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BNF,

le pacte des sous
L’annonce de négociations avancées entr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et le moteur de recherche provoque de vives réactions.

par Erwan Cario
http://www.ecrans.fr/Google-BNF-le-pacte-des-sous,7913.html

C’était un des grands bastions de résistance aux velléités quasi hégémoniques de Google dans le domaine du livre. Et il est peut-être sur le point de céder.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BNF) serait, d’après le quotidien la Tribune de mardi, sur le point de signer un accord avec le géant du Web pour la numérisation de sa collection. Une grande victoire pour Google quand on se souvient de la virulence avec laquelle, en 2005, Jean-Noël Jeanneney, alors président de la BNF, avait combattu la firme américaine. Dans une tribune publiée par le Monde (« Quand Google défie l’Europe »), puis dans un essai du même nom, il avait pris une position sans ambiguïté : il fallait numériser, mais sans se compromettre avec Google.

C’est Denis Bruckmann qui a allumé la mèche dans le quotidien économique. Le directeur adjoint et directeur des collections de la BNF y affirme : « Nos négociations avec Google pourraient aboutir d’ici à quelques mois. » Avançant comme principale justification le caractère coûteux du processus : « Pour numériser les fonds de la IIIe République, il nous faudrait entre 50 et 80 millions d’euros. » Et le Centre national du livre ne finance la numérisation qu’à hauteur de 5 millions d’euros par an. En face, Google le fait gracieusement, en contrepartie de l’exclusivité de l’indexation sur le Net pour la recherche.

Du côté de la BNF, on explique s’être un peu étranglés à la lecture de la double page de la Tribune : « Il n’y a aujourd’hui vraiment rien de concret de ce côté-là. La BNF est un acteur majeur de la numérisation. Du coup, nous discutons avec tout le monde, que ce soit Europeana [projet européen de portail web d’accès aux fonds culturels numérisés, ndlr], Microsoft ou Google. Nous ne sommes pas opposés à des partenariats privés, mais ils ne pourront se faire qu’à nos conditions, qui n’ont pas bougé depuis très longtemps. »

Au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l’article a aussi du mal à passer. A tel point que Frédéric Mitterrand s’est senti obligé de diffuser un communiqué à propos de « sa volonté d’inscrire la numérisation du patrimoine culturel de l’Etat dans une stratégie globale ». Sans évoquer ni la BNF ni, évidemment, Google. Mais en rappelant son attachement aux droits d’auteur.

Car c’est un des points un peu explosifs de l’affaire. En effet, si discussions il y a, elles ont lieu au moment où Google tente de se dépêtrer d’une situation conflictuelle avec les éditeurs américains. Ces derniers n’ont pas apprécié que le moteur de recherche s’amuse à numériser des ouvrages protégés par le droit d’auteur (sans pour autant les mettre à disposition du public). Un accord a été trouvé, mais un tribunal doit encore statuer sur sa validité. Et, quelques semaines avant le retour d’Hadopi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l’idée même d’un pacte culturel avec Google aurait sans doute fait un peu tache.

Ce que révèle l’affaire, c’est avant tout l’importance des contraintes économiques sur les projets de numérisation du patrimoine. Que ce soit pour le livre ou pour l’audiovisuel, géré par l’INA, numériser, stocker et rendre accessible coûte très cher, mais reste indispensable pour la conservation et l’accès du public. Face à ce chantier, soit on accepte qu’il dure plusieurs décennies, soit la France et/ou l’Europe débloquent quelques dizaines de millions d’euros supplémentaires par an, soit on se résigne à faire appel à un partenaire privé - Google est sur le sujet presque incontournable - qui se charge d’une partie de l’opération. En y trouvant, bien sûr, son propre intérêt.

余杰：胡锦涛将中国社会变成高压锅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8月20日 转载)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给中国当局挣足了面子，却并没有让其获得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自信心。一周年之后，人们发现，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迅速恶化之中，许多方面甚至倒退到了“六四”镇压之后那种状态。


北京奥运会期间，外国记者获得了史无前例的采访自由。以我本人的经历而言，虽然在奥运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受到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出入必须乘坐警察的车辆，且有两名便衣同行，但外国记者来我家采访的时候，基本没有受到拦阻。然而，这只是给外国记者在奥运期间的“特殊待遇”，而不是中国真正的新闻自由。今年“六四”20周年期间，我受到比去年奥运期间更加严密的监控，不仅不能出家门，而且也不能会见外国记者，有外国记者到达我家门外，亦被粗暴阻拦。近日，北京外国记者协会主席麦斯高表示，奥运之后一年间，外国媒体记者、消息人士及中国籍助理受到骚扰的个案多达355宗，几乎每日一宗，并有增加趋势。部分中国籍助理经常被当局传召问话，记者在外地采访也常被政府跟踪、监督，甚至受到暴力威胁和殴打。

网络上有限的一点言论自由，如今亦岌岌可危。网络舆论的隐然成形，让当局感到寝食难安。于是，他们悍然推出“绿坝”软件，强迫所有电脑厂商在销售之前安装，以之阻拦网民获得所谓的“不良信息”。当局以“保护青少年，剔除黄色内容”为名实施网络封锁，其实人人都知道最黄、最暴力的莫过于中国官僚——企图强暴邓玉娇的，不是官员是谁？以嫖幼女为乐的，不是官员是谁？网络的言论环境日渐恶劣：继牛博网被关闭之后，近日天益网又被关闭，就连一向循规蹈矩的门户网站网易的某些频道也被勒令关闭。官方开始运用管制传统媒体的方法来对付网络，尤其是对大学校园网络和BBS等进行严密监控，并雇佣大量的“五毛党”参与“引导”网络舆论的工作，希望借此将众声喧哗的网络变得万马齐喑。

更为严峻的是，当局针对异议知识分子者及维权人士的“拉、捕、封、审、判”的手段，近日有变本加厉的趋势，频密程度为近年所罕见。6月，发起《零八宪章》的独立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刘晓波，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正式逮捕；7月，“公盟法律研究中心”被以逃税的罪名查抄，发出142万元人民币的巨额罚款通知，维权律师、“公盟”发起人之一许志永被拘捕；8月，“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琦，因在四川地震后在网上发布灾区情况，并协助死难学生家长申诉，被捕14个月后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开庭受审；揭露四川大地震“豆腐渣校舍”的环保人士谭作人，被指与前学运领袖王丹联络建议纪念“六四”20周年，也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即将受审。

这些举动表明中共这台统治机器已经完全“钙化”。学者温克坚曾经用“脑死亡”来形容这种状态，其实中共不仅已经“脑死亡”，其骨骼也严重“钙化”了。虽然中共掌权只有六十年的时间，但其垂老程度远远超过六旬老者，思维停滞且不良于行，宛如坐以待毙的百岁老人。“老马拉破车”，夜半临深池，谁有回头的勇气与魄力呢？党魁胡锦涛的个性、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正如赵紫阳一针见血的剖析那样，他是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那个时代给他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他一直是党的乖孩子，根本不可能有改革的想法，永远不会越雷池一步。胡锦涛宁愿不断提高对全社会的压力，即便将中国变成一口即将爆炸的高压锅，也不愿打开阀门，降低气压，缓解危机。

今天中国当局拒不改革，大致有三大理由，此三大理由都与清末近似。其一，家天下的皇权文化和儒家学说，在西学的冲击下早已摇摇欲坠。满清政权之所以苟延残喘，不是因为大臣和权贵对皇帝有多么忠心，乃是因为特权阶层拼命捍卫他们既有的权力与利益。今天的中国，经过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以及后邓时代权力与金钱的再分配，中共原有的意识形态已彻底破产，已蜕变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苏联崩溃前夕，西方学者史密斯通过实地观察发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在后来发表的回忆录中写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他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中国今日的情形，与之惊人地相似：从官僚到社会上大部分人，都过着一种人格分裂的生活，并逐渐将这种扭曲的生活当成一种常态。

既然意识形态已经破灭，剩下的就只有赤裸裸的利益的瓜分。中国当局开张了一种新式的“大锅饭”，只有“先富起来”的特殊阶层，才能得到一套餐具、才有权品尝美食。要想加入这一盛筵，就得全盘接受其“潜规则”。比如从彼岸投诚过来的林毅夫，研究经济学，深知今天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是一门专门为权势阶层说话的学问，20年来他卖力地“帮腔”，终于登上中国首席御用经济学家的位置，并借此爬上世界银行副行长的宝座，可谓功成名就；再比如中共太子党的代表人物、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不知花着哪里来的巨款，留学英国十载，得以入选所谓的英国“十大华裔青年”，他当然知道应当“过资本主义的生活，说社会主义的话语”，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便声称，虽然目前还不是党员，却坚信共产主义。“大锅饭”的入场券自然掌握在这些人手上。作为这席盛筵的大股东和董事长的胡锦涛，不会不知道一个少数人吃得太饱而多数人没得吃的社会不可能持久下去，但他最大的愿望只是不让这出盛筵在自己手上砸锅，他没有胸襟和气魄去彻底改变此种不公正的游戏规则，乃至让站在一旁嗷嗷待哺的饥饿者们也能分得一杯羹。没有一个既得利益者愿意接受必然让自身利益受损的改革，出于捍卫个人利益而拒绝改革，比出于意识形态而拒绝改革，力量更大。所以，此时要改革比八十年代中期要改革更加困难。

其次，体制内没有开明派，体制外没有形成真正的压力集团。晚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改良派被清洗出局，六君子死难，康梁被迫流亡海外。稍后出现的立宪派，与当权者关系过于密切，所能施加的压力并不大。体制内，以西太后和满族亲贵为代表的强硬派牢牢掌控权力，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体制内开明派对中枢的影响有限，只能在地方上展开技术层面的改革，而无法对政治机构动大手术。而萌芽状态的革命党人，多是秘密会党、江湖浪人和“海归”，尚不足以让朝廷畏惧。今天中国的情形更糟，“六四”屠杀之后，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开明派统统失势，体制内不复存在改革的力量。有改革思想的人，在体制中被一眼平庸的大多数衬托出来，被归入“异端”的行列。在基层和中层，这样的人便饱受压抑甚至被剔除出局，根本没有希望像八十年代那样，“谁改革，谁升迁”。所以，今天的体制内甚至连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之类的人物都没有。从邓小平等八大元老共同选择江泽民，并隔代指定胡锦涛接班，到江泽民与胡锦涛集团共同协商推出下一代接班人习近平与李克强，其考察标准不是是否具备政治家之远见卓识，而是是否“忠心耿耿”，只要“忠心”，“平庸”甚至也成为美德。

而体制外的状况，正如学者张博树在《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所分析的那样，民间资本从未成为制约政治权力的独立结构力量，知识阶层在威权主义社会中患上了阳痿症，社会整体的道德状况亦不利于宪政改革。以知识阶层和文化精英而论，“六四”镇压之后，他们先是胆战心惊、瞠目结舌，然后在九十年代初，又集体接受招安，过上被包养的“好日子”。就连一些当年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近年来亦重新归队，宣誓效忠，加入太平盛世的大合唱。以工农大众而论，他们虽然困苦不堪，但由于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消灭了民间社会和公共空间，工会和农会荡然无存，所以难以组织起来，以政党或如美国“劳联产联”的模式对公共政策发挥影响力、并捍卫自身的权益。而那些坠入最底层的访民群体，虽然其抗争最为坚决，但受到的打压也最残酷，在武装到牙齿的官府暴力面前，只能挣扎着求生存而已。

当然，中国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脊梁，体制内外都有少数勇敢者发出声音来。比如，体制外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刘晓波、廖亦武、沙叶新等人，体制内的李慎之、蒋彦永、秦晖、卢跃刚等人。但是，他们或被撤职、或被封杀、或被骚扰、或被拘捕，在民间的影响力十分有限。这与苏联解体前的情形有相似之处。在苏联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的时候，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得到某种响应。对此，异议人士瓦连京·图尔钦指出：“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像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这也正是胡锦涛能够维持“超稳定结构”的“社会基础”。在没有感受到来自体制内外的足够的压力的情形下，胡锦涛怎么会主动去启动“自改革”呢？

第三，国际社会选择对华全面绥靖的政策。清末，列强为了享有在华的种种利益，忽视和不支持中国的进步力量，竭力维护满清这一孱弱而腐朽的政权。如今，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希望在经济和环保等领域得到中国的合作，遂避开人权与宗教信仰自由等核心价值，以功利主义为考量，对中国当局实施如同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对德国纳粹的那种绥靖政策。于是，中国当局以“低人权优势”生产出来的廉价产品风行世界，其中甚至包括诸多监狱和劳改营中的囚徒生产出来的产品。于是，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工厂和店铺，放任共产党在其中建立党支部，以党组织监控员工。以颠覆资本主义为党纲的共产党，居然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最好的搭档。马克思若复活，看到此种情形，必定困惑不解，甚至要抛弃自己的学说了。

正是在奥巴马上台之后的大半年时间里，中国当局敏锐地捕捉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并发现美国的转变必然带动其他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大幅调整，遂进一步增加了强硬镇压国内反对派，打压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的信心。于是，不仅对刘晓波等过去倍感棘手的独立知识分子领袖下手，即便是一些援助艾滋病患者的温和的NGO组织也赶尽杀绝。可以说，这一轮新的镇压浪潮，奥巴马政府有不可推卸之责任。西方国家对中国“英雄不问出处”的政策，虽然在短期之内可能受益，却伤及其核心价值与长远利益。在国际社会，中国取代苏联成了若干流氓国家的幕后支持者，如果没有中国的力挺，北韩、缅甸、苏丹等国一天也维持不下去；而在中国国内，贫富悬殊、官民对立已经臻于临界点，一旦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黄祸”未必不会由一个喊了若干个世纪的“狼来了”的故事，变成触手可及、影响全人类的灾难。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问题将比巴勒斯坦问题和巴尔干问题等重要得多。

以上三大理由的支持，使得胡锦涛的强硬政策直追“六四”之后作为“民主杀手”的邓小平、江泽民和李鹏。但是，这种强硬政策真的能让中共的统治实现“长治久安”吗？一篇纪念齐奥塞斯库垮台20周年的文章指出，威权独裁者主要依靠制造“无知”和“沉默”、依赖“顺从”和“刀剑”，来保持其统治。如果失去了“无知”这一帮手，公众不再“沉默”、“顺从”，那么只有凭借“刀剑”的武力来维持统治，弄成“强权即真理”。齐奥赛斯库垮台前几年，罗马尼亚已经开始悄悄流传各种政治笑话，民众不再是“敢怒不敢言”。其中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一天大清早，在一家肉铺前许多人排长队等候买肉，十分辛苦，但能否买到还是未知数。一个人骂骂咧咧地说：“市场供应这么糟，全是齐奥塞斯库搞的。现在我去把他干掉！”说完便走了。过了一会儿，此人返回，继续排队。其他人就问他是否把齐干掉了。他一言不发。大家就骂他是胆小鬼，放空炮。此人实在忍受不了了，就大声说：“那里的队伍排得比这儿还长！”

类似的笑话正是今天中国人生活中最大的娱乐，而胡锦涛正是这些笑话的主角之一。那些在公共场合道貌岸然的官员，也在饭局中肆无忌惮地讲这些笑话取乐，我曾经遇到一名省会城市的宣传部长，便是编造和讲述这类笑话的高手。这些笑话以几何级的速度在网络上和手机短信中传播，许多官员在开会的时候以用手机编辑和转发此类笑话来打发无聊时间，以致于某地专门制定“土政策”约束公务员发此类短信，以致于薄熙来号召官员们多发“红色短信”。今天中国民众心目中胡锦涛的地位，与昔日罗马尼亚民众心目中齐奥赛斯库的地位相近，当愈来愈多的民众战胜恐惧的时候，高压锅爆炸的那一刻就来临了。

二零零九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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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西湖墓冢的集体生活

　　2009年06月30日12:29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丁仕松、特约撰稿裘燕江 | 杭州报道

　　1964年12月2日，冬夜的西湖静谧如熟睡的少女，偶有微风拂过湖面，如她甜梦中均匀的呼吸。夜色渐浓，一队人马向湖边靠近，到达西湖的西泠桥附近时，队伍停了下来。

　　一束探照灯光突兀地直指一座坟墓，“就在这里挖。”

　　当晚，孤山和西泠桥附近30座名人墓冢被拆毁，有辛亥烈士秋瑾墓上的碑亭、陶成章墓冢，也有苏小小墓、武松墓等。

　　6天后，《浙江日报》发表了“西湖园林清理坟墓碑塔”的长篇报道，称杭州已经“扫除腐朽反动的思想影响，改变了与‘鬼’为邻的不合理现象⋯⋯热烈拥护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的这一重大措施”。

　　让死人也过集体生活

　　对西湖边的名人坟墓，早在1955年，毛泽东即有想法。1955年11月至次年1月， 毛泽东大部分时间住在杭州。

　　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陈修良在文集中回忆，这期间，毛泽东同江华(当时的省委书记)凭栏远眺，看到孤山一带有许多名人坟冢，感慨道：“西湖边的坟墓太多了，这些坟墓可以拆迁一下埋到郊区去，让死人也过集体生活不好吗？”江华闻言连连赞同，表示立即照办。

　　1956年2月21日，拆墓开始，至3月1日，又突然中断。

　　据杭州市委1956年3月1日给浙江省委的报告：“对孤山、西泠桥一带坟墓，我们决定保留不动者，有秋瑾墓、苏小小墓、林和靖墓、徐锡麟墓，苏堤西头张苍水墓、章太炎墓亦均未动。决定迁葬并已拆除者，位于西泠桥畔外宾大楼前面的有三个：(一)陶成章、沈由智、杨哲商(系辛亥革命烈士)；(二)郑淑嫦墓(系节女)；(三)武松墓。位于孤山地区的有十一个：(一)浙军攻克金陵阵亡将士墓(有七个墓，俗名七星墓，辛亥革命中阵亡将士)；(二)裘绍墓(辛亥革命参加者)；(三)陈模墓(辛亥革命参加者)；(四)苏曼殊墓(僧、诗人)；(五)林寒碧墓(诗人)；(六)忏慧词人墓(诗人)；(七)冯小青墓(女诗人)；(八)鞠香墓(诗人)；(九)林迪臣墓(蚕丝业先辈，兴办新学)；(十)惠兴女史墓(前杭州私立惠兴女中创办人)；(十一)竺酌仙墓(伪浙江保安司令竺鸣涛之父)。以上两处，共计十四个坟墓。”

　　时任浙江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兼浙江省文化局局长的黄源，也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1956年的西湖拆墓风波。

　　他说，江华把本来在西湖边上、在杭州饭店前面草坪上的一些墓冢，一夜工夫搬掉了。“原来，毛泽东来杭州，住在刘庄宾馆里，有一天讲起：‘我是和坟墓为邻的。’江华一听这句话，就下令把西湖边上的坟墓都迁了。”民主党派马上打电话向周恩来提意见。

　　周恩来致电浙江方面：“你们想把西湖风景区搞整齐些的原意是好的，但这些古迹是西湖景色的一角，有些人对它还有一定的感情。这次拆迁不要你们作检查，费用全部由国务院负担。”到3月1日拆墓中断，还修复了其中12座名人墓。

　　“土偶欺山，妖骸祸水”

　　1964年，胡乔木在杭州西湖汪庄5号楼休养，10月至11月，他写了16首词。其中一首《沁园春·杭州感事》得到了毛泽东的亲笔修改，并加了旁批。这首词在渲染了人间天堂美景之后，写道：“算繁华千载，长埋碧血；工农此际，初试锋芒。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羞污半面妆。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

　　12月2日，胡乔木致信毛泽东：“《沁园春》一首，在此曾给林乎加(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同志和陈冰(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同志看过，后来又把其中的意见同霍士廉(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曹祥仁(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两同志说了，得到了他们的完全同意。省委决定对西湖风景区进行改造。《浙江日报》已登了十几篇读者来信，要求风景区也要破旧立新，彻底整顿，把苏小小墓等毒害群众的东西加以清理。这是你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在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高潮中总算有希望实现了。所以在此顺便报告，并剪附今天的《浙江日报》一纸。此事待有具体结果后再行报告，以便能在北京和其他地方有所响应。”

　　毛泽东在该信加上旁批：“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杭州及别处，行近郊原，处处与鬼为邻，几百年犹难扫尽。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且与事实不合，故不宜加上那个说明。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

　　当晚，突击拆墓开始。尸骸被装入瓦罐，送往龙井路上的双峰村边，吉庆山麓马坡岭的山岙里。决定30座墓冢遗骨分类处理。与辛亥革命有关的裘绍、尹维峻夫妇、徐锡麟、陶成章合为一组，苏曼殊、林启、徐寄尘、惠兴、林寒碧为另一组，拟另行营葬。对被认为毫无保留意义的王电轮、竺酌仙墓，因有尸骸，另找空地埋葬。苏小小、林和靖、冯小青、马鞠香墓，鹤冢、马冢、齿冢等，拆除后均不予再建。第二天，浙江省委批准成立“省市文物整理领导小组”。

　　12月3日晚上开始至9日，西湖边的“八十八师淞沪战役纪念碑”、“北伐纪念碑”、“陈英士像基座”等悉数拆除；同时被拆除的还有“云栖寺莲池大师塔坛和佛像”、“六和塔内三十一个菩萨”；“关闭净慈寺并去掉立牌”，“关闭上天竺、中天竺庙宇，改装门面，拆除佛像”。

　　同月11日至15日，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向西湖公社示范生产大队征用了马坡岭脚的约15亩土地，整理后作为辛亥革命烈士和政治文化名人墓地。原被拆墓中全部陪葬物及地面附着物，均由杭州市园林管理局自行处理。

　　净扫荒唐

　　1964年12月5日，胡乔木致信《人民文学》和《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中说：“杭州孤山一带成堆的坟墓，经过广大群众热烈讨论和领导的决定，已经在十二月二日分别情况迁移和平毁，西湖风景区内各种反动的、封建的、迷信的、毫无保存价值的建筑和陈设，也正在有计划地清理和改造。⋯⋯杭州一呼，全国响应的日子，想亦不远。”

　　“荒唐”被扫除后，1965年1月28日，身在杭州的胡乔木又在一封信中表示：“土偶妖骸所指很广，并不限于有形的庙坟，一切旧文化中的偶像骸骨都包括在内，对这些东西必须进行很艰巨的长期的斗争。”

　　就在这封信发出的当天，离农历除夕还有两天，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决定拆除西湖西泠桥附近的最后一个坟墓，即用钢筋混凝土砌成的秋瑾墓。

　　这天深夜，杭州市园林管理局西北管理处的工人，炸开了秋瑾墓，然后凿开了棺材，取出秋瑾遗骨旁边的一把短剑、金银首饰和一双红色绣花鞋等陪葬遗物，把遗骨装入陶罐，送到龙井路双峰村边的吉庆山马坡岭脚，埋入早已准备好的土穴中。

　　参与拆墓并埋葬遗骨的园林工人陈尔祥，有心地在秋瑾遗骨陶罐上放置了几捆稻草，掩埋后削平地面，以便将来踩到松软土，可以找到秋瑾遗骨。

　　1965年3月6日，杭州市政府及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就拆除和迁移坟墓写了一个简报，将拆墓定义为“彻底革命”、“除旧立新”。一个半月后，一份不完全的“西湖风景区拆除迁移封建迷信物统计”上报，依报表，分5批共拆迁坟墓654座。

　　十多年后，西子湖畔，那些曾被迁走、甚至被定为“不予再建”的坟冢，重又出现。

　　“文革”后，岳庙恢复；1981年，秋瑾墓在西泠桥的另一端重修，塑汉白玉全身雕像，镌有孙中山的“巾帼英雄”手迹。此后，徐锡麟、浙军攻克金陵烈士墓---七星坟、陶成章墓、杨哲商墓、沈由智墓等一批辛亥革命名人墓葬，被迁到凤凰岭南天竺原演福寺旧址，重修墓葬。1988年，连似乎政治“不达标”、并无骸骨的苏小小，也因才情和凄美的爱情故事而受到礼遇，在墓亭原址上修造了六角攒尖顶亭，名“慕才亭”。新千年时，章太炎墓、于谦祠等又一批名人墓葬及纪念祠堂，也被回迁或恢复。

　　今天，这些精巧的墓冢，静静地化作西湖美景的一部分，牵扯着湖畔往来人的悠长情思。■

"籍贯"是个什嘛东西

老冷 @ 2009-8-20 12:22 阅读(107) 评论(1) 推荐值(20)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aoleng01/archives/314984.aspx

从小到大, 没少填各种人事表格. 插队到美国后也干过类似的事儿. 提供个人信息嘛, 无非是告诉人家你姓甚名谁, 是男是女, 青春几何, 是否婚配, 哪里混饭, 何处窝居, 等等. 不论中国美国, 办点儿严肃的事儿之前, 验名正身是免不了的. 但对比之下, 可以看出三项"国粹".

首先是"家庭出身"一栏. 投胎于什么样的家庭, 在中国人的眼里至关重要. 对于遗传基因的作用, 咱们老祖宗早有研究. 达官雅士的研究成果为: "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 , 市井百姓的试验报告是: "老鼠生儿会打洞, 麻雀生女飞篷篷". 待到文化革命时, 这一理论更是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登峰造极了. 在那个年代, 什么是最有脸面儿的家庭出身, 不用我废话大家都知道. 要问如今的"家庭出身"是个什么行市儿, 就得去请教居阁待嫁的MM们了.

第二是"政治面目". 这个系指你拜的是何党何派. "党员"和"群众"的"面目" 之差, 直接影响到家计民生. 从升官分房长工资, 到出国进修找对象, "面目"不同, 机遇也有所不同. 其实这一栏旨在反映一个人的信仰, 但那是脑子里的名堂, 谁能真知道? 你就是把"资本论"倒背如流, "党票儿"混不到手, 你也是白搭. 而有"党票儿"的主儿, 未必知道马克思是老几, 他本人是不是个"王连举"的胚子, 还得另说着.

不管怎样, 对以上两项, 咱还能明白其必要性, 阶级斗争的年代嘛, 信仰和血统是马虎不得的. 它是身价人品能力水平的标签儿. 惹得亿万人望之兴叹之余, 又为之奋斗不至. 随之而来的辛酸血泪, 不说也罢.

无奈三十年河东之后就有了四十年河西, 看现在的中国, "政治面目"这一栏嘛, 只要不填上这"独"那"功"的, 怕是没人会去尿你了. "家庭出身"的分类也可免了, 这一栏上只需填个数目字儿 ---- "家庭银行存款数额", 您是什么来头儿, 也就一清二楚了.

最让人挠头的是这个"籍贯". 与上述两条儿相比, "籍贯"可能是最派不上用场儿的. 可是我敢说将来就是共产主义了, 上述两项灰飞烟灭, 这籍贯之说还会存在. 为什么? 就为咱中国人讲究个"根"啊!

"籍贯"是什么? 不知谁能说得清楚. 手头没辞典. 有也没用, 理论往往不能与实践相结合. 出生地算籍贯吗? 家庭或本人长期居住地算籍贯吗? 父亲或母亲的籍贯算你的籍贯吗? A地生, B地长, 填个C地作"籍贯"的, 大有人在. 尤其是那些"城里人".

就拿我来说吧, 本人生在保定, 一岁后至出国前一直浪迹北京, 籍贯嘛, 填的是苏州, 随的是老爹的籍贯, 其实他老人家自打不穿开裆裤以后就不住苏州了. 我倒是去过苏州俩趟儿, 总共十来天儿. 头一次去有人陪着, 不然找不着北, 苏州话一句不会, 听评弹时觉得自己是头牛. 您说我背这么个"籍贯", 不是冤得慌嘛!

有人可能认为籍贯应以居住时间最长之地域为准. 本人以为大大地不妥. 这一定义对七老八十没几年折腾了的主儿或许可行, 但那位小朋友昨天加入少先队, 填的籍贯是北京, 明天就要随父母搬家到上海了. 将来人家入团时填什么呀? "上海"? 这籍贯有换来换去玩儿的吗?

一直不明白组织上为啥一定要知道咱的籍贯? 想想大概是为了有朝一日选人大代表时有用. 为了平衡名额比例. 你代表何地何域, 需以籍贯为准? 再一个原因, 可能是为了上法场时要通报天下你是何方人氏. 君不见, 枪毙人的告示上都是这么开头的: "XX犯某某某, 籍贯XX. ....". 除此以外, 想不出这籍贯还有什么实际用处.不知哪位看官能再说个第三类用途来?

其实,"籍贯"无非是调查一个人的"根". 那就不妨用一些更精准的信息. 本人经过长期不懈的思考, 认为籍贯一栏应以如下五项代之: (虽然麻烦点儿, 却省了许多似是而非).
(一) 出生地
(二) 过去N年居住地
(三) 至今居住时间最长之地.
(四) 父亲籍贯.
(五) 母亲籍贯.

这样一来, 您的来龙去脉可能就描绘得八九不离十了.

可是再一想, 好像还是不对, 这父母亲的籍贯也可能说不清, 会有同样的问题. 那就把上述的(一)(二)(三)应用到(四)和(五)上. 如"父出生地" "父过去M年居住地" ....

于是原来的五项就成了九项. 好像太多了点儿? 还有, 如今家庭的频繁重组也是个趋势. 有后爹后妈的为数不少, 他们的"籍贯"信息是否也要加入进来?
想到这儿, 我又糊涂了, 不过有一点是明白的...

....


我是吃得太饱, 撑的慌.

@ 2004-12-13 wenxuecity.com

话说中文学校

老冷 @ 2009-8-11 7:51 阅读(124) 评论(0) 推荐值(0)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aoleng01/archives/313153.aspx

(一) 上学报到

家里有了学龄儿童, 事情就会慢慢多起来. 总觉著美国学校的那点儿玩意儿实在是太委屈孩子了, 于是钢琴网球滑冰绘画之外, 又想到了中文.

去打听打听, 不论问哪家, 都有三五个"课外活动"为孩崽子们预备著. 其共同之处, 非中文莫属. 你要是在中国朋友面前敢对"让孩子学中文"有异议, 那是有些自找不痛快了.

既然大家都这么干, 咱也不能免俗, 反正闲著也是闲著, 何况还有好处 (什么好处下面会谈到). 于是周末又多了件雷打不动的事儿------送子上中文学校.

第一次去路不熟, 三拐两绕来到一处象个学校, 再一看, 停车场上一大堆TOYOTA, 便知道是找到组织了.

进得大厅, 见几张桌子一溜儿排开, 分管注册,换班,交费,咨讯诸事宜. 每个桌前都密匝著一堆同胞们在七嘴八舌著, 全无秩序可言. 恍惚间尤如身在当年某公共汽车站. 好在文明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当年你想挤上前去, 得演全武行, 在这儿不用. 你看, 凡是后来的, 无论男女, 个个十分自然而友好地将身子贴在前面那位的背上, 鼻息款款送入人家后脖儿梗, 前面那位被临幸的便一个哆嗦, 皱眉, 侧身, 后面这位就顺到里面去了. 于是乎每张桌子扎成了一只人桶. 不想吃豆腐或当同志的主儿, 只有在外围摇头叹气的份儿了.

咱到不是怕犯生活作风错误, 无奈这人堆儿里的体香外加头发上葱蒜爆锅的油烟子味儿, 颇有些冲人. 也是赶上了, 周末大家不是都要打牙祭又勿须为上班而修边幅吗?

眼瞅著要办成事儿得等到下课了, 当时真想吆喝一声: "诸位在WAL-MART 怎么不这么干哪?". 是看见了同胞就不吝肌肤相亲了, 还是只会在洋人面前装孙子?

迄今, 这一现象年年出现在本埠中文学校开学之际. 可谓"国内"一景. 谁说生活好了人就忘本?!

(二) 读书认字儿

好容易轮到了, 交了钱, 拿到了课本,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标准中文", 翻开一看, 立马就长学问.

就说这一课吧, 题目好像是叫"看蓝球". 里面有几个字, 清清楚楚地标的是"本课生字". 要求学生掌握. 其中有个"芝"字. 学这个字总该是跟著"芝麻", 或"灵芝"一类的词一块儿学的吧? 非也! 学的是"芝加哥"的"芝"啊!

诸如此类的哭笑不得还真不少. 比如"湖" 是从"湖人队"那儿学的, " 海" 在课本中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名字"海伦"里. "杨树"和"桃子"还没学, 先学个水果名，叫"杨桃". 它长什么德性, 孩子没见过, 孤陋寡闻的我也没见过.

好多课文是对话的形式，其中的人名尽弄些个英译中. 好多字儿就是通过这些名字认下来的。 有一天孩子问我"卫生"的"卫"字怎么写. 我一写出来, 他就叫了: "原来是"大卫"的"卫"啊!".

还有, 字儿还没学几个, 课文中就来什么因果复合句与 条件复合句之不同. "脖子"还不认得, 就来个"...曲项向天歌...".

我那孩儿也是笨了点儿, 课文里学了个"约翰", 既不明白和"JOHN"是怎么挂上钩的, 也不道"约"和"翰"怎么用. 问我, 我他娘的跟他说得清楚吗?

(三) 找乐儿

说来可伶,与国内的潮流相比, 海外华人的离婚率实在是低得不像话了. 在国内, 想不腐败都难. 在这儿,你去弄个小密二奶试试, 怕没那么容易吧. 虽说"旧时王谢堂前燕", 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 那也得百姓家里有燕子才成啊. 可你看看这地界儿都是些什么鸟人? 满眼的老鹰乌鸦. 种不对啊! 这嘴里说的,心里想的,胃里装的, 全都不一样. 叫人怎么个腐败法? 此事非不为也, 是不能也. 所以每天两点一线就成了必然规律. 家庭的稳定也就自在其中了.

中文学校开埠一声炮响. 给了人到中年们一个找乐儿的去处. 先不说每个周末能把累赘们扔到中文学校几小时, 俩口子可以偷闲逛商店买东西下馆子看电影或干些更增进感情的事儿. 中文学校本身就是个很好社交场所啊.

社交行为一般是发生在学校的大餐厅里. 最常见的是三五成群打扑克的, 只会拱猪升级敲三家儿的, 怕是早年来这儿插队的, 那些手里抓好几副一大把甩著玩儿的, 可能来的要晚一些. 也有个儿把定力好的, 在那儿演义秤上春秋. 还看见过玩麻将的, 但没在桌上见著钱, 不知过的是哪门子干瘾.

若大一个餐厅, 除了棋牌乐们, 这头儿办保险投资买房健康养身子女教育各类讲座的占有一角. 那边出租影像图书报刊杂志的也有一席之地....偶尔还有中餐馆上门服务, 卖些馒头包子饺子冻烙饼. 大小政界人物在选举期也时不常光顾一下. 四处握手, 胡乱套磁儿.

最过瘾的大概是老头老太太们了, 憋了一个星期, 可找著扎堆儿说话的地方了.

身在餐厅, 放眼望去, 人头躜动, 欢声鼎沸, 五花八门,好不热闹.

再到学校的球类场馆瞧瞧,总能见著几夥聊发少年狂的眼镜儿.个个奋勇当先精神可嘉, 至于大多数人的身手嘛, 怕是当年连系队都混进不去. 难怪要在此讨回失去的青春了.

总之, 把这里的一切说成是个中文学校, 那是熊掌伴豆腐,大题(蹄)小作了. 称之为"周末中华文化休闲俱乐部", 可能更为合适些. 而最能给这一名称做托儿提气的, 当属中文学校的成人舞蹈班.

不过, 这儿的成人都捂得严实, 舞蹈也不用钢管. 赶上过年过节或什么场合, 舞蹈班的学员们都会来一出儿. 还往往是压轴的.

每当大幕拉开, 音乐响起, 一队徐娘便悠悠然扭将出来, 时而辗转腾挪, 时而骚首弄姿, 台上的很是投入, 弄得台下的也只好一个劲儿咧嘴. 孩子妈们的勇气固然使人感动, 她们家那半边天的胸襟和眼神儿更是值得佩服.

近年来, 又有了更胜一筹的. 不知从哪儿冒出个时装表演队, 跟著凑热闹. 赞助商不详, 却是一水儿的中式服装, 万变不离其宗, 并证实了张大导勤俭办奥运的省料旗袍竟不是原创. 至于演出效果如何就是见仁见智的事了. 反正在模特大嫂们拧台步时咱还能撑得住, 待到她们骤然停步, 猛地叉腰甩头, 瞠目亮相之际, 兄弟我是实在不行了,瞬间昏迷,背过去了. 那劲头儿,别说是我,就是个半身不隧的,给对上一眼, 也没准儿能挺身起立向后转.

醒过味儿来再想想人家也不容易, 还是应该捧个场儿. 就一边鼓掌, 一边心里犯嘀咕, 如此一来, 这好好的衣服还卖得出去吗?

(四) 学业管窥

说到这儿, 必须对那些中文学校的持事们表示衷心的敬佩. 就凭人家呼风唤雨的组织能力, 把好几百口子从六七岁到六七十岁的周末俱乐部整治得像模像样儿, 当年不是总支书记, 也得是团委委员的干活. 而且每周多上一天班, 还是义务劳动. 这不是活雷锋是什么? 听说西点军校挂有雷锋像, 真是舍近求远, 岂知另一所学校里就有真佛可拜. 哪天有机会, 一定要劝持事们把他们的照片寄几张过去.

大多数中文老师在课堂里也算尽职了, 甭管有多少孩子在那儿走神儿, 人家依旧不省吐沫. 经过漂亮的教室, 时常听到老师的琅琅国语加带著孩子们有气无力的跟读声 , 虽比不上希望小学一年纪在破庙里朗诵课文的气魄, 仍感孺子可教, 颇为欣慰. 怎奈课间休息铃声一响, 到处又是一片"美国之音".

其实, 不上中文学校, 大多数孩子在家也能听懂爸爸妈妈说的啥. 一般日常生活上的话全明白. 可语言的理解能力最终是和对文化的了解分不开的. 去问问孩子们电视剧里唐国强张国立葛优赵微说的是什么, 不知所云的就恐怕不少了.

而学说话更是不能指望中文学校那每周两小时. 强迫孩子在家说中文, 并持之以恒, 是最好的办法. 这就看家长们的毅力了, 孩子们在学校说什么话, 回家当然也想照样儿, 家长要是也偷懒儿不管, 并中英夹杂地回孩子的美国话, 我看干脆就省了中文学校的开销算了. 最忌讳的就是跟孩子那儿练自个儿的英语, 其结果是孩子的中文完蛋了, 您的英文也没好到哪儿去.

从这儿就看出家有老人的优越性了, 老头老太太不懂英语, 逼得要吃要喝的少爷小姐非说中国话不可. 朋友山东人,把父母接来带小孩. 结果小孩一口"闪懂"话. 也不错, 好歹是中国话, 可上了中文学校学汉语拼音时就头大了, 四声满拧. 更糟糕的是, 还有个先入为主的英文字母发音在里面搅和著, 平添一层难受.

至于读写能力的培养, 就更是个吃力的活儿, 孩子们的美国学校作业做得游刃有余, 从来用不着操心. 轮到做中文作业时却是一脸的旧社会, 还老是这个不认得那个不会写的, 害得大人也得陪著认字, 陪查字典, 陪写作文, 成了个"三陪".

几年下来, 据本人不完全统计, 大多数孩子们基本上是在中文学校里干狗熊掰棒子的勾当. 虽然还是沾了点儿玉米豆回来, 但与他们的年龄增长不成比例. 年龄越大越显得弱智(系指用中文表达思想时). 试想一个六七岁的跟你说"外面下鸡毛大雪", 你可能笑笑心想这孩子挺有意思, 同样的话要是出自一个十二三岁, 号称学了好几年中文的半大小子嘴里 (我曾亲耳听到), 你大概会替他不好意思了.

当然也有很出息的, 这类人大多有童子功, 幼时在国内呆过一段甚至读过几天书. 凡念过国小一年级以上的, 应该可以自学成材, 用不着上中文学校了. 也常听说有某英明父母如何教儿有方, 三岁认字数百, 五岁读诗, 八岁成诗的先进事迹和经验. 但是, 能跟这等牛人学著干的, 毕竟是少数.

每次去有孩子的华人家串门儿, 都忍不住要问问小朋友, "喜欢不喜欢学中文啊?" 您猜对了, 十个有九个说 "Nooooo!". 没回答的那个要扭头去看看旁边爸妈脸上的颜色. 小孩子们没见识, 还得去跟家长们讨个说法, 既然是赶鸭子上架学中文, 总得弄明白这合理性和必要性到底在哪儿啊?

(待续？还是无续？ That is a question)

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