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图图大主教促中国停止攻击达赖

2009年03月1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5:39北京时间 13:39发表

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人权活动人士和好莱坞影星在内的一些国际知名人士，签名敦促中国当局停止"指责和辱骂"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周五（13日）发出公开信，呼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人权活动领袖对"西藏人权状况的日益恶化"，以及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之间的会谈中断，通过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方式表达关注。

这封公开信发表在诺贝尔奖和平奖获得者倡导和平和人权事务的一个社区网站上。

从13日开始，这个公开信开始征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人权团体和个人的签名支持。

公开信

这个社区网站负责人玛丽·沃德说，当公开信获得10万人签署支持后，将把这个公开信亲自递交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其他中国领导人。

沃德表示，"现在是对达赖喇嘛显示极大支持的时候了"。

她说，达赖喇嘛已对西藏局势发表了言词强烈的讲话，因为西藏的状况已到了最关键时刻。

本周早些时候，达赖喇嘛指责中国政府50年来给西藏造成了“难以形容的苦难和毁灭”，导致西藏人民陷入“人间地狱”。

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指责达赖喇嘛的说法是“谎言”，并说达赖集团混淆是非，散布谣言。

到目前为止，已签名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包括埃利·威塞尔、约翰·休姆、大卫·特林布尔、乔迪·威廉斯、FW德克拉克、梅雷亚德·马圭尔、贝蒂·威廉斯、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维尔等人。

约有40多名好莱坞影星和人权活动人士也在公开信上签了名。

征集签名

他们包括哈里森·福特、格温妮丝·帕特洛、彼得·加布里埃尔、里查德·基尔、米亚·法罗、玛丽亚·贝罗、野兽男孩亚当·约赫、阿什莉·朱迪，以及超级名模克里斯蒂·特林顿、纳奥米·坎贝尔和约旦努尔皇后。

图图大主教在公开信中说："我们与你站在一起。你明确表明了非暴力、同情和仁慈。很显然，中国不了解你。但我们真诚地希望他们能这样做。"

图图大主教还敦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带着记者和其他人权观察人士前往西藏访问，协助有关各方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

图图说："中国在影响世界方面处于一个独特的地位。我们敦促中国利用这个地位来倾听藏民的声音，改善世界，创造一个可让藏文化繁荣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新方案"。

公开信还说，"我们敦促中国停止指明道姓地指责和辱骂一位一生都致力于和平事业的达赖喇嘛"。

法国革命的逻辑

本文应该献给李泽厚、朱学勤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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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的逻辑

经济观察报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一场巨大革命的爆发，一定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因此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大都是事后的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后来的认识。在当时，甚至许多身处各种矛盾中心的人物也往往没有意识到这种“不可避免”的即将来临。以孙中山、列宁的洞察力之强，对辛亥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爆发尚都有“突然”之感，遑论他人。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不过，当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开幕时，恐怕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将是一场伟大而残酷的革命的开端。第三等级没有意识到，国王路易十六更不会想到。

　　此时的法国，经过路易十四高度专制、王权无限扩大和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之后，像一个长期用力过度的发条，已经松弛下来，疲惫不堪。“旧制度”的法国社会分为三个等级，教士和贵族分属第一和第二等级，他们人数不足全国人口的1％，却占有30％以上的全国土地，而且享有种种免税特权。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农民统称为第三等级，占人口的99％，人均财产极少却负担着全国的纳税义务，政治权利则最少。

　　当路易十六于1774年即位时，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从这时起，他就为克服财政危机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放弃前任国王们某些过分专制、挥霍的做法，更重要的是想扩大税源，对特权阶层也开始征税。但皇室的挥霍并未得到有效控制，而对特权阶层征税又严重触犯其利益，引起他们强烈反对，最后，路易十六不得不将力主改革的财政总监杜尔果解职了事。继任财政总监内克尔吸取杜尔果改革的教训，将解决财政危机的重点从“开源”转向“节流”，想缩减皇室和内臣的巨大开支，结果遭到皇室众多成员和实权在握的内臣们强烈反对，其结局与杜尔果一样，也被路易十六解职。几年后，路易十六又不得不接受新财政总监卡隆的建议，召开“显贵会议”，还是想命令特权等级也负担土地税和印花税。结果，仍是卡隆在特权等级的反对下倒台。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巨大压力之下，路易十六长达十数年的几次财政改革完全失败。

　　严重的财政危机而又无法解决必定是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反映，需要进行较大的社会变革。对此，路易十六却毫无认识，一直将其看作是“财政危机”而不是“社会危机”，只想在财政体制上作些小修小补。实际上，仅有一些财经制度的修补，所谓改革根本无济于事。法国革命史专家米涅在其经典之作《法国革命史》中写道：对一架已经破败的机器来说，“改行仁政和继行暴政同样都是困难的，因为进行改革，就要有力量使特权阶层服从改革；施行暴政，就要使人民忍受时弊，路易十六既不是个革新家，也不是个专横暴戾的君王”。这就注定了路易十六的朝代，从他登基到革命爆发，一直是一个长期进行改革而并无结果的朝代。长期改革而鲜有成效，反过来又加重财政危机。恰恰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扩大税收，朝廷决定召开三级会议。或许，路易十六事后为这一决定而悔恨终身。

　　在专制达到顶点的路易十四时代，国王路易十四被称为“太阳王”，他公开声称“朕即国家”，可以任意强征新税，国王有处置臣民财产的绝对权力，因此所有的捐税、关税全部进入国库，是否征税、如何征税、怎样使用这些钱财，完全由他决定，不受任何监督、制约。但路易十六时代，国王已完全没有当年“太阳王”的权威，而且，“第三等级”已有极大的发展，力量空前强大，且其“纳税人”意识经过启蒙已空前觉醒。此时的“纳税人”明确意识到，政府的财政全是来自纳税人的“奉献”，进一步说，“政府”其实是纳税人供养的。税收的本质是纳税人将原本自己拥有的一部分私人财产上缴政府，以换取政府的服务。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的财产的安全或快乐的享用这些财产”。纳税人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让渡给政府，就有权限制政府的征税权，有权了解政府是如何花自己的钱的，有权监督政府，有权参政议政，有权要求政府保证自己公民权的落实和不受侵犯。现在，第三等级早就不满足于纳税最多、权利最少的地位，只要有合适的机遇，它就要将自己的意愿表达出来，要重新“改写”社会结构，重新分配权力。

　　此次国王要召开的三级会议，恰为已经觉醒的第三等级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会。所以，此次三级会议注定不会是一个仅与财政有关的会议，而必然是一个重新划分社会权利与权力的会议。第三等级的代表将不仅仅是作为纳税人，而也是作为立法者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对此，国王和居于统治阶级地位的第一、第二等级（僧侣、贵族）竟没有丝毫察觉，在三级会议召开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没有任何防止纠纷的准备，更没有任何社会改革的方案和事先对第三等级可能提出的社会要求的因应谋划。

　　在会议中，第三等级代表不但不同意增税，并且宣布增税非法，更重要的是还提出了政治权利问题。路易十六要求按传统方法，三个等级分别开会，以等级为单位表决。这样，两个特权等级的票数将压倒第三等级。但经过启蒙的第三等级则一反传统，要求取消等级区分，三个等级一起开会，按代表人数表决。由于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多，这种方法自然有利于第三等级。然而，第三等级的要求却被国王和特权等级拒绝，于是他们自行召开国民议会。在革命的导火索已在冒烟的关键时刻，路易十六仍未意识到局势的危险，悍然封闭国民议会会场。革命，最终爆发。

　　事后看来，这次会议对国王非常重要，为他提供了社会改革的一丝机会。米涅分析道：“他本可以因此而恢复他的权威，并因亲自行使职权而避免酿成一场革命”。如果他对时势有清醒的认识，确定公民权利、三级会议的权限和王权的限度，放弃给贵族的许多特权，将此次会议变成一个真正的社会改革的会议……” 但路易十六和第一、二等级对这些迫在眉睫的社会要求就是不了解，不知道，不变革，终于错过这稍纵即逝的一丝机会。要放弃眼前的权益，的确是难而又难，实际取决于统治者的眼光和审时度势的能力。路易十六的悲剧在于，他看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危害，多次想对既得利益集团作出某种限制，但在其强烈反对之下不仅戛然而止，反而“牺牲”几位力主改革的财政总监以重获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无论他是不愿还是无力，总归未对既得利益集团作任何限制。当既得利益集团拼命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愿稍稍让步，国家又不愿或无力进行根本性制度变革的时候，推翻既得利益集团甚至国家的革命就 “不可避免”了。[毛病不是出在路易十六没有改革的魄力，而是在于路易十四建立绝对专制刚性制度的雄才大略。]

　　最终，特权等级被根本推翻，路易十六本人也被推上断头台。对革命的后果，是赞成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批判，当可见仁见智。但就革命爆发的原因来说，法国革命再次说明，与其说是“革命党”的“激进”造就了革命，不如说是统治者的顽愚引发了革命。因此，革命往往也不是 “革命党”主观可以“告别”的。所以，与其责备革命党“过激”，不如指谪统治者“顽愚”。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这就是历史，后人的一切“如果”全都枉然。

　　革命一旦爆发，便有它自己的逻辑，必将充满血腥地一浪高过一浪，在法国大革命中，此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斗中，破坏性最强的最激进者往往最易为人接受、最易取得胜利，而理性平和者更富建设性的纲领意见，总是被早已激愤万分、狂热暴躁的“革命群众”拒绝和抛弃。但正如米涅所言，“在革命中，一切都取决于第一个拒绝和第一场斗争！”革命的爆发与其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确是由统治者对改革的“第一个拒绝”及其引发的“第一场斗争”所决定的。

贺卫方：2009年我们面临的考验

文章来源：SOHO小报

采访时间：2009年1月8日

采访地点：北京蓝旗营万圣书园

受访者：贺卫方（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和教学领域包括法理学、法制史以及比较法学等。主要著作和译作有《司法的理念与制度》、《法边馀墨》、《运送正义的方式》、《法律与革命》（合译）等）

今年我们面临巨大的挑战

主持人：目前国外的金融危机深化，国内的经济危机加剧，展望新的一年，一切似乎都不容乐观。

贺卫方：确实如此。不过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国内有些人还在扬扬得意，甚至幸灾乐祸，认为“敌人在一天天烂下去，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这种心态很有害，它可能遮蔽我们的视野，影响正确的判断。要知道，对于西方国家来说，金融危机毕竟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问题，而对我们来说，一来没有经验，二来体制性缺陷导致我们的反应能力很差，可能会酿成大问题。第三，我们的应对举措常常是失当的，最后可能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主持人：体制性缺陷是指什么？为什么存在体制性缺陷？

贺卫方：中国社会还处于转型期，朝哪个方向走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清楚。过去说“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改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了还“摸着石头过河”，石头摸不着了，人都被淹没了！目标不清楚，大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以至于有人说“改革死了”，改革已经停止了。说“改革死了”或许有些过激，但是现在确实看不到在积极地开拓性地去解决问题，令人感觉消极，过一年算一年。比如，由于媒体言论方面的控制，使得许多问题凸现不出来，官方对危机的反应总是慢好几拍。由于一旦出现问题，上边总是很焦虑，很愤怒，“领导一生气，后果很严重”，所以下级官僚倾向于掩饰问题。这样的一种下级向上级负责任的体制，再加上媒体的地方控制甚至禁止媒体异地监督，使得许多问题都显现不出来。

主持人：并不是不存在，而是根本就没法知道。

贺卫方：直到问题很严重，最后爆发出来才知道。对底层民众来说，有时候必须把事情闹大，才能够惊动中央。对于整个国家的治理来说，体制性缺陷带来了很大一个困境——事事被动，事事最后受制于压力。不仅问题显示不出来，而且由于新闻方面的控制，使得解决问题的方案也显示不出来，因为它不足以调动所有国民的心智和智慧去提出一些合理的解决方案。民智开启不了，问题的解决就只能倒退到最原始的方式，那就是回归“丛林规则”，强权即公理。像去年的“杨佳案”就告诉大家，一些问题其实不至于最后酿成那么大的后果，如果警察执法过程中间所出现的一些违法行径能不断被揭露出来，然后促进警察文明、严格地执法，可能“杨佳案”不至于会发生。

主持人：即使发生了，人们也会理性对待。可是事后网络上会出现了那么多歌颂杨佳的慷慨激昂的言词，杨佳仿佛成了一个英雄。

贺卫方：我觉得，这种事情应当引起特别的警觉，这是一个涉及国家制度建设的大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个案。类似的问题不能公正地解决，不能形成一种有效的制度，一个转型期的社会就会遭遇巨大的挑战。

现在看起来非常不乐观

主持人：这些挑战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

贺卫方：比如群体性事件。2008年群体性事件就频频发生，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2009年群体性事件可能有急剧增长的势头。失地农民、城里边打工族失业、大学生就业问题，等等，如果处置不当，都可能酿成事端。

其实，哪个国家都可能出现问题，可怕的不是出问题，而是以掩耳盗铃式的压制性方法解决问题。应对各地频繁发生的事件，不能通过官僚化的模式，通过下达文件、传达指示、学习领导讲话去解决问题，而是急需构建合理的沟通处理机制，必须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平台，让民众感觉到他们的事情能够得到公正的解决，比如说司法就是一个最直观的平台。

主持人：30年来，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建设法治国家。

贺卫方：公民意识，公民的权利意识在不断觉醒，法律条文也在飞速制订，但是我们的司法看起来仍然非常懦弱，没有主导权，法律尽管有清楚明确的规定，但是面对一些案件，法院不去积极受理而是在等待上级指示！

你知道，我一直在关注司法领域，希望它能够有效地去实现正义，通过具体个案的判决，公正地解决问题，使得社会矛盾能够得到及时消解。可是，现在看起来非常不乐观，司法机关受控于地方政府，越来越地方化，法律机制越来越软弱。

主持人：司法如果不能发挥保障公民权利的作用，民众就会对司法充满不信任。

贺卫方：我们看到，其他一些国家有时候社会危机也非常严重。例如，日本的海水污染导致的严重危机，美国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法院在解决这些危机过程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民众会认为，别的方面都会出现问题，但只要国家还有公正的司法在，问题都可以解决。法院当然也会受到某种压力，他们的判决也会发生某种局部的不公正，但是关键就在于他们是否能够有效地说理，一个案件能够大致上加以解决，这样的话可以让热量不断地得到释放，不至于让岩浆在地下积聚，最终火山爆发、玉石俱焚。

主持人：这正是这些国家能够安然度过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

贺卫方：不仅如此，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上，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其实很大程度上在于内政。而内政的方面最大的问题在于，当发现社会中间的弊端时，能否采取有效的方式加以解决，而不是一味的墨守陈规，陈陈相因，一直等到最后街上都冲上坦克了才想到国家处在危机中。

所以，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怎么走，是否能够有一个真正的方案，然后切实地按照方案去推动，构建一个能够有效回应社会危机的政府体制，一个能够清晰展现社会问题、展现国民才智的新闻体制，以及一个能够公正处理社会危机的司法体制，这是至关重要的。

法律解决不了问题，律师就变成了革命领袖

主持人：现在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习惯于将其政治化，说是“少数人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定性为政治事件。

贺卫方：“政治化”是我们处理问题的一贯思路，而且，这是推卸地方责任的一个最好办法。一旦定性为“政治问题”，就可以不再追究地方决策的某些失误，甚至连腐败等问题都可以容忍，只要你政治上没问题。

主持人：这样在处理上往往是脱离了法律轨道，也就不可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

贺卫方：我想起托克维尔的话：“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会或早或迟转化为法律问题，由司法来加以解决。”我们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的法律问题都可能最后转变成政治问题。

现在，司法行政部门严格限制律师介入到维权运动中。而我认为，政府应该鼓励律师参与各种维权运动，无论是环境方面的，还是艾滋病传染方面的，所有这些权利保障，如果有律师来代理的话，他就必须受制于法庭，以理性的方式去解决。考察英国的历史时你会发现，历次社会变革过程，或者说利益调整的过程，律师都是在第一线，通过法律解决利益冲突。法庭总要考虑到某种妥协的可能性。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事情是，当社会出现了严重危机的时候，最后律师被迫成为革命领袖。法国就是这样，法国大革命就是律师变成了革命领袖，为什么？因为律师没有一个空间能够向他的客户去昭示：国家的任何危机可以通过法律来加以解决。

主持人：列宁也是学法律出身的人，最后变成革命领袖。

贺卫方：因为没有路可走了，死路一条了。律师只能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去掀起革命，去鼓动大家彻底打烂旧制度。逼着律师变成革命领袖，这是一个可怕的结局。

地方民众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找律师，恰恰说明他们还是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这是多么好的事啊。为什么阻挠他们，逼着他们以其他方式（如上访）来表达诉求呢？很不可思议！

主持人：其实也简单，因为利益决定了地方政府不可能严格遵循法律去解决问题。例如农民土地，如果严格遵循法律，怎么可能以每亩两万从农民那里强行拿走土地，然后转手以20万、甚至200万出售给开发商呢？

贺卫方：现在利益确实已经成为一个特别中心的考量，所以需要整合利益的平台，让不同的社会阶层能够清楚的意识到，利益到底是什么，到底应该如何分配能够达成双赢格局，或者多赢格局。这样的平台如何建立？这需要民主。没有民主，就会产生权力的掠夺，民众就以暴力进行对抗，整个社会陷入“丛林时代”。

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社会冲突

主持人：说到民主，一些人总是充满不屑，另外一些人则总是充满恐惧，认为说一旦搞民主，一旦搞选举就会陷入混乱。

贺卫方：民主真的会导致天下大乱？这是自我构筑的一个虚幻的、而且在不断强化的恐怖前景。其实，只要想想现代政党政治对民族或种族沟壑的整合功能，看看希拉里与奥巴马可以是同党，可以并肩组阁，就知道那种认为一搞民主就会带来民族分裂的观念是多么荒唐和幼稚。我实在不想对这些人的观点进行辩驳。

主持人：大家已经认识到，民主和法治是社会稳定的根基。三十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上已经逐渐昭示了一条道路，就是应该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贺卫方：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光明日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发扬法制》。可以说，从十年的浩劫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痛定思痛，认识到了民主和法治的价值。七十年代末开始，我们还是真诚相信的，包括最高层，包括一般民众，都还是真诚相信的。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西方世界多么欢迎中国，欢迎一个亮丽的、非常开明的国家，一个走向越来越开放的国家。但是到现在，有时候却要对民主和法治打折扣。或者说，旗号跟实际行动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有时候实际行动完全把旗号给否定了，这让外部世界也变得很难理解，看不懂。因为一些人在民主和法治这两个基本价值观上都在不断动摇。

主持人：一些人激烈批评普世价值，就认为民主和法治都没有普世性。

贺卫方：要问问我们究竟还信不信这个？强调中国价值，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价值的特殊性，质疑普世价值，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所谓“不折腾”，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折腾，让我们心里觉得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总觉得，2009年是否能够具有足够的社会积累突破这样一个困境，是对我们国家的大考验。不止是对当局的大考验，也是对国民的大考验。也就是说，我们能否把思路理得更清楚，能否锲而不舍地沿着一种更加健康的，渐进的模式走下去，打通多样化的途径，而不是非常简单地寻求暴力的方式？走出困境的办法，就是重归历史共识，坚定对民主和法治的认同，坚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社会冲突。唯有此，才能避免社会动荡，顺利走过已经注定不平稳的2009年。

中国为何一再要求法国澄清西藏问题立场

作者 马丁

发表日期 13/03/2009 更新日期 13/03/2009 23:21 TU

中国总理温家宝昨天在中国人大会议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再次要求法国澄清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几个小时之后，法国外交部正式作出回应，重申法国并不赞同西藏独立。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谢瓦利埃明确表示，“我们不赞同西藏独立”。不过发言人也提醒中国政府，法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发言人谢瓦利埃说：“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即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反对分裂前景，不支持西藏独立。”

中国总理温家宝得到这样的澄清和答复，是满意了呢，还是继续“听其言，观其行”？不管怎么说，中国领导人得到法国的澄清，在外交上算不得什么样的胜利？因为，事实上法国乃至整个欧盟在官方层面上从未表述过支持西藏独立的立场。要求法国澄清，也不过是要别人重复过去说过的话罢了。说到底，这件事只能说明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外交上缺少把握敏感问题的尺度，更多的时候是头脑发热，使用过度而不切实际的外交辞令。

自从萨科齐总统去年12月在波兰接见西藏流亡领袖达赖喇嘛以来，中国政府不仅在外交上避开法国，在经济上冷落法国，而且以强硬的外交辞令三番五次要求法国澄清西藏问题的立场。可是，在政情观察家们的视野里法国并不存在澄清立场的问题。无论法国过去历届政府，还是现总统萨科齐本人和他领导的政府，都没有表述过支持西藏独立的立场和言论。而且，在法国许多观察家的眼里，尤其是左翼人士的眼里，萨科齐总统那次在波兰会见达赖喇嘛，在很多程度上只是迫于舆论的一场政治做秀，具有象征意义，而没有实质性的内涵。

况且从西方的政治传统和运作规则来看，中国要强迫欧洲国家领导人不见达赖喇嘛的做法也是不切实际的，至少给人这样的印象，中国领导人总是在一些问题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整个世界；以至于法国总统萨科齐非常不高兴地说过这样的话：“我不要中国领导人来确定我的议事日程。”

萨科齐的这句气话，实际上隐含了他对中国领导人极其中肯的批评。说得不好听，这就是中国领导人缺少政治风度，不考虑别人的政治惯例，不让别人当总统。捍卫人权和自由，是西方自由世界价值理念的一贯传统，也是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主导方面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中国领导人一听到西方政治家谈论西藏人权就大发脾气，动辄要求别人澄清立场，或者拿经济利益和不给商业合同作为报复的武器，这些都成了闻名世界的中国式政治手腕。

说到西藏问题，法国和整个欧盟，包括欧洲议会虽然多次通过西藏问题决议案，但官方立场从未表述过支持西藏独立。不支持西藏独立，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对西藏人权视而不见，或者闭口不谈。所以，要求法国澄清立场，也没有增加新的东西。相反，法国更加强调对西藏人权的关注。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这次回应北京，重申不支持西藏独立的同时，也郑重地对中国领导人说，“我们关注西藏人的宗教自由和文化活动。为了缓和紧张局势，我们认为北京当局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是有益的。”法国“继续期望这一对话产生积极的成果”。

在西藏问题上，之所以有强烈的国际舆论谴责北京，那是因为中国政府治理西藏并没有取得成功。欧盟外交事务专员费雷洛-瓦尔德纳夫人就持这样的看法。她日前参加欧洲议会西藏问题决议的辩论和投票时指出，北京有必要与达赖喇嘛的代表“尽快恢复对话”，“找到一个最佳办法来避免西藏年轻一代的失望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暴力事件”。

在欧洲许多政治家看来，中国一方面靠宣传攻势来吹嘘西藏治理的成就，一方面靠武力来维持当地的治安，是不承认现实，不承认中国治理西藏失败。西藏问题遗留至今并且爆发更大的危机，是中国政府长期积压下来的结果。等到西藏年轻一代对中国不再抱任何希望并走上激进的反抗道路，到那时中国政府靠武力也是不同统治西藏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中国领导人平静地坐下来，与达赖喇嘛的代表会谈，寻求真正解决西藏问题的和平途径。

胡少江：中国总理答非所问

今天上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与采访人大、政协的中外记者见面。衆所周知，人大、政协只不过是的橡皮图章和政治花瓶而已。绝大多数的会议报告和代表、委员们的发言都没有什麽新闻价值。正因爲如此，中国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便成了每年人大、政协的压轴戏。

在这个场合，即使是习惯于念讲稿或背讲稿的中国领导人也不得不脱稿回答外国记者提出的各种刁钻的问题，这个互动的过程多少能给人一点刺激；让中国和世界的观衆们有机会了解一点官方宣传背后的东西。

在所有的现任中国领导人中，温家宝被认爲是最会利用新闻来树立“亲民、勤政”形象的一位。他自己常常说，他的妈妈教导他要“用心来说话”。实际上他是在借用他妈妈的语言来标榜他所说的话都是肺腑之言，是在向世人讲真话。

当然，指望政治家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话，那只不过是一种幼稚的幻想。在政治自由和新闻开放的民主国家是这样；在需要通过掩盖真相来维持统治的集权国家更是这样。即便没有太高的期待值，但是我对今年温家宝的答记者问还是大失所望。这主要是因爲他的答问有太多的答非所问；而且在那些答非所问里有著太多的 “硬伤”。

当《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问道：“有些人认爲，美国巨额的债务会导致美元贬值，你是否担心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呢？如果担心的话，中国在分散投资风险的策略是什麽呢？”温家宝的回答是，中国政府关心中国资産的安全。他本人对投向美国的中国外汇“确实有些担心”。

但是，对这位美国记者关于中国政府将如何分散风险的关键问题，中国总理的回答根本没有能够回答。他只是说：“我们外汇经营第一位的原则是防范风险，我们始终坚持外汇‘安全、流动、保值’的原则，并且实行多元化的战略。”这个回答只是记者的提问的同义反复，根本就没有回答“分散投资风险的策略”这一关键问题。看到中国总理对这一涉及上万亿美元的国家资産的问题的不合格的答复，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也许是看到了中国总理在回答有关外汇储备问题时所表露的知识欠缺，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进一步“穷追猛打”。他问道，既然“中国在农村地区有很大的投资需求，鉴于中国有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现在还把钱去借给那些富裕的国家，这是否说得通？”温家宝的回答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实际上是银行的借贷，不是财政资金，所以在使用上主要还得用于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他的回答再次表现了他对这个问题理解的局限性。

中国总理没有能够解释中国作爲一个穷国将钱借给富国使用的合理性。他也不理解外汇储备是银行借贷而不是财政资金这个事实与外汇储备只能用于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这二者之间根本没有任何逻辑联系。

如果说温家宝在回答对外经济问题时答非所问是由于知识的局限，他在回答国内政治问题是的答非所问则完全是由于中国政府一贯地不讲道理的作风。当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问道：“从上周以来，在西藏地区以及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其它藏区，安全措施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这是否意味著中国在该地区所实施的政策存在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所包含的逻辑十分清晰，如果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正确，藏区的形势很好，有什麽必要空前地加强安全措施？温家宝则完全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是言不及义地大谈中国政府在西藏所取得的成就。

我想，温的回答只会使所有稍微具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摇头叹息。(RFA)

VOA：中国三百政协委员拒绝到会创记录

记者江河/据中国媒体报导，今年“两会”期间，多达3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拒绝参加会议。这是60年来“两会”从未遇到过的情况。有评论认为，“两会”已同“春晚”一样让国人反感。

据南方都市报披露，到星期二为止，拒绝参加“两会”的政协委员已达301名，他们拒绝与会的理由是“两会只让歌功颂德”，“代表与胡锦涛座谈只能念事先经过审核的发言稿”。

全国政协编辑的委员出席缺席简报透露，本次“两会”，经济、文艺界委员缺席空前之多。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应出席委员2千235人，缺席252人，其中84人没请假。全国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缺席委员更增加到301名，其中103人未请假。

这是历届“两会”从未发生的怪事。以往虽有个别委员缺席，但都会经过请假批准。而这次301名政协委员缺席，其中103人不屑请假，实为60年来“两会”从未有过的惊人现象。

分析：某种抗议之意

北京的资深媒体人凌沧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政协委员不出席“两会”有多种理由。他说，首先，有的人可能到届了，他干不干无所谓了，因此就不出席；其次，有的委员不出席也许有表达抗议的意味；但是这么大规模的委员不出席，而且被媒体披露，这确实算是今年的新闻。

凌沧洲说：“其中可能也有某种抗议的意味吧。就是在某些个体上。但是我们不能说它是一种集体的抗议。本身来讲就是，今年网络上对‘两会’的代表、委员的质疑和批评的声音都是非常尖锐的，而我们看到的是，在网络严控的情况下，网络上依然有对这些代表、委员的批评。所以，我觉得这也反映了整个中国社会的一种思潮吧。”

分析：两会无聊至极

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香港明报的一篇社论严厉地批评了那些缺席的政协委员，认为既然给了你名誉，那么需要你完成职责的时候你却缺席了。但何亮亮指出，他觉得可以反过来看这篇社论，那就是为什么这些委员不愿意去开会。

何亮亮说：“其实看今年的‘两会’，在北京采访的，不要说是海外的记者，包括中国内地的记者都说是无聊至极，觉得没有意思。政协会议没有意思，人大会议也没有意思，以至于中国内地的媒体公开这样说：希望‘两会’不要降低到‘春晚’的水平。这是在深圳的一家报纸就有这样的评论。这是很大胆的评论，但是这样大胆的评论也就是因为民众普遍有这样的想法。”

何亮亮认为，从这一事件也能看出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弊端，因为中国的体制就是党委决策，政府执行，那么，人大和政协除了歌功颂德还能干什么呢。

何亮亮不无调侃地说，现在人们已经把‘两会’戏称为‘三会’了。何亮亮说：“如果不歌功颂德，他们剩下的就是‘三会’了。第一就是叫做‘熬会’，因为开会是煎熬呀!坐在那儿讲话言不及意，有的人讲些无聊的话，那么你也被迫坐在那儿熬；第二叫‘逃会’，我干脆就逃了，我不来了；还有一种叫做‘跑会’，就是利用到北京的机会跑自己的事情。这就变成新‘三会’。那么，由此也看得出来，就是中国的这个‘两会’制度到现在有点穷途末路了。”

分析：中国官场态势

另一方面，多维新闻网的一篇题为“从两会看中国政治的保守取向”的评论说，“两会”的“民生”重点原本是胡温政策的特性，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转型需求的反映，但与十六大相比，十七大后的中国政治明显呈现出保守特征，一些具有鲜明个性的官员先后淡出公众视野，落实科学发展观所带来的新气象也被金融危机所冲淡，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既定方针虽然没有改变，但也因保增长退出主流议程的次席。

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认为，这篇评论的判断准确地反映出当前中国官场的一种态势。

何亮亮说：“有一些可能很有个性的官员看到前车之鉴他也就不作声了。整个的官场呢，讲的好听它是和谐，讲的不好听就是只有一种声音，没有反对的声音。所以就造成‘两会’的这种空洞化和娱乐化。‘两会’它作为一种陪衬，作为一种花瓶的作用是越来越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