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欧洲议向胡佳缺席颁发萨哈洛夫人权奖之后，北京取消胡佳家属的探监安排。

欧洲议向胡佳缺席颁发萨哈洛夫人权奖之后，北京取消胡佳家属的探监安排。

发表日期 19/12/2008 更新日期 19/12/2008 17:04 TU

欧洲议会周三给中国著名维权人士胡佳缺席颁发萨哈洛夫人权奖之后，北京公安部门取消了胡佳的妻子曾金燕本月去监狱探望胡佳的安排。据曾金燕透露，北京市公安局周四要求北京监狱停止胡佳的家属探望胡佳，监狱方面的通知说，她们的探监对胡佳的改造不利。胡佳的家属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能够前往监狱探望胡佳。中国著名艾滋病维权以及环保人士胡佳几个月前因向欧洲议会就中国人权现状作证而被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罪判处三减半监禁。

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周四举行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就欧洲议会向胡佳颁发萨哈洛夫奖表示，欧洲议会这样做是一个错误的做法，西方不可能阻止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刘建超说，中国将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同一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刘建超，胡锦涛主席在周四举行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大会上，多次提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你能否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指什么？刘建超回答说，他认真收看和阅读了胡锦涛主席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主席既阐述了过去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同时也指明了今后要走的道路和前进方向。刘建超说，这篇讲话内容非常丰富，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读，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在一起深入交流。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周四在人民大会堂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所发表的讲话引发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海外观察网站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让人遗憾的是胡锦涛的这次讲话了无新意，胡锦涛仍然顽固不化地强调党的领导，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民间，包括中共内部的一些开明人士，对于“民主”的理解早已超出中共建政前后所妄称的“人民民主”，胡锦涛却仍然在“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专政”这些陈腐不堪的概念里绕圈子。胡锦涛的这番话基本堵死了中国进行实质政改的潜在出路。可以预见，面对民间此起彼伏的争民主争自由大潮，中共将依然故我地坚守专制的堡垒。

改革死了六年了，秘不发丧

吴国光（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

为什么说改革已经终结？

　　2002年6月我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改革的终结与历史的接续》，从六个方面论证改革终结了。我不想重复，这里提出新的四个论据来证明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的改革已经结束了。中国改革的基本内容，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分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市场化，以价格改革为代表。在1979年中国97％的产品价格由国家计划决定；到1993年、1994年正好颠倒，97％的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到现在没有改变。所以这方面的改革，到九十年代中期就结束了。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全部市场化了，金融就没有市场化，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说金融要市场化，但一直没有进行。

　　第二个是私有化。1970年代末期，国家所有、集体所有这两种公有制，在工业企业中占百分之百，到九十年代中期，下降到30％，中国的企业是三分天下：公有，私营，合资各占三分之一，这个比例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大家希望土地私有化，但是从最近十七届三中全会看，也没有改变，所以说这方面改革，到九十年代中期就结束了。

　　第三个，经济管理制度的变化，我概括为“分权化”。管理权限从中央往地方下放，1994年实行分税制也就结束了，以后没有再进一步的分权改革；从政府向企业的权力下放，九十年代中期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化之后，也结束了；

　　第四个，对外开放，经济的全球化、国际化。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明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融合了，所以这个改革也结束了。

　　2001年年底改革已经结束，那么这几年在干什么呢？中国当然宣称，不断在进行改革，改革死了六年了，秘不发丧。有人在说，经济改革30年，社会改革再来30年；三十年后，政治改革就开始了。我个人看法是，过去六七年中，中国没有社会改革。1979年全国九亿农民，有1％参加包产到户，99％是在公社制度下。五年之后，1984年年底，这两个数字颠倒了过来，1985年，人民公社正式解散，1％也没有了。而胡温上台六年，社会改革了什么？有什么成效？我看不到——我不敢说恶化，但我看不到改善。例如医疗，现在看病比六年前容易了吗？

　　如果说过去六年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时代，那我要说，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失败的时代，而不是社会改革进行的时代；这是社会危机的年代。

　　经过改革，有了经济繁荣，甚至有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自由，为什么还有社会危机？

　　单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看，中国的改革是连续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我2004年提出了两次改革论：1989年前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改革，八十年代改革，或叫后毛改革；1990年之后的改革，叫九十年代改革，或叫天安门事件后改革。单看经济，两次改革没有改变，都是从计划转向市场；单看政治，也没有改变，都是共产党一党专制下进行市场化；但将政治与经济连起来看，是改变了：前十年改革，是经济改革带来的民间的自由，不断在冲动，试图压迫、改变这个政治方向；后十年改革，则是党国利用市场化积累的经济财富，来压制民间自由。所以我认为，中共改革，不存在30年，只存在两个10年：第一个是从1979年到1989年，第二个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到2001年加入WTO。

　　为什么两次改革会带来社会危机？原因还在于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八十年代的改革不是玫瑰色，带来社会矛盾，才有“放下筷子骂娘”，才有1989年天安门运动，其本质就是对经济体制改革后的财富如何分配，很多人要补天，当局却给以血腥的回答：Shut up！没有你说话的权利。但邓小平并不是不要改革，所以1992年春，他那么大岁数了又去南巡。我总结，这是两个“不惜代价”，第一个是不惜代价发展经济，第二个是不惜代价维持政治权力的垄断——用他们冠冕堂皇的话来说，就是不惜代价维持政治稳定。这两个放到一起，造成了中国的经济繁荣，也同时造成中国的社会危机：严重的两极分化，高度贫富悬殊。

　　贫富悬殊有三个层面。物质层面：据不完全计算，4％的家族，拥有70％的财富；

　　制度层面：制度就是规则，在中国，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不遵守规则，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有权有势的。所有的规则都是对付没权没势的人。不管什么立法，都是对付没权没势的人。有权有势的人完全无视规则、立法。不光是日常生活不守规则，发财的过程也不守规则。

　　心理层面：有权有势的人心理膨胀，老子天下第一。有朋友曾说，有权有势的人在中国生活，旁边的人都用仇恨眼光看着他，难道不感到有压力？我说不，他正为此感到满足，正是从旁人血红的眼睛中，他体会到自己多么有权有势。

　　中国有没有政治改革呢？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当局不断感受政治改革压力，民间也不断有政治改革冲动，如果要改革了，就没有这压力和冲动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两次尝试，第一次是八十年代初，商业部长王磊下台，是在中共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出台的大背景下，胡耀邦当时搞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这个准则，试图规范党内高层权力；到赵紫阳时代，就是1986年、1987年，试图解决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党要还一点权力给社会团体，让大家有点参与。

　　我回国学到了一个词：“忽悠”。忽悠不是欺骗，欺骗是有罪的，但是没有“忽悠罪”。说它不对？它有个影子；说它对？它又合不上。中国现在讲民主，都是忽悠的。你说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完全没有政治改革？差额选举在进行，村级选举已经推广；但是差额选举搞了很多猫腻来限制。再看党委权力，八十年代中后期，大学里党委书记基本上都不是第一把手，企业里也已经试行了第一把手是经理或者厂长，医院里也是如此，在地方政权，也加大行政首长的权力。现在你去看，党委书记都是一把手，北大校长是二把手。这就回到了毛时代。八十年代末期试图取消政法委，有些地方已经取消；但现在不仅恢复，地位还大大提高，过去只是党委委员，现在一定进常委；那时是党的专职官员，下面管着公安局长，现在基本上都是公安局长兼任政法委书记。一个省的政法最高领导人是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长都是他的下属。西方讲三权分立，如果警察就是法官的领导，还判什么案？警察抓来就有罪！这比毛时代还过份了。

　　改回到毛时代，这叫政治改革？毛时代的特点，就是党的权力高于一切。我判断算不算政治改革的标准，就是看是否削弱共产党的权力。这样改好不好，是另外一个问题。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说，中国现在有“协商型民主”，这是西方都很新潮的概念，他说我们中国就有了。这也是忽悠！西方是有选举，光投票不够，投完了还要协商，增加公民日常对选举出来的领袖人物的影响力；而中国连选举都没有，开个座谈会请大家提提意见，这就叫“协商型民主”？那皇帝也有很多顾问，中国岂不是从古来就有“协商型民主”？竞争型民主是第一层楼，你不盖第一层，就说“我有第二层”，你是空中楼阁嘛！

　　刘军宁说制度不可能杂交，但我看经过两个十年的改革，它杂交得很好，已经形成了新的制度，就是把两个“不惜代价”制度化、正常化、道德化、国际化了。不是作为应急措施推出，天安门戒严、镇压是作为应急措施，现在每天都是不戒严的戒严；那时说“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已经“过河”了——他在河中间的石头上停住，说我就在这儿了；当时说镇压是无奈，现在说，镇压得对呀，不镇压哪有今天的“盛世”啊。“盛世论”到后来发展到张五常教授所说的，中国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这从另一方面证明“改革完结了”——已经是完美无缺了嘛。

对付环球时报就得这么玩儿

提前为《环*时报》草拟几个标题

http://www.bullog.cn/blogs/qianliexian2/archives/246981.aspx

拇姬 @ 2008-12-19 11:18 阅读(1489) 评论(12) 推荐(23) 引用通告 分类: 深度变态

提前为《环*时报》草拟几个标题
文章提交者：少白头
猫眼看人


关于振华船被解救的事，请注意看偶们报纸上的两条大标题：

《奇迹！中国船员水枪、燃烧弹击退9海盗》
《中国船员击溃海盗全程：海盗逃跑时竖大拇指 (组图)》

由此不难推测，如果不是“联合军舰”不合时宜地出现，打草惊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要再过半小时，我海员就会反守为攻，一网打尽全部海盗，接下来就是海盗在前头带路，我海员直捣黄龙，全体索马里海盗望风投诚，统统被收编为伪军。一次气壮全球山河的壮举就这样被联合海军捣乱掉了，可惜啊。

不过不要紧。欣悉我水师军舰终于就要开赴索马里了，接下来大家就等着看好戏吧。
欣喜之余，我为《环*时报》草拟了几个大标题，不出意外，我推测数月后的采用率可达到80%以上。
标题如下：

《各国海员热泪盈眶：早也盼晚也盼，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
《索马里海盗屁滚尿流：爷，孙子我服了》
《美舰队司令庆幸：幸亏这次中国海军打的不是我们》
《国际历史学权威断言：中国海军一出，人类几千年海盗史恐就此终结》
《别忘了我们：东盟十国集体请求中国海军去马六甲打海盗，马六甲海盗闻风人间蒸发》
《传好莱坞“加勒比海盗”导演三次自杀未遂，沮丧海盗题材从此成为笑柄》

既得利益者和民粹主义者的口水战

口水战网址：
http://www.bullog.cn/blogs/siyi/archives/246539.aspx

现在是口水战，未来难保不见红。我已看到革命的不可避免（总有人分不清预见到革命和希望革命这两回事，我懒得跟这种人解释；好在非但我，不少不希望革命的人都看到了革命的前景，比如前一帖），现在又看到革命带来民粹主义灾难的可能性。书本上的历史关节、《国王与鸟》的情形忽然活灵活现在眼前，这是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

她在优渥条件下成长，无疑有更高的起点，有更宽的眼界，而进步力量产生自这样的阶级，原非奇怪，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这样才是奇怪的，那就不像人了。说她自我感觉好，并无贬义，只是个客观事实。

有人回敬她：
1. 挺可笑的。那些断了指头的，信访的，交不起学费的，不敢上医院的，一定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不同的阶级的人，愁的东西也不一样。
我不知道什么叫真善美的感知力，离我太远了，我只知道一到每学期要交学费的时候，我感知的都是不安和煎熬。
你的父母觉得“还好，生了你。”
我的父母觉得“对不起，生了你，让你不容易。”

2. 难道我们就应该让大多数家庭做出牺牲，在他们“被损害，被侮辱”的基础上，确保少部分孩子可以“在没有生存压力和没有遭受社会不公之下”养成“健康心智”，以便她们能够“更持久地追求真理和高尚的道德”？
如果这种追求不能够让大多数孩子有同样的机会免予“被损害，被侮辱”，可以养成“健康心智”，那它又有什么意思呢？

等等（下面的评论口水还很多，不贴了。）

毫无疑问，她的优渥条件来自长辈的罪恶，因而她的进步亦带着原罪。当年俄国民粹主义者，多是带着这样原罪的贵族知识分子，他们本身常是残酷农奴制的既得利益者，以意识到自己的原罪，产生民粹主义，以歌颂“人民群众”赎罪。我看那些质问她的人，多少都有些民粹情结：“我不知道什么叫真善美的感知力，离我太远了，我只知道一到每学期要交学费的时候，我感知的都是不安和煎熬。”我基本上不相信这些人本人处在“断了指头的，信访的，交不起学费的，不敢上医院的”的悲惨境地，他们是在煽动（没有贬义），是在逼仄角落里夸张自己不得伸张的情绪。这种煽动和夸张并非不合理，因为紧张的现实给了他们合适的条件。但这样的煽动和夸张的结果多半是有害的。群众从来不是进步的来源。马克思说：理论必须掌握群众。就是这个意思，不能把进步的希望寄托在无边无际无法定义的“群众” 上，“群众”只是《国王与鸟》里被那只伶牙俐齿的大鸟操纵的野兽。

民粹主义仇视的不仅是剥削阶级、富人甚至财富本身，逻辑上，民粹主义还多半会站到一切进步和高尚的反面：既然进步者往往出自罪恶深重的上层阶级，因而进步者原罪也一样深重，同时masse被推上神坛，有罪的进步者被 masse吞没，进步因此受到挫折，甚至夭折。法国曾如此，俄国曾如此，中国近现代如此，高棉更如此。程度是一波胜过一波。拉瓦锡无疑是旧制度下替政府敛财的高手，上断头台罪有应得，虽然人家还是屈指可数的化学家。第一个提出进步观念的孔多塞，去乡下避祸时仅仅因为怀里揣着本书，遇上火眼金睛的农民以此识破他贵族身份，二话没说让人宰了。苏俄革命初期，类似事情更多。当年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大多吃到了他们所歌颂的“群众”的苦头，俄国的进步因素受到巨大挫折。到了我朝，“高贵者最愚蠢，低贱者最聪明”，“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丢掉洋本本，打破洋框框”…… 乃至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乌龟儿混蛋。”红色高棉比我朝更崇拜群众，戴眼镜的格杀勿论——虽然波尔布特本人是留学巴黎的知识分子。

民粹主义有一万个不是，但更不是的是孳乳它的那个太不公平的坏社会。两者是谁也少不了谁的前后脚。对于坏制度下得先机的既得利益者，要分清原罪和罪行。原罪不是刑事罪，借用宗教表述，原罪只能由上帝审判，任何凡人都无权代表神追究另一个人的原罪。譬如这个贪官之女，她本身并无罪行，甚至可能代表着进步的因素，那么就没有理由惩罚她——也没有理由强迫她揭发他父亲，更没有理由说：你拿点实际行动来，来点实惠的，出点血，好让我们相信你是真心“进步”的（类似内容见下面的评论回帖）。这是一切革命运动发生之际都最容易产生、也最卑鄙无耻的德纳蒂耶似的口吻。事实上，旧制度下一方面人人都是受害者，另一方面几乎人人又是某种意义上的既得利益者，其间差异，难以客观地量化。当事人自己忏悔不忏悔，不是旁人有权决定的。更谈不处罚甚至量刑。违背这一原则，就会给极权的幽灵打开大门。大革命的许多“民主专政”、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我朝的人民民主专政，推广到第三帝国的纳粹法西斯专政（希特勒也喜欢玩民粹，经常声称自己的思想不是来源于知识分子，而是来自工农大众，他千方百计要人相信他也是工农的一分子，一样吃过苦头），都怀着同样的目标，让“人民”也好、“民族”也好，让国家机器的这些遮羞布扮演终极审判者，惩罚每个个人的原罪，从而形成极权政治、恐怖统治。这也算一种“多数人的暴政”——但这种多数人的暴政跟古希腊城邦的那种多数人暴政不同，其实并不是多数人的，只是一小撮人利用民粹情结盗用了“多数”这个名义而已。绝对专制的不公平的旧制度是民粹情结的温床，民粹情结又是极权恐怖统治的先声，这样的历史经验已经一点也不新鲜。

可说这还是没用。并不因为有人说这个就能避免坏社会和民粹主义带来的灾难。“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句说滥了的名言，原本是革命后的痛定思痛，革命前像念经似的唠叨，赛过死人叹气。旧制度、坏社会里出来的人，都是天生的贱骨头，总要爽过之后才害怕的。

清廷制造的革命党

●雷颐，原载《经济观察报》

发动辛亥革命的 “革命党”无疑是激进的，然而，开始只是人数极少、原本很难成气候的革命党，最后竟能一举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几千年帝制，确实出人意外。这种天翻地覆之变当然有许多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其中还有一点或许不那么深刻、但也不能不注意的原因，就是清政府实际上是“制造”了革命党。

自1894年夏，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阐述自己改革观念被拒后，立即走上了激进的革命道路。1895年底，他发动的“广州起义”尚未正式发动便被镇压，用他自己的话说，此时“风气未开，人心锢塞”，“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1900年底，他又发动了依然以失败告终的“惠州起义”。不过，5年之后，舆论开始有所变化，已“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此话很可能有夸大之处，但同情革命党的较以前多了不少，却是事实。因为在这5年中，清政府不是越来越开明、宽容，反而越来越愚昧、专制：血腥镇压了温和的维新变法，又为了慈禧的一己之利而以全民族的灾难为代价向“万国”宣战。这种倒行逆施，恐对革命党博得更多“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帮助不小。

众所周知，留日学生是革命党的主要力量。但留日学生开始对政治的兴趣有限，更不倾向革命。所以孙中山等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在日华侨而不是留日学生。但维新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议论国是，对留日学生触动很大，开始关心政治。这时，留日学生就成了革命党与立宪派争夺的对象。由于康、梁的地位名声与学识水平，学生中倾向康、梁者自然居多。为争夺青年学生，本不居优势的革命派于是主动挑起论战。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革命派即以此为阵地向立宪派猛烈进攻，而立宪派则主要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奋起反击，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激烈论战，持续了 15个月之久。论战涉及清王朝的性质、种族与民族问题、国民素质、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土地制度、革命会不会招致列强干涉引起中国崩溃等许多方面。但是，最紧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决定论战双方胜负的却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

简单说，革命派认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宪。立宪派则认为，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巨大的灾难，得不偿失。他们写道：“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葬耳。”他们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宪，清政府“终必出于让步之一途”，可以实现代价最小的和平转型。

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有理”会被人认为“无理”。这一点，梁启超其实十分清楚，所以他在1906年给乃师康有为的信中承认：“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所作所为大有干系。所以，论战不到半年，梁启超就通过种种关系，私下托人与“革命党”讲和，表示希望停止论战。1907年初，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更是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端的是一语中的。

这场论战，以往说革命派“大获全胜”，肯定夸张。双方各有道理，实难分胜负。但经此论战，革命派的影响、声势空前壮大却是事实。主要原因，还在拒不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梁氏一直反对激进革命、反复论述暴力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极力主张温和改革，却也能正视不利于自己观点、主张的事实，确实难得。因此，此话格外值得所有“反对激进主义”者重视。

事实一再证明梁氏所言不虚。清廷1908年秋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君上大权”14条，总体而言，它抄袭了皇权至高无上的日本“明治宪法”。但日本宪法规定，在议会闭会期间，君主所发布的紧急敕令可代替法律，但下次会期在议会提出时若得不到议会的承诺，则政府应公布敕令失效。而清政府的《钦定宪法大纲》则改为“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日本议会对君权本就不强的事后否决权在此变成了更弱的“协议”权。“明治宪法”规定：“天皇宣告戒严。戒严要件及效力，由法律规定之。”《钦定宪法大纲》则明确改为皇上有“宣布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对于“臣民权利义务”，“明治宪法”共列有15条，而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却根本未将其作为正式宪法条文，仅将其作为“附录”。足见其对“臣民权利义务 ”还不如“明治宪法”那样重视。并且，又将其简化为9条，删去了“明治宪法”中“臣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书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之自由”、 “遵守相当之礼貌并遵照所定规程，得实行请愿”等条款。

在这种“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的立宪实际步骤一拖再拖，连以温和的士绅为主的立宪派都指其为 “假立宪”、“伪立宪”，更不必说广大民众和“逢清必反”的革命派的反应了。现在，有不少论者极力想搞清清政府究竟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并有论者认为，此时的清政府是“真立宪”。这种探索自有其意义，但对于研究清王朝为何灭亡、激进的革命党为何成功而言，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探索不是清政府此时的立宪“实际”究竟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而是它的行为给被统治者何种印象、何种感觉及他们最后的主观认识是“真”还是“假”。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真立宪，则激进的革命党的活动空间将十分有限，更难成功；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假立宪，温和变革的前提就全然而失，激进的革命党就能轻易得逞。

事实说明，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的让步妥协非常有限；它的立宪无论是“理论原则”还是“具体实践”，都远未达到温和的立宪派的要求，更未能让社会各界相信其 “真立宪”。当一个政权的统治基础都对其动机大表怀疑、毫不信任，对其所作所为大表反对之时，这个政权就面临着严重的 “合法性危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恰为激进的革命准备了条件。此时，清政府就面临着这样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一场暴力革命，恐怕已难避免。还是旧话一句，如果真要反对、消解激进，重要的不是指责、批评革命党的“激进”，而是研究分析何以产生激进、激进何以能够成功。“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一直坚决“反激进”、“反革命”的梁启超，一语道破此中玄机。“饮冰室主人”一百年前言之谆谆，吾辈今日岂可听之藐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