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12日 星期四

德国之声:美众院正式要求中国终止对西藏的高压政策

时事风云 2009.03.12

不顾中国的反对,美国国会众议院按原计划于本周三通过了要求中国终止压迫西藏的决议案。该决议案由众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佩洛西等人领衔提交。该决议案以422票对1票获得通过。

该项决议同时敦促北京领导人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进行对话,以期永久解决西藏问题。决议对印度接纳数以万计的流亡藏人表示赞赏。1959年迄今,位于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是达赖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的驻地。

美国国务院本周二也曾发表声明,对西藏局势"深表忧虑",敦促北京重新审视其政策。

北京方面曾多次公开要求美国国会不要通过关于西藏的决议。中国外交部一名发言人称,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美方此举将被视为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中国外交部一名发言人周四再度表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称已向美方进行了交涉。

正在访美的中国外长杨洁篪昨天在会晤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夫人时也再度表达了中方对美方涉藏问题声明以及众院通过关于西藏问题决议的坚决反对和不满。

不过,观察家注意到,美中正利用中国外长访美的机会致力于"求同存异",保持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克林顿国务卿和杨洁篪外长日前在华盛顿的会谈中达成共识,继续促进双边军事交往,并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尽早举行新一轮人权对话。

克林顿国务卿在谈到近期引起两国外交纠纷的"无暇号"测量船事件时明确表示,双方都应作出努力,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美国五角大楼一名发言人也表示,美中两国官员已就"无暇号"事件"作了沟通"。

据悉,美国总统奥巴马周四将在白宫会晤杨洁篪。

综合报道:凝练 责编:叶宣



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相互指责

德语媒体 2009.03.12

藏人起义五十周年之际,德语媒体都报道了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互相指责的情况。《南德意志报》就此发表了评论。《新苏黎世报》则指出,称西藏文化被消灭的指责言过其实。

《南德意志报》写道:"1959年之前西藏喇嘛的封建统治有很多值得批评之处,对毫无批判地把达赖喇嘛神化成偶像的做法也应该持谨慎态度。但与今天在西藏发生的一切相比,这样的批评也就没有意义了。西藏确实在发生不公正的事情:成千上万无辜的人被带走、遭到殴打和虐待,与外国通一次电话竟然被判刑五年。

过去五十年,中国在其它领域有许多令人敬佩的进步,但残暴镇压阴影中的这个周年纪念日是中国的羞耻。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还要禁止达赖喇嘛表现出一丝怨愤之情,那就对一位佛教'至圣'要求过多了。

北京领导人对这位宗教领袖的激烈攻击说明,他们奥运前和奥运期间做出的承诺都是谎言。这只能使人得出一个结论:北京不想与藏人寻求解决方法,中国政府在等待73岁的达赖喇嘛死去,这是一项厚颜无耻的政策。

但是达赖喇嘛仍然在为与北京进行和平对话的'中间道路'做工作,为此,他受到自己追随者越来越多的批评。如果有一天这些人号召在西藏进行暴力抵抗,这将不仅对藏人、而且对所有中国人都是一场悲剧。满怀胜利信心的北京领导人今天播下的仇恨种子,很可能某一天将收获可怕的结果。"

《新苏黎世报》记者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文章认为,"就象给汉人一样,文化革命确实给藏人、造成过巨大灾难。但是达赖喇嘛有关藏族文化行将被汉人消灭的指责听起来有些过分":"不久前,笔者到主要由藏人定居的青海旅行了一次,无数寺庙和喇嘛及牧民和藏族农民的行为都表明,那里的宗教生活一如既往十分活跃,与多数为汉人居住的地区完全不同。但是大多数藏族农民和牧民都很贫穷,部分人甚至犹如生活在中世纪,许多人是文盲。民族之间,尤其藏人和穆斯林之间,在草场和水源的问题上关系紧张。

汉人建造的公路、输电线路和学校确实带来了进步,更多的藏人现在能读写藏文,但许多接受过较好教育的藏人不愿意重返牧民生活。所以,最大的挑战在于寻找一条既能实现现代化、但又不要造成文化的过度中断、以至形成社会紧张的道路。[因而,老佛爷的中间道路才是唯一解决之道。]

如果中国认识到不尊重由达赖喇嘛代表的、藏人根深蒂固的宗教意识,不尊重寺庙的作用,这一切就难以成功,那么就是很大的进步了。北京现在对台湾关系问题上信誓旦旦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西藏:军事手段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首先建立信任,从而为建设性地解决问题打下基础。"

责编:叶宣

要为四人帮平反:北京“乌有之乡”开出社会药方

亚洲周刊江迅/「乌有之乡书社」近年开讲座﹑售「张春桥文献」等非法出版物,赤裸裸表明要为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平反,要以毛泽东主义粉碎中南海「修正主义集团」。北京两会前夕,「乌有之乡书社」突然遭到警方查抄,并带走四五人问话。

北京有一所「乌有之乡书社」,这些年来颇惹人关注。「乌有之乡」即乌托邦,凝聚于「乌有之乡」的一批退休官员、学者和读者,赤裸裸表明要为「四人帮平反」、「为文化大革命平反」,要以「毛泽东主义」粉碎中南海执政的「修正主义集团」。他们利用改革开放的宽容而大行其道,从「极左」(指那些反改革开放而留恋毛泽东时代制度、忧虑放弃共产主义原则)的方面寻求突破,非法印製书籍销售,「乌有之乡」大讲堂每週举办讲座,出版电子杂志,举办网友沙龙,散发宣传单张和光盘,以「乌有之乡」网站为自己的话语平台。

由于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令一些基层百姓在改革中没有得益或获益较少,随著社会矛盾加剧,越来越多的百姓开始重拾对毛泽东的迷信。「乌有之乡」在他们中间便拥有市场。

多年来,当局没有对「乌有之乡」採取查禁措施,令北京政界和学界匪夷所思。不过,零九年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召开前夕,二月二十八日晚上九、十点,位于北京海淀区苏州街的「乌有之乡书社」,突然遭北京警方查抄,警方带走了四五个人问话。

十天后,「乌有之乡」网站刊出牧川撰写的长文:最近,署名「中国青年二千」的人士发表文章,诘问「极左网站『乌有之乡』为何还没有被取缔?」牧川文章说,所谓「中国青年二千」不是单独一人,「联想到近日对于『乌有之乡』一系列的污蔑文章,联想到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乌有之乡」领军人物)博客被封,联想到其他事情,可以看出一些人正在製造事端,给政府施压,从而将一大批爱国人士打压下去」。知情人透露,这「其他事情」就是指那次警方查抄。

三月六日下午,记者踏访「乌有之乡」,来到苏州街十八号院一号楼「长远天地」大厦,好不容易找到C座一单元,这里没有挂牌,从外观看,与一般住宅无异,外人根本不知道楼上还有个卖书的书店。跨进一单元小门,穿过小厅,从右侧门拾阶而上,从电梯直上九楼。书社不大,二﹑三十平方米,不过边上却有百来平方米的演讲会场。

「乌有之乡书社」早先在北京大学西南门外的资源宾馆三楼,迁过来才几个月。记者去过两次旧址,书店可谓门庭若市。这次,这家私营书店只有两个读者在书架前选书,两个服务员在忙著整理书籍,显得有点冷清。在书架前逛了两圈,摆放的书以有关毛泽东的书居多,以「左」派和保守派学者的著作为多。

自零三年九月「乌有之乡书社」成立以来,这里举办的讲座﹑出售的书刊,颇具另类特色,即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提出自己的一套政治主张。月前,这里还出售《毛泽东思想万岁》(当年红卫兵收集的毛泽东文革内部讲话)、《张春桥文献》等,这些书自称只收取工本费,严格说是没有书号的非法印制品,还有「只有人民组织起来,才能推翻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统治」之类的光盘摆放,现在已经撤架了,难以断定是否警方查抄的结果。

小小的书店,最醒目的是牆上的「乌有之乡」匾牌,上书:有好书,有朋友,有思想,有责任。牆上悬挂著两个大镜框,一幅是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德(周恩来侄女)的题词:「乌有之乡,理想飞扬的地方。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四日」,镜框里的题词边上,镶贴著三张毛泽东的照片。

另一幅是零六年二月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前夕,全国政协委员董良翬(董必武女儿)、周秉德、刘太行(刘伯承之子)等人,在乌有之乡书社开展社会调查之后与众人的合影照片。记者在书店一角落的地上,捡起一张「乌有之乡」重要成员、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张宏良著作介绍的印刷单张,递向一位服务员,问:「纸上推介的这本书有没有卖?」

服务员探头看了一眼纸上的字,脸色顿时一沉,问:「你从哪儿拿到的?」「在那角落里捡的。」「这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怎麽可以随便拿?」话没说完,他便一把将记者手中的这张纸夺走了。

零八年四月,北京知名评论家马立诚在「乌有之乡书社」买了六本书。这些书没有出版书号,由自己印製,价格不菲。年过九十岁的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前鞍钢公司总经理马宾写的《纪念毛泽东》,普通十六开本的杂志那麽大,书名下边,大字注明:「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是毛泽东诞辰日。

书的封底印著:「工本费三十元人民币。」另一本书是梅俏三十万字的《毛泽东的「珠峰」》。马立诚认为,这是「文革」结束三十多年来仅见的一本从「左」的角度思考「文革」的长篇专著。

据悉,有「乌有之乡」成员提议,为表示忠心,每个成员都要佩戴毛泽东像章,每天要纪念毛主席,两个成员谈话要说「向毛主席保证」,还要有个动作,右手掌放左胸,每天要批判种种反对毛泽东的言行。

在「乌有之乡」网站出现这类帖子时,遭到自由派学者和不少读者群起攻之,他们似乎自己也觉得不太妥当,于是撤除了来自「乌有之乡」的那些帖子,发布通告,对毛泽东表忠心是否採取这样的行为,由每个成员自己决定。零八年春夏之交,他们预测八月十五日前后一週,北京会发生大地震,通知成员和朋友们注意尽早疏散,以免遭灾。还有成员提议要大力推广中医,有病不要看西医。

这家书店是一个留恋毛泽东时代的人的一个庇护所。零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在毛的冥诞日成立,发表了《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和《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章程》。

在「乌有之乡」成员中间流传著这份《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告人民书》说:「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已经到来!三十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把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推行的所谓『改革开放』,不仅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复辟资本主义路线,而且是一条官僚、买办性质的卖国主义路线。」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还说:「中华民族已被他们推向了被分裂、被宰割的内忧外患的危险境地,全国各族人民已经被重新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从新置身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之下!为此,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走资派反动统治集团造反有理!」

这份告人民书更说:「就凭他们彻底背叛『四项基本原则』,以『四个坚定不移』取而代之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在所谓的中共十七大上公然抛弃毛泽东思想,违反中共七大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复辟,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已使修正主义中共变成一个非法组织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

告人民书表示,「就凭他们引狼入室,出卖领土、领海、矿山、资源、银行、工厂、道路、桥梁,出卖民族尊严,把中国变为了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强拆民宅,逼良为娼,吃喝嫖赌,包养二奶,寡廉鲜耻,腐败透顶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实行法西斯专政,疯狂逮捕革命造反派,对手无寸铁的学生痛下杀手,野蛮拘捕上访群众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

人们普遍认为,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邓力群是「乌有之乡书社」的后台,今年九十四岁的邓力群身体已经衰竭,前文提到的马宾﹑原化学工业部部长秦仲达﹑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成了「乌有之乡」的旗帜。经常参与「乌有之乡」活动,在「乌有之乡」网站上发表言论的学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光明日报社原副总编辑陈谈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日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左大培﹑北京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梁柱、《中流》杂志原副主编孙瑞林、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詹武、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许建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鸿业、北京大学教授胡代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韩德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张卓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瑞複等一批人。

「乌有之乡书社」的负责人是范景岗。在「乌有之乡」网站上,随时可以读到这样的文章:《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高度,重评文革和毛泽东》、《张春桥,你没有死》、《我感谢毛泽东为把政治交给人民而发动文革》、《温家宝不适宜担任总理》、《试看茅于轼「一僕二主」的精采表演》、《中国的「精英」高尚全之流》。零八年,北京一些学者和离休高官参加了马宾的《纪念毛泽东》一书的座谈会。张宏良、巩献田等人在会上发言,会后还印行了一本《向马宾同志学习》的小册子。马宾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那麽多问题,「其历史根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而十一届三中全会背叛了毛主席路线,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毛泽东一生贡献大,文化大革命是其中突出的部分」。

马宾说:「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又是一次整党、清党。」「在国际上反对美帝国主义,国内反对官僚、腐败现象和党内反修正主义斗争中,开展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提出二次文革目标

马宾还提出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那就是,「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

马宾要求「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在《纪念毛泽东》一书的座谈会上,张宏良发言说,马宾现象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表明了中国左翼力量正在复兴。有北京学者认为,马宾、张宏良的这些主张,就是「正在复兴的中国左翼力量」为「拯救中国」开出的药方,令不少人毛骨悚然。

“The grass-mud horse”:纽约时报论草泥马

《纽约时报》:草泥马,戈壁,河蟹――双关语调侃中国网络审查制度

作者:Michael Wines 原文:纽约时报 翻译:pestwave 来源:译言

北京报道-仅仅一月份才首次现身于中文网站,现在已经名声大噪,它就是“草泥马”。

一段有关该动物的YouTube童声合唱已经吸引了近140万次浏览量。一幅草泥马漫画的浏览量超过了25万。一份有关该动物习性的介绍文档吸引了18万次浏览量。商店里开始销售草泥马玩具。中国知识分子也撰文讨论草泥马的重大社会意义。草泥马和河蟹大战传遍了整个中国互联网。

这些事情对草泥马这种神秘的动物算不得什么坏事,只不过它的中文名字听上去像是一句非常下流的脏话。这才是画龙点睛之笔。

按照中国官方的标准来看,草泥马属于破坏行为。这匹小马的名字不太雅观,它通过一种顽皮的方式来表达对网络审查制度的不满,让审查制度变得十分荒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然不只这些。

它还引出了真正的问题:中国有能力控制网络信息吗?中国政府已经为此投入了巨额开支,并且编写了无数软件算法,目的就是消除这个全球最大互联网社区的不和谐声音。

政府电脑在不停地扫面中国网络,寻找那些被审查制度认为是煽动和反动的关键词和句子。一经发现,“肇事”博客或对话几分钟就可以“安息”。

肖强(音)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名新闻学副教授,正在负责一个监测中文网站的项目。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称草泥马“已经成为一个对抗审查制度的偶像”。

“这种表达方式以及这些卡通视频,看似是对不合理制度的青春叛逆,但实际上有大量网民加入,既包括严谨的学者,也包括一向不问政治的城市白领,说明这种表达方式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写道。

王小峰是北京一名记者兼博客作者,他在一次采访中称草泥马形象地说明了审查制度的徒劳无用。他说:“当人们有情绪或感情时,人们就想发泄,他们需要一个空间或渠道。这就好比是水,如果你挡住了一个方向,它就会流向别处,或者溢出。总要有个出口。”

中国网民一直处在审查制度之中,但是去年12月份审查制度急剧收紧。在此之前,“07+1=宪章(一场由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领导的一次亲民主运动)”发表了网络请愿,号召结束执政党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此后不久,政府审查者开始了一场战役,表面上针对网络色情和其它异常行为。到二月中旬,政府已经关闭了1900多家网站和250个博客,不仅包括公开色情网站,还包括在线论坛,即时通讯小组,甚至还包括含有政治和敏感内容的手机短信。

最引人注目的被关网站要算著名的牛勃网:思想开明的博客作者在这个论坛里详细介绍了07+1=宪章宪章。《中国数字时报 (China Digital Times)》(肖先生负责的加州大学网站监测项目)称其为“近年来最无耻的取缔行为”。

草泥马与其神秘伙伴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于一月初出现在门户网站百度上的。这些动物的中文书面名字没什么不妥。但正如“bear”和“bare”在英语里有不同含义一样,“草泥马”的发音还有另外一个肮脏的含义。

所以,“草泥马”听上去像是骂人的话,但它的书面写法却完全不同,并且其字面含义是褒义的。这样,这种动物不仅躲过了审查电脑,而且还巧妙地避开了政府所禁止的“破坏行为”。

正如网上写的那样,草泥马从一开就是纯洁的。

该动物长似羊驼(实际上视频里出现的就是羊驼),生长在沙漠里,该沙漠的名字和另外一句脏话谐音。这些马儿“顽强克服艰苦环境”,一段YouTube歌曲里提到它们时唱到。

但是马儿们面临一个问题:入侵的“河蟹”正在吞噬它们的草地。在中文里,“河蟹”和“和谐”同音,在中国互联网上是审查制度的同义词。遭到审查的博客作者经常称自己的文章被“和谐”了,该词直接出自胡锦涛主席经常提到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训导。

最后,这首歌唱到,马儿赢了:“它们打败了河蟹,保护了自己的草地;河蟹从马勒戈壁(Ma Le Ge Bi)沙漠里永远消失了。”

视频里活蹦乱跳的羊驼配上迪斯尼风格的童声合唱,瞬时让人为之一震,接下来,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就是欢呼雀跃,因为显然歌里充斥着不堪入耳的语言。

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首歌传达的信息显然是具有破坏性的,这让他们明白即便是看似遵守规定,人们还是可以揶揄政府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社会评论家崔卫平(音)在她的博客里写道:“这首歌的潜台词是:我知道有些话你不让我说。你看,我完全配合,对吧?我在唱一首动听的儿歌,我是一匹草泥马!尽管全世界都听到了,但你不能说我犯法。”

在《我是一匹草泥马》一文中,崔小姐把此次扫黄打非运动比作1983年中国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当时这场运动也是打着扫黄的旗号,实际上更广泛的目的是粉碎西方对执政党的批评言论。

另一位知名博客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家郭玉华称草泥马是“弱者的武器”,《弱者的武器》也是耶鲁政治学家James Scott一本书的名字,书中讲述手无寸铁的农民如何对抗独裁统治的。

当然政府可以删除网络上的所有“草泥马”相关的内容,这对审查软件来说是小菜一碟儿。中国网民或许是弱者,但他们也是天才。

上海博客作者Uln已经提出了一个办法。他在文章中似是而非地(或许他是认真的)建议提倡民主的网民不要再提07+1=宪章宪章这个名字了,用另外一个绰号来代替。比如:王。“王”这个姓非常普遍,区分破坏分子“王”和无辜分子“王”足以烧毁计算机的电路,即便是最强大的审查计算机。

杨逸云(音)和张静(音)对此文有贡献。

译者注:文中敏感关键词已做处理,见谅。




A Dirty Pun Tweaks China’s Online Ce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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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ICHAEL WINES
Published: March 11,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3/12/world/asia/12beast.html?_r=3

BEIJING — Since its first unheralded appearance in January on a Chinese Web page, the grass-mud horse has become nothing less than a phenomenon.

The popularity of the grass-mud horse has raised questions about China’s ability to stanch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A YouTube children’s song about the beast has drawn nearly 1.4 million viewers. A grass-mud horse cartoon has logged a quarter million more views. A nature documentary on its habits attracted 180,000 more. Stores are selling grass-mud horse dolls. Chinese intellectuals are writing treatises on the grass-mud horse’s social importance. The story of the grass-mud horse’s struggle against the evil river crab has spread far and wide across the Chinese online community.

Not bad for a mythical creature whose name, in Chinese, sounds very much like an especially vile obscenity. Which is precisely the point.

The grass-mud horse is an example of something that, in China’s authoritarian system, passes as subversive behavior. Conceived as an impish protest against censorship, the foul-named little horse has not merely made government censors look ridiculous, although it has surely done that.

It has also raised real questions about China’s ability to stanch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over the Internet — a project on whic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ready has expended untold riches, and written countless software algorithms to weed deviant thought from the world’s largest cyber-community.

Government computers scan Chinese cyberspace constantly, hunting for words and phrases that censors have dubbed inflammatory or seditious. When they find one, the offending blog or chat can be blocked within minutes.

Xiao Qiang, an adjunct professor of journalism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who oversees a project that monitors Chinese Web sites, said in an e-mail message that the grass-mud horse “has become an icon of resistance to censorship.”

“The expression and cartoon videos may seem like a juvenile response to an unreasonable rule,” he wrote. “But the fact that the vast online population has joined the chorus, from serious scholars to usually politically apathetic urban white-collar workers, shows how strongly this expression resonates.”

Wang Xiaofeng, a journalist and blogger based in Beijing, said in an interview that the little animal neatly illustrates the futility of censorship. “When people have emotions or feelings they want to express, they need a space or channel,” he said. “It is like a water flow — if you block one direction, it flows to other directions, or overflows. There’s got to be an outlet.”

China’s online population has always endured censorship, but the oversight increased markedly in December, after a pro-democracy movement led by highly regarded intellectuals, Charter 08, released an online petition calling for an end to the Communist Party’s monopoly on power.

Shortly afterward, government censors began a campaign, ostensibly against Internet pornography and other forms of deviance. By mid-February, the government effort had shut down more than 1,900 Web sites and 250 blogs — not only overtly pornographic sites, but also online discussion forums, instant-message groups and even cellphone text messages in which political and other sensitive issues were broached.

Among the most prominent Web sites that were closed down was bullog.com, a widely read forum whose liberal-minded bloggers had written in detail about Charter 08. China Digital Times, Mr. Xiao’s monitoring project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lled it “the most vicious crackdown in years.”

It wa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at the grass-mud horse and several mythical companions appeared in early January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portal Baidu. The creatures’ names, as written in Chinese, were innocent enough. But much as “bear” and “bare”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in English, their spoken names were double entendres with inarguably dirty second meanings.

So while “grass-mud horse” sounds like a nasty curse in Chinese, its 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and its meaning —taken literally — is benign. Thus the beast not only has dodged censors’ computers, but has also eluded the government’s own ban on so-called offensive behavior.

As depicted online, the grass-mud horse seems innocent enough at the start.

An alpaca-like animal — in fact, the videos show alpacas — it lives in a desert whose name resembles yet another foul word. The horses are “courageous, tenacious and overcome the difficult environment,” a YouTube song about them says.

But they face a problem: invading “river crabs” that are devouring their grassland. In spoken Chinese, “river crab” sounds very much like “harmony,” which in China’s cyberspace has become a synonym for censorship. Censored bloggers often say their posts have been “harmonized” — a term directly derived from President Hu Jintao’s regular exhortations for Chinese citizens to create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the end, one song says, the horses are victorious: “They defeated the river crab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ir grassland; river crabs forever disappeared from the Ma Le Ge Bi,” the desert.

The online videos’ scenes of alpacas happily romping to the Disney-style sounds of a children’s chorus quickly turn shocking — then, to many Chinese, hilarious — as it becomes clear that the songs fairly burst with disgusting language.

To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e songs’ message is clearly subversive, a lesson that citizens can flout authority even as they appear to follow the rules. “Its underlying tone is: I know you do not allow me to say certain things. See, I am completely cooperative, right?” the Beijing Film Academy professor and social critic Cui Weiping wrote in her own blog. “I am singing a cute children’s song — I am a grass-mud horse! Even though it is heard by the entire world, you can’t say I’ve broken the law.”

In an essay titled “I am a grass-mud horse,” Ms. Cui compared the anti-smut campaign to China’s 1983 “anti-spiritual pollution campaign,” another crusade against pornography whose broader aim was to crush Western-influenced critics of the ruling party.

Another noted blogger,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sociologist Guo Yuhua, called the grass-mud horse allusions “weapons of the weak” — the title of a book by the Yale political scientist James Scott describing how powerless peasants resisted dictatorial regimes.

Of course, the government could decide to delete all Internet references to the phrase “grass-mud horse,” an easy task for its censorship software. But while China’s cybercitizens may be weak, they are also ingenious.

The Shanghai blogger Uln already has an idea. Blogging tongue in cheek — or perhaps not — he recently suggested that online democracy advocates stop referring to Charter 08 by its name, and instead choose a different moniker. “Wang,” perhaps. Wang is a ubiquitous surname, and weeding out the subversive Wangs from the harmless ones might melt circuits in even the censors’ most powerful computer.

Zhang Jing contributed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