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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9日 星期二

DW:四川维权人士谭作人被判5年监禁

中国 | 2010.02.09

本周二,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四川维权人士谭作人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据北京艺术家艾未未在Twitter上公布的消息,判决结果宣布之后,谭作人的代理律师浦志强给其发信说,"当审判长刘菡问谭作人对判决的意见时,谭作人当场表示将提起上诉,说:我和你们对法律的理解差距太大,我的这些事不构成犯罪"。´

按照北京艺术家艾未未在Twitter上公布的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谭作人案宣布的刑事判决书中所写,2009年4月30日谭作人因涉嫌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四川成都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称,"谭作人对党中央处理'六四事件'方法和定性不满,多年来以各种方式从事所谓纪念'六四'的活动"。刑事判决书中指证谭作人的证据是,2007年谭作人撰写文章《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简称《广场日记》),并将该文章通过互联网发布到境外网站。另外,2008年6月4日,谭作人与他人在成都市天府广场义务献血点以献血的方式纪念"六四"。

艾未未在谈到他对谭作人案一审判决结果的看法时表示,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判决:

"它既与宪法规定的最基本的公民权利相违背,公民有表达的自由和言论自由,同时从司法角度来讲,是程序混乱缺乏证据的草率的判决。可以看出对谭先生的控告和整个审理过程都是非常粗暴和没有程序的。"

四川作家冉云飞说,从"当地政府做出荒唐事的概率"来看,谭作人案件判决结果并没有令他感到意外,但是从"判决这样一个好的公民、无罪的公民5年有期徒刑",还是令他"深感意外"。冉云飞说:

"这是一个荒唐无耻的判决。一点公正公平正义都没有。"

2008年汶川地震后,谭作人公开质疑且致力于调查灾区学校豆腐渣工程问题,并跟四川学者冉云飞、北京艺术家艾未未等发起和组织志愿者搜集四川地震遇难学生名单。2009年2月,他起草《5·12学生档案》的倡议书,呼吁"确认每一个班级、每一所学校、每一个乡镇、每一个县市、每一个地区遇难学生的真实数据"。

律师浦志强在发给艾未未的信中说,谭作人案"一审认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但对控方就地震中的谭作人行为的指控'不予认定',同时宣告辩护人的证据与认定的事实没有关联性"。四川学者冉云飞说:

"地方政府害怕更多的人知道'5·12'死难学生当中的很多秘密,还有就是彭州石化将来可能导致的很大规模且难以预料的环境灾难。这两种东西才涉及地方政府的利益。'六四'和地方政府利益没关系,那是中央定下来的。他们想巧妙地躲过这个世界对他们的批评,成功地用'六四'这个中央至今不能松口的东西来绑架中央政府,并轻松地打压谭作人。而且避免整个社会对他们地方政府的进一步问责。"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在Twitter上发表对谭作人案一审判决结果的意见感受时写道:"宣判谭作人之后,这个大地上没有了良知,良知被谭作人带进了牢房;宣判谭作人之后,这个大地上没有了正义,正义是谭作人脚下沉重的铁镣"。

崔卫平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以"六四"作为理由判处谭作人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做法很不明智。成都法院判定谭作人的罪证之一-文章《广场日记》的结尾是一首没有署名题为"对话"的小诗。崔卫平说:

"我现在可以告诉所有的人,这个作者就是我。所以我说我是谭作人案件的组成部分。他的受难有我的一部分。"

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

-- 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

对 话

孩子:妈妈,这些小阿姨,小叔叔为什么不吃饭

妈妈:他们想要得到一件礼物。

什么礼物

自由。

谁送给他们这件美丽的礼物

自己。

妈妈,广场上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多人

这是一个节日。

什么节日

亮灯的节日。

灯在哪儿

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妈妈妈妈,救护车里是谁

英雄。

英雄为什么要躺下呢

好让后排的孩子看见。

看见什么

七种颜色的花。



作者:洪沙

责编:乐然



RFI:谭作人被判5年公安再向香港记者动粗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发表日期 09/02/2010 更新日期 09/02/2010 11:20 TU

揭露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的内地维权人士谭作人,9日在成都中级人民法院被认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当场被判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他的律师蒲志强接受采访时表示,谭作人是因为有关六四事件的文章而被定罪,谭作人将提出上诉。而被拒进入法院旁听的谭作人妻子王庆华,则认为判刑「非常非常没有道理,太荒唐了,一定会上诉」。法官门外聚集了100多个声援谭作人的人士,但他们都因为没有旁听证而被拒于法院门外。

此外,成都市的公安再一次以野蛮手段阻扰香港记者采访。十多名公安早上在宣判之前,突然在法院门外强行干扰香港记者的采访,以粗暴手法将9名记者拉进法院的一个房间之内,当中一名记者手部受伤,另一名记者的手提电话被公安非法取走,并翻阅电话的短讯文字和照片,又将部分照片删掉。在法院宣判后,当局才将记者们释放,并向他们发还证件。这是继去年香港两名记者准备采访成都法院审理谭作人案遭到公安刁难之后,成都公安再一次干扰记者采访工作。

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和女儿一早就到了法院,但却被拒绝进入,只能在门外等候消息,当被告知法院的裁判后,王庆华表示,她早已预到这个结果,是「感受之内的事」。她同时抗议当局对谭作人的判刑是「非常非常没有道理,因为他(谭作人)没有罪,肯定没有罪」。谭作人的哥哥也在法院门外声援他的弟弟。他说:「我以前不同意他(谭作人)的做法,因为小百姓做不了什么事,但今天我支持谭作人。」

律师蒲志强说,谭作人是因为六四「广场日记」文章的单一例子而被认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至于谭作人揭露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的文章,则未获检方提出。蒲志强说,一篇向境外发布的纪念六四20周年的网上文章,倡导四川人民集体义务捐血,向受伤的地震灾民伸出援手,承传六四精神。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认为这是当局有意在5.12四川地震两周年之前,以六四事件定谭作人的罪,是企图转移视线的做法,如果当局用揭露豆腐渣工程定谭作人的罪,必然会在地震两周年之前惹来更多的聚焦。他说,这是一场政治审判。

对香港记者再度被当局无理粗暴干扰采访工作,香港记者协会发表声明,谴责成都当局阻挠采访,显示对谭作人一案理亏,对拥有合法采访证的香港记者再度受到干涉,要求国务院港澳办和全国记协公开交代。


RFI:浦志强:荒诞耻辱的审判

作者 林兰
发表日期 09/02/2010 更新日期 09/02/2010 12:50 TU


以发起对汶川地震灾区学校校舍豆腐渣工程调查而闻名的四川环保维权人士谭作人,自去年3月份被警方拘捕后,成都中级法院同年8月开庭对其进行了审理。今天,在一审结束近半年之后,法院作出宣判,55岁的谭作人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有期徒刑5年,并被剥夺政治权利3年。对此,本台电话采访了谭作人的辩护律师浦志强以及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

浦志强表示,法庭的判决完全是“欲加之罪”,而且5年的刑期判决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他说,“虽然理论上如果罪名成立,可能的判决是5年或者5年以下,但这个结果真正成为现实,还是让人出乎意料。我觉得他们不应该这么无耻、这么狠毒,但是他们做到了!”

浦志强介绍法庭宣判的情况时表示,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审判长宣读了简短的判决书,辩方提供的证据都没有被列举,法院认定这些证据与事实没有关联性。

浦志强说:谭作人本人对这一判决应该也是感到意外,其实在判决前一天大家的感觉就不好,本来希望在开庭宣判之前见到他,和他聊一聊,但是没有能够见到他。

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今天没有获准进入法庭旁听,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法院的判决不感到意外。她坚信谭作人是无罪的,法院判他一天的刑期都是不公的重判,更何况是5年!她说对谭作人而言,始终认为自己是为家乡人民坐牢,即使法院判他有罪,他也是光荣的。

根据浦志强的介绍,法院的判决没有提及谭作人有关对四川汶川地震调查的内容,称对控方在这方面的指控不予认定。法院判谭作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依据了两件事,一是2007年5月27日谭作人的一篇有关89六四事件广场日记的文章,在境外网站上发表,二是2008年六四之前,他倡议用义务献血的方式给地震灾区,来传承六四精神,判决认定他挑动民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对立,构成犯罪。

对于法院在一审结束近半年的时间才宣布对谭作人的宣判,浦志强律师认为这是超期羁押、逾期不判的非法行为,而之所以现在宣判,他猜测可能当局认为目前的时机比较好。他说,最近对黄琦以及刘晓波等人的判决都比较重,而这些人都没有罪,都属于”因言治罪”。包括浦志强等人正是目前社会稀缺的善良和正义的人,但他们在这个社会中都被认定是有罪的。

浦志强说,相信法庭负责审判的审判长本人对案件会有一个私下的认识,但是不妨碍他穿上制服后,就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做。他说,这是一个人性的悲哀,不是哪一个职业的问题。对谭作人的审判是一个令人耻辱的审判,而且是一个极其荒诞的结局。

浦志强最后介绍说,法院给予谭作人判决的起诉期是10天,他们将在法院规定的时间内提出上诉。内容主要针对六四问题,他说,他们是在为历史、为言论自由而战。至于最终是否会胜诉,他认为结果不会在判决书上体现,他表示,“他们可以剥夺谭作人的自由,但匹夫不可夺志,相信谭作人也不会因这样的结果而改变其看法。”

2010年1月5日 星期二

在中国的政府里是没有人的,一个人都没有

RFI:艾未未申请地震灾区政务公开收获乌龙回复

发表日期 04/01/2010 更新日期 04/01/2010 16:34 TU


本台特约记者沈愚发自上海的报道:

北京艺术家艾未未从去年五一二地震后不久,发动了公民调查行动,对地震灾区学生的伤亡和学校的垮塌进行调查。

最近两个月来,艾未未以及公民调查的志愿者,向四川省各级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发出政务公开申请,要求公开“校舍倒塌、抗震救灾、校舍质量鉴定及追责等信息”。

昨天(1月4日),艾未未工作室收到了来自四川省绵阳市下属的江油教育体育局邮寄到北京的信函。没想到,这竟然是个乌龙回复。

江油市教育局似乎将发给“绵阳市遇难学生家长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的请示文件,误装入给艾未未的信封中,发到了北京。

这份草拟于12月29日,并正式用印的请示。向绵阳市遇难学生家长维稳小组请示道,“12月24日,我局收到艾未未先生要求公开“5.12地震” 校舍倒塌、抗震救灾、校舍质量鉴定及追责等信息的申请函后,我局立即向江油市人民政府、中共江油市政法委、作了汇报,向江油市公安局通报了此情况。”

这份“请示”透露,12月29日,江油市教育体育局接到江油市政府办公室通知,要求该局领取《获取政府信息补充申请告知书》,据称,该《告知书》系绵阳市政府办综合处草拟,并要求该局照此回复。

江油市教育局遂向绵阳市的这个遇难学生维稳小组请示,“此处理妥否”。

此前,根据艾未未的统计,“公民调查”的志愿者发出的申请有113份,涉及地震、教育、建设、财政、民政、公安、青基会和教育基金会等部门。其中中央部委5份,四川省级8份,市、县级100份。

他们收到的回复,都是如绵阳市政府办草拟的这份“获取政府信息补充申请告知书”,要求艾未未等志愿者提供索取信息的目的,并以此类似的理由拒绝提供相关信息。

艾未未在twitter上说,“提出的问题过万,至今没有得到(各级)政府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

艾未未说,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不能说是没有所得,它起码证实了一个令人不相信的事实,那就是在中国的政府里是没有人的,一个人都没有。

他说,看到这封信,“你就明白了我今天说的,1、政府中是没有人的。2、仍然是军事管理方式。3、一切都是秘密。4、屁民是要防范的。5、维稳办大于政府。6、寄错的信是要被公开的。7、越是秘密越出错。8、傻逼是死定了。”

有网友则说,“啼笑皆非”,这里每天都上演“人间喜剧”。

2009年8月14日 星期五

建政60年自损“国家形象”:公安竟枉屈港记“藏毒”

苹果日报报导/北京当局为阻挠传媒採访无所不用其极,香港now新闻台记者昨在成都採访谭作人一案前,被公安以怀疑房间藏有毒品为由,禁锢房内7小时,无法外出採访。now新闻台对事件深表遗憾,向国务院港澳办投诉。香港两个新闻组织也齐声谴责内地当局此举是干预採访自由。

now新闻台驻京记者黄嘉瑜与摄影师8月12日晨6时许准备由酒店出发採访谭作人案之际,数名自称公安人士在房间外拦截,指称接获市民举报,怀疑黄等三间香港记者入住的房间藏有毒品等违禁品,要搜查房间。

根据now新闻台播出的片段,公安除搜查黄及摄影师的行李外,更逐一搜查房间的柜桶,甚至敲打牆身检查。黄称,公安搜查四小时后并无发现,她曾要求对方出示证件及道歉,但对方不予理会,公安又要求将摄影师拍摄公安搜查房间的片段删除,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黄在压力下将部份片段交出。公安下午约1时全部撤走。

now宽频电视新闻台台长罗灿对事件表示遗憾,批评内地当局无理阻挠记者採访,「今次屈记者怀疑藏有违禁品,系好严重指控,以前都未试过。」now新闻台已向国务院港澳办投诉,促请尽快澄清事件。港澳办说,now新闻台已向他们反映事件,正进行了解。

同被公安怀疑房间藏有违禁品的本港有线电视记者吕秉权,由于昨晨已离开酒店,「逃过」一劫,但有传吕被多名人士跟踪。有线电视执行董事赵应春否认,并指吕入住的房间未遭搜查。不过,赵承认基于安全,吕只可远距离採访谭作人案,他亦对今次事件表示遗憾。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庭谴责内地当局无理阻挠本港记者採访的行为,侵犯採访自由权,记协将去信保安局及中联办要求跟进事件。麦相信,今次打压採访与中共建政60周年的敏感时期,以及四川豆腐渣工程有关。新闻行政人员协会也谴责事件,又指藏毒指控十分严重,希望北京彻查,还香港记者公道。

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王友金指出,由于《基本法》保障新闻自由,内地当局对本港传媒一直採取较宽鬆态度,多以非法採访或洩露国家机密等藉口阻挠香港记者採访,「今次屈藏有毒品都系首次。」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对事件表示强烈不满,他批评此举破坏国家的国际形象。

中共建政60周年前夕,中央政府如临大敌,大力收紧境内外记者的採访限制。有驻内地的新闻从业员不讳言,早前已有官员向他们提出,要避免10月1日前夕撰写有关中国负面事件的报道;昨天有内地公安「屈」本港记者藏有违禁品一事,正好引证收紧採访限制行动已经启动,预料十.一前继续严控採访活动。

消息人士透露,中央早已下令各部门在建政60周年前夕,慎防各种「有害国家形象」的新闻报道,但据悉中央高层未说明如何防范,只由其下部门自行执行,相信今次「屈」记者藏有违禁品而阻挠採访的招数,就是相关部门向上「交差」的「屎桥」。

虽然有指上月新疆乌鲁木齐的骚乱中,香港记者都可以自由採访;但知情者透露,有关乱事源于维吾尔族人「搞事」,矛头非指向中央,因此中央未有如前年3.14西藏暴乱事件般禁制传媒採访,但肯定十.一前夕,中央会继续收紧採访限制,紧张程度较六四20周年前夕更高,避免任何「丑事」影响歌舞昇平的建政60周年活动。

2009年8月12日 星期三

德国之声:艾未未谈谭作人案和他自己被软禁过程

本周三(8月12日),中国成都地方法院就四川维权人士谭作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进行了一审审理。参与调查5.12汶川地震死难学童身份人数的著名艺术家艾未未特意从北京赶往成都准备为谭作人出庭作证。但是周三凌晨,他遭到强行闯入旅馆房间的公安人员的扣押。据艾未未所述,他遭到警察的殴打并被限制人身自由达11个小时之久。由于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他无法到庭作证。德国之声记者电话连线了艾未未先生。

德国之声:艾未未先生,据说您在为谭作人出庭作证前遭到公安人员的扣押。现在您在什么地方?

艾未未:他们已经解除了对我的软禁。是在对谭作人的庭审结束之后,他们立刻恢复了我以及同行几个人的自由。但是他们没有给出任何扣押的理由和原因。我被扣押了整整11个小时。

德国之声:您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事情发生的经过?

艾未未:我和左小祖咒昨天晚上(周二)到达了成都。吃过晚饭回到旅店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辆便衣的车停在旅店门口,当时我们也没太在意。回到房间之后因为旅途的疲劳我们就休息了。到凌晨3点钟的时候,突然听到走廊里传来嘈杂声、吆喝声和脚步声掺杂在一起。还有人砸门,非常恐怖。有人在我们的门外吆喝"警察"。我在屋里问:"你们怎么证明是警察?为什么深更半夜用这种方式砸门?"这时候有人一脚把门踢开了。进来的人打了我,虽然不是很重,但是我的脸还是肿了。

后来我发现跟他们争论没有任何意义。比如说,你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打人",他们说"我哪打你了,我没有打你,谁见我打你了?"他们已经完全是街道式的流氓。你无法想信一个国家穿着制服的执法者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我问一个警察:"你们怎么能这样打人?!"那个警察回答说:"我打你,我打死你都可以!"所以说,可以看得出他们身为执法者对法律的态度。

德国之声:当时进入房间的警察有几个人?

艾未未:当时闯入我的房间的有4、5个人。警察已经进入每个人的房间,把所有人都拉到走廊里站着。其他人也有被打的。后来警察带走了4个人,加上后来被带走的两个,总共有6个人被抓。

德国之声:这6个人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艾未未:不知道,你问警察,他们也不说。

德国之声:今天早上凌晨3点开始,您被警方扣押了11个小时,这么长时间您被允许做什么?

艾未未:一直到下午2点20分,我们一直被扣押在旅店里。这样就非常有效地阻止我们接近举行庭审的法院。这样我们也没有机会和其他表示抗议的人进行交流。因为有大量的朋友和遇难学生家长也前来支持谭作人。在旅店里我们不能出去,他们(警察)坐在走廊里。我可以用手机向外发送短消息。我用这种形式把消息发给那些关注这件事的人们。

德国之声:谭作人的代理律师浦志强在庭审前已经知道您不能出庭作证了?

艾未未:他并不完全知道。法院在最后一秒告诉他,没有办法通知到我们,因为无法打通我们的电话。这完全是一派谎言。我的每个电话都是能打通的。而且作为法院通知不到证人是因为打不通电话,这也是非常滑稽的。这样造成浦志强在整个辩护过程中最重要的几个证人都没有到场。

德国之声:谭作人关注调查汶川地震中死难学童人数和身份,并撰写了有关"六四"的文章。理论上来说,调查汶川地震中死难学童人数和身份不足以给谭作人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即便您出庭作证,应该对法庭最终的判决也不会起决定性作用。为什么您还是会遭到阻拦?

艾未未:据说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但是在控诉书上没有呈现出来。这个原因是一个大型的高度污染的项目,将在成都上游100公里处建造。这个项目事关很多人的利益。谭作人是对这个项目的反对者。这个应该是最重要的理由。六四只是个借口。

德国之声:现在一审已经结束,您会在今后的庭审中继续作为证人出庭吗?

艾未未:我会一直愿意作为证人出庭,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从一审的风格可以看出来,四川的公检法是一心要把这个案子做死的。没有任何诚意希望这个案件得到公正合理的交代。

德国之声:您现在还会做些什么?

艾未未:我们还是会继续做学生调查工作,使建筑质量调查成为更清楚的事实。这从根本上讲是对谭先生的支持。

作者:洪沙

责编:石涛



RFI:谭作人律师浦志强接受本台专访:这是一场政治审判

发表日期 12/08/2009 更新日期 12/08/2009 14:35 TU

谭作人的律师浦志强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这是一场政治审判,决定他的因素是政治因素。从庭审表现来说,控方所有与案件没有关系的证据都有可能被接受,而辩护方所有与案件有直接关系的证据都完全不被接受。这种情况是十分少见的。还有,事实上,谭作人有关六四方面的工作和言论比作为律师的我个人所作的要少得多。而在公民调查方面,无论是人力和财力上的投入,谭作人比艾未未都多不了多少。而且自从谭作人被捕之后,艾未未手中调查成果非常可观,他现在已经有五千多人的名单,他每天都定期公布。所以,实际上,在谭作人案件中,律师和证人可能比被告人的罪行要深重。这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吊诡和滑稽的案件“。

他说,“我认为这是成都本地的官员为了掩盖四川大地震死难人数这样一个千夫所指的情况和成都彭州石化项目的不当选址而将谭作人拘押治罪。因为谭作人一直从事对上述两起事件的揭露工作,所以他事实上是得罪了四川当地的官员。

用六四的罪名来指控,事实上只是一个接口。如果这样的罪名成立的话,这实际上是很荒诞的。因为谭作人只是受到了王丹的一个电子邮件,他并没有向他人散发。他本人给王丹的回件王丹好像并没有收到。如果在网络时代因为收到一个电子邮件都可以被定罪,那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危险之中。至于接受国外敌对媒体采访的指控,没有任何明确规定哪些媒体是境外敌对媒体,没有任何人明确王丹是境外的敌对势力的代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与人交往。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事件。这是中国法制的悲哀,这是一个令人羞耻的案例抵达”。

曾调查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的中国维权人士谭作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周三在成都市中级法院开审,其辩护律师要求前学运领袖王丹回国作证。多维新闻引述香港《明报》报道说:谭作人因对北京处理「六四」手法不满、与王丹联络而被起诉。

开庭前,一些川震死难学生家长、维权人士等准备到法庭外声援。消息披露:谭作人一案应于周三上午9点半开审。但至周二晚,法院仍未贴出有关通告。

现年55岁的谭作人曾任《文化人》杂志主编,2008年多次向政府上书要求迁移成都彭州千万吨级的大型石化项目,川震后发起死难学生人数调查,指死难或失踪学生共5781人,其中53%死于「豆腐渣工程」校舍。今年3月28日,他在成都被刑拘,4月30日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6月29日移送检察院起诉。

另据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报道,从北京飞抵成都声援谭作人的艺术家艾未未,周三清晨三点钟被数名警察进入酒店房间打伤,而香港的NOW宽频电视的记者也被禁止到法院采访,记者们一直被困在酒店之内。电视台发表声明,对记者采访受阻表示遗憾,并要求当局尽早让记者进行正常采访。

声援者遭到警方干扰的相关消息,据本台驻上海特约记者的报道说:今天四川省成都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维权人士谭作人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四川官方如临大敌,警方与希望出庭作证的艺术家艾未未等人发生冲突。警方还扣留了前往成都采访的两名香港记者。

艺术家艾未未此前曾主持了对四川地震死难学生的民间调查,为了支持谭作人,他昨天晚上五点多前往四川成都,他想他想以证人身份为谭作人出庭作证,如不允许就去旁听案件。“同时告诉公众关于五一二学生调查和豆腐渣工程的事实。”

艾未未说,晚上十二时,他发现有不明身份者在监视,艾未未质问了这些人,还打了110报警。12日凌晨三时许,突然来了二三十人。这些人中,有穿警服的警察,但更多的是便衣。艾未未等人分住在不同房间,他们使劲敲门说要例行检查。门被强行砸开后,艾未未要求对方出示证件,他们则说“穿了警服就是警察。”

在争执过程中,有一人突然出手,打中了艾未未的下巴。 随后,警察带走了同行前往的四个人。艾未未则前往医院检查,他对记者表示,现下巴肿胀很严害,上、下牙齿难以合上,还有头晕、头痛等症状。验伤后,他们被控制在酒店里,警方称在十二时后才允许离开,但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手续。

记者得知,同样被警方带走的并被控制不得前往成都中院的,还有512地震死难者家属刘艳萍女士,以及成都作家冉云飞等。 冉云飞被住所派出所传唤,一直到12点获得自由。香港媒体有消息说同是谭作人案件证人的艾晓明教授今天也受到软禁。

北京律师刘晓原认为,从法律上来看,这种行为涉嫌非法拘禁。

庭审方面,由于成都中院把绝大多数旁听证分给内部人,只有谭作人的太太获准进入庭审现场。但成都中院还是聚集了三四百名来自各地的声援者。冉云飞告诉记者,“有很多人从外地来,有不少512遇难学生家长从地方上来,更有谭作人的朋友从成都市各处前往。”

有网友在现场以网络TWITTER直播情况,随后则被警方带走。

由于事涉敏感,现场几乎看不到中国大陆的记者,而前往成都采访此次审判的香港有线电视记者吕秉权、香港NOW宽频记者黄嘉瑜均受到警察及不明人士跟踪滋扰。

其中香港NOW宽频记者更被当局以怀疑房间有毒品被扣查软禁,成都警方公安自称收到市民举报,说记者房间里有“违禁品”,禁止记者离开。

庭审在12点半左右结束,没有当庭宣判。此后,被控制的艾未未、冉云飞等人陆续获得自由。

2009年5月9日 星期六

只剩下很高级的复制品了

温总理在北川中学所题"多难兴邦"已被擦掉



温家宝总理“多难兴邦”四个字已被擦掉。(资料图)

  温家宝总理在北川中学用粉笔写的“多难兴邦”四个字是否已被永久收藏?今天上午,四川长虹公司企划部部长刘海中否认了这一说法,称这四个字已被擦掉。

  刘海中称,去年5月23日总理在北川中学写下这四个字后,有关部门确实考虑过将其作为文物,永久收藏,并在次日用有机玻璃将其罩起来,进行临时保护。后来经过研究,认为总理所提“多难兴邦”更重要的是一种激励,激励北川中学的师生,因此将其铭记在心,当做一种学习、工作的动力是最重要的,最终决定将其擦去。

  “擦去的时间大概在一周后。”刘海中补充,现在“多难兴邦”虽然已经被擦掉,但是北川中学后来利用照片“拷贝”了这四个字,并将其放置在每一个教室。

  附:多难兴邦四个字来历

  去年5月23日上午,温家宝来到设于四川长虹集团培训中心院子里的北川中学临时学校,走进高三(一)班的临时教室时,黑板上写着“历史:五·一二汶川大地震涉及的相关专题”等字样,一位中年教师正在上课:“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共同渡过这个难关……”温总理亲切地对这位老师说:“我占用你几分钟,给同学们说几句话。”

  站在讲台上,温家宝诚恳地和同学们谈起心来:“同学们,你们都是高三学生了。这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你们很快就要参加高考,国家已经考虑到这里的灾情,将四川地震灾区的高考时间往后推迟。我们一定要创造条件,让你们复习功课,准备高考。”

  不少同学的眼眶,在不知不觉之间湿润了。

  温总理拿起一支白色粉笔,在黑板一侧一笔一划竖着写下四个大字:“多难兴邦”。

  他说:“我们要记住这4个字。相信经受过灾难的同学会更加努力。”

  “将来会有一个新的北川中学。它将不仅是一种纪念,更是地震灾区人民和全国人民精神的一种象征。”温总理的话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掌声再次热烈响起。

  “青少年们是国家的希望,是民族的希望。看到了你们,就看到震区的希望,看到了国家的希望。”总理充满感情地说,“同学们,老师们,我还会来看望你们的。”

  “同学们,加油!努力!”掌声再次响起……(布衣)

责任编辑:吴志全

2009年5月7日 星期四

RFI:采访遇难学生家长:外国记者在四川频遭攻击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特约记者周西/随着“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当地却接连传出有外国记者在采访时遭遇暴力攻击和恐吓的消息。《联合早报》北京记者引述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昨天发出的通知,提醒会员去四川地震灾区采访时必须小心人身安全。该协会说,至今已经接获三起外国记者在当地被身份不明的暴徒抢夺采访器材的通报,其中两起涉及记者采访在地震中罹难的学生家长。有迹象显示,那些参与暴力妨碍记者采访的人,可能都有官方背景。

这份通知披露,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吉米欧前天在德阳市富新镇采访遇难学生家长时,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试图抢夺他的摄影机,并动手殴打了他。仅仅过了一天,吉米欧一行昨天又在绵阳市再次遭到攻击。当时,他们正在市政府办理采访证,碰巧遇上一位当地的女性上访者,并随即进行采访时,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冲上来抢夺摄影器材并弄坏了摄影机底座。当吉米欧要求绵阳宣传部门赔偿损失时,对方表示事件将交由警方处理,并提醒说,警察有权阻止任何采访。这名官员甚至还宣称:“警察之所以如此激烈地对待记者,是为了保护你们免受那些上访者的伤害”。

另一名因在四川采访地震新闻而遭到攻击的外国记者,是芬兰电视广播公司的马凯丽,10个身份不明男子在富新镇试图抢夺她的摄影器材,而且还要把摄影助理拖出采访车。马凯丽表示,不仅如此,采访团队在离开时还被跟踪。她说:“我们的摄影机几乎被抢走,事件非常暴力,人们在那里要非常小心。”此外,《联合早报》驻重庆记者张晓中,上周六在绵竹五福镇采访校舍倒塌死亡学生家长时,也遭遇到数名骑摩托车男子的围堵恐吓,并抢走了他的采访证件。

报道又说,由艺术家艾未未发起的公民调查活动,收集并整理到的遇难学生名单,截至昨天,上榜人数已经达到5203人。与此同时,也在统计死难学生人数的成都作家谭作人却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拘留;而成都天网负责人黄琦,同样因为协助地震受难家属而被拘留,罪名也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

2009年2月11日 星期三

余大师秋雨论含泪

无网生活又一年

发表于 2009-02-11 14:55:30 类别:秋雨文集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171137.html

余秋雨

(2009年2月10日)

  我到现在还过着不用手机、不上网、不看报刊的日子。这中间,最彻底的是不上网,我的手压根儿没有碰过电脑,也没见过网是什么样子。

  我有一个博客,这是九久读书人俱乐部的一位女孩子在工作之余顺便管一下子的。我与她几乎没有联系过,偶尔我的助理金克林会把我的谈话转发给她,但这样的机会极少,只有在5·12地震之后,我谈过几次话。无论是这个女孩还是金克林都不会把网上有关我的说法转告我。

  我不上网,是对自身生命的一种把持方式。因为生命是由“时间”和“注意力”组成的,而最有可能夺去我的“时间” 和“注意力”的,就是信息的洪水。信息看似重要,其实未必,百分之九十九是消耗性的。它会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你占有了它,其实,恰恰是它占有了你。我严格控制自己的信息来源,每天只花极少的时间看一下电视新闻,以国际新闻为主,然后再静心来想一下。

  这种生活方式造成一个有趣的结果,那就是互联网上一切有关我的谈论,我自己完全不知道。事实证明,这对我大有好处,使我有时间完整地做完一件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而不分散精力。但对一些关注我的朋友,可能有点对不起。

  我知道,每次网上投票,广大网友都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好意,这真让我汗颜。前不久,我应邀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领取 “2008中国文化创意杰出成就奖”,《中关村》杂志又为我补发了新浪网等单位前些年投票评选的“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中国)”奖.。为此,我接受了好几位北京、天津的记者的采访,从他们的采访中知道了网上有关我的一点信息,作了一点回答。

  在上海,我又获得了《新民周刊》、复旦大学和几个网站一起评选的“1978~2008创新上海30年风云人物”奖,而《文化苦旅》又被评为“30年影响上海最大的一本书”。为此,又接受了上海、江苏、浙江的记者们的采访。

  在这里,我把几次采访中重复率最高的几个问题以及我的回答,节录如下。同时,我又要向广大关心我的网友自荐在2008年写的一些作品。

  1、问:您被评为“创新上海30年风云人物”,有何感想?

  答:我上台领这份奖是很伤感,因为同时获奖的几个人不能来了,只来了家属代领。他们在这三十年间都与我保持着极好的关系。例如:巴金、谢晋、陈逸飞、汪道涵、王元化。坐在我边上的是阮仪三教授,他在三十年间为保护中国的古城镇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他如此高龄,一见面还在与我畅谈下一步的保护计划,令我感动。

  2、问:今年获“中国文化创意杰出成就奖”的,全国只评出十名,其中包括奥运会总导演张艺谋先生。从评委会和网上投票的评语看,大家高度评价您最早与电视媒体结合,把“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三项很难统一的使命合于一体的贡献,而且特别指出,您“在多数文化人批评传统文化的时候投身对传统文化的苦旅,而在多数文化人痴迷国学的时候又呼吁创新”的逆反行为。看来,您是不太赞成“国学热”的,能不能多谈几句?

  答:我高度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可以由我的旧著《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最新整理出版的《寻觅中华》、《摩挲大地》几本书证明。但是,我确实希望大家慎用“国学”这个概念。这是因为——

  一,“国”是一个政治命题,把政治命题压在文化命题上面,很不合适。我历来认为,文化大于政治,自然大于文化。当文化套上了“国”的标签,很多衡量标准就会产生错位。例如,我曾严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量残害人性的封建极权主义毒素,但如果说这是“国学的毒素”,就会冲击很多人的爱国热忱。因此,动不动就说“国学”,很可能失去理性的严峻、冷静、客观。

  二,“国学”的说法具有太大的排他性。例如,佛教显然早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它是“国学”吗?而且,“ 国”字一套,成了一种唯一选择。说乒乓球是“国球”,那么,排球呢?其他有可能为国争光的球类呢?说京剧是“国剧”,那么,比它更年长、更经典的昆曲呢?同样,国乐、国画、国术、国酒……都有类似的问题。

  我曾一再指出,中国文化从十四世纪开始由于朱元璋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创新精神严重衰减,至十七、十八世纪的日益严重。这个倾向,使秦汉唐宋的文化气韵不可复见。我们必须明白:没有当代创新,就没有传统尊严。我在二十多年前写的《艺术创造论》中就论述了伽达默尔的观点:传统,不是我们要继承的现成遗产,而是靠我们今天的创新来参与并规定的动态存在。可惜,近二十年来,尽管社会经济获得巨大发展,中国文化仍然严重缺少创新精神。最近几年,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已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

  3、问:据报道,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大师工作室”新楼已经落成。记得去年上海市教委为这个大师工作室授牌的时候,网上有几个人对“大师”这个名词曾经有过一点酸酸的妒嫉,读起来非常好玩。对此,你既没有回应也没有后退,确实体现了一种大家风范。您能介绍一下这个工作室现在的工作规划吗?

  答:我没有回应,是因为不知道有人在议论。在中国文化领域,总有一些人喜欢在名词的泥潭里玩水,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不必在意。上海市教委早就发觉,目前政府支持理、工科的渠道有千条万条,但支持文科、艺术学科的渠道少而又少,因此在几年前设立了“大师工作室”的规程,这个思路很好。现在,这么大的上海只设立了两个,今后几年有望增加到三、四个,可见非常严谨。我这半年多来,我们的这个“大师工作室”名副其实地请了一批大师在工作。香港杰出电影导演关锦鹏先生、国际著名音乐家鲍比达先生、形象设计大师张叔平先生,以及另外一批顶尖艺术家都因为这个“大师工作室”而集中到上海,埋头创造了那么长时间,打造了获得一致好评的原创音乐剧《长河》。这件事,已经展示了工作室的几项宗旨:第一,立足于创新;第二,立足于作品;第三,立足于跨界;第四,“大师”是复数。

  我会继续召集更多的国际级艺术大师到工作室里来合作创新。

  我的工作室的常规工作,是一个博士后流动站。凡是已经在海内外取得博士学位的人,如果愿意申请,经过考核批准,可以在这个博士后流动站学习和工作。我现在设定的专业是三个:中国文化史、艺术创造学、城市美学。我已邀请海内外的一些著作学者参与指导这个博士后流动站。招收的“博士后”人数不会多,现在已有极优秀的专业人士报名。

  不少朋友询问,我还招不招博士生。我的回答是:今年(2009年)我集中精力招收“博士后”,但也不排斥明年可能会有重新招收博士生。

  4、问:去年网上还议论过一件与您有关的小事:您出生的老家申请要把您家老宅列为保护名录,也有少数网民认为不妥。这事您知道吗?

  答:完全不知道。但你这一说,我立即可以猜想事情的起因。好多年前,有几个乡亲找到我,说我出生的房子每年有很多海外读者前来参观,但这个房子早已卖给一家农民,参观者一来,常常要从田间把农民找到,开锁开门,屋里又是人家的起居摆设,陌生人进去很不方便。对此,我向家乡小镇的文化站打听了一下,原来我的作品被收入很多境外地区的汉语课本,在台湾,我是被收入他们中学语文课本的唯一大陆作家。被收入课本的作品,主要与我的家乡、老屋有关,因此师生们就纷纷来参观了。国外作家来参观的,也不少。这种情景,给那家买了我家老屋的农民带来极大的骚扰。因此,我在十年前就把这个老屋重新买回,捐赠给了镇文化站,还配备了与我回忆比较接近的老家具。这件事,中央电视台还先后报道过三次。但是,即使这样,镇里也派不出多余的劳动力来管理这个老屋,更缺少相应的接待能力,因此成了家乡的一件小小麻烦事。他们申请县里加以保护,估计是为了解决这个麻烦。这件事,我对家乡是负疚的。但我想过多次,也没有想出妥善的办法,希望广大网友帮我出出主意。

  5、问:2008年网上有关您的最大议论,是您在512地震之后发表过几篇谈话,其中一篇是含泪劝告请愿民众暂停请愿行动。那些民众是请愿要求惩治造成校舍倒塌的建筑承包商和相关官员,您劝告他们在堰塞湖即将决堤的时刻先以大局为重,回帐篷休息,以后再作道理。对这件事,第一天有几个人攻击您是阻止请愿,不少网友没细看您的文章也跟着他们走了,但第二、第三天后绝大多数网友站到了您的一边。我在香港凤凰卫视上看到台湾著名社会评论家南方朔先生高度评价您在这件事上“体现了高度的道德良知”。对此,您还有话要说吗?

  答:这个历时一天的网上风波,我当时就听说了。我当时就立即作出判断,网友多数是粗心的,网上生活多数是“标题生活”,因此特别容易受人挑唆,上当受骗。幸好,一天之后形势逆转,绝大多数人都理解了我。我的那两次谈话,有以下几个重点被人故意掩盖了,我需在这里重新加以说明——

一,我在那篇博客谈话的一开头就指出,“校舍建造的质量,必须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但是,我必须凭着良知把真相告诉请愿者:由于这次特大地震毁坏了绝大多数住房,而毁坏的程度又完全是无规则的(例如,一街之隔,毁坏的状况就完全不同),因此已经无法由倒塌的事实来惩处建筑承包商;

  二,我还必须告诉请愿民众,在现代,惩处建筑承包商必须通过法律手段,而法律必须依靠物证。因此,我在那篇谈话中郑重向有关方面提出,“在搜救生命、挖掘遗体之后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以便今后进行司法技术调查”。我是第一个提出这样的要求的,但我心里明白,在经过一次次大规模的翻挖抢救之后,这样的实物证据已经很难完整保存;

  三,我心里更明白,这些为数不多的请愿民众,举着自己孩子的照片跪在那里,其实也知道已经很难取证论罪,也没有别的企图,只是在以一种最哀伤的方式继续着一种悼念。他们是一群需要获得精神救助的心理受灾人,从医学上也应该阻断他们的这种沉溺。但是,我当时又无法对他们本人这么说,因此只能从大局出发来引导他们走出精神陷阱。这样的劝告,当然是含泪的了。

  四,我还必须告诉请愿民众,那几天堰塞湖的问题极其凶险,直接威胁着几十万人的生命,大家都在组织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国内外民众都心悬一线,因此他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跪在那里了。

  事实证明,很多受伤害比他们更严重的民众也像我一样去劝告了,效果很好。我实在不明白,那些在网上反对我劝告的文人,到底认为应该怎么做?是让这些可怜的家长一直跪在那里?那又要跪到什么时候?市长已经与他们跪在一起了,难道一定要他们跪到法庭开庭?而且,我还要问这些文人:你们认为法院应该如何惩处建筑商和相关责任者?把所有倒塌房子的建筑商都抓起来吗?那么,那些坚固无比却也轰然倒塌的大工厂又怎么算?我觉得,这些文人是想利用可怜的家长做政治文章,这对这些家长来说实在是一种强加,很不道德。

  6、问:您当时在灾区现场的讲述,四川电视台一再重播,我都仔细看了。后来,您又从灾区飞到北京,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民众讲述,又通过香港凤凰卫视向世界华人讲述,影响巨大,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大灾难中的精神责任。反对您讲话的人,就是那几个一直在诽谤您的人,例如北京的余X、肖XX、上海的沙XX,等等,直到现在他们还在海外的反华媒体中歪曲您的地震讲话,您不想反击吗?

  答:对他们,我从不理会。十年前,他们得知我在文革期间虽家破人亡还参加过周恩来总理直接布置的复课教材编写组,便颠倒是非,引来不明真相的人长时间围攻,我连眉毛都没有动一动。这次地震事件,让我更鄙视他们了。全国人民都在救灾、默哀、劝慰、互助,他们这几个人的人却一直在说反话,泼凉水,声称要“保持距离”。他们一不捐款,二不到灾区,只热衷于在海外媒体上“妖魔化中国”,一会儿说“这次大地震是三峡大坝引起的”,一会儿说“地震预报被隐瞒”,一会儿说“死亡人数被隐瞒”,一会儿说“地震捐款被贪污”,一会儿说“地震是上帝对中国人的惩罚”。到最后,居然造谣说,“余秋雨阻止了民众请愿”,实在是无可理喻。想表演自己“持不同政见”的姿态,也应该挑一个别的时间呀,怎么偏偏挑中了十三亿人大悲恸、大救援的时间?我知道他们疯狂崇拜美国,这是他们的自由,但请他们摸着良心比一比,美国新奥尔良的飓风灾难的救援工作,与中国相比怎么样?我亲自到新奥尔良考察过,我劝他们也去看一看。另外,我还要请他们扪心自问,他们在海外媒体上一直以“代表民意”自居,但是,今天的中国民众,到底有几个会站在他们一边?

  向网友自荐2008年的著作和文章:

2008年我最重要的创作就是原创音乐剧《长河》。但是,音乐剧只能是现场看,而不适合读剧本的。因此,我的自荐只剩下以下五个方面。

  一,著作:《寻觅中华》,一本以散文写成的中国文化史。

  二,悼念谢晋导演的文章:《门孔》。

  三,关于汶川地震的四篇博客。

  四,5·12文化追问。

  五,考古文章:《上海广富林遗址的猜想》。



附当代散文代表作:含泪劝告请愿灾民

(2008-06-05 19:38:05)

余秋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94efe01009iom.html

  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从画面上看得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诬陷性的说法有四点:

  1、 是天灾,更是人祸;

  2、 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

  3、 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

  4、 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

  为此,我要含泪向这些请愿灾民作如下劝告——

  你们所遭遇的丧子之痛,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十三亿人在同一时间全部肃立,默哀三分钟,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最隆重的悼念仪式。悼念对象,就有你们的孩子。在全国哀悼日,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我想,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

  校舍建造的质量,当然必须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我现在想不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你们请愿所说的话,其实早已是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决心。但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

  因为,无论怎么说,这次大灾难主要还是天灾。当然也有未倒的房屋、幸存的学校,但这有多方面的因素,不能仅仅从一个角度来论定。已经有好几位国际地震专家说,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而这次四川,是八级!

  有了这个主因,再要论定房屋倒塌的其他原因,就麻烦得多了,需要有较长时间的科学检测和辩论,而且要经得起国际同等级的灾测比照。我希望有关方面能在搜救生命、挖掘遗体之后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以便今后进行司法技术调查。但在目前,不能急躁,因为还有更危急的事。

  堰塞湖的问题是悬在几十万人头上的凶剑,卫生防疫问题也急不可待,灾区上上下下所有的力量还在气喘吁吁地忙于救灾,人口大幅度流动,一切都处于临时状态,因此,确实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处理已经倒塌的校舍建筑质量的法律问题。我想,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怎么样?

  你们受灾以来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些天来,无论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军队、武警、医生,还是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救援者、志愿者都尽心尽力、令人感动。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2009年2月1日 星期日

EMULE下载:NHK北川-映秀地震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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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26日 星期五

多维专访:四川灾民近春节自杀高发期

多维社记者吕贤修报导/“自杀高潮第一波出现在灾后3个月,第二波在半年,然后就是每年纪念日,以及传统节日前后。”邓明昱说。

四川512大地震已过去7个月,随着圣诞节到来,春节的脚步也近了。然而,在救灾高峰期之后,从心理到物质,灾民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根据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陈克福11月21日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透露,目前灾区还缺33万床棉被、衣物以及暖炉等各类过冬用品。

此外,最近两个月已公布的7起自杀事件可说明,由于心理障碍引起的自杀风潮已逼近灾区。但包含心理援助,农村灾民所需的基本医疗费用,仍须自行支付,他们并没有这种能力。

为此,总部设于纽约的国际华人医学家心理学家联合会,目前发起“援助川震灾区民众过春节”募款活动。活动网址:http://www.iacmsp.org/index.html

成立于1998年的国际华人医学家心理学家联合会,是美国501(c)(3)非营利学术研究及社会服务机构。从6月至今,已安排4组国际华人心理专家到灾区援助,并在灾区成立了一支100多人的志愿者队伍。2009年1月15日,第5组海外心理援助专家也将再度前往灾区。对于灾区近况,以及近期的灾民自杀潮,多维专访联合会理事长邓明昱博士。访谈摘录如下:

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到灾区为医生、教师提供培训,募款只是附带的工作,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方式。加上明年1月的活动,我已是第4次带领小组前往灾区。我本身也是四川人,感触自然特别深刻。这7个月下来,我一次比一次不乐观。

第一次,是在灾后1个月。因为灾民需要心理诊断,通常是在灾难1个月之后。去了灾区几个大型精神卫生中心,我发现,从认识到诊断,绝大多数中国心理专家,未受过专业训练。直接的影响是误诊,特别像是创伤性应激障碍(PTSD),常被诊断成精神分裂症。两者的治疗方式完全不同。如果被视为精神分裂,不但治疗无效,反而形成患者回到正常社会的障碍。

心理卫生、心理治疗方面的专业人员,中国原本就不多。而且,我们组织的志愿工作者,与其它机构不同,多数来自本地。因为考虑长期,心理重建需要的是当地资源。所以我们组织当地100多名已经有国家执照的心理谘询师,至今定期给予训练,带着他们一起到灾区、一起察房,还包含至今已1年的函授培训,每个月寄去教材,有问题随时向我们反映。

这些志愿者与当地灾民较熟悉,因此是值得依赖的力量。这些人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官方人员,本身就是精神科或心理卫生中心的医生或护士,从事的是他们的本职。另一批是心理谘询师,不具备医学专业,很多属于教育、心理学背景,多数担任义工。后者的工作比较艰苦,多数在如绵阳、北川、安县等偏远的重灾区。我们在这些地方设点,他们利用周末去当义工。

至于培训工作,前几次主要针对心理卫生、谘询、治疗的专业人员。明年1月将有所改变,针对的是普通的医生、老师。因为灾民出现心理问题,第一时间不会找心理、精神科医生。如果到了医院,首先一定找内科、急诊科,或是初级卫生保健人员、家庭医生。至于学生,可能先找辅导老师。因此,这些人必须有能力辨认出精神疾病,立刻转介至相关医院。

由于灾区许多医院、心理援助大队的领队,都是我过去大学同学。我写了一份报告给绵阳市卫生局,透过市卫生局、教育局,派基层的医生、教师参加培训,由绵阳的四川人民医院提供教室。

我在中国属于临床心理学先驱,第一批研究医学心理学。86、87年在北大医学院读研究生时,曾参与多次重大灾难抢救工作。但对于正规的创伤性应激障碍,过去我在中国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

来到美国后,经历911事件,因为参与华人受灾社区的心理谘询,我才真正接受了美国国家级PTSD的相关训练。但隔年回中国就此讲学,却发现许多中国专家依然很难理解创伤性应激障碍。中国灾后心理援助,做为一项系统性的科学研究,至今也尚未建立。

实际上,创伤性应激障碍并非一定要重大灾害才会发生。只不过在灾害中,是大面积地出现。以美国为例,除了911事件、风灾,比除车祸、强暴、抢劫等,凡是危急生命的事件,都有可能出现。事实上,美国发病率最高的是车祸事件。

中国震灾发生后的前1、2个月,可说是全国千军万马地赶赴救援。根据统计,单是心理谘询师,就去了10万人。但缺少专业训练,多数人反而给了灾民二次心理创伤,到了灾区就对一批批小孩照着教科书做,等于一再揭开心理伤口,然后就离开了。

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透过学会在四川的100多位会员,立刻展开事后补救。而且要求,如果外地来的心理谘询师,但无法长时间在当地工作,不应该参与第一线谘询。因为心理谘询是一种长时间的病人与医生关系,这也是我们着重于培训当地人的原因之一。

依照研究趋势,灾区现在正是自杀高潮的开始。我几乎每两天与当地人员通一次电话,他们都很苦恼。目前麻烦的是,因为中国政府对于灾民自杀的新闻,原则上是不报导的。但这样做,反而让大家失去警觉心。

依照国际统计数字,大型灾难后的自杀机率并不高。但这次四川震灾,波及人数过高,基数太大。以政府统计的4千多万人受影响计算,依国际通行的估算,20至 30%可能出现心理障碍。其中又有约10至13%会出现创伤性应激障碍,这就是约200万人。其中又有约3%可能有自杀倾向,等于是28万人。

一般而言,自杀高潮第一波会出现在灾后3个月,第二波出现在半年,然后就是每年纪念日,以及传统节日前后。台湾的921地震,到第3年仍有自杀潮。在四川,现在半年期的高潮正慢慢浮现。与前3个月相较,半年至1年的这段期间,原先参与救灾的年轻战士、消防队员,也开始发病,需要接受心理辅导。但这些人散居各地,再度凸显专业人力不足。

中国目前对自杀数字没有统计,只有个案。而且许多个案没被报导,就算我们知道了也不能说。原本这些消息,以及自杀预防常识,只在协会的论坛刊登。但老百姓不会上这种专业论坛。现在我们在四川的一些网路论坛、博客合作,刊载相关消息。至于偏远地区,也有将自杀预防的要点,印成传单分发,或告示在医务所。

虽然偏远地区的预防宣传工作较不足,但根据我们的调查,因为偏远地区,多数是农民,最关心基本物质需求。某些少数民族,还有自己的传统的宗教治疗方式,反而显得乐天知命。但城市居民要的,不只是一口饭,心理问题反而较严重。城市发生创伤性应激障碍的比例约是10%,比农村高一倍。

现在连物质需求都尚未解决,更别说心理。生理与心理是相关的,生活问题没解决,心理肯定很难受,等于是加重因素。尽管我们是做心理援助,但对生活问题也要综合考虑。所以我们也有社工配合,提供生活援助。比如上次我们去北川附近的一个大型灾民中心,就发现许多基本问题没解决。大家马上捐了钱,从成都买了一卡车的物资。在帐棚学校,也捐助了一些孤儿学生。

8月份离开前,我与当地政府谈过。因为会衍生出社会问题,创伤性应激障碍需要早期发现早期预防。许多人认为这是思想问题,但在医学上这是既定的反应。当时领导还说:“这些心理问题,没关系的。现在先搞物质救援。这些解决了,心理自然就好了。”

通过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我们的材料可以送至中央级的相关部门,但我们不可能与中央产生关系。中央没有积极介入,政府的款项也不可能拨给一个海外团体。目前中央政府给灾区的拨款,真正用于心理援助的只有一笔。还是我们多次透过纽约总领馆的科技参赞,直接向国家科技部写报告,才拨出的心理救灾特别款。但上千万的钱,层层分配,无法立即到达基层,再急也没用。

我多次到灾区,发现救援刚开始的高昂热情,已慢慢退去。现在许多人似乎已经麻木了,认为事不关己。与灾后2、3个月相比,各级政府的支持力度,虽然仍旧很大。但各级基层干部说假话、报假材料的情形,却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每次到灾区,都不听任何简报,直接到第一线找灾民了解情况。这些,都是灾民最常反应的问题。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写成报告,向各级部门反应。但反应得不到回应,灾民的态度也越来越消极,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像1个月前,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受国务院委托,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说明包含灾区学生死亡、灾民自杀等问题。他说现在四川多数人的心态是好的,但讲的多数是口号,而且也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心理援助是非常长期的工作。比如唐山大地震,当时没有心理援助工作。76年至今,唐山的几所精神病院,仍有许多后遗症。因为这些有心理障碍的灾区儿童,或是灾民的下一代,外来都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家庭、社会问题,所以应该要继续下去。

目前我们与中国心理卫生组织,包含中国心理研究所都有共识,5年计画只是个开始,每5年一个阶段,长期计画是20年。这些,学者提供研究成果、资料都没问题。问题在于经费,因为不可能有做20年的志愿者。比如我们的一位成员,是河北的心理谘询师,目前人在都江堰。地震第2天,他就在北京发起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号召了2千多人到灾区。但现在,只剩他1人。河北的工作无法继续,连房租都要自己付。

我们没能力做大范围的工作。现在得到北川县、绵阳的支持,只是将北川县做为一个点。明年1月的培训,北川县同意县级的医生、护士派代表参加,每个乡都来一个初级卫生保健人员。但这些人参加培训,吃住都要靠政府出钱。但这起码是个好的开始,希望能依此模式推广。我们以前有过很理想的计画,比如在灾区全员筛选,隔一个乡建一个监测点,形成3级管理网线等。由于没经费,根本不可能实现。现在只能说:能落实一个乡,就做一个乡了。

我曾给比尔盖兹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写了详细的报告,希望争取经费,但现在都没还有准确的答复。所以这次我先在美国发起帮助灾民过春节的募款活动,目前也正与央视联络,筹备晚会。希望在这个特别的节日,能再唤起大家对四川灾民的注意。

2008年7月11日 星期五

NYTimes : Voice Seeking Answers for Parents About a School Collapse Is Silenced



Diego Azubel/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Relatives and loved ones of the children who died in a school
collapse after the May 12 earthquake staged a protest on June 1 in Mianzhu,
China.


Shiho Fukad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Protesting parents in Mianzhu clashed with
the police on May 25. There is no official death toll for students.

By JAKE HOOKER
Published: July 11,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07/11/world/asia/11china.html?pagewanted=1&_r=1&hp

BEIJING — Three weeks after the earthquake in Sichuan Province, five bereaved fathers whose children died in collapsed schools sought help from a local human rights activist named Huang Qi.
The fathers visited Mr. Huang at the Tianwang Human Rights Center, an informal advocacy organization in the provincial capital of Chengdu, where he worked and lived. They told him how the four-story Dongqi Middle School had crumbled in an instant, burying their children alive.

Mr. Huang soon posted an article on his center’s Web site, 64tianwang.com, describing their demands. They wanted compensation,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chools’ construction and for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building’s collapse to be held accountable — if there indeed was negligence.

A week later, plainclothes officers intercepted Mr. Huang on the street outside his home and stuffed him into a car. The police have informed his wife and mother that they are holding him on suspicion of illegally possessing state secrets.

“They’ve been using this method for a long time,” said Zhang Jianping, a contributor to the Web site who has known Mr. Huang since 2005. Nobody knows the grounds for his arrest, but many people have the same idea. Mr. Zhang said, “It may be because the schools collapsed, and so many children died.”

In the days after the earthquake, the authorities allowed reporters and volunteers to travel freely in the disaster zone. Some commentators even saw the dawning of a Chinese glasnost. In an interview with National Public Radio that aired in May, Mr. Huang said he believed that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China had greatly improved.

“He actually thought things were head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said John Kamm, who is pressing for Mr. Huang’s release and is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Dui Hua Foundation, which has helped free prominent Chinese political prisoners. “That’s one of the tragedies of his detention.”

A volunteer at the Tianwang center, Pu Fei, 27, was detained minutes after Mr. Huang. He said that the officers who interrogated him demanded that he hand over the password needed to post information on their Web site. They also wanted to know whom Mr. Huang had met and where he had gone in the disaster zone. Mr. Pu was detained in a hotel for two weeks and then released.

Mr. Pu and other volunteers said the authorities might have singled out Mr. Huang because he disseminated information about parents whose children had died in collapsed schools — a group whose protests began to snowball into something like a movement in early June.

There is no official figure on how many children died in schools during the powerful May 12 earthquake. Seven thousand schoolrooms collapsed, according to Chinese government estimates. Thousands of students may have died, if not more, leaving behind bereft parents looking for answers.

During the brief period of openness in late May and early June, parents marched with photos of their children and gathered at the wreckage of schools to hold memorial services. They held sit-ins outside government buildings. In one town, the top Communist Party leader got down on his knees and begged parents to stop a march, but they refused.

But with the Olympic Games in Beijing approaching, the issue increasingly looked like a time bomb for the authorities, and they scurried to defuse it.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banned coverage of destroyed schools in the domestic press. Paramilitary police officers blocked foreign reporters from demonstrations. Activists who tried to gather and publish information about school construction were detained.

On June 2, The Sichuan Economic Daily published an article saying that substandard construction methods contributed to the deaths of 82 students at a middle school in Yinghua Township. Afterward, an editor at the paper said, two reporters and an editor who worked on that article were fired.

Two fathers of children killed in schools said in separate interviews that officials had told them public gatherings and petitioning the government were no longer permitted. Zeng Hongling, a local crusader who wrote three articles lashing out at the government’s earthquake response, was detained on suspicion of inciting subversion,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 group based in Hong Kong.

Mr. Huang, who was detained on June 10, has not yet been formally charged with any crime. But if he is convicted on the murky charge of holding state secrets, it will not be his first time being jailed for a political crime.

In 1998, he and his wife, Zeng Li, founded the Tianwang Center for Missing Persons, an organization that focused on cases of human trafficking. Its name later changed to Tianwang Human Rights Center as its mission expanded.

In 1999, she and Mr. Huang helped the police rescue seven girls who had been sold into prostitution. The case gained the Tianwang center favorable attention in the state-run news media.

Mr. Huang also exposed a racket through which thousands of migrant workers sent to work on ocean-going fishing boats had been forced to pay for mandatory appendectomies at a government-run clinic. He published an article on his Web site. His wife said that Mr. Huang’s report stepped on the toes of high-ranking local officials who profited from the arrangement.

Mr. Huang continued to post articles about other taboo topics.

In March 2000, he wrote about a practitioner of the banned spiritual group Falun Gong who was beaten to death in police custody. The Chengdu police shut down his Web site days later, so Mr. Huang moved its content to a server in the United States.

Later that year, he posted an account of a 15-year-old boy who was detained in Chengdu during the 1989 pro-democracy demonstrations in Beijing. The boy later died in police custody.

The police arrested Mr. Huang shortly thereafter. He was held for an extended period without trial, and he was ultimately convicted on charges of inciting subversion and was sentenced to five years in prison. Ms. Zeng, who has lived apart from Mr. Huang since 2006, said the experience changed him.

“When he came out, you could see scars on his head,” she said. “He became irritable, and he would forget things.”

To the surprise of some friends, Mr. Huang took up where he had left off when he got out of prison. He revived his dormant Web site, found citizen journalists throughout China to contribute articles and resumed his role as an activist. “He started helping petitioners — people who had been harmed, people whose homes has been demolished, people whose rights had been abused,” Ms. Zeng said.

State security agents watched him, Ms. Zeng said, but they did not interfere with his work.

Then the earthquake hit, and foreign reporters flooded the devastated towns. Mr. Huang knew the terrain of Sichuan well and did his best to help. He accepted interviews with the foreign press. He and his volunteers rented a truck and handed out bottled water, instant noodles and crackers to refugees. In June, he helped reporters from a British television channel contact parents whose children had been killed in schools destroyed by the earthquake. And he began acting as a clearinghouse of information for reporters.

Mr. Huang kept in touch with the five fathers whose children had died at Dongqi Middle School. They joined a group of experts to investigate the wreckage for clues as to why the building crumbled. Mr. Huang posted a short article on his Web site saying that, according to the experts, the school was structurally unsafe.

It was one of his last postings before his detention. Mr. Huang’s lawyers and family said that the Chengdu police have denied their requests to meet with him on the grounds that his case involves state secrets. Officers with the Wuhou District Public Security Bureau declined to comment, saying they were not authorized to speak with the media.

A conviction for the crime of possessing state secrets can carry up to three years in prison.

It is unclear whether the pressure to arrest him came from central authorities in Beijing or from local officials, who regarded his criticism of the collapsed schools as threatening. Mr. Pu said that some of the officers who interrogated him spoke with a northern Beijing accent, which is unusual in Sichuan, an area with a strong dialect.



Huang Qi, a human rights activist, was detained on June 10.

2008年7月2日 星期三

那我们来宣传猪刚鬣吧

不许宣传猪坚强猪刚强








接到ZX通知

不许炒作猪坚强(36天生还的猪),更不许炒作比猪坚强更坚强的猪刚强(映秀49天生还的猪)

2008年7月1日 星期二

揭发别有用心一枚

就在黔南发生群体突发事件的第三天,人民日报刊登这样的文章,当属别有用心。

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是:通过所谓“总书记指示1小时内传遍全国”暗示今日海内一切事端均由今上负责,从而引导人民把不满情绪指向今上。这样的伎俩,十九年前赵摄政会见戈大汗的时候就用过,他居然在京畿骚动举国愤怒的时候说:一切都由太宗决定,太宗是总设计师……幸好太宗明察秋毫,拒绝了这顶冠冕(虽然三年后又高高兴兴地加冕了,但此一时彼一时……),挫败了赵摄政不可告人的阴谋企图。

现在,人民日报在这样的时机刊登这样的文章,故技重施,是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不是无心插柳,而是有意插柳,不是不合时宜,而是很“合时宜”。这充分表明,国际反华势力对我朝喉舌的渗透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署名“梁衡”,寓意“反衡量”——我们常说,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会衡量轻重缓急,老百姓称得出谁是青天谁是酷吏,老百姓最懂得区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老百姓最明白“党的主流是好的、中央是好的、皇上英明”的深刻哲学内涵,老百姓最会在明君贤相和贪官污吏之间衡量轻重,最会在维护和谐稳定大好局面和惩治一小撮害群之马之间衡量缓急,可是,这个“梁衡”,对老百姓心中的秤怀有切齿的仇恨,必欲反其道而行之,必欲先除之而后快。“梁衡”反对衡量,无非是想把水搅浑,把饭煮糊,绑架全党,绑架中央,绑架今上。居心何其毒哉?

这个“梁衡”,还借题发挥,表面上批判西方的人权观,暗地里却夹带私货,趁机贩售什么“谣言止于透明,偏见化于诚恳”的货色,同西方所谓新闻自由媒体公开的论调一唱一和,好不热闹,完全暴露了其作为西方反华势力第五纵队的狐狸尾巴——难道这位“梁衡”不知道朝廷已经切断了瓮安全县的民用电话线了吗?如此这般,公然和中央精神背道而驰,大唱其反调,不正说明其蓄意颠覆的本质吗?事实证明,“梁衡”是继达莱以后,最近跳出的又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虾可忍,蟹不可忍!我们全国上下要用三表荣耻河蟹牌科学发情观武装头脑,擦亮眼睛,统一认识,学习河蟹精神,揣着战无不黄的蟹黄,举起暴力的蟹钳,又黄又暴力地和狼群作殊死的斗争。

必须深入查处人民日报,必须坚决揪出“梁衡”第五纵队及其背后的黑手!


总书记指示1小时内传遍全国 地震教我们怎样说话

2008年06月30日 09:09:24  来源:人民日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um/2008-06/30/content_8464780.htm

“5·12”汶川大地震后,国内外只有一个呼声:抗震救灾。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各种报道,传递灾情也汇聚人心,让中华民族在灾难面前众志成城、万众一心。

舆论是比军事、经济等一切硬实力还重要的软实力。俗话说众口难调,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又百口莫辩,任你怎样解释,人家总是不信。但有一样东西不会有争议,这就是事实,用事实说话,用真诚说话。抗震救灾,检验了我们的经济实力、组织能力,也检验了我们的说话能力、把握舆论的能力。

这次汶川大地震,震后不到1小时,糊绵踌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随电波传遍全国;震后不到两小时,瘟痂鸨总理乘飞机赶赴灾区。当日就近调帐篷5000顶,10天后又在全国再增调90万顶。救援队水、陆、空并进,3天内,来自数千里外不同方向的,挂着北京、广州、青岛、沈阳等不同牌子的白色救护车,已按划定分工出现在灾区各县、各镇。这时无论是灾区群众,还是全国人民,只有一句话:政府效率高,政府想着百姓。

什么是政治?国家、民族的全体大事就是政治,这些日子救灾是最大的事,就是政治。儒家的思想“民为邦本”,孙中山说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毛主席说“站在最大多数人一边”,不管是哪一个时代,能给老百姓办事就站得住脚。这是人类长期积累的共同政治文明。全国人民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既是对灾区的支援,也是对党和政府的致敬。

信息公开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表现。这次救灾工作及其报道,最大的特点就是透明。地震突发后,相关部门每天都召开新闻发布会,电视台24小时滚动报道,各媒体都有记者深入灾区和后方实时播报。一时,人们的脑子里只有两个概念,一是灾难,百年不遇的大难;二是救灾,一刻不停地救灾。事实的透明带来思想的统一。

这场救灾检验出了我们的两个进步,一是政治进步,政府有力,报道及时,欢迎监督,每一笔资金、每一项物资都可跟踪调查。二是科技进步,通讯、电话、网络提供了全程、全方位的服务和监督。或捐赠救灾、寻找震后亲友;或监督举报都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记者问及有救灾帐篷流向市面,怎么解释。民政部立即答应查办。谣言止于信息公开。这样,小道消息还有什么市场?

过去西方媒体最喜欢做的文章就是中国的人权。我们常对他们说,最大的人权是生存权。当中央一再强调“一线希望,百倍努力”,当连续3天为死难者下半旗致哀,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政府是怎样尊重生命。谣言止于透明,偏见化于诚恳。诚恳再加事实,总会获得理解,总能沟通。(梁 衡)

2008年6月17日 星期二

抗震救灾英雄少年开评

钱烈宪 @ 2008-6-17 16:49:31 阅读(1769) 引用通告 分类: 广目多闻
http://www.bullog.cn/blogs/qianliexian/archives/148754.aspx

关于开展"抗震救灾英雄少年"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

文明办〔2008〕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教育厅(局)、团委: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为充分反映灾区少年儿童在抗震救灾中所表现出的临危不惧、勇于救人的高尚品质,用他们的感人事迹激励广大未成年人奋发向上、健康成长,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团中央决定开展“抗震救灾英雄少年”评选表彰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时间

2008年6月6日至6月29日。

二、评选对象

四川、甘肃、陕西、重庆4个省(市)地震灾区高三年级以下的未成年人。

三、评选标准

在地震灾害中沉着镇定,临危不惧,勇于救人,事迹突出。

四、评选步骤

1、成立组织机构

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团中央成立全国“抗震救灾英雄少年”评选活动组委会。组委会主任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央文明办主任担任,副主任由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团中央各一位领导同志担任。组委会办公室设在中央文明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组,负责评选活动的日常工作。组委会下设评选委员会,由主办单位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和新闻界人士组成。四川、甘肃、陕西、重庆4个省(市)成立由文明办牵头,教育、共青团参加的评选活动组委会。

2、发动群众推荐

6月6日至12日,各地广泛发动群众推荐。四川、甘肃、陕西、重庆4个省(市)的群众,既可以向当地活动组委会推荐,也可以向全国活动组委会推荐;其它省(区、市)群众直接向全国活动组委会推荐。群众推荐既可以通过网络,也可以通过电话、传真等方式。全国活动组委会和四川、甘肃、陕西、重庆4个省(市)活动组委会向社会公布接受群众推荐的专用电子邮箱和传真电话(全国活动组委会电子邮箱:shaonianwmb@163.com,传真电话:010- 63095186),群众推荐截止日期为2008年6月11日。各地群众向全国活动组委会推荐的人选,由全国活动组委会反馈给被推荐人所在省(市)活动组委会。四川、甘肃、陕西、重庆4个省(市)受灾地区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学校、社区、村镇等组织,直接向所在省(市)活动组委会或文明办、教育厅(局)、团委推荐。其它省(区、市)原则上不以组织名义进行推荐,如确有必要可直接推荐给全国活动组委会。

3、审核上报

四川、甘肃、陕西、重庆4个省(市)活动组委会要对群众推荐和组织推荐的人选严格审核把关,经报省(市)文明委审定后,于6月13日前上报全国活动组委会办公室,每位推荐人选附500字左右的事迹材料和一张2寸免冠照片。

4、确定候选人

6月15日,全国活动组委会根据推荐情况,由评选委员会从中确定50名左右的“抗震救灾英雄少年”候选人。

5、发布事迹、群众投票

6月16日,全国活动组委会将候选人的主要事迹和照片在中央和地方主要报纸、行业报、都市类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站发布,公布网络投票和手机投票方式。6月16日至21日,请群众通过网络、手机短信进行投票。

6、确定表彰名单

6月23日,全国活动组委会根据群众投票情况和评选委员会意见进行综合评定后,确定“抗震救灾英雄少年”和提名奖获得者名单,报中央领导同志审定。

五、表彰奖励

1、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团中央做出《关于表彰“抗震救灾英雄少年”的决定》并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广大青少年向他们学习。表彰通知和名单在中央和地方主要报纸、行业报、都市类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站公布。

2、主办单位向“抗震救灾英雄少年”和提名奖获得者颁发获奖证书和奖章。

3、6月底,主办单位在中央电视台举办“抗震救灾英雄少年”特别节目,请中央领导同志为获奖者颁奖。

六、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地要充分认识开展评选表彰“抗震救灾英雄少年”活动的重要意义,把评选表彰“抗震救灾英雄少年”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工作,作为服务抗震救灾工作的实际举措,作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抓手,切实加强领导,集中力量,全力以赴地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

2、精心组织,周密安排。这次评选表彰活动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各地要认真研究,做出具体细致的工作计划和安排,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完成。四川、甘肃、陕西、重庆4个省(市)要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推荐评选的基础上,组织人员直接深入灾区群众和参与抗震救灾工作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公安消防干警、医护人员、志愿者和广大新闻工作者当中,了解情况,发现典型,真正把灾区少年儿童的感人事迹挖掘出来、总结出来。其它省(区、市)要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发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踊跃参与,努力扩大参与面,使评选表彰的过程变成学习宣传“抗震救灾英雄少年”先进事迹和优秀品德的过程,变成广大青少年自觉参与、自我教育的过程。

3、加强宣传,营造氛围。要把宣传贯穿评选表彰活动始终。中央和地方主要报纸、行业报、都市类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站要全面介入、全程参与,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各级各类媒体要开辟专版专题专栏,集中推出一批“抗震救灾英雄少年”先进典型,大力宣传灾区少年儿童在地震灾害中所表现出的沉着镇定、临危不惧、勇于救人的感人事迹和优秀品德,宣传社会各界对评选表彰活动的热烈反响和积极评价,宣传评选表彰活动的进展情况和产生的效果,使英雄少年的先进事迹广为人知、深入人心,在广大青少年中形成学习先进、崇尚先进、追求先进的浓厚氛围。

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

2008年6月5日

2008年6月7日 星期六

“忠信仁义”的手迹

同情心是万恶之源。
把同情心、恻隐之心、“血性”之类动物本能当作道德,甚至当作善的根源,当作考核他人“良心”的指标,是动物世界般的不文明古国的专利。看样子“文革”还会来,不过得等教会垮了后。



特稿:“不捐款的,希望他们辞职”

多维社记者蒋绍峰编译报导

美国麦克拉齐报6月6日发表的文章指出,在一些公司里,老板们已经把捐款雇员和捐款数额都列了出来,并张榜公布。可见施加的压力是极高的。

深圳神舟电脑公司(Hasee)董事长吴海军(音译)已向公司1%未捐款的雇员发出一份通告,称他们是“冷血”,“我们希望他们从公司滚蛋。”

文章指出,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在四川发生大地震后,都慷慨解囊,自愿捐款。到目前为止,中国已从国内外收到63亿美元的救济捐款。同时,还有数以万计的志愿者涌进灾区提供援助,另有数百万人参加了这场前所未有的救援行动。

单位组织捐款

一些社会科学家已把这种现象描绘成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称这显示出个人同情和慷慨给予都得到提升。

“对公民社会而言,这是个好消息。人们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清华大学公共政策和管理学院学者贾西津(音译)说。

麦克拉齐报说,不过,针对一些公司管理层和级别较低的政府官员纷纷要求捐款的热情,已经引发了不少的抱怨。在展示慷慨方面所感受到的压力,已让一些在华外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害怕,如果他们不被视为慷慨捐款的模范,就有可能成为遭到抵制的目标。

甚至一些驻华外交官也透露,中国外交部正为救灾捐款向他们施加压力。一位欧洲外交官指出,很明显,中国一直都在“评比”每个国家都捐出多少。

文章称,前文提到的深圳神舟电脑董事长吴海军的“滚蛋”言论 ,已在互联网上引起一片欢呼声,但也遭到一些网友的质疑。多维社检索到吴海军5月17日向全体雇员发布的“亲笔指令”:

“需要张榜公布,忠信仁义是我司的企业文化,在这次抗震救灾的行动中,99%的员工体现了爱心,符合公司的文化,但还有1%的冷血混在我司,对他们我们不去指责,但希望他们离职,我们公司不需要这样的员工。另外虽然捐了点小款,但又心有不甘背后议论废话一堆的人渣,也请一并滚蛋。”

吴海军的言论受到大部分网友的赞赏,甚至网上出现了“买神州电脑,力挺吴海军”的“口号”。但也有人发出了疑惑的声音:“这样让员工离职,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

有评论文章指出,因员工没有捐款或者少捐款,就想将他们“扫地出门”,做法很有魄力、血性,但细细思量,吴海军不免存有“民为轻,我为重”的想法。“不向灾区捐款,就从我的公司滚蛋!”表明企业主对员工动辄颐指气使,不体谅、不尊重劳动者的基本权益。

质疑者称,救灾捐助是自愿,不是义务,更不是赋税。每个人捐多捐少要量力而行、因人而宜,1%的员工为什么不捐款或者少捐款,他们的真实思想和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恐怕吴海军自己也不清楚。

评论文章还说,不在公司捐款不等同于没捐款。捐款的地方很多,除了公司外,还有各地红十字会定点的募捐点、社区点等。在公司组织捐款前,有些员工们可能已经捐钱了,能说他冷血吗?

麦克拉齐报发自北京的报导指出,为救援灾区捐出的大量现金,也促使一些网民公开发表评论,要确保这些救灾款运用得当。作为回应,北京已承诺增加透明度,但审查官员已开始删除网上有关质疑救灾款去向的文章,并警告媒体编辑离这个主题远点。

紧急装运救灾物资

文章引述中国官方通讯社的消息说,国家审计署6月5日宣布,已部署6000多名审计人员正在对救灾款物展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审计行动,以防止私人救济团体“隐藏、滞留或挪用”救灾款物。

审计署社会保障审计司司长王中信说,“确保所收到的每一分钱都被适当利用是一个挑战。”王中信还表示,目前的系统无法妥善处理好这笔巨额捐款。

王中信坦言,5月20日之前,由于当时抗震救灾的重点是抢险救人,在突发状态下,有关部门在救灾款物的管理上相对于后期来说不够规范,物资的分发确实比较混乱,比如捐赠物资没有登记,领取物资没有收据等等,但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一情况直到5月20日之后才得以改变。

文章指出,大部分救灾物资都是通过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并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中国红十字会这个渠道。中国红十字会已公布共收到5.7亿美元的救灾款。

南加州侨领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

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海京对麦克拉齐报说,“我们已在报纸上公开了我们所收到的捐款,我们的网站也每天都在更新捐款数额。”王海京还补充说,中国红十字会几乎每天就收到“10张捐款支票”。

针对中国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和私营公司以及政府机构从雇员中所筹集到的救灾资金,要有一个更加严格的交代。清华大学公共政策和管理学院学者贾西津说,雇员可能会对公司筹集的救灾款如何被使用有着合法的担忧。

贾西津说,“那些捐了款的人并不知道钱最后去了哪里。”贾西津强调,中国需要“一个独立的社会审计机构”,以确保私人公司和非营利团体正在筹集的救灾得到妥善处理。

“但仅靠政府审计这种单一的途径,还不够。”贾西津说。在国外对慈善组织的监督也不是靠单一的一个部门,一定会有多元的监督,这样才可能相互之间构成一个验证、构成一个制约和平衡。

比如说有没有民间独立的评估机构?有没有足够的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的途径、公众问责的途径,还有一些细则,比如公众发票的管理,是不是每一笔资金都有一个票据?

奔赴灾区的志愿者

“所以,我觉得在一些细节的小的程序上面,甚至一些技术手段的改进,特别是网络,完全可以从技术层面上更多地引进公众监督,再逐渐地发展出独立的社会监督部门,比如独立的社会审计机构,再加上政府的监管,会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组织的运行更制度化,”贾西津说。

不过,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担任副教授同时也NGO(非政府组织)研究所担任副所长的贾西津还指出,共产党一直对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存有戒心,如果让这些组织在救灾扮演一定的角色,可能会对这个一党执政的国家提供一个抗衡。

文章最后指出,中共领导人已对早前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发生的政治事件感到担忧。这两个国家的民间团体在推翻专制政权领导人时,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政府对此是有点担心,”贾西津说。“过去的传统方式是,人们通过自己的单位或党组织来参与(救援)。”而现在,非政府组织正在站出来满足这个社会需要。

2008年6月6日 星期五

祖国万死,河南惊现反华媒体



祖国万死?当局彻查河南日报严重政治错误事件

联合报

联合报报道称,河南省委办的河南日报最近出现重大差错,六页边距栏时评「最凝聚人心的时刻」一文,出现「祖国万死」字眼的严重政治错误事件,当局已在彻查。

「祖国万死」应该是「祖国万岁」的误写,应该是一个技术失误,造成差错的原因很可能是拼音输入时,漏打了后面的词条,导致原本的万岁变成了万死。但因河南日报是党报,且报纸本就应该层层把关,出现这样的敏感失误。省宣传部正在调查相关人员责任。

2008年5月31日 星期六

上海媒体面子攸关,赈灾捐款明争暗斗

《亚洲周刊》/四川汶川地震后,中国各地的捐款向灾区蜂拥而至。在中国,捐款多少,何时捐款,透过什么渠道捐款,都是颇有学问,颇为讲究的。这次上海三大媒体集团在捐款问题上,更出现了一番明争暗斗。

五月十八日,中xuan部等七部委联合举办《爱的奉献——二零零八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这是中gong执政以来宣传文化界最大规模的一次义演募捐活动,总共募款十五亿元人民币(折合约二亿一千五百万美元)。凡捐款人民币五百万元就能上台亮相,上海有三家媒体集团参与募捐,捐款额是由市委宣传部统筹协调,结果指定文广集团上台,解放集团、文新集团各捐人民币三百万元。解放集团是集团一号人物赴京参加募捐活动,而文新集团则派出第三号人物赴京。在现场,解放集团临阵将捐款额增加到人民币六百五十五万元,于是出人意料地上台亮相,文新集团依然不折不扣执行宣传部的原标准,最终只能单独留在台下。解放集团把老对手耍了一把,有人说‘解放很怀很狡猾,文新很傻很天真’。

其实捐的钱都是国有资产,解放集团多捐了,市委宣传部也不会因此而批评,可惜文新没有想通透,一时也只能作罢;回到上海,越想心里越不平,翌日将捐款额增加到人民币七百万元,在五月十九日的《新民晚报》A十六版刊登了全版广告:‘默默奉献,大爱无言’。人们不解的是:既然是‘默默’又是‘无言’,为何又登广告表白,唯恐别人不知道,分明是要挽回面子。据悉,那增加的捐款中,主要是从十周年庆的经费中扣下一部分,再从员工奖金中扣除人民币一百万元。员工对此忿忿不平:这不是搞‘强制捐款’吗?奖金是员工的,集团领导没权代为处置。看来文新集团在应急事件处理上,在善后事宜的补救上,与解放集团都差了一个档次,还需要‘好好学习’。

奇文,关于“文物”

光明日报:文物虽毁 文脉不绝

  汶川大地震不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家园被毁,许多文物古迹也深受重创。据不完全统计,汶川大地震已经造成四川省境内6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119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遭受损失,都江堰、青城山等著名文化景区许多古建筑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彭州领报修院、姜维城古遗址等也未能幸免。


  在都江堰采访时,笔者曾亲眼目睹震后的二王庙:山门被震毁,青瓦全部从房顶跌落,只剩下饭后鱼骨一样的房梁和屋椽;泥石流挟裹着树枝和败草冲到山下,把寺庙里的房屋彻底掩埋。很难想象,这是怎样一场灾难让经历数百年风霜不倒的古迹顷刻间淹没;也很难承受,这些文物古迹曾经承载了无数人的心愿和寄托。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喜欢讲天人合一,为了表达与自然的亲近,人们总把最有文化内涵的建筑建在高山之巅或大川之畔。在青城山上、都江堰边和峨嵋山顶,我们都能看到许多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但人们越是亲近自然,越容易受到自然的伤害。许多文物、古建由于年代久远,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本就不足,加上位置多在高山深谷,更难以抵挡此次地震和泥石流。

  其实,几千年来,不仅中华文化历经劫难,见证种种劫难的许多文化遗址也早已伤痕累累。例如,被誉为“中国古代五大桥梁”之一的都江堰安澜索桥虽然建于宋前,但明末就已毁于战火,重修之后在1933年又因地震被毁;为纪念李冰父子而修建的二王庙明末毁于战乱,清朝重修,民国时期又毁于大火,再次重建后又在此次地震中被毁坏。

  建而被毁,毁而重建,自然总以其无情的力量摧毁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总是破坏人们对更高层次精神生活的追求,但中华民族并没有屈服,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也从未因此断绝。

  上溯三千年,在川西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曾和中原文化一起盛极一时,也曾创造出青铜文化和金玉文化两个高峰。后来,虽然因洪水或者战争等原因被毁,但文化生生不息的力量仍在,文化的基因仍在,至今仍熠熠生辉、泽被后人。

  自然无情,生命顽强。这种顽强不仅是精神上的,更应是行动上的。通过这次地震,我们应该更加认识到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今后,我们要在古建保护中建立容灾机制,时刻考虑灾害发生的可能;另外,除了对已有文物进行加固外,还可考虑通过“文物代管”等方式,将可移动的珍贵文物集中管理以实施有效保护。

  地震虽然毁坏了一些珍贵的文物,但却没有毁灭我中华文化坚韧不屈的精神,更没有毁灭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力量。只要我们的人还在,只要我们的文化还在,桥断了可以修,房倒了可以建。精神不死,文脉永存,这些遗迹所代表的文化仍可历经劫难,生生不息。(周龙)

(中新网)

2008年5月25日 星期日

同济发了

同济大学专家:房屋朝向影响抗震度

此次地震中,部分学校校舍倒塌严重,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的灾后重建专家组成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成都灾区灾后安置规划“总规划师”吴志强看来,“伪现代建筑”和农村中没有规划的建筑尤其是学校塌得最厉害。

“我前几天在成都灾区考察时,一幕幕的景象让我揪心”。5月18日,以吴志强为代表的同济6位规划专家作为先遣队赶赴灾区,与建设部、四川省建设厅有关领导商谈承接灾后安置规划任务事宜,根据国家统一安排,同济大学将为成都灾区都江堰市、彭州市、崇州市和大邑县4个市县40多个乡镇的灾后安置做规划。

吴志强说,虽是过渡期的安置,但规划考虑比较周全,尤其重要的是,绝对不能建在地质断裂带上。从现场勘测的情况看,断裂带不仅仅是一条,而是一群。这在之后的临时安置房以及永久安置房选址的时候都会充分考虑。

吴志强还强调,在规划的时候充分考虑地震的震向,即地震发生以后,导致房屋震动的方向。按照吴志强的说法,以板式结构为例,板式方向与断裂带走向垂直的话,至少可以提高3度。“我们虽然不能精确预报地震发生的时间和地震的强度,但是,知道了断裂带的走向以后,一旦发生地震,地震波的传递方向所导致房屋晃动的方向,还是具有规律的。”吴志强认为,这次地震发生以后,一些房屋为什么能够屹立不倒,虽然也受到一定破坏,其原因就在于房屋朝向上有“奥妙”。

吴志强教授谈起自己在灾区的亲眼所见时说,一些房子砖头上面架预制板,没有圈梁。地震来了,砖头、预制板没有张力,只有压力,砸下来压死人。圈梁就像房子的腰带,把房子箍了起来。房子4面墙接头的地方,圈梁里的钢筋必须有一定长度的搭接,他发现,一些倒塌的房屋圈梁内的钢筋居然没有搭接。“有一处房子,一层有圈梁,没倒;二层有圈梁,没倒;三层圈梁圈了一半,没圈的那一半,坍塌了。”

在彭州市这个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的县级市,全市没有一所学校、一家医院的房屋在地震中倒塌,死亡的3个学生是在操场上被飞来的瓦片、砖头击中。吴志强举例说,自己在彭州市看到一所一所学校,墙上挂的科学家像都45度倾斜了,但学校的房子却没有倒。

同样是现代建筑,城市的房屋受损比农村少。原因是城市中经过规划、按规范建造的房子比农村多。而在农村和一些县市的城郊结合部,近一两年建的新房,包括了学校的所谓新教学楼,在地震中却纷纷倒塌。

这些房子,仅仅仿照现代建筑的样子,没有按照现代建筑章法建造,成了害死人的“伪现代建筑”。“最近几年中,作为新农村建设起来的一批房子,仅仅一两年,全塌了。很可惜。”吴志强很心痛地表示。

吴志强发现,房屋倒塌和震向密切相关。震向为东北-西南走向,房子如果和它同向,随它一起摇晃,受损严重。而房屋走向和震向垂直的话,损伤明显小得多。“今后,在重建规划中,一定要考虑这个因素。房屋走向和震向交叉,抗震能力可提高3度。”

在一些倒塌的学校前,每一个规划工作者在地震面前都有一种触及灵魂的感悟:规划好,是人民生命财产的保护者,规划不好,是人民生命财产的破坏者。“我们学院叫城市规划学院,看来以后要改成城乡规划学院,城市需要规划,农村同样需要规划。”吴志强说。[大一时,当时的院长陈秉昭给新生开会。一个同学问:“为什么只有城市规划,没有农村规划?”陈院长说:“这是个好问题。”其实这是概念问题。“城市规划”是urbanisme,直译是“城市主义”。所谓“农村规划”,其实也只能是“urbanisme城市主义”(城市规划)的,理想的农村应该同urbain城市采取一样标准。所以并不存在单独的“农村规划”,更谈不上“城乡规划”。但中文里“城市规划”一词可以理解为对城市的规划,好像不顾农村的,那就拧了。]

同济的规划专家表示,灾后重建和安置将会严格按照规范来,只抄袭了所谓的西方理念却完全没有按照建筑工艺规范、没有标准梁柱结构的“伪现代化”的房屋将不可能再出现。(韩晓蓉)
( 新华网 )

2008年5月23日 星期五

涉嫌侵吞救灾物资 罗江一基地管理员被拘

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

“5·12”大地震发生后,德阳市立即启动应急物资采购预案,并加强对抗震救灾资金和物资的管理和监督,对违反规定的人员严肃处理。21日,一名因涉嫌侵吞救灾物资的人员被警方刑事拘留。

在德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德阳市纪委通报了一起涉嫌侵吞救灾物资的典型案件。据介绍,5月21日下午,罗江县公安局万安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人将救灾物品放在万安镇老北街靠西街口的一个门市里。警方接报后立即调查。罗江县委紧急召开常委会,要求严肃处理。当晚,这名涉嫌侵吞救灾物资的某训练基地聘用管理员王亚栋被警方刑事拘留。

新闻发布会上,德阳市政府和纪委有关人员还通报了相关情况。德阳市纪委、监察部门在地震后及时建立了群众投诉渠道。到21日,共受理群众投诉143件,通过明察暗访发现问题10件,已查纠135件。这些问题主要涉及物资发放和分配、救灾专用帐篷使用、商品药品涨价、干部履职和工作作风等。经调查核实,一些工作方法和轻微作风方面的问题已得到纠正;涉及物价方面的问题已经会同职能部门加大督查力度;涉及干部作风问题,已就地免职1人,批评教育3人。

对群众最为关心的救灾专用帐篷问题,市县已开始全面清查。对口支援的民政专用帐篷凡未安置重灾区转来的受灾群众的,一律撤除,对来源渠道清楚且确属受灾群众使用,如东汽等受灾企业安置职工的帐篷,已向企业通报情况,要求集中管理。对违规使用的帐篷,一律撤除。截至21日,已责令撤除帐篷10顶,没收帐篷2 顶,全部送往灾区。

本报特派记者高冰洁贾知若廖兴友王仁刚

物资疑遭侵吞惹骚乱,数千川民砸警车

明报/四川地震重灾区之一德阳市前日发生地灾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骚乱,民众当日发现有货车私下向商舖卸下救灾物资,怀疑有人侵吞转卖赈灾物资,数千愤怒的民众包围了运送物资的货车和一家商舖抗议,演变成流血冲突。

愤怒的民众不但痛殴前来现场劝阻的官员,更与数百公安及武警对峙,还砸警车,场面一度失控,一名公安副局长受伤送院。骚乱最终在当局承诺查明真相后才告平息。

据内地互联网消息,在全国哀悼日的第三日,四川重灾区德阳辖下罗江县城,当时一辆货车在一家商舖卸下大批物资,包括火腿肠、八宝粥、即食麵、樽装饮用水等。有居民怀疑这些物资很有可能是救灾物资,在质疑声中,未卸完货的卡车匆匆开走。有民众拨打 110报警,在警员到来后,又有一辆没有牌照的军用吉普车开来,来人向警员示意是县武装部的,同时把卸在店舖门口尚未搬入店内的物资运走,此时民一哄而上,拦住了这辆军车。其后,在民众的口耳相传下,大量居民包围店舖和车辆,情绪激动。军车之后在公安引导下从人群中驶出,而那家商舖则被愤怒的民众围得水泄不通。

自称县武装部车辆搬走物资

据目击者称,现场群情激愤,要求当局交代真相。那家因居民怒骂而被迫关门的商舖又被警察强行开门,在场民众都欢呼鼓掌,而店内的大量物资又激起大家的愤怒。民众痛斥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而店主随后被警方带走。

据目击者指出,那辆军方吉普车后来又开进派出所大门,民众怀疑他们想要销物证,这时愈来愈多民众聚集,有关官员及大批公安都来向民众解释,希望平息事件,但劝说无效,而且大批民一直跟在官员背后,一路上高喊反贪污口号,引来更多的民加入队伍。

与数百警对峙高喊反贪口号

目击者称,游行队伍走至一个十字路口时,一个官员突然遭人殴打,旁边有人大叫「打得好」。场面开始溷乱,其中有人拿起一个酒樽打在公安副局长的右额上,他顿时鲜血直流。有官员在捱打后开始逃跑,但沿途仍遭愤怒的民攻击,现场一片溷乱。后来有数十名警察到场支援,首先就把副局长救出,在他指认了4至5个名行凶者后,警察试图拘人,与民众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演变成溷战。后来,从德阳市开来数车增援的武警,见场面溷乱,亦未敢轻举妄动,只在一旁戒备。一众官员在警察的簇拥下,缓缓地撤至政府大楼。

当夜幕降临时,数千民众将一辆警车砸毁。最后,有官员出面表示,一定查清事件,给民众明确的交代,事件才得以平息,人群逐渐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