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中国房价2015年前会见顶

　　作者：喻奇树 来源：华西都市报

　　去年信贷大量的投放是否会给今年带来压力？今年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如何看待现今的房市及房产投资？昨日，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通胀，如今过度买房不是好的选择，今年股市比房市有更多机会。

　　谈通胀：货币增量不合理让人担扰

　　陈志武说，从去年贷款的增长来看，中国的货币增量远大于合理的货币增量，这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问题。目前在很多领域里已出现通胀，全面通胀也将很快到来。他认为，导致通胀一个重要因素是货币贬值，很多人都强调物价，却有意忽略了后者。

　　不过他同时表示，严格来说，所谓通货膨胀，是指价格上涨的幅度超过5%或者更多。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通胀。“我赞同姚景源的"CPI、PPI都在低位徘徊，供给充足，通货膨胀无基础"的说法。”

　　谈投资：今年股市比房市更有吸引力

　　陈志武认为，中国房价2015年之前就会到顶。尽管今年商品房上涨势头受阻，但房价不会下跌很多。房价涨了会带来过大资产泡沫，种下未来金融危机；跌了会带来近期的银行危机和地方财政危机。

　　不过，他也表示，从2010年开始，股市相对房地产市场会更有吸引力。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越来越明显，但A股市场不管从市盈率还是从其他指标来看，并没有出现泡沫。

　　他建议投资者，不要过度买房，“一些数据表明，今年买房子的人，多数是投资买房。自住买房比例越来越低，意味着刚性需

　　求在下降，投资需求在上升。”他认为，“如果你已经买了一些房子，不要再买更多了。而要投资一些钱到A股市场，再通过QDII产品，把一部分钱投资到其他国家的股市上。”

　　谈消费：已到以消费带动增长的时代

　　陈志武说，从1978年到1990年代末，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一个国家不能总是把资源用在"生产建设"和"基础建设"上，毕竟我们所做的方方面面的建设最终都是为了消费和生活。”陈志武认为，中国应该有一个从以生产建设为重点转移到以消费为重点带动增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现在。

　　陈志武认为，正是由于过去生产金融和消费金融长期不平衡，才导致了中国的产能严重过剩，供过于求。只有拉动消费金融发展，给消费者提供消费的按揭贷款，消费者才能改变消费的时间配置。

陈志武：中国的经济罪在“国有”

陈志武 @ 2009-12-29 16:46

凤凰卫视12月28日《锵锵三人行》以下为文字实录：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今天我们迎来陈志武教授，陈志武教授我得给大家吹乎吹乎，人家是耶鲁大学著名金融学教授，而且我可听说了，就是说你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界里边认可的华人真正的经济学家很少，陈教授是其中一个。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陈教授的观点，他说，中国的经济罪在国有，这种话，这是让谁听了不震动？而且最近你有一封信，我感觉挺有意思，就像《2010》这个电影一样，陈志武先生最近写了一个文章，说《从2049年看中国》，许教授你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

　　许子东：那是百年大庆，2049年。

　　陈志武：对。

　　窦文涛：还挺会选日子。

　　陈志武：一百年。

　　窦文涛：他讲从2049年那个时候，我们都Happy了，都很好了，就是中国的经济规模早超过美国了。

　　许子东：香港变社会主义，因为50年过去了。

　　窦文涛：对，全民所有制真正体现到实处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回望前尘往事，那个时候就不胜唏嘘，说我们这个改革，路可真叫弯弯曲曲。原来从1978年2008年这30年，只算第一阶段的改革，这个改革造成了什么问题？严重的国进民退的问题。而且在这个历史时刻，中国境内的人们产生了自满、自足的心理，还觉得我们这个国有化很牛，世界就看我们的了，中国这个体制，有什么必要改？我们这么发展的不是很好吗？结果到了2018年好像是，问题表现出来了，那些铁公鸡盖的高速公路，盖了之后也没有什么用的上，银行的呆坏帐。而且那个时候什么都国有了，老百姓手里哪有钱？到那个时候才意识到，不见棺材不落泪了，看来还是得从体制上改革，于是从2019年到2049年，又？

　　许子东：30年。

　　窦文涛：30年，就是前30年叫经济改革，后30年叫体制改革，这个过程完了，到2049年，咱们Happy了。

　　许子东：那个时候你还活呢，2049还活着？

　　陈志武：那个时候我还行。

　　窦文涛：不过陈教授，我先要跟你打一炮。

　　陈志武：八十几岁。

　　窦文涛：你这个观点就觉得，要70年，我们要付这么大的代价，才能到那个时候。可是最近比如说我在《亚洲周刊》上看到组织，有一些人组织一些文章，有一些人还是社科院的学者，纷纷都在讲，我确实也不太明白，说某些个经济学家，一直骂我们国进民退，他们这种观点失之简单，说你看现在全世界，美国不也是国进民退吗？还说过去的经济学，过时了。现在的新形势下，就这么看，中国要不是国进民退，还躲不过这个金融危机呢？而且还不会在现在全世界一枝独秀呢。对他们的这种观点，你怎么答辩？

　　陈志武：从表面上看好象有道理的，但是要我看，实际上不需要太多的学习经济，做很多的研究，仔细的看一看，如果真的国有经济再加政府管制，是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成就根本的原因，那计划经济的时候？

　　许子东：更加国有化。

　　陈志武：更加国有。

　　许子东：全部国有。

　　陈志武：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更多，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成功呢？所以这个不需要太多的大学教育，或者研究生教育让我们看到，这种因果关系的结论，是站不住脚。如果他们说的真的是对的话，为什么1978年之前，中国的经济每况愈下？这个是一个。

　　还有一个跟这个有关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很多的经济学界，我的那些朋友和同仁，往往会只看到GDP和经济的数据。实际上国家经营经济，拥有财产，拥有这么多土地也好，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不只是表现在GDP增长多少，企业赚多少钱这一方面。而且对于整个社会，特别是对于法制、对于私人的权利，对于民间社会的权利也好，都会有非常具体、深远的影响。所以说这就为什么，我最近几年也做了一些研究，比如说我去看了世界几十个国家，能够找到数据的几十个国家，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这些社会，这些国家，它的法制水平就越低。当然这个里面我们就想去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窦文涛：对，他就发现，研究了六七十个国家，这个很有有趣的一个发现。你从统计上讲，就国有化程度越高，钱什么全在政府手里的，这种社会，往往民主与法制方面薄弱。但是这种是什么原因呢？

　　陈志武：其实原因很简单，通俗来讲，我们可以这样子去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国家权力，或者政府权力的，力量的力，跟民间的权利，利益的利，把这两个内容，两个主角放在一起，想象他们互相之间每天都在博弈，谁占上风，谁更偏低。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国家占有的收入，国家占有的资源、财富在一个社会中越多，那么民间社会就越要依赖于政府，吃住行住房，医疗方方面面都要更多依赖于政府。当我们的饭碗更多掌握在政府权力手里面，我们有多大、多强的经济基础会去伸张我们个人的权利，民间的空间，民间的权利，谈不上，因为你的生存吃住行都要依赖政府权力的施舍，或者领导批准，具体说领导同意这个，领导批准那个。这个的话，你的个人权利、空间暂时往边靠，先为了生存下去，你不得不有求于现在的权力。

　　许子东：你不能通过法制，或者通过民主的手段来争取个人的权利，你只能希望父母是很有道德的，是关心你的，是神圣、英明的。因为他掌握了所有的一切，这个从大道理上是可以理解的。

　　陈志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所以法制文化，法制水平的高和低跟国有经济在一个社会中占有的比重高和低很有关系。其实在中国，今天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个行业，哪怕它最初没有国有企业在那个行业里面，但是一旦国有企业进入那个行业，那个行业的游戏规则，肯定会要改变，慢慢的改变成什么？改变的更偏袒国有企业，而这个要牺牲掉民营企业，就在民营企业跟新进来的国有企业进行竞争的时候，民营企业肯定是处于劣势。

　　窦文涛：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一个铁本的例子，我好像听你也说过。

　　陈志武：像铁本，就是也许那个铁本的老板说了一句话，他说30年，或者50年以后，要成为中国最大的钢铁公司。这样一来好了，原来比他更大的一些国营的钢铁公司，变成了他的敌人了，他们就想办法把他整垮，结果在2004年，2005年那个时候，因为宏观调控的原因，因为钢铁行业做了太多的投资，所以很多的领导人，都跑过去说，这个铁本必须得要停，这个项目必须得要停掉，因为你建了这么多钢铁的生产容量，整个行业本来就已经供给过多了。

　　结果某些部门要找一个宏观调控的对象，找一个具体的靶子的时候，为什么不选择更大的那些国有企业作为打击的对象？偏偏选择铁本？就是因为它是民营企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旦一个行业里边，当然包括现在房地产行业，越来越多地王是国有企业，越来越多的人，本来这个行业，是以民营企业为主的，现在经过过去两年国进民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地王，或者是整个房地产行业，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大的国有企业进来了。因为它们得到国家银行的金融支持，是民营企业没有办法可以比的，所以他们的资金支持最多，然后特别是今年的9万多亿的天量贷款，然后去年的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这些都对国企带来很多资金。在他们受到政府偏爱，金融方面偏爱、关爱之下，都不奇怪了，他们可以把很多的民企从房地产行业，从钢铁行业，还有很多其他的行业都挤掉。

　　窦文涛：现在挤的形式，他们就讲，现在真正的民企老板，你看混的比较潇洒的，就哪种人？开饭馆的，洗脚的。这个国企不要，瞧不上你。凡是要是涉及到一些大的利润，大点的资源，大点的这些东西的，你像最近山西说500家煤企，就给收了。

　　陈志武：按照我们刚才讲的，实际上刚才我也补充一下，有一句话没有说完，就是看到房地产行业、钢铁行业还有其他的行业也好，一旦政府是大的国企股东，因为政府拥有很多的立法权，修改规则的权力，解释规则的权力，解释法律的权力，执行法律的权力。就使得国企的地位在法院，被起诉的时候，或者起诉别人的，起诉民营企业，或者私人的时候，法院更多会偏袒国企。所以我们知道法制的精神，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国企、民企、私人在法律面前是不平等的，这就为什么长此以往，国企进入一个行业时间越长，破坏那个行业的游戏规则，对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就不太会继续对所有人平等。

　　许子东：是不是仅限于能源这些行业呢？比方你到第三产业，比如制造业，你看现在有没有国企的制造业能打赢民企？

　　陈志武：我前两天从乌鲁木齐回来，乌鲁木齐几年以前我住的一个宾馆，就是银都大饭店。那个时候好像还不是国营的，现在的话，是中国移动把那个楼，前几年买下来。然后左边开一个宾馆，右边开一个宾馆，都是要么是这个大企业，中石油，要么是另外其他大的国企买下来了，你说这些旅店旅游行业，酒店行业这个涉及到国防，涉及到战略安全的问题吗？

　　许子东：但是这样服务质量就会下降，是不是？

　　陈志武：对。

　　许子东：所以实际上的竞争会弱，对不对？

　　陈志武：对。

　　窦文涛：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说我不懂，但是我听他说挺高兴的。因为他这一个核心观点很简单，就是藏富于民，让真正的人民分享改革成果。而且我看了看陈教授写的很多例证，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虽然我不懂经济，但是你看我们主持人是琢磨语言的，我老觉得，我们受抽象词的蒙骗，太久了。比如说国家，我建议开展一个什么运动？就是把每一个抽象概念具体化的运动，就比如说国家的到底是什么，是指谁？你说我拥有，从哪里拥有？你比如他举个例子，很有意思，他说中石油的股票，如果上升了一块钱，他是国企。那么你会不会觉得我可以出去消费，我有钱了？跟你没有关系吧？为什么呢？就因为它虽然叫国字辈的，但可是它挣的钱，你从来也没有觉得跟你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这个问题？

　　陈志武：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讲，不管是政府决策部门，还是其他的经济学家，还是业界的都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改变。要改变什么？改变对投资的过渡依赖，总是靠盖楼房，修大的工业项目来刺激经济增长。然后这种大项目，大的工业项目越来越多的的结果，让中国经济更多的依赖出口，所以我们现在说必须改变这种模式，更多的依赖国内的消费，来带动未来的中国的经济增长。

　　但是实际上这种愿望表达了十几年，实际的结果，民间消费，占中国经济的比重，在过去十几年，不仅仅没有上升，反而继续的下降。为什么会是这样？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刚才说的，因为在国有制的安排之下，这么多国有资产和土地也好，升值了很多，中石化的股票涨了很多，你像我们现在看看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行，中国银行，在世界银行的排名中间，按照市值来算，排前三名，前三个最大的。

　　许子东：就像若干年前的日本银行，那时候日本的银行都排在最前。

　　陈志武：但是这些大的国有银行，它的资产价格，市值再高，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对他们没有办法产生影响。所以这就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国有经济的安排之下，这些国有资产再升值，他们赚的钱再多，土地拍卖的价格一百亿，几百亿，几千亿，再高，不管怎么样？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没有哪个人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3亿公民中间的一个，你说中石油曾经有一段时间，它的市值超过一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中石油一家公司分到13亿中国公民身上，每个人差不多1千美元的财富在里边。然后把这些银行也加进来，国有土地加进来，中石化也加进来。我算了一下每个人大概有几万块钱的国有资产。但是这些国有资产，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任何中国公民个人，每天到底是可以去一个更好的餐馆，还是买更好的衣服？不会说，因为这些国有企业的资产，今天价格涨了，我们去多花一点钱，多消费，这个跟你没有关系，任何正常的中国人都不会说，因为那些国有资产升值了，赚了很多钱，所以我今年可以多花一些钱。

　　窦文涛：所以我从他那儿学到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所理解的就是说收入，就是你工资涨了，你就有收入了，收入增长了。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收入，资产性的收入。比如说就像他说的中石油的市值，房地产的市值，这个增加的这么多的财富。那国家拥有，它拥有到哪里去了？

　　陈志武：现在最近我发现，不只是这些中石油，国际化工集团，还有宝钢、武钢等等那些公司。

　　许子东：都是能源工业。

　　陈志武：这些能源工业，还有很多非能源工业。

　　窦文涛：航天。

　　陈志武：也包括这些国有事业单位，不管是北大、清华的那些资产，还有中国科学院很多单位，原来的话，都是搞实业。但是现在发现很多实业赚到的钱，现金再加上这些实业公司上市以后，把它们的股权套现以后的钱，越来越多。所以这些事业单位，不要说这些大的国企，都有相应的投资管理部门，基金管理部门。因为他们拿了这么多钱以后，又不需要上交到国家，又不需要分到中国老百姓手里面。而是什么呢？他们自己把这些钱再投资，要达到保值升值的效果。那么我后来就想，我看了这么多事业单位，像中国科学院，也有很多的现金。但是钱管理的结果，为谁服务？更多是为一个小集体，中国科学院也好，北大也好，清华也好，这些事业单位，赚到的钱，基本上在本单位里面来使用，而不是按照全民所有的概念，让全中国人民都分享到。

　　许子东：但是你知道老百姓是怎么想的？老百姓想，不管怎么样，它这个钱，虽然我用不到，但是它属于中科院，属于中移动，总比属于富豪榜里面某某人要好吧？我原则上同意你的观点，我也觉得我们战略上是国退民进，战术上现在是国进民退。但是老百姓现在的想法是，你以前的国退民进，进的民，跟他们也没有关系，那些商人，老百姓心里觉得，那么多钱要是给了商人，还不如归在政府名下，他们更相信政府，会不会呢？

　　陈志武：这个是一种很天真的，我知道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因为在过去两年，我一直在推的一件事，就是要对于剩下的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就是通过全国的和各个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把这些权益基金的股份，按照13亿公民一个人一样多的股份方式给分下去。这样的话？

　　许子东：13亿公民，有点乌托邦。

　　陈志武：这样的话，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终于能够享受一点全民所有制的好处。

　　窦文涛：我代表人民感谢你，《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窦文涛：刚才你说钱到底在哪里？反正在国字那儿。可是我最近听见两个数字，大家都在说，中国70%的财富集中在0.4%的人手里。我还看到一个调查，说是现在中国亿万户，一亿元以上的亿元户，大概三千多人，其中91%是高干子女。所以为什么我讲，就是说话一定要具体？那你就好比说，我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话，要更具体一些就好了。比如说最后发现是谁先富起来？你要说你的子女富起来了，恐怕就是另一种理解了。

　　许子东：所以他们开玩笑说，国退民进的时候是父退子进，现在国进民退是父进子退，你明白吗？现在掌权的又回来了，那些亲戚，不用你们做代理人了。之前的什么转移，说明白，什么国退民进，是官退商进好吧？现在是官进商退。

　　陈志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国的经济之所以没有办法依赖国内的老百姓的消费增长来带动未来的，现在过去和未来的经济增长就是因为并不是中国人不想花钱。但是可以花的钱很少，这是在美国和其他的国家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中国为什么要保八，为什么要保九？因为在美国即使是1998年，1999年，经济最繁荣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互联网泡沫等等，但是大家可能不一定清楚。那个时候美国的GDP增长速度也就是4%左右，所以4%左右增长速度，在一个私有制经济里边，可以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带来这么多的消费和经济增长的活力。而中国8%、9%的GDP增长率，才可以勉强给大家？

　　许子东：因为大多投资在基建上。

　　陈志武：通常的解释是这样，但是另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因为在国有制的安排下，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升值。

　　许子东：大量向国有企业。

　　陈志武：都流在国有企业和流在国家和政府的手里面，而不是让老百姓、家庭直接来感受到。所以要改变这边局面，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把国家拥有的这些财产，这些国有企业的财产，通过民有化的方式，让老百姓分享到这些好处。

　　窦文涛：所以他提出一个民有化的概念，也不是私有化，民有化，设立这个国民权益基金，比如把中石油、中石化所有的央企什么的，股份全放在这个基金里面，这样真正觉得公民都有一份。

从经济角度看，也是2019前后。

从2049年看中国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访问教授。

发表于《中国企业家》2009年10月期

我们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2049年的中国，不仅经济总规模已超过美国，而且，老百姓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处。

今天已经是2049年，自1949年至今已经一百年，期间中国走过几个不同阶段，经历了几次危机，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尽管如此，中国经济虽然按人均GDP算还是落后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但今天在总体规模上跟美国不相上下，已经是世界经济二强。

回首看过去，在中国经济达到2049年的这种境界前，并不像当初预期的那么一帆风顺，原来总觉得中国就是与其他国家不同。只是现在回首往事，我们还是发现人性决定的规律，在中国也不例外。

想当年，1978至200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在长达三十年中年均增长超过10%，在那种经济奇迹的基础上，又加上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因为那时的政府大刀阔斧救市，让中国经济很快从危机中走出来，于是，中国的经济成就受世人赞叹不已，这当然不奇怪。

回顾2009--2019年的历史

可问题也恰恰来源于此，因为那次危机之后，自满占据上风，人们变得过于自信，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不可能不持续，风水轮流转已经转到中国了。结果，在金融危机之前打算进行的许多基本制度改革被无限期推迟，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企产权改革、财政民主改革、政治权力制衡机制改革，危机之后都被推迟。据说，当时的决策层、知识界和业界普遍认为没必要改变之前的体制，没必要改变那时已经势不可挡的“国进民退”潮流，他们觉得正是那种政府严格管制、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体制才使中国经济不仅快速增长三十年，而且给其以极高的抵抗危机冲击的能力。

就这样，2009年之后改革动力快速退化，体制改革就是如此，不进则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国富民穷”局面继续恶化。这不奇怪，因为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一方面政府几万亿的“铁公基”项目主要由大中型国企承接，另一方面2009年的数万亿“天量信贷”也主要流向国企，民企中顶多只有大型民企得到一些，而数千万家中小民企得不到，更何况把这么多银行存款贷给国企后，使原来一直就有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雪上加霜。结果是，国企资源雄厚，在各行业出击，众多民企被挤出，停业关门。见到众多民企要么关门、要么经营困难，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是金融资源与国家政策的歧视所致，而是得出“民企靠不住，只能靠国企”发展中国经济的结论。于是，从2009年到2018年，金融资源和政策继续重点偏袒国企。

国企强势，民企被挤，在2015年前，就没有哪个行业不是国企绝对垄断。政府拥有的资产产权以及其它形式财富的比重，重新回到1990年代初的水平。也就是说，从整个经济的财产性收入中，政府得到的份额重回国企产权改革以前的水平，民间家庭得到的份额出现新低。

第二个表现是，财政税收占GDP之比继续上升。在2007-2008年时，老百姓收入占GDP比重还只略低于50%，但是，到2018年，则降到不到GDP的40%。之所以财政税收的扩张能够实现，是因为民主宪政改革一直没有足够的压力，因此，制约税率和税种过度膨胀的机制没机会形成。当然，税收增长的一个原因是2005年后收税的效率提高很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基于需要。2008-2009金融危机期间开始的那么多“铁公基”项目，迫使各级政府继续往里面投资数年，否则就有太多烂尾工程，所以，政府需要很多钱。再者，原来地方政府可以靠“土地财政”，比如，在2007年，不少市政开支的80%左右来自土地出让金，所以，那时候，各地政府有很多激励去“保护”房价。只是经过几轮行政操纵后，到2015年左右，房产已经是天价。在那时候中国城镇化比率已接近60%，还没进城镇的因房价太高，进不了城，而城里以房子投资的人也无法再多买了。更何况城镇里能够被政府卖的地已所剩无几。就这样，房价到顶，“土地财政”的路就越来越窄，为了支持开支需要，各地政府只好放弃“预算外收入”，转向更多依赖正式的征税。

第三，国内民间消费需求继续下降，到2018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0%左右。一方面，由于上述“国富民穷”的趋势越来越强，2009年后，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和官员都强调扩大民间消费的重要性，但是，在民间掌握的资产财富和收入比率越来越低的情况下，这当然只是愿望而已。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在1978年时几乎没几个，到2008年时有六千多万家，而到2018年只剩五千多万家。这种因金融资源和政策歧视造成的国企挤出民企的结局，对社会就业打击严重，2008年前的中国经历是：对国企的投资是对民企的四倍，但国企并不增加就业机会，而民企每年增加就业五百万以上。可是，这些数据并没能改变中国资源配置偏袒国企的基本格局，反而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得到强化。因此，从那以后，就业需求大于就业供给的局面继续恶化，使劳动力成本即老百姓收入继续下降，这也造成了2018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0%。

在民间消费无法增长太多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就不能转型到依赖内需，而是只能继续依赖出口市场。可是，到2009年时中国在许多商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已接近顶峰，2009年后要再增加，其在各国的政治阻力越来越大，特别是那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国就业的冲击之后，连美国的政客也抵挡不住来自工业工会的压力，不得不让步于贸易保护主义。在2013年之前，中国政府想尽办法让中国的出口每年勉强增长一点，但到2015年出口已无法增长了。

于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开始的“再国有化”以及“铁公基”运动的后遗症，到2015年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不仅社会失业严重，而且许多基建项目完工后使用率低，国企亏损又开始像1970、80年代那么严重，这些都转换成银行的呆坏账。加上从那之后房价持续下跌，银行的住房贷款呆坏账日益严重。一场银行危机在即。

不过，由于商业银行都是国有或者国家绝对控股的，所以，银行的问题就是政府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政府财政没有问题，财政部就能为银行买单，银行破产危机就不可能发生。

只是如上面介绍的，到2015年，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越来越吃紧。虽然“土地财政”还是有一些、各种税率已经很高，但是国企亏损越来越大，政府需要往其中补贴的金额越来越多，银行的呆坏账也在膨胀，这就逼着政府加税，并通过向银行发国债补充财政，以期度过挑战。

到2018年，严格意义的金融危机还没发生，只是在国有经济的安排下，潜在的金融危机已经被转变成财政危机。在继续加税可能使社会不满加重、同时政府负债已经很多的情况下，还是选择多印钞票，以通货膨胀将财政危机转移给社会老百姓。结果，还是引发强烈的社会不满，出现动荡。

危机之后改革三十年

往事并非总是不堪回首。1978至2008年长达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来的太容易，以至于即使人们没有把其背后的逻辑弄清楚，也不妨碍中国经济增长那么多年。特别是经过2008-2009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的表现，让许多人更是不能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恰恰是因为离原来的管制经济越远、离国有企业垄断越远、靠经济自由越近、靠民营经济越近所致，而不是因为国有经济比重很高所致。

在当时自信与自满占上风的情况下，太多人的确难以理性地理解当初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难以选择进行基础性体制改革。所以，在2009年后，反而选择强化“国进民退”。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2018年后的短暂危机和动荡不完全只是一件坏事，因为人也好，社会也好，太成功之后，特别是太长时间成功之后，会变得过于自信，然后就朝着非理性的路走得难以自我回头。俗话说，“不见棺材不掉泪”，看来只有危机才能逼着社会纠错。

2019年后社会还是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镇痛。可是，痛定思痛，这为那时的领导人倡导的基础性制度改革创造了社会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之后开始了真正的国有资产民有化改革、土地产权交易市场改革、征税权制约机制改革、财政民主化改革，等等，这些是邓小平时期也考虑过但之前时机不成熟的改革，终于在过去的三十年发生了。

1978-2008年是“经济”改革开放时期，2019-2049年也是三十年改革开放，只是侧重点在体制上。两个阶段加在一起，才完成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的全程。回过头看，当年人们说东欧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式如何如何的不合适，而中国的“渐进式”是多么优越。只是现在再看这个问题，差别在于东欧在当时就完成了，他们早就不谈改革的话题了，因为改革的事对他们已经相去太远；而中国的“渐进式”到今天，到2049年才走完。人生有几个七十年呀！

不过，我们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2049年的中国，不仅经济总规模已超过美国，而且，老百姓直接拥有由原来国有资产组成的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处，而且政府对各行各业的准入管制大大减少，即使行政部门想扩张权力，也没有那么容易，会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各专业委员会的听证监督和问责。更重要的是，各行业不再有国企垄断了，而是各家民营企业自由竞争，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也不管其出身或教育背景如何，都能自由创业、进入充满发展前景的行业。由于没有多少国企存在了，金融资源不再有歧视性地偏向一些企业，忽视另外的企业，所以，在发展机会上更加平等，连商业规则、行业法律法规都更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今天的中国是更加商业化、市场化了，以至于家庭的利益交换功能也淡化，那种通过家庭血缘关系来互通利益的传统安排已经越来越轻。许多人说现在社会的人情味淡，离婚率高，生小孩的数量也少了，等等，这并不是坏事，因为在金融市场以及其它市场取代家庭、社会关系的经济交易功能之后，婚姻和家庭的基础更多是感情，而不是利益，个人是为自己而不再是为别人活着。所以，一旦没了感情，婚姻的基础就没有了，离婚属合情合理的选择。有了金融市场解决养老病残的经济安全安排之后，自然没必要靠多生小孩“养子防老”了，人的生命就这样从功利工具目的中得到解放。生命多可贵呀，就那么几十年，何尝不充分享受自由飞翔的人生体念呢？市场的发达最终实现了“五四”运动所追求的个人自由和个人解放。

（本文是作者应《中国企业家》邀请以2049年的时间点虚拟写作，文中2009年后的具体经济数据均为虚构）

金融是什么？

　　——《金融的逻辑》序言

　　陈志武 /文
　　2009年2月17日
　　(本文压缩版本在2009年8月6日《南方周末》上刊登，《金融的逻辑》已经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2007年7月，美国出现次贷危机。到2008年秋，次贷危机进一步演变成全方位的金融危机。在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之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裂变成全球金融危机，而且转变成十足的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形成严重冲击，给多国带来社会失业、政治动荡的严峻挑战。

　　在这种时候，我们自然想知道：金融到底是怎么回事？危机之后，金融市场是否会终结？人类社会为什么要金融市场？金融交易除了让华尔街、金融界赚钱之外，对社会到底有没有贡献、有没有创造价值？如果有的话，是如何贡献的？如何创造价值的？金融的逻辑是什么？



　　一

　　我跟金融结上缘，完全是巧合。或者说，整个人生都是一系列巧合，随机事件组合在一起，形成系列，就构成了你我的人生。

　　1986年1月，我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拿到系统工程硕士学位。由于那时我的英文较好，学校不让离校，于是，毕业即留校。只是到那时，我已对工程没有兴趣。作为权衡之际，就要求分到政治教研室工作，这样，至少能名正言顺地看些社会科学类著作。在那时候，全国没有几个政治学、社会科学类的研究生，就这样，我创造了历史，成了第一位进入国防科大政治教研室的硕士毕业生。去那里之后，具体工作主要是给教研室老师分苹果、送花生、收钱，等等。

　　到3月份，我收到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录取通知，给我奖学金和生活费用，让我进入其博士班。由于该博士项目包括金融、财会、市场营销、管理经济学以及运筹学，说去了之后我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学科作为研究方向。这么多选择，一下把我弄糊涂了，当时，除了经济学和运筹学之外，我确实不知道其它学科是什么。

　　那时，崔之元在国防科大读数学本科，我跟他在一起写文章、译书。问他， “什么是finance”？他说，“是金融”。“那，什么是金融”？他接着再给了一个解释，只不过，我确实没听懂，也就更不明白了，没记住他的解释。我想，反正我的兴趣是要用数理方法研究政治、经济与社会，所以，不知道“什么是金融”也无妨。

　　就这样，1986年8月28日，我稀里糊涂地来到耶鲁大学。第一学期，要上的课程没有多少选择，不管你今后学哪科，都要上线性代数、概率论与统计、微观经济学以及效用函数理论，第二个学期上的是非线性代数、计量经济学、博弈论、微观经济学。这期间，我发现，原来要跟随作导师的那位教授年纪已经较大，他所做的研究课题有些过时了。同学给我建议，“不要选择博弈论政治学或者数理经济学了，还是学金融经济学吧”。

　　但是，“什么是金融”呢？



　　二

　　到今天，按照我的定义，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到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金融学就是研究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为什么会出现、如何发生、怎样发展，等等。

　　比如，“货币”就是如此。它的出现首先是为了把今天的价值储存起来，等明天、后天或者未来任何时候，再把储存其中的价值用来购买别的东西。但，货币同时也是跨地理位置的价值交换，今天你在张村把东西卖了，带上钱，走到李村，你又可以用这钱去买想要的东西。因此，货币解决了价值跨时间的储存、跨空间的移置问题，货币的出现对贸易、对商业化的发展是革命性的创新。

　　像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山西“票号”，则主要以异地价值交换为目的，让本来需要跨地区运物、运银子才能完成的贸易，只要送过去山西票号出具的“一张纸”即汇票就可以了！其好处是大大降低异地货物贸易的交易成本，让物资生产公司、商品企业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特长商品上，把异地支付的挑战留给票号经营商，体现各自的专业分工！在交易成本如此降低之后，跨地区贸易市场不快速发展也难！

　　相比之下，借贷交易是最纯粹的跨时间价值交换，你今天从银行或者从张三手里借到一万元，先用上，即所谓的“透支未来”，明年或者5年后，你再把本钱加利息还给银行、还给张三。对银行和张三来说，则正好相反，他们把今天的钱借出去，转移到明年或者5年后再花。

　　到了现代社会，金融交易已经超出了上面这几种简单的人际交换安排，要更为复杂。比如，股票所实现的金融交易，表面看也是跨时间的价值配置，今天你买下三一重工股票，把今天的价值委托给了三一重工（和市场），今后再得到投资回报；三一重工则先用上你投资的钱，今后再给你回报。你跟三一重工之间就这样进行价值的跨时间互换。但是，这种跨时间的价值互换又跟未来的事件连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三一重工未来赚钱了，它可能给你分红，但是，如果未来不赚钱，三一重工就不必给你分红，你就有可能血本无归。所以，股票这种金融交易也是涉及到既跨时间、又跨空间的价值交换，这里所讲的“空间”指的是未来不同赢利/亏损状态，未来不同的境况。

　　当然，对金融的这种一般性定义可能过于抽象，这些例子又好像过于简单。实际上，在这些一般性定义和具体金融品种之上，人类社会已经推演、发展出了规模庞大的各类金融市场，包括建立在一般金融证券之上的各类衍生金融市场，所有这些已有的以及现在还没有但未来要创新发展的金融交易品种，不外乎是为类似于上述简单金融交易服务的。金融交易范围从起初的以血缘关系体系为主，扩大到村镇、到地区、到全省、到全国、再进一步扩大到全球。

　　为什么人类社会的金融交易规模与范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迁？跨越时间、跨越空间的价值交换所要解决的人类问题是什么？其发展的基础条件是什么，或者说，金融市场靠什么才能发展？



　　三

　　虽然到今天我对金融的定义和理解是这样，但刚开始，我接触金融的视角却是另一回事。1987年秋季，也就是在耶鲁大学读博士的第二年，我兴奋地等到了上《金融经济学》课程的时候。一开始，教授既没讲金融是怎么回事，也没介绍人类的金融发展史是如何如何，而是一上来就把所有金融交易由随机变量来描述，亦即，不管是股票、债券、借贷签约，还是其它任何金融交易合同，都可以由随机变量来表达。老师说，正因为所有的金融交易都是由金融合同来完成的，都涉及到今天和未来不同时间之间的价值交换，而未来又充满不确定性、充满着随机事件，所以，通过把任何金融交易合同的细节条款转换成不同的未来随机事件、分析清楚在每种事件出现时交易双方的得失，由此得到的交易双方得失跟未来事件的关系，就是概率论中讲到的随机变量。

　　于是，金融学所要研究的就是如何实现这些随机变量的交易、如何为这些随机变量定价的问题。老师说，金融市场的作用之一就是对未来定价、对交易风险定价。

　　对于当时还没有进入主题状态、没有了解金融交易实质的我，那些课是一头雾水。搞数学推导、为这些随机变量做定价模型，我还可以，因为在中南大学读计算机专业和国防科大读系统工程时，学过不少数学，到耶鲁的第一年学了更多。只是从那时一直到2001年前后，我研究的对象与其说是“大社会境况中的金融市场”，还不如说是数学世界里的随机变量和随机过程。对于我这个还比较喜欢数学的人来说，那不是一件坏事，也是中国教育体系出来的人的一种优势。可是，那也让我离人的世界较远，不能够从金融作为“大社会”中的一份子的角度来研究。

　　那些年的学习中也不乏观念上的冲击。最大的冲击莫过于价值论，一件东西、一种经济活动的价值由什么决定？交易行为本身是否创造价值？按照我们从中学、大学政治经济学中学到的劳动价值论来理解，一件物品有它的固有价值，即，其生产所要花的时间乘以社会单位劳动时间的成本。也就是说，只有劳动创造价值，交易不创造价值。

　　但是，在1987年的《金融经济学》课上，我学到，任何东西或证券不存在什么“固有价值”，只存在相对价值。也就是，只有相对于人的效用而言，才有价值这回事。东西或证券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否让个人的效用提高，包括消费效用、财富效用、主观幸福或满足感。这等于说，即使要花百亿元投资、十万劳动力一年的时间才能建好的漂亮形象大楼，如果没有任何人或机构要用它，那么，那栋楼也会一文不值；花费再多的机器设备，如果没有人要，也一文不值；再怎么费苦力做成的衣服，如果没有人愿意出价钱买，那只是一堆废布。—— 这个观念对我帮助很大，特别是让我终于理解，原来计划经济时期只顾生产、不顾所产东西有没有人要或者有没有市场，那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摧毁价值。原来，没有派上任何实际用场的一代代银河计算机，也是一堆废铁，是在摧毁价值。等等，等等。

　　反而看之，即使一样东西没有花多少投资或者多少劳动时间，它的价值照样可以很高。最具体的例子是像百度、腾讯、无锡尚德这样的公司，这些公司都只有不到十年的历史，而且都是由几十人创办起来，也没有自己的高楼大厦（至少到几年前没有），但市值都是几十亿美元，不仅远高于其实际投入的资金和时间成本，而且比那些投资花费巨大、拥有众多厂房设备与高楼大厦、经营运作了几十年的武钢、一汽、二汽等，更值钱。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价值取决于这些公司能带来的效用，或者说收益，而不取决于其建设成本，跟建设所需的劳动时间关系不大；换言之，价值由未来的收益而定，不是由过去的成本决定。

　　效用决定价值，而不是劳动成本决定价值，这对于理解金融的逻辑极为重要。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投资银行中介服务，假如张三要创办一个造船厂，就像江苏熔盛重工集团三年前创业时候一样，他手头已经有20亿美元的造船订单，只是需要两亿美元投资。如果造船厂做成了，公司的价值能涨到20亿美元以上。问题是，张三自己无法找到投资者。在另一方，温州、香港等地很多个人和机构有很多空闲资本存在银行，赚3%的年利息，他们找不到风险相对能接受但回报很好的投资机会。

　　这种情况下，挑战在于需要资金的创业者找不到投资方，而愿意投资的又找不到合适的项目，经济发展就这样受阻。投资银行家李四的作用恰恰是把他们两方牵到一起，利用他平时在张三和投资方中间建立的信任，让他们两方做成投资交易。这对张三和投资方来说，是双赢，张三的造船业务能扩张、个人财富能大大增加，而投资者的未来回报预期也远优于银行存款利息。为促成这种金融投资交易，虽然李四可能只花了5天时间，劳动付出有限，但是，由于张三和投资方都信任他，他信用增强服务为张三、为投资方分别创造了数亿美元价值（他至少是使这种价值前景成为可能），那么，李四得到1000万美元（相当于所筹两亿美元资金的5%）的佣金是应该的。——当然，5%的佣金或许有些高，但是，正因为李四给交易双方带来这么大的未来财富前景，他的贡献的价值显然应该跟这种未来财富前景相连，而不该由他花的劳动时间决定。



　　四

　　从金融作为“大社会”中一份子的角度研究金融，那还是2001年之后的事。回过头看，那之后的学术思考和研究，让我更加认识到金融发展的价值。转折点出现于2001年暑期，那次回国旅行，让我看到中国社会变化如此之大，激发我研究市场发展、关心社会转型的问题。

　　2002年6月至12月间，我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访问，期间上一门 “金融经济学”课程。课程内容基本跟我从1991到2001年间在威斯康星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以及耶鲁大学所授博士班课程的相同，那就是，先假定各类金融市场已很发达，已给定了，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如何为金融资产定价、如何在资本市场上运作、如何利用证券产品把投资和风险配置得更好，等等，讲课的重点是推导金融数学模型、市场经济模型。之后，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也讲过类似课程与内容。

　　几次讲下来，我意识到，对于金融市场还正处于发展之中的国内同学来说，这些理论不仅很超前，而且的确难以把这些理论跟他们的生活以及未来就业联系上，因此，他们对于课程的反映一般，应属情理之中。

　　但是，那些教学经历和观察也启发我的思考，如果说今天的中国人还不能像金融理论模型中的消费者那样，能够在众多信贷、保险、投资、养老、理财金融产品中去挑选并找到最理想的投资理财组合的话，那么，在更传统的古代、近代社会中，人们又是如何生活、如何规避一辈子中方方面面的风险，做好养老、病残时期的生活安排呢？金融经济理论是不是对于没有外部金融市场的传统社会的人就不适用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单个人生存下去的能力是很低的，天灾人祸、身老病残时你都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所以，为了能够更顺利地活下去，也为了生命的延续，个人必须跟其他人进行跨时间、跨空间的利益交换，即，人与人之间的金融交易是人类活下去的必须。比如，原始社会时期，人靠打猎野生动物、采掘野生果菜养活自己，那种生产方式下，个人时常会数天猎不到动物，如果不是在部落之内人人共享猎摘成果（亦即，部落成员之间隐性地进行跨时间的价值交换），许多个人很快会饿死。

　　因此，人际间的金融交易是任何社会都必须进行的，只是实现人际金融交易的形式、方式很不一样，今天我们熟悉的外部市场提供的金融证券只是其中之一。原始社会里，“部落”公有制是一种实现形式，那种安排下，个人没有自己的空间、没有自己的财产，也没有自己的权利，但好处是，在大家都没有自我的架构下，所有东西和果实都共享，让彼此活下去的能力最大化。

　　农业社会里，人际金融交易也以人格化的隐性方式实现，其交易范围缩小到家庭、家族这些血缘体系内。家庭、家族之内不分你我，养子就是为了防老，子女即人格化了的保险品、信贷品和养老投资品；亲戚间“礼尚往来”就是我说的跨时间价值交换的代名词。得到一份礼就让你“欠一份人情”，下次回送礼时你才还了那份“人情”，所以，那种金融交易安排下，交易头寸是以“人情”记下，而不是以显性金融合约的形式记录的。

　　当子女是实现跨时间价值转移的最主要方式时，农民规避风险、养老的境况就不是由保险产品的好坏、股票的多少、基金的投资组合诀定，而是由儿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所谓“多子多福”。“四世同堂”之所以是一种理想境界，也因为这样以来，能进行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范围就可以尽可能的大。所以，越传统的农业社会，会在医疗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让人口膨胀。

　　中世纪时期的欧洲，教会是血缘之外、或者说与血缘网络并行的互助结盟组织，其结盟的基础不是血缘，而是对上帝、对耶稣的共同信仰。教会跟家族、宗族类似，一方面起到经济上的互助、互保，也就是，实现成员间的跨时间利益交换即金融交易，另一方面是促进成员间的情感以及其它非物质交流，给成员提供安身立命的信仰基础。

　　因此，现在我们熟悉的由金融市场提供的信贷、保险、证券、基金等等金融产品，并非人际间跨时间、跨空间金融交换的唯一形式，只不过，它们是超越血缘、超越社团组织的非人格化的实现形式：在金融市场上，那些金融公司不管你姓什么、是谁的儿子、读过多少书、有什么意识形态、保留什么政治信念、信过什么宗教，只要你具有交易信用、能够有支付能力，他们就会跟你做金融交易。

　　那么，为什么并非所有的社会都选择发展外部化、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呢？为什么在传统的中国没有出现现代证券市场呢？这又涉及到人际金融交易的性质、所要求的信用支持架构。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会发现，正因为金融交易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人际价值交换，是把交易双方在不同时间的收入进行互换，那么，彼此信任是交易是否成功的关键之关键，信用和交易安全是核心基础。换言之，金融交易跟一般商品交易有本质差别，商品交易往往是现货、以现金交易，所以，交易双方即使素不相识，问题也不太大；但是，金融交易一般不是现货交易，而是价值的跨期支付，不能是一锤子买卖，所以，没有互信、没有保证金融契约执行的制度基础，就没有金融交易的发展。

　　现代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等等，是伴随着现代法治制度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没有支持陌生人之间交易的现代商法、合同法、证券法等方面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熟悉的那些外部化了的金融证券市场；反之，金融证券交易在陌生人之间的深化进程，也带来了更多、更深层次的法治要求，促进了后者的演变。在这个意义上，人际间金融交易范围的不同，对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对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要求也会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之前，几乎所有的农业社会都有立足于血缘的文化和社会秩序，儒家文化也不例外。血缘关系是一种个人出生之前无法选择的关系，出生在哪家、是谁的儿子、谁的兄弟姐妹、谁的父母、谁的爷爷奶奶等等，这些都不是你能挑选的，也是你一辈子不能改变的。这种稳定和不可选择性，对于还没有外部非人格化法治体系的传统社会来说，是最有利于建立并维护诚信的基础，血缘关系的永恒即是信用。所以，儒家的“孝道”是一种基于血缘的跨时间、跨空间人际利益交换安排，而“三纲五常”所规范的“名分等级”秩序则是支持这种交易体系的文化制度保障。“三纲五常”的安排之下，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其名分、等级，越位就是“犯上”，甚至朝廷法律也明文规定不孝子该杀。这种刚性秩序当然能增加“孝道”下的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安全，父母不用担心在子女身上的投资会没有回报，兄不用担心弟的回报。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普遍对儒家建立的这种刚性交易体系“放心”，家庭、家族内的金融交易风险小，这也是为什么这一体系能运作两千多年。

　　只不过，儒家的这种刚性体系过于偏重父母、兄长作为“投资者”的权利（甚至权力），压制子女、压制年幼者的权利。只要你出生的时间晚，那怕是晚一点，你这一辈子就永远地位低于先于你出生的人。以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唤着“打倒孔家店”、解放个人。特别是，在这样一种隐性金融交易安排下，“养子防老”等于把子女当成了经济工具，家庭的建立、养子等等，都过多受利益驱使，使利益和感情无法分离。其结果只能是淡化家庭的情感功能，侵蚀亲情间的情感氛围。

　　因此，虽然家庭、教会、金融市场都能提供人际间的跨时间利益交换，这几种交易安排之间也的确有极强的替代性，但是，它们的利弊差异极大。比如，在儒家“孝道”体系下，人更多是作为投资、保险、信贷交易的载体存在，人首先是经济工具，而人性价值、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被牺牲太多。一个人可以因为“不孝”而处死，等于说人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金融交易的载体，就是他的金融工具作用，就是体现“养子防老”，不承认超越金融交易载体的人权。

　　相比之下，由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代替儒家“孝道”体系之后，压在家庭、家族之上的经济交易功能会逐步从家庭、家族剥离，信贷、保险、投资功能都可由金融市场取代，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金融市场正在把中国家庭从利益交换中解放出来，让家庭的功能重点定义在情感交流、精神世界上，家应该是情感的天地，是精神上的安身立命，而不是利益交换场。金融市场就是这样让中国文化走出儒家的刚性体系。从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主张的“打倒孔家店”、解放个人，还必须有家庭之外金融市场的发达，否则，“孔家店”还无法被打倒。



　　五

　　开始从社会的角度理解金融、从金融的角度理解社会变迁之后，我的思想世界顿时热闹了许多，原来文化就是这样随着人类生存的需要而演变、调整的，或者说，文化价值的目的第一是最大化人活下去的概率，第二是最大化个人的自由。也就是说，当生产能力低下、金融交易工具不发达的时候，人们会为了生存而愿意牺牲一些个人自由，比如，以前人们愿意接受部落公有制、儒家“三纲五常”刚性社会秩序。但是，一旦物质生产能力足够高、金融市场足够发达，继续牺牲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就没必要，社会文化必然会做相应调整，这也是中国今天的经历。

　　这是什么意思呢？刘教授是广州一所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研究中国历代契约的变迁史，其学问之深令在下佩服。2005年，刘教授来耶鲁大学访问一年。期间，他讲到自己的亲身故事。2004年，在上海的内弟结婚，要花120万元买 150平米的房子。他的内弟小王和未婚妻都在金融公司工作，年收入加在一起18万，他们手头的积蓄有30万，所以，买房子还缺90万元。那90万元怎么找到呢？

　　一种可能当然是小王从银行做按揭贷款，如果做30年到期、年息5%的按揭，小王今后的月供大约4832元，年供不到6万，他们当然能支付，但占小王夫妻未来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不过，小王和未婚妻不愿意做按揭贷款，他们跟父母说，如果做按揭贷款，让他们不是一结婚成家就背上月供的包袱吗？小王的父母想想，觉得也是，不能让年轻夫妻背上这么重的担子！正好他的父母年纪60出头，已退休，手头有60万养老用的积蓄。就这样，小王父母拿出手头60万的积蓄，刘教授夫妇把手头仅有的20万积蓄贡献出，另一位亲戚出10万，给小王买上150平米的房子。

　　当然，刘教授的故事对中国人很普通，没有什么稀奇。只是这种安排改变了小王大家庭的关系和性质。第一，刘教授现在一想起这事就恼火，作为历史学教授，自己的收入不高，20万的积蓄是他当时所有的钱。他说自己在广州的房子还不到 70平米，凭什么他要把自己所有的积蓄供他内弟买那么大的房子？所以，从那以后，提起他内弟，首先想到的是他过去的积蓄，而不是他跟内弟的感情有多么好，况且也因为那笔钱使刘教授跟夫人的关系紧张！

　　第二，本来，小王父母可以把自己的60万养老钱理财投资好，等再年老之后，自己能有钱养活自己，也能有自己的尊严。但是，现在钱都给了儿子，今后的养老就只能靠儿子、女儿了，也就是说，不管今后跟媳妇、女婿是否处得好，也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跟他们一起住，或者靠他们供养，等着他们给钱。这样，本来可以自立养老的小王父母，今后就只能看别人的脸面养老了，不能有自己的自主生活空间，不能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了。

　　同样糟糕的是，正因为小王这么容易就得到90万元的帮助，让他无法感受到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己的责任，那看似“免费午餐”的90万，只会培养懒惰。

　　而如果小王是通过90万按揭贷款，表面看会给小王夫妇带来月供压力，但是，这种压力不是坏事，会迫使小王奋发向上，培养“自食其力”的个人责任。同时，这也让其父母留住养老钱、年老后有自尊的财产基础，可以理直气壮，不需要看子女的脸面。另外，对刘教授夫妇来说，他们的关系就不会出现紧张，也当然不让刘教授一想起内弟就想到自己失去的积蓄。

　　实际上，这两种安排，给每个人带来的自由度也截然不同。试想，小王拿了亲戚的90万买了大房子，他们夫妻俩今后消费什么东西，亲戚自然有权过问、有权管，就像刘教授抱怨小王的房子比他自己的大很多一样！等小王父母更老、靠子女的钱养老时，他父母花钱也会受到儿子、媳妇、女儿、女婿的监督，花别人的钱能那么自由吗？

　　总之，儒家主张的靠血缘网络内部来互通有无，来实现人际金融交易，最终不能激励每个人奋发向上，培养的是等待“免费午餐”、搭便车精神。比较而言，外部金融市场更能逼着每个人去“自食其力”，也为个人空间、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提供基础。



　　六

　　小时候，父母都会教我们不能借钱花、要“量入为出”，还有就是要多存钱。在中国文化中，借钱总是件很负面的事，透支、负债、欠钱等等是一些贬义词。或许正因为此，证券类金融市场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机会发展，一直受到抑制，金融学更是不能走上正堂。

　　这些年我学到，借贷类金融交易原来是，帮助借方把一次性大的开支平摊到今天和未来许多年月上，让一次性大开支不至于把个人、企业或者国家压垮。就像小王买房要120万元，这种开支的确很大，但买下之后，不只是今天享受，未来许多年也会享受其好处，所以，通过按揭贷款把这些支付压力平摊到未来30年，不是让“享受”和“成本”在时间上更匹配吗？这本应该是一件纯经济的正常事情。

　　到今天，借贷金融对个人、对家庭、对企业的贡献，仍然被低估。但是，如果做客观分析，我们会发现借钱花也可以是好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更好的选择。

　　在国家层面，过去我们总认为，国库真金白银越多的国家，就越强大；要借钱花的国家，是弱国。冲击我这种观念的是下面这段历史。如果我们把公元1600年左右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像明朝中国在那时国库藏银 1250万两（尽管明朝当时快要灭亡）、印度国库藏金6200万块、土耳其帝国藏金1600万块、日本朝廷存金1030万块；另一组是负债累累的国家，像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各意大利城邦国家。那么，从400年前到19世纪、20世纪，哪组国家发展得更好呢？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除日本于19世纪后期通过明治维新而改变其命运外，其他的到今天还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却是今天的发达国家！

　　莫非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今天又是外汇储备数万亿美元，而西方发达国家负债累累，在未来几个世纪还要重演过去数世纪的历史？关键看中国今后如何利用债券市场以及其他证券市场了，看中国是不是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因噎废食、得出“抑制金融创新是上策”的结论了！

　　回过头看，正如我在《治国的金融之道》一文中谈到，我们中国是这么喜欢存钱，以至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1842至1848年间朝廷每年的财政盈余还在1500万两银子以上，这种年年财政盈余状况一直持续到1895年。按理说，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即使没有逼着朝廷把未来的收入借过来加快国力发展，也至少使他们愿意把岁入都花掉搞发展，而不是还想着往国库存钱！到最后，晚清也像宋朝、明朝末年那样，战争开支和赔款实在太大，在历来因为不用发债融资而使中国债券市场没机会发展的状况下，朝廷无法用债券把那些大支出的压力平摊到未来。过不了支付压力这一关，清朝就只好垮台。

　　这些历史不断引发我对金融的兴趣和思考。为什么借债花钱使西方国家不仅没垮，反而强大起来？后来我认识到，美国就是近代最好的例子。不只是今天的美国虽然负债全球第一却是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立国之初就是靠负债幸存下来，这应该跟中国各朝代的经历正好相反（中国历朝之初国库满满，但之后每况愈下，到最后财政危机终结朝代；而美国立国之初就负债累累，之后不断利用债券市场透支未来，而且还透支越来越多，可是其国力却越来越强）。

　　我们一般熟悉美国于1776年7月4日宣布从英国独立，1787年的宪法大会通过美国宪法，等等这些政治史实，但未必了解金融借贷对美国历史的支柱作用。

　　美国独立的起因当然是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征税权失控，殖民地人必须向英国交税，但却没权选举代表进入英国议会，去参政、议政、立法。这一背景很重要，因为这决定了美国独立战争以及之后政府的开支不能靠大规模加税来弥补：如果新成立的政府也要加税，为什么还要独立呢？所以，各届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独立运动、独立战争期间的决策机构）只能靠多印纸币、借债，来找到财务支持。但是，那时期既没有联邦政府、更没有收税机构，“大陆币”、战争债难以有市场，在1776至1787年间不断出现的债务困难，几次都差点让独立运动破产，差点迫使北美重回英国的怀抱！

　　稍微细看，我们知道，1763年开始，英王乔治三世通过一系列法案勒紧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加大征税，由此激发殖民地人的反抗，导致诸如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1775年列克星敦(Lexington)枪击案等关键性事件，使得北美对英国的敌意一发不可收拾。1775年6月15日，第二届大陆会议选举华盛顿作大陆军总司令，正式与英军作战。

　　1776年3月17日，为了避免战争对波士顿伤害太大，华盛顿请求把战场转移到纽约。英军接受请求，转移战场。当第二届大陆会议于7月4日宣布美国独立时，华盛顿正在纽约曼哈顿南端，其军队士气得到了及时的鼓舞，因为就在那时英国皇家海军正在汇集100多艘战船、3万多正规军，集中攻打守在曼哈顿、几乎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华盛顿的一万大陆军，而且大陆军也没有任何战船。8月 27日，皇家海军轻而易举地夺下长岛，大陆军惨败。之后，华盛顿采用边退、边打游击战的办法，开始了跟英军的拖延战术。

　　实际上，宣布独立不久的美国，更大的挑战不在跟英军的战场上，而是在经费的来源上。起初，第一届大陆会议考虑过在各州征税，但因上面讲到的原因被很快否决。独立战争开支主要靠以下几方面来源，第一是由政府发行“大陆币”，在 1775至1780年间共印了37次“大陆币”；第二，由大陆会议政府发行债券，1775年发行首批公债用于买军火；第三，是十三州（殖民地）的份子贡献，由各州自己发行战争债提供；第四，从法国借来的贷款；再就是给士兵、给供货商写欠条。

　　只是在1780年末之前，政府债已经没人买了；各州也弹尽粮绝，不愿再发债奉献了；大多数士兵的服役期到年底就结束，不愿再收欠条作军饷；眼看大陆军就要失败，几乎没有人再愿意接受大陆币。

　　就在独立运动要告终之际，华盛顿派助理前往法国，成功说服法国国王再借美国250万法国金币。法国贷款没到之前，这一消息让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先将其做抵押，立即通过再贷款得到救命钱，让独立军维系到次年9月。最终，在法国海军的支持下，大陆军于1781年9月在南方港口城市约克镇打赢关键一战，从此扭转独立战争的局面，迫使英国于1783年9月签署《巴黎条约》，承认美国独立。一个年轻国家就这样靠举债幸存下来。

　　1783年独立战争正式结束了，但是，建国的挑战却刚开始。如果说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因美国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家庭写“借条”太多，因债务泛滥而产生的，那么，1783年时的美国货币、“借条”、债券种类并没少多少，仅各类战争债、州政府债、社区债所用到的支付货币就五花八门，有以“老大陆币”、以“新大陆币”、以墨西哥银元、以西班牙银元、英镑，有的债券干脆就没注明以什么货币支付。整个金融市场一片混乱，许多债券的价格不到其面值的10%，基本没人问津，商品市场也没有秩序。这种乱局严重影响人们对美国前景的信心，挑战新共和国的命运。

　　1790年1月，年纪33岁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一份债务重组计划，宣布在1788年宪法通过之前美国发行的所有债务，包括联邦与地方政府发的各种战争债、独立战争军队签的各类借条，全部按原条款一分一文由联邦政府全额兑现。为了实现承诺，联邦政府发行三只新债券，头两只债券年息6%（一只于1791年1月开始付息，另一只到1801年才付息），第三只债券只付年息3%。换言之，由这三只可以自由交易的债券取代原来五花八门的战争债，大大简化新国家的债务局面。

　　今天看，汉密尔顿的债务重组举措，好像只是一种简单的债务证券化运作，但是，他的天才创新在于，这三只债券埋下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就是“华尔街”的种子，因为这些债券从1790年10月上市交易后，加上次年由汉密尔顿推出的“美国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股票，立即将市场的力量聚焦在这四只证券，强化价格发现机制，提升流动性，集中展现市场活力。从此，美国资本市场一发不可收拾，为之后的工业革命、科技创新效劳。

　　美国金融之父汉密尔顿的创举的意义也在于，他让这三只债券成为反映美国未来前景的晴雨表，债券价格就是市场对美国未来的定价。—— 汉密尔顿之兑现过去所有战争债的承诺，振奋了市场对美国未来的信心，使这些债券价格随即猛涨，为更多的政府融资广开财路！

　　债券市场先于其它证券市场发展，而债券市场又起源于战争融资需要，早期英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是这样，后来的美国还是这样。

　　那么，从美国的经历中为什么我们能理解到，230年前负债累累的美国以及400年前债负压身的西欧国家，反而在那之后胜过当时国库满满的中国、印度呢？我的思路包括以下两方面。

　　第一，国库钱越多、朝廷银库越满，国王、皇帝肯定能专制，而且也会更专制，因为他们不需要靠老百姓的钱养着；相反，越是朝廷欠债累累的国家，其国王、政府就必然要依赖老百姓交税、有求于百姓，这最终能制约国王的权力、促进民主与规则的发展。如哈佛大学教授Richard Pipes在《Property and Freedom》中所说，之所以民主法治能在英国兴起，就是因为在英国皇家把土地权逐步卖掉之后，国王不得不每年与掌握征税权的议会交涉。就像在当初美国一样，一旦国家负债累累，而老百姓又不得不交税的时候，连那些本来不关心政治的公民也不得不关心政府的权力、自己的权利，交税是提醒公民权利、感受政府权力的最具体方式。不需要征税也能自己富有的君主或者政府，其制度必会走向专制。

　　第二，就如当年美国三只国债所表现的，这些国债的存在与交易给市场提供了评估其政府政策与制度优劣的具体工具，通过国债价格的上涨下跌，立即反映市场对国家未来的定价。只要国家的负债足够高、只要继续发债的需要还在，国债价格的下跌必然逼着政府对其政策或法律做出修正。公民投票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但投票无法天天进行，而证券市场对国家的监督、评估、定价却是每时每刻的！美国和英国的兴起如此，其他西欧国家的经历要么也如此，要么就被金融市场所教训！

　　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因为负债后，一方面政府就得面对债券市场，另一方面就得征税，就得面对纳税人。或许，负债、债券市场、征税、纳税人，这都是民主宪政的砖瓦。看来，金融不只是能帮助一个国家平摊一时的支付压力，还能促进制度的良性发展。



　　七

　　回头看，对金融的认识、理解，花了我二十余年时间。1986到2001年间的数理金融理论训练和研究，给了我分析人、社会、经济的科学方法和基本框架，让我认识到人生一辈子效用函数的最大化是人的行为的终极目的，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不一样。这一分析框架或许就是一把钥匙，帮助我认识社会、文化、历史还有其它，包括反思和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许多观念，也包括再思考企业和国家的治理战略。

　　本书收集的正是这些年反思、审视、研究、讨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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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

　　

　　本书共收集我在2008年末之前写的相关文章，都是围绕金融、关于金融。各章节在结构上相对独立，因此，即使挑着章节读，基本不影响其可读性。由于这些文章起初是为不同媒体而写，因此除了注释所用数据资料的来源之外，基本没有能够一一给出相关参考资料和文献，这是本书的最大遗憾，希望各位同仁能够凉解。

　　在本书各章的写作中分别得到了很多朋友和同仁的帮助，比如，李利明、文冠中、龙登高、郭宇宽、曾人雄、张磊、朱武祥、王永华、张维迎、林毅夫、卢峰、陈平、熊鹏、石明磊、韦森、陈雨露、梁晶、吴冲锋、李玉、谢平、王巍、徐林、周年洋、汪姜维、张信东、李云龙、周程、刘凌云、冯玉、赵灵敏、谷重庆、曹惠宁、范文仲、李健、张宏、岳峥、袁为鹏、彭凯翔、孙涛、周克成、岑科、宋澄宇、张福山、高平阳、杜凯，等等，还有许多其他朋友，这些朋友时常是我文章的第一读者，他们因为是我的朋友而付出了很多代价，在此一并向他们致谢。茅于轼、吴敬琏、袁伟时、朱学勤等老前辈也时常给后学以指导，这是本人一辈子的荣幸，也不甚感谢。另外，特别感谢李利明，他是本书各章的总编辑，纠正了本书初稿中的众多错字，提高了可读性。当然，我也要感谢《经济观察报》、《新财富》、《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南风窗》、《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证券日报》等杂志与报纸读者的支持。

　　最后感谢我夫人王蓓、女儿陈晓（Tiffany）和陈笛（D.J）多年的支持，感谢在湖南老家以及南京岳父母家的多位亲戚，他们总是我靠得住的粉丝。

陈志武：宏观调控与国进民退

　　《长江》杂志

　　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规则执行者，就不该作为经营者，也不该以直接利益相关方的身份进行经济活动。

　　舆论普遍认为，“国进民退”再次抬头，且来势汹汹。《中国企业家》杂志今年3月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大部分企业中高层认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国企“更为有利”，是造成或可能造成此轮“国进民退”现象的主要因素。假如政府和国有企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市场的角色呢？为此，本刊专访了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试图帮助我们解开缠绕在“国进民退”头顶的疑团，为那些“受伤”的民营企业开副药方。

　　宏观过热，调控民企

　　《长江》：我们从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谈，比如说为什么要宏观调控？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说法？

　　陈志武：这一叫法是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出现之后的产物。实际上，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应该说是一种超宏观调控的经济，是宏观、微观都管的经济。市场化改革之后，我们更多用宏观调控这个名词，强调的是政府退出企业和市场的微观管理。

　　《长江》：市场化改革之后，为什么开始出现宏观调控呢？

　　陈志武：市场化改革最基础的思路是：经济事务由市场来完成。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规则执行者，就不该作为经营者，也不该以直接利益相关方的身份进行经济活动。但是，在政府退出经济事务、退出经济领域、退出市场，把经济决策权下放到企业和民间经营者后，政府的角色就需要被重新定义——政府成为规则制定者和监管者。在经济出现大问题时，也许民间和市场力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由政府出面，利用政府权力解决。从理念上说，就出现了宏观调控这样的名词。这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化革命的一个基本思路。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在一些情况下，政府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宏观调控的层面，而是渗透到更加微观的市场管理上。

　　《长江》：我们的宏观调控同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主张的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影响经济运行，有什么区别吗？

　　陈志武：按照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理论，政府介入经济时，只是通过财政和货币这些核心经济变量来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从而达到影响宏观经济的效果。但是在中国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并非如此，比如说2004年的“铁本事件”，这已经不是“宏观调控”了，因为政府甚至可以命令一个民营企业家或者一个企业把建设项目和投资项目停下来，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使用刑事拘留等手段，这远远超出了凯恩斯或者任何宏观调控理论的逻辑和范畴。

　　《长江》：同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从媒体上看到的情况是，宏观调控下受到损害的基本都是民营企业，最著名的例子也都是民营企业，比如刚才提到的铁本？

　　陈志武：从根本上讲，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改革中关于基础制度的制定与设计方面的讨论一直很少。邓小平说，不管是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白猫黑猫论”实际是说，不争论到底该如何做、该做什么基本制度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里就到哪里，然后再看下一步怎么走。在这种思维架构下，中国一直没有对基础制度框架进行深入讨论。在我看来，如果整个经济体系中仍然有很多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存在，那么，在规则制定与宏观调控过程中，政府难免不把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放在优先地位、放在民营企业之前。只要出现大的经济振幅，一旦政府决定介入市场，它肯定会偏袒和保护国有企业，而把监督、监管和调控的对象重点放在民营企业上。这个道理很简单。国有企业就像是国家的儿子，它们是政府的直接利益相关方。因此，任何时候要进行监管和调控，首先会针对与政府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民营企业。

　　在这个意义上，之前的讨论中很多经济学家在解释为什么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时，都把重点放在投资回报率和经济效益上，好像只要国有企业的赚钱能力超过或者是等于民营企业，就不应该进行民营化。我最近几年一直在说，实际上这种考量是很狭隘的。中国一直在呼吁加强法治建设，要发展法治社会。但只要经济领域里仍有很多国有企业，实际上法治精神就不可能得到倡导。因为只要有国有企业存在，那么不管是法律、法规，还是政府在制定政策、宏观调控时，都会偏袒国有企业，这样一来，民营企业跟国有企业就不可能平等，不管是在法院的诉讼过程中，还是在法律的具体条文里，都不会真正平等。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不能只看国企和民企谁带来的收益大，而是必须考虑到国有经济的存在对整个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会带来很多扭曲，带来法律面前的不平等。

　　民营企业的生存之道

　　《长江》：回到宏观调控上，有一种更为工具、更为细节的说法，为什么每次都会殃及民企，原因是民企在金融方面受限，只要银行开始加紧收贷，就会让一部分公司资金链紧张。

　　陈志武：这是国企和民企不平等的另一个具体体现。现在中国的银行业和证券业基本都被控制在国家手中，它们在放贷时是否会给国企和民企平等的机会，让它们得到同样的发展机会呢？很明显，过去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不可能。银行中做放贷的官员更倾向于给国企放贷，尤其是今年经济刺激方案出台以后，大家都在想办法给一些大基础设施项目、给大国企尽可能多的放贷，这是在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而放贷给民营企业则会让这些官员承担风险，甚至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

　　《长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进入金融领域。这种方法是不是会帮助它们在宏观调控或者经济不景气时更好地应对和生存？

　　陈志武：应该会这样。不过这么多年里个人和民营企业进入金融领域的机会一直很少。尽管私人应该更多进入金融业，但是，在中国，未来短时期内，国家对金融的垄断以及大型国企的强势地位，这些局面不太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至少要允许跟民营企业相对应的中小金融机构同时存在并快速发展，最好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大的国有金融机构主要为大型国企服务，同时有很多中小民营金融机构，乐于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但是这些年，政府一直不允许个人和民营企业以真正大股东的身份进入金融业，所以就形成了我们谈了很多年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最近金融业终于放开了一点，小额贷款公司开始出现，但是程度非常有限，原因有很多，尤其是理念上和意识形态上一些以往的误区没有消失。比如一个关键的误区是，个人和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后，既然他们都是为了赚钱去经营金融企业，那他们是不是会去放高利贷？但实际上根据我的研究，真正解决高利贷问题的办法正是开放金融，像保护股权投资者一样地保护放贷人的权益，这样，更多人和企业才会去供给资金，使贷款利息下跌，才可以解决好高利贷问题。

　　《长江》：如果我们承认国企强势地位的存在和总会有宏观调控这样的事实，那么民营企业应该怎么做？我们已经了解到的方法有两种，一是他们尝试进入金融业；二是尽量避免进入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行业。您的观点呢？

　　陈志武：要做的包括几方面，一是从根本层面看，学界和决策层必须对国有经济和国有资产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更深的认识，尽量避免利用宏观调控或别的名义打击民营经济。要更深地意识到“国进民退”的趋势一旦被强化，会给社会带来很多负面后果。尽管短期内完全改变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差距很不现实，但是大家认识到这些，这很重要，也该朝“国退民进”迈进。

　　第二，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很显然，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它们无法与大型国有企业竞争，因为国有企业可以得到很多资本和金融支持。房地产行业最近一年多的变化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民营企业可以更多地在服务业等行业，以及涉及研发的行业寻找自己的空间和优势。当然，我知道研发也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但好在现在有很多私人股权基金和创业基金在中国兴旺起来，这从某种意义上正在缓解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融资劣势。民企可以利用国内和境外的VC和PE的支持，在R&D（研发）方面做更多的投入。之所以有这样的建议，是因为我觉得国有企业的优势在于模仿，它对成熟产品和成熟技术的模仿能力非常强，但在研发和创新方面却处于劣势。民营企业由于体制的灵活性和激励机制比国企好，可以更多地在研发和创新上占据领先地位。我觉得民营企业和个人创业者可以向那些最能够得到PE和VC支持的行业去发展，利用这种方式来规避相对于国企的融资劣势。

　　《长江》：但是民营企业之所以纷纷进入资本密集的行业，正是因为它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规模上永远长不大，永远改变不了国企和民企的强弱格局。

　　陈志武：这个说法是误区。其实在服务业等行业，很多企业的规模也可以做到很大。在酒店行业、餐饮行业、旅游业和零售行业都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公司。这些行业不是制造业也不是重化工业。

　　金融全球化救了民营企业

　　《长江》：金融危机的出现似乎让一部分人认为国有化反而具有一定优势，你怎么看这种趋势？

　　陈志武：很遗憾，这次金融危机让很多人得出了一些在我看来是很荒唐的结论，以为由国家和政府来主导经济，通过宏观调控甚至于微观调控，可以更好地抑制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的风险。这种结论跟整个人类经济史是非常相悖的。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都在进行私有化改革，这种潮流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现象。我们不能目光短浅地认为，由政府来经营经济可以更加繁荣，这种看法很显然跟过去100多年的人类经济史相悖。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美国政府介入一些公司和银行是其短暂的解决危机的手段，政府并不是从此以后就作为利益主体直接去经营这些公司和银行。

　　《长江》：可能更为滑稽的是，从金融危机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目前的制度相对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而言更为优越。

　　陈志武：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还是有太多暴发户心态，许多人并没完全理解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如此之大，以至于这种不理解也没有妨碍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长远来看这些结论肯定会误导人。

　　我们必须意识到不管是美国经济还是西欧经济都已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美国经历了很多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但是每次它的经济都能出现根本性的复苏，这证明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非常好，它每次都能从危机中以更强的姿态走出来。我并不觉得这次金融危机跟历史上的其他经济危机有本质上的差别。但很可惜，一些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员，过度自信，低估了美国的自我修复能力。我希望这种过度低估美国自我修复能力的态度，不至于对中国的很多政策产生影响。否则，这反而会让中国错失一些未来的增长机会。

　　《长江》：在2004年和2005年以后，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在海外公开上市，它们在业绩上的表现越来越好。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一点呢？

　　陈志武：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但是要看到背后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原因。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在一定时期里肯定能享受不少WTO红利，主要表现在一些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企业拥有了更好的贸易机会，包括机械制造业。WTO红利包含的这些机会主要由国有企业和一部分大民企直接享受，其他行业的企业也通过外溢效应间接分享。出口企业向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出口了很多的重型机械、设备等，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全球市场份额的机会。但是很遗憾，国资委把这些都归功于自己。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你刚才提到的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以及一些大国企的股份制改造。这些国企利用香港联交所、纽交所、纳斯达克等美国资本市场提供的上市机会，到海外上市，资本市场对这些企业本身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包括透明度、管理行为以及业绩上的影响。

　　很多人以为这些大型国企的改善是因为有了国资委更好的监管，有了宏观调控的政策。这种看法很肤浅，他们没有看到资本市场提供的无形监管、监督和约束，以及这些看不见的手给国有企业带来的改善。

　　《长江》：资本和金融的进一步全球化，是不是可以帮助中国的民营企业解决很多融资上的问题？

　　陈志武：的确是这样，这些年幸亏有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在过去给中国的民营经济提供了非常大的推动力量。我们可以看看中关村，看看今天中国的太阳能制造业。对于太阳能制造业而言，从VC、PE到最后上市，如果没有美国资本市场多层次的支持，中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几年时间内成为全球太阳能制造业唱主角的国家。换句话说，正因为海外资本市场、私人股权基金、创投基金和证券市场的支持，才使得中国民营经济不至于在国有企业垄断的社会里被全盘挤掉。



　　背景

　　新一轮“国进民退”

　　“国进民退”在资源、钢铁、航空、公路等国有经济占有绝对比重的领域推进迅速。

　　今年初，政府公布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十大产业规划中均涉及兼并重组，并被视为“做大做强”的主要手段，这些政策被认为偏向国企。新一轮“国进民退”现象在资源、钢铁、航空、公路等国有经济占有绝对比重的领域推进迅速，甚至在竞争领域的轻纺业，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国进民退”的隐忧。

　　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由发改委牵头，工业和信息化部、各行业协会、大企业代表组成的编制小组起草。在目前已经公布的钢铁、汽车等行业的产业振兴规划细则中，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均被政府钦点为重组主力军。

　　钢铁

　　山东日照钢铁公司年产700万吨钢铁，为国内最大的民营钢铁公司之一，今年将与国有的山东钢铁集团重组。2008年底，在山东省政府的主导下，两家公司签署了重组协议。重组主要服务于一项政府目标，即在未来5年内，通过兼并重组，把该省70%的钢铁产能全部集中到山东钢铁集团。无独有偶，南方一家民营钢铁公司——宁波建龙钢铁公司也被国有属性的宝钢集团所兼并。

　　让民营钢铁公司更加无所适从的是，国务院今年3月公布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细则》规定，到2011年，国内45%的钢铁产能应该向排名前5位的钢铁企业集中，最大的三家国有钢铁公司——宝钢、鞍钢、武钢被政府指定为这次联合重组的主角。这表明大规模的行业兼并即将发生。

　　航空

　　航空业面临更严峻的考验。近日，成立于2005年的东星航空宣告破产，由于其无力偿还拖欠中航油的1.4亿元、湖北机场集团的6000万元债务，年初申请破产。起因是湖北省政府和中航集团曾就共同打造武汉航空枢纽签署框架协议。湖北省政府曾力促中航集团收购东星航空，但遭东星航空拒绝，武汉市政府随即向交通部申请东星航空停航。

　　航空业曾是国内最早对民营资本开放的垄断行业之一，在这一轮“国进民退” 行动中，面临全军覆没的局面：目前国内所有12家民营航空公司中，去年仅春秋、吉祥和东海三家盈利，其余均亏损。其中，鹰联航空被国有企业四川航空收购了 72%的股权；去年12月停航的奥凯虽然复航，但美国联邦快递已经中止与其合作关系，元气大伤。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同样巨亏的国有的东航和南航，2009年则分别从政府获得70亿元和30亿元的资金支持。

　　房地产

　　6月26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旗下成都中泽置业公司以19.6亿元高价拿下北京市“奥运村乡”地块。此前，它刚刚从富力地产手中抢走“广渠路10号”地块。

　　6月30日，中化集团旗下方兴地产以40.6亿元竞得“广渠路15号”地块，楼面价每平方米约1.6万元，成为北京招拍挂制度以来的地王。

　　不仅是大型央企，一些地方省市的国资公司也掀起新一轮进军房地产的高潮：常州交通产业集团6月份耗资32亿元获得常州京杭大运河东侧地块；大连港集团斥资49.2亿元获得大连中山区5号地块；山东省商业集团总公司更是斥资 50.8亿元拿下青岛燕儿岛路旧城改造项目地块。

　　潘石屹参加广渠路15号地块竞标后感慨道：“天价地王多是国企，政府4万亿资金大都到国企腰包里了，他们有了钱，就不讲市场规律拿地。”

　　10大产业振兴规划，与去年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是中国政府化解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但更是对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延续。这些将引发怎样的格局变化，经济学界和实业界对此深度关注。

“四万亿救市计划”？百姓开始向政府讨债

童鞋们，别咋呼了。你们的逻辑和共军背道而驰，你们的提议就是指望共军乖乖地自己交出窃国权，这叫作与虎谋皮。换了谁当官，都会坚决抵制你们的反动言论的。打江山吃江山，是我们共军的信条。现在，一切都是共军的。我们共军从不定义什么是我们共军的，因为一旦定义，就有东西不是我们的了。我们不需要定义什么是我们的，于是一切都是我们的了。你以为你是你的么？错，你也是我们共军的。就连还没出现的东西也都已经是共军的了。要我们共军放弃这样的地位，你们以为深通韬略的共军傻子啊？

89以后，共军就喝断桥梁水倒流，过河只准模石头了：都他妈少罗嗦，不争论！想要里格楞，放马过来的便是，就不信碾不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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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万亿救市计划”？百姓开始向政府讨债

作者：朱健国，转载自“凤凰论坛”


谁也没想到，被中国政府定位为应对金融危机大幅度启动内需的“四万亿救市计划”，却引来了一场“百姓向政府讨债”的启蒙新潮。

王鲁湘重出主持世纪大讲堂

风起于王鲁湘主持的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为从学术上解读“四万亿救市计划”如何影响中国，《世纪大讲堂》在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三十日先后三次开讲“中国经济如何闯关”。不料“正打歪着”，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专家李炜光三位著名经济学家一路讲来，虽然话题不同，路径不一，“君子和而不同”，却首尾呼应，由浅入深，“英雄所见略同”地论证了“中国政府非法剥夺了百姓许多财产利益”，以致国富民穷！下一步改革当从“百姓向政府讨债”运动开始。

本来，王鲁湘编剧电视政论片《河殇》的“电视布道者 ”风采，随着他在“*（2+2+2）·（2+2）风波”后关押九个月，已消失了近二十年。但近日人们又从他主持凤凰《世纪大讲堂》节目看到，王鲁湘“涛声依旧”──如果王鲁湘不将《世纪大讲堂》升华为“思想的盛宴，学术的殿堂”，一流学者绝不会登“堂”，若是王鲁湘在主持时不是不避敏感，抛砖引玉，推波助澜，画龙点睛，演讲者也难以无所顾忌地直言不讳。一场“百姓向政府讨债”启蒙新潮有幸“风起于凤凰之末”，应该深深感谢王鲁湘与陈志武、盛洪、李炜光四人心有灵犀，配合默契。

盛洪启迪百姓向政府追讨租金

二 ○○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亮剑《世纪大讲堂》，演讲《追寻流失的全民财富》，发动百姓向政府追讨“自己的租金”。面对王鲁湘的提问：国有自然资源租金谁在占有？流失的全民财富究竟有多少？国有自然资源产权归公，租金归谁？谁动了我们的租金？动了多少租金？信仰被动摇，公平被摧毁，问题缘自何处？又该如何解决？

盛洪无畏地答覆：

一、宪法的漏洞──尽管宪法规定国家的自然资源租金应该为全民共用，任何团体和个人使用国有自然资源必须付出租金，但宪法的漏洞又使国人无法分享自然资源租金。中国法律虽然明确规定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但其使用权、收益权、甚至处置权却极其模糊。于是在中国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本应该属于国家由全社会共用的自然资源租金，却变成了被少数人（利益集团与特权者）“合情合理”的拿走。

二、“跛足改革”流失租金上万亿──因为没有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跛足改革”，所以百姓失去了自己应得的巨额租金。计划经济时期因大锅饭而只有利润无租金概念。但实行市场经济后，国有企业从一九九三年以后既不交利润也不补租金，结果每年私分应该由百姓共用的各种租金上万亿：如二○○七年，国有农场地租约为二千三百五十三亿元，中型以上的国有矿产企业地租大约是一百七十亿元，石油企业少交了三百二十一亿元的矿区使用费......还有煤炭资源租金，城市国有土地租金，国有工业企业的土地租金，国有建筑土地租金，国有矿产资源租金，国有自然景观的资源租金，国有人文遗产的租金（如兵马俑、北京故宫等国有的人文资产），这些理当百姓分享的租金都被特权利益集团私分了。

三、四大恶果──这种现象的性质是什么？是让一部份特权者无偿占有全体人民的租金利益。非产权所有人占有产权所有者的利益，这一巨大腐败带来四大恶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动摇整个社会对公平的追求，颠覆和谐社会的基础；第二是掩盖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第三是导致了不公平竞争；最终使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创造了一个拼命阻碍改革宪政的特权利益集团。

四、救治之方是“收租减税”──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叫做“收租减税”。全国的自然资源租金每年高达上万亿，相当于国家ＧＤＰ的二十五分之一（百分之四），也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二○○七年水准）增长百分之二十，这就可以通过减税来让百姓分享这一租金：永久性减税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最好手段。所以老百姓现在应当先逼政府向特权利益集团收租，然后再监督政府公平减税，以此还利于民，让百姓收回自己的租金。

陈志武要百姓向政府追回产权

二 ○○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走进《世纪大讲堂》，通过质疑十一月初中国政府公布的“四万亿元救市计划”，提出中国走出经济危机的关键在于开展一场“民有化改革”：将所谓的全民财产以“设立自己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化方式还给百姓，让每个中国人新增六万元人民币的消费力。陈志武的“民有化改革”，将盛洪的“百姓应该向政府追讨租金”论引向了更深广的领域：百姓既要追回租金，也要追讨本金由自己经营。

陈志武的主要论据是：

一、中国的ＧＤＰ实效只有美国标准的一半──中国政府二○○九年经济增长目标是保百分之八争百分之九，其实这只相当美国等西方国家ＧＤＰ增长率的百分之四。因为美国财富百分之九十八左右的都是属于私人的，美国经济增长率与美国人的个人收入增长基本上是同步同等；中国则相反，中国资产绝大部份在国家手上，只有经济增长率达到两位数，百姓才可能新增内需消费能力。因此，中国二○○九年保百分之八概率很小，因为四万亿里面，有两万亿基本上要留到二○一○年才花，二 ○○九年年底可能花掉的两万亿人民币，只可以转变成六千亿到八千亿人民币，只可能增加明年的ＧＤＰ百分之一点五到百分之三左右，所以二○○九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只会在百分之六左右。如此，这次“四万亿”尽管用意不错，但效果不可能理想。

二、“国有与全民没关系”──中国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把所有私人财产，都归为公有国有，希望建立一个全民所有的公有制体系，但实际上五十多年来，老百姓没有感觉到“全民所有”对自己的实际好处，只觉得“国有跟全民没关系”。以现在中国国有资产七十九万亿来计算，每一个中国人有六万块钱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但这对老百姓的消费和福利却并未能产生实质性的后果。除非来一个将这种全民所有制变为私有制的“民有化改革”，把这些国有财产最终的产权，具体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才能真正转型──由政府投资消费为主变为个人投资消费为主。

三、用“四万亿”为全国人减税免税──换一种思路，试行将“四万亿”由政府投资大型工程变为用“四万亿 ”为全国人减税免税，其给ＧＤＰ带来的增长贡献，一定会大于原计划。比如说，用“四万亿”给全国所有的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家庭二○○九年免税一年，效果也会大于单纯政府投资建大有工程。这两项加在一起，大概会为中国的中小企业和平民家庭节省三万亿左右的税钱。这三万亿流到中国的中小企业和市场消费，能够带来更多的新ＧＤＰ增长。由百姓去做投资，而不是由政府官员来投资，会从根本上促进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多地转向内需，转向消费带动增长，真正彻底改变 “大政府小国民”，真正启动以民间消费为标志的有效内需。

四、“大政府小国民”的严重性──可以从一组资料看中国“大政府小国民”的严重性。先看民间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在过去五十年的变化：一九五二年，中国民间消费占ＧＤＰ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九，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初期），民间消费占ＧＤＰ的百分之四十五，二○○八年再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五。可见虽然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的“大政府小国民”弊病不但没有减小，而且在继续恶化！而中国政府的消费呢，从一九五二年占ＧＤＰ的百分之十六，上升到现在百分之三十，扩大了近一倍！而美国政府财政开支和财政税收，在一九五二年的时候占ＧＤＰ的百分之十六，到二○○七年降到百分之十左右。由此可见，只有尽快进行“民有化改革”，才能真正限制政府高消费之腐败。

五、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中国“大政府小国民”这两个趋势是越来越强？关键是没有进行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宪政的核心内容，就是对政府的征税权和加税权财政开支做一些实质性的制约。从这一角度理解和宣传民主宪政，要比空洞地说“三权分立”更能调动百姓的积极性。

李炜光鼓舞百姓抗苛税

在三场“百姓讨官债”启蒙演讲中，李炜光的“鼓舞百姓抗苛税” 最为让百姓喝采。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专家李炜光让《世纪大讲堂》掌声雷动，其“近观中国税改”的演讲，揭开了中国改革三十年仍然深陷苛税苛政深渊之真相。让百姓夜不能寐，枕戈待旦。

其华彩乐段是──

一、四万亿改变不了中国苛税危机──现在国家出台“四万亿”也好，地方上要出台十八万亿也好，其实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富民穷的状态。二○○七年中国ＧＤＰ达二十四万亿，但政府拿走九万亿至十万亿，占百分之三十六以上。这是世界少有的高税赋！征这么多的税，社会保障还是不理想，城乡差距还是日益扩大。人们享受不到公共服务的阳光，而政府却把钱奢侈地用在了自己身上。

二、苛税危机逐年加重──中国的税制改革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一直在进行，但中国税制改革始终有三个严重错位：第一，税制改革的结果是政府受益多，民众获益少── 一九九五年以来财政税收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二○○七年达到百分之三十，一直到二○○八年上半年，还是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即使到二○○九年一月，全国一片“企业倒闭潮”，但各地税收仍然再超历史）。然而民众享受的福利却没有随着税收的增长而明显地改善，这就导致中国目前还有二点五亿人没有购买任何医疗保险，享受不到任何公共财政给他提供的服务，另外十点五亿人虽有保险，但保险的质量不高，各种服务不到位。

三、医疗卫生教育只占四万亿的百分之一──最近政府公布的“四万亿”投资计划，用于医疗卫生教育只占四万亿的百分之一，只有四百亿，可见政府对民生的关注严重不足。很多国家三岁以内的婴儿，奶粉是免费的，甚至连玩具都是免费的，我们这儿却是要老百姓自己花钱买，而且买不到安全奶粉。这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不能把责任推到企业。

四、现有税制结构对富人有利──中国现在建立的税制结构，是对富人有利，而对中等收入者和贫弱者不利的。中国最富的人和最穷的人，收入差距在一九九五年是十三倍，到二○○六年上涨到了二十一倍，多年的税收改革不仅没调节贫富差距，反倒加大了差距。而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人民，税前收入能够差到十几倍，但是征税以后，人们的收入水准只相差三倍、四倍了。

五、政府征税越多，就越腐败──无益耗费就是腐败，财政资金的使用如果要是没能有效的监督和控制的话，就更多地变成官员的个人行为，必然形成腐败，权钱交易。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征税越多，就越腐败。

六、增值税对中小企业伤害极大──它的征收率比较高，又不能像一般纳税人享受抵扣，所以金融危机一来，先倒的是一批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对社会贡献很大，安排着大量的农民工就业。中国的就业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中小企业安排的，它们创造的税收占到整个企业界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很多中小企业甚至大型企业，之所以倒闭，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税制一直坚持苛税苛政。造成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所以中国今天才面临着如此严重的困难。

七、“国需论”严重错位──中国税制坚持苛税苛政的源头在于，一直以“国需论”作为征税或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征税的主导者全是政府，纳税人不能监督使用。政府想征多少税就征多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八、中国的税多是非法之税──孔子说的“苛政猛于虎”今天仍存在，今日中国的税制改革没有运行在法制的轨道上，中国的税是在法上而不在法下，国家的税收立法，二十多个税种中只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经过全国人大立法，其他的税种都没有经过人大立法，都是政府自己出文件、立条例就大征，民主监督控制完全不存在。

九、中国至今只有交税人没有纳税人。纳税人跟交税人最大的区别，就是纳税人除了有义务之外，他还有权利，可跟政府讨论这个税怎么征，有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还有不赞同纳税的权利，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问责政府。这一弊病，是因中国《宪法》没有规定出纳税人的权利，只在《宪法》的第五十六条规定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纳税的义务，而没有提权利的问题。因此，必须修宪避免税收成为“国王的钱袋子”，保证纳税人交税后能得到公共服务──税收必须要有“效率原则，公平原则，最少征收费原则（便利原则）”。

李炜光的演说让百姓如醍醐灌顶：一个先进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轻税的社会，而一个苛税的国家无疑是专制之国。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频繁，皆因税太重了，中国的农民起义都是赋税徭役苛政所致。[错！！！这位老兄还是读不懂那三位的意思。]而解决苛税问题，除了代价太大的“农民起义”，还有一种低成本办法，就是像西方那样通过《大宪章》，让财政税收民主化，法制化，让国家在人民的控制之下，合法征税。如若中国人不想重蹈农民起义带来剧烈社会动荡的悲剧，就应该以非暴力方式抗苛税苛政，逼政府建立宪政。

一场以抵制苛税的“百姓向政府讨债”新潮流，正在从《世纪大讲堂》涌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激动着亿万百姓！这一“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使中国群体事件向更理性、更务实、更深化方向发展，出现了“从经济角度促进宪政改革”，白发老军人也加入集体维权大军的新高潮。[此人深受裆文化沾濡，改不了口了。]

从茅于轼先生的视角谈“剥削”

http://chenzhiwu.blog.sohu.com/108430692.html

经济观察报 陈志武/文

茅于轼先生是我最尊敬的长辈学者之一，包括他的人格与学术。

茅老师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宽容大度，海纳百川。他对人的尊重，会让你感动，而且不管你的年龄、个性、意识形态，都会被他感动。如果你昨天还斗志昂扬、充满愤怒，甚至还在用言语攻击他人，今天你见到茅老师，你会顿时感到自己的无礼、不尊。茅老师说，“不但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而且也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在某些情况下，也给敌人以自由，可以化敌为友。”他的为人就是如此。

传统观念往往认为，那些偏好现代经济学、接受甚至信奉“经济人”假设的人，自己就是本性自私、唯利是图的人；那些争取自由、倡导权利、甚至信奉个人主义的人，自然是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冷血动物，没有温暖，对人冷酷无情。可是，现实生活中，那些口口声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抵制“经济人”假设的人，却经常是自私自利、不顾他人、不容异己、也不尊重他人的人。恰恰是像茅于轼先生这样信奉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者，却是那么心平气和、真诚待人，客观上忘我。这是为什么？

很遗憾，今天的中国差不多还像过去一样，灌输似是而非谬论的人大有市场，讲出真理的人反而成众矢之的。茅老师说，社会上有很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有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所以他才提倡“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看到茅老师因此而受到的恶意攻击，真让人痛心。

为什么不可以 “为富人说话”呢？一个良序社会应该尊重每个人的权利、保护每个人的财产，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只要他们的财富是合法所得。茅老师不富有，到今天还是住着原来单位分的旧房子。他有什么利益本位呢？如果要说关心农民的不公平待遇，茅老师必然排在第一。从山西农村的小额贷款项目到家政培训，这些事他本来不需要去做，但是他却要突破各种行政障碍，历尽艰难地去做。

两年前的冬天，去茅老师家，他说，希望能给中西部的农家送去太阳能热水炉，就是最简单的那种，在房顶上装一太阳能瓦片，到晚上可以有盆温水。他说，不要太多的费用，就能让众多农民避免手长冻疮，如果能做到，那该多好！听他这么说，你能真切感受到他是多么在乎穷苦百姓的处境，在乎他们生活细微的方方面面。那不是在做戏，他用不着做戏。

所以，当我看到一些人攻击茅老、说他是为某些利益集团说话时，我真觉得说这种话的人应该一辈子感到羞辱——而且还不够。

正因为权利平等、自由选择是一个和谐良序社会的基础，所以，不管自己是穷是富，我们都应该像尊重穷人的权利一样去尊重富人的权利。试想一下，如果今天因为张三富有，就要剥夺他的某些权利，明天，会不会因为李四是知识分子而把他打成“臭老九”并剥夺他的人权？后天，会不会因为王五有不同政见而抓进农场做“劳动改造”？再后天，会不会因为谭六穿戴“奇装异服”而被打入冷宫？我们不能再生活在以颜色、财富、身份、观念等定义权利的社会，不能让“黑五类”、“红三类 ”这样的词汇再出现在中文的世界里。

作为后辈，我能跟茅老师有忘年交，真是我终生的荣幸。自2002年认识茅老师以来，他的著作和教导总是启发我的思考，激发新的火花。

比如，“剥削”在现代中文词汇、特别是政治社会词汇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众多革命、政治运动的动员口号。但是，对一个这么核心的、刺激中国社会经历了几十年动荡的概念，以往的定义却非常模糊。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剥削”观显然是一厢情愿，有悖于中国过去三十年市场化改革成就的事实。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相当市场化了，这个概念，或说政治术语，还是没有澄清，这将为未来的中国社会留下后患。

在《经济自由主义背后的不自由》（《新青年·权衡》2006年7月号）一文中，茅于轼先生谈到，“尊重别人的自由是交易的基本准则。只有平等自由的双方达成的交易能够同时给双方带来利益。因为使一方受损的交易不可能同时为双方所同意的。更为重要的是，双方同意，双方得益，一定有财富的增加。否则一方得益另外一方必将受损。所以交换产生财富。市场经济能够使社会财富蓬勃喷发，原因就在于此。相反，一方受控的交换就会发生剥削。社会财富未必能够增加。靠剥削，一方得益另一方受损，社会财富总量未必增加。剥削不能够使国家富强，创造才能够使国家富强。所以平等自由的交换在经济学里至关重要。少了平等自由，剥削在所难免。”

茅老师对剥削的定义点出了市场经济的本质，“一方受控的交换就会发生剥削”，“平等自由的交换”中不存在剥削，基于非自由选择的交易即存在剥削。

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意思是，基于权力垄断的交易就存在剥削，这包括国有垄断企业。例如，国家电力公司是你唯一能买到电的机构，除了它之外，你没有别的路可走，没有选择，于是，价格和服务完全由电力公司定，剥削的基础就在于此；国有石油公司、电信公司，都如此。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国有企业的利益方即股东是国家，而国家又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并具有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机构，因此，当国有企业去跟民间消费者、民营企业做交易时，双方的地位必然不平等；一方垄断各类权力，而另一方甚至连基本的经济自由都没有，这种基于不平等地位的交易为剥削提供了土壤。这就是为什么国有企业份量多的经济必然是不平等的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也正因为如此，要建设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国家就不应该以股东的身份出现在营利性的经济活动中。

为了防止剥削，原来的法律规定私人企业的雇工数不能超过8个。即便现在，仍然有人把企业大小和市场地位作为判断是否剥削的依据。但是，按照茅老师的定义，这种对剥削的理解是离谱的。因为，只要一家私人企业不是人们唯一可以选择的就业机构，只要雇员可以在甲企业、乙企业、丙企业之间自由地换工作，雇用关系中就不存在抑制自由选择的不平等地位，因而不会出现剥削。至少，是否会出现剥削跟企业的大小和员工数量无关。

按照自由选择的原则来定义剥削后，我们发现，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是中国社会唯一合法、唯一可行的雇主，那当然是一种最极端的垄断状态，就业场上不存在自由选择权、也没有任何自由选择机会。那期间，是否存在剥削？如果有，那是什么剥削呢？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反思。

茅老师给予我们的东西太多太多——启发我们做人的方方面面，也引导我们去独立思考。为茅于轼先生庆贺八十大寿，是所有认识、熟悉茅老师的朋友和同仁的荣幸。作为中国人，应该庆幸有这样一位导师在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之忧而忧，为我们指明那些本该明了、却被某些利益集团不断搅浑的道理。我衷心祝愿茅老师健康长寿！

（作者为耶鲁大学经济金融学教授）

给女儿的信：“养子防老”的不道德

陈志武 @ 2009-1-4 8:48 阅读(8233) 评论(65) 推荐(63)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http://www.bullog.cn/blogs/chenzhiwu/archives/264697.aspx

“养子防老”的不道德

　　给女儿的信

　　陈志武

　　2008年6月1日，刊登于《FT睿》中文杂志2008年7月号

　　陈晓、陈笛：

　　今年你们分别是15、13岁了，过几年就要离开我和你妈妈，去上大学、独立生活。今天，你们正在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特别是文化观、人生观，这些观念最后将影响你们整个人生的经历、幸福、价值 ….. 我知道，今天用中文写信，你们不一定看得懂，但写下来，等你们的中文更好些后，或许还可再看。在此之际，我还是想跟你们交流一些我和你妈妈的想法、愿望。

　　首先，我要说，你们一生幸福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和指望，长大后你们做任何事情都应以是否让自己幸福为标准。我们当然会希望你们总在身边，所有的爱自己子女的父母都会这样想，只是，你们不要管我们的愿望如何，只要你们自己一辈子幸福，我们就开心。一般的中国父母都会跟小孩强调“孝顺”、也指望着小孩长大后抚养他们，所谓“养子防老”。许多父母，或说整个中国社会，都以子女是否“孝顺”来评判子女的“好坏”。你们千万不要有这种包袱，我们真的不希望你们这样想。

　　说实在的，我和妈妈已经买好退休基金、医疗保险、投资基金，甚至也买好长期护理保险，这种保险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老了不能动、需要他人长期护理，那么，保险公司可以支付这种护理费用。等我们老了，我们要么雇人照顾，要么就去养老院。总之，我们会在经济上做好各种安排，等年长后不用你们“孝敬”回报，不会让我们成为你们经济上的任何负担。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担心你们不“孝顺”，而是我们太爱你们，太在乎我们会成为你们的负担，我们真的不愿成为你们未来职业追求、生活追求的负担，你们的幸福是我们唯一的指望，这包括尊重你们长大后选择职业、选择男友的自由。

　　这是什么意思呢？设想一下，假如我和妈妈没有自己的养老和医疗保障，而是将来完全靠你们养老的话，我们今天会让你们随便选择专业与职业、选择男朋友吗？不会的！因为那样的话，你们未来的收入、未来的丈夫不只是决定你们未来的生活，也包括决定我们年老时的生活收入，你们未来收入的一份是我们的，也就是说，你们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产权，你们就是我们对未来养老、医疗的投资，那样的话，我们能让你们选择学那些没有收入的历史、文学、哲学、社会学等专业吗？能让你们去找那些没有出息、未来不会赚钱的男生做男朋友并进一步为丈夫吗？那样的话，不管你们多爱某个男孩，只要他未来的收入不会高、看起来也不会孝顺，怎么样也不行，我们不能让我们的退休养老变成个大问号的！

　　所以，不只是我们已想法买好养老金、保险等，而且，等你们长大成家后，也应该为自己买好养老金、医疗保险、投资基金，之后，也希望你们教育自己的子女这样做，要一代一代自己在经济财力上独立、自立，维护自己的尊严！

　　为什么非得通过金融产品实现自己一辈子的经济自立、不能通过“养子防老”呢？为什么不能强迫子女“孝顺”、回报父母呢？说白了，我不想看到你们把生子养女看成是一种利益需要、把子女当成养老避险的工具，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应该超越利益诉求！我想说的是，在自己选择怀孕、生孩子之前，你必须问自己：是不是因为热爱小孩、热爱生命、热爱人之情才要怀子育女？如果你知道自己不一定喜欢子女，但出于养老需要而生孩子，那么，你真的对不起还没出生的子女，因为在他们还没出生之前，就被你赋予了终生的包袱，没出生前你的孩子就无选择地担当了众多责任，这样做对后代是天生的不公平！因此，因“养子防老”而生子的行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自私！—— 当然，在金融市场出现之前的传统社会里，为了生存，“养子防老”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可是，到了金融市场已很发达的今天，还要靠“养子防老”，那就过于自私、过于对子女不公平了。

　　是不是说，小孩长大后不应该照顾父母、关照看望父母呢？不是。那就要看后代自己的选择了，他们对父母的爱护、甚至抚养可以是自己自由的选择，但不应该是一种无选择权的责任义务。中国儒家强调的“孝顺”是一种强加的义务，这种义务淹没子女的自由选择权。这种强制是因父母自私的利益驱动而至。

　　当然，我要强调，如果你们是出于爱小孩、出于对人情的热衷，那么，在有了小孩之后，你们就必须为这种爱的选择付出代价，也就是说，你们必须对养育小孩、供他们上学有完全的责任，你们有义务把他们养大成人，让他们长大之后成为他们自己的人，享有不属于你们的独立人格，更不是你们的产权，他们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人。之所以我们要强调这些，是因为如果你们不想承担这种责任义务，你们完全可以选择不生小孩，并同时利用金融市场安排好自己的未来养老等。这种选择权和责任的匹配，对你们公平，对没出生的小孩也公平。

　　我很高兴地说，我和妈妈对你们没有压力，平时要你们好好学习、要进取向上，不是因为我们有所求，而是完全从你们自己今后的幸福着想，因为我们爱你们，你们生活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满足。说实在话，我们今后不需要你们的任何经济支持，也不会拿你们未来的成功在朋友面前炫耀。你们的专业选择、职业追求、生活道路，我们会尽我们的判断给你们参谋，但是，这些参谋判断完全是基于对你们的利益的考虑，而不是基于我们的利益，因为我们对你们只有爱护，没有我们自己的利益诉求。

　　希望你们今后也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不要通过养子来防老，而是给孩子以自由，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你们的爸爸。

　　2008年6月1日于耶鲁大学。

陈志武访谈录

http://www.bullog.cn/blogs/chenzhiwu/archives/250472.aspx

　　嘉 宾：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
　　主持人：叶筱静
　　时 间：2008年12月14日 星期日 下午
　　出 品：搜狐博客

　　陈志武搜狐博客：http://chenzhiwu.blog.sohu.com/
　　搜狐财经博客群：http://blog.sohu.com/biz


　　把79万亿国有资产分给13亿百姓

　　搜狐博客：在当前“国富民穷”的情况下，您提出了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的建议，请您谈一下具体的思考和想法是什么样的？

　　陈志武：主要的原因是过去30年,特别是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主要是靠投资带动，靠出口市场，而不是靠国内的消费需求增长。当然,我知道过去十几年不管是学界还是政府决策层,都有非常强的意愿去改变这种模式，减少中国经济对出口市场的依赖度，减少对投资的依赖度。但，实际效果有限，反而是对投资、对出口的依赖度增加了。

　　任何一个经济都不可能永久地靠投资、靠建更多的基础设施、靠建更多的制造工厂，来最终改变老百姓的生活。当基础建设投资做到一定的时候，如果老百姓的收入没办法上涨的话，最后这么多的生产能力，这么多的运输网络，到最后往哪里运东西？给谁运东西？生产这么多东西，特别在出口市场需求严重下滑的时候，如果国内的老百姓消费没办法跟上来的话，最后生产那么多东西会出现严重浪费，这实际上给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

　　搜狐博客：从这些问题带出来，您觉得国有资产民有化是一种解决的方案是吗？

　　陈志武：过去50年土地等很多生产资料都被国家垄断了。在国有制之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过去30年总体较成功，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也知道原来通过国有制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的代价很大，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代价就是老百姓收入增长慢、老百姓消费需求没办法上来。

　　说到底道理很简单，本来在一个私有制国家像在美国、日本或者是巴西，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他们的主要收入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劳动收入跟着GDP的上升而上升；第二个渠道，就是通过财产性的收入和资产的升值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他们有两个途径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

　　但是，在中国，国有制之下，第二个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渠道，基本上都被卡住了、被堵死了。因为这些生产资料：土地以及国有企业的产权都是属于国家的，而不是直接在老百姓的名字之下拥有。财富属于国家，其增值被藏在了国家手里，没有返回到民间，没有对民间的消费发挥作用。

　　根据一些官方数据做出的计算，现在国有土地总价值差不多是50万亿人民币，而央企加上地方的国有企业大概有11万多家，这11万多家国有企业总的资产价值差不多是29万亿。也就是说把土地价值50万亿再加上剩下的国有企业资产29万亿的话，总共有79万亿的国有资产财富。分到13亿人身上的话，差不多每个人有六万的国有资产财富。原来我们的理念是全民所有制，其实79万亿是全中国人民所拥有的，但现在的全民所有制其实所有者是虚的，不实的，所以这六万块钱并没有给任何老百姓家庭和个人带来任何消费需求，没有对人们的“财富感”产生任何作用。

　　搜狐博客：这个现象是不是就是您所说的“国富民穷”的现象？

　　陈志武：国有制是造成“国富民穷”局面的很重要的制度基础，产生这种局面的另一个原因是不受制约的财政税收。如果政府想增强民间消费的话，现在应该做的是把国有资产通过“国民权益基金”的方式具体分到13亿中国公民的手里。这样把全民所有制的所有者从“虚”落实到每个中国公民的身上，通过这种民有化的改革让老百姓以后不仅只有劳动收入，而且还可以有一些财产性收入。这些财产性收入主要是通过未来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的升值还有国有企业赚到的利润，通过国民权益基金分红给更多普通的人，普通家庭，也有劳动工资之外的财产性收入。这样，民间消费增长的潜力会更大。

　　搜狐博客：这就是您提出的建议的具体做法，建立国民基金，是这样吗？

　　陈志武：国民权益基金。

　　搜狐博客：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提出这个建议的？

　　陈志武：今年七八月份。

　　搜狐博客：您通过什么方式？

　　陈志武：一些演讲、文章，还有跟体制内外不同的专家和决策层顾问等等交流。

　　搜狐博客：那你现在得到的反馈是什么样的？

　　陈志武：都是非常积极的。到现在为止没有几个从原则上或者理论上表示反对的。

　　搜狐博客：那对您这个建议您觉得它有可能成为现实吗？

　　陈志武：最终还是可能成为现实。当然从很多方面来考虑的话，目前08年也许时机不成熟，但是也许09年当我们看到其它宏观调控或者是经济刺激方案发挥的作用和效果不太好的时候，我希望更多人会看到中国民间消费之所以很难增长，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制度层面的安排。因为这种制度安排，通过国有制，通过不受制约的征税权扩张，最终造成国富民穷的局面，只要国富民穷的局面持续下去，即使政府想要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过多依赖出口转移到依赖更多的国内民间消费，这种愿望最终还是很难实现。　　

　　国有资产民有化有成功的国际经验

　　搜狐博客：陈教授，我觉得对您这个建议的可行性充满了希望，您一直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您对中国目前整个政治体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在现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您认为这个制度如果推行下去的话，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可能有一个好的政策，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尤其涉及到13亿人当中的每一个人，这里面执行的难度大吗？

　　陈志武：事在人为，所有的制度都是人为的。既然是一天可以建立起来，另一天发现有一些方面应该做调整，未尝不可。因为我说的民有化改革实际上并没有要放弃原来的全民所有制这个概念，没有放弃这个全民所有制最初的思想。

　　搜狐博客：就是说把它具体化了。

　　陈志武：把全民所有制里面的所有者从虚的、不存在的变到实际存在的,落实到13亿中国公民个人的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这不是一个改变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只不过把这些国有资产财产的所有者、产权所有者给具体明晰化，具体落实，按照我的另一个说法，是把这些所有者真正给请出来，知道谁是所有者。

　　搜狐博客：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您觉得主要的阻力会来自于哪方面？

　　陈志武：会是一些行政部门，像国资委、财政部等。还有可能是有些公司的管理层。不过也很难说，因为从公司管理层的角度来讲，他们也许更愿意受到未来国民权益基金管理层的约束和监督，而不一定像现在这样受到国资委还有其它部门的约束。

　　搜狐博客：世界上有过类似的成功经验吗？

　　陈志武：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的阿拉斯加州的资源权益基金，全名叫阿拉斯加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主要是来自阿拉斯加的石油收入，因为阿拉斯加有很多石油和天然气储存。在1977年，阿拉斯加州议会设立了一个公民权益基金，以石油开采权产生的收入来作为基础。该基金总值现为400多亿美元，整个阿拉斯加州有五十几万人口，今年每位公民大概可以得到3千多美元的分红。

　　搜狐博客：由政府直接分红给公民，是这样吗？

　　陈志武：不是由政府分红，而是由公民权益基金每年的收益来分红。我觉得这个模式可以在中国实现。

　　搜狐博客：是不是说目前国资委会变成基金的管理机构？

　　陈志武：或者把国资委改成国民权益基金，最理想的情况是国民权益基金的董事会和管理层可以由13亿老百姓基金持有人或者股东决定，可以通过投票权选择换掉或者是聘任新的董事会成员等等。

　　搜狐博客：相互之间可以交易吗？我拥有的基金权益。

　　陈志武：最理想的情况是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可以在不同人之间做交易。

　　搜狐博客：按照陈教授的描述，目前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可能会带来一个改革的机会，曾经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对外出口现在基本上因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会面临着很大的问题。这个是不是您说过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于中国有可能会是一个正面的机遇？

　　陈志武：对，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如果没有这种危机带来的压力，对于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的改革从现实意义上说可能会没有动力。只要经济增长速度跟去年、前年那么快，大家都有欣欣向荣、日子过得很好的感觉，不会想到改变现状的，改变现有制度架构的压力不会存在。人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这次危机也许对于推动政府进行一些长远有利于中国持续发展的根本性制度变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推动力。　　

　　明年的经济增长会在6%左右

　　搜狐博客：目前政府提出2009年取得GDP的目标又是保8争9，即8%—9%的经济增长速度，您认为这个目标可能实现吗？

　　陈志武：很难。特别是根据过去几天新公布的进出口数据，还有通货膨胀的数据，环比11月份CPI指数下降了百分之零点几，说明11月份实体经济严重下滑。从这些数据看，我们发现今年11月、12月和明年上半年中国的实体经济受到这次危机的打击比原来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如果是这样，明年头两个季度如果没有这次公布的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可能只能增长3%—4%。客观讲，如果明年上半年能够实现3%、4%的GDP增长速度，我觉得那应该算蛮幸运的。

　　搜狐博客：3%、4%都会比较难？

　　陈志武：是的，但是有了经济刺激方案以后，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大概有两万亿左右是在明年年底之前要花掉的，这些投资主要放在铁路、新机场建设、高速公路等等基础设施方面。根据以往中国各省固定资产投资对下一年GDP所能带动的贡献数据，粗略估算，这两万亿左右的固定资产投资可以给明年的GDP提供五、六千亿左右的增量，也就相当于给GDP提供两个百分点左右的额外增长。如果是这样，在没有经济刺激方案也许GDP明年会增长3%、4%，有了经济刺激方案带来另外两个百分点的话，也就是明年的增长会在5%、6%左右。

　　搜狐博客：中国已经多年保持GDP的高速增长，但是我们都知道GDP的增长只是规模经济性的增长而并不是经济实际运行水平良好的增长，这里面如果片面去追求GDP的增长是不是会有一些问题？

　　陈志武：目前的情况是，因为中国太多的生产资料、财富和国民收入掌握在国家手里，由此延伸出来很多中国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我们刚才讲到的过度投资、过度依赖重化工业、依赖制造业，逼着中国经济过多依赖出口。如果不利用这些经济刺激方案促进这些结构调整，不只是现在，以后的增长前景也会变得越来越艰难。经济刺激行动应当兼顾到长久结构方面的影响。

　　搜狐博客：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与其追求GDP的增长还不如追求经济结构的优化？

　　陈志武：对。换句话说，GDP增长速度、GDP总量、还有人均GDP这些宏观经济指标都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确确实实也要重点去考虑一下GDP的增长结构是什么样子，它是不是更长远的有利于良性的内生经济增长的出现，这是在全球危机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做经济刺激决策时该考虑的问题，利用这次机会不仅仅要促成短期GDP增长，而且最好是为长久的经济结构转型垫下一个更可靠的基础。　　

　　四万亿投资不如直接给老百姓退税

　　搜狐博客：刚刚也提到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好像陈教授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您能说一下吗？

　　陈志武：看到这四万亿的开支结构之后，政府基本的思路跟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差别，还是想通过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这次我们面对的局面跟 97年、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局面完全不一样。那时是美国互联网经济最热的时候，那时候美国的经济以3%、4%的的高速增长，全球需求量总体在继续上升。中国在那个时候花很多钱去加快工业化建设、加快高速公路建设、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是有道理的。那种投入很快给中国带来好处，让中国出口总量提升，特别是为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所带来的新一轮出口贸易增长奠定了基础。

　　但是，这次问题恰恰出在全球需求在严重下滑，在中国不同地方也可以感受到国内的消费需求在快速下滑。在国际需求下滑、国内需求也下滑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还要去建那么多的铁路、高速公路、机场和其它基础设施，建好以后运什么东西？往哪里运？给谁运？这些问题变成一个大问号。

　　在这种时候，经济刺激方案结构上必须要做一些调整，从原来重点由国家做基础设施投资、做工业基础投资，转型到重点拿国家的钱刺激民间消费增长，这样一来，可以由国内民间消费需求替代部分下滑了的国际需求。

　　搜狐博客：其实中国有人口优势的，只要老百姓有了充足的钱可以去消费的话，这个内需应该是不会衰退的。但是这四万亿里面有没有给老百姓或者直接能够给老百姓的钱？

　　陈志武：据我了解，没有直接补贴给中低收入老百姓的钱，其中只有一些间接投放到医疗卫生、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钱，但是这些钱占四万亿的比例非常低。如果要降低老百姓储蓄压力、增加民间消费，那么，如果政府把这四万亿或更多的钱一方面强化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和教育投入，同时也拿中间的一部分钱给中低收入家庭直接退税，或者直接给予补贴，最终肯定可以让老百姓更大胆地消费，这样就可以带来新的消费增长。　　

　　政府税收增幅远高于居民收入的增加

　　搜狐博客：在陈教授的言论里面还提到税收刚性增长的问题，这个是不是造成我们内需严重不足的一个原因之一？

　　陈志武：当然。从95年到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累计增长了5.7倍，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过去12年里面才累计增长了1.6倍，农村的人均纯收入累计增长了 1.2倍，所以，从这几个数字里，我们看到政府征税权的无限扩张最终使得更高比例的国民收入往政府手里转移，老百姓家庭得到的国民收入的比例因为这种征税权不受制约而越来越低，所以就产生了越来越恶化的国富民穷的局面。

　　这就出现了95年的时候，民间消费占GDP的42%左右，但是到去年民间消费才占GDP35.5%的情况。尽管过去12年里那么多人都强调中国应该刺激国内的消费增长，尽管有这么一些良好的愿望，实际的效果却是在征税权不受制约，国家继续垄断社会中大多数生产资料和资产性财富的情况之下，这些愿望没办法实现，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但没有上升，反还在下降。

　　我顺便补充一下，现在很多的人都在说美国人这么喜欢消费，这么喜欢借钱花，以至于美国今天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高到71%。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去看一看历史数据，中国在1952年民间消费也占GDP的68%，差不多是现在的两倍多。随着建国初到58年国有化的不断深化，随着计划经济的深入，从1952年到1978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直线下滑，从最初的68%降到78年差不多45%左右，从78年到95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继续下滑，从78年的45%左右下降到95年左右的42%。　　

　　学者的责任是把问题说清楚

　　搜狐博客：陈教授，刚刚我们谈到的就是你的系列言论，而且您希望通过不断在不同场合不同的对象去沟通您的思考建议，希望能够影响到决策层，能够最终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国富民穷这种局面，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是这样吗？

　　陈志武：我首先强调一点，对于我们这样做学问的人来说，我们的责任就是根据我们的研究，根据学术知识和认识，把道理讲出来、给一些建议，让人们更加明白不同的决策带来的结果会怎样。

　　至于说政治家会不会用、会用上哪些理念、哪些决策，那是他们的事，不是我们的事。我们对社会的责任或者说在社会分工中所应该起到的作用就是把话说出来。如果这样做结果会是什么样，如果那样做结果会是什么样，把那些道理讲出来。至于那些具体的决策人和政治家到底是选择方案A、还是方案B、还是方案C，那不是我们的事，那是他们的事。

　　我们要做到的事情也就是给大家讲清楚，让更多人能够理解，除了目前我们看到的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之外，还可以有别的选择，别的选择可能比这个更好。　　

　　美国每隔十年就会有一次金融危机

　　搜狐博客：陈教授，您通常都是在美国，美国这次的金融危机而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不知道您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怎么去解读这件事情？

　　陈志武：首先我要强调一下，在美国过去两百年里，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金融危机。大家可以看看1817年的时候，1857年、1893年、1907年、1929年等等，差不多每隔十年又会来某种规模的金融危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发生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的经济危机，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吃一惊的。有的人早就预期美国的这种金融支持消费，消费带动增长的模式最终会出现金融危机的。要我去预测的话，我也可以这样预测，这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未来还会再发生金融危机的。如果说过去几年预测这次金融危机会出现的人预测得准确的话，我相信我对未来美国还会发生金融危机的预测，肯定也会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主要的原因不是说我这个人有什么特殊的本事，而是因为人类的发展历来就是这样子，需要很多的人去做技术创新，在金融领域里面也要允许很多金融创新。在这些金融创新的品种和形式变成我们的常识之前，其间肯定要经过很多发展和出问题的过程，也会出现一些危机。美国历来的金融创新模式就是这样，先容许人们去创新，然后大家去看创新出来的东西到底会不会出现问题，如果不出现问题，监管部门不会去管，也不应该去管。

　　只有在出现问题以后，监管者、立法者才有可能知道创新出来的技术出现问题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样，性质是什么样。那么，通过危机的发生认识到问题的方式和性质以后，监管者才可能反应性的设计出来怎么样去调整监管规则、架构和制度。

　　根据这样一个创新和监管逻辑去理解的话，以后在美国也必然会因为新的金融品种、新的金融市场、新的科学技术的出现，而带来一些新的金融危机。所以这种规律是不可能改变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以前写过一些文章谈到，是不是说美国靠金融带动消费、消费带动增长的这种模式要终结了？我个人认为除非人的本性、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否则美国金融带动消费，消费带动增长的模式不仅仅在美国不会被终结，而且反而在中国还有其它后发展国家，也要学习这种模式。

　　搜狐博客：那就是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它们会不断发生危机，而且通过这样的危机不断来积累一个正确发展的道路和方式，是这么理解吗？

　　陈志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

　　搜狐博客：这次的情况好像特别严重，波及到全球很多国家。

　　陈志武：这次之所以非常严重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美国的住房按揭贷款市场还有很多其它的金融市场已经发达深化复杂到这样的程度，在最终资金的使用方和最终资金的供给方也就是美国国内和全球的投资者，在两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链条已经被拉得非常非常长，这就为问题的出现奠定基础，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在金融全球化已经把美国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推销到全球各个国家，同时又没有一个具有强制力、具有立法、执法和行政权力的世界政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已经越来越全球化的金融证券市场跟没有世界政府、没有世界中央银行，也没有世界的执法机构，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由美国引起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这么大的冲击，更加凸现了金融化的实际水平跟制度安排所能支持的金融化容量之间的不平衡已经越来越严重。

　　这次金融危机让各国实体经济都受到牵连，这给各国决策者、社会人士一个非常大的机会，去理解过去这些年的商品市场全球化、金融市场全球化跟我们从二战以后所建立的世界秩序之间的矛盾到底有哪些，表现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基础之上，大家都可以更加理性地、冷静地做出相应的制度调整和制度改革，使接下来全球范围内金融化、资本化的进一步发展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全球性制度架构。　　

　　美国对金融危机的反应有点过激了

　　搜狐博客：现在很多国家的领导都坐到一起共同来商讨这个救市计划有褒有贬，陈教授怎么看？

　　陈志武：有一些反应过快了，像美国上次的七千亿美元救市方案没有用完，从国会议员到民间经济学家和业界人士又要推第二个经济刺激方案，有点太快了。所有这些经济刺激方案真正发生效果之前需要时间，但是实际的情况是美国差不多每天对于经济刺激方案效果做一个评估，要我看昨天和前天，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刺激经济发生效果，大家已经开始着急了。

　　搜狐博客：是不是政治家总要做点儿什么？

　　陈志武：你说的很对，是这个样子。

　　顺便提一下，国内很多业界、政府和学界人士都在下一些大的结论，包括所谓全球化要终结了，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会终结过去20几年不断强化的全球化的进程。但，这种看法过于片面。实际上，我认为这次危机反而把全球化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原来的全球化主要是在经济层面、在商品市场的全球化和金融的全球化层面。

　　但是这次大家如果仔细想一想，那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财政部都联合行动，在同样的48小时、24小时之内，各国都在降息或者推出经济刺激方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化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就是政策和制度领域都在朝着同样的方向协同配合，各国一起来做出政策决策，做出制度方面的调整。所以我觉得下一轮的全球化有可能会更多在制度方面、政策方面。要我看，这次危机的发生不仅没有终止全球化，反而使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领域。　　

　　1929年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冲击比今天的严重得多

　　搜狐博客：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这场危机最终会怎么被化解？

　　陈志武：这场危机的化解，最终还是需要各个国家认清楚，新的金融、商品市场全球化以后，新的世界格局跟原来差不多以绝对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间的矛盾，大家认清楚之后做相应的调整。通过这种方式，大家协同起来，放弃一定意义上的原来的绝对主权，跨越国界协同政策和制度改革，以这种方式让大家都能够从这次经济危机中间走出来，并且为将来进一步的全球化奠定基础。

　　搜狐博客：陈教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您的理解中所有的危机都是蕴含着希望的，而且危机会带来新的思考和审视，可能在曾经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被忽略的问题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冷静阶段得到更好的解决，是这样吗？

　　陈志武：肯定是这样。我觉得不管是对于我们做经济学研究或是做政策决策的人还是做商业企业的，我们最应该放心的、最应该依赖的是人的本性，就是每个人都想要更好地活下去。

　　只要每个人都有想更好活下去的愿望，那么，针对危机作出调整和改革，就会是必然的事，这些后续运作就肯定会发生。

　　所以，在这种时候，我觉得很有必要记住一点：如果说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危机给中国形成很大的挑战，给美国形成很大的挑战，那么大家都应该想到1929年的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在30年代构成的冲击远远比这次要严重得多。美国和其它国家能从那次危机中更加强健地走出来，为什么这次不能呢？不能低估美国制度架构所隐含的自我纠错能力。

　　在制度比较层面，大家可能觉得，今天中国的国家管制，方方面面无所不管的制度架构，表面上看好像跟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形成一个很大的反差。如果觉得今天的这种反差证明了中国这种模式的优越性的话，不妨看看在30年代的时候，以美国和英国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跟当年苏联的计划经济之间的反差，那时的反差如何呢？

　　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苏联的计划经济和西方的市场经济反差比今天大多了，30年代美国和西方经济严重萧条，在美国失业率最高的时候高到28%，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阵营就是苏联的计划经济阵营，苏联的经济按照每年10%几的速度在高速增长。大家可以想象那时候两种制度安排的反差跟今天比的话要远远更加明确，更加严重。

　　当然，那时候的反差引发了很多国家去模仿苏联，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大家都去学苏联的那种管制经济、计划经济。只不过，到了80年代初，大家又开始在全球范围之内进行私有化改革、市场化的改革。那些经历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些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对人要活下去的愿望有任何意义、任何形式的低估。只要人要活下去的愿望继续存在，没有死，那么，最后要从这种危机中找到解决方案的希望和前景，肯定也是非常可靠的。

　　搜狐博客：好的，谢谢陈教授在经济的冬天也是真正的冬天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温暖。谢谢！

　　陈志武：谢谢！

　

　　（本访谈录经受访者修订补充）

王天成："渐进民主"的玫瑰梦（附陈志武新作）

终于有人说到所谓“英国道路”的玄机了。虽然还没说透。这些年朱学勤之流常爱说“英美道路”和“法俄道路”的对比，仿佛英法转型就是循着两个先天的模式：前者改良渐进，后者革命激进，前者代价小，后者代价大。

这个人指出渐进民主（或者代称“英国道路”）就是玫瑰梦。他说了大宪章的情况，很正确。而17世纪的英国革命，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革命。国王上了断头台，克伦威尔变成比国王还可怕的专制独裁者，接着是血雨腥风的反攻倒算，直到贵族忍无可忍，发动政变，不流血地改朝换代，才建立了宪政。

看起来英国的近代化转型一点也不和平。制造英国道路神话的，是18-19世纪的法国人。英国君宪制的建立，对法国思想的影响很大。而在1789年三级会议之初，除了极少数极端主义者，并没有人希望一场流血的革命。甚至市民占领巴黎了，流血了，革命真的来临了，倾向革命的议员仍旧着迷于英国道路。他们促使路易十六接受君主立宪制，继续做“法国人的国王”，他们甚至连换个国王的念头都没有——要知道英国1689年的政变，被称作光荣革命，因为改朝换代了。法国人大约自信有了英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做得比光荣革命更好，不改朝换代，就顺利地建立起宪政……一切似乎美妙，美妙得太不真实，真实立即惩罚了玫瑰梦。法国政治家极力避免的1640年噩梦不仅在18世纪末的法国重演，而且烈度远甚于前者。但细审其基本模式，同17世纪的英国大同小异，差异在于程度。而就这程度的差别，造就了所谓“法国道路”和“英国道路”的对立。如托克维尔的理论，正是站在法国的立场上，对比英美建立的。

那么问题就在于，究竟是英法的何种差异导致革命烈度的不同。这个人提到了英国贵族的作用，但这不是根本。法国也有贵族，全欧洲都有贵族。且不说意大利、德意志那些土皇帝般的贵族本身就是专制者反动派，至少法国的贵族，有不少正是明智贤达的高尚人士。他们追求进步，向往英美宪政模式，厌恶绝对专制。在革命之初，他们和第三等级代表一起重演大宪章故事，连逼带哄（之所以哄，是因为路易十六并不是一个坏人，在宪政派看来，是个可以合作的君王），让路易十六接受了君宪制。然而这都是徒劳。路易十六接受君宪制并非假仁假义，但随后，就发生了旧制度和宪政人权理想之间的尖锐矛盾。尤其是涉及教会财产的问题，更为棘手。法国百分之二十的土地归教会所有，教会享有太多的特权，这种特权绝非宪政能够容忍；此外旧制度下的法国，国王随意给各地不同的特许权，各地待遇不同，违背平等的理想。而这些现实的改变，必然伴随重大的冲突。尤其是前者，教会的利益和路易十六神授君权的合法性直接相关。若他默许革命对教会的剥夺，自己将无法在欧洲王室立足。接着是互动的过程。路易十六越来越厌烦宪政，包括君宪派在内的法国人也因此越来越猜疑路易十六，路易十六因此更加厌恶这场将他待若囚徒的革命。出走不成，里通外国，直到被废黜、被斩首——法国贵族精英做着1689的英国梦，法国却走上了1640年代的英国道路。甚至更严重。处决路易十六引起欧洲各国的震动，导致各国对法国的军事干涉。外国干涉的威胁又促使革命政权绷紧对内监控的神经，形成恐怖统治。恐怖统治成了法国革命的标志，区别于英国革命的标志。同时，法军在外军面前反而愈战愈勇，逐渐壮大，贡献了拿破仑这个怪物，把法国引向赤裸裸的军国主义……当拿破仑宣布终结革命的时候，法国已经被绑上了扩张战争的战车，此后，军事扩张就是它的生命，尽管战绩辉煌，难逃覆灭的结局。法国本无意于革命，却走上了最为轰轰烈烈的革命路。

变量并不在于有没有贵族精英，更不在于有没有和平演变的意愿，而在于转型前的制度，是否完善、强大、固执。英国的幸运就在于，它从来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足够完善、强大、固执的专制机器，贵族始终拥有大笔资源，足以制衡王室，王室在贵族丛林中，只不过是个更荣誉的贵族罢了。英国（英格兰）的贵族又不像意大利德意志的贵族割据自立，由于地方促狭，凯尔特民族（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环伺，盎格鲁撒克逊人不得不统一在同一个王国里，贵族并不愿意割据分裂。但问题在于，英国的王室为什么没有能耐收拾这些贵族呢？原因在于，英国作为岛国，防御代价很低，所以始终没有建立受控于中央的强大的常备陆军。虽说不列颠群岛仍有其他民族相邻，但这些民族实力很弱，根本不足以威胁一个统一的英国。所以跟欧陆国家不同，古代英国从来没能组建一支常备陆军。常备陆军必须号令一致，有个一言九鼎的总司令，直到今天，各国依然如此。古代英国没有常备军，就杜绝了军事独裁的可能性。枪杆子里出政权，一切独裁都须军事独裁以为前提。英国没这个前提，完善、强大、固执的专制机器也就无从建设。

法国正相反。法国处在欧陆易受攻击的位置，作为民族国家的法国的滥觞，正是百年英法战争刺激的结果。从那以后，尤其是弗朗索瓦一世以后，法国就一直保有欧洲最强大的、由国王（或皇帝、或中央）节制的常备陆军，直到1940年败于纳粹德国（甚至普法战争的失利都没有动摇法国陆军的这个地位）。这样一支中央集权的陆军，是路易十四建立绝对专制的前提。路易十四时代乃至整个波旁王朝，既是法军在欧陆耀武扬威开疆拓土的时代，也是绝对专制构厦齐备的时代。一个看似完美无缺，一切合乎逻辑的制度建立起来，强大而固执，转型的代价自然也就大得多（斯图亚特王朝其实也想模仿法国的绝对专制，不过，有心无力，恰恰由于斯图亚特王朝的这一企图是英国贵族无法接受的，才导致1640年革命）。

这就是所谓英法道路对比的真实原因。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变量在于转型前的制度是否足够完备、强大、固执，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地理条件。哪怕英国这样的条件，都不得不经历1640-1689半个世纪的动荡——虽然动荡的波及面和深度远不如法国革命。至于德国，转型更晚，它的转型模式更复杂，直到法斯专政，战争覆灭，涅磐重生，其代价又高于法国。并没有谁盼望革命，只是革命就这么来了而已——若不来，多半却是德国的代价。越是想避免付出转型的代价，就越是要在日后加倍偿付代价——不公平的是，这样的偿还经常是落在与生俱来上贼船的后人头上。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只有白痴的玫瑰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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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成："渐进民主"的玫瑰梦

BBC 2008年12月08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43北京时间 18:43发表

对于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国际上一个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显著，而政治改革滞后。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内出现了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不仅进行了经济改革，也已经并且应当继续以渐进方式进行政治改革。

宪政学者王天成前不久在纽约举行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发言认为，"渐进民主"只不过是中国知识界的"玫瑰梦"。

这期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专访推出BBC中文部资深制作人乐安当时对王天成所作的采访，采访中他首先归纳了"渐进政改论"的主要观点：

答：这主要是官方学者，或者一些有一定独立性，但愿意站在官方立场上说话，以为这样说话容易被接受的学者提出的观点。认为经济改革是渐进的，政治改革也是渐进的。

他们提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之后倡导的比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以及人大代表的差额选举、县以下设立人大常委会、给人大常委会以立法权等等，还有人事制度改革，作为证据来证明中国进行了渐进政治改革。

这种观点受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那种认为中国要走"渐进民主道路"的观点影响。

问：那"渐进民主论"者他们的理论基础或者说思想资源又来自哪里呢？

答：他们的主要思想资源就是"英国道路"。他们认为英国的道路是逐渐演进的道路，是渐进民主的道路。实际上英国道路不是这样，这是对英国道路的简单化和片面的、浪漫化的理解，其实也是一种虚构。

英国的道路不是简单地用"改革"两个字就能概括的。英国的宪政转型有两个关键阶段，一个是十三、十四世纪，一个十七世纪，这两个阶段都发生了战争。

当时英国的改革是因为贵族起义取得了胜利，迫使国王不得不接受改革。

说到英国宪政，人们总是要提到1215年的《大宪章》。《大宪章》就是贵族率领军队攻入伦敦，把国王俘虏之后强迫国王签署的一个投降协议书。

但是国王人身获得自由后又后悔了，企图取消《大宪章》，当然后来又失败了。约翰王因此在郁闷中去世，后来的国王还是要摆脱《大宪章》的束缚，这样又发生战争。


真正的渐进民主应当自下而上。比较理想的是先推行乡镇和县一级的地方自治和地方选举。这意味着首先改变地方政权的性质，使地方政权向民主共和政体转变。

宪政学者王天成谈中国民主道路的现实选择

经过了多次战争之后，贵族和国王都学到了一些东西。贵族认识到，战争并不能作为他们让国王遵守《大宪章》，保护他们自由和权利的常规方式，这样就开始了议会政治，用议会来约束国王。

当时英国的议会主要是贵族组成的，贵族是当时主要的纳税人。国王有自己的财产，但比如发动战争，他就需要贵族纳税、奉献。

当时就确立了一个原则，叫"没有代表不纳税"，国王征税必须经过议会同意。

议会就利用这个原则和国王博弈，每次国王要钱的时候贵族就跟他谈判，提出政治改革要求。

问：由此可见，贵族是推动英国宪政的主要力量。反观中国，这样的力量在哪里呢？

答：这样的力量在中国是找不着的。中国的人大和英国当年的议会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人大主要是由官员组成的，这些人是吃纳税人的税金的。他们没有动力、没有兴趣也没有力量去跟政府博弈，他们自己就是政府的组成部分。

中国人大的权利能否巩固全靠更高统治者的意志，他想让你发挥作用你就发挥作用，他不想让你发挥作用你就别想发挥作用。你没有什么可以跟他谈判、去制约他的东西。换句话说，中国政府缺乏内在的力量和动力来让中国像英国一样进行演进。

问：考虑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加上"（2+2+2）·（2+2）"这个背景，"渐进民主"这个提法，至少在字面上听起来似乎应当是一个合理选择，您不同意这个道路，那"渐进民主"的害处在哪里呢？

答：的确很多人认为"渐进民主"是一个合理的、现实的选择，因为它很温和，这样统治者能够接受。但实际上它也是一个不现实的选择。

一些消极的"渐进民主论"者甚至认为这个民主就是渐渐发育出来的，你不用去设计，你就等待就行了；另一些"渐进民主论"者也在考虑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因为总不能"不渐不进"吧，"渐进民主"也需要一个开端嘛！

但是，考虑到开端问题的学者为了让当局容易接受，只能提出一些非常温和的建议，比如从行政改革开始，但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是两回事，看不出来它对政治改革有什么意义。

问：好像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时间里推行了那么多法律，中国政府似乎也有以法治取代民主的趋势，总是强调"依法治国"，这种现象是否也和"渐进民主"论有某种契合呢？

答：这正是很多"渐进民主论"者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觉得可以从建立法治入手。

过去三十年中国确实制定了大量法律，但同时也制定了大量反人权、反自由的法律。法律增多了，政体并没有转变。这些法律的制定准确地说是现有体制的自我完善，并不是向另外一种体制的转型。

当然我们不否认加强法制、增强人民的法律意识对未来民主转型有好处。但只要不涉及政体本身，不涉及一党制的问题，不涉及人民的选举自由，民主是不会到来的。

而且政府体制不改变的话也不可能建立法治。司法不独立，人们得不到公正的审判，你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没有一个恢复正义的地方，法治何在呢？法治其实也是要以民主为前提的。

问：民主进程，渐进也好，不渐进也好，考虑到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它的开端应当在哪里？

答：我认为，真正的渐进民主应当从下面开始。比较理想的是先推行乡镇和县一级的地方自治和地方选举。这意味着首先改变地方政权的性质，使地方政权向民主共和政体转变。

以地方为开端的优点是为人们学习民主提供一所学校，也包括官员学习民主。然后我们再由地方选举过渡到全国选举。

台湾的民主化是比较平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到台湾以后很重视地方选举和地方自治。

其实从地方开始进行政治改革的思想在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戊戌变法的时候我们的先辈就认识到了地方自治对实行全国宪政的意义，清末预备立宪的时候，很多封疆大吏也持这种观点，后来孙中山先生、国民党也是这种看法，才有了台湾的地方自治和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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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建设狂热难解经济困局

陈志武 @ 2008-12-8 12:01 阅读(85) 评论(0) 推荐(1)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在我们揣摩中国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含义时，思考中国为什么每次在需要促进经济增长的时候，都选择基础设施建设、房屋以及大项目，是很有趣的。中国应该或者能够仅仅通过增加实体建筑来取得长期增长吗？如果当要暂停或改变经济增长的路径的时候，中国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够适应这样的变化吗？

　　在最近到巴西的一次旅行中，我的出租车司机抱怨圣保罗崎岖不平的街道和公路。我回应道，“我以为高油价和高铁矿石价格已经使巴西繁荣起来了…巴西为什么不在其基础设施建设上花更多的钱呢？”

　　出租车司机回答说，“巴西经济运行良好。但是，只要政府有额外的钱，卢拉总统总是喜欢减税并补贴人民，而不是将这些钱用在修建道路上。为什么？”

　　“哦，”我说，“想象你是卢拉并且有180亿美元可以支配。你是将这些钱花在修建公路上，还是宁愿给每个巴西人发100美元？”

　　“当然将它给人民，以赢得更多的选票。”

　　“如果赢得更多的选票不是政府考虑的一部分，那么将钱返还给人民从来就不是一个选择。中国不仅仅是花掉钱，而且似乎总是喜欢像摩天大楼，华丽的政府建筑物，公路以及大工业项目这样有形的东西。”

　　这不仅部分地解释了像印度和巴西这样的民主国家在基础设施上落后于中国的原因，也解释了中国将其新经济刺激计划集中于运输系统上的原因（仅仅铁路项目就会得到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一半以上的投资）。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选民负责。对上级来说，有形的项目是最容易识别的东西。

　　事实上，虽然中国的新经济刺激计划极其强调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对诸如医疗和教育这样的社会保障项目却堪忧，即使这些社会保障项目可以降低家庭的储蓄压力并增加私人消费。

　　这种支出结构一点也不新鲜。在2007年，中国在医疗、社会保险和失业福利项目上的政府开支总计约880亿美元，即财政预算的15%，GDP的2.4%（既远远低于发达民主国家，也远远低于发展中民主国家的一般百分比）。巴西政府仅仅在医疗上的开支就占其GDP的4.7%。中国政府在教育上的开支大约是GDP的3%，而巴西的是GDP的 5.4%。

　　由于缺乏对政府预算的公众监督，中国特别偏向于赞成大型实体项目，并且，通过税收和全民所有制，政府几乎维持着对绝大多数国民收入和财富的完全控制，从而将这种偏向的影响最大化。北京令人惊叹的奥林匹克场馆不是一个意外，而是这种体系的结果。

　　征税权力如果不受人民代表大会和媒体的制约。那么，结果，从1995年到 2007年，调整通胀后的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同期，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积增长是1.6倍，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积增长是1.2倍。这是越来越多的国民收入归国家所有的经济制度。

　　尽管进行过私有化，但是，现在中国仍然有大约119000家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的账面价值大约有4万亿美元。中国国有土地的价值超过了7万亿美元。加起来，这些国有资产合计几乎达到了中国国家生产财富的四分之三。

　　因为国家占有了这么多东西，所以在过去30年里，中国资产价值的收益都进入了政府的口袋。当大多数家庭不拥有生产资产的时候，它们不能分享资产升值和财产受益。对大多数中国公民来说，工资是唯一的收入来源。但是，工资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难怪中国的国内消费不能以与GDP相适应的方式增长。

　　将中国从一个出口驱动型的经济体转变成为一个依靠国内消费的经济体需要进行两个根本性的改革。首先，剩下的国家资产的所有权应该公平地分配给13亿中国人。这可以通过将这些资产置于国家财富基金之下，并免费将基金的份额分配给中国公民的方式来实现。

　　其次，政府的预算过程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机构的公开听证和经过媒体的公众参与进行公开。因为这样而增加的责任，可以使政府开支离开实体构造建设，向与人民需要相关的项目转移。

　　没有这样的结构改革和通过减税以及退税将财政盈余返还给家庭的行动，中国政府建立在投资上的经济刺激努力最多可以在短期内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它们不能改变中国的出口和投资导向型的政治－经济体系。事实上，即使在新的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之后，中国仍然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增长。

　　30年来。通过全民所有制和税收将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为中国“集中资源办大事”的国家建设政策提供了基础。

　　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有了体面的基础设施，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楼以及过剩的工业基础。中国缺乏的是促进内生性增长的足够的私人消费。为了改变这一点，中国需要提高其人民对未来的金融安全感，并使私人收入的增长和GDP的增长相适应。建设一个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钢铁和混凝土。（原题《中国的建设狂热》）

参考下一篇：
http://riovresbo.blogspot.com/2008/12/blog-post_1206.html

陈志武两篇

陈老师志武肚里应该清楚，甭管怎么说，别管怎说，说了也白说。因为那个前提是不能在现有框架下实现的。乐观？揣着明白当糊涂。当然，能这么说已经很不错，国富民穷，五七一成语都用上了。还能怎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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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

陈志武 @ 2008-11-24 16:23:23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周政华　　2008年11月19日

　　为应对突如其来的经济滑坡，11月初国务院公布了10条经济刺激措施，投资总额超过4万亿元。用2年时间、花费4万亿元，能否维持明后两年8%的增长目标？启动民间消费、拉动内需的关键何在？为此，本刊专访了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陈志武。

　　2009年经济形势会很严峻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政府已经将“保8%争9%”作为2009年经济增长目标，您认为未来4年内 4万亿元的投资能够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吗？你对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有何预期？

　　陈志武：按照这次4万亿方案，2009年增速达到8%以上会有困难。主要原因在该方案过多重视基础设施投资，仅铁路就占两万亿，而不是用这些钱重点刺激民间消费，放在降低老百姓储蓄压力、推动百姓消费。这种方案能带来的GDP乘数效应非常有限。大致我们可以这样来算。

　　 全球危机于9月中、10月份恶化后，对中国出口行业的负面影响还需要几个月才能表现出来，所以，估计到明年上半年，中国沿海经济才见底，企业关闭、失业等等问题在那时会很严重。明年第一、二季度，GDP增速可能降到4%至5%左右。

　　 其次，根据铁道部的消息，其两万亿中，今年年底前会花去3500亿，明年花6000亿。我们知道，铁路投资的经济效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对就业的直接贡献很少。这9500亿开支对2009年的GDP贡献，不会超过3000亿。

　　再次，剩下的两万亿元，即使明年花下一万亿，对当年GDP的贡献不会超过5000亿。当然，如果这一万亿用来给中低收入个人和家庭退税、补贴，比如，月收入低于5000元以下的大人和小孩、农民和城市人都得到1000元补贴，这一万亿会立竿见影，很快转换成GDP，其乘数相应会很高。根据我以前的研究，在各省投资产生的GDP效果很不一样。在北京和上海，每投资一元，第二年的GDP会增长0.4元左右，而在湖南、河南等这些历来投资少的中部、西部省，每做一元的固定资产投资，第二年能带来0.7元左右的GDP增值。综合以往的经历，如果假定这次投资对2009年GDP的乘数效应是0.5，那么，在明年底之前会多投的一万亿元（铁路投资之外），能产生5000亿左右的新GDP。

　　按照这些数据，我们看到，这次经济刺激方案大约对2009年GDP能贡献8000亿元，相当于给GDP增速多加3%左右，而且这些贡献主要是在第一、二季度之后才更多体现。加上本来会有的4%至5%左右的增速，如果接下来没有其它刺激方案的话，估计明年GDP增速在7%至8%。当然，这是一个很粗的估计，有很多条件可能会发生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有观点认为4万亿投资超出了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有可能加印钞票解决问题，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你如何评价这种可能性？

　　陈志武：过去几个月，石油和其它大宗商品价格都跌了一半以上，通货膨胀不再是威胁。这些年政府税收增长了那么多，使老百姓收入的增速远低于GDP，让民间消费怎么也上不来。从另一方面看，这让政府的财力多得无处花，去年有财政盈余，今年头6月财政盈余1.3万亿，所以，政府财力不是问题。

　　如果不够，政府还可以发公债。到今年中期，国债余额总值在5万亿左右，占GDP的18%，其中有16000亿是因中国投资公司的筹资而发的，去掉这一项，实际国债余额占GDP的13%左右。这些负债比远低于美国的71%负债比。

　　所以，没有用完的国债容量还不小，在这种关键时刻，利用发债的潜力不是坏事。关键要看政府拿到这些资金后，是以何种方式刺激经济的，到底是以低效的政府投资为主，还是在民间消费、在民生项目上下手呢？

　　“投资拉动经济”可能作用有限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政府目前已出台经济刺激措施中，扩大投资仍是主要手段，与1997年金融风暴相比，当前依靠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还有多大？

　　陈志武：没有以前大。跟1997亚洲金融风暴时期不同，这次恰恰是外需出口在严重下滑，而国内的老百姓又没钱增加消费，所以，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不足是这次危机的关键所在。如果此时的手段不是重点刺激国内民间消费，而是还把政府资金主要用在基础设施、工业项目上，到最后，这么多的工业产能给谁生产、东西有谁买？这么多的运输容量把货物运给谁、往哪里运？在国内外的消费都下滑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工业投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是低效的做法。

　　 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政府投资是否过头的办法，就是看政府的奢侈大楼、形象工程是否越来越多。1980年代，没有几个地方政府盖奢侈大楼，甚至90年代也很少，但是，到近几年则到处都是，这说明，不能由政府继续掌握那么多投资的钱了，是扭转“国富民穷”局面的时候了。

　　《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底以来，中国沿海大批工厂倒闭，这是否表明以投资促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您如何评价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对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影响？在此背景下，为应对此轮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国政府仍然采取投资驱动增长的路径，原因何在？

　　陈志武：从1978年到1990年代末，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原来工业基础落后、公路以及空运运输网络极差的状况下，由政府集中投资办大事，在效果和速度上都很快，那些努力为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后的新一轮高速发展，奠定了根本性的工业基础和运输网络基础。

　　但是，一个国家不能总是把资源用在“生产建设”和“基础建设”上，毕竟我们所做的方方面面的建设最终都是为了消费和生活。中国人建设了这么多年，从早到晚卖力气只知道进行生产建设，应该也有一个缓过气来的时候，有一个从以生产建设为重点转移到以消费为重点带动增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现在。

　　 之所以这次经济刺激方案还是以投资为重点，主要是政策惯性。不是决策层不知道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性，而是因为以前都是靠投资带动经济，以至于成了习惯。这个习惯该改了，必须掌握靠刺激消费带动增长的调控手段。[这惯性并不是抽象的范畴，而是有关百官群僚三班衙役生活质量、生存方式的实实在在的利益，有关他们所附着的那个无脑机器怪物赖以维持的根底基础。]

　　政府收支需民主监督

　　《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出台的10项经济刺激方案，也包含了一些民生方面的原则性内容，诸如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等等。您认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在民生方面，中国政府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建设？目前中国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体系仅覆盖少数人口，原因何在？

　　陈志武：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三策无一能行。]

　　不管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真是稀有地低。首先，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是GDP的 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费是GDP的28%。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让民间变得更穷，而且支撑这种转移的制度还没有改变。其次，跟其他国家比，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 59.9% ，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是GDP的71%。

　　 为什么会是怎样？如果要刺激中国的民间消费，应该做哪些根本性改革？经济刺激措施只是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作用，但是，不会、也不能从根子上铲除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

　　首先，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包括公开听证、广泛的媒体自由讨论。民主制度监督可以减少政府开支的“硬件”投资偏好，引导政府开支往民生倾斜，包括基本医疗保障、社会安全网、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国家投入。一旦政府在这些民生领域有实质性投入，可以给老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自己储蓄压力会减少，民间消费就可以被解放。

　　以2007年为例，巴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的5.4％，中国才3%。在其它公共福利上，巴西花在医疗卫生一项上的公共支出就是GDP的10.4％，而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失业救济这几项开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 2.4％，而且中国的医疗卫生经费大多还是为领导干部，而不是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

　　其次，征税权、加税权必须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手中，行政部门不能有征税权，新增税种、税率提升必须经过广泛的公开听证和媒体讨论。如果征税权不能卡紧，民间的收入就无法与GDP同步增长，政府拿到的国民收入比重就会继续膨胀，民间消费当然就没有收入基础了。最近几年的极端情况不说，就拿1995至 2007年这更长的12年看，这些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共累计增长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累计增长 1.2倍。只要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被控制住，民间资费的增长当然难以实现。

　　 上面两项都涉及民主宪政改革的问题。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到，政治改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涉及到经济模式能否转型的基础问题。[放空炮。除了放空炮，还能做什么？在这个被怪物机器挤压裹缚得动弹不得的空间。然而即便放空炮，也只是陈老师这样美国人的专利。作为那个机器的零件，放空炮也是危险的。]

　　国有资产应真正实现“全民所有”

　　《中国新闻周刊》：针对国内消费难以启动的难题，您曾提出过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建立民众“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基础，然而，这涉及到当前各阶层利益格局调整，您认为中国政府在何种情况下，会采取类似改革？

　　陈志武：民间消费难以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花钱，而是因为在国有制之下大多数人都没有自己的资产。通过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等，政府拥有的资产性财富相当于社会总财富的近四分之三。虽然这些国有财产是“全民所有”，而且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值很多，但是，没有老百姓能分享到国有资产升值、国企利润的好处。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工资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工资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

　　为了让中国公民能直接感受到国有资产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并由此增加每个人的“财富感”、进而提升消费的意向，我们就必须进行民有化改革。以前，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度安排中“所有者”是抽象的、不到位的，我们必须把原来缺位的“所有者”给明确化、具体化，以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

　　具体办法是，是把现有的央企国有资产、地方国企产权除给社保基金注入部分产权外，剩下的分别注入中央和地方国民权益基金，中央级的一个、31省市分别个一个，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中央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均分到13亿公民，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可以给当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

　　我们必须意识到，除非能让国有资产的升值和盈利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消费预算中，否则，中国民间消费增长会继续缺乏资产财富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实际结果不仅民间消费占GDP 比没有上升，反而一直在下降。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模式？

　　不过，基于三方面原因，我对这种改革的前景还是乐观。

　　第一，十七大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如果没有财产，怎么能增加财产性收入呢？从这个意义上，我讲的民有化改革跟党的十七大方针是一致的，而且是具体实现这一方针的途径。第二，国有制的理念本来就是“全民所有”，我讲的民有化改革只是把原来没有真正落实的“全民所有”给落实。第三，在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这种改革可以从根本上让每个中国公民感到更富，由此可直接减少储蓄压力，增加消费，这就能促进经济模式的转型。[扯到十七大，算你牛。n大是个五年一换的烂箩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不是选美都是贯彻十七大精神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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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对中国正面机遇远超过负面

陈志武 @ 2008-11-24 9:28:20

　　陈志武：危机对中国正面机遇远超过负面

　　●切莫低估美国经济自我调整能力

　　●全球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正面机遇超过负面打击

　　●中国进一步发行国债的空间很大

　　●刺激经济增长的重点应放在消费而不是投资


　　和所有学术有成就的经济学者一样，陈志武教授第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倍感亲切。阳光明媚的初冬上午，在美国纽黑文市一幢幽静别墅的二楼，笔者和这位知名的耶鲁学者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愉快交谈。

　　世界经济低迷可能持续一到两年

　　问：您觉得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了吗？这种低迷会持续多久？

　　陈志武：现在看可能会持续一到两年。我知道，国内以及很多其他国际媒体都在说，经过这次危机，美国可能不行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和未来地位已经到此要终结了。我觉得这种结论有些夸张，也有些早了。客观来讲，美国经济的自我调整和复苏的能力，过两年回过头来看会超过很多人的预期。

　　当然，这次金融危机是源于美国，然后影响到全球各国的经济。所以，这种情况下，按照一般的朴素理解，这就意味着美国经济比其他国家受挫的程度会更严重，受拖累的时间也会更长。但是，美国经济过去经过了两个世纪的发展，特别是其金融市场，尽管这次出现了危机，但整个金融体系的架构还在。所以，到明年某个时候，一旦大家看到金融和经济危机已经到底了，接下来美国经济复苏的速度会超出人们的想像。

　　有一种可能性是，美国经济反而可以比西欧、拉美甚至亚洲国家的经济更快地复苏。我知道现在还身处危机之中，很难想像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反倒是那些不太发达的国家，受这次打击之后，复苏的时间可能更长，难度可能更大。

　　问：您觉得金融和经济危机何时能见底？

　　陈志武：金融危机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到底，当然这个底肯定不是V型，而是U型底。但是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还刚刚开始。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的一些大公司纷纷宣布裁员，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类似消息，中小企业可能面临倒闭。现在来看，到明年上半年，美国的失业率可能超过8%，甚至9%。

　　问：有人认为美国经济可能在明年晚些时候开始复苏，您觉得呢？

　　陈志武：有可能。原因有很多方面。首先是各国都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进而也会帮助美国经济的复苏；其次是奥巴马的因素。我觉得奥巴马的上任会给整个美国社会对未来的信心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奥巴马的号召力会远远超过布什。

　　奥巴马也许可以做到像罗斯福那样。1933年罗斯福总统上任以后，把美国社会的信心和凝聚力很快激发出来，让美国大大小小的家庭和企业都愿意和新总统一起接受新的挑战，做出自己的贡献，尽快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全社会支持，罗斯福新政才得以那么顺利地推出和实施。

　　我觉得，奥巴马明年1月20日上任后，可能在很多方面模仿罗斯福的做法，会在金融、证券市场制度架构方面作出改革，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也会出台很多举措来刺激消费，同时也能在国际社会得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支持，这对美国经济在明年下半年出现复苏会有很大帮助。

　　相比之下，其他经济体的疲软则可能持续更久，有些拉美、东欧甚至西欧国家经济在低迷期停留的时间可能长达两年。

　　预计中国经济明年增长近8%

　　问：中国经济的恢复情况会如何呢？

　　陈志武：中国的情况相对于美国可能差不多，甚至可以恢复得更快些。

　　这次全球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打击很严重，但冷静地想想，从长远来说，这种打击也并非全是坏事，也可能成为一种机遇。在我看来，这次危机带来的正面机遇远远超过了负面的打击。

　　比如，过去两年，我们一直在担心资源安全。但最近几个月，伴随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国际油价跌去了2/3，目前只有50多美元。其他的各种原材料价格也大幅下滑，这样一来，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所需资源的成本大大下降，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另一方面，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国家的财政盈余都很多，这些钱都可以拿来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关键是要用得好。比如通过退税或补贴的形式给老百姓直接送钱，然后加大医疗教育方面的投入。另外，中国的国债比重很低，大概今年年中国债余额在5万亿元，相当于GDP的18%左右，其中还有1.6万亿元是成立中投公司时发行的特别国债。如果除掉这一块，中国国债占GDP的比重只有13%左右。相对而言，西欧国家普遍都在60%左右，而美国在本轮救市措施推出之前的国债余额是10万亿美元，占比为71%。

　　这样的鲜明对比说明，中国进一步发行国债的空间很大。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像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候那样，大量发行国债，将所得用于补贴中低等收入家庭，投入民生和福利项目，加大刺激消费的力度。这些措施如果得力，有望为中国经济奠定在未来几年快速复苏的坚实基础。

　　问：您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具体的预期？

　　陈志武：现在全球经济危机比原来想象要严重得多，这直接导致中国出口下滑的速度加快。但出口下滑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没有看出来，这方面存在滞后效应。在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在9月中旬、10月份才开始急速转向，所以这方面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可能要到明年上半年才能体现出来，因为出口订单往往有半年左右的延迟。

　　在这种情况下，我预计，明年中国经济全年的增长可能在7%至8%左右。

　　4万亿投资应更针对消费

　　问：您觉得最近宣布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能对中国经济带来多大拉动作用？

　　陈志武：对这个方案出台我并不太吃惊。但我个人认为，这个计划中资金的去向和结构安排问题不是非常合理。

　　总的来说，到明年年底前，4万亿元中大概会有2万亿元左右投资于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对明年GDP的贡献大概在8000亿元左右，相当于不到3%的增长率。

　　这次的方案还是太像过去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的做法。一想到经济刺激，就是通过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投资，以这种方式来带动需求。这种做法在上世纪80、90年代对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很有必要的，当时中国的公路体系和运输网络也亟待建立，所以这样的投资给总体经济带来的长期影响是非常正面和积极的。

　　眼下的局面与当时有很大不同。全球需求在急速下降，同时中国经济在去年之前已达到顶点，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潜力也基本耗尽。这个时候国家刺激经济增长的重点应该放在国内消费特别是民间消费，而不是投资，以弥补国际消费的急速下滑和投资驱动经济的瓶颈。

　　问：那么应该怎样来刺激消费呢？

　　陈志武：最直接的是给中低等收入的家庭、个人和农民退税、补贴。我之前就建议，给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成年人、小孩和农民每人1000元退税或是补贴。这样瞄准目标的退税和补贴，会立即刺激消费的增长。这样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第二就是由政府在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保障方面加大投入，这会减轻老百姓在这方面的压力，有利于将民间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从而间接带动民间消费增长。

　　第三就是加快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的建立。这是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但这一块可以加速进行，让土地使用权可以尽快流转起来，可以做借贷抵押等资本化的运作。同时，通过国家加快建立土地使用权的登记体系和交易市场，让农民和农村的企业家可以有更多钱从事创业。

　　第四是对企业和个人减税方面要迈出更大步伐，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至少要上升到每月5000元，甚至更高。

　　股市未来六个月以震荡为主

　　问：您对当前主要股市的前景如何看？

　　陈志武：我预计，未来六个月中，美国道指可能在7000点到11000点之间震荡，然后随着投资人对美国经济前景的看法改变，股市可能出现回升。

　　就A股而言，我觉得未来六个月探新低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上涨的空间会比较有限，大概会在2000点上下波动一段时间。也许明年上半年以后，A股可能出现新一轮上涨。当然，“大小非”的问题还有待解决。（朱周良）

陈志武：冷静应对美国金融危机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终结。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日前为香港天大研究院（www.tiandainstitute.org）撰写的文章指出，面对危机的冲击，中国需要冷静应对，更不应因噎废食进而否定金融创新、否定金融市场的发展，相反，中国现在要从投资驱动型的模式向消费驱动型的模式转型，就要靠信贷来促进消费，然后靠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而这恰恰是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内容之一。

他认为，中国对金融市场的“超度监管”，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但实际上这个代价正在以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其表现之一是国内消费难以增长，其代价是使中国经济必须靠出口拉动，而过去的这种增长模式也差不多走到尽头，WTO“红利”已经被用完，出口市场也难以继续扩大了，所以，中国如果希望依靠内需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恰恰就需要放松对金融的管制。以下是陈志武文章的全文：

冷静应对美国金融危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陈志武

自2007年初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到今天已经进入全面高潮，对美国以及国际实体经济的影响正在加速恶化。从现在看，虽然金融危机在多国政府的联手救助下会较快平静下来，但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会继续深化，至少到明年底。身在危机之中，我们当然容易情绪化，也容易因噎废食进而否定金融创新、否定金融市场的发展。只不过，对中国而言，摆在面前的挑战以及针对未来的政策选择是逃避不了的，在这种时候，冷静的思考显然更有建设性、更有益。

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终结？

许多评论围绕着下面这几个话题：这次危机是否意味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终结？中国还是否需要发展金融或者说美国式金融？这次危机会不会终结全球化？等等。我们先看看第一个问题，这能启发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未来的走向。

美国金融资本主义肯定还会继续。这次危机所带来的冲击很严重，是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但是，既然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都没有终结美国金融经济，反而是之后将其强化，那么，这次也不会从本质上改变其经济模式，因为这次危机主要的影响是在量的方面，而不是质的改变。所谓的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包括很多内容，例如，靠信贷来促进消费，然后靠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这种发展模式不是美国专有的，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这样的模式，实际上，中国现在也要从投资驱动型的模式向消费驱动型的模式转型。

美国在19世纪后，基本是靠消费拉动增长，其原因是自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到1900年前后，工业技术发展已经使人类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从那以后的现代社会之所以要靠消费驱动经济，是因为工业技术、农业技术已足够完善，物质生产能力不再是问题，不怎么费力即能满足物质消费需求。也就是说，制约人类经济增长的不是生产能力不足，也不是投资不足，而是消费需求跟不上，消费是增长的瓶颈。

就像河北的孙大午先生在今年暑期跟笔者所讲的，他新建的自动孵鸡工厂一年能养几千万只鸡，只要有需求，他可再扩大生产能力，一年可以生产几亿只鸡，大午集团有能力透过扩大生产规模满足人民对鸡的需求。他说，增长的关键原动力是市场消费需求。

而孙先生谈到的挑战，是整个中国经济所面对的挑战，也正是美国19世纪之后所一直面对的挑战。

那么，如何产生更多消费？或者说，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减少社会的储蓄压力、刺激人们的消费呢？这即是各类金融市场发展的目的之一，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教育贷款等，还有在这些借贷金融品种的基础上将其综合打包形成证券化，以此扩大市场的融资能力并降低借贷成本，这些都是为了缓解因为个人在不同年龄时收入不均匀而导致的消费高低不同问题，也为人们提供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各类基金等金融品种，安排好未来各种可能的生活需求，以减轻青年、壮年时期的存钱压力，从而促进消费。

比如说，对于多数人，年轻时是一生中收入最少但又最需要花钱、也最能花钱的时候；年老了钱最多，可那偏偏是消费愿望、消费需求最少的时候。——这种收入随年龄而增长但消费需要随年龄而下降的矛盾，恰恰是金融交易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借贷契约实际是为了实现价值在不同时间点之间的转移配置。总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以及其它相关的金融发展，都是围绕着把人们从存钱压力中解放出来，进而释放消费的动力。

因此，离开了金融市场，消费驱动型经济是难以生存、发展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也是后者的催化剂。所以说，不仅美国不会因这次危机而改变其模式，而且如果中国要从生产投资驱动型、出口驱动型经济向消费驱动型转型，那么，也必须走金融深化发展的路。

为什么人类社会最终都要走消费驱动型经济模式呢？道理很简单：除非从今以后每个人每天的食物需要、生存需要出现根本性的增加，一天不是只吃三顿饭而是十顿饭，一人不是只穿保温所需要的衣服而是天天穿100套衣服，否则，因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能力过剩、进而只能由消费驱动增长这样的进程就会出现停滞。但这样的历史过程是不可逆转的，于是只好通过金融市场来推动发展所需要的消费增长。

必须承认，过去几年，美国住房按揭贷款市场是走过头了，出现太多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结果造成今天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还在发生，对美国和世界的负面冲击还需要一段时期才能消化。但是，美国和全球各国都会在监管架构与法治架构上进行所需要的改革，同时，通过纠错机制改革，美国的金融化、资本化能力必然会再上一层楼。金融危机对美国已不是新鲜事，自1850年代到现在差不多每十年左右重复一次，每次起因和形式各异，但都促使金融法律与监管体系的改良，让美国整体资本化和金融化能力更上一层楼。正是这一次次危机让美国金融经济的深化成为可能。显然，美国的金融和经济模式没有因为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从根本上改变，反而是因此得到了强化。也正因为金融市场对现代经济的基础性作用，美国一定会透过这次危机进行相应的改革，从而走出危机实现新的出发。而在技术上，也会把以前没有在正式交易所交易的许多金融契约证券，通过成立新型证券交易所，让它们能正式公开挂牌交易，增加透明度，减少系统风险。

中国的应对措施

那么，这次金融危机最终对美国实体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是什么呢？首先当然是让美国和全球的金融机构付出代价，中国的外汇储备和商业银行、日本的银行业都已付出代价。其次是美国经济和社会受到冲击，消费信贷和其它信贷严重收缩，不仅美国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贷款、投资会更加谨慎，而且其他国家的机构和个人给美国提供的信贷、资本会大幅下降。因此，美国未来一两年的失业率会上升，消费需求会出现实质性下降。所以，这次金融危机将压缩美国的信贷消费，使这种经济模式在规模上下调，但不会是终结。

接管“两房”、动用政府资金解救AIG、花2500亿美元入股数家大金融公司、以及国会通过7000亿美元由政府购买呆坏资产项目之后，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在今年和明年至少多增一万亿美元，再加上伊拉克战争开支等，美国财政赤字会快速增长，需要发更多国债。这会把本来提供给民间、企业的资金转移到政府手里，压缩经济增长和民间福利的空间，而且使美元倾向于贬值，进一步打击国际投资者投向美元资产的意愿，减少美元资金的供给。

因此，从许多方面看，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深远，是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打击面很广、也很深。在未来两年会削弱美国经济实力，导致中国对美出口出现下滑。特别是因为全球经济也因此全面受到打击，对中国这种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而言，接下来的两年会面对严峻挑战。

面对外部需求很快下滑的严峻挑战，中国经济今后必须靠国内消费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模式要转型。我们看到，次贷危机的深化恰恰发生在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模式走到尽头的时候。亦即，中国过去那种靠投资拉动增长、靠出口为快速增长的工业产能提供出路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到2007年，即使没有次贷危机，这种增长模式也差不多走到尽头，WTO“红利”已经被用完，出口市场也难以继续扩大了。在这种时候又碰上次贷危机，两者加到一起，大大改变了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必要性，转型已经是没有选择，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强化国内需求增长的能力，让中国经济今后能靠国内民间消费的增长来带动。

可是，看看中国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近年来在逐年下降，去年降到了35%，而其他国家都高于70%。中国居民消费显得太弱了。

如果说次贷危机是美国自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至今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的话，那么，中国经济转型的挑战也是近30年最大的一次。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每次面对挑战，包括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经济和西欧经济总体上还在靠信贷消费拉动着增长，更何况以前中国商品占全球市场的份额还很低、出口空间还非常广阔。在此之前中国都能靠增加投资、加速工业化、依赖出口来让经济走出困境，走出挑战。但是，这次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比前30年严重，这下得靠内需来解围了。

正如上面谈到的，从长远看，中国必须加快金融市场、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否则，从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模式的转型只能是一种愿望。但是，这又碰到一个障碍，因为中国对金融创新、对金融业监管得很死，不经批准，任何金融交易都是违法的，而这次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也恰好被一些人拿来证明中国对金融市场超度监管的合理性。

一定的金融监管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希望依靠内需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话，中国恰恰需要放松对金融的管制，因为美国和中国的情况代表了两个极端。在美国，金融创新可以说是完全放开的，出了问题再说，没出问题可以完全自由。而中国则是，如果没有政府批准，任何创新都不行。我们知道，监管从本质上是反应性的，是对已经熟悉的事情而为的，但创新顾名思义是以前没有的，是创造出以前不熟悉的东西，所以，从本质上，创新是不应该监管的，否则逻辑上就有矛盾。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如果在金融方面的创新不显著，那其他行业也不可能实现创新。中国式的监管，并不能够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就好像把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不让他去学游泳，他当然不用担心被水呛到，但他也学不会游泳，等他下次掉进水里，他就会淹死。

美国允许自由的金融创新，当然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不奇怪。因为必须通过出问题，才知道什么地方应该要有监管。从这个意义上，因为次贷危机引发的问题，美国对证券、投行的管制，肯定要比以前增加。现在这么多的投行需要联邦政府和美联储提供保护，那以后美联储和其他的政府机构，就要建立起防范、监管的制度，来避免危机的发生。

中国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但实际上这个代价正在以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其表现之一是国内消费难以增长，其代价是使中国经济必须靠出口拉动。所以，为了经济模式的转型，中国必须学会游泳，即使要交学费，也应该学。

从短期看，为了应对这次危机，中国应该用退税、减税以及国有资产民有化改革来刺激经济增长。央行已经将基准利率下调了两次，同时将中小银行准备金率也下调，这是第一步，但仅仅靠货币政策还不够。

还必须给企业减税，并给中低收入家庭退税。比如，月收入低于5000元人民币的个人或家庭，政府可以考虑给他们人均退/送税1000元，以这种方式帮助中低收入家庭，并刺激国内消费。按照美国的相关数据，其中一半的退税会最终转化成为消费，平均每退税一元可以创造1.35-1.4元的GDP。按照这一计算，如果中国采用这种退/送税政策，明年的GDP可以多增长4% - 5%左右。如果没有这种财政刺激，中国明年保持9%以上的增长速度难度会很高。

过去，中国习惯于通过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但现在的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基础设施也具备规模，再靠增加投资已经效率太低，会有太多浪费。现在，应该通过财政退税、减税，把钱留给民间社会、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去花，以此带动民间消费的增长，既刺激经济，又推动经济模式向内需转型。

要拉动中国内需，占中国十三亿人口八亿之巨的农村市场，是一个关键因素。而要拉动这个巨大的市场，中国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根据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国要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中央也有决心要加速把土地权还给农民，并允许土地的自由流转和抵押，以此给农民以资产性财富，提升农民的消费信心，增加农村的消费和民间投资需求，从而带动中国经济走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困局。

陈志武：为什么百姓收入赶不上GDP增长

http://www.bullog.cn/blogs/chenzhiwu/archives/164481.aspx

陈志武

2008年8月2日，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先生在“燕山大讲堂”上做了题为“中国GDP与百姓收入”的主题演讲，以下为主要内容：

中国的GDP这些年增长很快，但为什么老百姓口袋里面可以花的钱、还有实际上生活中感受到自己的收入和福利状况跟GDP的增长速度相比，总是要慢很多？今年上半年中国的GDP的增长速度从去年的11%，下降到10.2%，很多人害怕了。但是如果按照其他国家的标准来看，10%或者8%也是一个非常高的增长速度，在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每年GDP的增长速度只是在2%左右.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应该除以2，才能跟其他国家在同一层面上做比较。第二个我希望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老百姓收入增长速度相对于GDP的增长速度来讲往往要慢很多。第三个问题，有种观点认为中国GDP的增速度如果低于9%，就不能创造那么多新的就业机会，每年就会有更多的人失业，所以我想谈谈公有
制或者国有制对整个就业机会的影响。

一 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的收入之比

我想先给大家看一组数据，把中国整个社会分成三个不同的群体：第一个群体是政府，从中央政府到省政府再到地方政府，城镇居民是第二个群体，农民作为第三个群体。在过去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哪一个群体得到的好处最多？哪一个群体得到的好处相对来说最少？

图１：以1995年为起点，看各组收入累计增长的结果。浅蓝色线代表政府收入，深蓝色线代表城镇居民，红色线代表农民

从这个图上我们看到，07年时国家财政税收总体上是翻了5.7倍，如果95年的基数是100，到07年的时候上升到670左右，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时，占的份额是最多的。城镇居民总体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2年里面翻了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总体上翻了1.2倍，如果我们把整个国家的收入看成一个大的“饼”然后分给这三个群体，政府从这个饼里面得到的份额是最多的、农民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少。

尽管中国GDP增长速度的数值很大，但是对于城镇和农村的老百姓来说要比政府增长慢一拍。总体上看，12年里国家财政收入翻了5.7倍，如果把这5.7倍的增长换算成年增长速度的话，平均每年上升16%，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农村的纯收入在过去的12年里面年均增长6.2%。同期，中国的GDP是按照每年平均10.4%的速度上升，这是去掉了通货膨胀的真实的GDP增长率。我们可以发现，只有国家的财政税收以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在增长，年均16%，去年国家财政的增长速度是31%。而城镇居民特别是农民，这两个群体的增长速度要慢很多。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答案。

另外要强调一下，这里所讲到的收入，实际上还不包括那些资产性的收入，这些纯粹是税和费，这个数据基本反应了增量的概念。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家财政收入占整个中国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比如去年国家财政收入是5万1千亿人民币，千亿、百亿、万亿都是很大的数字，听多了非常的抽象，好像和我们自己没有太多的关系。为了把这些抽象的东西具体化，我改了度量的角度，按照每一个普通人的人均收入来作为度量的单位。把国家一年的财政税收除以一个普通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这样可以让我们知道，为了支持国家的财政税收，大概需要多少普通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

二、国家收入相当于多少“居民收入”

这里给大家看的第一个数字是1766年，乾隆朝廷一年的税收是4937万两银子，按照当时北京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差不多一年二银子，稍微有点技能的工匠在一个月可以拿到二两银子，这样折算的话，乾隆朝廷一年4937万两银子，等于是205万个北京普通工匠一年的收入，也就是说205个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可以供养乾隆的开支。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5万亿美元，这2.5万亿美元，相当于8500万美国人去年一年的收入。

如果换到中国，如上图，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随着78年改革开放的进行、随着市场化、民营化的发展，到1995年的时候，中国政府的规模达到了最小。在90年代税制改革以后，把征税的权利下放到各个地方政府和省政府，只要各个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达成一个协议，地区政府可以不受制约的推出新的税种，或者是调整已有的税种的税率。2007年，全国的国家财政税收是5万1千亿人民币，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较一下78年，我们发现现在政府的规模重新超过改革开放初期，同时也超过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大小。

图3：国家财政税收除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再用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来作为参照系数，在78年的时候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8.5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96年的时候达到一个最低点，只要3亿8千万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就可以支撑政府的财政税收，但是去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2.3亿农民的纯收入。看完这个数字很多朋友会说，所有农民加在一起也没有12亿，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在这里不是要求13亿农民放弃他们的开支，去支持政府的开支，而是说我们把整个国家的收入看成一个整数，然后在三个群体中怎么分配。

三、百姓感受到的GDP增长为何缩水

我们再看一下资产性财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是怎么分配的。据统计，差不多有76%的资产性财富还是掌握在国家的手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大概四分之一的资产性财富掌握在民间。根据一些研究机构前几年做的估算，到2006年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差不多是50万亿，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所有国有企业资产加一起是2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的财富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差不多是79万亿人民币。而民间的，到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是21万亿左右。相对而言，美国政府没有什么资产性财富，只有非常少量的土地。美国那些企业、产权、资产等等基本都是私有的，到去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额是73万亿美元。

假如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每年按照GDP同样的速度升值，去年GDP的增长速度是11.4%，06年年底价值为79万亿人民币的国有资产增值应该是9万亿人民币。去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是1.6万人民币，国家的收入大概是10万6千亿人民币，这是预算内的财政税收5万1千亿的2倍。而资产性收入加上财政税收，大概是15万7千亿人民币，如果除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大概是10几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

中国的社会财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这样的配置结构，带来的后果到底是什么？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的GDP如果只按照8%、9%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国老百姓能够感受到增长的好处会非常少。重要的原因是财富在民间的配置结构，大家知道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每年可以花的收入应该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劳动收入和工资收入；第二部分是资产性财富升值的收入。在美国，一般资产增长的速度都是按照GDP两倍左右的速度上涨。但是在中国老百姓享受的只有劳动收入，资产性收入的渠道基本上是被堵起来。对于我们个人和家庭来说，工资的上涨是我们最主要分享经济增长的渠道。为什么当中国的GDP下降到10.4%的时候大家开始担心，因为中国老百姓资产升值的渠道被堵死了。在过去12年里面中国年均GDP的增长速度是10.2%，但是农民的纯收入是按照每年6.2%的速度增长，这差不多是10.2%的二分之一，或者是0.6倍左右，城镇居民会好一点是8%，除以10.2%也差不多0.8倍。人们不能够感受到完完全全的10%的GDP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很多经济学家讲我们必须改变中国导向型的出口方式，必须通过内需的增长来带动增长，但是，财富升值的效益没办法流到老百姓的家庭，老百姓如何消费。

我们再看一下，政府拿到这些钱以后是怎么花的。去年的财政税收是5.1万亿，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是6千亿元，等于是国家总开支的15%，等于GDP的2.4%，分到中国人的头上，每个人得到的开支是461块钱，相当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我们可以和其他国家比较，美国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是1.5万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分到美国人身上平均每人5000美元，这是美国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很明显可以看到，如果想要通过国家和政府的手来实现第二次分配，为民生做出更多的贡献，实际上不需要国有资产，因为国有资产跟国家、政府在民生的项目上投资是多还是少，没有任何决定性的关系。有人在呼吁增长税收，理由是要通过国有制和税收能够让中国在更广大的范围之内实现转移支付，但是，如果没有对权力制约的制度架构，这些二次分配和转移支付，只是比较好的愿望。

四、国家为何喜欢在重工业“一投再投”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资产、获取更多的国民收入，其他的结果还有哪些。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不管是在以前的苏联还是过去计划经济的中国、今天的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非常重视重工业、制造工业，而轻视第三产业、轻视轻工业。苏联当年也是这样，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重工业是苏联最强的，第三产业发展很艰难。之所以这样子，跟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这些资源、控制财富的重新配置关系非常大。大家稍微想象一下，国家通过所有制掌握生产性的财富，最后的结果肯定会重视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而由老百姓掌握财富的支配权和消费权的时候，最后会转变成为对服务业，对消费者工业有更多的需求，而不会转变成对大工业项目的投资需求。原因是什么呢？一旦花别人的钱，不仅仅不心疼，还需要追求效果。作为官员，一般都会把这些财富花在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上，这些往往是基础设施和大的工业设施所具备的特征。过去6年我都会带耶鲁的学生到中国看中国的公司，最让他们感动就是宝钢的工厂，那么多的机械、滚烫发红的钢条，很了不起，那么大的形象，看得见、摸得着，这是给学生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觉得中国的制造业很厉害、很宏伟。

官员如果把钱花在看不见、摸不着的教育、医疗上面，百姓可以感受到，但是别人看不见，上一级领导看不见，如果这样做对于自己下一步的升官没有好处，官员就不会这么做。外地人来参观时，也不会说“你在这边做市长期间带来的变化真是大”，所以大家追求的目标都是看得见的“形象工程”。但是，一个社会的增长总是靠不断的投资、再投资，而消费跟不上，也许几年可以，但是长期靠这个模式进行下去，到最后生产了这么多东西由谁来买？我们看到很多学者呼吁经济转型，呼吁靠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改变、靠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也必须要有改变、靠制造业的模式也要改变，要更多的发展第三产业。但是，四分之三的生产性财富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要这些财富升值，四分之三继续留在国家手里，同时又有这么多财政税收掌握在国家手里，必然的结果就是不断往工业一投再投、往这些基础设施一投再投。这样下去，一个国家还要靠出口市场，才能使那些投资多少有一些汇报，否则这个增长模式很难持续下去。长期靠投资怎么能维持下去？现在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时候。

如图，这个数字反映的是中国每年固定资产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每年固定资产投资按照GDP3倍的速度增长，在1980年的时候是20%，80年以后每年都在上升。到06年固定资产的投资占GDP51%。当然从效率上来说，实际投资的效率越来越低。假如说去年GDP的增长速度是11.4%，我们可能会问，这11.4%有多少是来自于投资、有多少是来自于消费、有多少是来自于进出口贸易，06年有41%是来自于投资、03年的时候有60%是来自于投资，所以从下图图里面我们看到，投资对当年GDP增长速度的贡献，波动性很大。

如果投资效率没有出现下滑，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应该是越来越大，但实际上我们没有看到上升的趋势，反而最近这几年在逐渐下降，这就说明通过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的能力越来越低。说白了是什么意思？投这么多钱、建了这么多钢铁厂，到最后如果没有同样需求的增长，花出去的钱是收不回来的。

所以很多人说中国储蓄率这么高，但是整个社会花费很少，从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中国和美国人比，我们本质上不愿意消费，只不过本来应该我们花的钱都在政府的手里面，由政府花了。

由国家花钱带来的后果有很多很多，还有一个后果，就是国家掌握这些财政税收之后只会进一步强化对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投资。如下图，比如说06年的时候，在国有经济中的固定资产投资差不多是8万亿人民币，而对于民营经济做的总投资将近2万亿人民币，把两者一除，06年的时候对国有经济固定资产的投入是对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入的4倍，不管是90年还是04、05年，还是现在对国有固定资产资源的投入，基本上是对民营固定资产投资的2.5倍。

五、国企对于创造就业机会的影响

为什么有人说9%左右的GDP增长速度才能解决好就业问题，也跟国有制的关系非常大。下面这个图让我们看到，06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的投入是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4倍，但是所带来就业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图6：新增就业机会比较

淡蓝色的这个图反映的是国有企业所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数，上面是民营企业每年所创造就业机会数。8年以后一直到06年，每年国有企业丢失了几十万到几百万的就业岗位，98年国有企业损失了2千万个就业机会。但是到99年的时候，那一年国有经济失去了500万个就业机会，所以不管怎么样，尽管在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是在民营资产固定资产投入的好几倍，但是这些投资所能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一直都是负的，每年都在减少。而相比之下，尽管对民营经济的投入只有国有企业投入的1/4，但是民营经济仍然创造着几百万个就业机会。如果说保留国有经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家经济战略安全，我觉得第一个安全就是就业的安全，通过国有经济的安排，更加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我们看到过去十年的情况正好相反，恰好是国有经济的投入越多，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如果说就业机会的最大化是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恰恰要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说中国的经济必须按照9%的速度增长，要不然会出现失业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伪问题，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改变公有制，关键是资源配置的方向，是政府决定还是由市场决定，这是根本的瓶颈，如果这改变了，那么中国GDP增长不需要9%也可以解决好就业的问题。

最后给大家看国有经济的另一结果：从上到下的权力结构决定从富到贫的经济机会，一个地方的权力大和小，最后决定那个地方的人收入机会更好还是不好。这个表主要是把各个地区做一个区分，北京是国家的首都，所以在2002年的时候北京GDP是最高的，仅次于上海；而省会城市又是每一个省最集中的地方；接下来是地区市；然后是县，县的人均GDP平均是5674，收入结构跟我们熟悉的权力结构是完全匹配，我主要是想让大家看中间的这组数据和后面的数据，因为固定资产投资的多和少，从根本的层面上决定了各地方人收入的高和低。2002年的时候北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是15905、省会城市是9223、地区市是5137、县是最少只有590块钱；另一方面是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百分比，也越来越低。

表中关于省会市、地区市的数据分别为全国所有同类地的平均值。县一级的数据是湖南、广东、辽宁、陕西和山西各县的平均值。数据来源：密执根大学中国数据中心。

最后我希望大家理解在目前国有制的安排之下，还有征税权力和架构之下，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很快，但是老百姓的腰包里面感受不到和GDP增长速度相对应的好处，所以我觉得较好的办法把国资委转变成一个国民权益基金、国民产权基金，然后把基金分成很多的份额，均分给13亿中国公民，这样把财产还给中国的老百姓，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燕山大讲堂”，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主办，腾讯网承办，邀请著名学者和公众人物就当下的热点话题发表演讲并回答提问。论坛面向北京地区大学生和公众开放。每周一期（初期拟每两周一期），初定每周六下午3：00-4：30举行。 定位：建设性、开放型、前沿性、学术性。

陈志武：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10：为什么不投资中国？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10：为什么不投资中国？

陈志武 /文
2007年12月8日星期六《财富志》

2007年12月7日星期五晚上，在纽约跟邱立平一起吃晚饭，他是我在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时的同学。这些年，他跟楼云立女士创办经营自己的私人股权投资公司——麦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非常成功，现在管理近四亿美元的资本。这次他在纽约，是参加华视传媒（VisionChina）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仪式。继分众传媒、常州天和之后，华视传媒是他们投资的公司中第三家在美国成功上市的公司。

吃完饭当晚回到在New Haven的家里。第二天早晨带陈笛一起去星巴克喝咖啡、吃早点。路上，我跟她讲，“陈笛，昨天爸爸了解到一个叫华视传媒的公司，前天该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上市发行的原始股价格为8美元，当天最高涨到9.5美元。到昨天，股价跌回8美元，也就是当初的发行价。你觉得该公司股票是否值得投资？”

陈笛，“华视传媒是做什么的？”

“华视传媒到2005年4月才成立，总部在深圳。它的主体业务是在公共汽车上装上移动电视，播放新闻和娱乐节目，收益来自节目间歇间的广告销售。虽然其历史才两年多，公司运营规模快速增长，已在中国组建了覆盖全国的户外数字电视广告联播网，覆盖面包括北京、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城市。由于中国有几亿人坐公共汽车，华视传媒的业务扩张范围很大，规模经营的空间几乎无限。随着覆盖面的拓广，其广告收入应该会快速增长。今年前9个月，该公司营业收入为174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90万美元增长7倍多。”

陈笛，“不过，爸爸，我知道你比较关心中国的各种投资机会，华视传媒听起来也很有意思。但是，我对投资中国，或者说对中国这个投资概念，不是很看好。所以，不管具体的公司好不好，我总体上对投资中国不是太乐观。”

“为什么呢？”

陈笛，“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喜欢中国社会的组成方式，或者说社会结构的构成基础。让我最不喜欢的是中国人只认血缘关系，认亲情，不认其他的。比如，像你家里和妈妈她家里的人，谁都只认亲戚，除了亲缘之外就不太相信人。我说我不喜欢表妹，妈妈就会说，你怎么不喜欢表妹？她是你的亲人，你们身体里流的血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比这更亲了，所以，你应该喜欢她。”

“妈妈说的对，你是应该喜欢她。长大后，你也会发现，最后只有你姐姐、表姐、堂兄、堂妹这些亲戚是永久的，你跟他们的关系总是很特殊，而且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因为你们天生就有了这种亲情。”

陈笛，“问题也恰恰出在这个上面。妈妈强调的是，不管我的堂姐、表妹是好还是不好，人有意思还是没有意思，不管跟她们是否谈得来，够不够交朋友，有没有交流时的兴趣火花，有没有心灵上的默契，反正我必须喜欢她们，没有选择。为什么有了血缘关系，我就必须喜欢她们呢？这跟交朋友不一样，因为交朋友时，我有自由选择，喜欢、谈得投机我就交朋友，觉得对方人很好我也可以交，但没有义务，是完全自愿的选择。我真不认为，我跟表妹、堂姐有血缘关系，就必然意味着我跟她们能合得来，能相互有默契。这不一定的，甚至我更觉得自己交的朋友更有意思，更近。”

“你说的有道理，但这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人类自古以来就面临的信赖基础的问题，因为短期内你可能觉得自己主动交的朋友很合得来，也更近。可是，时间久了之后，也许你会发现朋友间的关系难以有一种长久的约束，也就是说，正因为两方都能自由选择交友，也当然能自由选择解散。久而久之，这可能造成某种对人际关系的不信任感。相比之下，血缘关系是没有选择的，是生来就有的生理关系，抹也抹不掉，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没有选择的关系可能反而使亲戚间的关系更可靠，使信任的基础是无条件的、永久的，这就使亲戚间的互相帮助的基础更牢靠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传统社会里，当解决人际间信用交易的制度架构还没有发展出来的时候，人们更多依赖血缘这种天然的东西来强化人际关系的信用基础。所以，在中国有了儒家文化，强调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家族结构，并以此来组织整个的社会结构。”

陈笛，“可是，为什么在不以血缘决定一切的美国社会里，整个社会关系不一定由血缘决定呢？我不是说血缘关系不重要，但不该是唯一决定人际信用基础的东西，变得只相信亲戚，不认别的人。在美国，血缘也重要，但不是决定一切的东西，我的经历告诉我，在许多情况下，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值得信赖，值得尊敬，值得交朋友。换个角度讲，即使有血缘关系的人，不一定必然意味我会喜欢她、信任她并跟她很近。”

“这跟美国社会的法治发展有关，特别是跟基督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有关。正如你知道的，教会里有教友，也有教父母，他们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但因为都是基督教徒，所以在上帝面前属于同一个家，只是那个家是以信仰为基础，而不是以血缘为基础。正因为这一点，在美国，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陌生人之间，也照样可以有信任，也可以有长久的信任与友情关系，这样，血缘才不一定是一切。我也同意，由血缘建立的社会结构不一定是最优的，因为这会太巧了，只是世界上的多数社会还难以发展出更好的替代方案。特别是，如果社会中只有亲情才能信任，那么，陌生人之间的市场交易就很难进行了。”

陈笛，“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投资中国不怎么看好的原因，因为公司做大的过程中必然要雇用很多人，彼此间必然有很多的合作，也就需要很多的信任，你把钱投给他们用也需要很多信任，而雇用的这些人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是跟自己有血缘的人。那么，在这些公司扩张、招人的过程中，如果大家、整个社会的人只习惯相信自己的亲戚，他们怎么可能相互间合作得好、信任得好呢？在这样以血缘组建的社会结构里，很难发展出真正成功的规模性大公司。”

“不过，随着中国的法治发展，情况会改变的。”

陈笛，“另一点让我难以接受的是，中国什么都以年龄决定，所有人的社会地位都以年龄而定。我不明白，出生的早晚对决定人的地位和影响力会这么重要？比如说，在中国，大人从来就不会把小孩的意见当回事，小孩跟大人讲话时，大人从来就不会真正地听，大人完全把小孩排斥在他们的世界之外。有时候，中国的大人装着听小孩讲话，但实际上从来不会真听。在美国，就不是这样，小孩的意见经常会被接收。在中国，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的，都以年龄来定其言论的重要性，为什么一个40岁的人必然要听50岁的？为什么小朋友的意见就不能听呢？”

“在传统社会里，没有大学教育、没有许多书面传授的知识，人们都是靠经验做判断，也就是说，一代到一代，基本都要靠每一代的亲身试错来领悟世间的事物；再加上那时候的社会和生活状况变化很慢，没有太多新事物、新技术，所以，年纪越长的人，经验就越多，就越有智慧，大家多听他们的，这有道理。不过，到今天，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出现，社会生活与工作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展、延伸，大变化的时代中，老年人的确不能像年轻人那么快地追赶时代，对许多新鲜事、新技术老年人可能根本无法入门，对异族、对他人社会文化的了解可能也无法跟年轻人比，所以，你说的对，在今天的世界上，年龄已经不是能力和知识的标志，两者的相关性甚至已经是负的，越老的人可能对现在的世界越不懂了。小朋友对新技术、新文化的了解和接受力反而最强。”

陈笛，“尊老爱幼，有它的道理。但是，不能说为了尊老就可以随意地损幼。妈妈说，大人说话时小朋友不可以还嘴，不可以插嘴。但她不会说，小朋友说话时，大人也应该听，大人也不能还嘴呢？这应该是一种平等、对等的问题，不是可以随意不尊重小朋友。在中国社会，小朋友、甚至年轻人没有发言权，不受到尊重，这使得这个社会缺乏活力，不容易有创新，也不能培植全社会的思辨能力。对这样的社会里的企业，其长久投资潜力怎么会很高？”

陈笛，“还有就是，中国社会过于势利。如果一个大人告诉我张三这个人很好，如果我问他‘你为什么觉得他很好呢？’，这位大人会说‘因为张三上次帮过我’。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好的时候，更多是看这个人有没有给过我好处，而不是看这个人本身怎么样。我的感觉是，中国人看到的不是别人这个人，而是利益。”

今天与陈笛的谈话，真的出乎我的预料，我原本以为我们可以讲讲华视传媒的商业模式，但她却谈出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看法，以此来表明对投资中国的没信心。关于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的组建基础的认识，这些对商业模式当然有极重要的决定作用，因为现代投资者最喜欢的是业务的可复制性，最好是大规模的可复制性，这样公司就有巨大的增长前景。而增长前景是否能实现，又取决于这个社会里的人们是否有基本的信任基础，是否在血缘之外仍然存在起码的诚信基础，否则，一个企业业务的可复制性潜力再好，也不能够组成相应规模的团队去实现。投资者看重的另一方面是创新潜力，而如果一个社会里年轻人、小朋友的地位总是最低，也没有足够高的发言地位，那么，年轻人再聪明、再有创造潜力，他们的机会和资源会很有限。

陈笛出生在美国，也一直在美国上学，但每年在中国有近两个月的时间。没想到她对中国社会结构、人际关系还有这样的一些观察。我们当然很习惯以血缘、年龄建立的社会秩序，“三纲五常”是大家的行为规范。但是，血缘和年龄都是天生的东西，完全由这种被动的、不以人的选择为基础的维度所构建的社会秩序，难道真的能“最好”？能有那么巧？时代变了，组建社会秩序的基础似乎也该变了，基于自由选择的社会必然是以契约规范的社会，而不是以血缘、年龄规范的传统社会。

陈志武：中国会发生经济衰退吗？

前言：据统计，最近四个月美国股市下跌7%左右，美国国内议论纷纷，次级贷危机之论连出租车司机都在讨论。经济衰退仅仅是大洋彼岸的事情吗？东莞企业倒闭；韩国企业逃跑；工厂裁员；物价上涨；投资过热、中小企业却得不到贷款；沪指最近四个月已经重挫35%……所有这些，是不是预示着中国经济也将出现衰退？当然只要你一口咬定，你完全可以说拍着胸脯说中国经济没有爆发危机的可能，就像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说的那样。而在春节之后，中国股市历史罕见的暴跌，大概能显示某种更加真实的心理。好在温家宝总理早已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给大家吹风“08年是中国经济比较困难的一年”。让我们拿出勇气面对这些“困难”吧。

中国经济问题爆发出来会很严重

南都周刊：你觉得中国未来假如要出现经济衰退，会从什么地方爆发？

陈志武：我曾经参加一次讨论，世界各方面的学者，讨论中国的发展什么时候会出现终端甚至倒退，我预言中国如果出现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可能从股市崩盘引发。

南都周刊：我记得从小受教育，说美国社会有经济危机的特征就是，资本家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穷人想买又买不起，结果资本家宁可把牛奶倒进阴沟里，也不给劳苦大众，这大概是美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特征吧。

陈志武：中国房地产方面的情况和这个简直就太相似了，一边是房子卖不出去，银行银根又收紧，开发商硬抗着，另一方面老百姓又买不起房子。而更主要的问题是，美国20年代和中国现在的情况非常相似，一片乐观情绪中却尚没有建立社会福利安全网络。那时候的美国被称作“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一战以后和平繁荣的时代，技术革命，无线电、飞机、汽车，工业化深度发展。当时美国社会信心空前，觉得没有任何理由，经济会衰退。那时候从1921年到1929年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从60点涨到400点。

那时候随着高速公路网络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美国在二十年流动劳动人口非常突出，这带来原有依靠亲族的传统社会保障体系的瓦解，而同时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建立，这点上和中国现在的状况非常相似。这种社会一旦证券市场出现崩盘，造成人民资产损失，那会是非常可怕的，会让人民陷入绝望。后来美国70年代，1987年、2000年都出现过重要的金融转折点，但并没有造成重大的社会动荡，有危机也较容易度过，更很少听过那种跳楼的情况了。我觉得关键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和商业所提供的较为成熟的基本保障网络发挥了作用。而中国现在的公共保障体系和美国二三十年代的状况更相似一些，这就注定了，我们一旦出现大规模的金融危机，造成的社会动荡和伤害会非常强烈。

南都周刊：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假如危机爆发的话会从股市崩盘来体现呢？

陈志武：经济危机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但假如在中国爆发，我推测会以股市作为触发点，最后引起全局性矛盾爆发，整个社会的信心和信用崩溃。因为股票市场是中国现在参与和影响面最为广泛的市场。尽管房产市场和消费品市场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更加直接，但它有地方色彩。而股票市场提供了一套跨越全国的无差异的同步价格系统，它所显示的影响力也最具有跨地区性，证券市场造成的危机，可以在同时被全国各地所感受到，损失也很容易量化被评估出来，它一旦出现危机，所造成的恐慌，会比其它任何市场出现震荡更可怕，最可能在同一时间触发社会全局性危机。

当然我们不希望这真的发生，那种大动荡最遭罪的还是老百姓，但危机的阴影却是现实存在的。

南都周刊：最近美国出现了次级贷危机，它对中国股市的影响会有多大？

陈志武：有些影响是肯定的，因为美国大概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它的金融体系是非常开放的，它的次级贷风险很多被全世界分摊了。这就是全球化的威力，美国经济好对全世界都是利好，美国经济不好，对全世界都是坏消息。但次级债对中国的影响也没有多大，我们当前的股市大跌，基本不能怪到次级债上，我们应该说主要还是面对自己经济结构的问题，而我们的经济结构问题，比美国次级贷根子更深，危害也更大。中国现在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协调，正是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换给老百姓，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这样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

中国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委托代理机制问题，不过和美国的问题相比，可怕的是，对上而不对下负责任的利益集团往往即使很清楚也会因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缺乏足够的意愿去解决它。这个问题逐渐爆发出来以后的影响会比美国次级贷严重得多。刺激经济要让老百姓自己花钱。

南都周刊：美国出台一系列政策刺激经济，比如说这次退税，给每个家庭发大红包，好像有民主党政府的色彩。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前些天到书店一转，发现中国书店的书架上介绍凯恩斯的书突然多了起来，也许能反映一种当前思想倾向。

陈志武：美国这很正常，当下虽然小布什是共和党，但议会民主党占主导，但至于凯恩斯主义，我觉得中国不能乱搬，中国和美国的情况还不可比，美国出台社会福利和刺激经济的措施，但毕竟还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国迫切需要刺激经济，但要提凯恩斯主义语境是不吻合的。中国的问题是政府该承担的责任没有承担，不该它管的事情又插手太多。当年美国政府税收水平很低，是典型的小政府，在1920年的时候，整个美国政府的财税收入才54亿美元。而今天中国政府的问题是它已经太大，太有钱了，它直接作为大量公共资产的所有者、经营者又是规则的制定者，它大扩张必然造成加剧扭曲市场规则，并进一步帮助政府聚敛财富，更加降低经济运行效率，反而加剧危机。中国当前经济结构的不协调，和潜在危机和美国20年代的“小政府”不一样，是由于政府手中掌控了过多的财富和资源，从而扼杀了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和社会活力。

南都周刊：前些天我和崔之元讨论了他的政策建议，建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你觉得这个建议可以促进财富向人民手中转移么？

陈志武：叫什么基金会不重要，就叫中国基金也可以，关键是落实人民的监管，确保把红利分给人民。这事筹备需要时间，当务之急不妨就学美国，直接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这操作起来并不困难，而且中国现在也迫切需要刺激经济，宜早不宜迟。

南都周刊：有人理解的刺激经济也可以表现为政府的财政扩张，搞一些大投资，上一些大项目来拉动经济，而不是把钱分给老百姓。

陈志武：对中国来说，这是毒药，看上去政府也会花钱，但政府花钱的思路和老百姓是不一样的，政府掌握了钱，除了加剧它的腐败以外，它的驱动机制，决定了会促使它上大项目，搞面子工程，中国如果再这样下去，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会更加严峻。而钱在老百姓手里，老百姓优先考虑的当然是民生消费。中国现在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协调，正是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老百姓享受到的收入和资产财富份额极低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南都周刊：你说的这些道理非常朴素，但是在国内人们听到的很少，上回有一个上海政协委员，提议给每个中国老百姓分红1000块，大多数中国人的第一反应是闻所未闻，这让我们想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出了问题。这次两会上我还看有政协委员提议：“美国对损害臭氧的化学品征收如汽油税、拖车消费税、轮胎税、开采税、固体废弃物处理税、二氧化硫税等；荷兰为环境保护目的而设计的税种主要包括：燃料税、能源调节税、水污染税、地下水税、废物税、垃圾税、噪音税、超额粪便税、狗税；波兰是发展中国家，但它从1989年起到目前已经对几百种污染物征收污染税……”这些话好像也都没错，但对比中国的财政收入水平，让人百感交集。

陈志武：可惜啊，中国的很多学者，我真是觉得头大，他们也经常去国外，但他们全带着放大镜，在发达国家找，人家有什么中国还没有的税种，一找到就欣喜若狂地回国汇报，说按照国际惯例应该开征什么什么税。但从不回来宣传宣传，人家按国际惯例，政府在什么程序下才有权力征税？老百姓该享受什么样的福利和权利？政府的财政如何受到公众监督，并让公共财政为公共利益造福？

出路在于把土地权益还给农民

南都周刊：除了眼下分红降税，你还有什么想法认为可以作为中国超越这一次潜在经济危机的出路？

陈志武：虽然危机非常严峻，但我觉得我们还有战胜危机的充分条件的，关键看政府有没有决心推进市场化，我想到的最可行的是让农村土地实现可交易，给农民以稳定的土地和宅基地产权。

南都周刊：你考虑的依据是什么？

陈志武：我研究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有很大的感触，中国当时经济问题其实也非常严重，很多不良资产，但为什么一些比中国情况好的国家都受打击很大，而中国能挺过来？中国经济的封闭性是一个原因，而有一些总结的所谓中国经验我觉得是胡说，在我看来一个重要原因却被忽略，那就是恰好在那时中国放开住房这个市场化口子。

这个政策和过去相比就知道意义有多大，在此以前的中国人虽然名义上拥有一份国有资产，但实际上几乎是一无所有。在住房方面也一样，城市居民住的都是单位的房子，你只有使用权，但是你没有出让权或者控制权。如果不是领导批准，你也没有换房子的权利，因此实际上你也不拥有住房的产权，不拥有你自己的“家”，无法转租，无法抵押，无法受益。再往前连结婚也要领导批，你甚至连自己人身权都没有。在当时搞住房市场化也可能是有政府卸包袱的考虑，但它客观上使得中国城市居民拥有了资产，房子成了你的资产，你可以从中受益了，由此拉动了消费和内需。

而今天中国农村的情况，和住房改革前国家对于住宅的控制非常相似，每个农民虽然名义上拥有一份“集体资产”，但实际上掌握在村支书、村主任手里。农民没有对这个资产的交易权，自然也就没有收益权。所以今天中国城市居民拥有了一份财产性收入，而农民只能靠卖苦力生活，这就是中国当前农村和农民贫困和城乡发展不协调的制度性根源。

而把土地权利还给农民，不仅使农民具有了财产性收入，激发他们对土地的投资热情，而且还会促进城乡人口根据偏好双向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拉动内需和消费。可以预想，假如中国开启这个过程，逐步完成农民土地权利的确认，带来的动力，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超越目前中国发展不协调带来的经济危机阴影，而且一定会带来一拨持续的强劲增长。

南都周刊：你觉得这个道理有关方面能够接纳么？

陈志武：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对全社会都有好处，当然这需要对地方政府的利益做出必要的牺牲，过去他们习惯于以公家和集体的名义，用极低的价格掠夺农民的土地，然后在土地市场上牟取暴利，假如明确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他们这么做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