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6日 星期日

他本是,我朝中,尽忠报国架海的金梁擎天柱一根

王乐泉同志生平简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
男,汉族,1944年12月生,山东寿光人,1966年3月入党,1965年9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1965-1966年 在山东省胶南县搞“社教”工作
1966-1975年 山东省寿光县侯镇公社副社长、公社革委会常委、公社党委常委、城关公社党委副书记
1975-1978年 山东省寿光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
1978-1982年 山东省寿光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
1982-1986年 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其间:1983-1986年中央党校培训班学习)
1986-1988年 山东省聊城地委副书记
1988-1989年 山东省聊城地委书记
1989-1991年 山东省副省长
1991-1992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1992-1994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1994-1995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代理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1995-2002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
2002-   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
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怀柔治疆却被“东突”视为眼中钉 “反恐”书记王乐泉主政新疆17年

http://www.efaw.cn/news/24/2009712171613244.html
发表时间:2009-07-12 05:16:13

出身共青团系统,镇守新疆长达17年,破例三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山东汉子王乐泉安度北京奥运会疆独恐怖袭击威胁后,在解决乌鲁木齐新近发生的打砸抢烧事件中,再次表现出一个老党员、一个深爱新疆人民、一个愿将生命都献给祖国统一和平的优秀中国官员的风度和作为。

乌鲁木齐的打砸抢烧事件,目前正在妥善处理中。如何于恐怖活动再度活跃的新情势下继续反恐治疆,将是王乐泉面临的又一重大难题。

“土产领袖”镇守边陲17年

在“9·11”周年的前后,美国和联合国先后把“东突”恐怖势力当中的一个组织——“东突伊斯兰运动”列入了恐怖主义名单。事实上,早在十多年前,中国就已经开始了与这个恐怖组织的激烈交锋,而其前沿就在新疆。
上个世纪90年代,新疆开始出现零星的东突势力,伴随着这种极端民族分裂势力的滋生消长,90年代后至今,新疆所有的工作重心一直都是“稳定压倒一切”。对身处中国反恐第一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而言,无疑更是重任在肩。

就在前不久的7月5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事件,7月7日, 王乐泉发表简短的电视讲话,重申一贯以来的铁腕立场——要始终对“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现年64岁的王乐泉,出身共青团系统。从政历程泾渭分明地分为山东和新疆两部分,他也是现今高层中少有的“社教”和“文革”干部,是山东培养的土产领袖。其最早的工作是在山东胶南县从事“社会教育”,由最基层的职位做起,一步步攀升直至位列高官。

1991年,王乐泉由山东省副省长调任新疆,并于1995年当选自治区党委书记,已镇守中国西部边陲长达17年。作为中国地域最辽阔同时也是地缘形势最复 杂的省区之一的封疆大吏,媒体都称王乐泉处在内部民族分裂势力和外部“东突”恐怖分子双重压力的风口浪尖,“是一个每天都光脚走钢丝的人。”

在暗杀名单上排名第一

其实就在王乐泉调任新疆前的1990年4月,发生了巴仁乡暴乱,这是新疆解放40年第一起恐怖事件。而在他到任后,自1992年到1995年,新疆年年都有惊心动魄的事件发生。

2008年2月,在接受凤凰卫视主持人吴小莉专访时,王乐泉讲述了他在新疆长期与“东突”和疆独势力斗争的经历,并透露他在1990年代中期曾被疆独 分裂势力列为头号暗杀对象。王乐泉说自己做这个工作这么多年,早已经是“东突分子”的眼中钉肉中刺,要是名单中没有自己的名字,反而只能说明自己的工作做 的不到位。

当时北京正在积极筹备奥运会之际,王乐泉在电视上高调大谈在新疆的反恐经验,也格外受到瞩目。 在王乐泉看来,新疆局势的转折点是在1996年前后。当年及1997年连续两年,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新疆稳定问题。其中,1996年3月的中央七号文 件提出,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并表明坚持宗教自办和政教分离的原则,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意义非常。1997年2月,乌鲁木齐市3辆公共汽车被炸,造成9人丧生、68人重伤。此后,“那么大的事情没有再发生”。

怀柔治疆 三任新疆书记

由于疆独势力多采取暴力等恐怖手段,因此新疆事务以铁腕为主。兼任中央新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王乐泉管理新疆的办法就是 “两手抓,一手抓经济一手抓稳定。” 新疆的维稳力量是解放军上将王震创办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在兵团第一政委由王乐泉兼任,他组建了“军、警(武警)、兵(兵团)、民”四位一体的联防体 系,对防范打击疆独和稳定新疆局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在抓经济上,王乐泉认为“新疆大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据相关报道,大致可总结出他的以下思路:新疆的地缘和资源两大优势,确定了新疆在今后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对于王乐泉的“两手抓”管理政策,媒体在评价的时候,更愿意用“铁血反恐、柔情治疆”来形容。正因为在王乐泉的治理下,近年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加上全球反恐大背景下新疆稳定日趋重要,他由此在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晋身中央政治局委员。2006年10 月,王乐泉在胡锦涛主政以来首次主导的地方党委换届中,第三次当选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

破例三任新疆书籍,这显示了王乐泉留在新疆的重要性。鉴于新疆的特殊情况,目前似乎没有人比有着“稳定书记”之称的他更合适的人选。

哥哥是中国“大棚蔬菜之父”

曾有记者问王乐泉,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都坚守在新疆这块土地上,每天顶着巨大的压力生活工作,就连睡觉都是和衣而睡。作为一个山东人,为什么会这么热爱新疆呢?王乐泉说:“我对做过的边疆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感情早在到新疆之前就产生了。

上世纪60年代,王乐泉的大哥转业到新疆阿勒泰的布尔津县,在生活较宽裕后,大哥就把老父亲接了过去。几年之后,父亲因患肺气肿病故,葬在布尔津。黄土掩埋不了他们兄弟姐妹深切的思念之情。后来,大哥退休返回山东,不过他的女儿成了新疆的媳妇。

再后来,二哥王乐义又以“大棚蔬菜之父”的名义,带着宝贵的种菜经验播绿新疆。特别是二哥连续12年来拖着病残的身体一次次跑新疆,将致富经验带给新疆百姓后,让王乐泉对新疆的情谊又增添了许多。

2007年8月,在十七大代表名单中,出现了四对“兄弟档”、一对“兄妹档”代表。从全国7000万名党员中选出2000多名代表,一个人能够当选已殊为不易,而兄弟、兄妹同时当选更属不易。王乐泉、王乐义兄弟即是其中之一。

在王乐泉调任新疆后,曾率自治区党政代表团回寿光考察,王乐义1993年也在新疆建起了第一个大棚。但他最怕被当作“王乐泉的哥哥”看待,因为“稍不 注意,别人就会给予特殊照顾”。每到乌鲁木齐,王乐义总不多做停留,甚至直奔其他地方。近年13次入新疆,他难得与其弟谋面,只在一起吃过两顿饭。

推荐孔繁森进藏的伯乐

在新疆工作17年,王乐泉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新疆的孩子,这里有许多与他共患难的同事和朋友,而他最难忘的就是驻藏干部孔繁森。1988年,中央组织部要求派两位干部进藏,时任聊城地委书记的王乐泉第一个推荐的就是孔繁森,当时还考虑到孔繁森能否解决家庭问题。

王乐泉永远都记得,孔繁森当时表示感谢组织的信任,服从组织的安排,并坚定地说:“家庭困难能够克服,为了党的事业,到西藏后哪里困难到哪里去。”这 话像磐石一样,深深地刻在了王乐泉的心中,孔繁森去世之后,王乐泉经常拿这话来勉励自己、检阅自己,督促自己当一名合格的人民公仆. 《金鹰报》记者 罗懿整理



王乐泉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揭秘新疆暴乱

上个世纪90年代,新疆开始出现零星的东突势力,以民族和宗教的名义,宣扬"所有突厥民族应该建立统一的国家",号召通过"革命"和"圣战",实现"新疆独立"。伴随着这种极端民族分裂势力的滋生消长,90年代后至今,新疆所有的工作重心一直都是"稳定压倒一切"。王乐泉赴任新疆17年,倾注最多心血的工作也是稳定。

王乐泉:1992年到1995年,那时候年年都有些惊心动魄的事儿。1995年的时候,塔里木监狱暴力,也是那帮人,狱里狱外的人勾结。把我们看管人杀死以后,事儿闹得也比较大的。

吴小莉:那几年是不是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会有一个定时炸弹在那儿,在哪儿出现?

王乐泉:实事求是讲,当时就我的看法,1990年巴仁乡事件,有那么大的事件发生,当时都引起了警惕和重视,但我觉得好像当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缺乏很成熟的一套经验。

1990年4月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一伙暴徒蒙蔽和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200多人围攻乡政府。

很快地,中国中央政府将其定性为武装暴乱,武警和公安人员开始还击,首领则丁·玉素甫被击毙。

王乐泉:这些年反恐势力主要出现在维吾尔族里面,这是毫无问题,也是有根源的,不光是新中国开始,旧中国那时候就开始有了。苏联解体以后,原来的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对那些多少年梦寐以求搞新疆独立、搞分裂的人,那还是一个极大地刺激和鼓舞,这正是他们所想的。他们希望,中国也发生这样的变化。

1996年10月,在和田,来自新疆十几个州县的分裂组织代表举行会议,宣布成立"伊斯兰真主党",制定了建党纲领,就是要实现新疆独立、建立政教合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他们叫嚣着:"96年动手、97年大干、2000年实现新疆独立"。

吴小莉:那时候比较严峻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

王乐泉:我印象95年吧,喀什最大的清真寺叫埃卡尔清真寺,那个大訇叫阿隆汉阿吉,他早上到清真寺去主持礼拜活动,一出家门就被几个歹徒围上去了,他儿子还在场呢,结果把阿隆汉捅了27刀受重伤,当时到医院抢救过来了,后来成了我们自治区的政协副主席,前年刚刚去世。

1997年,震惊中外的伊犁事件发生了。

王乐泉:我不晓得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组织,就是它的头是叫买买提阿依买提,它叫东突解放组织,就是这个组织在境外指挥,96年曾经向境内大量地偷运苏制的炸弹,枪支,武器,都被我们截获了,一弄就几百吨,到97年2月5号他们公开搞游行,这是公开和政府对立。2月5号,这个事情当天就把它整下去了。4月26号,我们开公判大会,有几个直接动手杀人的,打砸抢烧厉害的吧,这些骨干就判死刑,多数的是判了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就在回监狱的路上,一帮暴徒,他们早准备好了,自行车队,四五十辆自行车冲囚车,他想冲到囚车那儿,把犯人劫持走,结果离那个囚车大概有三米,再不动手那完了,我们的干警开枪射击,当场击毙了一个,你不动真格,他胆子就大死了。但美国之音说我们上千人怎么着怎么着,我看那是胡扯,根本不是那个事儿。

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中国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时期,新疆更是首当其冲。据资料统计,那一时期,"东突"分裂势力在新疆共实施暴力恐怖案件 250多起,特别是1997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公交车爆炸案,更是震撼了整个中国。炸弹被精心地安放在乌鲁木齐的南、北、西、东四个不同的方向,被定在同一时间爆炸,炸弹里头满满地填充着铁钉子、钢珠、螺帽、螺杆,这些东西被强烈的硝酸炸药喷射出来,威力无异于一颗颗的子弹。有当地的媒体这样评述当时的情况,说大约有半年的时间,很多人宁愿走路也不愿意再坐公交车上下班,对于每个上车的乘客,公交车的司机和售票员都会用警惕的眼神上下打量。

新疆的稳定问题也刻不容缓地摆到了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案头。

1996年、1997年连续两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门开会研究新疆稳定问题,并且连续为稳定工作下文。在我的采访中,王乐泉屡屡提到1996年3月下发的七号文件,他说这个文件的重要作用在于明确了一些难以界定的问题,而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意义非常。

王乐泉:中央七号文件第一句就说,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这个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对很多模糊的认识,通过这个文件做了很多规定,比方说宗教,什么是正常宗教,什么是非法宗教,什么是反动的宗教集团势力,过去都不清楚的。在文件里面讲了非常明显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宗教是坚持自办原则,不允许任何外国宗教势力干预,这是大前提;第二,我们始终坚持政教分离的,不允许宗教干预行政,干预司法,,就是说教育,卫生,计划生育,包括这些,我们的行政的事,这是政府的事,再就是不管是信教的群众还是不信教的群众,在新中国这个范围内都具有同等的政治权利,也同时具有同等的义务,包括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都是一样的,不因为你信教你可以不遵守,这不行的。我觉得,你可不要小看这些文件,就是我们通常说叫尚方宝剑,有了这东西,就好统一大家思想,在过去,大家搞不清楚。

就在中央7号文件下发8个月之后,1996年11月29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的22名代表,秘密潜入和田市,召开会议。他们不仅讨论了未来的暴力计划,还出炉了一份暗杀名单。

吴小莉:那时候有一串的这个恐怖分子要暗杀的名单。

王乐泉:那个暗杀名单我们也见过,这个情报部门也提供过,那玩意你是不见名单也会知道,我们都在第一线干这个差事,那肯定是眼中钉肉中刺嘛,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吴小莉:您是也在名单之中吗?

王乐泉:我是第一个。

吴小莉:头号。

王乐泉:头号,这没问题,但一条,我觉得很坦然,一点都不感到意外,说如果不把我们列到头号,那才是怪呢,,那把谁列到头号去?肯定的,对他们来讲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觉得这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既然是斗争,那当然是,我们第一是不怕,第二是警惕,有所防范,不能做无畏牺牲,我们应该说这些年我们的工作也是越来越严密。

吴小莉:怎么个严密法?

王乐泉:过去我们希望能够由敌动我知,变成敌未动我先知,我觉得现在基本上这样说,我们这几年啊,大量的这些团伙,基本上都是在敌人这个密谋策划阶段,被发现,被挖出来的。

吴小莉:未动您先知。

王乐泉:也不能说百分之百,但基本上能够做到这一条。

王乐泉说除了情报工作要跟上去外,发动群众成为制胜关键。

王乐泉:你可别小看群众。我们不知,那是很容易的。在一个地方,你要在国内行,在当地行,当地的老百姓都不知,那可不容易。关键是老百姓是真正觉悟起来,发动起来,有情况他能及时汇报,及时地和政府,和有关部门来汇报,这很关键。

1996年中央七号文件下达后,整整一年的时间,新疆全区办培训班,从村级往上,各级干部学习文件精神。紧接着199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又下发了一个维护新疆稳定的17号文件。配合这个文件精神,新疆全区重点整治。王乐泉说今天看来这些政策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吴小莉:咱们怎么抓的。

王乐泉:年年都组织力量,有的村就找不到合适的人去当支部书记,那就派脱产干部进村去,脱产干部去兼任村里面的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我们多的时候,七千多人到村里边任职,可不是小数,这当然不是一年了,七千人,有的村一个村进三个人。

吴小莉:这七千多人从哪儿来的。

王乐泉:一般是县乡两级的,从地区调的是极少数,基本是县乡两级的。

吴小莉:都走到最基层去。

王乐泉:当时七千多人次到村任职,到现在也还有不少呢。
在新疆,有个名声很大的维吾尔族女子,早年她以传奇的发家经历声名大噪。1995年,美国《福布斯》全球富豪龙虎榜估计她有2亿人民币的财富,并且将其列入中国富豪第八位,成为了新疆女首富。最风光的时候,她曾经拥有中国政协委员的头衔。然而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的后期,她的命运急转,成为了一名阶下囚。她就是热比娅。

王乐泉:热比娅的丈夫叫斯帝卡奇,现在在美国了。

吴小莉:第二任丈夫。

王乐泉:第二任丈夫,搞分裂,坚持搞新疆独立,这是个老牌的家伙。热比娅和他结婚以后,实际上她,热比娅在政治上是很糟糕的,有钱以后搞私营经,这个经营,发财以后,她资敌的情况,我们早就有发现,对境外三股势力资助,我们早有发现。包括有一年,她和她的丈夫一块儿到土耳其,当时土耳其那个老牌的民族分裂分子叫艾莎,还活着,她两个还去拜会了艾沙,这情报我们都是清楚的,但是我们实事求是讲,我们觉得,在她还没有公开和政府作对,公开起来搞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之前,总体上我们是一直关注着这个人,是盯着他,但没有采取措施,后来这个人,应该说是很公开了,她先是在她的热比娅大厦搞培训班,所谓当时在搞什么外语什么培训班,实际上就是搞分裂组织这套,当时我们是盯上她了。最后的爆发是她丈夫首先在几年以前跑到美国去,她和她丈夫,是经常地有些这个信息来往,我们就发现她要给美国提供一些情报,她收集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这些年打击了多少白色反动组织,她说,又杀了多少人,她到处罗列,实际上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她编造了七个案例,这七个案例,它不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那都贴了公告的,但是她改头换面编造了七个所谓的就是汉族人政府迫害他们什么的。

1995年,王乐泉就向媒体透露说,热比娅因为欠国家银行几千万人民币的债务,加上她的丈夫在境外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未被推选为第九届政协委员。1999年8月,热比娅被捕。

王乐泉:她搞了个告美国人民书,这个告美国人民书,完全是一片谎言,编造事实,欺骗舆论,稿子是她丈夫在美国起草的,给她传过来以后,她手写了以后,要她再交给美国有个议员,代表团到新疆来,变成她的概念,并且是要手写,交给那个人,然后让他带到美国去告发,就她在给他送这些情报资料和这个告美国人民书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给她控制了,我们把她抓到了。

2000年热比娅因为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被判8年徒刑,2004年获得减刑1年。2005年热比娅申请保外就医,之后出逃美国,成为国际上几股主要的东突势力的争夺对象。

吴小莉:2005年我们为什么会同意她保外就医呢?

王乐泉:当时客观地说,她在监狱里边,一再地检讨,一再地悔过,一再表态说我们怎么样,她很会说,为这个还曾经给她减刑一年,后来她自己要求去到美国去就医,也是种种原因吧,就是放她出去了。

王乐泉:到美国一下飞机,马上发表声明,那是在意料之中的,但话说回来,你这时候提前放她,当然现在看是不该,你就是不提前释放,一年半以后释放,她照常可以干这些分裂国家的坏事。

吴小莉:有人说这个热比娅的外逃,会使得这个东突的一些海外的势力,可以进行一个凝结。去年她也得了诺贝尔的提名。

王乐泉:两次了,今年也是。

吴小莉:对,就说她也得到了这诺贝尔的和平奖的提名,而且也得到了布什夫妇的接见。您怎么看这样一个情况?

王乐泉:我的看法,我就不相信,那些支持她的人,热比娅说的他们都会真信,都认为是真话,不是的,我的看法,那些人,热比娅不出去,热比娅不说,冷比娅说,他也是一样,他天然就不想说中国的好话,我是这么看法,那些同情支持热比娅的人,不是糊涂虫,他们是骨子里边有毛病,热比娅不说他还编造事实搞这搞那,何况有一个活人在那儿说呢,说啥信啥。


新华网乌鲁木齐7月7日电 王乐泉发表电视讲话

http://news.cctv.com/china/20090707/108960.shtml

  我今天在这里讲几点意见:

  一、7月5日严重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的发生,是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外敌对势力和境内极少数坏人极力炒作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群殴事件、把一个本来只是一般的治安案件说成是民族事件、极力煽动民族仇恨所致的,这是境内外敌对势力的一个巨大阴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民族团结,挑起民族对立,破坏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我们各族干部群众都要擦亮眼睛,头脑清醒,千万不要上敌人的当。

  二、“7·5”严重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犯罪嫌疑人绝大部分已经被抓获归案,目前我们正在审理。这里面,有一部分是参与游行闹事的学生。我们的原则是,这些年轻人绝大部分都是不明真相、被煽动上当的,只要他们没有参与严重的打砸抢行动,很快就要移交他所在单位去接受教育。我们还是立足教育、挽救这些无知的青年人,不要因为这个事件就断送他们的前途。当然,如果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参与这种犯罪活动,那只能是后果自负。

  三、“7·5”事件以后,打砸抢烧活动已基本上得到控制,事发地的社会秩序已经是完全可控。如果什么时候有人敢于再跳出来作案,我们是完全有力量及时地把他们打掉的。在这种情况下,首府城市本应恢复正常社会秩序,但是今天以来有一些单位的汉族职工群众又组织起来,有的甚至走上了街头,把本来已经基本正常的社会治安秩序搞得乱哄哄的。有的甚至凭感情用事,同维族群众对立。同志们,这种行动,第一根本没有必要,我们的专政力量完全可以把坏人打掉,无需采取这种行动;二是“7·5”事件犯罪分子对若干无辜的汉族人大打出手,造成严重的后果。这是汉族、维族广大干部群众都不愿看到的。很多人为之义愤也是可以理解的。同志们,想一想,如果现在汉族群众组织起来,对向无辜的维族群众,不是同样既没有道理,也让广大的各族干部群众痛心的事吗?同志们,我想特别说一下,即使是参与这次打砸抢烧犯罪事件的家属子女,他们也是无辜的,一人犯罪一人当。我们应该保持冷静,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上敌人的当。不管什么民族,我们的广大干部群众应该同仇敌忾,对向境内外敌对势力,对向参与严重打砸抢烧的犯罪分子,千万不能把矛头对向自己的民族兄弟和姐妹。

  第四,现在我要求,我们所有单位的领导都要到第一线去,把自己单位的干部职工家属动员回本单位来,回到家里去,决不能在外面搞民族对峙。乌鲁木齐特别是各区县、街道、社区的同志们,应该尽快到你的辖区内的单位去,传达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我的这个要求,尽快让社会治安秩序正常起来。

  最后,我还要正式地告诉大家,“7·5”事件受到侵害的家庭和同志,受伤的人都得到了很好的医治。对死者,政府也将全面负责地抚恤或安排;财产受到严重损失的,政府将全力给予帮助。让大家很快恢复生产或经营。你们是这次事件的直接受害者,大家的同情很大程度上都源于你们的遭遇。在这种情况下,希望你们告诉你们的亲朋好友,告诉你周围的人,要冷静下来,相信和依靠政府,来解决问题,任何不理智的、不正当的措施和行动,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这都是于事无补的。

  为了给各单位有时间、有条件做好自己干部职工和家属的工作,从今天下午9点开始到明天上午8点,乌鲁木齐全面实行交通管制。当然,这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出行的不便,但请大家理解,这是大局的需要。我讲这么一次简短的话,希望引起大家高度的重视,立即行动起来!

苏晓康:崩溃是大一统的宿命

苏晓康还是报告文学的味儿。王力雄也是。
我于王力雄最佩服者,是他以亲身探险,提供其体验,尤其是屡屡涉险百折不回。这是我断断不能也不敢的。
而从他给出的材料里,任何有相当智力的人,尤其是对历史有所理解的人,都能得出崩溃的机制和结局。他的思想仍是粗糙的。他的弱智的递进民主制,他对边民文化的赞美,仍是康梁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疑惧“西方”(现代文明)、企图以东方抗西方的惯性的延续。支那人就是容易高估自己的智力,不甘于做小学生。这不是王力雄个人的毛病。是个深远的传统。
话说回来,七年前读王力雄的黄祸和天葬,的确使我受益疑匪浅,在常识上受益,虽说前者作为小说是本烂书。



苏晓康:崩溃是大一统的宿命

  边疆是地理和权力的双重边陲,王力雄探险西域,挑战书写极限,铺陈藏族维吾尔族兴衰存亡史,沁透对中华帝国的崩溃感。

  ● 北京作家王力雄在新疆考察。

  王力雄说:「一九八四年,我曾一个人用筏子在黄河漂流三个月」──这恐怕不仅是他写《黄祸》的起因,也是他后来二十年关注边陲的一个源头。九一年我初读《黄祸》手稿的时候,不知道他漂流过黄河,我作序曾极力推崇其「崩溃寓言」,而没有发现王力雄更奇特的一点,即他是中国人里很罕见的探险者(explorer),尤其是在他那一代人里──「共和国同龄人」、「红卫兵」、「老三届」?或许,文革大串联和文革后的高考升学,释放、取代了这一代心理上的某些东西,而「上山下乡」尤其「支边」的范围,也曾包括边疆,不过绝对不是「探险」。王力雄则是这个世代的异数。

  「亡天下」里的西域探险者

  「九十年代数次驾驶汽车在西藏长途旅行」,「十几年来,我走遍了西藏的所有地区(包括青、川、甘、滇四省的藏区)」;「从一九八○年,我前后九次到新疆,走遍了新疆每条主要公路,到过所有地区,五次翻阿尔金山,三次穿塔克拉玛干沙漠」──他这种「探险」经历,同龄人里曾有几人?日后,这批同龄人里「大一统主义者」比比皆是,或许跟没有这种经历有关,也未可知。「探险」给了王力雄别一番「眼光」和思路,是显然的。

  「探险」在中文语境里,不具有西方式「拓疆」(frontier)和「殖民」(colonize)的含义,毋宁只是一种山河勘查。比如明末顾炎武,在清兵入关后从江南到北方游历,用两匹马、四匹骡子,驮着书箱,遇关塞险要便访老兵,与书本核对,二十多年里在山东、山西、河北来回奔走,晚年才定居陕西华阴,着卷帙浩繁的《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总结宋代以来不谙地理而至亡国的教训。与三百年前的亭林先生相比,王力雄所处世道,虽无「亡国」之虞,恐已在「亡天下」之列,他又在《黄祸》里进而极言天灾人祸导致文明沉沦;而游历边陲使他所忧患者,更不在华夏汉族的「山河」版图,而在边陲异族的生存危境。二十年间,他也有两部专着发表,关於西藏的《天葬》和关於新疆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

  这两部书,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边疆民族兴衰存亡史,或可称为当代史里的《藏族志》、《维吾尔族志》,无疑也是一种人类学研究成果,甚至可以当作一个智库提供的报告;它们在体例上也很难归类,《天葬》乃是纪实、游记、当代史、人类学研究等多重书写的汇合,展示了历史/现实、神界/人间、政治/经济、困境/出路的立体西藏;《我的西域,你的东土》,则是回忆录、访谈和书信三种体例,综合而成关於新疆的全方位思考。在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的中国,靠一个人的单独力量来完成如此宏大、浩繁的研究课题,真可谓奇迹;若从人类学研究角度来看,王力雄在一种「探险精神」支持下,完成了孤独的田野调查。

  王力雄则对自己有清晰的界定,他说他的基本判断不是来自对文献、资料的研究,而是来自「亲身经历和体验」所提供的感觉──我在许多藏民的牛粪炉旁喝过酥油茶,在不同的寺庙求过宿,会见过各个级别的政府官员,採访过当年的农奴和贵族,也和西藏的驻军打过不少交道。」(《天葬。自序》)他说他搞的不是「学术」,也拒绝提供「真理」、「药方」。

  孤独,甚至恐惧,是王力雄在其西藏述中反覆提到的一种感受:他漂流黄河时,日记里有「高原上的孤寂跟真空一样」、「孤独一个在无边无际的天地和荒凉之中」、「恐惧渗入身心、充满每个细胞」等记载;他并以孤独、恐惧来解释非藏族的「无人进藏」,也强调其为西藏宗教意识的一个人间根源,这种认识主体介入很深的观察,跟他又刻意「换位思考」於客体,形成极有张力的互动,乃是他的边陲意识的一大特色,后文还会涉及。

  他的边陲考察、採访,在近二十年中国平庸的纪实性文字里,是作家拓展书写疆域、突破资讯封锁乃至挑战体力、心力极限的一个特例;更遑论九十年代以后,民族主义升级为官方意识形态,「汉族至上」思潮和话语霸权在民间蔓延,民族问题成为禁区,王力雄在这种氛围下展开他的新疆考察,一九九九年被捕并在监禁中为抗拒逼供不惜自杀,险些丧生。就凭这几点,王力雄也堪称非虚构文学和人类学调查在中国的一个「探险者」。

  对中国「大一统解体」的研究

  由黄河溯源而上青藏高原,是一个双重的隐喻:既在地理上从中原到边陲,也在权力网路上从中心到边缘,所以西藏、新疆等区域,与中国/汉族的关系,也是一个双重的「中心—边陲」,其间複杂的历史、文化、政经脉络,可谓「剪不断理还乱」,而王力雄作为一个来自中原的汉人,他所投射的边陲关注,在这种「双重性」里如何定位,令人瞩目。

  无疑,王力雄面对边陲的焦虑,一直是投向「中心」的,即根本上他是在面对专制中国走向分裂的危机。为什么他写完黄河溃决氾滥之后,马上就意识到一个更大的溃决呢?他从「黄祸」开掘出更深一层的忧患:「大一统解体」研究──他是这个领域里第一个认真的汉人,除此之外,中国只有狂妄的民族主义分子和愚昧的大汉族主义者,其特徵除了武力胁迫、轻言战争,就是阿Q式的恃强凌弱和虚言「反帝」的受虐倾向。比较搞笑的是,当 「说不」世代一浮出地表,中国边陲也响起了另一种「说不」:台湾、西藏、新疆。

  上述三个潜在分离板块中,台湾最抢眼,声音也最大,另外两个板块则沉默得多。其实,「台湾板块」因孤悬海外,中国势力不逮,惟有恫吓和围堵可施,若非岛内尚有国民党和外省人,以中共蛮横的对台政策,此岛恐已裂去。所以,若检视中共「大一统解体」控制方略之成败,要看另外两大「板块」──西藏等於六十六个台湾、新疆也有四十六个之多,「大一统」裂痕已深入骨髓,只是被掩盖着,或者大家装着看不见,王力雄则偏要「哪壶不开提哪壶」,而他那「不是结论」的结论,更指向悲观的「无解」境地,他命题西藏一书便说:「我给这本书取名《天葬》,就是取自这样一种意象──西藏在被撕裂,西藏正在死亡。」人们又何尝读不出另一种「天葬」:大一统中国的解体?

  「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共产党标榜「国际主义」,骨子里却是帝国主义,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皆然。毛从不掩饰其帝王心态,称王「第三世界」,对於中国版图,则是重返康熙的夙愿。毛的民族政策,以「阶级斗争」和无神论折腾有信仰的边疆民族,惹出五九年西藏暴动及达赖喇嘛出走、六二年六万人逃亡的新疆「伊塔事件」;从邓小平开始的「改革」,名为纠「左」,实则改为赤裸裸的控制:经济上的「输血」和「掠夺」双管齐下,并不动声色以移民改变两个边陲的「人口比例」,愈加驱使维吾尔人藏人的离异之心,而弹压变本加厉,庞大国防军沦为护院家丁。

  王力雄的西藏考察始於九十年代,因其焦虑一直投向「中心」,则他对「大一统解体」的思考,势必陷入所谓「改革话语」的罩门。他说:「之所以研究西藏问题,是因为我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挑战会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政治改革能否成功,甚至决定政治改革能否开始。专制权力总是把国家分裂的危险作为拒绝政治改革的理由。」其实不仅中共从无政治改革的丝毫意愿──「改革找死,不改革早死」,中国的「大一统论说」也确有同样的悖论:实行真的自治,便是分离的开始。这是为渊驱鱼的中共民族政策的逻辑后果。民族问题的终结,在於中国未来宪政的设计,须基於「种族平等」原则,否则无从谈起。

  ● 新疆的主体民族维吾尔族人。

  中庸之道与换位思考

  中国人的价值观因欠缺人权维度,则断然不会有种族平等意识,这是「大一统」的死局所在。但是一项人类学研究,对於价值层面的东西,是无可如何的。《天葬》开篇就介绍了西方「主权体系」与东方观念的纠葛,不过我觉得,当代中国人(中原人)对西陲的看法,跟古代(中世纪)汉胡/华夷之间的征伐、怀柔那一套相去不远,只不过羼入了一截「近代耻辱」之后,其「受难遗产」多为负面、病态,大汉族主义特别亢奋,且有「民族自闭」倾向,听不见它的受难者的声音,而汉族精英中,对边陲异族秉持「同情的瞭解」者凤毛麟角,甚至「自由化分子」多数也持「大一统」理念。

  汉唐间有「昭君出塞」、文成公主等西域美谈传颂千古,究竟讴歌的是什么?难道只是那种为汉家「赎身」的奉献,而没有一点对异族「同情的瞭解」?不错,那时强虏环伺边陲,中原积弱,难道如今人家衰落了,我们就连昭君文成也不稀罕了吗?中原的强大,若无盛唐的胸怀在期间,「大一统」只是一个空囊。

  「同情的瞭解」又谈何容易?王力雄的西藏考察,几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同步,而他挣扎其间的轨迹,也是明显的。他告诉亿万汉人(对西藏的常识只有才旦卓玛和小调「在北京的金山上」)几个匪夷所思的事实:高海拔与信仰是西藏文明的「核保护伞」,但边防又成为它的死棋;「大西藏」的「自治」,近乎是共产党丢掉四分之一江山,而一个达赖喇嘛就可以撬动整个地球……对於西藏问题,王力雄避免「斧子一边砍」,试图在北京与达兰萨拉之间找到一个公允的中间点,他几乎是摆足了双方的局限和弱点,以期引向妥协的「双赢」终点,毋宁是中庸之道,一种传统中国智慧。

  这样的「中庸」,被王力雄带到世纪末的新疆,就再也用不上了。偶然的原因,是他的西藏考察模式不能沿用於新疆──他为了一本官方的新疆《文件彙编》而被捕;但深究一下,他遍游西域,进入异族的内心没有?《天葬》里藏人的声音是不是被过滤了?他反省道:「直到我入狱前,走遍了新疆的我,没有一个维吾尔朋友……至今,我未见任何汉人研究者真实展现过维吾尔人的内心。」不能「中庸」的结果,才使他开始「换位思考」,「那次入狱给我的最大收穫就是结识了穆合塔尔。这本书正是因为有了他,才有了现在的角度──不再居高临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维吾尔人中间。」(《我的西域,你的东土。前言》)这本新着乍看没有《天葬》系统面面俱到,却是第一次由汉人替维吾尔人系统地向「大一统」体制发出抗辩,从民族自治、经济分配、宗教政策,直到汉族移民等一揽子冲突、难题,在伊斯兰文明深陷困境的今天,王力雄此书的先锋性,莫道汉语世界无人比肩,在与伊斯兰相抗的整个国际视野里,也是空谷足音。

  中华无奈:帝国骄横,边陲淒凉

  我作序《黄祸》时,称王力雄「有一种强烈的崩溃感一直在内心冲击他」,这是我跟他最有同感的地方,而他的忧虑毋宁首先也在大一统的主体汉人这一边。他致穆合塔尔的信中,谈到「中国离九一一有多远?」,谈到恐怖袭击摧毁三峡大坝,那便是他曾描写过的「黄河大溃决」,变成「长江大溃决」;他又进一步分析中国「大一统」有别於联邦制国家,其解体一旦开始,「可能变成一个找不到终点的过程」,「汉族地区为什么就不可以分离呢?」中国将四分五裂。

  就避免灾难性的最坏后果而言,中心与边陲是均等的。在理念上同情支持西藏、新疆的独立权益,并非难事,难的反而是以平常心检视这种后果的灾难性,这是一种「伦理责任」。王力雄从「换位思考」更走向「设身处地」。他想像西藏「独立战争」的不寒而栗,「为数几百万的藏人将与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进行漫漫无期的较量,承受一场接一场在西藏本土进行的战争和巨大消耗……」;他也对穆合塔尔说:「新疆所有当地民族加在一起,不足中国汉人的百分之一。在人口和实力相差如此悬殊之下,如何指望用战争方式获得独立呢?」而且,独立未始不是继续分裂的开始,因为新疆是民族关系最複杂的区域,并非只有一个维吾尔族,未来的民族冲突会很暴烈。

  王力雄也没有忘记告诉维吾尔人:「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共当年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从不吝惜使用暴力,也毫不顾忌伤及无辜,以今天标准衡量,可算地道的恐怖组织。」他还给穆合塔尔讲了一个当年中共武汉地下党策划刺杀蒋介石的故事,方案选择的竟是在一个群众集会上,一百二十五人一起扔炸弹。在「恐怖主义」的竞赛上,伊斯兰极端分子跟共产党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其实,这已是眼前的事实。后「六四」二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奇迹」催肥「民族主义」,也将「大一统」充填成巨无霸,越发大刺刺的骄横起来,其效应便在「三一四」拉萨事件和「七五」乌鲁木齐事件,皆突发、血腥、扑朔迷离,国际社会如坠五里雾中,眼睁睁看中共将藏维两族玩於股掌之上,事后还不忘朝西方抹泪说它遭到「恐怖袭击」。在世间浑沌的舆论,和众多疆藏问题专家的分析中,我看只有王力雄独到而敏锐,指出新疆「巴勒斯坦化」、中国民族矛盾升级为种族对立;他并指激化原因,乃中共在民族地区实行「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政策,后来发挥成「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其背后的利益驱动,是所谓「反分裂」的职能部门要「吃反分裂饭、升反分裂官、发反分裂财(平措汪杰语)」,而「所谓的「分裂」越严重,帝国赋予这些部门和人员的权力就会越大,输送的资源也会越多。这决定了他们从本能上会希望「分裂」问题始终存在。」这样的凌迫,正在把不杀生的藏民族逼向武力反抗,也把温和的新疆穆斯林激往极端。

  王力雄的崩溃预感越来越严重了。他谈到沙堆结构的「一体性」,达到「临界」状态时,任何一粒新沙的滴落,都会导致沙堆整体坍塌。「大一统」结构正是趋近「临界」的一个沙堆。中共的骄横,恰好是它的无奈──不仅要维系专制,还必须在一个巨型结构里维系,崩溃是难逃的结局。王力雄的另一部《黄祸》正在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