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云南”与“中国”关系史看“中华民族”的形成

作者：程映虹

一、归还少数族群叙述自身历史的话语权
二、重新认识云南：云南何时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三、云南是中国边陲还是西南丝绸之路的枢纽？
四、1949年以来中央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之历史渊源
结论：云南历史研究的当代启示
【注释】

近年来，在有关中国前途的公共讨论中，民族主义问题和“中国崛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讨论中有很多盲点。例如，多数人的眼光基本向“外”，主要关心的是那些有迫切的现实政治意义的问题，例如“统独”和“分合”，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历史及领土纠葛，还有所谓中国的“国际形象”。然而，中国国内的其他族群问题－－尤其是在那些看上去似乎比较平静的地区－－则在关注的焦点之外。其次，中国作为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它的形成过程和历史遗产对今天的族群关系有何影响，似乎也不为很多论者所关心。实际上，就“统独”和“分合”而言，这些今天非常突出的问题和矛盾是“中华民族”这个多族群共同体的历史演变在特定地区的最新发展。那些今天相对平静的地区，很可能在历史上曾经是动乱之源；而今天动乱频仍的地区，又很可能和沉重的历史遗产有关，不过是历史上“叛”和“平”（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上）的延续。再次，所谓“人民共和国”和历史上的“中华帝国”之间在族群和边疆问题的处理上，其实并没有一条鸿沟，很多政策，无论是“软”还是“硬”，都有历史的先例。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那些讨论往往是不自觉地从汉人的角度或者以汉人为主体族群的角度出发，所论述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实际上是汉人和汉文化，而相关问题的讨论参与者之利害取舍和价值判断，无疑也主要以汉人族群和他们所控制的中央政权的好恶为转移。这一点，从所谓“愤青”当中极少有少数族群成员就可以看出。

这些盲点归结起来，其实与我们对“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出现和形成的理解有关。在很多人那里，“中华民族”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中华民族的形成也是一个顺因自然的历史过程，其核心是中原文化（即汉文化）之优越性的体现和向外扩张。由此出发，今天的民族主义问题主要被看作是这个民族对外的问题，而不是内部问题；即使有内部问题（如西藏和新疆），也认为是由外部势力所造成。这种思维框架本身是可以质疑的。事实上，还存在着另一种认识角度,那就是研究那些时事焦点以外的族群问题及其历史演变，研究“中华民族”在“中国”各个角落漫长的融合史和冲突史，尤其是自觉地批评反省那种以汉人的历史、文化和价值为依托的认识局限性，进而站在少数族群的立场上并努力超越某个族群的立场，还原“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真相，超越“统独”之争和“分合”之辩。这样的认识角度可以为理解那些今天被聚焦的族群问题和冲突提供一条新的线索。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任教的杨斌[1]最近出版《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0世纪）》（以下简称《云南的形成》）[2]一书，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很值得关心民族主义问题的读者关注。杨斌的研究力图突破汉文化中心论的束缚，消解从中原王朝的立场对中国族群历史叙述的垄断，并引入一些重要的世界历史因素去解释“中国”的最终形成，为澄清和中国民族主义有关的许多似是而非或者被混淆和颠倒的问题，提供了立足于丰富的材料之上的新颖观点，不但有助于认识历史上的族群问题，而且会激发读者对“中国”这个概念作深入的思考。

一、归还少数族群叙述自身历史的话语权

在讨论中国的历史形成过程时，云南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的云南的形成，并不是一个简单短暂的过程；相反，云南的形成历经两千年的漫长演变。研究云南的形成，其实也为研究其他族群地区与中原政权的历史关系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思考。与这样严肃认真的研究方法相比，那种“自古以来某地便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类的断然说法或宣示，往往既无史实根据，也缺乏认真求实的态度。

两千多年前，云南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区域，第一次与向南扩张的汉政权和汉文化发生大规模接触，到元朝才正式并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政权对云南境内的少数族群专门作了“民族识别”，把“识别”出来的少数民族正式归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样，云南才最终完成了从一个外在于“中国”的地域演变为“中国”的一个边疆省份的过程。杨斌认为，云南对“中国”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它丰富的矿藏和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而是它的加入帮助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和多元族群的共同体的最终成形。

从杨斌的研究中，笔者得到很多启示。研究今天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不应局限于我们所熟悉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史、中国少数民族史或者中国边疆史,而是应该把边疆地区的长时段的历史演变放在全球史的角度来考察。杨斌正是从全球史的角度出发，发掘并强调了一些在思考中国族群问题时很少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非中国/非汉人的角色和因素，从而发现这些角色和因素如何与中国的中原王朝互动，以及这样的互动在云南逐步演变为中国的一个边疆省份过程中的作用。这就为认识中华民族、中华帝国和中国这些重要概念的发生和演变提供了新的思路。由于采用了一个新的角度，杨斌的研究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大的历史和理论问题,对当前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和对于中华民族的理解等问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杨斌提出并批评了中国历史研究中处理南北关系时常见的“北方中心论”和处理中外关系时的“中国中心论”。所谓的“北方中心论”，是指叙述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时重视北方、轻视南方，叙述的角度多从北方的扩张着眼（或者强调发生在北方的汉族和非汉族群之间的冲突和融合），而南方（或者西南，指历史上的云、贵、藏和邻近地区）往往被置于被征服、被渗透、被统治、被吸纳乃至被开化的位置。这里的“北方”往往又特指汉人、汉政权和汉族的生活方式，以至于“中国”这个概念在实际应用中等同于“汉”，于是南北关系便主要被解释成北方汉人对南方“夷”“蛮”的同化。“北方中心论”的历史叙事建立在汉文明优越论的价值观之上，包含有主客体之分，把中原王朝与周边地区相互的经济文化关系基本描绘成文明和落后（甚至是野蛮）的关系，而双方的政治关系则被定义为大一统中央与地方或边疆的关系。这个“大一统”虽然有时会丧失对地方和边疆的控制和管治，但一旦某一个中原王朝宣布某地“臣服”于己，则不管此“臣服”有多大的实质意义，也不管后来这个“臣服”关系是否中断或被拒绝，此地便被视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了。对于这类在“北方中心论”的影响下构建的历史叙事的简单化和背后的族群偏见，杨斌借用凯撒征高卢的名言，简明扼要地归纳为“中国人（汉人）来了，中国人（汉人）征服了，中国人（汉人）传播文明了”。尽管长期以来在汉语文化圈里，对汉人和非汉人问题上的“大汉族主义”也有一些批判，但这种批判通常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主张对非汉族的宽容、让步甚至优待，而不是从历史的角度正本清源，归还或者建立非汉人族群从自己的立场叙述自身历史的话语权。

与上述“北方中心论”相关的，是处理中原王朝和周边地区关系中的“中国中心论”。所谓的“中国中心论”，在一定意义上是“北方中心论”的放大，它对中原周边地区（尤其是南方和西南）历史上产生和演变的文明，不是故意忽略就是轻描淡写，同时对这些过去一度被包括在所谓“朝贡体制”内的政权和区域相互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它们和东南亚、南亚、中亚之间的关系讳莫如深，仿佛它们与“中国”或中原王朝的关系，就是唯一对它们有影响的外部关系。这种历史叙述的目的在于建立和维持所谓的中国或中原王朝始终是东亚唯一有影响的政治实体这个结论。杨斌在他的书中指出，今天在国际政治中难以和中国相提并论的东南亚，在历史上曾经包括今天被称为中国西南部的很多地方；近代以前，今天的西南中国和东南亚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分界，而云南与东南亚的关系，在元朝以前比与中原要密切得多，那时云南在经济文化上与南亚和印度洋的交往及相互影响，远非中原可比，甚至可以说，那时的云南是东南亚的一部分，而不是当时的“中国”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对云南历史的叙述，基本上被限制在上述“北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的范围之内。因此，历史上的云南作为一个曾经是相对独立并与东南亚和南亚长期保持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的文明实体，它的地位很少在汉语文化体系内得到全面和公正的介绍。汉语文化体系的研究者一直是从“中国”的角度（尤其是中国的“边陲”的角度）来叙述云南的，而描述的重心则放在云南与“中国”的联系上。正因为如此，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年表和手册中，史上由非汉人在云南建立的国家如南诏和大理时常缺席；而北方或西北的辽、西夏、金和元从未如此。

二、重新认识云南：云南何时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云南这个地名本身，既与河流、山脉无关，也不是当地族群共同自发形成的地理概念。杨斌指出，中国的大多数含有“南北东西”这些表示方位的名词的省份名称，一般都与某条河流或某座山脉有关，如两河、两湖、山东、山西等等。但“云南”这个地名却不是这样，在“云南”这个名称的背后不是一个地理坐标，而是中原王朝的距离感，它实际上是北方的王朝制造出来并强加给“云南”当地人民的，它的最终被接受是中央帝国在边缘地区长期殖民政策的结果。对于这种隐藏得很深的偏见和歧视，杨斌用“中国的东方主义”来形容。

今天被称为“云南”的这个区域，在中原的战国以前就独立发展出了发达的青铜文明。它与中原王朝发生联系始于秦汉之前及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那里生活着不同的部落、部落联盟和王国，各用不同的名称（如滇、僰、昆明、夜郎、哀牢、劳浸、靡莫、邛都等等，很多并不局限于今日的云南境内）。那时在这一区域从未出现过一个单一的概括性的地理名称，更没有一个所谓“云南人”的集体意识。“云南”一词首次出现在西汉时期，那时西汉在滇王国设益州郡，仍由滇王统治，在益州郡之下有一个县被命名为“云南”。西汉之后直到元朝，尽管中原王朝一直声称对云南这块地方有管辖权，但从未确立过牢固而连续的统治，反而是当地的南诏王国在唐朝时一度成为地区强国，甚至挑战唐朝。元朝时中央集权强盛，正式在当地建云南行省。于是，“云南”作为一个区域集体性名词，最终在中央权力的强制下被当地人接受，此后又发展出作为“中国人”之一部分的“云南人”的集体身份意识（尽管各族群在“云南人”的概念之内仍保留自己特定的身份意识）。值得指出的是，把云南完全纳入中原王朝的政治版图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其实不是汉人，而是蒙古人。蒙元帝国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它征服云南的直接目的是从南部包围南宋，也是为了向东南亚扩张。所以，这整个过程必须放在蒙古帝国的亚洲大陆战略的国际角度来理解。

从“云南”一词的演变可以看出，中原王朝从一开始就为了自己的方便而企图用一个集体性名词去包括和指称这个地方复杂多样的族群存在，而这个名词又体现了中原王朝的地理视角－－彩云之南，即距离中原十分遥远。但对于世世代代居住在这“云南”之地的本地人来说，这个名词所体现的距离感其实是莫名其妙的，而这个所谓的集体身份意识也缺乏根据，因为他们从来就是根据他们各自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意识来称呼自己的。

云南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作“中国的一部分”呢？中国的主流历史叙述一般从西汉设益州郡开始。实际上，此后从三国到宋朝，中原王朝始终未实现对“云南”的实际管治。不仅如此，唐朝时期，“云南”曾崛起了强大的南诏王国。南诏首次统一了“云南”地区，其军队三次攻陷唐朝的西南重镇成都，还两次打败属于唐朝保护国的安南（今日越南北部），它还入侵东南亚的很多地方，并仿照中原对属国的办法建立起了自己的朝贡体系。迫于南诏的压力，唐朝不得不封南诏王为“云南王”。那时，南诏与中原的唐朝、西藏的吐蕃一度并列为三大强国，杨斌用新“三国演义”来形容。到了宋朝，云南的大理王国也一度十分强盛。虽然唐朝曾册封南诏国王为“云南王”，宋朝也封大理国王为“云南节度使”（值得注意的是，中原王朝仍然只用“云南”这个由“中央”钦定的地名，却从不承认“南诏”或“大理”这些本地国名），但这种册封所体现的，与其说是实质性的藩属关系，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妥协：中原王朝满足于一个名分和面子，“云南”的君主在自己的王国照样自称南诏王或大理王，双方相安无事。直到元朝用武力灭掉大理王国后设立云南行省、对这个区域逐步实现了行政管辖，这种局面才渐渐改变。元朝在云南建立的统治被明清两代所沿袭，云南再也没有出现过独立的政权。明朝又对云南实现了大规模移民的殖民政策，使得汉人人数超过了本地原住民，并在经济上进一步把云南融入中国的经济体系。因此，说自元明时期始，云南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是于史有据的。

三、云南是中国边陲还是西南丝绸之路的枢纽？

尽管“云南”在元朝以前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甚至不应该被称为“云南”），但它与中原地区并不是完全隔绝、互无往来的。然而，正如杨斌所指出的，族群融合不应该被理解为汉化，即强势文化被弱势文化接受。他认为，族群融化更多地是相互融合，云南的历史就充满这样的事例。历史上迁移到云南的汉人，从饮食、服饰、宗教到节庆，都在很大程度上当地化了。所以，杨斌在他的书中谈到族群融合时，不单是使用sinonization这个词（即汉化或华化），也同时使用了indigenization这个词（即本地化）。按照他的这种概念使用方法，云南发生的族群融合实际上是双向的，而不再是以往的研究者所强调的单向的汉化。正是这种汉人与本地族群的双向融合，为元朝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云南各地族群在中原王朝牢固的政治控制下演变为“中华民族”中的一个族群创造了条件。

元朝以前的中原王朝与云南地区的关系虽然不是正式和稳定的“中央”与“地方”的性质，但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是一个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由此引起了矛盾和冲突。中原王朝力图用把云南纳入自己的朝贡甚至郡县体制，从而建立对当地的政治统治。而云南的本地精英则以实用主义应对，当朝贡甚或郡县制这种与中原王朝的特殊关系有利于巩固自己的政治特权时，他们不但不拒绝，反而承认甚至争夺并炫耀中原王朝授予自己的头衔和名义；一旦这种名义上的与中原王朝的制度化关系威胁到本地精英的政治独占权时，他们就起而反抗。此外，云南的贵金属、矿产、马匹、皮革、耕牛等，一向是中原王朝所需要的重要资源，中原王朝对云南的经济压榨也常常是云南人反抗的重要原因。虽然为了缓和矛盾，中原王朝常采取一些收拢人心的政策，如减免税收，但这种政策效果时常被派到云南的地方官的贪婪所破坏。

中原王朝第一次把云南并入自己版图的是汉朝，那恰恰是云南反抗最激烈的阶段。公元前86年以及公元前83年、公元前28年，那里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公元初王莽时期又发生过“叛乱”。据记载，公元118年汉朝在“平叛”中斩了3万人头，以恐吓当地民众。然而，公元175年叛乱又起。由此可见，中原王朝对云南的殖民化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暴力和血腥。这样的暴力镇压会消弱地方势力，加上汉朝对当地权贵运用“以夷制夷”策略分化瓦解（特别是利用某些部落和大族去镇压其他当地人的反抗），以及大量汉兵的入驻和屯垦，都使得部分当地精英的汉化程度加深。

实际上，云南被正式并入中华帝国的版图之前，决非落后闭塞尚待“开化”的蛮夷之地，而是一个在跨地区贸易、文化和政治交往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地域。在中原王朝眼中，这块被称为“云之南”的地方是“边陲”；但站在当地的立场看，这里恰恰是四通八达之地，而中原只不过是它的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就“对外开放”的程度和幅度而言，中原甚至比不上云南。只有把云南的历史放在一个两千年和全球史的时空框架内加以考查，才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杨斌的《云南的形成》正是从这个角度强调指出，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在西南丝绸之路上具有枢纽的作用。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共有3条，即陆上（东起中国的长安进西域后分叉进入南亚、中亚和西亚，最终到达地中海东岸和欧洲）、海上（东起中国的广州，经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阿拉伯海和红海）和西南（连接云南、中国的四川和贵州、西藏、东南亚和南亚，也进入南海），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交通网络，是近代以前（始于公元前2－3世纪、终于公元14－15世纪）欧亚大陆（也包括非洲部分地区）经济文化交往的主要渠道。在中国，说到丝绸之路时，一般人想到的往往只是陆上丝绸之路，其次是海上丝绸之路，而西南丝绸之路则往往被忽视，历史教学中也时常如此。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都以中原王朝控制下的城市为起点或终点，而西南丝绸之路则在中原王朝的直接控制之外。西南丝绸之路不但连接东亚、东南亚、南亚和印度洋的商业和贸易，其影响亦远及中亚、欧洲甚至非洲。因此，在云南可以看到起源于西南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商品、技术、风俗、宗教、语言和制度。即使云南被中原王朝征服之后，云南仍然维持着与东南亚以及南亚之间的密切关系达二、三百年之久。

这种漫长而密切的交往不但对云南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云南的宗教、人种和族群的多元性是中国各省区中最丰富的，费孝通等民族学和人类学家把云南和西藏之间的通道称为“民族走廊”），而且对东南亚半岛的发展，例如商业贸易的发达、城市的形成和宗教的传播等等，起了促进作用。实际上，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云南在经济上和东南亚结成一体，它与东南亚的联系在元朝以前比与中原要密切，可以被视为东南亚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杨斌的书取名为《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其涵义是，用“风”喻东南亚，用“云”喻中国，云南的形成就是夹在这两个文明之间，由此形成了它自己的特点和力量。有趣的是，中国文化中一直有“云从龙风从虎”一说，龙是中国的象征，而虎则是东南亚的象征性动物。

云南保持与中国以外的世界的密切交往并受这种交往影响的一个证据是，贝币在云南地区曾长期流通。在铸钱流通以前，贝币曾是古代世界贸易的主要媒介之一。中原地区曾长期使用海贝（甚至作为钱币），秦朝统一货币后贝币才退出流通领域。但在云南，贝币作为日常交易的主要媒介，一直使用到明朝晚期。汉朝对云南建立控制时，汉朝的五株钱一度在云南流通。但汉朝瓦解、中原不再控制云南后，随着东南亚经济文化的兴盛，海贝重新进入南诏成为货币。元朝和明朝都利用云南的铜矿在当地铸造铜钱，试图取代贝币，从而把云南的货币与中原地区的货币统一起来，但云南本地人就是不愿意使用铜币。结果明朝只得将这些铜币运到贵州以充军饷，不但允许在云南继续使用贝币，而且接受它作为云南向中央政府交纳税收的货币。

为什么商业发达、一直与使用铜钱的中原保持大宗贸易的云南，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拒绝使用铜钱呢？其原因是，长期以来贝币（大量出产于印度洋的马尔代夫岛）是西南丝绸之路、尤其是印度洋地区贸易的主要媒介，它为这个辽阔地域的各地所信任和接受，不但可用于国际贸易，也是国内市场的主要货币。郑和下西洋时，其船队成员就看到南亚和东南亚大陆一些港口城市和内地使用贝币，而这种货币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已成为古董。显然，虽然云南与中原也有大量的贸易，但云南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与东南亚以及印度洋地区建立起来的更密切的商业联系，使得贝币在云南长期存在并排斥铜钱。直到17世纪中叶，贝币在云南的地位才衰落下去，被铸钱取代。贝币在云南的迅速衰落，与明朝为了控制云南大量向该地移民固然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和奴隶贸易导致贝币的价格大幅上涨，使得远在云南的交易者难以承受。杨斌也推测，由于供求关系的作用，云南的大量贝币回流到印度洋地区，这就造成了云南贝币的极度匮乏，于是被铜钱取而代之。

杨斌认为，欧亚大陆、印度洋和南海地区在近代以前长期存在着中国和印度洋两个相互独立但通过丝绸之路联系起来的国际性经济和贸易体系；政治上处于中国影响之下的云南，经济上实际从属于印度洋体系。或者说，云南的地位是双重边缘：政治上处于中国体系的边缘，经济上则处于印度洋体系的边缘。中国一直没有能力把云南从印度洋经济体系中拉出来。直到17世纪，由于欧洲的扩张打破了印度洋体系，云南才在经济上完全被纳入中国体系。这就是说，云南之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不能光从中原帝国由内向外的扩张以及中华文明的优越性来解释。政治方面蒙古帝国的欧亚战略，经济方面印度洋体系的瓦解，这些非中国因素，都为云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创造了重要条件。由此可见，除了“北方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所津津乐道的中原或汉文化对“落后地区”的同化力（实际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政治统治力）之外，云南历史地位的变迁还受到很多复杂的国际因素的关键性影响。

四、1949年以来中央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之历史渊源

杨斌在《云南的形成》一书中探讨了1949年以来中央政府对云南的政策。他的观点有助于解构在族群问题上人们已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话语，并帮助人们深入思考“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形成。

60年来官方一直宣传它的民族政策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基础上，因而是最“科学”、最“先进”的。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最科学、最先进”的理论，甚至没有能力定义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民族”这个基本概念，遑论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诸多难题。如果说，中国几千年以来历代王朝都无法成功解决民族关系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源自西方的外来意识形态又怎么会成为包医百病的仙丹妙方呢？中国人1949年以后时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中共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给少数族群带来了平等、解放和自治。这个支配中国族群关系的意识形态话语是一个政治神话。它与中共政权的其他意识形态话语一样，旨在强调中共政权的“史无前例”和“改天换地”，似乎在这个政权统治下，什么都是新的，其族群政策与以往的中原王朝统治也截然不同。

杨斌指出，作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共的民族政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继承了历代中原王朝帝国的遗产，无论在积极还是消极意义上，中国历史在这方面都未发生断裂。太阳下面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事物。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并未解决族群问题，中共付诸实践的那些措施，多数可在历代王朝积累起来的对少数族群的认识和统治方略中找到先例。他强调，中华帝国的遗产中既有中原王朝惟我独尊的自大和对少数族群的歧视，也有出于维持多族群帝国统治的考虑、对少数族群的宽容，甚至承认他们与汉人或统治民族在普遍人性上的一致，这就为族群平等的观念提供了空间。20世纪以前，边远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族群，在中央政府眼中，大体上经历了从野蛮人到帝国臣民、再到天子之下的多族群家庭中的小兄弟这样一个身份的转换，总的过程是缓慢地朝向族群平等演进。现今官方所宣传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平等对待少数族群”，并不符合中国自己的真实历史。

历史上中原王朝所信奉的大汉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儒家理论的华夷之辨上。西汉时，虽然儒家已被封为意识形态正宗，但司马迁对少数族群的态度还是比较平等的。他虽然用“西南夷”来称呼西南少数族群，但这个“夷”指的是持弓之人，即狩猎族群，以与农耕族群相区分。东汉班固修《汉书》时，他虽然在涉及西南少数族群的部分中照搬了司马迁的《史记》之述，但班固从儒家观点出发，放弃了司马迁对少数族群的平等态度，提出了“种别域殊”说（即住在中原的人与住在边远地区的人本质上就不一样），称西南少数族群为“西南外夷”，由此发展了中原汉文化优越论或大汉族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后来，为了强化“华夷之辨”，汉文化当中不但发明了很多贬义词去指称少数族群，把他们和动物乃至昆虫联系起来，而且捏造了很多类似的神话。

当然，儒家学说也有它开放的一面。所谓的“华夷之辨”并不排斥“夷”被“华”同化。儒家强调“华”有向“夷”传播文明的责任，也认为“夷”是可以被文明化的。随着多族群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和族群融化的加深，儒家的这些思想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中原王朝的决策中。此外，历代统治者中不乏对族群关系有开明认识的君主和地方大员。自称“天可汗”的唐太宗就曾经对历史上其他统治者鄙视少数族群不以为然，声称唯有他能平等对待非汉族人。李世民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乱。”这段话不但包含对普遍人性的承认，而且把少数族群视为汉人的同胞。清朝乾隆皇帝平定金川之乱以后，曾下令在朝廷文献中删除所有对少数族群歧视性的名词和称呼。这些说法和做法都表现了中原王朝统治者对少数族群态度的逐渐转变。明清时期，中原君主成了中华帝国内所有族群的父皇，少数族群也成了天子臣民，是帝国大家庭内的小兄弟，被包括进“百姓”之中，被皇帝视为“赤子”。这些观念都为现代意义上的族群平等以及所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产生作了铺垫。18世纪的“皇清职贡图”曾对这个在天子之下万方来朝、百族和谐的“大家庭”作了细致描绘。杨斌认为，这个图卷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心理，其实与当今政府的认知逻辑是一致的。60年来，政府所组织的形形色色的各种“多民族大家庭”的晚会或演出，以及全国人代会上特地穿着民族服饰的少数民族代表的聚集，不正是要再现“万方来朝、百族和谐”吗？

今天中国实行的民族自治制度，并不是60年前发明的，它不过是古代中原帝国统治传统的延续。在这个非汉族人口占据大部分领土的多族群国家，历代中原王朝对少数族群地区的统治手法，通常是一方面加强军政控制，另一方面又在法律和行政上把汉族地区与少数族群地区相区别。所谓的“因俗而治”和“蛮夷不可以以中国之制治之”的统治原则，就是强调不要把汉族地区的那一套照搬到少数族群地区。它一方面承认少数族群地区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又用华夷之辨来为这种政治上的妥协作辩护。最突出地体现这种前现代时期“民族自治”政策的，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族群的上层精英建立联盟或达成妥协，或授予他们世袭的贵族头衔，或任命他们为朝廷官吏，然后依靠他们治理其辖区，朝廷则不对该地事务过多干预。此外，朝廷不但在很多地区保持土司和头人制度，而且保护他们的特权，在一些牵涉到少数族群政治精英的司法案件中尤其如此。在家庭、财产和婚姻等方面，朝廷也会遵从当地的传统和风俗。因此，杨斌认为，1949年以后中央政府在云南和其他少数族群地区所实行的、被称为是史无前例的民族政策，其实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共加强中央控制、加深族群同化的措施，固然延续了过去中原王朝的边疆政策，它使用的民族平等口号和民族自治政策，亦非前无古人之举。50年代前期，中共把云南的很多土司和头人吸收进基层政权，对他们及其家属优待有加，不就是对大清朝制度政策的模仿吗？当然，中共在宣传上不会承认它如何延续和仿效中华帝国的政策和措施。

如果说，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当中有什么区别于中原历代帝皇的成分，那就是它自50年代起致力推行的“民族识别”宏大工程。不过，这也不是中共的发明，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苏联处理族群问题经验的模仿。苏联当年把不同族群定义为“民族”，将它们包括进“苏维埃民族大家庭”，希望从此一劳永逸地解决族群矛盾。中共也组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众多学者参与了这样的社会工程，耗时近30年。当一个族群（汉、满、回等等“大”民族不需要识别，杨斌认为这个事实本身就耐人寻味）被中央政府命名为某个民族之后，它就“加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享有其相应的权利，得到中央政权的保护，但代价是这一族群从此正式丧失了自我代表的权利和分离的权利。它只能以“中华民族的一员”之身份，作为这个民族大家庭内的一个小兄弟，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服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统一安排。“民族识别”工作为确定民族自治区域（尤其是在州、县和乡的行政级别方面）提供了依据。虽然中共宣称，这个工程是在“科学方法指导下完成的”，它的结果仍然显现出历史的延续性。就云南而言，16世纪中期，杨慎曾在他的《论民》中枚举了20多个少数族群；17世纪前期，刘文征在《滇志》中枚举了近30个少数族群；清朝的《皇清职贡图》（1770年代）中出现的云南的少数族群也是30个左右。中共的少数民族“民族识别”工程所“识别”出来的少数民族数目是25个，差不多与明清时官方和民间枚举的一样。

“民族识别”的目的是，中央政府要正式把“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个含糊的名称在法律意义上明确化，从而完成“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而多元的现代民族的建构。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对“民族识别”工程至今还是有争议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工程的官方色彩太重，标准混乱，有相当的随意性，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例如，有些“少数民族”原本并没有清晰的族群界限和自我意识（或许他们自己也认为没有必要），却硬被官方定成一个“少数民族”，结果反而产生了新的问题。

结论：云南历史研究的当代启示

近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有关讨论方兴未艾，这些讨论的直接动力无疑与中国“崛起”有关。讨论的重心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当代性，即它与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对外关系之间，究竟是如何相互联系和作用的，还有它对中国的未来会产生何种影响等等。但《云南的形成》从历史的角度为这一讨论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和思路。笔者读到“云南”这个地名中的汉文化中心主义内涵之时，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与欧洲人以距离欧洲的远近把非西方世界划分成“远东”、“近东”和“中东”的“欧洲中心论”的逻辑是多么一致。沿着这条思路，摆脱“汉文化中心论”，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形成，那么帝国体系、殖民扩张、族群（或种族）优越论这些概念，便都可以应用于我们所熟知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当国人谴责西方殖民主义的时侯，如果以责难西方殖民主义的道德原则为准，那么，今天被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华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史，其实也充满了同样的原罪。

杨斌选择今天族群关系相对和谐的云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这个地区作为一个“中国”以外的文明被并入（或“加入”）“中国”、从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独立的地域成为“中国”的一个边疆省份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族群融合和文明发展，也看到了暴力、屠戮、榨取和强制。云南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个小兄弟，那里今天的相对和谐，是两千年漫长的冲突和融合的结果。

这样的认识也为理解西藏和新疆地区的族群问题提供了参考系。与云南相比，西藏和新疆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不但更短，而且其连续性更弱。当中原王朝最终牢固地建立对云南的控制之时，近代民族意识还未扩张到东亚，而今天西藏和新疆的族群问题的背景，正是族群或民族意识空前高涨的时代。在云南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既有“华化”也有“本地化”，是一个双向融合的过程（尽管汉文化的优势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今天在西藏和新疆所发生的，基本上是汉文化对本地文化的压倒性同化，这无疑也加深了非汉族群的危机感和对抗意识。

《云南的形成》除了有助于理解族群问题之外，还强调了中国作为一个多族群的统一国家，在其发展进程中如何受到很多外来因素所起作用的影响。这提醒读者注意一个基本历史事实：中国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是中原文化自内向外的扩展过程，而且也得益于一些国际力量的作用，例如蒙古的征服、欧洲的殖民扩张和印度洋经济体系的瓦解。因此，即使要考查近代或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形成，也必须审视“世界”的演变。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优越论、大汉族主义和中国中心论的神话，都无助于认识历史真实。

【注释】

[1]杨斌生长于中国大陆，后至美国东北大学留学。他的博士论文2004年在美国历史学会的匿名评审中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的古登堡奖（共8名）。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在美国出版了《云南的形成》一书。在写作其博士论文以及此书的过程中，他大量阅读和吸收了与云南研究、中国民族研究和中国边疆研究有关的中外学术成果，并曾多次到云南和邻近地区作学术调查。

[2]该书的英文书名为Between Windsand Clouds ─ The Making of Yunnan, Second Century BCE to Twentieth Century C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尚无中译本。此书是一部在学术视野和方法上具有开拓性的著作，也充分利用了现有的与云南、中国民族、中国边疆研究有关的中外学术成果，如Charles Backus, James Lee,John E. Herman, Charles Patterson Giersch, DruC. Gladney, Harrell Steven, John Robert Shepherd, Hans Ulrich Vogel, Colin Mackerras等人的相关研究。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上述学者的著作。

（作者为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

和解呓语

一年前我说《零八宪章》：

“作为一名伟大光荣正确的、自私自利的汉奸，我对忧国忧民以中华为己任的08闲章不感兴趣。事实上，我连前言部分都没看完，就不想看下去了。有这工夫不如看王三表扯淡呢。”

零八宪章的其他内容我并不反对。我亦推崇其普及常识的作用，虽然说得还不完全到位。我反对的是所谓和解。不仅是反对，而且是反胃。与虎谋皮是愚蠢的，要它自动放弃窃国权是愚蠢的。你跟它说和解，它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丫谁啊？就你跟我叫板？”作为运作得香甜美满的利益集团，作为会武术的流氓，它不理解你说的和解是什么。下象棋不分胜负，叫做和棋；打仗难解难分，或许和谈；从来和解非势均力敌的博弈而不能，一厢情愿的和解是花痴单相思。你没有肌肉，没有拳头，没有银子，它听不懂你说的和解——它的词典里没有和解，它根本没有词典，肌肉是一切，拳头是一切，银子是一切。不争论。1840年的英国人才最理解我大清：先揍它一顿，再跟它讲道理。这是和它沟通的唯一途径。那些推崇“英美式”的花痴们，独不见1215、1640、1776年乎？

今天看到这篇东西，更生动地展现了这些人的愚蠢，包括妄言“德法”、“英美”的陈奎德和文章作者本身。所引的刘晓波言论尤有可看性，充分证明了刘晓波是个笨蛋。他居然以为这个政权不再是刚性的。哦天哪，晓波，您可是亲身领教过劳改的，眼中的朝廷怎么就染上玫瑰色？

刚听了吴思在华中科技大学讲所谓血酬史观，无甚新鲜，其于历史学、政治学纯属外行民科。而末了回答提问时竟寄望于朝中“蒋经国”。试问蒋经国为蒋中正的何许人？今之朝廷谁有资格做蒋经国？谁敢做蒋经国？新宇将军么？毛氏以外谁能做蒋经国？谁拥有蒋经国当时在黑社会组织内部天然的、绝对的合法性？奈何康有为式的花痴代有传人！又是笨蛋一枚。

你们这些笨蛋们，原本不笨，只是心中怯懦。我可以承认你们是为公众利益而怯懦，然而怯懦终归是怯懦。因怯懦而障目，而梦呓，而自欺。你们说“不要指望一夜变天”，“一夜变天”并不是革命的目标。你们故意歪曲革命的目标，只因你们怯懦，你们需要欺骗自己的理由。你们这些反革命们，难道不知道对于这种抱成一团的利益集团流氓政治，革命代表着绝对正确——虽然其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不要以为你们经历过革命。你们经历的那不是革命，只是一个野蛮民族经历外部冲击后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反弹而已。不要以为革命必然是不计成本的。革命是要付出较重的代价，然而这是难以避免的，而人的理性能让人在冲突中逐渐学会妥协，降低冲突的成本。试看英美法先进，谁不是在革命流血中学会和解？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简单的道理，花痴康有为们就是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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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望会使社会从内部恶化——闻党国官府重判刘晓波十一年

作者：丘岳首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4224

在一年一度的圣诞节这个时辰，世人纷纷为亲人祈祷为朋友祝福，期盼人世间善爱普及和平永驻。而就在今年的这一天，中共党国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将重判参与起草《零八宪章》的刘晓波入狱十一年的恶行赠与圣诞节，给本该欢乐喜庆的人世投下一道浓重的阴影。

走向谦卑反被重判

我和晓波所学专业同为当代中国文学，早在1987年晓波发表在深圳青年报整版的《危机，当代中国文学的危机》一文就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在当年当代中国文学学会青岛年会上我发言推介刚刊出的这篇文章引发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大会秘书处还复印此文给与会者人手一份。其时桀骜不驯的刘晓波以毫不留情的文笔几乎全盘否定1049年后至文革的十七年当代中国文学并在一片“歌德”声中对新时期文学泼下一盆冷水，其“狂”可由此窥见一斑。

二十多年过去，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刘晓波自身也完成了一个从“破”到“立”的“漂亮的转身”，成长为成熟的自由主义者。对于前后刘晓波的转变，陈奎德先生有一个大致的概述：晓波的思想历程，有一个明显的范式转换点。粗略地说，在西方思想资源的侧重点方面，是从德法式脉络走向英美式脉络；在思想倾向上，是从感性浪漫主义走向理性经验主义；在学术取向上，是从审美判断走向伦理判断；在对超验性的思考上，是从尼采走向基督；在为人为文的姿态上，则是从狂傲走向谦卑。（《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刘晓波序）

去年三月2008年3月，在私下接触和在中国和解智库召集的“冲突与和解”主题北京座谈会上，刘晓波的话语清晰体现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理性和建设性——

非暴力反抗是民间的主流共识，但面对不讲理的专政机器，民间人士要真能做到非暴力并不容易。民间的这种非暴力，不仅是反对肉体暴力，也包括反对语言暴力。面对警察的肉体暴力和语言暴力，民间人士还能坚持理性的非暴力，这需要更为坚硬的韧性和耐力。如果警察骂了你，你反过来骂警察就是一条狗。这么骂，不仅会激怒他，还会把他的道德包袱一下子就放下了，他会想，你都骂我是狗，狗的本性就是咬人，那我就当条狗给你看看。那种道义对他的压力感就一点都没有了。所以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他想用野蛮的方式激怒你，你偏不被激怒，反而要用自己的文明方式去抑制他的野蛮和激发他身上人性的东西。

现在讲的主要是怎么建立一个健康的民间的伦理，建立一个健康的民间社会。比如体制外就有一个大毛病，总觉得自己是体制外就有道德优势，一写文章就把体制外的道德优势拿出来了，好象你被开除了你没了工作，你就比体制内有工作的人更有道德优势。其实，体制内的人有很多人并不是没有做事，只不过不是那么张扬，不是那么高调，但是我个人认为体制内的人推动中国进步，比我们这些体制外的人实质性东西更多，体制内外的合力才会带来官方决策的某种变化。胡锦涛上台之后提了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东西，最后他选的是“建立和谐社会”，很明显，他试图讨好各个方面，有了这个“和谐社会”这个口号，民间的话语空间，特别是体制内的，像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新京报、炎黄春秋等媒体，它的空间借这个口号就可以撑开一点。有些原来看似很敏感的东西就可以发表一些。你能想象《炎黄春秋》在去年7月发表有关赵紫阳的文章吗？官方最后也没怎么样啊，结果田纪云就接着写，一连写了四篇.实际上田纪云那四篇文章就一个主题，就是纪念赵紫阳。现在官方的统治策略是非常精细的，非常在乎政治成本的，显得更加巧妙，所以我更看重通过改变我们民间自身来推动社会进步，不要指望一夜变天。

现在这个制度已经不是一个刚性的制度，需要从各个不同的层次去看。从2000年之后特别是民间维权兴起了之后，这个社会空间开始大了之后，党内的不同声音也逐渐扩大。现在，俞可平那篇《民主是个好东西》就表明体制内有不同的声音。《学习时报》的主编周为民就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所以《学习时报》总是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文章。2004年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即使是从民间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也是值得肯定和欢迎的事情。民间做的很多事情如果真能整合的话，要整合在一个局部制度的改变，比如说民间有没有能力，各个角度的力量都针对劳教制度，持续施压，先将这个劳教制度下废掉？再对准刑法中的105条“煽动颠覆国家罪”，逐步废掉这个因言治罪的法律条款。

然而，刘晓波的“转身”并没有转变党国当权者对他的傲慢与偏见，他对党国改良的肯定和社会转型的善意期待和积极推动反而引来党国更加变本加厉的压制。先前桀骜不驯的刘晓波最长的牢灾也就三五年，走向谦卑的他反获十一年牢狱重判，而且正就是被他一直呼吁废除的“煽动颠覆国家罪”所重判。这真是一个可怕的“颠覆”。

无望会使社会从内部恶化

这个“颠覆”的可怕在于——它将助长不“谦卑”的暴力革命主张者的“理”而使中国社会通过政治和解平稳步入民主宪政文明变得更加无望。

就在刘晓波案被北京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起诉到法院之际，奥巴马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致辞传遍全球各个角落。这份意味深长的致辞与其说是致与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的，不如说是致与这个世界所剩无几的“压制性政权”当权者的。其中“促进人权不能仅限于规劝告诫。有时还必须辅以艰苦的外交努力。我知道，与压制性政权接触没有义愤填膺来得畅快。我也知道，如果一味制裁而没有主动接触，如果一味谴责而没有对话，只能保持一个有害的现状”、“任何压制性政权都不可能改弦易辙，除非它们有可以选择的出路”、“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恐怖，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晤似乎不可饶恕——但是，这确实帮助中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千百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并与开放社会建立了联系。 教皇约翰·保罗（Pope John Paul）与波兰的接触不仅为天主教教会，也为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等工会领袖拓宽了空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为武器控制所作的努力以及对苏联改革的欢迎不仅与苏联改善了关系，也给整个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增添了力量。这里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但我们必须尽可能在孤立与接触、施压与鼓励之间找到平衡，以使人权和尊严能够与时俱进”等词语均是充满睿智的真知灼见。一番苦口婆心的委婉劝戒后，奥巴马对“压制性政权”当权者发出警告：无望会使社会从内部恶化。

可惜的是，那些压制刘晓波的当权者就是听不懂再好的善良规劝，一味继续极权的惯性，重判温和说理的异见人士，愚不可及的抑善扬恶，把政治和解之路也是自己的出路弄窄甚至封死，昏昏然不知“社会从内部恶化”也就是自己的末日来临。

和解之路再崎岖也要尽人力走通

刘晓波被重判势将触发对非暴力抗争主张的更多怀疑和否定，政治和解之路无疑更加崎岖难走。中国未来何处去将再次成为争论焦点，是放弃非暴力抗争的信念代之揭竿而起纵然遍地狼烟烽火四起也在所不惜，还是继续拱卒一点一滴撑开公民社会低成本少流血促成党国极权体制的变更？我相信在牢房之中眺望窗外的晓波定然义无反顾选择后者。

党国“压制性政权”当权者的倒行逆施当然再次激怒我们，作为的刘晓波支持者和拥戴者，我们除了对这些愚蠢的当权者表达我们的愤慨和不屑，更要以加倍的韧性和努力去践行《零八宪章》所倡导的理念，再艰难、在长，我们也一定要将政治和解之路走通，为苍生计，为社会福祉计。

我坚信，中国未来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定会合情合理处置今天压制刘晓波的那些“压制性政权”当权者。

—— 原载: 新世纪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December 27, 2009

RFI：德国各界对中国重判刘晓波案表示强烈不满

发表日期 26/12/2009 更新日期 26/12/2009 22:25 TU

德国政界和媒体均对中国当局重判刘晓波案表示强烈不满。

德国总理默克尔对审判结果表示“震惊”，并希望中国会对此案加以修正。外长威斯特维勒对此案“深表忧虑”。联邦议会主席兰马特认为此案“令人惊恐”。

媒体对中国的批评则更为直接、尖刻。

德国电视二台表示：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就，在艺术和政治领域也有所进步。但批评共产党依然受到禁止。其实，1989年和2009年有很多类似之处：中国人对腐败官僚的极端不满使民间要求民主、分权和言论自由的呼声极为强烈。而共产党通过刘晓波案再次显示：批评共产党依然是个危险的举动。等待批评者的将是软禁或监牢。

世界报认为：中国正在肆意践踏人权。不光刘晓波案是如此，中国在西藏实行的是种族灭绝，在新疆则镇压维吾尔族人的文化。在这样一个流氓国家面前，西方决不应该为了经济利益而俯首帖耳，德国应该中断和中方假惺惺的“法治国家对话”，转而加强和反抗势力的联系。因为它们才是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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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外交部对中国重判刘晓波表示担忧

发表日期 26/12/2009 更新日期 26/12/2009 22:48 TU

法国外交部周六也就刘晓波被判重刑发表公告称，作为一直关注全世界各地尊重言论自由的国家，法国呼吁中国当局履行与欧洲联盟人权对话中所作的承诺。对中国重判刘晓波，法国深感忧虑。

针对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被判重刑，台湾总统马英九也做出反应。马英九表示，追求民主人权是他从政以来一贯目标，他呼吁海峡对岸对于以和平方式表达意见的人，给予最大的宽容。

马英九表示，追求民主与人权是他从政以来一贯目标，也是他上任以来大力推动的政策，而两岸都是加入联合国政治与民权公约以及经济社会文化公约的国家，他希望双方给予以和平方式表达意见的人最大的宽容。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和海峡交流基金会都已经针对刘晓波被判重刑的事件发表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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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民：中国为自己找到了昂山素姬与曼德拉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发表日期 26/12/2009 更新日期 26/12/2009 12:56 TU

与港媒相反中媒今仍噤若寒蝉

香港的有线电视新闻部在刘晓波案判刑前接带恐吓成分的手机短讯后，香港传媒未受影响，仍大肆报道并加以批评，而中国内地传媒则仍然噤若寒蝉，连新华社报道都没有采用。

受恐吓短讯的有线电视，圣诞日就刘晓波的报道并没减少，除报道判刑外，还报道了刘妻刘霞和辩护律师的讲话、中港学者和评论员的批评、各界反应和示威者冲击中联办等。

不过，由于现是圣诞假期，香港有七分免费或财经报章停刊，但在余下仍有出版的十分报章，全都有报道刘晓波案，并且带有批评；不过，亲中的《大公报》和《文汇报》只转载新华社约二百字的通稿，而《香港商报》则标榜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强烈谴责不满刘晓波被重判的示威人士，示威人士在昨日的示威中一度冲入中联办大闸和大门之间，造成混乱，有人受伤。

中国网上热评刘晓波案

一如刘晓波案开审时，中国内地传媒对判刑只字不提，显然是当局早已作出指示，不过，不受控制的互联网则对此案议论纷纷，转贴文章和发表感想的博客数以千计，有网民称，中共为自己找到像(缅甸)昂山素姬、(南非)曼德拉等本土人物；亦有网民以判处的11年为题指出，「11年是两根钉子，将刘晓波钉在《零八宪章》的十字架上；11年也是一条道路，让我们沿着《零八宪章》的道路走向宪政！」。

而位处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园公告栏更在判刑后不久被人贴上字条，上书「支持《零八宪章》，声援刘晓波先生」，根据维权网的报道，不少学生冒雨观看和拍照，但旋即被公安撕走。

判案依据不合理

另外，新华社虽然没交代刘晓波判刑的证据，但从多个网站流传的法院一审判决书可见，当局的判刑依据只是刘晓波撰写文章和起草《零八宪章》，当中谈及刘在文章中批评中共的独裁政权，构成诽谤，并指「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等词句构成诽谤。判决书另一所谓罪证是刘伙同他人撰写《零八宪章》，提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多项煽动性主张，并鼓动其它人签署和发表放章。

法院认为，刘晓波以推翻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利用互联网广发文章，诽谤并煽动他人推翻中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显已超出言论自由的范畴，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且犯罪时间长，主观恶性大，发布的文章被广为链接、转载、浏览，影响恶劣，属罪行重大的犯罪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不过，有关判决不合乎国际标准，根据中国已签署但未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任何人均享有言论自由，而据此制订的约翰内斯堡原则订明，只有在相关言论会即使导致暴力行为才可受到限制，法院的判决完全站不住脚，是明显的以言入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