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中國人究竟有多麼種族主義？

中國的“崛起”和向非洲的挺進給中國制造了一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局面，這就是中國人和黑人之間越來越多的交往。中國已經有幾十萬人在非洲工作和經商，非洲也有大量臨時和長期移民在中國尋找機會。據統計，在廣州有2萬多合法的非洲人，非法的可能將近20萬，他們已經在廣州城鄉形成了好幾個非洲人聚居區，最大的被稱為“巧克力城”。在浙江的義烏和溫州也有非洲人社群。他們主要從中國批發廉價的“低端”商品運回非洲銷售。這個中非之間相互移民的局面在今後將會更加擴展，誰都難以預計其規模。從社會日常生活和文化意義上看，中非相互移民帶來的問題是非常復雜的。和歐美白人以及其他白人（俄國、東歐、拉美）在個人層面上打交道，中國人已經有160年以上的歷史，但和非洲黑人在這個層面上來往的歷史則相對要短得多。毛澤東時期雖然有大量的“援非”工程，但那主要是在政府之間。在個人層面上的交往主要是最近20年間的事。

中國人的種族主義

由于歷史的原因，凡是有黑人因素在內的國際問題，往往都會和種族主義有一定的關聯。種族主義是普世性的現象，大國和強國尤其如此，中國決不例外，只要看看我們語言中的“黑鬼”、“倭寇”、“小鬼子”、“高麗棒子”、“老毛子”、“紅鼻子阿三”等等就知道了。但中國人往往只看到別人的種族主義，把它和殖民主義聯系在一起，加上馬克思主義本身就只談階級，不談種族，毛澤東更是把民族和種族問題歸結為是階級問題，等于是取消了民族和種族問題。這就造成了一種奇怪的現象：一方面，中國人有很深的種族偏見，尤其對黑人；但另一方面，中國人又否認自己有種族主義，理由一是自己是近代史上種族主義的受害者，二是自己國家的意識形態不允許種族主義。其實，中國人的種族主義和族群歧視不但很嚴重，而且自己還意識不到。日常生活中漢人對其他族群的歧視比比皆是，而官方對“少數民族”在回避政治權利的同時給予的一些特殊照顧則繼承了歷代王朝的恩施和羈靡政策，並非真正的族群平等。

最近大陸幾件事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很多中國人的種族主義心態。一是7月15日發生在廣州的黑人抗議事件。事件起因是兩個黑人在逃避中國警察查驗護照時跳樓受傷，當地黑人便包圍公安局抗議對他們的“種族歧視”。事件發生後，很多網民發表了對黑人充滿種族主義的言論，說黑人移民是對中國的“種族入侵”，要把他們全部趕走。另一件事是上海戲劇學院學生婁婧的風波。婁婧是她母親和一個非洲裔的美國人多年前婚外情的結果，後來她母親為此離婚，那個非裔美國人則銷聲匿跡。婁婧是她母親一人帶大的。當婁婧參加了幾項公眾娛樂活動後，她的身世被暴光，網上頓時有很多人用不堪的語言對她和她的母親咒罵，成為上海2009年夏季的一個社會新聞熱點。還有一件事是一個在非洲有過多年經商和管理經歷（甚至管理過世界銀行在埃賽俄比亞的項目）的劉姓中國人在網上發表文章，說中國人在非洲受到種族歧視，成為警察和腐敗官僚敲詐勒索的對象。他說中國人之所以受到這種對待，是因為“中國人沒有對非洲殖民”，相反，非洲人對白人畢恭畢敬，就是因為他們被白人殖民統治過。對待黑人就應該像對待動物那樣去馴服。這篇文章在大陸的網上引起廣泛反響，多數發表評論的網客都贊同這種赤裸裸的種族主義言論，只有在北美的一些網站上才有尖銳的反駁。

中國人究竟有沒有種族主義，如果有的話有多嚴重？這個問題在大陸學界至今沒有像樣的討論，基本上是用民族主義遮蓋種族主義。在海外學界，有幾個研究值得介紹。

西方對中國種族主義的研究

一是英國歷史學家馮客出版于1992年的名著《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馮著的貢獻是第一次將中國近代政治學術思想中的種族觀念從民族主義言說中分離出來，進行專門評論。馮客用大量材料說明中國人和其他族群一樣，有種族主義觀念，但長期以來由于歷史和意識形態的關系這種觀念並沒有得到系統的清理。馮客的書早已有中文版發行。北京中國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雜志發表過書評，並沒有對它做嚴厲批評，而是溫和的商討，並肯定了馮著的一些貢獻。相比之下，倒是一個台灣學者在《南方周末》上發表了措辭嚴厲的批評文章，指責馮客牽強附會，放大中國一些言論，想把種族主義的帽子從西方人那里轉戴到中國人的頭上。兩相比較，讓人不由得產生北京和台北的錯位感。另一個研究是美國學者理查德盧法諾1994年發表于美國一家亞洲研究雜志上的文章，題目是“1988年南京事件：關于當代中國種族和政治問題的一點看法”。這篇文章談的是1988年 12月南京大學生和非洲留學生發生沖突的事件。無論黑人學生在事件的發生上有多大的責任，中國學生打出的“打倒黑鬼”和“黑鬼滾回去”的口號和標語在性質上完全超出了可以商討的範圍，是種族主義最惡劣的表現。盧法諾說，這次事件最值得注意的，是參加這次針對非洲學生的種族主義示威游行的學生，很多在不久之後參加1989年民主運動，而前後兩次運動在組織和聲勢上也確有關聯之處。這就說明，在中國，很多強烈追求民主的人，也有很深的種族主義心態。其實，類似的中國學生反對非洲留學生的事件，80年代下半期在天津和上海都發生過，究其起因，非洲留學生都有責任，但中國學生打出的標語口號則和南京事件一樣，表現了強烈的種族主義傾向。

另一項研究更值得一提。這是美國非洲裔學者和律師約翰森（M. Dujon Johnson）2007年出版的《中國的種族和種族主義》。約翰森曾經在台灣和大陸都工作和學習過，對兩地針對黑人的種族主義有切身體會，因此書名中的 “中國”用的是復數，意為大陸和台灣都是“中國”，這是很多美國自由派學者所不敢做的，因為會得罪大陸。約翰森雖然在密西根大學受過訓練，但他不是學者，其思維、行文和對材料的處理都遠不合格，所以這本書進不了美國大學出版社，只能由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出版社印行。但如果換一個角度，把這本書當作一個新聞記者敘述的在台海兩地經歷的種族主義現象，那是綽綽有余的。

約翰森認為，台海兩地的中國人都非常種族主義，他的書充滿了這方面的觀察，由于篇幅關系這里只能稍作介紹。約翰森說中國人對黑人的歧視甚至發展成對黑人的恐懼（Afrophobia），在公交地鐵和火車飛機上對黑人都避之唯恐不及。滑稽的是，正因為如此，即使在最擁擠的場合，他和他的黑人朋友也都不愁沒有位置和空間。對黑人的歧視還影響到中國異議人士的活動。例如，就同一個問題，他問過一個在美國的非常著名的中國民運人士和一個還在中國當干部的體制內民主派：為什麼你們在美國只和上層白人政治家打交道、從來不和黑人民權人士接觸呢？黑人民權運動不是和中國民主運動更有天然聯系嗎？他們的直率的回答讓約翰森目瞪口呆：中國一般人對黑人沒有好感，所以我們不想做這樣的工作。約翰森說，他在中國的經歷讓他深刻感受到，在中國文化中，財富、權力、知識、地位甚至美麗這些概念都是和白種人緊密相連的，黑人處于種族金字塔的最下層，他們不但地位卑賤，而且道德低下，不值得信任。很多招聘英文教師的廣告都寫明要白人，在台灣他甚至踫上寧要白種的俄國人去教英文而不要非裔美國人的奇事。最後，約翰森也得出和馮客類似的結論：中國人有嚴重的種族主義，但由于官方宣傳的影響，種族主義在中國從來就是一個用來指責西方的概念。

（原載《動向》雜志2009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