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31日 星期二

杨恒均:卖鹅蛋的婆婆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

贵国是个靠愉快心情支持的国家,贵国的愉快心情是由吗啡等特效药支持的一种变态。



杨恒均:卖鹅蛋的婆婆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

那天,匆匆浏览了张家界森林公园的金鞭溪,发现离朋友约会还有三个小时,正好,这是我到周围走走的好机会。走了一圈后,决定不坐旅游车,不搭的士,按照我的老习惯,去坐当地人的公交车回城里,这样我就可以和当地居民有一个小时的近距离接触。对了,这是我的秘密,也是我写作的动力和源泉。哪怕是在游玩的时候,也总是找机会接触当地的民众,和他们聊天,交朋友。我发现,从这种聊天交朋友中得到的知识和信息是我这一辈子在任何书本上也学不到的。

当地人看到背一个大相机的我找地方公车,都很好奇,因为这里是有专门旅游巴士和很舒服也不太贵的针对游客的交通车的。但我这个游客却一定要去坐他们的公交车。

我上到一辆已经坐了七八人的公车,车里到处是箩筐,气味中有蔬菜、辣椒的味道,我扫了一眼,全是当地村民,大多是中年和老年妇女。我坐在她们中,很自然就聊开了。由于车一直没有开,我们聊了足足二十多分钟,很快,我已经弄清楚她们都是来旅游区兜售农家品的附近村民。最小的也有三十多岁了,最老的一位大概有七十多岁。

她们都抢着和我聊天,其中一位说,几乎没有游客坐我们这里的公车,另外一位说,你是大城市来的吧,你不一样。不是和我们不一样,是和很多游客不一样。

我当然知道我不一样,这种车,即便有游客来坐,也是年轻的游客们,我这种年纪的游客如果还有钱旅游的话,是决不会有人愿意爬进这种脏、乱、差的山区公车里,和一群与我的生活没有任何交叉的山区村民坐在一起。

我很开心有机会和她们聊天,让我感觉到一上午的游玩得到了补偿,总算没有浪费时间。我们聊了很多,等到车坐满时,我已经知道她们今天各卖了多少蔬菜和苹果、鸡蛋和粽子,她们几乎都告诉我她们今天的收入,有两位还告诉我她们家靠卖水果和蔬菜一个月能够收入多少。她们都很坦诚地向我讲。和她们在一起,我很自在。

但我注意到,只有那个最老的婆婆没有说话,却一直看着我。我问她,你的东西卖完没有?她摇摇头,我看到她的提篮里有一些蔬菜和一个塑料袋,问她,那是什么?

婆婆颤巍巍地提起袋子,打开来给我看,我看到一些很大的鸭蛋。她说,今天的六个鹅蛋一个也没有卖掉。我这才知道那是鹅蛋,很大、很大的鹅蛋,白白的。

婆婆说,自家腌的咸鹅蛋,本来卖给这里的小摊贩的,可是人家不要。她叹了口气说,这是最好的鹅蛋,今年还准备好这几只鹅能赚点小钱的,不想到……

我这才知道那婆婆刚才为什么不高兴了,感情是鹅蛋没有卖出去。看着我一直盯着她袋子里的鹅蛋,婆婆突然有些兴奋地问,你要不要买?

我一时没有回过神,我还真很少看到这么大的鹅蛋,可是我买这些鹅蛋干啥?我说,我不买,我没有办法带。

大家先是附和老婆婆要我把鹅蛋买下来,见我不买,就去笑老婆婆说,你看人家怎么会买你的鹅蛋呢?你以为是宝贝啊。

她们笑得我有些不好意思了。我问,婆婆,你的鹅蛋是生的还是熟的?我想,如果是熟的,也许可以买下来,一会让朋友们每人吃一个。婆婆说,生的,本来卖两块钱一个,看你和我们坐一起,一定是好人,你要是买,我给你一块五一个。

大家又笑起来,我也笑了。她的逻辑有些让我吃惊,和她们坐一起,就是好人了。不过,我还是不能买,生的,我根本无法带下山呀。可是看那老婆婆的样子,实在有些不忍,更何况,她袋子里总共只有六个鹅蛋,也就是九块钱。我刚刚在山上一口气吃了三十块钱的冰淇淋。可是,如果我买下,我得偷偷丢掉,那是浪费,如果不买而给钱老婆婆,她一定不会接受,而且会受到周围她的老乡们的哄笑。我正在犹豫时,听到他们的对话——

你今天怎么没有卖掉呢?你不是说你家的鹅蛋比张家界的山还要吸引人?一个妇女用近似我家乡的张家界口音调侃老婆婆。另外一个说,是啊,你家的鹅蛋不是固定卖给XX摊子的吗?人家不要了?

老婆婆又叹了一口气,说,他们都不收我的鹅蛋了,他们说游客少了,经济危机来了,茶叶蛋都卖不出去,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把鹅杀掉,也不行,但如果卖不出去,还要养那鹅干嘛……

大家又七嘴八舌的说起经济不景气,各自的收入都大大减少了,我就很吃惊,那老婆婆也有七岁十多了,虽说是引用,咋就顺口说出了“经济危机”?我说(我一说话,大家就停下来),婆婆啊,你也知道经济危机?

那老婆婆看着我说,咋不知道,你城市人更知道吧,美国人都要饭去了……

老婆婆这句话说得清清楚楚,我更是吃惊不小,我怀疑我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让老人家联想到美国,低头检查了一遍,发现什么也没有。我抬起头说,啊,婆婆,你从哪里知道美国人都要饭去了?那么严重的经济危机啊,我第一次听说……

我原本想用这话引申出一番解释后者说教,可看到婆婆有些迷茫地看着我,就一下子愣住了。周围的几位妇女又哄笑起来。一位比较年轻的妇女说,她(婆婆)听电视上说的,她就记住了,常常说,我就没有看到电视上那样说过,我到看到报纸上说,美国人是在靠借我们的钱生活,要不是我们的钱,他们早垮了,也够苦的……

各位,我又被大大的雷到了,我想说点什么,反驳一下,解释一下,但当看到她们都真正开心地笑闹着,我张开的嘴巴僵住了。我能够说什么?

有人说我写了几篇博文就是启蒙了,其实我最警惕这个说法,我只是把我知道的一些东西记录下来,和那些不知道的朋友交流。我认为这种交流看法和思想是越交换越多,对各方都有好处。但看到眼前的情景,我忍不住犹豫起来,告诉他们真像难道真对她们有好处吗?

说到美国人都在靠借我们的钱生活,车厢里因为老婆婆卖不出六个鹅蛋而弥漫的“经济危机”的阴霾总算是一扫而光了,她们都快活了。谁说不是?想起遥远的靠我们的钱才能维持生活的美国人民,我们谁都没有理由不高兴啊!她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国家。就算卖不出鹅蛋,就算钱包里没有多少钱,但我们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国家。总理说了,要度过经济危机,靠的就是信心!信心从哪里来?今天,我亲眼见证了这种信心的诞生!

这就是我们人民需要的信心,对不对?我们曾经靠这种信心干出了鬼哭狼嚎的壮举——当我们多少年前因为虚报亩产万斤而饿死了几千万人的时候,我们整个“人民” 依然是幸福和信心十足的,因为虽然饿死了“少数人”,我们至少解放了,对不对?想一下全世界包括美国,还有多少亿万的人民当时没有被解放?

这次到湘西和湖北也是想看一下老百姓到底生活得怎么样。据说,我们富裕了,很强大了,财大气粗了,连我都被忽悠住了、迷茫了,可是,我虽然不喜欢数学,但小学的算术我还是会的。当一个13亿国民的人均GDP排名在一百位的时候,当经济总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和精英生活每提高一步,就表明另外至少十个中国人的收入会减少,这难道不是简单的算术?

当国家财大气粗的时候,拿出真金白银的时候,就表明平均摊到13亿民众特别是弱势民众身上的钱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这难道不是简单的算术?

正是抱着这个简单的算式,我走了一些地方,接触了当地那么多人,他们的生活真的还很贫困,而这些还是相对比较富裕的地区。如果让我把他们和澳洲、美国的贫困地区相比,我要告诉你,相差不是十年、二十年,而至少是三四十年以上。这是我凭良心而说出的直觉。我知道数字和事实被一些人垄断了,但我的直觉还没有背叛我。

也许国家大了,人口多了,确实没有什么办法,那么既然没有什么办法,要你启蒙干什么?好在那个地区的电视和新闻都非常主流,几乎是24小时的光明和幸福的主旋律,当然只有在提到美国和台湾的时候,才会愁云惨雾,但那种愁云惨雾,只会让你更加高兴和快乐,因为你没有不幸地生活在那些国家和地区……所以,一个七十岁的老婆婆用一句简单的话——“美国人都要饭了”增强了自己的信心,从而一扫卖不出六个鹅蛋的经济危机的阴霾。信心啊,那不正是我们 “国家”需要用来对付经济危机与不和谐因素的有力武器?

车厢里那种充满信心的气氛让我陷入了沉思,自然没有了心情聊天。这时,两个女警察来到车门口,其中一位喊道,你们下去,换另一班车,这车要下班的职工先走。话音刚落,那些和我同车等了近半个小时的村妇们就一下子站起来,提着箩筐包袱自觉地下车了。我最后一个下车,经过警察时问,为什么要换车?警察看到我这身打扮有些差异,是的,这种车里不会有我这种打扮的人。吃惊的警察大概摸不准,打量了我一会才说,你们坐下班车。我继续问,为什么?

刚才和我聊天的一位村妇说,他们下班了,就要我们下来,他们要先走,是这里的干部和职工。平时都是这样,他们不知道有游客(指我),要是游客多了,他们就不敢这样了。

我有些不解,就问,我们坐这长途公车的票价都一样吗?她们说,是的啊。我问,那为什么对待你们就不一样?那几位妇女都很迷惑的看着我,好像我问了一个天方夜谭似的问题,她们认为自己被赶下车是天经地义的,她们只是对我被赶下车有些抱歉。

我有些生气,转身对警察说,我需要解释,为什么要我们下来,你们先走。她们显然没有意识到我这位游客如此较真,说不出话,于是我就冲她们拍照。这时,调度过来解释说,不好意思,本来应该有车来,这样就可以一起走,但还有一部车在路上堵住了,你们等下一班,很快的。

我说,人数一样多,票价一样,我们先来的,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为什么要我们下车,为什么他们不能等?

我很生气地说,但我并不是因为他们赶我下来而生气。我根本不会计较这些,何况,人家有权利这样调度,而且看到我生气,那个调度员加紧调车。那部公共汽车在他们这些工作人员上去后,就被司机换上了职工专车的牌子。不过,他们那部车开走后不到十分钟,一部专门调派的公车就冲进了停车场。

当地村民都让我先上,说是因为我这车才来这么快,我不肯上,让她们先上,最后我才上,可当我最后上去后,才发现,她们把最好的位置留给了我(上车后前边第一个单人座位)。

车开了,我还有些不开心,不怎么说话,她们竟然开始安慰我,说,因为就是你一个游客,他们没有注意到才会这样,他们下班了,要回去,你就别生气。不过谢谢你,今天要不是你啊,还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调车过来,职工下班很多人。总是这样,今天幸亏有你,他们有点怕,你还照相……你别生气了……

我心里更难过了,天啊,我哪里是因为他们赶我下来而生气?我本来就不属于这里,我坐这种车只是体验生活而,今天过后,我可能永远不到这里来了。

我当时生气不是为我自己,是为那位没有卖出鹅蛋的老婆婆,那位被他们忽悠到认为美国人已经开始要饭而感到有信心度过经济危机的老婆婆,还有这一车听到警察一句话就立即提着大篮子小篮子下车,空出一部公车让给公仆们的村民。她们每天这样出卖自己的劳动和农产品其实比谁都辛苦,但她们都纯朴的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最不重要的人……

车开出后,我一个人郁闷,失去了和她们说话的兴趣。车在蜿蜒的山道行走,我的思绪却比山道更加崎岖。当车子开离旅游区来到山区后,经常有当地村民上落,不一会,车上几乎挤满当地的村民了,我却更加显得孤独。这孤独让我第一次觉得,也许我不应该走进他们中,也许他们确实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许最以为了解他们的我其实最不了解他们。他们不需要启蒙,他们幸福,他们有信心,不高兴的是我们,没有信心的是我们,对他们启蒙只能把不高兴和缺乏信心感染给他们……

走了半个小时,学校放学了,从山间的小路涌出一群群学童,他们在路上奔跑、拦车,车停了,孩子们想上去却挤不进,不一会车厢里就像罐头沙丁鱼了。我看到两个几岁的小孩子站在我旁边,本能地让位置给她们,可是,有两位妇女却立即制止了,而且,那孩子一看大人的脸色,根本不敢坐我的位置,我听那妇女对孩子叽里呱啦地说,你们坐什么,人家是客人,是一个好客人……

车继续走,我身边的孩子们挤得水泄不通,我却坐在那里,像一个城市来的精英,精英啊!我不想说美国和澳洲了,在那里,孩子们有自己的舒适的校车接送……

那天,我和朋友聊天都没有了心情,想写点什么,却什么也没有写出来。直到今天,回到家乡随州后我才能一口气写出来,写出来后,我都不愿再看一遍,因为这毕竟是一件很小、很小的小事,根本就不值得花时间写的小事,对不对?写出后给一位网友看,她立即说,你怎么写这种鸡毛蒜皮的事?你越来越像一个老婆婆了,你应该写一写宏大的主题啊,你写的这些事在中国几乎不算什么事了,我都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帮你纠正文章里的错别字了……

是啊,这算什么事呢?不修改拉倒,我自己修改,因为我总觉得还是应该写,应该放进博客里。这几天,我老是想车上的老婆婆会怎么处理她那六个卖不出去的鹅蛋……我又设想,如果她知道我经常来往美国,会不会要我把鹅蛋买下来带给靠借中国的钱生活的美国人民?我又会想,如果她明天还卖不掉那几个鹅蛋的话,她还要坐那趟公车?如果她再被赶下来,有没有像我这样的和她们不一样的人帮她们吼两声……

可我几乎是生平第一次相信,我的吼声,不但不能为老婆婆壮胆,很可能会让她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而感到失望;而只有电视和报纸上的主旋律,那及时报道的美国经济危机笼罩下的惨况,才会让因为卖不出六个鹅蛋而陷入愁云惨雾的老婆婆充满信心——那信心,不正是我们国家繁荣富强、我们精英和先富起来的人能够继续过和谐日子的必要保障吗?

杨恒均 2009/3/31 随州

非洲人对中国投资越来越持怀疑态度

多维社记者陈湘编译报导/在几内亚首都克纳克里,这个摇摇欲坠的城市的边缘,在烈日之下,中国和几内亚工人正肩并肩地在建筑工地上忙碌,这是一个两国关系的最新的象征,一种悠久和经久不衰的联盟:一座造价5000万美元,有5万个座位的体育场。

这个城市充满了这种友谊的标志,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几内亚被孤立并力图走社会主义道路时,中国就与几内亚发展了友好关系。

但到目前为止,几内亚还没有从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得到自己真想要的东西: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以建设本国急需的基础设施。几内亚想得到这些东西的交换条件,就是让外国可以参与开采他们这个穷国的庞大资源储备,主要是铝土矿和铁矿。


这是纽约时报刊登的记者莉迪娅·博格林(Lydia Polgreen)在一篇题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下降,希望下沉”(As Chinese Investment in Africa Drops, Hope Sinks)的报导所述。报导说,随着全球商品价格暴跌和中国的几个非洲伙伴们更深地陷入到了混乱中,中国已放弃了一些危险的和最激进的计划,而寻找有保值保证的投资,而这也是西公司长期以来都在为他们的投资所寻找的:经济和政治稳定。

“这里的政治局势不太稳定,国际市场也不很有利。””中国驻几内亚大使火正德在接受采访时解释中国对在几内亚大举投资的踌躇时说,中国已经毫不犹豫地在几内亚投资了数十亿美元,几内亚军政府在长期掌权的总统于08年12月去世后,掌控了政权,但是军政府并没有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就在一年前,随着国际市场对铜,锡,石油和木材的需求被推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国似乎颠覆了在非洲几十年的旧秩序,踏入了西方大公司留下的大量的投资空白,西方这些公司胆子太小,他们不敢投资于非洲大陆的资源丰富但社会秩序脆弱的国家。在这轮对非洲的财富待新的争夺中,中国正在寻求一个大的份额。

中国没有任何附带条件,而且有着强烈的风险承受意愿,中国似乎是向非洲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和政治的替代援助方案,他们可以替代西方国家和国际援助机构压非洲国家接受的条件苛刻的援助和经济结构调整方案,但是高速增长中的中国为寻求伙伴与资源似乎正开出空白支票。

纽约时报的报导说,如今,中国对非洲资源产品的需求停滞不前了。中国的国有企业正在从局势更稳定的赞比亚和利比里亚等国,逢低买进铜和铁矿石等。但是,中国公司现在拼命压价,同时他们也避免到一些最混乱的角落大陆去。面临财政收入下降的非洲各国政府正在意识到,毕竟他们可能还仍然需要西方的帮助。

“最近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公司雄心勃勃地进入到一些没有人愿去的国家,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一家叫欧亚集团的私营研究机构分析师菲利普·德蓬戴(Philippe de Pontet)分析说。

中国在2007年宣布了一项与刚果达成的90亿美元的交易,中国通过在刚果建设公路,学校,水坝和铁路,帮助这个面积相当于西欧、经历了十多年战乱的国家进行重建工程,来换取该国巨大资源宝库中的铜,钴,锡,金等矿藏资源。据英国《观察家报》的报导,根据这项交易中国政府协助刚果建设2400英里道路、 2000英里铁路、32所医院、145间健康中心和2所大学;刚果政府以1000万吨的铜和40万吨的钴作为回报。

但是现在这笔交易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因为资源价格的下降,已经使得刚果在谈判中处于一种更为不利的谈判地位。刚果也突然发现,她自己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对而该组织拒绝对刚果的旧债一笔勾销刚果的旧债务,尽管刚果与中国达成了一项新的用矿产交换的贷款协议。刚果的政治和种族动乱仍然严重,其经济已经接近崩溃。

如果是一年前,这些因素对中国来说似乎都是无关紧要的。中国似乎不在乎这些局势的影响:中国继续在海盗出没的索马里海域寻找石油,或者在像津巴布韦这样的地方开采金属矿产,中国公司都没有退缩,照样做生意。

不像许多西方公司那样,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已经毫无顾忌与因为达尔富尔的冲突而成为一个国际唾弃的苏丹政府做生意。

纽约时报报导指出,中国倡导在非洲投资的一种新模式:主权国家之间的贸易互利与互不干涉,而这种干涉本来对来自西方国家的捐助者和投资者而言,是常事,他们的捐助和投资往往带有劳工和环境标准的要求,以及尊重民主和人权的要求。

事实证明这些政策深受非洲各国政府的欢迎,中国和非洲之间的贸易,从20世纪80年代不到1000万美元的增长到到2008年的1000多亿美元。非洲领导人以公开提到中国资金和投资替代了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机构的作用。

但是在几内亚,这个有着世界上最大的铝土矿矿床的国家,指望中国开采矿土铝的一个希望已经几乎破灭。

“中国人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策略,”几内亚财政部和赞成中国投资的高级经济师易索利·迪亚洛(Sory Diallo)说。“他们不会将50亿美元注入到一个市场环境不明朗的不稳定的国家。”

法国殖民者曾经将几内亚称为“地质奇迹”,有着如此丰富的贵金属矿藏。尽管开采多年,每年有几十亿美元的利润,但是几内亚仍然是非洲最贫穷和最不发达的国家。

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在统治几内亚达24年的强人兰萨纳-孔戴(Lansana Conté)2008年去世后,在军政府取得政权后,几内亚政府希望利用中国的现金和建设经验来发展几内亚经济。

纽约时报的报导说,中国确保获得在非洲的矿藏的做法,就是签订以帮助建设大型项目的方式换取矿物的协议。在安哥拉,这样的安排能够保证中国获得非洲第四大石油生产国的石油,安哥拉在恶性的内战持续了几十年、支离破碎后,目前走上了蓬勃发展的路程。

中国和安哥拉官员吹嘘这种伙伴关系是中国在非洲大陆投资的的典范,这是让这两个国家都受益的的一种双赢游戏。

但是,这一说法,在经济衰退之际已被证明是有问题的。非洲各国政府现在认识到,这些贷款在本质上,是预支本国未来的收入,而原料价格下跌可能使他们背负堆积如山的债务。

在刚果,这样的事情似乎正在发生。按目前价格计算,要满足与中国达成的交易中的严格的生产指标,刚果必须做出很大努力,英国非营利组织“发展权利与义务 ”(Rights and Accountability in Development)执行总监帕特里夏·菲尼(Patricia Feeney)说。

“刚果民主共和国对可以依赖中国人抱有太大期望,他们以为已经可以不理会西方的捐助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在设法疏远那些愿意提供帮助的人,”菲尼女士说。

在几内亚,中国已经退出了一座急需10亿美元的水电大坝的建设,本来,几内亚官员曾经将中国对这座水坝的援建视为木已成舟的事情。

“这个大坝不是一个礼物,它是一种投资,”中国驻几内亚大使火正德解释说,“这样的方式才能达到双赢。”

纽约时报的报导指出,几内亚人开始对中国的投资越来越持怀疑态度。许多人觉得中国的公司像西方的公司一样,都是剥削性的,即使不比西方更残酷,至少也是一样厉害。几内亚的军政府在12月上台后,就突击搜查连涉嫌出售假药的中国公司,但是空袭搜查却演变成了对中国企业的公开掠夺,是在发泄一种长期受到压制的怨恨。

哈米杜·孔德(Hamidou Condé)敞开着衣服,在烈日下挖地基,这是一个由中国公司承建的新医院工程,也是中国和几内亚友谊的又一象征。

35岁的孔德先生有两个妻子和四个孩子,他说,他在用各种工具,包括在岩石铲,鹤嘴锄和斧头,挖坚硬的岩石,已经干了两个月,但是还没有从中国人的工头那里拿到一分钱工资。

“我们像奴隶一样干活,”孔德先生说,“然后像奴隶一样没有报酬。中国没有给几内亚带来什么好处。”




As Chinese Investment in Africa Drops, Hope Sinks

By LYDIA POLGREEN
Published: March 25,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3/26/world/africa/26chinaafrica.html?ref=todayspaper

CONAKRY, Guinea — Chinese and Guinean workers toil shoulder to shoulder on a sun-blasted construction site at this crumbling city’s edge, building the latest symbol of an old and sturdy alliance: a $50 million, 50,000-seat stadium.

This city is littered with such tokens of a friendship that first flowered when Guinea was an isolated and struggling socialist state in the late 1950s.

But so far Guinea has not gotten what it really wants from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a multibillion-dollar deal to build desperately needed infrastructure in exchange for access to the impoverished nation’s vast reserves of bauxite and iron ore.

As global commodity prices have plummeted and several of China’s African partners have stumbled deeper into chaos, China has backed away from some of its riskiest and most aggressive plans, looking for the same guarantees that Western companies have long sought for their investment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s not very stable,” Huo Zhengde, the Chinese ambassador here, said in an interview, explaining the country’s hesitation to invest billions in Guinea, where a junta seized power after the death of the longtime president in December.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s are not favorable.”

Just a year ago China appeared to be upending the decades-old order in Africa, stepping into the void left by large Western companies too timid to invest in the continent’s resource-rich but fragile states as the market for copper, tin, oil and timber soared to new heights. In the new scramble for Africa’s riches, China sought a hefty share.

With a no-strings-attached approach and a strong appetite for risk, China seemed to offer Africa a complet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lternative to the heavily conditioned aid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that Western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aid agencies pressed on Africa for years, often with uninspiring consequences. Rising China, seeking friends and resources, seemed to be issuing blank checks.

Today, China’s quest for commodities has not stalled. State-owned companies are bargain-hunting for copper and iron ore in more stable places like Zambia and Liberia. But Chinese companies are now driving harder bargains and avoiding some of the most chaotic corners of the continent. African governments facing falling revenues are realizing that they may still need the West’s help after all.

“We have seen in the recent past Chinese companies wade into countries nobody else would,” said Philippe de Pontet, an analyst at the Eurasia Group, a private research firm. “That may be changing.”

In 2007 China announced a $9 billion deal with Congo for access to its giant trove of copper, cobalt, tin and gold in exchange for developing roads, schools, dams and railways needed to rebuild a country roughly the size of Western Europe and shattered by more than a decade of war.

But that deal is now in doubt as falling prices have left Congo in a much weaker negotiating position. It also suddenly finds itself needing the help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hich has objected to writing off the country’s old debt even as Congo takes on what amounts to new mineral-backed loans from China. Congo’s political and ethnic turmoil remains deep, and its economy is near collapse.

A year ago those factors seemed irrelevant. Chinese companies did not flinch from making deals to search for oil in the pirate-infested waters off Somalia, or to mine industrial metals in places like Zimbabwe.

Unlike many Western companies, Chinese state oil companies had no qualms about doing business with the government of Sudan, which ha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pariah because of the conflict in Darfur.

China espoused a new model for African investment: mutually beneficial trade between sovereign nations with none of the meddling so common among Western donors and investors, with their demands for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as well as respect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ese policies proved popular among African governments, and trade between Africa and China grew to more than $100 billion by 2008, from less than $10 million in the 1980s. African leaders spoke openly about China’s offer of an alternative to the edicts of Western-dominated institutions like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World Bank.

But here in Guinea, which has some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posits of bauxite, an ore needed for making aluminum, that hope has all but collapsed.

“The Chinese have changed their strategy,” said Ibrahima Sory Diallo, a senior economist in Guinea’s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an advocate for Chinese investment. “They are not going to inject $5 billion into an unstable country in an uncertain market climate.”

French colonists once called Guinea a geological scandal, so rich are its deposits of valuable minerals. Despite years of mining and billions in profits, Guinea remains one of the poorest and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in Africa.

So it is no surprise that Guinea’s government, first under Lansana Conté, the strongman who ruled for 24 years until his death last year, and the junta that replaced him, wanted to tap China’s cash and building expertise.

China’s approach to securing minerals in Africa has been to sign agreements to build huge projects in exchange for minerals. In Angola, this kind of arrangement has guaranteed Chinese access to oil in Africa’s fourth largest oil producer, which is now booming after emerging tattered and broke from a vicious civil war that lasted decades. Chinese and Angolan officials trumpeted this partnership as a model for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continent, a win-win relationship benefiting both countries.

But that formulation has proved problematic in an economic downturn. African governments are now realizing that these deals are in essence loans against future revenue, and falling prices could leave them saddled with giant piles of debt.

That is what appears to have happened in Congo. At current prices Congo would struggle to meet the stringent production targets in the Chinese deal, said Patricia Feeney, executive director of Rights and Accountability in Development, a Britain-based advocacy group.

“The Congolese have raised expectations so much that they could rely on Chinese and turn their backs on Western donors, and in the process they have probably managed to alienate people who were willing to help,” Ms. Feeney said.

In Guinea, China has backed away from what Guinean officials portrayed as a done deal to build a much-needed $1 billion hydroelectric dam.

“The dam is not a gift; it is an investment,” said Mr. Huo, the Chinese ambassador. “That is what win-win means.”

Guineans are increasingly suspicious of Chinese investment. Many people see Chinese companies as being just as exploitative as Western ones, if not more so. After the military took power in December, it raided Chinese companies suspected of selling fake medicines, but the raids degenerated into open looting of Chinese businesses, tapping a vein of resentment long suppressed.

Hamidou Condé works bare-chested under the relentless sun, digging a hole for the foundation of a new hospital being built by a Chinese company, yet another symbol of Chinese-Guinean friendship.

Mr. Condé, 35, who has two wives and four children, said that he had been digging in the hard rock with a shovel, pick and ax for two months, but that he had yet to receive any pay from his Chinese taskmasters.

“We work like slaves,” Mr. Condé said. “And like slaves we are not paid. The Chinese bring nothing good to Guinea.”

RFI:兽首拍卖者贝尔热的中国情结

  伊夫·圣洛朗( Yves Saint Laurent )与皮埃尔·贝尔热( Pierre Bergé ) 收藏的两件圆明园兽首星期二晚间在巴黎大皇宫分别以一千四百万欧元的价格被拍卖。在拍卖前,皮埃尔·贝尔热接受了本台专访,明确表示他知道这两件文物的历史。他愿意把两件兽首送给中国,条件是中国要表态切实地尊重人权。

  很久以前,这两个兽首是中国的

  我为什么有可能把两个兽首送给中国,这是因为很久以前,这两个兽首就是中国的。后来在火烧圆明园时被抢走了。事情发生在19世纪,这对谁都不是什么秘密。

  自从有了相关国际法规之后,帕特农神庙佛塑今天还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它在那里放很久了。 世界上所有的博物馆都装满外国的艺术精品,很多是抢来的,这用不着遮遮掩掩。

  我很清楚这两个兽首属于北京圆明园喷泉。有那么一天,十二个兽首全部回到中国手里,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这两个兽首的所有权是我的

  不过,这两个兽首的所有权是我的。我不是非得向中国做出什么表示不可的,也根本没有把兽首还给中国的义务。我完全可以把它给卖了,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中国政府真正尊重人权了,我就准备把这两件兽首还给中国政府

  可是,大家知道,很多年来,我和中国之间有矛盾。六四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我完全切断了与中国的联系。我为自由的中国人在巴黎的Tournon路提供了一间办公室,成立中国民主之家。他们把它给建起来了。

  我非常看重民主的原则,当有一天,中国政府真正尊重人权了,我就准备把这两件兽首还给中国政府。这是一个交换,也可以叫胁迫。为了人权和自由,我不在乎用胁迫这个词。这是一个立场的问题。

  宗教自由的问题

  在人权问题上没有轻重之分。轻度冒犯人权也是个严重的问题。中国有人权问题,有承认西藏的问题,有让西藏人生存,给予西藏人信仰宗教自由的问题。

  您知道,我从来都不喜欢宗教领袖,无论是罗马教皇,伊斯兰教主,还是达赖喇嘛。

  我不喜欢宗教领袖。但我认为宗教领袖有存在的权利。信徒们有信仰的权利。这是人权。我要求尊重人权。

  在中国连一家同性恋杂志都不许办

  同性恋这个话题,问都不需要问。这当然是很严重的问题。我很清楚,在中国连一家同性恋杂志都不许办。老实说,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穆斯林国家也不许办。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办。完全值得关注。但我今天先要求中国尊重人权。

  我曾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顾问

  伊夫·圣洛朗在1985年访问过中国。我们是一起去的。那时候是邓小平先生执政。我们觉得中国那时正迈向民主。后来我多次访问过中国,我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顾问,中国政府为此还给我发了证书。当时,我们真的是觉得这个国家要走向民主了。然后发生的却是六四的灾难,恐怖与屠杀。那一刻,我明白了,民主在中国只是一个幻想,这个国家回到了专制的老路上去了。

  如果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国听众需要我

  我向此时此刻所有能收听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国听众致以兄弟般的问候,我要说我不会不管他们的,如果他们需要我,我就会帮他们忙。

深藏不露的的亿万富翁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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