样的精神。我是做广告创意的，与日本人有过不少接触。一开始是在4A，经常有和日本公司比稿，除了客户是日本企业，我们没输过。后来和同事做了家小公司，接4A 的创意单子，有好几家日本公司都是我们合作对象。不过日本和欧美公司不同，欧美公司是单子太多怕做不精才外发。日本公司是做的东西客户通不过，才不得已找外援。所以在我的专业范围内，我不觉得日本人有什么。要是所有国人都能在自己专业领域内做到顶尖，国家怎能不顶尖？这是我觉得的每个人所能为国家做的最现实的事情!

其实你的选题不错，但你的切入点错了。要是我来做这个专题，我会从政治和民族性入手。我会和大家沟通这样一个观点：政治和一个民族的本性完全不是一回事。真正的日本文化和传承，博大精深，且与我邦有着深厚渊源。日本民众更不是天生邪恶。邪恶只是来自玩弄政治的那一撮人，他们扭曲了日本民族的信仰与精神，扭曲了这个民族的人性。善良的人民被利用，将历史的车轮推入了那个罪恶滔天的年代。这股势力一直到今天还在壮大。比如钓鱼岛，比如参拜靖国神社，比如《应对海盗法》等等。而我们却总是以此来定义日本。但事实上，这一小撮人完全代表不了一个族群。

RFI：香港23名议员吁胡锦涛彻查武警殴打记者案

发表日期 11/09/2009 更新日期 10/09/2009 23:16 TU

香港立法会23名泛民主派议员昨（10日）联署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促请北京中央政府设立调查小组，彻查新疆武警日前殴打3名香港记者事件，并作出客观及全面的交代。

根据中央社报导指出，23名泛民主派议员在联署信中也抗议新疆新闻办公开抹黑被武警殴打的3名香港记者“煽动闹事”，要求中央成立调查小组彻查事件，作出客观及全面的交代，如果事件涉及有人处理失当，应作出处分，并向被无理殴打的香港记者致歉。

联署信还呼吁中国大陆尊重新闻及采访自由，停止对传媒的暴力及干预，保障记者在大陆依法采访的人身安全。

前香港行政长官、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昨天出席青年协会活动时表示，会继续跟进了解新疆当局指香港记者在乌鲁木齐“煽动群众闹事”的事件，但他相信香港记者的职业操守，黑白是非始终会有交代。

另外，香港民主民生协进会发表声明，抗议新疆武警殴打及扣留3名在当地采访的香港记者，是公然践踏新闻自由、剥夺公众知情权以及伤害他人身体。

香港无线电视台（TVB）记者林子豪和摄影师刘永全以及NOW宽频电视新闻台摄影记者林振威，今年9月4日在乌鲁木齐采访群众示威时，被武警殴打及拘留3小时，引起香港政府及各界的抗议。

L'Elysée parie sur une taxe carbone fiscalement neutre mais efficace

中午见萨老师在电视上演讲，向全国人民不厌其烦地解释碳税征收的理由和具体办法，甚至解释了为什么把期限定在明年（另一政策是同时降低职业所得税）。甭管法国人是否赞成这个新税，我这个来自贵国的贱民很为此感动。

LE MONDE | 10.09.09 | 14h00 • Mis à jour le 10.09.09 | 14h00

http://www.lemonde.fr/politique/article/2009/09/10/taxe-carbone-ce-sera-17-euros-la-tonne-de-co2_1238468_823448.html

Ncolas Sarkozy a tranché : le prix de départ de la tonne de CO2 sera de 17 euros. La taxe carbone sera introduite de manière progressive. Elle n'augmentera pas les prélèvements obligatoires. Le chef de l'Etat devait officialiser l'instauration "historique" dès le budget 2010 d'une fiscalité verte à Culoz, dans l'Ain, jeudi 10 septembre, après avoir visité la Compagnie industrielle d'application thermique, qui produit notamment des pompes à chaleur. Il s'agit d'"une taxe carbone universelle et payée par tous les consommateurs d'énergies fossiles".

M. Sarkozy, qui avait promis une compensation au centime près pour les ménages, propose soit une réduction de l'impôt sur le revenu pour les ménages imposables, soit le versement d'un chèque vert pour ceux qui ne sont pas imposables. Une commission indépendante de suivi de la fiscalité écologique sera instituée.

Le chef de l'Etat veut convaincre les Français, face à l'"urgence climatique", de la nécessité de changer de comportement, de trouver "les chemins d'une croissance plus juste". "Le monde est parvenu à un moment de vérité, devait expliquer M. Sarkozy. La crise économique mondiale que nous traversons n'est pas terminée. Mais nous devons aujourd'hui décider si nous voulons créer un monde différent de celui d'avant la crise, un monde plus soutenable, plus respectueux de l'environnement, un monde plus juste."

Le chef de l'Etat, qui n'ignore pas l'hostilité des Français à l'instauration d'une nouvelle taxe, demande à chacun de "se sentir concerné par l'enjeu" et de "comprendre la justesse de notre ambition".

M. Sarkozy a choisi une solution médiane. Il a très longuement hésité. Jeudi 10 septembre au matin, juste avant son départ de l'Elysée, il rendait encore ses ultimes arbitrages. La veille, les négociations avaient été âpres entre la ministre de l'économie, Christine Largarde, le ministre du budget, Eric Woerth, et le ministre de l'écologie, Jean-Louis Borloo.

Le choix final ne déjuge pas véritablement le premier ministre, François Fillon, qui avait affirmé la semaine dernière dans le Figaro Magazine, un prix de 14 euros la tonne de CO2. Une annonce jugée prématurée par l'Elysée, qui avait fait savoir que rien n'était "arrêté" créant une impression de cacophonie de l'exécutif.

Dimanche 6 septembre devant les militants de l'UMP, réunis pour leur université d'été à Seignosse, M. Fillon avait encore demandé à être jugé "non sur des rumeurs et des spéculations, mais au vu des arbitrages complets que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présentera".

Mais la décision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s'éloigne des 32 euros qu'avait prôné la commission d'experts dirigée par Michel Rocard. Tous les écologistes demandaient un prix "significatif" et avaient mis en garde le gouvernement contre des "mesure placebo".

Nicolas Hulot l'instigateur de cette taxe, en 2007, proposait, lui, un prix de départ de 20 euros, avec une progressivité pour atteindre 50 euros la tonne en 2020, 100 euros en 2030. "Si on considère que le but, c'est de changer les comportements, et que le signal prix est un bon levier, il, faut un niveau de départ élevé", avait plaidé, Nicolas Hulot, dans un entretien à Libération, lundi 7 septembre. "L'important n'est pas le prix de la tonne mais la création d'une fiscalité verte" a fait valoir Nicolas Sarkozy, auprès de ses ministres

Craignant l'hostilité de l'opinion publique à l'instauration d'une nouvelle taxe, le chef de l'Etat a beaucoup consulté avant d'arrêter sa décision, ses ministres, ses conseillers, mais aussi les chefs de parti. Mercredi 9 septembre, il a reçu Martine Aubry.

La première secrétaire du PS a rappelé à son hôte que le PS souhaitait une "contribution energie-climat qui soit à la fois une vraie contribution écologique et une vraie contribution sociale" avant de déplorer "la cacophonie gouvernementale" qui a, selon elle, "gâché une belle idée".

"Marchands de tapis"

La maire de Lille a indiqué qu'elle était favorable aux préconisations de Michel Rocard, c'est-à-dire un prix de départ proche de 32 euros. La semaine dernière, M. Sarkozy s'était entretenu avec Cécile Duflot. La secrétaire nationale des Verts avait également réclamé un niveau "significatif".

La polémique autour de la taxe carbone et la complexité des arbitrages dont elle a fait l'objet, n'a guère simplifié l'autre grand chantier fiscal de 2010 : la réforme de la taxe professionnelle.

Le chef de l'Etat avait annoncé, le 5 février, la suppression de cet impôt qualifié d'"imbécile" par François Mitterrand parce qu'il taxait les investissements productifs et pénalisait l'industrie. En réalité, les entreprises bénéficieront, au titre de la TP, d'un allégement d'impôt compris entre 5,5 et 7,6 milliards, selon les modes de calcul adoptés. Et elles devront payer quelque 1,8 milliard au titre de la taxe carbone.

Des discussions de marchands de tapis sont en cours entre le gouvernement et les organisations patronales pour réduire au maximum le nombre d'entreprises perdantes (42 000).

Les élus locaux, de leur côté, s'inquiètent d'une réforme qui doit s'accompagner d'une réallocation des ressources des collectivités locales. La révolution fiscale prônée par Nicolas Sarkozy pourrait bien devenir un casse-tête.

Claire Guélaud et Sophie Landr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