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6日 星期二

南非:中国的前车之鉴

秦晖

  称赞中国改革的人认为中国改革“无与伦比”,批评中国改革的人则有很多比较,例如,有人认为中国改革会陷入“拉美化的困境”。但前些时拉美研究所的副所长就写了文章说,中国“拉美化”是个伪问题。所谓“拉美化”,指的是新自由主义,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工。但是中国到拉美投资的企业发现一个相反的现象,拉美的劳工非常厉害,中资企业到拉美连续遇到七年工潮,中国报刊的标题说中资公司“坠入工会陷阱”,陷入“血色黄昏”。我常说,中资到了海外,就知道什么是“咱们工人有力量”。

  中国改革与拉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例如,人们往往说到拉美有贫民窟,这恰恰是中国最不“拉美”的地方:中国动不动就把贫民撵出城市,这在拉美是绝对没有的。我倒觉得,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跟中国体制差不多,那就是南非。

  改革30年来我们经济的发展在亚洲最快,而南非经济的发展在很长时期内(恰恰也是30年左右)也是非洲最快,一战时还制造业很不发达;但在民主化前夕,南非成了非洲唯一的工业化国家。

  南非的经济起飞,与低人权有关。南非是白人统治,但南非的白人大多是布尔人,自称非洲土著,以反殖民自豪。他们对黑人是最不好的。国际社会批评他们,他们自认为有民族自主的正当性,他们欺压黑人都是内政,是对国际干预的抵制。当时的南非主要是国有经济,本不可能有什么经济奇迹的,但是南非政治上是布尔人控制,经济上却是英语白人控制,是英联邦一员,搭上了全球化这班车,成功地融入了国际市场,有很强竞争力,竞争力来源于低人权优势,用对黑人最苛刻的做法形成有利于投资的环境。

  中国的市场竞争力,来源于中国的低自由、低福利、低人权。中国如果不搞全球化,就相当于朝鲜,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如果不是低人权,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东欧国家,也不会有太大的奇迹——全球化和低人权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了奇迹。中国经济奇迹的终极因素,就是两个:圈地运动,农民工——如果没有这两条,就无法想像爆炸性的城市化和世界工厂地位。

  1911年前南非对黑人劳动力是征发他们作苦工,1911年之后变成打工挣钱,可以流动,进城打工,但决不允许他们进城定居,实行排斥黑人的“白人城市化”,在大城市中是看不到黑人的贫民区。种族隔离时代,城市很漂亮,治安也很好,比欧洲都好,没有像纽约哈莱姆区那样的地方,而现在南非的城市治安之差,是全世界闻名的。

  南非黑人在城里打工,黑人家庭安置在城外的隔离型贫民区;中国也差不多,让农民在城里打工,但农民没法在城里安家,中国的办法主要是把他们安置在单身的集体宿舍。

  这种举措就产生了一种身份证制度——南非叫通行证,中国叫暂住证,两国有个共同的景观,就是大批的城管在街上巡查,可以将没有暂住证的人抓走。南非1984年有16万黑人因为没有通行证被抓走;广东的人口相当于南非的两倍,但2000年,因为拿不出暂住证而被抓的进城农民,相当于南非的3.5倍。

  南非又一个相似于中国的是其土地制度。南非完全自治后在1930年进行过一次土地政策辩论,英语白人主张土地私有制,但是这就意味着黑人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到城里建房子。占优势的布尔白人绝对不允许,于是实行的是布尔人的土地制度,带有很浓的国家色彩,突出国家的征收、征用。这就使南非的基础设施得到很大的改善,也使南非一度成为高速公路在全球次于美国和德国的国家。南非车不多,但路特别好,因为它可以为所欲为地征地。有这个制度,黑人在城里既不能买房,也不能买地,国家要赶走他们也很容易。

  南非在征地制度、黑人劳力方面都占有优势,但是如果不搞市场经济,这种优势无法体现。搞了市场经济,这些就成为南非吸引资本和对外输出产品的很重要条件了,南非制造业全球有名。

  但是黑人劳工到了第二代,你还不让他们在城市安家,就带来问题。于是国家大量投资,在乡村地区建设黑人家园,有很漂亮的公共建筑、大学。还实行所谓“ 工业分散化”政策,通过财政支援鼓励在“黑人家园”附近建立新的工业点,以促使黑人“离土不离乡”,主要目的是让黑人不要进城。这个政策实行的结果很不理想,形象工程花钱多而效果差,并没有达到让黑人打工打到三十多岁就离开城市回“黑人家园”的目的。

  南非虽然有靠全球化和低人权支撑的经济繁荣,但是民主化还是发生了。民主化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南非的经济竞争力下降,因为不可能有原来那些优势:征地不方便了,劳动力成本上升了,南非现在有点像拉美了,城市出现大批黑人区,治安急剧恶化,公司迁出南非……但是对南非的绝大多数人而言,认为现在南非的状况比原来好,他们不认为用种族隔离制度来维持经济竞争力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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