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灾表明现行农地制度危害粮食安全

李子暘 @ 2009-2-12 21:51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iziyang/archives/280335.aspx

　　以中国之大，出现旱涝等自然灾害，本来不足为奇，用不着大惊小怪。以人类现有的技术能力，比这更严重的自然灾害，都不难克服。今年旱灾的特殊性在于，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现象，这些不正常现象暴露出了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现行的农业土地制度不但不能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反而很不利于粮食生产的持续发展，甚至可以说，危害了中国的粮食安全。

　　抗旱救灾，所需无非一是人，二是钱。但这两种要素的供给，现在都很成问题。

　　首先，农民抗旱积极性非常低。本来他们应该心急如焚的。可事实看来好像并非如此。这种现象很发人深省。有论者指出，此次旱灾，各地方并无相应预警和对策，而是一上来就由中央政府发布一级预警。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地方政府首先逐级告急，然后，中央在汇总地方信息的基础上再发布全局预警。怎么可能中央比地方更了解具体情况呢？这只能说明，地方政府对旱灾根本就不重视。而地方政府所以不重视，正是因为种地的农民对抗旱不热心。

　　这种不热心其实不难理解。目前的农地制度造成高度分散的土地格局。每家农户承包的土地往往很少，仅有寥寥几亩。按照目前的粮食价格，即使大丰收，也挣不到多少钱。种一亩粮食，辛苦一年的收入，还不如进城打工一两个月。如果扣除种子化肥等各项成本，就更不堪了。这还没有计算耕种的种种辛劳。进城打工虽然辛苦，但比起春播秋种的农活来，其实还是轻松许多。

　　一方面是种粮食收入不高，另一方面，抗旱、灌溉还要种种投入。况且，许多多年进城务工的农民，早已不熟农艺，更不可能为了那每年千儿八百的收入受苦受累、从头学起。对他们来说，既然旱了，干脆就把今年的粮食放弃了，爱咋咋地。这才是最佳对策。

　　没有理由强行要求农民改变这种对策，除非认为农民是农奴，必须按照其他人的意志老老实实地埋头在那里生产粮食。如果果然有人这样主张，我希望他至少不要以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发言，那样未免太不知羞耻了。

　　农地的水利设施严重缺乏和落后也是抗旱不力的重要原因。国家总理要去亲自拿水管子浇苗，而奉命前去抗旱的武警只能拿着脸盘跑来跑去地一盆盆往大田里浇水。这种生产效率用来制造新闻还可以，指望着真正解决旱灾问题，是绝无可能的。

　　实际上，如果有现代化的水利灌溉设施，旱灾并不是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华北地区算是比较干旱的地区，年降水量只有400-800毫米，但相比更干旱的以色列，水利条件其实强出不少。以色列60%的土地年均降水量只有300毫米，其余地区更少，不足150毫米。但在这样不利的环境中，以色列的农业却高度发达，农产品产量惊人，大量出口，甚至被称为“欧洲的厨房”。凭借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以色列农业用水总量30年来一直稳定在13亿立方米，农业产出却翻了5番。

　　农地的水利设施缺乏和落后，也和现行的农地制度直接相关。高度分散的土地承包，而且还是承包而不是真正的所有，不但没有规模效应，投资的预期也很不明确，这时，如果有农民肯大笔投资，在自己那寥寥几亩承包田里大建水利工程，才是咄咄怪事。

　　而且，以现有农民种粮的收入，即使再加上养殖、经济作物等副业，也不可能给现代化的水利设施建设提供足够的资金。小农经济很难积累起大量资本。农地改造和现代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仅仅依靠农民自己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

　　和工业制造业一样，投资可以在农业领域同样创造出大得多的产出。中国的农业潜力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开发。中国农业还是大有可为的。如果能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中国农业生产的增长还远远未到尽头。

　　不过，现行的农地制度却成为这种大有可为的最大障碍。

　　现行农地制度，除非国家征地，否则禁止土地自由流转出农村集体范围以外。也就是说，禁止其他人购买农地。同时，在集体内部，也禁止土地的自由流转和集中。中国农业基本上还处于小农状态。当然，农民并不会驯服地在那一亩三分地上靠种地为生。其他人想继续让农民当农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农村青壮年劳力大量进城打工。土地撂荒很多。许多乡村都出现了空虚状态。只有老人和孩子留在村里。

　　农民进城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如果土地是属于农民私有的，那么，土地所有权会随着人口的流动发生相应的变迁。土地会集中到在耕种方面最有优势的人那里。重要的是，这种有优势的人并不必然是本村本集体的人。农民仅是一种职业，并不是一种固定的身份——农奴才是固定的身份。如果某个市民认为经营农业的前景更好，他完全可以搬到乡下，购买土地，投资农业。

　　在这种情况下，耕种土地的人将是真正想要在这个领域谋利的人，也是在这个领域最有专业能力的人，而不仅仅是偶然出生在那里的人。对农地的投资也不会受限于现有农民的收入水平。只要有利可图，再大的投资都可能被吸引来。

　　专业化的人才、足够的投资、规模化的经营、灵活的经营机制，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中国农业将爆发出现在难以想象的生产能力。如果小小的以色列可以充当“欧洲厨房”，那么，中国完全可以成为“世界农场”。

　　可惜，所有这一切在现行的农地制度下都很难出现。对于想要投资农业的人来说，如果土地私有权不能得到切实保障，只能得到模糊的承包、租赁等等条件，那么，他们是不可能真正大规模投资于农业的，也不会真正把他们个人的智慧、经验、经营能力等等大量投入农业。只能让那些出生在那里的农民继续耕种那块土地。

　　政策制定者满足于自欺欺人，一厢情愿地以为给农民保留一小块土地，就等于确保农民会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就等于确保了中国的粮食安全。

　　今年的旱灾应该给他们提了醒。现行农地制度下，大量劳力进城务工，没有明晰的土地产权。无人愿意大量投资农地。投入农业的人力资源和资金很少。投资不足已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严重瓶颈。农业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着小农经济的状态和水平，生产能力低下。当然，靠着庞大的土地总量和勤勉的人民，中国农业取得的成就不小。但这种农业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吗？有对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等风险的抵御能力吗？是对珍贵的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吗？

　　旱灾虽然没有对中国农业造成深重危害，但至少表明了，目前的中国农业抗风险的能力是不高的，甚至可以说是很低的。维持现有农地制度的主要理由就是要保证粮食安全，但把农业置于如此危险、低效的境地，实在不能说有利于中国的粮食安全。正相反，这种农地制度可说从根本上危害了中国的粮食安全。一场偶发的自然灾害，或者不期而至的市场波动，就会让亿万中国人民陷入被动甚至贫困。把这种状况称为安全，实在不能让人信服。

　　要想改变中国农业目前这种落后局面，就必须根本变革农地制度，确立起农民对农地的所有权，并允许这种所有权在全社会范围内自由交易。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大量人力和资金投到农业领域中来，改变目前农业的脆弱状态，提高农业生产力，让中国农业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再一次迎来飞跃性的发展。也只有这样，才是从根本上建立和保持中国的粮食安全。

　　我相信，中国改革的下一个突破口必将是土地制度的彻底变革。这种变革来的越早、进行得越彻底，中国的未来就越光明。来得越晚、改革得越不彻底，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努力就将遭到越大的压制和打击。

论“国家形象”话语的泛滥

来源：微光：悖论言说

这几年来，国内的学界，尤其是传媒研究界，流行所谓"国家形象"的研究，几乎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尤其是2008年，一系列事件牵动着各中事关"国家的话语神经。这个话题的常见问题包括：为什么西方媒体总是"妖魔化"中国的形象？如何才能建构我党和我国政府所需要的"正确的"国家形象？大众媒介如何才能更好地为这个目标服务？

我并不想去争论这个问题是否具有真正的学术价值，而是想看一下"提出"这个问题，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逻辑，以及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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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这个词本身，本意指一个人在别人眼中所具有的一种面貌或者印象。很多时候，这个形象，其实是一种自我想象的产物，就是所谓"镜中自我"，就是去想象自己在别人眼中会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形象。

如果把这个大致的界定套用到国家上，那么提出形象的问题至少说明：中国人其实非常在乎别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国家。由于这种渴望了解别人想法的心态是如此急切，以至于他急不可耐地在自己的脑子里想象别人会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当这种心态与长达两百年的民族主义的被迫害和被蔑视者情结糅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这样一种强迫症：自大无知的西方世界，总是要丑化我们，把中国描绘成一个魔鬼的形象。更为严重的是，当他把西方叙事中的"丑化"倾向，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和谐"的信息秩序相对比的时候，他的这种被丑化者情结更加强烈了，内心的愤怒也就更加疯狂地燃烧起来。

悖论在于，国家形象问题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它诅咒的对象和期望获得抚慰的对象，都是西方。它指责西方"妖魔化"了自己，另一方面，它又没有宣布中止对正名的强烈欲望，没有宣布不再在乎西方的"正面呼应"。前者似乎表明了这个国家及其主体性是强烈而不容置疑的，但后者却又立刻解构了这个主体性。前者是自尊的凸现，后者却又隐含着自尊的缺失。这正应了一个常识，自大总是与自卑比邻而居。这个突出的逻辑矛盾，在当前的研究中非常突出，如果它们还能算作研究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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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是一个话语的建构过程，换言之，它反映的并不是一种现实，而是对现实的建构，是在创造一个新的事实。就像每个人心中有一部不同的《红楼梦》，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不同的美国。正因为如此，伊斯兰激进分子眼中的美国，与一个中国普通公民眼中的美国是不同的。

所以，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反映现实的问题。从实际历史进程来看，现实是权力的产物。但从一个理想的状态看，现实应该是主体间相互建构的产物。这就是说，平等的主体间的互动创造了彼此公认的现实，所谓想象也应该包括在这个现实之中。权力只是扭曲了这个过程，但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现实的建构性。权力的作用是使得这个建构过程更加扑朔迷离，而不是打破建构的叙事。

从这个角度看，当前大部分国家形象的论说，在逻辑上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把形象问题看成一个事实的问题。"妖魔化"的说法，就隐含着这样的前提：事实被扭曲了，现实应该有一个真相。但这样的前提，在建构的观点中，是一厢情愿的。如果命题的知识论基础是站不住脚的，那么这样的命题还有什么价值？他除了能够增加我们义愤填膺的民族情感和对"敌人"的仇恨之外，除了能够为官方的政策提供修辞注脚之外，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它除了把自己变成一种赤裸裸的意识形态之外，对于增加我们的知识，丰富我们的世界观，其实一无是处。最关键的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形象问题，是个死结，是个无解的绝望的结局，因为"误解"（或者民族主义意识所喜爱的标签：别有用意的抹黑）是无穷无尽的。从对应论的世界观出发，企图去彻底消灭这种差别，实现信息沟通的和谐世界，就像要在十年内实现共产主义一样，无异于痴人说梦。

3

试想：为什么被 "妖魔化"的总是我们？为什么只有我们才这么在乎自己的形象？《环球时报》和《国际先驱导报》那样的以"妖魔化"理论为旗帜的媒体是不会思考这样的问题的。这就像许多人反思苏联倒台和东欧剧变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的想：这都是西方和平演变捣的鬼。而从不会想：为什么被和平演变的总是我们？不是说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吗？如此之大的优越性为什么还是抵挡不住"和平演变"？那不只能说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吗？

之所以必须要这样提问，在于提醒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应该善于从自身内部去分析，而不是一上来就找外部借口。目前所见到的所谓"国家形象"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停留在这样的思维层次上。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敌人"是天生要敌视我们的，所以他们要摸黑我们，所以他们要扭曲报道。这就是中国国家形象问题的来源。

可是，果真如此吗？即使不能说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利益的差异和较量不是主要的因素，但把它说成唯一的原因，不是一种思维的惰性，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修辞惯性。这种逻辑之所以是错误的，在于它忽略了形象是主体间的产物，不绝对是别人的问题。它忽略了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国家的千年历史，以及作为一个***极权国家几十年的历史。它忽略了一个国家的公民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法制、政治制度、经济秩序和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要素，对作为一个具有个性特征的国家的形象所产生的影响。如果省略了这些历史性的和制度性的内因，而去单纯探讨国际传播中的形象修辞，不是因为无知，就是因为无耻。

4

在今日中国，常识是除了诚信之外最缺的事物。在所谓"国家形象"问题的讨论中，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国家等同于党和政府。前者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存在的几千年的事实，而后者则是一个仅仅存在了几十年的政权。就像我们看到的类似"国庆XX年"这样的错误一样。

于是，很多所谓的"国家形象"的"研究"，实质上是对政权在国际层面上合法性的一种修辞和包装策略的论证。考虑到当前的党国现实，不难理解，没有独立人格尊严的人，是如何迫于学术体制的压迫，而就范于权力恩宠的阶梯之下的。

由于这种不能挑明白的制度困境，"国家形象"的"研究"最后只能变成一种指责，指责西方的"新闻自由"以及"客观独立的报道"是虚伪的，是假的。可是，指出别人患有痔疮，就能治好自己的痔疮？就能说明自己是纯洁的？

恰恰相反，这并不是什么重大发现，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绝对的新闻自由都是不存在的，绝对的客观独立也都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这个路人皆知的事实，并不是什么新闻。它之所以此刻变成了研究者和政策宣示者们的"重大发现"，在于它为构建"仇恨"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此处极端缺乏新闻自由和客观独立报道的现实提供了借口。这种心态不是把自己瞄准一个更完善的标准，而是把整个世界拖到和自己一样低下的水准。

可是，这样的逻辑很光荣吗？很理直气壮吗？还是很无耻？

无论新闻自由，还是客观独立的报道原则，从来都没有宣称自己是绝对的。相反，它们承认自己的限度。原因在于，它们都是人的产物，都是在人造的特定制度下运作的。但它们并不因此就没有价值，也并不因此就可以与专制制度下的新闻钳制和言论压迫相提并论。西方媒体和舆论在国际上之所以始终占有优势，始终能够把握话语权，除了政治经济上以及国际秩序中的道德优势等原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恰恰在于它坚持了经过一百多年发展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自由、客观、真实、独立的报道，它的力量并不在于它能够绝对的实现这些价值，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价值是美好的，是值得追求的，是不容否定的。这就是理想的力量。理想的美好，并不因为现实的不完美性而丧失它的价值。

那些用一种仇恨哲学来批评新闻自由和新闻职业信念的人，恰恰是一些丧失了理想追求的人。他们臣服于现实的牢笼，迷失在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窠臼之中。也因此，他们永远不能理解，他们的"仇敌"为何总是能够占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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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省略了这些历史性的和制度性的内因，而去单纯探讨国际传播中的形象修辞，不是因为无知，就是因为无耻。”——说的就是下面这样的。

附：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论“国家形象”

美国人给中国人上了一课 中国外交需更多造词


　　适时的外交概念创新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外交战略，在这方面美国值得我们学习

　　日前，一位美国朋友在和笔者讨论奥巴马外交新政的时候说，其实奥巴马不见得会和小布什有太大的政策差别，毕竟美国对这个世界的要求以及自己拥有的手段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然而白宫新人入住，一定会发明出不少新概念，用“新词”把美国的政策“重新包装”一下，凸显和前任的不同，给世界带来一些“新意”。

　　美国人给我们上了一课

　　在坚持大战略不变的前提下，不断推出外交新概念，总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来吸引眼球，原本就是美国外交决策和顾问圈子干惯了的事情。美国人先把中国称作“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进而参照印度人兰密施的“中印共舞/龙象共舞”（Chindia）发明出一个“中美共治 ”（Chimerica），却始终不肯同意中国参与国际空间站，也不肯把恐怖分子嫌犯交给我们。自中国在美国的世界天平上重得让美国再也无法忽略那天起，美国对华遏制加接触的两手战略便从来没有改变过。

　　也许我们有时会觉得美国人说一套做一套有点不够真诚，但必须承认，美国不断用新概念“圈住”我们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战术。多年来，美国人正是在自己强大硬实力的基础上，在保持对华战略基本面不变的前提下，利用灵活多变的外交概念调整牢牢地把住了中美关系的话语权的。我们可以不认同美国的对华防范心态，也可以反对美国对华的很多具体政策，但我们却不能忽视“概念外交”的巨大作用。

　　中国需要更多原创概念

　　在中国不具备推行“软实力”的“硬实力”（这两个概念也是美国人的发明）以前，谈论概念外交或许有些奢侈。其实也未必，半个世纪前，一穷二白的中国创造出的概念也曾在国际关系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有些概念还一直流传到现在，比如说“三个世界”、“东风压倒西风”等等。更何况如今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完全有能力让世界更加认真地倾听自己的声音，尽管有的时候别人还听不懂我们的语言，比如著名的“不折腾”。直到今天，这个词也没有得到精辟的英语翻译，但西方和全世界还是领悟到“buzheteng”背后所蕴含的东方式沉着。

　　我们需要更多的“buzheteng”，就像美国人不断需要发明出“smart power（巧实力）”这样的新名词一样，并不在于这些“新词”能让人从中体味到我们外交战略的调整，而在于适时的外交概念创新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外交战略。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战略保持了惊人的长期稳定，这也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保证。然而，即使是一个50年不变的政策，也需要不断地“重新包装”，以强化人们的记忆，加深别人的印象。

　　外交理念需要深入人心

　　这正是美国人的拿手好戏，比如说约瑟夫·奈的新词“巧实力”，其实不过是要求美国将“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得更聪明而已，一个战术的层面的概念，经过包装，却被抬高到“大战略”的高度。

　　而在战略的确需要调整的情况下，推出新概念就更加重要。还拿美国人说事儿， “9·11”后的《通过为拦截和阻止恐怖主义犯罪提供适当手段来团结和加强美利坚合众国法》如果不是被精心安排得，能够将其英文首字母缩写为《美国爱国者法》，其命运将会如何？“任何严肃的项目，简称都是首先要确定的，甚至在付诸实施前尽人皆知”----美国政治的这一传统做法不但适用于美国的立法，也应该被借鉴于中国的外交。

　　考虑到中国在话语权方面并不占据优势，这一点甚至更加重要。这是因为如果我们不用一个能让人一目了然过耳不忘的词汇概括我们的战略，别人便会来给我们的外交政策“起外号 ”，就像西方用龙和熊猫来指代中国的两种战略走向一样。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式误读----熊猫是温顺的面条师傅，而面条一样的龙则四处吐火。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类比，还如何称自己为“龙的传人”呢？

　　其实，概念创新原本并不是美国人的发明，自远古时期起，这一套便被所有大国娴熟地运用着，从17世纪法国人对“天然疆界”的追求到19世纪英国人对“ 光辉孤立”的崇拜，概莫能外。外交并不仅仅是“怎么做”的问题，很多时候，也是“怎么说”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外交官、学者乃至于民众应该做出更大的努力。

德国之声：中国：采购指数上升出口滑坡

中国经济 | 2009.02.11

不久前,当中国总理温家宝到访欧洲期间,曾宣布中国经济复苏初见曙光：也就是说已有初步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开始从经济危机的重创中得以恢复。今年1月的中国采购管理指数就证实了这一点：此一数字略有提高。然而，1月11日公布的中国出口统计数字却非常糟糕。记者从上海给德国之声发来如下报导。

中国出口大幅下降，其降幅为10多年来的首次。中国海关宣布，与2007年1月相比，今年出口额同比下降17%。进口额减少43%，再创历史新高。中国相关经济分析师们表示，如此降幅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花旗银行驻上海经济学家彭肯指出，这些数字非常糟糕。在未来数月里将给就业市场带来极大压力。据估计，2000万人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中心失去就业岗位。

JP摩根的中国问题专家乌尔里希女士说，进口下降表明中国内需低迷,与此同时，进口大幅下降展示了此次危机的严重程度。每年，一半进口中国的商品均在中国接受加工处理，之后再出口其他国家。这尤其涉及中国的重要客户-亚洲邻国。

然而，美林银行的分析家们则强调指出，1月的统计数字因一周的春节假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则试图发出乐观之声，称如果将这几天排除在外进行统计的话，中国1月的出口额与去年12月相比尚有所增加。在工业地区的政府机构希望能帮助出口公司解决生产过量的问题。据新华社报道，中国政府或许会出台尽一步的减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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