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4日 星期五

谁最有资格代表东躲人民?

朱老师当然不是犯低级错误。朱老师要是在这上面软一软,那才是低级错误,顶戴花翎还不比支那东躲切要吗?别说朱老师,就是胡爷爷也不能冒这险。这个机器里的人,共同价值观理所当然地建筑在仕途和任期上。
它的一切不合逻辑的乖张言行,都不是因为“被最害怕老佛爷回归的人劫持”,而是被这架机器本身劫持了。



丁一夫专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到中央最近和老佛爷代表商谈没有结果的时候说,和老佛爷的代表谈判,只是要谈老佛爷怎样“争取中央和全国人民的谅解,解决其个人前途问题”。对于老佛爷一方提出的谈判条件,除了斥为分裂活动以外,把话说绝了,说老佛爷“连个合法身份都没有,说得客气一点,你们提出这个问题是不适宜的。说得直白一点,你们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的资格。”

这就奇怪了,既然是这样,那堂堂大国中央,干吗要一而再,再而三,持续十数年,多达七八次,和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老和尚谈判呢?虽然党的统战工作经常会关 心一些个人的前途问题,可是无一例外这些个人必须是能做些对党有利的事情来换取的。既然中央认为老佛爷根本微不足道,东躲人民在中央领导下已经过了半个 世纪的幸福生活,这半个世纪里,两代人都成长起来了,东躲人民已经和老佛爷没有什么关系了,那干吗还要费这个麻烦来谈老佛爷的个人前途呢?

朱维群当上统战部副部长的时候,他的前任大概没有把“历史的经验”告诉他。

将近三十年前,文革结 束拨乱反正的时候,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主动邀请老佛爷派出私人代表团,“回国看看”。邓小平亲自接见了老佛爷的代表,提出了“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并且主动请老佛爷的代表到躲区去看看。在老佛爷代表们前往躲区以前,中央询问当地政府,能不能保证这些代表的安全。当地政府回答说,他们已经在群众中做了工作,要求群众不向老佛爷代表吐口水,扔石头。在他们的想象中,“翻身农奴”见到了以前的农奴主,这样的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

老佛爷的代表来到躲区,遇到民众狂热欢迎。他们所到之处,被远道赶来的群众久久包围,人们跪在他们面前,哭着喊着,恳求老佛爷回来,喊着老佛爷万岁,场面惊心动魄,以至于中央不得不让老佛爷代表提前返回。但正是躲人的这一自发行动,促使胡耀斑亲自访问东躲,正视躲人自己的意愿,促使当时的中央领导班子对东躲政策的纠错。

可惜这一出乎所有人预料的事件,从此在中文的任何书籍文章和文件里消声匿迹,再也没有人提起。这是中央政府治躲政策的一场恶梦,但愿快快忘记。中央对躲政策,在以后强化威权体制以后又一次转弯。但是,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请老佛爷或者他的代表到躲区去随便看看了。

如今,朱副部长如此极力贬低老佛爷,其实犯的是低级错误。中央政府和汉地群众,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能力理解,老佛爷在躲人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他们要么把老佛爷看成一个失势的政治人物,要么就看成一个垂垂老矣的老和尚。他们不理解,对注重精神世界的躲民族来说,老佛爷是无可替代的,是永恒的。

老佛爷是人类政治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古今中外,政治人物不论以前有多少权势,不论原来有多少效忠者,一旦被逐出而流亡,其权力真空很快就会被后来者填补。一旦新的权力结构得以巩固,时日越久,旧的权力结构就越难“复辟”,十年二十年以后就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里。老佛爷却是一个例外。在人类政治史上,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政治人物,流亡半个世纪,他的人民已经成长起两代新人,这些人甚至都毕生看不到他的一张照片,甚至不能说出他的名字,却依然忠实于他。搜遍中外历史,你找不出第二例来。

朱副部长如若不信,那就请和你的谈判对手,你极力贬低的老佛爷的私人代表,一起到躲地躲人中间走一圈,随便看看即可。

如今中国政府的对躲政策,已经被一些最害怕老佛爷回归的人劫持了。这里面有些人是当年的红卫兵头头,如今东躲的执政者。他们其实是明白的,最有资格代表 东躲人民的,不是他们,而是老佛爷。他们拼着命也要阻挡老佛爷的回归,于是把攻击贬低老佛爷的话说得那么凶,那么恶,那么绝,让中央政府无法掉头。 可是,中央政府自己应该明白,老佛爷倡导的“中间道路”,公开宣布不追求独立,只要求躲民族的自治,是一条对汉躲民族都最有利的路。堵死了这条道路,并没有解决东躲问题。汉躲两个民族比邻而居,如果处于一种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如果躲民族因为不能迎回他们的精神领袖而感受痛苦,如果躲人只能在心底里默默 咽下他们的怨屈和愤怒,那么他们总有一天还会反抗。躲人是不是满意,躲人过得是不是幸福,躲民族想念谁,谁最有资格代表躲人,中央政府应该去问躲人,而不是问自己,或者问汉人。堵死了老佛爷倡导的“中间道路”,想拖到老佛爷去世而最终解决东躲问题,这是痴人做梦。要知道,世事万变,中国政府和社会,也有自己的内外问题。等到有一天这些问题爆发而引起大变之时,就是长期遭压制而积累了愤怒的躲民族最终独立之日。今日国人若不想因失去东躲而被后代骂,那就尽早回到老佛爷倡导的“中间道路”上来。

陈志武:冷静应对美国金融危机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终结。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日前为香港天大研究院(www.tiandainstitute.org)撰写的文章指出,面对危机的冲击,中国需要冷静应对,更不应因噎废食进而否定金融创新、否定金融市场的发展,相反,中国现在要从投资驱动型的模式向消费驱动型的模式转型,就要靠信贷来促进消费,然后靠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而这恰恰是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内容之一。

他认为,中国对金融市场的“超度监管”,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但实际上这个代价正在以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其表现之一是国内消费难以增长,其代价是使中国经济必须靠出口拉动,而过去的这种增长模式也差不多走到尽头,WTO“红利”已经被用完,出口市场也难以继续扩大了,所以,中国如果希望依靠内需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恰恰就需要放松对金融的管制。以下是陈志武文章的全文:

冷静应对美国金融危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陈志武

自2007年初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到今天已经进入全面高潮,对美国以及国际实体经济的影响正在加速恶化。从现在看,虽然金融危机在多国政府的联手救助下会较快平静下来,但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会继续深化,至少到明年底。身在危机之中,我们当然容易情绪化,也容易因噎废食进而否定金融创新、否定金融市场的发展。只不过,对中国而言,摆在面前的挑战以及针对未来的政策选择是逃避不了的,在这种时候,冷静的思考显然更有建设性、更有益。

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终结?

许多评论围绕着下面这几个话题:这次危机是否意味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终结?中国还是否需要发展金融或者说美国式金融?这次危机会不会终结全球化?等等。我们先看看第一个问题,这能启发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未来的走向。

美国金融资本主义肯定还会继续。这次危机所带来的冲击很严重,是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但是,既然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都没有终结美国金融经济,反而是之后将其强化,那么,这次也不会从本质上改变其经济模式,因为这次危机主要的影响是在量的方面,而不是质的改变。所谓的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包括很多内容,例如,靠信贷来促进消费,然后靠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这种发展模式不是美国专有的,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这样的模式,实际上,中国现在也要从投资驱动型的模式向消费驱动型的模式转型。

美国在19世纪后,基本是靠消费拉动增长,其原因是自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到1900年前后,工业技术发展已经使人类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从那以后的现代社会之所以要靠消费驱动经济,是因为工业技术、农业技术已足够完善,物质生产能力不再是问题,不怎么费力即能满足物质消费需求。也就是说,制约人类经济增长的不是生产能力不足,也不是投资不足,而是消费需求跟不上,消费是增长的瓶颈。

就像河北的孙大午先生在今年暑期跟笔者所讲的,他新建的自动孵鸡工厂一年能养几千万只鸡,只要有需求,他可再扩大生产能力,一年可以生产几亿只鸡,大午集团有能力透过扩大生产规模满足人民对鸡的需求。他说,增长的关键原动力是市场消费需求。

而孙先生谈到的挑战,是整个中国经济所面对的挑战,也正是美国19世纪之后所一直面对的挑战。

那么,如何产生更多消费?或者说,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减少社会的储蓄压力、刺激人们的消费呢?这即是各类金融市场发展的目的之一,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教育贷款等,还有在这些借贷金融品种的基础上将其综合打包形成证券化,以此扩大市场的融资能力并降低借贷成本,这些都是为了缓解因为个人在不同年龄时收入不均匀而导致的消费高低不同问题,也为人们提供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各类基金等金融品种,安排好未来各种可能的生活需求,以减轻青年、壮年时期的存钱压力,从而促进消费。

比如说,对于多数人,年轻时是一生中收入最少但又最需要花钱、也最能花钱的时候;年老了钱最多,可那偏偏是消费愿望、消费需求最少的时候。——这种收入随年龄而增长但消费需要随年龄而下降的矛盾,恰恰是金融交易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借贷契约实际是为了实现价值在不同时间点之间的转移配置。总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以及其它相关的金融发展,都是围绕着把人们从存钱压力中解放出来,进而释放消费的动力。

因此,离开了金融市场,消费驱动型经济是难以生存、发展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也是后者的催化剂。所以说,不仅美国不会因这次危机而改变其模式,而且如果中国要从生产投资驱动型、出口驱动型经济向消费驱动型转型,那么,也必须走金融深化发展的路。

为什么人类社会最终都要走消费驱动型经济模式呢?道理很简单:除非从今以后每个人每天的食物需要、生存需要出现根本性的增加,一天不是只吃三顿饭而是十顿饭,一人不是只穿保温所需要的衣服而是天天穿100套衣服,否则,因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能力过剩、进而只能由消费驱动增长这样的进程就会出现停滞。但这样的历史过程是不可逆转的,于是只好通过金融市场来推动发展所需要的消费增长。

必须承认,过去几年,美国住房按揭贷款市场是走过头了,出现太多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结果造成今天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还在发生,对美国和世界的负面冲击还需要一段时期才能消化。但是,美国和全球各国都会在监管架构与法治架构上进行所需要的改革,同时,通过纠错机制改革,美国的金融化、资本化能力必然会再上一层楼。金融危机对美国已不是新鲜事,自1850年代到现在差不多每十年左右重复一次,每次起因和形式各异,但都促使金融法律与监管体系的改良,让美国整体资本化和金融化能力更上一层楼。正是这一次次危机让美国金融经济的深化成为可能。显然,美国的金融和经济模式没有因为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从根本上改变,反而是因此得到了强化。也正因为金融市场对现代经济的基础性作用,美国一定会透过这次危机进行相应的改革,从而走出危机实现新的出发。而在技术上,也会把以前没有在正式交易所交易的许多金融契约证券,通过成立新型证券交易所,让它们能正式公开挂牌交易,增加透明度,减少系统风险。

中国的应对措施

那么,这次金融危机最终对美国实体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是什么呢?首先当然是让美国和全球的金融机构付出代价,中国的外汇储备和商业银行、日本的银行业都已付出代价。其次是美国经济和社会受到冲击,消费信贷和其它信贷严重收缩,不仅美国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贷款、投资会更加谨慎,而且其他国家的机构和个人给美国提供的信贷、资本会大幅下降。因此,美国未来一两年的失业率会上升,消费需求会出现实质性下降。所以,这次金融危机将压缩美国的信贷消费,使这种经济模式在规模上下调,但不会是终结。

接管“两房”、动用政府资金解救AIG、花2500亿美元入股数家大金融公司、以及国会通过7000亿美元由政府购买呆坏资产项目之后,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在今年和明年至少多增一万亿美元,再加上伊拉克战争开支等,美国财政赤字会快速增长,需要发更多国债。这会把本来提供给民间、企业的资金转移到政府手里,压缩经济增长和民间福利的空间,而且使美元倾向于贬值,进一步打击国际投资者投向美元资产的意愿,减少美元资金的供给。

因此,从许多方面看,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深远,是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打击面很广、也很深。在未来两年会削弱美国经济实力,导致中国对美出口出现下滑。特别是因为全球经济也因此全面受到打击,对中国这种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而言,接下来的两年会面对严峻挑战。

面对外部需求很快下滑的严峻挑战,中国经济今后必须靠国内消费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模式要转型。我们看到,次贷危机的深化恰恰发生在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模式走到尽头的时候。亦即,中国过去那种靠投资拉动增长、靠出口为快速增长的工业产能提供出路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到2007年,即使没有次贷危机,这种增长模式也差不多走到尽头,WTO“红利”已经被用完,出口市场也难以继续扩大了。在这种时候又碰上次贷危机,两者加到一起,大大改变了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必要性,转型已经是没有选择,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强化国内需求增长的能力,让中国经济今后能靠国内民间消费的增长来带动。

可是,看看中国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近年来在逐年下降,去年降到了35%,而其他国家都高于70%。中国居民消费显得太弱了。

如果说次贷危机是美国自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至今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的话,那么,中国经济转型的挑战也是近30年最大的一次。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每次面对挑战,包括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经济和西欧经济总体上还在靠信贷消费拉动着增长,更何况以前中国商品占全球市场的份额还很低、出口空间还非常广阔。在此之前中国都能靠增加投资、加速工业化、依赖出口来让经济走出困境,走出挑战。但是,这次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比前30年严重,这下得靠内需来解围了。

正如上面谈到的,从长远看,中国必须加快金融市场、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否则,从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模式的转型只能是一种愿望。但是,这又碰到一个障碍,因为中国对金融创新、对金融业监管得很死,不经批准,任何金融交易都是违法的,而这次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也恰好被一些人拿来证明中国对金融市场超度监管的合理性。

一定的金融监管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希望依靠内需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话,中国恰恰需要放松对金融的管制,因为美国和中国的情况代表了两个极端。在美国,金融创新可以说是完全放开的,出了问题再说,没出问题可以完全自由。而中国则是,如果没有政府批准,任何创新都不行。我们知道,监管从本质上是反应性的,是对已经熟悉的事情而为的,但创新顾名思义是以前没有的,是创造出以前不熟悉的东西,所以,从本质上,创新是不应该监管的,否则逻辑上就有矛盾。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如果在金融方面的创新不显著,那其他行业也不可能实现创新。中国式的监管,并不能够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就好像把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不让他去学游泳,他当然不用担心被水呛到,但他也学不会游泳,等他下次掉进水里,他就会淹死。

美国允许自由的金融创新,当然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不奇怪。因为必须通过出问题,才知道什么地方应该要有监管。从这个意义上,因为次贷危机引发的问题,美国对证券、投行的管制,肯定要比以前增加。现在这么多的投行需要联邦政府和美联储提供保护,那以后美联储和其他的政府机构,就要建立起防范、监管的制度,来避免危机的发生。

中国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但实际上这个代价正在以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其表现之一是国内消费难以增长,其代价是使中国经济必须靠出口拉动。所以,为了经济模式的转型,中国必须学会游泳,即使要交学费,也应该学。

从短期看,为了应对这次危机,中国应该用退税、减税以及国有资产民有化改革来刺激经济增长。央行已经将基准利率下调了两次,同时将中小银行准备金率也下调,这是第一步,但仅仅靠货币政策还不够。

还必须给企业减税,并给中低收入家庭退税。比如,月收入低于5000元人民币的个人或家庭,政府可以考虑给他们人均退/送税1000元,以这种方式帮助中低收入家庭,并刺激国内消费。按照美国的相关数据,其中一半的退税会最终转化成为消费,平均每退税一元可以创造1.35-1.4元的GDP。按照这一计算,如果中国采用这种退/送税政策,明年的GDP可以多增长4% - 5%左右。如果没有这种财政刺激,中国明年保持9%以上的增长速度难度会很高。

过去,中国习惯于通过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但现在的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基础设施也具备规模,再靠增加投资已经效率太低,会有太多浪费。现在,应该通过财政退税、减税,把钱留给民间社会、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去花,以此带动民间消费的增长,既刺激经济,又推动经济模式向内需转型。

要拉动中国内需,占中国十三亿人口八亿之巨的农村市场,是一个关键因素。而要拉动这个巨大的市场,中国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根据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国要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中央也有决心要加速把土地权还给农民,并允许土地的自由流转和抵押,以此给农民以资产性财富,提升农民的消费信心,增加农村的消费和民间投资需求,从而带动中国经济走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困局。

分田分地真忙

宝宝心热如火,分田分地真忙。只要熬过任期,管他鸩酒砒霜。

http://www.bullog.cn/blogs/qianliexian/archives/213123.aspx

各省进京分切投资 发改委周边酒店爆满
2008-11-13 14:36:00 21世纪经济报道 【 浏览字号: 大 中 小 】

本报记者 肖 明 北京报道

11月12日下午,北京三里河,宾馆、酒店全部爆满。

停车场上停满挂外地牌照的车辆:河北、内蒙、山西、陕西……不少车还挂着京西宾馆“国家发改委工作会议”的牌子。

就连深居于居民楼小区,要拐几道弯才能找到的如家快捷酒店也门庭若市,服务台工作人员告知那些晚来一步的来客:对不起,100多个客房已全部住满。

如家快捷的服务员说不清楚这家经济型酒店这两天生意突然好起来的原因,但地图说明了一切——如家快捷酒店的位置,距国家发改委大院不到半站路,对于那些两天来从各省涌进京城的地方官员们来说,这样的距离在眼下这一时点上意味着什么,是很清楚的。

全球金融海啸冲击波在蔓延,为稳定国内经济,11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了在两年内以4万亿元投资刺激经济的方案。其中在今年底前向各地新增1000亿元投资。本周一,国家发改委召开紧急工作会议,开始这1000亿元的“蛋糕”的切割。

从那一刻起,国家发改委所在的北京三里河,就成为当下中国的焦点。赶赴这场千亿元盛宴的地方各路人马就迅速在京城集结,国家发改委周边住满人,连周围胡同的地下室也住满各地来客,“全是各省市来跑项目的”。有种说法是,那些胡同的地下室旅馆,三天来客房价已从80元涨到了150元。

不但酒店、餐饮生意火爆,三里河的各个复印店的机器也在不停地疯转,将各省官员带来的准备上报国家发改委的项目报告书复印或装订成册,有的报告书被复印装订了10多套,垒砌来有一个书柜隔那么高。

国家发改委对各地项目的取舍原则是,要在近期以最快的时间,将钱花下去,以尽快形成实物投资量,刺激经济迅猛快速增长。

三里河爆满

“这两天每天都加班加点,各种会议密集地开,现在我们大楼里全是各省发改委的人。”11月12日,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发改委几乎所有司局都在忙活这件事,而各省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发改委主任不断穿梭在各个司局召开的专题会议上。

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赶12月底之前,把这1000亿元全部花出去,“按上面精神,这1000亿不仅仅是拨付下去,而是要‘花掉’,必须要在这50天内全部花出去。”上述发改委官员解释了任务的紧迫性。

按照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11月10日京西宾馆举行的紧急会议上的形容,发改委各部门正在“夜以继日”地加速完成具体的分配方案。

国家发改委十万火急,各省市跃跃欲试。据一位与会人士描述,在11月10日的会议上,与会的全国各副省级城市的发改委主任神情凝重,聚精会神地聆听张平的讲话,“几个小时下来,连上厕所的人都很少。”

会后的三天里,各地进京官员积极活动,为本省的项目争取投资。“现在是谁的项目好,谁就拿走这笔钱了,地方争抢得很厉害。”上述国家发改委人士说。

“我们这次准备了几个能源化工项目,已经上报上去了”,11月12日下午,来自北方某能源大省的一位市招商局局长对记者说,“估计这些项目获批的问题不大,只是能争取到多少投资的问题。”

这位局长住在国家发改委办公楼对面的一家饭店里,同住在这里的,还有一些尚在准备投资报告的地方人士。“时间太急,我们很多项目的报告都还没有弄出来。”其中一位地方官员告诉记者,说话期间,他拿起电话接通本省,语气焦急地下令:“务必在今晚以前将环评和投资审批报告传到北京,再晚就报不上了。”

进京来“跑部”的,除了各地的发改委、招商局官员,还有企业界人士。来自长沙的泰格林纸集团规划发展部副部长童勇说,他们准备了湖南怀化的某一个纸浆项目上报,目前报告书还在准备,正在与当地发改委加紧协商。

据了解,泰格纸业集团在怀化制浆项目总投资43.7亿元,2005年底获国家发改委核准。该项目年产商品木浆板40万吨,年创销售收入26亿元,年利润6亿元,上缴各种税收4亿元以上。通过拉动上下游关联产业发展,可使全市农民年平均增收300元以上。

童勇说,这一项目能带动相关产业,制浆造纸一倍的产值可以拉动相关产业近十倍的产值。平均浆厂1个用工可创造11个就业机会,据初步估算,项目的浆厂建设投产后可间接为社会提供近2.5万人的就业机会,带动怀化及周边20多个产业的发展。因此,童勇对项目获批抱有信心。

“快”字当头

据了解,国家发改委已确定1000亿元投资主要投放到七个领域,这被称为“6+1”。

“6”是指,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1”是指地震灾区的恢复重建工作。上述“6+1”项目都需要加快建设。

11月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刺激经济措施“出手要快”,因此,一个“快”字成为选择项目的重要原则。

张平在11月10日的会议上说,对于在建项目,新开工项目要优先,这些可以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这是应急的措施,这些钱要快速进去,能马上产生效应,如果钱给了你这个项目,“到了明年人代会,钱还在账上,那这个项目就需要取消”。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也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这一次安排的资金将优先给符合投向的项目,主要要形成实物的投资量,其中像设备购置、建筑安装(等指标)将作为参考,这方面会积极启动符合要求的开工新项目,同时对于再建项目,能尽快把资金吸收进去的也会优先考虑。

“用混凝土的”受青睐

出于“快”的考虑,由于北方各省很快要进入降雪季节,1000亿的投放相对偏重于冬季施工气候适宜的南方,南方混凝土之类的项目受青睐。

比如广州即将在2010年举办亚运会,广州发改委人士认为,广州加快场馆建设的投资现在恰是时候,这方面中央资金可以大有作为。

为迎接2010年亚运会,此前广州预计的总投资是100亿,在亚运城投资就超过50亿元。广州亚运会将会使用79个体育场馆,包括55个比赛场馆,其中新建场馆12个,改扩建场馆67个。其中,目前亚运城内各区域已陆续进入工程期,明年前将陆续竣工。

但同时,北方的一些好的项目仍然会得到兼顾,比如,“购买农机和烘干机的(项目)也会批。”张平说。

吉林大成县江源公司这次带来了一个生物氧化清洁纸浆项目,该项目2007年4月份就已动工,项目总投资59亿元,全部达产达效后年底可产纸浆200 万吨,实现销售收入70亿元,利税38亿元。该公司一位人士表示,这一项目已经准备上报国家,争取2-3个亿资金,预计能形成投资9万吨生物氧化清洁纸浆生产能力。

这位人士认为,这个项目属于以紫穗槐为主要原料进行纸浆生产的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工艺相比,该项目具有无氯漂白、无污染,有利于节省资源、治理水土流失,符合我国产业政策及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属于“6”之中的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

据了解,为了保证这次投资出手快,国家发改委接下来将组织多个部门,向全国每个省市派出一个纪检组,审计署和财政部都分别派员参加,由一名副部级别的干部带队,以监督项目选择、资金使用,和工程质量。

“(这些项目)要保证今冬明春要见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近日在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说。

(本报记者王世玲对本文亦有贡献)

http://news.21cn.com/luntan/retie/2008/11/13/546956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