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女猩

吴澧　更新于2009年05月22日


　　伊拉克战争三周年之际，美国《外交》双月刊——或许是史无前例地——登了一篇动物学文章，题目叫作《和谐社会的自然史》（A Natural History of Peace）。文章作者、斯坦福大学生物学教授罗伯特·Ｍ·沙波尔斯基总结了灵长类社会的争斗与和谐，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启发。沙教授的标题，让人想起马克思读完《物种起源》后在信中写给恩格斯的话：这本书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读完全文，想起的却是哥德《浮士德》的著名结语，“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向前”。但哥德所谓的“永恒”，是望向未来的；如果将过去，特别是将几千年文明史之前的几百万年自然史包括进去，按沙教授文章里的观点，更完整的说法，应该是“永恒的女猩，引导我们向前”。

　　今年２月１２日是查尔斯·达尔文诞辰两百周年；１１月２４日，又是他的划时代巨著《物种起源》问世一百五十周年。达尔文谈的是生物进化理论，但进化论的影响远远超出自然科学。比如，要问人类行为如何演化，有了进化论，我们就知道去哪里找答案了。

　　我们去找人类的亲戚物种猩猩们和猴子们。人类大约在五百万年前与黑猩猩在进化路上依依分手，至今共享着几乎相同的基因。几年前，《科学》杂志登过人猩基因ＤＮＡ序列比较，９９．８％相同。学界常用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猩分手之后，黑猩猩的社会行为几乎无变化，因此可以当作人类准远祖来研究。支持该假设的一个证据是直到一百万年之前，人类（这个“人类”的含义是很宽松的）化石还是很像黑猩猩的；另一个证据是西非和东非的黑猩猩社会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尽管他们已经彼此隔绝了一百五十万年。

　　对灵长类社会的观察，特别是其中男性的表现，令学者们很沮丧。男性们太暴烈，太富攻击性，而且整天为等级地位而你争我斗。就说黑猩猩吧，一个社区大约 有百来口猩，社区内实行严格的男猩等级制度，每个男猩都知道谁是自己的上级，谁是自己的下级。最高处则是猩王。每个男猩都企图爬上更高的等级，社区处在持续的男猩政治斗争之中。难怪一位革命领袖要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群猩猩推翻另一群猩猩的暴烈的行动。”

　　如果下级对上级不敬，上级走过身边时，不是象习惯要求的那样低头俯首、发出致意的柔声，而是眼看另一边，上级就会非常愤怒，捶胸吼叫。两猩的对抗，会迅速波及整个社区内男猩间的复杂同盟／敌对关系，引起等级身分的再分配，甚至导致猩王宝座的转手。原来，那位革命领袖说的还不是比喻。那种暴烈的革命，在砸碎了一个旧社会之后，建立的真是一个红彤彤的猩社会。离开政治中心十万八千里的偏远山区里一个普通农民，藐视镇委书纪的征地令而进京上访，可以被抓起来，戴上“颠覆镇府”的大罪名。似乎这位农民的眼光，令某些大人物很不舒服。

　　为什么男猩们如此死命维护等级地位？为了玩弄女猩。

　　ＤＮＡ亲子鉴定发现，社区三分之一的小猩是猩王的种，还有三分之一是顶级男猩的，其余男猩的传种机会少得可怜。这就从遗传上解释了，为什么每个男猩都在努力往上爬。目前这种贪官们逼得邓玉娇杀人自卫、逼得高莺莺跳楼身亡的疯玩女人的趋势继续下去，估计再过几年，ＤＮＡ亲子鉴定就会发现，东国三分之一的新生儿，都是东共各级革命干部的接班人。

　　沙波尔斯基教授梳理了灵长类社会的案例和学者们的实验，得出的结论似乎是悲观的：暴烈的猩社会，看不出有走向和谐的可能。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这十年来，沙教授和其他研究人员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的反例。在肯尼亚Masai Mara有两个热带草原狒狒（savanna baboon）族群，比邻而居（题头图：沙波尔斯基教授拍摄的女狒像）。沙教授称一个为“森林”族群，另一个为“垃圾堆”族群。“垃圾堆”族群生活在一家旅馆附近，挑拣旅馆丢弃的食品为生。男狒也是富有攻击性的，“森林”族群里最有攻击性的也是最不合群的一批男狒，每天进入”垃圾堆“族群的领地，跟后者抢食物。在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６年期间，“垃圾堆”族群被垃圾感染了肺结核，全体死亡。“森林”族群里那些专来抢食物的男狒也跟着染病死了。于是“森林”族群只剩下女狒和比较老实的男狒。然后，沙教授发现狒狒们的行为有了明显变化。

　　男猩等级仍然存在，但变得宽松温和。上级很少攻击下级，有时还会让让下级。上级心情不好时找个无辜出气包痛打一顿的暴烈行动，几乎消失。和善行为大量增加。不但男狒和女狒互相梳毛搔痒；甚至在男狒与男狒之间，也观察到了梳毛搔痒——用沙教授的话来讲，这希罕得就像狒狒生出了翅膀。

　　为避免近亲繁殖，狒狒是女的留守族群，男的长大后出走，加入其他族群。沙教授后来离开了一阵。１９９３年他重返肯尼亚时，“森林”族群里的男狒，已经全部换过。经历了八十年代那场变故的男狒，均已去世；现在的男狒，全是从其他族群入赘的。按理说，这些男狒，从小受的都是暴烈教育，其中也必有性子暴烈的，但是，“森林”族群居然保持了宽松温和的“文化”！而且，沙教授说，到他写文章时，二十年了，依然保持。

　　年青男狒的入赘，通常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早已入赘、站稳门户的男狒要揍他；女狒则排斥他，不理他。但在“森林”族群里，他受到的接待远为和善。按沙教授统计，新男狒获得第一次性机会的平均等待时间是６３天，但在“森林”族群里只有１８天。由此，沙教授对“森林”族群的文化改变有了一个解释。

　　沙教授猜测，那些暴烈的上级男狒染病死亡后，女狒不再那么紧张害怕，她们的心情放松了。于是，对新入赘的年青男狒，她们也显得轻松友善，更愿意尝试交往。而新来的男狒，虽然原本脾气恶劣，受到如此好心的接待，他们渐渐也放松了。他们最终吸收了“森林”族群的文化，变得比较和善，不再那么富有攻击性。

　　《外交》双月刊是本一本正经的杂志，沙教授也讲得比较正经。换成网上调侃的话，就是邓贵大那样的暴烈革命干部，要用钱抽打女孩子、要把女孩子推倒在沙发上试图做这做那的家伙，突然被上帝召去了。于是邓玉娇们和高莺莺们变得比较放松，不再那么抑郁，对爱国青年也显得比较和善。爱国青年的荷尔蒙有了正常出路，他们也渐渐变得比较正常了，不再为律师签名要求释放邓玉娇而大叫“你们背后有西方反华黑手！”顺口溜曰：

        暴烈干部死翘翘，爱国青年被改造。
        革命社会得和谐，全靠女猩好引导。

　　从这个狒狒“森林”族群的例子，和其他一些研究，沙教授相信，我们人类并不是无可救药地必然陷于暴烈行动的。但愿如此，阿弥陀佛。

供解放后参考

独裁者竞选手册

这是美国《外交政策》杂志09年第三期上的一篇文章，作者以独裁者的口吻分析了一下自己该如何赢得民主选举，文字轻松幽默，内容意味深长。

原文：The Dictator’s Ha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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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公开竞选越来越多的今天“民主”却依然难以实现？一个头脑中的小实验就能帮你理解为什么把那些老朽的独裁者们赶下台是如此地困难。

原 苏联的统治者们曾经是那么地害怕公开竞选。他们认为，竞选将赋予公民反对“伟大光荣正确”政府的权力，而我们西方那些研究政治系统的专家也是这样想的。然 而，当铁幕落下，竞选真正席卷全球后，民主却好像没有带来它曾经期许的自由与幸福。很多时候，旧日的统治者令人惊异地依然能够以既有的方式统治着一切。肯 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是哪里呢？

为了找寻答案，我将自己设想为一个年迈的独裁者，比如埃及的穆巴拉克。要在民主的环境里维持自己的权 力，我将面临哪些选择呢？尽管想起来挺难过，但我必须诚实面对一个问题：我的人民并不爱戴我。他们不仅没有对我创造的丰功伟绩感激涕零，反而越来越意识 到，当其它国家日新月异地发展时，我长期统治下的他们的伟大祖国却陷入了停滞。外面有些声音甚至坚定地认为这糟糕的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无奈地摇摇头，难以 置信自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然后拿起桌上的金笔，开始把我面临的选择都一一列出来。我下决心要把所有选择写得有条有理，每一项都仔细权衡利弊。
————保罗·柯林

选择1 ： 翻到历史的新一页并且全身心拥抱一个好政府的诞生

好处： 这可能正是大多数人希望的。我或许能够感觉到自己还是个怪不错的人，没准还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值得骄傲的政治遗产。

坏 处：我还真不知道这玩意儿该怎么操作。我多年来运用娴熟的政治手腕与这东西格格不入。总的来说，我只擅长通过喂饱一大群利益相关者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天 哪，我以后没准儿还要去研读那些给捐款人写的狗屎报告。退一步说，即使我搞清楚哪里需要进行改革，现在的行政系统恐怕也没有能力去执行。毕竟，我花费了多 年的时间与精力来确保行政系统里那些出色或正直的人统统要被排挤出去，因为正直的人大都难以被控制。

更糟的是，改革也许是危险的。我的朋友们，哦不，是我周围那些寄生虫一样的马屁精们，他们可能不会容忍什么改革，为此他们甚至可能搞个宫廷政变把我给赶下台，然后再把政变精心打扮成一个外人看起来的所谓“改革”！

假设我干了我该干的，假设我真的建立了一个好政府，我会再次当选吗？我开始回忆起那些以前见过的富国领导人们，他们总是教育我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我大概算了一下，他们赢得自己竞选的机率大概是45%，还不到一半。

所以，即使改革成功，我也很可能丢掉权力。我最好还是作弊吧，但该怎么做呢？

选择2 ：欺骗选民

好处：我控制了大部分的媒体，所以这事儿相对来说不难办。还有，我的人民受教育程度都不高，而且也没有好的外界参照来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有多糟糕，所以我完全可以跟他们说，有我这样的总统他们实在是三生有幸。

坏处：由于这一套已经搞了很多年，人民对我的信任现在已经大打折扣。看来，尽管“欺骗”这法子绝对值得采用，但我肯定不能单靠这一招儿来赢得胜利。

选择3：把少数族裔拎出来当替罪羊

好 处：这招儿绝对灵！我可以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国内的少数族裔或是外国政府。仇恨政治学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尤其是对于选举而言。科特迪瓦的布基纳法索移 民、津巴布韦的白人农场主、民主刚果的图西族，这些都是近些年利用仇恨的经典范例。实在不行，我至少还可以骂以色列啊，哦不，应该直接骂美国。我还可以向 自己的族群多许诺些好处，作为配套。

坏处：我有些朋友是少数族裔。实际上，他们这些年一直在给我提供资金支持，我当然也回报了他们不少的 好处。一直以来，我都喜欢跟少数族裔谈生意，因为不管他们变得多富有，对我也构不成政治上的威胁。倒是那些主体民族的人我一直要多加提防，不能让他们太得 势。如果对少数族裔吓唬得太厉害，他们可能把资产转移国外然后逃之夭夭。所以，尽管找替罪羊这招儿肯定奏效，但做得过火了的话代价会很高。

选择4：花钱买选票

好处：相对于我的竞争者，搞贿选对我而言是有绝对优势的，因为我比他们谁的钱都多。

坏处：我真能相信那些选民吗？如果我给了他们钱，能保证他们一定会选我吗？毕竟，外头那种光拿钱不干事儿的“二皮脸”太多了。

总 之，这事儿有点儿拿不准。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无意中发现了牛津大学一个叫皮德罗·文森特的人做的研究。文森特在某非洲小国做了一项关于“贿选”的实验。他 观察了几个选区的选举情况，其中有些是有外界监督的，而有些没有。在那些没有监督而贿选几乎没有限制的选区，贿选的竞选人最终获得了更多的选票。看来，贿 选这招儿也还蛮灵的。

贿选有两种模式：零售和批发。一个个地去送钱成本略高，操作也困难些，但仍然值得一试。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精确定位地把钱砸到那些对我获得胜利最有帮助的人头上。

贿 选不会造成什么麻烦。如果英国工党被发现花钱买选票，那他们的选举基本也就完蛋了。但在在像我们这样的很多国家，人们看待选举的角度很不一样：政治家们上 台之后几乎什么也干不成，于是，人们期望在选举期间，当他们的手中小小的权力还能施展一下的时候，那些政客们能够派发点儿好处出来。进了口袋的真金白银总 好过空头支票吧。既然政客们能不受批评地公开贿选，他们是怎么保证投票人信守承诺的呢？毕竟，投票是不记名的。是什么因素阻止了选民拿了张三的钱最后不会 又投票给了李四呢？

在肯尼亚，那些在野党意识到劝服选民不拿政府贿选的钱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想都别想。于是他们劝说人民拿了政府的钱后依然要投票给反对党。

为 什么反对党这样做最后依然无效呢？我觉得主要有两点：一，有点儿搞笑，是因为人们的道德感。很多时候，一般人如果拿了谁的钱又去做对不起别人的事，心里总 是会不舒服。二，是因为人们担心被发现。投票这种事儿能做到多隐秘呢？在津巴布韦，穆加贝总统的街头眼线们不停散布消息说政府肯定会知道大家最后投票给了 谁。在一个恶政横行的国家，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但是，每个选民要花我多少钱呢？我需要买多少张选票，而我又买得起多少张选票呢？还有没有更便宜的办法来搞选票呢？

别 忘了还有批发贿选方式。贿赂以选区形式发放，不落实到个人。“集体投票”在贫穷保守的农村地区很常见，通常都是那些地方上的有头有脸的人说了算。计票的时 候，很多村庄把选票100%地投给某个候选人的情况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如果那些地头蛇们能决定周围人的选票，直接把他们搞定显然要便宜得多。

总的来说，贿选是个好办法。唯一的问题是不知道我是否有足够的钱来买选票。

选择5：恐吓选民

好处：大部分的政治家总是试图通过迎合选民来获得选举，其实还有一个完全相反的有效手段——恐吓。大部分人都不是那么勇敢，当面对一群威胁着要动粗的打手时，他们一般都会知难而退而不是奋起抗争。

恐吓战术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即使我无法知道大家投票给了谁，但至少我能知道他们是否投了票。民主国家“身份政治”那套我也一直在搞，所以我对那些要投票给发对派的人了如指掌，我可以威胁他们，“如果去投票，一切后果自负”。

坏 处：暴力政治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了。那边儿的人也可能开始玩狠的。毕竟，他们人多！要不是他们人多我也就不用担心会输掉选举了。我可不想在一场暴力对决中 输得一败涂地。想着想着，街头示威的汹涌人群席卷一切的景象逐渐映入脑海，那场景伊朗的国王见过，海地的杜瓦利埃见过，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见过，印尼的 苏哈托也见过。到那时候，你甚至不能指望自己的士兵会服从开枪的命令。

选择6：逼迫有实力的竞争者退出竞选

好 处：这一招儿对我很有诱惑力，不仅大大提高了胜选的机率，而且直接打击了我最痛恨的那些人：我的竞选对手们。我必须找点儿理由让他们滚蛋，这也没什么难 的。我可以抨击他们搞腐败——毕竟，谁的屁股都不干净。更妙的是，资助我的那批商人一直要求我打击腐败，这样可谓一举两得。如果腐败问题太敏感，搞不好可 能会引火烧身，我还可以试试在他们公民身份上做做文章，给他们硬安个外国老爸，直接以不具竞选资格之由驱逐出竞选。

坏处：除非我把这事儿做绝，就像尼日利亚的阿巴察当年那样，确保自己成为唯一的竞选者，要不然，选民总是还有机会选择其他人。尽管跟我竞争的只剩下一批烂人，但愚蠢的选民很可能最后还真去选了那些垃圾。

担心，太担心了，肯定还应该有什么别的办法。然后，我想起来了，长舒一口气，仰天长啸。

选择7：最后一招，虚算选票

好 处：终于，我找到了最靠得住的妙招。一招在手，横行天下。真实的选举结果也许会是：我1票；对手1千万票。但第二天的报纸头条必然写着：“现任总统最终险 胜”。这一招还可以与其它招数产生联动。一旦人们意识到选票最后不会被真的计算进去，他们就更不可能拒绝贿选或是投靠反对派了。而且，我还可以一直引而不 发，直到最后快输的时候再使出这个杀手锏，一举扭转乾坤。

坏处：国际社会可能会不喜欢。没事，我记着别做得太过分就行，得票率99%就有点儿过了，搞得跟苏联选举似的那可太丢人了。

（数据显示，全球最贫穷的那部分人口中举行的民主选举，尽管选民们都牢骚满腹，但当权者照样可以顺利地获得74%的选票。如果竞选的外部监督再弱化些，得票率甚至可以达到88%。不知道怎么搞的，当权者在他们的社会中都非常善于不断赢得选举。

当年的苏联领导人对竞选的恐惧让我们误以为竞选本身就会是民主的胜利。其实，竞选作弊没有多难，实际上，只有真正脑子不好的独裁者才会选择竞选不作弊。）

保罗·柯林是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此文节选自他的著作《战争，枪炮和选举：危险地区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