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C连摆四步臭棋，奥运东躲玩火自焚
钟国忍
很多新加坡华人对中国心怀善意。这几周来，他们对奥运圣火中断事件也深感懊恼。李显龙总理在4月11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东南亚研究院联办的论坛上演讲时指出：“抗议者阻挠圣火传递的行为激怒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青年。中国人民虽纷纷上网在留言板上宣泄愤慨，可惜他们用的是外国抗议者所看不懂的中文。如果他们用的是英文，年轻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就会发现轻蔑中国和一切与中国有关的事物必将在他们有生之年产生后果，而这样的后果也将远远超越奥运的范畴。” 李显龙的观点当场就遭到一位与会的西方人士的反驳。其实，无论是西方人士，还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都未必读出李显龙的弦外之音。
新加坡人，与绝大多数理性的外国人一样，对奥运成功的期待，是希望中国政治更加开放，社会更加成熟自信，成为国际社会健康和谐的一个成员。而圣火事件，很可能让事态走向反面。在新加坡人内心深处，与中国网民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是不同的。对于PCC宣传机构煽动的这股网上极端民族主义邪火是相当不安的，只是不会如 笔者一样将这样复杂的感受端上台面。
按照PCC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一切事件都是内因决定的，外因只有间接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破产了，有趣是目前这个局面，倒与PCC的立国邪论相当吻合。西方社会固然有一些失误，而PCC内部一系列致命的错误政策，才是事件的主因：
1: 政治挂帅，体育捧场
很多人可能忘记了，申办奥运会，是PCC近三十年的梦想，近二十年的耻辱。早在1979年，1979年2月26日，邓希贤在会见日本共同通讯社社长杜边孟次时说：“到1988年时，也许我们可以承担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此后，邓希贤在会见朝鲜、柬埔寨领导人和“世界拳王”阿里时，邓这个无神论者，却象和尚念经 一样，不停地念叨着申奥。
1993年9月24日凌晨，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了。据邓身边的工作人员描述：“投票那天，老人家还想看电视实况转播呢，我们动员他睡觉。可早上起来，第一句话就问投票结果怎样。”张百发回答：“国外有人捣鬼。”
国外是谁捣鬼？当时（2+2+2）·（2+2）的阴影还在，确实有很多国家反对PCC申奥。但是当时有大量的传言是，真正在PCC背后插上一刀的，却是北朝鲜。由于邓希贤减少了对北朝鲜的援助，北朝鲜投票给悉尼，悉尼多一票，PCC少一票，北京正是以43比45这二票之差败给悉尼。
2006年北朝鲜核危机进入高潮时，有人跳到PCC中央电视台解释说北朝鲜奥委会主席原来是金日成的警卫出身，应该也是投票给中国的。但是北朝鲜官方从来就不屑于公开澄清这件事，而目前奥运会的投票记录还是保密的，无法验证这是否PCC为了当前的国际政治利益而自找台阶。倒是当年的台湾奥运代表吴经国，一再公开强调，自已投票给北京，将来奥委会档案总有解密的一天，可以证实他这一票是给北京的。
对于北朝鲜来说，投票给谁，实在是无足挂齿的鸡零狗 碎。仅仅在投票前几年，他们刚刚干过一件惊天地泣鬼神，奥运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大买卖。在1988 年韩国汉城奥运会之前，为了阻止奥运会成功，心急火燎的金正日亲自指挥，炸毁了一架从巴格达飞往汉城的民航客机，机上115名乘客与机组人员全部死亡。中 途下机的两名北朝鲜特工在中东被捕，男特工当场服毒自杀，女特工金贤姬自杀未遂。这个金贤姬持日本护照，竟声称自已原籍是中国黑龙江人，从澳门偷渡日本云 云，居然企图将炸机罪行栽赃到中国与日本头上。最后她终于承认了自已父母是北朝鲜的外交官，并招供了金正日全盘恐怖计划。
无论是丧心 病狂的北朝鲜，还是孜孜以求的共产中国，两个共产国家都将奥运会看作当今世上最大的政治筹码。不知道上个世纪的中国翻译，为何不将Olympic Games译成奥运游戏会。多了这游戏这二个字，也许PCC这一届游戏大会就少了许多自寻的政治苦恼。如果PCC国能够真正尊重奥运精神，在一切重大体育活动宣传与安排中，不夹带政党私货，也许就少了这许多政治麻烦，从90年代至今，PCC奥运会上的政治文宣所花费的广告版面与时段，恐怕不下数百亿，这就难怪所 有的国内外政治对手，也看上了这个政治机会。
2: 强奸宗教，压制信仰
4月13日，老佛爷在西雅图接见记者时承认，自已在1955年，曾经想入党。老佛爷的本意也许是想表白自已对PCC并没有根深蒂固的敌意，同时，作为一位佛教人士，佛爷只是不打诳语，坦诚说出历史真相。
但是，以笔者的旁观角度来看，此事正反映了共产党对佛教界渗透，洗脑的程度。其实，中国原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也是一位PCC秘密党员。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佛教思想完全格格不入，而PC的本性，是公然写在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所以，在中国，党不仅领导了政治那个局，也领导了所有的商会，工会，学生会，妇联，大学，大凡是个组织，就要有个党组，有个书记作老大。而在宗教界，如果派个书记实在有点滑稽，因为共产理论公开宣传，所有的 宗教都是人民的精神鸦片，所以只好派秘密党员作佛协主席，以便全盘控制。
PC对宗教的全面渗透，和尚的行政级别由宗教局任命，有处 级和尚，科级和尚之说，使得PCC国内的佛教界鱼龙混杂，毫无道德威信。过去武侠小说一提到少林方丈，无疑都是顶天立地，大慈大悲正面人物，现在少林寺方丈是个什么货色？只须Google一下“少林 释永信”，就有一大堆诽议涌进你的浏览器。
政治强奸宗教的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杰出的 宗教人士最终被排挤出局，或者被迫转入地下宗教。而PCC境内的许多宗教机构，被一群道德败坏，不学无术之士把持。无论在国内民族间，还是国际文化交流中， 中国都失去了以宗教沟通的能力，倒是老佛爷与一些港台的宗教人士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道德威望。
另一方面，政客操纵宗教，有时会干出 意想不到的霸道蠢事。比如十一世班禅的转世，几百年来都是老佛爷指定，中央政府例行公事，予以确认。不论老佛爷认定的转世灵童是谁，只要这个孩子一家全是在PCC管辖区来，对PCC来说，在政治意义上都没有什么不同，毕竟这灵童还是个小孩子。可PCC高层不知哪一根神经搭错了，也许是搞独裁，上级任命习贯了，非要由PC这个无神论的政党出面主持，另选一个灵童，同时将老佛爷指定的灵童拘禁起来。而PCC无神论者指定的转世灵童，自然不被广大躲民认可，现 在也时刻面对着自身安全危险。PCC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给自已制造一个僵局，不知要持续几十年，真想不出PCC今后有什么台阶可以下。
3: 出卖汉族，民族歧视
PCC的少族民族政策，就是全面出卖汉族的利益，比如计划生育，高考，提干，贷款，医疗福利等等，日常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公平地给予少数民族以巨大的优惠，甚至于在刑事犯罪案件的办理中，也极不公正的偏袒少族民族，汉族人被打了，被捅刀子，常常就是白挨了。
PCC如此大规模地出卖汉族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可谓不折不扣的汉奸党。其目的自然是希望少数民族会知恩图报，帮助巩固PCC独裁政权，图谋一党之私。但是PCC却忘记了汉族人民的普遍感受，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族间对立情绪。试想，如果你的儿子高考落版，只能读个专科，而邻居少数民族的儿子的成绩更差，却上了北京大学，在同一个机关工作十年，你还是个科员，另一个能力平平的少数民族干部却混到副处长，你会有何想法，私下会有什么议论？
在极端不平等的民族政策下，汉民族普遍对身边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存有轻视，甚至敌视的情绪，而这种不和谐的情绪，是在广泛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摩擦过程中产生的，对汉族人来说，是从生活中产生的理所当然的不满情绪，对于汉族民间的不满，朝夕相处的少数民族自然也会感受到。
作为一个有自尊心的现代人，少数民族也未必会感激PCC的利益引诱，反而认为这是汉族政权侵占其土地，侵害其传统文化后，因为心亏而作出的补偿，这种补偿是理所当然的，永无止境的。甚至有些自尊心的少数民族人士认为这些政策本身就是人种歧视的外在反映。
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民间对立情绪，是国家长久统一的最大威胁。国际社会上绝大多数国家，在民族政策上，都是采取谨慎公平的政策。即使在入学方面有些优惠，也是与现实的人口比例相称的，取得另一层面的社会公平。PCC常常是不顾人口比例，随心所欲地出卖汉族利益。如果PCC还有点现代文明社会的常识，就应该立即取 消所有的不平等民族政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象其他国家一样，经过人代会公开讨论批准，另行设立专项奖学金，福利金帮助少族民族的社会发展，促进民族间的和睦相处。
4: 干部队伍，蠢才当道
只要在中国学校呆过几年的人，都知道学生干部与广大学生的关系是不融洽的。这里的症结就在于学生干部是老师指定的，不是学生选举的。而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那怕是小学的学生干部，也不能是选举的，一旦让你选举，这共产社会就会乱套。
上级任命的结果，是PCC的干部队伍永远挤满了蠢货与无赖。一个小学都没毕业，自已名字都不会写的人，居然可以被任命为县级法官，一个刚刚刑满释放的人，搞 一本假档案，跑一些关系，就可以到外省立即出任交通厅副厅长。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特例。官场比较常见的，还是Li Pong这种废物，长得象傻瓜，一举手一投足果然都很傻，身居高位，一事无成。傻瓜归傻瓜，Li Pong这几十年干得比谁都顺，一直到平安退休。因为在PCC这种体制下，只要左一点，再左一点，讲话马列味十足，就永远不会犯错误下台。
现在东躲就摆着这样一个现世活宝: PCC东躲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张书记这几个星期在国内还是挺风光，其语录到处传播，比如在3月2日，就是骚乱前两周，他在新华网说：“PC才是老百姓真正的活菩萨！”，此话被译成英文，活菩萨与活佛相同，在国际上立即造成巨大的反弹。而且从张某的原话来看，似乎除了共产党，其他活菩萨都是假的。在骚乱发生后，张书记又开腔了：“佛爷是一只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我们正在同佛爷集团进行着一场血与火的尖锐斗争，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
在中国那种封闭的舆论环境下，张书记可能不觉得自已的狂暴言行有何唐突。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社会上，这种言论就象台湾“教育部主秘”庄国荣在大选中辱骂马英九的行为，实在是狂犬吠日，自取其辱，对老佛爷秋毫无损，倒是将PCC的形象再抹黑一笔。
笔者也不免纳闷，这张书记为何如此霸道嚣张，公然煽风点火，制造汉躲民族的冲突？莫非他以为血洗东躲以后，他也就有机会象醐綿嬦一样高升政治局常委？大陆政界有一种传闻，说当年邓希贤正是看到醐綿嬦在89年头戴钢盔站在逻些街头的镜头，而决定将胡破格提拔到政治局常委的。
可是邓希贤已经死了十一年了，再过二三十年，醐綿嬦也要去见马克思的。而我们汉族与躲族的子孙，还要五百年一千年地相处下去，除非我们可以移民火星，在地球上，是绝不可能找到一块地方来分开这两个民族的。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文明人，我们需要有一点共识，民族问题，不再是靠种族屠杀，暴力镇压可以解决的。就象你与邻居的关系，即使有些利益冲突，如果不准备搬家，还有共处几十年，就绝不能事事用拳头棍子说话，如果你今天仗着自已家大业大将邻居暴打一顿，明天对方堵在学校将你小儿子弄残了，这日子还怎么过？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只能是摆事实，讲道理，实在不行就通过法律解决。
如果采用暴力镇压，首先是在军事技术层面上有困难，车臣不过二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百万，俄罗斯作为世界上第二大军事强国，仍然举步维艰。而整个青躲高原的面积是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躲族人口有五六百万。绝大多数汉族人从生理上还无法适应这里的自然环境，包括醐綿嬦这些养尊处优，生活条件一流的高干，最后都是抱病回到内地。
更重要的是在道义层面，从现代社会的文明角度，如果汉族人可以对追求自治（还不是独立）的躲民进行暴戾屠杀，那么，我们自已就失去了建立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道义基础，迟早有一天，汉族人内部，湖南人，广东人，河南人，也将会大开杀戒。
民族和解，必须要建立公正，公平的社会基础，展开积极平等的文化沟通。象张书记这类所谓的强硬派，有PCC强大的军力支持，他的个人安危无忧，有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绪支撑，他大放厥词，没准在国内还能讨一些个人的政治私利，但是却严重地损害了汉躲民族千秋万代和平共处的基础。
在这次东躲骚乱中，PCC千方百计地阻挠海外记者采访，甚至连香港，台湾这些中国人记者，也无法进入躲区自由采访，自然让人对事件的前因后果产生种种猜测。很多人认为PCC不可能在东躲自编自导这些暴力事件，因为PCC奥运当前，不会蠢到要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但是，世人要认清，PCC早就不是一个团结的政治实体。 在中央高层有江胡两大派系，从来都是互相拆台的。在地方上有张书记这样的悍将，野心勃勃，满嘴粗话，热切盼望着一场汉躲民族间“血与火的尖锐斗争，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他会不会有一些小动作来推进事态向他期待的政治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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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8年4月16日星期三凌晨）
2008年4月18日 星期五
[转]奥运东躲玩火自焚的PCC
奥运尚未出台，中国已然大大露脸
芦笛
这奥运会本是鬼子的发明，13亿狂热爱国的中国人突然成了这西洋把戏的发烧友，其狂热与执着，有史以来见所未见。歪？无非是它代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接纳与承认，给了中国一个空前的国际公关机会，让北京能向世界展示中国已经成了一个文明大国。这应该就是主办那劳什子的原意吧？就连白痴也该承认，它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就如同节日对一个爱虚荣的女郎一般，不过是给了她一个向街上的大众展示最新时装的机会。
可惜中国人以其特有的聪明才智，把这档子事完全彻底地搞成了反面，花了那么多金钱与感情投资，最后在环球大多数人心目中刻意塑造的却是一个“小得大不得，大得了不得”的暴发户兼恶棍形象。
说来有趣，在奥运史上，还没哪次有这么热闹，这么富有争议，还没正式开场便好戏连台，就连个什么狗屁奥运“圣火”传递的把戏都会闹出那么多花头来，而爱国的中国人那风弹得破的嫩脸蛋，简直超过了上次为漫画事件打砸焚毁丹麦、挪威使馆的回回。不但家乐福因网民的抵制威胁吓得赶快出来声明他们热爱中国，还为赞助奥运会掏了大量银两，云云，就连总统萨科奇也遭了殃，以致《新苏黎世报》16日发表了《中国博客攻击萨科奇》的报道。幸亏法国人不与中国人一般见识，倘若倒过来，是法国博客攻击胡锦涛，不知道中国愤青要抵制什么才能解恨。
更有趣的是，为了护送那“奥运圣火”，政府搞的比唐代皇帝“迎佛骨”还更庄重万倍，派出大批身强力壮的武警充当“火炬护卫”，公然在别国领土上搞起“治外法权”来。巴黎和伦敦都隐忍了，可因为舆论哗然，澳大利亚政府便 再不能坐视这种对本国主权的放肆践踏。4月16日，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火炬传递工作小组负责人昆兰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宣布，如果中国派出的奥 运火炬护卫推挡抗议人士，他们可能会被澳大利亚警方逮捕。脸皮厚如中国外交部，这次居然也知道羞耻，不得不表示，中国火炬护卫并非执法人员，而是志愿者，其职责是保护奥运火炬的安全。
遍布全球的爱国者还生怕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够丑陋狰狞，千方百计为她的俏脸蛋抹上一笔自己贡献的锅灰。据多维新闻报道，米国杜克大学新鲜人王千源只不过被她的同胞疑为同情躲独，便收到几个讯息，诅咒她活活被汽油烧死，她为此已在4月11日向杜克大学警察局报案；校警已在该学生的宿舍外加派警力，并提供个人保护。
无独有偶，温哥华一家英文免费报纸《24小时》（24 Hours）专栏作家蒂尔曼（Bill Tieleman）4月8日在报纸上发表一篇题为《让我们一起抵制中国》（Let’s Boycott China Altogether）的文章，谴责中国政府的人权政策，并号召抵制中国与北京奥运开幕式，立即便收到两封来自中国的恐吓电子邮件，其中一封寄件人声称持有枪械，另一封则恐吓要杀死蒂尔曼及其全家，蒂尔曼於是报了警。
这些国际土相，当真让人笑破肚皮。北京口口声声骂“佛爷集团”是恐怖分子，如今爱国者们却不遗余力地拆政府的台，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才是恐怖分子，中国的所谓“爱国主义”，就是不惜诉诸恐怖手段来维护自定的“国家尊严”。
您说天下还有比中国人更蠢的生物么？要不是中国把主办奥运会看成是类似活佛摸顶受戒的“侍妾扶正国际认证大典”，又岂会让躲独人士获得这天赐良机，花最小的 成本，获得最大的公关胜利？而若不是朝野上下万众一心、群策群力，密切配合躲独人士和自己过不去，中国的国际形象又岂能变得如此丑恶？
最令人无奈的还是，咱们跟回回不同，铺天盖地的只有一张嘴，胆子和骨头是没有滴！所以芦某多次收到过扬言要杀害我全家的恐吓信，我从来懒得理会，只是觉得有趣，哪会去报警！情知便把刀子递过去，也不会有哪个同胞长就了那尿脬敢接过去。可鬼子知道咱们那软骨头硬嘴皮的德性么？这种抓S抹脸，口中没有毒牙，却要在印堂上贴上“蝮蛇”字样，引来文明世界的厌恶的超级蠢事，这世上也只有具有独特的聪明才智的中国人才干得出来。
据多维新闻报道：
“前天《金融时报》公布与Harris民调机构合办的一项最新欧洲民意调查显示，对欧洲来说，中国已超过美国、伊朗和北韩，成为全球稳定的最大威胁。过去，美 国一直被认为是欧洲最大威胁，最新调查认为美国是最大威胁的，已从去年的32%降到29%，而认为中国是最大威胁的，则从去年19%上升到35%。”
难道在国际社会中妖魔化中国就是爱国者们的心愿？
国际形象还是小事，这种爱国法，只会爱得国家早日分裂，且来看看《德国之声》4月16日的文章吧：
“据北京奥运会召开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中国本想向世人展现自己现代开放和热情好客的一面。但是北京目前的做法却正好展现了相反的一面。在涉及到国土和主权完整问题时，中国政府完全不顾国际形象。
1999年，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被美国炸毁。随即有一名愤怒的中国人在北京街头肆意殴打外国记者。2005年，由于反对日本修改历史教材，中国掀起了大规模反日 抗议浪潮。日本驻华机构及商店受到暴力攻击。眼下，中国人又通过手机和网络方式号召抵制法货。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号召的主要发起人和响应者都是年轻人。这和PCC多年来在大中小学校实行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关。而PC一贯努力贯彻的所谓的民族文化爱国主义，是行不通的政治战略。PC越是试图对躲人、蒙古人和辛姜人实行管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少数民族的反抗情绪就越高涨。由此看来，中国当前政府以及站在政府一边的‘网络愤青’的做法，在长远角度只会对维护国家统一起到消极作用。”
连鬼子都看出了这一点，咱们中国人就是看不出。您说咱们的遗传基因是否有点问题啊？要不该怎么解释这七八年来一次的疯劲蠢劲大发作涅？
李怡：北京在弱势下对台湾让步
香港苹果日报李怡／在博鳌论坛，萧万长与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一起主持圆桌会议。会议结束后，商务部发出新闻稿，指双方达成四点共识，其中第四点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尽快建立起沟通协商平台。
面对台湾媒体询问，萧万长说，会议中没有这个结论，他不知道为甚麽有这份新闻稿。他说，会议全程都开放媒体採访，「我们的结论，你们都听到，大家做个见证。」
眼看中共无中生有的技俩，又要使两岸的准高层（萧还未上任副总统）会晤破局了。但两小时后，商务部网站已将新闻稿删去了「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这一句。 接，商务部长陈德铭和国台办新闻局副局长杨毅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承认「这个新闻稿是错误的」。一场风波平息。中共官方公开承认错误，而且如此快地承认，在笔者印象中还是第一次。
问题是，为甚麽会在全场记者见证之下，商务部新闻稿还会出现这句让台湾极为感冒的话？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北京故意放上去以测试台湾的反应，如果萧万长与台湾舆论没有反应，就偷鸡成功，在两岸协商中插入「一中」原则并作为「九二共识」的基础。另一原因是胡锦涛向布殊表示接受「一中各表」的讯息还未在中共党内传达，商务部新闻稿撰稿人按照过去对「九二共识」的阐释，擅自加入这一句。
无论如何，北京从过去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两岸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并不予表述，即所谓「一中不表」，改为「一中各表」，或搁置「一中」争议以创双赢， 是很大的妥协与让步。只有绕过到底是「一中」还是「各表」，是「两岸」还是「两国」，是「对话」还是「谈判」，是「对等」还是「平等」，是「共识」还是 「精神」这一类过去十年争论不休的文字障，才有可能恢复及推展两岸协商关係。
为甚麽当年痛斥「一中各表」是歪曲「九二共识」的中共，今天又愿意接受「一中各表」呢？原因之一是陈水扁执政八年，不仅不接受「一中不表」，甚至不接受「一中各表」，更是积极推动「去中国化」，一直威胁要制宪，搞公投，推动法理台独，这种极端的主张，使中共觉得还是接受维持现状的「一中各表」比较好。
正如鲁迅所说，若你提出屋子太闷，要开个窗，就一定有人反对；但你说屋子太闷不如把屋顶拆掉吧，就会有人主张开个窗了。台湾在国民党执政时建议两岸开个窗，中共说要台湾回到「一个中国」的大屋顶下；民进党执政后说要把屋顶拆掉，于是中共接受不如开个窗了。因此，中共今天能半推半就地接受「一中各表」，恐怕还要归功陈水扁呢。
另一个原因，是中共现正受东躲和奥运危机所困扰，与国际媒体对抗使中国形象不断失分，前天《金融时报》公布与Harris民调机构合办的一项最新欧洲民意调查显示，对欧洲来说，中国已超过美国、伊朗和北韩，成为全球稳定的最大威胁。过去，美国一直被认为是欧洲最大威胁，最新调查认为美国是最大威胁的，已从去年的32%降到29%，而认为中国是最大威胁的，则从去年19%上升到35%。
针对这项调查，欧洲委员会外交关係执行主任Mark Leonard表示，过去五年，大家认为中国充满经济契机，但这六个月，由于达尔富尔危机和东躲暴乱，外界对中国印象显然有所改观。至于美国，今年二月盖洛普的调查，中国被列为美国第三号敌人，一、二位分别是伊朗和伊拉克。
偏偏今年是奥运年，是中国最需要万邦来仪、国际媒体齐声颂讚的时候，国际社会却出现对中国印象的逆转。中国在弱势之下，为博取国际好感，于是对台湾释出善意，争取和解，避免再受国际社会抨击，令奥运惨澹举行。
不过，台湾也不要高兴得太早，现在北京只是搁置「一中」争议，而不是放弃「一中」争议。等国际形势改观，北京掌握了主动，「一阔脸就变」的本性又会回来了。
Réformer la France : mission impossible ?
http://www.lemonde.fr/politique/article/2008/04/18/reformer-la-france-mission-imposible_1035703_823448.html
LE MONDE 18.04.08 15h02 • Mis à jour le 18.04.08 18h11
En quoi la réforme est-elle vitale ? En quoi est-elle urgente ?
Jacques Attali - La commission pour la libération de la croissance a travaillé avec une seule idée simple : chercher ce qui marche pour éviter que la France décline. La France a d'énormes atouts pour l'avenir mais, du fait de l'engourdissement de la puissance publique depuis 1986, elle est menacée de déclin dans un monde qui change à une vitesse extraordinaire. Les autres pays du monde ont évolué quand nous ne faisions rien. C'est saisissant quand on observe l'immense mutation de la puissance publique canadienne, anglaise, allemande, portugaise ou suédois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se réforme, elle change très vite. Regardez les moeurs, les modes de vie, la culture... Ce qui ne bouge pas, c'est l'ensemble du corps institutionnel et les rentes de situation qui bloquent le pays. La rente a été la chance de la France au temps de la société féodale et foncière. Elle est aujourd'hui le noeud des problèmes français : on n'ose pas toucher à toutes ces rentes, celles du pouvoir, via le système électoral, ou celles du savoir, celles du contrôle des entreprises, celles du logement ou de l'emploi...
Il faut à tout prix que la société institutionnelle, qui est la gardienne des rentes, se mette au service de la société réelle, celle qui bouge. Cela suppose de développer les talents et le savoir, de créer les conditions de la mobilité, d'avoir un Etat efficace. Naturellement, la réforme doit être faite de façon juste, en faveur de ceux qui pourraient le plus avoir à y perdre ; c'est la clé pour qu'elle soit acceptée.
Xavier Bertrand - Les réformes de fond sont urgentes ? Oui, évidemment. Parce qu'elles n'ont pas été menées depuis longtemps, par la gauche comme par la droite. Elles sont urgentes parce que nous sommes face à de sérieux défis : l'allongement de la durée de vie est une formidable bonne nouvelle mais elle amène à réformer notre système de protection sociale si on veut le préserver ; même chose pour la modernisation de l'économie, si on veut la croissance ; ou pour notre système institutionnel, quasiment à bout de souffle. Enfin, les réformes sont urgentes parce que les Français les attendent.
Pour autant, cela ne signifie pas qu'il faille tout faire en trois mois : les chantiers doivent être engagés sur une plus longue période, pour respecter le temps du diagnostic partagé, de la pédagogie, de la concertation. On doit en permanence veiller à donner du sens et respecter ces étapes, sans quoi la réforme a toute chance d'échouer. Il ne s'agit pas de résumer la politique à une méthode mais, sans méthode, il n'y a pas vraiment de politique.
Reste la question centrale : les réformes pour quoi faire ? " Dans un monde qui change, malheur à celui qui stagne", rappelait Tony Blair, il y a peu, devant la convention de l'UMP. Notre société politique doit prendre conscience que les réformes sont indispensables.
François Hollande - Depuis vingt-cinq ans, on dit aux Français qu'il faut faire des réformes. Au milieu des années 1980, il s'agissait de lutter contre l'inflation, de faire les restructurations industrielles, d'être plus compétitifs. C'était déjà douloureux. Quand ils entendent aujourd'hui : "Vous n'avez rien vu, maintenant il faut vraiment passer à la réforme", ils ont le sentiment que c'est le même discours. Il faut prendre en compte cette fatigue civique et le doute qu'elle suscite sur l'efficacité de la réforme.
Deuxième remarque, tout le monde est pour la réforme. Je ne connais aucun responsable politique qui dise être contre ; ça devient très difficile d'être conservateur, et même révolutionnaire ! Le débat est évidemment : quelle réforme ? Car le diagnostic partagé n'est pas toujours partagé. Deux grands défis sont posés : celui de la compétitivité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dans la mondialisation et celui de la solidarité. Quand des inégalités se creusent depuis plusieurs décennies, comment fait-on pour redonner du sens, de la cohérence, de la cohésion ?
Troisième remarque : il n'est pas possible de mobiliser pour la réforme si on ne propose pas un projet de société. Ce qui fonde un projet de société, c'est le moment de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où le candidat affirme son projet et reçoit du suffrage universel l'autorisation de le traduire. Sans projet de société, les réformes arrivent comme des incongruités, auxquelles on ne peut pas adhérer. C'est vrai pour tout président ou toute majorité.
Philippe Corcuff - "Réformer la France, mission impossible ?" n'est pas une formulation tellement évidente, mais plutôt le fruit d'une pensée technocratique selon laquelle il n'y a qu'une seule formulation du problème. Pour mieux me faire comprendre, je conseille une très bonne introduction au regard distancié sur les problèmes socio-économiques : c'est l'ouvrage de Jacques Attali et Marc Guillaume, L'Antiéconomique, publié en 1974. Excellent livre, toujours d'actualité. Les auteurs y critiquaient ce qu'ils appellent une "pseudo-science, apologie du statu quo, occultant les conflits et les transformant en problèmes dont elle cherche et trouve par construction les solutions". Ils disaient que toute analys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est profondément politique. Au contraire, le 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Attali s'affiche non-partisan et pose comme une évidence le développement nécessaire de la croissance. Il y a trente-quatre ans, Attali et Guillaume écrivaient ceci : "Le jeu de l'inégalité et des frustrations entre les consommateurs rend illégitime toute assimilation de la croissance de la consommation à celle du bien-être."
Le chemin parcouru est saisissant : on est passé de la figure de l'intellectuel critique qui interroge cette machine productrice de frustrations et d'inégalités au technocrate qui met de l'huile dans la machine. Toute l'évolution de la gauche est là, dans le passage d'une pensée ouverte sur l'imagination et la pensée critique à une pensée étriquée, engoncée dans des cadres uniformes des professionnels de la politique. La gauche a perdu le contact avec le choc des idées, avec les mouvements sociaux, avec le mouvement des sociétés. Elle s'est enfermée dans un processus d'aseptisation intellectuelle.
Or la réforme est une façon de s'arracher à ce qui existe, une fois défini ce qui va mal. On nous dit "les rentes"... Dans les années 1970, on parlait de l'inégalité des revenus et des patrimoines. On en parle de moins en moins. En France aujourd'hui, pourtant, 10 % des plus riches possèdent 46 % de la fortune nationale ; 50 % des moins riches en possèdent à peine 7 %. Qui parle aujourd'hui de la réforme de cette inégalité des patrimoines ? Personne.
Ce qui manque, c'est cette "attitude imaginative, radicale et subversive" que préconisaient Attali et Guillaume. L'utopie ne consiste pas à proposer des choses impossibles, mais à mettre de l'imagination dans la politique. Ainsi, quand le rapport Attali dit que, "dans un monde ouvert et mouvant, l'accumulation à tous les niveaux de rentes et de privilèges bloque le pays", il rejoint la critique formulée dès 1970 par Michel Crozier quand il parlait de la société "bloquée" par ses corporatismes ou ses conservatismes. Il faut une critique sociale plus globale, élargie à la transformation du rapport gouvernant gouverné, dominant dominé.
Jacques Attali - Le fil conducteur de mon travail, depuis trente-cinq ans, c'est cette idée que l'économie marchande est une forme de suicide de l'humanité, car elle rompt l'équilibre entre marché et démocratie et conduit à la marchandisation générale de l'espèce. Sur ce point central, il n'y a aucune rupture, pas l'ombre d'une contradiction. Evidemment la commission que j'ai présidée n'a pas été aussi loin, d'abord parce que c'est un travail collectif, ensuite parce que nous avons travaillé sur une période courte, celle des cinq prochaines années. Mais, dès la première page du 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apparaît une définition critique de la croissance qui est pratiquement plagiée de L'Antiéconomique. Nous y expliquons que la mesure de la croissance en tant que telle est une mesure utile mais insuffisante, car la croissance est destructrice de la nature et créatrice d'inégalités.
En outre, le rapport défend l'idée fondamentale qu'il faut recréer un équilibre entre marché et démocratie. La société politique doit faire en sorte que la démocratie gagne la bataille contre le marché ou, au moins, ne la perde pas. D'une part, le marché doit être efficace car les rentes sont créatrices d'inégalités ; d'autre part, la démocratie, c'est-à-dire la gratuité, conserve son champ. Je pourrais vous citer bien des propositions de la commission qui vont dans ce sens : par exemple, nous prenons parti contre le projet Olivennes de mise sous tutelle et surveillance de l'ensemble des utilisateurs d'Internet ; ou contre la marchandisation de l'université et la hausse des droits d'inscription, car nous considérons que se former est une activité socialement utile et qu'il faut même rémunérer ceux qui se forment. Il y a aussi tout un ensemble de mesures extrêmement fortes pour maintenir le niveau et la qualité des dépenses publiques, en particulier de Sécurité sociale.
Bref, il faut réussir à se défendre contre le grand danger de voir progressivement les gouvernements, les nations, n'être plus que les marionnettes d'un marché qui aurait tout récupéré. Il n'y a pas de société politique sans une démocratie capable de résister au marché.
J'ajoute, même si c'est difficile à admettre, qu'un certain nombre de réformes doivent être considérées comme apolitiques. Est-ce de gauche ou de droite de se donner les moyens de faire de Roissy, devant Londres, le premier aéroport d'Europe, avec quatre pistes qui peuvent offrir la possibilité d'être la première place financière d'Europe, la première place touristique, le premier lieu d'accueil des investissements étrangers et, accessoirement, de faire de notre compagnie nationale la première compagnie aérienne du monde. Est-ce de gauche ou de droite d'être pour ou contre le développement des industries solaires ou des biotechnologies ? Il y a là des consensus nécessaires qui doivent absolument être considérés comme un coeur commun à toute nation qui a envie de survivre dans le monde actuel.
La commission Attali a proposé de supprimer en dix ans le département pour simplifier l'organisation territoriale française, devenue illisible. Cette réforme a été immédiatement récusée. Pourquoi ?
Xavier Bertrand - Ce débat est totalement pertinent. Nous avons un mille-feuille politico-administratif complètement indigeste en France. Aucun pays ne nous l'envie. Mais nous avons une vraie difficulté pour mener des débats de cette nature, et les médias ne sont pas les moins responsables. Vous avez pris un mot - "supprimer le département" - pour résumer le problème, alors que le vrai sujet c'est le rôle et l'avenir des conseils généraux. Ce n'est pas un débat sémantique. Si vous aviez parlé de regrouper les conseils généraux et les conseils régionaux, la musique n'aurait pas été la même. Car le vrai sujet est celui de la clarification des compétences : avec une meilleure articulation entre départements et régions, voire même un regroupement, nous n'aurions pas les mêmes problèmes. Enfin, sur un tel sujet, il faut se garder des jeux de rôle politiciens : peut-on me garantir que l'on ne va pas entendre des arguments du genre "la droite veut supprimer les départements parce que la gauche dirige la majorité d'entre eux"...
François Hollande - Quelle ironie de l'histoire : j'essaye depuis des années de gagner la Corrèze à gauche et, au moment où nous y sommes, on me dit : "Il n'y a plus de département." Diable ! Le sens d'une vie peut s'en trouver compromis ! Plus sérieusement, nous devons clarifier les compétences entre collectivités. Il n'est plus possible d'avoir une commune qui peut tout faire, une intercommunalité presque tout, des conseils généraux qui interviennent dans des domaines qui vont bien au-delà du domaine social ou des routes, des régions qui, malgré leurs faibles moyens, se sont emparées des sujets de développement, enfin un Etat qui transfère, mais qui ne veut rien lâcher.
Que faut-il faire ? D'abord spécialiser chaque collectivité et définir ses compétences, avec une interdiction d'aller au-delà. Commençons par là.
Ensuite, nous constaterons qu'il faut, sans doute, rapprocher départements et régions. C'est avant tout un problème de courage politique. Je ne considère pas que le conseil général, même si je préside une assemblée départementale, corresponde aujourd'hui à la modernité qu'attend notre appareil administratif ; je pense même que c'est au niveau de la région que les grandes politiques doivent être définies. Encore faut-il qu'on rassure les populations, notamment dans le monde rural, et qu'on leur explique qu'une telle réorganisation n'entraînera pas la suppression pure et simple des administrations et des emplois publics.
Un mot encore, sur le temps politique et administratif qui est trop long. En France, il nous faut deux ou trois ans pour arriver à une décision et un début d'exécution. Dans d'autres pays, cela se fait tout de suite. Cette lenteur pèse lourdement sur l'efficacité des réformes.
Jacques Attali - A l'évidence tout le monde est d'accord sur la perspective que le département cède progressivement la place, soit aux agglomérations, soit aux régions. Les compétences doivent être clarifiées et l'Etat simplifié. Ceux qui gagnent ou dépensent de l'argent public doivent être évalués. Finissons-en avec cette superposition de chambres de commerce, de chambres de métiers, d'organisations de collecte de la taxe d'apprentissage, d'offices HLM, de 1 % machin chose, de trucs qui sont des gaspillages de l'argent public. Tout le monde le sait et le murmure, mais personne n'ose le dire.
Autre exemple : tout le monde semble d'accord sur les maux dont souffre l'université française. Pourquoi ne parvient-on pas à trouver les consensus nécessaires sur un sujet aussi capital pour l'avenir du pays ?
Jacques Attali - J'ai été frappé de voir que les propositions de notre rapport sur l'université ont été bien acceptées par tout le monde. Le fait de faire dix universités phares, par exemple, sans dévaloriser les autres, fait son chemin. Reste, comme le disait François Hollande, notre problème, qui est d'exécution. En France, on se résigne au changement, mais on n'accepte pas de le conduire au rythme où les Canadiens, les Anglais ou les Allemands le font.
Philippe Corcuff - De nombreux universitaires et étudiants ont manifesté leur désaccord avec la loi Pécresse sur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Je ne suis pas de ceux qui la considèrent comme une réforme ultralibérale. C'est faux. L'université reste publique. Mais cette loi est un bluff. Elle a cédé au lobbying de la Conférence des présidents d'université. On appelle cela autonomie. En réalité, on renforce les féodaux. Les présidents d'université, aujourd'hui, sont ceux qui ont décroché de la recherche et des tâches d'enseignement et qui sont, dans ces domaines, parmi les plus nuls. Il est ahurissant de leur donner le pouvoir souverain d'embaucher des universitaires et d'évaluer les carrières.
Les présidents d'université sont élus par les universitaires, non ?
Philippe Corcuff - Un chercheur se consacre à la recherche, un enseignant à l'enseignement. Ceux qui s'intéressent moins à l'enseignement ou à la recherche se présentent aux élections. Nous avons donc une caste bureaucratique que la loi Pécresse renforce pour faire des présidents des sortes de managers d'entreprise. Or la recherche et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sont des biens publics que l'on ne produit pas comme des savonnettes ! En outre, la réforme renforce le localisme, le clientélisme, l'arbitraire bureaucratique.
François Hollande -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l'université et la recherche sont l'enjeu majeur pour l'avenir de notre pays. Dès lors, penser qu'on a eu une réforme de l'université parce qu'il y a eu l'autonomie avec la loi Pécresse est vraiment une naïveté. Ce qui va déterminer l'avenir de nos universités, c'est l'orientation et l'encadrement en premier cycle, marqué par des taux d'échec catastrophiques, c'est la place des grandes écoles par rapport à l'université, c'est l'urgente nécessité d'y consacrer plus d'argent et d'emplois publics, c'est le renforcement d'un système de bourses aux étudiants. C'est un choix de société ! Si nous ne commençons pas par mettre le paquet sur l'université, comment répondrons-nous au défi de la compétitivité ? S'il n'y avait qu'une seule réforme à mener, ce serait celle-là.
Xavier Bertrand - Un point qui me stupéfie, après un tel plaidoyer : pourquoi ne dites-vous pas que, dans le débat sur la loi Pécresse, vous avez hésité entre un vote favorable, un vote contre et l'abstention ? Même remarque sur les régimes spéciaux de retraite : pourquoi n'avez-vous pas franchi le Rubicon pour dire que ces réformes vont dans le bon sens ?
François Hollande - Nous avons dit que l'autonomie des universités ne nous posait pas de problème de principe, dès lors que les diplômes restent nationaux. Le problème, c'est que la réforme n'était pas accompagnée par les efforts nécessaires sur le financement, sur les premiers cycles, sur le lien avec les grandes écoles et la recherche. Voilà pourquoi nous ne sommes pas associés, sans pour autant blâmer ce qui pouvait être une première étape. J'attends d'ailleurs la seconde. Quant aux régimes spéciaux, vous ne nous avez pas entendus : nous avons dit qu'il était logique que, selon les règles de pénibilité, il y ait les mêmes règles pour tous dans notre pays, y compris dans les régimes spéciaux.
Xavier Bertrand - J'ai le sentiment, ce soir, qu'il y a davantage de liberté de ton, voire même de courage politique. Quand on parle des difficultés à mener des réformes dans ce pays, il ne faut pas négliger la responsabilité de l'opposition. Sur la protection sociale, par exemple, pourquoi ne pas avoir des formes de consensus politique et social, comme en Allemagne ou même en Italie, où ces sujets ne soulèvent pas de débats idéologiques. Pourquoi, sur des sujets fondamentaux, refuser d'accompagner ces mouvements de réforme ?
François Hollande - J'avais entendu beaucoup de choses sur les raisons pour lesquelles il n'y avait pas eu de réformes en France depuis six ans. Mais je ne pensais pas que c'était à cause de l'opposition. Notre seule responsabilité, et je l'assume, c'est de ne pas avoir gagné les élections. Mais être responsable, en plus, de votre politique, non !
Jacques Attali - Je comprends chaque jour davantage pourquoi je n'ai pas choisi ce métier. On arrive toujours à trouver une raison pour ne pas être d'accord alors qu'on est d'accord. En réalité, vous êtes d'accord. Il y a des réformes majeures à entreprendre. Que l'opposition soit pour ou contre, c'est important, et il est normal qu'elle se manifeste. Le plus important, c'est d'avoir un gouvernement courageux qui prenne ses responsabilités et agisse. La réforme, c'est le courage.
Le manque de courage est-il le seul frein à la réforme ?
Xavier Bertrand - Quand Rachida Dati met en place la réforme de la carte judiciaire, elle a du courage. A un moment donné, il y a des limites à la concertation, car certains acteurs refusent le changement. Sur les régimes spéciaux, j'ai négocié pendant des dizaines d'heures avec l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et syndicaux. Au final, certains syndicats n'ont pas voulu que l'on passe de 37 ans et demi à 40 ans de durée de cotisation. Il a bien fallu avancer. Vous n'allez pas dire aux Français : nous avons essayé, mais il y a eu tellement d'opposition qu'on ne fait plus la réforme.
François Hollande - En effet, il faut faire certaines réformes, vite. Mais je ne reprendrai pas le modèle de la réforme Dati, car c'était la caricature de l'absence de négociations. Encore faut-il que la réforme soit juste ; on ne peut pas donner aux uns pour prendre à tout le monde. Le fait que la première décision prise par cette majorité ait été le paquet fiscal, dont la moitié a été consacrée à l'exonération des cotisations sociales pour les heures supplémentaires, et l'autre moitié à des avantages fiscaux à telle ou telle catégorie, fait que toute demande d'efforts, parfois légitimes, explique le scepticisme actuel. Dernière réflexion, la réforme coûte cher. Le problème, c'est que vous n'avez plus de marge de manoeuvre budgétaire, compte tenu de la dette, des déficits et de la faiblesse de la croissance.
Philippe Corcuff - Les réformes nécessaires ne sont pas celles que vous évoquez, et qui conduisent à remettre en question les statuts, les acquis et les services publics. Il s'agit plutôt, dans tous ces cas, de contre-réformes. La vraie réforme serait la justice sociale et une meilleure répartition des revenus du capital et de ceux du travail. Dans le partage de la valeur ajoutée, la période phare des salaires, c'était à peu près 67,5 % en 1981 ; à partir de 1982, la part des salaires a baissé de dix points.
Jacques Attali - Sortons des petites phrases. Outre l'intérêt du pays, c'est celui de la gauche que la droite réussisse et laisse le pays en meilleur état plutôt qu'avec une dette à 90 % du PIB. Si les réformes de la recherche, de l'université, de l'appareil d'Etat, de la mobilité sociale, de la justice sociale que nous avons proposées dans le 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ne sont pas mises en oeuvre dans les trois mois, elles ne seront plus jamais mises en oeuvre par ce gouvernement, parce qu'il va être occupé, à partir de l'été, par la présidence européenne, puis par toutes les bonnes raisons électorales de ne rien faire. A ce moment-là, ce sera la gauche qui gagnera l'élection suivante et qui se trouvera dans une situation ingérable. C'est donc l'intérêt de la gauche que ces réformes se fassent.
Il faut véritablement se concentrer sur cette question : nous avons deux mois et demi. Car, au 1er juillet, la présidence de Nicolas Sarkozy sera accaparée par l'Europe. Il faut tout faire très vite, et avoir le courage de l'impopularité. Il va falloir regarder ce que fait Xavier Bertrand, et j'ai le sentiment qu'il est de ceux qui avancent le plus vite. Et voir si le président, le premier ministre et les autres ministres auront le même courage.
Vous avez un doute ?
Jacques Attali - Oui.
Xavier Bertrand - Le quinquennat n'est pas terminé. Mais il est vrai qu'il faut mettre en oeuvre rapidement les réformes de fond car, ensuite, il faut du temps pour qu'elles s'inscrivent dans le quotidien des Français et soient une réalité. Avant l'été, oui, nous devons faire passer la réforme des institutions, la modernisation de l'économie et toute la transformation du monde du travail (accord sur le contrat de travail, sur la représentativité, sur la durée du travail, etc.).
Dans quatre ans, soit nous aurons réussi à mettre en oeuvre des réformes qui marchent, et la France sera vraiment modernisée, compétitive et solidaire, soit la France sera en deuxième division. Nous sommes la dernière génération qui dispose des marges de manoeuvre pour être courageuse. La génération d'après sera confrontée à des déficits abyssaux, sans marge de manoeuvre politique et avec un modèle social qui ne sera plus qu'un lointain souvenir.
François Hollande - Oui, l'intérêt du pays l'emporte sur toute autre considération. Quel est l'intérêt du pays pour les quatre ans à venir ? C'est d'être plus compétitif globalement, être capable de prendre toute sa part dans la mondialisation, être plus solidaire entre catégories et entre générations. De ce point de vue, la dette publique est un sujet que nous avons collectivement intérêt à appréhender le plus tôt possible.
Je veux que l'opposition soit utile. Comme il se trouve que nous avons la responsabilité de la quasi-totalité des régions, de plus de la moitié des départements, et maintenant de la plupart des grandes villes de France, nous sommes une part du pouvoir. Nous ferons, nous aussi, au niveau des collectivités locales, des réformes, pour démontrer notre capacité à laisser aux générations suivantes un pays en meilleur état.
Car l'échec de la droite n'autorise pas nécessairement la victoire de la gauche. La seule façon pour nous d'être à la hauteur de la responsabilité confiée, au-delà des territoires, c'est de pouvoir porter un projet dans quatre ans qui donne envie, à ce moment-là, de changer.
Réactions publiques
PROLO
18.04.08 | 19h23
Le citoyen est naturellement conservateur, il fonde son sentiment sur l'éducation historique et civique reçue à l'école, complétée par celle de sa famille. Contemplons notre belle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installons-nous pour toujours dans ces valeurs. Cependant , il faut réformer les Institutions, l'oganisation de l'enseignement, la protection sociale et l'économie. La pédagogie indispensable à ce changement passe par la TV qu'il faut savoir maîtriser pour créer une vision nouvelle du pays.
ANDRE B.
18.04.08 | 19h09
la droite essaie de réformer là où les socialistes avaient peur de leur ombre....NS a eu le courage d'annoncer les réformes pendant sa campagne électorale.Qu'avez donc proposé COMME R2FORME la madone du Poitou?
christian s.
18.04.08 | 18h37
Le rapport Attali allait dans le bon sens , il était approuvé par le président et par Mme Royal . Hélas au premier bruit de pot d 'échappement des taxis , le président a reculé et l'union sacrée qui aurait du se produire de tous les hommes et femmes de progrès ne s'est pas faite , au contraire tous les conservatismes ont montré leur puissance. Ce n'est pas pour cela que 53% des français avaient voté d 'où leur déception et leurs scepticisme quand le président parle. chrismex
boutentrain
18.04.08 | 18h35
Réponse évidente: Impossible n'est pas français! N. Bonaparte
Souaitonlheur
18.04.08 | 18h19
Nous ne sommes limités que par notre volonté. Il est plus facile de convaincre par l'exemple que par du prêchi prêcha, type "je m'en mets plein les fouilles, et vous devez vous serrer la ceinture". 1 les élus divisent leurs indemnités par 3 en supprimant les privilèges fiscaux indus les accompagnant y compris les premier d'entre eux. Après toutes les réformes passeront. 1 Cumul 2 Sénat 3 départements 4 communes. Au bout 10% de TVA à redistribuer, la roue de la vertu économique relancée. 5 Europe
MARC P.
18.04.08 | 18h08
De fait le plus politique ( incorrect..) et le plus imaginatif a été P. Corcuff...car il y a "belle lurette "que le P.S "madonnisé" ne parle plus "d'inégalité des revenus et des patrimoines " et s'étonne que la classe ouvriére s'éparpille en votes protestataires...!
zaharia
18.04.08 | 18h06
REFORME = ATTAQUEs "de biais" du SERVICE PUBLIC, NON?! "Sus a tous ces inutiles grassement payes"! L'égal accès pour tous, garanti par l'impartialité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Vieilles lunes a mettre au rancard... a l'heure de la Stratégie, (et du Traite),de Lisbonne! Quelle honte d'avoir associé cette belle ville a la "malédiction européenne" (entre pp solutions, pour être presqu'assuré de choisir la pire, il suffit de s'adresser à un organe européen!) http://service-public-notre-richesse.fr !
pierre a.
18.04.08 | 18h01
Impossible n'est pas français, mais imposible doit l'être.
Benjamin
18.04.08 | 18h00
http://www.courrierinternational.com/hebdo/sommaire.asp?obj_id=621&page=1
Alain W.
18.04.08 | 18h00
Reformer la France est plus difficile qu'ailleurs. A mon avis, tout est entre les mains de nos Enarques/fonctionnaires. On nous dit que les elites francaises sont enviees....par qui? tous les pays qui se reforment et avancent plus vite, n'ont pas d'Enarques. Ma conclusion simpliste, L'ENA forme des elites qui ''freinent'' la transformation du pays pour des raisons evidentes...preserver leurs places privilegiees dans l'administration francaise.
monrog
18.04.08 | 17h45
>>> que la crise n’était pas encore aussi profonde, ni la situation aussi compromise. Ils pensaient : « pourquoi aller vers un suicide certain alors qu’on n’est jamais sûr du pire si on ne fait rien ». La question qui se pose à nous est de savoir si, par rapport aux systèmes anciens autocratiques, la démocratie peut permettre de contrarier le cours de l’histoire. Je réponds : oui, à la condition que la vertu se réinstalle, que l'égoïsme et le mensonge reculent.
monrog
18.04.08 | 17h43
« La fatigue civique et le doute » se sont installés indique M. Hollande. Si l’on prend la peine de se pencher sur les circonstances de la chute des civilisations, que constate-t-on ? Partout, dans les systèmes en fin de cycle, on trouve ce désir éperdu de poser le sac ; on ne sent plus la nécessité de se battre. On pense "à quoi bon tout cela? On se bat depuis tellement longtemps". Le drame des dirigeants actuels est que leurs prédécesseurs n’ont pas eu le courage de réformer alors >>>
Mensonge
18.04.08 | 17h42
La "société institutionnelle, qui est la gardienne des rentes" ?! On croit rêver. M. Attali ne doit pas savoir ce qu'est une rente.Prétendre alors donner des leçons d'économie politique et sociale est fâcheux.Où sont les rentes massives aujourd'hui, sinon dans le rapport des produits financiers et le revenu du capital actionnarial ou immobilier? Les rentes sont détenues d'abord par les actionnaires. Assimiler les fonctionnaires aux rentiers, c'est mensonge ultralibéral pur.
ayndia
18.04.08 | 17h33
oui pour une refome , mais d'une maniere intelligente . Pour l'instant toutes les reformes de prises ont etaient a l'encontre des travailleurs . Que des + pour les hautes spheres ,tout en moins pour le petit peuple. Oui aux reformes mais pas de cette maniere .......
Jacques Maitret
18.04.08 | 17h30
Cette "dispute", au sens ancien du terme, est éclairante. On ne peut que partager les arguments des uns et des autres. Alors pourquoi la réforme est-elle si difficile dans notre pays? Dans les pays cités qui ont mené les réformes nécessaires, l'Etat est ou semble plus vertueux. Il faut que le "Prince" et sa cour donnent symboliquement l'exemple et s'astreignent aux efforts demandés aux sujets, sinon rien ne sera possible. Or qu'avons-nous vu jusqu'ici ? je pense qu'il est inutile d'insister...
Maurice R.
18.04.08 | 17h28
Depuis longtemps les Français n'évoluent pas, ils font des révolutions! A qui la faute sinon aux Politiques, qui n'ont pas eu le courage de prendre les bonnes décisions? Encourager les jeunes à aller à l'étranger, à apprendre les langues, plutôt que de rester au balcon regarder l'avenir qui passe! Il faut sortir de l'Hexagone avec l'esprit de découverte et pas en ayant en tête qu'on va montrer à l'étranger combien c'est mieux en France...Impression d'un Français qui vit en Belgique depuis 40 ans
michel r.
18.04.08 | 17h24
Réformer signifie indiquer une direction au pays, en montrant l'exemple par soi-même et non en abusant d'une situation déjà détéroriée par 25 ans d'abus politiques divers. NS n'incarne pas ce changement sur des bases équitables, parvenu avec des moyens factices au pouvoir, usurpant le peu d'autorité qu'il avait acquis à l'Intérieur. Pas plus qu'Attali, Hollande, Kouchner ou d'autres. Le courage en politique commence par montrer soi-même, une rigueur personnelle, ce qui n'est déjà plus le cas.
长野善光寺拒绝火苗
LEMONDE.FR avec AFP 18.04.08 11h19 • Mis à jour le 18.04.08 11h19
Le temple bouddhiste Zenkoji de Nagano, qui devait servir de point de départ au relais de la flamme olympique au Japon le 26 avril, s'est soustrait du parcours à cause de la situation au Tibet, ont annoncé, vendredi 18 avril, les organisateurs. Le temple a justifié sa décision en raison de la "répression" chinoise au Tibet, selon l'agence japonaise Jiji. "Nous avons reçu leur demande de se retirer. Nous respectons la décision du [temple] Zenkoji et allons changer de point de départ", a déclaré le chef du comité d'organisation du relais de Nagano, Kunihiko Shinohara.
La ville montagneuse de Nagano, qui avait organisé les Jeux olympiques d'hiver en 1998, avait demandé à ce temple, à l'automne 2007, de servir de point de départ au parcours de 18,5 km de la flamme olympique au Japon. "Nous avions accepté cette demande de tout notre cœur", a expliqué un responsable du temple, mais "la situation a changé... Les moines sont très inquiets [de la situation au Tibet]". "Nous ressentons profondément que nous sommes les mêmes bouddhistes que les Tibétains", a déclaré un moine à l'agence Jiji.
Les autorités japonaises ont suivi avec attention le parcours mouvementé de la flamme des JO de Pékin. Cherchant à améliorer leurs relations avec la Chine, elles se sont engagées à œuvrer "pour empêcher toute action illégale" contre ce relais. Elles ont annoncé mercredi l'annulation du concert qui devait clore le relais dans le stade olympique de Nagano, en raison de craintes pour la sécurité.
[转]国旗堵门水瓶砸人
16日,昆明家乐福门口,反对抵制的朱先生被抗议者推搡,并遭矿泉水瓶袭击。云南信息报记者段玉良摄
国旗堵门水瓶砸人
南方都市报讯
昨天，昆明部分市民抵制家乐福的现场抗议行动进入第三天。200多人在昆明南屏街家乐福店门口抗议，他们用巨幅的五星红旗堵住家乐福仅有的两个入口，并对每一个出入大门的市民表示鄙视。
17日，200多人聚集在家乐福门口，近一人高的红旗被十几个抗议者竖立着展开，堵住了门口2/3的宽度。众人高呼：“抵制家乐福……”
领引口号的宋先生说，自己在这里宣传，看到依然有人去家乐福购买东西，非常气愤，“心都是凉的。”所以才用五星红旗来堵住大门。
3天的现场抗议活动中，基本都是和平的。但也发生过小冲突，16日，一位在现场发表不同意见的市民，被斥“卖国贼”，遭众人推搡，甚至被扔瓶装矿泉水。
“你们抵制什么家乐福，家乐福里面卖的多半是中国商品……不理性。”朱先生当时大声说，他的声音马上被压制下去。“卖国贼！你说什么！”
局面几乎失控，一些人将矿泉水瓶扔向他，一些人甚至开始动手去推朱先生。孤立无援的朱先生被愤怒的人群逼到了端仕街对面。“人群散去后还有老伯在骂他。（云南信息报供稿）
李平：火炬传递，奥组委有四大错
香港苹果日报／京奥火炬昨日于新德里在军警全面封锁、几近谢绝市民参观的状态下传递，除了表明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极其友好的政治意义外，还能代表恼晕的和平与参与吗？火炬下周传递到躲独及法轮功的另一个大本营澳洲时，还能如此封锁吗？原本应是欢欢喜喜的大众活动，变成少数人的作骚，除了埋怨躲独团体搅局外，北京奥组委犯下的致命错误，更不能不声讨。
好大喜功 军警国外执法
一错，好大喜功。京奥火炬传递设计为恼晕史 上传递路线最长、传递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一心想向世界显示崛起的中国，但结果火炬所到之处，要么军警林立、戒备森严，要么缩短行程、东躲西 躲，连热心的华人都见不到。如此劳民伤财，还得不到尊重，真的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二错，动用武警军官到国外护衞。当局以为可对示威者起到威慑作用，但等同 派出军人到外国执法，有违国际惯例，越吹嘘护衞队的身份越乞人憎。举办恼晕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样，是对国际游戏规则的认同，但在恼晕火炬传递过程中，破坏了游戏规则，只能引致途经国家和民众的反感。
崇拜火炬 不容示威抗议
三错，盲目鼓动民族情绪。百年恼晕梦的实现是值得庆贺、欢欣的，但将它视为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标志，无异于将体育盛事赤裸裸的民族化、政治化，到头来自食其果，一旦遇到躲人等团体示威，就找不到下台阶，令汉躲对立、中西对立加剧。四错，将火炬当圣灵崇拜，容不得示威抗议。围绕火炬的搞作早已有之，当年悉尼恼晕火炬在墨尔本传递时，曾被抢去，亦曾险遭灭火筒扑灭。任何国际活动都难免有反对者与支持者，这只是当今国际的常态，无关国家尊严。因此，如果不能转变这种动辄将国际活动与民族、国家溷为一谈的观念，不能区隔体育与政治、经济与政治，那么，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中国还有机会再跌个大觔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