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社会政权和财政

历史上一切专制政权（指区别于极权政治的传统型前极权专制和回归传统的后极权专制），本质上都是黑社会政权、反社会政权。这样的政权，以社会的不成熟和软弱，成功地寄居在社会肌体之上。它本身不产生任何财富，不履行任何对社会负责的职能，通过榨取由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养活自己。为使这种榨取得以维持，又必须分出一大部分榨取来的财富豢养武装，以相当的暴力弹压社会，维持其榨取权。社会面对这样的反社会政权，有两个反应：反抗或顺服。而因为社会的不成熟和软弱，反抗虽时时发生，却不足以直接颠覆政权。同时，更多的社会成员，出于生物本能，会削尖脑袋向这个反社会政权靠拢，因为只有这个反社会政权才拥有最不费力得来的资源，而距离这个政权越远，享有资源的可能越低。同时，黑社会政权为扩大其统治基础，对其成员、对候补的成员，必须采取收买手段，让他们感受到这个黑社会组织的好处。而这种好处越明显，众人就越是趋之若鹜。这样的结果是，该政权像癌细胞一样急速扩散，更加峻急地榨取社会资源，使得社会的机能进一步衰竭，以至于没有社会可言。另一方面，黑社会对社会人员的吸收消化能力毕竟有限——都黑社会了，谁干活儿交保护费？——因而总有大部分人被排挤在黑社会之外，即所谓“体制外”，而在一个体制即无限公司的环境里，身居体制外一般意味着绝望。绝望便要反抗。反抗便引来镇压。镇压需要成本。成本需要榨取和招兵买马……反抗大抵不能成功，无望者发现除了模仿那个黑社会政权别无出路，于是也做成了黑社会，就是通常说的那种黑社会，民间黑社会。这种民间黑社会和黑社会政权之间往往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类似糜烂的边缘地带。

简言之，一个黑社会专制政权，就是一个以暴力和财政互相维持的净消耗组织。有人会提出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不能说没有产出，但以有黑社会国家这个无限公司的信用（黑社会国家的信用就是黑社会的武力）支援，除非被黑社会抛弃（裁撤，也就是不复存在），是不担心经营不善以致破产的。故尔国有企业效益总是低下的，亏损是国有企业的常态——谁来弥补亏损？据说是国家。其实就是黑社会用它榨取来的社会资源豢养国有企业。总之，黑社会专制政权是个净消耗组织，消耗的是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

这样净消耗的过程，就是螺旋地坠入深渊的过程，最后的结果就如癌症那样，癌细胞和正常细胞完全失衡，也就是被榨取者不足以满足榨取者的需求，黑社会财政崩溃，而社会也随之崩溃——黑社会政权到了财政崩溃这一天，一定是社会无财可取的那一天。明末的情形最为典型。竭泽而渔的结果是，财政枯竭，流寇总是降而复叛（因为降而无饷），官军反成流寇（还是因为无饷），流寇扩大抢劫范围，导致更多人破产，从而将更多的人裹挟进流寇大军，形成了对立于朝廷黑社会的另一个打家劫舍的黑社会。这个黑社会通过直接捣毁社会迅速扩张，从朝廷黑社会手里抢夺资源，乃至最后颠覆了后者。

另一种可能是，在这个过程见底之前，遭遇外敌入侵，不堪一击，轰然坍塌。黑社会政权的武力主要是对内的，对外往往是使不出劲的。历史上的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花剌子模帝国均因此灭亡。当年大清拥数十万之众，遇上英军沿海登陆，调兵缓滞，甚至窘迫到无兵可调——因为清军主力绿营均三三两两分驻各地，就地弹压，调集颇难，只能就每处抽取一二，再行集合，而万一抽取稍多，当地空虚，就难保刁民不起而造反——在一个被黑社会统治的社会里，每个成员都是潜在的刁民反贼，平时只是被枪杆子刀把子逼着做良民罢了。也因此，黑社会专制下的人，大多擅长外表忠厚内藏奸诈的韬略，首鼠两端，厚颜无耻，猥琐懒惰却又勤俭努力，低声下气却又野心勃勃。

明末除了财政枯竭流寇作乱，亦兼有外敌压力的因素。虽云闯献革命颠覆朝廷，但明国大部仍未易手。清兵能以八万铁骑、十七万之众，横扫明国，除在江南遇到些抵抗，得鼎几于唾手之间。明国黑社会乃由明国社会的一部分人组成，这样社会里的人如上所述，最会望风使舵，决无坚定的立场（即所谓“腐败”）。清国黑社会则以新兴，尚不是一个以财政和暴力循环维持的成熟腐败的黑社会，其成员相信暴力才是一切。当这样新鲜果断的黑社会和成熟腐败的黑社会暴力对决时，后者必败。（六十年前国共对决，也是一样——当然少不得俄汗重武器支援，犹之乎八旗铁骑；但问题在于另一方的装备并不弱，却兵败如山倒，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不能不说气焰决定了黑社会之间对决的成败）。而一万万生民，剃发改服，习以为常。作为与朝廷黑社会绝缘的社会成员，这个黑社会和那个黑社会来统治，都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当然不一样的黑社会之间兴许是有些不一样，但其实还是一样。一个黑社会取代另一个黑社会，在社会成员看来，无非“气数”二字。至于江南对清的反抗何以较激烈，不是因为我们江南人有“气节”，而是因为江南对朝廷黑社会的依附最深，离“体制”最近，易代之际，比之其他地方人更难割舍，多少转不过弯子。不过虽然转不过弯子，毕竟仍是腐败的黑社会，所以抵抗到底是无望的。有朝一日被新来的黑社会揍伏贴、屠舒服，也就欣然易辙，跟新来的黑社会咸与维新了。再给点甜头和荣耀，如康乾十二次南巡，更是让我江南受宠若惊，不遗余力地向北京输送财赋，以致号称富庶的本地陷入缺粮的困境，须从江西调拨；接着江西缺粮，从湖广调，湖广缺粮，从四川调——形成了一条黑社会针对社会的不循环、净消耗的食物链。

近来房地产崩溃说甚嚣尘上。有人以为房地产崩溃便是支那崩溃。此说虽不能说不对，但并不确切。论者多持经济理由，所谓泡沫、坏账云云，实际上又陷入十年前章家敦的错误。日前俞府尹正声召集上海建设、房产界亲自训话。大意谓房地产过热，银行窟窿大到几于不可收拾。然而其实是可以收拾的。支那经济纯为黑社会权力的附庸。房地产是银行供着的，银行是黑社会敛财集团供着的。房地产有再大泡沫，银行有再多坏账，只要财政不破产，多大的窟窿也能填住。而房地产又是该黑社会成员敛财的主要途径，是不惜代价要保住的。因而根本不是房地产崩溃不崩溃的问题：要么不崩溃，崩溃的将是黑社会的财政，连带着绑架社会共赴深渊。

因此也可以明白，何以历史上一切黑社会专制政权，无不视财政积蓄为其命根，而专制统治下的社会，咸与黑社会之财政偕亡。财政危机即社会危机。一个黑社会政权，若不亡于外敌，必亡于财政危机。闯军日迫燕廷，明思宗持三千七百万库金，居然不忍助饷，反催促各地征缴，以致城馅之际，想发饷也没人领情。论者以为思宗啬刻可悲，其实他的做法符合黑社会专制自身的逻辑。黑社会专制政权越到后期，财政和暴力相互维持的这个循环里，财政相对于暴力就越是更根本的因素：暴力固然是财政的保障，但更主要是财政维系着暴力——因为暴力的动机仍然是财政。站在黑社会老大的立场上很容易理解，手里的那点存底是根本，是吸引徒众喽罗为自己卖命的老底——一旦千金散去，散到徒众喽罗手里，他们就不再是自己的徒众喽罗了，那就真的什么都没了。晚清政府最大的焦虑也是财政。最后盛宣怀为清廷的财政利益与民争利，引发川变，进而武昌变乱，断送大清黑社会江山。

这与极权政治不同。极权政治固然也是黑社会政治，但暴力更是其根本动力。极权政治并不害怕财政破产，暴力本身就是它取之不尽的资源。这叫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账。现在一些毛左常争辩：所谓文革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是太宗等修正主义者捏造的谎言。其实判断崩溃不崩溃，以角度立场而异。自毛左极权政治立场观之，饿死三千万都不算崩溃，七十年代形势比大跃进好得多，怎么谈得上崩溃？只要把住暴力，他们的字典里就没有破产一说。如今金二的北朝鲜多少次饿殍满野，人民面有菜色，对金二来说，这并不成问题。只需“先军政治”，裆中央有枪，一切都能摆平。但问题在于极权政治的暴力来自意识形态的支持，需要一种迷魂汤催情药，才能维持这不顾成本的暴力。随着黑社会内部的新陈代谢，新一代人物的“斗志”必然衰竭，意识形态逐渐架空高悬，这就是后极权。所谓后极权，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传统型的专制，黑社会敛财专制。在这种专制下，黑社会统治集团要维持其统治地位（寄生地位），必须假助于暴力，而需维持其暴力，意识形态不再管用，只能靠收买，因而这时，财政越来越成为根本，充当暴力的动力。在这样的局面下，如前所说，崩溃指的就是财政崩溃而不是其它什么崩溃——因为这样的局面下一切经济活动都只是财政的延伸。由于其规模巨大近乎无限，因而其崩溃不是那么容易——不是多少银行坏账就能击溃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竭泽而渔总有到头的一天，崩溃仍然是难免的。

前年冰岛、英国危机，冰岛政府破产，英国政府据说濒临破产。见有些支那人欢呼雀跃，以为风水将转。不知现代国家里，政府决不是以敛财赢利为目标的。政府不是企业，不是老板，老板是国民。是国民给政府发钱，叫它替自己干活儿。既然是服务国民，“蚀本”的赤字财政在西方国家是常事——当然赤字把握得不好也会引发危机。譬如政府破产，对作为老板的国民来说，相当于雇员工伤病休，毕竟是个损失。但决不至于连带社会一道破产甚至崩溃解体。冰岛政府破产有年，冰岛人照样安居乐业，享受着最高的生活质量；英国政府说是濒临破产，也不见英国人生活就此蹙迫。因为那里有健全的社会，一个不受黑社会绑架敲诈的自由的社会，经济活动固然潮起潮落，但只要那是独立的自由的经济活动，不是作为财政延伸的活动，只要那是依托于自由的社会的经济活动，就总能自我组织自我恢复。相反我们强大的黑社会财政，才是社会的梦魇，要么不崩溃，一旦崩溃就将是偕亡式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