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法之儒：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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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的博主，一个“理科生”，前两天表彰法家，引起我的注意。显然，他不明白法家是干什么吃的，以为真的是主张法制呢。

法在任何社会里都只是手段。法背后的价值取向才是所谓法制的关键。

简言之，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制观念基于权利和自由意志的观念，法家的法是基于权力和这种权力对自由的逐层剥夺，前者建筑在人的理性上，后者发自人君的专断，前者是富于逻辑的缜密的体系，后者是庞杂粗疏零碎的习惯法集合，前者意在保护每个个体权利，后者意在通过严酷的惩罚威慑民众，“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看了秦晖这篇演讲，讲得很好，不过是另一个题目，跟法家本身并没有多大关系。不知这位博主是否靠这篇就能明白。我依稀记得秦晖过去有过讲法家的文章或演讲，意思跟我差不多。

秦的这通话，可以当作针对李零者流的良药。

反法之儒：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原动力

秦晖

　　谢谢，原来我讲过一个比较大的题目是晚清以来西儒关系之演变，后来我觉得这个题目太大了，今天我只讲前一部分。我觉得现在我们讲传统也好，现代化也好，本身是一种话语，而这个话语是表达某种意思的。用语言哲学的话来讲，这里有所谓“能指” 与“所指”的距离。这个话语能表达什么意思呢？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有人讲过一句话说西方所有人都声称他们是基督徒，但是基督徒之间的差别往往要比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儒家也是这样。我觉得中国历史上讲儒家的人形形色色，但他们之间的冲突，往往也要比儒与非儒更大。因此，我觉得索绪尔提出的两个原则很重要的。他说这个话语本身是可以任意解释的，也就是所谓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遵循“任意原则”，但是这样的话，语言还有什么意义呢？索绪尔认为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就在于不同话语的“能指”之间是有冲突的，也就是说话语的意义主要是根据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差异原则”（有的人叫做对立原则）来确定的。简单地说，任何一种学说，思想，它都是由一堆Goodwords，即好词来构成的，任何一种学说都说我要的是仁义道德，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等，从来没有一种学说说我主张杀人放火、欺男霸女、尔虞我诈。但是，对于任何一种学说如果你仅仅看这个Goodwords你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你一定要看这个Goodwords是针对谁的？它的差异对象，对立的对象，用我的话来讲，就是每一个人讲一堆好词都是有一个假想敌，你到底针对谁来这么说。比如说，很多人都讲仁义道德，那这个仁义道德是什么意思呢？就取决于你所指的不仁不义，不道不德的那些东西到底指的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对于包括自由主义在内，恐怕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大家知道，罗斯福新政讲的自由主义和我们现在讲的自由主义在差异原则上就有一定的不同。在美国，往往自由主义这个含义是针对自由放任的，跟我们今天讲的自由主义恐怕就有一定的差异原则上的区别。

　　那么，如果要讲儒学的话，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儒学如果从差异原则来考察，其实它主要就是这两个传统：一个就是反法之儒的传统。毛泽东在文革的时候有一个说法，说儒法斗争持续了两千年，已经是中国思想史的主线了。他讲的儒法实际上就是周制和秦制的冲突，或者说贵族制和官僚制的冲突、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冲突，用我的话来讲就是小共同体本位的体制，和大一统的集权化官僚帝国的冲突。毛泽东由于对儒家的仇恨特别深，因此把儒家的作用夸大了，实际上在董仲舒以后，所谓的儒法斗争就进入了潜意识。实际上在表层话语中看不到这样一种冲突，正常的情况下。所谓“周制”和“秦制”的矛盾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一直就没有消灭，而且在一些历史关节点，它还不断的冒出来。比如明末清初就大冒过一次，我们知道顾、王、黄基本上都是用周制来反对秦制的。其他的一些历史关节点也都有过，所以中国一些专制帝王往往对反法之儒是很仇恨的，大家知道朱元璋上台以后就查禁过《孟子》，说孟子如果活到今天也应该灭九族了！等等。中国在和西学接触以后，最先和西学产生共鸣的就是这种东西。后来西学和儒学的关系就越来越坏，中国人大规模从日本学习以后就变得很坏了。变成“学西学的人都反儒，弘扬儒学的人面对的头号敌人就是西学”这样一种局面。西儒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坏，这个转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

　　这里我首先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晚清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学西方？我觉得这个问题本来我们好像自认为是很清楚的，可是最近我们中国人好像变得越来越不清楚了，比如说我们原来一直说晚清中国人学西方有三个阶段：鸦片战争，我们领教了西方船坚炮利的厉害，就学器物；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我们有了船坚炮利但还是打败了，于是我们说制度不行，然后就学制度，于是就有了戊戌、辛亥；然后建立了共和，觉得中国还是不行，又说这是国民性的问题，这是文化的问题，然后就有了新文化运动。这个认识的前提就是：中国不仅在器物方面，它在制度、文化，在所有的方面都是很不行的。

　　但是最近二十年——其实首先是从西方——传来一种“唱盛中国”的风气，这个风气当然也是西学东渐的。它倒不是说唱盛现在的中国，而是唱盛自古以来的中国。比如现在很多人讲中国经济似乎从来没有落后过，有人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经济比现在的美国都厉害。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全世界 36%，现在美国GDP占全世界只不过25%，那时候的中国比今天的美国都厉害。既然这么厉害，怎么后来又不行了呢？那些人说，是由于鸦片输入，就不行了，可是这个鸦片输入到底怎么使中国不行了呢？据说这是使中国贸易顺差变成逆差了，因为西方工业品是没有竞争力的，他们用鸦片支付逆差就把中国搞垮了。可是这个说法听起来很荒唐，因为你用鸦片支付逆差，当然你可以说这对中国的危害很大，可是这就能使得西方的工业品变得有竞争力吗？这不过是支付手段的不同而已。而且事实上，鸦片战争以后，如果把鸦片贸易除外，在一般的贸易上，其实中国照样是大量顺差，而且这个顺差有增无减，甚至鸦片引起的顺差中国人也很快把它化解掉了——就是进口替代。中国禁烟失败了，但我们可以自产鸦片，很快到了甲午的时候就把鸦片挤出了市场，进入20世纪还成了鸦片的出口国了。这个“进口替代战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此甲午以前，中国即使把鸦片贸易包括在内，也恢复了顺差。这样看起来，好像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也没有衰落，直到甲午以后，由于中国开始工业化起步，投资品大量的输入中国，西方工业品才真正具有了所谓的竞争力。中国才出现了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逆差，这时候的确是西方的工业品大量进来，中国的农产品卖不出去。急剧的逆差开始出现了。可是，正好是在甲午之后中国有了正式的统计数据，根据这个数据在甲午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率是不低于所有的发达国家的。按照我们原来的观点这并不足为奇：因为原来我们是一穷二白，增长率稍微高一点也仍然是一穷二白，改变不了你的落后面貌。可是如果我们相信迈克逊的话：我们原来是天下第一，后来的增长率又比他们还高，那我们不就永远是天下第一了吗？到底什么时候落后过呢？好像就是抗日战争以后落后十几年，以前经济上从来都是天下第一的！这个观点大家能相信吗？

　　　政治就不用说了。现在很多人说中国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专制。说皇帝是父爱型的管理，是非常慈悲的；说中国的科举制就是文官制；还有说中国的国家只管到县一级，县以下从来都是自由的。这些话我觉得不是没有道理，看你跟谁比较而已，跟1949以后的体制比较的话，这些话都是成立的。但是如果做跨文化比较，就是比其他国家的话，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假如中国在经济上从来是世界第一，在政治上从来又是亲如一家、和谐政治，从来没有专制。在道德上从来就没有问题，据说是世界第一（“西方重物质，中国重道德”）。假定这些说法成立，中国在晚清时代为什么要学西方呢？那岂不是大傻帽了？你政治经济文化上样样都比人强，可是忽然间莫名其妙的觉得你的“道统”不行了——这就成了很大的问题。于是最近干脆有人说近代中国人学西方根本就是一个错误，本来我们样样都比西方强，只是有一点不如人：打架不如人。我们给西方打败了，于是谁的拳头硬我们就学谁，于是据说中国人就中了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毒，去学那些“西方蛮族”。

　　可是这样一来，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人是崇拜打架型的民族吗？中国人是不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人打败过，直到晚清才第一次被人打败呢？这个说法最难以成立的一点就是：你怎么解释中国——我这里讲的是汉族——在历史上败得比晚清惨得多的经历不知道有多少次？中国人在军事上已经丧失了反抗的意志，但是在文化上还是很牛的，总认为我们的道统、文化天下第一。明清之际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经常讲，如果真讲被打败，老实说晚清被打败算不了什么，无非丢了几个藩邦属国而已。 “我大清”还是很牛的，虽然洋鬼子曾经两次打进北京城，但后来不知是恐惧“汉官威仪”呢还是害怕所谓“人民反抗”，很快就又走了嘛！可是你知道晚明被打败到什么地步？我这个说法出来以后，有人说晚明是亡于流寇而不是亡于清，可是流寇不也是汉人吗？流寇不也被清打败了吗？而且老实说李自成垮台以后，南明还拥有大半个中国嘛！就人力物力而言仍然比满清新政权强大得多嘛！最后不是也被打败了吗？你要说打败，那才是彻底打败了，而且中国人那时候一般来讲都承认在军事上我们没有办法跟满族人较量—— 最有名的两个民族英雄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张苍水（张煌言）失败之后就遣散了自己的军队，“不食周粟”去了，当然清朝最后还是把他抓起来让他食周粟，他就宁死不屈。另外一个，李定国的余部跑到缅甸去当移民去了，他死的时候告诉他儿子“宁死荒徼，勿降也”不让他们投向清朝，但是也没有提出说要“反攻大陆”。也就是说，他们在军事上是彻底失望了，但是他们在文化上仍然是非常牛的，而且他们检讨失败原因的时候总是说，我们败就败在没有很好的贯彻孔孟之道。大家看黄宗羲，我们知道黄宗羲骂皇帝骂得很厉害，有《明夷待访录》为证。但是他骂皇帝并不是站在西学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三代的立场上，说三代的一切都很好：井田制也很好、诸侯制也很好，秦以后就什么都不好了。可是到了清末民初好像又出现了一个相反的局面：中国人在军事上老实说从来没有丧失过反抗的意志，从鸦片战争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但是在文化上出现了很强大的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这绝不是说我们三千年没有打过败仗，而是说三千年都没有像晚清那样对中国的所谓“道统”和很多观念产生怀疑。

　　这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按照我的看法，在戊戌以前，中国学习西方的人有以下这几个特点：第一，当他们睁开眼看西方的时候，第一眼产生强烈震撼的其实并不是船坚炮利，而是所谓的“道德理想”——但是这种道德理想当然是带有古儒三代色彩的理想，这种理想是当时中国人学习西方的主要动力。而所谓的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考虑，反而那时候是次要的。这里我要讲，中国人所谓亡国的忧患，老实说是甲午以后才开始成长起来的，老实说鸦片战争以后没有几个人有这个意识——他们那时候甚至连西方船坚炮利都没有意识到。茅海剑指出，鸦片战争以后，绝大多数人，包括皇上反省的时候都认为是出了琦善、穆章阿这样的汉奸才使我们被打败的，一般老百姓都认为只要林则徐还在位，洋鬼子早就被赶跑了。之所以打败了就是因为没有用林则徐，中国人出了一部分汉奸。连船坚炮利都很少有人想到。真正使中国人产生所谓的亡国的问题那是到了甲午以后才有的事情。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的一批传统士大夫开始看西方，这是确实的——如果没有鸦片战争，这些人根本就不看。他们看了以后，使他们觉得西方可学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所谓的西方像三代，而秦汉以后我们中国就不行了。可是那些人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明清以后不行了，没有这样说的。他们反反复复说的是我们的三代是很厉害的，秦汉以后就不行了。

　　第二，很显然，这样一种说法实际上是从一种“反法之儒”的价值观出发，就是认为秦制不行，周制很好。埋怨那种“秦政荀学”，说秦朝以后的政治是法家政治，秦朝以后的学问是荀子之学，或者说是“乡愿之学”——就是那种擦鞋、拍马屁的学问。他们认为：西方就像三代，是盛世，因此就想“引西救儒”，用西方的那一套来矫正秦汉以来“礼崩乐坏”的弊病。首先就是要把“家天下”变成“公天下”。

　　第三，与这两点相应，那个时候很多学西方的人都强调“西体”“西本”，那些人就讲所谓船坚炮利那是末，甚至连西方人怎么做买卖在他们看来都是末。我们现在认为西方文明很重要的就是市场经济，可那个时候的人——大概也正是由于儒家重农抑商的传统——他们认为西方人会做买卖那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朝廷政教！在他们看来西方的朝廷政教那才是最引人注目的，这是西方能够强大的“本”，或者说是“体”，据说中国就应该学这个“体”。政教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他们所谓的议院和民主制度，做到所谓“君民一体，上下一心；推举之法，天下为公”，讲得简单点就是根据古儒的民本理念来理解的西方共和民主制度，在他们看来这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第四，这些人抱着这种观点，在本土传统中寻求与学西接轨的思想资源的时候，他们强调的都是回归古儒，拒斥法家。而在儒家道统内他们又特别重视孟学，排斥荀学。大家知道，儒学在战国以后，儒分为八，其中的荀学实际上是儒学向法家靠拢的趋势。这些人都是很仇视荀学的，崇尚孟学。但戊戌以后就不是这样了，人们开始大捧荀子，乃至后来又捧韩非——后面我要提到这股风最早是从日本传过来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戊戌之前）主张学西方的人，对荀子、韩非是深恶痛绝，但对孟学的印象都很好。

　　第五，这些当时热心学西的人几乎都没有怎么注意我们今天强调的西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个性自由，个人主义这一点。这一点现在被认为是西方近代主义的核心价值，但是当时的中国人主要注意到的是民主共和、天下为公。西学的核心的确是个性自由，个人主义，可是从中国历史发展来讲，很有意思的一点：人们在学习西方初期没有强调这一点，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对中国的现实给予了非常强烈的批判，而且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启蒙影响。到了戊戌以后，中国的自由个性运动开始大量普及，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背景下，这个自由个性后来就变成了只是针对儒家的自由个性，讲的简单点就是巴金的《家》、《春》、《秋》里面体现的自由个性，就是只针对家族、针对宗法制度，这就是五四式的自由个性，它发展的结果往往和国家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的局面。即“伪个人主义与极权主义的结合”。这种现象在戊戌以前一直是没有的。关于这些我们可以从很多人那里看到：当时像徐继畬、郭嵩焘、谭嗣同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说西方就像三代，中国从秦汉以后就越来越野蛮了，说“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三代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秦汉以后中国越来越野蛮了，现在的欧洲就像三代，而现在的欧洲人看中国就像三代时候的中国人看夷狄一样的。谭嗣同说，秦以后的两千年，我们已经由“三代之文化，降为今日之吐蕃野蛮”，说秦以后中国就变得和土司差不多了。徐继畬说“三代之遗意”只保留在西方，薛福成也说西方民主其实就是我们三代的东西，但是我们在秦代以后就扔掉了。谭嗣同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五四以后的中国人都很欣赏法家的改革，比如商鞅变法之类，但是戊戌以前的中国人很少这样说。

　　其实儒家发牢骚，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文革的时候反儒，扣的最大的一顶帽子就是他们是主张复辟倒退的、历史倒退、主张今不如昔的，老是说现在不如以前好。鲁迅先生不就创造了一些文学形象挖苦他们，说他们总认为现在不如以前，“连婴儿也比以前的要轻”吗？余英时先生说，儒家对现实的不满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良知，其实社会批判良知也罢，今不如昔也罢，它所指的事实是一样的。真正的儒家往往是喜欢骂街的，至于科举制度盛行了以后，人们要通过写文章当官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其实，骂科举并不是西学以后才有的。对法家很反感的这些人，从朱熹开始就骂科举骂得很厉害，虽然大家都知道科举用的就是朱熹的解释做试题的，但是朱熹本人是对科举是很不感冒的。但是，很多所谓的原教旨主义儒家都有骂街的传统，从孔夫子开始“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朱熹也曾经讲过一句话嘛“尧舜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但是他们那个时候骂街也就骂街了，并没有一个现实的样板。因为“尧舜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那就只能是乌托邦了。但是到了晚清这些人觉得找到了一个“仁义”的来源，那就是西方。用徐继畬的话来讲那就是“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得三代之遗意”这些人当时很称赞的就是这些东西，叫做“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王韬在鸦片战争以后不久就说，西洋是“以礼仪为教，以仁义为基，以教化德泽为本”。当时这样讲的人应该说很少，可是实际上内心这样想的人并不少，因为中国当时并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而且有人说了这些话是倒了霉的，像郭嵩焘。最近有人说我举郭嵩焘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他说了这些话以后倒了大霉，可见他是很孤立的。其实，正是因为他倒了霉别人才不敢说了，但是不证明别人不这么想。后来薛福成就说过，他一开始听到郭嵩焘说这些话总觉得有点言过其实，但后来问了很多人他们都说郭嵩焘说的很有道理，但这些人在郭倒霉的时候都一声不吭。这样的人后来我们知道有很多，像陈宝箴。郭嵩焘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们都是不敢做声的。最有意思的是张树声，李鸿章一系的人中有一个张树声，他这个人没有什么名气，本来就是个官僚，也没有去过西方，但他当官的地方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都是在江苏、两广当官，做过江苏巡抚两广总督，而且他的幕僚中也有像薛福成这样的人。这个人在生前从来不说什么，是非常油滑的官僚，一直到临死时候，他重病的时候口授了一个遗折（遗折送到北京他人已经死了），就说我们现在盲于造船，搞船坚炮利这是不行的，说西人“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军民一体，上下一心，此其体也”。轮船大炮等等都是用，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这样学是没有用的，你学也学不到。“要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但是，他说这个话也就是临死的时候才敢说，如果他再活二十年，这个话还是说不出来的。因此可见那个时代公开这样大张旗鼓疾呼的人没有多少，但是这种思潮潜在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郭嵩焘对西方的很多制度都做过评价：两党制，言论自由等等，最有意思的是这些人都把西方的议会，最早的时候都译成“乡绅房”。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家知道所谓乡绅指的就是儒家公民的士大夫，这些人的特点老是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从道不从君”，老是要保持对权力的独立性，追求所谓的道德理想，这些人往往都说乡绅在中国已经绝种了，中国有的是乡愿，什么是乡愿呢？孟子说这些人就是墙头草两面倒，没有任何原则，只会拍马屁的人，按照他们的说法荀子就是这样的人，荀子以后的中国人几乎都是这样。那么乡绅跑到哪里了呢？据说都跑到西方去了，西方的议院就被叫做乡绅房：有一帮乡绅在那里为民请命，整天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他们觉得这很不错，这就是三代，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东西。

　　郭嵩焘说英国这个国家“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富强之基，非苟然也”。比郭嵩焘更早的徐继畬就更有意思，他捧美国比捧英国还厉害，说共和制非常好，“推举之法天下为公”，说华盛顿是西方最伟大的圣人等等。这里就有个问题：他这样说是因为美国比英国更强大吗？美国比英国更船坚炮利吗？大家知道他是在1844年的时候这样说，那时候美国根本就没有跟中国打过仗，鸦片战争打败中国的是英国。而且美国那个时候还是门罗主义时代，根本谈不上什么世界霸权，不是什么很强大的国家。徐继畬还说美国这个国家是“崇让俗善，不尚武功”。美国是不是不尚武功？我们知道其实大概不是的。但是这并不要紧，关键徐继畬看中美国的一点，不是因为它的武功，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至于美国是不是不尚武功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因此，可见徐对共和制美国的赞赏，比对君立宪制的英国还要多。这些人反过来明确讲如果你不搞天下为公这一套，船坚炮利是没有用的，即使有用也是不好的。郭嵩焘明确讲如果这个国家对老百姓不好，所谓富强有什么意思呢？他说西洋人讲的富强就是老百姓富强，说国家强大，但是对老百姓很横，这有什么值得追求的呢？发展到谭嗣同讲话讲得就更鲜明了，谭嗣同讲了一番话现在如果贴到网上，不说作者，我看很多人会说这是汪精卫讲的话（大笑）。谭嗣同说什么呢？说“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中国假如“海军像英法、陆军像俄德”那就糟了，那非得把君主之祸蔓延到全世界，恐怕全世界都要给灭绝了不可。甚至说“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是“天实使之”，是因为中国太不仁义了，因此上天让西方压压中国等等。但是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谭嗣同真的不知道西方外交也有自私的一面吗？当然他是知道的，他就讲了，他说中国的专制使西方占有了道德的制高点，但是西方实际上也是很自私的：“其将借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财。”也就是说，民主国家它是对自己的国民特别好，但是并不是对我们特别好，对这一点，他得出的是什么结论呢？我们现在有一些“爱国者”的结论是：既然民主国家在外交上是自私的，那么他们主张什么我们就反对什么。他们主张民主，我们就反对民主。但是我们反对不了他们的民主，但是我们可以不搞自己的民主；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剥夺他们的人权，但是我们可以剥夺自己人的人权（笑声、鼓掌），然后以此来显示我们的爱国。谭嗣同当然就是相反，他说正因为民主是对自己人好，所以我们中国人才需要自己搞民主，他的结论就是“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哉”！

　　我觉得，我们不要说他们对西方的认识很肤浅——这是我们现在的人对他们最通常的批评。我们常常说，他们当时的认识是肤浅的，以后他们就知道西方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了。我觉得这个话的确是对的，但是大家要知道，西方人看中国，和中国人看西方从来都是站在自己问题的背景下。西方人是不是像三代？当然不像。但是中国当时的“礼崩乐坏”那是他们这些人深有体会的。这就像当年的伏尔泰，伏尔泰说中国多么多么理性，而我们现在多么缺乏理性。中国人是不是很理性？很值得怀疑。但是西方中世纪的确缺乏理性，他是针对西方而言的。我们可以说伏尔泰不了解中国，但是我们不能说伏尔泰不了解西方。同样我们可以说徐继畬、郭嵩焘、薛福成、谭嗣同、郑观应一直到王韬这些人，他们不见得非常了解西方，但你不能说他们不了解中国。老实说早在他们学西方之前，他们对中国的礼崩乐坏、残暴不仁就已经有大量的牢骚。徐继畬在三十年代就说现在天下“无官不贪，几不知人间有清白吏”。郭嵩焘在五十年代说我们国家“吏治不修、民生凋敝、无所控诉，吾不知其终极也。”我们现在很多人经常把伏尔泰对中国的评价津津乐道，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要讲儒学，我刚才讲的这些人都是大儒，郭嵩焘和曾国藩是同门，而且是翰林出身。而且他出国的时候已经58岁，大概也不可能在文化上有什么脱胎换骨的改造。但是他对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说比我们现在很多人要更清楚。

　　为什么后来这个潮流改变了呢？其中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我只讲一点了，就是日本的影响，因为大家知道后来中国人从明治以后，尤其是戊戌以后普遍向日本学西方。而明治维新在日本历史上就相当于一场“周秦之变”。明治之前的日本有点像西周，封建制。明治实现了中央集权化，被认为是一个脱儒入法的过程。而明治维新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也被认为是一个废封建、立郡县，类似于法家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大家知道明治维新之前，是诸侯林立，明治以后就实行郡县制。整个这个过程跟中国的法家兴起几乎是一样的。

　　这里我要讲，自由个性的概念，尤其是对家族的空前的怨恶，也是从学日本以后才发展起来的。福泽谕吉这些人也是讲了很多自由的，而且影响了中国。章太炎就讲过，他说“个体为真，群体为幻”，个体是最重要的。但是他讲的个体仅仅是对爹妈、对家族而言的个体，章太炎同时又大捧秦始皇，说秦始皇是千古一帝，说他最终的归属就是荀子，韩非。后来毛泽东对他评价也很高。因此我觉得我们现在中国人都说我们学俄国，有怎么样的后果。其实我觉得我们学日本也有很多的后果，其实明治维新，很多人都说它是改良主义，我看不见得，明治维新流血一点都不比英国革命少，明治维新光是战争就打了好几次。明治维新的代表人物不得善终比比皆是。但是明治维新真正对中国的影响就是树立了一个脱儒入法的样板，明治维新传来的所谓“个性自由”就带有和国家主义互动的这样一种特征。大家知道当时留日的很多人都有这个说法，像杨度就说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孝子太多，忠臣太少；梁启超说中国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就应该毁家为国，就应该“爹亲娘亲不如领袖亲”。

　　我觉得，中国从学习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一声炮响，在自由个性的表皮下送来军国主义；十月革命又一声炮响，在社会主义表皮下送来极权主义，而法家学说成为这两者的“共媒”——这种转变都是通过法家学说来嫁接的。而儒家的所谓仁义道德和主张自由民主的西学成为这两者共同的牺牲品。最后中国就从一个“儒表法里”的局面变成了毛泽东时代的“马表法里”的局面。所谓的“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用李锐先生的话来讲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样的局面。所以，我们今天恐怕应该对中国的近代西儒关系有一个新的思考，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贬损人的最高境界

上山采蘼芜，读诗慕秦汉

吴澧 @ 2008-11-28 0:00:00
http://www.bullog.cn/blogs/woodlee/archives/227537.aspx

　　本文承敝人与网友的讨论而来。兄弟谈英语学习时提到古诗《上山采蘼芜》，称“长跪问故夫”一句中的“长跪”，仅是表示尊重，并无卑屈之意。俺还举出《战国策》故事“唐雎不辱使命”为证：“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始皇帝一代雄主，见到唐雎挺剑而起，就吓得跪下了？始皇帝怎么可能如此窝囊？

　　有网友质疑：“在秦王那里，可能长跪确实没有卑屈之意，但在采蘼芜的被休妇人这里，长跪却是有卑屈之意的。试想，如果彼时那妇人正与前夫对坐的话，那么，她突然长跪，问新人如何，那岂不是带有质问和挑衅的意味了么？这在男尊女卑极盛的汉朝，是不大可能的。”

　　俺查了权威字典，没见“长跪”有卑屈的定义。想得起来的几个秦汉古文中的例子，也没有这一层意思。就诗论诗，让俺来解读，也不觉得有卑屈之意。这里干脆谈谈兄弟对全诗的理解。

　　先看古诗《上山采蘼芜》（作者无名氏）原文。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
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相类似，手爪不相如。
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
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现在的人，激烈点的会说这首诗批判男人的喜新厌旧，温和点的会说这是一首怨妇诗。其实，秦汉之世，宫中有怨妇；上山干活的草民，养得起几个怨妇？喜新厌旧，男人心中或许有之，实行却不易，通常都是娶了个老婆就好好过一辈子。习俗是男尊女卑，但不是现在这样乱搞婚外情，有点钱就包二奶。秦汉之世，休妻是件相当严肃的事，只有那么几条理由，比如无子嗣，才可以把女人退回娘家。

　　而且古人对诗歌的概念与现在不同。古人对文字有崇拜心理，所谓“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到文章的重要，说是“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那是合天地参造化的。诗歌更是要起教化作用的，让孔老夫子讲起来，甚至“不学诗，无以言”。古人不会把乱七八糟的事都写到诗里去。《上山采蘼芜》这样流传很广的诗歌，应该教人一点言说的规矩。

　　汉魏六朝作品中“蘼芜”（据说学名为 Ligusticum wallichii Franch）一词很常见。司马相如《上林赋》就有：“掩以绿蕙，被以江离，糅以蘼芜，杂以流夷”。相如说蘼芜可以长在很多地形上（虽说这种文人话不能太当真）；隋代诗人薛道衡的《昔昔盐》曰，“垂柳覆金堤，蘼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他说蘼芜长在水边。《管子》云，“五沃之土生蘼芜”，也是要有水的。可见，在陕西气候尚很湿润的秦汉，蘼芜并不是深谷里的希罕物，那么女人为何要“上山采蘼芜”？在平地或水池边，采采不好吗？

　　从前的人上山，是真的要用脚走，他们没有汽车没有盘山公路，更没有索道、电梯，唰的一声上去了。为什么故人要这么辛苦？而且从诗里看，女人是独身一人，为什么不叫个女伴？女人喜欢结伴，而且古人都是大家族，汉代画像砖上，劳动起来一帮子，她为什么独自上山？女人似乎有难言之隐，她不愿让别人知道。前人解释说采蘼芜为求子，在这一语境下，只怕有道理。

　　或许男人是按习俗无奈休妻，因为妇人无子。他们是古人，老话叫作“一夜夫妻百日恩”，两人间的感情未必破裂。

　　咱乡巴佬在老家上山打猪草，都要穿上厚厚的老山袜，每次上山，手上还是被刺条拉几道血痕。而女人只要有办法，从不上山干活。上山的话会让村里人觉得她很可怜。深山沟里的习俗是很稳定的，俺相信这和两千年前没有多大区别。中国传统文化为农耕文化，这点山乡生活的底子，就理解古诗的意境而言，可能比中文系读四年都管事。

　　“下山逢故夫”，这时候的女人，该是什么模样？你要问现在的城里女孩，她会以为女人穿着吊带裙，露出的肩膀又白又嫩，头发上染了点暗红的高光，身上喷了香奈尔。女人上山是为了采购兰蔻香水，与香奈尔比较一下，看看自己更喜欢哪一种。但在古人想来，大概是裙裾钩了几个洞，手背有血痕。就算古人袖子比较长，相遇坐下聊聊时女人垂下袖子，男的还是看到了。

　　他们是古人，他们仍然生活在“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时代，男人多半脸有不忍之色。而敏感的女人，受这脸色刺激，顿时“长跪”问道：“新人复何如”？而男的则很自然地想到了“手爪不相如”——两人的手不一样，新人有丈夫，不必上山吃这个苦。

　　这时女人应该已经把手收好了，但一句“手爪不相如”引出了她的委屈。她或许鼻子有点酸，她或许看了看自己的手背（如果要根据这首诗排个小话剧，这是可以考虑的动作），她抱怨说：“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去。”请注意这两句在诗里的位置。这种在长期流传中形成的古诗，其生活细节的编排，如托尔斯泰长篇小说般真实自然。

　　如果把全诗炒乱了，请大学生重排，十之八九当然不知所云，个别侥幸排出，她一定会把这两句放到末尾，在男人说明了“手爪不相如”的理由之后，并且诧异全诗到底结束了没有——“故人从閤去”后面还该写上“去去长相绝，你是一头猪”嘛，否则，如何体现政治正确的愤怒？可惜古人没受过红色教育，没这么好斗，他们只是交流生活的无奈。

　　男人这时有点尴尬。既要怀着恻隐之心安慰面露委屈的故人，但按古人心态，男人也不能很下贱地在一个女人面前诋毁另一个女人。他沿着“手爪不相如 ”说下去。“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仅仅就纺织技巧而言，故人胜过新人。可是男人娶老婆，即使现在，也很少有只看女人能挣多少钱的。美貌，宜子，孝顺公婆，守妇道，这对古人更重要。男的不比较那些真正要紧的事项，不讲新人是否有子，只说“将缣来比素”——既不算唐突新人，但多少搪塞了故人。这是很委婉的温良恭俭让的言说技巧。

　　古话说“诗无达诂”，好诗都可以有多种解读。上面所言，只是本人一家心得。不管何种解读，这样的古诗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话技巧结晶。研读古诗，审美欣赏之外，是要增加我们的智慧和改善自己的语言技巧。

　　这首《上山采蘼芜》里的言说技巧，今日已是空谷足音。咱老吴家的才子、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在《人民日报》（１１月２０日）撰文，批评不少高级干部言词拙劣，为国丢脸。此中原因之一，就是大红朝的语文课被上成了批判课，文学史被编成了革命史。《上山采蘼芜》里的男人，在革命史里和批判课上，是一定要谴责要批判甚至要打倒的。可是，如果读古诗只是为了批判古人，这个太”封建“，那个是“糟粕”，政治上固然正确，但你能学到什么呢？是精华，还是成语故事“买椟还珠”里的木匣子？

　　而且敝人素来不相信世上谁有这个本事分得清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随便举个例子：宣战部一贯声称宗教是糟粕，但现在党报也开始说宗教是文化，甚至对佛教要适度鼓励，有人甚至提出儒教也是宗教，暗示中国人历来信教。为什么宣战部允许这类言论出台？因为中国要与世界接轨，而世界上太多的民族信奉宗教。为什么有些南美国家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因为他们是天主教民族，你跟梵帝冈搞不好关系，他们就不理你，给钱都不理。于是，昨天所谓的“糟粕”，“麻醉人民的鸦片”，今天却拨了钱研究。

　　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学习西方文化时就全盘西化，学习传统文化时就全盘古化，学习马克思主义时就全盘红化，少下判断多了解，先钻进去学通了再讲。

　　钻进去了，回到汉代的语境理解《上山采蘼芜》，就会发现那时的古人，至少在文学中，女的很温顺，男的很忠厚，而且说话很得体。兄弟推荐诗中女人主持明年春节电视晚会，并建议那位故夫立即转任外交部发言人。

环球时报把德国之声惹毛了

几个帝国主义国营反动媒体的中文部里，德国之声恐怕是最温和的，甚至有张丹红这样的败类。BBC稍微好点，虽然也是华人多，不过大多在二十年前去的，这种年龄的一般对天朝看得比较透。剑拔弩张意识形态较浓厚的是美国之音和法广。前者固然华人也多，不过这个台宗旨摆明就是演变颠覆。法广则几乎没有华人，绝大多数中文稿件都由法国人撰写，有时候稿件文字质量不高，至于内容，自然基本都是说朝廷的“坏话”，从来没客[观]气过。
所以我很奇怪，环球时报、国际先驱导报这些官办黄色小报，为什么隔三差五就要拿德国之声BBC当靶子，穷凶极恶的美国之音和法广却很少被这些黄色记者关注。难道也是柿子捡软的捏？
潇阳是德国之声华人记者里最好的。不过，对付环球时报这样的下三滥，潇阳太严肃了点。面对环球时报国际先驱导报乃至一切官办媒体，只有我们共贴党的钱烈宪-母鸡主义、要发炎思想、供造谣理论、三个变态重要思想、广目多闻观，才是正确的、强大的、不可战胜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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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球时报”奇文看帮凶的记者和学者

中国 2008.11.28

如果说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中国评委周曙光被拒出境是中国公民的悲哀，那么“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对于此事的报道则是中国记者和学者的耻辱。一个普通公民因为实践自己的良知与正义感而被权力肆意侵犯，中国年轻记者却老练地运用文革式笔法强暴事实，七零后学者大言不惭地为强暴寻找根据，为奴化教育提供理论背书。德国之声记者潇阳对这篇堪称奇文的报道点评如下：

"环球时报"11月27日发表"德媒又借'草根文化'攻击中国"，署名是"本报驻德国特约记者青木"和"本报记者常黎明"。文章的起因用作者的原话说，是"德国之声就借一位网民出国被拒，用所谓的'民主'对中国进行攻击"。德国之声一位记者曾在柏林与该文作者青木有过一面之缘，这位"环球时报"驻德记者应该是三十出头的年纪。文中采访的北京工商大学传播学院范敏也应该是三十几岁，根据是该学院官方网站的讲师介绍。在中国网络媒体上名气较大的周曙光作为德国之声博客大赛评委欲到德国出席评选活动，却在深圳海关被拒绝出境，周的老家湖南长沙公安给出的理由是周"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就是这么一件在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的公民权被蛮横剥夺的事，青木非要把它扭曲成是西方媒体恶意攻击中国的又一佐证。更有甚者，该报道通过中国学者之口，为公然践踏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提供所谓的理论依据。鲁迅如果今天还活着，他在"帮闲文人"和"帮忙文人"之外一定会划出文人中的新新人类：帮凶文人。文人帮凶，秀才帮兵，有理说不清的只能是老百姓了。

"环球时报"这篇报道到底奇在何处，还需要点评一下原文。报道开篇写到："随着互联网使用的逐渐深入，博客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表达思想和感情，其中不乏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批评声音。但是，西方媒体却单单对这种批评声音十分感兴趣，并迅速将之政治化变成攻击中国的工具。25日，德国之声就借一位网民出国被拒，用所谓的'民主'对中国进行攻击。"

第一句话如果不说是语法错误，"使用的逐渐深入"至少也是个蹩脚的中文表达。批评社会现象的中文博客成千上万，西方媒体就是想把他们变成攻击中国的工具，也要看看这些博主们是否愿意，更不要说"迅速"地变了。"西方媒体却单单对这种批评声音十分感兴趣"，这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因为西方媒体的一个主要作用是对社会进行批评性监督与观察。如果中国的新闻联播能少唱点赞歌多些批评，倒是中国人之幸了。这句话的问题在于，"西方媒体"中的媒体也是成千上万，德国之声只是其中一个，它绝对不能代表整个西方媒体。今年三月丹东躲事件后的确出现了中国受众对西方媒体的不信任现象，但是将西方媒体看成是串通好了与中国作对，这是中国官方媒体制造出的一种"阴谋论"，有思考和判断能力的人不会用阴谋论来解读世界，就像他们不相信天上打雷是诸神作怪。这一开篇文字最故意误导读者的是最后一句，它也是这位记者开始强暴事实的真正开始。但是让我们把它与第二段联起来看：

"德国之声注意到，一名以Zola为网名的人在博客上发表文章，撰写一些关于'钉子户'等问题的文章。他们还通过多方打探了解到，这名网民家里很穷，他通过自学在网上开了博客。这在中国原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但该网民却成了德国之声眼中的'草根记者'。"报道还说："德国之声还对他大加吹捧，授予他'公民记者'的称号，并邀请他前往柏林参加德国之声举办的国际博客大赛评委会议。上周五，德国之声十分恼怒地发现'公民记者'被拒绝出境，于是称其被拒绝出境的原因是中国担心'危害国家安全'。"

作者既然是在点评德国之声的报道，那就应该知道事件的主角是周曙光，德国之声的原文对周和为什么选周曙光作博客大赛评委有详细的说明。但是作者轻描淡写地说这位主角只是"一位网民"，"一名以Zola为网名的人"，故意给读者以德国之声是在小题大做的印象。说德国之声"多方打探"才了解到"这名网民家里很穷"，也给人以德国之声别有用心鬼鬼祟祟搜罗出一名"再正常不过"的普通网民然后加以拔高后利用其攻击中国的印象。

德国之声在去年"蚁力神"事件报道中就直接采访过深入现场调查的周曙光，用不着"多方打探"才了解周曙光的背景。"很穷"的周曙光穷且不独善其身而要兼济天下，以个人身份在网络上第一时间报道重庆'钉子户'事件，这也是中国互联网的里程碑事件，周因此赢得中国草根记者第一人的美称。此后，周曙光多次顶着公安国安打压和得罪黑势力的危险，出现在中国官方媒体不敢报不让报或者只能以"XX书记亲自到现场第一线"这种口吻报的社会事件现场，用一个"草民" 的非利益方立场和视角来纪录和观察，形成了一种自发的社会良心的参与与民间立场的表达，这在媒体最多只能打打擦边球的缺乏新闻自由的中国难能可贵，意义重大。中国如今有了越来越多的周曙光，他们打破了官方媒体的话语垄断与新闻垄断，起到了弥补官方媒体缺位的作用，他们在中国博客界赢得了尊重与认可，绝对不是德国之声对他们"大加吹捧"，给予了他们"草根记者"或者"公民记者"的称号。西方媒体即使想要利用具有"草根"精神的他们，恐怕也是一厢情愿。

德国之声的国际博客大赛已经举办过四次，是个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和代表性的博客评奖活动，中文博客历来在大赛上受到重视且多次获奖，每年也都有一名来自中国的评委。鉴于博客的与生具有的草根媒体性质，周曙光作为大赛评委既是天经地义，也是中国博客的光荣。周曙光被拒绝出境，并不是德国之声"十分恼怒" 才编造出"原因是中国担心'危害国家安全'"，而是周曙光户籍所在地长沙市公安局国保支队亲口对周所讲，德国之声亲自打电话到长沙市公安局求证周曙光被拒出境一事，得到的也是同样的回答。长沙公安局的人还骄横地对德国之声说，他们就这么决定了，"随便你们怎么写怎么报！"虽然周曙光早已是包括湖南在内的一些国安公安眼中的"捣乱分子"，但他从来不是"不法分子"，没有做过任何违反中国法律的事情，以没有发生的"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预设有罪，剥夺周曙光出国旅行的自由，是对公民权的野蛮的践踏。正是因为中国每天都在上演着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公然的、连个说法都不屑于给的侵犯，中国才需要更多的像周曙光这样的良知和正义感尚存的"草根记者"。面对每天发生的不合理不公正，沉默的大多数可能选择的是忽视、漠视、习惯和去适应，但是一个社会如果还有希望，就必然还有些像周曙光这样的人在不多的可能性中去争取更多的可能。

"环球时报"是中国官方第一权威大报"人民日报"创办的一份报纸，它的记者青木应该知道其报道的份量，也应该清楚自己作为媒体人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遗憾的是，青木不但没有对这一公民权被侵犯事件给予道义上的关怀，反而以用"官方记者"的话语霸权对"草根记者"落井下石，以近乎强暴的野蛮文风将事件歪曲成西方媒体借草根文化攻击中国，颠倒了施暴者和被害者的关系。

报道的最后一段："北京工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范敏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利益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基本底线，任何通过博客表达自己想法的人，如果是理智的、具有独立精神的话，都会对此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些想凑到对中国崛起不安的西方媒体身边的人，是没什么前途的。"

任何"理智的、具有独立精神的"中国公民，都应该知道的恰恰是：没有高于个人尊严的国家利益，如果国家的利益保障是以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为前提，那么这样的国家利益一定是当权者的利益而不是公民的利益。不是"国家利益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基本底线"，而应该是"公民基本权利是国家利益的基本底线"！任何用剥夺公民基本权利换来的"国家安全"，必然是一种国家权力的滥用，是一种违背现代文明准则的强制性社会秩序。只强调"国家利益"神圣而不提"公民不服从"的道德义务，是一种专制的奴化教育。那些想凑到权力的脚下帮凶的媒体人和学者，虽然个人肯定是有"什么前途的"，但是这样的人多了，中国却没有什么前途。

(请注意，本文下面有“环球时报”原文的链接以及德国之声有关周曙光的报道的链接)

潇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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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媒又借“草根文化”攻击中国

本报驻德国特约记者 青木 本报记者 常黎明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08-11/295021.html

　　随着互联网使用的逐渐深入，博客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表达思想和感情，其中不乏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批评声音。但是，西方媒体却单单对这种批评声音十分感兴趣，并迅速将之政治化变成攻击中国的工具。25日，德国之声就借一位网民出国被拒，用所谓的“民主”对中国进行攻击。

　　德国之声注意到，一名以Zola为网名的人在博客上发表文章，撰写一些关于“钉子户”等问题的文章。他们还通过多方打探了解到，这名网民家里很穷，他通过自学在网上开了博客。这在中国原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但该网民却成了德国之声眼中的“草根记者”。德国之声还说，这样的身份似乎很符合人们将公民新闻定位为“草根新闻”的定义。

　　不仅如此，德国之声还对他大加吹捧，授予他“公民记者”的称号，并邀请他前往柏林参加德国之声举办的国际博客大赛评委会议。上周五，德国之声十分恼怒地发现“公民记者”被拒绝出境，于是称其被拒绝出境的原因是中国担心“危害国家安全”。

　　早在去年6月27日，德国之声就以“‘草根媒体’：舆论威力不可小觑”为题，鼓动中国网民在论坛、博客、播客上，发展一种并行于传统官方媒体的“草根媒体”。当然报道重点是所谓的“社会黑暗面”。德国东亚文化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格日清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中国越来越开放，各种不同声音越来越多，这是一种进步。

　　他认为，有些西方媒体和组织打着“推广民主”的旗号，塑造一些所谓“中国公民代表”，让他们提供各种“新闻来源”，并挑唆他们说出西方媒体想说的话，这只会激化和引起中国人的不满。

　　北京工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范敏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利益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基本底线，任何通过博客表达自己想法的人，如果是理智的、具有独立精神的话，都会对此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些想凑到对中国崛起不安的西方媒体身边的人，是没什么前途的。▲

《环球时报》版权作品，未经环球时报社书面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我们共贴党认为，环球时报的此类声明，纯属drunbilist的矜持，故不予理会。]

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他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他们的？

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

华东政法大学杨师群
http://www.xys.org/forum/db/4/69/9.html

　　今天被领导叫去谈话，说有上《古代汉语》课的学生到公安局和市教委告了我，说我在上课时批评政府等内容，上面已立案侦查。真令我啼笑皆非：政法大学的学生居然还和文化大革命时的思路一样，为了告发老师为反革命，可以不择手段。可悲啊！这几个中国的大学生。
　　
　　 记得在上《古代汉语》课时，我当然会批判一些与课文有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传统文化问题上如果与当今有一些关系的话，我也会联系当今和批评政府。　
　
　　记得下课时有二位女同学找我，愤慨地指责我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这样热爱中国文化与中国政府的同学，我很敬佩，你们有这样的权利！但为什么我就没有批评中国文化和政府的权利呢？所以我告诉她们：我也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如果你们不愿意听我的课，以后不要选我的课就是了。不料，她们居然到上面去告我，甚至还添油加醋地给加我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真让我大跌眼镜。
　　
　　要知道，这种事情如果说它发生在清朝末年，可能还会有人相信；而要说它发生在民国初年的“五·四”时期，就不会有人相信了。你们知道那时候的青年，已经基本接受了“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所以一般不会发生这样的怪事了。而如今，却依然还会时常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并且就发生在中国的大学里，这就太让人匪夷所思了。想到最近中国的学校中发生的一系列怪事，我只有默默地为中国的社会和人民祈祷：什么时候中国社会才能走出愚昧？中国教育才能走上正轨？中国的学生才能比较正常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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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主义，统一宇宙！

拇姬 @ 2008-11-27 14:03:21 阅读(1215) 评论(24) 引用通告 分类: 深度变态
http://www.bullog.cn/blogs/qianliexian2/archives/226767.aspx

看见了，大家都看见了……

Why Beijing Is In A Risky Place

NEWSWEEK
http://www.newsweek.com/id/170305

Workers are losing factory jobs at the fastest rate in decades. Automakers—having failed to anticipate today's sales slump—are lobbying politicians for bailouts. The stock market is a crash heap, home prices are down by 35 percent or more in many cities and toxic assets have begun to weigh heavily on banks. America in 2008? Try China, where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now looks certain to end the country's 30-year growth boom, posing the greatest leadership challenge to Beijing since pro-democracy demonstrations threatened one-party communist rule back in 1989.

That's not the conventional take on China—yet. But with most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now in recession and countries the world over hoping against hope that the planet's most buoyant major economy might somehow dampen the global downturn, it's a forecast that increasingly rings true. The reasoning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China, despite its deep pool of savings and $2 trillion in foreign reserves, is unprotected from the fall in global demand that began in earnest in mid-2008. Notwithstanding all the hoopla about the rise of China's billion consumers, the body blow that's now landing in the industrial heartland will debunk the notion that China has already begun transitioning toward a new growth model based less on exports and investment and more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We would love to believe it too, but it just ain't so," wrote Standard Chartered bank's highly respected China economist, Stephen Green, last month. He says expecting Chinese spending to save the world from recession is "a pipe dream."

With China at the vanguard, Asia as a whole stands dangerously exposed to external shock. Since the late 1990s, household consumption as a share of China's GDP has fallen from roughly half to 35 percent. On the flip side, the share of Asia ex-Japan's output devoted to exports is now more than 45 percent, or roughly 10 points higher than it was on the eve of the 1997–98 Asian financial crisis. When juxtaposed with America's debt-driven gluttony, Asia's puny appetite for the goods it produces reflects a global economy that's staggeringly out of whack. "We are where we are because of massive imbalances that policymakers and politicians have allowed to build up over the last decade," argues Stephen Roach, chairman of Morgan Stanley Asia. "Those imbalances were never sustainable, but the longer they went on the more they seduced people. And now we're paying the ultimate price for that seduction."

The tab, in fact, has yet to be tallied, but don't be surprised if Beijing gets stuck with the biggest portion of the bill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China's rebalancing act is actually much tougher than America's. For U.S. households, today's crisis means saving more and consuming less (recent consumption data suggests that is happening quite rapidly). Yet in China, where tot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is just 5 percent of America's by value, the challenge is to sustain an economy that's largely investment- and export-driven, which means finding ways to perpetuate industrial overproduction. Michael Pettis, a professor of finance at Peking University, says America found itself in the same bind back in 1929. "The U.S. in the 1920s ran a huge trade surplus and had the largest reserves in history to that point," he says. "So was the U.S. immune to the global crisis? No. It was the country that suffered the most. In that sense it is exactly like China today."

Beijing realizes the growth trap it's in. Why else would it unveil on Nov. 10 a $590 billion stimulus plan—a package nearly as large as Washington's $700 billion financial bailout—just days after it announced that China's economy expanded by 9 percent in the July–September quarter? The consensus view is that China's economy has slowed markedly since then. Year-on-year growth estimates for 2009 are mostly in the 7s, with the latest forecasts adding the scary caveat, "or less." This month 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said 5 percent growth in China next year couldn't be ruled out. China's economy, which grew by 11.9 percent last year, hasn't dipped below 6 percent annually since 1990.

Beijing's stimulus plan has won plaudits internationally not least because it indicates that Chinese leaders won't stand idly by as the crisis deepens. But just as in Washingt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policy miscues could cost China dearly—especially if they undermine the global trading regime that China's economy relies on more heavily than any other major economy in the world. In the early 1930s, America's self-defeating mistake was to cut off world trade, particularly in 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 at a time when it was the leading exporter in a world burdened by massive industrial overproduction. Today, China is the lead exporter, the world again faces massive overproduction, and the mistake Beijing must avoid is moving too hard to sell more manufactured exports at the risk of flooding an already weak market, and triggering a protectionist backlash. That will only push the global market toward deflation—the downward spiral of falling prices leading to falling demand, as stressed consumers wait for even better bargains.

The doubts about China's stimulus plan arise in part because it's all broad strokes with no fine print. Conceptually, however, it seems intended to spli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omoting consumption at home, and export sales. It includes commitments to fund rural infrastructure, boost social spending on health and education, and mount an "economic housing" scheme for migrant workers in major cities—all of which, if implemented, would raise household spending over time. But it also contains perks for heavy industry, value-added tax cuts for the export sector and lending provisions that will channel bank funding to state enterprises engaged in road and rail construction and away from private companies. "The two focuses are definitely exports and infrastructure. That's what we're getting from everything we're picking up," says Green. "And that the health and education spending, although it has been listed as one of the eight priorities, is not going to be [well] supported." Economists estimate that only a quarter of the $590 billion is new money as opposed to previously announced spending, future tax cuts and unfunded mandates passed down to local governments. There's reason to expect that much of the promised social spending—and the consumer empowerment it represents—may not materialize. One warning signal is that Beijing has entrusted much of the safety net stuff to the provinces, which historically have put a low priority on building schools, unless the order to do so comes with earmarked funding from Beijing. One new concern: local tax revenues are shrinking due to the economic downturn. Roach says investment in the social safety net would "reduce the precautionary saving that is inhibiting broad-based consumption growth across the nations [of Asia]," though he adds: "China has from time to time flirted with that, but they really have dragged their feet."

To understand the linkage between social services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visit a Chinese hospital. At check-in, patients are required to deposit money up-front, and when that funding runs dry they're tossed out onto the street, healthy or not. According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hina spends less than 1 percent of its GDP on health care, which ranks it 156th out of 196 nations the U.N. agency tracks. Likewise, poor kids can't attend school without paying fees, and most migrants are uninsured against job-site accidents at any price. Families cope by saving an estimated 25 percent of their disposable income, just in case.

That isn't a social contract conducive to the "harmonious society" President Hu Jintao has advocated since 2006, or so concludes a new report co-produc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and the China Institute for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t calls on China to overhaul its social-welfare system to provide universal basic health care, education, unemployment and retirement benefits for the country's 1.3 billion people. It stresses the need to vest forgotten segments of society including farmers,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poor. And it claims that such expenditures—which it estimates would cost $55 billion a year—actually offer a bigger bang for the buck than woul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oads, railways and bridges.

The risk today (and it's one that's already materializing in a mounting exodus from shuttered factor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s that these workers could, like the boxcar-hopping hobos of America's Depression era, become the flotsam and jetsam of the economic bust. Almost since China's reforms began three decades ago, Beijing insisted that sustaining economic growth rates above 8 percent was paramount to employing the millions of workers pouring in from inland villages. The further growth drops below that level, the higher the percentage of an estimated 15 million workers entering the labor force each year lands in the ranks of the unemployed. Yet even as policymakers stoked fast growth with every means at their disposal, little was done to transform these workers into foot soldiers of a different sort: new consumers with sufficient social protections to save less and spend more.

The prescription for change has been obvious since the late 1990s. It includes balanced growth between booming east and lagging west; efforts to narrow the yawning income gap between China's superrich and everyone else; and policies that channel the massive earnings logged by the state-owned conglomerates that dominate China Inc. back into government coffers to fund social spending. Yet campaigns with names like Go West meant to spur investment in the hinterland never amounted to more than propaganda exercises, and a long-mulled plan for the government to charge state companies dividend on their huge profits remains a small-scale experiment. In October, Standard Chartered noted a "gulf between aspirations and actual policies" illustrated by Beijing's long-standing bias toward investment and exports, and support for "state-protected oligopolies." Pettis argues that Beijing's persistent mercantilism has prepared it for the wrong crisis—specifically, an external debt shock akin to the one that ravaged Asia in 1997-98, against which China's huge savings and foreign reserve pools would make it "superbly protected." Yet as with America in 1929, China is the nation most exposed in the world to a collapse in global demand today.

As such, Beijing finds itself in a fix as 2008 winds to an ignominious close. Export promotion offers a viable short-term means of keeping the factories of China running—yet grabbing more market share amid a global downturn is the surest way to incite protectionism. During the recent gathering of G20 leaders in Washington, much public emphasis was placed on shoring up the 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and defending free trade. Yet former New Zealand prime minister Mike Moore, who head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from 1999 to 2002, believes the backroom talks focused on the imperative that Asia not try to export its way out of today's crisis. It was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how China, and to a lesser extent India and the Southeast Asians, must become consuming countries," he says. "It's overwhelmingly in [their] interest to become a lot less reliant on exports, and it also does right by the people they represent. Not to do it could trigger something that's very, very unpleasant." Global trade slumped 70 percent in the 1930s, and any return to the virulent economic nationalism of that era "would turn crisis into catastrophe," warns Moore.

That presents Beijing with a leadership challeng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one it confronted with tanks and soldiers in 1989. Today, it must work to maintain enough harmony in the global trade arena so as not to lose access to vital overseas markets, while telling the Chinese people that fast growth isn't their birthright. In essence, Beijing must offer a new social contract in which consumption bolstered with a social safety net replaces the export-driven growth engine that has powered China's economy for 30 years. FDR did that in America in the 1930s, but it took a decade. Might China's leaders fare any better? In the late 1990s, then Premier Zhu Rongji refrained from devaluing China's currency when many of its neighbors did so; the decision lost China some export momentum but gained its leadership a reputation for responsible global action. Today's leaders have maintained that reputation, but given the enormity of the economic challenges at hand, the only safe bet is that their helmsmanship will be tested to the extreme in 2009. Especially if the pessimists are correct and China's economy grinds to a halt.

©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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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译]美国新闻周刊：中国北京正处于危险境地！

　 工人以数十年来最快的速度失业。汽车制造商在游说政治家施以援手。股市暴跌，很多城市的房价跌35%以上，有毒的资产开始给银行带来沉重负担。如今看来，全球经济放缓肯定终结中国三十年的蓬勃增长，给北京构成自1989年以来的最大领导力挑战。

　　这可不是寻常事。大部分工业化国家如今步入衰退，世界还抱一丝希望，期望地球上最活跃的主要经济体可以抑制全球衰退，然而全球经济衰退的预警听上去越来越真实。理由就是：中国尽管有很多储蓄，有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但无法回避2008年年中开始的全球需求下降带来的影响。尽管有人大肆吹嘘中国十亿消费者的崛起，但如今中国工业心脏地带受到的冲击将揭穿关于中国已经开始过渡到较少依赖出口和投资、较多依赖家庭消费的新增长模式的虚假概念。渣打银行经济学家格林（Stephen Green）上月写道，“我们也想相信这些话，但实际不是这样的。”他说期望中国的消费拯救世界于衰退是一个白日梦。

　　以中国为首，整个亚洲都危险地暴露在外部冲击之下。自九十年代末以来，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就从大约一半下降到35%。另一方面，亚洲（除了日本）产出的出口份额如今超过45%，比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夕高大约十个百分点。美国以借债为动力的贪欲与亚洲对自己生产的商品的极小胃口并举，反映了全球经济的紊乱。

　　如果北京要为失衡支付最大份的代价，那不足为奇，理由很简单：中国的重新平衡实际上会比美国的更艰苦。对美国家庭而言，如今的危机意味着多储蓄少消费（最近的消费数据显示这种情况正迅速发生）。然而在中国，以价值来计算，家庭消费仅相当于美国的5%，挑战在于维持一个主要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这意味着要想办法维持工业生产过剩。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1929年的美国也发现自己处于类似处境。“20年代的美国有庞大的贸易盈余，而且拥有当时历史上最庞大的储备。美国避开了全球金融危机了吗？没有。它是最遭殃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看，恰似今天的中国。”

　　北京意识到它所陷入的增长陷阱。它在宣布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9%之后不久公布5900亿美元刺激计划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多数人认为中国经济自此大幅度放缓。2009年的增长率可能是百分之七点多，而最新的预测加上了吓人的告诫：“或者会更低”。

　　北京的刺激方案赢得全球喝彩，尤其是因为它显示了中国领导人不会坐视危机加深。但正如大萧条之初的华盛顿，政策失误会让中国付出沉重代价——特别是如果它们破坏中国经济比其他主要经济体更加倚重的全球贸易体系的话。

　　然而，在格林看来，中国的刺激方案的两个焦点就是出口和基础设施，卫生和教育开支尽管被列入重点，但不会得到充分的支持。

　　要明白社会服务与与家庭消费之间的关系，去中国医院看看就知道了。病人要预交钱，到钱用完的时候他们就被赶出去，无论治没治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中国投入医疗的钱不足GDP的1%，在196个国家的排名中排行第156。同样地，穷人的孩子不交钱不能上学，而且大多数流动人口没有任何职业事故保险。家庭设法把可支配收入的大约25%存起来，以防万一。这不是有益于糊绵踌“和谐社会”的社会契约。

　　如今的风险在于，可能像大萧条时代的美国，工人会变成经济破产的弃儿。北京坚称保持8%之上的增长率对于吸收数以百万计从内陆农村涌来的工人至关重要。增长率越是低于这个水平线，就越多工人处于失业状态。然而尽管决策者竭力鼓动快速增长，却没有什么措施把这些工人变成另一种大军：有足够社会保护，从而可以少存钱多花钱的新消费者。

　　北京目前面临的挑战与1989年时十分不同。如今，它必须在全球贸易舞台上保持足够的协调，以免失去重要的海外市场，同时要告诉中国民众，快速的增长并非与生俱来的权利。从根本上说，北京必须提供新的社会契约，以社会保障取代出口驱动型增长引擎，鼓励消费。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进行这项工作，但这项工作花了十年时间。中国领导人会更好过些吗？在90年代末，时任总理朱容积在众多邻国实行货币贬值的时候力挺中国货币；这个决定让中国失去一些出口动力，但中国领导人因此获得承担全球行动责任的美誉。如今的领导人仍然保住这种声誉，但鉴于经济挑战之巨大，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领导力将在2009年受到终极考验。特别是如果那些悲观主义者预测正确，中国经济停顿的话。

陈志武两篇

陈老师志武肚里应该清楚，甭管怎么说，别管怎说，说了也白说。因为那个前提是不能在现有框架下实现的。乐观？揣着明白当糊涂。当然，能这么说已经很不错，国富民穷，五七一成语都用上了。还能怎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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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

陈志武 @ 2008-11-24 16:23:23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周政华　　2008年11月19日

　　为应对突如其来的经济滑坡，11月初国务院公布了10条经济刺激措施，投资总额超过4万亿元。用2年时间、花费4万亿元，能否维持明后两年8%的增长目标？启动民间消费、拉动内需的关键何在？为此，本刊专访了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陈志武。

　　2009年经济形势会很严峻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政府已经将“保8%争9%”作为2009年经济增长目标，您认为未来4年内 4万亿元的投资能够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吗？你对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有何预期？

　　陈志武：按照这次4万亿方案，2009年增速达到8%以上会有困难。主要原因在该方案过多重视基础设施投资，仅铁路就占两万亿，而不是用这些钱重点刺激民间消费，放在降低老百姓储蓄压力、推动百姓消费。这种方案能带来的GDP乘数效应非常有限。大致我们可以这样来算。

　　 全球危机于9月中、10月份恶化后，对中国出口行业的负面影响还需要几个月才能表现出来，所以，估计到明年上半年，中国沿海经济才见底，企业关闭、失业等等问题在那时会很严重。明年第一、二季度，GDP增速可能降到4%至5%左右。

　　 其次，根据铁道部的消息，其两万亿中，今年年底前会花去3500亿，明年花6000亿。我们知道，铁路投资的经济效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对就业的直接贡献很少。这9500亿开支对2009年的GDP贡献，不会超过3000亿。

　　再次，剩下的两万亿元，即使明年花下一万亿，对当年GDP的贡献不会超过5000亿。当然，如果这一万亿用来给中低收入个人和家庭退税、补贴，比如，月收入低于5000元以下的大人和小孩、农民和城市人都得到1000元补贴，这一万亿会立竿见影，很快转换成GDP，其乘数相应会很高。根据我以前的研究，在各省投资产生的GDP效果很不一样。在北京和上海，每投资一元，第二年的GDP会增长0.4元左右，而在湖南、河南等这些历来投资少的中部、西部省，每做一元的固定资产投资，第二年能带来0.7元左右的GDP增值。综合以往的经历，如果假定这次投资对2009年GDP的乘数效应是0.5，那么，在明年底之前会多投的一万亿元（铁路投资之外），能产生5000亿左右的新GDP。

　　按照这些数据，我们看到，这次经济刺激方案大约对2009年GDP能贡献8000亿元，相当于给GDP增速多加3%左右，而且这些贡献主要是在第一、二季度之后才更多体现。加上本来会有的4%至5%左右的增速，如果接下来没有其它刺激方案的话，估计明年GDP增速在7%至8%。当然，这是一个很粗的估计，有很多条件可能会发生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有观点认为4万亿投资超出了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有可能加印钞票解决问题，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你如何评价这种可能性？

　　陈志武：过去几个月，石油和其它大宗商品价格都跌了一半以上，通货膨胀不再是威胁。这些年政府税收增长了那么多，使老百姓收入的增速远低于GDP，让民间消费怎么也上不来。从另一方面看，这让政府的财力多得无处花，去年有财政盈余，今年头6月财政盈余1.3万亿，所以，政府财力不是问题。

　　如果不够，政府还可以发公债。到今年中期，国债余额总值在5万亿左右，占GDP的18%，其中有16000亿是因中国投资公司的筹资而发的，去掉这一项，实际国债余额占GDP的13%左右。这些负债比远低于美国的71%负债比。

　　所以，没有用完的国债容量还不小，在这种关键时刻，利用发债的潜力不是坏事。关键要看政府拿到这些资金后，是以何种方式刺激经济的，到底是以低效的政府投资为主，还是在民间消费、在民生项目上下手呢？

　　“投资拉动经济”可能作用有限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政府目前已出台经济刺激措施中，扩大投资仍是主要手段，与1997年金融风暴相比，当前依靠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还有多大？

　　陈志武：没有以前大。跟1997亚洲金融风暴时期不同，这次恰恰是外需出口在严重下滑，而国内的老百姓又没钱增加消费，所以，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不足是这次危机的关键所在。如果此时的手段不是重点刺激国内民间消费，而是还把政府资金主要用在基础设施、工业项目上，到最后，这么多的工业产能给谁生产、东西有谁买？这么多的运输容量把货物运给谁、往哪里运？在国内外的消费都下滑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工业投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是低效的做法。

　　 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政府投资是否过头的办法，就是看政府的奢侈大楼、形象工程是否越来越多。1980年代，没有几个地方政府盖奢侈大楼，甚至90年代也很少，但是，到近几年则到处都是，这说明，不能由政府继续掌握那么多投资的钱了，是扭转“国富民穷”局面的时候了。

　　《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底以来，中国沿海大批工厂倒闭，这是否表明以投资促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您如何评价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对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影响？在此背景下，为应对此轮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国政府仍然采取投资驱动增长的路径，原因何在？

　　陈志武：从1978年到1990年代末，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原来工业基础落后、公路以及空运运输网络极差的状况下，由政府集中投资办大事，在效果和速度上都很快，那些努力为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后的新一轮高速发展，奠定了根本性的工业基础和运输网络基础。

　　但是，一个国家不能总是把资源用在“生产建设”和“基础建设”上，毕竟我们所做的方方面面的建设最终都是为了消费和生活。中国人建设了这么多年，从早到晚卖力气只知道进行生产建设，应该也有一个缓过气来的时候，有一个从以生产建设为重点转移到以消费为重点带动增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现在。

　　 之所以这次经济刺激方案还是以投资为重点，主要是政策惯性。不是决策层不知道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性，而是因为以前都是靠投资带动经济，以至于成了习惯。这个习惯该改了，必须掌握靠刺激消费带动增长的调控手段。[这惯性并不是抽象的范畴，而是有关百官群僚三班衙役生活质量、生存方式的实实在在的利益，有关他们所附着的那个无脑机器怪物赖以维持的根底基础。]

　　政府收支需民主监督

　　《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出台的10项经济刺激方案，也包含了一些民生方面的原则性内容，诸如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等等。您认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在民生方面，中国政府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建设？目前中国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体系仅覆盖少数人口，原因何在？

　　陈志武：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三策无一能行。]

　　不管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真是稀有地低。首先，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是GDP的 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费是GDP的28%。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让民间变得更穷，而且支撑这种转移的制度还没有改变。其次，跟其他国家比，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 59.9% ，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是GDP的71%。

　　 为什么会是怎样？如果要刺激中国的民间消费，应该做哪些根本性改革？经济刺激措施只是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作用，但是，不会、也不能从根子上铲除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

　　首先，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包括公开听证、广泛的媒体自由讨论。民主制度监督可以减少政府开支的“硬件”投资偏好，引导政府开支往民生倾斜，包括基本医疗保障、社会安全网、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国家投入。一旦政府在这些民生领域有实质性投入，可以给老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自己储蓄压力会减少，民间消费就可以被解放。

　　以2007年为例，巴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的5.4％，中国才3%。在其它公共福利上，巴西花在医疗卫生一项上的公共支出就是GDP的10.4％，而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失业救济这几项开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 2.4％，而且中国的医疗卫生经费大多还是为领导干部，而不是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

　　其次，征税权、加税权必须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手中，行政部门不能有征税权，新增税种、税率提升必须经过广泛的公开听证和媒体讨论。如果征税权不能卡紧，民间的收入就无法与GDP同步增长，政府拿到的国民收入比重就会继续膨胀，民间消费当然就没有收入基础了。最近几年的极端情况不说，就拿1995至 2007年这更长的12年看，这些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共累计增长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累计增长 1.2倍。只要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被控制住，民间资费的增长当然难以实现。

　　 上面两项都涉及民主宪政改革的问题。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到，政治改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涉及到经济模式能否转型的基础问题。[放空炮。除了放空炮，还能做什么？在这个被怪物机器挤压裹缚得动弹不得的空间。然而即便放空炮，也只是陈老师这样美国人的专利。作为那个机器的零件，放空炮也是危险的。]

　　国有资产应真正实现“全民所有”

　　《中国新闻周刊》：针对国内消费难以启动的难题，您曾提出过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建立民众“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基础，然而，这涉及到当前各阶层利益格局调整，您认为中国政府在何种情况下，会采取类似改革？

　　陈志武：民间消费难以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花钱，而是因为在国有制之下大多数人都没有自己的资产。通过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等，政府拥有的资产性财富相当于社会总财富的近四分之三。虽然这些国有财产是“全民所有”，而且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值很多，但是，没有老百姓能分享到国有资产升值、国企利润的好处。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工资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工资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

　　为了让中国公民能直接感受到国有资产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并由此增加每个人的“财富感”、进而提升消费的意向，我们就必须进行民有化改革。以前，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度安排中“所有者”是抽象的、不到位的，我们必须把原来缺位的“所有者”给明确化、具体化，以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

　　具体办法是，是把现有的央企国有资产、地方国企产权除给社保基金注入部分产权外，剩下的分别注入中央和地方国民权益基金，中央级的一个、31省市分别个一个，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中央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均分到13亿公民，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可以给当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

　　我们必须意识到，除非能让国有资产的升值和盈利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消费预算中，否则，中国民间消费增长会继续缺乏资产财富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实际结果不仅民间消费占GDP 比没有上升，反而一直在下降。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模式？

　　不过，基于三方面原因，我对这种改革的前景还是乐观。

　　第一，十七大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如果没有财产，怎么能增加财产性收入呢？从这个意义上，我讲的民有化改革跟党的十七大方针是一致的，而且是具体实现这一方针的途径。第二，国有制的理念本来就是“全民所有”，我讲的民有化改革只是把原来没有真正落实的“全民所有”给落实。第三，在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这种改革可以从根本上让每个中国公民感到更富，由此可直接减少储蓄压力，增加消费，这就能促进经济模式的转型。[扯到十七大，算你牛。n大是个五年一换的烂箩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不是选美都是贯彻十七大精神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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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对中国正面机遇远超过负面

陈志武 @ 2008-11-24 9:28:20

　　陈志武：危机对中国正面机遇远超过负面

　　●切莫低估美国经济自我调整能力

　　●全球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正面机遇超过负面打击

　　●中国进一步发行国债的空间很大

　　●刺激经济增长的重点应放在消费而不是投资


　　和所有学术有成就的经济学者一样，陈志武教授第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倍感亲切。阳光明媚的初冬上午，在美国纽黑文市一幢幽静别墅的二楼，笔者和这位知名的耶鲁学者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愉快交谈。

　　世界经济低迷可能持续一到两年

　　问：您觉得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了吗？这种低迷会持续多久？

　　陈志武：现在看可能会持续一到两年。我知道，国内以及很多其他国际媒体都在说，经过这次危机，美国可能不行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和未来地位已经到此要终结了。我觉得这种结论有些夸张，也有些早了。客观来讲，美国经济的自我调整和复苏的能力，过两年回过头来看会超过很多人的预期。

　　当然，这次金融危机是源于美国，然后影响到全球各国的经济。所以，这种情况下，按照一般的朴素理解，这就意味着美国经济比其他国家受挫的程度会更严重，受拖累的时间也会更长。但是，美国经济过去经过了两个世纪的发展，特别是其金融市场，尽管这次出现了危机，但整个金融体系的架构还在。所以，到明年某个时候，一旦大家看到金融和经济危机已经到底了，接下来美国经济复苏的速度会超出人们的想像。

　　有一种可能性是，美国经济反而可以比西欧、拉美甚至亚洲国家的经济更快地复苏。我知道现在还身处危机之中，很难想像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反倒是那些不太发达的国家，受这次打击之后，复苏的时间可能更长，难度可能更大。

　　问：您觉得金融和经济危机何时能见底？

　　陈志武：金融危机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到底，当然这个底肯定不是V型，而是U型底。但是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还刚刚开始。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的一些大公司纷纷宣布裁员，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类似消息，中小企业可能面临倒闭。现在来看，到明年上半年，美国的失业率可能超过8%，甚至9%。

　　问：有人认为美国经济可能在明年晚些时候开始复苏，您觉得呢？

　　陈志武：有可能。原因有很多方面。首先是各国都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进而也会帮助美国经济的复苏；其次是奥巴马的因素。我觉得奥巴马的上任会给整个美国社会对未来的信心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奥巴马的号召力会远远超过布什。

　　奥巴马也许可以做到像罗斯福那样。1933年罗斯福总统上任以后，把美国社会的信心和凝聚力很快激发出来，让美国大大小小的家庭和企业都愿意和新总统一起接受新的挑战，做出自己的贡献，尽快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全社会支持，罗斯福新政才得以那么顺利地推出和实施。

　　我觉得，奥巴马明年1月20日上任后，可能在很多方面模仿罗斯福的做法，会在金融、证券市场制度架构方面作出改革，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也会出台很多举措来刺激消费，同时也能在国际社会得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支持，这对美国经济在明年下半年出现复苏会有很大帮助。

　　相比之下，其他经济体的疲软则可能持续更久，有些拉美、东欧甚至西欧国家经济在低迷期停留的时间可能长达两年。

　　预计中国经济明年增长近8%

　　问：中国经济的恢复情况会如何呢？

　　陈志武：中国的情况相对于美国可能差不多，甚至可以恢复得更快些。

　　这次全球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打击很严重，但冷静地想想，从长远来说，这种打击也并非全是坏事，也可能成为一种机遇。在我看来，这次危机带来的正面机遇远远超过了负面的打击。

　　比如，过去两年，我们一直在担心资源安全。但最近几个月，伴随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国际油价跌去了2/3，目前只有50多美元。其他的各种原材料价格也大幅下滑，这样一来，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所需资源的成本大大下降，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另一方面，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国家的财政盈余都很多，这些钱都可以拿来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关键是要用得好。比如通过退税或补贴的形式给老百姓直接送钱，然后加大医疗教育方面的投入。另外，中国的国债比重很低，大概今年年中国债余额在5万亿元，相当于GDP的18%左右，其中还有1.6万亿元是成立中投公司时发行的特别国债。如果除掉这一块，中国国债占GDP的比重只有13%左右。相对而言，西欧国家普遍都在60%左右，而美国在本轮救市措施推出之前的国债余额是10万亿美元，占比为71%。

　　这样的鲜明对比说明，中国进一步发行国债的空间很大。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像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候那样，大量发行国债，将所得用于补贴中低等收入家庭，投入民生和福利项目，加大刺激消费的力度。这些措施如果得力，有望为中国经济奠定在未来几年快速复苏的坚实基础。

　　问：您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具体的预期？

　　陈志武：现在全球经济危机比原来想象要严重得多，这直接导致中国出口下滑的速度加快。但出口下滑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没有看出来，这方面存在滞后效应。在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在9月中旬、10月份才开始急速转向，所以这方面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可能要到明年上半年才能体现出来，因为出口订单往往有半年左右的延迟。

　　在这种情况下，我预计，明年中国经济全年的增长可能在7%至8%左右。

　　4万亿投资应更针对消费

　　问：您觉得最近宣布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能对中国经济带来多大拉动作用？

　　陈志武：对这个方案出台我并不太吃惊。但我个人认为，这个计划中资金的去向和结构安排问题不是非常合理。

　　总的来说，到明年年底前，4万亿元中大概会有2万亿元左右投资于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对明年GDP的贡献大概在8000亿元左右，相当于不到3%的增长率。

　　这次的方案还是太像过去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的做法。一想到经济刺激，就是通过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投资，以这种方式来带动需求。这种做法在上世纪80、90年代对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很有必要的，当时中国的公路体系和运输网络也亟待建立，所以这样的投资给总体经济带来的长期影响是非常正面和积极的。

　　眼下的局面与当时有很大不同。全球需求在急速下降，同时中国经济在去年之前已达到顶点，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潜力也基本耗尽。这个时候国家刺激经济增长的重点应该放在国内消费特别是民间消费，而不是投资，以弥补国际消费的急速下滑和投资驱动经济的瓶颈。

　　问：那么应该怎样来刺激消费呢？

　　陈志武：最直接的是给中低等收入的家庭、个人和农民退税、补贴。我之前就建议，给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成年人、小孩和农民每人1000元退税或是补贴。这样瞄准目标的退税和补贴，会立即刺激消费的增长。这样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第二就是由政府在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保障方面加大投入，这会减轻老百姓在这方面的压力，有利于将民间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从而间接带动民间消费增长。

　　第三就是加快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的建立。这是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但这一块可以加速进行，让土地使用权可以尽快流转起来，可以做借贷抵押等资本化的运作。同时，通过国家加快建立土地使用权的登记体系和交易市场，让农民和农村的企业家可以有更多钱从事创业。

　　第四是对企业和个人减税方面要迈出更大步伐，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至少要上升到每月5000元，甚至更高。

　　股市未来六个月以震荡为主

　　问：您对当前主要股市的前景如何看？

　　陈志武：我预计，未来六个月中，美国道指可能在7000点到11000点之间震荡，然后随着投资人对美国经济前景的看法改变，股市可能出现回升。

　　就A股而言，我觉得未来六个月探新低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上涨的空间会比较有限，大概会在2000点上下波动一段时间。也许明年上半年以后，A股可能出现新一轮上涨。当然，“大小非”的问题还有待解决。（朱周良）

海归雄师和女生

吴澧 @ 2008-11-21 0:00:00
http://www.bullog.cn/blogs/woodlee/archives/220591.aspx

　　政法大学１０月２８日的弑师案轰动一时。人们感到难以置信的是，被杀的师（题头图：程春明教授）和杀人的生，说来都很优秀，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其实，世界上真正的坏人是极少的，绝大多数的坏事并不是坏人干的，而是好人干的。而好人干坏事，并不是隐藏很深的邪恶本性终于大暴露，而是由于愚蠢。最常见的愚蠢，则是不理解人性之复杂。

　　美国电视剧《律师风云》（Boston Legal）里有个傻律师，在前座放个充气娃娃，开上车内至少两人才可行走的快车道。被警察发现，要没收他的娃娃。傻律师大叫，“不许你动她”，和警察打起来。被保出警局后，一位理解人性之复杂的女士可怜他，对傻律师说，“其实女人的身子没什么神秘的”，坐在被子里（电视到此 cut）让他一饱眼福。不过男人通常没这么老实，吹牛也要吹到任何神秘都通晓。情窦初开时节，某位同学突然说他看到了，看到了，路过女厕所时看到了！男生赶紧围住：说，你看到什么，那里是什么样的？七嘴八舌乱讲一通之后，大家嘲笑他根本什么都没看到。咱们多少都有过类似经历。

　　女生也会吹牛的。不同仅在于男生爱吹性经验，女生更喜欢讲吸引力。“某某老师好像对我很有意思！”其实那老师可能只是例行公事跟她聊了几句，小女孩自作多情。

　　男生吹牛说看到了，只是闹笑话，至多刺激余华写一本乱七八糟的《兄弟》。女生吹牛说被爱了，却可能引发大案件。如果女生有男友，而男友学的又是金庸小说里拿到个“杀父仇人”的名字就要不问青红皂白去杀人的脑残武侠，事情就麻烦了。很不幸，咱们的宣传又是专业培养脑残的。女生对政治兴趣较低，受害少一些。那些关心政治的男生，被煽得“爱国”虚火整天旺旺的，宣传指向树洞就去戳树洞，宣传指向墙洞就去戳墙洞，宣传指向老鼠洞就去戳老鼠洞。养成了条件反射，到时候听女友一句假话，或吵架时女友一句气话，“我就是喜欢某老师那样的”，他就会很冲动地干坏事。

　　上面只是泛泛而言，并不是针对政法大学弑师案的内情猜测。本人不知道真相。读了上周《新民周刊》“政法大学弑师案还原真相”的封面报道，读了本周《南方人物周刊》的两篇文章（关于程春明教授的《一个大学老师的非正常死亡》和关于凶手付成励的《一个好学生的悲剧》），还是不知道真相。不过，近年也见到和听到不少事，对那些拿了学位后回国在大学教书的男性海归，兄弟有几句忠告。

　　首先你要认清形势。今非昔比，今日的大学，早已不是你我读书时的模样。物质上不知好了多少倍，道德的堤防却几乎不复存在。一位朋友在某名校教外国文学，课上得不错，很得学生喜欢。某女生常去找他，言词轻佻。请她严肃点，该女生居然说：学校规定老师不准调戏学生，但没有规定学生不准调戏老师。“调戏” 之类的词，现在的女生——她们往往讲话比男生还大胆——可以轻飘飘挂在嘴上。

　　其次，扩招之后，如今校园里有大量不可教育之学生。北京高中生上大学的比例，已接近８０％。按正态分布计算，这意味着智商８７以上的人，都能进大学；甚至一个均方差之下，智商低于８５的人，运气好点也能溜进大学。哪怕你在名牌大学，校方也要向钱看，办什么政教学院或分校，所以选课的学生里照样可能有弱智。美国也广招，但大学可薄收。杨振宁先生退休前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UNY, Stony Brook） ——纽约地区最好的公立大学——毕业率仅为５９％。而咱们这里要保证毕业；就业压力又大，烂学生还想拿好成绩，难免就有一些不可雕也的朽木女生要来跟你搞分数。

　　第三，如今的学生都是独生子女，家中三代宠爱在一身。进大学后，特别是离家较远的女生，有强烈的享受被宠爱之感的心理需求。

　　学校里多的是道德松宽 AND/OR 学业松懈 AND/OR 心理松脆的女生，这时，你从西欧或北美学成归来。

　　如果你没有天天认真学习《人民日报》海外版，或家里未订ＣＣＴＶ海外有线频道，十有八九，你会染上两大西方自由化病灶：第一叫绅士风度，第二叫语言能力。

　　你会下意识地为女士让个路或拉个门什么的，本人多次犯过这类错误。某次从美国回来，坐在公车上，前排的姑娘穿外衣准备下车，俺的手下意识地就伸了过去，抓着领子把她的外套提起来。女孩的手伸进袖管的瞬间，俺突然醒悟：犯错误了，这不是纽约，这是北京！果然，女孩脸红红不知说什么好，车门一开就逃跑似地跳下去。

　　不过，绅士风度还是比较容易改正的，兄弟仅需三天，就能回归中国特色。只要你注意一下，或多挨几个白眼，就会改过来。即便暂时给女生造成“很关心我” 的误会，只要改得快，问题还不大。从报道看，程春明教授改得慢了一点。如果俺在他旁边，俺会劝他不要给学校团刊写那首致女生的诗。就算写，也要写成嘻嘻哈哈打油的，别人不会太当真。

　　比较麻烦的是语言能力。长期使用英语或法语后，你的汉语会受到外语影响。这里只提一条：你的话语可能变得比较精确制导，而不是像某些呛你死男人那样漫山遍野乱放枪。或许你不是语言文学专业，未曾注意这一差别，俺来举个具体例子。

　　兄弟的文章《“废物”寻梦美利坚》见报之后，俺收到几封批评来信。有一句话他们都说到了——“美国不是天堂”——然后就怎么怎么的（在此谨向这些同志表示感谢，虽然俺觉得他们的语言被主旋律格式化了，“美国不是天堂”，宣传里不是天天跳着唱吗）。挑了其中一位年龄较大的，问：俺没有说美国是天堂吧，“天堂”这一概念，在无神论的中国人言人殊，本人不用。他回道：“我好象也没说您说美国是天堂了吧？我的原话是：‘吴先生的废物美国，讲的其实就是包容的话题，但美国是不是真的就象天堂一样，有待商榷。’”兄弟笑笑，不再多话。

　　如果你长期使用外语，熟悉英语或法语的虚拟语气，你的“原话”大概会是这样的：如果有人读了吴先生的文章，以为美国真是天堂，那就有待商榷了。你的语言会比较精确，句子成份比较完整，指明谁讲了“美国是天堂”，找不到真实人物就虚拟一个。这样的“原话”，也能暗示吴先生的文章可能有问题，但说得比较委婉，矛头没有直指吴先生。

　　更可能的是，有过长期国外求学经历之后，你根本不会如此使用“天堂”一词。这种“美国不是天堂”的说法，一出中国大陆，别人听了就莫名其妙：这不是废 话嘛，既是天堂，怎么会在地上？教徒们如果说地上某处是天堂，一定有限制条件。比如某位到了美国的埃塞俄比亚饥民可能说：To me, it is heaven。这 to me 就是限制条件。美国不是天堂，毫无疑问。但是，对本人文章里那位“房子被计生委扒了，田地被开发商征了，逃去城里做点小生意，被城管抓住差点打死”的张三来说，自由的美国简直就是“天堂”了。

　　俺的感觉，程春明教授是个说话精确制导的人。试看《南方人物周刊》文章《一个大学老师的非正常死亡》中这一段：“一个学生还记得２００６年夏天一个傍晚，最后一堂西方法律史课上，‘（程春明）老师顶着北京的桑拿天在Ｄ段二楼的一个大教室里，面对１２０多份论文，一个一个面对面地指导、打分，指出论文的不足之处，同学们都排队耐心地等待老师的指导，十分配合。’”

　　是精确制导还是乱放枪，男人大概不在乎；语言能力比较强、心思比较细密的女人却可能感觉不同。一位同学回国休假，被朋友拖去开翻译讲座，讲了几堂课就收到女生条子一大把。闹得他很困惑：我哪来这么大本事？找几个女生聊了一下，原来他对各位学生提过些什么问题记得比较牢，讲课和辅导时针对性特别强，缺乏社会经验的小女生就以为“某某老师特别关心我”了。

　　可是语言能力是一种深层习惯，很难改变的。如果你为了做学问还像程春明教授那样正在翻译西方经典，每天晚上都在琢磨如何把大师们特别精确制导的句子译成通顺优美的中文，你要回归中国特色，显然不容易。俺只能说，你要当心这一问题。如果有女生对你说，“老师，跟你讲话特别舒服”，你就要提醒自己：是不是该读点《环球时报》、看点ＣＣＴＶ了？

　　总之，作为海归，你要警惕。虽然大家都承认你的学位很纯粹，不含三聚氰胺，但你仍然要谦虚谨慎，虚心向留在国内的同志学习，并认真清理自己头脑里的西方自由化流毒。你在国外电视里见到过吧：领道人出访美国，气宇轩昂走在前面；反而是美国同级扶了后面的夫人一把。我们今天穿西装，是因为胡耀邦同志任总书计时带头穿。切记切记，你不能走在领道前面。“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这句话，从克拉玛依开始，十四年来响彻祖国大地。等领道人有了很好的绅士风度和很强的语言能力，你再表现也不迟。

裤衩呢？

据说

带三个表 @ 2008-11-21 19:04:54 分类: 闲扯

央视领导在内部动员会上征集“歪曲事实”建筑风格的新办公楼建筑名称，千挑万选，终于确定了央视新办公楼的最后名称——“酷China”，以取代领导们认为不雅的名字“大裤衩”。

“酷China”这名字起得真好，既体现出CBD地区傲视群雄的气魄，又体现出中国媒体的一种冷酷、残酷。最主要的是，这个名字用陈晓卿老师不太标准的安徽普（pu2）东话念出来就是——裤衩呢？我看这辈子央视别想跟裤衩摆脱干系了。

谁找到了裤衩还给领导，大冷天的。嗯哼！

Chine : affrontements entre paysans et policiers sur fond de crise sociale

LE MONDE 21.11.08 15h49 • Mis à jour le 21.11.08 17h45


Photos publiées sur un site Internet chinois des violents heurts qui ont opposé policiers et paysans, le 19 novembre 2008, à Longnan.

PÉKIN CORRESPONDANT

Le scénario est désormais classique en Chine mais il prend davantage de relief en ces temps d'incertitudes socio-économiques. Des milliers d'habitants de la petite ville de Longnan, dans la province du Gansu, au nord-est de la Chine, se sont violemment affrontés avec la police antiémeute en début de semaine.

Des manifestants se sont battus contre les forces de l'ordre à coups de haches et de barres de fer. La presse a publié des photos d'une rangée de policiers casqués, se protégeant de la foule derrière des boucliers. Une soixantaine de fonctionnaires ont été blessés. Le gouvernement local a annoncé, jeudi 20 novembre, l'arrestation d'une trentaine de personnes.

Depuis 2007, le maire de la ville de Longnan avait le projet de déplacer le centre administratif et de construire les nouveaux bâtiments du siège de la municipalité à Dongjiang, un chef-lieu de canton situé dans la campagne, non loin de là. Une décision qui supposait d'exproprier les paysans de leurs champs. Ceux-ci ne les possèdent pas mais ils en ont le droit d'usage.

Sur ces terres pauvres du Nord-Est chinois, dans une région où plus de 200 personnes ont péri lors du tremblement de terre qui a dévasté le Sichuan voisin en mai, les esprits se sont rapidement échauffés. Depuis le début des travaux, les paysans expropriés vivaient dans des abris de fortune. Quand des rumeurs ont circulé, laissant entendre que le maire avait changé d'avis et allait relocaliser son centre administratif ailleurs, les habitants ont laissé libre cours à leur fureur : on les avait expropriés pour rien !

"AU MOINS 10 000 PERSONNES"

Le 17 novembre, une trentaine d'entre eux ont protesté devant les grilles du siège du gouvernement local. Econduits, ils ont essayé de forcer les portes. "Les gardes de sécurité ont tabassé plusieurs protestataires et vers 20 heures il y avait au moins 10 000 personnes rassemblées", indique un blog sur le Net, écrit par un résident local anonyme. Les paramilitaires de la police armée populaire (PAP) ont ensuite été appelés en renfort et ont maîtrisé l'émeute à coups de grenades lacrymogènes.

Le lendemain, une foule de paysans exaspérés est passée à l'assaut de manière plus violente, raconte encore le blogueur, qui décrit des manifestants "en train de mettre à sac les bâtiments officiels et d'allumer des incendies".

L'émeute de Longnan est l'un des derniers exemples de ce genre d'incidents croissants à l'heure où le gouvernement chinois entend démontrer sa capacité de garantir "l'harmonie sociale", le mot d'ordre du pouvoir pékinois. Les derniers chiffres de la violence provinciale donnés officiellement parlaient de 87 000 incidents en 2005. Depuis, c'est le silence sur la question même si le pouvoir central laisse aujourd'hui la presse rendre compte de ce genre d'événements, attestant ainsi son agacement à l'égard des cadres locaux.

Depuis le mois de juin, des événements de même nature et qui ont toujours pour cause la confrontation entre paysans et autorités locales ont eu lieu au sud, dans la province du Guizhou, près de Shanghaï au Zhejiang, au Yunnan, dans le grand Sud-Ouest, et dans le Hunan, au centre.

Le 7 novembre, dans la zone économique spéciale de Shenzhen, frappée par la crise financière, des milliers de personnes ont attaqué la police pour protester après la mort d'une motocycliste qui tentait d'échapper à un contrôle. Pékin peut s'alarmer. La crise mondiale, dont l'impact est désormais jugé plus fort que prévu en Chine, risque d'exacerber les tensions sociales.

Bruno Philip

JeanNoël René C.
21.11.08 | 17h47
Il est temps que la population réagisse contre ces tyrans qui s'empiffrent sur leur dos et qui se font construire des châteaux répliques de ceux de nos rois de France ... incroyable pauvre peuple !

德国之声：欧洲将文化财富输入互联网

将近300万册书籍、电影、绘画以及其他来自1000多处收藏的文化财富，从现在开始可以直接在网上观赏。这个大型网站的名称叫“Europeana”。开通那天，该网站因为访问量过大而暂时瘫痪。

从现在起，欧盟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也是属于全体成员国的数字图书馆。本周四，欧盟开通了www.europeana.eu，将近300万册来自欧洲收藏家的藏书、绘画、电影以及摄影作品在这个网站展出，供人们观赏。

网站刚开通后的数小时内，访问量就已经超过1000万人次。因点击量过大，网站曾暂时瘫痪。技术人员及时采取措施，将现行使用的3个服务器增加到6个服务器。欧盟委员会负责媒体的专员雷丁说，"我们做再大胆的梦想假设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看我们的图书馆网页"。

一半以上作品来自法国

这项计划雄心勃勃，到2010年前会有1000万件文化物品送入www.europeana.eu，并且可以看到所有欧盟成员国语言的版本。目前，全球共有1000多家档案库、博物馆以及图书馆进行了数字化过程，比如巴黎的卢浮宫和阿姆斯特丹的Rijks博物馆都将其收藏的文化宝藏如油画等做了数字化处理，并将其数字化资料贡献了出来。法国国立广播电视档案馆INA将其20世纪近8万份作品提供给了这个网站。从数量上看，法国的贡献最大，网站的一多半作品都由法国提供。相形之下，德国自愧弗如，贡献作品比例只占1%，还比不上卢森堡、斯洛文尼亚这样的小国，他们提供的数字化作品比例占1.5%。

Google已走在前头

欧盟委员会花重金管理和更新这个文化平台，每年欧盟委员会出资200万欧元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但文化作品数字化的过程也有一笔很大的开支，这笔费用由各国自己承担。在图书馆数字化领域，Google已经先行一步，为大家做出了榜样。Google已经对大约700万册图书做了数字化处理。

迄今为止，欧洲文化作品中只有大约1%的比例可以得到电子版本。为达到2010年前对1000万册书籍进行数字化处理的目标，欧盟委员会估计，成员国们大约还要总共投资3.5亿欧元。成员国至今都承担了怎样的费用比例，目前没有公布。从欧盟一方看，它准备在今后两年内投资1.19亿欧元，用于这个领域新科技的科研与开发。

德国之声德文网

科学家在教堂内找到哥白尼遗骸 相貌被复原

波兰考古学家20日欣喜地宣布，通过对比一根夹在16世纪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书中的头发和一具遗骸的DNA，他们最终确定了波兰天文学家、现代天文学创始人尼古拉·哥白尼的遗骸和墓地。由此终结了几个世纪以来考古人员对哥白尼墓穴所在地的探索。

对比头发的DNA发现哥白尼遗骸和墓地

波兰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泽兹·加索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05年，他的工作小组在波兰弗龙堡的一个天主教大教堂内发现了一个缺失下颌的颅骨。通过面部修复技术，科学家通过电脑复原了此人的相貌，并惊异地发现，此人与天文学家哥白尼的相貌惊人相似！

根据复原的相貌，此人长着鹰勾鼻，颅骨左眼上方有一道刀疤，而哥白尼的自画像上就是有这样一道疤痕。其他的相貌特征也与哥白尼的相似。科研人员还发现，通过对颅骨的研究发现，此人当年去世时年纪约在70岁左右。而哥白尼于1543年去世，当时大约就是70岁。加索斯基表示:“我们意识到，这个颅骨的发现可能让我们无意中找到了哥白尼的遗骸。当然，也还有一系列的疑团没有解开。”

为了印证这个大胆的猜想，瑞典遗传专家玛丽·艾伦加入到了研究行列。她分析了来自遗骸椎骨、牙齿和大腿骨的DNA，并和在哥白尼书籍中找到的二根头发属于他的头发进行了比较，结果证实，遗骸果然是哥白尼！

墓地已遭严重损坏

根据历史记载，哥白尼死后被葬在一所14世纪的天主教大教堂中，但是他陵墓的具体位置几个世纪来一直不为人所知晓。而加索斯基等人发现的墓地，位于教堂侧面祭坛的楼梯下方。

“经过两年多的探索，排除了种种困难，我们终于确定了墓地的位置，不过墓地已经严重损坏。”加索斯基表示。(宇桓)

新闻背景: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简介

哥白尼于1473年2月19日出生于波兰托伦市一个富裕的家庭，其最伟大的著作是《天体运行论》，阐述了有关日心说的看法。在哥白尼的时代，人们普遍信奉“ 地心说”。哥白尼大胆提出了“日心说”的观点，阐述了地球绕其轴心运转，月亮绕地球运转，地球和其他所有行星都绕太阳运转的事实。但是他也和前人一样严重低估了太阳系的规模，认为星体运行的轨道是一系列的同心圆，这当然是错误的。他的学说里的数学运算很复杂也很不准确。

哥白尼的学说是人类对宇宙认识的革命，《天体运行论》是当代天文学的起点，也是现代科学的起点。

这就是胆敢一小最的下场！！！

陇南

何清涟：救市的4万亿从哪里变出来

自从中国政府承诺拿出4万亿挽救经济以来，不少人都以为那4万亿就在政府国库中存放，只是如何分配下去并通过涓滴效应让民众受益。比如我在自由亚洲民主沙龙节目做嘉宾时，来电听众的担心是这笔钱会被贪官污吏截留。还有人干脆说由政府直接发钱给百姓增加购买力，持这些想法的人均未去想这4万亿从何而来？

正如我在“挽救经济颓势，中国政府难有新招”一文里所谈，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无非两途，一是增税，比如现在要全面增加增值税。增值税是商品的价外征税，是由消费者负担的税收。甲公司向乙公司购进货物10件，金额为1,000元，但甲公司实际上要付给乙公司的货款并不是1,000元，而是 1,000+1,000 × 15%（假设增值税率为15%）=1,150元。如今要加税了，假定政府比较“仁慈”，只增加3％。那么消费者购买同样的商品，原来每件是115元，现在则要付118元了。

二是发债，而债券的购买者也是社会公众，本文谈的就是地方政府行将发行债券之事。

简言之，“羊毛出在羊身上”。假定政府不大量增发钞票，那么在政府陆续投放4万亿之前，它得先从公众手里通过各种途径如增税、发行债券将钱敛上来。

当某些金融业者与评论者翘首盼望中国挺身而出挽救世界经济之时，中国政府却正为舒解地方财政困局焦虑不已。导致地方财政陷入困境的原因是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艰难时世，土地这一“财富之母”已不能再为地方财政生产“金蛋”。

土地交易量急剧下滑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红火了十多年之后，终于走到了尽头。

一是需求急剧减少。由于中国房地产价格高度泡沫化，中国各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均在15倍－20倍之间，北京北京四环内的房价收入比是27.8倍――按国际标准，房价收入比（即住房价格是家庭年收入的倍数）的合理区间是5倍到7倍，在此情况下，普通民众购买不起房屋是普遍现象。目前房价下跌，一些有消费力的购房消费者也选择了观望。

二是地产商现金流紧张，只好将囤积的地推向市场，那些昔日活跃在土地二级市场上的地皮炒家，已经从为地产公司牵线“买地”，转为帮地产公司“卖地”。

在需要减少和流动性紧缩的倒逼之下，以政府为唯一卖家的土地一级市场交易日渐惨淡。据国土资源部下属全国地价监测中心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流标、流拍的土地达到出让总数的10%。从5月至9月这5个月间，全国各城市的土地流拍数量呈激增态势。20个大中城市至今已有超过120幅土地流拍、流标或未成交。

而长江三角洲的情况显得尤为严重。数据统计显示，截至11月1日，长三角中心城市，上海的土地出让通过招拍挂成交金额约128亿元，而2007年，这一数据约为420亿元。西南重镇重庆的情况也令人悲观：截至今年上半年，重庆各类土地出让金总计约为82亿元――2007年，重庆的土地出让金约为370亿元。其他省会城市的滑坡也很严重，今年上半年，广州土地出让金仅相当于去年的1/4。

卖地难导致政府财源急剧萎缩

土地对于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只要分析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构成就可知道。土地出让收益以及相关税收，前者列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后者列为预算内收入。

先说列入预算内那部分与土地相关的税收。这部分主要是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营业税、所得税及耕地占用税等，这些都是地方税种。因此，近十余年来，地方政府通过“经营城市”的发展模式作为推动GDP增长与保证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发展带来的税收，早已成为地方财政预算内的支柱性收入。

但政府财政中更丰厚的土地收益，是来自于预算外。

政府征收土地出让金始于1989年。当时规定，在进行必要扣除后，土地出让金实行中央与地方四六分成。但由于无法核实土地开发的成本，中央所得很少。从1994年至今，地方政府以建设城市为由，土地出让金不再上缴中央财政，全部留归地方。从此，土地出让金收入成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被称为各地的“第二财政”。此期间，中央多次打算分润这块肥肉，但遭遇到地方政府的集体软抵抗而未成功。

由于土地的收益“大头”长久以来都属于预算外收入的范畴，在每年地方政府提交“两会”（人大政协会议）审议的政府预算中，并未纳入其中，所以这块收入占政府所有收入的比例始终隐匿在冰山之下。大致估算的统计数字如下：2002－2006年间中国土地出让金约占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47%左右。但实际上，这一数字远低于实际数字，根据一些零星资料，北京、上海等市在一些年度的土地出让金曾占地方财政收入的60％以上。最近《南方周末》记者曾获得一份“关于2005年度（浙江省）东阳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报告人是东阳市审计局长。据这份内部审计报告所列数据，土地出让金占当地政府所有收入的六成左右。

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土地交易萎缩的态势之下，以往依靠土地收益作为财政预算主要来源的地方财政，已遭遇较大的资金缺口。

一些对房地产依赖不那么高的省份如山西省，长期依赖以煤矿、焦炭和铁矿构成的“黑三角”经济，但由于中国钢厂1/3被关闭停产，剩下的2/3 也都开工不足，焦炭需求直线下降，导致山西省焦炭企业大面积亏损，民营煤矿举步维艰。其结果是山西省财政收入骤减，近百万人面临失业。

地方政府的新招：发行地方债券

由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下降厉害，直接威胁到公务员工资、教师工资、低保人群的保障等刚性支出， 目前正在进行的医改还需要大量补贴。面对瘪下去的钱袋，地方政府能想到的办法就是依靠发行地方债券。

中国现行《预算法》第28条明文规定，地方各级预算必须保持收支平衡，不列赤字，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但这条规定形同虚设，各级地方政府早就负债累累，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对各级地方债务做过粗略摸底统计，到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其中，地方基层政府(乡镇政府)负债总额在 2,200亿元左右，乡镇平均负债400万元。此外，地方政府在《预算法》约束下的“隐蔽融资”早已暗流涌动。2004年初，财政部驻山东省监察专员办在异地专项调查中发现，成都市青羊区曾在1992年至2001年10月间违规发行地方政府债券3.75亿元。

面对嗷嗷待哺的地方财政，中央政府当然不会从自己的碗里分出一块。唯一的选择就是同意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一份由财政部牵头起草的有关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方案，已提交到国务院等待批复。

都来瞧瞧在上海超市买到的假鸡蛋

　　鸡蛋背景：某同事之前在上海南桥镇易初莲花买的盒装“展望乡下土鸡蛋”，因为看了之前发的邮件之后回去对鸡蛋多了一个心眼，越看越觉得可疑。于是让其带一个来我们大家对该鸡蛋进行一番鉴别。

　　大家先对该鸡蛋进行一个整体认识：

　　不得不承认，该鸡蛋无论从外形，色泽还是手感上，都已经达到了几可乱真的地步，说实话，光从外表看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个假鸡蛋。

　　但是，轻轻摇晃该鸡蛋，就会觉得十分之可疑。鸡蛋里面像有一个固形物来回晃荡，难道孵出小鸡来了？？？据偶们一个从小养鸡的同事说，即使是“散黄“的蛋也不会是这样的感觉（常买鸡蛋的人都知道，如果是坏鸡蛋即散黄了之后，鸡蛋轻摇起来也会有此类感觉），这种感觉绝对属于不正常。

　
　于是拿来饭盒，准备将该蛋敲入饭盒看个究竟，这不敲不知道，一敲吓一跳：

这个蛋黄的颜色是否正常请大家见仁见智。我想要说得是蛋黄左面的那一层如卫生纸的薄膜，大家看到了么？？君可见过哪个鸡蛋敲开来后，会有一层质地如此坚硬的薄膜？？？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层薄膜我用手拉 ...细节二：该鸡蛋敲开之后，蛋壳内部非常的干爽，没有正常鸡蛋敲开之后蛋壳内部所呈现出来的那种黏液，一点都 ...看看这个“鸡蛋羹”，里面全是凝结块，完全不像一个正常的“鸡蛋羹”所应有的状态这碗“鸡蛋羹”闻起来，有一股生鸡蛋的那种腥味，但却完全没有熟鸡蛋的那种香味。

我出五块买这篇

相关阅读：http://www.bullog.cn/blogs/qianliexian/archives/218885.aspx

探秘：糊绵踌探望卡斯特罗时为何没戴眼镜?(图)

从糊绵踌主席同卡斯特罗握手的这张照片发现，糊主席竟然没戴眼镜，平时看习惯了他戴眼镜的儒雅照片，这张照片真是不通寻常。这不免让我猜想其中的深刻意味。我想肯定不是主席忘记了带眼镜，主席一贯严谨细致的作风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思来想去，还应该是想起糊主席的细心。

糊主席在国内考察工作时的感人细节恐怕举不胜举。

最让人难忘的是主席在冰冷的冬天亲自品尝村民院子里的自来水。1月11日至14日，糊绵踌鬃输妓到安徽省考察工作。看望在淮河发大水后恢复重建的阜阳村民时，亲自打开村民院里的水龙头喝了一口冰凉的自来水，这一个细节在新闻联播播出后很多人被感动了，有网友留言说，“阜阳已进入农历冬季的三九寒天，气温已降至零下好几度。而我们的鬃输妓，不但要看农民院子里的水龙头里是否有水，还要亲自尝一尝冰凉的生水，试试水质如何。对百姓生活细节如此关心，怎能不令人感动？”



11月18日，国家主席糊绵踌在哈瓦那亲切探望古巴供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菲德尔•卡斯特罗。双方热烈握手、互致问候、促膝相谈，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长时间交谈。（人民日报11.19）

　　
村民家里亲自看一看百姓的存折上补助金是否如实发到，行路中停下车亲自拨开小麦上的雪看看今年的小麦生长情况，田间地头和相亲边一起劳作，边问亩产收入情况，具体到几块钱....... 这些感人的细节都体现了主席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体现了主席热爱百姓，心系百姓的宽大胸怀，怎能不让人感动？

从这些细节中我们不能不难明白主席为什么没戴眼镜。

首先，我想是卡斯特罗年事已高，身体又刚刚康复，主席戴眼镜的话，在这些相机的闪光灯下，担心会因为反光影响老卡的心情，这种细致也看出糊主席对老卡关心是多么的无微不至。

其次，我想我们不带眼镜的时候一般是在家里，是一种放松的心态，老卡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主席不戴眼镜更让老卡感到自己的老朋友来了，老卡的心里肯定也是暖和和的。

糊主席的能如此细致周到，不仅老卡是幸福的，我们的心里是幸福的，这使我想起了他的一句话，“情为民所系”，有这样的人做我的主席，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到每一个细节，老百姓能不高兴吗？能不幸福吗？

王力雄新作

我本来也认为东躲独立是没有现实的可能性的。
去年中德为老佛爷交恶，我愈来愈预感到中国将步南斯拉夫后尘。
今年三月事件，巩固了我对东躲前景的瞻望，更让我看到这个专制机器的不可救药，看到它的必然逻辑。专制机器全靠强势独裁者的操纵才可能有效。现在的这个机器，是没有操纵者的机器，无脑的、按照自身固有逻辑运转的机器，它的一切都在必然王国中，不可预测的只是它因什么具体细微的原因而熄火、崩盘，不是这毛病就是那毛病，其实也大同小异，总之熄火崩盘是必然的。
它采取的是绑架策略，与国民共存亡。这是最可怕的。它崩盘后，前景必然是混乱灾难。到时候只能寄希望于西方世界，不要听任中国人互相杀戮迫害，索性再来一次八国联军，把中国剁成碎片，解构永恒的“中国”，各过各的，欧盟模式，永久和平。怕就怕中国块头太大，西方发怵，假装没看见。西方做得出来。除非中国像当年日本德国那样作天作地，才能引来西方的坚决、直接、有效的干涉——什么事情能让西方坚决干涉了，事情就会好转，日本德国的福气就是这么挣来的。看来崩盘后若能建立对外扩张的法西斯政权，倒不失为彻底解决之道，只有这样才能恶贯满盈，才有可能招来最坚决的报复，让“中国”彻底消失在地球上，让中国人做人而不做中国人。设非如此，恐怕污泥浊水永无宁日。
三月事件过后，我一直有心把一些观感体会写下来，又一直没写，因为许多话既然跟一些朋友说过，就无意重复。王的这篇新作，到是几乎把我要说的都说了。那我就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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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躲事件是分水岭——东躲独立路线图之一

王力雄

目录

东躲独立路线图
一、东躲事件是分水岭
　　1. 官僚集团成为主导
　　2. 民族矛盾变成种族对立
　　3. 预期的自我实现
　　4. 中西民间的交恶
二、 帝国政体的困局
　　1. 当“反分裂”成为饭碗
　　2. “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3. 东躲问题何以无解
三、 东躲如何走向独立
　　1. 流血与独立
　　2. 东躲是西方的政治正确
　　3. 西方政府的考量
　　4. 中国难以避免陷入内乱
　　5. 决战在东躲
——————————————–

东躲独立路线图

一、 东躲事件是分水岭

1. 官僚集团成为主导

这个路线图从分水岭出发。在2008年的东躲事件之前，我从未认真地对待过东躲独立。这个事件是一个分水岭，让我第一次正视东躲有了实现独立的可能。如果说此前东躲独立只是梦想的话，此后东躲独立却浮出现实的水面，进入了目力所及的视野。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主要推动者不是别人，正是中国权力体系中担负“反分裂”职能的官僚集团。

十九世纪中到二十世纪中的中国，一直是身受帝国主义之害的形象。近代中国人牢牢记住了那段屈辱，却很少有人去想中国也曾是一个帝国，在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进行过巨大的疆土扩张，虽有过被其他帝国打败和瓜分的屈辱，但至今仍然继承着相当一部分帝国遗产，包括东躲在内。
今天，东躲领土占帝国版图的四分之一，东躲问题在帝国政治中有重要地位，中国的党政权力体系中有诸多部门与东躲有关，其中省部级以上的部门有如下十三个：

1、东躲自治区
2、青海省
3、甘肃省
4、四川省
5、云南省
6、中供中央东躲工作协调小组
7、中供统战部
8、公安部
9、国家安全部
10、军队
11、武装警察部队
1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3、国务院宗教事务局

这些部门都设有专门处理东躲问题的机构，有一批长期甚至终生行使这种职能的官僚。除了这十三个部门，还有以下十一个虽不直接涉及东躲，同样担负“反分裂”职能、设有反分裂机构与人员的（省部级以上）部门：

1、中央政法委
2、中供中央辛姜工作协调小组
3、辛姜自治区
4、辛姜生产建设兵团
5、内蒙古自治区
6、外交部
7、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8、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9、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10、香港中联办
11、澳门中联办

加在一起，中国的官僚体系中具有“反分裂”职能的部门共计有二十四个，乃是一个相当大的集团，拥有的权力、人力和资源非同小可。在处理这次东躲事件中，他们是一个联盟，主导了整个处理过程。这一点与毛时代和邓时代不同。当年无论是对东躲实行“统战”或“平叛”，还是“拨乱反正”或“戒严”，都是权力高端决策，官僚集团执行。而这次东躲事件，权力高端基本无所作为，完全由官僚集团自行处理。

这不能简单认为只是高端下放权力。实际上，逻些事件发生的当月，中国总理瘟痂饱曾在老挝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领导人会议时呼吁，希望老佛爷能够施加他的影响平息东躲事件。这种前所未见的说法引起了国际广泛关注，被认为是中国领导人的新思路。然而此后不再有任何下文，“反分裂”官僚集团对事件的处理方式没有任何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今日中供政权处理东躲问题，不仅不需要权力高端进行决策，甚至即使高端进行了决策，若不符合官僚集团的意图，也不会生效。这种局面很可能会成为今后的定规。至于为什么发生这种变化，容后再述。

在权力高端能够独裁时，一方面会有专横、粗暴乃至荒谬，另一方面也存在高瞻远瞩、拨乱反正、突破和变局的可能。二者只是一步之遥，有时就在于当权者的一转念。而当官僚集团成为主导时，就不会再出现那种戏剧性，而是落进明确的规则框架。官僚集团是一种互相牵制、按部就班、墨守陈规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官僚集团是一个利益主体，如果由它控制决策，所有决策都必须符合其自身利 益。当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官僚集团就成为破坏者，不仅破坏民众利益，也会破坏它本当为之服务的统治目标。“反分裂”官僚集团正是这样，在它 按照自身利益去驱动“反分裂”的行动时，结果是把中国推向更危险的分裂。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看一下这次东躲事件的脉络。

类似逻些的“3.14”街头抗议和暴力事件，其实在中国内地屡见不 鲜。内地处理事件的方式已经很糟，但如果对“3.14” 事件采用与内地同样的方式——新闻封锁、大事化小、不激化矛盾、镇压加安抚、在下级官僚中抓替罪羊以平民愤等——很可能就不会发生随后波及整个躲区的连锁反应。然而对东躲问题，官僚们却不会有这种平常心。因为首先东躲被世界关注，事件会引发国际舆论；其次东躲动乱会使当过东躲主管的中供领导人糊绵踌难堪，层层官吏都怕被怪罪；其三，既然官方多次宣布“东躲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出了这种自打耳光的事必须自圆其说。在中国官场，如果是由少数个人或单一部门承担责任的事，可以通过找替罪羊的方式处理，官僚之间的竞争也容易导致落井下石。然而东躲事件不是东躲一地之责，在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长时间、下了那么大功夫之后，仍然出现如此规模的民众抗议，仅凭常识也会知道是治躲路线的失败。然而治躲路线是由众多部门共同推动和执行的，承认路线失败，十三个涉躲部门都脱不了干系，其他的“反分裂”部门也会受连带影响。这种责任是整体性的，面临的问责也无法靠官僚之间的推卸化解得了，诸多官员的仕途前景都会受影响。因此，“反分裂”官僚们必须团结起来，结成联盟，共同行动，帮助东躲的官僚推掉责任，才能让他们一块得到解脱。

责任如何推卸得最彻底？可想莫过于推给“佛爷集团”。因为不管什么理由，只要是出自东躲本土，就免不了官僚自身的责任。只有把责任推到境外，才能让自己完全无关。东躲自治区当局在逻些事件发生当天就对新华社宣称，“有足 够证据证明这是佛爷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这种宣称立刻被所有涉躲部门和反分裂部门当作统一口径。虽然他们至今也不能把“足够证据”展示于 世，可见只是推卸责任的谎言。然而官僚们并不在意能否拿出证据，他们的目的是在第一时间主导舆论。这一点的确是被成功地做到——他们的谎言立刻变为中国舆 论的众口一词，成了一种不容置辩的话语模式，起到了诱导和迫使社会（包括权力高端）遵循同样口径的效果。

起点决定走向。起点失之毫厘，结果差之千里。这种出于推卸责任的官 僚口径，决定了后续行动的框架，也决定了事态发展的走向。譬如3月14日逻些发生闹事的区域曾出现数小时放任状态，外围已经集合的军警不进入，不行动，任凭暴力行为升级。很多人对这个奇怪现象困惑不解。在不同版本的解释中，我比较倾向于这种做法是为镇压“培育”理由，以及为了拿到“宣传攻势”所需的电视画面。一方面把摄制组部署进闹事地点完成拍摄需要时间；一方面暴力不受抑制时会不断升级，可以给镇压提供更充分的合法性，也容易拍到更有烈度的暴力画面作为证据。如果从闹事初起就动用警力控制，事件规模会小很多，有利全局，却不利相关官僚。因为事件既已发生，在较低烈度时镇压会引起非议指责，包括北京也可能不满，既不能让官僚有效地转移事件责任，还可能增加处置不当的罪名。因此他们宁可按兵不动，让事态扩大，等待事件达到充分严重的程度，可以被认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之时，再进行镇压。那时外界无法指责，北京也难以怪罪。

这就是专制制度的特点——权力体系中每个角色都把自身利益置于核心 位置，以个人得失决定行动。官僚为了个人算盘，宁可把事情推向恶性发展的方向，不管会造成什么恶果。回顾此次东躲事件的脉络，从逻些僧侣的和平请愿，一步 步发展成遍及躲区的动荡与镇压，以及扩大到全球的抗议和反抗议，很多环节都有这个因素在起作用。

2. 民族矛盾变成种族对立

3.14事件发生后，官僚们首先要向政权高端、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 证明镇压的必要与合法。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先发制人，利用一切舆论手段进行频繁的信息轰炸；同时封锁现场，阻断信息，不让对手掌握不利自己的证据，由此达到垄断舆论的目的。与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类似事件时媒体几乎不报道，更少见诸电视画面相比，这次对逻些出现的暴力却一反常态，十几个小时之后就通过电视新闻把 画面送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密集播放躲人对汉人的施暴，不谈事件起因，单一地表现成躲人攻击汉人（尽管存在这种攻击），归咎于境外操纵的分裂，由此煽动汉人 针对躲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民族对立是一个国家发生分裂的根本原因，本是首先应该避免的分裂， 然而担负“反分裂”职能的官僚集团却在此次东躲事件中一手制造这种分裂。他们不是不知道后果，而是十分明白地就是要利用这种对立，需要的就是这种后果。只要煽动起中国主体族群——汉人的民族情绪，形成同仇敌忾的社会氛围，就可以让他们躲在后面，不但可以避免来自民意的质询和追究，还能借助汹涌的民意把权力高端纳入他们的轨道。任何对阴谋论的怀疑，对己方的检视，力图温和的处理方式，缓和矛盾的用意，都会在激愤的民意威慑下无法伸张，只剩“反分裂”官僚的谎言成为不容怀疑的定论，不断放大，裹挟所有声音和行动。

这种宣传不会平息事件，反而是火上浇油。一九八零年代的躲人抗议局限在逻些，这次却遍及整个躲区，其中电视是重要原因。当年少有的电视现在普及到各个角落。虽然躲人攻击汉人的画面可以让汉人认同对躲人的镇压，但是对躲人的效果却相反。各地躲人在日常生活中积淀的不满，很容易被直观的电视画面引发出来。可以说，电视在相当程度上成了引发躲区抗议的动员令。作为躲人，不但理解和同情逻些街头发生的行为，有些人还会被电视内容误导，认为应该用同样行为表达不满。躲区个别地方发生针对异族的暴力事件，正是在看到逻些街头的电视画 面后。当局把躲区各地同时发生抗议作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证明。其实哪里需要组织、预谋和策划，让各地躲人同时看到逻些人已经起来的活生生 画面，就足以让他们同时走上街头了。而这个动员令，正是当局自己发出的。

另一方面，单方面取舍材料、不探讨理由只渲染现象的舆论煽动，把事件片面表现为躲人对汉人的无端仇杀，造成的结果是汉人与躲人的种族切割。近年汉人对躲文化表现出的向往和亲近，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弯，变成了对躲人整体的畏惧和仇视，把躲人视为恩将仇报的民族。互联网上充斥中国愤青对躲人的狂热辱骂。对躲人的排斥成为中国社会弥漫的风气。到处发生对躲人的歧视与不公。机场、 旅馆、各种检查站，只要见到躲人，即使是位居高官者也免不了侮辱性对待。甚至躲族儿童在学校也受汉族同学欺侮。这种出自汉人的整体敌对，把躲人整体推到了 汉人的对立面。出于对官方宣传的反感，躲人对官方言辞一概抵制，同时也对汉人的仇躲还以相反的仇汉。可以说，从这次事件后，汉躲之间已经形成了以血缘划分的种族对立。最典型的例子是在随后举行的北京奥运会期间，本无民族区分的躲族孩子从以往为中国加油变成每见中国失掉金牌就欢呼。孩子的变化，正是预示东躲问题的长远走向。

在这次东躲事件前，东躲独立的其他条件一直相当充分——单一民族、 单一宗教和文化，地域界限分明，历史地位清楚，国际社会高度认可，有众望所归的领袖和运转多年的政府……然而不具备的是最重要的条件，即作为躲人主体的境 内躲人缺乏追求独立的足够动力。虽然东躲问题长期存在，但是集中于政治、历史或文化层面。双方被卷进纠葛的主要是官方、民族上层、知识界或国际社会。即使是一九五零年代的躲人武装反抗和老佛爷出走，也被毛泽东化解为阶级斗争，并未变成种族对立。一九八零年代的逻些抗议因为没有扩散到其他躲地，也未影响到整体的躲汉关系。两个民族的普通民众之间，可以说此前关系一直比较和睦，甚至比较亲近，在境内躲人多数不追求独立时，有利于东躲独立的其他条件再多，也不会发生作用。我过去之所以没有正视东躲独立前景，原因正是在这里。

但是这次东躲事件却在躲汉民族之间整体地切开了鸿沟。民族关系变成了种族对立，情况就发生了本质变化。上层和精英之间的民族矛盾相对容易化解，政策变化、体制改革、翻案平反等都可能成为出路，然而以血缘划分的种族矛盾涉及每个人，遍布在两个民族日常交往的所有细节。双方任何成员、任何接触都可能成为冲突之源。而所有冲突都会起到继续动员的作用，使得种族之间仇恨增长，冤冤相报，冲突升级，两个民族只能越走越远，从此踏上不归路。这时受到压迫与歧视弱势民族一方，产生要求独立的诉求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一旦境内躲人普遍把东躲独立当作愿景，东躲原本具备的独立条件就立刻变得有效。正是这个重大变化，使得东躲独立进入了现实层面。虽然最终能否实现独立还要取决于历史时机和外部环境，但至少从躲人自身而言，条件已经齐备。这是此次东躲事件完成的转折。如果“躲独”方面要论功行赏的话，头功理所应当该授予的就是把躲汉民族变成了对立种族的中国“反分裂”官僚集团。

3. 预期的自我实现

既然从一开始就把事件定性为“佛爷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分裂活动”，对于把统一奉为最高原则的政权，处理方式就只能是坚决镇压，没有缓和余地。这是躲区各地政府和官员不敢有违的立场，也是军警执行镇压的指导思想。逻些事件发生后，躲区各地政府及军警的过度反应与草木皆兵——大规模逮捕、暴力镇压、刑讯逼供、封锁寺庙、迫害僧人，人人过关等，引起躲人广泛不满，促使更多普通百姓卷入其中，致使反抗扩散到整个躲民族，应该是这次东躲事件规模如此扩大的另一主要原因。

在官方宣传灌输下，从外地调进躲区执行镇压的汉人士兵把躲人一概视为分裂国家的敌人，因此以仇恨心态对躲人施暴，引发了很多本来不该发生的冲突。比如汉人士兵见到躲人家里供奉“分裂集团头目佛爷”的照片，会粗暴地进行损 毁，甚至逼迫躲人自己动手损毁。这对把老佛爷视为至尊的躲人是不可接受的。如果躲族老人为保护老佛爷像而遭士兵殴打，老人的子女当然愤怒，亲属和乡亲也会不平，于是卷进更多的人。冲突就这样发生和扩大，演变成事件，甚至导致军警开枪，造成伤亡，再被归于“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分裂活动”进行镇 压。类似之事这次各地多有发生，其实往往并无政治内涵，完全属于“激起民变”。

1989年（2+2+2）•（2+2）事件后，中供总结的“要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 状态”，至今已化为官僚集团的基本思维，是所有官僚奉行的准则。按照他们的权力崇拜心态，只要有权力，一切都可以恣意妄为。他们在民族地区实行的政策是“ 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后来发挥成“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这种穷凶极恶在这次东躲事件得到充分体现。本来许多和政治无关的活动，如过节、 赛马、宗教法会等，只是传统风俗，自古已有，但是在把“非我族类”视为“其心必异”的官僚眼中，尤其是外地调来、全然不了解民俗的军警来看，只要聚众就可能出事。既然要“先发制敌”，“不露头也要打”，最稳妥的就是禁止任何形式的聚众，封杀所有民间活动。或者即使没有禁止，也要重兵防范，军警包围，架设武器威慑等。可想躲人对此的反应——“凭什么你们能开奥运会，我们不能开赛马会？！”血气方刚的躲人面对如临大敌且态度蛮横的军人，一言不合就可能引发冲突，酿成事件。对当局来讲，那正好验证了聚众就会出事的判断，于是更加禁止民众活动。孰不知之所以出事，恰恰就在于他们的这种判断。

其实，即使从统治者角度，把全部矛盾“消灭在萌芽”也非好方法，因为“萌芽”不能真实地显露事物性质。有些“萌芽”本来并非“不稳定因素”，让其生长只能有利于稳定，而粗暴的“消灭”却将其推到了敌对，等于制造了新的敌 人。即使这种镇压一时造成稳定的表面，但是从长久看，不稳定的因素不会被消灭，只是压抑和积累，等待时机形成更大的爆发。

僧侣在躲地本是理性与和平的群体。当他们以和平请愿的方式表达不满，如果当局能够虚心聆听，正面互动，对躲地的长远稳定肯定只有好处。然而当局内心深处把僧侣视为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佛爷扎根东躲的基础、东躲独立的土壤、闹事者和煽动者，总之都是负面的，因此一遇到僧侣挑战，就会条件反射式地做出粗暴举动。3.14逻些街头出现的暴力事件，与此前连续几天军警殴打和平抗议的僧侣有直接关系。那几乎是一模一样重复1987年逻些事件发生的起因，让人惊讶当局不汲取教训的颟顸。对躲人稍有了解就会知道，与官僚对僧侣的蔑视与厌恶相反，僧侣在躲人心目中地位极高，既是躲传佛教的三宝之一，又是躲文化的传统知识分子，作为躲人精神世界的引导者和护佑者，受到躲人极大尊崇。因此 躲人最不能容忍僧侣遭受虐待和羞辱。军警对僧侣的暴力行为会引发躲人骚乱几乎是必然的，只有被权力傲慢遮蔽了双眼的帝国官员才会看不到这种后果。

而当局并未反思，反而变本加厉。各地僧侣被当成主要打击对象；众多具有崇高地位的寺庙遭到军警侮辱性搜查；除了参与抗议的僧侣大批被抓，还有很多僧侣被限制行动自由；一些寺庙长期被关闭；外地户口的僧侣被驱赶；强令所有 寺庙开展所谓“爱国主义教育”，逼迫僧侣们公开谴责老佛爷。很多僧侣为了躲避这种人人过关离寺出走，有些寺庙竟走得几乎无人。如果说在这次东躲事件发生 前，僧侣中还有不少是不问政治、一心修行的，不满只停留在政策层面，并未导致整体否定中国的统治，这次事件却使东躲僧侣集体地转向对东躲前途的政治思考，赞成东躲独立的比例大幅度增加。

中国当局把东躲僧侣整体地推到敌对位置，等于是给自己制造了最难摆平的对手。东躲传统民歌这样形容僧侣：“立起是一支香，倒下还是一支香，抓我的脑袋只有头发，摸我的屁股只有破布。”说的就是僧侣无家庭牵累，无后顾之忧，因此无所畏惧，敢于反抗和挑战。之所以东躲历次事件总是僧侣打头，这是重要原因。同时，以僧侣在东躲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以僧侣在东躲民间的广泛渗透， 他们对中国统治的不满和东躲独立的诉求绝不会仅限于自身，而是一定会对躲人百姓产生广泛影响。

官僚集团的另一种行为——急于拿出事件是“佛爷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证据，为此大量抓捕躲人，使用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等，在这次东躲事件中也波及众多躲人及其家属，造成广泛的离心离德。在实施了众多迫 害后，最终也没有拿出自圆其说的证据。媒体对老佛爷的指控在躲人听来全是谎言，即使对未发生抗议的躲区，也使民众心生反感，造成扩大矛盾和制造仇恨的效 果，反而会让更多的躲人考虑“分裂”是不是更好。当局进行的“反分裂”宣传等于在给分裂意识提供素材。躲语中的“东躲独立”——“博让赞”原本是多数躲族 百姓不知道的词汇，也没有这个概念，但是经过长期的“反分裂教育”，这个词现在变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这次东躲事件中，“博让赞”成了从僧侣到普通市 民到农牧民甚至小学生都要喊的口号。

这就是所谓“预期的自我实现”——把躲人当成敌人，躲人最终会真成为敌人，处处防范躲人“分裂”，躲人最后就会真要分裂。对这次波及整个躲地的抗议运动的性质，观察者有不同解读。其中主要分歧在于，这究竟是要求东躲独立的政治运动，还是仅仅在表达对经济地位或官方政策的不满。让我来看，这次事件的过程不见得有明确的东躲独立诉求，而是诸多因素综合所致，包括发展造成的落差，经济层面的不满，移民问题，境外影响和“羊群效应”等，官方宣传的反向动员和镇压反弹更是起了推波助澜之效。然而这次事件的结果，却是让躲人普遍有了东躲独立的意识，形成广泛认同。因此，等到下一次再发生类似事件，东躲独立将会成为众多躲人的共同诉求，成为自觉的运动，并会在发展过程中作为主要的驱动力和思想指导。

4. 中西民间的交恶

中国民间与西方民间过去没有多少矛盾，中国人对西方人好感居多，对西方媒体也相对信任，即使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也只是针对西方政府。而西方人对中国人也无恶感，虽然西方社会与媒体经常批评中国政府，却是把中国民众当作专制政权的受害者。然而在这次东躲事件中，双方民间却直接交锋并且对立起来。中国民众对西方媒体大加讨伐，对西方民众也恶言相向。这种态度转变，是中国官僚集团舆论战的成功。不过舆论战所依赖的条件——官方垄断信息，对于成功煽动中国人是必要条件，同时却是必然受到国际社会质疑的原因。

为了封锁信息，当局于3.14事件发生当天就在逻些限制外国人行动自由，随之将所有外国人驱离东躲。此后各地躲区长期不许外国人进入，到处设卡检查。图像被视为最敏感资料，执行命令的军警大量侵犯人权，除了防止境外人得到图像，有的躲人仅因为用手机拍摄了照片就遭酷刑和长期关押；即使是汉人被发现在躲区拍摄了“敏感”图像也会受审问、没收设备或删除图像。严密的信息封锁使得西方媒体几乎拿不到第一手材料，只能利用间接消息进行报道。而间接消息容易出错，授人以柄，使得西方媒体在中国人心目中被普遍抹黑。中供宣传部门与西方媒体的多年斗争中第一次占据这种上风，十分得意。

然而这并不能让西方媒体服气。中国民众一面倒的谩骂、恫吓，加上中国政府对西方媒体的制裁与施压，只能把被称作“第四权力”的西方媒体整体地推到与中国长远为敌的位置。虽然中国人的敌意会使西方媒体报道时更加仔细，更多考证和平衡，然而也会使他们对中国的厌恶增加，不仅厌恶专制政权，也厌恶中国人表现出的狂热和暴戾。可以相信，今后只要有机会，类似这次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联合围剿还会发生。而西方民众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被媒体主导。得罪了西方媒体，将其推到对立面的结果，最终势必转化成西方民众眼中的中国更加妖魔化。

事实上，正因为中国的新闻封锁，西方公众即使无法从本国媒体得到第一手消息，也决不相信中国媒体，并且质疑中国官方在东躲问题上的所有言词。因为这对他们是简单常识——只有谎言才需要封锁信息。即使封锁能做到让人不知道谎言的具体内容，但是彻底的方法就是对封锁信息者所说的一切全部当作谎言。之所以西方民众对北京奥运火炬进行激烈抵制，也是因为缺乏其他渠道进行有效表 达，借此发泄对中国当局封锁真相的愤怒。

中国官僚集团并不在意西方民间的看法。他们需要中国民众与西方社会的对立来证明自己得到民意支持，此后又利用奥运火炬在西方的遭遇进一步刺激中国民众对西方的敌意。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是极权主义的擅长。在面对宏大问题 时，民众没有足够信息与知识进行独立思考，容易被煽动与操纵。中国民众虽然在多数问题上对政府并不认同，却接受了把国家统一当作基本价值观。对远离自身日常生活的东躲，多数中国人只能以简单的“分裂”与否进行判断。当官方媒体以一个声音指责西方敌视中国、偏袒“躲独”时，激发起中国人的敌意不难做到。此次东躲事件除了把汉躲关系变成种族对立，同时又把中国民间与西方民间推向形成两个对立阵营的发展轨道。

的确，中国民众这次对政府的支持前所未有。在互联网上，或是在国外街头，中国爱国者和西方人短兵相接。然而中国人不被允许看CNN，却狂热地反CNN；在自己国家没有示威自由，却在其他国家聚集起来再现文革场面（这些行动不乏中国官方支持和大使馆幕后组织），一方面会让西方人更强烈地在价值观上否定中国，另一方面也会刺激西方民众把中国视为具有强烈敌意、终有一天会威胁自己的整体，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把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分开，区别对待。

阵营敌对最无理性存身之地，双方都会采取简化的认同，如足球流氓那样聚在一起羞辱对方，不问理由，没有是非。一旦当西方民众和媒体认定中国人对东躲普遍存有殖民主义心态时，会使他们认定东躲必须从中国统治下解放，而不管中国政权性质将来发生什么变化。中国民主人士坚称中国民主后东躲就会自由的许诺不会得到信任，因为制度变化不等于民众心态会变化。这将大大增加未来中国处理东躲问题的难度。

今日中供不再是意识形态至上的革命党，而成了善于投机的实用主义利 益集团。照理说从自身利益出发，它也应该避免与西方形成阵营对立。然而事情朝什么方向发展，往往取决于内在逻辑。专制体制的特点正是即使每个局部都以自我理性行动，全局结果却可能远离理性，而且也不符合全局的整体利益。这种局部理性合成全局非理性的“纳什均衡”，对事物走向往往更有决定性。下面我们会看到，正是“反分裂”官僚集团对自身而言的理性算计与趋利避害，合成了中国官方在此次东躲事件中的整体谬错。

帝国政体的困局——东躲独立路线图之二

（续前）二、 帝国政体的困局

1. 当“反分裂”成为饭碗

帝国政权最重要的职能是保持帝国疆土的完整，所设立的“反分裂”部门因此地位显赫。曾担任过中供高官的东躲供惨党创建人平措汪杰先生对这些部门与人员的描述是“吃反分裂饭、升反分裂官、发反分裂财”。这是因为，所谓的“ 分裂”越严重，帝国赋予这些部门和人员的权力就会越大，输送的资源也会越多。这决定了他们从本能上会希望“分裂”问题始终存在。为了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不但不要民族问题最终解决，反而会有意强化冲突，渲染“分裂”危险，无限上纲，没事找事，小事搞成大事；或是为了显示政绩，强化对事态的处置，促使冲突扩大；或是为推托责任，拒不承认错误，用更大的错误掩盖较小的错误。对官方在这次事件中表现的不智，有人归于行事官员愚蠢。其实那不对，官员们都很聪明。他们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对整体不利，照做不误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办好事情本身，而是为了自己从中得益。例如组织海外华人和留学生搞“红海洋”的驻外官员，很多都在西方受教育，长期生活在国外，不会不了解那种场面一定让所在国民众和媒体反感，破坏中国的形象。但是他们的官运不取决于所在国的好恶，而是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和主管部门的满意。中国领导人在电视上看到西方国家布满中国国旗和爱国华人，感到脸上有光、心头解气时，那些驻外官员就有了增加升迁的可能。这才是他们的出发点。至于对国家造成的危害，那不会落到他们个人头上，也不由他们承担责任，因此无需他们操心。

前面说了涉躲官僚集团把事件起因推给“佛爷集团”能让他们把责任推得最干净，然而至少对其中的公安、国安、武警等部门却不是这样，他们的职责本来就是防止“敌对势力”和“境外势力”破坏，竟然让“佛爷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如此得逞，责任本该最大，为什么会默认这种不利于本部门的说法呢？除了为利益共同体所进行的必要担待，由此还显示官僚集团高超的另一面。单纯推卸责任只是官僚的初级本能，更高手腕则是把危机变成捞好处的机会。那些情治和镇压部门不会由自己担待责任，而是会归咎于资源不够、经费欠缺、权力所受限制过多，政策过于温和等“外因”；当他们用强力把躲人的抗议血腥镇压下去，摇身变为“对敌斗争”的英雄，不但无过，反而有功，同时再次证明了只有强硬镇压才是有效法宝；这时再反过来总结以往资源不够，权力所受限制多，政策过于温和的“教训 ”，要求权力高端给予更多资源和权力，实行加强他们地位的强硬政策。一般来讲，这种手腕一定得逞，因为只要利用信息不对称去渲染事件的暴烈、“分裂”的危 险，可以轻易吓住帝国的权力高端。而对帝国当权者来说，为了保持帝国疆土完整是从来不计代价的。

可以预期，这次东躲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会打断中国政权走向开明化的进程，那些力图使中国摆脱警察国家的改革也可能夭折，尤其是在民族地区，原本已经实行的缓和措施正在取消，软化的权力重新坚硬，并且再度集中。在“反分裂”和“反恐”名义下，中国民族地区的未来政局难免趋向法西斯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官僚集团吃“反分裂饭”的结果。

官僚无论在什么制度下都会追求自身利益，这并不奇怪。但是好的制度会把官僚追求自身利益合成好的机制，坏制度却会把官僚追求自身利益合成坏的结果。让聪明的官僚聪明地去做对政权和国家愚蠢的事，正是专制制度的弊端，也是专制终会垮于内部的原因。

2. “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不过，人们免不了奇怪，专制政权的特点是上级决定下级，虽然官僚追求自身利益或部门利益，但是高端当权者对下属部门不顾全局的行为，为何会听之任之，不进行干预和统筹领导呢？

这里不设想专制者昏聩的情况，虽然在专制历史上，被虚假信息包围的 专制者落入昏聩远高于其保持明智的可能性。然而更能反映中国权力体系本质的，却是专制者即使明智，也无法扭转下属部门共谋形成的局面。这是因为，在专制体 制中，专制者的决策只有通过官僚体系进行具体操作才能贯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专制权力对外虽可以绝对专制，对内却存在专制失效的可能。只有在不损害官僚 集团利益的前提下，专制者才有对官僚集团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专制性，而只要损害官僚集团利益，官僚群体就会共谋合作，利用拖延、扭曲、不了了之等手段，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把专制者的决策架空，使之无法推动和落实，这时，专制权力的专制性就大打折扣。我把这种状况称为“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无论是在古代王朝还是近代的专制政体，“官僚集团的民主性”都广泛存在，它不会体现于制度和程序，只是以官场潜规则的方式发挥作用，是一种物竞天择演化形成的机制。官僚之间在具体问题上有竞争，总体却是相互联合的共同体。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得失极其敏感，精于谋利，容易形成共识，而且无需串联和组织，利用现成的官僚体系就能默契地共谋，达成相互庇护，成本低，风险小。因 此，专制者要想让自己权力得到贯彻，便需要顺应这种“官僚集团的民主性”，满足（或至少是不触犯）官僚集团的利益，才能使官僚集团成为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不是阳奉阴违的对抗者。

当然，历史上也出现过力图对官僚集团说一不二的专制者。那除了需要 具有特殊权威，还必须使用极端手段——如启用野心勃勃的新人充当酷吏，对官僚集团进行清洗，以肉体消灭的恐怖进行慑服。然而那种手段只是见效一时，飞扬跋扈的酷吏几乎都无好下场。暴君终归要死，或是清醒过来就会明白，以利益收买而不是恐怖威慑更能换取官僚集团的效力。对于多数只求利益和权力的专制者，达成与官僚集团的分肥，自己清闲地坐车，让官僚们奋力地自觉拉车，岂不比与官僚集团南辕北辙地较劲要省心和实惠得多吗？

即使以毛泽东对中供官僚体系的权威，在他要开展触及官僚集团的运动时，甚至无法在他居住的北京发表一篇文章，可见官僚集团的能量有多大。毛最终采取的方式是越过官僚集团，直接号召底层民众造反，摧垮阻碍他意志实现的官僚集团。那种被命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是史无前例和登峰造极的，最终却归于失败，原因就在于毛也离不开官僚集团。文化大革命可以摧毁旧的官僚集团，但仍然需要建立新的官僚集团来为他贯彻权力。而不管什么官僚集团，最终都会演化成利益集团，“官僚集团的民主性”也就会起作用。毛泽东最终只能无奈地退到以“七八年再来一次”的恫吓，把他的文化大革命降低到酷吏来使用。

在文革中吃了大亏的官僚集团就此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他们决心不允 许再出现专制领袖可以摧毁官僚集团的情况。毛后几十年中供推行“党的建设”、“发扬党内民主”等，说穿了就是在加强“官僚集团的民主性”，保护官僚集团不再受领袖伤害。而中国改革的主要内容——权力下放，本质也是让官僚集团分掌更多权力。至今，中供内部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制约机制，官僚集团也有了相当充分的能力，既不允许再出现酷吏式的党内清洗，也不允许再有文化大革命那类群众运动，甚至不再允许党内出现可能导致分裂的路线斗争。今天，中供党内的高层权斗比历史任何时期都弱，权力交接也有了一定程序化，其深层原因，就是这种“官僚集团的民主性”在起作用。

这是一种本质性的转变。在意识形态至上的时代以诉诸路线斗争进行的高层争权中，官僚们只能处于被动状态，选择跟随不同路线的代表人物，然后随代表人物的沉浮而沉浮。而当维护执政和获得利益成为中供的主要目标时，执政的具体操作者和利益的主要承载者——官僚集团就变成了党的主体。失去了意识形态背景的党内斗争变得名不正言不顺，从而不再有合法舞台。随着“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进一步加强，不利于集团整体的党内斗争将在相当程度上被联合起来的官僚所遏制。这时的中供将变得比以往更少分裂，更为务实。高端当权者不再是以往那种凌驾于官僚集团的独裁者，而是变成了官僚集团利益的协调人与代言人。这时的高端当权者只有通过为官僚集团争取利益最大化，才能交换官僚集团的支持，坐稳自己位置。

官僚集团熟悉政权机器，善于经营，一旦建立了制约高端当权者的机制，便一定会将其尽运用到极致。他们可以在无形中决定高端权位的起伏、人事更替、政策导向等。而只要他们具有了这种能力，就不会仅限于避免发生党内清洗或文革，而是扩展到避免对自身的任何不利，以及尽可能地用于为自身谋取更多利益。因此，把所谓的“党内民主”看做是中国民主的步骤，完全是看走了眼。“党内民主”只是古已有之的“官僚集团民主性”的别称，同中国民主与人民民主毫无关系。

3. 东躲问题何以无解

明白了“官僚集团的民主性”及其在中供党内的作用，就可以看出中国现行的东躲政策为何不会改观。它牵扯十三个省部级以上的涉躲部门，或者说二十四个省部级以上的“反分裂”部门。了解中国情况的人都知道，采取“瞒上欺下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个拖字定乾坤”等手段，哪怕只有一个省部级单位不执行中央决策，中央无可奈何的情况都不鲜见，何况二十四个部门结成联盟。

相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今日中供领导人的权威性无法相比，既缺少资历和功绩，也没有卡里斯玛人格（依靠特殊魅力和超凡品质吸引追随者的能力）。他们皆为官僚出身，在官僚体系浸淫多年，熟知官场规则，从逆向淘汰的官僚阶梯 循序爬到高位，何尝不知道官僚集团的手段厉害？他们是否想走不同路线且不论，即使想，很可能也得知难而退。他们本质上不是领袖，只是到达了顶峰的官僚，几乎不会有超越性，全部目标就是掌权，不越雷池一步。因此，在毛、邓那类独裁者身上可能发生的决断与自我转变，对他们难以指望。这次东躲事件发生后很长时间看不到中供高端的动作，全凭“反分裂”部门自行处理，成为此次事件的特殊之处。二十四个 “反分裂”部门涵盖权力的各个方面，印把子、枪杆子、笔杆子一应俱全，相互构成决策、执行和协作的完整链条，即使没有高端领导人主持，也能自我协调，自行运转。
除此之外，今日中供还落进了一个自设的陷阱。从革命党蜕变成权力集团，作为权力核心的主权以及维护主权的民族主义成为唯一具有实质性的意识形态，举国体制进行的灌输与不厌其烦的改写历史，使中国人普遍确信当年中国以帝国方式占领的领土“自古属于中国”。这种状况使得“反分裂”官僚们占据了“政治正确”的位置，拥有民意支持，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反分裂”既可以被他们当作盾牌，又可以被他们当作武器——无人敢对他们表示异议，他们却随时可以发动进攻。二十四个“反分裂”部门的联盟，加上占据了唯一具有实质性的意识形态高地，使他们能量十分巨大，甚至有能力启动“党内民主程序”进行政变，以捍卫国家主权不力的名义罢免跟他们不一致的高端领导人，而且很容易赢得党内党外的民意支持。因此，把权力视为一切的中供 领导人在这种威胁面前，为了不被政敌抓住把柄，避免民众舆论的攻击，总是会宁左勿右，而不会采纳可能使自己地位受威胁的新思维。即使他们心里清楚如此下去会有更大危机，能做的也只是把危机发生时间尽可能后推。中供领导人从终身制改为轮流坐庄制，表面是一种进步，实际却导致在台上者宁愿“击鼓传花”，只保自己任内平安无事。至于把危机推到后任爆发，那就与己无关了。

因此，国际社会敦促中国领导人与老佛爷会面，老佛爷希望绕过中间层次直接与中供领袖交流，躲人精英给中供高层写信恳劝，在我看都是没有认清真正的决定因素。东躲问题如何解决，并非中供高端可以独断。虽然在特殊情况下，中供高端可能对东躲问题进行某些特殊处置，但那只会停留在策略层面，不会触动实质。知道了“反分裂”势力在中国权力结构中占有多么重要和广泛的位置，就可以清楚，指望靠中供领袖个人（即使是再开明的领袖）解决东躲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东躲如何走向独立——东躲独立路线图之三

（续前）三、东躲如何走向独立


1. 流血与独立

“反分裂”官僚集团堵塞了在中国内部解决东躲问题的出路，持续产生的矛盾只能不断积累和发酵，最终把东躲推到争取独立的方向。不过，很多人会认为东躲与中国实力相差太过悬殊，即使东躲全民族都为独立而战，也不可能达到目标。如果孤立地看东躲和中国，并且静止在目前的力量对比上，的确是这样。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东躲和中国都要很大程度受国际影响，中国的强大也非永远不变。近年独立的东帝汶和科索沃在力量对比上都处于相当弱势，却都实现了独立目标。与他们相比，东躲独立的可能性不会更小。

东帝汶和科索沃之所以能够实现独立，决定因素是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支持。之所以两地独立得到这种支持，很大原因在于两地人民遭受的人道灾难（至少桌面上的理由如此）。在人权高于主权成为国际社会共识时，种族矛盾导致的仇杀会成为民族独立被认可的主要根据。西方社会早就认为东躲发生过大规模人道灾难——躲人非正常死亡人数被认为接近百万，东躲寺庙曾遭尽数摧 毁……在这种基础上，未来东躲发生的人道灾难即使没有东帝汶、科索沃那样惨烈，也足够让西方支持东躲独立。

东躲未来会不会再发生人道灾难？可能性是很大的。这次东躲事件被镇压下去，却不等于就此了结，反而成为下一次更大爆发的起因。如同这次事件比一九八零年代的逻些事件规模更大，下次爆发会比这次规模还大。这并非是无根据的猜测，我甚至能预言下次爆发：把其他可能的爆发撇开，至少在老佛爷去世时，如果东躲问题仍未进展，老佛爷也没能回到东躲，大爆发是一定躲不过去的，境内躲人会全面起事。中国镇压机器根本无法防范，因为信息时代已无法封锁老佛爷去世的消息，而躲人起事也无需其他串联，消息本身就足以让各地躲人不约而同揭竿而起。

领袖去世引发大规模民众抗议，中国有过一九七六年周恩来去世导致的四五运动，有过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导致的（2+2+2）•（2+2）事件，其震荡都导致中国历史发生改变。设想老佛爷去世引发东躲大动荡决不是危言耸听。稍微了解东躲就会知 道，老佛爷的命运是每个躲人心头的伤口。作为东躲宗教至高无上的领袖，活在现实的菩萨，老佛爷放弃了东躲独立，只求以高度自治保存东躲文化和宗教，如此谦卑换得的却是羞辱，至死不能回到家乡，不能和终生等待他的人民与信徒见面，就此永别，这种痛是无可比拟的。老佛爷在世时，不论有什么挫折，躲人总还有希望，一旦他去世，希望变成绝望，仇恨压过恐惧，爆发一定非常激烈，“东躲独立”也将从目前的口号成为切实的运动。

当然，仅靠示威不能实现东躲独立，毕竟中国军警总数接近躲人的总人 口，而且是以毁灭性武器对付赤手空拳。但是悲愤的躲人绝非轻易可以镇压。所谓“一人拼命，十人难敌；万人必死，横行天下”，何况躲人有六百万。那时中国当局将不得不再次乞灵于种族主义（信仰崩溃的中国再无其他意识形态），煽动以汉人为主的中国军警大开杀戒，同时蛊惑中国民众支持“反分裂”的屠杀。

很多躲人会在那个过程失去生命，但是民族独立之路往往正是鲜血冲刷出来的。镇压不一定会使躲人退缩，他们甚至可能主动迎接暴力。一方面东躲传统宗教的苦行观念会提供这种动力，一方面非暴力抗争也有这种内涵。流亡躲人居住的印度是非暴力抗争的发源地。被誉为圣雄的甘地正是号召他的追随者要“学习死亡的艺术”。按照一些分析者的解读，甘地主张的并非是对施加于己的暴力不反抗 的“消极非暴力”，而是要去主动挑起对方的暴力施加于己，才能“通过自己承受苦难达到改革的目的”（甘地）。对持有这种理念的东躲独立者而言，中国对躲人的屠杀正是能够获得国际社会支持东躲独立的历史机会，因此不是要力图避免，反而应该有意加以运用，甚至会期望中国的屠杀够得上种族清洗的规模，才会调动起国际社会最大的同情与支持。从东躲独立者角度，这并非是无视躲人的生命，而是在实践甘地所述的非暴力抗争之核心——“把生命奉献给自己认为是正当的事情 ”。 躲人的血流得越多，国际社会对东躲独立的支持就会越强。由此来看，中国的武力镇压不但将是失效的，而且起到的是完全相反的作用——是在帮助东躲实现独立。

发生种族流血冲突和出现种族清洗的灾难，是种族间无法共存的证明， 是促使国际社会出面对受迫害民族进行庇护，继而支持受迫害民族建立独立国家的主要理由。而按照中国“反分裂”官僚集团推动的逻辑发展下去，未来东躲难以避免发生这种灾难。那时，东躲实现独立所差的就只剩最后两项条件，一是西方国家出面推动东躲独立，并且承认东躲的国家地位；二是中国自身陷入动荡，不再有对抗西方和镇压东躲的能力。

2. 东躲是西方的政治正确

至今，西方政府对中国继承帝国遗产并未表达异议，也没有公开支持东躲独立。在东躲问题上与中国对立的，主要是西方民众与媒体。西方社会是多元的，几乎在每个问题上都存在争议，然而在东躲问题上却是空前一致。对中国人来讲，这可以算一种奇观——很多西方媒体完全不了解东躲，却总是黑白分明地下结论；更多的西方人完全没见过东躲，却要充当东躲的代言人和捍卫者。中国人的质问是：即使中国继承了帝国遗产，曾经欺侮过中国的西方列国继承的帝国遗产更多，甚至今日世界很多国家都是当年西方殖民者的后裔所建，西方人有什么资格在东躲问题上装成正义化身指责中国呢？

时间是一种解释。殖民时代已经过去，西方当年的错误不能作为中国今天的理由。的确，时间需要成为一个因素，否则任何根据都会在无限追溯中无从立身。中国和西方几乎在每一步上都有时间错位：中华帝国腐朽的年代，正是西方列强最为凶悍之时；西方殖民行为获得合法性，主要靠有效统治，中华帝国时间虽长，却只求万方来朝的心理满足，放任“诸藩”自成一体；当与西方的相遇使中国明白“朝贡体系”只是虚荣，必须实现有效统治才能符合主权体系，保住疆土，一连串的国难和战争又阻碍了这种进程；而当世界进入非殖民化时代，民族独立建国成为主流，西方国家纷纷从殖民地撤出时，中国却以前所未有的强势进军东躲，导致老佛爷带领数万躲民流亡他国；随后当民主、信仰自由和文化多元在西方成为文明进步的原则时，中国却在东躲开展了砸毁寺庙、禁绝宗教的文化革命；今天，当人权高于主权在西方世界成为普世价值观，中国仍然以主权为至高无上，为此肆无 忌惮地侵害人权。

不难理解，首先是这种时间错位，使得每一步都与潮流相逆的中国在东躲问题上饱受西方指责。不过中国人仍然可以反问，凭什么由西方确定时间标准？凭什么要把西方当作原点判断中国的错位？即使从中供执政算起，至今中国已有效统治东躲半个多世纪。而今天西方的法国、英国、加拿大、西班牙等都存在民族问题，为什么只有中国的东躲问题被指责？

这就涉及到西方与中国的另一个不同——西方国家是用民主方式赋予了保留帝国遗产的合法性。如科西嘉岛百分之八十居民表决留在法国，比法国本土居民希望保留科西嘉岛的比例还高百分之二十（不少法国人认为科西嘉岛是负担，不如让它独立）；而英国当年允许北爱尔兰自主决定去留，结果是多数北爱尔兰人选择留在英国。西班牙的巴斯克、加拿大的魁北克都是经过民众公决否定了独立。因此，那里的民族问题只是少数人进行独立活动。然而对东躲却不能这样说，因为至少中国从未给过东躲人民选择的机会。

今日，在摒弃了殖民主义的西方社会，自由、人权、反殖民成为社会共识，而民主制度则使西方民众对中国拥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普通的西方人不像政客或商人受到中国的利益或政治制约，他们判断远离日常生活的东躲问题，主要是用价值标准。东躲在他们眼中一直是被中国占领的独立国家，而东躲问题几乎能综合所有西方与中国的价值分歧，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炮轰中国的最好靶子。不管中国人对此如何不解与愤怒，这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必须面对的一种现实。

对此，西方媒体起的作用也很大。一方面，市场化的媒体必须跟随大众感情在东躲问题上追随大众一面倒毫不奇怪。另一方面，当大众与媒体高度一致地相互作用时，会产生一种趋于极端的性质，我称为“广场效应”。 如同希腊城邦在广场上进行的民主，竞争者把煽起群众狂热视为成功，群众则以鼓掌或喝倒彩方式表达支持或反对那样，今天的公众被媒体和当代通讯技术联系在一起，等于制造了一个可以无限放大的广场。媒体与大众的相互激励，汇聚出比古代广场大得多的群众效果，且导致情绪在整个社会快速地传染。

大规模人群彼此无法充分沟通，也无法进行深入思考，只能用简单概念获取共识，以明确结论断定是非。东躲独立在西方本来就有很强的民意支持，这次东躲事件中形成的中西阵营对立，中国民众的反西方姿态和对西方媒体的围攻，进一步加强了西方社会在东躲问题上的“广场效应”。 市场竞争促使西方媒体紧盯大众关注热点，因此今后会始终把东躲当作对象，不懈地捕捉任何蛛丝马迹，特别是躲人的抗争和中国的镇压，并且把所有的迫害和流血都以放大方式展示给西方民众。那种效果反过来又会给“广场效应”不断加码，促使西方民意更加支持东躲争取独立。在当今世界所有民族问题中，最能得到西方社 会支持的就是东躲。可以说，东躲自由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政治正确，同时也成为各种势力争抢和利用的制高点。

3. 西方政府的考量

如果与中国对立的仅是西方民众与媒体，只在乎权势的中国当局尽可以当作“杂音”不予理会。然而中国当局所在乎的西方当权者，却是要靠民众的选票才能上台。他们只要追求选票，首先就得追随民意，因此最终一定会被民间的“广场效应”裹挟。这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状态，本质上是不可更改的。面对西方，中国政府无法要求西方公众改变态度，也无法要求西方媒体转移立场，那只能得到反感和反弹，自取其辱。中国政府能做的，顶多是用贸易大单引诱或威胁西方政府，迫使西方政客们接受中国的立场。但是即使西方政客一时顺从中国，却不能像中国政府那样管束本国民众与媒体。相反，他们归根结底要被本国民众和媒体所决定，一俟时机成熟，就会争相站到支持东躲独立一边。

虽然今天没有哪个政府承认东躲独立，然而政府态度从来是可以变化的。民间“广场效应”的推动只是因素之一，西方政府对东躲独立还会有另一面考量。（2+2+2）•（2+2）时西方国家虽有过对中国的联合制裁，但那时针对的只是中国政府，对中国民众的民主追求却抱有希望。随后的苏东变化给了西方信心和耐心。邓小平推动中国经济走上资本主义之路，更使西方相信中国会随着经济变化出现政治变化。然而这次东躲事件证实了这种希望的虚幻。中国没有随资本主义进程融入西方阵营，反而随经济崛起有了更多威胁性；中国当局这次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方 针，极力显示强大、强硬、以及操控民众的一面；中国民众（至少是西方眼中看到的）并没有成为民主力量，反而是和专制政府结成了同盟，对内欺压弱小民族，对外敌视民主社会。这样的中国完全是一个新法西斯帝国的形态，令西方政治家感到惊恐，未来若任凭中国崛起下去，会不会有一天威胁世界和平？

在民主、自由、和平等表面文章之下，西方对中国的不满还与切身利益有关。譬如中国以低人权和破坏环境为代价吸引国际资本，制造出大量廉价产品冲击国际市场，损害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才得以形成的劳资关系、福利制度和市场秩序；中国经济对资源的巨大饥渴给全球生态危机雪上加霜；中国日益活跃地参与争抢资源的行列，在全球与西方进行角逐，加剧了资源紧缺，导致价格飞涨；此外， 更深层还有不会摆上桌面却绝非不重要的担忧——假如中国达到与西方相近的消费水平，濒于生态极限的世界会不会因此崩溃？西方政治制度决定了无法以降低本国消费解决生态极限的危机，只能去抑制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这种人口大国——的消费提升。这其中当然存在显而易见的霸权主义和不平等人权，却不是没有可能成为西方政府制定中国政策的潜在依据。
为了上述桌面上和桌面下的考量，削弱中国、抑制中国继续发展也许有一天会成为西方国家的共同愿景。而达到这个目的，肢解中国，让中国陷于肢解后的内部冲突和相互牵制不能自拔，也让中国丧失支撑崛起的资源与空间，是釜底抽薪的方式。只要找得到名正言顺的口实，也许就会成为西方国家乐于接受的集体安排。而什么口实会比以反帝反殖民名义促成东躲独立更为名正言顺呢？东躲独立会连锁地带动辛姜甚至更多中国民族地区独立。要知道，仅东躲和辛姜两地，就将使中国失去百分之四十领土，也会把中国更远地隔离在欧亚大陆一隅。这种对中国的肢解不但不会遭受谴责，还会戴上解放者的桂冠。因此，目前看似小心翼翼不忤逆中国的西方各国政府，只要历史发展提供最后一个条件——中国陷入内乱，就可能 在很短时间转移到支持东躲独立的轨道上。

4. 中国难以避免陷入内乱

那么，今日看似日益强大、不断崛起的中国，会不会有陷入内乱的一天呢？一种对目前中国状况的评价是：从来没有过这么好，也从来没有过这么糟。不过多数人看到的中国仅是从未有过的好，没有看到从未有过的糟。而被看到的好和看不到的糟之间，其实只有一线之隔。很可能在人们毫无意识之时，从未有过的糟就会突然浮出水面，在措手不及中酿成大祸。此次东躲事件的爆发，原因之一正是在于以往只看到了“好”。

其实，今日中国的好，说穿了只是经济发展速度快。且不说这种发展速度快的代价须在明日加倍偿还，仅以常识也可知世上没有任何经济能够永远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埋伏种种隐患，面对重重困境，危机迟早会不期而至。那时，原本被经济高速发展掩盖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必将随之而来。三重危机叠加，政权垮台、管治真空和社会动乱等一系列后果都可能出现。

眼下，因为看不到挑战中供政权的力量，人们往往以为中供就会一直统治下去。然而大变化不是一定非得出自大力量或者大事件，细微的积累同样可以导致崩溃结果。有一种研究让沙子一粒粒落下，形成逐渐增高的沙堆，同时精确地计算每落一粒沙会连带多少沙粒移动。初始阶段，落下的沙粒对沙堆整体影响很小。但是当沙堆增高到一定程度，达到“临界”后，沙堆就具有了“一体性”。那时每粒新落下的沙都会产生一种“力波”，尽管微细，却能通过沙堆的“一体性”贯穿沙堆整体，将新落沙粒的碰撞传给所有沙粒。沙堆结构将随每粒沙的落下逐渐变得 脆弱。说不定哪一粒落下的沙（注意：只是一粒沙），就会导致沙堆整体发生坍塌，也就是所说的崩溃。

有一个西方谚语，说的是断了一个马蹄钉，绊倒了马，摔伤了将军，输 掉了战争，亡了国家。那国家当然不是因为马蹄钉亡的。用沙堆理论解释，就是那国家的内部危机已经超过临界状态，马蹄钉断只是引起坍塌的最后一粒沙而已。中国也如同一个沙堆，各种变化和冲击不断落在上面，积累的结果迟早会使沙堆超过临界状态。而到了连马蹄钉都成为“不稳定因素”时，专制政权控制再严密也是 无法防止垮台的，因为它不可能给每个马蹄钉都派上看守的兵。

按照中供目前这种拒绝政治改革，不断积累各种矛盾的道路走下去，中国迟早会爆发全面危机。专制政权的特点之一就是无法预测，既无规律，也缺乏资讯，因此其变化总是“突变”。试问有几个人事先看到庞然大物的苏联帝国会垮台 呢？它却一夜之间就分崩离析。镇压可以把崩溃往后拖，如同不断拍打沙堆周边可以使沙堆继续增高一样。但是那种增高不会无限，最终还是要垮，而且堆得越高，垮得越烈。经验告诉我们，大系统虽有很强的自我维护能力，却总是一垮就兵败如山倒。

真正稳定的社会需要具有多重整合机制。除了政权，还有道德伦理、法 治，完善的市场，国家化军队，以及宗教组织、民间社会、多个政党等。这种多元并存的机制对保持社会长期稳定不可缺少。就像多党制中执政党下台，反对党马上 可以顶替那样防止出现权力真空造成的社会失序。然而步入多事之秋的今日中国恰恰只剩依靠行政体系和警察手段的一党政权进行整合，其他整合因素都被政权吞食，不是变成政权的依附，就是被视为异己力量而“消灭于萌芽”，或是在重重压制下无法生长，因此都无力担负整体的整合。这样的社会一方面似乎没有挑战，异常稳定，一方面却存在巨大的风险——一旦有一天政权垮了，整个中国就会出现整合真空，由此陷入内乱，长期无法恢复秩序。

可想而之，当那一天到来，目前靠武力压制的民族矛盾会立刻爆发，民族独立运动也将风起云涌。而专制中国的镇压能力却会随内乱瓦解，或是消耗于内斗。那些坚持大一统的中国民主人士所说的，未来中国的民主政府照样不会允许东躲独立，只会是一句空话。因为陷入了内乱的中国哪里会有民主政府？民主政府如何能从被中供消灭了其他整合机制的空白中产生？那时就可以看出中供把中国绑为人质（要亡一起亡）的后果——当中供失去了控制中国从而也失去控制东躲的能力时，中国也将不会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控制东躲。

5. 决战在东躲

老佛爷的放弃独立，谁都知道是一种面对现实的牺牲。未来如果有一天东躲可以实现独立，他真会拒绝吗？中供执政者不抓住时机把他的放弃独立尽快变成法律事实，而是置之不理，何其不智。对中供的政客谋士而言，中供垮台的前景是思维大忌，因此会闭眼不看，也不会去想老佛爷作为东躲问题的钥匙，可以开门，也可以锁门的可能——如果有一天中国陷入内乱，东躲问题仍无进展，老佛爷就有充分理由号召东躲重新争取独立，并呼吁国际社会给予支持。既然他允诺的放弃独立不被中国理睬，也就没人能指责这种转变是食言。那时，以老佛爷对躲人的号召力和对西方的影响力，将对东躲独立发挥无可比拟的作用。他一人威力抵得上百万之师。

中国和西方两种本质不容的政治制度，交叉在全球化时代，从根本上只能渐行渐远。价值观和利益的双重冲突致使双方不可避免要进行最后决战。而在浩荡的世界民主大潮中，失败一方只能是专制中国。东躲将成为全球最后一个专制大国的克星。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已经给西方铸就了切入中国的刀剑，而东躲正好提供了发起决战的战场。现在谁也无法预见具体进程，那会受很多历史因素的影响。但是所谓决战很可能没有两军对垒，在经济和外交领域就见分晓。中国国门已经洞开几十年，实用主义的经济发展对外来资金、技术和市场的无度追求，把中国的生存命脉很大程度上交到了西方手中。这使得中国在面临存亡危机时，除了接受西方安排，很少有其他选择。

这里只作为举例进行设想：比如中国内乱与经济危机同步，既然中国经济已和世界融为一体，要度过难关就得靠掌管世界经济的西方国家援手。而西方国家若是要求以承认东躲独立作为交换，急于从崩溃边缘和更大灾难中被挽救的中国 政府（如果那时还有政府）即使再不情愿，可能也不得不答应。另一种可能是，那时的中国陷入类似民国初年的分裂，一方面根本无暇西顾，无力镇压东躲的独立运动，一方面力图成为中国主人的各方势力争相得到西方国家承认——那样才能在国际上合法地代表中国，并得到西方输入的资源。西方则可以合纵连横，进行交换——哪一方愿意在承认东躲独立的文本上签字，就会承认和援助哪一方。当年蒙古独立只得到苏联的支持，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供惨党政府都无法抗拒，只能接受。将来的中国面对的将是西方列强联盟，何以抵挡？平时高喊统一的各方势力为了成为中国主人，很可能会以各种动听理由（如拯救亿万百姓生命等）抢着在同意东躲独立的文本上签字。类似情景在民国初年曾多次上演。中供也一直对列宁以“给新生政权争得喘息机会”为由签订的不列斯特和约给予很高赞誉。而那和约让苏俄向德国割让了上百万平方公里领土，赔款60亿马克，丝毫不亚于中国失掉东躲。这种实用主义精神某种程度上正是中供的本质。

中国的百姓则会更务实。这次东躲事件中与西方抗衡的只是一批居住城市，善于使用互联网，与媒体接近，在中国现状中得利的人。他们的声音被放大，占人口的比例却很小。对中国的普通民众（底层百姓，工人、农民、农民工、上访 人等）而言，切身的公正、人权、自由和民主远比东躲归属更重要。只是他们没有发声管道，不被媒体关注，在专制高压下也最缺乏抵抗能力。不过，在中国首先发出“不要奥运要人权”呼喊的，正是黑龙江的失地农民。虽然立刻就被镇压，却足以提醒那才是观察中国的真实角度。一旦整个中国落入危机，人人生存受到威胁，起哄的民族主义立刻会烟消云散。如同当年的河南饥民欢迎带来了粮食的日本侵略军那样，遥远东躲的去留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尽快摆脱切身困境。因此只要未来中国的危机足够严重，同意东躲独立便不会受到太大反对。

一旦被国际社会认可的中国政府签署了同意东躲独立的协议，就具有了国际法保证的效力，以后即便政府更换，再想重新占领东躲，除非那时中国有了与整个国际秩序和西方阵营对抗的实力，否则便没有希望。当代世界在各地反复演练过的国际监管形式——联合国介入、维和部队进驻、划分隔离区、进行国际援助等——将稳妥地保证独立东躲的安全。而只要东躲作为一个国家坚持数年，就会成为不可更改的既成事实，长存永续。

路线图到此结束时，在终点回首展望，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有一天中国失去东躲，原因不是民主，恰是专制。中国那些把专制政权视为中国统一保证的“爱国者”们，号称宁要专制不要分裂，而这个路线图所展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结论——正是专制，导致分裂。
2008年 北京

紧张啊，这事儿惊动“维稳办”了。赶紧“办”了吧。

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石人几只眼？
赵牧 @ 2008-11-15 22:17:40

http://www.bullog.cn/blogs/zhaomu/archives/215605.aspx

不问苍生久 苍生又问谁？


重庆万州石人现世,专家称是普通自然现象

　 重庆万州区五桥百安坝一块岩石上呈现人的模样，当地有人认为是鬼神显灵。4天来，这块石头引来近万人烧香叩拜，夜间“人像”发光，前来围观者更多。13日，万州区政府委托地质专家查勘，确认系雨水冲刷后砂岩风化所致，决定于近期爆破清除该岩石。

　　前天开始，万州区相关部门到现场收缴烟花爆竹。13日一天就收缴烟花爆竹5万发，加上前天收缴的10万发，将组织集中销毁。目前，有关部门正24小时监控，防止引发火灾。
　　
　　当地百安派出所杨所长称，区公安局还增加了警力，警方正24小时轮流值班，给群众解释，但每天都还是不断有人来看热闹。
　　
　　万州区国土局王副局长介绍，经专家会商，建议区政府对岩石进行爆破清除。

　　岩石为何有“人像”
　　
　　昨天，重庆地勘局有关人员表示，受万州区政府委托，3名地质专家实地进行了查勘。经鉴定，该岩石图案系砂岩长期风化作用后，形成1-2厘米厚的风化壳，经雨水浸泡冲刷局部剥落，从而形成了谣传中的“神灵像”。专家指出，砂岩含有石英、云母等矿物成分，可反光，越到夜晚，在香烛等的映衬下越明显，这是一种自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