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后即焚：”GFW”

http://chinalan.blogspot.com/2010/02/gfw_04.html

引言 标题的GFW之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GFW是局外人起的绰号，它的真实称呼并非如此，但“GFW”也确实如实涵盖了这一在中国一贯隐晦而模糊的概念。

时间表
1998年9月22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研究，决定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金盾工程”建设。
1999年4月20日，公安部向国家计委送交金盾工程立项报告和金盾工程项目建议书。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
1999年6月，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成立，局级事业单位。
1999年7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法轮功妨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及法轮功为非法组织，决定予以取缔。
1999-2000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多年的方滨兴调任国 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副总工程师。
1999年12月23日，国务院发文成立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任组长。其第 一下属机构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办公室设在已经成立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取代计 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部际协调小组，对“公安部、安全部、保密局、商用密码管理办公室以及信息产业部”等部门的网络安全管理进行组织协调。
2000-2002年，方滨兴在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任总工程师、副主任、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2000年4月20日，公安部成立金盾工程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2000年5月，005工程开始实施。
2000年8月19日，大纪元时报创刊。
2000年10月，信息产业部组建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
2000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
2001年，方滨兴“计算机病毒及其预防技术”获国防科学技术三等奖，排名第一。
2001年，方滨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信息产业部“在信息产业部重点工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特等奖先进个人”称号，中组 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民政部、人事部等联合授予“先进个人”称号。
2001年1月19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分中心成立，位于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508号6楼。国 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上海分中心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的中央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2001年4月25日，“金盾工程”经国务院批准立项。
2001年7月，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办公室批准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立国家计算机 信息内容安全重点实验室，胡铭曾、方滨兴牵头。
2001年7月24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广州分中心成立，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建中路2、4号。
2001年8月8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组建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缩写CNCERT/CC。
2001年8月23日，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重新组建，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任组长。
2001年11月28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互联网交换中心成立。提供“互联网交换服务，互联网骨干网 华东地区数据交换，数据流量监测与统计，网间通信质量监督，交换中心设备维护与运行，网间互联费用计算，网间互联争议协调”，位于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508号。
2001年11月28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广州互联网交换中心成立，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建中路204号。
2001年12月，在北京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综合楼开始兴建。
2001年12月17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湖北分中心成立。
2002年，方滨兴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信息安全首席科学家。 2002-2006年，方滨兴在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任主任、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升 迁后任其名誉主任。
2002年1月25日，报道称：“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互联网交换中心日前开通并投入试运行，中国电信、 中国网通、中国联通、中国吉通等4家国家级互联单位首批接入。中国移动互联网的接入正在进行之中，近期可望成为第五家接入单位。”
2002年2月1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新疆分中心成立。
2002年2月25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贵州分中心成立。
2002年3月20日，多个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省级分中心同时成立。
2002年9月3日，Google.com被封锁，主要手段为DNS污染。
2002年9月12日，Google.com封锁解除，之后网页快照等功能被封锁，手段为TCP会话阻断。
2002年11月，经费6600万的国家信息安全重大项目“大范围宽带网络动态阻断系统” （大范围宽带网络动态处置系统）项目获国防科学技术二等奖。云晓春排名第一，方滨兴排名第二。哈 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内容安全重点实验室李斌、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网络技术研究所、清华大学网格计算 研究部杨广文有参与。
2003-2007年，方滨兴任信息产业部互联网应急处理协调办公室主任。
2003年1月31日，经费4.9亿的国家信息安全重大项目“国家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005工程）获200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方滨兴排名第一，胡铭曾排名第 二，清华大学排名第三，哈尔滨工业大学排名第四，云晓春排名第四，北京大 学排名第五，郑纬民排名第七，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有参与。
2003年2月，在北京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综合楼工程竣工。
2003年7月，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更名为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
2003年9月2日，全国“金盾工程”会议在北京召开，“金盾工程”全面启动。
2004年，国家信息安全重大项目“大规模网络特定信息获取系统”，经费7000万，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5年，方滨兴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兼职教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5年，方滨兴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5年，“该系统”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沙建立了互相镜像的4套主系统，之间用万兆网互联。每套系统由8CPU的多节点集群构成，操作 系统是红旗Linux，数据库用的是OracleRAC。2005年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北京）就已经建立了一套 384*16节点的集群用于网络内容过滤（005工程）和短信过滤（016工程）。该系统在广州、上海都有 镜像，互相以十万兆网链接，可以协同工作，也可以独立接管工作。
2006年11月16日，“金盾工程”一期在北京正式通过国家验收，其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设计，处理中国公安管理的业务，涉外饭店管理， 出入境管理，治安管理等的工程”。
2007年4月6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分中心机房楼奠基，位于康桥镇杨高南路5788号，投资 9047万元，“……是国家发改委批准实施的国家级重大项目，目前全国只有北京和上海建立了分中心，它是全国互联网信息海关，对保障国家信息安全担负着重 要作用。”
2007年7月17日，大量使用中国国内邮件服务商的用户与国外通信出现了退信、丢信等普遍现象。
2007年12月，方滨兴任北京邮电大学校长。
2008年1月18日，信息产业部决定免去方滨兴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名 誉主任、信息产业部互联网应急处理协调办公室主任职务，“另有职用”。
2008年2月29日，方滨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安徽省代表。
2009年8月10日，方滨兴在“第一届中国互联网治理与法律论坛”上大力鼓吹网络实名制。
机构关系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安管中心）是原信产部现工信部的直属部门。

安管中心与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办公室与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CNCERT/CC， 互联网应急中心）是一个机构几块牌子的关系。比如方滨兴简历中“1999-2000年在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任副总工”与 “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的成立时间两 种说法就有着微妙的矛盾。实际上几个机构的人员基本一致。

安管中心下属互联网交换中心与国家互联网络交换中心是不同的机构。
各安管中心省级分中心一般挂靠当地的通信管理局。

安管中心的主要科研力量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一定会兴盛”方滨兴当博导有一批学生的哈工大以及关系良好的中科院计算所，这两个机构是那三个国家信息 安全重大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后还在不断吸引人才并为安管中心输送人才和技术。在方滨兴空降北邮之后，往安管中心输血的成分中哈工大的逐渐减少，北邮的逐 渐增多。

CNCERT/CC的国内“合作伙伴”有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北京光芒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中 国互联网用户反垃圾邮件中心，是个没有实权的空壳；国家反计算机入侵及防病毒研究中心、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 处理中心，是公安部、科技部麾下；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是国新办势力范围；国家计算机网络入侵防范中心是 中科院研究生院的机构，同样直接支撑CNCERT/CC。

CNCERT/CC的应急支撑单位中民营企业最初领跑者是绿盟，后来绿盟因其台谍案被罢黜，启明星辰取而代之。而安管中心具有一些资质认证、准入审 批的行政权力，这可能是民间安全企业趋之若骛的原因。不过，民营企业并未参与到国家信息安全的核心项目建设中，安管中心许多外围项目交给民企外企做，比如 像隔离器之类的访问限制设备外包给启明星辰以作为辅助、备用，或者在与他们在网络安全监测上有所交流。

GFW与金盾没有关系

敏锐的读者从时间表应该已经看出这样的感觉了。实际上，GFW与金盾就是没有关系，两者泾渭分明，有很多区别。

GFW主要是宣传系统的工具，而金盾主要是公安系统的工具。GFW的总支持者是负责宣传工作的李长春，最初的主要需求来自各610办公室；而金盾的 总支持者是公安系统的高层人士，主要需求来自公安部门。GFW主外，作网络海关用；而金盾主内，作侦查取证用。GFW建设时间短，花费少，成效好；而金盾 建设时间长，花费巨大（GFW的十倍以上），成效不显著。GFW依附于三个国家级互联网交换中心（不存在省级GFW）分光到自己的交换中心搞入侵防御，再 扩散到一些放在ISP那里的路由封IP，位置集中，设备数量少；而金盾则是进驻各大交换中心数据中心，无处不在，数量巨大。GFW的科研实力雄厚，国内研 究信息安全的顶尖人才和实验室有不少在为其服务，比如哈工大的信息安全重点实验室、中科院计算所、北邮；而金盾的科研实力较弱，公安系统的公安 部第三研究所信息网络安全研发中心、国家反计算机入侵与防病毒研究中心都缺乏科研力量和科研成果，2008年8月成立信 息网络安全公安部重点实验室想与哈工大的重点实验室抗衡，还特意邀请方滨兴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不过这个实验室光是电子数据取证的研究方向就 没什么前景，而且也没什么研究成果。GFW之父方滨兴没有参与金盾工程，而工程院里在支持金盾工程的是沈昌祥；实际上那个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名 单很是有趣，沈昌祥自然排第一，方滨兴因为最近声名太显赫也不好意思不邀请他，方滨兴可能也有屈尊与公安系统打好关系的用意。

GFW发展和状况

GFW主要使用的硬件来自曙光和华为，没有思科、Juniper，软件大部为自主开发。原因很简单，对国家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方滨兴在他最近的 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也一直强调“信息安全应该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主”。而且GFW没有闲钱去养洋老爷，肥水不流外人田。李 国杰是工程院信息工程部主任、曙光公司董事长、中科院计算所所长，GFW的大量服务器设备订单都给了曙光。方滨兴还将安管中心所需的大型机大 订单给李国杰、国防科大卢锡城、总参56所陈左宁三位院士所在单位各一份。所以GFW为什么那么多曙光的设备，GFW为什么那么多中科院计算所的科研力 量，为什么方滨兴成为中科院计算所和国防科大都有显赫的兼职，为什么方滨兴从老家哈尔滨出来打拼短短7年时间就入选工程院卢浮宫？就是因为方滨兴头脑灵 活，做事皆大欢喜。

网上有人讽刺GFW夜郎自大，事实上这是盲目乐观，无知者无畏。GFW的技术是世界顶尖的，GFW集中了哈工大、中科院、北邮货真价实的顶尖人才， 科研力量也是实打实地雄厚，什么动态轮什么Feed Over Email算什么葱。所有的翻墙方法，只要有人想得到，GFW都有研究并且有反制措施的实验室方案储备。GFW主要是入侵防御系统，检测-攻击两相模型。 所有传输层明文的翻墙方案，检测然后立即进行攻击是很容易的事情；即使传输层用TLS之类的加密无法实时检测，那种方案面向最终用户肯定是透明的，谁也不 能阻止GFW也作为最终用户来静态分析其网络层可检测特征。入侵检测然后TCP会话重置攻击算是干净利落的手段了，最不济也能通过人工的方式来查出翻墙方 法的网络层特征（仅仅目标IP地址就已经足够）然后进行定点清除。如果是一两个国家的敌人，GFW也能找到集群来算密钥。GFW是难得能有中央财政喂奶的 科研项目。那些在哈工大地下室、中科院破楼里的穷研究生即使没有钱也能搞出东西来，现在中央财政喂奶，更是干劲十足了。GFW什么都行，就是P2P没办 法，因为匿名性太好了，既不能实时检测出来，也无法通过静态分析找到固定的、或者变化而可跟踪的网络层特征。就这样也能建两个陷阱节点搞点小破坏，而且中 科院的242项目“P2P协议分析与测量”一直都没停。什么时候国外开学术会议还是Defcon谁谁发一篇讲Tor安全性的paper，立即拿回来研究一 番实现一下，已然紧跟学术技术最前沿了。不过实际上，即使GFW这样一个中国最顶尖的技术项目也摆脱不了山寨的本性， 就是做一个东西出来很容易，但是要把东西做细致就不行了。

不过可能有人就疑问，为什么GFW什么都能封但又不真的封呢？我的这个翻墙方法一直还是好好的嘛。其实GFW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GFW从性质上讲 是纯粹的科研技术部门，对政治势力来说是一个完全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工具。GFW内部有很严格权限管理，技术与政治封装隔离得非常彻底。封什么还是解封什 么，都是完全由上峰决定，党指挥枪，授权专门人员操作关键词列表，与技术实现者隔离得很彻底，互相都不知道在做什么。所以很多时候一些莫名其妙的封禁比如 封freebsd.org封freepascal.org（可能都联想到freetibet.org），或者把跟轮子的 GPass八杆子打不着的“package.debian.org/zh-cn/lenny/gpass”列为关键词，都是那些摆弄着 IE6的官僚们的颐指气使，技术人员要是知道了都得气死。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讲一个立足国情的原则，说：“主要 是强调综合平衡安全成本与风险，如果风险不大就没有必要花太大的安全成本来做。在这里面需要强调一点就是确保重点的，如等级保护就是根据信息系统的重要性 来定级，从而施加适当强度的保护。”所以对于小众的翻墙方式，GFW按照它的职能发现了也就只能过一下目心里有个底，上峰根本都不知道有这么一种方式所以 也根本不会去封、GFW自己也没权限封，或者知道了也懒得再花钱花精力去布置。枪打出头鸟，什么时候都是这样。

方滨兴一个人把GFW崛起过程中的政治势能全部转化为他的动能之后就把GFW扔掉了。现在GFW是平稳期，完全是清水衙门，既没有什么后台，也无法 再有什么政治、资金上的利益可以攫取，也无法再搞什么新的大型项目，连IPv6对GFW来说都成了一件麻烦事情。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 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也感慨道：“比如说Web 2.0概念出现后，甚至包括病毒等等这些问题就比较容易扩散，再比如说IPv6出来之后，入侵检测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协议都看不懂还检测什么……”GFW 一直就没有地位，一直就是一个没人管的萝莉，国新办、网监、广电、版权、通管局之类的怪蜀黍都压在上面要做这做那。所以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 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也首先强调一个机制，“需要宏观层面，包括主管部门予以支持。”所以，想解封网站，不要去找GFW本体，那没用，要去找GFW 的上峰，随便哪个都行。而ISP就根本跟GFW没关系了，都不知道GFW具体搞些什么，起诉ISP完全属于没找到脉门。

不过GFW现在还是运行得很好，工作能力还有很大潜力可挖，唯一害怕的就是DDoS死撞墙。GFW的规模在前面的时间表里也有数字可以估计，而且 GFW现在的网站封禁列表也有几十万条之多。网络监控和短信监控也都尽善尽美。不过GFW也没有像机器学习之类的自组织反馈机制来自动生成关键词，因为它 本身没有修改关键词的权限，所以这种技术也没必要，况且国内这种技术也是概念吹得多论文发得多实践不成熟。现在GFW和金盾最想要的就是能够从万草从中揪 出一小撮毒草的数据挖掘之类的人工智能技术。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提到“舆情驾驭核心能力”，“首先要能够发现和 获取，然后要有分析和引导的能力”。怎么发现？就靠中科院在研的973课题“文本识别及信息过滤”和863重点项目“大规模网络安全事件监控”这种项目。 金盾工程花大钱搞出来，好评反而不如GFW，十一局的干警们脸上无光无法跟老一辈交代啊。公安系统的技术力量跟GFW没法比，不过公安系统有的是钱，先游 山玩水吃喝一通，然后把剩下的税金像冲厕所一样随便买个几十万个摄像头几万台刀片几十PB硬盘接到省市级网络中心，把什么东西都记录下来。问题是记下来不 能用，只能靠公安干警一页一页地翻Excel。所以说，虽然看起来GFW千疮百孔，金盾深不可测，只是因为公安部门比起GFW来比较有攻击性，看到毒草不 是给你一个RST而是给你一张拘留证。反而是GFW大多数时候都把毒草给挡住了，而大多数毒草金盾都是没发现的。

国家信息安全话语范式

在轮子闹事被取缔之后，轮子组织仍然在从四面八方进行各种手段的宣传，而且逐渐依靠上了各种境外背景。境内的宣传活动很快就被公安和国安清理掉了， 然而从境外网上而来的大量网络宣传让从未有过网络化经验的中央无所适从、毫无办法、十分着急。这些东西对中央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安全威胁，为这些威胁又发 生在网上，自然国家网络安全就被提上了首要议程。适逢信息化大潮，电子政务概念兴起，中央下决心好好应对信息化的问题，于是就成立了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 组。我们可以看到，首批组成名单中，安全部门和宣传部门占了大多数席位，而且其第一下属机构就是处理安全问题，第二下属才是处理信息化改革，安全需求之强 烈，可见一斑。

正是这个时候，一贯对信息安全充满独到见解的方滨兴被信产部的张春江调入了安管中心练级。方滨兴对信息安全的见解与高层对网络安全的需求不谋而合。 一个方滨兴见解的集大成概括，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说：“一定要有一个信息安全法，有了这个核心法你才能做一系列 的工作。”国家信息安全体系的首要核心就是以信息安全为纲的法律保障体系，通过国家意志——法律来定义何谓“信息安全”。信息安全本来是纯技术、完全中性 的词语，通过国家意志的定义，将“煽动…煽动…煽动…煽动…捏造…宣扬…侮辱…损害…其他…”定义为所谓的网络攻击、网络垃圾、网络有害信息、网络安全威 胁，却在实现层面完全技术性、中立性地看待安全，丝毫不考虑现实政治问题。这样既在技术上实现完备的封装，也给了用户以高可扩展性的安全事件定义界面。对 国家安全与技术安全实现充满隐喻的捆绑，对意识形态与信息科学进行牢不可破的焊接，这就是方滨兴带给高层的开拓性思维，这就是方滨兴提出的国家信息安全话 语范式。

这个话语范式是如此自然、封装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网络化发展出现了怎样严重的问题。几乎所有网民都没有意识到，给他们 带来巨大麻烦和沮丧的GFW竟然是本来应该为网民打黑除恶的国家互联网应急响应中心；几乎所有网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网上某处的一亩三分地修剪花草对于 国家来说竟然是网络安全攻击事件；几乎所有决策者都没有意识到，那个看似立竿见影的防火墙实际上具有怎样强大的副作用、会给互联网发展带来怎样大的伤害； 几乎所有决策者都没有意识到，使用GFW这样专业的安全工具来进行网络封锁意味着什么。意识形态面对网络化这样变幻莫测的景色无法忍受，就只能用眼罩封闭 住眼睛。在讨论网络化的中文理论文本中，摆到首要位置占据最多篇幅的便是网络安全和网络威胁。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第一下属机构便是处理安全问题。这 样，在网络本身都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就在理论上对网络进行种种限制和控制；在网络仍然自发地成长起来以后，便在文化上对网络进行系统性妖魔化，在地理上 对网络中国进行闭关锁国。更严重的是，在根本不了解技术本质和副作用的情况下使用国家信息安全工具，就像一个不懂事的小孩把玩枪械。在维护安全的话语之 下，决策者根本不知道使用GFW进行网络封锁就是在自己的网络国土上使用军队进行镇压，切断网线就是在自己的网络国土上种蘑菇。

更悲哀的是，GFW的建设者们大多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做的究竟是什么事情，在签订保密协议之后就无意识中投身党国事业滚滚长江东逝水。像云晓春这种 跟着方滨兴出来打江山的，方滨兴倒是高飞了，云晓春们就只能鞠躬尽瘁干死技术，在安管中心反而被王秀军、黄澄清之辈后来居上。而当初在哈工大跟着方滨兴的 穷研究生们，最后也陆陆续续去了百度之类的公司。GFW面临与曼哈顿工程一样的伦理困局。科学本是中立的，但科学家却被政治摆弄。技术工作者们只关心也只 被允许关心如何实现安全，并不能关心安全的定义到底如何。他们缺乏学术伦理精神，不能实践“对自己工作的一切可能后果进行检验和评估；一旦发现弊端或危 险，应改变甚至中断自己的工作；如果不能独自做出抉择，应暂缓或中止相关研究，及时向社会报警”的准则。结果就算他们辛辛苦苦做研究却也不能造福民生，反 而被扣上“扼杀中国人权”“纳粹帮凶”的帽子，不可谓不是历史的悲哀。

这种话语范式浸透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种话语之下，中国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防火墙，但中国的网络建设却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有了世界上最 庞大的网瘾治疗产业链，但中国的网络产业却只会山寨技；中国有了世界上最多的网民，但在互联网上却听不见中国的声音。GFW已经实现了人们的自我审查，让 人们即使重获自由也无法飞翔，完成了其根本目的。现在即使对GFW的DDoS的技术已经成熟，然而推倒墙却也变得没有意义，只能让公安系统的金盾得势，更 多的网民被捕，最终新墙竖起。这一切都出自意识形态化现代性与网络化后现代性之间巨大断裂，以及“国家信息安全话语”这种致命的讳疾忌医。
结语

一部GFW简史同时也是中国网络化简史。网络化既是技术变革，也是文化变革。网络文化这种“有害成份”无法分而治之，因为网络化的技术变革与文化变 革是一体的；后现代的网络文化也无法与现代的意识形态文化进行同化，因为两者分属不同的范式。网络的确是意识形态完全的敌人，因为网络多元化文化要求取消 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但意识形态不是网络的敌人，事实上网络没有敌人，因为网络只有解构对象。因此对于执政者来说，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与网络化发展趋势两 者只能选择其一。实际情况是，执政者选择了前者，而把大刀挥向了Web 2.0。于是网络用它一贯调侃的风格模仿意识形态话语进行了如下讽刺：“我们对你陈旧的政权概念和意识形态烂腌菜毫不感兴趣。你无法理解在人类网络化的历 史潮流之前宏大叙事为何而消解，你也无法理解国家和民族概念为何将分崩离析，你无法改变你对互联网的无知。你的政权无法成为我们真正的敌人。”其实， 《2009匿名网民宣言》只是过早的预言，cyberpunk式的谜语。

然而，无论中国的互联网受到了怎样的限制和压迫，即便中国网民的眼界已经被成功禁锢，中国的网络还是以它自己的方式适应种种压力顽强地发展。无论有 多么强大的GFW或者金盾，即使被关在果壳之中，网络仍然在以意识形态完全不能理解的方式走向后现代蓝海，自成为无限空间之王。

走向“民族”（或“话蛇添族”）

【原文英文】http://www.highpeakspureearth.com/2009/01/going-minzu.html
【作者】High Peaks Pure Earth（藏人）
【译者】台湾悬钩子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1/blog-post_31.html

今日在日常的英语里使用来自中文的词汇，是相当普通的一件事－－我们谈论feng shui（风水），做做qi gong（气功），或者调养yin and yang（阴阳）。我们需要这些词汇来描写英文的语言与文化中没有的物品或观念－－如losing face（丢脸）。现在，假如中国政府得逞的话，这一串来自中国的外来语名单中，又要增加一个字了。

High Peaks Pure Earth在2008年12月10日收到了一封E-mail，其中非常若无其事地写道:“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备感荣幸地通知你，从2008年11月20日开始，我们大学的英文名字从原来的"the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改为"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MUC)。”

对于不会讲中文的外国人来说，老实说这个新名字听起来十分可怕。——Minzu。MUC，那念起来就跟muck（动物大便、肮脏、乱七八糟、恶心、低级）同音！发生了什么事？！而Minzu到底是什么东西？根据英国的谷歌，Minzu是一家“中式吃到饱【1】的餐馆酒吧，位于伯明翰，提供上好的中华美食！”太棒了！所以也许我们需要一点说明文字来让我们明白这个奇怪的发展。

High Peaks Pure Earth的读者也许有兴趣知道这家大学这一次改名，已经是1941年创校以来第三次改名了。1941年它是叫Yan'an Institute of Nationalities（延安民族学院），配合“新中国”的诞生，1951年搬到北京，而在1993年重新命名为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现在它又改名为th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但在中国，这家学府只曾有过两个名字，中央民族学院(Zhongyang Minzu Xueyuan)，以及中央民族大学(Zhongyang Minzu Daxue)。Zhongyang英译了就是Central，Minzu下文再讨论。Xueyuan意谓着Institute或Academy，而Daxue的英译就是University。以博伊（藏文）来讲，这家大学是叫（mi rigs slob grwa），mi rigs是人民之意，而slob grwa意思是学校（不论哪一类）。后来这家学校改成大学时，Chen mo就加上去，就是大的意思。

北京的这家Th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在自己的网站描述自已拥有“高质量、高水平、代表许多族群背景的师资。一万五千名全日制学生之中，有70%是少数族群。学校堪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缩影，是中国唯一一所包括中国全部五十六个民族师生的大学，五十六个民族的多元文化在这里和谐共融。”他们也招收想要学中文的外国学生，假如读者想要了解该大学并到那里读书的话，可以看看这支非常有趣的招生录像带。（http://www.study-in-china.org/school/Beijing/cun/）

这所大学目前也有六百位博巴（藏人）学生在这里读书，是中国首都藏人最高度集中的所在地，他们大部份都是在研究藏学。过去，一些最优秀的学者都曾在MUC教过书，包括东噶•洛桑赤列（Dungkar Lobsang Trinley）、才旦夏茸（Tseten Shabdrung）、毛尔盖•桑木旦（Muge Samten），以及钦饶维色（Kyenrab Woeser）。今日，两位非常有名的博巴学者，来自安多的才让太（Tsering Thar），与来自康区的土登彭措（Thupten Phuntsog）在这里教学，也深受学生爱戴。从这里毕业的著名博巴校友，有端智嘉(Dhondup Gyal)，还有在自由亚洲电台与华府的美国之音的藏语部门工作的大部份人员，都是从这里毕业的！而研究图伯特（西藏）的顶尖中国学者，如杨恩洪与陈庆英都曾在这里学习与教书。

所以，为什么这个学校名字里的Minzu不再被翻译成英文了呢？北京的各主要大学，或可比拟为“中国长春藤”的精英学府，其名字都直接翻译成有点怪的英文，从听起来非常有个性的Peking University（北京大学），到听起来极度荒唐的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北京师范大学【2】）。其他大部份都是十分平常的名字，如Univeris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北京科技大学），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北京外国语大学），China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中国中央美术学院）。

虽然官方没有解释为什么民族大学的英文名字突然改动了－－合理的推测是因为其中相当麻烦又似乎无法翻译的这个词汇“Minzu（民族）”。所以弄到最后，他们的解决方法，就是铁了心不翻译这个名词，好避免掉这个词所带来的种种麻烦。Minzu这个词究竟有着怎样的麻烦？第一，你只要查字典，就知道Minzu的意思是Nationality。看起来并不难翻译。

但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们独特的“Nationality”观念很难向外界传达。今日在中国所使用的Minzu背后的历史背景，起源于1950年的Minzu Shibie（民族识别）－－中央政府所进行的一项调查，好决定中国境内不同的族群分类。那就是，今日所谓的汉民族与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组成和谐大家庭的初始，有五十五个族群团体都是经由这个调查而被确认并且进入官方语言的。这些Minzu团体统被称为少数民族，翻译成英文则为ethnic minority。

Minority（少数民族）这个词在英文里已经有够多政治不正确的衍生含义，因此近年来中国政府明智地决定在译时要远离这个词。他们大概是想Nationality这个词比较没有争议，然而他们却大大地算计错了。在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什么人了解中国心目中的Nationality－－这个词其实跟国家、成为国家的状态(nationhood)，以及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有关的。更要紧的是，它跟护照是有关的。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一个出生于拉萨的博巴，他的nationality（英文意义主要是国籍）归类于藏族，但却是中国人。一个在乌鲁木齐出生的维吾尔人，他的nationality为维族，却是中国人。对一个出生在呼和浩特的蒙古人而言，他的nationality是蒙古族，但却是中国人。Nationality这个字眼确实是容易让人感到混淆。

除了让人感到混淆，而且还充满政治义涵。对于汉人而言－－我们别忘了他们构成了92%的人口－－中国政府积极地使用扭曲、负面的方式来煽动他们的民族主义热焰，往往针对的是外国势力。想想1999年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被北约误炸以后，所造成的疯狂场景；想想去年在中国发生的反法热潮，可怜的家乐福超级市场！甚至更疯狂的是，再往前推几年，日本教科书所产生的灾难。在一个没有双重国籍观念的国家里，任何知名人物想要改变国籍（Nationality），就会变成全国公敌，如李连杰（现在是美国人），巩俐（现在是新加坡人），还有那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例如在北京出生的章子怡（拥有香港居民证）。

然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各个族群的人，民族主义却是严禁的场域。2008年， 中国政府一手镇压博巴对他们的民族情感的表达－－突然之间，每个汉人也都知道图伯特国旗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了（即使国家媒体欲盖弥彰地称之为‘雪山狮子旗 ’）；另一手则举办奥运会，加强他们自己的国家认同与民族骄傲。所以，如果汉人可以允许表达他们的民族主义，为什么其他的族群不能呢？而这个问题的答案， 如果能简单到将Minzu这个字眼硬塞给不知中国奸计的世界，那就好了。

中国为了政治目的，而创造、强迫别人接受新的词汇，这也不是第一回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藏文里的。因为在藏文中有一个词可以指称Tibet(Bod)，而有一个词是用来指称中国（“加那”），而没有一个词可以指称包含图伯特领土的中国。所以中国政府官方使用了这个字krung go，就是中国 (Zhong guo)的直接藏文翻译。虽然这个字眼与概念以前在藏文里不存在，但现在已经存在了。有趣的是，以中文写作的博巴博主们拒绝使用中文里对Tibet的指称－－西藏，因为西藏所指的只是西藏自治区。博主们使用图伯特 (Tubo)，有时候甚至只有中文的博（bo），听起来比较接近藏语里的Bod。博主们也不屑中文描述Tibetan的方式－－藏族（zang zu），因为这两字所隐含的是一个族群（zu这个字跟Minzu里的zu是同样的），反而采用博巴这两个字，而在博盖（藏话）里，其意义就是a Tibetan person的意思。

有时候，某些词汇与概念就是得用原来的语言才能表达，例如“shoah”（希伯来语的“浩劫”之意，指犹太大屠杀）、“apartheid”（南非语，指黑人白人隔离制度），或者“Satyagraha”（印度语，指圣雄甘地的不合作主义）。然而，Minzu却 没有前述这些概念的重要份量－－它只单纯地指涉中国政府所认为、又呈现给世人的那种，包括多个族群的一个快乐大家庭的整体意识形态与观念。一家大学的改 名，看起来好像不是世界末日，但这却是经过精心算计的动作，好先在表面的语言层次上先得到他国的接受，以赢得正当性，而这就是整个偷天换日、偷渡概念的开 端。

所以北京政府未来又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已经有了Minzu Hotel（民族饭店），而隔壁的Cultural Palace of the Minorities（民族文化宫）可以改名为Minzu Cultural Palace。而Nationalities Park（英语字面或可直译为各国人民园，然而实指北京的中华民族园）也许也会改名为Minzu Park等等。下一趟去中国的时候，准备好面对Minzu这个词哦，我们已经警告你了！


附：一位读过这篇文章的国际藏学家的来信：

非常感谢。这一篇写得很棒，但我想还是不够清楚，因为许多人不了解Minzu这个字眼其实是19世纪才发明出来，而且还是由狂热的“驱逐鞑虏”的国民党人从日文里借来的，好对付那些卖国的“非中华”的满州统治者－－但稍后这个词汇却成为中国共产党解释他们有权利统治非中国人的重要概念。为什么？因为为他们说中国是一个包括好几个nationalities的国家，不只是汉人。因此他们称呼它为一个多元民族国家。他们必须这样主张来解释为什么博巴与维吾尔属于中国。因缘巧合之下，"Minzu"的英语翻译，其字眼被党员干部选择为"nationality"大约肇始于1940年代，而就像所有的党八股一样，这个概念接下来就由内部的命令统一定调与僵化了。

但就像你说的，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个词汇在英文里有其他含义，不是中国政府的原意－－它还蕴涵了一个也许有自己国家的国民。这个事实似乎一直要到1994年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才领悟到，而第二年他们就发出命令，所有的官方英译（与其他的同源语言）之中，"Minzu"这个词不得再使用"nationalities"的翻译，而必须始用"ethnic"这个字。而原来的State Nationalities Commission（国家民族委员会）也因此而变成了State Ethnic Afffairs Commission。这对中国很有用了，一些西方学者在1990年代早期就很帮忙地解释了，西方国家里也有许多不同的种族群体与族群紧张情形。许多听话的西方学者、作家、生意人与其他赶流行的人，因此好心好意地使用"ethnic"这个词来省得中国还必须解释它复杂历史主张的各种尴尬，彷佛他们也都收到党的命令，讲英文时必须如何如何一样。所以现在中国开始自称自己是个"multiethnic state"（多元族群国家）。学者乌拉丁‧布拉克（Uradyn Bulag）对于这一点写了很深入的文章，并且注意到a nationality（民族）的定义大幅地变更了，不只是中国人强加的名称而已。这些都与费孝通提案所引起的争议有关，他认为"zhonghua minzu"（中华民族）或者中华的大族群可以包涵所有的小族群。现在也还有一个运动是要称呼中国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所以我想现在Minzu已经变成一个包袱沉重的字眼，指涉这所有的历史，然而这一段历史大部份都已经被中国人忘记，但其他民族（nationality）的人却忘不了，再加上中国官员喜欢这个议题的地方，例如说他们可以彰显自己宽大的民族政策，他们文化上对异文化的宽大容忍，他们对多元性的有容乃大，他们文化史的丰富精彩，等等。

而早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官方早就开始有类似的努力了，希望让外国人在称呼中国人时－－意谓着种族的中国人，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Han Chinese（汉裔中国人）。这是因为后者暗示的是，不是所有的中国人在种族上都是汉人（这样的说法为真），所以可以有所谓的“藏族中国人”、“蒙古族中国人”等等。所以中国官方听到老外不说“汉人”而说“中国人”时，就会非常生气，似乎英文的"Chinese"这个字好似没有数个世纪以来都意谓着汉族人一样。也不意外的是，许多外国人也喜欢遵守这些中国官方的指示，在想要指称“中国人”时，使用"Han"这个词，假装他们对于这些词汇的选择所携带的政治意涵都一无所知一样。

注：

【1】悬钩子译按：台湾叫做“吃到饱”，不知道中国叫什么？就是那种缴一定额度的金钱，然后客人自行取用各式菜色的餐点，不限次数的。唯色按：中国叫自助餐。
【2】悬钩子译按：normal在英文里常用的意义是正常之意，直译就是北京正常大学。[normal在这里是标准、典范的意思。不过normal university仍属中国特色。说Normal School洋人就能理解。不过贵国的高校怎么甘于区区school，不university是要被人看不起的。]

The End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

Can China's Model of Authoritarian Growth Survive?

Yang Yao
February 2, 2010

Summary: Beijing's ongoing efforts to promote growth are infringing on peopl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ights. In order to survi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have to start allowing ordinary citizens to take part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YANG YAO is Deputy Dean of the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at Peking University.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5947/the-end-of-the-beijing-consensus

Since China began undertaking economic reforms in 1978, its economy has grown at a rate of nearly ten percent a year, and its per-capita GDP is now twelve times greater than it was three decades ago. Many analysts attribute the country's economic success to its unconventional approach to economic policy -- a combination of mixed ownership, basic property rights, and heavy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ime magazine's former foreign editor, Joshua Cooper Ramo, has even given it a name: the Beijing consensus.

But, in fact, over the last 30 years,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moved unmistakably toward the market doctrine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with an emphasis on prudent fiscal policy, economic openness, privatization, market liberaliza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Beijing has been extremely cautious in maintaining a balanced budget and keeping inflation down. Purely redistributive programs have been kept to a minimum, and central government transfers have been primarily limited to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The overall tax burden (measured by the ratio of tax revenue to GDP) is in the range of 20 to 25 percent. The country is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recipien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ally,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it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ve been released to private hands or transformed into publicly listed companies. Si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lacks legitimacy in the classic democratic sense, it has been forced to seek performance-based legitimacy instead, by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Chinese citizens. So far, this strategy has succeeded, but there are signs that it will not last because of the grow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mbalances it has created.

The CCP's free-market policies have, predictably, led to major income disparities in China. The overall Gini coefficient -- a measure of economic inequality in which zero equals perfect equality and one absolute inequality -- reached 0.47 in 2008, the same level as in the United States. More disturbing, Chinese city dwellers are now earning three and a half times as much as their fellow citizens in the countryside, the highest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the world.

How, then, h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en able to adopt the principle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while still claiming Marxism as its ideological anchor? The answer is that China has for three decades been ruled by a disinterested government -- a detached, unbiased regime that takes a neutral stance when conflicts of interest arise among differ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groups.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Beijing has been devoid of self-interest. On the contrary, the state is often predatory toward citizens, but its predation is "identity-blind" in the sense that Beijing does not generally care about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us of its chosen prey -- unlike many governments elsewhere that act to protect and enrich specific social or political groups. As a conseque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more likely than other authoritarian regimes to adopt growth-enhancing policies.

For the last 30 years, the CCP has intentionally adopted policies favoring specific groups or regions to promote reform and economic growth. It has helped that the disinterested CCP government was not permanently beholden to certain groups or regions.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economy is a case in point. At the end of the 1970s, the United States was eager to bring China into its camp as a buffer against Soviet hegemony, and China quickly grasped the opportunity. Yet that early adoption of an "open-door" policy gave rise to domestic resistanc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uch as Shenzhen, enjoyed an abundance of preferential treatments that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envied. Moreover, the CCP's export-led growth model required that Beijing embrace an unbalanced development strategy that encouraged rapid growth on the country's east coast while neglecting the interior; today, nearly 90 percent of China's exports still come from the nine coastal provinces.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2001 was also a calculated move. Before accession, it was widely believed that China would have to endure painful structural adjustment policies in many sectors in order to join the WTO. Even s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ctually accelerated negotiations with the organization's members. Despite the burdens it placed on the agriculture and retailing sectors, accession boosted China's exports, proving wrong those who worried about its effects. Between 2002 and 2007, Chinese exports grew by an annual rate of 29 percent, double the average rate during the 1990s.

China's astronomic growth has left it in a precarious situation, howeve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suffered from the so-called middle-income trap -- a situation that often arises when a country's per-capita GDP reaches the range of $3,000 to $8,000, the economy stops growing, income inequality increases, and social conflicts erupt. China has entered this range, and the warning signs of a trap loom large.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the economy has increased -- most notably with the current four-trillion-yuan ($586 billion) stimulus plan. Government investment helped China reach a GDP growth rate of nearly nine percent in 2009, which many applaud; but in the long run, it could suffocate the Chinese economy by reducing efficiency and crowding out more vibrant private investment.

The economy currently depends heavily on external demand, creating friction among major trading partners. Savings account for 52 percent of GDP, and consumption has dropped to a historic low. Whereas governments in most advanced democracies spend less than eight percent of government revenue on capital investment, this figure is close to 50 percent in China. And residential income as a share of national income is declining, making the average citizen feel poorer while the economy expands. As the Chinese people demand more than economic gains as their income increases, it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for the CCP to contain or discourage social discontent by administering the medicine of economic growth alone.

Despite its absolute power and recent track record of delivering economic growth, the CCP has still periodically faced resistance from citizens. The Tiananmen incident of April 5, 1976, the first spontaneous democratic movement in PRC history, the June 4 movement of 1989, and numerous subsequent protests proved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re quite willing to stage organized resistance when their needs are not met by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monitoring of China's domestic affairs has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now that it has emerged as a major global power, China is suddenly concerned about its legitimacy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generally tries to manage such popular discontent by providing various "pain relievers," including programs that quickly address early signs of unrest in the population, such as reemployment centers for unemployed workers, migration programs aimed at lowering regional disparities, and the recent "new countryside movement" to improve infrastructure, health care, and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Those measures, however, may be too weak to discourage the emergence of powerful interest groups seeking to influence the government. Although private businesses have long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cultivating the government for larger profits, they are not alone. The government itself, its cronies, and state-controlled enterprises are quickly forming strong and exclusive interest groups. In a sense,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behave like corporations: unlike in advanced democracies, where one of the key mandates of the government is to redistribute income to improve the average citizen's welfare,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simply pursue economic gain.

More important, Beijing's ongoing efforts to promote GDP growth will inevitably result in infringements on peopl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ights. For example, arbitrary land acquisitions are still prevalent in some cities, the government closely monitors the Internet, labor unions are suppressed, and workers have to endure long hours and unsafe conditions. Chinese citizens will not remain silent in the face of these infringements, and their discontent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periodic resistance. Before long, some form of explicit political transition that allows ordinary citizens to take part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will be necessary.

The reforms carried out over the last 30 years have mostly been responses to imminent crises. Popular resistance and economic imbalances are now moving China toward another major crisis. Strong and privileged interest groups and commercialized local governments are blocking equal distribution of the benefits of economic growth throughout society, thereby rendering futile the CCP's strategy of trading economic growth for people's consent to its absolute rule.

An open and inclusive political process has generally checked the power of interest groups in advanced democrac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Indeed, this is precisely the mandate of a disinterested government -- to balance the demands of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A more open Chinese government could still remain disinterested if the right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were put in place to keep the most powerful groups at bay. But ultimately,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o greater democratization if the CCP wishes to encourage economic growth and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