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参考，尤其供贵党同志参考

尼泊尔毛主义党领袖普拉昌达对十年人民战争的总结

　　作者：常建刚　何朝荣/《普拉昌达选集》第1卷收入了普拉昌达2006年4月左右的谈话文章《尼泊尔十年人民战争的总结》，当时尼泊尔4月人民大起义正日益高涨，尼共 (毛)夺取全国胜利在望，普拉昌达该谈话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该文涉及尼共(毛)对意识形态、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党和组织等许多重大主题，对了解尼共(毛)基本的思想理论观点有参考意义，现将其主要内容摘译如下。

　　绪论

　　十年深入彻底的人民战争背后肯定有许多重要的主观和客观的因素，但我们党认为，马列毛主义的世界观使我们的政策、计划和纲领建立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和“群众路线”的基础上，这是最重要的。20世纪的历史证明了当革命路线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精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群众路线”一致时，就会取得伟大的胜利；20世纪的历史也证明了当革命偏离上述路线，陷入了“左”的或右的主观主义时，就会遭受严重的失败。在准备人民战争的过程中，我们党甚至在同“左 ”倾教条主义(以同右的偏向作斗争的名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严重发展起来)的偏向进行斗争时，就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群众路线作为出发点。正因为此，尼泊尔人民战争获得了新的动力，达到了新的高度。我的第一个最深感受就是我们能够把社会革命的科学从主观唯心主义下解放出来使人民群众也能掌握，这是尼泊尔人民战争达到如此强度和高度的原因。

　　在具有历史意义的1990年运动之后，从总体上来说，一切革命运动的两极化进程，具体来说就是改良主义和革命路线的两极化进程加剧了。通过运动攫取了权力的主要政治势力不但没有满足人民要求切实变革的渴望，反而同腐败的官员和国王相勾结，不顾一切地把持他们的位置——这就是他们“表现”的所做所为。期待着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广大人民群众对议会政党领导人的不满日益增加，这就导致人民群众围绕民族主义、民主和人民生活等基本问题开展军事斗争的客观基础在不断地发展着。同时，历史性的1990年运动也为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斗争最终分化形成两大派即改良派和革命派创造了有利形势。因此，代表着改良主义和调和主义路线的联合马列在精神领袖莫汉·班德拉的领导下形成了，而在普拉昌达同志的领导下代表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团结中心也诞生了。联合马列鼓吹多党民主，深陷议会道路，而团结中心在团结大会上采取了与尼泊尔具体国情相适应的持久人民战争的路线，它对右的议会主义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进行了深入揭露，走上了准备人民战争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我党揭露了拉马和比什瓦卡尔马及其追随者 ——他们怀着改良主义目的混入了团结中心——的右倾取消主义，并在第一次全国大会上把他们开除出党，全党团结一致地沿着准备人民战争的道路前进。同时，党通过联合人民阵线继续推进着合法的斗争，反对执政的议会政党反国家、反人民的政策和行为。

　　城市的人民运动和农村——主要是尼泊尔西部地区罗尔帕和鲁孔——的阶级斗争为人民战争的发动准备了客观基础。在对国家的具体政治形势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党制定了通过合法和公开的阵线有限地利用第一次议会选举的政策。值得一提的是，那一阶段的议会斗争，在当时尼泊尔的形势下，对于传播和形成党的革命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背景下，党的第三次扩大会议闭幕了。这次扩大会议对我党和尼泊尔人民战争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具体分析尼泊尔社会过去和当前情况的基础上，草拟了人民战争最初的战略和战术。就这样，1996年2月13日发动的历史性的人民战争就与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发展明显融合联系在一起。

　　理论、意识形态、哲学

　　没有鲜明的思想政治路线和坚定的信念，历史上的任何革命运动都不可能前进并取得胜利。尼泊尔人民战争不会，也不可能例外。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把马列毛主义当作一门科学来正确把握是最重要的工作。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它就要求不断的周而复始的坚持、应用和发展。我党一直非常认真地把握住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实行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重要性，它发现真理，又坚持群众路线把真理转变为群众的力量。由于我们的正确理解，我们的运动与真理和群众就密不可分，这样，敌人就不能像对待“恐怖主义”那样小瞧我们，无论他们多么想那样做。在我看来，这是最根本的。在这一思想定位的基础上，我党发展出了能够一个一个打败敌人的政治路线，通过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的合理配合使人民不断取得跨越性的胜利。我们把对敌人的思想政治进攻转变为军事进攻，反之亦然，并保持了两者的平衡。这个特点显然粉碎了敌人对我们的一切指责。

　　如果不能适当地从20世纪的重大革命和反革命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就不能把21世纪的革命推向前进。从这点出发，我党对捍卫、应用和发展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一直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非常认真地研究和分析了20世纪下半叶主要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之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路线斗争，并力图得出正确的结论。总体上我们把同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斗争放在首要地位，同时，党还必要地强调了同霍查教条修正主义的斗争，霍查教条修正主义甚至歌颂斯大林同志某些形而上学的缺点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基本思想在历史性的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开始形成，那次会议是为了讨论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思想、战略和战术而召开的。在第二次全国会议上，我党得出结论认为人民战争的历史性发动和五年来成功的深入进展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思想，并把它归纳为普拉昌达路线。从第二次全国大会，到21世纪的民主，再到最近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所作出的决议，人们发现在理论领域又不断形成了新的发展。然而，我认为现在还不是立即就对“思想”或“主义”等术语展开论战或讨论的时候。主要问题是勇往直前地面对21世纪帝国主义所带来的挑战。

　　十年来革命的胜利发展就是最可靠和最恰当的证据，它证明了我党力图发展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我认为一场鲜活的革命是最可靠和最合适的证据。

　　法兰克福学派的“将军”们的理论完全基于辩论，而与阶级斗争的革命实践相脱节，他们急不可耐地批判伟大的革命家斯大林同志，最终却走向反动。他们不可避免地同甚至颂扬斯大林缺点、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从而失去生命力的霍查派一样堕落。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才能担当起从另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缺点中吸取教训并纠正它们的任务。这对于那些或左或右的偏离者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

　　站在阶级斗争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我党努力从革命历史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前进。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我们说把革命科学提高到一个新高度的历史性的伟大责任落到了我们肩上，原因就在于十年来人民战争的胜利进展。这是不可忘记的。活生生的革命客观现实清楚地表明我们努力发展的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基础之上，没有陷入“左”的或右的偏向。

　　我党明确反对把像罗莎和切那样的伟大革命家同主流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相分离而列入另一个阵营。我们宁愿尊敬他们，并学习他们作出的贡献。然而，谈到必然和自由的时候，一定不能认为更多地强调自由必然就是更科学的。列宁同志有一个正确结论：虽然罗莎有时在把握认识必然和争取自由两者之间的科学关系时会陷入主观，但她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只雄鹰。我党认为列宁对罗莎的评价是正确的。我党毫无疑义地认为在必然和自由的关系问题上列宁比罗莎作出了更好的科学总结。

　　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

　　发展无产阶级革命科学的问题同客观分析帝国主义的发展和形式直接联系在一起。在研究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特征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发展。通过分析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才成为可能，随着对官僚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及在与之斗争的过程中，这一发展又前进到马列毛主义。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及其战略战术的发展只有在具体分析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及其特征的基础上才能取得。自从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右的修正主义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向帝国主义投降，因此，右的修正主义不可能以革命科学的视角分析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打着捍卫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反对右的修正主义旗帜的毛主义革命运动又受到教条修正主义的影响，它只会重复旧的东西而忽视了对客观事物的发展的分析。很明确，我党自发动历史性的人民战争以来就一直对外主要同右的修正主义，对内同“左”倾教条主义进行着斗争。这样做的同时，我党牢牢地把握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并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运用具体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中央委员会的文件特别讲了这一进程，并强调要对当今全球化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进行研究和分析。

　　上述文件还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得出的革命会在欧洲发达国家同时爆发的战略结论，但后来，当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时，列宁发现上述分析滞后于时代，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关于战争与革命的新的战略结论。今天，总体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具体是在冷战后，全球帝国主义一直发展着的许多特点出现了新的形式。党对之开始了令人鼓舞的深入研究和分析，并在文件中强调了上述问题。

　　我党提出必须建立人民新世界联盟，这丝毫不意味着革命现在不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发生。它意味着承认这一事实：由于信息技术的空前革命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对全球进行剥削和压迫的独特性质，全世界正转变为一个小的整体；它还有强调根据这一事实确立革命战略的意思。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发生在尼泊尔或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革命与反革命的世界影响同列宁时代和毛泽东时代都是不能相比的。因此，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某一国家无论发动还是捍卫革命，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国际运动的支持。正是因为这个，我们一直在说要把某一国家的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基地。为了表达这一建立在客观现实基础上的思想，我党最近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提出了人民新世界联盟的思想。这并不意味着正在成为人民革命坚强核心的南亚联盟的思想是不必要的。

　　在一定程度上捍卫马列毛主义，反击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进攻，在这些方面革命国际运动组织的建立和发动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应用和发展马列毛主义方面，革命国际运动组织没有能够取得大的飞跃。革命国际运动组织只有在同问题作斗争的过程中才能发展，它似乎更倾向于对过去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进行分析和颂扬，但在以群众路线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基础大胆地发展战略战术方面却止步不前。

　　为了推动无产阶级同全球化的帝国主义和全球化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建立新的共产国际无疑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形势的背景下。建立共产国际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捍卫、应用和发展马列毛主义的问题上保持思想一致。这一挑战在思想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会遇到。至于可能性的问题，“全球化”已为建立共产国际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秘鲁革命经历了迅猛的发展又遭受到严重挫折，其经验对于正在领导2l世纪革命的人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在准备发动人民战争的过程中，秘鲁革命对于我们发挥了重要鼓舞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从这场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对我们尤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低估秘鲁人民战争对于世界革命的贡献将是一个大错。它的发动建立在马列毛主义的基础上。然而，这场迅速发展了12年的人民战争由于领导人的被捕及随之而来的挫折，现在陷入了生存危机。这无论如何都不能，也不会让人轻松。贡萨罗主席被捕后，右倾机会主义鼓吹放弃战争，同敌人实现和解，这些迹象充分表明了形势的严峻性。

　　马列毛主义要求我们正确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同各种机械的、主观的和片面的思想作不断的无情的斗争。在同一种倾向作斗争时必须注意不要陷入另一种极端。共产主义运动一度一方面陷入支持阶级调和的右的极端，另一方面又陷入只管向前走也不前后左右看看的“左”的极端。发动了游击战争的尼加拉瓜桑地诺运动陷入前者，即右的极端，而伟大的秘鲁革命运动从思想上陷入后者，即“左”的宗派主义。我们的理解和评价是，由于机械和片面的思想，诸如：完全否定必要的调整与妥协或同次要反动派及中产阶级结成联盟反对主要敌人，不能保持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的适当平衡，机械地理解持久人民战争而不根据当今世界形势发展出新的军事战略，把贡萨罗主席理想化为一个从不犯错误的天才领导人并把他置于全党和中央委员会之上，不能也不准备在真正意义上从斯大林同志形而上学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等等，该党虽然付出六万多人的牺牲，还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虽然一个人精神上是革命的，但结果仍可能是致命的，如果他——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陷入了机械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这就是我党从伟大的秘鲁人民战争和千千万万革命者的鲜血中吸取的教训。我党坚持的一切方针，例如关于“发展21世纪民主”的思想、军事路线与政治路线的“结合”、与敌人斗争的一系列战术等等，都包含了从秘鲁正反两面的经验中所吸取的教训。

　　由于尼泊尔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处理同两大邻国印度和中国的关系肯定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同印度政府的关系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两国人民相互关系的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这一关系应当以互利的外交关系的形式来认识和处理，而不能在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基础上来处理。我们通过南亚毛主义政党组织协调委员会(CCOMPOSA)和南亚革命者建立起来的关系，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关系，它应当在自由选择任何思想和信仰的背景下来看待和处理。处理这一关系并不那么困难，因为思想和信仰是一回事，而同两大邻国的关系是另一回事。尽管如此，考虑到印度垄断资本主义扩张主义的本质是尼泊尔和南亚革命运动的主要障碍，保持两者平衡的问题是非常敏感的。无论它有多么敏感，只要不跨越意识形态关系和外交关系的界限，它们还是能够向前推进的。

　　自从美帝国主义以 “9·11”事件为借口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赤裸裸的军事入侵后，世界舆论对它进行了迅猛的抨击。在与“世界社会论坛”有关系的拉美国家，人民支持左翼的浪潮表现了人民的不屈不挠。这一正好发生在美帝国主义鼻子底下的反帝浪潮清楚地表明世界革命的新高潮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从这点出发，发生在拉美国家的群众运动的浪潮具有战略上的重大意义。

　　政治：战略和战术

　　每一个认真研究我们运动——从我党成立之日到人民战争的准备、发动直至今天的发展——的人，都会看到它不同于过去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一般的传统的模式。在基本确立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思想和政治方向后，我们的独特性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到：我们把我们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通过打造党的团结——甚至是同右派，把它们在人民群众中确立起来。我们甚至利用议会准备人民战争，强调把握政治和军事干预两者之间的平衡和配合，我们以新的方式利用和平谈判和停火同敌人作斗争。但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件事是不变的，那就是，把革命的政治路线放在中心位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群众路线。从人民战争的准备、发动和发展过程来看，它就是在政治和军事路线的正确配合中发展起来的。这一平衡和配合在通过建立政治基础，从公开阵线以40点要求的方式提出国家和人民的基本问题从而赢得人民战争的主动权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和第二次和平谈判可以看作是这一配合的新的发展。我党已经作出分析并认为，两次谈判对于在人民群众中更广泛地确立我党的政治路线，对于表明我党对实现和平(反映人民需求和渴望的具有远见的政治解决)的诚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甚至我们最强大的敌人也被迫屈服于我党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我们认为战术的灵活性离开了战略的坚定性就会陷入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泥潭，而战略的坚定性离开了战术的灵活性则会陷入机械倾向和教条主义的泥潭。只有合理地把握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的辩证关系，才能以合理的、有力的方式把革命推向前进。这一结论已经在党和人民战争的发展中得到了很好证实。如果只有战术的灵活性，我党将会走上与右的修正主义联合的邪路，就会在对议会进行特殊利用的过程中走上赞成议会的道路，就会在同敌人进行和谈后再也不会重返战争。从这些和其他许多例子，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党所有战术的计划和观点都与战略的计划和观点密不可分。同样，如果我们只表现出战略的坚定性，党就会变成一个脱离群众的狭隘团体，这只会使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无限激情和主动性衰竭。今天我们的实际行动已经表明我们战略上的坚定性通过战术上的灵活性得到了有效的实行。实际上，革命一方面是被只讲战略的保守派，另一方面是被只讲战术的改良派破坏的。人民战争的迅速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党在同各种偏向作斗争的同时，理解并正确把握了战略与战术的关系。为了推动革命不断前进，就必须一直保持着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我们必须清楚，那些用改良主义眼光来看待事物的人认为我们的战略是危险的，总是对它进行抗议，而用“左的”宗派主义眼光来看待事物的人则认为我们战术上的灵活性是危险的，总是对它进行抗议。然而，他们已被证明是不科学的，我们党是实行辩证唯物主义的党，它一直朝着，将来会继续朝着革命的方向前进。

　　总的来说，从战略的坚定性与战术的灵活性的相互关联方面来理解新人民民主、制宪会议和民主共和国才是合适的。每当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政治、组织和物质力量方面还弱小的时候，它就强调，也应当强调通过战略口号进行多方面的政治揭露，以形成自己的思想和积聚力量。当党强大并接近战略目标的时候，它就担负起，也理应担负起负责任的领导的角色，通过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和强调政治口号以确保政治出路。人们应当清楚一件事，我们党在吸取了20世纪革命与反革命的经验教训后谈到要发展21世纪的民主，并相应地接受了反帝反封建宪法框架下的多党竞争。然而在这里，制宪会议、民主共和国应该从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方面来理解。当到了领导国家的阶段，而要求斗争仍采取发动初期的形式，或处于斗争发动初期的阶段却要求领导国家阶段的特点，两者都不代表辩证唯物主义。

　　联合马列的多党人民民主表现的是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阶级调和和改良主义，而我们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在力量平衡的情况下借以推进阶级斗争的过渡性的革命口号。在这个意义上，联合马列的多党人民民主同我们的民主共和国在本质上有着巨大区别。最近，联合马列也谈到要朝着民主共和国前进，我们之间一直在这些关键共识方面进行着讨论。我们希望通过遵守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联合马列也会从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路线转变到阶级斗争的革命路线。

　　我们党非常认真地对待同议会政党达成的12点共识。我们没有把它视为儿戏，而是把它看作是为了满足人民对和平和民主的渴望、反对独裁的封建君主专制所必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实际的共识。随后的反对君主专制的抗议活动不仅证明了它的重大意义，而且也是对它的认可。作为通过制宪会议选举实现彻底民主(即我们所理解的民主共和国)进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12点共识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只有在决心推动革命前进，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时候不陷入左或右的教条，才会站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立场上。我们党在建党初期，通过对外反对右的修正主义，对内反对莫汉’比克拉姆教条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断前进着。这些斗争鼓舞着我们远离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公式来理解的一贯偏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科学来运用。这一认识使我们能够决定利用议会教育尼泊尔社会认识到议会的无用和人民战争的必要。“左的”保守者们把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公式，他们认为我们陷入了右的泥潭，而当我们揭露议会的时候，右派把我们视为教条主义者。实际上，我们既不是右派也不是教条主义者，我们只是马列毛主义者，这一点历史已经证明。事实上，我们努力所做的不是新东西，而只是试图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壮大添加新的动力，在列宁逝世后，由于斯大林同志的缺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破坏，而毛泽东同志又努力把它推向前进。

　　我们不会说由于我们在利用议会后又走上了人民战争，那么世界上其他人也必须这样做。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在当今世界，利用议会的战术，其作用几乎已经穷尽。然而不考虑国家和人民的具体情况而一味地抵制一项制度不是马克思主义。忽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群众路线仅仅意味着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失去意义，使其降低到宗教教义的水平。我们利用议会的经历，重要性不在于利用议会，而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门科学。

　　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想的一切发展过程都受到对立面的绝对斗争和相对统一的推动和制约。毛泽东同志把这解释为矛盾的绝对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推动党和革命前进的过程中，会有无数的矛盾必须去解决。换句话说，党总是面临着大量工作要做。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理顺意见、计划和方针的亟需重视的方面与那些虽然处于次要地位但仍需不断注意的方面，就能够以科学的方法达到自己的目标。

　　在以科学方法处理好内部不同方面的原则的基础上，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三次扩大会议提出了一系列在整个人民战争的发展过程中需要重视和注意的战略和战术。党在决定每一项方针、计划和纲领时，也总是遵循着这一科学原则。

　　党、组织

　　1、思想与组织的关系

　　随着尼泊尔革命思想和战略战术的发展，我们党也经常按照新的思想和战略建立新的组织。思想和组织机构与工作作风之间有着辩证的关系。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和协调这种关系，思想和组织之间的矛盾就会产生。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看出，党的领导产生了新的思想，那么党就会勇敢地建立新的组织。从团结中心的组建到毛主义党的成立，经历了团结——斗争——转变，以及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的系列发展过程。随着思想的发展和革命的需要，必须要打破旧的组织建立新的组织，并不断地进行转变并产生活力。一直以来我们党主要就是这么做的，刚刚发生的中央委员会的解体就是很好的证明。但是，许多情况下，党发展的新思想不能被党内的许多领导和工作人员很好地吸收领会，结果就又转向旧的组织和工作作风上去。我们党在中央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作出建立根据地和军队的决定后，对于那些畏缩不前的人给予了打击并颁布了一个名为《组织问题的几个方面》的文件，这一文件现在仍有现实意义。21世纪世界革命贡献的伟大思想，与狭隘的、无政府主义的、帮派的以及极端自我的个人主义的诸多流弊发生着猛烈的冲突。

　　2、党的团结和斗争

　　谈到党的建设，2001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有如下表述：“普拉昌达同志领导下组建的尼共(团结中心)，不是尼泊尔共运中某些党派集团的简单合并或联合，而是革命进程中一次伟大的跨越和新的开始。团结中心大会通过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不是尼共四大和五大后任何党派集团的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与修正主义长期斗争后的彻底决裂。它不是任何内部的简单融合，而是产生质变的化学反应。”但是，在团结中心组建近十五年后仍然可以看到党内由于内部斗争而发生分裂的幽灵在抬头，这给党的内部斗争带来不健康的影响，而且阻碍了党的核心的发展。我们认为，党的二大报告中的上述结论是正确的。但后来党的不健康的内部斗争同时也表明，把二大的思想吸收消化并按照其科学思想转变或改造党的组织还很难。这背后的客观原因是尼泊尔社会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的物质社会基础，主观原因是受莫汉·比克拉姆的无政府主义和狭隘宗派主义的余毒的影响。在党建问题上，莫汉·比克拉姆一派的主要观点就是：斗争——分裂，再斗争——再分裂，而毛主义党所主张的“团结——斗争——转变”和“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的思想在他们那里根本找不到。我们党中央的大多数成员在一段时期内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莫汉派错误思想的影响，以致他们身上流毒不浅，热衷于搞宗派主义。他们用否定的辩证法(而不是否定之否定)，把斗争视为分裂的基础，而不是转变的基础，把党内斗争引向不健康的方向。他们看不见团结中有斗争，斗争中有团结，不懂得运用“正见、异见和对话”也就是“团结、斗争和转变”的创造性的辩证法。因此，现在我们党特别强调要反对小资主义和唯物质论，强调思想斗争中的转变。如果不能正确理解斗争和转变的意义和重要性，就很难与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莫汉派划清界线。要党而不是要宗派，要转变而不是要分裂，这是我们党的最新观点。从领导者到普通党员，每一个人都要认真思考斗争和转变这一问题，努力提升自己的思想和观念。

　　3、在革命中革命的思想

　　在半封建半殖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伴随着人民战争和新政权的发展在党内出现的阶级变化、官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以及由于缺乏足够的思想和政治教育而产生的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我们党目前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不光是尼泊尔革命运动中我们党出现的问题，而且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普遍问题。我们党目前出现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为了坚持真理和阻止将来的反革命，我们党在上次中央全会上作出了在革命中革命的决定。在革命中继续革命的思想主要来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那次中央全会上，我们党经过激烈讨论，指出为了防止反革命党，我们要继续发展自己的思想和观念，甚至不惜建立自己的新党。

　　4、十年来主要的党内斗争

　　在这里不可能展开来谈过去十年来党内的斗争，我只能简要地谈一下党内的主要斗争。在发动历史性的人民战争的第一个计划的酝酿过程中，就领导问题产生的争论是党内的第一次主要斗争。人民战争发动后不到一年，针对党内三名负责同志所表现出的思想动摇而展开的非常敏感的斗争为第二次党内斗争。在敌人所谓的“基洛色拉2号”围剿行动中召开的党的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为建立党的领导集中化而展开的斗争为第三次重要的内部斗争。第四次扩大会议之后反对阿罗克派的广为谈论的斗争为第四次主要的内部斗争。第五次即最严重的一次斗争是去年在党的领导集中化和纯洁化问题上发生的甚至已走到了分裂边缘的斗争。简要地说，这五次斗争就是我们党在过去十年的主要党内斗争。上述五次斗争尽管只是少数不同人的不同错误，但党经过斗争最终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并通过转变，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团结，成功地使革命到达一个新的高度。这里，我们党的领导的科学性已经接受了历史的检验。每一个革命者都要以此为荣，不断地把革命推向前进。

　　5、革命的领导和继承问题

　　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被压迫阶级如果没有产生自己的领导，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革命的领导问题是关乎党和革命成败的关键。领导的产生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意愿，也不是把某一个人推上位置去就可以的，它是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历史需要产生的。这样的领导团队里也许会有某某人，他们的主要领导也许会是某某人，这些都是历史的机遇。马克思主义一直清楚阐明了这一科学结论。

　　但是，现实问题是，当这些党成为执政党后，领导问题就又变得复杂化了。20世纪的革命和反革命的经验表明，随着政权的发展，党内斗争中使用暴力的危险性、可能性和必然性在增加，而随着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强化，国家消亡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具体地讲，斯大林同志在党内斗争中使用暴力，以及在他去世之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前苏联的反革命运动，迫使当今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严肃地思考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我们党都在严肃地研究和思考领导权这一问题。在此背景下由中央办公厅向中央全会提交了一份讨论报告。报告的主要议题是如何使被革命运动力量赋予领导权的党的最高领导和领导集体日渐远离政治事务而专心于思想工作，以及如何创造物质条件训练下一代成为革命的继承人。我们党认为，当党的主要领导人去世之后要确保党的继承人不会有发生反革命的危险并继续革命。

　　6、人民民主和多党竞争

　　党的《发展21世纪民主的决议》主要是在20世纪民主与专政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按照这一决议，在宪法框架下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多党竞争，可以使国家政权中人民的监督、管理和干预具有活力，从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反革命力量的抬头。只有在发展民主的基础上巩固专政，才能最终为阶级、党和国家的消亡奠定基础。以多党竞争的方式来不断提高人民政治觉悟，像列宁所说的将使社会主义充满活力。社会主义竞争愈广泛和生动，国家消亡的力量愈强烈。我们党的决议的本质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民主从机械的、工具式的理解中解脱出来，使其具有活力。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党、思想、军队和政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体系。党有思想，并由这种思想建立军队，再由军队来建立政权。如果明天我们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或者社会主义中承认多党竞争的话，那么是否每一个党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思想建立自己的军队呢?这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对此，我们必须弄清的主要问题是国家的阶级形态。历史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认为，没有阶级的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理想主义的虚伪幻想。我们设想的新民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各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建立这样的国家就必须摧毁旧的国家，在摧毁过程中人民大众要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其他国家机器。这样，当反帝反封建的国家政权建立后，代表各阶级人民和思想信仰的政党就没有必要建立各自的军队了，因为他们的利益之间没有某种敌对的矛盾存在。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之下的民主竞争，能使人民的国家更强大。到那时，只有在两种非常情况下，才可能提出建立军队的事情。一种情况是，领导民主国家的党转变为对人民实行剥削、压迫和镇压的反革命的党，这时任何一个政党都可以利用人民暴动的权利，建立自己的军队，而且也必须建立军队。另一种情况是，以人民的名义参与竞争的任何政党蜕变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并有可能以武装暴力的形式出现时，人民就必须要对他们实行专政。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忘记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宪法框架。

　　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

　　1、人民战争的准备和发动

　　在尼共(四大)的阿逾陀决议中莫汉·比克拉姆提交了有关武装斗争的报告，之后至1990年历史性人民运动的前夜，当时的尼共(火炬党)一直扮演着领导准备和发动武装斗争的积极角色。回顾这一初期的准备工作和1990年的人民运动，我们感到人民战争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准备还很不充分。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在人民运动之后的国内新形势下，散布在各个党派集团中的革命者开始联手合作，结果成立了尼共(团结中心)。在1991年团结中心的成立大会上，团结中心党内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反对各种改良主义和按照尼泊尔的特点开展持久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大会之后人民战争四个方面的准备(思想与政治准备、组织准备、技术准备和武装斗争准备)开始了。在武装斗争准备上，党一方面强调加强农村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努力通过公开阵线(当时的联合人民阵线)向人民宣传民族、民主与民生的急迫问题，并教育他们通过包括“关闭尼泊尔”(大罢工)的人民斗争和人民大会的形式来解决问题。这一过程中党内改良主义代表人物尼尔莫勒·拉马、鲁帕拉尔·比什瓦卡尔马等人对我们的准备工作感到很害怕。尼尔莫勒·喇嘛甚至公开说，要在发动人民战争之前十五天告诉他，好让他选择自己的路。在那种情况下，团结中心党内两种路线的斗争很自然地表现为敌对形式。最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右倾机会主义的拉马和比什瓦卡尔马开除出党，为人民战争的具体的技术准备扫清了道路。

　　几个月之后，党召开了中央全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尼泊尔人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这次会议第一次在权衡尼泊尔社会历史和现状特点的情况下，梳理和制定了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人民战争的具体阶段、战略和战术原则。这次会议展开的讨论和通过的决议使党内形成了关于人民战争的一致理解。回想当时，就在此次会议召开之前党内还有人认为人民战争应该慢慢地、逐渐地、以不打破秩序的方式向前发展，而且还在是否可以把发动人民战争的党和革命的领导权赋予纯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对巴布拉姆·巴特拉伊同志产生怀疑。这次会议一方面改变了革命不应该打破常规而慢慢向前推进的观点，使党内形成了团结的气氛，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党的里程碑式的决议中坚定地写明了发动人民战争，从而消除了对巴布拉姆同志的疑虑。所以，第三次扩大会议使党在思想、政治、感情和意识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这样，在制定了人民战争的清晰的路线图后，党开始在内部和外部进行有计划的最后准备工作。在此过程中，敌人针对罗尔帕和鲁孔两地农民斗争的罗米约镇压行动对人民战争的准备工作产生了不利影响。为此党中央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就两个重要问题进行辩论。一个是人民战争的发展到底是急是缓的问题。在这一问题的辩论上，一些同志认为不能提“激进”两个字，而应该是“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包括党内主要领导在内的大多数同志认为不管有多少曲折和困难，人民战争都要以“激进”的方式推进。讨论最后终于在“激进”问题上达成一致。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党的领导问题。在当时，人民战争发动之前就已被清除出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处指责我党内部存在“平行领导”和“寡头政治”。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在基仁同志坚定地为当时的普拉昌达总书记辩护后，达到了激烈和夸张的程度，但最后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次会议结束时通过了发动人民战争的第一个计划。1996年2月 13日，人民战争终于揭开了序幕，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2、军事战略的发展

　　2001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按照当时尼泊尔和国际的特殊形势，提出了在持久人民战争和武装暴动两种不同的军事战略之间进行调和的观点。近期党又认为应该发展21世纪新的人民战争军事路线。

　　在谈论尼泊尔人民战争背后的思想基础和创新之处时，党的上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出了“普拉昌达路线”这一特殊的思想体系。此次会议同时还认为，从军事战略发展来看，我们党不应为20世纪两种不同的战略(武装暴动和持久人民战争)的固定模式所局限。信息技术的空前革命使世界变小以及全球化帝国主义的集中剥削和压迫，使我们党在对20世纪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党应该作出在持久人民战争中有武装暴动、在武装暴动的同时又有持久人民战争的新的战略调整。这一结论为尼泊尔人民战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广阔空间。威慑性进攻、谈判、停火、重新进攻、再重新谈判，这是21世纪新军事战略发展的前提，也是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军事总结。

　　发展21世纪新军事战略，主要依据党的《发展21世纪民主的决议》以及刚刚召开的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历史性决议的精神。与20世纪30、40年代相比，如今人类已大步向前。生产力处在新的位置，信息与通讯技术处在新的位置，帝国主义处在新的位置，与之斗争的人民群众也处在新的位置，因此无产阶级的军事战略也必然有新的发展。现在我们党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是，“站在敌人的肩上打敌人的头”，这其中包含了21世纪新军事战略的雏形。虽然“站在敌人的肩上打敌人的头”不是一种纯军事战略，但它与发展21世纪马列毛主义思想这一问题相联系。它代表着在坚决地与右倾修正主义作斗争的同时，也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组织内部产生的传统主义、僵化主义、教条主义和模式主义思想作斗争，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代表。目前，在伟大实践中成功运用的这一军事战略对21世纪新思想的总结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认为，秘鲁人民战争受阻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依据当今世界形势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而在战略坚定性和战术灵活性的运用实践上出现了失衡(单方面强调战略)，以及在领导权问题上出现了极端理想主义错误。尼泊尔人民战争的准备、发动以至发展至今所产生的新的思想、政治和军事战略观点是不会重蹈秘鲁的覆辙的，这也是我们取胜的可靠基础。

　　挑战与可能

　　如何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发展马列毛主义以反对21世纪的帝国主义，是尼泊尔人民战争的主要挑战。十年人民战争的成功推进，为发展马列毛主义思想提供了客观基础；而马列毛主义的发展，又使人民战争的胜利成为可能。我们不会像占星家那样去预测未来，但过去十年人民战争和尼泊尔社会的变革，将会使尼泊尔革命在下一个十年为世界革命提供新的思想。尼泊尔人民战争是必胜的，当尼泊尔转变为人民共和国后，尼泊尔的和平与进步将在未来十年内大步向前。

杨恒均：西方式教育让我儿子失去了中国式"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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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我写儿子在西方上学的文章，很多朋友写信给我，希望我就教育问题写一些文章，发表一些看法，提出一些建议，推动一些改革。我又何尝不想呢？我一直以来都认为教育是头等的大事。如果想一个国家发生变化，最平和又快捷的办法就是对成人加强启蒙教育或者宣传洗脑，可如果想让一个国家彻底发生变化，则非得从孩子的教育开始不可。

　　对成年人的思想控制，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控制了现在，就可以改变过去；改变了过去，也就掌握了未来。说的是篡改历史和控制舆论的重要性。可如果在和平年代，则我认为下面的话更加具有普适意义：谁控制了孩子的教育，谁就掌握了未来。

　　当然，我这里说的教育，强调的是教育的内容，是我们用什么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而不是多少人读书，多少人失学的问题。

　　我对一个国家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和我出国之后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那时我很想知道中西文化的区别到底在哪里，以及为什么只要在大陆读过小学和中学的年轻人出国后就永远无法真正融入西方社会，而在西方受到小学和中学教育的移民第二代却再也无法融入中国大陆的社会——你能告诉我有一个海外出生的华人华侨能够从精神上回流到中国大陆的例子吗？

　　十几年前出国后，我除了老老实实潜伏下来，研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外，有段时间我一度把注意力转向教育，因为我隐约地意识到，无论政治还是军事，甚至是经济，都不能最终决定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们国家的未来最终将由我们施于孩子身上的教育来决定。

　　于是，我先后在美国和澳洲大学（美国的是华盛顿的一所大学，澳洲的是悉尼大学教育学院）里申请了教育学硕士等课程，但都因为看不到显著效果而半途而废。可我却得出了一个结论，教育形式和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育的内容。因此，我一度悲观地认为，与其任凭学校把那些垃圾和有害的东西灌输给我们的孩子，不如让他们当文盲。当文盲的话，他们总还有靠自己的天性和经历觉醒的一天，可一旦被灌输了那些所谓的“知识”和害人的价值观，他们就沦落为世界上最不可救药的“知识人”了。

　　没有拿到教育学的硕士、博士学位，可我自认对教育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我从中国农村小学读起，又到多个国家读书，在四十多的高龄才拿到博士学位，没有经验也有教训吧。可我不得不承认，由于最终认定是教育的内容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而我始终无法掌握外国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内容 ——因为我不可能再靠我一直自鸣得意的“实践”的方式到西方国家的小学、中学去“潜伏”，去取经。

　　可是，那句话怎么说的，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没有想到，我对中西教育最大的灵感和收获却来自我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国内读幼儿园，到美国和澳洲读小学，小儿子出生在国外。我对他们的教育一直很重视，那是父亲对儿子的本能关心。可后来，就在我对教育很迷茫的时候，我逐渐发现，两个分别在美国和澳洲从幼儿园一路读到高中和小学的儿子，却给我另外一种启示。虽然我竭力在用自己认为是对的方式方法教育他们，然而，短短两年后，我就发现在教育上（包括世界观上）他们和我渐行渐远。那时我最想知道的是，澳洲人使用什么样的教材，在短短几年里，把我的儿子从我身边“夺走”？我并不是没有说服力的人，可面对他们学校整天放羊似的教育，我竟然显得无能为力！

　　（插一句，说到美国和澳洲“放羊似的教育”，我要控诉：几乎就在儿子要考大学的前一年，他们竟然还是我行我素，根本没有延长教学时间，早上九点才上课，下午三点就放学了，中间竟然还有那么多体育和课外活动。读小学的儿子就更不用说了，读到四年级，竟然没有给我带回一本让老子看看他在学什么的“课本”，到他教室去，竟然发现，他大部分时间是爬在地上一边玩耍一边听老师讲课的，我郁闷啊！想当初老子在神州大地的时候，从小学到高中，早起晚归，忙得连偷看邻家女孩的时间都没有……）

　　从自己和儿子身上，我深深的感觉到，教育的重要性在于教育的内容，而我们长成什么样的人，是在小学和中学就被决定了的。从那以后，我发现自己在研究教育上的“潜伏”毫无疑义，反而是无意中以儿子做实验，让我感受良多，也最终让我明白，人是怎样被教育出来的？我为什么是我？我的儿子又和我有什么不同？……以及，你为什么是你，那些年轻人又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大家注意到，我并没有说哪种教育好哪种教育坏的意思，这不是此篇短文里要探讨的。实际上，中国现代的教育体系几乎都是从西方引进的，特别是理工科的设置和内容几乎全盘西化，就连社会科学，各科目的设置也是从欧美以及前苏联引进的。唯一有中国特色的是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语文课文内容的设置，让我们有了中国特色。

　　和很多朋友期待的我来攻击一番中国教育相反，今天我要“攻击”的正好是儿子所受的西方的教育。我的大儿子十六岁了，快要高考了。我对大儿子影响比较大，从幼儿园就灌输他要“有所作为”，他的成绩也一直很好。可是正如我所说的，他已经从我对他的中国式的灌输渐渐走开。

　　我曾经按照我的父亲对待我的方式多次和儿子讨论理想，也就是今后想干啥事、想从事什么职业，一开始，他还能听我忽悠，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人，要当科学家，要当公务员，要当作家，要当……。可最近一次他的回答让我非常吃惊，他对我说，可以开一个卖东西的小店铺啊……

　　乖乖隆的冬！你不在中国，我就不怪你不想当雷锋、王杰、黄继光，但你至少也应该有当一名厅长、局长或者师长、团长的志向吧，再不济，你也应该搞个科学家、不拿工资的市长、总经理、作家什么的玩玩吧？没想到他的理想就是去开一个小商店，看到我横眉冷对怒发冲冠血脉膨胀浑身上下气不打一处来的样子，儿子心态平和地说，能养活自己，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就很快乐了。

　　鉴于万恶的西方教育把我的大儿子搞得一点“理想”都没有了，我就立即把关注焦点转移到刚上四年级的小儿子身上。我要多和他交流，多引导引导他。特别是利用他回国的机会，我得让他从小心中有一些榜样。要知道，在中国的教育下，像小儿子这么大的孩子，早就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但有那么好的主席（主席的睡衣）、那么好的将军（朱德的扁担）、还有让孩子都能流出眼泪的“人民的好总理”恩来同志，而且，九岁的中国孩子谁不知道雷锋叔叔的故事？

　　可是，我郁闷地发现，我的那一套在小儿子身上完全不起作用，才多少年没有把他抱在怀里啊？竟然这么快就被澳洲的学校“洗脑”了？！

　　很显然，我已经无法在儿子心中树立一些我认为是楷模的榜样，无论是什么“家”还是那些有权有钱的人，小儿子几乎没有任何概念，说到“当官的”，在他眼中，竟然和工人、农民没有任何区别，甚至“当官的”还没有一个拥有几匹马的农民酷。在儿子眼里，当官是不实际的，又不开工厂，又不卖东西，靠什么赚钱呢？靠税收养活的人，总要看纳税人的脸色，腰杆总是站不直的啊。（所以大家也应该注意到，西方最优秀的人才，总是集中在创造财富、钻研科技、从事教育等领域，至于公仆的行列里，大多是碌碌无为的家伙）

　　在儿子们的学校，好像没有任何政治思想教育课，也没理想培养之类的课程，我曾经和八十岁的老父亲讨论这个问题，他和我一样感觉问题很严重，我们当时一起哀叹，这种（西方）国家，到时培养出来的人怎么会有干劲和理想？我们一致同意，关于理想、道德和中国式的思想教育这一课，就由我这个老爸来完成。

　　不幸的是，我失败了，更不幸的是，儿子并没有失败——不幸在哪里？不幸在我从中国带出来的那一套是失败的！更不幸在哪里？在于我那失败的一套正在教育全中国的孩子！

　　人家的孩子培养出来却能够让这个社会挺和谐的，甚至那些整天放羊似的教育却仍然培养出在科学技术和各方面都引导世界潮流的人才，而我们，一个最注重理想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国家，却培养出——我不说别人，说我自己好不好？——培养出我这种到了四十岁还在迷茫和彷徨的人……

　　我再强调一句，区别不在教育的方式方法，甚至不在于有多少人不识字，是文盲，更不在于我们的孩子是否从小学就开始加班加点学“知识” ……问题的关键，也即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和“知识”来教育我们的孩子！

　　杨恒均2009/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