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豐田罷工當局強勢介入

作者：張潔平
在廣東本田罷工潮勢頭尚未減弱之時，在天津的豐田汽車公司關聯部件供應商豐田合成上週也發生罷工，罷工從週四上午開始，致使豐田汽車的天津生產線中斷一天。週一，在當地政府的強勢介入下，天津豐田合成恢復生產。

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一，這是豐田合成正式復工的第一天。兩天前因罷工鬧得沸沸揚揚的廠區，有些異樣的平靜。

從週日下午開始，位於天津東麗開發區的豐田合成公司二工廠四周路段實施了戒嚴，截至發稿，戒嚴仍未解除。廠區外圍的東西南北四個方向的十字路段皆設立了「警戒區」標牌，各有警車在周邊巡邏，最遠的一個警戒牌距離廠門有八百餘米。進入警戒區的車輛和行人都會遭遇身份盤查。廠區方圓千米內，人跡稀少，身穿交警制服的天津本地警察和一些佩戴「安全員」胸牌的豐田人員在工廠附近巡視，驕陽之下也顯得無精打采。

「太誇張了」，住在附近的其他廠工人說：「罷工搞成這樣，見都沒見過！」

在豐田合成二廠上夜班的工人白楊（化名，擔心被報復）還在宿舍睡覺。他的室友在門口婉言拒絕記者採訪時，他從門縫裏擠了出來。白楊向記者坦言，所有的工友們都受到了壓力。據他的領導跟他打電話說：「天津河東區的人如果週日不去上班，以後結婚生孩子區裏都不給辦證件。」聽來很荒謬的一個說法，白楊卻感到深深的失望：「這說明政府出面了，政府站在廠那一邊，威脅我們。」

白楊今年二十二歲，豐田合成是他中專畢業後，在招聘會上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在罷工之前，他並沒有對這份工作有太多不滿。「只是工資低，比同類的其他廠都低，工作環境這些都還好。」

白楊告訴記者，扣除保險等金額後，他每個月實際拿到手裏的工資是一千二百至三百元人民幣（約一百八十多美元）左右。豐田合成二廠的其他工人告訴記者，這裏一線工人的基本工資是七百八十元，「技術費」按學歷劃分，中學學歷的大約兩百元左右，再加加班費，加一個大班（八個小時）八十元，如此累積，是一個月的整體工資。加班多的能拿的稍多，但工人們表示，還是比其他的汽車廠平均一千五百以上的工資要少很多。

一名物流科工人告訴記者，罷工是從他們開始的。週四早上，物流科白天班的七八十人直接進了休息室，要求公司給他們漲薪五百元，否則不復工。二廠的工作流程因物流科的罷工受阻，上午，大部分工人無事可做，到了中午，其他的工人也開始正式罷工。

週四晚上十點左右，約兩百多名工人聚集在物流科休息室後面的空地上，對協商結果不滿意的他們要求解決工人薪酬太低的實際問題。白楊也是其中之一，他說，大約半小時後，有約兩三百名身穿淺藍色制服的警察及保安人員來到現場，態度強硬地要求工人「三分鐘內離開」。工人沒有散去。警察便開始了強行驅逐。

白楊至今對當時的畫面記憶猶新：「警察推我們走，推力太大，許多人走不穩就反推，就有了衝突。我就聽前面‘梆’地一聲，亂起來了，有人喊『警察打人了！』」在一片混亂中，白楊說他親眼看到兩名女工被暴力拖走，其中一名反剪雙手從背後拖地而走，另一名則直接被警察拽著馬尾辮，幾乎是半躺在地上反身拖走。他用「觸目驚心」來形容這個讓他難忘的場景。

肢體衝突的混亂過程持續了一個多小時，白楊說，據他所見，大約三名男工、三名女工受傷送進了醫院，而現場有十六人被警方帶走。截止發稿，仍有兩名傷情較嚴重的女工沒有回廠上班。

工人說太黑暗了

回憶起當晚的事情，白楊的感受只有一句話：「太黑暗了」。他和大多工友們都還是二十歲上下的孩子，許多都剛剛從學校畢業，他們從沒有想過，一次小罷工可以出動警察來對待他們。「以前我還相信出了事找警察這句話，現在我不信了，真的挺絕望的，現在我看警匪片都覺得噁心。」白楊說，還是他的一個朋友說得對，這個社會沒有道理可講，「有錢，怎麼都行。」

衝突過後，憤憤不平的工人沒有散去，他們繼續聚集在豐田合成二工廠的後門口，兩百多人或坐或站，與維持秩序的保安對峙了整晚，一直到第二天上午十點半才陸續散去。期間，天津一汽豐田的總經理到現場與兩百多名工人協商，白楊說，協商並沒有什麼結果，當時工人們太憤怒，訴求已經由漲工資變為追究打人責任。「警察打人！」「他們不是該維護我們的嗎？」「他們還是中國人嗎？」

和本田所遭遇的情況一樣，豐田合成的罷工，也部分摻入了微妙的民族情緒。據豐田附近居住的兩名打工者說，日資廠的苛刻在這一帶是有名的，「給日本人打工天天要加班，幹得多拿得少，政府為什麼要幫他們？」兩名工人問。

週五早上，因為此前半夜打人事件的發生，原本沒有罷工的豐田合成一工廠的工人也罷工了。至此，一汽豐田的生產線被迫整體停工一天。

週五下午，一廠的工人復工。二廠的罷工仍在持續。工人代表與廠方談判仍在進行，但沒人知道進度究竟如何。六月二十日，週日，部分工人在廠方的動員甚至威脅下，回廠上班。白楊說他推說家裏有事，沒回廠。當天，他在QQ在線新聞上看到了自己廠罷工的新聞，這條新華網的新聞說：「天津豐田工人要求漲薪罷工結束，職工情緒穩定。」

廠內便衣讓人心惶惶

白楊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他說媒體來採訪過工人，可是報紙上一個字都沒有看到，他說大部分工人已經不敢開口，因為各個班長警告過下面這些工人，「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不要亂說話」。有班長告訴白楊，在食堂，有人說起罷工的事，事後就被廠裏的便衣追究責任了。「人心惶惶」，白楊這樣形容廠裏的氣氛。甚至能不能如他們所願，加五百元工資，他都不關心了。如果可以的話，他希望換個工作，「對這裏太失望了」，「可是，現在工作不好找……」

就在天津豐田合成正式復工當天，六月二十一日上午，豐田另一家供應商電裝（廣州南沙）有限公司的工人也舉行了罷工。廣州罷工導致豐田的噴油嘴和其他部件短缺，關閉了廣州工廠的兩條裝配線。

本田與豐田車系在中國工廠的連續多起罷工引起了許多投資者的緊張。豐田公司駐北京高管向媒體表示，此類罷工向在華供應鏈蔓延的風險相當高，而全中國的工廠都將面臨越來越多的加薪要求。

在深圳富士康生產線工人薪水增加百分之六十六，南海本田員工薪水增加百分之三十五之後，中國許多城市正在將最低工資標準提高百分之二十。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預計，二零一零年中國整體薪資增幅大概在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之間。但瑞銀同時估計，由於生產力水平的迅速提高，製造業單位勞動成本增幅並未超過通脹幅度，所以薪資的提高既沒有擠壓企業盈利空間，也沒有加劇通脹。

但也有不少企業暗示，隨著東南沿海製造業人力成本上升，他們可能考慮將製造工廠遷往勞動力相對廉價的西北部。此前《每日經濟新聞》指出，富士康的天津新廠正在進行北擴工程，可能要把原本設在深圳的惠普服務器研發部門遷到天津。富士康否認了這項傳聞。但天津市政府迅速介入豐田罷工事件，封路、戒嚴、阻止採訪、警力平息，一方面「穩定職工情緒」，另一方面，也顯示政府對投資當地的外商「情緒穩定」的擔憂。

—— 原载: 亞洲周刊

李鹏介入 《李鹏「六四」日记》在港出版受阻

苹果日报

有消息指，即将在港出版的《李鹏「六四」日记》出现阻滞。

备受关注的《李鹏「六四」日记》，在本港出版受阻，或要推迟面市。据悉事件与李鹏介入有关，李反对日记在香港出版。该书由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的儿子鲍朴策划出版，原订下周二（ 22日）在本港出版。鲍朴响应本报查询时，对事件未置可否。

出版人鲍朴不置可否

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见作家何清涟前日在推特（ twitter）透露，她获得《李鹏「六四」日记》出版的最新消息，李鹏承认日记出自其手，但否认委托给鲍朴出版，且坚拒在香港出版；双方还在商谈中。而内地著名媒体人石扉客（网名）也在推特透露，称得到消息李鹏通过中间人传话鲍朴，坚拒日记在港出版。

本报曾致电鲍朴了解情况，但他对有关传说不置可否，语气不耐烦，且要记者「改天再打来」，之后电话设为留言无人接听。鲍朴早前曾称，他通过中间人拿到《李鹏日记》的复印本，决定出版，并称会设法联系李鹏本人，求证及商讨出版税，因李鹏享有该书定价 10%的版税。据透露该书 15万字，首印 5,000本，且请了流亡美国的异见学者吴国光为该日记写出版前言。吴在六四前任职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是鲍彤的助手。但现在根据有关消息显示，该书因涉版权问题，或无法如期出版，甚或有流产可能。

披露邓小平派军入京镇压

《李鹏「六四」日记》主要记载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 1989年 4月中旬至 6月 24日期间的工作，围绕当时北京为主蔓延全国的学生民主运动，及中共的决策，披露邓小平决定派军队入京镇压，并透露李与赵紫阳的分歧等。据悉，李鹏多年前欲在内地出版此日记，名为《关键时刻》，但被中共政治局否决。有舆论认为，李鹏欲出日记，是想洗清 20多年来所背六四屠夫的罪名。[这帮人真笨，这样铺天盖地说老太师要“洗清罪名”，太师还能跳这水？再说，所谓洗清罪名一说，原本就是敌人们一厢情愿的意淫。其实太师本来就不想洗，因为他根本不觉得有罪，只是要和同志们一起理直气壮领这份功劳。谁想现在敌人们歪曲他的意思，都说他想洗，证明了04年今上和影帝的判断，就更不能跳这个水。党性！纪律性！鲍朴的爸爸活该被西朝鲜劳动党开除，混了那么多年，混到那么高的位子，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政治权力、宪章制度与历史悲剧——《李鹏「六四」日记》初读

吴国光

（一）难得一见的重要史料

这本书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这是因为：第一，书的主题，是改变中国当代历史走向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第二，书的作者，是在这次事件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坚持主张镇压对策的时任中国总理的李鹏；第三，书的体裁，作者采用了剪辑自己当年日记、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记叙和议论的方式，试图从作者的特定角度做出接近历史原状的努力；第四，书的内容，确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其中许多情节是鲜为人知、第一次公诸于世的」。

当然，上述论断能否成立，必须建基于一个更为基础、也更为简单的事实判断之上：此书是不是确为李鹏所著？我们知道，二零零四年三月末，香港《亚洲周刊》记者江迅报道，李鹏完成了一部拟题为《关键时刻：李鹏日记》的书稿，当时送给在北京的十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审议，最终为以胡锦涛为首的新领导层所否决，认为此书不宜公开出版。[注1] 自那之后，中国当代历史和政治的观察家与研究者，无不关心这部书稿的内容和下落，希望它有机会面世。现在，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推出本书，可谓填补了中国当代历史和政治研究的一块重要资料空白。我通读全书之后，认为书稿确为李鹏所着的可能性极高，是伪作的可能性很小。正是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我愿意接受新世纪出版社鲍朴先生的邀请，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当代历史和政治的学者，谈一谈我对这本书的初步感想。

必须指出，本书作为李鹏所着这一真实性以及由此衍生的历史价值，和书中内容的历史真实性，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可混为一谈。当事人的叙述和意见，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某位（甚至多位）当事人的叙述和意见，却不可能等同于历史的真实。在关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研究中，来自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的回忆录，[注2] 天安门抗议活动的其他参与者的相关回忆与记录，[注3] 其他相关的回忆和记录，[注4] 与天安门运动有关联的研究者和其他独立学者的研究着作，[注5] 还有学者甚至匿名者汇集出版的相关文献、报告和编年，[注6]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出版了不少，虽然还远远不够。更为不够的，是来自中国高层的当事人的相关回忆。去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主张对天安门运动采取温和对策并因而失去权力和自由的赵紫阳的口述录音，具有宝贵价值。[注7] 在中国大陆，则曾经在一九八九年六月的镇压之后，出版了一批由官方机构撰写和编纂的相关宣传资料，也有一些史料价值。[注8] 可惜，在那之后，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再也没有公开出版过哪怕是坚持官方观点的、任何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相关的历史资料或研究成果。包括李鹏这本书，迄今也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现在，我们能够把本书加入到上述书单，为了解历史的真实增加一份新的可贵材料，实在是应该感谢作者和出版社的。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是一千六百多年前中国大诗人陶潜的诗句，其本意对于「奇文」的界定是正面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这句诗的引用往往是在反面意义上使用「奇文」一词。我这里不揣浅陋，愿意采取一种非褒非贬的态度，来引用这一诗句，以概括本文写作的方法论。本书可称「奇文」，因为这是中国当代历史和政治研究中难得一见的高层亲历者的纪录；「疑义」总是有的，不管谁写的书，也不管书写得多么好。本书尤其「疑义」极多，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其「疑义」的繁多，至少是因为以下六个原因：第一，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不仅是历史资料很不完整、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这样一个历史事件，而且是政治上高度敏感、高度禁忌、各方利害之牵扯高度复杂、高度严重的这样一个政治事件。第二，本书涵盖了从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到六月二十四日，总共七十一天的繁复历史发展，作者逐日记载并评说，内容丰富，事关重大，内幕深密，关涉广泛。第三，根据作者的「前言」和「后记」，此书大约成稿于二零零三年下半年，这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悲剧事过十四、五年之后，也是作者于二零零三年三月刚刚从中国高层领导位置退休之后不久，作者作为资深政治家要通过回忆录的写作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做出正面结论的意向非常强烈。第四，本书的「前言」和「后记」更明确表示，作者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写作本书，这就不仅仅是要为自己个人「未盖棺而论定」，而且具有压倒一切的政治价值观念和相应的党派色彩贯穿其中。第五，作者退休后，整理出版了以「日记」为题的一系列着作，[注9] 都采用这种体例，即不仅把那些本来是逐日记载、不分主题的日记加以大规模的剪裁与重新结构，而且大量增加了后来的叙说和议论。最后，像所有回忆录一样，即使读者愿意相信作者没有虚构和编造，但毫无疑意的是，作者对于讲什么不讲什么、这样讲还是那样讲，都是具有重大取舍和认真考量的。鉴于上述种种原因，如果作者在本书的剪裁和用笔上处处具有深心，那也是完全不奇怪的。这里，我谨就初步阅读此书的印象，试从历史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的角度，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作者、出版者、学界同仁和各界读者。

（二）展现李鹏的内心世界

关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研究和政治研究，大体上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民众与政权之间的互动，一条是政权内部不同力量的互动。这两条线相辅相成，既不能缺少一方面的研究，也不能割裂两方面的研究。了解相关历史真相的一个最为重大的关节点，就前一条主线来讲，在于政权方面是什么时候、什么力量、为什么把民众由自发悼念胡耀邦开始的请愿和抗议活动认定为「反革命动乱」；就后一条主线来讲，在于政权内部不同力量围绕这种「定性」怎样和为什么发生了分歧。把这样的关节点搞清楚，对于理解当年事态的发展，直到「六四」历史悲剧的出现，具有最为基本的重要意义。

李鹏此书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为研究上述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当然，不能说此书清楚地展示了答案；但是，从这里展示的历史记录之中，读者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寻求答案。

我们看到，本书一开始，也就是事件一开始，对于如何看待民众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在李鹏与赵紫阳之间，就出现了根本分歧。根据本书记载，胡耀邦四月十五日去世，李鹏十六日傍晚六时二十分从日本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即通过姚依林的介绍，认为北京的大学生悼念胡耀邦的时候是在藉机「攻击党中央」和邓小平。[注10] 十七日早上，看到当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大学生向胡耀邦献花圈的照片，李鹏「顿生疑问」，强烈质疑中共中央机关报：「这是干什么？」他认为《人民日报》在「煽动学生」；事情马上「引起了我（指李鹏本人——吴注）的深思和警惕」。十八日上午九点，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按照本书的说法，李鹏和赵紫阳之间的分歧第一次呈现。接下来，十九日晚上，在电话上，李鹏和赵紫阳「在处理学生闹事问题上再一次发生了正面冲突」；二十日上午，在政治局常委会的正式会议上，两人「在处理学潮的方针上第三次意见分歧」。很明显，在学潮初起的短短两三天内，甚至在李鹏回到北京下飞机伊始的短短几个小时内，他就已经形成了后来最终导致流血镇压的那种对于学生运动的负面看法。这一点，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什么因素，促成李鹏迅速做出这样的重大判断？第二，为什么是李鹏的这种判断、而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看法，被认为代表了中共中央？李鹏的这种看法，又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成为官方的主导判断？上述三次围绕如何应对学生运动的李赵分歧出现的时候，按照李鹏本书的叙述，发生在西安（二十二日上午）、长沙（二十二日晚上）等地的所谓「打砸抢事件」，都尚未出现；包括李鹏后来引为重大论据的所谓「冲击」新华门事件，也是发生在四月十八日深夜、十九日凌晨，即在李鹏所说的李赵第一次分歧呈现之后。当然，李鹏的上述基本判断，后来也有一个不断深化和强化的发展过程，这些事件都在这种深化和强化的早期阶段发生了重要作用。问题是，最初的判断是如何形成的？根据本书的内容来看，似乎有这样几个因素，即：资深同事的影响（比如，同为政治局常委、但资历更深的姚依林对于情况的转述和分析[注11]），历史的阴影（比如，关于「文革」和一九七六年天安门抗议的负面记忆）、敌情意识、权力意识等等。其中一些因素，我们后面还会比较深入地讨论。但是，很明显，这里缺少对于现实情况的深入了解，更没有对于民心民意的强烈关心。作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为什么在重大问题的判断上缺少这样两点最为重要的因素，这里很难系统解释[注12]；但是，国家领导人不具备这种品质，显然是与中国共产党在表面上所倡导的那种重实践、重群众的政治哲学相矛盾的。

当然，李鹏也列举了一些事实根据来支持他的政治判断。在早期，这主要是两项事实。一个是所谓学生有标语「攻击党中央」，再一个就是发生在四月十八日深夜的所谓「冲击新华门」事件。其实，在一个正常人看来，学生骂几句党中央、邓小平，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个自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和政府，更应该由此自我反省为什么引起民众不满。所谓「冲击新华门」，同为中共最高层领导人的赵紫阳，当时曾经调公安部的录像来看，看到「在前面的学生一直在喊：要守纪律，不要犯错误！主要是后面围观的人非常多。学生在前面提要求啊，要求见什么人啊，后面的人往前涌，往前推，秩序有点乱。后来学生自己组织了纠察队，把学生和围观的人隔开了。」[注13] 我这里不想判断赵和李的不同看法谁对谁错，但是，很明显，当时赵试图对事情真相作第一手调查，在这个基础上得出看法，而李鹏直到写作此书，对此事就是一个高调定性：学生「冲击」中央首脑机关，「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四月十八日」一节）。李鹏在这里所显示的那种社会政治认知的模式化、战争化问题，我认为值得关注。

在任何社会，对于政府的不满、意见和批评都是普遍存在的；在绝大多数的社会，包括相当权威主义的社会，一定程度地公开表达这种不满都是为政府所允许的；还不要说民主社会，那里是由政府本身所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来保障民众的这种对于政府的批评的表达权利的。但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中国政治中，政府却使用战争的思维模式和相应的军事化语言，来看待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和批评。批评政府，就是敌人；敌人的批评，就是「攻击」；如果这种批评不仅仅是口头的，还表现为那些比如一般称之为「请愿」的行动，那就成了「冲击」了，表示「敌人」的「进攻」已经被组织为「冲锋」的行动了。

在本书中，我们看到，对于李鹏来说，甚至「对话也是一场斗争」（「四月二十八日」一节），学生呼喊「拥护共产党」的口号也是「蛊惑人心」（「四月二十七日」一节）。以这样的战争思维看待和应对民众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宗旨，是不是相去太远呢？

通观本书，我们看到，李鹏是一个在政治活动中具有很强的敌情意识、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的人。表现在高层权力活动中对于人际关系的认知和应对层面，这就形成了那种敌情观念与战争思维主导下的权力意识。通过李鹏的记叙，我们看到，他到胡耀邦家吊唁（「四月十八日」一节），胡夫人李昭提出让民众瞻仰耀邦遗体，他当即认为这会给坏人以「可乘之机」，并由此感觉李昭是这样「令人不可理解」，似乎李昭也是值得怀疑的了。四月二十三日赵紫阳按原定议程出访北韩，李鹏马上认为这是「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知居心何在」。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请愿学生要向总理递交请愿书，李鹏认为，这里有阴谋。他的沉思是，他们为什么不向赵紫阳递交请愿书？他的判断是：这是「事先有预谋的，他们把斗争的目标对准我，把我推到第一线」，要「借群众的力量」把他李鹏「搞臭」（「四月二十三日」一节）。赵紫阳对杜润生说要利用学潮作为一个契机来推动改革，应该是说学生在要求政治改革，这就给遇到来自官僚层的巨大阻力的政治改革增加了民间的动力，李鹏则解读为赵是把学生闹事当做赵自己确保和巩固总书记位置的契机了（「四月二十五日」一节）。前引（注11）姚依林与李鹏的谈话，也强烈地显示了那种与这种权力意识纠结在一起的阴谋论。

有的时候，这种意识发展到使一个政府最高领导人不能理解什么叫「机制」。在「五月八日」一节，李鹏追忆说，那天上午赵紫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那么多学生在广场请愿，中央都不知道，说明中央的运行机制有问题」。在读者看来，赵紫阳很明显是在批评中央与民众之间的信息沟通有制度上的弊病，这与赵紫阳要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主张是一致的。可是，李鹏在书中对此发表议论说：「其实，追悼会后赵紫阳已回到中南海，他也说不知道，是否也算中央运行机制有问题？为什么我不知道算机制有问题，而他不知道就不算机制有问题，值得深思。」还有的时候，这种意识发展到使堂堂大国总理犹如一个侦探。四月三十日下午，李鹏到赵紫阳住处，他这样记述自己当时的观察和心理活动：「我到的时候，室内空无一人，但充满烟气，烟缸里留下了不少烟头。这证明他（指赵紫阳——吴注）已开过会了。是哪些人参加的会，不得而知。」从这种记述看，作为党的第一把手的赵紫阳似乎不应该有权力召集会议，即使召集会议也应该向党的第二把手李鹏报告谁谁曾来参加，否则就很像是在搞阴谋。

（三）一个事关重大的空白

可是，所有这些，还不能充分解释李鹏为什么坚持他那种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我们知道，在中共政治中，一般来说，第一把手的权威，远远高于第二把手。第二把手的主张要压倒第一把手的看法，那是极不寻常的，背后必定有另外的极为重大的因素介入。这样，实际上就来到了前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李鹏的看法，而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看法，为什么、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由什么人决定，成为中共中央的官方判断？

很明显，邓小平的因素，在这里凸现出来。根据迄今为止的公开材料，我们知道，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李鹏面见邓小平，邓小平把学生运动认定为「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是「搞动乱」（参见「四月二十五日」一节），这就确定了当局应对学生运动的总方针，直至后来的军事镇压。按照李鹏本书的叙述，似乎也是这样。

但是，这里有一个重大的疑点，那就是：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多钟，赵紫阳离开北京出访北韩，四月二十四日晚上八时，李鹏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碰头会，确认当前学潮「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采取得力措施，予以制止」。根据李鹏此书的叙述，这次碰头会「是一次关键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大家意见空前的一致」。会议作出三个具体决定，即决定《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有份量的社论」，在北京召开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并成立由乔石、胡启立、李铁映三人组成的处理学潮的领导小组。这就是说，在二十五日上午去见邓小平之前的头一天晚上，尚未等邓表示意见，李鹏已经不仅把他自己对于学潮的负面看法上升为指学潮为「打倒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集体看法，而且迅速地、全方位地展开了贯彻基于这种看法的强硬应对方针，从政治局常委到党中央机关报，都在他的调动下行动了起来。

疑点就在这里：李鹏为什么不等到第二天上午邓小平发话之后再来行动？李鹏有什么根据，确定邓小平一定会全盘接受他李鹏的看法？李鹏有什么力量，能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一夜之间转向，从半数人赞成赵紫阳的看法转变为「一致」接受李鹏的观点，并迅速跟随李鹏行动起来？对那个年代的中共高层政治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李鹏的政治冒险岂不是太大了？即使是总书记赵紫阳，在没有得到邓小平首肯的前提下，敢于这样行动吗？有这个政治权威这样行动吗?

带着这个疑团，细读李鹏此书，我们可以发现一条重要线索：李鹏记载，四月二十三日晚八时半，杨尚昆「鼓励」李鹏去见邓小平，并答应同去。但是，是当晚就去了呢，还是直到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才去？李鹏没有明确交待。查《邓小平年谱》，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两天空白，而「四月二十五日」的条目则记载为「上午，在驻地同李鹏、杨尚昆谈话，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的决定，表示完全赞成和支持」。[注14] 这里并有一个脚注，其中说：「四月二十四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碰头会。会议认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面前，决定成立中央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赵紫阳因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注15] 这个脚注的内容，用更为正式的语言，叙述了四月二十四日晚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的决定内容，也就更为庄重地凸现了这些决定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前面的疑问因此更为合理：这么重大的决定，本来内部有分歧的政治局常委，等不到第二天上午与邓小平哪怕做个沟通，就抢着做出了，而且意见「空前一致」，并马上采取全面行动加以有力贯彻。在邓小平时代的中共高层政治中，这可能吗？这么做事的人，不仅没有受到邓的疑忌，反而得到邓的信任，这可能吗？

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李鹏（以及所有官方叙述）在这里隐瞒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晚上，邓小平有密令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给李鹏；正是这个密令，认定学生运动为「旨在推翻共产党的反革命动乱」，并确定了一系列的强硬应对方针。至于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是不是还有一场谈话，或者是官方记录和李鹏回忆移花接木地把实际发生在四月二十三日晚上的事情说成发生在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我们目前没有办法知道。

进一步的分析和来自本书及其他资料的很多旁证，可以支持上述看法。第一，李鹏说，四月二十四日晚上的常委会上，「大家意见空前的一致」。看看出席会议的人的名单，这里就有问题了。根据本书记录，当晚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人包括：常委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常委会列席者杨尚昆、万里，政治局委员田纪云、李锡铭、宋平，候补委员丁关根，中央书记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及有关部门负责人。我们知道，在这些人当中，胡启立、万里、芮杏文、阎明复、田纪云，在一九八九年，在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上，都是接近赵紫阳的。李鹏的能耐再大，就能这样容易地使他们和李鹏意见空前一致？

其次，李鹏此书记载，四月二十四日上午，李鹏分别与姚依林、万里、宋平就学潮问题谈话。我们知道，姚是政治局常委，万是人大委员长，宋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如果没有其实际权威超过中共中央第一把手的领导人的首肯，作为中央第二把手、分工政府工作（而不分管人大和党务工作）的李鹏，与姚依林就此谈话还算正常，与万里、宋平谈话就甚为犯忌了。本书「四月二十三日」一节显示，李鹏对于这种党政分工是很在乎的，[注16] 为什么第二天李鹏就不在乎这种分工了呢？

第三，李鹏的同一条记载说，「万里同意找北京市做工作」，以贯彻李鹏的强硬方针。如前所述，在五月二十六日于上海发表书面谈话之前，万里始终对学生运动抱持与赵紫阳类似的态度，李鹏此书对此也多有着墨。但是，为什么在四月二十三日，晚上的政治局常委会尚未开会之前，万里会同意这样做呢？万里与邓小平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了解中国当代政治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只有假设李鹏在二十四日上午之前已经得到邓小平的密令，才能解释这条记载。

第四条旁证是，根据新华社记者张万舒记载，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时，也就是官方所说的邓李会见正在进行的同时，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召开新华社各部部主任会议，布置与邓李会见口径一致的宣传方针。根据郭的传达，这是当天上午八时半胡启立布置的工作。[注17] 当然，说是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精神。但是，胡启立在一九八九年对于学潮的态度，也是接近赵紫阳的，后来为此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为什么在四月二十五日早晨，胡对于贯彻李鹏决策的态度这么积极？等到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李鹏得到邓小平指示之后，再来采取这样积极的态度，岂不是更为合理的政治行为？

第五，张万舒还提到，当时郭超人告诉大家，《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已经在写，四月二十五日晚将由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并由新华社向各家报纸转发。[注18] 很明显，这说的就是所谓的「四二六」社论。一般认为，这篇社论传达的就是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与李鹏谈话的主要内容。那么，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当邓小平正在和李鹏谈话的时候，为什么郭超人就已经知道这篇社论当天晚上可以发表？如果李鹏二十五日上午面见邓小平是要取得邓对头天晚上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的批准，那么，李本人也好，胡启立也好，怎么这么有把握邓小平一定会完全赞成常委会的决定，他们准备的这篇社论可以按时在晚间播出？

当时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陆超祺所记述的情况，与张万舒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据陆超祺记载，四月二十四日夜间十二时，胡启立通知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二十五日一早「带一位主管评论的副总编辑到中南海开会」。会上，胡启立要《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针对学潮的社论，二十六日见报，「用大字排印」。[注19] 这可以作为第六条旁证，说明在官方所说的二十五日上午李鹏会见邓小平之前，李鹏已经全面部署了针对学潮的强硬动作，传达邓小平谈话精神的「四二六」社论不仅已经开始准备，而且已经确定当晚发表、次日见报。疑问是同样的：如果不是在政治局常委会之前李鹏已经得到邓小平的明确指示，他为什么这么有把握，邓小平一定赞成政治局常委会的所有决定？为什么李鹏不稍等几个小时，在他见了邓小平之后，再来发动所有这些行动？

这里还有第七条旁证。有研究提到，存在一份「中央、国务院四月二十四日特急电」，编号为「中发电（一九八九）四号」。[注20] 李鹏此书也说，四月二十三日，李鹏和乔石商量向各地发出一个电报通知，「提出处理当前学潮的三条原则」。按上下文看，这好像说的是他们用电报向各地传达赵紫阳的三条指示。如果是这样，那说明，不管是不是违心也好，李鹏二十三日在采取动作以贯彻赵紫阳的意见。那么，为什么二十四日的常委会上，他忽然有了底气，可以完全抛开赵紫阳的看法，主导常委会做出强硬决定？

篇幅所限，我们这里姑且不再列举更多的旁证。总而言之，根据李鹏此书「四月二十三日」相关记载的指引，把所有上述信息集合起来，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四月二十三日晚上，而不是等到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已经有超乎李鹏的政治权威，针对学潮做成了重要决定，确认学潮为「反革命动乱」，并要求当时主持政治局常委工作的李鹏立即采取强硬方针。我认为，这一政治权威，只能来自邓小平。

（四）政治权力与宪章制度

从四月二十三日晚上，到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不过三十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差，为什么要做这个手脚，隐瞒四月二十三日晚间的活动？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这是为了掩盖这次镇压学生运动的决策不合乎中共的合法程序这一真相。

根据李鹏本书提供的相关信息和我们上面的分析，真实的历史事件表应该是这样的：
· 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举行，四月十五日开始的治丧和悼念活动告一段落；
·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赵紫阳离开北京出访北韩；
· 当天晚上，邓小平向李鹏下达旨意，宣布学潮为「反革命动乱」，决定采取强硬措施；
· 四月二十四日上午，李鹏与姚依林、万里、宋平谈话，传达邓小平头天晚上的谈话精神，为主导晚上的常委会会议预作「串连」；
· 四月二十四日晚上，李鹏紧急召集政治局常会碰头会，贯彻邓小平指示，就此作出三项决定（发表社论，举行大会，成立 「中央制止动乱领导小组」）；
· 四月二十五日零时，胡启立通知首都主要新闻单位领导人次日开会；
· 四月二十五日早上八时半，胡启立召开首都主要新闻单位领导人会议，贯彻上述决定精神，并准备当天晚上播发的《人民日报》社论；
· 四月二十五日晚上，传达邓小平意见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由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和新华通讯社向全国播发。

其中，四月二十五日上午，邓小平是不是再次与李鹏、杨尚昆谈话，听取他们对头一天晚上政治局常委会情况的汇报，对事态发展已经不是太重要了。重要的是：根据这里的时间表，是邓小平决策在前，政治局常委会在总书记赵紫阳缺席的情况下开会接受这一决策在后——这是违反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和合法决策程序的。[注21] 官方隐瞒四月二十三日晚上的邓小平谈话，强调（或者编造）四月二十五日上午的邓小平李鹏会面，就把事实改变为：政治局常委会决策在前，邓小平次日表示赞成这一决策。这样一来，邓小平的超级政治权威地位固然还很明显，但程序上总是比较尊重党章所赋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策权威了。

有人会说：对邓小平、李鹏和中共高层来说，党的章程和合法决策程序有那么重要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在乎党的章程和合法决策程序？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发现这一被尘封或空白了的真相，对于研究一九八九年天安门的群众运动和军事镇压，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应该感谢李鹏的是，他的这本书，对于回答这些问题，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

根据本书，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上午，邓小平宣布，江泽民当总书记。从这到六月二十四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正式「选举」江泽民为总书记，其间有一个月零五天的时间；从六月一日邓小平当面告诉江泽民要他担任总书记算起，这之后也还隔了二十多天的时间「正式」就任。李鹏记叙说（本书「五月三十一日」一节），这是因为江泽民提出，「要合乎党章规定，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他任总书记。」本书第五章开头（「六月十五日」一节），李鹏更明确强调：「江泽民同志多次向我表示，他绝不能接受一九八七年初通过批胡耀邦同志、让赵紫阳上台的那种做法，总书记上台、下台都没有按照党章规定，由中央委员会免职和产生。」

有意思的是，包括邓小平和李鹏在内，当时的最高层领导人，没有人反驳或者批评江泽民这个说法，反而同意了江的要求，直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才宣布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说明，这个问题一经挑破，他们都是很明白的：迫使胡耀邦一九八七年一月下台是违反党章的。根据赵紫阳回忆，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王任重、丁关根作为赵紫阳专案审查小组的负责人第一次与赵谈话，就透露说，邓小平对这两位说了：上次处理耀邦的问题，国内外有些议论，这次处理赵的问题，要合乎手续。[注22] 邓这个话说得虽然轻描淡写，但是，对一贯举重若轻的邓来说，仅仅有这个话，我们已经不难看出，非法逼迫胡耀邦下台的程序问题，是邓小平和其他中共政治老人的一块心病。

党的章程是党内的宪法，不合党章就是最大的不合法。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北京的大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兴起，事实上一下捅破了那种导致胡耀邦下台的权力架构和决策机制是不合法的这样一个真相。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四月二十三日晚上的秘密和官方极力掩盖这一秘密的作为，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邓小平等中共老人在学潮一开始就对学潮高度反感、极度惊恐：他们认为，悼念胡耀邦，就是抗议他们的不合法作为；要求为胡耀邦平反，就是挑战他们的不合法权力。声气相投，回到我们开头的发现，即李鹏四月十六日下午在北京下飞机伊始，他之所以顿即认为昨天刚刚开始出现的学生悼念胡耀邦的活动是「攻击邓小平」，这也就不难理解了。可以说，一九八九年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兴起，要求为胡耀邦平反，在邓小平等中共老人和他们所信任的李鹏等人看来，就是直接挑战那种导致胡耀邦下台的权力架构和决策机制；他们知道，这种架构和机制本来就是不合法的，这种挑战事实上打到了他们最为阴暗、最为薄弱的环节。在这个意义上，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一开始，就聚焦到中国政治权力运作的合法性和程序性上面来了。不管学生方面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邓小平、李鹏的方面却是充分自觉的，自觉到了非掩饰不可的程度。

邓小平非法行使权力，迫使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不合程序地下台，从而引发在胡耀邦去世时兴起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为了维护和维持自己的非法权力，邓小平必然坚决压制学生运动，于是认定学潮是「旨在打倒共产党的反革命动乱」；邓小平又要掩盖自己的非法决策权力，于是我们看到当局隐瞒四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决策这一历史事实——现在，揭破这一事实，反过来也就凸现了一九八九年政治斗争的实质是合法与不合法之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的权力是合法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是合法的；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权力是合法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和总书记赵紫阳的权力是合法的。但是，作为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把人大常委会要行使权力说成「要害是夺权」（本书「五月十日」一节），似乎完全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邓小平把民众表达意愿看作是「反革命动乱」, 似乎根本不晓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当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主张允许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并在矛盾激化的时候进一步提出「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方针时，在邓小平、李鹏、姚依林等那里，他就被怀疑是鼓动学生挑战邓小平非法权力的阴谋家，是要取代邓小平那非法的所谓「核心」地位的野心家，因此成为「最危险的敌人」。[注23] 悼念胡耀邦，就是挑战那种迫使胡耀邦下台的非法权力；民主与法制，都是程序政治，那更将彻底颠覆这种非法权力。从合法与不合法之争，到民主与专制之争，中间没有什么鸿沟，这正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发展的历史轨迹。

（五）试解历史疑团

在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眼里，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有很多谜团。而上面的真相一经揭露，很多谜团就迎刃而解了。这里试举两例。

我们知道，悼念胡耀邦，是一九八九天安门群众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是不是允许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是高层分歧的最初起因。可是，在这个问题上，从事情一开始直到最后的血腥结局，我们看到了一系列难以理解的现象：一边是中共中央和中共执政的政府在举行隆重悼念胡耀邦的大会，一边是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中共执政的政府总理（李鹏）强烈要求中共中央第一号人物（赵紫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学生和民众自发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一边是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作肃穆悲痛状出席胡耀邦悼念大会，一边是他们私下质疑为什么要把「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调子定得那么高」（本书「五月四日」一节）；一边是这些「对党忠诚」的领导人怀疑赵紫阳发动了对于胡耀邦的群众悼念活动，另一边他们又同时表白说他们同情胡耀邦而赵紫阳是对胡耀邦落井下石的人；一边是新被选择为总书记的江泽民明确批评当年搞掉胡耀邦的动作不合党章，另一边则是这些选择了江泽民的人正在动用军队来镇压那些同样认为胡耀邦下台是冤屈的天安门抗议民众。

同样，在李鹏此书中，这种矛盾也在在呈现：李鹏开始就指出，他「虽然不赞成胡耀邦支持自由化的做法」，但对胡耀邦去世也「感到非常悲痛」，并用了一些笔墨来赞扬胡耀邦。可是，全书再三强调，他认为学生运动是「动乱」的根本原因，在于这场运动「为胡耀邦鸣冤叫屈」。在「前言」中，我们更明确读到：「动乱者的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表面上是要求『为胡耀邦同志平反』，实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连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都不能理解这种逻辑。他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中央（为胡耀邦——吴注）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有道理。」[注24] 一句话，为什么学生要求为胡耀邦平反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在本书中，我们多处读到，李鹏非常担心赵紫阳会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四月三十日」一节），自己在高层会议上也不断重申不能承认「非法的学生组织」（「五月一日」一节）。我想，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中共政治制度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剥夺民众的组织权利，决不允许自发、独立的社会政治组织存在。这关乎这种制度的根本原则。可是，我们还读到，当学生请愿书不再提为胡耀邦平反，「中心要求是承认闹事学生组织的合法性」时，李鹏却认为学生的要求「调子降低了」（「五月二日」一节）。胡耀邦去世前毕竟还是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当局刚刚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可是，为胡耀邦平反，居然比承认学生组织的合法性，对当局的威胁还要大。这是为什么？其中的关节，我想现在应该很明白了：是不是承认学生组织的合法性，这毕竟意味着掌权者有合法权力决定什么合法什么不合法，而为胡耀邦平反，则意味着判定，那种迫使胡耀邦下台的权力和制度，本身就是不合法的。

再一个谜团，围绕赵紫阳五月十六日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而展开。我们知道，赵在这次谈话中披露，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决定，在最重大的问题上要经过邓小平同意。在本书中，李鹏承认「赵讲的话本身符合实情」，但他质疑赵的用意。邓小平也说，赵「这是把一切责任推给我」（本书「五月十九日」一节）。而按照赵紫阳的说法，这是因为他那段时间认识到了民众对邓「特殊地位」的非议，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解释。在后来的回忆中，赵紫阳说：「我认为这样公开说明对邓是有好处的，至少说明在组织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注25] 更何况，当时在与苏共领导人的外交会晤当中，苏方也提出了相关问题。[注26] 近年来，有一些对于「六四」的反思，也把问题的焦点对准此事，认为赵的这一谈话坏了大事，否则可能不会出现流血镇压。根据李鹏此书的记述，我们看到，学生刚刚开始悼念胡耀邦，就已经被认定是矛头对准邓小平，这离赵紫阳五月十六日谈话还有足足一个月的时间。至于调动军队对付学生，我们也在此书中读到，也早在四月二十一日就开始了，当时「紧急」从驻扎保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三十八军的两个机械化师，调一千五百名兵力「日夜兼程，赶赴北京」。五月十七日邓小平提议戒严，那已经是再一轮调动野战军对付天安门群众运动了。

在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这件事情上，李鹏此书所持逻辑是：这件事是实情，但是不能说，更不能公开说，说了就是「阴谋」，就是「分裂党」。这样的逻辑似乎很难理解，但现在这也变得比较容易明白了：对邓小平来说，他的权力不是来自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更不用总书记赵紫阳来宣布他老邓具有使用最终决定权的合法性。谈什么合法、非法？但凡讨论这个问题，就等于凸现了邓在包括迫使胡耀邦下台等问题上的作为的非法性，那就是挑战邓的超乎包括宪法、党章等所有法规在内的「核心」地位。

中共政治的一个最大吊诡之处，正在这里：它有一整套宪法、党章、法律、程序，还有一整套民主的说词，这套说词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到了宪法和党章之中[注27]；但是，真正的政治权威，其产生、运作、认知现实和决定政策，都和这套包括宪法、党章和民主说词等等在内的「宪章制度」没有任何关系。更有甚者，谁强调中共自己所建立的这套「宪章制度」，谁就会被中共政治权威的真正拥有者认定是敌人；同时，另一方面，中共政治也决不会拿掉这套「宪章制度」而另为那种政治权威立一套可以公开的说词和章程。这里有重重迷宫，也可以是重重陷阱；这里有无尽奥妙，几乎都无法言说、更不能言说。根据宪法和党章，非法者知道自己非法；但宪法和党章无关实际的政治权力，所以实际权力拥有者同时又认为自己是超越法与非法的。你说他非法，就像学生要求为胡耀邦平反所蕴含的，当然罪该万死；你说他合法，就像赵紫阳那样，既通过与戈尔巴乔夫谈话而为邓小平个人作出这样的解说，也试图通过与天安门运动相配合来推进民主和法治，从而为中共政治制度作这样的解套[注28]，那也一样罪该万死。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种政治中的最高权力超越任何「法」，他就是法，法就是他，你和他谈论合法非法就是挑战他。毛泽东对斯诺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等于说，毛认为自己就是天、就是法。打倒刘少奇，用毛自己的话来说，只需要动一动自己的小指头。邓小平搞掉胡耀邦，就是毛打倒刘的那一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演。

同时又可以说，这里的逻辑很复杂：究竟谁是「他」？「他」有其个体的人身表现，也有其权力架构、基本制度的体系化身；两者之间难解难分。邓小平说：「这次动乱，问题出在党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名义上看是李鹏和赵紫阳，实际上是我（指邓小平——李鹏原注）和赵紫阳」（本书「五月十九日」一节）。这个话，也是毛泽东当年「炮打司令部」的翻版。过去毛泽东怀疑刘少奇可能会替彭德怀翻案，必欲除之而后快，不惜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现在，邓小平怀疑赵紫阳可能会替胡耀邦翻案，也必欲除之而后快，也不惜策划同样惨绝人寰的天安门暴行。就「他」的个体人身表现而言，究竟谁代表党中央？党章中有答案，但是，你不能相信党章中的答案。李鹏说：为胡耀邦平反，「实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讲的是「他」的架构、体系化身。什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宪法中没有答案；即使有，你也不能相信那个答案。谁相信党章和宪法中的答案，谁就是敌人；谁要求落实党章和宪法的答案，谁就是「进攻」。

还有更复杂的一层：这种政治又绝不肯放弃自己所编织的那一套宪法、党章、民主说词等等。为什么？一个原因是：当他确定你是敌人的时候，他不会说你是他的敌人；他说你是宪法和党章的敌人，是党、社会主义和人民的敌人。尊重宪法和党章的人，必定被政治权威变成宪法和党章的敌人，这是中共政治不同于传统政治专制的一个特点，也是它深奥、复杂、难以理解的一个原因。

李鹏此书明确透露，邓小平是一九八九年北京部分地区军事戒严的提议者和决策者（「五月十七日」一节），也是六月三日天安门「清场」方案的最后批准者（「六月三日」一节）。据李鹏记述，邓小平明确说了，「要准备流点血」，不能不使用杀伤性武器（「五月十九日」一节）。可是，这不是杀人，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是为保卫社会主义而英勇斗争。专制政权杀人，往往激起人民的反抗，也会受到民主国家的谴责；但是，「平息反革命暴乱」就不一样了。国际社会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搞错了情况，还是赶快加入到这个政权的繁荣事业中来更好；很多二十一年前在北京游行示威、高喊「李鹏下台」的人们，现在一定同意李鹏此书的观点：历年来的实践证明，「平息这场动乱和暴乱」的果断措施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本书「前言」），中国因此成了「被世界上公认的令人羡慕的国家」（本书「后记」）。如果没有那一套宪法、党章和民主说词，那些实际上是把自己出卖给金钱的人，会这样自感无限荣光到「令人羡慕」吗？诚如德国大诗人歌德所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以来，国内国外无数的人，在那从死亡所开始的所谓生活的教育下，看来早就明白了政治学的学术研究迟迟未能揭示的真谛：在中国，管什么宪法和党章，管什么合法或非法，只要认准并跟紧真正的政治权威，「他」就是法，法就是「他」，中国的麻烦就没有了，中国的盛世就降临了。所以，自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被镇压，中国就成了一个非法压倒合法的世界，一个谎言掩盖真相的世界，一个权力践踏民意的世界。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围绕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所展开的政治图景，凸现了两个最为基本的政治问题：一个是国家权力与民众意愿之间的关系问题，一个是宪章制度作为基本规则（在中国，这包括宪法、党章等）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并不是相互分割的，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政治学研究中，前者一般被概括为国家（the state）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注29]后者则是近年有关institutions的研究复兴中的一个中心问题。[注30]在有关天安门事件的研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得到较多的重视，[注31]虽然相关研究也还需要继续拓展和深入；而关于「制度」的研究，特别是「宪章制度」与真实权力的互动，则还十分薄弱。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研究资料的相对匮乏，特别是高层权力运作的状态难以为研究者所了解，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制约。现在，李鹏此书提供了新的宝贵材料，既有助于解开一些历史谜团，更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两个问题，特别是后一个问题，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研究中的重要性，理解这两个问题之间的紧密关联，具有重要的意义。沿着这个研究方向，本文仅仅做了初步的、肤浅的尝试，更多的努力有待来者。

二零一零年五月底六月初，于太平洋另岸「桴浮书屋」[这个书屋的名字够酸的。]

「导言」作者简介：

吴国光（见图），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历史系教授、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美国哈佛大学尼曼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鲁斯研究员，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王安博士后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北京大学文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中国政治、政治制度及其转型、中国对外关系、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着有英文书籍四种、中文书籍十六种，以及中文和英文论文多篇。

注释：

1 江迅，〈李鹏《关键时刻》的关键〉，《亚洲周刊》，2004年3月28日，页36—39。
2 例见：Li Lu, Moving the Mountain (New York: Pan Books, 1991); Shen Tong, Almost a Revolu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Eddie Cheng, Standoff at Tiananmen (Sensys, 2009)；刘刚，《天安门，路在何方》（香港：英华出版社，2009）。
3 例见：严家其，〈又一次北京之春〉，〈六三之夜〉，均载严家其，《政治多么简单》（台北：正中书局，1992），页226—46，248—52；包遵信，《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槃》（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7）；张伟国编，《钦本立的擦边球》（布鲁克林：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2000）；高瑜，《我的六四》（香港：文化中国出版社，2009）。
4 例见：Harrison E. Salisbury, Tiananmen Diary: Thirteen Days in June (Boston: Little, Brown, 1989);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
5 例见：丁望，《六四前后：对八九民运前后的政治分析》（台北：远景出版公司，1995）；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6）；卡玛、高富贵，《天安门》（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洛杉几：真相出版社，2004）；张万舒，《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香港：天地图书，2009）；Roger V. Des Forges, Luo Ning, and Wu Yen-bo eds., Chinese Democracy and the Crisis of 1989: Chinese and American Reflec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Craig Calhoun, Neither Gods Nor Emperors: Students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Timothy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6 例见：Han Minzhu ed., Cries for Democracy: Writings and Speeches from the 1989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Michel Oksenberg ed., Beijing Spring, 1989: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Jonathan Unger ed.,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1); Theodore Han and John Li eds., Tiananmen Square Spring 1989: A Chronology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2); Andrew J. Nathan and Perry Link eds., The Tiananmen Paper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1, compiled by Zhang Liang); 张良编，《中国「六四」真相》（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
7 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并见：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eds.,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9).
8 例见：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纪实》（北京：大地出版社，1989）；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袁立本，〈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真相〉，载唐绍明主编，《平暴后的反思：坚持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页3—33。根据李鹏本书透露，这些出版物的目的是要「揭露」坏人以「争取舆论」。
9 这一系列着作包括：李鹏，《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3）；李鹏，《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4）；李鹏，《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5）；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李鹏，《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李鹏，《和平与发展：李鹏外事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10 引号内为李鹏原话。以下所引李鹏此书内容，在我的行文清楚交代时间的情况下，读者可按照这个时间交代，查阅此书相应日期的一节，不另行注明（比如说，本句内容，见李鹏此书「四月十六日」一节）；在时间交代不清楚的情况下，我以括号注明所引内容出自此书某日期的一节，不另加脚注。
11 书中多处显示李鹏对于姚依林的尊重和信任。在「五月四日」一节，李鹏记叙说，「（姚）依林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场动乱是不是赵紫阳发动的，这场动乱是不是打邓倒李保赵。他还提出疑问，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调子定得那样高，是否也是赵紫阳发动的。」李鹏评论说：「姚依林是一位老同志，并且久在中央工作，斗争经验丰富。他的两点质疑，确实发人深省。」
12 一个简单但可能很重要的解释，是李鹏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在本书「六月十五日」一节，在谈到阎明复的时候，李鹏在记叙了阎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庭背景之后写道：「我真无法理解，不知为什么，这样一个革命家庭出来的人，在关键时刻立场不稳，竟站到支持动乱一边去了。」这从一个侧面，反证了李鹏对于自己家庭背景的重视，特别是这种背景与自己的政治立场之间的关联。
13 赵紫阳，《改革历程》，页24。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页1272。
15 同上，注3。
16 在这一节，李鹏写道，胡耀邦在政府中没有职务，学生因此不应该向作为政府总理的李鹏递交有关胡耀邦的请愿书，他们应该向总书记提出有关党务的问题。
17 张万舒，《历史的大爆炸》，页57。
18 上书，页58。
19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页32。
20 陈小雅，《天安门之变》，页122。
21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2年9月6日通过）（此章程在一九八九年为有效章程——吴注）第二章第十条第三款：「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第三章第十九条第一款：「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是：（三）讨论并决定党的重大问题」；第三章第二十条：「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领导党的全部工作」；第三章第二十一条：「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见《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从一大到十七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页105、108。
22 赵紫阳，《改革历程》，页58。
23 参见李鹏本书「前言」，那里这样不点名地讨论赵紫阳在「这场动乱」中带给「我们」的教训。
24 赵紫阳，《改革历程》，页25。
25 上书，页66。
26 上书，页66-67.
27这些东西，在政治学中，都属于institutions 的范畴——汉译一般用「制度」一词，但它明显与当代汉语一般意义上所使用的「制度」概念有很大的不同；我这里试用「宪章制度」一词来表达其涵义。在下文中，除非另外说明，我一般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所谓「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的学术传统内使用「institutions」 (也即我所说的「宪章制度」)的概念，特别是其中的「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关于界定和阐述这一概念的相关文献，例见：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8 这里的「制度」一词，是在当代汉语一般意义上使用的。
29 例见：Alfred Stepan,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Joel S. Migdal, Atul Kohli, and Vivienne Shue eds.,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Joel S. Migdal, 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0 例见：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John L. Campbell and Ove K. Pedersen eds.,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31 例见：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Andrew Walder,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he Beijing Upheaval of 1989,」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38, no. 5 (Sept./Oct. 1989), pp. 30-40.

方励之事件始末

刘柠


日本真正能动、灵活地展开人权外交并取得了良好实效的，是18年前围绕方励之夫妇的出境问题，以北京为对象的一场攻防战。今年6月，日《产经新闻》首次披露了这方面的密档，使这一历史公案的真相浮出水面。


方一家三口进入北京的美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翌日（1989年6月5日）。两天后，中国当局召见美驻华大使James Lilley，要求引渡方夫妇。同时，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通缉全国，并在美大使馆周边地区重兵把守，严密监视。美国方面于1989年7月派遣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赴北京交涉，谋求问题的解决，但中国以所谓“国内法”和“国际法”为后盾，寸步不让。


对美国而言，引渡是无法想象的。用Lilley大使的话说：“一方面，方与美学术界和人权团体关系深厚，作为民主活动家有很高的声望。另一方面，中国一旦逮捕反革命分子，甚至拥有将其处死的‘合法’权利。”继而，中方展开了揭批方励之等学运“黑手”的政治攻势，将矛头对准了美国。双方剑拔弩张，氛围高度紧张。


但与此同时，旨在和平解决“方励之事件”的政府间斡旋工作，也在水面下悄然展开，不仅当事的中美两国，日本也被卷了进来。事件发生于那一年的“春夏之交”，但整个秋、冬，乃至翌年的“春夏之交”，中、美、日三国都没闲着，中美、中日、日美，双边谈判、多边协调，形形色色的方案被反复权衡、掂量。终于，一个将问题的解决与解除经济制裁挂钩的预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其契机是中国总理李鹏与日本驻华大使桥本恕的秘密会谈。后者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代日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曾主导了日方谈判的方向和进程，深受中方的信赖。


桥本回忆说，1989年12月，斯考克罗夫特第二次访华无果而终。不久，李鹏对日本发出信号，重弹日对华援助贷款（ODA）的历史和意义，呼吁日方“信守政府间承诺，务必实施第三次日元贷款”。第三次贷款本来系1988年前首相竹下登访华时承诺的经援，计划从1990年起的5年内，总计贷与中国8100亿日元（约56亿美元，相当于1989年末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但在1989年7月于巴黎召开的第15届西方七国首脑峰会（G7）上，作为西方民主国家协调一致的对华制裁措施而被冻结。


对于经济陷入空前绝境中的中国来说，第三次日元贷款与同时被冻结的世行贷款（约23亿美元）一样，不啻为强心剂，其意义完全可以用生死攸关来形容。乃至桥本恕觉得，“李总理拼命游说，令人感到冻结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90年代初，日海部（俊树）政权面对国内财界的强大压力，曾试水解除对华制裁，外务省也制定了于90年7月的休斯敦（G7）峰会上，修正前一年通过的制裁决议案的战略目标，但此举必须首先与美国取得协调。为此，90年春，现驻华大使、时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宫本雄二奉命访美，旨在摸清美方的底牌。

但宫本发回的报告，结论却是否定的：“美国会和舆论非常强硬，即使在政府内，解除制裁也没有讨论的余地。对方励之事件的反弹之强烈，其一日不解决，下一步便无从谈起。”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只有自己往前走，勉力推进。桥本大使秘密拜访了老相识、中共中联部长朱良。照桥本的经验和想法，对华交涉“要考虑对方的面子”。于是，会谈既未涉及日元贷款问题，也未触碰方励之事件，只是就事论事地说，“我们正在面向在休斯敦峰会上解除制裁而努力，希望中国也能加以切实的应对。”


这一次，中方显然理解了日方的意图：在桥本大使与中方接触的一周后，6月中旬，中共当局做出了允许方励之一家出境的决定。在方一家乘坐美空军飞机出境的当天，中方低调发表了关于“方夫妇出国治病”的消息。在两周后召开的休斯敦峰会上，日美协调一致，解除了冻结一年之久的第三次日元贷款和世行融资。但对在方励之事件的解决上日本曾插手斡旋之事，中、美、日三国均未公开。


方夫妇半年后顺利移居美国，现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执教。不明就里的方励之，定居美国后，还屡次批判日本率先解除对华制裁的“机会主义”之举。

李鹏「六四」日记出版前言

作者：鲍朴

出版这份重要历史事件当事人纪录的关键在于文件本身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虽然使用尽可能多的公开史料，经过仔细的推敲和对比，结论确认是真实的李鹏「六四」日记，但在缺乏作者亲自认证的条件下，任何旁证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局限。好在本书出版之际，原作者和许多的当事人尚且健在，如有丝毫作伪之嫌，必将逃不过众多读者的眼睛。

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以封面故事的形式独家报道了国务院前总理李鹏的「六四」日记，文中报道说二○○三年的秋天：「八九年时任总理的李鹏，写了近三十万字的六四日记及书稿，名为《关键时刻》（编按　李鹏「六四」日记」），并且将书稿发送给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希望中共中央准许出版。「书稿发出两个月后，李鹏没有获得任何反馈讯息，于是打了多个电话给拿到书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再询问读后想法，强调书的内容可以修改，但希望中央准许出版。不久，胡温新政府给李鹏明确答复说，经中央研究，此书暂时不公开出版为妥。」

二○○九年本社出版了「六四」事件另一主要当事人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之后，有人通过中介与本社取得联系，并且转交了一个复印稿本。打开一看赫然便是传说中的《李鹏「六四」日记》（以下简称「原稿」）。

《改革历程》可作印证

由于来历不明确，「原稿」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问题即刻成为出版之前的首要问题。本来，赵紫阳的录音回忆《改革历程》可以是一个印证「原稿」真伪的有效工具，但是由于本社得到「原稿」之时《改革历程》不仅已经出版，而且已经广为流传。是否有对照《改革历程》作伪的可能也就说不清楚了。因此对比之下，尽管二者内容高度吻合，在下结论的时候也不能百分之百地据此说明「原稿」的真实性。

本社获得的「原稿」是排版后的简体字版的复印件，虽保留了原版面，但没有作者，没有版权页，没有封底以及封面，也没有《亚洲周刊》报道的「征求意见稿」字样。李鹏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前言」后面结束时的署名：「李鹏二○○三年十二月六日初稿」。「前言」的最后一段，明确提到：「我这本书暂定名为《关键时刻》，副名为《李鹏日记》」。

但「原稿」是否就是《亚洲周刊》所报道的李鹏「六四」日记，尚存疑点：《亚洲周刊》曾有「近三十万字」一说，但「原稿」经精确统计以后，确认为十四万八千余字。二者相距甚远。鉴于《亚洲周刊》记者并未亲眼看到当时的文稿，因而「字数存疑」也不足以说明本社所获「原稿」的真伪。

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指出：「当事人写亲自参与过的历史很难摆脱主观的成见。」在此，「原稿」的「主观成见」，恰恰是左证材料真实性的一个重要观察点。研究之后，不难发现「原稿」内容高度一致，写作目的明确，与当事人身份完全符合。特别是内容之中从未发表过的众多具体细节，与可靠的公开史料高度吻合，大大降低了作伪的可能性。

胡适先生曾指出：「凡能著书立说成一家言的人，他的思想学说，总有一个系统可循，决不至有大相矛盾冲突之处。故看一部书里的学说是否能联络贯串，也可以帮助证明那书是否是真的。」但是应该指出，使用这种鉴定史料的方法，还是留下一些小的存疑。这里只有向读者坦白点名，请读者自己去判断。

删改历史属常态

比如：就胡耀邦追悼会传说李鹏答应见学生，「但等了几个小时，李鹏也不出来，因而激起群情激愤」一事，正文四月二十三日记录中说：「乔石同志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治丧事宜，得知学生要递请愿书时，就指示治丧小组派工作人员出去接收学生的请愿书。在这个时候，我早已离开人民大会堂，回到中南海办公室了。治丧办的工作人员没有说过，也不可能说李鹏总理答应过出来见学生。」

但是，在正文五月二日记录中却另有说法：「我之所以不出来见学生，是因为我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出来见学生，弊大于利。想当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国家虽已大乱，但毛主席的威信真比天高，可谓一呼百应，周总理是代表毛主席向群众讲话，所以才有作用。

如今中央内部意见就不一致，我讲话，讲什么，代表谁。如今，赵紫阳是党的总书记，一把手，对这样重大的问题，理应由他出来见学生，代表中央说话。我已识破，学生拱我出来亮相，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是想把我推到第一线，当靶子来打，从而在全国挑起更大的事端。」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作者以国务院前总理的身份同共产党政治斗争结束以后的「正确路线」保持一致的立场，使一些很容易证明的事实上的谬误和隐讳遗漏，不能成为鉴定「原稿」作伪的依据。比如，「原稿」中提及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共计三十余处，而曾经代表官方向全国人大作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的另一主要参与者国务委员及北京市长陈希同的名字却一次都没有提及。

执政党有随时随刻垄断真理的习惯，但缺乏修订当代「信史」的记录。由于出自政治目的删改历史，在中国大陆尚属常态。因此《亚洲周刊》所报道的李鹏「六四」日记被中共中央禁止出版的报道可信度极高。但社会上对「禁止出版」的反应却是一致负面性的，反映了人们相信历史纪录的留存是有对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

《亚洲周刊》总编邱立本先生事隔几年到二○○九年在《寻找六四的最新拼图》一文中还念念不忘，写道：「李鹏所写的六四日记《关键时刻》，就应该被中南海准许出版，而不是尘封在高层的档案中。」

此外，由「六四」事件死伤者家人组成的「天安门母亲」在二○○七年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公开信中也认为李鹏「有权提供证言、证物，为自己辩护」，并且公开呼吁「执政当局改变决定，让《关键时刻》一书能够公开出版、发行。」

坚信历史纪录的留存是有益的是本社出版这本书所依赖的唯一动力。当事人的记录和回忆是研究历史的不可或缺的基本素材。为了对历史负责，也对当事人负责，本社作了最大的努力，保有了原稿的完整性。

原稿配有插图三十四幅，分布于内文各处，在复制媒介中已经不可复原，只好删除，但原插图说明在《附录》中予以保留。正文中四月二十六日一处提及「以上凡黑体字均是小平同志亲笔修改的」，因黑体字已无法辨清，只有加批注说明。除此以外，别无任何删减，增添或更改。原稿中的少数文字性错误亦予以保留，并加批注说明。

另须说明的是，本书出版以后，如为作者所证实，则关于版权的合法权益应归属作者本人

2010年6月5日


—— 原载: 信报

中共太子党主导中国私募行业

作者：看中国

中共太子党在中国本土迅猛发展的私募股权行业，占据了社会主导地位，他们通过重组国有资产和为私企提供融资，赚取巨额利润。专家指出在各个特权垄断行业，太子党得天独厚，父辈的权力转化为手中的金钱。

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在新崛起的私募行业中，闪现着当今中共最高领导人子女的身影，包括现任总理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前任总理朱鎔基儿子朱云来，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环的儿子李振智，现任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之女李彤，以及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女婿Wilson Feng。

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的资料显示，2009年，中国私募股权交易总额高达36亿美元，占亚太地区这一类交易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太子党的权势，使得关系不够“硬”的参与者们受到排挤，包括外国公司在内。

报导说，外国公司不得不争相把钱投给太子党们的私募基金。以前，这些有背景的太子们他们的最佳选择是去高薪的西方投资银行，但现在他们跟那些外国人说：「嘿!现在我说了算，手头甚么单子都有，所以你们把钱给我，我自己来投资，还要分到大头。」

曾经是赵紫阳智囊团成员的经济学家程晓农，也曾经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他指出，太子党主导的都是需要权力和特别许可才可以進入的行业。

程晓农：「那么现在私募基金在中国实际上没有严格的相关法规来管制，他们等于是钻了这个空子。既然没有法规，那么谁有权能批准，谁就容易進去。」

前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表示，官员子女及亲属快速增长的财富“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他披露，很多腐败问题都是通过子女、通过亲属反映出来的。私募基金从经营本身来讲是一种商业活动，这种商业活动由于它的垄断性和特殊性能够获取暴利，这个本身不能算是腐败，但是这些太子党成员他们所经营的私募基金等等类似的商业活动，是否渗透着父辈的权力和背景，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尽管中共当局曾经规定官员的亲属子女不得经商，但是这项规定现在早已经被扔進废纸篓。程晓农透露，有邓小平、陈云的子女做榜样，太子党经商自然层出不穷。

程晓农：「我们都知道陈云是在中共党内号称甚么廉洁…但他的女儿早在八十年代就介入商业活动，而且实际上涉嫌很多腐败行为，但是陈云…他整天在中纪委主任位置上天天讲要廉洁，然后再去约束他的女儿不要从事商业活动，从来没有做这样的事。」

目前中共高官普遍送子女到西方大学深造。过去十多年，他们当中很多人被西方公司和银行聘用。但是今天，这些西方公司都在竞相投资那些太子党们创设的私募股权基金。程晓农指出，西方投资公司和银行与太子党合作，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从最初的比较边缘化的干部子弟，逐渐演变到现在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子女。

程晓农：「应该讲这就是外商在中国经营活动的一种中国特色，他们很清楚在中国没有官场背景，外商的经营会有重重困难，所以找一个有官方背景的子女来给他们铺路，付之以高薪，甚至不需要他们做实质性的工作，只要他们负责公关，这是很多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的门道。」

私募行业著名的太子党包括：李瑞环之子李振智(George Li)。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的MBA学位，曾先后就职于美林(Merrill Lynch)和瑞银(UBS)。吴邦国的女婿Wilson Feng，两年前离开美林，成立了一家与国有核能集团有关系的基金。李长春之女李彤，目前掌管着香港中银国际(Bank of China International)旗下的一家俬募股权基金。毕业于斯坦福大学(Stanford)的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之子 Jeffrey Zeng，也创立了一家隶属于国有金融机构的基金。

北京一家外资银行的主管说道：「现在是中国金融业的关键时刻，但我们非常担心，外国人及其他有才能的中国人，正在被太子党和其他背景深厚、试图主宰（中国私募）市场的人关在门外。」

我的心更没死！----“六四”前后我和上海市委领导的接触

沙叶新

二十年了，我对“六四”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再不说，有点憋；可真要说，又说不出什么惊天动地或感人肺腑的事情，因为整个“六四”期间，我不在举世瞩目的北京，我在上海。上海虽然也有示威，有游行，有绝食，但没开枪，没坦克，没屠杀。北京是震中，是飓风口，是火山顶。上海在这一风波中的险情、影响、后果，都无法和北京相比。况且我不是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只是游行队伍中的随行人，甚至我对游行也并不热衷。由於风云际会，恰逢机遇，让我在“六四”前后能够和当时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曾庆红、江泽民有所接触，有所对话。这也并非重大国家机密，即便机密，二十年过去，也可以解密了。如今披露出来，但愿能为这段历史增补数行笔墨。

曾庆红和新权威主义

一九八九年初，时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我，因工作烦恼和忧国忧民，写信给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希望见面一谈。信上说：“你能听听我这个基层干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许对你指导全面工作有好处。”口气不小，如能在信中补上一句“我也会从你的交谈中获得教益”，就好多了。但我这人心直口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写信亦如此，笔不停辍，文不加点，就匆忙寄出。一月十六日下午三时，曾叫秘书来电话，请我去他在康平路的市委办公室。

我一月十九日下午四时的日记：

“星期一（一月十六日）……我在曾的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我几次要走，他都说再谈谈。我主要谈我在信中所说的三个问题：一、为什么各个单位人际关系那么紧张。二、为什么有些政策不错，可执行起来那么难？三、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人们获得了不少利益，可还是骂娘？他也谈了不少，近似聊天。”

日记是简略的，记下的也许并不重要，而日后才显现其重要性的事情反倒没记。比如，那天我和曾讨论过一九八九年的形势，意见不一，现补充如下。

我说：“凡经济上出问题，隔年政治上总要出事。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提出『大干快上』、『特大跃进』，致使一九七九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第二年，一九八○年，以『两个凡是』为口实，华国锋就辞职下台了。一九八五年，从不涨价的中国市场第一次出现涨价.那时我还抽烟，『飞马』牌本来二角八，一下子涨到三角二，火柴和肥皂也涨，造成供应紧张，人心波动。第二年，一九八六年，胡耀邦便在中国的第一次学潮中下台了。去年，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导致价格飙升，百姓恐慌，物资短缺，到处哄抢。我当时在澳大利亚，妻子来电告诉我，银行出现挤兑，不得不暂停营业.这是中国从未有过的经济动荡.”

曾说：“今年因此就会出事？”

我说：“可能吧，因为老百姓连这样的歌都唱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没有钞票。∕反动派，没打倒。∕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全国人民要大团结（”大团结“是当时一百元人民币的图案），掀起了吃喝玩乐的性高潮、性高潮！”

曾说：“如今党风民气是有问题，但并非像这首歌或者像传说的那么糟。我们的新闻界也不应该将人民的注意力硬转到社会的这些和其他某些敏感的问题上去。今年会不会出事？我认为自由多一些，民主要慎重，就不会出事。新加坡不就是这样吗？社会和政治很稳定。”

当时新权威主义思潮正风靡一时，并得到官方的青睐.从曾的“民主要慎重”一语以及他对新加坡经验的肯定，可以得知曾以及与他类似的高干们日后对“六四”民主运动的基本态度。

江泽民召开上海知识分子座谈会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很快就引发了震惊全国和世界的大学潮，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市民相继游行示威。上海市委还因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激起轩然大波，难以自拔。

我五月十七日下午二时的日记：

“五月十六日下午二时，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出席者有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陈至立、黄佐临、张瑞芳、苏步青、夏其言、邓伟志、宗福先、王沪宁等三、四十人，其中有些人，我不认识.我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认为学生运动起到了人大、政协应该起而没起到的作用。”

日记过於简略，补充如下：

会议一开始，江泽民便说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他作为市委书记，压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济。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他最近有神经病，而且说了两三遍，听得我们莫名惊诧。我想，他可能是想说他精神方面有点毛病，或者是想说他有“精神病”；而“神经病”一词在江浙沪地区意同“疯子”，他肯定是用词不当，说错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江泽民说到学潮以来，他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就用上海话作一譬方，他说他像乌龟（上海话念“乌巨”）一样，头伸出来一刀，头缩进去一刀。这显然不伦不类，比喻失当；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说自己是乌龟的！

之所以如此，想必是江近日以来，疲劳过度，意乱心慌，以致慌不择言，辞不达意。否则像江这样口才甚好也极爱表达的人，不至於有如此语病和口误.语言是内心的外化，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江的内心纷扰，如热锅之蚁。

这次座谈会，给我的强烈感觉是为了解决《导报》问题.

江说：“最近以来上海所发生的事，游行呀，示威呀，静坐呀，绝食呀，北京、全国各地都有，上海唯一的『土特产』，就是《导报》问题.市委对钦本立同志的处理仅仅是停职，不是免职嘛。停职，还可以复职嘛。有人希望市委主动找个台阶下一下，我们也希望呀，但是双方面都要下台阶才行呀，一方下了，一方顶着，也不能解决问题嘛。”

江当时对解决《导报》问题确有诚意，也非常急切，这和来自中央的压力有关.此前江去北京找过赵紫阳请示办法，赵没见，鲍彤见了。鲍传达赵的意见，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於是江返沪之后不得不急忙“解铃”。

还有一细节很能表现江的意愿和焦虑，当记协主席夏其言提到他是钦本立的入党介绍人时，江便立即离位，和夏并坐，低声交谈，明显感到是他在向夏求援，希望夏帮助说服钦解决《导报》问题.

我的发言有两点，一是说：“年初我对曾书记说过，今年要出事，不幸而言中，果然出大事。我支持学生运动，但素不爱游行，君子动口不动手，也不要动腿；游行要动腿，走那么长的路，很累。更不主张绝食，怕出事，会死人。每一个生命都很宝贵，尤其是青年人的生命。都是共产党，应该好商量。”

第二，我说：“现在的领导干部，一是有委屈情绪，工作很辛苦，成绩也不小，怎么学生还要游行？想不通。这个问题我也和曾庆红同志探讨过.当人们的温饱基本解决之后，『需要层次』便直线上升，要求尊重、要求自我实现.不满和骂娘，都是为了社会的更大进步。再就是领导干部不习惯民主，喜欢自己的一言九鼎，不喜欢人家的七嘴八舌。”

我发言中还举了江泽民一九八七年在上海交大处理学潮之事为例。那次他以一个学生运动的前辈来开导大家，起先还很受听，当江用英语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时，有点炫示，发音也欠准，被台下一个学生“嘘”了几声，江便“尊容失色”，指着台下质问：“谁？你上来，上来！”没想到该生真的堂而皇之地上来了。江连声问，“你叫什么名字！”该生也坦然回答，反而使江下不了台。

我对江说：“起先你很潇洒，后来你失态了，表现的不是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是一个父母官的架势。什么原因？就是不习惯民主。”

江对我的话非但不以为忤，反倒说：“还是你们作家懂得人心，看得准。”出我意外。

五月十八号我的三点建议

我五月十九日上午八时的日记：

“前天（五？一七）晚上，智红（我女儿）从学校来电话，说『上戏』将在十八日上午游行，问我去不去。她希望我去。

“十八号一早，六时五分起床，匆匆离开程桥宾馆，乘坐五十七路公交车。三十分钟后，便到『上戏』。来到女生宿舍楼下，红儿迎了出来。她说，游行八时半出发.时间还早，我於是回家，泡了杯茶，想喝足了，再去游行。”

在家中喝茶时，我考虑到江急切想解决《导报》问题的愿望，又考虑到学潮以来江和朱鎔基一直未在媒体露面所引起的疑惑和猜测，使我大发“忧国忧民”之心，便打了个电话给曾庆红.曾的秘书说曾还未起床，我说那就算了。我想这几日曾和江一样，难得安眠，我这么早打电话给他，实在妨碍他的休息。秘书问我是谁，我说沙叶新。他连忙说，你等等。稍顷，曾来接电话。我向他提出三点建议，我同天日记中有记录：

“一、市委迅速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声明学生游行是爱国民主运动，并希望全体市民支持学生，同时也劝慰学生不要绝食。

“二、市委迅速对钦本立事件有个态度，可以主动下台阶，比如市委可以说对《导报》的处理『操之过急』，如果钦不满意，市委还可以再下一台阶，说『处理欠妥』。如果钦仍不满意，那我可找一些能够和钦说上话的人做做工作。如果问题解决了，就请钦在电视台发表一个讲话，劝同学不要绝食。

“三、请江泽民同志迅速出面，接见绝食的学生。”

“我对曾说，要做到以上三点，市委就别怕和中央不一致，要有独立行动。

“曾说，问题不是如此简单，而且这三点很难做到，至少是来不及了。但我一定在今天上午的常委会上，转达你的三点建议.”

虽然我的“书生之见”未被採纳，有些怅然，但曾没有敷衍我，没有打官腔，对我说了实话。我喜欢这样。

打完电话我就去“上戏”参加游行，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女儿，怕她出事。

“六四”后我带了三天黑纱

我六月五日上午七时十五分的日记：

“北京在流血。我震惊、哀痛、哭泣……

“我太书生气，以为政府不会下令枪杀百姓，他们居然就如此做了，这个政府罪该万死！

“昨天凌晨和上午，都看到华东师大的学生、研究生在主要街道阻止交通，宣传北京的事实真相，我真为他们的勇气感动。

“我想今日上午带黑纱，表示我对死难者的哀悼。”

我六月六日上午八时的日记：

“昨日上海全市交通阻塞，因上海各高校学生上街，设路障，破坏轮胎。这是四十年来所没有。

“为了哀悼死难学生，昨日（五日）上班时我佩戴了黑纱。到剧院后，人问谁死了，我说北京的一个老同学死了，当然大家心中都知道我的黑纱是为谁而戴。”

当时北京已经给学潮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不久中央电视台二十四小时连续播放通缉令和到处抓人的消息，全国一片恐怖。此时此刻，我为死难学生戴黑纱，无疑是在撞枪口。

我妻子大吃一惊，她本以为我只是在家戴黑纱，但她看见我还要戴着去上班，便一把抓住我：“你不要命了！”我说：“是不要了！”她说：“你不要命，那我呢？孩子们呢？你给我把黑纱拿掉！”我不肯，她说：“我求求你，你就在家里戴算了。”我说：“不，我要去单位戴，我还要上街戴！”她更加吃惊，但又无法阻拦我。我说：“虽然我不太主张游行，但坚决反对开枪；他们在大街公开杀人，我就要在大街公开戴黑纱，否则我对不起死难的学生。”

晚上下班之后，妻子看我平安回来，总算松了口气，没想到，我第二天还要戴黑纱，她说：“你还没戴够？非要戴出事来呀！”我说：“死了那么多学生是国丧，我要独自悼念三天！”这样我就戴了三天黑纱。

为戴黑纱，很多人为我担心，说：“北京那么大的示威都已结束，你怎么还在上海单独示威！”还有人见到问：“你怎么还没被抓起来？你要多保重呀！”我当时确有“烈士心态”，真想和死难学生同生死，否则好像太不公平，为什么学生死了，我没死？

我六月二十七日晨七时的日记：

“据传又要通缉知识分子十七人，有严、苏等人。人们也在担心我。我想退党，YW劝我此时不宜有动作，只能沉默。

“近来我常常想到死，毫不畏惧，甚至盼望它早点到来。我只是不愿老死、病死。希望死得有价值，死得其所，死得潇洒，死得给活着的人有力量。”

没想到，从那时起，我又活了二十年；但不是苟活，而是复活！“六四”的枪声让我抛弃幻想，学生的死难让我彻底觉醒。我已经是一个更新了的我！

江泽民“衣锦还沪”，再次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

我八月六日上午九时的日记：

“前天，八月四日，一早醒来，准备上午在知识分子座谈会的发言，打了个腹稿。八时二十分在宣传部门口集合，集体上车，去桂林路的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到会者约有三百人，分系统坐，有科技、教卫、宣传等系统.文艺界的有黄佐临、张骏祥、张瑞芳、白杨、谢晋等，还有一些中青年演员，如言兴朋、梁谷音、岳美缇、刘异龙、王芝泉……

在“六四”硝烟尚未完全散去，出席由上任才一个多月的总书记召开的座谈会，其出席人员名单当然要严格审查，居然我这戴黑纱者也被邀请，实出我意外。我的座位离江等领导不远，面对面。朱鎔基和曾庆红临座，我能听见他们的交谈。朱在看一份出席者名单，低声问曾，谁是沙叶新，曾向我指了指。这使我想起我之所以能“漏网”出席，很可能是我五月十八日晨向曾提出三点建议给曾留下了好印象，让他认为我在危难之际，能急市委所急，想市委所想；这名单当然也一定是曾最后拟定或批准的。

“……九时，江泽民出场，市委主要成员朱鎔基、吴邦国、曾庆红、刘振元、陈至立、毛经权等也随之而入。江做了个开场白，然后请大家说.最有意思的是老科学家WYL的表态发言，写好了稿子照着念，词句全部是报纸上的，令人可笑，也可哀。江等领导似乎对这类表态不感兴趣。谢晋的发言虽然实在，但太长，且重複.王沪宁发言有条理，有限度地提出一些问题.如说他有篇文章原准备发的，但『六四』之后不给发了。江说，你拿来我看看。有一教师讲到师范生和教师的待遇之低，令人同情。一位搞经济的说到经济失误的原因，他主张还是应该以计划经济为主。

“江最后发言，给人感觉是解释性的，安抚性的。他着重谈了天安门事件和国际的大背景等等，但说服力不强。只是有一点值得注意，他说今后游行示威要讲民主，也要讲法律，国家也要有应对此类问题的正常手段……

什么是正常手段？在天安门所採取的手段是正常的吗？江没说.但他说到，当时确实没有经验，也没有橡皮子弹。他还说当初让他去北京，他毫无思想准备，也不知他去干什么，只通知他马上来，还说北京很乱，要他化装，还要化名，身份是画家。但化名他记不得了，只记得姓李，叫李什么，江正在回忆时，白杨突然提醒道：“李可染！”大家一愣，李可染就在北京，不可能用此化名。以上算作是当天会议的“花絮”吧。

“……我未发言，因为没时间.但我很想将自己的看法写信给江。我有些意见极不合时宜，但必须讲.”

我以后并没给江写信，因为此时作为总书记的江，和当时作为市委书记的江已经不一样了，已是这场风波的最大得益者了。那时他很希望妥善解决《导报》问题，此时他软禁了钦本立，还抓了张伟国。人是会变的。

一些当时支持学生运动的人也在变：或忏悔、或效忠，或告密，或下石。也有极个别的人想在我戴黑纱一事上做点文章，要整我。但也有另外一些人，同情我、支持我、保护我。就在这次座谈会的第二天，我所在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贴出了一张喜报，大意说：“八月四日，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上海接见了我院院长沙叶新同志，特此通告。”这是我院的党总支书记的有意安排，为的是借助锺馗打伥鬼。虽然通告有些夸大其词，虚张声势，但还真起到了震慑作用，让伥鬼噤声。我真的感激这位总支书记的心意，在那淒风苦雨的日子里，在我甚至想到死的哈姆雷特式的徊徨中，能得到这样的呵护，这样的温暖，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因此我在任何时候都深信：人心没死，我的心更没死！

二○○九年六月二日上海善作剧楼

余 杰：温家宝为何对惩治腐败束手无策？

温家宝想当良相，想表现得很有文化品位，虽然是理科生，亦苦读了不少名人名言和诗词集萃之类的书籍。每当举办大型记者会的时候，也是他晒书的时候。二零一零年“两会”闭幕的记者会上，温家宝的演技再次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他说：“我深深爱着我的国家，没有一片土地让我这样深情和激动，没有一条河流让我这样沉思和起伏。”而我要说的，是的，没有一片土地未曾遭到你们的污染，没有一条河流未曾遭到你们的毒害。温家宝还引用屈原《离骚》中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来明志。可惜的是，当年朱镕基已经发过扛着棺材当总理的豪言壮语，温家宝再用诈死之计已经骗不了人了。面对包括自己的家族在内中共大小官员的贪腐成风，他的苦口婆心与贪官们的置若罔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当总理仅有“万人迷”的演技是不够的，还得有果断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可惜的是，在温家宝的身上，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

监察官员该补习数学课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赵振铣透露，中纪委全会对何时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态度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他认为，在反腐倡廉、社会监督等制度还没有建成的情况下，盲目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仅难以达到初衷，而且将会对其结果难以处理，造成混乱。今天的中国，官员乃至每一个人的收入构成情况都非常复杂，“各种收入错综复杂的纠缠，这几十年财产性收入怎么甄别？我看把纪律监察的力量再增加十倍都没有办法理清。”

与此同时，宁波教师陈勇，再度在网上曝家底：家庭存款为八万余元，且“无二奶、无情人、无姘头”。这名自称一辈子都买不起房的年轻教师声称：“任何人如对文中资料及数据表示怀疑，您仅需出示中国公民身份证，即有权查阅本人及家庭成员全年银行账户往来情况明细以及其他一切与财产相关的信息，本人提供任何必需的配合。”若有不实，则“愿在黄帝陵前自裁以谢国人”。

一个中学老师为何要在网上公布自己的财产呢？陈勇说：“我想为那些以保护隐私为由，拒绝公示财产的官员作出表率。去年曾有官员质问老百姓为何不公布财产，现在，百姓公布了，官员呢？”

看来，老百姓的财产状况并没有厅长大人想像的那么“错综复杂”。仅仅靠公民的良知和基本的数学知识，就可以将自家的财产清单整理并发布出来，根本不需要将纪律监察力量扩大十倍，也不会危害“压倒一切的稳定”。

然而，官员的财产状况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赵大厅长口口声声说，官员作财产申报会造成“混乱”，言下之意就是威胁中央说：你们不要将我们逼到绝路上去，稳定还得靠我们来维持，如果我们全都完蛋了，你们还能独存吗？

赵厅长来自四川，四川官员的数学能力向来不佳。四川地震至今，死难学生的人数仍然没有统计出来。致力于调查死难学生真相的民间人士谭作人反被判以重刑，艾未未亦遭到成都警察之毒打。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自己的数学不好，不好好去补习，反倒要将数学好的人污蔑为“国家的敌人”。

面对越来越大的网络舆论的压力，赵大厅长吐出来的一句官话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中共官僚的数学不及格，太极拳却打得蛮好。那么，什么时候才是“成熟的时机”呢？也许，到了中共垮台的那一天，时机都不成熟。北大人说，香港人争取的双普选也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温家宝接受外国记者访问时说，中国不能搞民主，不是民主不好，而是民众的素质尚待提高。那么，香港民众的素质已经是亚洲之翘楚，为什么香港人不能双普选呢？

在我看来，陈勇比赵振铣更适合当监察厅的厅长，乃至中纪委的书记，正所谓“当官不申报财产，不如回家种红薯”。

“中国的贪腐成度属于中等”

最近有一则新闻报道显示：在一份题为“您认为哪些行为最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的民意调查中，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连续三年位居榜首，而且今年选择此项的民众高达近六成左右。由此可见，民众对官僚腐败的痛恨，已经到了痛心疾首的地步；而民众对中共自身遏制腐败的信心，也已经下降到了地平线之下。

近年来，每当一个新闻事件发生之后，就会跟着有所谓的“专家解读”。尽管专家们早已是“被御用”，早已在民众心目中声名狼藉，但他们仍然在媒体上高谈阔论，自我感觉良好得很。这不，又有一名专家粉墨登场了：对于这份民众的投票结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说：“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是‘不患寡，患不均’，其实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贪腐程度属于中等，我们自己把它夸大了。因此，官员的贪腐在调查中居于首位。”

“这个专家不是人，天篷元帅下凡尘”，原来，根据学富五车的金灿荣教授的理解，不是共产党政权太腐败了，而是中国的老百姓太愚昧、太无知了，再加上中国“仇富”的文化传统，这才“夸大”了当前的腐败状况。我们的腐败只是“中等程度”，大可不必为此忧心忡忡。中国要成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还要经过好多年的努力拼搏呢，心急吃不成大胖子的。而且，中国也不能样样都霸占世界第一的位置啊，在别的问题上可以不谦虚，在这个问题上不妨谦虚一点吧。

今天，中国的国际形象堪称两百年来最佳的时候，就连洋鬼子们都从千山万水之外跑来俯首称臣了。江泽民的传记，难道不是花旗银行的董事撰写的吗？英国的外交部长，不是预测未来的世界是“中美共治”的吗？因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不能因为一点点的腐败问题，就妄自菲薄、三省吾身。谁要是再说中国的坏话，中国一不高兴，世界都要为之颤抖；谁要是不相信中国站起来了，看看奥运会和大阅兵，你想不下跪都不行。

说腐败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是那些从来没有出过国的愚民鼠目寸光的看法，或者是某些别有用心的卖国贼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言论。如果不是腐败，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官僚及其大奶二奶到欧美国家去住别墅、开跑车呢？如果不是腐败，怎么会有大大小小的官员到花花世界去学习考察、疯狂购物呢？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公司专门配备了懂中文的导购小姐，而洛杉矶的富人区里一条又一条的街道都被太子党占据了。如果不是这些客人们让人叹为观止的消费能力，西方的经济还不陷入大萧条之中？西方人对中国的腐败只有千恩万谢的份儿，他们就连腹诽都不敢呢。所以，腐败只会大大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我们当谨记金灿荣教授的教导：中国原来并不腐败，只是老百姓的心理素质太差。

为什么贪官都爱养“小三”？

温家宝亲自签字，由国务院颁布了《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该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有包养情人的行为，将依情节轻重被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这是近年来我看到的最有趣的一个法规，国务院教导公务员不要包养情妇，如同幼稚园的老师教导孩子不可随地大小便。

中共官员利用公款包养“小三”（这个称呼大约比“二奶”更“文明”一点）已形成风气。中纪委公布的数据承认，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落马贪官都存在包养情人、二奶、嫖娼等生活糜烂问题。贪官有贪官的活法，民间有民间的智慧，当聪明的知识分子对当权者的败坏保持沉默的时候，老百姓便用独特的方式来描述病入膏肓的吏治。近日，网络上盛传一个“二零零七年全国小三大奖赛”的热贴，全文如下：

全国小三大奖赛二零零七年春季赛段已经决出胜负，九项冠军得主分别是：

一、数量奖：江苏建设厅长徐其耀，共有情妇一百四十六位。

二、素质奖：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女大学生十七人。

三、学术奖：海南纺织局长李庆善，性爱日记九十五本，头发、阴毛标本二百三十六份。

四、青春奖：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二十个情人年龄都是十六到十八岁。

五、管理奖：安徽省宣城市书记杨枫，用MBA知识管理，有效使用七十七名情人。

六、挥金奖：深圳市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仅“五奶小青”，八百天花了一千八百四十万元，平均每天二十三万元，每小时一千元。

七、团结奖：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为其二十二名情人共办群芳宴，并设三十万元的佳丽奖。

八、和谐奖：海南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六个情人、六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九、干劲奖：湖南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五名情人立誓：保证到六十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三次。

这就是掌权者们的真实嘴脸。贪官们养情妇就像养宠物，包二奶就像包身工。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性奴隶制度，将维持到几时呢？

好像故意要与国务院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作对，《条例》墨迹未干，“贪官杀情妇”和“情妇大起义”这两场好戏便鸣锣上演。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的段义和，以爆炸、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段义和为摆脱情妇柳海平的要挟，指使属下利用爆炸装置引爆柳所驾驶的汽车，将柳炸死，并致伤两名行人。现场血肉横飞，极其恐怖。此为“贪官杀情妇案”。

六十三岁的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则因情妇举报而落马。庞一直官运亨通，本来可以在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平安退休。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最信任的情妇们组成了一个十一人的“情妇告状团”，不仅揭露其生活腐化，而且拿出其贪污收贿的资料。庞遂锒铛入狱。此为“情妇大起义案”。

“贪官杀情妇”和“情妇大起义”，可谓和谐社会的“拍案惊奇”，它们有力地嘲讽了温家宝制定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也显示在一党垄断权力的政治制度不改变的前提下，中共单靠一纸空文根本不能挽回官僚阶层道德江河日下的趋势。

共产已死，菩萨当立

今日之中国，乃是“共产已死，菩萨当立。”大小贪官们虽然都对党章党旗宣过誓，但共产主义的理想在他们心中早已是明日黄花，随雨打风吹而去。说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他们自己都觉得是一种羞辱。北京一名腰缠万贯的高干子弟就酒后吐真言说：“我现在最怕的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他们会跑来共我的产。”

那么，中共官僚究竟信什么呢？他们很少信仰基督教，因为这种信仰需要他们舍弃权力与金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走义路；所以，他们大都自称信佛，因为他们认为菩萨是可以花钱收买的，正如他们自己一样。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贪污受贿案在包头市中院开审。赤峰市十二个旗县区中有九个是国家级和自治区级贫困旗县，而“父母官”徐国元在六年时间里，疯狂敛财约三千二百万元。检方指控，徐国元在家中设立佛堂供奉佛像，夫妻俩每天烧香拜佛。即使进了监狱，也每日手捧佛经念诵。徐国元每收到一笔钱，都要先在“佛龛”下面放一段时间。在他隐匿赃物的箱包中，箱包四角也各摆放一捆钞票，中间放置“金佛”或“菩萨”，企求“平安”。

寺庙不仅是徐市长心灵的栖居之地，更是他的藏宝之地。当有关部门对其开始侦查之时，他便有计划地向外转移藏匿现金和贵重物品，将两百余万元现金和珠宝装在一个密码箱里，运至数千里之外的云南省的一座寺院里，放置在该寺院的住持的住处，密码箱的钥匙藏匿在一尊佛像的耳朵里。可惜是，菩萨最终未能庇护这个虔诚的贪官。

无独有偶，山西省繁峙县号称“史上最牛的反贪局长”穆新成被双规之后，民间舆论却对其不乏同情和惋惜：在许多人眼中，这个身价上亿的贪官俨然是一名“大善人”。穆新成不仅资助若干穷人家的孩子上大学，还斥资数百万修建了一个寺庙。

穆新成的“佛家恩师”常悟对记者说，穆对佛法有很深的研究，“如果不是误入歧途，穆居士将有大修为。”作为穆新成一手集资修建的古北台寺住持，常悟从弟子那里得到多少好处，一般人凭常识可以知道。拿人手软，吃人嘴软，即便是出家人也不例外。常悟大和尚对穆的犯罪行为是这样理解的：“他快意恩仇、敢说敢做，深信随性自然即佛之大境界，一切皆为矛盾……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戒即是不戒，不戒即是戒，贪即是反贪，是为了抑恶扬善。”

这个大和尚的理论水平还真高，居然说得出“贪即是反贪”这样无比深奥的话来，比起大部分无产阶级理论家来强多了。这句话比所有律师的辩护词都要有声有色。那么，在法庭上穆大局长会引用来为自己辩护吗？会有更多的贪官以之为座右铭吗？这个大和尚真该享受比少林方丈更高的待遇，真该被请进中南海给政治局上一堂佛学课，一定会让胡温诸君豁然开朗的。

如此，全党皆贪的共产党总算找到出路了，不必再搞什么自欺欺人的“三讲”和“科学发展观”教育了，“贪即是反贪”不正是一张每个贪官都梦寐以求的“丹书铁券”吗？干脆将“贪即是反贪”当作胡锦涛理论和温家宝思想的核心内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