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人说到所谓“英国道路”的玄机了。虽然还没说透。这些年朱学勤之流常爱说“英美道路”和“法俄道路”的对比，仿佛英法转型就是循着两个先天的模式：前者改良渐进，后者革命激进，前者代价小，后者代价大。
这个人指出渐进民主（或者代称“英国道路”）就是玫瑰梦。他说了大宪章的情况，很正确。而17世纪的英国革命，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革命。国王上了断头台，克伦威尔变成比国王还可怕的专制独裁者，接着是血雨腥风的反攻倒算，直到贵族忍无可忍，发动政变，不流血地改朝换代，才建立了宪政。
看起来英国的近代化转型一点也不和平。制造英国道路神话的，是18-19世纪的法国人。英国君宪制的建立，对法国思想的影响很大。而在1789年三级会议之初，除了极少数极端主义者，并没有人希望一场流血的革命。甚至市民占领巴黎了，流血了，革命真的来临了，倾向革命的议员仍旧着迷于英国道路。他们促使路易十六接受君主立宪制，继续做“法国人的国王”，他们甚至连换个国王的念头都没有——要知道英国1689年的政变，被称作光荣革命，因为改朝换代了。法国人大约自信有了英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做得比光荣革命更好，不改朝换代，就顺利地建立起宪政……一切似乎美妙，美妙得太不真实，真实立即惩罚了玫瑰梦。法国政治家极力避免的1640年噩梦不仅在18世纪末的法国重演，而且烈度远甚于前者。但细审其基本模式，同17世纪的英国大同小异，差异在于程度。而就这程度的差别，造就了所谓“法国道路”和“英国道路”的对立。如托克维尔的理论，正是站在法国的立场上，对比英美建立的。
那么问题就在于，究竟是英法的何种差异导致革命烈度的不同。这个人提到了英国贵族的作用，但这不是根本。法国也有贵族，全欧洲都有贵族。且不说意大利、德意志那些土皇帝般的贵族本身就是专制者反动派，至少法国的贵族，有不少正是明智贤达的高尚人士。他们追求进步，向往英美宪政模式，厌恶绝对专制。在革命之初，他们和第三等级代表一起重演大宪章故事，连逼带哄（之所以哄，是因为路易十六并不是一个坏人，在宪政派看来，是个可以合作的君王），让路易十六接受了君宪制。然而这都是徒劳。路易十六接受君宪制并非假仁假义，但随后，就发生了旧制度和宪政人权理想之间的尖锐矛盾。尤其是涉及教会财产的问题，更为棘手。法国百分之二十的土地归教会所有，教会享有太多的特权，这种特权绝非宪政能够容忍；此外旧制度下的法国，国王随意给各地不同的特许权，各地待遇不同，违背平等的理想。而这些现实的改变，必然伴随重大的冲突。尤其是前者，教会的利益和路易十六神授君权的合法性直接相关。若他默许革命对教会的剥夺，自己将无法在欧洲王室立足。接着是互动的过程。路易十六越来越厌烦宪政，包括君宪派在内的法国人也因此越来越猜疑路易十六，路易十六因此更加厌恶这场将他待若囚徒的革命。出走不成，里通外国，直到被废黜、被斩首——法国贵族精英做着1689的英国梦，法国却走上了1640年代的英国道路。甚至更严重。处决路易十六引起欧洲各国的震动，导致各国对法国的军事干涉。外国干涉的威胁又促使革命政权绷紧对内监控的神经，形成恐怖统治。恐怖统治成了法国革命的标志，区别于英国革命的标志。同时，法军在外军面前反而愈战愈勇，逐渐壮大，贡献了拿破仑这个怪物，把法国引向赤裸裸的军国主义……当拿破仑宣布终结革命的时候，法国已经被绑上了扩张战争的战车，此后，军事扩张就是它的生命，尽管战绩辉煌，难逃覆灭的结局。法国本无意于革命，却走上了最为轰轰烈烈的革命路。
变量并不在于有没有贵族精英，更不在于有没有和平演变的意愿，而在于转型前的制度，是否完善、强大、固执。英国的幸运就在于，它从来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足够完善、强大、固执的专制机器，贵族始终拥有大笔资源，足以制衡王室，王室在贵族丛林中，只不过是个更荣誉的贵族罢了。英国（英格兰）的贵族又不像意大利德意志的贵族割据自立，由于地方促狭，凯尔特民族（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环伺，盎格鲁撒克逊人不得不统一在同一个王国里，贵族并不愿意割据分裂。但问题在于，英国的王室为什么没有能耐收拾这些贵族呢？原因在于，英国作为岛国，防御代价很低，所以始终没有建立受控于中央的强大的常备陆军。虽说不列颠群岛仍有其他民族相邻，但这些民族实力很弱，根本不足以威胁一个统一的英国。所以跟欧陆国家不同，古代英国从来没能组建一支常备陆军。常备陆军必须号令一致，有个一言九鼎的总司令，直到今天，各国依然如此。古代英国没有常备军，就杜绝了军事独裁的可能性。枪杆子里出政权，一切独裁都须军事独裁以为前提。英国没这个前提，完善、强大、固执的专制机器也就无从建设。
法国正相反。法国处在欧陆易受攻击的位置，作为民族国家的法国的滥觞，正是百年英法战争刺激的结果。从那以后，尤其是弗朗索瓦一世以后，法国就一直保有欧洲最强大的、由国王（或皇帝、或中央）节制的常备陆军，直到1940年败于纳粹德国（甚至普法战争的失利都没有动摇法国陆军的这个地位）。这样一支中央集权的陆军，是路易十四建立绝对专制的前提。路易十四时代乃至整个波旁王朝，既是法军在欧陆耀武扬威开疆拓土的时代，也是绝对专制构厦齐备的时代。一个看似完美无缺，一切合乎逻辑的制度建立起来，强大而固执，转型的代价自然也就大得多（斯图亚特王朝其实也想模仿法国的绝对专制，不过，有心无力，恰恰由于斯图亚特王朝的这一企图是英国贵族无法接受的，才导致1640年革命）。
这就是所谓英法道路对比的真实原因。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变量在于转型前的制度是否足够完备、强大、固执，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地理条件。哪怕英国这样的条件，都不得不经历1640-1689半个世纪的动荡——虽然动荡的波及面和深度远不如法国革命。至于德国，转型更晚，它的转型模式更复杂，直到法斯专政，战争覆灭，涅磐重生，其代价又高于法国。并没有谁盼望革命，只是革命就这么来了而已——若不来，多半却是德国的代价。越是想避免付出转型的代价，就越是要在日后加倍偿付代价——不公平的是，这样的偿还经常是落在与生俱来上贼船的后人头上。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只有白痴的玫瑰梦。
王天成："渐进民主"的玫瑰梦
BBC 2008年12月08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43北京时间 18:43发表
对于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国际上一个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显著，而政治改革滞后。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内出现了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不仅进行了经济改革，也已经并且应当继续以渐进方式进行政治改革。
宪政学者王天成前不久在纽约举行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发言认为，"渐进民主"只不过是中国知识界的"玫瑰梦"。
这期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专访推出BBC中文部资深制作人乐安当时对王天成所作的采访，采访中他首先归纳了"渐进政改论"的主要观点：
答：这主要是官方学者，或者一些有一定独立性，但愿意站在官方立场上说话，以为这样说话容易被接受的学者提出的观点。认为经济改革是渐进的，政治改革也是渐进的。
他们提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之后倡导的比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以及人大代表的差额选举、县以下设立人大常委会、给人大常委会以立法权等等，还有人事制度改革，作为证据来证明中国进行了渐进政治改革。
这种观点受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那种认为中国要走"渐进民主道路"的观点影响。
问：那"渐进民主论"者他们的理论基础或者说思想资源又来自哪里呢？
答：他们的主要思想资源就是"英国道路"。他们认为英国的道路是逐渐演进的道路，是渐进民主的道路。实际上英国道路不是这样，这是对英国道路的简单化和片面的、浪漫化的理解，其实也是一种虚构。
英国的道路不是简单地用"改革"两个字就能概括的。英国的宪政转型有两个关键阶段，一个是十三、十四世纪，一个十七世纪，这两个阶段都发生了战争。
当时英国的改革是因为贵族起义取得了胜利，迫使国王不得不接受改革。
说到英国宪政，人们总是要提到1215年的《大宪章》。《大宪章》就是贵族率领军队攻入伦敦，把国王俘虏之后强迫国王签署的一个投降协议书。
但是国王人身获得自由后又后悔了，企图取消《大宪章》，当然后来又失败了。约翰王因此在郁闷中去世，后来的国王还是要摆脱《大宪章》的束缚，这样又发生战争。
真正的渐进民主应当自下而上。比较理想的是先推行乡镇和县一级的地方自治和地方选举。这意味着首先改变地方政权的性质，使地方政权向民主共和政体转变。
宪政学者王天成谈中国民主道路的现实选择
经过了多次战争之后，贵族和国王都学到了一些东西。贵族认识到，战争并不能作为他们让国王遵守《大宪章》，保护他们自由和权利的常规方式，这样就开始了议会政治，用议会来约束国王。
当时英国的议会主要是贵族组成的，贵族是当时主要的纳税人。国王有自己的财产，但比如发动战争，他就需要贵族纳税、奉献。
当时就确立了一个原则，叫"没有代表不纳税"，国王征税必须经过议会同意。
议会就利用这个原则和国王博弈，每次国王要钱的时候贵族就跟他谈判，提出政治改革要求。
问：由此可见，贵族是推动英国宪政的主要力量。反观中国，这样的力量在哪里呢？
答：这样的力量在中国是找不着的。中国的人大和英国当年的议会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人大主要是由官员组成的，这些人是吃纳税人的税金的。他们没有动力、没有兴趣也没有力量去跟政府博弈，他们自己就是政府的组成部分。
中国人大的权利能否巩固全靠更高统治者的意志，他想让你发挥作用你就发挥作用，他不想让你发挥作用你就别想发挥作用。你没有什么可以跟他谈判、去制约他的东西。换句话说，中国政府缺乏内在的力量和动力来让中国像英国一样进行演进。
问：考虑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加上"（2+2+2）·（2+2）"这个背景，"渐进民主"这个提法，至少在字面上听起来似乎应当是一个合理选择，您不同意这个道路，那"渐进民主"的害处在哪里呢？
答：的确很多人认为"渐进民主"是一个合理的、现实的选择，因为它很温和，这样统治者能够接受。但实际上它也是一个不现实的选择。
一些消极的"渐进民主论"者甚至认为这个民主就是渐渐发育出来的，你不用去设计，你就等待就行了；另一些"渐进民主论"者也在考虑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因为总不能"不渐不进"吧，"渐进民主"也需要一个开端嘛！
但是，考虑到开端问题的学者为了让当局容易接受，只能提出一些非常温和的建议，比如从行政改革开始，但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是两回事，看不出来它对政治改革有什么意义。
问：好像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时间里推行了那么多法律，中国政府似乎也有以法治取代民主的趋势，总是强调"依法治国"，这种现象是否也和"渐进民主"论有某种契合呢？
答：这正是很多"渐进民主论"者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觉得可以从建立法治入手。
过去三十年中国确实制定了大量法律，但同时也制定了大量反人权、反自由的法律。法律增多了，政体并没有转变。这些法律的制定准确地说是现有体制的自我完善，并不是向另外一种体制的转型。
当然我们不否认加强法制、增强人民的法律意识对未来民主转型有好处。但只要不涉及政体本身，不涉及一党制的问题，不涉及人民的选举自由，民主是不会到来的。
而且政府体制不改变的话也不可能建立法治。司法不独立，人们得不到公正的审判，你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没有一个恢复正义的地方，法治何在呢？法治其实也是要以民主为前提的。
问：民主进程，渐进也好，不渐进也好，考虑到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它的开端应当在哪里？
答：我认为，真正的渐进民主应当从下面开始。比较理想的是先推行乡镇和县一级的地方自治和地方选举。这意味着首先改变地方政权的性质，使地方政权向民主共和政体转变。
以地方为开端的优点是为人们学习民主提供一所学校，也包括官员学习民主。然后我们再由地方选举过渡到全国选举。
台湾的民主化是比较平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到台湾以后很重视地方选举和地方自治。
其实从地方开始进行政治改革的思想在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戊戌变法的时候我们的先辈就认识到了地方自治对实行全国宪政的意义，清末预备立宪的时候，很多封疆大吏也持这种观点，后来孙中山先生、国民党也是这种看法，才有了台湾的地方自治和民主转型。
中国的建设狂热难解经济困局
陈志武 @ 2008-12-8 12:01 阅读(85) 评论(0) 推荐(1)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在我们揣摩中国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含义时，思考中国为什么每次在需要促进经济增长的时候，都选择基础设施建设、房屋以及大项目，是很有趣的。中国应该或者能够仅仅通过增加实体建筑来取得长期增长吗？如果当要暂停或改变经济增长的路径的时候，中国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够适应这样的变化吗？
在最近到巴西的一次旅行中，我的出租车司机抱怨圣保罗崎岖不平的街道和公路。我回应道，“我以为高油价和高铁矿石价格已经使巴西繁荣起来了…巴西为什么不在其基础设施建设上花更多的钱呢？”
出租车司机回答说，“巴西经济运行良好。但是，只要政府有额外的钱，卢拉总统总是喜欢减税并补贴人民，而不是将这些钱用在修建道路上。为什么？”
“哦，”我说，“想象你是卢拉并且有180亿美元可以支配。你是将这些钱花在修建公路上，还是宁愿给每个巴西人发100美元？”
“当然将它给人民，以赢得更多的选票。”
“如果赢得更多的选票不是政府考虑的一部分，那么将钱返还给人民从来就不是一个选择。中国不仅仅是花掉钱，而且似乎总是喜欢像摩天大楼，华丽的政府建筑物，公路以及大工业项目这样有形的东西。”
这不仅部分地解释了像印度和巴西这样的民主国家在基础设施上落后于中国的原因，也解释了中国将其新经济刺激计划集中于运输系统上的原因（仅仅铁路项目就会得到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一半以上的投资）。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选民负责。对上级来说，有形的项目是最容易识别的东西。
事实上，虽然中国的新经济刺激计划极其强调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对诸如医疗和教育这样的社会保障项目却堪忧，即使这些社会保障项目可以降低家庭的储蓄压力并增加私人消费。
这种支出结构一点也不新鲜。在2007年，中国在医疗、社会保险和失业福利项目上的政府开支总计约880亿美元，即财政预算的15%，GDP的2.4%（既远远低于发达民主国家，也远远低于发展中民主国家的一般百分比）。巴西政府仅仅在医疗上的开支就占其GDP的4.7%。中国政府在教育上的开支大约是GDP的3%，而巴西的是GDP的 5.4%。
由于缺乏对政府预算的公众监督，中国特别偏向于赞成大型实体项目，并且，通过税收和全民所有制，政府几乎维持着对绝大多数国民收入和财富的完全控制，从而将这种偏向的影响最大化。北京令人惊叹的奥林匹克场馆不是一个意外，而是这种体系的结果。
征税权力如果不受人民代表大会和媒体的制约。那么，结果，从1995年到 2007年，调整通胀后的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同期，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积增长是1.6倍，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积增长是1.2倍。这是越来越多的国民收入归国家所有的经济制度。
尽管进行过私有化，但是，现在中国仍然有大约119000家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的账面价值大约有4万亿美元。中国国有土地的价值超过了7万亿美元。加起来，这些国有资产合计几乎达到了中国国家生产财富的四分之三。
因为国家占有了这么多东西，所以在过去30年里，中国资产价值的收益都进入了政府的口袋。当大多数家庭不拥有生产资产的时候，它们不能分享资产升值和财产受益。对大多数中国公民来说，工资是唯一的收入来源。但是，工资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难怪中国的国内消费不能以与GDP相适应的方式增长。
将中国从一个出口驱动型的经济体转变成为一个依靠国内消费的经济体需要进行两个根本性的改革。首先，剩下的国家资产的所有权应该公平地分配给13亿中国人。这可以通过将这些资产置于国家财富基金之下，并免费将基金的份额分配给中国公民的方式来实现。
其次，政府的预算过程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机构的公开听证和经过媒体的公众参与进行公开。因为这样而增加的责任，可以使政府开支离开实体构造建设，向与人民需要相关的项目转移。
没有这样的结构改革和通过减税以及退税将财政盈余返还给家庭的行动，中国政府建立在投资上的经济刺激努力最多可以在短期内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它们不能改变中国的出口和投资导向型的政治－经济体系。事实上，即使在新的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之后，中国仍然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增长。
30年来。通过全民所有制和税收将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为中国“集中资源办大事”的国家建设政策提供了基础。
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有了体面的基础设施，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楼以及过剩的工业基础。中国缺乏的是促进内生性增长的足够的私人消费。为了改变这一点，中国需要提高其人民对未来的金融安全感，并使私人收入的增长和GDP的增长相适应。建设一个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钢铁和混凝土。（原题《中国的建设狂热》）
参考下一篇：
http://riovresbo.blogspot.com/2008/12/blog-post_12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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