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国家政治与性的审查制度是如何破产的

欧美国家政治与性的审查制度是如何破产的

———一项基于政治层面社会控制手段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审查制度（Censorship）比印刷业（Printing Industry）的历史出现的还要早，例如中国西周时代曾出现过"道路以目"（1）的恐怖政治，中国战国时代曾出现过"莫敢议令"（2）的政治紧张气氛，以及公元前213年中国秦朝的"焚书"（3）事件。在"焚书"事件发生一千二百多年后，中国北宋时期一位名叫毕�的普通劳动者，大约在公元1041－1048年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自那以后，印刷术先后传到朝鲜、日本、中亚、西亚和欧洲，[童鞋，西边的印刷术和中国无关；中国的印刷术跟毕升无关，在中国以及全世界，并没有谁采用毕升的技术。]使人类思想观念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与之对应的审查制度也因此完整的形成。到了近现代，随着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传播介质的出现，审查制度也越臻复杂。

　　无论在什么样的国体、政体下，也无论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审查制度作为一项基于政治层面的社会控制手段，在任何地方都发挥着作用。在政治领域，统治者历来忌惮那些质疑其合法性和统治利益的对立观念的传播；在公共领域，统治者也限制那些有损于公众利益和违背传统的思想的传播。这种审查制度似乎想表明统治者的一种共同的一厢情愿的意图——它们天然地拥有统治人群和裁定道德的决定性力量。

　　审查制度的所有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在视为具有潜在危险性的观念传播者和受众（4）之间建立一堵防护的高墙。虽然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审查制度不过是一层镂空的隔板，亦或是一层透明的玻璃，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思想的传播，成为人们自由的精神生活的障碍，也成为人们思想观念交流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力量。

　　有时候，审查制度对社会的道德堕落毫不介意，却担忧一些"危险"的政治观念对公众的身心"污染"；有时候，审查制度试图防止被视为邪教或渎神观念的传播；还有些时候，审查制度放任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思想观念传播，却对不合传统观念的性问题予以过滤并贴上"淫秽、低俗"的标签。统治者总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自以为聪明的判断，来行使审查的权力。

　　一、审查制度从来都只是一种有效但却有限的社会控制手段

　　尽管最初的审查制度，使社会出现了"道路以目"的恐怖政治，出现了"不敢议令"的恐怖气氛，出现了"焚书"的钳制思想事件，但无一例外的是：单一的审查制度并不能维系不得民心的统治和业已崩溃的传统，揭竿而起的草根民众往往在政治压迫下更富有力量，正所谓"坑书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5）。历史无情的嘲笑了专制统治者暴戾愚蠢的统治手法——严厉的审查制度并不能阻挡人类文明前进的车轮。

　　这也就意味着，审查制度得以实施的前提是，获得公众和执法者的认可，如果没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同意，审查制度就不可能成功付诸实施。尤其在现代社会，除了极权主义或威权政治社会，舆论事实上比审查制度更具威力，如果舆论拒绝认可审查者的行为，那么这种审查行为将是无力的。如果公众对审查制度所禁止的出版物是感兴趣的，会想方设法地继续阅读，在利润的驱使下，出版发行商为了迎合受众的口味，会通过地下渠道继续出版这些违禁的出版物，并会抬高价格。受到查禁而为公众所感兴趣的出版物，其价格会立刻上涨，并吸引更多的受众，使这些违禁品比合法读物的销售与阅读量大许多。高昂的价格会使这些禁品仅限于卖给精英阶层，并把"颠覆性"的观念和知识主要传播在这些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之中，于是，恰恰在这些阶层中间，首先形成了一种和审查制度作对的力量。这样，在相当一部分公众对审查制度的反对下，逐渐的，那些执法者立场也变得游移不定了。由于受到公众舆论和作家的排斥、嘲弄，他们失去了使命感和对自身工作的自豪感。当他们的身份成为一种耻辱的称呼时，这种职业只能吸引最平庸者。有时，迫不得已的，这些人也对他们所禁之物和受审查的作家极尽赞誉之辞，他们也试图向公众的立场靠拢，以此摆脱孤立和精神分裂的苦恼。在互联网时代，这一特点尤其突出，信息科技具有的零成本无限复制的特点，使所有的审查制度都显得捉襟见肘，象堂吉诃德大战风车那样滑稽幽默、古旧老套。人们已经可以运用高科技手段，通过代理服务器或软件来突破网络封锁，随意浏览他们感兴趣的内容，一个违禁的信息在这里遭到删除，又会在那里出现，审查者往往疲于奔命却收效甚微。

　　审查制度对受审查的作家而言，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反复无常的、标准暧昧的审查制度虽然会给这些作家留有一点空间，但实际上更令作家们愤怒，永远不知道什么允许什么不允许，自己的思想被这些捉摸不透的审查者所决定，会激怒作家敏感的神经。正是这种为了维护旧制度、旧传统的忠诚而设立的审查制度，损害了知识分子对这个体制、这种传统的忠诚。这些作家又把他们的情绪传递给读者，而读者一旦作出了良好的反应，又会有力的加强作者对旧体制、旧传统的叛逆之心。这种审查制度迫使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的主导观念分道扬镳，并且，由于目标一致，和审查当局的冲突成为作家们集体的事业，成为一面团结的旗帜，促使他们超越了彼此之间观点分裂造成的分歧，也促使他们寻找同盟者。让审查制度意料不到的事实是——它启动了自由事业和智力活动的联盟。尽管很少有作家会因为这些违禁出版物的地下销售和价格高涨而收益——他们是不会得到版税的，但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为信念而生的人，不是靠信念吃饭的人，当感受到这种审查制度的压迫时，他们往往对读者更加高昂的阅读兴趣所鼓舞，而不是计较个人的版税收益。在一次次忍受侮辱和斥责中，他们的自尊心、使命感和正义感累积在一起，使他们更加远离旧制度与旧传统。审查制度提高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形成了他们之间更为广泛的、坚固的同盟。

　　这从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政治审查制度，以及19世纪美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审查制度就可以窥见端倪。

　　二、欧美的政治与性的审查制度及其表现

　　1、法国大革命前夜的政治审查制度(6)

　　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夜，政治审查制度是异常严厉的。1757年4月的一个法令宣布，对未经批准的著作作家和印刷者处以死刑；1767年议会通过一项议案，禁止任何人对宗教问题著书立说；1774年的一项法令规定，印刷者在印刷一本书之前必须得到批准，印完后也要得到再次批准；1787年颁布的一项法令，允许对王公贵族的宅邸这类曾享有售书特权的地点予以监视；为加强这种镇压而雇佣的秘密警察越来越多，他们似乎无处不在；在巴黎广场公开销毁的书籍，书单非常之长；许多作家如狄德罗（Diderot）、莫尔莱（Morellet）和马蒙泰尔（Marmontel）等人被囚禁在巴士底狱或文森尼斯监狱；1768年一个药店学徒买了一本《剥掉基督教的面纱》，被判9年强制劳动，卖书者被判5年强制劳动，书商妻子被判处监禁。

　　但是，严厉的政治审查制度并不能消弱读者的阅读热情。一本受到查禁的书，其价格立刻上涨，非法出版印刷在巴黎和外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伦敦、阿姆斯特丹、日内瓦和德国的出版社，印刷了伏尔泰、卢梭、霍尔巴赫和摩莱里（Morelly）的著作，每年都有数百种禁书在国外印刷。这些书通过停泊在波尔多、勒阿弗尔和布伦的轮船，或通过穿越荷兰边界的私人运载工具大量涌入法国。这时候，传播禁书不仅有利可图，而且成为时髦的风尚。

　　禁书的销量非常可观。伏尔泰的《憨第德》（Candide）在法国大革命前出版了43版，截止到1800年，《新爱洛伊斯》出版70版，当时印刷每版印数在500到4000之间，在识字率有限、价格高昂的时代，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

　　当代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在18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思想启蒙运动就以不可阻挡之势深入人心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提出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为大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条件。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场轰轰烈烈、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是在非常严厉的政治审查制度下进行的。大多数的法国哲学家们一开始只想支持开明君主制(7)，但是当可憎的政治审查制度如飞而来，这些作家遭遇了难以忍受的羞辱和禁书之后，他们成了坚定的革命者。这，不啻为政治审查制度最辛辣的讽刺。当我们今天读到这些启蒙大师的巨著时，也同时为那些历史小丑的表演而感到可笑。审查制度没有改变反动者日暮西垂的政治命运，反而加速了他们的覆亡。

　　2、美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审查制度及其表现

　　审查制度的执行方式是无需用理论来证明的，我们可以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得出一个基本的观点：即审查制度对淫秽品的压制和对颠覆性读物的压制往往是并行的。1818年，当激进的书商理查德•卡莱尔（Richard Carlile）出版了潘恩的《理性时代》时，美国风化肃正协会（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对他提出了控诉。在以后的年代里，列宁和考茨基的著作在美国也被视为"诲淫"读物没收。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草叶集》受到查禁，不仅是因为作者对性问题的大胆描写，而且因为他的全部自由主义信仰颠覆了上流社会的价值传统。甚至后来对辛克莱• 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埃尔默•甘特利》（Elmer Gantry）的定罪，也是因为那个宗教英雄的魅力会令人怀疑传统维护者的正直。

　　事实上，只要人民中的大多数是文盲，只要精英能够控制思想的流动，就很少听到封禁淫秽读物的法律，只有当知识普及到大众，教育不再垄断于精英手中，审查黄色读物的法律才会重要起来。美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统治者更认为：性压制、政治统治和工业纪律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诲淫"文学刺激了人的性欲，自由的性爱不仅引起偶然的结合，还会导致工人不服从社会的控制，而工业社会要求工人讲秩序、守纪律，如果威胁到了起着疏导和驯服性欲作用的家庭生活方式，就会妨碍劳动大军的纪律，威胁到统治者的地位。

　　1865年，美国联邦法律禁止淫秽书画的传播。1872年，在安东尼•康斯托克的主张下，加强1865年法令的修正案被国会通过。到了1892年，一本指导青春期性教育的书《将近十四岁》被定为淫书，它的作者沃伦（M.A.Warren）不得不辞去校长职务。到了1929年，包括辛克莱•刘易斯、海明威、罗素和沃里克•狄平（Warwick Deeping）等人的60部书籍，在波士顿仍以"淫秽"的名义被查禁。1907年，明尼阿波利斯外科医生俱乐部主席马尔乔（C.W.Malchow）博士，由于利用邮件出售他的著作《性生活》而被捕入狱，虽然这部书受到教育和医学杂志的高度赞扬，并受到卫理公会、教长会的极力推荐，当国会议员要求西奥多 •罗斯福赦免时，罗斯福却表示遗憾说：延长刑期不是他权限范围之内的事。

　　但是美国很快就改变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一场性自由革命出现了。在1915年，当卫道士康斯托克去世时，这个一生掌握着美国文学生杀大权的人物，已经成为年轻一代取笑的对象。当《金赛报告》（8）成为美国全国畅销书以后，审查者阻止性观念传播的战争已经宣告失败。当只有如此少的统治者的"纯洁"心灵需要保护的时候，这种保护事业就显得十分的愚蠢而滑稽。

　　在先锋派作家看来，审查人员已经成为社会中庸俗、虚伪、卑劣的代名词，"康斯托克主义（Comstockery）"（9）已经成为滥用道德的代名词。在道德审查制度的管制下，许多原来不关心政治的作家被吸引到政治左派的一方，先锋派艺术与政治、社会激进主义的先锋派结成了紧密的同盟，他们在思想上形成了反对一切压制——无论是性方面还是政治方面——争取自由的唯一斗争。

　　法国的政治审查制度在法国革命前夕失效，无论是受过教育的公众还是审查官自己，都已不再相信这种制度试图维护的原则。与此类似，美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审查制度在20世纪中叶就已经崩溃了，无论是公众还是法官，都不再接受这种制度试图维持的价值。

　　三、审查制度只有在民主社会才会奏效

　　作为一项国家层面的社会控制手段，审查制度在极权和威权社会扮演着不光彩的小丑角色，它不仅不能稳固这种病态野蛮的国家治理结构，反而挑起民众的忿恨情绪，加速了它的灭亡。而极权和威权社会的统治者，往往试图利用这项并不有效甚至反动的审查制度来驾驭日趋离心的民众，以此获得表面的稳定，更多的时候，以查禁"诲淫"的名义，扮演人类社会的卫道士，却悄悄加强思想的控制，压制"颠覆性"思想的蔓延。但是，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没有哪一个统治集团或统治形式可以扼住历史的车轮，但这些人一定是骄傲无知，盲目自大的，他们总要试图去做到这一点，却往往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审查制度能得以实施的前提是：获得公众和执法者的认可，如果没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同意，审查制度就不可能成功付诸实施。这种认可，必须在自由表达、自由意愿的基础上进行，违背了这一点，假民意之名而行专制强权之实，也必将遭到民众的唾弃，必将遭遇覆灭的命运，这是验诸历史而愈信的真理。

　　只有在真正民主的社会里，审查制度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尽管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总是滞后于时代发展的，但是，由于时代的发展，主流的意识形态也将随之发生变化，民主的表达形式，会使审查制度的内容也会随之变化，这意味着审查制度将是推动社会在稳定中进步的有效社会控制手段，而不再是妄图拖住历史车轮的破坏者。

　　注释：

　　（1）《国语•周语上》："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史记•周本纪》中记载，周厉王与民争利，统治暴戾，住在都城的平民怨言载道，周厉王禁止他们批评朝政。还找来卫国的巫师，要他们专门刺探批评朝政的人，说：如果发现有人在背后诽谤我，你就立即报告。被卫巫报告的人，周厉王就把他们杀掉。于是，国人真的不敢在公开场合里议论了。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能"道路以目"，这项审查制度出台后，引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事件推翻周厉王统治，建立了维持十四年的"周召共和"政权。这个历史事件表明：没有政治言论的自由，就不会有真正的政治预警，周厉王自食其果。

　　（2）关于" 莫敢议令"的恐怖政治，记载于《史记•商君列传》，原文是："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於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 '，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这就是说：政府和百姓的关系，是绝对的专制关系，我定法令，你照办，百姓没有任何发言权。不但不能反对，连说好话也不行。

　　（3）焚书发生在中国古代的秦朝。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 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即为"焚书"。这是极权制度下最严厉的审查制度。

　　（4）这里指的"受众"是思想观念的接受者。

　　（5）引自唐朝诗人章碣(836—905年)的《焚书坑》："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6）关于法国大革命前审查制度的论述，主要根据Daniel Mornet的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evolution francaise（4th ed.;Paris:Armand Colin,1947）

　　（7）例如，伏尔泰把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理想化，认为最理想的是由"开明"的君主按哲学家的意见来治理国家，但是他也反对君主制度；卢梭坚持社会契约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

　　（8）金赛报告是由阿尔弗雷德•金赛及华地•帕姆洛依（Wardell Pomeroy）等人所写的关于人类性行为的两本书，分别是《男性性行为》（1948年）及《女性性行为》（1953年）。数据起初是透过面谈收集的。

　　（9）康斯托克在美国邮政总署任职，以推行他的康斯托克法。他共监禁了三千六百个有损公共体面的罪犯。他不仅反对淫秽色情品，还反对堕胎，反对公共奖券，反对夜总会，反对艺术家画裸体模特儿，反对自由恋爱。一言以蔽之，他反对那个时代所有与众不同的观念。他反对妇女解放运动，迫害女权运动者，曾试图禁演萧伯纳描写卖淫的戏剧《华伦夫人的职业》，作为对他的报偿，萧伯纳创造了康斯托克主义（Comstockery）一词。康斯托克死于一九一五年，以一个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提升人的道德的象征性人物的形象载入史册。

RFI：中国崛起与非洲新民族主义

作者 雅尼克

发表日期 23/12/2008 更新日期 25/12/2008 13:26 TU

2008年10月30日，位于南部非洲的小国赞比亚举行了总统大选，执政的赞比亚多元民主运动党候选人班达仅以三万五千张票的微弱优势险胜反对党候选人萨塔。赞比亚的选举顺利推进意味著民主在非洲的进展，但此次选举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选举议题同中国密切相关。

从全球化的角度看此次赞比亚大选，可以发现中国已经深入到赞比亚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在赞比亚的推进体现了中国进军非洲的一个面向，这正是此次赞比亚选举的指标性意义。

本世纪初，在中国崛起并与世界接轨的背景下，中国大举进入非洲。2005年，中国成为美、法之后的非洲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投资非洲，既为非洲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也同非洲的前殖民国形成竞争。中国在非洲没有历史包袱，具有新兴经济的竞争优势。然而，中国进军非洲的步伐也必须接受时间的检验。中国以不干涉内政、不附加政治条件为口号主导非洲的经济活动，相对于欧美非洲政策必须接受舆论监督、必须附加政治条件来说，更适宜于一些国家专制与黑箱作业的现实。但是，面对言路已开、民主进程加快的非洲社会，不顾人权、不讲价值、不考虑弱势群体的非洲政策是难以长久的。中国对赞比亚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赞比亚却成为现今全非洲反中国情绪最为强烈的国家。在此次选举中，赞比亚反对派不仅指责赞比亚执政党在同中国合作过程中贪腐和不透明，也指责中国在承包赞比亚铜矿开采过程中枉顾人权、草菅人命。随着赞比亚民主生活的推进，中国承包商在赞比亚铜矿开采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日益暴露，引起赞比亚舆论的关注，从而也成为影响选票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在此种情况下，中国成为赞比亚竞选宣传中的主导议题。

中国成为一些非洲舆论批评的对象，并非赞比亚一例。2008年十一月初，尼日利亚宣布暂停中国承包的高达83亿美元的铁路改造合同同样是给中国敲响的警钟。从赞比亚选举中反对派对中国的指责分析，当然不能排除这种指责带有一种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气味，但这却显示了非洲民粹型民族主义转向的可能。

长期以来，非洲的民族主义主要目标是针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同社会内部的艰难转型相对应，面对长期国际冷战格局和本国经济的停滞，非洲专制政权一方面钳制言论自由，一方面操控民粹主义，将问题归咎于殖民主义。这种在整个不发达的所谓第三世界广泛存在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认为：西方殖民遗留下的历史后果，西方掌控的世界金融体系，不平衡的经济格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边缘地位等因素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长期迟滞的主要原因。而非洲更是长期西方制造的灾难的受害者。

不可否认，殖民主义在非洲和其他殖民地国家均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痛。但是，将后殖民时期非洲发展迟滞的原因完全归因于殖民历史显然也有开脱本国执政集团责任之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历史从拉美和亚洲突破。亚洲与拉美包括南非等国尤其是中国的经济起飞表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现有的西方主导的国际格局中胜出是完全可能的。

一方面中国经济起飞使得非洲民粹性民族主义失去立足之地，另一方面，东西冷战结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后自由、民主潮流的强化，也加速了非洲民主化进程。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非洲公民社会壮大，舆论空间扩展。在这一新的历史格局之下，中国在非洲的出现因而也面临着重大考验。此次赞比亚选举中国成为舆论批评对象，意味著旧的反西方的非洲民族主义正在丧失基地。值得观察的是：中国是否会日益填补空白，成为非洲新民族主义的目标呢？

当局定点追杀网站搬家改名 《牛博》流亡一月内数历生死

近期有数个支持者众多的大陆网站被当局强行关闭后，不断尝试各种方法重新存活。其中牛博网一个月之内经历三次被关被屏蔽后的重生。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一月上旬被当局勒令强行关闭的牛博网一月底使用海外服务器供应商提供的空间重新开张，原本域名中的cn变成了com，改名为《牛博国际》。网站创办人罗永浩在重开通知中戏称牛博国际为流亡网站，并表示由于防火万里长城永不倒的缘故，暂时不能开放读者评论，也不开放自行注册的博客。

不了重新开通才一天多，牛博国际再度遭到屏蔽无法在大陆浏览。罗永浩的牛博团队再次更改域名，本周四是一个月内第三次开通牛博。不断遭关闭、屏蔽而被迫更改域名似乎没有太影响牛博的人气，牛博作者北风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县在我看来即使在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我发了一篇东西，都有七千多个点击，跟以前基本差不多。应该说牛博的用户是非常忠诚的一群用户。”

与此同时另一个搜罗了牛博的众多自行注册博客们的文章的网站在本周三也悄然开张，取名《鸡毛网》，短短两天，周五下午便无法在大陆浏览登入了。

北风认为当局这种做法将令更多网民投向破网代理服务器的怀抱：“被邀请的作者就还在牛博网上，那里现在不开放注册的了，包括被屏蔽的牛博国际以及昨天才开的这个；自行注册的作者都到了鸡毛网；这场游戏导致的后果就是会使用代理服务器的中国网民越来越多。”

另外去年12月25日被上级部门以涉嫌自由化倾向为由强令关闭的《法天下》网站，更改域名以及网站改名为《雅典学园》后，一月份重新开放。

对于近期这些支持者众多的大陆时政、评论网站博客在当局“追杀式”关闭及屏蔽的情况下被迫改名换姓、甚至分身藏匿以求存的现象，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Isaac Mao 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进一步显示了09年中国当局严控互联网的决心：“官方肯定是有针对性地，像是针对牛博网这样，进行清肃，这也是整个一年整肃的开始，除了反低俗之外，肯定是要重点地对一些网站进行这样的压制。”

长期观察中国互联网的Isaac Mao认为当局越来越严的打压，令一些希望通过互联网表达以及传播观点的大陆人士减少完全依赖集中式博客供应商，而是建立独立的域名，较难成为被找到进而封杀的目标：“当局不想让你出现就会想办法把你清除掉，群体ｂｌｏｇ本来就不是大势所趋，容易被清除。现在很多博客作者寻找独立的网站空间，可能在国内或者国外。如果对这些逐个进行跟踪式清除的话，显然是成本高而且不太可能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明报的马桶圈

标题就是马桶圈。“中央”，哪门子中央？草泥马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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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敏感月游客进藏受限：中央严打藏独

明报专讯/西藏局势是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据了解，北京当局从藏区近来不断发生的零星冲突事件推断，从现在到3月底，藏区恐怕难有平静，必须加强各项维持稳定的部署，在拉萨经营旅游相关业务的商人从官方获悉，今年3月、6月(「六四」事件20周年)和10月(中共建政 60周年庆典)都是政治敏感月份，境外游客进藏可能受到限制，对当地旅游和消费行业将会有一定影响。而中央宣传部门不排除会安排境外媒体于下月「两会」前后赴西藏採访，以澄清外界的疑虑。

本报记者从不同渠道获悉，因为今年3月10日是达赖喇嘛流亡国外50周年，3月14日则是去年拉萨骚乱一周年，而3月底则是官方新定的「农奴解放纪念日」首度登场，连串的敏感日子，令西藏的社会稳定问题成为中央政府高度关注的政治议题。

消息称，近来藏区颇不平静，发生多宗藏人与当地政府人员的冲突，其展现模式高度相似，均是由喇嘛或尼姑牵头，就一些宗教或民生问题与当地官员理论和对峙，吸引民众围观，气氛渐趋紧张，对峙双方曾出现碰撞，僧侣呼吁民众支持，事件演变成藏人与政府的冲突，捲入其中的民众数目最多的一次超过2000人。

藏区官民冲突增气氛紧张

去年11月中央统战部与达赖喇嘛代表进行的商谈陷入僵局，双方互相指摘，引起国际关注。北京当局认为，达赖及其流亡政府在谈判破裂后可能会发动藏人滋事造势，以维持国际舆论关注，而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国务卿希拉里在人权及西藏问题上也可能採取与布殊政府不同的调子，北京必须早作准备。[你他妈太监啊？比皇帝还急？]

中央宣传部门已经预见到，今年的人大、政协「两会」，国际媒体的注意力可能会集中在宏观经济和西藏问题两方面，因此，不排除会安排境外媒体于「两会」前后赴西藏採访，但前提是拉萨周边地区维持稳定，以确保记者安全。[河南爱滋村比利时记者挨打是因为“稳定”还是“不稳定”？事实证明，包括“中央”在内的支共流氓团伙组织才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另外，达赖喇嘛将于今日启程访问意大利和德国，接受罗马和威尼斯两市的荣誉市民称号，并领取由德国总编辑评审委员会评选出的「德国媒体奖」，届时他的言行以及与意、德两国政要的接触，北京也将密切关注。

本月25日是藏曆新年，激进藏独组织「西藏青年会」日前宣布取消今年庆祝活动，并定今年是「黑色之年」。武警参谋长王建平中将春节期间在拉萨亮相，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则指武警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新华社属下《国际先驱导报》报道，上月中旬西藏两会期间，西藏政法委书记王宾宜强调增强忧患意识，自治区人大主任列确则警告「从现在开始，西藏将处于反分裂斗争的高度敏感期」。上月25日，武警参谋长王建平在拉萨与张庆黎见面。张庆黎表示，去年拉萨「3‧14」事件发生后，驻藏武警部队真正做到了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捍卫了旗帜、捍卫了政权。

中国的符咒：胡锦涛“不折腾”实为还要折腾

苹果日报/近六十年来，中共不断地玩弄「数字符咒」，从「三反五反」、「除四害」、「三要三不要」、「五讲四美」、「三个代表」、「八荣八耻」……一直到最新在官方舆论上排山倒海的「三不」。所谓「三不」，就是去年底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所说的「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是也。而其中的「不折腾」，更引来一片讚美声，咸指胡用了一句普通口语，使民众有几分亲切感。不过，「不折腾」也带来了繙译的困恼。在十二月三十日国务院新闻办的记者会上，现场繙译脆用汉语拼音「bu zheteng」来音译了事。近一个月来仍有不少英语专家纷纷献技，提供不同的意译。

按《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折腾」就是翻腾、反覆之意。简单地说，就是今天一个主意明天又另一个主意的反反覆覆。从政治上讲，就是政策上的变幻不定。这可以说是中共执政以来的特点。土改分田分地，接来一个合作化运动，把农民分到的土地归公。建政之初说要发展民族工业，民族资产阶级还在五星旗中有一颗星作代表，但一个「社会主义改造」就全部变成公私合营最后全归国营。政治上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反右」，从鼓动红衞兵造反到上山下乡，变化之多之大之反覆，不胜枚举。大陆有一句顺口熘：「共产党，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政策的反覆，政治运动之频繁，实是对社会、对老百姓最大的「折腾」。

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保证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并以发展经济作为施政路线的「一个中心」。终于在经济面貌上有了改变。若从胡锦涛讲话的场合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看，「不折腾」的本意应是对「不再搞政治运动」的重申。

但不搞政治运动，并非意味政策上没有反覆。且不说甚麽「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至把两个总书记都折腾倒台，也不说八九民运总书记说的话被大家长推翻并出现六四屠城，就以港商在内地经营被政策反覆所折腾，也是罄竹难书。对大陆人民以至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人来说，胡总一句「不折腾」并不能保证政策不会反覆。

政策反覆的根源，其实就是政治体制的人治而不是法治。中国现虽常说「以法治国」，但行政上的「治」是根本，「法」只不过是手段，与民主国家的「法的统治」、一切服从于法律相距十万八千里。更何况「法」这手段的运用也是「初一十五不一样」。三鹿桉、杨佳桉、三鹿受害者与四川灾民诉讼无一被接受，就可见一斑。

若实行「法的统治」，法律高于一切，施政者的政策反覆就没有空间。不是实行「法的统治」，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就没有保障。当权者的政策变化就成为对社会、对百姓的折腾。不行法治，权力的继承就没有制度化，每一个新当权者都想要做点甚麽改变，来显示与前任不同，由此确立自己地位。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奥巴马以「改变」的口号上台但实际上在大政方针上仍继承前任；而中国任何新当权者都说要继承马、列、毛、邓、江，而实际上政策变幻却让人捉摸不定。这正是法治与人治的最大不同。

那麽，胡锦涛的「不折腾」的真正涵义是甚麽呢？国新办主任王晨解读说，「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说白了，就是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来自北京的一位作家对笔者说，胡的实际意思就是要人民跟党「配合」。也就是针对《○八宪章》与准备发动大规模六四二十周年行动的人士，呼吁「唔好搞咁多」，不要再折腾了。

因此，胡锦涛的「不折腾」，实际上是坚持人治之下政策反覆的继续折腾。而起草及签署《○八宪章》的人士则想要推动「法的统治」，以结束掌权者政策反覆的折腾。

政治敏感年：中国採访限制倒退二十年

苹果日报/六四事件20周年、中共建政60周年……今年是中国的「政治敏感年」，国务院港澳办6日公佈《香港澳门记者在内地採访办法》，明文规定港澳记者须先向中联办领取採访证，才可赴内地採访。时事评论员指出，与京奥期间只需被访者同意就可採访的做法比较，是倒退20年，跟「六四」后没有分别。新闻从业员组织均担心，新规定会限制採访自由。

港澳办6日公佈的10条港澳记者到内地採访规定，包括要求非常驻内地的记者，每次北上採访前，都要先向中联办申请，申请时须出示受访单位和个人同意受访的文件，记者出发前，要再到中联办领取採访证。要提供受访者同意文件和领採访证，都是新增程序。

记协：漠视採访需要

香港电子传媒6日引述不具名的港澳办官员表示，新安排主要是延续奥运时协助记者方便採访及核实身份，不存在审批问题或向记者设限。不过，记者如没申请就进行採访，特别是採访突发新闻时是否违法？港澳办无正面回应，只说要视乎法律的解释。中联办主任高祀仁昨出席一个公开活动时，没回应记者有关新採访规定的提问。

香港记协主席谭志强批评新措施较奥运时安排是倒退，每次北上都要申请採访证，漠视传媒争分夺秒採访突发新闻的需要。他不点名指壹传媒旗下的报刊、杂志从未获准正式到内地採访，新规定有歧视个别传媒成份。事实上，手持奥运官方採访证的《苹果》记者蔡元贵去年7月到北京採访奥运新闻，一度被当局引用《国家安全法》拒入境并没收回乡证。

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主席杨健兴表示，要留意中联办审批採访证时，会否收紧批证的要求。时事评论员刘锐绍指出，今年是中国的政治敏感年，3月是达赖喇嘛出走50周年、5月是五四运动90周年、6月是六四事件20周年、7月是法轮功学员包围中南海10周年、10月是建政60周年。他指新措施反映官方担心今年的舆论会失控，令民间有更大的反弹。

刘锐绍表示，新的採访10条，与六四后颁佈的「採访七条」本质上没有分别，与民间、国际社会要求开放的气候大相迳庭，「係就係取消（原来规定）唔畀电话採访、要15日前申请，只不过因为呢两样根本运作唔到。」他慨叹，内地政府在去年四川大地震时，给予中外传媒採访自由、展现开放一面，其实只想借助传媒争取国际社会同情中国，但遇到政治敏感议题，官方又回复20年前封闭的旧思维。

国际记者联会（中国及香港）代表胡丽云表示，早已联同多个团体要求内地取消对境外记者採访的任何限制，港澳办推出的措施，是无视各团体的诉求。她并对内地将港澳记者採访的审批权交予中联办表示担忧，认为这比京奥前的规定更差。

北京奥运期间，港澳记者曾经享有过较宽鬆的採访空间，06年12月港澳办曾公佈《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港澳记者在内地採访办法》，容许港澳记者只需徵得受访者同意就可到内地採访，毋须通报官方。不过，当时仍发生持採访证的记者，採访拍摄售卖门票溷乱情况时遭公安殴打等不愉快事件。

历来港澳记者往内地採访限制

1989年至2006年规定：先向新华社港澳分社（97年后为中联办）申请，经同意后才可往内地，再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申领採访证

2007年至2008年规定：只要取得被採访单位或个人的同意，毋须经中联办批准

09年2月6日起规定：须向中联办领取由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发出的採访证，并徵得被採访单位或个人同意；採访时应携带并出示採访证

台湾外国记者同样受限

奥运过后，大陆当局对所有外来记者採访限制一律归位，前往採访必须预先得到受访者同意才可提出入境申请。有西方记者表示，会在取得批准后，各师各法避开官方监控採访所需。

台湾传媒因为两岸关係改善而带来少许方便，去年底派驻北京、上海由本来最长一个月延长到三个月。不过，按个别事件前往採访的记者，除入境必须的台胞证之外，还要预先得到被访者同意，并向相关省市的台办申请採访证；外国记者要先取得签证入境，规定也类似，包括要提供受採访机构的邀请函件。

一位经常到大陆採访的美籍通讯社记者说，为了获得中方批证，一般都先列出一些不太敏感的题目和对象，「到入境后，有空档时再作官方没批的採访，这才是报道的重点。」

假扮内地人突破新闻封锁

九十年代初，一名专责採访内地新闻的香港记者故意「遵守」内地刚颁佈的「採访七条」规定，提前15天向新华社香港分社申请採访「六四」周年纪念，挑战内地的底线。当局当然没批出甚麽採访证，但那年的6月4日，他还是有办法到天安门广场暗中採访，「咁梗係要自己承担风险啦！」

採访证靠不住

过去多年来，内地颁佈了多次港澳记者北上採访的规限，但即使香港记者依足手续取得採访证件，当局仍会按照当前的政治气候、新闻的敏感程度，随时随地施加限制。另一名曾驻京的香港记者忆述，他虽然已取得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发出的港澳记者採访证，但当要採访如煤矿意外等突发新闻，还是会被当地官员阻止到意外现场或医院接触伤者，有证跟无证，其实分别不大。

碰到敏感的政治新闻，关卡更是倍增。05年，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香港记者到其故居富强胡同採访，胡同四周都是便衣公安、国安人员。採访证靠不住，反而花点心思假扮内地人、苦练内地人的普通话口音，更容易突破新闻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