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端之上的中国政改梦幻

作者：何清涟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前夕，美国CNN对温相的采访将海内外对中国政改的期盼推到了最高潮，一些声望卓著的媒体甚至预言政改将成为五中全会的主要话题。18日发布的中共五中全会公报让人们的期盼降到了冰点， 在长达4,700字的全会公报里，虽然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但对政改却只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这句之后含义不明地泛泛提及：“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一切都证明，从8月下旬以来的政改期盼，与其说是中国的政治动向，不如说是中国国内及国际社会都需要这一帖精神安慰剂。

温相政改谈话师法邓、江、朱等政治前辈
其实，只要了解中共的政治逻辑，五中全会这个结果一点也不意外。因为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改革几乎都是危机推进型，只有当局者感到不变革无以求存之时，改革才会来临。就中国现在的整体情况而言，社会矛盾虽然日趋激烈，全国群体性事件蜂起。但由于民众缺乏自组织能力与有效的抗争手段，这些规模大小不一的社会反抗基本上都被地方政府有效地遏制或消弥。只要在刚性维稳手段还有效的情况下，所有削弱现行统治、扩大民众政治参与权利的政治改革，如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当局绝对不会让步。

这一切都是极权统治的逻辑所决定的。因为极权统治从诞生之日开始，就依靠暴力（枪杆子）与谎言（宣传）维持，目前可见的事实是：当局正在投入天价维稳费用加强暴力统治，控制互联网，还推行大外宣计划，将粉饰宣传扩展至世界范围内。也就是说，只要政府的财力能够维持这种刚性稳定，政治控制只会越来越严苛。除了发生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维稳的物质手段枯竭，届时中国当局也许会考虑政改图存大计。

温家宝总理放言政改，表示对普世价值的向往，其实是他在任上经常做的课堂作业。这类话并非只有他一个人在言说，几乎是历届领导人都说过。从邓小平历经江朱再到胡温，除了胡锦涛之外，其余几位领导人都曾先后在各种场合表过对民主与法制的重视与向往。即使是政治强人邓小平，都曾说过“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78年）只有胡锦涛言行一致，参观西柏坡、回延安、反对颜色革命，公开拒绝西方式民主政治，

其实，西方社会在炒做中国政改这个话题上是隔上一两年就来上一轮。比温家宝更能激起西方社会认同与遐想的是江朱两位。江泽民1997年深秋夜访白宫，见到克林顿递给他的林肯亲笔书写的《葛底斯堡演说》原稿，非常高兴地用英语大声朗读。此举赢得了美国人的普遍好感，几乎以为他认同了美国的价值观。铁腕总理朱镕基那充满豪情的话语，如“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这些话不仅深深感动了国内人民，还使港澳台与国际社会对他充满了无限美好的憧憬。

为什么人们需要政改做为精神安慰剂？

无论从质还是量上，温家宝的有关民主与政改的言论都没有超出他的政治前辈。但温相从8月份以来激起的政改讨论，以及国内外对他的期盼之高却远远超过他的政治前辈。无论是国内的拥温政改派，还是国际上那些见多识广的媒体，都罔顾一个事实：胡温即将卸任，这种看守政府基本不可能再有大张旗鼓从事改革的可能，因为执政的时间表不允许。卸任者与接任者都需要在稳定中交接，这是政治常识

为什么在社会矛盾日益激烈，政府维稳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人们对中共政府自觉启动政改的期盼反而日益强烈？我想这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于中国国内公众而言，主要是出于人们对现存政治状态极度绝望，普遍产生政治乏力感。人们找不到任何有效途径减缓社会矛盾，并改善其生存处境。在生态危机日益逼近，精英阶层移居他国者越来越多之时，头脑清醒一点的人已经看到危机在日益逼近。由于当局想尽一切办法剥夺公众的自组织能力，导致整个社会有如一盘散沙，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垄断一切资源的执政者能够高尚一次，考量国家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以此为契机，解决各种社会矛盾，让中国避免再次遭到暴力革命的倾覆之灾。
于国际社会而言，这些年来的一个共同愿望是希望中国稳定。随着中国经济奇迹掩盖之下的各种问题浮出水面，国际社会还看到：通过国际规则约束中国，使之成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几乎是个幻想。他们普遍担心中国崩溃后对国际秩序造成的强烈破坏与难民潮（目前的移民已使欧美各国感到极大压力）。与中国政府对内宣传的完全相反，国际社会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希望中国崩溃的“反华势力”。

问题是：中国政府早已成了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任何民众希望的改革都需要政治精英们放弃自己的利益，这就使得改革在民众与政府之间成了与虎谋皮的关系。


高层为何没有政改动力？

中共高层没有政改动力，出于以下原因：第一，他们坚信通过暴力可控制局面；第二，同舟共济之利益考量。中共党内所谓“派系斗争”历来是海外炒作热点。但事实并不象外界猜想的那样激烈。在利益分属上，中共党内毫无疑问有派系。但既然同坐一条船，船长、大副与水手们还是知道斗争分寸：内部小打小闹可以，闹到翻船对谁都没好处。

根据这些年的精英动向，可按其利益来源和其个人未来布局大致划分为“扎根派”与“出走派”。出走派多是政府部门中与经济沾边的官员，这些人不少已经将亲属移民海外，公布的118万裸官并非全部，还有不少属于“现在进行时”；扎根派则多属相对而言的清水衙门官员，以及军、警、国安部门、宣传部门。这些官员既无足够财力与意愿移民，就只能选择坚守。军、警、国安及宣传部门官员捞钱的机会远低于金融、国土及国企官员，职司所在又是维稳，是坚守派中的蛮干群体。但这两派有共同利益，即维持稳定，只是目的不同。出走派希望藉稳定获得更多机会捞钱，扎根派则是为了维持长久统治，担心失去政权会遭到政治清算与经济清算。目前不成气候的政治反对力量之“不清算”保证，在富有统治经验的中共眼中，有如小儿戏语。因为任何政治和解都是通过力的诉求得在达成。即使流血最少的英国光荣革命，也是英国绅士们依靠剑与剑的谈判达成的。

政改期望的边际效益递减

长期生活在专制政治之下，中国人自然难免怀抱圣君贤相情结。这种情结在90年代的具体表现是“中央领导好，地方官员坏”，“中央的好经叫地方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面对现实中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的失业及基层政权的黑恶化趋势，人们亟盼明君出现。

由于中国当局在近十余年以来的政治信用越来越差，公众对政府的政治期望已陷入边际效益递减状态：1978年改革启动之时，人们热切期望邓小平能够引领中国进入新时代；1989年六四以后，邓小平因背负六四屠城之责，国人期盼江泽民不做儿皇帝的那一天会有大的改革动作；江泽民任内，政府贪腐横行（谚云“江泽民的改革让官员成了百万富翁”），人们对铁腕总理朱镕基寄予了无限期望，希望他能力挽狂澜；到江时代末期，国人开始想“胡哥”盼“胡哥”，如大旱盼云霓；等到胡温上位后，胡的平庸被视为胸有韬略、深藏不露，胡朝拜西柏坡、回延安等政治意涵极强的举动都被一些人解读为江泽民势力压制胡，胡被迫采取的韬光养晦策略。网友们通过热爱“什锦八宝饭”（温家宝被昵称为“宝宝”）这一词，表达对“胡温新政”的无限希望――在改革以来的几代领导人里面，胡温最幸运，因为民众寄望最长，直到这次五中全会公报发表之后，海内外才算是明白胡温根本无意在任内推动政改。与第二、三、四代中共领导相比，习近平的运气不太好，人们虽早知他大位在望，却已丧失了自愿歌颂的热情――个别人士刻意怀抱对习氏的激情幻想除外。

罗斯福讲：“在每一片土地上，时刻都有使人分道扬镳和使人走到一起的种种力量在发挥作用，在为各遂其志而奋斗的时候，我们乃是个人主义者；但在作为一个国家而寻求经济和政治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就成了一个整体，不是全体向上，就是一起坠入深渊”。当移居他国为一国的精英群体提供了另类的政治退出机制，并成为精英阶层一种集体选择时，施政过程就与承担政治后果切割开来。在无责任政治的状态中，这种分道扬镳的力量远远大于凝聚力量。依我观之，这种局面不可能会在短期内有所改观，人们只能等待危机深化可能会促使当局者有所觉悟，只是那时可能为时已晚，补天无望。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李鹏介入 《李鹏「六四」日记》在港出版受阻

苹果日报

有消息指，即将在港出版的《李鹏「六四」日记》出现阻滞。

备受关注的《李鹏「六四」日记》，在本港出版受阻，或要推迟面市。据悉事件与李鹏介入有关，李反对日记在香港出版。该书由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的儿子鲍朴策划出版，原订下周二（ 22日）在本港出版。鲍朴响应本报查询时，对事件未置可否。

出版人鲍朴不置可否

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见作家何清涟前日在推特（ twitter）透露，她获得《李鹏「六四」日记》出版的最新消息，李鹏承认日记出自其手，但否认委托给鲍朴出版，且坚拒在香港出版；双方还在商谈中。而内地著名媒体人石扉客（网名）也在推特透露，称得到消息李鹏通过中间人传话鲍朴，坚拒日记在港出版。

本报曾致电鲍朴了解情况，但他对有关传说不置可否，语气不耐烦，且要记者「改天再打来」，之后电话设为留言无人接听。鲍朴早前曾称，他通过中间人拿到《李鹏日记》的复印本，决定出版，并称会设法联系李鹏本人，求证及商讨出版税，因李鹏享有该书定价 10%的版税。据透露该书 15万字，首印 5,000本，且请了流亡美国的异见学者吴国光为该日记写出版前言。吴在六四前任职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是鲍彤的助手。但现在根据有关消息显示，该书因涉版权问题，或无法如期出版，甚或有流产可能。

披露邓小平派军入京镇压

《李鹏「六四」日记》主要记载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 1989年 4月中旬至 6月 24日期间的工作，围绕当时北京为主蔓延全国的学生民主运动，及中共的决策，披露邓小平决定派军队入京镇压，并透露李与赵紫阳的分歧等。据悉，李鹏多年前欲在内地出版此日记，名为《关键时刻》，但被中共政治局否决。有舆论认为，李鹏欲出日记，是想洗清 20多年来所背六四屠夫的罪名。[这帮人真笨，这样铺天盖地说老太师要“洗清罪名”，太师还能跳这水？再说，所谓洗清罪名一说，原本就是敌人们一厢情愿的意淫。其实太师本来就不想洗，因为他根本不觉得有罪，只是要和同志们一起理直气壮领这份功劳。谁想现在敌人们歪曲他的意思，都说他想洗，证明了04年今上和影帝的判断，就更不能跳这个水。党性！纪律性！鲍朴的爸爸活该被西朝鲜劳动党开除，混了那么多年，混到那么高的位子，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政治权力、宪章制度与历史悲剧——《李鹏「六四」日记》初读

吴国光

（一）难得一见的重要史料

这本书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这是因为：第一，书的主题，是改变中国当代历史走向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第二，书的作者，是在这次事件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坚持主张镇压对策的时任中国总理的李鹏；第三，书的体裁，作者采用了剪辑自己当年日记、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记叙和议论的方式，试图从作者的特定角度做出接近历史原状的努力；第四，书的内容，确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其中许多情节是鲜为人知、第一次公诸于世的」。

当然，上述论断能否成立，必须建基于一个更为基础、也更为简单的事实判断之上：此书是不是确为李鹏所著？我们知道，二零零四年三月末，香港《亚洲周刊》记者江迅报道，李鹏完成了一部拟题为《关键时刻：李鹏日记》的书稿，当时送给在北京的十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审议，最终为以胡锦涛为首的新领导层所否决，认为此书不宜公开出版。[注1] 自那之后，中国当代历史和政治的观察家与研究者，无不关心这部书稿的内容和下落，希望它有机会面世。现在，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推出本书，可谓填补了中国当代历史和政治研究的一块重要资料空白。我通读全书之后，认为书稿确为李鹏所着的可能性极高，是伪作的可能性很小。正是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我愿意接受新世纪出版社鲍朴先生的邀请，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当代历史和政治的学者，谈一谈我对这本书的初步感想。

必须指出，本书作为李鹏所着这一真实性以及由此衍生的历史价值，和书中内容的历史真实性，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可混为一谈。当事人的叙述和意见，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某位（甚至多位）当事人的叙述和意见，却不可能等同于历史的真实。在关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研究中，来自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的回忆录，[注2] 天安门抗议活动的其他参与者的相关回忆与记录，[注3] 其他相关的回忆和记录，[注4] 与天安门运动有关联的研究者和其他独立学者的研究着作，[注5] 还有学者甚至匿名者汇集出版的相关文献、报告和编年，[注6]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出版了不少，虽然还远远不够。更为不够的，是来自中国高层的当事人的相关回忆。去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主张对天安门运动采取温和对策并因而失去权力和自由的赵紫阳的口述录音，具有宝贵价值。[注7] 在中国大陆，则曾经在一九八九年六月的镇压之后，出版了一批由官方机构撰写和编纂的相关宣传资料，也有一些史料价值。[注8] 可惜，在那之后，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再也没有公开出版过哪怕是坚持官方观点的、任何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相关的历史资料或研究成果。包括李鹏这本书，迄今也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现在，我们能够把本书加入到上述书单，为了解历史的真实增加一份新的可贵材料，实在是应该感谢作者和出版社的。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是一千六百多年前中国大诗人陶潜的诗句，其本意对于「奇文」的界定是正面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这句诗的引用往往是在反面意义上使用「奇文」一词。我这里不揣浅陋，愿意采取一种非褒非贬的态度，来引用这一诗句，以概括本文写作的方法论。本书可称「奇文」，因为这是中国当代历史和政治研究中难得一见的高层亲历者的纪录；「疑义」总是有的，不管谁写的书，也不管书写得多么好。本书尤其「疑义」极多，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其「疑义」的繁多，至少是因为以下六个原因：第一，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不仅是历史资料很不完整、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这样一个历史事件，而且是政治上高度敏感、高度禁忌、各方利害之牵扯高度复杂、高度严重的这样一个政治事件。第二，本书涵盖了从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到六月二十四日，总共七十一天的繁复历史发展，作者逐日记载并评说，内容丰富，事关重大，内幕深密，关涉广泛。第三，根据作者的「前言」和「后记」，此书大约成稿于二零零三年下半年，这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悲剧事过十四、五年之后，也是作者于二零零三年三月刚刚从中国高层领导位置退休之后不久，作者作为资深政治家要通过回忆录的写作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做出正面结论的意向非常强烈。第四，本书的「前言」和「后记」更明确表示，作者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写作本书，这就不仅仅是要为自己个人「未盖棺而论定」，而且具有压倒一切的政治价值观念和相应的党派色彩贯穿其中。第五，作者退休后，整理出版了以「日记」为题的一系列着作，[注9] 都采用这种体例，即不仅把那些本来是逐日记载、不分主题的日记加以大规模的剪裁与重新结构，而且大量增加了后来的叙说和议论。最后，像所有回忆录一样，即使读者愿意相信作者没有虚构和编造，但毫无疑意的是，作者对于讲什么不讲什么、这样讲还是那样讲，都是具有重大取舍和认真考量的。鉴于上述种种原因，如果作者在本书的剪裁和用笔上处处具有深心，那也是完全不奇怪的。这里，我谨就初步阅读此书的印象，试从历史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的角度，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作者、出版者、学界同仁和各界读者。

（二）展现李鹏的内心世界

关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研究和政治研究，大体上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民众与政权之间的互动，一条是政权内部不同力量的互动。这两条线相辅相成，既不能缺少一方面的研究，也不能割裂两方面的研究。了解相关历史真相的一个最为重大的关节点，就前一条主线来讲，在于政权方面是什么时候、什么力量、为什么把民众由自发悼念胡耀邦开始的请愿和抗议活动认定为「反革命动乱」；就后一条主线来讲，在于政权内部不同力量围绕这种「定性」怎样和为什么发生了分歧。把这样的关节点搞清楚，对于理解当年事态的发展，直到「六四」历史悲剧的出现，具有最为基本的重要意义。

李鹏此书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为研究上述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当然，不能说此书清楚地展示了答案；但是，从这里展示的历史记录之中，读者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寻求答案。

我们看到，本书一开始，也就是事件一开始，对于如何看待民众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在李鹏与赵紫阳之间，就出现了根本分歧。根据本书记载，胡耀邦四月十五日去世，李鹏十六日傍晚六时二十分从日本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即通过姚依林的介绍，认为北京的大学生悼念胡耀邦的时候是在藉机「攻击党中央」和邓小平。[注10] 十七日早上，看到当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大学生向胡耀邦献花圈的照片，李鹏「顿生疑问」，强烈质疑中共中央机关报：「这是干什么？」他认为《人民日报》在「煽动学生」；事情马上「引起了我（指李鹏本人——吴注）的深思和警惕」。十八日上午九点，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按照本书的说法，李鹏和赵紫阳之间的分歧第一次呈现。接下来，十九日晚上，在电话上，李鹏和赵紫阳「在处理学生闹事问题上再一次发生了正面冲突」；二十日上午，在政治局常委会的正式会议上，两人「在处理学潮的方针上第三次意见分歧」。很明显，在学潮初起的短短两三天内，甚至在李鹏回到北京下飞机伊始的短短几个小时内，他就已经形成了后来最终导致流血镇压的那种对于学生运动的负面看法。这一点，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什么因素，促成李鹏迅速做出这样的重大判断？第二，为什么是李鹏的这种判断、而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看法，被认为代表了中共中央？李鹏的这种看法，又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成为官方的主导判断？上述三次围绕如何应对学生运动的李赵分歧出现的时候，按照李鹏本书的叙述，发生在西安（二十二日上午）、长沙（二十二日晚上）等地的所谓「打砸抢事件」，都尚未出现；包括李鹏后来引为重大论据的所谓「冲击」新华门事件，也是发生在四月十八日深夜、十九日凌晨，即在李鹏所说的李赵第一次分歧呈现之后。当然，李鹏的上述基本判断，后来也有一个不断深化和强化的发展过程，这些事件都在这种深化和强化的早期阶段发生了重要作用。问题是，最初的判断是如何形成的？根据本书的内容来看，似乎有这样几个因素，即：资深同事的影响（比如，同为政治局常委、但资历更深的姚依林对于情况的转述和分析[注11]），历史的阴影（比如，关于「文革」和一九七六年天安门抗议的负面记忆）、敌情意识、权力意识等等。其中一些因素，我们后面还会比较深入地讨论。但是，很明显，这里缺少对于现实情况的深入了解，更没有对于民心民意的强烈关心。作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为什么在重大问题的判断上缺少这样两点最为重要的因素，这里很难系统解释[注12]；但是，国家领导人不具备这种品质，显然是与中国共产党在表面上所倡导的那种重实践、重群众的政治哲学相矛盾的。

当然，李鹏也列举了一些事实根据来支持他的政治判断。在早期，这主要是两项事实。一个是所谓学生有标语「攻击党中央」，再一个就是发生在四月十八日深夜的所谓「冲击新华门」事件。其实，在一个正常人看来，学生骂几句党中央、邓小平，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个自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和政府，更应该由此自我反省为什么引起民众不满。所谓「冲击新华门」，同为中共最高层领导人的赵紫阳，当时曾经调公安部的录像来看，看到「在前面的学生一直在喊：要守纪律，不要犯错误！主要是后面围观的人非常多。学生在前面提要求啊，要求见什么人啊，后面的人往前涌，往前推，秩序有点乱。后来学生自己组织了纠察队，把学生和围观的人隔开了。」[注13] 我这里不想判断赵和李的不同看法谁对谁错，但是，很明显，当时赵试图对事情真相作第一手调查，在这个基础上得出看法，而李鹏直到写作此书，对此事就是一个高调定性：学生「冲击」中央首脑机关，「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四月十八日」一节）。李鹏在这里所显示的那种社会政治认知的模式化、战争化问题，我认为值得关注。

在任何社会，对于政府的不满、意见和批评都是普遍存在的；在绝大多数的社会，包括相当权威主义的社会，一定程度地公开表达这种不满都是为政府所允许的；还不要说民主社会，那里是由政府本身所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来保障民众的这种对于政府的批评的表达权利的。但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中国政治中，政府却使用战争的思维模式和相应的军事化语言，来看待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和批评。批评政府，就是敌人；敌人的批评，就是「攻击」；如果这种批评不仅仅是口头的，还表现为那些比如一般称之为「请愿」的行动，那就成了「冲击」了，表示「敌人」的「进攻」已经被组织为「冲锋」的行动了。

在本书中，我们看到，对于李鹏来说，甚至「对话也是一场斗争」（「四月二十八日」一节），学生呼喊「拥护共产党」的口号也是「蛊惑人心」（「四月二十七日」一节）。以这样的战争思维看待和应对民众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宗旨，是不是相去太远呢？

通观本书，我们看到，李鹏是一个在政治活动中具有很强的敌情意识、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的人。表现在高层权力活动中对于人际关系的认知和应对层面，这就形成了那种敌情观念与战争思维主导下的权力意识。通过李鹏的记叙，我们看到，他到胡耀邦家吊唁（「四月十八日」一节），胡夫人李昭提出让民众瞻仰耀邦遗体，他当即认为这会给坏人以「可乘之机」，并由此感觉李昭是这样「令人不可理解」，似乎李昭也是值得怀疑的了。四月二十三日赵紫阳按原定议程出访北韩，李鹏马上认为这是「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知居心何在」。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请愿学生要向总理递交请愿书，李鹏认为，这里有阴谋。他的沉思是，他们为什么不向赵紫阳递交请愿书？他的判断是：这是「事先有预谋的，他们把斗争的目标对准我，把我推到第一线」，要「借群众的力量」把他李鹏「搞臭」（「四月二十三日」一节）。赵紫阳对杜润生说要利用学潮作为一个契机来推动改革，应该是说学生在要求政治改革，这就给遇到来自官僚层的巨大阻力的政治改革增加了民间的动力，李鹏则解读为赵是把学生闹事当做赵自己确保和巩固总书记位置的契机了（「四月二十五日」一节）。前引（注11）姚依林与李鹏的谈话，也强烈地显示了那种与这种权力意识纠结在一起的阴谋论。

有的时候，这种意识发展到使一个政府最高领导人不能理解什么叫「机制」。在「五月八日」一节，李鹏追忆说，那天上午赵紫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那么多学生在广场请愿，中央都不知道，说明中央的运行机制有问题」。在读者看来，赵紫阳很明显是在批评中央与民众之间的信息沟通有制度上的弊病，这与赵紫阳要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主张是一致的。可是，李鹏在书中对此发表议论说：「其实，追悼会后赵紫阳已回到中南海，他也说不知道，是否也算中央运行机制有问题？为什么我不知道算机制有问题，而他不知道就不算机制有问题，值得深思。」还有的时候，这种意识发展到使堂堂大国总理犹如一个侦探。四月三十日下午，李鹏到赵紫阳住处，他这样记述自己当时的观察和心理活动：「我到的时候，室内空无一人，但充满烟气，烟缸里留下了不少烟头。这证明他（指赵紫阳——吴注）已开过会了。是哪些人参加的会，不得而知。」从这种记述看，作为党的第一把手的赵紫阳似乎不应该有权力召集会议，即使召集会议也应该向党的第二把手李鹏报告谁谁曾来参加，否则就很像是在搞阴谋。

（三）一个事关重大的空白

可是，所有这些，还不能充分解释李鹏为什么坚持他那种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我们知道，在中共政治中，一般来说，第一把手的权威，远远高于第二把手。第二把手的主张要压倒第一把手的看法，那是极不寻常的，背后必定有另外的极为重大的因素介入。这样，实际上就来到了前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李鹏的看法，而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看法，为什么、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由什么人决定，成为中共中央的官方判断？

很明显，邓小平的因素，在这里凸现出来。根据迄今为止的公开材料，我们知道，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李鹏面见邓小平，邓小平把学生运动认定为「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是「搞动乱」（参见「四月二十五日」一节），这就确定了当局应对学生运动的总方针，直至后来的军事镇压。按照李鹏本书的叙述，似乎也是这样。

但是，这里有一个重大的疑点，那就是：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多钟，赵紫阳离开北京出访北韩，四月二十四日晚上八时，李鹏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碰头会，确认当前学潮「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采取得力措施，予以制止」。根据李鹏此书的叙述，这次碰头会「是一次关键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大家意见空前的一致」。会议作出三个具体决定，即决定《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有份量的社论」，在北京召开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并成立由乔石、胡启立、李铁映三人组成的处理学潮的领导小组。这就是说，在二十五日上午去见邓小平之前的头一天晚上，尚未等邓表示意见，李鹏已经不仅把他自己对于学潮的负面看法上升为指学潮为「打倒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集体看法，而且迅速地、全方位地展开了贯彻基于这种看法的强硬应对方针，从政治局常委到党中央机关报，都在他的调动下行动了起来。

疑点就在这里：李鹏为什么不等到第二天上午邓小平发话之后再来行动？李鹏有什么根据，确定邓小平一定会全盘接受他李鹏的看法？李鹏有什么力量，能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一夜之间转向，从半数人赞成赵紫阳的看法转变为「一致」接受李鹏的观点，并迅速跟随李鹏行动起来？对那个年代的中共高层政治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李鹏的政治冒险岂不是太大了？即使是总书记赵紫阳，在没有得到邓小平首肯的前提下，敢于这样行动吗？有这个政治权威这样行动吗?

带着这个疑团，细读李鹏此书，我们可以发现一条重要线索：李鹏记载，四月二十三日晚八时半，杨尚昆「鼓励」李鹏去见邓小平，并答应同去。但是，是当晚就去了呢，还是直到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才去？李鹏没有明确交待。查《邓小平年谱》，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两天空白，而「四月二十五日」的条目则记载为「上午，在驻地同李鹏、杨尚昆谈话，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的决定，表示完全赞成和支持」。[注14] 这里并有一个脚注，其中说：「四月二十四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碰头会。会议认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面前，决定成立中央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赵紫阳因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注15] 这个脚注的内容，用更为正式的语言，叙述了四月二十四日晚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的决定内容，也就更为庄重地凸现了这些决定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前面的疑问因此更为合理：这么重大的决定，本来内部有分歧的政治局常委，等不到第二天上午与邓小平哪怕做个沟通，就抢着做出了，而且意见「空前一致」，并马上采取全面行动加以有力贯彻。在邓小平时代的中共高层政治中，这可能吗？这么做事的人，不仅没有受到邓的疑忌，反而得到邓的信任，这可能吗？

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李鹏（以及所有官方叙述）在这里隐瞒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晚上，邓小平有密令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给李鹏；正是这个密令，认定学生运动为「旨在推翻共产党的反革命动乱」，并确定了一系列的强硬应对方针。至于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是不是还有一场谈话，或者是官方记录和李鹏回忆移花接木地把实际发生在四月二十三日晚上的事情说成发生在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我们目前没有办法知道。

进一步的分析和来自本书及其他资料的很多旁证，可以支持上述看法。第一，李鹏说，四月二十四日晚上的常委会上，「大家意见空前的一致」。看看出席会议的人的名单，这里就有问题了。根据本书记录，当晚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人包括：常委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常委会列席者杨尚昆、万里，政治局委员田纪云、李锡铭、宋平，候补委员丁关根，中央书记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及有关部门负责人。我们知道，在这些人当中，胡启立、万里、芮杏文、阎明复、田纪云，在一九八九年，在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上，都是接近赵紫阳的。李鹏的能耐再大，就能这样容易地使他们和李鹏意见空前一致？

其次，李鹏此书记载，四月二十四日上午，李鹏分别与姚依林、万里、宋平就学潮问题谈话。我们知道，姚是政治局常委，万是人大委员长，宋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如果没有其实际权威超过中共中央第一把手的领导人的首肯，作为中央第二把手、分工政府工作（而不分管人大和党务工作）的李鹏，与姚依林就此谈话还算正常，与万里、宋平谈话就甚为犯忌了。本书「四月二十三日」一节显示，李鹏对于这种党政分工是很在乎的，[注16] 为什么第二天李鹏就不在乎这种分工了呢？

第三，李鹏的同一条记载说，「万里同意找北京市做工作」，以贯彻李鹏的强硬方针。如前所述，在五月二十六日于上海发表书面谈话之前，万里始终对学生运动抱持与赵紫阳类似的态度，李鹏此书对此也多有着墨。但是，为什么在四月二十三日，晚上的政治局常委会尚未开会之前，万里会同意这样做呢？万里与邓小平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了解中国当代政治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只有假设李鹏在二十四日上午之前已经得到邓小平的密令，才能解释这条记载。

第四条旁证是，根据新华社记者张万舒记载，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时，也就是官方所说的邓李会见正在进行的同时，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召开新华社各部部主任会议，布置与邓李会见口径一致的宣传方针。根据郭的传达，这是当天上午八时半胡启立布置的工作。[注17] 当然，说是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精神。但是，胡启立在一九八九年对于学潮的态度，也是接近赵紫阳的，后来为此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为什么在四月二十五日早晨，胡对于贯彻李鹏决策的态度这么积极？等到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李鹏得到邓小平指示之后，再来采取这样积极的态度，岂不是更为合理的政治行为？

第五，张万舒还提到，当时郭超人告诉大家，《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已经在写，四月二十五日晚将由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并由新华社向各家报纸转发。[注18] 很明显，这说的就是所谓的「四二六」社论。一般认为，这篇社论传达的就是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与李鹏谈话的主要内容。那么，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当邓小平正在和李鹏谈话的时候，为什么郭超人就已经知道这篇社论当天晚上可以发表？如果李鹏二十五日上午面见邓小平是要取得邓对头天晚上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的批准，那么，李本人也好，胡启立也好，怎么这么有把握邓小平一定会完全赞成常委会的决定，他们准备的这篇社论可以按时在晚间播出？

当时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陆超祺所记述的情况，与张万舒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据陆超祺记载，四月二十四日夜间十二时，胡启立通知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二十五日一早「带一位主管评论的副总编辑到中南海开会」。会上，胡启立要《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针对学潮的社论，二十六日见报，「用大字排印」。[注19] 这可以作为第六条旁证，说明在官方所说的二十五日上午李鹏会见邓小平之前，李鹏已经全面部署了针对学潮的强硬动作，传达邓小平谈话精神的「四二六」社论不仅已经开始准备，而且已经确定当晚发表、次日见报。疑问是同样的：如果不是在政治局常委会之前李鹏已经得到邓小平的明确指示，他为什么这么有把握，邓小平一定赞成政治局常委会的所有决定？为什么李鹏不稍等几个小时，在他见了邓小平之后，再来发动所有这些行动？

这里还有第七条旁证。有研究提到，存在一份「中央、国务院四月二十四日特急电」，编号为「中发电（一九八九）四号」。[注20] 李鹏此书也说，四月二十三日，李鹏和乔石商量向各地发出一个电报通知，「提出处理当前学潮的三条原则」。按上下文看，这好像说的是他们用电报向各地传达赵紫阳的三条指示。如果是这样，那说明，不管是不是违心也好，李鹏二十三日在采取动作以贯彻赵紫阳的意见。那么，为什么二十四日的常委会上，他忽然有了底气，可以完全抛开赵紫阳的看法，主导常委会做出强硬决定？

篇幅所限，我们这里姑且不再列举更多的旁证。总而言之，根据李鹏此书「四月二十三日」相关记载的指引，把所有上述信息集合起来，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四月二十三日晚上，而不是等到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已经有超乎李鹏的政治权威，针对学潮做成了重要决定，确认学潮为「反革命动乱」，并要求当时主持政治局常委工作的李鹏立即采取强硬方针。我认为，这一政治权威，只能来自邓小平。

（四）政治权力与宪章制度

从四月二十三日晚上，到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不过三十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差，为什么要做这个手脚，隐瞒四月二十三日晚间的活动？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这是为了掩盖这次镇压学生运动的决策不合乎中共的合法程序这一真相。

根据李鹏本书提供的相关信息和我们上面的分析，真实的历史事件表应该是这样的：
· 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举行，四月十五日开始的治丧和悼念活动告一段落；
·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赵紫阳离开北京出访北韩；
· 当天晚上，邓小平向李鹏下达旨意，宣布学潮为「反革命动乱」，决定采取强硬措施；
· 四月二十四日上午，李鹏与姚依林、万里、宋平谈话，传达邓小平头天晚上的谈话精神，为主导晚上的常委会会议预作「串连」；
· 四月二十四日晚上，李鹏紧急召集政治局常会碰头会，贯彻邓小平指示，就此作出三项决定（发表社论，举行大会，成立 「中央制止动乱领导小组」）；
· 四月二十五日零时，胡启立通知首都主要新闻单位领导人次日开会；
· 四月二十五日早上八时半，胡启立召开首都主要新闻单位领导人会议，贯彻上述决定精神，并准备当天晚上播发的《人民日报》社论；
· 四月二十五日晚上，传达邓小平意见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由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和新华通讯社向全国播发。

其中，四月二十五日上午，邓小平是不是再次与李鹏、杨尚昆谈话，听取他们对头一天晚上政治局常委会情况的汇报，对事态发展已经不是太重要了。重要的是：根据这里的时间表，是邓小平决策在前，政治局常委会在总书记赵紫阳缺席的情况下开会接受这一决策在后——这是违反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和合法决策程序的。[注21] 官方隐瞒四月二十三日晚上的邓小平谈话，强调（或者编造）四月二十五日上午的邓小平李鹏会面，就把事实改变为：政治局常委会决策在前，邓小平次日表示赞成这一决策。这样一来，邓小平的超级政治权威地位固然还很明显，但程序上总是比较尊重党章所赋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策权威了。

有人会说：对邓小平、李鹏和中共高层来说，党的章程和合法决策程序有那么重要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在乎党的章程和合法决策程序？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发现这一被尘封或空白了的真相，对于研究一九八九年天安门的群众运动和军事镇压，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应该感谢李鹏的是，他的这本书，对于回答这些问题，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

根据本书，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上午，邓小平宣布，江泽民当总书记。从这到六月二十四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正式「选举」江泽民为总书记，其间有一个月零五天的时间；从六月一日邓小平当面告诉江泽民要他担任总书记算起，这之后也还隔了二十多天的时间「正式」就任。李鹏记叙说（本书「五月三十一日」一节），这是因为江泽民提出，「要合乎党章规定，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他任总书记。」本书第五章开头（「六月十五日」一节），李鹏更明确强调：「江泽民同志多次向我表示，他绝不能接受一九八七年初通过批胡耀邦同志、让赵紫阳上台的那种做法，总书记上台、下台都没有按照党章规定，由中央委员会免职和产生。」

有意思的是，包括邓小平和李鹏在内，当时的最高层领导人，没有人反驳或者批评江泽民这个说法，反而同意了江的要求，直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才宣布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说明，这个问题一经挑破，他们都是很明白的：迫使胡耀邦一九八七年一月下台是违反党章的。根据赵紫阳回忆，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王任重、丁关根作为赵紫阳专案审查小组的负责人第一次与赵谈话，就透露说，邓小平对这两位说了：上次处理耀邦的问题，国内外有些议论，这次处理赵的问题，要合乎手续。[注22] 邓这个话说得虽然轻描淡写，但是，对一贯举重若轻的邓来说，仅仅有这个话，我们已经不难看出，非法逼迫胡耀邦下台的程序问题，是邓小平和其他中共政治老人的一块心病。

党的章程是党内的宪法，不合党章就是最大的不合法。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北京的大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兴起，事实上一下捅破了那种导致胡耀邦下台的权力架构和决策机制是不合法的这样一个真相。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四月二十三日晚上的秘密和官方极力掩盖这一秘密的作为，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邓小平等中共老人在学潮一开始就对学潮高度反感、极度惊恐：他们认为，悼念胡耀邦，就是抗议他们的不合法作为；要求为胡耀邦平反，就是挑战他们的不合法权力。声气相投，回到我们开头的发现，即李鹏四月十六日下午在北京下飞机伊始，他之所以顿即认为昨天刚刚开始出现的学生悼念胡耀邦的活动是「攻击邓小平」，这也就不难理解了。可以说，一九八九年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兴起，要求为胡耀邦平反，在邓小平等中共老人和他们所信任的李鹏等人看来，就是直接挑战那种导致胡耀邦下台的权力架构和决策机制；他们知道，这种架构和机制本来就是不合法的，这种挑战事实上打到了他们最为阴暗、最为薄弱的环节。在这个意义上，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一开始，就聚焦到中国政治权力运作的合法性和程序性上面来了。不管学生方面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邓小平、李鹏的方面却是充分自觉的，自觉到了非掩饰不可的程度。

邓小平非法行使权力，迫使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不合程序地下台，从而引发在胡耀邦去世时兴起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为了维护和维持自己的非法权力，邓小平必然坚决压制学生运动，于是认定学潮是「旨在打倒共产党的反革命动乱」；邓小平又要掩盖自己的非法决策权力，于是我们看到当局隐瞒四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决策这一历史事实——现在，揭破这一事实，反过来也就凸现了一九八九年政治斗争的实质是合法与不合法之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的权力是合法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是合法的；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权力是合法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和总书记赵紫阳的权力是合法的。但是，作为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把人大常委会要行使权力说成「要害是夺权」（本书「五月十日」一节），似乎完全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邓小平把民众表达意愿看作是「反革命动乱」, 似乎根本不晓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当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主张允许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并在矛盾激化的时候进一步提出「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方针时，在邓小平、李鹏、姚依林等那里，他就被怀疑是鼓动学生挑战邓小平非法权力的阴谋家，是要取代邓小平那非法的所谓「核心」地位的野心家，因此成为「最危险的敌人」。[注23] 悼念胡耀邦，就是挑战那种迫使胡耀邦下台的非法权力；民主与法制，都是程序政治，那更将彻底颠覆这种非法权力。从合法与不合法之争，到民主与专制之争，中间没有什么鸿沟，这正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发展的历史轨迹。

（五）试解历史疑团

在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眼里，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有很多谜团。而上面的真相一经揭露，很多谜团就迎刃而解了。这里试举两例。

我们知道，悼念胡耀邦，是一九八九天安门群众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是不是允许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是高层分歧的最初起因。可是，在这个问题上，从事情一开始直到最后的血腥结局，我们看到了一系列难以理解的现象：一边是中共中央和中共执政的政府在举行隆重悼念胡耀邦的大会，一边是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中共执政的政府总理（李鹏）强烈要求中共中央第一号人物（赵紫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学生和民众自发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一边是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作肃穆悲痛状出席胡耀邦悼念大会，一边是他们私下质疑为什么要把「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调子定得那么高」（本书「五月四日」一节）；一边是这些「对党忠诚」的领导人怀疑赵紫阳发动了对于胡耀邦的群众悼念活动，另一边他们又同时表白说他们同情胡耀邦而赵紫阳是对胡耀邦落井下石的人；一边是新被选择为总书记的江泽民明确批评当年搞掉胡耀邦的动作不合党章，另一边则是这些选择了江泽民的人正在动用军队来镇压那些同样认为胡耀邦下台是冤屈的天安门抗议民众。

同样，在李鹏此书中，这种矛盾也在在呈现：李鹏开始就指出，他「虽然不赞成胡耀邦支持自由化的做法」，但对胡耀邦去世也「感到非常悲痛」，并用了一些笔墨来赞扬胡耀邦。可是，全书再三强调，他认为学生运动是「动乱」的根本原因，在于这场运动「为胡耀邦鸣冤叫屈」。在「前言」中，我们更明确读到：「动乱者的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表面上是要求『为胡耀邦同志平反』，实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连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都不能理解这种逻辑。他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中央（为胡耀邦——吴注）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有道理。」[注24] 一句话，为什么学生要求为胡耀邦平反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在本书中，我们多处读到，李鹏非常担心赵紫阳会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四月三十日」一节），自己在高层会议上也不断重申不能承认「非法的学生组织」（「五月一日」一节）。我想，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中共政治制度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剥夺民众的组织权利，决不允许自发、独立的社会政治组织存在。这关乎这种制度的根本原则。可是，我们还读到，当学生请愿书不再提为胡耀邦平反，「中心要求是承认闹事学生组织的合法性」时，李鹏却认为学生的要求「调子降低了」（「五月二日」一节）。胡耀邦去世前毕竟还是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当局刚刚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可是，为胡耀邦平反，居然比承认学生组织的合法性，对当局的威胁还要大。这是为什么？其中的关节，我想现在应该很明白了：是不是承认学生组织的合法性，这毕竟意味着掌权者有合法权力决定什么合法什么不合法，而为胡耀邦平反，则意味着判定，那种迫使胡耀邦下台的权力和制度，本身就是不合法的。

再一个谜团，围绕赵紫阳五月十六日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而展开。我们知道，赵在这次谈话中披露，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决定，在最重大的问题上要经过邓小平同意。在本书中，李鹏承认「赵讲的话本身符合实情」，但他质疑赵的用意。邓小平也说，赵「这是把一切责任推给我」（本书「五月十九日」一节）。而按照赵紫阳的说法，这是因为他那段时间认识到了民众对邓「特殊地位」的非议，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解释。在后来的回忆中，赵紫阳说：「我认为这样公开说明对邓是有好处的，至少说明在组织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注25] 更何况，当时在与苏共领导人的外交会晤当中，苏方也提出了相关问题。[注26] 近年来，有一些对于「六四」的反思，也把问题的焦点对准此事，认为赵的这一谈话坏了大事，否则可能不会出现流血镇压。根据李鹏此书的记述，我们看到，学生刚刚开始悼念胡耀邦，就已经被认定是矛头对准邓小平，这离赵紫阳五月十六日谈话还有足足一个月的时间。至于调动军队对付学生，我们也在此书中读到，也早在四月二十一日就开始了，当时「紧急」从驻扎保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三十八军的两个机械化师，调一千五百名兵力「日夜兼程，赶赴北京」。五月十七日邓小平提议戒严，那已经是再一轮调动野战军对付天安门群众运动了。

在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这件事情上，李鹏此书所持逻辑是：这件事是实情，但是不能说，更不能公开说，说了就是「阴谋」，就是「分裂党」。这样的逻辑似乎很难理解，但现在这也变得比较容易明白了：对邓小平来说，他的权力不是来自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更不用总书记赵紫阳来宣布他老邓具有使用最终决定权的合法性。谈什么合法、非法？但凡讨论这个问题，就等于凸现了邓在包括迫使胡耀邦下台等问题上的作为的非法性，那就是挑战邓的超乎包括宪法、党章等所有法规在内的「核心」地位。

中共政治的一个最大吊诡之处，正在这里：它有一整套宪法、党章、法律、程序，还有一整套民主的说词，这套说词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到了宪法和党章之中[注27]；但是，真正的政治权威，其产生、运作、认知现实和决定政策，都和这套包括宪法、党章和民主说词等等在内的「宪章制度」没有任何关系。更有甚者，谁强调中共自己所建立的这套「宪章制度」，谁就会被中共政治权威的真正拥有者认定是敌人；同时，另一方面，中共政治也决不会拿掉这套「宪章制度」而另为那种政治权威立一套可以公开的说词和章程。这里有重重迷宫，也可以是重重陷阱；这里有无尽奥妙，几乎都无法言说、更不能言说。根据宪法和党章，非法者知道自己非法；但宪法和党章无关实际的政治权力，所以实际权力拥有者同时又认为自己是超越法与非法的。你说他非法，就像学生要求为胡耀邦平反所蕴含的，当然罪该万死；你说他合法，就像赵紫阳那样，既通过与戈尔巴乔夫谈话而为邓小平个人作出这样的解说，也试图通过与天安门运动相配合来推进民主和法治，从而为中共政治制度作这样的解套[注28]，那也一样罪该万死。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种政治中的最高权力超越任何「法」，他就是法，法就是他，你和他谈论合法非法就是挑战他。毛泽东对斯诺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等于说，毛认为自己就是天、就是法。打倒刘少奇，用毛自己的话来说，只需要动一动自己的小指头。邓小平搞掉胡耀邦，就是毛打倒刘的那一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演。

同时又可以说，这里的逻辑很复杂：究竟谁是「他」？「他」有其个体的人身表现，也有其权力架构、基本制度的体系化身；两者之间难解难分。邓小平说：「这次动乱，问题出在党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名义上看是李鹏和赵紫阳，实际上是我（指邓小平——李鹏原注）和赵紫阳」（本书「五月十九日」一节）。这个话，也是毛泽东当年「炮打司令部」的翻版。过去毛泽东怀疑刘少奇可能会替彭德怀翻案，必欲除之而后快，不惜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现在，邓小平怀疑赵紫阳可能会替胡耀邦翻案，也必欲除之而后快，也不惜策划同样惨绝人寰的天安门暴行。就「他」的个体人身表现而言，究竟谁代表党中央？党章中有答案，但是，你不能相信党章中的答案。李鹏说：为胡耀邦平反，「实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讲的是「他」的架构、体系化身。什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宪法中没有答案；即使有，你也不能相信那个答案。谁相信党章和宪法中的答案，谁就是敌人；谁要求落实党章和宪法的答案，谁就是「进攻」。

还有更复杂的一层：这种政治又绝不肯放弃自己所编织的那一套宪法、党章、民主说词等等。为什么？一个原因是：当他确定你是敌人的时候，他不会说你是他的敌人；他说你是宪法和党章的敌人，是党、社会主义和人民的敌人。尊重宪法和党章的人，必定被政治权威变成宪法和党章的敌人，这是中共政治不同于传统政治专制的一个特点，也是它深奥、复杂、难以理解的一个原因。

李鹏此书明确透露，邓小平是一九八九年北京部分地区军事戒严的提议者和决策者（「五月十七日」一节），也是六月三日天安门「清场」方案的最后批准者（「六月三日」一节）。据李鹏记述，邓小平明确说了，「要准备流点血」，不能不使用杀伤性武器（「五月十九日」一节）。可是，这不是杀人，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是为保卫社会主义而英勇斗争。专制政权杀人，往往激起人民的反抗，也会受到民主国家的谴责；但是，「平息反革命暴乱」就不一样了。国际社会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搞错了情况，还是赶快加入到这个政权的繁荣事业中来更好；很多二十一年前在北京游行示威、高喊「李鹏下台」的人们，现在一定同意李鹏此书的观点：历年来的实践证明，「平息这场动乱和暴乱」的果断措施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本书「前言」），中国因此成了「被世界上公认的令人羡慕的国家」（本书「后记」）。如果没有那一套宪法、党章和民主说词，那些实际上是把自己出卖给金钱的人，会这样自感无限荣光到「令人羡慕」吗？诚如德国大诗人歌德所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以来，国内国外无数的人，在那从死亡所开始的所谓生活的教育下，看来早就明白了政治学的学术研究迟迟未能揭示的真谛：在中国，管什么宪法和党章，管什么合法或非法，只要认准并跟紧真正的政治权威，「他」就是法，法就是「他」，中国的麻烦就没有了，中国的盛世就降临了。所以，自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被镇压，中国就成了一个非法压倒合法的世界，一个谎言掩盖真相的世界，一个权力践踏民意的世界。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围绕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所展开的政治图景，凸现了两个最为基本的政治问题：一个是国家权力与民众意愿之间的关系问题，一个是宪章制度作为基本规则（在中国，这包括宪法、党章等）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并不是相互分割的，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政治学研究中，前者一般被概括为国家（the state）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注29]后者则是近年有关institutions的研究复兴中的一个中心问题。[注30]在有关天安门事件的研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得到较多的重视，[注31]虽然相关研究也还需要继续拓展和深入；而关于「制度」的研究，特别是「宪章制度」与真实权力的互动，则还十分薄弱。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研究资料的相对匮乏，特别是高层权力运作的状态难以为研究者所了解，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制约。现在，李鹏此书提供了新的宝贵材料，既有助于解开一些历史谜团，更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两个问题，特别是后一个问题，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研究中的重要性，理解这两个问题之间的紧密关联，具有重要的意义。沿着这个研究方向，本文仅仅做了初步的、肤浅的尝试，更多的努力有待来者。

二零一零年五月底六月初，于太平洋另岸「桴浮书屋」[这个书屋的名字够酸的。]

「导言」作者简介：

吴国光（见图），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历史系教授、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美国哈佛大学尼曼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鲁斯研究员，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王安博士后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北京大学文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中国政治、政治制度及其转型、中国对外关系、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着有英文书籍四种、中文书籍十六种，以及中文和英文论文多篇。

注释：

1 江迅，〈李鹏《关键时刻》的关键〉，《亚洲周刊》，2004年3月28日，页36—39。
2 例见：Li Lu, Moving the Mountain (New York: Pan Books, 1991); Shen Tong, Almost a Revolu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Eddie Cheng, Standoff at Tiananmen (Sensys, 2009)；刘刚，《天安门，路在何方》（香港：英华出版社，2009）。
3 例见：严家其，〈又一次北京之春〉，〈六三之夜〉，均载严家其，《政治多么简单》（台北：正中书局，1992），页226—46，248—52；包遵信，《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槃》（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7）；张伟国编，《钦本立的擦边球》（布鲁克林：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2000）；高瑜，《我的六四》（香港：文化中国出版社，2009）。
4 例见：Harrison E. Salisbury, Tiananmen Diary: Thirteen Days in June (Boston: Little, Brown, 1989);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
5 例见：丁望，《六四前后：对八九民运前后的政治分析》（台北：远景出版公司，1995）；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6）；卡玛、高富贵，《天安门》（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洛杉几：真相出版社，2004）；张万舒，《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香港：天地图书，2009）；Roger V. Des Forges, Luo Ning, and Wu Yen-bo eds., Chinese Democracy and the Crisis of 1989: Chinese and American Reflec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Craig Calhoun, Neither Gods Nor Emperors: Students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Timothy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6 例见：Han Minzhu ed., Cries for Democracy: Writings and Speeches from the 1989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Michel Oksenberg ed., Beijing Spring, 1989: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Jonathan Unger ed.,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1); Theodore Han and John Li eds., Tiananmen Square Spring 1989: A Chronology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2); Andrew J. Nathan and Perry Link eds., The Tiananmen Paper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1, compiled by Zhang Liang); 张良编，《中国「六四」真相》（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
7 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并见：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eds.,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9).
8 例见：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纪实》（北京：大地出版社，1989）；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袁立本，〈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真相〉，载唐绍明主编，《平暴后的反思：坚持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页3—33。根据李鹏本书透露，这些出版物的目的是要「揭露」坏人以「争取舆论」。
9 这一系列着作包括：李鹏，《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3）；李鹏，《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4）；李鹏，《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5）；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李鹏，《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李鹏，《和平与发展：李鹏外事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10 引号内为李鹏原话。以下所引李鹏此书内容，在我的行文清楚交代时间的情况下，读者可按照这个时间交代，查阅此书相应日期的一节，不另行注明（比如说，本句内容，见李鹏此书「四月十六日」一节）；在时间交代不清楚的情况下，我以括号注明所引内容出自此书某日期的一节，不另加脚注。
11 书中多处显示李鹏对于姚依林的尊重和信任。在「五月四日」一节，李鹏记叙说，「（姚）依林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场动乱是不是赵紫阳发动的，这场动乱是不是打邓倒李保赵。他还提出疑问，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调子定得那样高，是否也是赵紫阳发动的。」李鹏评论说：「姚依林是一位老同志，并且久在中央工作，斗争经验丰富。他的两点质疑，确实发人深省。」
12 一个简单但可能很重要的解释，是李鹏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在本书「六月十五日」一节，在谈到阎明复的时候，李鹏在记叙了阎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庭背景之后写道：「我真无法理解，不知为什么，这样一个革命家庭出来的人，在关键时刻立场不稳，竟站到支持动乱一边去了。」这从一个侧面，反证了李鹏对于自己家庭背景的重视，特别是这种背景与自己的政治立场之间的关联。
13 赵紫阳，《改革历程》，页24。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页1272。
15 同上，注3。
16 在这一节，李鹏写道，胡耀邦在政府中没有职务，学生因此不应该向作为政府总理的李鹏递交有关胡耀邦的请愿书，他们应该向总书记提出有关党务的问题。
17 张万舒，《历史的大爆炸》，页57。
18 上书，页58。
19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页32。
20 陈小雅，《天安门之变》，页122。
21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2年9月6日通过）（此章程在一九八九年为有效章程——吴注）第二章第十条第三款：「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第三章第十九条第一款：「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是：（三）讨论并决定党的重大问题」；第三章第二十条：「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领导党的全部工作」；第三章第二十一条：「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见《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从一大到十七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页105、108。
22 赵紫阳，《改革历程》，页58。
23 参见李鹏本书「前言」，那里这样不点名地讨论赵紫阳在「这场动乱」中带给「我们」的教训。
24 赵紫阳，《改革历程》，页25。
25 上书，页66。
26 上书，页66-67.
27这些东西，在政治学中，都属于institutions 的范畴——汉译一般用「制度」一词，但它明显与当代汉语一般意义上所使用的「制度」概念有很大的不同；我这里试用「宪章制度」一词来表达其涵义。在下文中，除非另外说明，我一般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所谓「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的学术传统内使用「institutions」 (也即我所说的「宪章制度」)的概念，特别是其中的「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关于界定和阐述这一概念的相关文献，例见：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8 这里的「制度」一词，是在当代汉语一般意义上使用的。
29 例见：Alfred Stepan,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Joel S. Migdal, Atul Kohli, and Vivienne Shue eds.,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Joel S. Migdal, 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0 例见：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John L. Campbell and Ove K. Pedersen eds.,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31 例见：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Andrew Walder,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he Beijing Upheaval of 1989,」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38, no. 5 (Sept./Oct. 1989), pp. 30-40.

方励之事件始末

刘柠


日本真正能动、灵活地展开人权外交并取得了良好实效的，是18年前围绕方励之夫妇的出境问题，以北京为对象的一场攻防战。今年6月，日《产经新闻》首次披露了这方面的密档，使这一历史公案的真相浮出水面。


方一家三口进入北京的美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翌日（1989年6月5日）。两天后，中国当局召见美驻华大使James Lilley，要求引渡方夫妇。同时，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通缉全国，并在美大使馆周边地区重兵把守，严密监视。美国方面于1989年7月派遣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赴北京交涉，谋求问题的解决，但中国以所谓“国内法”和“国际法”为后盾，寸步不让。


对美国而言，引渡是无法想象的。用Lilley大使的话说：“一方面，方与美学术界和人权团体关系深厚，作为民主活动家有很高的声望。另一方面，中国一旦逮捕反革命分子，甚至拥有将其处死的‘合法’权利。”继而，中方展开了揭批方励之等学运“黑手”的政治攻势，将矛头对准了美国。双方剑拔弩张，氛围高度紧张。


但与此同时，旨在和平解决“方励之事件”的政府间斡旋工作，也在水面下悄然展开，不仅当事的中美两国，日本也被卷了进来。事件发生于那一年的“春夏之交”，但整个秋、冬，乃至翌年的“春夏之交”，中、美、日三国都没闲着，中美、中日、日美，双边谈判、多边协调，形形色色的方案被反复权衡、掂量。终于，一个将问题的解决与解除经济制裁挂钩的预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其契机是中国总理李鹏与日本驻华大使桥本恕的秘密会谈。后者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代日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曾主导了日方谈判的方向和进程，深受中方的信赖。


桥本回忆说，1989年12月，斯考克罗夫特第二次访华无果而终。不久，李鹏对日本发出信号，重弹日对华援助贷款（ODA）的历史和意义，呼吁日方“信守政府间承诺，务必实施第三次日元贷款”。第三次贷款本来系1988年前首相竹下登访华时承诺的经援，计划从1990年起的5年内，总计贷与中国8100亿日元（约56亿美元，相当于1989年末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但在1989年7月于巴黎召开的第15届西方七国首脑峰会（G7）上，作为西方民主国家协调一致的对华制裁措施而被冻结。


对于经济陷入空前绝境中的中国来说，第三次日元贷款与同时被冻结的世行贷款（约23亿美元）一样，不啻为强心剂，其意义完全可以用生死攸关来形容。乃至桥本恕觉得，“李总理拼命游说，令人感到冻结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90年代初，日海部（俊树）政权面对国内财界的强大压力，曾试水解除对华制裁，外务省也制定了于90年7月的休斯敦（G7）峰会上，修正前一年通过的制裁决议案的战略目标，但此举必须首先与美国取得协调。为此，90年春，现驻华大使、时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宫本雄二奉命访美，旨在摸清美方的底牌。

但宫本发回的报告，结论却是否定的：“美国会和舆论非常强硬，即使在政府内，解除制裁也没有讨论的余地。对方励之事件的反弹之强烈，其一日不解决，下一步便无从谈起。”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只有自己往前走，勉力推进。桥本大使秘密拜访了老相识、中共中联部长朱良。照桥本的经验和想法，对华交涉“要考虑对方的面子”。于是，会谈既未涉及日元贷款问题，也未触碰方励之事件，只是就事论事地说，“我们正在面向在休斯敦峰会上解除制裁而努力，希望中国也能加以切实的应对。”


这一次，中方显然理解了日方的意图：在桥本大使与中方接触的一周后，6月中旬，中共当局做出了允许方励之一家出境的决定。在方一家乘坐美空军飞机出境的当天，中方低调发表了关于“方夫妇出国治病”的消息。在两周后召开的休斯敦峰会上，日美协调一致，解除了冻结一年之久的第三次日元贷款和世行融资。但对在方励之事件的解决上日本曾插手斡旋之事，中、美、日三国均未公开。


方夫妇半年后顺利移居美国，现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执教。不明就里的方励之，定居美国后，还屡次批判日本率先解除对华制裁的“机会主义”之举。

李鹏「六四」日记出版前言

作者：鲍朴

出版这份重要历史事件当事人纪录的关键在于文件本身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虽然使用尽可能多的公开史料，经过仔细的推敲和对比，结论确认是真实的李鹏「六四」日记，但在缺乏作者亲自认证的条件下，任何旁证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局限。好在本书出版之际，原作者和许多的当事人尚且健在，如有丝毫作伪之嫌，必将逃不过众多读者的眼睛。

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以封面故事的形式独家报道了国务院前总理李鹏的「六四」日记，文中报道说二○○三年的秋天：「八九年时任总理的李鹏，写了近三十万字的六四日记及书稿，名为《关键时刻》（编按　李鹏「六四」日记」），并且将书稿发送给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希望中共中央准许出版。「书稿发出两个月后，李鹏没有获得任何反馈讯息，于是打了多个电话给拿到书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再询问读后想法，强调书的内容可以修改，但希望中央准许出版。不久，胡温新政府给李鹏明确答复说，经中央研究，此书暂时不公开出版为妥。」

二○○九年本社出版了「六四」事件另一主要当事人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之后，有人通过中介与本社取得联系，并且转交了一个复印稿本。打开一看赫然便是传说中的《李鹏「六四」日记》（以下简称「原稿」）。

《改革历程》可作印证

由于来历不明确，「原稿」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问题即刻成为出版之前的首要问题。本来，赵紫阳的录音回忆《改革历程》可以是一个印证「原稿」真伪的有效工具，但是由于本社得到「原稿」之时《改革历程》不仅已经出版，而且已经广为流传。是否有对照《改革历程》作伪的可能也就说不清楚了。因此对比之下，尽管二者内容高度吻合，在下结论的时候也不能百分之百地据此说明「原稿」的真实性。

本社获得的「原稿」是排版后的简体字版的复印件，虽保留了原版面，但没有作者，没有版权页，没有封底以及封面，也没有《亚洲周刊》报道的「征求意见稿」字样。李鹏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前言」后面结束时的署名：「李鹏二○○三年十二月六日初稿」。「前言」的最后一段，明确提到：「我这本书暂定名为《关键时刻》，副名为《李鹏日记》」。

但「原稿」是否就是《亚洲周刊》所报道的李鹏「六四」日记，尚存疑点：《亚洲周刊》曾有「近三十万字」一说，但「原稿」经精确统计以后，确认为十四万八千余字。二者相距甚远。鉴于《亚洲周刊》记者并未亲眼看到当时的文稿，因而「字数存疑」也不足以说明本社所获「原稿」的真伪。

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指出：「当事人写亲自参与过的历史很难摆脱主观的成见。」在此，「原稿」的「主观成见」，恰恰是左证材料真实性的一个重要观察点。研究之后，不难发现「原稿」内容高度一致，写作目的明确，与当事人身份完全符合。特别是内容之中从未发表过的众多具体细节，与可靠的公开史料高度吻合，大大降低了作伪的可能性。

胡适先生曾指出：「凡能著书立说成一家言的人，他的思想学说，总有一个系统可循，决不至有大相矛盾冲突之处。故看一部书里的学说是否能联络贯串，也可以帮助证明那书是否是真的。」但是应该指出，使用这种鉴定史料的方法，还是留下一些小的存疑。这里只有向读者坦白点名，请读者自己去判断。

删改历史属常态

比如：就胡耀邦追悼会传说李鹏答应见学生，「但等了几个小时，李鹏也不出来，因而激起群情激愤」一事，正文四月二十三日记录中说：「乔石同志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治丧事宜，得知学生要递请愿书时，就指示治丧小组派工作人员出去接收学生的请愿书。在这个时候，我早已离开人民大会堂，回到中南海办公室了。治丧办的工作人员没有说过，也不可能说李鹏总理答应过出来见学生。」

但是，在正文五月二日记录中却另有说法：「我之所以不出来见学生，是因为我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出来见学生，弊大于利。想当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国家虽已大乱，但毛主席的威信真比天高，可谓一呼百应，周总理是代表毛主席向群众讲话，所以才有作用。

如今中央内部意见就不一致，我讲话，讲什么，代表谁。如今，赵紫阳是党的总书记，一把手，对这样重大的问题，理应由他出来见学生，代表中央说话。我已识破，学生拱我出来亮相，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是想把我推到第一线，当靶子来打，从而在全国挑起更大的事端。」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作者以国务院前总理的身份同共产党政治斗争结束以后的「正确路线」保持一致的立场，使一些很容易证明的事实上的谬误和隐讳遗漏，不能成为鉴定「原稿」作伪的依据。比如，「原稿」中提及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共计三十余处，而曾经代表官方向全国人大作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的另一主要参与者国务委员及北京市长陈希同的名字却一次都没有提及。

执政党有随时随刻垄断真理的习惯，但缺乏修订当代「信史」的记录。由于出自政治目的删改历史，在中国大陆尚属常态。因此《亚洲周刊》所报道的李鹏「六四」日记被中共中央禁止出版的报道可信度极高。但社会上对「禁止出版」的反应却是一致负面性的，反映了人们相信历史纪录的留存是有对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

《亚洲周刊》总编邱立本先生事隔几年到二○○九年在《寻找六四的最新拼图》一文中还念念不忘，写道：「李鹏所写的六四日记《关键时刻》，就应该被中南海准许出版，而不是尘封在高层的档案中。」

此外，由「六四」事件死伤者家人组成的「天安门母亲」在二○○七年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公开信中也认为李鹏「有权提供证言、证物，为自己辩护」，并且公开呼吁「执政当局改变决定，让《关键时刻》一书能够公开出版、发行。」

坚信历史纪录的留存是有益的是本社出版这本书所依赖的唯一动力。当事人的记录和回忆是研究历史的不可或缺的基本素材。为了对历史负责，也对当事人负责，本社作了最大的努力，保有了原稿的完整性。

原稿配有插图三十四幅，分布于内文各处，在复制媒介中已经不可复原，只好删除，但原插图说明在《附录》中予以保留。正文中四月二十六日一处提及「以上凡黑体字均是小平同志亲笔修改的」，因黑体字已无法辨清，只有加批注说明。除此以外，别无任何删减，增添或更改。原稿中的少数文字性错误亦予以保留，并加批注说明。

另须说明的是，本书出版以后，如为作者所证实，则关于版权的合法权益应归属作者本人

2010年6月5日


—— 原载: 信报

我的心更没死！----“六四”前后我和上海市委领导的接触

沙叶新

二十年了，我对“六四”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再不说，有点憋；可真要说，又说不出什么惊天动地或感人肺腑的事情，因为整个“六四”期间，我不在举世瞩目的北京，我在上海。上海虽然也有示威，有游行，有绝食，但没开枪，没坦克，没屠杀。北京是震中，是飓风口，是火山顶。上海在这一风波中的险情、影响、后果，都无法和北京相比。况且我不是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只是游行队伍中的随行人，甚至我对游行也并不热衷。由於风云际会，恰逢机遇，让我在“六四”前后能够和当时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曾庆红、江泽民有所接触，有所对话。这也并非重大国家机密，即便机密，二十年过去，也可以解密了。如今披露出来，但愿能为这段历史增补数行笔墨。

曾庆红和新权威主义

一九八九年初，时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我，因工作烦恼和忧国忧民，写信给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希望见面一谈。信上说：“你能听听我这个基层干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许对你指导全面工作有好处。”口气不小，如能在信中补上一句“我也会从你的交谈中获得教益”，就好多了。但我这人心直口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写信亦如此，笔不停辍，文不加点，就匆忙寄出。一月十六日下午三时，曾叫秘书来电话，请我去他在康平路的市委办公室。

我一月十九日下午四时的日记：

“星期一（一月十六日）……我在曾的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我几次要走，他都说再谈谈。我主要谈我在信中所说的三个问题：一、为什么各个单位人际关系那么紧张。二、为什么有些政策不错，可执行起来那么难？三、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人们获得了不少利益，可还是骂娘？他也谈了不少，近似聊天。”

日记是简略的，记下的也许并不重要，而日后才显现其重要性的事情反倒没记。比如，那天我和曾讨论过一九八九年的形势，意见不一，现补充如下。

我说：“凡经济上出问题，隔年政治上总要出事。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提出『大干快上』、『特大跃进』，致使一九七九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第二年，一九八○年，以『两个凡是』为口实，华国锋就辞职下台了。一九八五年，从不涨价的中国市场第一次出现涨价.那时我还抽烟，『飞马』牌本来二角八，一下子涨到三角二，火柴和肥皂也涨，造成供应紧张，人心波动。第二年，一九八六年，胡耀邦便在中国的第一次学潮中下台了。去年，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导致价格飙升，百姓恐慌，物资短缺，到处哄抢。我当时在澳大利亚，妻子来电告诉我，银行出现挤兑，不得不暂停营业.这是中国从未有过的经济动荡.”

曾说：“今年因此就会出事？”

我说：“可能吧，因为老百姓连这样的歌都唱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没有钞票。∕反动派，没打倒。∕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全国人民要大团结（”大团结“是当时一百元人民币的图案），掀起了吃喝玩乐的性高潮、性高潮！”

曾说：“如今党风民气是有问题，但并非像这首歌或者像传说的那么糟。我们的新闻界也不应该将人民的注意力硬转到社会的这些和其他某些敏感的问题上去。今年会不会出事？我认为自由多一些，民主要慎重，就不会出事。新加坡不就是这样吗？社会和政治很稳定。”

当时新权威主义思潮正风靡一时，并得到官方的青睐.从曾的“民主要慎重”一语以及他对新加坡经验的肯定，可以得知曾以及与他类似的高干们日后对“六四”民主运动的基本态度。

江泽民召开上海知识分子座谈会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很快就引发了震惊全国和世界的大学潮，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市民相继游行示威。上海市委还因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激起轩然大波，难以自拔。

我五月十七日下午二时的日记：

“五月十六日下午二时，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出席者有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陈至立、黄佐临、张瑞芳、苏步青、夏其言、邓伟志、宗福先、王沪宁等三、四十人，其中有些人，我不认识.我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认为学生运动起到了人大、政协应该起而没起到的作用。”

日记过於简略，补充如下：

会议一开始，江泽民便说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他作为市委书记，压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济。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他最近有神经病，而且说了两三遍，听得我们莫名惊诧。我想，他可能是想说他精神方面有点毛病，或者是想说他有“精神病”；而“神经病”一词在江浙沪地区意同“疯子”，他肯定是用词不当，说错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江泽民说到学潮以来，他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就用上海话作一譬方，他说他像乌龟（上海话念“乌巨”）一样，头伸出来一刀，头缩进去一刀。这显然不伦不类，比喻失当；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说自己是乌龟的！

之所以如此，想必是江近日以来，疲劳过度，意乱心慌，以致慌不择言，辞不达意。否则像江这样口才甚好也极爱表达的人，不至於有如此语病和口误.语言是内心的外化，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江的内心纷扰，如热锅之蚁。

这次座谈会，给我的强烈感觉是为了解决《导报》问题.

江说：“最近以来上海所发生的事，游行呀，示威呀，静坐呀，绝食呀，北京、全国各地都有，上海唯一的『土特产』，就是《导报》问题.市委对钦本立同志的处理仅仅是停职，不是免职嘛。停职，还可以复职嘛。有人希望市委主动找个台阶下一下，我们也希望呀，但是双方面都要下台阶才行呀，一方下了，一方顶着，也不能解决问题嘛。”

江当时对解决《导报》问题确有诚意，也非常急切，这和来自中央的压力有关.此前江去北京找过赵紫阳请示办法，赵没见，鲍彤见了。鲍传达赵的意见，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於是江返沪之后不得不急忙“解铃”。

还有一细节很能表现江的意愿和焦虑，当记协主席夏其言提到他是钦本立的入党介绍人时，江便立即离位，和夏并坐，低声交谈，明显感到是他在向夏求援，希望夏帮助说服钦解决《导报》问题.

我的发言有两点，一是说：“年初我对曾书记说过，今年要出事，不幸而言中，果然出大事。我支持学生运动，但素不爱游行，君子动口不动手，也不要动腿；游行要动腿，走那么长的路，很累。更不主张绝食，怕出事，会死人。每一个生命都很宝贵，尤其是青年人的生命。都是共产党，应该好商量。”

第二，我说：“现在的领导干部，一是有委屈情绪，工作很辛苦，成绩也不小，怎么学生还要游行？想不通。这个问题我也和曾庆红同志探讨过.当人们的温饱基本解决之后，『需要层次』便直线上升，要求尊重、要求自我实现.不满和骂娘，都是为了社会的更大进步。再就是领导干部不习惯民主，喜欢自己的一言九鼎，不喜欢人家的七嘴八舌。”

我发言中还举了江泽民一九八七年在上海交大处理学潮之事为例。那次他以一个学生运动的前辈来开导大家，起先还很受听，当江用英语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时，有点炫示，发音也欠准，被台下一个学生“嘘”了几声，江便“尊容失色”，指着台下质问：“谁？你上来，上来！”没想到该生真的堂而皇之地上来了。江连声问，“你叫什么名字！”该生也坦然回答，反而使江下不了台。

我对江说：“起先你很潇洒，后来你失态了，表现的不是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是一个父母官的架势。什么原因？就是不习惯民主。”

江对我的话非但不以为忤，反倒说：“还是你们作家懂得人心，看得准。”出我意外。

五月十八号我的三点建议

我五月十九日上午八时的日记：

“前天（五？一七）晚上，智红（我女儿）从学校来电话，说『上戏』将在十八日上午游行，问我去不去。她希望我去。

“十八号一早，六时五分起床，匆匆离开程桥宾馆，乘坐五十七路公交车。三十分钟后，便到『上戏』。来到女生宿舍楼下，红儿迎了出来。她说，游行八时半出发.时间还早，我於是回家，泡了杯茶，想喝足了，再去游行。”

在家中喝茶时，我考虑到江急切想解决《导报》问题的愿望，又考虑到学潮以来江和朱鎔基一直未在媒体露面所引起的疑惑和猜测，使我大发“忧国忧民”之心，便打了个电话给曾庆红.曾的秘书说曾还未起床，我说那就算了。我想这几日曾和江一样，难得安眠，我这么早打电话给他，实在妨碍他的休息。秘书问我是谁，我说沙叶新。他连忙说，你等等。稍顷，曾来接电话。我向他提出三点建议，我同天日记中有记录：

“一、市委迅速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声明学生游行是爱国民主运动，并希望全体市民支持学生，同时也劝慰学生不要绝食。

“二、市委迅速对钦本立事件有个态度，可以主动下台阶，比如市委可以说对《导报》的处理『操之过急』，如果钦不满意，市委还可以再下一台阶，说『处理欠妥』。如果钦仍不满意，那我可找一些能够和钦说上话的人做做工作。如果问题解决了，就请钦在电视台发表一个讲话，劝同学不要绝食。

“三、请江泽民同志迅速出面，接见绝食的学生。”

“我对曾说，要做到以上三点，市委就别怕和中央不一致，要有独立行动。

“曾说，问题不是如此简单，而且这三点很难做到，至少是来不及了。但我一定在今天上午的常委会上，转达你的三点建议.”

虽然我的“书生之见”未被採纳，有些怅然，但曾没有敷衍我，没有打官腔，对我说了实话。我喜欢这样。

打完电话我就去“上戏”参加游行，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女儿，怕她出事。

“六四”后我带了三天黑纱

我六月五日上午七时十五分的日记：

“北京在流血。我震惊、哀痛、哭泣……

“我太书生气，以为政府不会下令枪杀百姓，他们居然就如此做了，这个政府罪该万死！

“昨天凌晨和上午，都看到华东师大的学生、研究生在主要街道阻止交通，宣传北京的事实真相，我真为他们的勇气感动。

“我想今日上午带黑纱，表示我对死难者的哀悼。”

我六月六日上午八时的日记：

“昨日上海全市交通阻塞，因上海各高校学生上街，设路障，破坏轮胎。这是四十年来所没有。

“为了哀悼死难学生，昨日（五日）上班时我佩戴了黑纱。到剧院后，人问谁死了，我说北京的一个老同学死了，当然大家心中都知道我的黑纱是为谁而戴。”

当时北京已经给学潮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不久中央电视台二十四小时连续播放通缉令和到处抓人的消息，全国一片恐怖。此时此刻，我为死难学生戴黑纱，无疑是在撞枪口。

我妻子大吃一惊，她本以为我只是在家戴黑纱，但她看见我还要戴着去上班，便一把抓住我：“你不要命了！”我说：“是不要了！”她说：“你不要命，那我呢？孩子们呢？你给我把黑纱拿掉！”我不肯，她说：“我求求你，你就在家里戴算了。”我说：“不，我要去单位戴，我还要上街戴！”她更加吃惊，但又无法阻拦我。我说：“虽然我不太主张游行，但坚决反对开枪；他们在大街公开杀人，我就要在大街公开戴黑纱，否则我对不起死难的学生。”

晚上下班之后，妻子看我平安回来，总算松了口气，没想到，我第二天还要戴黑纱，她说：“你还没戴够？非要戴出事来呀！”我说：“死了那么多学生是国丧，我要独自悼念三天！”这样我就戴了三天黑纱。

为戴黑纱，很多人为我担心，说：“北京那么大的示威都已结束，你怎么还在上海单独示威！”还有人见到问：“你怎么还没被抓起来？你要多保重呀！”我当时确有“烈士心态”，真想和死难学生同生死，否则好像太不公平，为什么学生死了，我没死？

我六月二十七日晨七时的日记：

“据传又要通缉知识分子十七人，有严、苏等人。人们也在担心我。我想退党，YW劝我此时不宜有动作，只能沉默。

“近来我常常想到死，毫不畏惧，甚至盼望它早点到来。我只是不愿老死、病死。希望死得有价值，死得其所，死得潇洒，死得给活着的人有力量。”

没想到，从那时起，我又活了二十年；但不是苟活，而是复活！“六四”的枪声让我抛弃幻想，学生的死难让我彻底觉醒。我已经是一个更新了的我！

江泽民“衣锦还沪”，再次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

我八月六日上午九时的日记：

“前天，八月四日，一早醒来，准备上午在知识分子座谈会的发言，打了个腹稿。八时二十分在宣传部门口集合，集体上车，去桂林路的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到会者约有三百人，分系统坐，有科技、教卫、宣传等系统.文艺界的有黄佐临、张骏祥、张瑞芳、白杨、谢晋等，还有一些中青年演员，如言兴朋、梁谷音、岳美缇、刘异龙、王芝泉……

在“六四”硝烟尚未完全散去，出席由上任才一个多月的总书记召开的座谈会，其出席人员名单当然要严格审查，居然我这戴黑纱者也被邀请，实出我意外。我的座位离江等领导不远，面对面。朱鎔基和曾庆红临座，我能听见他们的交谈。朱在看一份出席者名单，低声问曾，谁是沙叶新，曾向我指了指。这使我想起我之所以能“漏网”出席，很可能是我五月十八日晨向曾提出三点建议给曾留下了好印象，让他认为我在危难之际，能急市委所急，想市委所想；这名单当然也一定是曾最后拟定或批准的。

“……九时，江泽民出场，市委主要成员朱鎔基、吴邦国、曾庆红、刘振元、陈至立、毛经权等也随之而入。江做了个开场白，然后请大家说.最有意思的是老科学家WYL的表态发言，写好了稿子照着念，词句全部是报纸上的，令人可笑，也可哀。江等领导似乎对这类表态不感兴趣。谢晋的发言虽然实在，但太长，且重複.王沪宁发言有条理，有限度地提出一些问题.如说他有篇文章原准备发的，但『六四』之后不给发了。江说，你拿来我看看。有一教师讲到师范生和教师的待遇之低，令人同情。一位搞经济的说到经济失误的原因，他主张还是应该以计划经济为主。

“江最后发言，给人感觉是解释性的，安抚性的。他着重谈了天安门事件和国际的大背景等等，但说服力不强。只是有一点值得注意，他说今后游行示威要讲民主，也要讲法律，国家也要有应对此类问题的正常手段……

什么是正常手段？在天安门所採取的手段是正常的吗？江没说.但他说到，当时确实没有经验，也没有橡皮子弹。他还说当初让他去北京，他毫无思想准备，也不知他去干什么，只通知他马上来，还说北京很乱，要他化装，还要化名，身份是画家。但化名他记不得了，只记得姓李，叫李什么，江正在回忆时，白杨突然提醒道：“李可染！”大家一愣，李可染就在北京，不可能用此化名。以上算作是当天会议的“花絮”吧。

“……我未发言，因为没时间.但我很想将自己的看法写信给江。我有些意见极不合时宜，但必须讲.”

我以后并没给江写信，因为此时作为总书记的江，和当时作为市委书记的江已经不一样了，已是这场风波的最大得益者了。那时他很希望妥善解决《导报》问题，此时他软禁了钦本立，还抓了张伟国。人是会变的。

一些当时支持学生运动的人也在变：或忏悔、或效忠，或告密，或下石。也有极个别的人想在我戴黑纱一事上做点文章，要整我。但也有另外一些人，同情我、支持我、保护我。就在这次座谈会的第二天，我所在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贴出了一张喜报，大意说：“八月四日，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上海接见了我院院长沙叶新同志，特此通告。”这是我院的党总支书记的有意安排，为的是借助锺馗打伥鬼。虽然通告有些夸大其词，虚张声势，但还真起到了震慑作用，让伥鬼噤声。我真的感激这位总支书记的心意，在那淒风苦雨的日子里，在我甚至想到死的哈姆雷特式的徊徨中，能得到这样的呵护，这样的温暖，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因此我在任何时候都深信：人心没死，我的心更没死！

二○○九年六月二日上海善作剧楼

人民币升值趋势与恶性通胀预期

何志成

最近几年来，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一个焦点问题。西方特别是美国，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要求中国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于是人民币展开了碎步小跑的升值进程，累计对美元升值了约21%，对欧元则升值了约12%。但是这一升值趋势在奥运后陷入了停滞，尤其是12月初爆发的人民币跌停事件，卖盘汹涌，充分暴露了对人民币的信心在事实上的脆弱。人民币汇率到底多少才是合理的？这个问题在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之前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答案。相对于由中国多年的国际收支盈余积累起来的庞大的外汇储备来说，按照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人民币无疑是被低估了；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实质状况，尤其是货币供给量与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比率，人民币可能又是被高估了。不管人民币汇率是低估还是高估，毋庸置疑的是：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已经经历并且很可能将继续经历一个逐步锐减的过程，也就是说，中国已经经历并很有可能继续经历一个剧烈的通货膨胀过程。

我们还是从首先从外汇储备的角度来考察。按照自由主义的诸经济学派共有的一个基本观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往往恰恰是导致经济剧烈偏离平衡的根源。姑且不论这一观点是否是普遍的真理，如果把目光放到中国的外汇制度来看，这一理论无疑是很有说服力。中国积累巨额的官方外汇储备最大功臣是中国外汇制度两个核心--汇率管制和强制结汇制度，而非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增长和国际贸易的扩大。汇率管制，使得汇率不能正确和迅速地反映国际收支状况，导致国际收支失衡持续扩大，在国际贸易顺差的情况下自然就积累了大量的盈余。而强制结汇制度则无疑是外汇集中于官方储备的原因。美国乃至日本现在的官方外汇储备都不如中国，但如果算上民间的外汇存量，其总额还是大大高于中国的。日本的官方外汇储备只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左右，而美国则是典型的藏汇于民的国家，其官方外汇储备与民间相比微不足道，并且其中大部分为黄金。中国的民间外汇储备数量目前没有数据可查，但一般认为不足官方储备的十分之一。

强制结汇带来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后果是，外汇收入从某种意义上反过来成了增发大量人民币的信用担保。因为在07年之前，政府财政多年赤字，寅吃卯粮，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来结汇。政府也并未为此发行特别国债，从民间筹集资金用于收购外汇。政府的做法是直接开动印钞机（强大的印钞机也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按官方汇率，每收进1美元，就印相应数量的人民币。收进来的美元反过来成了增发的人民币所对应的资产。我们很容易想到，收进了的一美元，不可能全部都是财富增量，与之相反，其中可能只有极小一部分是财富增量。比如：一件商品在国内的成本是0.8美元（把人民币折算成美元），卖得1美元。结汇以后，国内的人民币总量不是依据财富增长增加了0.2美元，而是1美元，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大大超出了实际财富的增长。这实质上就稀释了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如果将这一美元等同于国内的实际财富存量，账面上还是平衡的，而事实上则是这一美元不能等同于实际财富存量，退一万步讲，即便等同于实际财富存量，美元不能在国内流通，它所代表的财富也不在国内而在国外。这就构成了一幅颇有讽刺的图景：实际财富流出，国内货币存量反倒因此增加。中国官方汇率坚持所谓人民币的低估政策，表面上的理由似乎是为了保障出口行业的竞争力云云。但我们往深处一想，不难发现政府为了收进这些外汇所付出的成本微乎其微，因为它只要开动印钞机即可。人民币对他而言几乎是零成本的，但美元不是他可以随便印的（只有朝鲜这样的国家才敢随便印假美元），他印出来也是假的，最多只能算是伪造的比较好的假钞而已。所以政府有足够的动机，以相当慷慨优惠的价格“笑纳”外汇。将外汇当成增发的人民币的信用保证，可以保持账面上的平衡，而由此引起的人民币购买力被稀释，则由全社会承担。这是一种隐秘的通货膨胀。试想在“印钞机”受到严格约束的国家，政府要增加官方的外汇储备，不管是利用官方的货币平准基金也罢，发行特别国债也罢，无外乎都是利用现有的货币存量，而不会增加社会的货币供应总量。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增加外汇储备的成本无疑是高昂的，毕竟他要拿出真金白银来。如果为此发行国债，还会引起利率上升，增加政府筹资的负担。所以政府没有动机去扩大官方的外汇储备规模。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的结汇制度，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根源。由此引起的通胀，或许也可以成为“输入型通胀”，当然它的意义与经典意义上的“输入型通货膨胀”截然不同。

前一段时间，中国扩大美国国债购买引发了多方面的批评，但我认为这是明智的。中国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外汇储备的保值。从安全性，流动性，市场容量，持有成本等诸方面考虑，美国国债都是最佳的选择。前一段时间，中国企业普遍爆出海外投资巨亏的丑闻，充分说明目前中国企业受经营管理水平低下，约束软化等等诸多因素影响，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是非常危险的。至于普遍受到关注的美元贬值问题，我们应当承认，美元确实一直在缓慢贬值，但是如果我们环视全球，我们会发现，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货币不在贬值，他们贬值的速度往往只会比美元快而不是比美圆慢。正如一篇文章中所讲：美元是一只烂苹果，但他还是诸多烂苹果中最为不烂的那一个。我们不应该忘记，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时候，英镑对美元的汇率是1:2，而现在大致在1:1.4左右。英镑贬值的速度要远快于美元，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至于某些以前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其货币的贬值速度到今天来测算，与美元相比只能说是骇人听闻。由于对应于外汇的人民币已经增发出去，如果这些外汇储备出现巨额亏蚀，那么人民币的信用将岌岌可危，这就连账面上的平衡也无法保障了。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将由隐秘走向公开化。更进一步讲人民币的信用目前与其说是建立在国家信用的基础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巨额外汇储备的基础之上。如果外汇储备减少过多，在中国会引发复杂的政治经济效应，这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从最近公布的数据来看，在2007年出现短暂财政盈余之后，2008年全年中国将出现高达1100多亿元的财政赤字。于此同时，政府财政收支分别达到了 64000亿元左右这一庞大基数。随着所谓积极财政政策的深入展开，财政赤字有望进一步扩大。由于经济下滑带来的税收下降，未来能够消减赤字的希望目前还没有看到。从整个经济大局出发，中国有必要保持人民币汇率，至少是对美元汇率的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如果出现明显的下滑，将对整个经济信心带来极大打击，引发资本外逃等严重后果。官方的表态也说明了其保持汇率基本稳定的决心。但是，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压力已经如同冰山浮出水面。在财政赤字扩大和人民币贬值压力的双重夹击下，政府处于骑虎难下的两难境地。官方多次表态希望美国保障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这容易被附会为不希望美元贬值。个人认为所谓资产安全，更确切地讲应该好似账面资产的安全。美元如果出现剧烈贬值，反倒可以成为中国纾缓困境的良机。因为同样在保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中国随美元的贬值相应可以多印钞票，减轻赤字压力。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同样受到严重赤字困扰美国政府即便有让美元大幅贬值的动机，也要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四万亿的投资计划看起来确实宏伟壮观，但是其资金来源是很让人怀疑的。即便在中国，在连账面上的对应财富也没有的情况下开动印钞机也是很审慎的。中国尽管基本平安渡过了07年以来的剧烈的通货膨胀，官方对通货膨胀的态度还是非常审慎。因为这种速度的通货膨胀如果持续下去会严重影响到政治稳定。80年代末价格闯关后连续两年高达两位数的通胀率，正是当时政治风波的经济根源。今天的中国领导人都经历了那些事件，他们的印象应该是非常深刻的。通胀可以有，但必须是温水煮青蛙式的。要做到这一点，印钞机就必须充分受到节制。在这一前提下，把资金来源寄望于印钞机是不现实的。当然话说来，如果真要到了燃眉之急，政府还是会不顾一切的。后面还会谈到，对政府而言，与财政赤字相比还有一个远为更可怕的敌人，那就是失去强势集团的支持，所以指望减少支出来消减财政赤字是不现实的。津巴布韦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津巴布韦的超级通货膨胀经济管理的失当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对当年的革命战士支付的过高福利以及其后为了继续获得包括这些人在内的数目更为庞大的群体的支持而进行的畸形福利支付才是根本原因。）

让我们再回到了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的根源这一问题上来。通货膨胀可以分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还有更为隐秘更为根本的一种，结构性通货膨胀。所谓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的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有的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但是在成果分配上，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的部门并不会甘心于接受相应比例的收入，他们会要求相当于或者至少接近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的部门的收入。当然，还有某些部门劳动生产率根本没有增长，而某些社会组织—比如政府机构根本就没有参与财富创造，他们也会要求“均贫富”。“均贫富”的后果就是货币供给超过了社会财富的增长，而就形成了通货膨胀。这在各国都是如此。但在中国，由于体制原因，这种情况尤为严重。表现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慢的部门，比如大型垄断型国企，和根本就不生产财富的组织，比如政府，某些事业单位，反倒获得了更高额的收入分配，瓜分了财富增长蛋糕的大部分，而真正创造财富的部门，只得到了点辛苦钱。这就形成了极为强大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推动力，多年以来一直如此。中国的通货膨胀，最主要最根本最持久的是结构性通货膨胀。

我们或许看到过一个特例。2002年到2007年，中国曾经经历了所谓“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事实是否如此呢？个人以为中国财富分布的极不平衡推迟了全面通胀的到来。由于社会财富只被少数人获得，而广大下层民众几乎没有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多少实惠。少数人在日常用品上的消费是有限的。一个人再有钱，一天也只吃三餐饭。而且由于贫富差距极大，富裕阶层享有的物品与下层民众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商品。比如说富裕阶层是肯定不会跟穷人一样消费“三鹿”奶粉的。所以通胀很长时间没有传到到普通日用品上，但是它确实很快地传导到了高档的大宗消费品：住房。住房由于其资本容量大，收益稳定等等优点，成了大资金的宠儿。过去几年疯狂上涨的房价是没有计入CPI的。所以所谓的低通胀是这么来的。到了后面流动性泛滥，连房地产市场市场也容不下这么多资金了，资金流入股市造就了大牛市，后来连股市这个口袋也装满了钱，从楼市，股市，大型工程这几个满口袋里溢出来的钱流入到了民间，这些资金不得不“屈尊光顾”普通消费品，于是全面通胀突然来临。所以说这个特例不是特例，结构性通货膨胀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更深入地理解结构性通货膨胀，苏联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从它说起。虽然它不是市场经济体制（好像有个说法计划经济不会有通货膨胀，这其实是个伪命题）。当年的苏联是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也自然地被列入发达国家之列。其国内生产总值最高曾经达到美国的80%左右，最近100年来还没有第二个国家能达到过这样高度。苏联的工业能力看起来是十分强大的，它能生产各种尖端武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于世界前列（至少从统计数据上来看如此）。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苏联的坦克工厂就像生产罐头一样在生产坦克。但是苏联表面的辉煌背后隐藏着的残酷现实是，苏联普通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与西方国家存在巨大差距，甚至还不如它在东欧的某些仆从国。林立的工厂的雄伟的烟囱高塔之下，尽然是普遍的贫瘠。普通日用品也十分短缺，有时甚至一小块面包，一点水果也要排队购买，许多商品需要凭票证供应（中国也经历过这么一个票证时代）。总而言之，除了少数的特权阶层可以在特供商店里享受到与西方相当的商品供应之外，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一直饱尝商品短缺之苦。我们现在的一般解释是：计划经济的价格管制导致的恶果。苏联崩溃之后，俄罗斯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几乎一夜之间，卢布贬值了上千倍，对这个一般的解释是：休克疗法造成的后果。个人以为，对前一种问题流行解释是不够深入的，而对后一种现象的流行解释则纯属恶意栽赃。试想前苏联时代如果其它一切不变，就是取消价格管制，那些要排队购买或者凭票证供应的商品要涨到多少呢？肯定是天价！所以说通胀其实早已形成，只是苏联的价格措施把这种通胀冻结了起来，票证或者排队供应只是通胀的另一个表现形式而已。我们可以联想到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大通胀的情景，连一块面包都要花费数千马克，而一马克都很难挣到。苏联如果没有实施价格管制，商品供给可能有所改善，但是天价的商品也会让老百姓难以问津的。不用排队，不需票证，但囊中羞涩的老百姓还是无法买到所需商品，这在前苏联这样富有暴民传统的国度是可怕的情景。同样的状况，严厉的管制反而使前苏联得以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因为没有商品来诱惑民众。而不会像沙皇俄国末期，物价飞涨，但是商店里的商品还是琳琅满目，结果引发暴动和哄抢。有一句话叫做存在即合理，这用在苏联身上在合适不过。总而言之，苏联的通胀事实上早已形成，只是被价格管制掩盖了起来而已，只是后来的市场化改革才使得这一问题揭开了盖子。由于政府的行政干预，导致资源配置，产品分配上的不合理，苏联事实上有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尤其是结构性通货膨胀。

下面我们来具体考察苏联的结构性通货膨胀问题。苏联的重工业体系在整个苏联的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首要的地位，这套体系是在斯大林时代建立起来的。过去一般的解释是斯大林用工农业的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完成了原始积累。这是很片面的。当然斯大林进行工业化的时期，确实是苏联乡村受到残酷盘剥的时期。仅在号称欧洲粮仓的乌克兰由于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导致的大饥荒，就导致了大约2000万人死于饥饿，现在乌克兰还每年在纪念这个大饥荒。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由于 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大量的先进工业技术流入了苏联寻找市场。是技术革新和苏联资源的结合创造了苏联重工业化进程的奇迹。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只是扩大了资源供给而已，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二次大战期间到其结束后一段时间，更多的技术从西方特别是德国和美国流入了苏联（苏联几乎把其占领区德国的重工业设备连同技术人员都搬到了苏联）。比较有名的是：德国的火箭技术，美国的航空技术（图-4源自B-29），美国的核技术(原子弹技术由间谍窃自美国)，英国的航空发动机技术（英国把第一代喷气发动机“尼恩”卖给了苏联，这成了苏联第一代喷气战斗机米格-15的动力装置）。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沙皇时代的俄国并不像后来苏联宣传的那样一穷二白，而是有相当的工业技术基础的，苏联人获得这些技术后，加以改进并与苏联的巨大资源相结合，使得苏联工业得以迅猛发展，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恰恰是苏联的重工业部门后来给苏联经济带来了严重问题。绝大部分重工业产品特别是军工产品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基本无关的，在苏联来说也就是非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经济部门。苏联实际上进行过相当程度上的经济改革，特别是赫鲁晓夫时代，这一时代也是苏联国力增长最迅速的时代。但是重工业部门没有得到改革。当技术停滞以后，重工业部门几乎没有贡献多少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却依然享受着严重超出其比例的资源分配。与此同时，创造了实际财富的农业和特别是轻工业部门却得到了极不合理的分配。当然这种格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体现为收入和利润，试想如果苏联也实行有苏联特色社会主义的双轨制，这种资源分配不就体现为重工业部门畸高的收入和利润吗？苏联的重工业部门特别是军工部门确实在大量生产者坦克，飞机，大炮，舰船等等等等，一派兴盛繁荣，（事实上是由于资源配置的扭曲而严重过剩）。但是他们所生产的这些东西与账面价值差距巨大，因为很多这些东西实际上一文不值，等到后来处理他们还要花费巨额的费用。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苏联自己生产的核潜艇退役后都无力拆解（苏联海军最高峰时拥有数百艘核潜艇，远远超出所需），若不是后来美国提供了资金拆解了一部分，那么这些恐怖的定时炸弹还要停泊在港口风吹日晒。苏联工业技术的辉煌背后，也隐藏着残酷的现实。比如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震惊世界；美国随后不久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重量上还逊色于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但是苏联的人造卫星除了在天上发射无线电波之外一无所获，而美国的人造卫星一上天就发现了著名了“范。艾伦”辐射带。这一事例集中体现了苏美工业技术的差别，这样的例子还太多太多。简而言之，苏联的重工业部门最主要的产品已经不是技术革新或者财富，而是帝国的虚荣；而美国相应工业部门的最主要产品还是技术革新和财富。这一差别导致了苏美后来截然不同的命运。有人说是军备竞赛和巨额对外援助毁了苏联，但我们应该看到，美国的军备开支，毫不逊色于苏联，其中对外援助甚至还大大高于苏联，而美国并未受到太过严重的影响。美国与市场高度接轨的工业体系包括军工体系带来的技术创新和巨额财富增长，轻易抵消了这些影响。而军工业的技术创新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从微波炉，到移动电话，到互联网其技术无不源自于美国的军工部门。这些创新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使得在此之上的投入与之相比微不足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苏联的军工部门，有什么影响世界的发明创造吗?很可惜，几乎一项都没有。正如前面所述，耗费了巨大资源的苏联重工业部门除了生产出炫目的帝国的虚荣之外，几乎对技术革新和财富增长毫无实际贡献。特别是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建立从相当程度上阻止了西方技术流入苏联以后这个部门几乎成了苏联经济体系里的癌肿— 不会由市场正常的优胜劣汰而死亡，对经济机体毫无贡献，同时还挤占了大量的资源。这个癌肿，事实上最终导致了苏联经济体系的死亡。苏联广袤的领土，巨大的资源无人匹敌，技术基础也相当不错（比西方差距，但比发展中国家好很多），本应创造出巨额的财富，但由于体制的弊病，使得财富创造受阻；更进一步的是，分配的扭曲更稀释了苏联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导致苏联普通百姓长期的生活水平低下，和改革后通货膨胀的集中爆发。

我们应当承认，结构性的通货膨胀事实在世界各国都存在。在西方国家，结构性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社会福利制度造成的（比如对生产率提高缓慢的农业生产部门的巨额补贴）。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使得不应当享受相应福利的人享受了过高福利，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因此而获得人力资源开发获得补偿，但在总体上，这种福利还是推动了西方国家经历不断的通货膨胀—当然这种通胀比起苏联为代表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要缓慢得多。（以苏联为代表的非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存在一个普遍的弊病是高估了矿产，机器设备等实物资源，而低估了人力资源的价值，这也是导致其生产力进步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像苏联那样大规模地犯系统性的错误。

让我们再回到中国的这一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苏联也实行有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显而易见，苏联的重工业部门会成为所谓的垄断国企，在双轨制的体制下仍然与实际市场绝缘，成为一个封闭运行的体制。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从经济机体中吸取资源，它依然不会有革新和创造，它依然是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癌肿。由此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中国的现状。中国的垄断国企，绝大多数是成熟行业，其劳动生产率提高极为有限，但在分配上我们看到的是，由于行政权力干预导致的价格扭曲，他们获得了巨大的资源。垄断行业的收入，远远高于反映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行业。而某些重工业部门，如苏联的相应部门一样，同样只是生产着一个所谓复兴的中国的虚荣，几乎并没有创造任何财富，却消耗着巨大的资源，获得丰厚的分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航天部门。航天部门的所得到资源，远远大于按其实际贡献所应得，它最重要的产品不是卫星，不是飞船，而是虚荣—但是这个虚荣对于贫苦中的中国普通百姓而已，实在是太过昂贵。中国的经济体系中还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政府公务员队伍的过分庞大，以及其远远超过经济实际发展水平的过高福利。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构成了强大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推动力。每当经济有发展，这些贡献极少或者毫无贡献部门都会凭借行政权力的干预要求获得远比实际生产率增长高的福利。而当经济陷入衰退时，这些部门也会利用行政权力的干预阻止其福利的降低。长期下来，就积累了巨量的通货膨胀压力，在目前环境下，这些压力一直在经济体系中不断释放，推动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不断降低。综上所述，由于体制性上的根本因素，中国结构性通货膨胀压力始终巨大，不仅损害在现今的人民福利，更在长远的将来造成严重影响。

最近三十年，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取得了显著的增长。这可以归结为国外先进技术的大量流入与中国国内的巨大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相结合的结果。但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流入已经大大减缓，而中国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依然十分薄弱。也就是说中国在未来很可能面临与当年苏联所遇到的相似的技术进步停滞的局面。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事实上也面临着西方严格的技术输入管制。技术一旦停滞，而资源投入无法再进一步扩大将带来像苏联在80年代相似的局面。即财富增长已经基本停滞，过去投资形成的巨额资产存量的折旧同样巨大，经济滑入不可挽救的深渊，而重工业部门，仍然拒绝降低其福利，政府也不敢得罪这样的强势部门，无力进行根本改革，于是形成了严重滞胀的局面，造成全社会实际福利的持续下降。

苏联的例子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虚荣是非常昂贵的产品。当国家还处于上升时期时，这种虚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政府而言是宝贵的财富，可以为他赢得民众的支持，但是当国家走向下坡路时，过去的虚荣就会成为沉重的负累。苏联崩溃之时，它的境况乃至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比起中国而言事实上还是好不少的。但是苏联的过去太辉煌了，这种辉煌使得不管它的人民还是上层精英都无法接受那种境况的（要知道直接推动苏联发生剧变的不是下层百姓，而恰恰是苏共高层）。中国尽管贫困很多，但是由于过去的更加赤贫，没有苏联那样的虚荣的负担，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趋势还是向上的，生活有所改善。所以中国挺过了那段时间，而苏联却崩溃了。虚荣的破灭，在苏联的崩溃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当西方事实上的繁荣进步不断为苏联老百姓所知，而自身的期望与现实的落差不断加大，对社会体制的信心就逐渐动摇。在精英阶层也同样如此，像盖达尔这样后来的改革者，其实大多都是享有特权的高干子弟，他们事实上也备受帝国虚荣的毒害，所以他们会对现状不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以发展来解决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为口号，回避根本性的改革，而是想以经济发展来赢得政府的合法性，一方面诉诸于民族主义，国家自豪感来凝聚民众（政府高层也未尝不知诸如航天工程之类纯属面子工程，浪费巨大，并无太多实际收益，但心理脆弱的中国民众还是需要这样的昂贵的精神春药支撑），另一方面则更直接的这是通过经济利益的畸形分配（特别是对政府公务员，垄断国企员工等）来收买到足够维持稳定的支持。这两者都存在巨大的问题：前者是这种虚荣一旦无法再推进，虚荣与事实的落差逐渐为民众知晓，过去的虚荣则成为负累；而后者由于需要收买的阶层和所需的平均福利不断扩大，越来越难以负担，特别是一旦经济发展停滞，要实现这种收买旧更加困难。只要平均福利不能维持，过去为收买的忠诚的支出都将付之东流，换来严重的怨恨和不满。而且如果要维持这些特殊利益阶层的福利，就意味着对已经处于困境中的广大其他阶层福利更大剥夺，这同样会引起严重不满。这两条道路，事实上都是危险的不归路。但是，在经济条件宽松的条件下政府都没有足够的动力来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在经济条件紧张的时刻，政府又没有信心来做这样的改革，因为这样很容易失去强势集团的支持，提前导致其合法性的丧失。所以有句话叫做：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精辟地勾勒出了这一局面的轮廓。

由此可知，中国严重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是体制性的宿命，已经在既往的经济发展进程中逐步积累和释放，而一旦经济停滞，它将更凶猛地爆发出来。我们更应当忧虑是未来，由于现今贫富差距过大，未来可能出现要求“均贫富”的民粹主义浪潮。全民福利脱离实际的扩大，数目庞大的人口享受与其生产率贡献水平不相称的福利增长，这一通胀将不再得到贫富差距带来的缓冲，从而将导致严重的“显式”结构性通货膨胀。

总而言之，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前景是悲观的，中国的大通胀似乎是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在本文中，我们一再强调似是而非的表象或者对表现的解释与事实的区别。 笔者也希望今后的事实不会像文中所描述的那么严重，而事实如何，我们只有等着见证历史。

壹报冯正虎专访

依法而行的中道力量

——中国维权运动方向与方法

冯正虎专访/采访、整理：翟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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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者感言:

九十多天的成田机场抗争中，冯正虎成为一个谜：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与上海市政府有何过节，有关部门为何害怕他回国？他 为什么坐过牢？为什么他能成功？

他的智慧信心来自何方？

整个冯正虎成田机场事件中，国内媒体鸦雀无声，靠网民与推友的力 量才得以成 功。如今冯正虎回来了，公民独立媒体壹报与冯正虎进行长篇访谈，请这位出色的公民教员讲讲自己的故事。
这个精彩的访谈共二 十五个章节，四万字。

我想说的是：中国人没有救世主， 只有靠自己，所以从奥巴马身上你看不到中国的希望。而从冯正虎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希望所在，上海有奇男子，中华有真义士，这是公民媒体《壹报》愿意冒风 险发表冯正虎长篇访谈的原因。

中国面临的巨大困境不是冯正虎一人的，所有的中国 人，包括政府与强权部门都在困境中迷惑，而冯正虎是一个不惑的人，他看出了中国的出路。在社会的溺水处境中，冯伸出了一只手。
（此访谈做 了长时间的准备，除 《王者归来》章节，其它访谈来自于冯正虎成田事件前与笔者长达八小时的采访纪录。八小时采访，冯正虎对壹报敞开心扉,细说辛酸。今日发布，不仅是壹 报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维权史的一份重要纪录）
有时批评朋友比批评你的政敌更难 ——冯正虎



（壹报冯正虎访谈之1）

王者归来

壹报与推友：欢迎你，老虎，你回国让大伙的春节分外开心。野夫还写了个 春联对子：“虎气必催天地色新，海上欣迎冯正虎。猿声难挽江河日下，人间笑看网评猿。”朋友们 说要建个博物馆，把你回国抗争的文物都陈列一下，搞一个网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冯正虎：整个事件在我设想 中推进，我唯 一失算的是没有想到过境处买不到吃的。结果我四天一点东西都没有吃，靠自来水为生，饿了四天。你知道过境处虽然是两国中间地段，但其实是日本政府的地盘， 在这 个地方过去是大声说话都不行的，何况我要呆下来呢，所以我很小心。一开始陈巧文给我送来了电热水器，但我不用，还是喝生水，为什么？我必须小心，根基未 稳，要防止日方借此驱赶我。何况这是一场戏，所以我还是坚持十多天喝生水，在留下来与生命健康两者我选择了前者，直到月底媒体有大量报道，我知道我可以呆 下来了，才用热水器烧水，吃方便面。

分寸感非常重要。

壹报：还记得那只小骆驼吗？

冯正虎：哈哈，艾未未送过来时，那时我 还不知道这叫草泥马，还以为是小骆驼呢。

人在那个孤单的地方，真的，对一些没有 生命的东西都会有感情。我抱着草泥马，心想正好我需要一个枕头，就把他垫在头下，但又怕弄脏它，就铺了一块毛巾。每天对着它，好象一个伴，有很多话要说。 后来我把他又放在抗议牌边，他守在那，吸引了很多眼光。

推友：你的抗议牌是越搞越多啊！

冯正虎：最早我只有在背心上写几个字，用的抗议牌子就是买的新T恤衫的衬纸，也就是一块硬板纸。后来才 多起来，一开始没有人评论，我就化名舒文，评论自己。自立者，天助之，就是这样的。

推友：坐在过境处，每天是什么感觉？

冯正虎：后来有许多人关心我，我称自己 是被全世界宠爱的孩子。一开始可没有。你想想，每天上万人从你面前经过，上万人的眼光刷刷地注视你，没有人会知道你曾是大学教授，许多人是当你是乞丐一 样，没有定力，你是不能坚持的。

我有时在边上柜子上打电脑，背向游客，也观察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我是被日本拒绝入境。根本想不到是中国不让入境。

有个中国人站在我牌子前，很肯定地说：“这个人肯定是日本不 让他进。”我也冒充游客，并排站在他边上，拍拍 他，指着牌子说：“喏，不是这样的，是中国不让他进。”他一回头，一愣,说：“啊，就是你啊。”

壹报：你说：中国公民从此站起来了。最近坏消息很多，而你给我的印象是比以前更开朗，幽默了。

冯正虎：这 次最大的收获是：他们没有认真，你又何必认真，维权可以用一种快乐与娱乐的方式进行。

在成田机场，他们希望看到我出错，我只要一步错了， 就危险，只要我在网上抱怨体制，反共产党，他们就有理由不让我回来了。但我一步步走过来，就是为自己维权，他们就没办法了。我说我要回国，就是争取回国 权，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急，因为也没有什么人一定要盼我回来，我回来又不搞政治活动，又不组党，回来我还是继续为自己维权，所以我不急。

事情差不多了，我说我还舍不得离开，我要开个新闻发布会，还要和机场的朋友们一一告别。当我宣布要离开机场了，中国驻日大使馆的人也很高兴，本来他们还要来 看望第四次。

壹报：为何日本政府一开始没有表态，拖了这么长时间。

冯正虎：两国政府之间有肯定有商议，有 默契。但日本政府没想到拖那么长时间，我就把这个事情变成日本国的主权问题了。时间一长，日本政府就会害怕。为什么，日本是民主国家，有两个党，执政党不 管这个事，在野党就会拿这个事做文章。后来日本媒体都来报道了。我就知道有希望了。

一开始日本政府不发声时，我对送文件给我的机场官员 说：“现在是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在谈恋爱，你要知道，人在谈恋爱时，智商都是很低的。他们把我放在这儿，他们都不急，我们何必管他们呢。”

壹报：同意入境是中央政府的意见吗？

冯正虎：当时，中国驻日大使馆领事转达上海政府的三个答复：1.上海政府不存在赔礼道歉问 题：2. 同意你回国，先入境日本再谈回国的具体时间；3. 看你表现，再研究决定你去看世博会的问题。其中已谈到同意我回国。当然最后让我入境肯定是中央政府的决定。

壹报：第三点很有趣，好 象一个大人对孩子说：看你今天表现怎么样，作业做得好不好，再决定明天带不带你去不去动物园。政府把我们公民当小孩一样。

冯正虎，哈哈，他们真以为我对世博会有兴趣呢。也许真的可以把我当作在日本的世博会形象代言人呢。如果他们这次不让我回上海，我还想到了下一步。就是写信给上 海市政府，有关部门不是把上海访民当作世博期间不稳定因素吗?那就让他们把上海几千个访民送到我这儿来，我保证在入境处帮他们维持，管理得好好的。哈哈。
后来想一想，往好里想，他们为什么要给我安排回国日期呢，也许真的要送我一张机票，送我看世博会呢，也许安排我坐主席台呢？那么真是我误会他们 了，哈哈。

推友：网民还给你起个外号，中国第一块殖民地的总督。

冯正虎：这是上海维权人士马亚莲起的。她 说我在过境处占了一块殖民地，当起了总督。

推友：你怎么和他们谈的。

冯正虎：我说我回不回国，不是一个可 以谈判的东西。回国权是不可以谈判的。不谈判对我有利，对你们大使馆也有利。对我有利，因为如果要谈判，你们会让我做出什么保证，限制我行动。对你们有 利，是因为回国问题是国格，如果这个都要谈判，国家没有面子。

至于党内追不追查一些官员的责任，是你们党内的问题，我不会过问，也没有兴 趣。我何时回国，则由我自己决定，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回国。这就是我和他们谈的东西。别人会猜，你能回来，一定是达成什么协议，没有的。

壹报：如果这次还是不让你回来，你有没有想到第二手的方案。

冯正虎：很简单嘛，听他们的，他们送我到哪，我就在哪呆着。哈哈。

我觉得中国大使馆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大使馆离机场来回四个小时轻轨车程，他们来了三趟。我后来又在推上发了一条：意思是说朋友们送了我很多食物， 我要带回来留作纪念，如果还是不让我回国，我在成田机场还可以继续吃。大使馆的人就找到我说：你这样发推不好嘛，引起误解，我们又没有说不让你回国。

所以说我们党英明啊，最后把我都感动了，我就回来了。哈哈。

壹报：这次你为何能成功？

冯正虎：无 赖怕什么？怕刁民，我就是这样一个刁民，我把自己一个知识分子降到很低很低，已经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接近国际乞丐了。他们就拿我没有办法了。有人说你不 害怕回来后被报复？我没有什么好怕的。第一，我这九十二天，得到很多快乐，我不生气，有什么气好生的呢？第二，我又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就是维护自己权 利，有什么好怕的，我做的都是合法的事。第三，何况中央支持我。

老实说，上海的有关部门是没有同情心的，他们绝不会因为同情放你回来，他 们尊重的是实力。我是有实力的人。他们很奇怪，过去说我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还说我内心是反共的。我就笑，“哟，我内心反共，你们都知道，内心反共是个什 么罪名？”

推友：我们还有担心，有人往你食品下点毒。

冯正虎：我不担心，为 什么，他们做贼 心虚，心虚的人是不敢这么做的。再说在日本的地盘，日本人最讲证据，警力能力最强的国家。查处起来很方便的。如果我九十天什么都担心，就没办法呆下去了。 没有发生的事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因为同样没有发生，为什么不往好处想呢？我们比赛的是大智慧，不会是这种下三滥的东西。

我想人们都是好心 的，我就放心地吃。最后水果多得吃不掉，有些都烂了。每天吃维生素片。空姐还送寿司、三明治、比萨饼。加拿大空姐，美国空姐，台湾空姐最热心。

九十二天里我感冒过一次，真的很难受，但我没有写出来，我不想把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展示给别人。我剃胡须，给别人一个整洁的形象。记者每次和我谈谈都笑得很开 心，我带给别人快乐，这就是快乐维权。有关部门看我这么快乐，也没办法了。如果我处处说自己很惨，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干得很有效，我才没有那么笨。

是他们把我逼成一个国际名人，结果各方面的人都来看我，这九十二天把我变成各种势力认同的、统一战线的人物。我开玩笑说，如果各方面都不想打架 了，我可以做一些统战协调工作，或许方方面面都能说得上话的。哈哈。

壹报：许多人对你这次能不能回来都没有信心，还有朋友要送你简 易淋浴器想让你长期扎根机场，大约只有向晖打赌你能回来，还赢了二百美元。不过我看到你戴着圣诞帽的照片，已感到了胜利的气息。

冯 正虎：我始终相信自己能回来，我是坐过牢的人，在方寸之地的斗争，我最熟了。最后连日本的流行杂志都来采访我，还让我倒在地上摆姿势。我玩得很开心。

上海当局从来没有说过不让我回来，所有的行动都是不敢公开的。这就是希望，就象我在上海，他们不敢合法抓我，只敢穿便衣绑架我，这说明什么？他们 害怕，害怕法。有害怕就好办。

现在国家在中央层面制定了一些不错的政策、法规。但地方政府不执行，中央领导者抱怨政令不出中海南，那好， 由谁带出中南海，由我们知识分子。

我们对政府要象对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你一昧骂他，他就象孩子一样耍无赖到底，砸东西，反正搞不好 了。你对他鼓励，多哄他，他也觉得有面子。所以人家说我赢了，我说，我只是没输而已。

现在这么多世界媒体关注我，政府让我回来了，在这么 多世界媒体关注下改正错误，这多有面子，媒体采访我，我都是尽量说政府好话，少说他们坏话。

壹报：能用一句话概括你的心得吗？

冯正虎： 我的策略其实就是四个字：难得糊涂。我们现在是个什么时代，是一个法律条文最完备，法治最不健全的时代，有这样的落差，维权就有基础。为什么说难得糊涂。 有人说中国其实是没有法制的。有的公安说“没用的，中国不讲法的。”我就装糊涂，“中国有法制啊，谁说没有。”我就是要按法律去走。弄得有关部门的人也糊 涂了，“到底有没有法啊，好象也有的喔。”他们一糊涂就好办了，就要按我的套路走了。这就叫难得糊涂，弄假成真了。

法律不去实行就是一纸 空文，我们每个人维护自己权利，法律就变成真的了。

这次回国，公安一定要我夫人去接我，我夫人说我不管冯正虎的事。公安说：不行不行，你 不去接，冯老师又要骂我们违法了。你在也好拉一拉冯老师。

推友：现在回来了，你还会追究他们责任吗？

冯正虎：我不生气，但并不意味着我不起诉他们，我当然要起诉。我还要重新启动我在国内的许多官司，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有矛盾。花五十元钱起诉费， 然后我就袖手旁观，看他们斗来斗去，何乐而不为？
冯正虎：你是我最要感谢的一个人。你的文章《不让冯正虎回国是我们的国耻》让我感动，起 了很大作用。

壹报：真正要感谢的是推特，推特的力量，只要推友发一个推推这个事，就是参与了这个事件，大家都希望事情能好转，还要 感谢象冉云飞、连岳、长平、艾未未等著名的推友，他们每人都有上 万的跟随者，有了他们，整个事情得以迅速推广。所以我画了这幅画，一只老虎，四个爪子是鼠标，又长了两支翅膀，意思是你在成田机场，硬是用鼠标走回了祖 国，而“推特之功，如虎添翼。”

还应当感谢那一位帮你设了推特的推友。

向晖刚才说：你的推跟随者已有一万七千多人，在中国名推中排在第四了。

冯正虎：是的，感谢每一个支持我的推友，说来你不信，在机场时，我研究了半天推，不知道RT是什么意思，字典又查不到，又不好意思问别人，爱面子，怕人家说你一个知识分子，RT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九十天，我一个RT都没有，没有推过别人的推。

推友：哈，我说怎么回事，你怎么一次都没有推过别人。

注：RT 是锐推的意思，点击RT就可以将别人的推的内容推一遍。

（以上是上海推友们与冯正虎聚餐时冯的即兴发言，其实是推友共同参与的一次问答， 壹报主人完全凭记忆复原。以下访谈内容是一年前翟明磊采访冯正虎的８小时录音严格整理而成）


壹报冯正虎访谈（ 2 ）

六四中人

壹报：六四时，你在哪里，在做什么？

冯正虎：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研究生委员会是我创立的，筹建时我就是主任，现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曹建明当时是委员。我是复旦大学研究生会主席。之后创办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一直在建立公民社会。复旦一毕业，就去财大做教师。 全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是我的老上级，我做复旦研究生会主席时他是学生部部长，党委副书记。他做财经大学校长时，我毕业了，就叫我过去。

我 创办了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美国的一本杂志称我们为“企业的教父”。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是什么人组成的呢，一批是企业界的，知识界的，政界。三批人组成 的，直接挂在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下的，不归上海管，所以能量很大。曹建明也是我们的理事。上海当时是一报一会。一报是《世界经济导报》。一会就是我们。在八 九年前做了不少事——我们做了不少事推进中国的改革，我们每年有一个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全国性的会。到八九年是第四次。

当年我们都是在 风口上的人。八九年我们这些人应该对中国这么重大的事有个反应的。坦率地说，你不得不有反应，你逃避不了的。出自良心，也自出良知，也是社会的责任。因为 我们和赵紫阳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这个人一直是主张建立公民社会，而不是依附某个领导，但我和所有的官，个人关系都很好的。这种风格我延续到现在。以人为解 放很重要，依附某个官派都是没用的。当时我是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我以研究所发个声明，反对政府对学生采取武力镇压。五二零社论公布，影响也是蛮大 的。我的声明当时被香港文汇报登出来。我们的团体就是参与改革，就是聚集了这批人，我领导同意就发表了。六四之前，国家安全局的人就找我谈话。我这个人就 有这个特点，我虽然被审查，但我照样主持工作，我做事不乱的。该怎样开的会，还是开。我为什么没进去？——当时江泽民就是我们顾问。共产党要把一个组织的 领导抓起来，就说明这个组织有问题。而当时体改所是下去的势力，经委是升上去的势力，而我们是属于经委系统的。

八九年六四后，我就被审 查。所以说性格决定命运，我要是头低一低也就过去了，我始终坚持我没错。我全部把责任算在自己头上。当时上海想和北京一样把支持学生的知识分子打成一个知 识分子团体，所以想打一批人。但这个事，我始终承认这个是我搞的，他们一直知道冯正虎这个人是稳的，不会激进的。我是领导，我承担。做领导很容易，方向性 要明确有悟性，第二，是肩膀要宽一点。有什么你担着，跟着你的人没有什么风险。我很清楚。

当时全国没有声音的时候，我仍然坚持八九年十二 月份召开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朱镕基在其它大会上说过的，“冯正虎这个研究会怎么这么有钱。”是有钱，我们帐上有三十几万元。这些都是企业给我们的。当时 全国一片黑暗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名人都到上海来开这个会，开这会之后，公开审查，撤掉我的职务。

这个会当时一开，正好罗马尼亚事件发生。 我还是这个会的主持人。当时我在会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中断，也不会中断。”于是他们就和我摊牌了，要研究会停止一切活动，让我停止一切活动。我当 时就回答“让我停止一切活动，不可能。即使我不当会长，也可以送点茶水。研究会停止一切活动，也不可能。我们研究会是民间团体。会长也要通过理事会来任 命。”

我就与政府方面对峙。我知道稳妥地解决研究会，能保全一大批人。90年上海市第一通报是以冯开头的，跟所有的干部打了招呼，就是说 不要再上我那。最后他们用了什么方法呢，他们召集了理事会。——所以我发现和他们打交道很有趣的，你坚持法，逼着对方按照你的套路去做了。

他 们召集了理事会，有反对意见的理事不能去开会。交待好的，连我们的法律顾问都不能去。召集理事会搞了几个表决：免去冯正虎的一切职务，第二宣布自动解散。 民政局的人来找我，他们担心我还会极力反抗。但我对他们说：“你警车停在我门口，我做会长一天，就要对研究会负责。你们走到这一步，我就放弃对抗。”这是 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完全可以把你消灭掉的，因为他是强权。他采用这个方法，他找到台阶，我也找到了，会保全下来了，任何一个人不会因为参加这个会，而 产生问题。封门的他们来了——我公章帐务都准备好了，我觉得这是做领导的责任。

你要会控制，顾全大局。不需要为了自己做英雄。作为领导 人，都应当有这个责任，既然坐在领导位置上，你就不是个人了。你就要考虑大部分跟着你的人前途与安全。我们的人安排得也很好，因为许多理事是政府里的，所 以我们工作人员被安排进了政府机关里，大家都觉得满意。无非就是我受到影响——有什么关系？当时不准我上讲台。许多人受到的遭遇我都受到了。但我不想讲。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要做的，有什么必要把他表达出来的。
行政记大过，撤消一切领导职务。

我当时提出辞职，人才档案放在人才 市场，我提出以研究生身份到国外学习。日本一桥大学要我。拿第二张出入境卡，被卡住了，我几乎天天跑到福州路出入境管理局问他，一开始骗我电脑不好，我说 “电脑不好不要紧，不要人脑不好。”我一直催他们。最后签证要到期了。据说，我的走是吴邦国与朱镕基批的。出国的前天，我拿到证件。

壹报：为何又回到国内？

冯正虎：91年去的日本，半年后，夫人也去了日本，孩子也去了。93年以后回来，我坐牢以后，夫人对别人说 我对中国的情结太深。92年邓的南巡，对我们是有影响。当时欢迎各种人回来，不同看法的人回来。93年以后我一直是来回在中国与日本。但是我发现我在中国 一直是走不进去，有一个黑的影子追随着我，办事很不顺。我办过研究所，20世纪研究所，批不下来。我办过公司，也批不下来。总是背后有个影子。同济大学要 请我，我导师推荐的，搞经济管理学院，他们很认真，院长到我家里来请我，最后也是一个影子到，突然黄了。考过复旦大学博士。我考试过关了，又堵在门口。复 旦大学考论文博士，我又去考了，又不行——总是你的门被堵得死死的。最后办这个公司，因为当时公司法有了。天伦公司办下来。——我很清楚我的事业就在国内。

壹报冯正虎访谈（ 3）

我对中国有信心

壹报：八九之后，中国政治改革陷入困境与停顿中，不少人认为政治 改革已终结，至今没有走出僵局。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

冯正虎：我为什么要回来，因为我对中国抱有很大的信心。我与很多知识分 子不同的，我很早就做过民间领导角色，许多人个性是独立知识分子的角色，从自己感情，自己情绪出发。我考虑问题是极力考虑民众是怎么考虑的。我的朋友说： 你很奇特，因为从你的经历看是苦大仇深的，但你表现的语言行为都是很温和的。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在设计自己的这套理念，在设计中国建设的这套政治方案 时，不能仅考虑我们这些受难和坐牢的人，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理念，应该是大多数人接受，而不应当是你代表大多数。而且，大多数没有受过苦难的人，也会对社会 不满，他的不满和你的不满是不同的。不仅要考虑四五十岁人——我常开玩笑五十多岁的人是废人，五十多岁的人经历过这么多运动。我们要把眼光放在八十年代人 身上，我们提出的那么多理念与方案都是要他们去实现的。所以冷静去看看听听他们怎么想，我们一些搞政治活动的人，思想停留在自己的一些经历上。而且停留在 历史的类比上，改良主义就和清朝末年攀比，还觉得悲哀，以前改良主义还有个皇帝，现在皇帝都没有。他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前提就是把这个历史默默套过来，他们 没想过这一百年来，全都变了。

我为什么有信心，因为我看到我那么多朋友，他们还在体制内，从位置上我变成体制外，我受苦了。人家说冯正虎 你懊不懊悔，我说一点也不懊悔，我希望他们个个官越大越好，他们的灵魂，受的教育和改革初期的观念不会因为一天晚上发生变化。不会因为工资拿到一万元就变 掉。年纪轻时受的影响是一生的。我当初把自己的责任承担，我的目的就是想让这些朋友继续能发挥作用，他们确实还在改革开放啊。中国近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 没有我们，我们是被边缘化的。但中国改革开放应该说还是往前走。所以我们不能把社会发展定在自己的感受上，自己的遭遇上，好象哪一天，我从事改革了，改革 都是从我开始，以前都是共产党搞的。就象有些人说的，现在的都是伪知识分子，伪维权律师。我开玩笑：“中国现在的进步都是靠这些伪知识分子与伪律师来推动 的。你们倒是没来推动的。”包括我在海外气氛中，当时我在日本六四人物中可以算最高，因为我也确实得到各方各派很大的尊重。可以拿六四做政治资历，但我没 有这么做。我仍是默默做事。

特别是邓一转弯以后，一直传闻，邓说一场屠杀可以稳定二十年，这是很错误的传闻，从我经验我的判断，是什么救 了共产党，就是邓，就是他的南巡救了他，而且只有他最清楚，六四是镇压，当时一片黑暗，优秀的精英赶到国外去了，体制内的精英跟你来个不合作了。整个九零 年一片倒退，西方社会一片压力。这时政权确实摇摇欲堕，这时谁看得最清楚，邓小平，这时只有他这个人物，手翻得过去，又能翻得过来的，所以南巡扶起了经济 改革，就是他这一招把僵局打破了。把海外对他的围阻打破了，把海外民运的势力瓦解了，所以他确实是一个老道的政治家，海外的民运政治家确实不如他，没有他 转得快。人家说政策策略是党的生命。他马上有转弯，把外面瓦解了。象我们在海外的人看到中国还有改革的希望，路还会走回来，包括体制内的，是的，他们不满 意，因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但经济改革还有一条路，许多精英又转向支持。我为什么保持信心，因为很多事情还是人来做的，89年之前呼吁改革的的人，因六四 倒的人相对来说还是一小部分。这些人如果有了从事政治改革的环境，还是会启动的。尽管我们不是在台上唱主角的，但历史潮流往前，我认为那就可以了。而且我 们现在从事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建立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经济多元化了，经济自由。我们都可以吃自己的饭。以前老右没我们勇敢吗，因为他们没有饭吃，经 济上穷困死了。

我到海外，一直往国内走。我就这样过来了。

壹报：你是我采访过的人中少数能从自己境遇中摆脱出来冷 静判断形势的人。

壹报冯正虎访谈（ 4 ）

坐牢

壹报：在中国一个人因政治原因坐牢可能轰动，而你是因为经济原因坐牢，归 国后，你以青年才俊，留学精英的身份出版了《中国日资企业要览》，却因触犯某些部门利益，而倾家荡产，其间过程是如何的？

冯正虎：特别是这场牢狱之灾。我没有想到因为这么小的事情坐牢。这个牢,换其它人可以不坐。要走后门，我走关系打点一下，很容易的，当时的上海宣 传部长金炳华还在位。或者我和哪些机构合作。我不是的，我独立的。我思想上就是想公民出版自由，行动上我就实行——为什么不能出，我和出版社合作就可以 了。当时新闻出版局来了一个通知请撤项的时候，你如果肯听话，也不错，牢也可以免去坐。——但我们本身有自由法制的理念，又在国外呆过，我们认为这种文 件，干嘛要听他的意见，我的出版是法律上认可的。 （壹报主人注：冯正虎出版《中国日资企业要览》有正式的出版社，正式的书号，期间新闻出版局突然来了一个文件要求撤项，冯正虎认为此文件是不合法的，所以 坚持出版。）

最终坐牢什么原因？一个是有关部门，这个是不在台面上的，对我的堵有关系，就是那个影子。还有原因是企业名录这种东西都要是 官方，民间是不能让你出的。你侵犯了某些官方部门利益，这还是主要的原因。这个案子把中国没有出版自由的事实浮现出来了：法律上尽管你有这个权利，但是他 没批你，你就不能出。

他说出版自由，但他控制出版社，就象说结社自由，他要求社团有主管主办单位管得死死的。

壹报：你为何承担全部责任？

冯正虎： 十月一号同济大学出版社和我聊。社长和电子出版部主任知道我的书号是正规的是合法的是他们给我的，其它人不知道。市里面来了一个文，这是犯忌的，大家都不 做声了。所以他们想把这个东西赖到我们头上，于是他们就往上面公安打了一个报告，说我天伦公司伪造他们的书号。我这个人个性决定命运。我不会出卖人，所以 说你们查一查我这个书号是不是登记的，一查，他们问谁给你的，我说不会说，那是你们内部的事。他们于是说：

一、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他 们再申请；二、停止发售。我同意了。

我想公安部门总要找我谈一次吧，没想到十三号就来抄家了。我的判断是影子在后，观念在前。因为这个名 录以前都是外经贸委做的，而且是收钱的。我这个不仅不收钱，而且贴自己的钱。抄家一个星期后，这个影子出现了。政保处把我案子拿去一个月，审不出什么又回 来了。也就一错再错，错到底。

但我为什么从来不提这个政治因素呢，因为把什么事归结到六四政治迫害，说来容易，但是也把公民权利受到侵害 的主要内容给忽略掉了。因为这确实是很典型的出版自由的问题。郭飞雄也是这样。

“你是六四的人”，——我们忘了，他们没忘记，他们定性已 定好了。你不作声，他们认为你老谋深算。海外猛攻，他们是放心的，你出去嘛，肯定是要反对的。你出去，又不叫。他们更不放心你。你干嘛不叫推翻共产党呢。 你应该象高智晟一样喊出来，好抓你。他们认为你耐心与定力足得不得了。但他们说你做事又和你说话不一样，又是反对他们。这是他们的模式思维：我反对你，你 开始骂我，我把套圈套好，看你骂到什么时候了，找两句话，其实胡佳也就那么两句话，正好铐你，恶法也是法。——纯粹思维定式，好多人我们是套了他的思维定 式进去了。我是逆反的，不套进你那模式，我行动表现得很坚决，语言在一个范围中。他们就没招了。我在门口经历的事也是高智晟、胡佳经历的事，但处理的结果 不同：我让他们自己觉得没意思，最后撤光了。——我从不骂他们，内心对他们好得不得了，而且挺关心他们的，你们坐，你们等吧，但是冲管冲，写管写。他们觉 得和我这样较量不合算，每次都输给你。他们的策略是，他们就是要把你封闭在一个圈子里，人堵着，这是看得到的，会让你不舒服的，然后网络让你开通，让你沉 浸在网络中，让网络资讯促动你，让你失去判断力，会让你写得越来越激进，与现实脱离，符合网上的需求与舆论。然后收口，抓人，西方政府也无可奈何，因为恶 法也是法。所以西方政府没有抗议声。

壹报：你签署零八宪章，有人找你麻烦吗？

冯正虎：零八宪章，他们（公 安）问你是不是签在纸上的，这是套你的，如果你说签在纸上的，他们就要问谁给你的。

公安：“你什么时候签的。”

我说： “你什么时候看到，我就什么时候看到的”。

公安：“你在哪个网上看到的？”

我说“都有的”“我这小人物，北京特别看得起 我，把我名字放在这么前面。”我说：“我认同，这是个好东西。”

公安：“好象和你坚持的看法不同的。”

“有什么不同，一 脉相承。都是宪法规定的东西。”

公安：“对邦联怎么看”

我说：“小李啊，邓小平就说过一国两制，一个国家二种制度，我们 与台湾统一了不可能是现在国体，再说这是远景。”

公安说：“军队国家化呢？”

我说：“军队国家化是政治文明化，国家都是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国家化，共产党还不是领导军队吗，有什么大惊小怪。”

——“那多党制呢？”

“小李，你还是国保警察， 什么都不懂，我们不就是多党制吗？”他愣住了,反应过来:“是多党合作制。”

“合作进一小步就是竞争，合作到多党竞争是必然趋势。”

“其实零八宪章都是共产党过去提出过的东西，也是宪法里的东西，可以说共产党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一个方向。”

公安：“我们不 谈这个事，不谈这个事。”

壹报：太逗了。没想到你这么和警察说话。

冯正虎：（和警察）其实可以谈得很开 放，因为他们也是受网络教育的人。

我为什么对他们不恨呢，他们也是两重身份，一个是工作拿这份工资，只好到胡佳，到我们家门口去扛。但是 国保警察懂得更多，他们老是受反动网站的影响。我说现在最违法就是你国保警察，“你们这些人都是很优秀的，快点换工作。这国保部门以后肯定会撤换掉的，因 为国家安全有国家安全部管了，国内刑警治安民警各管一摊，你国保管什么，就是帮领导做活。以后由于法制进步不需要私活了，你这部门干什么呢？其它人看你这 部门觉得很怕的，不知道有什么背景，但是很恨的。

中国绝大多数部门都讲法，特别是行政诉讼法出来后，从法律上来说对所有官员都有制约，警 察部门，刑警，民警部门都按法律执行，只有你们国保部门，加上社会上一些保安人员，就凭这些人，无法无天管人关人抓人啊，就那么一小撮人，再加几个权贵人 物。这个社会改变很容易，只要把这几个违法的权贵人物改掉，这个社会就安宁了。”


壹报冯正 虎访谈（ 5 ）

功夫墙外看中国

壹报：在功夫墙内外，是截然两个世界，在墙内是虚假的和谐，虚假的狂欢节，在墙外又是一片叫骂，让人分分钟觉得大陆政权要倒台，前景一片黑暗。

冯正虎：我有个理念，我对中国社会有信心。我和海外人有不同看法。我对某海外反共政治网站的编辑说“我觉得你们也在帮共产党”他们说：“怎么会 呢？”

我说：“共产党维持政权靠两个东西，靠利益与恐惧。”“从利益上来说，改革之前，极力控制，不听他话就没饭吃，改革之后，利益松 动，许多人吃自己饭，但虽然他不给你饭吃，但可以给你好处啊，所以精英听他的话，特别是经济精英。改革以后控制越来越低，因为他给好处的东西没有了。老邓 还有一招，开发区一搞，让你发财去。胡锦涛没有这个资源，剩下的都是负数了，所以胡锦涛只能搞和谐，只能搞亲民的政策。人是跟利益走的。还有一个是靠恐 惧，你发现吗，国内人敢说话比国外华侨敢说话。为什么海外人不敢说话。你们不断重复宣扬共产党内反动派的恐惧，让很多没有在中国现实生活的人感到恐惧，那 些华侨都怕得要死。共产党中落后的保守势力在国内不提自己历史这个现象，要一分为二地看。他要提历史，重复宣扬恐惧，那么老百姓记住他的罪恶。他不提历 史，又加强法制教育，老百姓忘记了恐惧又增加了信心。所以初次进行真正游行示威反抗的人其实是很少看海外反共网站的人，他对共产党是很信赖的，才向共产党 要求这些东西嘛，你不是说得很好的嘛，执政为民。海外激进反共网站宣扬共产党的恐惧，让那些对共产党不满的人感到恐惧，让他们怕。宣扬得一些民运的人士个 个是胆小鬼，连签名也是匿名的。所以你们与共产党内的反动派既是冤家，又是“亲家”，宣扬恐惧间接地可以起到帮助共产党内反动派控制社会的作用。

我们的改良主义不是跟随小皇帝，我们的改良是维护宪法，不是以人为转移的。——某个政治领导人在不在台上与我无关，宪法是长久的，因为宪法要修改 需要动员三千个人大代表，这是很难的。我干嘛不用。你们相信一个政治领导人，还是用旧的政治观念寄托在一个党。所有海外网站还是党派斗争，还是——“噢， 他要倒了，某个领导生病了……”我分析问题从来不看这个东西，我从不考虑这个东西，我只看成文的东西。

壹报冯正虎访谈（ 6）
要承认对手

壹报：对共产党应当如何看呢？

冯正虎：该共产党取得成果的，还是承认他。有人说：天灭中共？你不喜欢共产党不是所 有的人都不喜欢共产党，拿到好处的人还是喜欢。共产党毕竟是领导一个政府，他还要搞很多民生问题，他不是反对党。你承不承认没关系，联合国承认的。这是事 实，有些人只有感情。你承认你这个的对手，你思考问题，你和他对局方式都会改变，才有真正的政治家。我觉得我们在海外没有真正的政治家。你否认他，你不承 认他，他是非人民的，你说有什么用？联合国承认它，你说联合国不好，那都不好，马英九好不好，他也和中共谈判嘛，我们要面对事实，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对手。

承认这个现实。胡佳其实不是搞政治的人，胡佳很中肯。其实他是中道之人。我对他说“我不提出反对共产党，我跟你讲这道理：如果我们在太空中，一看 地球上有个共产党，七千万人，一划就划出来，就象摘一个毒瘤那么容易。但我们在国内，眼睛一睁，都是共产党，说不定，你哥，你舅都是，都是好人，你打倒 谁，你在家里搞斗争？我所主张的，不是简单地反对共产党，是反对侵犯人权的这些人，都是法律上的罪人。现在七千万人，全民党了，压迫者，被压迫者都在里 面，信朝鲜的，信美国的，穷人，富人都在里面。而且这个政党不成为政治学上的政党，有自己理念，自己信仰吗？——没有了，完全是利益。表面上他高举着手： “为共产党奋斗终身。”其实他想到的是“退休下来，居委会当个干部。”共产党自己明白这个问题。胡佳也笑了。没有必要鼓动。

我们反对的是 共产党内的反动派，我们支持的是共产党中进步遵守法律的力量。

我是多重角色，我是知识分子，我又是上访者，天天在这个上访圈子里面混，我 知道，他们上访者根本不是跟你搞政治的人，他们没有信仰，他们只想解决利益。有很多人，他要十元，给他七元，甚至多加一元，他就离你远远的——跟你说。但 他们上访者却是改良的基础，因为他们讲利益。国保警察劝告我：“冯老师，你不要和这些人在一起，他们很自私自利的，他们会出卖你，你什么层次。”我说“我 很清楚，维权上访的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有些维权的人很不满意我这句话，他们在搞运动，说我把维权的人看成自私自利的，我说不是你满意不满意，是你 受传统的教育太深，总把自己看得高尚得不得了，你自己受的国家集体主义教育，谈个人利益好象耻辱得不得了。其实人就是自私自利的，而且西方民主历史走过来 告诉我们：人就是为解决自己利益，能解决自己利益的人都是不屈不挠的人，他们个人行为聚合成一个集体行为，就推动社会进步了。

壹报：中国的维权已进入后英雄时代，如何评介高智晟等人？

冯正虎：高智晟最后也把自己当成英雄，所以我很低调，把自己当一个平凡 人，我为高智晟写一篇文章《光明磊落的妥协》，当人们发现他在狱中写了一篇东西时，人们很失望，认为是伪造的，包括胡佳都问过我。胡佳很失望。我说正常 的，我可以确定这个东西是他写的。坐牢的人心态是不同，他是全封闭的，往往越是激进的人，会变的。人的勇气是靠逻辑支撑的。一个激进的人，本来也是不顾事 实，关在封闭环境，警察让他看很多录相，人很怪的，只要有一个怀疑，逻辑支撑点有一个突破，他就会突然怀疑起自己。这是进步，他会承认部分事实，他开始考 虑问题全面。也就在这个环境中会这样。他原来是个什么环境——网络环境，他极力往前走。每天一篇，非要骂到底不可。胡佳也是这样，是被拖进去的。胡佳是讲 义气的人，是冲动的好人，其实他可以不进去的。是惯性拖进去的。所以名人也很累。坐牢的人，唯一给他帮助的人就是亲人。高智晟绝食时，我给他写过一封信， 让他珍惜家庭，不要你看很热闹的，外面的人支持你，其实到最后就是家庭。

对家庭的关心是他的责任。他可以不做英雄。他可以履行家庭的责 任，也是应该的，他也没有出卖任何人，他只是要暂时休息一下，光明磊落。中国人很多人有这样的心理，很多老百姓，他希望人家去做英雄，而自己跟在后面搭顺 便车来的。都喜欢杨佳，包括海外，自己不愿做，也做不了的事却让别人来做。——包括自由知识分子，对政府的要求是很深的。他没想到自己要的自由，就要自己 来实行，就象我这样不停地出督察简报。我们知识分子要求政府出新闻法，一千年，一万年也没用，法律从来都是对既成现实的继承，哪一天我们《新闻法》出来 了，就是我们的社会已经新闻自由了，如果我们现在这种状况，出来的《新闻法》绝对是管制新闻的法。因为现在状况就是这样。所以要靠我们自己努力，要自由现 在就自由好了。

壹报：我每次看到你的《督察简报》，都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做成文件的样子呢？

冯正虎：人家说你这简报会留在维权史上，是维权的第一份“中央文件”。我这个是中央文件格式，是犯上作乱的——为什么他能出中央文件，我们不能出中央文件？每期看习 惯了，如果不来，他们干部要问为什么不来啦。所以好多事情可以做，民主自由就在你脚下，每个人一步步走出来。每个人一步步走出来，中国也就自由也就民主 了。包括现在，我们要政治体制改革。我还有个论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2003年就开始了，胡锦涛上台以后不是全民学习宪法吗？从这一天开始就已经进入 了。怎么做，靠老百姓做，不要指望他们政治人物解决问题，胡锦涛，温家宝提出一些好的政策与法律就可以，这些政策法律就靠我们在生活中实施，知识分子用生 命去捍卫它。我们的法律是软弱。确实是软弱的，我们只用生命与实践去实现他，它才会变得坚硬的。

上访人员被欺侮打压，这个罪恶在截访人员 这边，上访人员也有责任。因为上访人员是一只眼仅仅看重财产权，而没有重视做人的尊严和自由权利，仅仅关心自己的遭遇没有关心别人的遭遇。一再默认这样的 事发生。实际上在法律上，在中央政策上，包括民众，包括守法的公务员对上访者都是同情的支持的，但这些上访人员心理的恐惧，没有打破，一直把自己看成臣 民，盼望一个好的皇帝，一个大的清官，替天行道的英雄。就是没想到靠自己站起来，所有的优势都没有用好。照样被奴役，照样被欺压。

也许你 自己的亲身经历，会让我们说“相信法律没有用的”，但你让它有用起来。会抓你，会关你，会抓你一次，第二次不会抓你了，会关你一次，但第二次不会关你了。 会抓了我，就不会抓人家了。确实消除了恐惧，事情就会改变了。我做的事和别人不同，我们现在所有政治呼声所寄托的希望是很怪的，你既然这么不喜欢共产党， 还期望他干嘛呢？希望他改什么呢？你自己做就是了。

我现在看什么呢，就是看他有没有法律政策出来，这种法律政策出来是重要的。人会变的， 胡锦涛三年也会下去的，但他订的这个制度，以人为本，政策改不掉，大家去做，不就变成事实？你期望他，不可能。我的想法确实和有些朋友不同，我会先做。然 后再影响你，将我的文件发给你，现在有你们的文件还有我的文件，每次几百份，有的上千份。上海市领导，局级干部都能收到。人家要卡我信很容易，他敢吗，还 有《邮政法》呢，他只能做什么，只能通知我周围的小印刷厂：“这个不能给他印。”如果这个是非法的，你抓我一次嘛，所以你的行动会鼓励周围的人。

壹报：在中国不少知识分子集体被利益收买时，你仍与草根结合起来，并凭良心行事，同时心中没有仇恨，温和理性，这是我要向你学习的地方。


壹报冯正虎访谈（ 7 ）

我是上帝踢给维权者的精英

壹报：你提倡快乐维权，实在和我印象中维权者苦大仇深 的感觉有很大差别啊？ 你组织的上海访民聚餐会听说蛮出名的？

冯正虎：我们维权人士为什么有信心。为什么这么开心？在普通访民的 维权圈子，我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要做一个正常的人。”“因为你们长期在打压下，心态已不正常了，明明你是权利的受侵害者，你们心态却变成象罪犯。老是 打，被打了也不抗议只想着自己那份资产，逃，象小偷偷到东西，被打了还在追求这份资产。你要做个正常人，我还举个例子，我妻子比我还正常，他们拦在我家门 口，我妻子比我勇敢，冲上前去就把他们拉开，正常人思维绝不允许人家在家门口，你们这些被打压的人不正常了，默认了，仅仅因为这些看守是政府派出来的。

所以第一是做正常人，我们聚会是正常的，别好象弄得我们聚会就是政府说的串连。第一次聚餐，上海维权人士聚餐，开天辟地，从来没有过的，他们很兴 奋啊，十几个警察守在门口，维权者的车也过来了，上帝帮我忙，楼下美容店的后门从来不开，这天开了，我从家后门跑掉了。第一次与大家碰上了。他们说要把聚 餐照片发到网上去。因为海外媒体就会刊登了。我就说：大家想想，一个人正常人吃了一顿饭，他会把照片放到网上去吗？你已经打了个胜仗，不要刺激对方。

维权人士们很高兴，说我是上帝踢给他们的一个精英。

国保警察说把冯正虎拉回来，我夫人说，“你们拉不回来，是你们送给他们的。” 我对派出所的人说：“上帝很公平的，在我们体制内精英太多了，要分配几个给弱势群体。我是属于分配过去的。这还不够，又让我坐了几年牢，好好训练了一下。 ”—— 从法律上训练。如果不懂法律，不能搞政治。这个坐牢对我有好处啊，没有这个坐牢，我就不会精通法律。

所以细节决定成败。我的 思维是“如果我们耀武扬威，上面会怪罪下来。”我的想法是提供一个正常人的聚会，这是他们的权利啊。我发不发在我手上，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二次， 我已被抓进去了。他们也讨论要不要开聚餐会。后来还是开了。问我对不对，我说对的，坚持就是对的。第三次，我在 外地，让他们自己组织自己开，保持正常人的聚合，不要把什么事都挤在里面，你要做其它事，到其它的地方去。我们无声聚在一起，你的欢笑对压迫你的人是很大 的压力。这是第三次。第四次，公安阻碍我。这天，正好有一个人宣布绝食。他们有个担心，聚会访民会声援绝食，这次我不在，还是很成功。我被警察扣住时，那 边聚会的人打电话过来，我说家里有事。我不想因为我个人的情况影响他们。我如果说“被警察扣留了”他们又会抗议。我是等事后结束了，我再发短信给他们祝贺 并讲了真实的原因。

所以一个人对周围把握，不让别人跟着你找死去，而是获得一个个胜利，自信是很重要的。所以全国都没有，只有上海维权人 士能聚得住，对官方也是一个适应过程。我对警察说：“下次聚会，你们也可以来嘛。”

现在，我们的官民都处于一种很紧张的状态中，老百姓走 向民主走向共和，需要一种引导，这个引导也是一种责任。以身作则是很重，网络时代不需你摆出导师的样子，你做就可以了。我出狱五年了，做书、做网站都能做 得出。维权的陈小明帮助维权者被劳教被打死了。

他们说冯老师做了那么多大事，没有出事。我说这是水平，我做了那么多事，都是在宪法框架下 的。这很重要，我所做的事都是透明公开，以前为什么你们不能做，因为你被心理恐惧所控制了。其实你都能做。第一次肯定受到打击，打击你的人肯定不是根据宪 法，而是长期以来的违法的潜规则。所以当我们行使权利时，反而会被这些警察法官认为是违法的。因为他们认为的法律标准是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潜规则。我受了 难后，让人们感到做经济类的书还要坐三年牢，这才警觉起来，以前人们不会重视，推动这个方面的自由。

另外，作为弱势团体，千万不要挑起事 端，有事端也要回避。

壹报冯正虎访谈（ 8 ）

牢房使我成为改良主义者

壹报：坐牢的人，往往会种下仇恨，我奇怪你出狱后为什 么更为平和，我也经常问别人坐牢是什么感觉，我不大明白，曼德拉进牢前是一个主张武装斗争的激进主义者，出狱后却是和平主义者。

冯正虎：我从看守所出来时是个激进主义者，我从牢里出来是个坚定的改良主义者，为什么这么说。我在看守所里看过的一本李敖《法源寺》，我同样有这个感受。谭 嗣同，当时人们劝他走，他不走，他一死证明改良的路走不通，改良的路失败。我六四以后还是处于改良态度，所以很低调，一直在做，最后我还是入到监狱里去了 ——这不是证明改良的路走不通吗？我和六四后许多人一样对政府还抱有希望，还希望至少在经济改革上做点事。我的路跟谭嗣同一样，证明改良是走不通的。如果 这时我从看守所出来，我可能会是激进的态度。最后，我坐监狱了。你看很多人在看守所里是很倔，包括抗议，非常愤怒。监狱情况和看守所不一样，看守所是不断 整你的，你在处于不停地对抗之中。甚至我准备判大刑——处于这种心态。监狱里大部分时间你可以反思，监狱如何度过是很重要的。监狱比外面社会更专制，绝对 专制。而且我在监狱里比一般人受的苦要大，虽然坐了三年，但是速成班，什么苦都尝试过，我被五十六天的严管，郑恩宠没受过，我是无罪申诉的，所以我在里面 是D级待遇。我一直关在第六监区最差的监区直到出来。其实我把这次坐牢也当作社会实践的体验。

我坐牢之初，我写道：我信任法律，法律最后 是公正的，所以我不断做无罪申诉；我尊重法律，既然法律判决我，我会遵守所有监规。在服刑期间我做到了。我的理念也体现了苏格拉底的理念；当苏格拉底被判 处死刑时，他的很多学生让他逃走，他认为没必要，他是对法律的尊重，他以自己的死证明这种尊重。法律内容是不公正，但对它的形式尊重。我这几年，包括知识 分子都应该是这样做。我们知识分子看到法律对他不利就一脚踢开，制定新的宪法，新的法律，但他没有法治精神，虽然现在有许多恶法，但养成对法律尊重的精神 更为重要。

为什么有这个体验？因为我在监狱里面能改变很多东西。我在这个最专制的环境里面运用了什么？——就是运用了一部《监狱法》：一 个是扣住《监狱法》，宣传《监狱法》，尊重《监狱法》。狱警给我很大的压力，我还是用这个法。包括鼓励周围的犯人，最后迫使监狱改变，尽管我受过很多的虐 待，最后我出来还是让你监狱输了。我提出几项请求，如废除对犯人的虐待，给犯人以休息的权利，许多人在海外写这样的文章，我在监狱里就写了。你嘴喊没用， 你要有勇气，要有向死求生的精神，我第二次被严管出来，我写了万言书，准备第三次再被你关进去。

壹报冯正虎访谈（ 9 ）

牢中牢

壹报：听说你坐了两次小牢，就是牢房中为惩戒犯人设的牢中牢，这种牢中牢可以把人逼疯，你是怎么度过的呢？

冯正 虎：第一次十九天，第二次三十六天。第一次我身体发风疹块，不愿去长毛绒车间，硬要叫我去。我就在牢里大声说他们，主动要求坐这种牢中牢，而且我说：“你 出去，让我坐”。我第一次坐很带愤怒的情绪。第二次坐我根本没情绪，我恨都没有了。而且是三十六天，在这种情况下我真正体会到精神与肉体分离的感觉。很静 很静，你已经不痛了，不是思索世俗的问题，而是大的问题，回顾大的问题。没有个人，个人只有痛，生啊死啊。我理解一些坐牢的人出来为什么能考虑国策的问 题，因为他在里面都考虑过了。让你有时间让你好好考虑，安安静静。

在牢中牢，我坐在8公分宽细长的低凳上面壁，一天坐十几个小时，你只能 考虑与你肉体无关的事情，你问我你有信仰吗？我没有宗教信仰，但考虑超越生死的问题。

第二次平静进去，沉浸在里面是一种舒服的感觉，而且 你很多关都通过去了。比如，没有油水，只有白饭，酱菜，吃得反胃，不吃又饿得受不了。水泡饭胃就破掉了，三四天，你这关过不过得去？你一定要把饭硬撑下 去。你大便拉不出来的，很痛，我昏过去也就是这一次。第二次我自己爬起来。我坐牢，没坐过这两次牢中牢，不叫坐牢。现在坐牢乱昏昏，有吃有穿。我坐的牢中 牢呢，三平米，八公分小板凳，背后是铁栏。你不能打瞌睡的，一动就倒下来。细条的板凳，二三个小时屁股就痛得受不了。

第二次进牢中牢的最 后一天，我很平静，最后倒是他们劝我出来，引诱我出来。三十天是我坚持的，三十天是极限，他们不得不加菜了。年终总结，我还是两个字：无罪。最后他们动用 了几个和我关系不错的警察劝我出来，精神虽然不错，但我身体受到了永久伤害，坐久了腿站不起来，坐骨神经受伤害肯定有的。人经过极限，也知道自己能力所 在。

犯人说老冯是像法轮功的人一样坚强，没想到我能这么沉静，很佩服。从此以后，他们就不管我了——你想写申诉你就写好了，提蓝桥监狱有 句话，把刑期变成学期——以后我就自顾自看书了。


壹报冯正虎访谈（ 10）

牢房是我第四所大学

壹报：坐黑牢给了你什么？李敖说没有白坐的黑牢。坐牢的人与牢外的人隔绝。让亲属心生恐惧，焦虑，你是怎么办的？

冯正虎：我现在赢的办法都是在监狱里搬出来的。我早 知道怎么对付他们了。他们在与一个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来玩一个老的套路。他们觉得是新的，我知道第二步是什么。政府法律放在这儿，你让他硬起来，你去用他。 包括中国知识分子，你太聪明，要学郑板桥，叫难得糊涂。什么叫难得糊涂？你太聪明了——你认为法律是假的，他打你正好。你要坚信法律是真的，你就是要用， 他们是错的，这叫难得糊涂。听得他也稀里糊涂了。

我进监狱后，胡佳的事我都碰到过——通信整整半年出问题，家里信我收得到，我的信发不出 去。我跟妻子信中说，“对不起你，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我说大难以后各自回吧。”我们走过的路跟胡佳是一样的。半年，他给你来一封，你要申 诉，他就卡你了，造成什么呢，让你和家里想法隔绝，造成一个矛盾。他们整人有办法的，他们不是一个老套。

照理说我写信，写好的，这不是蛮 好的，他不是，他是要造成家属接不到你的信，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其实他在里面也没打你。外面的人对过去的恐惧有一种记忆。家属为了拯救自己亲人可以放弃自 己的原则，所以我对朋友说：“以后抓进去，不要管家人要干什么事。你要喊什么口号，呼吁，你自己干，家属这个时候心里第一原则是：不愿家人有绳子绑在身 上，为了救坐牢的家人，什么原则都可以不要——这是很正常的心态。家人恐惧了，不停地劝说你不要和他们搞。你在里面就不理解：没关系的，为什么家人都不理 解你了，他就是用家属造成不和。”
我有个傻劲，装糊涂，卡我的信，但我每个星期写一封。我照写，再交给队长，后一封写到前一封。我也写狱 中客观上好的事情，我就是让你觉得你是在犯罪，你卡我每一封信，你就有犯罪的感觉——其实我们在斗心理，他们不让我寄出去，我就写了一封什么问题都没有的 信：“小晶，你好，他好，我好，冯正虎”内容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总不能不给我寄吧，就这样给他们压力。夫人写了最后一封信说：“算了，你不要写了。”当她 失望的时候，我就胜利了。她开始彻底失望，就开始接到我的信了。

壹报冯正虎访谈（ 11）

这是进步时代：既当婊子，又立碑坊

壹报：为何你能坚信法律，坚信改良的路？

冯正虎：我们很多东西。包括我们改良的路，坚持一步，你就得到了，你没有坚持下来，你没试过，你凭着历史记 忆，人家说到一半的东西，你就说没有用，就要放弃。其实你坚持一下，现在环境毕竟不是过去。现在是什么时代，是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时代，要比只做婊子的 时代要进步了，你要承认这一点。你把牌坊压压实。牌坊做得越大越好，我们的工作就是压实牌坊。我坐监牢，我跟他们对话的语言全是法律。我的观点是这个时代 是个讲利益的时代，所以任何个人信仰与主义都要回归到个人领域中去，公共的领域就是法律，双方要用共同的语言在谈话。毛泽东时代是毛泽东语录。我们现在知 识分子战斗也是这样，你是右派，你是左派，你是西方的，我是东方的，你是资本主义，大家如果讲主义，互相没有人理睬。现在很务实，我现在很务实。当政者也 很务实了。所以都可以争论，都没有绝对标准的，资本论在日本大学中不是很好地在教吗，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从事的政治的方式都过时了。好好要向八零年代的人 学习，我们现在看不起他们。其实他们新，他们讲利益，因为讲利益才有维权平台。

我和国保警察能打交道到现在，因为和胡佳处理方法不同。胡 佳和他们讲信仰，讲主义，一个天一个地，一个南，一个北，说服不了，显得他们讨厌，我不和他们讲这个，我和他们讲法律。法律是公平的，你的行为对不对？所 以他们对我没办法，又很尊重。所以社会变了，我们公共的领域当中，政治就是公共行为，就是应当讲法律。法律是我们所有老百姓进行协商妥协的结果。

现在你说这个宪法不好，还是三千人通过的，还是有影响的。我看看我们的宪法，除了四项基本原则有人不满意，其它都满意。我对民运的人说，你为什么 要把这四项基本原则拔掉才舒服，我们的法是大陆法，是有前言部分的，他讲四项基本原则，你不舒服，你不要动它。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他掌权，他掌权，他写他 的历史，你干嘛难受，以后你掌权，你拖一笔就是了嘛。人家掌权，你硬让人家拿掉，——你还没有这个资格和能力跟他去讲话，你看它后面的权利义务对你有用 吗，你把这个实施起来。就可以了。我的护宪维权就是走这条路，我为什么支持《零八宪章》，因为他也是走这条路。国内互相在影响。从人权作为出发的角度，对 了，因为从传统民运的角度，他是把政治看成实体，变成你死我活的问题。非要把你打倒，才有我的活路。没把你打倒，你什么都是假的，我什么都不做。他们干活 是很轻快的，不用干活的。只要写一个文章，打倒***。他们认为做其它活也没用，我们要做很多实实在在的维护公民权利的事。我们从人权的角度，你也有你的 生存权利，他听了放松了一下——你也让我活下来了。但你的权力太霸道了，我想要回我自己的权利，而且是在宪法法律上规定的，你不能阻拦我的。他也不能显得 太霸道，当公民力量强大时，你也不用消灭他了，他也到了一个相应的位置。所以我们好多政治理论工作者，可能他们的学问比我深，他们好多口号都有很大错误， 要求选举，要求选举法。这个法，那个法，谁定，要现在的人大定，他们怎么会制订对他不利的法。矛盾，不可能，你又要他这样去做，这样有了矛盾。你说不相信 他，做的时候，又要依靠他给我们一个好的。潜意识把共产党看成一个上帝一样，他能给我什么什么好的。尽管你的文章是好的，但你客观上的请求就是把他看成救 世主，要求他给我们一个民主。要求他给我们一个出版法自由法什么，你没看到民间的公民力量。

我开玩笑对一些朋友说，你们学问比我深，看历 史书比我多。我历史书看得少。你们说这个象谁，那个象谁。我说这个对改良不起作用。

中国改革，你说三权分立，我说行政这一块，你根本不用 管，不用你操心的，当家人会把行政这一套改得好好的。没有一个老板想把仓库搞烂的，行政就是管仓库的。现在行政上做了很多，所有的行政官员受到制约，公务 员越来越中立。现在是司法与立法越来越腐败，法官无法无天。你要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体制外体制内的人应当把精力放在这个上面。

壹报冯正虎访谈（ 12）

访民是政 治改革推动力

让他们推动人大代表

壹报：现在有个比方，你来听听。一架飞机，被劫匪绑架了。劫匪杀掉了驾驶员，有人说应当起来反抗，杀掉劫匪，有人说应当教会劫匪开飞机，还有人说当了望员， 告诉劫匪快撞上山了，可是劫匪们根本不听。怎么办？

冯正虎：当然现在要否定革命，不能一群人冲进皇宫，把政权推翻。为什么说不能 革命，这是与民主设立的目标有关系。我在研究生时是学战略管理的。你要建立一个什么政治目标，你要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目标，那么你达到这个目标的确要经过 议会斗争吧。过去的议会斗争是错误的。

我以前做企业发展研究会讲的是以中国企业发展与中国企业家成长为目标。当时没有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 家嘛，当时从哪转变过来，从大量的国有企业转变过来。国营企业还是主体。中国要完成政治体制改革，谁来做，中国现在也是缺少政治家，除了官僚还是官僚，从 哪里转化过来，从现有的人大代表。这是很大的一部分，我总是认为人的思想是跟屁股走的，中国体制改革是要人来改的，你这样一个团体，这样一个机构，人决定 的。我就在考虑如何改变它。我现在不断地通过打官司，迫使法官正视法律。

壹报：有人说中国政治改革已经结束，中国未来政治走向何方？

冯正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找到一个希望，体制改革是要人改的，社会中谁是你基础的力量？我现在发觉，我为什么能帮助这些维 权的人。国保说得没错，冯正虎是搞政治的，郑恩宠是半个搞政治的。现在是搞政治的人法律化，郑恩宠搞法律的人政治化了。

为什么？维权上访 的人确实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推动力，就象农村里的游民，城市中的游民，城市游民摆摆摊，农村里不务正业的，但经济体制是他们推动的。他们推动以后，知识分子 形成观点，国有企业才动起来。推动是这些游民，主力却不是他们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也是相似的，就是这些你看不起的维权上访的人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他们个人不计成本，不一定意识到自已在做什么，在客观的过程中却反映出推动法制化建设，他们不断要求法官，甚至不惜去游行示威，整个社会就适应了。如果上 访的人他们哪一个学会找人大代表了，中国这盘棋就活了。——现在的人大代表什么样子呢？人有两个耳朵，现在人大代表一个耳朵是闭的，和人民联系的耳朵是闭 的——人大代表地址都没有，你找不到他。他当然这个耳朵听官方的，又有好处不断地给他。你在这个位置听谁？谁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叫他把那个关掉 的耳朵打开来，那么他马上接受双方的压力，压力之后，他觉得很烦。听谁的好呢？那么他会想这样一个问题：“听法律吧！”两头都不理。你老百姓这边听了犯错 误，听了你当官的也保不了他——现在当官的也不行了，不象老毛时代还保你的。于是人大代表他自己进行改造了。

我们知识分子现在做了什么事 呢，叫皇帝不急太监急，什么呼吁“人大代表专业化，人大代表待遇……”他不急你急。还没有人响应。人大代表何时会第一个方案考虑人大代表的待遇问题？现在 他不需要，做人大代表挺好的，他老婆都说了，“老李，你做人大代表挺好的，搞搞关系。”——其实现在人大代表很有实力的，都是教授，当官的，是的，不是过 去工农兵，不是橡皮图章，都是钢印图章，只是这个图章，没帮你敲而已。要人民代表负起责任，靠谁呢？靠你翟先生？靠你冯先生，都不行，我们没有这么多精力 去找人大代表。那好，我找到了一个群体，访民，一个无处可走的人，他们在所有的地方碰壁，还有一个地方，是他们观念上没改变所以没有去找。什么观念：人大 代表没用的。技术上：找不到，人大代表在哪里？但是观念上理论上，人大代表在会议上喊打倒共产党都不会抓他的——当然没人喊了。如果人大代表他发出的信 函，政府绝对要处理的。只是人大代表他没帮你做，如果我们把观念改变了，技术上告诉他访民。我们找到这样一些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这样的就有上千上百访 民，纷纷找人大代表。

我不是人大代表，今天我说不见你访民，也没关系。人家访民最多说“冯老师派头大了”，但人大代表不见你访民不得了， 人大代表不接见人民，还把人赶出来，你访民写这篇文章，绝对可以登。现在网络监督下，你一次、二次去找人大代表。我如果是做人大代表，心里就变化了——我 心里不能说，我先把材料转转。然后我找部下解决，否则烦不过。——人大代表就真正做起来。

我对朋友开玩笑：“老婆能推动一场改变中国政治 的革命。”为什么？来访的人多了，人大代表老婆说话了：“老李，你当什么人大代表啊，不要做了，当你教授，当你官挺好，人大代表做得来，退又不能退，进又 不能进，这些人都围到我家里来了。”——人大代表就可能不想当了，现在有很多满足利益的地方——何必惹这个麻烦，你不想当了——但还有人想当了，真的想为 百姓办事的人有兴趣当人大代表。他就说“帮我们找个办公室，找个秘书，局长都有办公室，我们人大代表立法的人也要。”他们真心想办事了，人的层次就改变了 ——现在留下的人大代表就改变了。你看：这里全部过程不牵涉到什么改变宪法什么的——改变宪法这是在观念误区中。这样一场革命不仅在两三年中完成了。里面 动力最大的就是人大代表他老婆，男人都听老婆，触犯他家人利益了嘛。所以观念一改变，事情就变了，而且这完全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投入是现成的。

这对中央政府也好，对胡锦涛也好，他不是老毛，他一上台学宪法，是因为只能用宪法来统一中国，没有其它资源了。

而且这个改革没有 很大动作，人改变了，人大代表倾心于民有什么不好？人大改变，法官也在改变。人大决定法官的。法官不负责，老百姓一直盯着你，不断纠正你——诉讼，知道是 不会赢的，但我们在法庭上可以申张我们的权利。给你压力。这两条线都需要维权群体的。我和朋友说：我给他们上访维权群体帮了很多忙，每月自己花了很多钱， 但是我认可他们这个群体，作为整体来说是很伟大的。不少人作为个体，不值一看的，人品不怎么样。但整体上来说是推进中国前进的很健康的力量。在找人大代表 时，我会劝维权上访者，你到人大代表家千万别穿写着“冤”的衣服，他没得罪你。所以说全国都这么做，就改变了。——现在只有上海有条件，因为上海人大代表 地址是公开的。

壹报冯正虎访谈（ 13 ）

来福士广场接待访民

壹报：你如何接待访民？

冯正虎：我 每周三中午出现在来福仕广场大时代餐厅，很大的地方，离市政府二百号也近，我就在那边吃饭，边接待访民。已经成为维权人士聚会的地方，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我开玩笑说，公安局也允许。我做事都是公开的。我们国家是特务国家，你做事没有什么秘密。只有你把自己的事情公开。我选择这个路线很舒服，我做事 公开，公开也给周围的人以信心。周围的人都成为正常的人，用文绉绉的话说是公民意识树立起来了。我在监狱里已觉悟，所以我出来照样做，外面的环境比里面好 多了，在监狱里，你就象一个婴儿，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死掉的。把你小婴儿衣服扔掉，放在冷的地方，也算你自己死掉的，没有人可以救你。这么恶劣的环境中，我 以我的勇气与智慧坚持这些法律，你信就信他。法律就象信仰，你用就得信他，所以我属于信法派。你信它，它最后产生一种力量。

壹报： 改革需要具体办法，你否定了革命，但又如何找到改良的途径呢？

冯正虎：有些朋友都喜欢孙中山革命，我们现在要有孙中山勇气，但不 用孙中山方式。孙中山，人称孙大炮。他看到清兵在练兵，他说要调转枪头，清朝就会倒台。现在你们要看一看，现在也要挟天子以令诸侯，现在天子是谁，不是你 们想的这个皇帝，那个皇帝，现在天子就是《宪法》。谁利用他，所有的国家机器就跟着你走。确实是这样。现在训练下来，以法治国。确实是这样，现在完全是实 力对局，是权力制衡权力，现在百姓也是这样。我说：“官为什么听你们的话呢？官位是人大授与的，又不是老百姓授与的，他们干嘛要听你们的。和他们搞，肯定 搞死的。谁听你们的，你们的权力授与过谁？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人大代表权力是你授与他的，不管选不选，以你们的名义当的。比如市级人大代表，不是选的，总 是杨浦区，静安区的人民代表。是你们授与的，当然要找他，找他是理所当然的。官的权力是他给的，所以也真听人大代表话。农村来的姑娘都知道要绑一个城里的 大款。为什么？要立足下来。你们也绑二个：交两个人大代表朋友，（他们）不就为你工作了，还是免费的，而且在法律上也应该为你做的——不就好了吗？

我和很多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是从书斋到书斋里去，我在考虑具体的做法。你哪一个派与我无关，我只关心政府写出来的东西。我不关心哪一派。你成文东 西哪一个，成文东西改了，就说明方向性的东西改了。我不关心你抓了谁。你把我抓进去，我还是这样。这也是越来越与西方法治社会接近的想法。

壹报：曹思源建议政治改革从同意人大会议电视直播开始。你认为呢?

冯正虎：他们提了好 的方法，但他们没有看到好的方法其背后推动力量在哪里。力量靠人群。推动的力量与利益有关的。我们知识分子可以写两篇好文章，写完了不写了。共产党利用痞 子运动，农民翻身分土地，他根据利益跟着你干革命呐。维权上访人士 没有知识分子考虑那么圆满，他探索一条道路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他找到了就正好推动社会。我感谢我的坐牢，我坐到下面来了，坐到维权人士这里来了。现在 维权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一块。
这样的推动谈不到颜色，没有颜色。颜色不变也变了。也不需重新立法。无非知识分子有了这样的想法，事情也推动 了。中共也无可奈何，也乐意接受。也需要这些人制约地方。你靠什么制约地方官僚？也要靠人大代表。现在人大代表力气没有，是因为席位是官方分给他的。如果 百姓授与他的，他就很硬。他可保持国家法制统一，经济利益的统一，因为他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嘛。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官僚做大。现在也是两条政治路线，一条是 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路线。一条是以官为本，执政为权贵的路线。有人问我，以何人为代表。不要问我，要靠谁。胡锦涛、温家宝以民为本，还是江泽民以官为 本？或者以后也会变。但是两条路线客观存在。

知识分子要做的是跟这些访民宣扬这种改良主义。许多改良主义者是在看，看习近平，看李克强， 象我这样的改良主义看老百姓。六四之前，我一直看民间力量。所以我很独立。我现在对胡温的期望是保持好的政策就可以了，好的法律修正。做事要靠老百姓，你 不要期望地方官僚，因为中央的政策法律与地方官僚是冲突的，是限制他们权力的。我现在能做很多事，我体会，这跟时机很好有关，中央维持国家，他也需要从法 律维持，对地方制约。我们这些民间人士干什么，有人说中南海政策出不了中南海，那好，让我们带出来用。所以现在是这样一个好的时机。

有这 种想法到做起来，不需要很长的时间。老百姓纷纷找到人大代表，你这个人大代表，一个月就吃不消。以前为什么不做，以前没有群众，这个事总是要人做的。这些 人不是你叫来的，或你教育出来的。这个群体是不需要你教育。本身就是一个潮流。还有一种知识分子是看的，看皇帝，那是没用的，白做了。我是希望这些人通过 民间改造社会，通过现有的法律去改造。法律已经很完整了。所以这个进程是很快的。

壹报冯正虎访谈（ 1 4 ）

督察简报是维权的中央文件

壹报：《督察简报》坚持了很长时间。今年工作的重点在何处？

冯正虎：所以我今年的重点放在推动人大代表这里。所以 我这次把人大地址向访民发掉了。你点拔一下，老百姓就知道。我把《督察简报》寄给全国人大八百个代表。有时每期印一千份，有时三百份。这种形式，他们喜欢 嘛，因为他们一辈子看文件看惯了。很舒服，所以我们要为客户服务——用他们舒服的方式。我写文章，要让维权的人看得懂，不是与政府辩论争吵。我举这样的故 事做比方：我们的中共与这个体制是个吝啬鬼，你越好心好意救他，帮助他，他老不领情的，有一天这个吝啬鬼跌在河里去了，人家都想去救他。有人说：“你把手 给我呀！”他拒绝给你，宁死不给你，因为你不明白吝啬鬼老是要占人家便宜的。我呢就大喊：“抓住我的手。”他就抓了，把他救出来了。我们不是救人，是救中 国。但现在中国统治者就是这个心态。他就是觉得你反对他，是不是要推翻他，所以宁死也要反对你。我们知识分子都想成就中国。我们不能改变他，只能小小地改 变我们的一种方式。其实我提出的“护宪维权”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壹报冯正虎访谈（ 15 ）

司法不作为案例集是向落水者伸手

壹 报：这个救人比喻很有意思。

冯正虎：我不能要求他，“你死都要死了，伸个手。”我们很多朋友就是这样。要求伸个手。你要承认这个 状况，现在有中共这样一个吝啬鬼领导中国不愿放弃一点点东西给你，死都不放弃。你怎么救他。救不了他，中国一切也死掉了，就象飞机一样，不能让飞机跌下 的。我采取的方法：喊：“你握住我的手！”。我现在能写东西，能公开，他们不来惹我，因为我没有确切主张。国保警察认为：“你说的是这样，但做的好象不是 这样。”只有一步步做。我现在要求法官受理案件，他无赖，不受理也不裁定。无赖？好的，你认为我一个人没用。我让民众拿出一本书叫《司法不作为案例集》 ——让你无赖。书出来，你就感觉压力。我来一本《司法不作为》，就把你不受理也不裁定的无赖行为全部放在外面去。让整个民众看一看。七天不受理，不裁定， 不可能发生的。——但事实确实是样的。我把你这些行为全部拿出来，你就不要说司法公正——你法院可以关门了。老百姓把你一逼。你法官和人大代表碰到一个问 题上——你听谁的？还是听法律的。你现在听官的，因为官给他位置，老百姓给他的压力不到位。如果两个都到位后，就变了。

不要跟老百姓说共 产党没有法的。错，西方社会法官也有权力压力的，不是没有的。也是需要法官负起责任心的。否则我们把什么坏事都往共产党三个大字上一推，每一个人都可以不 负责任做事，所以每个人应该负责任负到自己头上去。自己负责任。不断地推他，让他负起责任，人大代表就是人大代表的责任，法官就是法官的责任。你起来了， 不就三权鼎立了吗，否则你给他压力没用，再来一批人打天下打下来，也是这样。我说共产党解放前提的民主口号提的比现在民运人士还要漂亮，都好。

这 就是我们公民社会，我们老百姓，懂得维护自己权利。让老百姓在权利扩张的基础上真正确立公民意识。到时候，自然而然，不要推翻谁了，让选票决定了，或许还 是共产党当家，或许不是共产党，不要把共产党不当家作为一个前提来搞定。你理论上都是对的——共产党是要消灭的，一百年，一千年总要消灭的，永远是对的。 但你从改革的路怎么走法，又碰到蛋和鸡，鸡和蛋的问题了。没办法走得通，你既不相信他，又相信他有很多权力可以改变？

一个胡锦涛就可以把 四项基本原则取消掉吗？现在取消四项基本原则，需要什么，一个人做不了主，九个人都做不了主，要三千个人讨论讨论。三千人人大代表，个个是各地大小诸候， 你以为都听胡的话？只有靠民众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个宪法倒退倒不了。现在国家人权行动纲领拿出来了。讲得很好嘛。

壹报冯正虎访谈（ 1 6 ）

牌坊越大越好

壹报：如何让人们在失望中找到行动的力量？

冯正虎：现在的共产党跟李敖说的一样—— “和小孩子一样”，你不要一直打他，他狠狠心就乱搞，要表扬表扬他，好的东西树立起来，让他的牌坊立得越大越好。其实对我们反对派，你说他好的东西，是给 你自己增添信心。好的东西多起来的过程，也是你推动他进步的过程，你把中国看成一无所有，一无是处的，其实你也没有信心的。一无所有，你搞暴力，你又不象 这样的人，海外没有一个人象过去汪精卫能出来搞暗杀的。***在国内写两部小说，要把窗户关得紧紧的。写两部小说有什么稀奇。激烈的人其实是最软弱的人， 你把他一关，你看看。过渡政府没做几天，霸道倒蛮足的。我所做的是让周围人感到快乐就可以了。

妥协也很重要。就拿狱中断信的事来说，我告 到监狱长那儿要求通信，他们派了个人和我对话，他说按法律是可以的，但有一种“个别的情况”在档案里规定的，我们没办法。我说：“这种情况对我不存在，因 为我刚进来时，是通过一次信的。”他们就问我：“那我们查一查，你有什么要求。”我说“我没什么要求，至于警官们私压我的信，是你们的事情，我只希望我信 通就好了。”他说“你很爽快”。我在里面还追究什么警官责任啊，我们弱势群体有时是有一定的要求，不能过分要求。隔一天，全部开通。——也看过几次，压过 几次。我很犟的，我把过去写过的信再一封封重新寄出去。我有底稿的。所以我坐牢有这么多信在外面。

壹报；你是和警察如何打交道的 呢，我试过和他们讲公民社会常识，好象效果不大？

冯正虎：起先他们给我夫人说我还没有吃过苦头，知识分子嘴老。后来吃过苦头，他 们说这个知识分子不像其它知识分子那么软弱。那里面犯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狱警会把我叫进来问，“这样处理对不对？”我说不管我的事啊。——我都成监狱里 的检察官了，我成了犯人头了。

后来我的一封信，使得他们严管室所有的东西都拿掉了。老虎凳，二十四小时绑着犯人的刑具全拿掉了。他也怕 了。我说“法律是有追溯期的，我告诉你，你这是犯罪。”我一直告诉警察，“你是犯罪。”我不象高与胡佳跟他们讲信仰，我就讲你违法，严重的可判多少多少 年。我有一个简报刊登了《扰乱公共秩序的上海警察》。官方至今没有反应，“你阻挡我的行为按照治安管理法规，行政处罚是五天以上十天以下，罚五百元。这是 轻的。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犯这一条加重处罚。严重的变成刑事了。”我讲给他，“我说你是治安警察，小偷偷了东西，可以逃掉。但一旦有人立案，你是一辈子逃 不掉的。罪行是很清楚的，拦截。其它免谈。”我们是无神论者，跟他说来世，他是不在乎的。你告诉他几条几条，他害怕。运动搞多了，知道运动会反反复复的。 我这期写《严惩截访》。我就谈法律，你已经立起来的法律，我就会搞你。民众去制约他，谁当家都一样，民众自己的公民力量也会壮大的。官方说我传经授法。几 百人上访户让我讲课去，我对官方说：“我讲课，你们应当感到高兴，我上课，你们派几个公安，几便衣，录音下来，哪几句是推翻共产党，一铐判我三十年，不解 决了吗？”他们苦笑。

壹报：对维权老百姓有何建议？

冯正虎：我对老百姓说“你干嘛要反对共产党，反对政府 呢？你口口声声说反对共产党，反对政府，侵害你的人都代表它，你把你的对手越搞越大了，你可以换个思维理解，他们都不代表共产党，也不代表政府。能代表政 府的东西，是法律上规定的东西，他这样做是代表政府的。不是按法律上做，就只能代表他自己，如果说以人为本的路线，没欺压老百姓，才代表共产党。否则这些 个人都是违法犯罪分子，我们要坚决反对，要把他扭送到法治机关去。如果你们是这样的心态，我们的力量就很大了嘛。政府与国家机器都站在我们这里的，其实就 是换位思考。我为什么对中国有信心，好话都给他政府说光了嘛，我们就实现几个，你也不用再说好话了。你把好话都兑现就可以了。

壹报冯正虎访谈（ 1 7 ）

坐牢的 包随时放在门口

壹报：你最让我吃惊的还是你的心态。

冯正虎：他们问为什么，别人干不出， 你干得出。我说我干得出，我坐牢的包一直是放在门口的。牙杯牙刷都准备好的，换洗衣服放在一个包里。因为过去被抓后，我夫人曾经很痛苦，就象胡佳夫人一 样，东西送不进去，刁难你的。我被关了十天，夫人给他们玩了四五天，东西还没拿进去。不如我自己带点东西就好了。这包里有可以维持二个星期的东西。

刑拘一个月时，我和夫人说，“我进去你不要急，最安全了，他们总会交出一个人的。你们放心，我在里面活得好好的，真是休息。”我要和胡佳说，“你 在里面看你的书，把身体调整好。你和管你的人讲什么有罪无罪啊。”我在里面血压高，当时限制所有的药带进来，我就天天泡菊花茶。自己调整，这关过去了。

坐牢靠自身的心态，自身的免疫能力去对抗的。心态好了，就好。坐牢是个好时间，可以让你反思很多问题。让你看书，我不赞成在监狱里绝食。我和张青 说：“绝食能说明什么问题？你微笑，他们就害怕了。”我和上海维权的人说你们哭哭闹闹没用的，你微笑，你活得很自在，他们没方向了——你们到底在搞什么东 西啊。

监狱是实验地，是专制社会的缩影。你在监狱里完全靠你的能力，培养你的智慧，你的勇气。你没办法借力。赤膊一个人。靠你冷静判 断问题。有的人监狱出来废掉了。怕得要死。很仇恨。有的人很平稳，很有力量，监狱出来是两类人。大多数被吓得很怕。但监狱里也练出一部分人。我与他们斗， 我比高智晟胡佳幸运的是我是出牢来以后和他们斗。高如果出来了，和国保在门口斗，肯定不是这样的格局。我是经过训练的。耐心就耐得下来。他们就玩不过我， 我在那么狭小的空间生活下来了，在家里算什么事。平常人给他堵在家里，他会发怒的。阻碍你，极力反抗。他们看挑斗成功，就继续搞。这种方法对付不着我。坐 牢是自身能力得到锻炼，你的心态是很轻松的。恐惧是无知，你对很知晓的事物，就不会有什么恐惧了。所以我和夫人和警察说：“什么时候，让我坐牢，我可以疗 养疗养。我在外面，每天工作到十二点钟，生病还没医疗劳保。我进去看病不花钱，吃饭吃皇粮。八点半就睡觉，看看书。”他们觉得用坐牢吓我没有用。

上次抓了我十天，警察陪我聊天三四天，我说：“端午节，你们回去回去。”在一个审讯室，警察应当坐上面，我坐下面。他给我泡茶，位置坐到下面来， 我说“哎，你去，你去，这个角色，你坐在上面比较像样。”他连说“冯老师，冯老师，不是这样。”我说：“你想通了吗，你要做得对了，就不用来找我，”他说 我不知道你这么出名。你一抓，整个网上都知道。我也是一个六四这么出名的人。看守所的警长说，“你这个人不得了，提蓝桥监狱也蹲过，老前辈了。”

壹报冯正虎访谈（ 1 8 ）

出狱后追着打官司

壹报：出狱后你又告法院，详情如何？

冯正虎：到了这一年，我突然想起我的冤案，法院判了我的刑期及罚金，但判决书中没有写对警方查获物品的处理。按法律，没有判处没收，应当返还，还不出则应当 赔偿。

判案时，司法会计中心已核算：我的书值二百零七万。于是我就上诉，要求上海市公安局赔偿。——我现在和你讲法，讲得很认真啊。

这个体制就是这样，老百姓，你硬他就软。公民要自己站起来，在站起来的过程中，肯定要对你进行打压的。你冲过这一关，属于你的东西还是你的，我们 的法律已经树立了这个东西，无非是我们的法律很软弱。这种软弱需要我们血汗让他强硬起来。我去做示范，看看都是我个人的案子，其实是很典型的。

壹报：听说你还告过提蓝桥监狱？

冯正虎：我出来就告提蓝桥监狱，标的是五十六元，代表五十六天，我对警察没有什么怨 恨，我是表达公民的诉权，对他的管教场所是很大的制约，因为我出来都能告你。我自由被限定——没错这是法院判决的，但法律没有说我的健康我的名誉权可以被 剥夺。你对我的虐待就是对我的健康、名誉权进行侵犯，所以我状告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壹报：之后你又告监狱侵犯财产权？

冯正虎：告他侵犯我财产权，因为我出狱时非常特殊，是脱光式检查，一张纸都没带出来。我出来时给他们几箱东西，包括报纸《南方周末》，《南风 窗》，我写的日记和东西。在牢里是不能用本子写日记的，马上会被偷走，我是一张纸一张纸写日记，然后把纸东躲西藏甚至放到别人的地方，最后临出狱时再抄在 一个本子上。他们检查以后不给我了，出狱当天我不出去，说三年都坐下来，不在乎这一天，你们可以请我喝咖啡。最后有人说了好话。我就走出去了。回去当天， 我根据记忆写下九页纸的扣留物品清单。一个月后，我就把清单寄到监狱里去。不睬我，我寄给司法局长缪小宝，告诉我要起诉。这招蛮灵的。十天以后，我收到提 蓝桥刑务处的通知，让我领我的私人物品。他们说话就软下去了，说什么为了还给我他们还加班加点工作。他们留下几样东西没还给我，一个是日记本。一个是英文 材料。我说日记本你们需要可以复印，这的确是一个无罪的罪犯在提蓝桥的纪录，但本子是我买的私人财产。

所以起诉他。法官说我很厉害，从来 没有过人能告监狱的。当时时间也凑巧，要是再过两天，我的起诉期限就没了。我对国保警察说，我打那么多官司也是法院逼出来的，本来我只想打一场官司就是出 版自由的官司，但法院不受理。你们堵我的路，我就启动第二场官司，告新闻出版局当时的撤项（即当年撤销日本在华企业名录的书号的文件）。这场官司只要立案 我就赢了。根据行政诉讼是被告举证。我就逼新闻出版局说出当年撤项的理由，让背后的东西浮出水面。

壹报：然后为出版自由，你又打上 了官司？

冯正虎：过几年以后，我又用自己的电子书《日本企业》攻新闻出版局。就是这本书，我同时在日本做繁体字版，这本书反映了 两个国家在出版自由方面的态度。在日本很容易，我写了，我就出版了。这本简体版本，按程序，我不卖，我先办了版权证书，在中国版权证书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 举，版权证书的办公人员说这是打官司用的。没想到我是真的用这个版权证书来打官司。我版权申请花费了一个月时间。然后，我就开始向新闻出版局发出申请，要 求自行发行这本书。我有著作权，根据著作权享受的权利就是可以发行，可以卖买，我要新闻出版局来认可我，他的电子出版物条例说，电子出版物发行要他许可 的，我是多老实的公民，虽然不合理，但我遵守，我让你许可。根据这个法律是有这个权利，著作权法是出版界最高法律。

难题出给他，他进退二 难。他要批我，中国从此有出版自由了。我能卖，你也能卖，真正的著作权有了。不批，他就违反著作权法。结果，起先他电话打给我，“你要销售办个出版发行公 司，很容易的。”我说“不要误导我，我没兴趣办发行公司去卖人家的书，我只发行我的书。我卖我自己的书是著作权的问题。”后来他们下了一个文：答非所问， 避开不谈。我就到国务院新闻出版局复议，受理了。其实我知道我要自己卖了，也没有人管你。这叫选择性处罚，他要搞你了，他就说你破坏了出版管理条例，很多 人为什么没感受到，因为卖了也没有人管他。但这其实对每个人都是一个威胁。因为一旦他要报复你，就会把这个作为理由，我们在法律上叫选择性惩罚。他不能 批，也批不了。这说明新闻出版局的条款与法律冲突，所以我挑战他的这个体制。国家新闻出版署复议出来了。我再起诉到法院，法院不受理。我一审二审不受理， 我就要申诉了。我写了万把字诉状，相当于中国公民出版自由的宣言。这又是一个经济类的案子。法官回过来说“每个国家都有国情。”

胡锦涛到 日本时，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一个民族在创新，我们这样的制度怎么创新？这本书2007年九月出来，到现在一年多不能发行，公众很需要这个信息，这个体制 让人没法创新，公众得不到最好的信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是信息。你去日本的书店看一看就知道我们与日本的差距在哪里？日本大小书店，关于中国的信息有 一大排。我们为什么弱于其它国家，是我们的官僚阻碍了我们，是帮外国人打击我们。我这本书对中国贡献，没有人这么详细地介绍日本企业。”

这 样的案子，就是让我们要争取百分九十九的人权利。为什么？因为发表政治的，千分之一还少的人。这种权利先不要碰他，我们先维持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权利， 让知识分子争取出版自由，这牵涉不到政治。

我们虽是大陆法国家，但案例也很重要。我能出，我就不用罚款，不用坐牢，其它人也就不用怕了。 这个很重要，我每一场官司能赢，中国就改观，出版自由就来临了。你出版了，没有人关你，没有人罚你款，你就自由了。

没书号难打官司是 2002年。现在社会是进了一步。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不要书号。我根本不买书号，我不需要出版社，难点与焦点是个人要出版。书号是管理编号，国际上没有花 钱的，我在日本办过出版社，多容易啊。在日本，他们给我一个出版号，号码是你自己编的，你要发行，你就加入一个发行协会，三年只要一千元人民币，就行了。 很规范。就可以进入流通。——中国这种体制是害了民族创造性的。你防不了要害人的人，地下盗印点有多少！你妨碍的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的创造性。你在中 国正常走程序，一年都批不下了，中国这个体制是教人违法的，你做盗版是可以的。而规规矩矩做事反而是不行的。我给胡锦涛的信给胡办转到新闻出版局。

但是上海很赖皮，根本不受理，连行政复议也不受理。

出这个书都不让人出，更说明问题。这些法官还想用国情把我们的出版不自由真相 都掩盖了。

我就是这样通过一个个实际的法律的例子，一些不敏感的例子来推进法制进步。

壹报冯正虎访谈（ 1 9）

在牢房中教训中队长

壹报：你是如何坐牢的，坐牢中如何保护自己？

冯正虎：在监狱中确要妥协，他们不 来找你，你也不要找他们麻烦，因为你毕竟是弱势群体，管不了那多事。有些人的确是犯了罪进来的。我始终做法与其它人不同，为什么警察看到我很尊重。我有一 个很严格的区别，如果在警察办公室里面，我和警察地位绝对平等，任何问题我可以跟你争论。犯人从边上走过，很害怕，冯正虎这么厉害。但在外面，我对你警察 绝对尊重，警察做执法者代表。例如巡逻时走到我面前，我会站立起来。其它犯人不会的。他们说你为什么，我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做法。我对他的不对之处会严厉 对质，公开的场合，我遵守。警察对我很尊重，因为你敢于反映问题，有时也给他们这么大面子。

有一次警察打破了一个平衡。在萨斯期间，年轻 的中队长想做改革，每天加班得很晚。正好有个犯人，教育犯人过程中，犯人不服，中队长就打他，警棍敲头，脚踏，还游街。——好，我开始管你了。——我就找 到他办公室去了。我说“王中队长，我发现一个问题，根据《监狱法》，犯人的劳动时间是参照《劳动法》，一天八个小时，一个月加班不能超过三十多小时，你现 在看看，我们每天晚上劳动到十一点多，星期天都没有休息的。我们这样犯人身体要坏掉的。这是违反《监狱法》的，我只负责提出来，改不改由你。”

他 紧紧拿着警棍，想动作。我接着说“我还有个问题，警察动用械具是可以的，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如犯人逃跑，但犯人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殴打犯人，这种情况是违 法的。我提出来，改不改由你。”

他问“你对他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对具体问题，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自己和检察院交待 去。”

中队长又问“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我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只有半个月就要出狱了，但是我只希望有一个好的服刑 环境。我们这些人不是天生下来坐牢，是有各种原因的。今天在大墙外的，也不能说他一辈子不坐牢。今天你可能觉得我们要求过高，其实是公平的。”我还说： “你现在没有打我，你打我，绝对不放过你。”他盯着我。

我走出去后，他立即叫两个犯人看住我，其实这两个犯人是被我控制的。在监狱里有二 种犯人对我很好的，一班是政府信赖的，一班是最捣蛋的犯人。警察做什么我都知道。

我在狱中任何周记报告都不写。但这回我写了，我在周记中 把我说的话写下来送给中队长看一看，把他气得要死。

第二天，教导员来了。“你怎么啦。”

“他对犯人太不尊重，不把犯人当 人。我现在教育他，让他知道犯人也不是怎么好欺的。”“要么，他给犯人赔礼道歉，要么我走掉。”

大队长又找我。最后把我调走了。我是犯人 头。我换到楼下中队。

我没到时，犯人就很高兴了，把我照顾得最好，我碗都不用洗。我们的牢房三点三平方，三个人住，这是英国人日本人建 的。我坐牢睡觉时一直与马桶相吻的，我是重要犯，派犯人看管，一直睡到我走时，是睡在地板上的。我幸运我有睡过老监狱的体会，知道那种味道。最差的东西都 尝过了，还怕什么。

我的很多想法是在牢里想好的，走什么路线，很坚定。

壹报冯正虎访谈（ 20 ）

维权者的力量

壹 报：和上访户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很少，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何体会？

冯正虎：改造社会，光靠知识分子纸上谈兵不行，要靠社会的力量。 老毛不靠痞子就不行，以前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行，老毛的这个群体跟现在的维权人士差不多。个别分开来，一个个都低的，都是急功近利的。甚至很自私都 是为了自己的。但整体上社会需要这些人不停推动。而且这个群体的人也有很多很优秀的人，许多人自学法律，身处这个阶段，他们互相帮忙做公民诉讼人，他们精 了，法官也得精了，逼你进步。如果把中国这么大的上访群体引到守法的轨道，就是了不起的力量。现在上海有个不错的风气，维权者公益代理人，互相做，还有维 权者一起参加开庭，每次开庭，警察很紧张。比如这次开庭，只给我们五张票子，其它三十张票子是政府安排的旅行团。他们很怕局面失控。

壹报：你的护宪维权网是如何建立的，为何会选择建网站的方式？

冯正虎：我一开始找媒体，媒体没有用。找律师也没有用，我完全靠自 己，在网上不断发一些东西，2005年我建立网站，“护宪维权”网。为什么办自己网站？因为投稿，媒体不一定用，海外媒体可以报道你，但不一定发你的文 章，所以我要确立自己观点与道路。你看我的网站不是一个新闻网站，更象杂志，把我认同的文章观点放进去，都是选择性的，这是对公众负责任的东西。其实大部 分公众是你影响他的，而不是开个论坛，瞎谈。谈到最后什么结果没有，公众需要选择性的东西，我的文章选择标准是不论你属于什么派，只要主张是我理念相近 的。而不在多，文章多是没有用的。网上走动太快。能指导人，影响人就可以了。

网站建立以后一直被屏蔽，我一直打官司，在国内建网站，因为 封掉，2006年打过官司——因为我是用付费的服务器。封掉后我就搞游击战，我简报上有网址。我的目标是一直要让国内人看到，所以服务器放在外面，但我域 名转移。也碰到一个问题。出来一个封掉一个。到后来，我固定域名，也被屏蔽。我这个服务器送八个IP地址，我可以换的。有些人不敢用代理，所以我还是出书 面的《督察简报》，我的做法和路线有关系，我改良，就要为国内人开的，为以前的同盟军开的。我有一定影响，可信度。我的简报在访民影响很大。二三百份，高 的上千份，但复印的很多。

这一期马亚莲写的截访人员被打，国家信访局下来调查了。其实在国内有很多事可以做，但简简单单一句口号如打 倒＊＊＊，就被封住了，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壹报冯正虎访谈（ 21 ）

上访户是中国未来政治改革基本力量

壹报：你为什么说上访 户是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力量？

冯正虎：上海大部分是拆迁上访，还有新疆回沪的问题，征地农民的问题，上访户文化程度一开始并 不高，我看他们还高唱革命歌曲。有些上访户提升一步了，不仅仅是关心自己，也有帮其它人写，帮其它人呼吁了。层面上相对提高，这些人也是将来人大代表候选 人，将来政治家是来自多方面，有来自原来的人大代表，也有来自现在这些访民里面的。为什么？维权上访已在各地结成了人的联合，在维权上访过程中学会了组 织，学会了联系人，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这对民主建设是很重要的。

我的判断：如果二三年后上海区级选举，我可以说民间推得出七八十人。一 个地方，一个人参与选举压力很大的，如果一个地方上百人来同时参与选举，就不怕了，选举就顺利了。这个选举基础就在什么地方——维权上访的人。这个人群对 政治改革是很有意义的。这些力量，有些知识分子确实没接触，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大的人群。
他们为什么管住我，是要把我与维权上访的人隔开。 我是公开的改良主义，不会激进的。我把这些人都教会了。我如果是激进分子，他们倒不怕，有人举证，正好把我抓进去。我公开的说话都可以录音下来。国保警察 说“看你的东西，看下去，看下去，你跟胡锦涛一样的嘛。都象中央口气。”——他们越看越糊涂。

现在维权上访户不仅会学法，还会学电脑。也 会用SKYPE。活跃的人都会买电脑。为民主建设训练了一批人，这些人一转身就可以投入民主建设。他们已经把恐惧冲破掉了。一个人进看守所，出来时，一大 群人都来迎接，还要吃一顿。风气已改了。这些反对派，官方也已经认可。所以说我们社会反对派已经形成了，各地方象我一样的都有，不是挺好的。事物就在渐渐 变化中，哪一天，党禁开了，不是党禁开了，而是本身党就有了，他就接受了这个理念。哪一天出版自由，是在这之前有冯正虎，李正虎都在出这样的东西，包括你 也编《壹报》，都是的。我们就是要把选择性惩罚破除掉，你在编，他在编。他不过是偷偷叫网络公司不让你办。要是以前还不是大明大白说你是非法出版物啊。社 团有很多，按现在社团管理条例，大部分都是非法的，没有主办主管单位。但是还有选择性处罚这把剑悬在那儿。所以要靠自己活跃起来，中国有句话法不责众，大 家都这样干了就成既成事实了，现在博客这种变化对我们出版自由是很大冲击，其实都在出版了。现在定义你卖不卖。——现在没有非法出版罪，只有非法经营罪。

其实大家都在鼓吹政治改革，就在于政治改革你的含义怎么理解。政府主导的那个大的政治改革是没有的，但生活中都在进行。如果你定义把共产党打倒作 为政治改革开始，那你永远看不到。以后说不定共产党还和苏联共产党一样，在苏联解体后还是一个党。

壹报冯正虎访谈（ 22）

我们家是一国两制

壹报：你的妻子对你的维权工作是什么态度？

冯正虎： 我家里从亲人角度，象我的妻子是不支持我，但每当我要准备坐牢时，她倒很关心我。这就是亲人，因为亲人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去做危险的事，这是很正常的事。但 是她对警察说“我没有办法说服冯正虎不做这件事。”妻子不希望丈夫处在天天可能被抓的恐惧之中，不希望家里是一个很不稳定状态中。

他们对 我的事，不需要支持，默认就是最大的支持。她和我不同，处于不同环境中，我处在维权圈子中，她毕竟在正统大学圈子中。我们是一国两制。我早就变成流民草 民，我们享受一国两制的好处。她说“我能守住一份安稳就是对你最大的支持。”

壹报：你的孩子呢，他对你的事是什么态度？

冯正虎：孩子去日本一流大学读研究生了，我们家人质没有了。学习很好。当时他要去美国，但需要保证金，我们家是拿不出来的。我不喜欢儿子用我们政 治这份光环去美国。他很独立，靠自己免了学费，在国内读大学也年年有奖学金，所以我说上帝很公平，我儿子不用我的钱，不就等于我赚了钱了吗。我儿子公开不 关心我，八十年代人有八十年代想法，我坐牢，儿子只给我一封信过（也是写给警察看的）很简单一句话：“爸爸，我一切都好，请放心，看来你收到我这封信时， 大概你已经要出来了。”当时他读高中时，他很有个性。这次我关十天，我儿子也被带过去，共产党老搞人质这套东西。“你为家庭考虑考虑”。就是搞恐惧的东 西。我哥哥提出把他带过去传讯可以，但是要他在场。他们问我孩子对我有什么看法，我孩子说：没什么看法。他们问：“你帮你爸爸做什么事吗？”儿子说“没帮 他做什么事。”他连团员都不是。大学几乎都是团员，组织上找他，他回答，我如果入团，在高中就入团，你们就不要找我了。他刚到大学政治课不上，他其它成绩 很优秀，老师很急，“你就是做样子，你也要做。否则奖学金拿不到。”中国这个社会，你还得要适应。

壹报冯正虎访谈（ 23 ）

珍惜我们的家属

壹报：众多走进牢房的维权人士，留给家属的是破碎的家，我觉得那是承受最大痛苦的一群人。

冯正虎：我们要充分理解我们的亲属，对他们不能有再更高的要求。他们不支持我们是很正常的，而且他们比我们承担的风险是更大，更痛苦。高律师刚搞绝食时，我 已经写过类似的意见给他了。我们是走在钢丝上的人，走在钢丝上的人自己是把握住的。但亲人在旁边看的时候，心里着急，她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跌倒了，她是你的 亲人啊。所以她不赞成，是很正常的，你也要理解她。我在狱中写信给我妻子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是因为放不下对中国的责任心，如果在一份认罪书与一 份离婚书上签字。我肯定在离婚书上签。这是原则问题。等有难过去再回来，也很正常。她跟着你承受不下。

我家破碎了好多次，我从六四就这样 过来了。被迫无奈到日本，学校给她很大难题，你要去看丈夫，你就要把房子退出来。一天之间把我的家全破坏了，学校很绝，第二天封条就把我家封掉了，家里东 西都送掉。我儿子一直跟我提到游戏机，因为他很小，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只记自己玩的最心爱的游戏机没有了。家就这么破碎了，我让哥哥从日本带回一个游 戏机。为了爸爸的事，他的很多机会没有了，他受到的歧视，他心里很知道。我坐牢，四十万罚款，当时已经没有钱。我夫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她也感到了钱的 需要，她把我留下的电话卡都拿出去卖掉，也卖不了几个钱。我一下子进去，我的资金全投入公司里，是在我最兴旺时刻，一下子跌掉了谷底，家人的救济还没到 位，银行催钱，房子卖了四十几万。在这方面我对家人负欠很多。

被抓进去的人，我从不呼吁，因为呼吁没有用，对这些困难的人，最重要的是关 心他们的家属。尽管我与郭飞雄陌不相识，但我经常寄东西给张青，因为我经历过。许多人不是他帮你，而是你帮他，借你的牌来打。

壹报：家里人有没有感到一种恐惧？

冯正虎： 法院要收我的房子，我把家里东西扔掉了。把房子卖掉。家的折腾是很大的。孩子都看到了，他确实在承受很多，他的恐惧的心理怎么会没有。我们这种专制与迫害 是对我们周围人的影响，比对我们还厉害，留下的是恐惧的心理。

有一次我和妻子走在四川路上，因为人很多，我走在前面，突然走掉了。妻子看 不到人影，她忘了手机在身边，拼命地找，在她记忆中，我突然会失踪过，这种伤害留给人什么心情！我家是不能有钱，放在银行怕政府这个大强盗把你封了，放家 中，怕小偷把你封了。还是没钱好。他可以用任何理由，拿走你的钱。这些现实我都知道，所以我不是一个充满幻想的改良主义者。

壹报冯正虎访谈（ 24 ）

面对警察

壹报:冯先生,你如何面对国保呢?象胡佳这种被国 保团团围困的事是否经历过?

冯正虎：我从没说过。第一次和别人说。

胡佳经历过的我都经历过，而且 我不会别人一看住我，我就放在网上。我是写总结报告的。这桩事情结束了。我们知识分子责任心很强，我们要给周围一种信心。写出的东西要对人有用。这很重 要。所以我写的东西很乐观。
奥运会，我二十四小时有国保守住。朋友开车带我出去。国保在街上拦我，与我辩论。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国保处长 说你写得到点。派出所所长这样的人看不到网上的东西。我把国保称为鸿门宴上的朋友。他们有句话，职务所在，位置不对。他们是公安，是职务。我肯定不配合， 过去我说立场不对。他说立场太激烈的，是位置不对。我说好，能用温和的字我就用温和的字，位置不对。所以肯定是对立的。

我和他们说， 你们什么忙都帮不上我，抓我的时候，你们跑得快一点可以的。看到我这样的人，他们也没办法。
我的风格与胡佳是两样的，警察的车，我敢乘。 奥运期间，我就坐他们的车。我就和年轻的大学生警察聊，“如果你儿子以后问，爸爸，你奥运期间在干什么，你怎么回答啊。”“你就回答，我在看冯老师。” “儿子又问，这个冯老师怎么样啊，”“冯老师挺好的，在家看书什么的。”“你儿子想不通了：你就干这个事啊，哈哈！”“到儿子这一代是不理解你们的行为 的。”

他们在这儿看守我，我就发《督察简报》让他们学习，这是我的中央文件，是局级待遇。奥运期间，我就写了一篇《反对迫害》，我给派出 所所长看，他人很直：“冯老师，你写得好。”

等他看到另一篇有描写他的，就不舒服了：“冯老师，你这样不好，不符合事实。”其实他什么不 满意？——是觉得形象不高大，又是请我们吃饭什么的。我说：“你没有英雄事迹呀，这样，你把我一拦，手铐一铐，我坚决反抗，我们俩都成为网上英雄了。”边 上国保都在笑。——你没有英雄情结，我怎么加进去啊。

“你作为一个比较自然的人，作为警察应当理直气壮地，你为什么坐到这儿，你也没办 法，政治需要，只好和我斡旋。我也是这样，我是这样的公民，为什么不能自由进出呢，也为了政治做了牺牲。我们董处长为什么老是陪着我笑，他是那么诚实的 人，也是个警官，他没必要陪我，他也是政治需要，我们都是为了政治做了牺牲啊。”他说：“啊，是这样的啊。”

我和他们聊，聊法律。不聊套 话。也没有套话好说。国保说：“我们和你讲情。”我说“你和我讲情干嘛，你有那么多关心我吗，你又不是我妈，又不是我老婆，你关心你自己，向领导交好任 务，什么情不情。我和你讲法。法只有一条，你们错了。”

壹报：他们也是人，与他们的沟通应当如何进行？

冯正虎：人和人还是能沟通的，现在毕竟不是文革时代，都是讲利益的人。我说少扣你公安一元钱工资你肯定不想干这个活。清醒看到我们周围的圈子在发生变化，不 能看成一直在对立。包括胡佳出狱后，肯定是不同的。胡佳这个人能适应，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我很放心。他肯定做得好，他这个人不是极端的人。里面的人不会对 他差到哪去，你不要担心他的身体，他会养好身体出来，里面生活很有规律。不用激动，可以把自己身体调整好。出来再努力。和里面几个小警察有什么好争的呢， 你和他说：“我是无罪的人”——他看守着无罪的人，叫他怎么生活？监狱里与警察最好的配合是不谈案子。有这个智慧，我们是可以做很多东西，包括对周围的人 都进行改良。所以我在上海提倡快乐维权，公开、和平、快乐是我提的三大口号。我们把它当作快乐的事来做。我写东西，给人以建设性、信心。很重要的是，把一 个事情做完以后，告诉人家：我能做的，你也能做。象杨佳的事情，我不能做，我就不能把我不能做的事情鼓励别人去做。

壹报冯正虎访谈（ 25 终结篇）

在一个变态的社会做一个正常人

壹报：有时候做英雄容易，做一个平常人难。

冯正虎： 我们不要把自己拔高，看成伟大的，不是一个正常人。金燕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偶尔的机会拿了一个奖，还是做普通人比较好。用普通的心态去做。在一个变态的 社会做个正常人，这已经很伟大了。我们的老百姓心中没有恐惧，政治改革就容易了，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不是主张推翻你政府，普通人每个人的权利都可以 争取。需要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人这样去做。

我想在出版自由这一块，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写的都不涉及政治，只有零点零零零一的人 在写政治的东西。一个社会应当让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获得权利，现任体制应该能公开接受，而且能做到。如果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都获得权利，那百 分之零点零零零一的人自然获得权利，那时别人会觉得写这个政治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现在是百分之零点零零零一的写政治的人希望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 的人跟着他，他也有个理论：是有了我们写政治的自由才有你们普遍的出版自由。这道理也不错，最难的东西得到了，最容易的东西也就得到了。——但我认为在实 践中是不现实的。

百分之零零零一人要退一步，要帮助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获得权利，因为大部分人经验观念没有改变。都觉得要出版社出 的，要批准的，那他们更不能接受你。当他们知道国际上书号是没有价值的，书可以自己出也可以请专业出版社出时，当社会普遍接受这点，那么再提出零点零零零 一人的政治出版的要求。大家会就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不能去压制他。现在难度很大，因为现在所有书都是出版社出的。自己出本书，总象做贼一样，还象准备坐牢一 样的。我们老百姓要克服这种没必要的害怕心态就好了。

所以我现在要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奋斗。做这样一个改良主义者。百分之零点零 零零一的人道理不错。但现在的人都是聪明的，都是网络时代的人，不会盲目的，他会远远看着写政治出版自由的你，你得到当然好，但你风险太大。有的人说，我 们又不写这个东西（政治类），干嘛要争取这个东西啊。你就没有基础，就不能形成一种公民力量了。

维权的人现在跟着我，是觉得我没有风险， 很快乐的，周围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在争取权利过程中争取民主的过程中都要用这样一种方法，我们社会经过三十年改革都有变化，包括共产党也到了一个常人 政治的时代。他也不是毛泽东，胡锦涛是和我们差不多的人。都在变，其实真正需要克服困境的，就是我们四五十岁这一代人。儿子这辈不用你们担心。

壹报：谢谢冯正虎先生，你是中国人真正的良心与头脑。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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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报》为公民媒体，意 为一个人的报纸。创办人，主编，记者，评论员，发行员为翟明磊一人。主旨：“有趣对抗无趣，微笑应对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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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明磊，独立记者，曾任职《南方周末》，创办公民社会刊物《民间》，做公民教员是一生理想。停办后创办网络个人媒体《壹报》，编著《中国猛博》一书。

一名忠诚的老共产党员最后的梦呓

辛子陵简介

辛子陵，著名学者，传记文学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四级研究员。原名宋科，1935年生，河北安新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助教、军政大学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等职。在职期间和退休以后，为批判极左思潮，拨乱反正，有重要著述问世：（1）1974年根据邓小平授意撰写《林氏春秋的破产》，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重新肯定朱德、贺龙元帅的历史地位，7月邓小平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讨论批准此文，1975年2月18日在《解放军报》头版发表。（2）1983年应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杂志之约，撰写《恢复百团大战的历史地位》一文，全面肯定百团大战及其组织指挥者彭德怀元帅的历史功绩，以特约通讯员名义在增刊第5期发表。（3）1986年刘伯承元帅逝世后，受命代中共中央撰写悼词，中央一字未改照准，即是1986年10月16日胡耀邦总书记在刘帅追悼大会上所致的悼词。（4）《毛泽东全传》一、二、三、四卷，150万字，1993年毛泽东百年诞辰前夕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在世界产生很大影响；同年12月台湾学英文化事业公司推出6卷本台湾版，风靡宝岛；1996年7月利文出版社推出《毛泽东全传》新订本，北京新华内部书店设专柜销售。（5）《林彪正传》，50万字，公正评价林彪一生功罪，2002年2月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6）《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70万字，首次由体制内人士对毛泽东一生作倒三七开评价，2007年7月由香港书作坊出版。（7）2008年在《炎黄春秋》发表《对资产阶级认识的历史变迁》、《合成一个新东西》等文章，在社会产生很大影响。



中共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


——2010年春节辛子陵在上海与朋友座谈时的讲话

2010-2-22

有机会跟上海各界朋友们见面非常荣幸。正值春节，先给大家拜年。

宋朝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说过两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我关心百姓的疾苦；作为退休老干部，我关心党的兴亡。这是我今天谈话的立场。后面我揭露的党的阴暗面可能是骇人听闻的，但我是为了救党。帮助党走出改革共识破裂，社会危机加深，执政合法性丧失的困局。

政府崛起，人民没有崛起

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GDP已超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20国首脑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扬眉吐气。法国总统萨克齐说：“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增加到2009年的33.5万亿，翻了几十倍，这个成绩怎么来的？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官话，是假话。实情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已改弦更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社会主义旗帜不丢，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原来是计划经济，在冷战时期属于社会主义市场，没有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搅到一起，或者说陷入不深，所以，世界经济危机一来，中国受到的牵连较小，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乐观一下是可以的，但要清醒。1840年中国的GDP是英国的六倍，天下第一，但中国开始走下坡路。所以今天天下第二也不值得骄傲，不标志崛起。不管中国经济总量处在第几位，我们的人均GDP仍居世界百位以后，按联合国‘一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约1.5亿贫困人口。1我们的人民是世界最穷的，连拉美、非洲都不如。把国民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占国家的GDP的比重，欧美最高，大约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国是8%。2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3中国的崛起是政府崛起，人民并没有崛起。

中国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才进入情况。经济危机并不像台风一样在沿海登一下陆，就转头走了。世界经济危机后劲大得很。目前对中国最大的打击是外贸出口萎缩了，急剧减少。中国的经济增长，74%依赖出口。4去年出口对GDP的贡献是-3.9%。我们的商品卖不出去了。许多民营企业，一些制衣厂、制鞋厂、玩具厂就倒闭了。所以我们的经济要转型，由外向型转为内向型，要在国内找到市场。

从朱镕基当总理时就说经济要转型，要由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但一直转不过来。为什么？百姓穷，没有购买力。像我们深圳那些玩具厂、服装厂，广交会上没订货了，就只能倒闭。2008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仅纺织企业就有2000万工人失业。向内向型经济转变成为空谈，在政策上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用大搞基本建设的办法，去保8%的经济增长率。如果农民家庭有能力给孩子买几十元、上百元的玩具，有能力过年时人人都买套新衣服穿，就有了汪洋大海般的玩具市场和服装市场。6.7万家民营企业一家也不用倒闭。在中国，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是让农民富起来。

现在中国经济的瓶颈是找不到市场。一个欧洲市场，一个美国市场，原来是我们的大户。人家不买我们的东西了，我们急得团团转，在世界面前充阔佬，派出采购团到欧盟买东西，出手就是130亿美元。实际上是希望人家投桃报李，是去找市场。我们去买过东西的国家，像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并没有回报，并没有派采购团到中国来。我们九亿农民如果富起来，等于欧盟（4亿多人口）那样两个世界市场，等于美国（不到3亿）那样三个世界市场。我们自己有这样大的市场，不知道培育利用，到国外拉关系说好话，满世界找市场。

看看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是怎样为自己开辟和创造市场的，会对我们有启发。

福特在1913年引入新的装配线，极大地提高了汽车产量。1914年他主动地把工人的工资翻了一番，由每天二至三美元提高到五美元。九十多年前日工资五美元是很高的工资，累积起来工人的年薪是1825美元，而1913年，一部福特T型车的售价是440美元。工人一年的工薪可买四辆汽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86年，福特公司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12倍以上。福特的经营理念是：“汽车不应该只属于少数富人，而应该让每个人都买得起”。福特没有依赖出口，没有向欧洲的王室贵族，亚洲的军阀官僚，南美的部落酋长，推销他的汽车。他的一双眼睛，盯着自己的工人，盯着美国的老百姓。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特的这一套政策被称为财富革命。要想找到市场，先要人民富起来。

政府好像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保8”，国家投资4万亿救市，10万亿信贷，不是扶持那些倒闭的或将要倒闭的民企，都给了国企，给了铁路、公路、机场，还有给了房地产业。于是，上项目，铺摊子，搞基本建设，当年的GDP就上去了。靠钢筋水泥创造GDP，2008年是57%，2009年是70%。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90%。现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了。据1月份统计，有10个行业产能过剩。中国粗钢过剩率达到43%，过剩量约为2.5亿吨；水泥过剩率达到24%，过剩量为4.8亿吨；在粗钢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76%；在水泥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63%。到2013年初，新投资的项目如果有40%形成生产能力，中国的产能过剩率将达到200%。因为形成生产能力不等于产品有了销路，产品没销路就是生产经济危机。像安徽阜阳市，修了个飞机场，但没有飞机起落，没有客流，成了赔钱货，因为运营要养一大批职工，还有各种行政开支，只好关闭。湖南省长沙为了利用中央政府给“铁、公、机”的拨款，拆除2英里的现代飞行跑道重建。内蒙古新建的鄂尔多斯城仍然是一座空城。截至2008年12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率达60%，面积达2亿平方米。国务院提出2012年以前要新造1530万套平民房子卖给老百姓。还是钢筋水泥开路创造GDP。不解决让人民买得起的问题，盖的房越多经济危机越重。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是生产过剩。上项目铺摊子是增加过剩，雪上加霜，是走不出经济危机的。国家投给房地产业9000亿救市。一旦国家托不住底，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企业停工，大量烂尾楼出现，将出现非常可怕的景象。2009年底全国失业工人4000万，失业率是5%。如果楼市崩盘，全国约有5000万建筑工人，将出现大量失业者。如果有一半人失业就是2500万人。估计2013年将有6500～7500万的工人失业。按每个失业者是四口之家计算，有三亿人口要靠政府救济生活。政府减收增支入不敷出时，就要多印钞票，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接着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们到银行排队提款挤兑，银根吃紧。更多的工厂、商店倒闭。更多的人失业，更低的购买力。一切靠高压掩盖的社会问题就会凸显出来。那时中国才进入了真正的经济危机。那才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要出现罗斯福那样的国家领导人，才能领导国家走出危机。

中国政府，从毛时代留下的传统，就是舍不得让老百姓富起来。老百姓手里有点钱了，政府就想办法叫你交出来。过去我们是短缺经济，没有经历过以生产过剩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以为就这样轻松地过去了，这是个天大的错觉。我劝政府未雨绸缪，留点后备，留点钱，应对两三年后的可能出现的大萧条。

经济问题说多了太枯燥。这个问题打个结挂起来。至于怎么开辟内需市场，怎么才能让农民富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放在后面谈。

中国政治危机比经济危机严重

经济出现危机，政治也出现危机，是不是改革开放搞坏了，搞错了？不是。改革开放纵有一万条缺点也比毛泽东时代强得多，起码没有饿死一个人，在比毛时代人口多了一倍的情况下，取消了票证配给制，保证人人吃饱穿暖，生活达到了小康。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功不可没。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实践，一种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掉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只要能保证公平和正义，还是社会主义；如果丢了公平和正义，就从根本上变质了。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谋发展，不丢社会主义旗帜，是要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在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实现公平和正义，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效率上去了，但公平出了问题，导致了权贵集团的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太大的份额，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这就走到了改革初衷的反面。

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是：或者是党内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权贵集团制服改革派，在中国建立比现在还要厉害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剥夺压榨人民，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引发一场暴力革命。

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官倒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双轨制”的漏洞，权贵们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第一桶金。

二、包揽大型工程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包揽大型工程虚报成本、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国家的和省一级工程中，就有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1998年以来，中国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国家支付1亿200多万元，而实际仅需7000万元，权贵们每公里攫取了3200万元。这样的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仅此一项，承包工程的权贵就掠夺5120亿元以上。

三、国企改制时期。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问题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的国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认为“经营者持大股”是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权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报》2002年8月7日发表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位董事长的自述，可知“新百万富翁”是怎样“一夜之间”产生的：

具体确定为国家保留22.5%的国有股；董事长占22.5%的股份，即1125万元；职工持股会占20%；外来法人股占35%。这样，我就成为了名义上的“千万富翁”。我的1125万元股份，除自己积累50万、向亲朋好友借200万以外，第一块是经营者才能奖金100万元，第二块是技术奖励150万元，第三块是职务配股250万元，第四块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让375万元，而这375万元期股实际上是以现金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分红的钱还。这几年我经常受邀请到上海、山东、四川等地作报告，反复讲经营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万年才有一次机会。5

这位董事长交了好运，市政府给了他875万。主事的官员能够统一认识把这笔钱给他而不是给别人，这是幕后交易的结果。他当然要通过巧妙的方式给官员们送钱，把这个人情还回去。国企改制因为没有民主监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官员黑箱作业，导致腐败丛生。通常是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寻找经营者，为国企资产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很难洁身自好。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身份把利益摆平，政府、人大和党委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利益集团”。在这种体制下个别人洁身自好是很难的。假定班子里成员每人200万股份，十个人九个人拿了，就一个人坚持原则不拿，这个人就很难在这里继续混下去。他就成了异类。“怎么，你准备揭发吗？你准备将来上级查处时当坚持原则的代表吗？”先找个理由把他淘汰出局。这就是所谓逆淘汰制，在整个风气坏了的时候，当清官很难，许多不是很坏甚至比较好的干部是这样下水的。在处理权贵集团的时候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

现在权贵集团坐大，成了党的心腹之患。他和共产党搞在一起了，穿一样的衣服，在公开场合说一样的话，都念邓、三、科这一本经，你很难分清谁是共产党的改革派，谁是权贵集团成员。

四、买官卖官时期。这是权贵集团的恶性发展。2001年6月15日，中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了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案件。这个案子的特点是开了买官卖官的先河，有人写成纪实文学《新官场现形记》。在辽宁沈阳查处的慕马案中，涉及16个人是“第一把手”，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长等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纷纷落马，新华社记者描述说，“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从而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的潜规则。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官市”极其火曝。6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卷入买官卖官生意。7国家级贫困县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样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各乡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不等。8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极致，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大到镇长小到妇联干事全部明码标价出卖。9依靠这些党棍官僚治国安民，建设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

官场商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劣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这些官员身上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人或国家干部的正气，而且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赃官徐其耀，有“教子书”一封，深刻揭示了权贵集团的世界观：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10

现在揭露出来敛财最多的贪官是广东省政协主席、前公安厅长陈绍基，双规后查出他有20本化名存折，涉案金额总计人民币20亿元。11据揭发，最近被双规的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亲口讲过：“现在没有关系根本上不去，我到这个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钱呀！我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当上这个市长（据说为了当这个市长他花了3000万），我已经投了不少资了，现在已经豁出去了。好多企业家为了我当市长，都愿意豁出老本。这些人出钱帮我当官，我得还债呀。”为了还债，他卖官开出的价格是：“一名区的正职不低于1000万；大集团（企业）正职不低于800万；一般局长在500～600万之间。”

清末卖官，最大是候补道，地司一级官员，是个社会身份，无俸禄，很少有人能补到实缺。现在卖官是实职，有人花3000万买市长、省长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抚这一级官员花多少银子也买不到的。共产党的天下，腐败是没有底线的。

脏官们道貌岸然的背后，除了敛财，就是搞女人。

新华社报导，贪官95%都有情妇，60%以上的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好事者根据真人真事制作“全国二奶排行榜”在网上传播，有九个“奖项”，揭露了这些赃官的惊人的腐败：

“数量奖”授予包养146奶的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就是写“教子书”，把贪污作为当官唯一目的的那位；

“素质奖”授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

“学术奖”授予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载性爱日记95本，制作标本236份；

“青春奖”授予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

“管理奖”为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夺得，妙用MBA知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

“挥金奖”得主深圳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给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挥霍1840万元，平均每天23000元；

“团结奖”得主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团结”事迹是与22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

“和谐奖”得主是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6个情人，生了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干劲奖”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上这些极坏的典型已不是个别现象。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贪腐官员已经占了多数。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12

请大家注意这个数字：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两级党委已经变质，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不合格，这是吴官正讲的呀！省市两级党委班子，人数可能就是几千人，但这就是操纵我们国家运转的那只看得见的大手呀！十个指头坏了八九个，这双手还能依靠吗？还能信赖吗？

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温将领导干部公示财产的阳光法案提交全会，竟然被否决了。这件事给了我极大地震动。阳光法案反映了党心民心，如果全党公决，或全民公决，都会通过的。被否决的事说明，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准确地说是他的多数，不能反映党心民心，跟全党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跟全国人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这些反对阳光法案的中央委员还是我们的人吗？还是我们选出来的代表吗？作为一个老党员，我动议：十八大选举，凡拒绝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者，不能当十八大代表，不能当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纪委委员的候选人。省、市、县换届选举也应该如此。

走笔至此，我这个老党员不由得仰天长叹，为国家腐败至此一哭！为党堕落至此一哭！现在的县委书记们不是焦裕禄了！试问吴邦国委员长，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领导下，这个县怎样“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制衡监督，就统一成了周宁县那样一种“三光”的局面，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党都这样子了，还奢谈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优越性，还奢谈政治体制改革是党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着被人民推翻了。

权贵资产阶级的人数，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如果放大一些他们的社会基础，家有千万（人民币）以上的权贵集团人数约有500万人。13但在13亿中国人民面前，他们是微末的小数。在7000万党员面前，约占7%。

问题积累到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权贵集团的矛盾。权贵集团造成四大恶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贫富两级分化使社会矛盾尖锐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基础；第二是借助政治权力强势垄断，以发展壮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掩护，实行“国进民退”，蚕食和鲸吞民间财富；第三是反对“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垄断在自己手里，成为压迫、剥削农民的“红色地主”；第四是形成了一个拼命反对民主宪政的特权利益集团，以批判普世价值和两个“绝对”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使政治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权贵集团是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掘墓人。

实行三大新政，完成拉动内需的战略转变

迎接三年内必将深化的经济危机

以胡温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亮明旗帜，表明与权贵集团决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才能知所趋处，知所依归。要发动党内93%的健康力量，发动13亿人民的力量，形成绝对的政治优势，治服权贵集团的反抗，用经济和法制手段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蒋介石败退台湾，政治上第一个大动作是甩掉官僚资产阶级，启用党内和本地才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蒋经国开启报禁和党禁，走民主宪政的道路，为国民党中兴奠定了基础。不摆脱权贵集团的挟制，共产党只能在33万亿GDP的陶醉中灭亡。

一年12万起所谓“群体性事件”，这就是列宁说的那种人民大起义临近的标志。上层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下层广大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面对烽烟遍地的政治局势，集训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准备镇压是下下策。上策是平息民愤、化解民怨、挽回民心。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有比改革更加难以承受的革命。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现在常提康乾盛世，我们看看这两位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是怎样治国安民，使一个满族政权赢得合法性的，就知道共产党的政权怎样才能够重新取得合法性，得到民心的认可。康熙在位的62年间，不同程度地减免全国的租赋有500多次，折合白银达1.5亿两，相当于清朝四年多的财政收入。乾隆在位60年，曾先后五次免除过全国所有州县的一年赋税，执政期间免除的赋银超过3亿两。康乾时代的个人税赋只有当时英国个人税赋的三十分之一。14康乾两朝向人民让利多少呢？朝廷12年的财政收入。如果比照一下，我们一年的财政收入是6万亿，12年就是72万亿的概念。不让百姓富起来，老百姓不会承认你是盛世的。胡温新政有过免除农业税的创举。为了重建政权的合法性，胡温新政的手面要宽些再宽些，小恩小惠，救济性的惠民政策是不够的，要有大手笔，要敢于让全国人民富起来。干了这件事，你们就超过了毛泽东，也超过了邓小平。

对此，子陵贡献三条建议，也可以叫救党三策：

第一、兑现“耕者有其田”，稳住农村，稳住农民。

由于实行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空前紧张。所谓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已经完全变质。它为地方诸侯掠夺农民的土地提供了法律保障。卖地的钱，各级政府得90%以上，农民只得5～10%。在土地问题上政府与民争利，已经闹得烽烟四起，民不聊生。2010年1月7日，江苏省邳州市（县级）河湾村，镇政府派出党支部书记带领200多人手持棍棒、砍刀，强行征用该村耕地，与前来护地的百余村民发生冲突，护地村民一个被打死、一人被打成重伤。镇政府用“以租代征”的方式，导致河湾村3000多亩耕地中2500多亩被占用。镇政府要将这块地卖给邳州海天石化公司，这家公司有邳州市政府、人大、政协、财政局、国土局等单位领导的大量股份。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地方国企的发展，是建立在掠夺农民耕地、损害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的。

反对耕者有其田，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人，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防止农民失地，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是为地方官员霸占农民土地制造理由。在这种名义下已剥夺了四千多万农民的耕地。据民主建国会调查预测，2020年将有一亿农民失去土地。地方政府新领导人一上台，首先要打农民集体所有制耕地的主意，这里头出地方财政﹑出建设资金﹑出个人政绩，出官员别墅﹑出灰色收入，而且阻力最小，成本最少，效益最大。所以，中央政府如不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征地会愈演愈烈，直到逼出李自成、张献忠来为止。

我们听听农民的声音。2007年岁末，黑龙江富锦市72个村4万多农民向全国发表的《公告》说：“中共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应本着当年实现农民‘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想和承诺，像当年带领农民土改和像改革初期支持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一样，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支持和保护农民对土地的各项权利。中央多年来关心农村、关心农民的优惠政策为什么总落不实？为什么总不能让农民的处境有大的改观？根子就在‘惠而不政’。把土地彻底给农民，才是最见效、最真实的惠民政策。”“长期以来的所谓集体所有，实际上架空了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权利。富锦市各级官员和豪强以国家名义和集体名义不断大肆侵占和私分农民土地，成了实际的‘地主’，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却被迫成为租种‘地主’土地的农奴。”15

陕西农民由七十多岁的马连宝领衔，于2007年12月12日发出的《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的公告说：“我们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再争取到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会被推翻，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自己就基本解决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16农民是通情达理的，不逼急了他们不愿意铤而走险。为了几十万地方诸侯的私利和九亿农民对着干，待到他们像火山爆发一般地起来“给你个说法”的时候，党就真的没有退路了。

把地分给农民，给农民完整的产权，不是要农民在一亩地上致富，主要是制止地方诸侯抢地卖地的狂潮。实行耕者有其田，简便易行的办法是以农民承包地为基础，把产权给农民。农户分得土地后，可以像承包时那样继续单干，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卖自己的份地，可以自愿联合起来组织土地私有﹑入股分红的家庭农场，都是合法的，都是光荣的。党和政府在宣传上不要带倾向性，在政策上要一视同仁。

当然，解决地块细碎和机械化矛盾的最好办法是组建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农场。要走好这条道路，关键是政府放开政策，让农民自发地搞，自己去搞，像私营企业那样，自己推举领头人，自己选举董事会，政府只给政策，不派干部。这种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农场，与合作化、公社化根本不同之处是把私有制原则坚持到底，任何时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许“动员教育”农民放弃土地私有权。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受《宪法》和《物权法》的保护。凭这个私有权，农民每年可以获取25%至37.5%的地租收入。必须防止的更坏的结果是，在实现土地私有化的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的官商勾结，兼并鲸吞大片土地，一方面造成巧取豪夺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一方面造成数量庞大的赤贫阶层，这将导致农村社会极大的不稳定，甚至引发土地革命。要允许组织农民协会掌握分配土地的实权。干部的任务是掌握政策，保证分配的公平，只当裁判，不下场踢球。在土改辖区有家族亲友的干部，实行回避制度。这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一定要万无一失。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1996年以来，中央曾两次提出必守的耕地总量红线，又两次失守。地方和中央博弈的结果总是地方胜利，红线被突破。守住18亿亩红线最根本的办法，是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三门峡库区失地农民说得好：“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土地权利重新回到农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坏势力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因为你侵占的不再是什么集体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拚命。农民的力量调动起来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17

国家建设需用农民的土地，地价形成要靠市场机制。农民要成为有法人资格的卖方，行使参与权﹑要价权和谈判权。除法定的税收外，卖地的钱全部归农民。政府要考虑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安置失地农民为前置原则。

土地私有化会使农民富起来。如果一亩地能卖100万元，一家有七亩地的农户就有了700万元财产。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让农民富起来，建立起中国的内需市场。对此，城里人要多想想农民的牺牲和贡献，不应该有意见。经过土地私有制改革，农民会找回土改后合作化前那种翻身解放的喜悦。

第二、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资、住房、医疗、教育及各项社会保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要占到财政总开支的60%。

2007年中国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而在美国，2006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财政总开支的61%。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三分之一就是33%，也比我国高一倍。

既然标榜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资本主义美国。它占财政支出的61%，我们也应当占到。前年我们是60%就是36000亿，而不是6000亿元。有了上规模的全民福利，失业农民工、失业工人、低收入者和贫困农民的窘迫境遇可立竿见影地缓解。

据2007年4月5日南方某媒体报导，湖北的一对农民夫妻因负担不起万余元的医疗费投长江自尽。不久，福建的一对农民夫妻也因1859元的医疗费，在闽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悲剧。这两起事件代表性的反映出包括大多数农民工在内的底层人民悲惨的生存境况。外电评论：触目惊心的现实，宣告当局所鼓吹的农村合作医疗阶段性的失败。其条件之苛刻和保额之低，不具备社会保障功能。就像地方政府为显示政绩一样，这是中国当局为应付舆论和国际社会所搞得世界级形象工程。18

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真实反映了该国的意识形态。领导人到底信奉什么？到底是人民的政府，还是特权阶层的政府，看看财政支出，可以一目了然。6万亿财政收入怎么切割？是先切下60%留给人民，再安排其它支出？还是倒过来？拿官员用车来说，10年前开支3000亿元，说要试点改革，试点了10年，车更多了，现在的开支是5000亿元了。我们对官员的管理，就缺少意大利法律那个狠劲。意大利法律规定，禁止公务员公车私用。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布赞卡，曾经让公务车司机开车将他和妻子送到巴里市港口，回来时又让司机接他们回家。2002年2月，当地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处布赞卡13个月徒刑。布赞卡以自己支付了往返汽油费为由，提出上诉。2003年10月21日，意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布赞卡因私与夫人乘坐公务车，被判六个月监禁，即日起在狱中服刑。19人家的司法很公正，你付了费了，减刑七个月，但公车私用就犯法，还得判半年。共产党这也能，那也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就是管不住公务车。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不能再搞形象工程，必须动真的了。如果立下规矩，形成传统，用在百姓工资福利方面的财政开支占到60%，那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那才有真正的和谐社会。人民会对共产党刮目相看。

第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和十七大精神，全民所有制企业要落实实名股份制。

必须从理论上统一认识，公民没有股权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是公有制经济，是打着公有制旗号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大骗局。名为公有制、国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一较真，一落实，实际上蜕化成一种“官有制”。在这种体制下就产生了前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那样的官员。作为中国第一大企业的掌门人，他自命为“共和国长子”，贪污2个亿，生活极尽奢华，每日挥霍4万元，他每月的交际费是200万元。公然说：“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从贪污劣迹、生活方式和精神理念来观察，他都是个权贵集团的典型人物。

我非常赞赏陈志武先生的主张，把国有企业股权分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民有化。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不是政府所有的企业，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这些企业和国有资产。差别在于，以前没有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的名字具体落实，所有者是虚的、缺位的，通过设立公民权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个人手里，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体落实。20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是非常好的政策，但需要落实。把国有资产通过公民权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就是落实十七大的政策主张，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建议从2008年国企总资产的42.55万亿元21中划出20万亿为公民权益基金，分期分批地进行股权改革，将股票分发给约4亿城镇居民。

第一批发给国有企事业单位在职和退休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正处级（含）以下的党政干部，每人5万元股票。未分地的农民工享受城镇工人同等待遇。

第二批发给党政机关在职和离退休正处级（含）以下干部，教育文化机关在职和退休副教授（含）、副研究员以下人员，每人5万元股票。

第三批发给在役和复转的军队正团级（含）以下官兵，每人5万元股票。

第四批发给未参加过工作的城镇居民，每人3万元股票。

地方副市级（原地委专区一级副职，含）、军队副师级以上干部暂不参加全民所有制股权改革，以缩小中高级干部与广大群众的收入差距。

经过国企股权制度改革，城镇居民每个家庭有了二三十万元的固定资产，每年可有三五千元的红利收入，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会真正找到当家做主的感觉。

将国有企业通过股票形式量化给个人，资本主义美国又走在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面。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在1968年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这带来了一笔巨大的公共财富。在公众的推动下，1977年议会设立阿拉斯加州的资源权益基金，全名叫阿拉斯加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政府建立经营石油和天然气的企业，企业的收入给所有阿拉斯加州居民发放等额的现金分红。1982年，全州40多万居民每人都收到了第一张价值1000美元支票的社会分红。从那时起直到2005年，阿拉斯加州已经连续24年给全州公民分红了。22美国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做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事情。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理应比美国做得更好。

实行这三项新政，将从根本上改善广大工农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重建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重建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如果胡锦涛、温家宝有胆略、有魄力实行之，他们就占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道义的制高点，在中共执政史上做出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贡献。他们就一定能够走出困局，改变形象，得到13亿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国的内需马上会出现汪洋大海般的市场，漂亮地、稳当地渡过世界经济危机。“胡温新政”将要与“罗斯福新政”一样青史留名，胡锦涛、温家宝会成为中国的罗斯福。

这种改变利益格局的大兴大革，必然会遇到城乡权贵集团的强烈抵抗。胡温如果下决心挽救党、挽救国家，要制定一个团结多数干部的政策，向社会公布，这是消解权贵集团的关键性一着。除买官卖官者坚决打击外，由于经济政策界限不清渎职者，说清问题一律宽大处理。子女打着父母的名义在社会得到的好处，要和他们父母本人划开。一位CEO，他掌控的资产与他贪污的资产不是一回事，这是两个容易混淆但必须分清的概念。只要他们不化公为私，不向国外和境外转移财产，守护好、经营好所掌控的资产，一律宽大处理，承认他们的经营能力，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各级领导干部，只要把自己和家庭问题说清楚，带头执行阳光法案，拥护和执行三项新政，一律团结使用。

三项新政必须在公开、透明，接受群众和媒体监督的情况下实施。要防止权贵集团在推行新政中谋私，防止各级领导人成为权贵集团的工具，办法只有一条：民主。落实宪法第35条，把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给公民社会，开放报禁，给群众结社自由，执行三大新政的中央及地方领导人和人民的结合才有互动的途径和纽带，才具有可操作性，这是推行新政的关键。中央权力和权威的强化取决于新政的得人心和支持新政的社会力量的强大。推行新政的领导人对这一点要看明白，想清楚。作为一名老军人，以我对人民解放军的传统和素质的了解，这支军队人民子弟兵的本质没有变，他们在抗洪、抗震救灾中为黎民百姓的献身精神证明了这一点。在关键时刻，他们会站在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一边的，绝不会去为权贵集团看家护院。

赵紫阳生前提出对权贵资本主义必须有一种政策来进行遏制，三大新政就是遏制权贵资本主义，和平地化解权贵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的最好的办法。赵紫阳用“遏制”这个词，而不用“打倒”、“消灭”一类的词，表现了他主张用解决党内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

权贵集团应该看明白，想清楚，三大新政不动你们先富的这一块，不动由于政策界限不清，你们半合法、半非法得到的财富，将来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弄清是非解决问题，条件是你们不能反对、抗拒新政，一反对就由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了，谁跳出来反对，先解决谁的问题。我建议实行这样的政策，是希望达到赵紫阳设想的结局：“官僚资本家暴发了，但广大人民生活也还改善了，生活过得去，于是人民容忍了，以后这矛盾淡化了。”23

但是，买官卖官这一块要从严，这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要以毒蛇噬手壮士断腕的精神，把买官卖官分子从党和政府的机体中剥离出去。一个镇长10万，一个县医院院长30万，这个风不刹住，这一条潜规则不破，这样的人不清除，党就死定了。


重新建党建政，向民主化转型

胡温如果做了前述三件大事，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会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在党的威信极大地提高中，就可以放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用不着顾虑普选，多少个党出来竞选，多数选民还是会投共产党的票。随着报禁、党禁的开放，贪污腐败会得到根治，这是一种自然的良性互动。在全民皆大欢喜的政治气氛中，妥善解决重新评毛、为“**”平反、为“**功”平反等问题，实现全民大和解。在民主宪政中，党以新的面貌和新的政绩，像瑞典社会民主党那样，连选连任，出现在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当然，也要有由于政策失误出现政党轮替的思想准备，更要有修改政策重新赢得大选的信心。无论在朝在野，这个在转型中新生的政党都是民主宪政的支柱，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中国共产党还清历史旧债，卸掉了历史包袱，必须改变党的名称，对党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入了党做了官的，许多人成了贪官。追求入党的人们，很多是为了做官发财。共产党这个名称，已经完全失去了道义的含量。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代表民主、自由、平等，吸引了全国追求解放的民众和要求进步的青年。建国以后，党逐渐变质了，前30年是专制独裁，饿死3755万人，后30年经济搞上去了，出现了严重的、大面积的、不可遏止的贪污腐败。“共产党”这件衣服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它不代表工人农民，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成为权贵集团自利性的组织，可以说已经人心丧尽。要坚决清理开除腐败分子。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理论，恩格斯晚年已明确否定。共产党的名称在理论上也失去了根据。邓小平提出改名人民党或社会党，我支持邓公的意见。改变名称是党自救，自赎。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与空想社会主义告别，与暴力社会主义告别，与封建社会主义告别，与权贵社会主义告别，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在党的改造过程中，可以允许毛派分裂出去单独组党。保留一个左翼政党，对照顾弱势群体利益，保持社会利益的相对平衡和稳定有好处。中国的两党制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只有像毛派这样的在野党才能对执政党起监督和制衡作用。要相信毛派会进步成熟起来，使自己在民主宪政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即使有了上台执政的机会，也不会胡来；如果真的胡来，很快会被选民抛弃。赵紫阳曾提出建立反对党的问题。这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建设。有了反对党，执政党发生重大错误时，才有替补队员，不会出现不管犯多大错误还得让它执政下去的无可奈何状态。

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