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女骄傲

吴澧 @ 2009-8-21 0:00 阅读(811) 评论(5) 推荐值(63)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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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旋律的谆谆教导下，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都知道，苏联和东欧集团在上世纪末的解体，是美国大搞“和平演变”的丰硕成果。套用红色样板电影《南征北 战》里的流行台词：不是公产党无能，而是美国人太狡猾。尽管苏联公产党实地统治了七十年，不知怎么回事，要论争取人心，他们居然比不过国内民众见都见不着 的美国佬。显然，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如果当地的主旋律天天妖魔化美国，“和平演变”在苏联和东欧怎么可能发生？

原来，狡猾的美国佬，居然施展苦肉计。在苏东“和平演变”之前，他们利用民主／运动先搞掉了几个亲美政权。苏东的同志们一时不察，亲美政权嘛，少一个好一个，就让这些运动的画面上了党的媒体。民主的思想就这样飞进了铁幕。

而在八十年代搬倒亲美独餐政权的运动中，站在首列的，正是本月１日去世的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题头图：阿基诺夫人竞选总统）。

科拉松·阿基诺的故事听着像传奇（《南方人物周刊》有篇较为详细的报道）。她本是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对政治并无兴趣。结婚后，她甚至中断了自己的法 学院课程，高级学位不要了，还是老公更重要。但她的丈夫贝尼尼奥·阿基诺，出身名门望族，本是政治世家。他二十二岁时当上了最年轻的市长；然后是最年轻的 省长；三十三岁时，又选上了最年轻的参议员。

菲律宾人有句玩笑，说他们在修道院住了三百年（西班牙殖民统治），接着又在好莱坞住了四十年（美国殖民统治）。西班牙的影响是天主教，阿基诺夫人就是 虔诚教徒；美国的影响，说个细节就够了：二战后菲律宾独立，日子选在１９４６年的７月４日——这一天也是美国的独立日。美国人把权力移加给日军进攻菲律宾 时参加过抗日游击队的人，其中有一个就是阿基诺选上参议院时的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那是六十年代，一方面是经济停滞，却看着原来远比菲律宾落后穷困的台 湾和韩国工业起飞，引起民众普遍不满；另一方面，受美国反战运动的影响，学生反对马科斯派军队去越南——你看马科斯何等亲美——虽然派的仅是工兵部队，并 非战斗人员；另外在农村，日据时期因权力真空而出现的公产党武装割据，又在死灰复燃。多种原因之下，菲律宾开始动乱。

１９７２年，马科斯第二届任期到头，按宪法必须退位。他干脆实行戒严，理由是维稳大局的需要。最有可能在大选中挑战他的阿基诺，被投入监狱，理由是胆 敢为民维／权，企图颠覆镇府。八年后，在美国的压力下，马科斯允许阿基诺保外就医，其实就是流放美国。阿基诺得到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资助，在波士顿 郊外，美国的安宁环境中，阿基诺夫人过了三年她后来称之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这段时期，阿基诺走访了古巴、尼加拉瓜、利比亚和伊朗等亚非拉革命国家。他告诉科拉松，他发现革命不是出路。作为反对派领袖，阿基诺决心走一条基督教社会主义的非暴力道路。

１９８３年，阿基诺不顾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这位女士常去美国采购——当面警告，单身回国。８月１３日，飞机降落不久，他在马尼拉机场被军人杀害。阿基诺夫人立即动身回国，安排丈夫的葬礼。

阿基诺夫人在葬礼上的镇静和风度，令菲律宾人印象深刻。从此之后，她成了反对派的象征。

人人都相信是马科斯下令枪杀阿基诺，不过，一直没有找到无可置疑的过硬证据。

阿基诺的被害，将中产阶级和教会也激怒了。马尼拉集会连续不断，人称“街头议会”。阿基诺冥诞时通宵忧行，虽然科拉松不愿意如此政治化，希望仅是私人致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１９８５年末，马科斯被迫提前重开总统大选。

在专职镇府高压下没有机会得到足够锻炼的反对派，四分五裂，群龙无首。他们公推阿基诺夫人出马，只有她能够团拢选票，战胜马科斯。儿女们说：我们 的母亲不搞政治的，我们小时候见到她永远在厨房忙活。但到这一步，阿基诺夫人想推也推不了，无数的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要她参选总统。

在候选人登记表的职业栏，她填的是“家庭妇女”。

之后的故事，多年来多次重演，今年６月又在伊朗发生。阿基诺夫人的支持者穿着她喜爱的黄色。那时还没有“颜色革命”一说，否则会被称为“黄色革命”。 投票在１９８６年２月７日（星期五）举行。选举后，马科斯宣布他赢了。人民不相信，人民相信胜者必是科拉松。人民相信马科斯手下做票，人民上街抗议。国防 部长和参谋总长也宣布站在人民一边。马科斯派军队去马尼拉郊外军营逮捕倒戈的军人。教会一声号召，百万人上街，挡住了马科斯的坦克。

２月２６日，马科斯在举行了一场没有记者和外国使节的“就职”仪式之后，离开菲律宾，仓促出走美国夏威夷。阿基诺夫人接管政府，成为亚洲第一位女总统。

阿基诺夫人称百万人上街为“人民力量”（People Power），这词流行一时。第二年，１９８７年２月，韩国爆发大规模学生试威。随后霸工霸课不断。面对人民力量，６月，军人独餐者全斗焕宣布将总统职位传与卢泰愚，卢立即提出一揽子政治改革方案，誓言建立民主。这时台湾已是山雨欲来，人民力量风声四起。７月１４日，蒋经国宣布解除自国民政府迁台以来实行 了三十八年的戒严。报禁党禁同时解除，台湾人民获得了集会、忧行、组党和办报的自由。韩国和台湾同时走上了自由民主的金光大道。

亚洲亲美独餐政权的民主化，和同时发生的拉丁美洲独餐政权的民主化，及紧接着的东欧公产党国家的民主化，这就是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世界民主第二波”（第一波指美国和西欧的民主化）。

当然，民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菲律宾仍然是个穷国。本星期四（８月２０日）的《纽约时报》有篇文章，说菲律宾人在悼念阿基诺夫人的同时，对二十余年前 的人民力量的胜利感想复杂。一位作家说：我们对此有句话，what a waste。护士工会的主席说：We thought the problem was just the dictator，I say the problem is us，we did not change。或许，阿基诺夫人应该利用自己当时的巨大威望，靠总统命令强制推行那些她有意实行却遭到多重反对的政策？比如，彻底的土地改革；比如，和公 产党割据势力直接谈判。但阿基诺夫人说，她是民主派，她不能像专职者那样统治。

弗兰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末世之人》（这是农家译法，原书名为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中译本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译者黄胜强、许铭）一书中分析了专职可能优于民主的几种情况。其一是社会贫富两 极分化，富者（比如地主阶级）占有各种资源，他们利用民主程序将“自己人”选入政府，像民主前一样控制政权。他将菲律宾归入这类例子。福山说得比较简略， 老农的理解是，这样的形式民主，使政权保留在地主阶级手里，并没有解放更有经济活力的商人阶级。而马科斯那样的军人独餐者，倒是出身寒门，他们更可能推行 比较彻底的土改（如台湾），为商人阶级的发展提供条件。而经济的发展早晚要造就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这才是民主的真正保障。第一条路，在条件不成熟时就实 现了形式民主，但实质民主遥遥无期；第二条路，连形式民主都没有，一旦实现了形式民主，却可以很快进入实质民主，甚至同步实现实质民主。第二条路或许能比 第一条路更快地到达实质民主。

不过上段只能当作学术性讨论。老百姓哪会想到那么多。如果他们已经在街上呼口号了，阿基诺夫人不去领导，就要沦为暴民暴动。搞不好，闹出伊朗式大革命，那就更是 what a waste 了。

其实阿基诺夫人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很有限也很伟大，就是在菲律宾恢复民主体制。她做到了：通过了新宪法，恢复了议会制，重建了司法独立。单是这三条，她已经不愧是亚洲的女骄傲。

文章写到这里，按理可以结束了。不过，如有革命同志或爱国青年读到，他肯定觉得求痴欲未满足。美国人的黑手呢，美国人的黑手在哪里？

菲律宾曾是美国殖民地，以两国关系之深，有美国“黑手”根本是 default。１９８６年的选举，美国国会还派出监票团呢，他们也认为是马科斯一派作弊。阿基诺夫人的阵营里，不但有美国人出主意，还有美国人出钱 帮她在美国搞公共。但美国政府的态度就比较谨慎了。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挺喜欢马科斯的；总统夫人南茜和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还是好朋友。毕竟，马科斯也算 派兵在越南和美国人一起打过仗，总有点战斗情谊吧？但美国舆论一面倒地支持阿基诺夫人；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也支持她。在舒尔茨的推动下，里根最后默认了马 科斯的出局。

其实美国人的态度猜都猜得到。总统和政府或许有着历史、私人交情、地缘政治和外交影响等种种考虑；但是，作为民主国家，美国的民众、议员、媒体和下层 官员，必然是一面倒地站在人民一边。比如，我国辛亥革命之后，列强要求国民政府[应该是民国政府，国民政府及本朝称之为北洋政府]承诺偿还清朝的外债，然后才肯承认中华民国。美国政府收到民众大量电报来 信，他们质问：我们是民主国家，现在中国人推翻了帝制，走上民主道路，我们怎么可以不支持？美国政府告诉列强：不能再跟各位一起行动了，我们将承认中国新政 府。美国在西方国家里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其他国家被迫跟进。从此开始了那一代中国人对美国的特殊好感。

马科斯因为是亲美政权，尼克松１９７２年访问北京之后，在美国撮合下，菲律宾是南洋各国里最早和我国建交的，比其他国家要早了十多年。建交之前，马科 斯夫人伊梅尔达就到中国作过多次私人访问。这位女士曾是选美冠军。马科斯初当总统时，他们也是活力焕发的一对金童玉女。伊梅尔达当时还很漂亮，毛择东主戏 握着她的手不放，一再关照：你要来啊，你要多来。江青也和她成了朋友，带她去自己蹲点的天津小靳庄观摩农民赛诗会。路上，车子突然一震，司机说撞到人了。 伊梅尔达大惊失色，叫道“快停车”。江青说：等会儿叫个人去看一下。车子疾驰不误。

菲律宾人对伊梅尔达印象极坏，认为她穷奢极欲，鞋子就有三千双。不过，一个小国（其实菲律宾不小，再过几年，人口也要上亿了）独餐者的夫人，坐在泱泱 红朝正宫娘娘旁边，立即显出胆魄远远不及。马科斯到底没有胆量令坦克碾毙阻路民众，也没有这个狠心，命令军队向试威学生开枪。他最后病死美国。

邓玉娇和马锡五

吴澧 @ 2009-6-19 0:00

　　轰动全国的湖北省巴东县“烈女杀淫官”案（题头图：电影《卧虎藏龙》剧照，玉娇龙抗暴），本星期二（６月１６日）终于有结果。邓玉娇免除刑罚，居住监视自然解除，小女子回复自由之身。虽然只是一审，但此案既有高层指点，想来应该到此落幕。

　　三个歹嫖逼迫一个女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肯定都认为邓玉娇正当自卫。不会抓起来，更不会起诉，哪个文明国家的陪审团会判她犯下杀人罪？但在红朝，能 争取到这样的结果——虽然邓玉娇仍被法院认为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还被精神病医院扣了个“心境障碍”的所谓“司法鉴定”——已是很不容易。

　　民间一片欢腾，说是网络民意的胜利，是舆论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这听上去很有些与官方对立的味道。老农好歹也是个猪倌，俺就权充倌方发言人指出一下吧：其实这也是官方的胜利，是红朝历史上的“马锡五模式”的胜利。

　　马锡五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任红朝最高法院副院长。上周四（６月１１日）的《南方周末》有两篇关于他的文章，《司法改革最热争议：马锡五复活》和《不能机械回归“马锡五”》。以马锡五为原型的电视剧，将作为庆祝红朝建元六十周年的献礼片，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据说“这部电视剧强烈征服了”审查小组 的革命童智们，“在三轮审查中，该剧都以高分无可争议地胜出”。

　　马锡五有何神奇之处？他在延安审案时，边区没什么成文法，马锡五就走“群众路线”，“很多案件就是在和老乡一起干活时解决的”——说白了，就是在党所允许的范围内，按民众的习惯法办案。

　　邓玉娇的案子，如果在延安时期让马锡五判，那三个歹嫖要被枪毙。

　　我国现在的法律体系，红朝初期“全盘苏（联）化”，而苏联的法律基本抄自法国和德国。改革开放后又吸收了一些欧美法律的文明成果。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全盘西法”。而这些西法，可能与民众的习惯法相距很远。

　　邓玉娇的案子，成文法和民族传统、民众习惯法都允许她无限制自卫。但在我国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道路上，一个更困难的问题是：当成文法和习惯法冲突时，你怎么办？

　　俺老家山里每回新开一条公路，总要撞死几个农民。山里人没见过汽车，对速度判断失误，要过一阵才能习惯。司机无过错撞死人，按成文法至多是赔钱。从西方抄来的成文法，其实是城市法。城里人关系疏，今天撞一撞，之后三十年碰不上，赔钱了事。但山里人眼对眼住一个村，他想问题的人际尺度比较窄，村子里哪有失误杀人单是赔钱就能了事的？你要去灵牌前三跪九拜，出殡时穿白衣，抬棺材，摔孝盆，哭坟头。这里最关键的不是钱和法律，而是受害人一家要原谅你，两家还能在一个村里住下去，乡亲们今后也不会被你们闹得鸡犬不宁。

　　如果山里人按自己的环村思维把肇事司机抓起来打一顿，要他去坟前磕头，按环城思维甚至环国思维的法律，乡亲们犯法了不是？但县政府最好闭只眼。这种红白大事，如果派警察下来，俺老家民风很强悍的，搞得不好会抄起斧子砍他奶奶的。

　　《法律与生活》半月刊曾登过西北政法学院法学研究所人员下基层走访记。某县民事庭庭长这样说：“现在农村的很多案子，民法上规定的只是大原则，而各地情况是千差万别的，这时我们往往是依照当地的风俗习惯、民情来办理的。办理下来，当事人还心服口服。你如果严格照法律办他还是不服。”但判决书要写按什么法第几条所以所以的，所以这位庭长又说：“在做判决书的时候，由于我们是国家的法院，是代表国家做出宣判的，因此要求权威性，所以在判决书里我们的法官就不会把所依据的习俗写进理由里，而只是写道：根据有关民事法律政策……”

　　你看，由于国家的成文法与民众的习惯法有矛盾，基层法庭的判决书只能不合规范地模模糊糊地写上什么“根据有关民事法律政策”。而研究所人员走访的还不是真正的穷乡僻壤，那是离开西安只有两小时车程的地方。

　　法律与世界接轨，按理是好事。但主旋律日日批判西方法律的虚伪，实际上相当于批判自己的成文法；同时央视夜夜播放清代辫子戏，里面反映的都是习惯法，奸夫淫妇乱棍打死之类。这就使得成文法的思路，难以渗入下层民众。另一方面，公案机关常年放弃节假休息，为他们自己良心上也无从解释的十年、二十年的镇压加班加点。精神和体力的双重紧张，助长了腐败之风。调查发现，各地重大群体件事，几乎都有公案机关乱作为或不作为的因素。检察院和法院又监督不了，公案领导通常是党委肠胃，党内地位比两院高。公案的腐败，使得执行成文法的机关信誉扫地。

　　从种种迹象来看，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现在出现了向民众习惯法部分回归的暗流。网上见到一篇署名“两江书生”的文章，指出了最高法院的调子变化：“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０７年召开的全国法院审理刑事大案要案工作会议上强调：‘越是重大的案件，越是社会关注的案件，越是要严格遵守法定程序，越是需要慎重。既不能法外开恩，也不能因为有社会舆论压力就人为拔高。’而此后最高法的调子成了——最后的判决将是‘充分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这个社会效果是民意吗，是社会各界的议论吗？”

　　虽然邓玉娇案的结果让人心慰，但中国要走向现代法治国家，本就漫长的道路上似乎又多了几个拐弯。可笑的是，据《南周》报道，“为了不动声色地宣扬马氏审判方式的优越，电视剧中特意安排了这样的情节：北平大学法律系的女学生、国统区的法学教授，纷纷慕名来到边区参观了解马锡五的审判方式，并表达了高度的认同。女学生和法学教授，代表了受过现代法治教育的力量。两相对照，国统区‘升堂问案、高高在上’不得民心，马氏审判方式的亲民昭然若揭。”我们大概可以称这类电视剧为红朝“辫子戏”。

永恒的女猩

吴澧　更新于2009年05月22日


　　伊拉克战争三周年之际，美国《外交》双月刊——或许是史无前例地——登了一篇动物学文章，题目叫作《和谐社会的自然史》（A Natural History of Peace）。文章作者、斯坦福大学生物学教授罗伯特·Ｍ·沙波尔斯基总结了灵长类社会的争斗与和谐，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启发。沙教授的标题，让人想起马克思读完《物种起源》后在信中写给恩格斯的话：这本书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读完全文，想起的却是哥德《浮士德》的著名结语，“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向前”。但哥德所谓的“永恒”，是望向未来的；如果将过去，特别是将几千年文明史之前的几百万年自然史包括进去，按沙教授文章里的观点，更完整的说法，应该是“永恒的女猩，引导我们向前”。

　　今年２月１２日是查尔斯·达尔文诞辰两百周年；１１月２４日，又是他的划时代巨著《物种起源》问世一百五十周年。达尔文谈的是生物进化理论，但进化论的影响远远超出自然科学。比如，要问人类行为如何演化，有了进化论，我们就知道去哪里找答案了。

　　我们去找人类的亲戚物种猩猩们和猴子们。人类大约在五百万年前与黑猩猩在进化路上依依分手，至今共享着几乎相同的基因。几年前，《科学》杂志登过人猩基因ＤＮＡ序列比较，９９．８％相同。学界常用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猩分手之后，黑猩猩的社会行为几乎无变化，因此可以当作人类准远祖来研究。支持该假设的一个证据是直到一百万年之前，人类（这个“人类”的含义是很宽松的）化石还是很像黑猩猩的；另一个证据是西非和东非的黑猩猩社会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尽管他们已经彼此隔绝了一百五十万年。

　　对灵长类社会的观察，特别是其中男性的表现，令学者们很沮丧。男性们太暴烈，太富攻击性，而且整天为等级地位而你争我斗。就说黑猩猩吧，一个社区大约 有百来口猩，社区内实行严格的男猩等级制度，每个男猩都知道谁是自己的上级，谁是自己的下级。最高处则是猩王。每个男猩都企图爬上更高的等级，社区处在持续的男猩政治斗争之中。难怪一位革命领袖要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群猩猩推翻另一群猩猩的暴烈的行动。”

　　如果下级对上级不敬，上级走过身边时，不是象习惯要求的那样低头俯首、发出致意的柔声，而是眼看另一边，上级就会非常愤怒，捶胸吼叫。两猩的对抗，会迅速波及整个社区内男猩间的复杂同盟／敌对关系，引起等级身分的再分配，甚至导致猩王宝座的转手。原来，那位革命领袖说的还不是比喻。那种暴烈的革命，在砸碎了一个旧社会之后，建立的真是一个红彤彤的猩社会。离开政治中心十万八千里的偏远山区里一个普通农民，藐视镇委书纪的征地令而进京上访，可以被抓起来，戴上“颠覆镇府”的大罪名。似乎这位农民的眼光，令某些大人物很不舒服。

　　为什么男猩们如此死命维护等级地位？为了玩弄女猩。

　　ＤＮＡ亲子鉴定发现，社区三分之一的小猩是猩王的种，还有三分之一是顶级男猩的，其余男猩的传种机会少得可怜。这就从遗传上解释了，为什么每个男猩都在努力往上爬。目前这种贪官们逼得邓玉娇杀人自卫、逼得高莺莺跳楼身亡的疯玩女人的趋势继续下去，估计再过几年，ＤＮＡ亲子鉴定就会发现，东国三分之一的新生儿，都是东共各级革命干部的接班人。

　　沙波尔斯基教授梳理了灵长类社会的案例和学者们的实验，得出的结论似乎是悲观的：暴烈的猩社会，看不出有走向和谐的可能。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这十年来，沙教授和其他研究人员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的反例。在肯尼亚Masai Mara有两个热带草原狒狒（savanna baboon）族群，比邻而居（题头图：沙波尔斯基教授拍摄的女狒像）。沙教授称一个为“森林”族群，另一个为“垃圾堆”族群。“垃圾堆”族群生活在一家旅馆附近，挑拣旅馆丢弃的食品为生。男狒也是富有攻击性的，“森林”族群里最有攻击性的也是最不合群的一批男狒，每天进入”垃圾堆“族群的领地，跟后者抢食物。在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６年期间，“垃圾堆”族群被垃圾感染了肺结核，全体死亡。“森林”族群里那些专来抢食物的男狒也跟着染病死了。于是“森林”族群只剩下女狒和比较老实的男狒。然后，沙教授发现狒狒们的行为有了明显变化。

　　男猩等级仍然存在，但变得宽松温和。上级很少攻击下级，有时还会让让下级。上级心情不好时找个无辜出气包痛打一顿的暴烈行动，几乎消失。和善行为大量增加。不但男狒和女狒互相梳毛搔痒；甚至在男狒与男狒之间，也观察到了梳毛搔痒——用沙教授的话来讲，这希罕得就像狒狒生出了翅膀。

　　为避免近亲繁殖，狒狒是女的留守族群，男的长大后出走，加入其他族群。沙教授后来离开了一阵。１９９３年他重返肯尼亚时，“森林”族群里的男狒，已经全部换过。经历了八十年代那场变故的男狒，均已去世；现在的男狒，全是从其他族群入赘的。按理说，这些男狒，从小受的都是暴烈教育，其中也必有性子暴烈的，但是，“森林”族群居然保持了宽松温和的“文化”！而且，沙教授说，到他写文章时，二十年了，依然保持。

　　年青男狒的入赘，通常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早已入赘、站稳门户的男狒要揍他；女狒则排斥他，不理他。但在“森林”族群里，他受到的接待远为和善。按沙教授统计，新男狒获得第一次性机会的平均等待时间是６３天，但在“森林”族群里只有１８天。由此，沙教授对“森林”族群的文化改变有了一个解释。

　　沙教授猜测，那些暴烈的上级男狒染病死亡后，女狒不再那么紧张害怕，她们的心情放松了。于是，对新入赘的年青男狒，她们也显得轻松友善，更愿意尝试交往。而新来的男狒，虽然原本脾气恶劣，受到如此好心的接待，他们渐渐也放松了。他们最终吸收了“森林”族群的文化，变得比较和善，不再那么富有攻击性。

　　《外交》双月刊是本一本正经的杂志，沙教授也讲得比较正经。换成网上调侃的话，就是邓贵大那样的暴烈革命干部，要用钱抽打女孩子、要把女孩子推倒在沙发上试图做这做那的家伙，突然被上帝召去了。于是邓玉娇们和高莺莺们变得比较放松，不再那么抑郁，对爱国青年也显得比较和善。爱国青年的荷尔蒙有了正常出路，他们也渐渐变得比较正常了，不再为律师签名要求释放邓玉娇而大叫“你们背后有西方反华黑手！”顺口溜曰：

        暴烈干部死翘翘，爱国青年被改造。
        革命社会得和谐，全靠女猩好引导。

　　从这个狒狒“森林”族群的例子，和其他一些研究，沙教授相信，我们人类并不是无可救药地必然陷于暴烈行动的。但愿如此，阿弥陀佛。

外来宝藏和黄金时代

吴澧　更新于2009年03月6日

http://woodlee.z.infzm.com/2009/03/06/%E5%A4%96%E6%9D%A5%E5%AE%9D%E8%97%8F%E5%92%8C%E9%BB%84%E9%87%91%E6%97%B6%E4%BB%A3/

　　最近，薛涌和王达三，一个洋博士，一个土博士，在争论美国是否有“国学”，中国如何向美国学习“国学”的保护和推广。老农对这类问题最感兴趣了。咱山里美女大头像杂志的没有；倒是纸张黄脆脆的线装书，还能找出几本。所以老农一贯说：农村里如果没有合格的英语教师，还不如多教点古文，古文现在也算半门外语了。按理兄弟应该站在土博士一边。争论的源起是王达三２月２７日发表在《东方早报》的文章，《不妨学学美国的国学热》。现在有了互联网，俺喜欢上作者博客找原汁原味的文本。见报文本可能有编辑的非原意加工。俺就上王兄的博客看了看。

　　一看被雷倒！博客上的相应标题居然是《美国“国学热”启示录》。俺对“美国国学热”的说法已经有意见，香港报纸啊，在北京拍到一张中年妇女露肚子的照片，横幅标题就是“今年夏天北京师奶流行露肚装”。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都是标题党。王兄居然还要“启示录”。“启示录”不是录启示，要是有人拿着汉英词 典倒回英文，就是 the Apocalypse ——那是基督教的末日审判，说白了就是“天谴”嘛。

　　正文俺就不读了。单看标题，就知道要争论这问题，王达三肯定不是薛涌对手（王的自我感觉当然是另一回事）。至于他和薛涌辩驳ＷＡＳＰ文化（化世璞——盎格鲁－撤克逊白种新教徒的文化）可否算美国当今“国学”，大学里教不教，更是无厘头。王兄对事实的把握能与薛涌相比？

　　王兄如此乱用词，老农想帮也帮不了，不如随意谈点“正名”的事。

　　王兄用美国的“国学”作类比。类比是否成立，其实不在表面的相似，而在细节是否相应。比如，国学派往往说：法国人为捍卫法文对英文如何排斥，我们要向法国学习！历史上英法两民族一边扭打一边互相抄袭，有的统计甚至说４０％的英语词汇来自法语。两种语言的同质度高，英语或许有取代法语的能力，法国人应该警惕。但英语有取代汉语的本事吗？好像没见过够说服力的证据。汉语和英语太不一样了，任谁一看都知道是完全不同的。老农年年去美国打猪草，从来不觉得那里的英语语境威胁了俺的汉语能力。

　　如果转向细节的分析，就算化世璞真如王兄所说是美国的“国学”，就算美国大学真的以传承化世璞为己任，对学生的影响，也一定和（中国）国学对中国学生的影响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国学，和化世璞的基因太不同。

　　下面俺就来讲讲，什么才是化世璞。王兄下回不必把“柏拉图的《理想国》、希罗多德的《历史》甚至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扯进来，那些关系有点远。

　　ＷＡＳＰ里的Ｐ指新教徒 Protestant 。这新教徒是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新教在英国的巩固，是在伊丽莎白一世（１５５８－１６０３在位）治下的“黄金时代”。她之前，她的父亲亨利八世，她的弟弟爱德华六世，她的异母姐姐玛丽，各有各的信仰，在英国乱折腾，倒来倒去翻大饼。伊丽莎白停止了对天主教徒的迫害（但仍然有歧视），为英国带来了政治稳定。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英国开始向海洋强国发展。化世璞当时的心态，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局促于偏僻岛屿，很想出海看看外面的世界，顺手再捞点各处的宝藏。东印度公司就是这时组建的；对美洲“新大陆”的探索也是这时开始的，随后并有“五月花号”１６２０年的远航。

　　十六世纪不但是英国史的转折期，也是英语史和英国文学史的大关键。这是现代英语（Modern English）的开始。英语逐渐取代法语和拉丁语，从主要是地方贵族和社会下层才使用的语言，也成为上层和知识界的语言。从托马斯·摩尔以拉丁文写《乌托邦》（１５１６），到约翰·弥尔顿那最后一篇带有拉丁文法的巨著《失乐园》（１６６７），这一百五十年间，英语文学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国际地位。其间的两大高峰，英译《圣经》和莎士比亚剧本，流芳后世四百年，影响了全球千千万万的人。

　　当然，这段时期也有其他文化名人，例如诗人约翰·邓恩。海明威小说《丧钟为谁而敲》，书名就是套用了邓恩的“没有人是孤岛……丧钟也是为你而敲”的名言。

　　这一百五十年间的英国文化，就是化世璞。至少是美国化世璞的文化源头。

　　虽说至十六世纪，基督教早已登陆英国，但《圣经》讲的，毕竟是中东的事。如果这不足以说明化世璞的一只眼睛是向外的，那我们可以看莎翁的作品。就看他的几大悲剧。《奥赛罗》和《罗密欧与茱丽叶》的情节发生在意大利；《哈姆雷特》在丹麦；当然也有在英国的，《李尔王》和《麦克白》。一半是外国故事。

　　不妨更具体地看一看最著名的《哈姆雷特》。莎翁把王子送到威登堡（Wittenberg）大学去读哲学，而威登堡是什么地方？那是马丁·路德身为神学教授，在教堂门上贴出批评教廷腐败的《九十五条论纲》，掀起宗教改革巨浪的所在。那是德语地区。

　　剧本第一句话就不同凡响，城堡上军官勃那多对着一片空旷的黑夜问道： Who’s there？后面哈姆雷特还要怀疑父亲鬼魂的真实性——这正是当时那些开始摆脱宗教束缚的文人们在黑暗中摸索的问题：人是什么，我是谁？接着王子的同学兼好友霍拉旭上场时，对“霍拉旭也来了吗”的问话，他回答说 A piece of him （朱生豪译作“有这么一个他”）——这其实是法国人蒙田的说法，蒙田认为所谓的 mind 只是一连串感情片段的缀联。读哲学的霍拉旭一路思考各种问题，他觉得自己只有部分感情片段登上了城堡。人是否可以对片段的感情负责？这一怀疑，贯穿了《哈姆雷特》全剧。

　　莎翁的剧本是用英语写的，其中却充满了欧洲各国的多种文化宝藏。你可以说欧洲文化与化世璞比较接近（不过当时的人并不这么认为），但人家的基因在那里，一代一代传下去，长出来的眼睛，必有一只是向外看的。总有一天，他们会看到欧洲之外。

　　在这一百五十年间，英国还产生了弗兰西斯·培根，十七世纪科学革命两大理论基础之一——英国经验主义的奠基人。（另一理论基础是法国人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社会科学方面则出了托马斯·霍布斯，这个彻底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开了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讨论政治的先河。国人往往只记得他的“丛林法则”，似乎霍布斯很“野蛮”，其实他还是荷马史诗的英译者。

　　这段时期之后一百余年，那位编了第一部英语词典的塞缪尔·约翰生博士，自豪地说道（为简单起见，本人略微改写了一下，将个别人名换作本文中提到的）：如果神学仅使用英译《圣经》的语言；如果自然科学仅使用培根的术语；如果政治和战争仅使用霍布斯的词汇；如果诗歌和小说仅使用邓恩的文字；如果日常交谈仅使用莎士比亚的对白，人类思想几乎毫无损失。

　　希望某一天，有人也能如此评价中文。

　　有的时候，觉得现在的汉语，有点像从《乌托邦》到《失乐园》这段时期的英语。那时有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书籍大普及的技术推动；现在有互联网。那时的英语，在十四世纪乔叟《坎特伯雷故事》的成就之后，要成长为更富有表现力的现代语言；民国初年的中文白话革命，其实也是相同目标的努力，在李白和杜甫的辉煌之后。英国当时有伊丽莎白“黄金时代”的政治稳定；但愿我们也能有类似长期稳定，虽然本人只敢说“但愿”。当前的问题是，我们的《圣经》般中文翻译在哪里，我们的莎士比亚式独创在哪里？我们需要伟大的文学作品，引领中文开出恢宏新生面。

　　上段的类比要成立，需要细节上的对应——也就是说，我们相对内向的文化，需要一点基因变异。新生面固然需要旧传统的滋养；但薛涌或许讲得更针对现实：“学学人家开放的心胸，不要守着自己家里的几个古董，把喜欢外来文化的人都斥为崇洋媚外、食洋不化。”兄弟帮王兄一把，将薛文中的“人家”，在这里擅自等价于化世璞。

中国特色最牛逼专业

吴澧　更新于2009年01月9日

http://woodlee.z.infzm.com/2009/01/09/%E4%B8%AD%E5%9B%BD%E7%89%B9%E8%89%B2%E6%9C%80%E7%89%9B%E9%80%BC%E4%B8%93%E4%B8%9A/



　　兄弟我自从在《南方周末》“自由谈”偶尔露个脸以来，听到一些评论也颇收到几封读者来信（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有趣的是，不少似乎来自考试复习大纲专业的高材生。

　　试看两位在体制内比较有江湖地位的。一位来信说拙文《手拿孤例，横扫天下》（《南周》去年１０月１６日）“讲的是并不难懂的道理。在中国广为人知的成语‘盲人摸象’表达的应是类似的意思”。另一位说拙文《“废物”寻梦美利 坚》（《南周》去年１１月１３日）“讲的其实就是包容的话题”。真真应了《圣 经》里那句话，“太阳底下无新事”。不管具体内容是如何展开的，人家一句话就把“纲”拎出来了。

　　考纲专业出人才，倒也容易理解。受到国际金融风暴影响，近来百业萎缩，只有考纲一枝独秀，仍在广招新血。工作难找，就有更多的毕业生要考公务员，于是国考复习大纲狂卖。见到沿海地区工厂倒闭而返回内地的民工潮，就有更多家长逼着子女一定要考上好大学，于是高考复习大纲热销。编制这些复习大纲的考纲人才也就到处抢手，出版社来者不拒。于是最优秀的学生都去读考纲专业了。

　　而且很多大学里，各院系都在悄悄转向考纲专业。不少大学生读友说，在他们学校，上不上课无所谓。只要考试前夜，熬通霄背熟教师发下的复习大纲，分数肯定过得去（题头图：考前透风课）。

　　考纲人才甚至不怕“海龟”竞争。领馆的朋友说，他们最近为“海龟”敲章敲到手软。那些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失去华尔街职位的留学生，纷纷对领馆说：这回终于清醒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决心义无反顾地拒绝美国银行的高薪聘请，回来为祖国母亲服务。这些所谓的“金暴海龟”，到国内招聘集市一看却傻了眼：怎么招人的都是印考纲的公司？他们读的金融、会计、法律和计算机，在美国是最讲究细节的专业，回国后难寻用武之地。

　　就是敝人自己，如今马齿徒长，大脑日销，怕忘了常识被后生家耻笑，每晚睡觉前，都要翻出新买的高考复习大纲再背几句。“秦国在公元前２２１年统一中国 ”，伟大意义等等。不过，背完之后，还是要不禁想起从前小学历史课上，那个不知犯了什么事而被下放的老头，讲起故事来何等生动。

　　就说那位统一战争的老英雄王翦王老将军吧，秦王决心让自古以来就是秦国神圣领土的楚国回归祖国温暖怀抱，请老将军带兵出征。王老说我要六十万人。秦王说哪要这么多？王老说楚国太大，非要这么多。并举美国入侵伊拉克为证。由于土耳其不让美军借道，北面的军团无法参战，原计划南北合围的，只能改为南面的军团从科威特向北平推。萨达姆的干将们逃往伊拉克北部，美军却没有足够占领兵力。北部成了逊尼派抵抗中心，不但形成军事僵持，还给美国和伊拉克新政府造成很多政治问题。秦王却和美国总统小布什一样，不听老军人意见，让一位年轻将领带着二十万人进攻楚国。

　　结果秦军大败。秦王再次请王翦将军出山，这回，六十万就六十万了。老将军前线指挥作战，也不忘时不时派人返国讨封赏。这次是儿子太多，分家地不够，请大王赐几亩；下次是女儿出嫁，妆奁有点薄，大王能否给点钱？手下看不惯，说老将军您也位极人臣了，这么贪财，是否有点不要脸？王老将军呵呵笑道：全国兵马都在俺手里，俺要不是个眼皮子忒浅的田舍翁，大王能放心吗？不要脸没关系，不要命就玩完喽！果然，老将军不但打下了楚国，而且安享天年，而且福荫长庇儿孙，比亲密战友林彪幸运多了。

　　这样的故事多有教益！满是深刻的历史细节，这些细节既能联系国际现实，还能教人中国特色。俺觉得丰满细节比“伟大意义”之类的考试复习大纲管用多了。不过本人也是一贯紧跟潮流的，既然大家都喜欢考纲，咱也就背背考纲。上面的故事，也就懒得跟《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核对细节了，大概半是小说家言。

　　其实，教育部也觉得读考纲的学生太多了。一位网友说，他去家教，发现“现在的中小学教材变化很大。……新版教科书没有现成的条条框框，而是先给一例题后让你分析总结再填回教科书，……这样的改变自然是好，能锻炼学生思维理解能力”。但是，他见到“小孩的教科书写着工工整整正确无比的定理”——教科书改了，老师仍在教考纲！

　　兄弟倒是能够理解这些老师。老师总是希望学生有出息的，见到电视里一有群体事件就说是“一小撮坏分子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政府”，老师也会想：看来还是读了考纲专业好做官啊，不管具体事件是如何展开的，人家一句话就把“纲”拎出来了。如果盘查细节，五千余名围困县委大院的“坏分子”，从工人到农民，从小商贩到退伍军人，从老人到孩子，可能有六、七个大类，每个大类都有自己具体要求，答复起来就很伤脑筋。只有考纲专业出来的，才能一刀切过几个大类而政绩横飞油水肥。老师就沿着这一方向培养学生啦！

　　其实，高层也觉得考纲专业出身的官员太多了。新华社编的《了望东方》周刊不久前有篇编辑部文章，《应对群体事件需要新思维》（猛一看还以为是转载《南 周》早了两个月的笑蜀强文，《处理群体性事件需要新思维》）。文章说，“群体事 件的背后，总有‘别有用心者’煽动，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认识逻辑”，但真正需要的是解决那些具体的民生问题，“城市出租车管理去‘寄生虫’化，对摊贩游商、‘黑车’、‘黑摩的’等被迫成为‘地下经济’的民 众自己解决饭碗的就业模式‘地上化’，搬掉教育医疗住房负担沉重的‘三座大山’”等等。

　　在一篇公务员策论考试范文里读到“黑车”、“黑摩的”这般具体例子，真是让人眼睛一亮。原来主旋律媒体里，也是有非考纲专业出身的非主流人员的。只是他们显然受到考纲同事的影响。如果范文作者不用“去‘寄生虫’化”之类的拗口字样，而是更具体地谈些出租车牌照发行应透明的细节，那就更好了。当然，如果能谈到最重要的最是“以人为本”的细节——不要在闹市区对载人摩的随意堵截，谨防人身伤亡事故——那就最好了。

建党《宣言》的清冷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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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澧 @ 2009-1-2 0:00

　　去年有件事，执政党应该纪念的，结果却是悄无声息地滑了过去。

　　１８４８年２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问世（题头图：《宣言》首版德文封面），去年正满一百六十年。满世界共产党都在纪念，只有中国不吭气。

　　其实，不单执政党，就是政府也应该纪念的。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在西方文化，但我国认作普世价值，宪法明确规定政府各项工作都要受其指引。

　　当然，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实质上是一种西方文化，并不是国人容易理解的，自认左派也不行。即使在党校以优异成绩结业，却连《宣言》中文版的第一段，仍然可能读不通。这需要懂些英文（或其他欧洲语言），还有随之而来的西方社会、历史知识。

　　《宣言》第一段译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 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这里的“神圣同盟”（在恩格斯校阅的英文版内为 holy alliance）是什么意思？英文 holy 有“神圣”之意，但这里是指与基督教有关。基督教三大分支的俗世护法奥地利哈布斯堡皇朝（天主教）、普鲁士国王（新教）和俄国沙皇（东正教）在击败法国拿破仑之后，于１８１５年建立这一政治、军事联盟，以维护欧洲和平与旧秩序。联盟名称里的 Holy 是标明“护教”，而不是自诩“神圣”。在国际政治史里，这一护教联盟通常被认为是联合国的远祖。

　　由于《共产党宣言》中译文字的影响，“神圣同盟”一词在我国有奇高使用频率，什么“美国与日本结成反对中国的神圣同盟”之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无神论者，而且《共产党宣言》写于欧洲民主革命猛烈冲击旧秩序的动荡年代，他们讽刺神圣同盟可以理解。国人乱用这一比喻，国内宣传之外，如果还有国际对话之意，西方人听了却会觉得莫名其妙：日本与基督教有什么关系？这样的乱用，甚至可能伤害信教读者的感情。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好懂，不过，这应该是进一步认真学习的动力，而不是不纪念《宣言》发表一百六十周年的理由。之所以悄无声息，大概还是因为这一宣言所高举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大旗，已经不合今日中国之时宜。

　　虽然主旋律如今极少报道，世界各地，仍然有很多共产党人在为理想而奋斗。在一些宗教传统很强大的国家，共产党几乎是唯一的世俗政治力量。２００６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长篇小说《雪》里面，就写到了共产党员作为无神论者的艰难处境。一位老共产党员，行事很低调。如果在街上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就有宗教狂热分子要揍他。不过，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特别坚韧、特别能战斗。２００３年美军占领巴格达之后，当地出版的第一份报纸，就是伊拉克共产党办的。

　　曾经有个时期，伊拉克共产党在我国有点名气。一位老同志回忆“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智斗赫鲁晓夫”的文章说：伊拉克共产党的代表“学着苏联的腔调指责中国共产党”，“可惜，伊拉克共产党骂过我们不久，就在争取议会多数、实现‘和平过渡’上吃了大亏，受到严厉镇压，伊拉克党的领袖被押上刑场。据《参考消息》报道，他临刑前只喊了一句口号：‘赫鲁晓夫是胆小鬼。’当时，这件事在国际共运中引起很大震动。”

　　当时是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在争论谁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邓小平在１９８９年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作为那场争论的当事人，“现在回过头来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但当时却很认真。东共写了九篇长文（“九评”）批判苏共的一封公开信。第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写道：“曾经充满着革命朝气的伊拉克共产党的同志们，由于外来的压力，强使他们接受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丧失了对反革命的警惕。在反革命武装政变中，一部分党的领导同志英勇牺牲，成千上万的伊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强大的伊拉克共产党被打散，伊拉克的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挫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的惨痛的血的教训。”

　　上段东共文件里讲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指１９６３年２月８日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巴格达军事政变。政变成功后，国民卫队——后来为共和国卫队所取代，成为萨达姆军队的精锐，当时是复兴党的民兵组织——挨家挨户搜捕共产党员，抓到后整批整批地枪毙。萨达姆当时主管审讯政治犯的情报委员会。有一位幸存的共产党人，逃出伊拉克后，曾经控诉萨达姆本人对他施以酷刑。当时折磨杀害共产党人最起劲的屠夫卡扎尔（Nadhim Kazzar），是萨达姆的密友，日后到七十年代将为萨达姆主管国内安全。

　　后来，在九十年代的所谓“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中，南京电视台举办的“十大青春偶像”评选座谈会上，一个学生说，他最崇拜的偶像是萨达姆，因为他反美。时评家鄢烈山曾写过一篇文章，《孩子，你怎么会这样想？》。孩子为什么会这样想？当然是宣传的结果。第三世界的独裁者，不管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人的鲜血，只要反美，在宣传里就享受镇治局肠胃待遇，就要被主旋律塑造为诱使青少年崇拜的偶像。难怪那场运动叫作“爱国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到这时候，伊拉克共产党的消息，自然是不报道的。

　　伊拉克共产党人已被中国“同志”忘却，但他们始终在战斗，而且始终坚持国际主义，一贯反对本国伟光正的“爱国主义”教愚运动。在被镇压和被迫流亡的艰苦条件下，他们敢于逆萨达姆的“爱国”煽动而行，反对伊拉克进攻伊朗的“爱国”战争，反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统一”占领（萨达姆声称科威特自古以来就是伊拉克的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并支持库尔德族在统一的伊拉克内部实行高度自治。如今，他们积极参与伊拉克的重建，拥有议会席位也占有内阁职位。

　　古人曰，“礼失而求诸野”。即使国内不认为有必要纪念《共产党宣言》问世一百六十年，如果你想知道名实相符[副]的共产党人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世界上，仍然有无数范例。

选美：华裔如何当总统

吴澧 @ 2008-12-12 0:00
http://www.bullog.cn/blogs/woodlee/archives/241371.aspx


　　巴拉克·奥巴马以黑人之身，当选为美国总统。对中国人来说，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华裔什么时候能当总统？

　　不妨与奥巴马比一下。奥巴马拥有哥伦比亚和哈佛双料长青藤学位，这不一定说明知识有几多，却能保证学习能力相当强。奥巴马初遇希拉里·克林顿，辩论时 常被刺得只能傻笑；待到决战约翰·麦凯恩，却能在老麦头自以为擅长的 Town Hall Meeting 里，讲到那八十名听众——这是辩论组织者特意挑选的中间派，不是哪一方的拥趸——会后围着他不肯走，将老麦头晾在一边好不尴尬。这一惊人进步，在敝人看来就是总统相了。

　　华裔追求高等学位的本事无人怀疑。将被奥巴马提名为能源部长的朱棣文，本人是１９９７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父兄辈里有十二位博士。双料长青藤可以手到擒来，相信未来的华裔总统在这方面不会输给奥巴马。不过，高学位并不等于高得票率。奥巴马这次当选，其实打破了美国政治自肯尼迪以来的一个近五十年的禁忌：哈佛、耶鲁等长青藤大学培养的知识型政治家得不到多数选民的支持。因为很多选民觉得他们读书读高了，理解不了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和感情。

　　有评家说：所幸奥巴马是黑人，这一禁忌管不到他。言下之意，人们潜意识里以为黑人是不怎么读书的。黑人聚居区内，成绩好的男孩子常被同伴骂为“ 假白人 ”。民权组织的负责人希望，奥巴马的当选，能够帮助黑人男性扭转这种自毁前程的“愤黑”倾向。而华裔给人的印象本来就是分数挂帅，高学位只怕不是政治通行证却成竞选墓志铭。

　　如果奥巴马的高智商内阁，今后能有亮丽表现，或许可以减弱美国选民的反智倾向。不过，在一个由低端移民不断补血的民主国家，反智主义总会有相当市场。

　　华裔与黑人另一不同之处，是华裔没有芝加哥这样一部地方“政治母机”，黑人从基层到市府都是主要政治势力。立志从政者被这部机器搅得七荤八素，那几个有幸钻出来的，就成了能打耐摔的好汉。旧金山华裔虽多，离开形成“政治母机”却还差得远。未来的华裔总统，大概一起步就要与其他族裔结盟，或干脆混在白人堆里。

　　上星期六（１２月６日），代表共和党的越南华裔高英（Anh "Joseph" Cao）在新奥尔良击败民主党黑人候选人，当选为众议员。越南人只占选区选民的３％，他就是靠了白人的助力。共和党大佬说：高英这样的少数族裔是本党的未来。新闻里都强调他是首位越裔众议员，不知是否也可算入华裔。

　　高英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越南曾是法国殖民地，法国人带去了天主教，所以越南人里有不少信徒。华裔与黑人的最大区别，还在于宗教。黑人的前身是奴隶，早就信了奴隶主的教。即使在种族隔离时期，两边的教会仍有相当联系，大的教派都有黑人分支。而华人里教徒甚少；中国大陆出来的移民，信教的更少，孩子长成后信教的也不多。不信教，怎么能当美国总统？—— Don’t even think about that。

　　本人已经谈过了奥巴马从政路上的归宗（扎根黑人社区）和归教（皈依基督教）——只有走出这两步，他才可能出马竞选；本人也已经说过，新教信条是美国立国的政治基石。这里换一个角度，聊聊宗教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

　　说到宗教与经济的关系，自然会想起社会学鼻祖马克斯·韦伯。他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那本《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其实韦伯出名后，还写过一篇题为《新教教派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那是直接谈美国的。

　　１９０４年，韦伯应邀赴美国讲学。考察美国社会时，韦伯发现了一个对欧洲人来说很奇怪的现象。在美国，宗教和国家的分离相当彻底，这又是一个移民国家，人们失去了与故土教堂的联系，为什么当时的美国却只有６％的人不参加教会活动，远低于欧洲相应比例？更奇怪的是，人们还非常虔诚，吃饭、做生意都要问你是哪个教派的（新教分圣公会、浸礼会等很多教派）。

　　韦伯论文里有些很具启发的例子。某次，韦伯在火车上遇到一个推销员，这位老兄说：我不管你信什么，但是，如果一个人不隶属于任何教派，我连五毛钱都不会赊给他。推销员问：如果他什么都不信，我凭什么相信他？——请注意韦伯记录的这句话：你不信教，这个美国人连某些部门随手发发的五毛钱都不肯借给你，更不要说选你当总统。至少在内地小镇上，很多美国人至今如此认为。

　　当时美国有大量德裔移民。韦伯曾去北卡罗里纳州看望亲戚，并不信教的亲戚带他参观当地浸礼会的洗礼。十月初的天气，已是相当冷。受洗者毫不犹豫地跳入池塘，完全浸没自己。亲戚指着一位年青人说：哈哈，我就知道这家伙会受洗，他打算在这里开银行呢。韦伯问：是否浸礼会信徒只信任本会教友的银行，而且人数多到足够支撑他的生意？亲戚说：这倒不见得，不过，浸洗之后，他的生意就有保证了。

　　原来，当时浸礼会对受洗者有严格要求。只有那些从小品行端正的人，才有资格加入。不要说赖帐的进不去，就是爱跳舞、爱打牌、经常上馆子的都进不去。进了教派，就相当于拿到了道德合格证，在商场就有了信用。不但本地人信得过，就是出远门，只要亮出教会的受洗证明，人们都会放心借钱给你，赊购更没问题。就算一时银根紧，债主知道，教派为了自身的声誉也会担保你，展延几天没关系。反之，如果某人因为道德问题被教派除名，生意倒闭的日子，通常也不会隔得很远。

　　黄仁宇曾说：资本主义“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其精义在负债经营”；这“说来容易，可是负债经营具有全面性的时候，政府发国库券，各公司发行股票，买卖房舍分期付款，学生借款上学，旅游者凭信用卡各处观光，工人以还没有到手的工资作担保去买汽车，作为上班的交通工具——而且人人如此，社会视作当然，法律上行得通，那就并不十分容易了。”

　　说负债经营不容易，关键是原始积累的时候特别不容易。那时没有计算机和网络，很难验证某人的财务记录，交易者如何知道对方的信用？在美国，解决这一困难的办法是询问彼此的教派。人们相信教派的声誉，相信你既在教派之中，应为诚实之人。正是这样的教派，使得负债经营最终成了美国生活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

　　已经制造了三十万“结石宝宝”的三赂奶酚终于冲破京奥打压，露出真相之后，温宗理“希望每个企业家、每个企业，在他们的身上都流着道德的血液 ”。根据韦伯的观察，美国内战结束后的经济起飞时期，企业家的道德血液主要是由新教教派输送的——或者说，并不是像很多国人以为的那样，商业诚实仅靠法律强制。

　　今日美国更多元化了，美国现在有各种宗教，基督教，天主教，摩门教，犹太教，依斯蓝，等等；同一宗教内还有各种教派，但９０％以上的美国人全都相信举 头三尺有神明。你什么都不信，连英语里说某人是个好人的常用语，He has a soul 都不能用在你身上，你连“灵魂”都没有，谁会投你一票？

　　布什总统与普京初次会谈后，告诉记者：从普京的眼里，他能看到普京的灵魂（意为普京是个诚实的人，他可以和普京打交道）。布什这句话，俄美关系糟糕 时，常被人翻出来取笑。但布什会这么讲，还是有前提的：普京声称自己是东正教徒。如果遇上无神论者，只怕布什首先要跟你解释宗教在美国的地位。

　　曾听一位研究宗教的教授说过：在美国，穆司令当总统的可能性，都比无神论者要高得多。

　　这倒不是说非教徒华裔就当不了总统。西方不亮东方亮，在美国当总统有困难，还可以跨过一个大洋，去美国东面的法国当总统。在韦伯的时代，欧洲的宗教传统已经衰落了。法国曾经给越南带去了天主教，如今在巴黎却是难得碰到几个人谈宗教的。不信教，绝对不是从政的障碍。

　　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马上会问：法国，他们、他们不是会见了吐蕃佛王吗，他们的人权不是假的吗，他们怎么会选华裔？

　　这事情要历史地看。上世纪二十年代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东共旅欧支部的老战友，著名者如周恩来宗理，前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具体制订各期五年计划的李富春同志，原国防工办主任、领导“两弹一星”工程的聂荣臻元帅，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晓平同志等一大批人，红朝初建就主持国务院，实际上法国留学生曾经长期管理中国镇府的日常运作。法国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这与中国领道人的法国老关系有关系。会见法国贵宾时，领道人们曾愉快回忆在法国度过的青春岁月。法国当年在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旗帜下接纳了他们，法国其实还是那个法国，善待异议人士是法国的骄傲传统。其实法国现在更开明了，现任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就是匈牙利移民之子；他们前几天还刚选了一位有黑人血统的法国小姐。但是中国变了，从接触过各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异质文化的开国前辈，变到教愚部和宣战部近亲养育的红色后代，于是法国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也就从真的变成假的了。

　　（题头图为邓希贤与其叔叔邓绍圣在法国的合影。九十年前，北洋政府还是跟国际很接轨的，倒是没有哭着嚷着向法国政府抗议：你们收留反镇府人士，“中国人民的感情又被严重伤害了！”）

　　如果华裔在法国选总统，法国的人权对他而言则仍是真的。一旦自身条件成熟了，那就奥巴马般的勇敢竞选吧。

贬损人的最高境界

上山采蘼芜，读诗慕秦汉

吴澧 @ 2008-11-28 0:00:00
http://www.bullog.cn/blogs/woodlee/archives/227537.aspx

　　本文承敝人与网友的讨论而来。兄弟谈英语学习时提到古诗《上山采蘼芜》，称“长跪问故夫”一句中的“长跪”，仅是表示尊重，并无卑屈之意。俺还举出《战国策》故事“唐雎不辱使命”为证：“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始皇帝一代雄主，见到唐雎挺剑而起，就吓得跪下了？始皇帝怎么可能如此窝囊？

　　有网友质疑：“在秦王那里，可能长跪确实没有卑屈之意，但在采蘼芜的被休妇人这里，长跪却是有卑屈之意的。试想，如果彼时那妇人正与前夫对坐的话，那么，她突然长跪，问新人如何，那岂不是带有质问和挑衅的意味了么？这在男尊女卑极盛的汉朝，是不大可能的。”

　　俺查了权威字典，没见“长跪”有卑屈的定义。想得起来的几个秦汉古文中的例子，也没有这一层意思。就诗论诗，让俺来解读，也不觉得有卑屈之意。这里干脆谈谈兄弟对全诗的理解。

　　先看古诗《上山采蘼芜》（作者无名氏）原文。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
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相类似，手爪不相如。
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
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现在的人，激烈点的会说这首诗批判男人的喜新厌旧，温和点的会说这是一首怨妇诗。其实，秦汉之世，宫中有怨妇；上山干活的草民，养得起几个怨妇？喜新厌旧，男人心中或许有之，实行却不易，通常都是娶了个老婆就好好过一辈子。习俗是男尊女卑，但不是现在这样乱搞婚外情，有点钱就包二奶。秦汉之世，休妻是件相当严肃的事，只有那么几条理由，比如无子嗣，才可以把女人退回娘家。

　　而且古人对诗歌的概念与现在不同。古人对文字有崇拜心理，所谓“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到文章的重要，说是“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那是合天地参造化的。诗歌更是要起教化作用的，让孔老夫子讲起来，甚至“不学诗，无以言”。古人不会把乱七八糟的事都写到诗里去。《上山采蘼芜》这样流传很广的诗歌，应该教人一点言说的规矩。

　　汉魏六朝作品中“蘼芜”（据说学名为 Ligusticum wallichii Franch）一词很常见。司马相如《上林赋》就有：“掩以绿蕙，被以江离，糅以蘼芜，杂以流夷”。相如说蘼芜可以长在很多地形上（虽说这种文人话不能太当真）；隋代诗人薛道衡的《昔昔盐》曰，“垂柳覆金堤，蘼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他说蘼芜长在水边。《管子》云，“五沃之土生蘼芜”，也是要有水的。可见，在陕西气候尚很湿润的秦汉，蘼芜并不是深谷里的希罕物，那么女人为何要“上山采蘼芜”？在平地或水池边，采采不好吗？

　　从前的人上山，是真的要用脚走，他们没有汽车没有盘山公路，更没有索道、电梯，唰的一声上去了。为什么故人要这么辛苦？而且从诗里看，女人是独身一人，为什么不叫个女伴？女人喜欢结伴，而且古人都是大家族，汉代画像砖上，劳动起来一帮子，她为什么独自上山？女人似乎有难言之隐，她不愿让别人知道。前人解释说采蘼芜为求子，在这一语境下，只怕有道理。

　　或许男人是按习俗无奈休妻，因为妇人无子。他们是古人，老话叫作“一夜夫妻百日恩”，两人间的感情未必破裂。

　　咱乡巴佬在老家上山打猪草，都要穿上厚厚的老山袜，每次上山，手上还是被刺条拉几道血痕。而女人只要有办法，从不上山干活。上山的话会让村里人觉得她很可怜。深山沟里的习俗是很稳定的，俺相信这和两千年前没有多大区别。中国传统文化为农耕文化，这点山乡生活的底子，就理解古诗的意境而言，可能比中文系读四年都管事。

　　“下山逢故夫”，这时候的女人，该是什么模样？你要问现在的城里女孩，她会以为女人穿着吊带裙，露出的肩膀又白又嫩，头发上染了点暗红的高光，身上喷了香奈尔。女人上山是为了采购兰蔻香水，与香奈尔比较一下，看看自己更喜欢哪一种。但在古人想来，大概是裙裾钩了几个洞，手背有血痕。就算古人袖子比较长，相遇坐下聊聊时女人垂下袖子，男的还是看到了。

　　他们是古人，他们仍然生活在“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时代，男人多半脸有不忍之色。而敏感的女人，受这脸色刺激，顿时“长跪”问道：“新人复何如”？而男的则很自然地想到了“手爪不相如”——两人的手不一样，新人有丈夫，不必上山吃这个苦。

　　这时女人应该已经把手收好了，但一句“手爪不相如”引出了她的委屈。她或许鼻子有点酸，她或许看了看自己的手背（如果要根据这首诗排个小话剧，这是可以考虑的动作），她抱怨说：“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去。”请注意这两句在诗里的位置。这种在长期流传中形成的古诗，其生活细节的编排，如托尔斯泰长篇小说般真实自然。

　　如果把全诗炒乱了，请大学生重排，十之八九当然不知所云，个别侥幸排出，她一定会把这两句放到末尾，在男人说明了“手爪不相如”的理由之后，并且诧异全诗到底结束了没有——“故人从閤去”后面还该写上“去去长相绝，你是一头猪”嘛，否则，如何体现政治正确的愤怒？可惜古人没受过红色教育，没这么好斗，他们只是交流生活的无奈。

　　男人这时有点尴尬。既要怀着恻隐之心安慰面露委屈的故人，但按古人心态，男人也不能很下贱地在一个女人面前诋毁另一个女人。他沿着“手爪不相如 ”说下去。“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仅仅就纺织技巧而言，故人胜过新人。可是男人娶老婆，即使现在，也很少有只看女人能挣多少钱的。美貌，宜子，孝顺公婆，守妇道，这对古人更重要。男的不比较那些真正要紧的事项，不讲新人是否有子，只说“将缣来比素”——既不算唐突新人，但多少搪塞了故人。这是很委婉的温良恭俭让的言说技巧。

　　古话说“诗无达诂”，好诗都可以有多种解读。上面所言，只是本人一家心得。不管何种解读，这样的古诗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话技巧结晶。研读古诗，审美欣赏之外，是要增加我们的智慧和改善自己的语言技巧。

　　这首《上山采蘼芜》里的言说技巧，今日已是空谷足音。咱老吴家的才子、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在《人民日报》（１１月２０日）撰文，批评不少高级干部言词拙劣，为国丢脸。此中原因之一，就是大红朝的语文课被上成了批判课，文学史被编成了革命史。《上山采蘼芜》里的男人，在革命史里和批判课上，是一定要谴责要批判甚至要打倒的。可是，如果读古诗只是为了批判古人，这个太”封建“，那个是“糟粕”，政治上固然正确，但你能学到什么呢？是精华，还是成语故事“买椟还珠”里的木匣子？

　　而且敝人素来不相信世上谁有这个本事分得清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随便举个例子：宣战部一贯声称宗教是糟粕，但现在党报也开始说宗教是文化，甚至对佛教要适度鼓励，有人甚至提出儒教也是宗教，暗示中国人历来信教。为什么宣战部允许这类言论出台？因为中国要与世界接轨，而世界上太多的民族信奉宗教。为什么有些南美国家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因为他们是天主教民族，你跟梵帝冈搞不好关系，他们就不理你，给钱都不理。于是，昨天所谓的“糟粕”，“麻醉人民的鸦片”，今天却拨了钱研究。

　　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学习西方文化时就全盘西化，学习传统文化时就全盘古化，学习马克思主义时就全盘红化，少下判断多了解，先钻进去学通了再讲。

　　钻进去了，回到汉代的语境理解《上山采蘼芜》，就会发现那时的古人，至少在文学中，女的很温顺，男的很忠厚，而且说话很得体。兄弟推荐诗中女人主持明年春节电视晚会，并建议那位故夫立即转任外交部发言人。

海归雄师和女生

吴澧 @ 2008-11-21 0:00:00
http://www.bullog.cn/blogs/woodlee/archives/220591.aspx

　　政法大学１０月２８日的弑师案轰动一时。人们感到难以置信的是，被杀的师（题头图：程春明教授）和杀人的生，说来都很优秀，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其实，世界上真正的坏人是极少的，绝大多数的坏事并不是坏人干的，而是好人干的。而好人干坏事，并不是隐藏很深的邪恶本性终于大暴露，而是由于愚蠢。最常见的愚蠢，则是不理解人性之复杂。

　　美国电视剧《律师风云》（Boston Legal）里有个傻律师，在前座放个充气娃娃，开上车内至少两人才可行走的快车道。被警察发现，要没收他的娃娃。傻律师大叫，“不许你动她”，和警察打起来。被保出警局后，一位理解人性之复杂的女士可怜他，对傻律师说，“其实女人的身子没什么神秘的”，坐在被子里（电视到此 cut）让他一饱眼福。不过男人通常没这么老实，吹牛也要吹到任何神秘都通晓。情窦初开时节，某位同学突然说他看到了，看到了，路过女厕所时看到了！男生赶紧围住：说，你看到什么，那里是什么样的？七嘴八舌乱讲一通之后，大家嘲笑他根本什么都没看到。咱们多少都有过类似经历。

　　女生也会吹牛的。不同仅在于男生爱吹性经验，女生更喜欢讲吸引力。“某某老师好像对我很有意思！”其实那老师可能只是例行公事跟她聊了几句，小女孩自作多情。

　　男生吹牛说看到了，只是闹笑话，至多刺激余华写一本乱七八糟的《兄弟》。女生吹牛说被爱了，却可能引发大案件。如果女生有男友，而男友学的又是金庸小说里拿到个“杀父仇人”的名字就要不问青红皂白去杀人的脑残武侠，事情就麻烦了。很不幸，咱们的宣传又是专业培养脑残的。女生对政治兴趣较低，受害少一些。那些关心政治的男生，被煽得“爱国”虚火整天旺旺的，宣传指向树洞就去戳树洞，宣传指向墙洞就去戳墙洞，宣传指向老鼠洞就去戳老鼠洞。养成了条件反射，到时候听女友一句假话，或吵架时女友一句气话，“我就是喜欢某老师那样的”，他就会很冲动地干坏事。

　　上面只是泛泛而言，并不是针对政法大学弑师案的内情猜测。本人不知道真相。读了上周《新民周刊》“政法大学弑师案还原真相”的封面报道，读了本周《南方人物周刊》的两篇文章（关于程春明教授的《一个大学老师的非正常死亡》和关于凶手付成励的《一个好学生的悲剧》），还是不知道真相。不过，近年也见到和听到不少事，对那些拿了学位后回国在大学教书的男性海归，兄弟有几句忠告。

　　首先你要认清形势。今非昔比，今日的大学，早已不是你我读书时的模样。物质上不知好了多少倍，道德的堤防却几乎不复存在。一位朋友在某名校教外国文学，课上得不错，很得学生喜欢。某女生常去找他，言词轻佻。请她严肃点，该女生居然说：学校规定老师不准调戏学生，但没有规定学生不准调戏老师。“调戏” 之类的词，现在的女生——她们往往讲话比男生还大胆——可以轻飘飘挂在嘴上。

　　其次，扩招之后，如今校园里有大量不可教育之学生。北京高中生上大学的比例，已接近８０％。按正态分布计算，这意味着智商８７以上的人，都能进大学；甚至一个均方差之下，智商低于８５的人，运气好点也能溜进大学。哪怕你在名牌大学，校方也要向钱看，办什么政教学院或分校，所以选课的学生里照样可能有弱智。美国也广招，但大学可薄收。杨振宁先生退休前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UNY, Stony Brook） ——纽约地区最好的公立大学——毕业率仅为５９％。而咱们这里要保证毕业；就业压力又大，烂学生还想拿好成绩，难免就有一些不可雕也的朽木女生要来跟你搞分数。

　　第三，如今的学生都是独生子女，家中三代宠爱在一身。进大学后，特别是离家较远的女生，有强烈的享受被宠爱之感的心理需求。

　　学校里多的是道德松宽 AND/OR 学业松懈 AND/OR 心理松脆的女生，这时，你从西欧或北美学成归来。

　　如果你没有天天认真学习《人民日报》海外版，或家里未订ＣＣＴＶ海外有线频道，十有八九，你会染上两大西方自由化病灶：第一叫绅士风度，第二叫语言能力。

　　你会下意识地为女士让个路或拉个门什么的，本人多次犯过这类错误。某次从美国回来，坐在公车上，前排的姑娘穿外衣准备下车，俺的手下意识地就伸了过去，抓着领子把她的外套提起来。女孩的手伸进袖管的瞬间，俺突然醒悟：犯错误了，这不是纽约，这是北京！果然，女孩脸红红不知说什么好，车门一开就逃跑似地跳下去。

　　不过，绅士风度还是比较容易改正的，兄弟仅需三天，就能回归中国特色。只要你注意一下，或多挨几个白眼，就会改过来。即便暂时给女生造成“很关心我” 的误会，只要改得快，问题还不大。从报道看，程春明教授改得慢了一点。如果俺在他旁边，俺会劝他不要给学校团刊写那首致女生的诗。就算写，也要写成嘻嘻哈哈打油的，别人不会太当真。

　　比较麻烦的是语言能力。长期使用英语或法语后，你的汉语会受到外语影响。这里只提一条：你的话语可能变得比较精确制导，而不是像某些呛你死男人那样漫山遍野乱放枪。或许你不是语言文学专业，未曾注意这一差别，俺来举个具体例子。

　　兄弟的文章《“废物”寻梦美利坚》见报之后，俺收到几封批评来信。有一句话他们都说到了——“美国不是天堂”——然后就怎么怎么的（在此谨向这些同志表示感谢，虽然俺觉得他们的语言被主旋律格式化了，“美国不是天堂”，宣传里不是天天跳着唱吗）。挑了其中一位年龄较大的，问：俺没有说美国是天堂吧，“天堂”这一概念，在无神论的中国人言人殊，本人不用。他回道：“我好象也没说您说美国是天堂了吧？我的原话是：‘吴先生的废物美国，讲的其实就是包容的话题，但美国是不是真的就象天堂一样，有待商榷。’”兄弟笑笑，不再多话。

　　如果你长期使用外语，熟悉英语或法语的虚拟语气，你的“原话”大概会是这样的：如果有人读了吴先生的文章，以为美国真是天堂，那就有待商榷了。你的语言会比较精确，句子成份比较完整，指明谁讲了“美国是天堂”，找不到真实人物就虚拟一个。这样的“原话”，也能暗示吴先生的文章可能有问题，但说得比较委婉，矛头没有直指吴先生。

　　更可能的是，有过长期国外求学经历之后，你根本不会如此使用“天堂”一词。这种“美国不是天堂”的说法，一出中国大陆，别人听了就莫名其妙：这不是废 话嘛，既是天堂，怎么会在地上？教徒们如果说地上某处是天堂，一定有限制条件。比如某位到了美国的埃塞俄比亚饥民可能说：To me, it is heaven。这 to me 就是限制条件。美国不是天堂，毫无疑问。但是，对本人文章里那位“房子被计生委扒了，田地被开发商征了，逃去城里做点小生意，被城管抓住差点打死”的张三来说，自由的美国简直就是“天堂”了。

　　俺的感觉，程春明教授是个说话精确制导的人。试看《南方人物周刊》文章《一个大学老师的非正常死亡》中这一段：“一个学生还记得２００６年夏天一个傍晚，最后一堂西方法律史课上，‘（程春明）老师顶着北京的桑拿天在Ｄ段二楼的一个大教室里，面对１２０多份论文，一个一个面对面地指导、打分，指出论文的不足之处，同学们都排队耐心地等待老师的指导，十分配合。’”

　　是精确制导还是乱放枪，男人大概不在乎；语言能力比较强、心思比较细密的女人却可能感觉不同。一位同学回国休假，被朋友拖去开翻译讲座，讲了几堂课就收到女生条子一大把。闹得他很困惑：我哪来这么大本事？找几个女生聊了一下，原来他对各位学生提过些什么问题记得比较牢，讲课和辅导时针对性特别强，缺乏社会经验的小女生就以为“某某老师特别关心我”了。

　　可是语言能力是一种深层习惯，很难改变的。如果你为了做学问还像程春明教授那样正在翻译西方经典，每天晚上都在琢磨如何把大师们特别精确制导的句子译成通顺优美的中文，你要回归中国特色，显然不容易。俺只能说，你要当心这一问题。如果有女生对你说，“老师，跟你讲话特别舒服”，你就要提醒自己：是不是该读点《环球时报》、看点ＣＣＴＶ了？

　　总之，作为海归，你要警惕。虽然大家都承认你的学位很纯粹，不含三聚氰胺，但你仍然要谦虚谨慎，虚心向留在国内的同志学习，并认真清理自己头脑里的西方自由化流毒。你在国外电视里见到过吧：领道人出访美国，气宇轩昂走在前面；反而是美国同级扶了后面的夫人一把。我们今天穿西装，是因为胡耀邦同志任总书计时带头穿。切记切记，你不能走在领道前面。“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这句话，从克拉玛依开始，十四年来响彻祖国大地。等领道人有了很好的绅士风度和很强的语言能力，你再表现也不迟。

[转]华沙偶得

这篇东西写得太牛了。

——“我们中国人或许会觉得这些工人不识好歹。并不是说工人就一定要对新村房子感激涕零：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的，又不是我们祈求的，不要白不要。但，不感激是一回事，得了便宜还卖乖则是另一码事。一手把房子接过来，一手举起高喊：你们这些毁灭信仰的坏蛋！是不是有点不厚道呢？（本人承认，此段有抄袭他人网文之嫌疑。）”

——“10. 经济补助问题。中国政府给西 臧提供大量的经济扶持，其利益连达 濑喇 嘛也不得不承认，记得看过一个报道，大意是“给西 臧的人均经济补助是中国农民的年均收入的两倍”（大意如此，有可能数据不确切，而且这些钱很可能不是直接发到臧 民手里的钱，而包括基建、寺庙等的折算）。说实话，这种affirmative action几乎已经到了反向歧视的程度了。当然，我并不觉得臧 民就一定要对此感激涕零：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的，又不是我们祈求的，不要白不要。但，不感激是一回事，得了便宜还卖乖则是另一码事。一手把钱接过来，一手举起高喊：你们这些强盗！是不是有点不厚道呢？”（见DP：硒 藏问题再罗嗦几句）

华沙偶得

吴澧

　　我们在柏林租了一辆车，直驶华沙。

　　车过边界，先换货币。一群美国游客也在那里，嘻嘻哈哈的。排在前面一位男士，在窗口递上美金，坐在窗里的中年波兰女职员突然抬头对他说道：先生，你是否意识到你在和一位女士说话？她同时用眼光瞄了瞄站在男士身边的美国女孩。原来她是嫌美国男士对女孩说话的嗓门太大。男士急忙辩解：我们是在开玩笑。本人不由要笑，想起出发前德国朋友的告诫：93％的波兰人仍然信奉天主教，受到圣母崇拜的影响，他们很讲究尊重女士，你和女士说话时，对方不伸手，你不可以先伸手示意要握手。

　　德国公路是世界出名地好，统一之后，原东德部分的公路干线已被提升到西德标准；波兰这边的公路，也是宽宽的双车道，开起来很舒服。波兰加入欧盟之后，因为平均收入低，得到大量补助，这些钱首先用在基础设施上了。这条公路就是新近拓宽的。宣战部的同志坐在红色保险箱里，看看膝上地图，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和北约就成了冷战延续，西方势力逼近俄国什么什么的。但在地面看，情形并不如此意赤心歹（旧译意识形态）。俄国的常规军力有优势，这条路修好了，他们的装甲部队不是一天就可以从华沙冲到柏林了吗？当然，现在不像有这种可能性，公路上满是一辆接着一辆的箱型大卡车，德国、美国的产品向东，波兰、俄国的货物向西，大家忙着做生意。

　　我们在工业重镇波兹南吃午饭。市中心广场上，耸立着1956年工人大罢工纪念碑（见题头图）。这是社会主义阵营里的第一次工人大反抗。波兰共产党政府宣称十万罢工工人受了德国军国主义者的煽动，调集万余军队开枪镇压，七十条工命血洒广场。纪念碑由两座被绳索绑着的十字架组成，简洁而深刻地概括了波兰的当代命运：一个信仰深厚的民族，长期挣扎在专制政府的桎梏之下。

　　宣战部同志编的反“和平演变”资料里，都会说到已过世的波兰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是颠覆波共政权的中心人物。由于从小所受的教育，笔者自然而然成了无神论者；不过，由于长大后所选的专业，对基督教的了解，自认还是比宣战部的同志多一些。就算要读懂埃米莉·狄金森那些饱含感情的诗，还得先知道其中的宗教意象。按敝人的理解，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教会通常并不鼓励教徒反抗世俗政权。波共政权垮台之后，有史家去翻检秘密警察档案，看看约翰·保罗二世在波兰任主教期间，监视人员怎么说。他们报告道：这位主教似乎对政治不感兴趣，没发现他公开参加反政府活动，他过于知识分子化，缺乏组织能力，等等。秘密警察当时并不认为这位主教是危险分子。当然，教会必然强烈反对世俗政权迫害教徒。但是，再愚蠢的统治者，也不至于公然镇压93％的民众的信仰。这次波兰行能否告诉笔者，波共政权和教会的对立，是如何发生的？

　　车到华沙。华沙现在是座很漂亮的大都市，但她是在二战废墟上凤凰重生的。二战结束时，华沙85％的建筑被毁，七十万人——战前一半城市人口—— 死于战争。当时曾有迁都之议。大多数波兰人却要求就地重建。波共政权当时一定和民众有过一段蜜月期，否则，怎么会有无数波兰人从乡间推着小车赶来，上百万人饿着肚子，几乎是靠着义务劳动，重建了民族的都城？从什么时候开始，波共政权和民众之间，出现了难以弥补的裂痕？

　　在东欧各国游览，语言似乎是个问题。不过，在外逛得多了，学了一大堆杂七杂八的语言知识，居然也混得过去。比如说，我们要找个地标，不知道怎么回旅馆时，可以拿着地标问人。旅馆附近有栋北京展览馆式的大建筑，一看就是苏联人送的，一定有几十年了，华沙人应该都知道。就像老北京都知道原名“中苏友好大厦”的北京展览馆，里面的莫斯科餐厅曾是北京高等华人聚餐处。波兰文是用拉丁字母拼写斯拉夫语言，那栋大建筑上写着 Palac Kultury i Nauki。Palac 按英文猜是“宫殿”；Kultury 是德式“文化”拼法，词尾想来换成所属格了；还有一个 Nauki，好像记得俄语里“科学”叫纳乌卡，这个应该就是文化科学宫。一问果然是。又见到过街的地下隧道有写着PKIN的箭头，必是这栋大建筑简称。后来在市里寻幽探胜，比如瞻仰了萧邦的心脏，从圣十字大教堂出来，只要写下PKIN这四个字母，华沙人就会把回旅馆的路指得很清楚。

　　没想到的是，会在另一个似乎不相干的场合，见人提到这座PKIN。

　　参观一个工会举办的波兰工人运动图片展览。原来，我们住的旅馆附近，华沙的西部，重建时划为工人居住区，造了很多工人新村。几十万工人搬进新居，当然都很高兴。但有一个问题：工人新村里没有教堂，周日没地方做礼拜。工人嘛，这点事难不倒他们，再说华沙当时有的是旧砖头，工人们收集了大堆的废旧建筑材料，准备自己盖教堂。这时政府出面了：不准许！工人问：那我们周末怎么过？官员说：可以去文化科学宫，唱唱歌，跳跳舞，学学知识，学学马克思主义，不好吗？

　　工人和政府就这样闹了起来。一方要盖，一方派警察护着铲车来拆。政府说你们破坏市容，这是违章建筑；工人们说：你们要我们搬进新楼，原来是别有用心，想摧毁我们的信仰！——按现今的新说法，是否该叫“文化安全”或“文化灭绝”？

　　工人们在拆下的旧砖堆里插个十字架，周日照样成群来礼拜。警察挥着警棍，冲上去赶人，两下里动起手来，打得头破血流。教会当然强烈支持工人的信仰自由。波共政权和教会的对立，就这样发生了；波共政权和民众之间，就此出现了难以弥补的裂痕。

　　本人不知道波共领导人当时的想法，以本国经验判断，这些人本是无名之辈，仗着苏联红军的刺刀掌了大印，自然要担心政权合法性问题。作为唯物主义者，他们很自然的想法是用丰富的物质换取合法性。建造工人新村，本意大概是真诚的，确实想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准。借着搬新房摧毁工人的信仰？这些人也是工人出身，大概还没那么阴险。而且有些人刚被红军救出监狱，他们在狱里时，家属也受过教会照顾。虽说共产党和教会总是互相猜忌的，毕竟思想上相差太远，刚上台时，波共与教会之间却也未必彼此仇视。只是作为唯物主义者，波共领导人不理解这世界上有很多人不唯物却唯心，甚至唯神，规划工人新村时就没想过要配教堂。

　　如果设计新村时，以华沙某个旧社区为蓝本，把教堂包括进去，那么造了大概也就造了。但是，如果以苏联的工人新村为蓝本，蓝本里就没有教堂，再要加上去，却成了严肃的政治问题。这不是向落后意识投降吗？谁敢批准？批了，会不会被苏联人视为严重政治错误？工人周末都上教堂，不去苏联人特意赠送给华沙工人的文化科学宫，老大哥岂不很没面子？而且，整齐的火柴盒般的新村房子旁边，多出几所教堂，确实显得不伦不类。

　　我们中国人或许会觉得这些工人不识好歹。并不是说工人就一定要对新村房子感激涕零：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的，又不是我们祈求的，不要白不要。但，不感激是一回事，得了便宜还卖乖则是另一码事。一手把房子接过来，一手举起高喊：你们这些毁灭信仰的坏蛋！是不是有点不厚道呢？（本人承认，此段有抄袭他人网文之嫌疑。）

　　其实这是一个换位思考的问题。我们所谓的对别人好，往往只是按自己的方式对别人好；但别人对我们的好，却必须是我们自己能够感受的方式。兄弟这号农村出来的乡巴佬，从小理解的“对你好”，就是去对方家里劈柴捆稻。俺能想到的对一个北京女孩的好，就是周末不休息，吭吱吭吱把米袋扛到她父母家住的四楼。但北京女孩能感到的好，很可能是情人节送花。于是两人之间就有问题。她说俺对她不好（没送花），俺却非常委屈地想：哪儿对你不好了，你父母家的重活都是我干的。人们往往没有足够智慧看到铜板另一面：以他人感情所需要的方式（而不是我习惯的方式）对他人好，才是真正成功地对他人好。套用肯尼迪的句式： Don't ask how much you did for me, ask how much you did for me in a way I would like you to do。

　　美国的公立中学质量差劲却非常讲究“政治正确”，最近一个对1,200名十七岁中学生所作的电话调查，发现四分之一被调查者不知道哥伦布什么时候到美洲，但80％的人都知道哈泼·李（Harper Lee）的《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本小说，大概在每一所中学都是指定阅读材料。小说在形式上是小女孩丝寇特的自述。故事发生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之前的美国南方，当时黑人在那里仍受歧视。女孩的父亲是律师，他教育孩子们从黑人的角度来理解黑人；从“疯子”的角度来理解“疯子”；在他为黑人辩护、对“疯子”友善而遭到某些镇民仇视时，他又教育孩子们从这些镇民的角度来理解他们。不少美国人知道这位律师在书中告诫孩子的道理：You never really understand a person until you consider things from his point of view ——英语习惯说法就是穿穿别人的鞋子。美国人不学外语不读外国文学，遇到外国人，大概连人家的鞋子在哪儿都找不到，更不要说试穿了。但在美国人之间，他们换位思考还是做得比较好的。布希总统甚至说过：他能理解伊拉克反抗分子，那是他们的国家，如果他是伊拉克人，他也会攻击美国人的。

　　美国今年总统大选十分热闹，上一次2004年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也是天主教徒。他因为支持堕胎和同性恋婚姻，受到很多同门教徒的抵制。曾有记者问一位失业工人：克里的福利政策对你有好处，你为什么不选他？那位工人回答说：生活总是有好友坏的，困难是暂时的；而灵魂的得救是永恒的。对这样的虔诚教徒来说，上教堂比住新房重要得无可比拟。波共领导不肯懂换位思考工人的信仰需要，就把盖新房的好事做成了与工人对抗、与教会对抗的坏事。另一方面，工人怀疑波共借此摧毁他们的信仰，大概也是不换位的思考。不过，没有自由的可信任的媒体作中介，下层如何知道上层怎么思考？

　　1956年，波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造成粮食紧张。已经离心离德的工人，要信仰，要面包，在波兹南和各地先后罢工。罢工虽被镇压，波共领导也被迫改组。声称“每一只举起的手都要被砍掉”的强硬派下台，新领导人执行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合作化运动基本停止（波兰农民的合作化程度是东欧国家最低的，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加入合作社，所以波兰一直是东欧的谷仓）。但是，一切都太晚了。两个月后，百万波兰人在天主教圣地光明顶（Jasna Gora）黑圣母修道院宣誓：永远坚持天主教信仰，永远做一个波兰人。

　　图片展览看到这里，就知道波共政权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如果波兰人将信仰视作民族特性，将信仰和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而这种民族主义又充满了饱受俄国侵略的历史悲情，一个唯物的俄国傀儡政权，怎么会有民意基础？而一个毫无民意基础的政权，怎么可能长久执政？哪一天苏俄帝国照应不上，波共政权如何自行维持？

　　所以约翰·保罗二世只要对波兰人说“不要害怕”（Don't Be Afraid）就够了。不害怕，坚持信仰，就是坚持做波兰人。而生为波兰人，不做波兰人，还能做什么？于是退无可退，只能坚持，所有的威胁和迫害，都成了对信仰的考验。身为信徒，就要经得起考验，证明自己是个问心无愧的 True Believer。迫害被转换为考验，这就是宗教的难缠之处。

　　随后的事已是历史。1978年，那位原名卡罗尔·沃伊蒂拉（Karol Wojtyla）的波兰人成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79年教皇回访波兰，到处受到成千上万的波兰人的欢迎，他一遍又一遍地说，“不要害怕”；1980年，不害怕的工人组织了独立的团结工会；1981年年底，在工人大罢工中，波共宣布全国军管。军管激起了全民不合作运动并导致经济大倒退。1988年，罢工再次席卷波兰，波共被迫邀请教会斡旋政府与工会的关系，并同意举行全国普选。第二年6月，波共被人民的选票赶下台，社会主义阵营第一次出现非共政府。多米诺骨牌倒了第一张，随后一张张倒下去，直到1991年的苏联解体。

　　这是一个老故事了。1935年的某一天，在苏联访问的法国外长建议斯大林对境内天主教徒宽容一些，以换取教皇的好感。斯大林不屑地问：教皇，他有几个师（的军队）？教皇一个师都没有，他的一声“不要害怕”，现在回过头来看，却是宣告了专制政权的软实力和道德权威彻底破产的警敏号角，并预报了苏俄帝国的终将瓦解。所以“西方势力”不在乎修一条可供俄国装甲部队使用的高速公路。一时输赢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看来“西方势力”相信历史的“理”在他们一边。

　　车离华沙。看着那些处于拆迁之中的工人新村旧楼房，不知里面的工人现在生活如何？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可以骄傲的。与这些苏式大火柴盒一起倒下的，还有一个曾经不可一世并严重威胁过中国的大帝国。

（2008年3月23日写于复活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