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专访达赖喇嘛驻北欧代表

更新时间 2010年 1月 2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9:38

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办公室星期一（1月25日）发表声明说，达赖喇嘛的两名特别代表将前往中国，同中国领导人的代表举行新一轮会谈。声明指出这是自2002年双方开始对话以来的“第九轮对话”。

BBC中国事务编辑陈时荣在伦敦采访了达赖喇嘛驻北欧代表图丹桑珠

记者：过去8年双方举行了多轮会谈，这次会谈为什么选择了现在这个时机呢？

答：就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一方来说，我们总是愿意谈判的。这次谈判和上次相隔了15个月，因为在第8轮谈判中提出的一份备忘录遭到了北京方面的彻底拒绝。当时许多人都感觉到，北京也许从一开始就不想谈判。随后，西藏人开了几次会。我们认为还是应该继续举行这样的对话，因为对话是解决中国和西藏之间问题的唯一方式。就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来说，我们始终是愿意谈判的。现在，中国方面也表示愿意会谈。

记者：你们对这次谈判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我们感觉到，解决中国和西藏之间问题的唯一方式是公开和坦诚地对话。在过去三、四年时间里，我们一直希望中国公众能够更多地意识到，达赖喇嘛健在的时候也许是北京举行谈判解决问题的最好机会，因为达赖喇嘛之后情况会很不明朗。这也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敦促政府去做的事情。我们希望，中国政府会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至于我们的期望，老实说，我们不期望得到什么。但是我们也不放弃希望，希望这次会谈能产生突破。

记者：这怎么解释呢，你们不期望得到什么，但是又希望产生突破。

我们觉得，中国广大的公众似乎对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立场有了更多的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公众认为达赖喇嘛是产生问题的根源。现在，许多中国人都不再持这样的观点，因为有更多的中国人去过世界各地，互联网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信息，还有许多中国佛教徒前往印度，聆听达赖喇嘛的教诲。这并不是说去听取达赖喇嘛的政治教诲。他们仅仅是见到达赖喇嘛，有一个活生生的感受，就会觉得达赖喇嘛不象自己过去想象的那样差。当这些人回到中国的时候，他们是带着对达赖喇嘛完全不同的一个印象回去的。

记者：如果说你们对这次会谈不抱什么新的期望，那么你们准备做出什么让步吗？

就西藏方面来说，达赖喇嘛已经做出让步。事实上，许多西藏人认为达赖喇嘛应该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因为他的“中间路线”不会给我们带来结果。自从2002年，这已经是第9轮会谈，我们没有得到什么结果。所以很多人觉得，没什么好谈的。但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认为，我们必须谈。

记者：你们希望和中国方面谈西藏真正意义上的自治，这个问题会涉及所谓的大西藏地区，也就是目前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的藏民居住区吗？

是的。上次我们提出的备忘录被断然拒绝，我们希望这次北京方面能够坐下来讨论有关这些地区的安排。这也是我说的突破。他们过去断然地拒绝了这样的建议。

记者：如果你们希望在这轮谈判中获得某种突破的话，是不是应该从对方得到某种暗示呢？你们得到了这样的暗示吗？

我们的代表团得到了邀请，这也许意味着对方有了新的想法。我们的特别代表过去说过，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不同意备忘录中的哪一部分，因为他们全盘拒绝了备忘录。这次我们的代表受到邀请，我们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坐下来，考虑一下各个方面。中国方面首先应该具有会谈的意愿，真正的意愿。西藏人是充满希望的。达赖喇嘛说过，他对中国政府是有些感到厌倦，但是从来没有对中国人民失去信心。这也是我们的感受。

记者：中国政府刚刚召开了西藏工作会议，中共中央的几位常委都出席了会议。您如何对这次会议作出解读呢？

很难搞清楚有关会议的情况，有时候就连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说不清楚北京的动向。但是我们感觉到，他们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这些年来的西藏政策失败了，所以现在决定增加投入，提高西藏的生活水平。但是，西藏问题并不是仅仅靠花钱就能解决的，还必须赢得西藏人民的人心。

记者：赢得人心当然包括满足人们的宗教需求。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并不非常地认同宗教。这是个根本的问题，是吗？

是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中国领导层也知道西藏的宗教意识有多强。不论你是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其他形式的政府，首要的任务是让人民幸福，让人民自愿地生活在你的领导之下。让人民生活在压力之下是有限度的。我们看到过前苏联，或迟或早，一有机会，人民就会反抗。

记者：你们所希望的是达到西藏自治，以达赖喇嘛作为这个自治区的领袖，是吗？

不是这样，达赖喇嘛在未来西藏不扮演什么角色。我们现在有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流亡领袖。但是，如果今后在西藏内部产生什么解决方案，如果达赖喇嘛仍然健在，并且返回西藏，达赖喇嘛说得很清楚，到时候将把权力交给大多数西藏人民，由他们来作出决定。

记者：他们也许不会选举任何来自印度北部的人。

这当然没关系。达赖喇嘛清楚地表明，如果这一天来到了，西藏流亡政府就宣告解散，每个人都不会在西藏获得什么特殊的地位，除非西藏自治区政府选择了这个人。西藏流亡政府是临时性的。

回家乡的恐惧——中国部分县城的现状

文/王德邦

一、并非无端的恐惧
　　　　
　　　　因家事，我于 6 月 27 日 赶回广西北部的全州县。火车在晚点一小时五十分后于 28 日凌晨一点多到达全州车站。下车的人不多，出得站来碰到用小面包与三轮机动车（在我家乡叫 “ 慢慢摇 ” ）拉客的却不少，把整个车站前的广场塞得只有一条可过车的道。他们大声招揽着客人，也为争拉客人而互相责骂着。
　　　　
　　　　全州是个有 80 余万人口的农业大县，近十来年曾经的几家国有企业已全部倒闭并被变卖。县城除了商业、服务业，基本没有其他产业。这样一个县城，车站拉客自然就成了许多人谋生的选择。竞争激烈也可以想见。如此一来，此地也是各派势力逐利之地，各种矛盾都集中突出。
　　　　
　　　　我们一行五人（三个大人，两个小孩）是出站中最大的客户群，自然引得拉客者的追跟。在努力摆脱拉客者后，我们因座车太久而决定先在站前小饭店吃点东西再走。我发现那些小店青一色都挂着我们邻县灌阳县饭店的招牌，我很奇怪怎么本县没人来开饭店，反是邻县来开店？进得一家店后我说出了疑问，谁知那老板说： “ 这是挂羊头卖狗肉，其实都是本县的饭店，因为灌阳路远，来这里等车并在此吃饭的人多，所以饭店为招揽生意而都改名为灌阳饭店。 ” 接着他似乎意犹未尽地说： “ 本县都难经营下去，外县来怎么能经营。 ” 我闻听此言，马上追问一句： “ 是生意难做，还是干扰太多？ ” 那老板似乎马上意识到失言一样，于是随声附和着： “ 都是，都是。 ” 我也感到自己所问含糊，但又感到饭店老板似乎明白我所指。
　　　　
　　　　对家乡全州近年来我常听人谈及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小小县城吸毒赌博成风，黑社会势力嚣张，各种偷抢、打杀、欺行霸市情况严重，民众在街上不经意侧目都可能招致一顿拳脚，甚至刀棍，百姓普遍感到人身无安全保障，生活在惶恐之中。我所指饭店干扰多就有受社会黑恶势力影响的含意。显然在全州说到干扰大家似乎都心照不宣地理解到黑势力上。
　　　　
　　　　正在我们吃饭时，进来两个青年，在店中转了一圈就出去了。过一会又进来一个青年要了一点小吃在那慢慢地边吃边东张西望。对于在社会底层漂荡了十几年的我，一看这情形就感到不对头，本能地警觉了起来。我一面用当地话催促大家快吃，一面漫不经心地问饭店老板车站派出所有个亲戚他是否认识？那老板说不熟，而那吃饭的一听就起身走了。老板似乎有意无意地自语了一句： “ 是当地人应该不会动手吧。 ” 我想这些要钱不要命的可能不一定顾忌当地不当地，于是我们赶紧结帐离开饭店，到外要了个面包车往县城里赶。
　　　　
　　　　车站到县城约有八里路。三年前我回去时这段路车费是 1 。 5 元，包车是 5 元钱。现在一问价钱涨到 2 元一位，包车他开价 20 元。我们座上车后本以为他会一路到县城，结果他居然在出站口又让一个青年上车，那人上车后就爬在车上不知真睡还是假睡。走出不到一里，居然又有一批人在路边嚷嚷，他们大约是十来个二、三十岁的青年，全部光着膀子。一人上车来看了看，见我们是一家，后边还有一个爬着的，就没再上车。又走了两三里，在漆黑的路边居然又有一个人来上车。当时应该快凌晨两点了，我本来紧张的神经一下膨得更紧。凭经验我认为这不是巧合，于是我不断与家里人对话，提醒他们注意。这两个先后上车的人没有跟司机说到哪里，司机居然也没问一句，就一一默契地让他们顺路上来了。我想这种情况如果出事，那司机肯定跟他们是同伙。
　　　　
　　　　好在座了一段路进入城里时，那两人就先后下车了。我终于松了口气，并气愤地质问司机怎么中途还搭人。那司机居然毫不示弱表示车没有让我们包。我只好忍气吞声，不管怎样终于平安回到了家。我的紧张引起了家中亲人的埋怨，认为我过虑了。然而过了几天一个在县城的远亲碰到我，他跟我说他听到有几个混混（当地流氓的称谓）前几天差点对一家从外地回来的人下手，幸而发现是当地人，否则不会放过。忽闻此言，我当时惊出一身汗，当然我希望那一家所指不是我们。
　　　　
　　　　我从京回到老家，居然有如此紧张以至恐惧的感受，显然不是纯粹的胆小。经验告诉我身边潜伏着太多危险。当然我无钱供他们偷抢，但这些作案者却未必领会对象的无钱。
　　　　
　　　　可见恐惧离我们多近。我这样在外闯荡多年并且外表看来也让山乡小民可能误解为有权势的人，也面临这种安全的威胁，可以想见一般平民百姓与外来客商的安全感会有多少。
　　　　
　　　　
　　　　
　　　　二、黑社会、警察、政府
　　　　
　　　　我们县下面龙水、大西江两个乡的大山中有锰矿，本来国家明文禁止私人开采，但在这些地方大量存在私人开采情况。这本是很容易查的事，但当地执法部门基本上睁只眼闭只眼。原因是此中大多数的矿井有执法部门作后盾，有的甚至直接就有执法部门的股份。当然也有另外一些个体老板去开采的，那么这些通常就是警察抓捕的对象，然而警察也常常网开一面，只在一些重大节日，如春节前才在有内线掌握了充分情报后出击，抓一个矿老板就罚他三十到五十万元，交钱后就放人，放了后又去挖矿。这样一来，矿山就成了当地警察与执法部门的小金库了 —— 私自参股渔利，或公开执法抓矿老板罚款为单位创收。
　　　　
　　　　在当地把持这些矿山的就不是那些只有钱的，而是全县有名的黑社会势力。在龙水与大西江的所有矿山，都是直接由县城黑社会势力出人去保护，名为防当地村民抢矿，实则就是收取高额保护费。而这些黑社会的后面就是警察。
　　　　
　　　　今年 6 月上旬，为了争取收保护费的权力，全州新起来的黑社会势力，号称 “ 十二少 ” 与原来掌控矿山保护权的老黑社会势力 “ 谢老三 ” 团伙发生了冲突，最后约定在县城边上的一个桥头展开决战。一时双方上百人卷入战团，最后以老势力首领 “ 谢老三 ” 被砍倒，十几人重伤入院，新起的黑势力获得主导权而告一段落。
　　　　
　　　　同样在 6 月中旬，又一次全州新起来的 “ 十二少 ” 受当地一派出所领导的指令，召集了二十号人，在县城一家大酒店门口，公然将另一黑帮势力近八十人砍散，并当场杀伤十余人。事后 “ 十二少 ” 被警方通知避离县城近半月，等事态平静后又返回了县城。
　　　　
　　　　在县城北边原城市菜蓝子基地 —— 小菜园，随着社会发展，城市扩建的需要，县政府曾以公益事业需要的名义动员村民同意征地。后来政府又将征来的地出让给房地产开发公司，这惹得村民不满，进而招致一批村民的抵制。当地政府为了平息事态，消除民众对施工的干扰，竟然动员 “ 十二少 ” 出来为其干事，为他们提供办公室，给他们工资报酬，并给他们一些工程承包。如此利用黑势力来消除民众抵抗。
　　　　
　　　　
　　　　
　　　　三、没有安全感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这次回乡感触很深是听到普遍感叹没有安全感。在家财物没有安全感，随时有可能被偷，入门偷盗情况在当地很严重。出门人身都没有安全感，一不小心可能被人偷抢，或被打。
　　　　
　　　　我回到家的当天，在县城我妻子的姐来看我们，进门不久就聊到社会治安差，经常有人早上出去跑步时都被抢，有的女的戴的项链与耳环在街上公然被抢，并因此把耳朵与脖子撕拉得鲜血淋漓的都有。因此她一再告诫她妹妹别戴什么首饰上街，尤其晚上不要在外，若晚上在外十拿九稳要出事。她说自己就被人抢过。在她说话的神情中都流露着一份惊恐。
　　　　
　　　　同样我到城郊一个叔叔家去探望，在与他聊到社会一些情况时，他感触地说这个社会现在连人的生命都没有保障了。听到这话我是吃惊的，因为我这个叔叔在我们当地是有名的会点功夫的人，他曾独自徒手空拳打倒过三个与他一般高大的流氓青年，以致在当地传为佳话。现在连他都感慨没有安全感了，可见事态的严重。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感到不安全。他说： “ 现在社会这帮青年不知怎么回事，一下不对就动刀子，并且成群结队，一打架就是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上，更让人惊心的是这种架还经常发生。我在县城卖小菜，就常见到这种打架的情况，那真让人害怕。也许我是老了，经不起风险了。 ” 其实我叔叔也才五十岁，应该不算老的。
　　　　
　　　　当我回到离县城三十多里山路的老家时，我的伯母跟我流着泪诉说： “ 我辛苦养的八只鸭正准备去卖时，前几天被人骑摩托车到乡下来用麻袋装了去。村里有人看到两个青年来抢的，但不敢去追，甚至不敢近前。因为他们手上有刀，并且坐着车。留在村中又都是些老人孩子，谁经得起他们打。后来我们报了案，也没见有什么结果。 ” 我赶忙问： “ 这种事以前发生过吗？ ” 她说： “ 近年来这种事常发生。村中养的狗也常被人偷了去，现在连狗都养不起了。这些强盗常常是明目张胆地开着摩托车来，碰到什么就盗什么，毫无顾忌。若有人敢去阻止就还得招顿打。 ” 我问： “ 难道说当地政府就一点不管吗？ ” 她说： “ 他们管个屁！那盗狗的有的就送到了他们嘴里，他们完全是一伙的。 ” 闻听此言，我无言以对。在这边远的山村都难求得一份应有的安全感了。中国重灾之下是不存桃花源了。
　　　　
　　　　四、免税之后话农民
　　　　
　　　　中国中央政府给农民免去一切农业税后，我原以为这次回家可以听到不少欢呼了，或者还能感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久违的农民的欢欣。在跟农民亲戚交谈后，结果却让我大出意外。
　　　　
　　　　6 月 29 日 ，我携妻带子去了岳丈家 ——鹅塘里村。该村离县城十二里地，不是边远农村也不是城市边上，但自然条件在农村算中上等，因为灌溉条件很好，人均也有近两亩田地，农作物运到县城贩卖也还方便。如此条件，在农业税免掉后应有个直接的感受。然而我在跟孩子的舅吃饭时就直接问： “ 现在应该没什么农业交税负担了，农民该好过了吧？ ” 他说： “ 农业税是不用交了，但是农民负担一点没感到轻。因为农资贵了，如化肥、农药比原来都贵了。这些东西涨的价甚至比免掉的农业税还多。还有城里吃国家饭的（意指拿财政工资的）工资不断涨，物价也跟着涨，而农产品却不见涨，这样一来农民实际收入增长还是没有。近十几年来那些吃国家饭的条件在不断改善，哪个见过农村靠种田改善过生活条件的？那些农村家庭有所改善的也都是靠到外打工而不是种田。这样一来农业税作用有多大？当然免比不免好，但免税显然不是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民状况的路子。 ”
　　　　
　　　　由此可见中国今天免农业税的改革绝不能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包产到户改革相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的改革给农民带来的翻身感今天实在难以找寻了。我曾苦思过那个时代为什么能唤起农民那样的激情与欢欣，原因其一应该是农民劳动力的解放，由捆绑的集体劳动，到自主的劳动，这是一种大的变革。同时对生产资料土地的使用权的获得，激发出农民生产上的主观能动性；其二、农业科技的进步，杂交水稻的推广，使农村很快解决了吃饭问题。这种对自己劳动力支配权与土地使用权的获得的改革是有历史意义的改革，生活上由吃不饱到吃得饱的进步是个质的飞跃，就此而言那时候的包产到户是真正意义的改革，而今天的免税充其量也是种给农民的减负而已。在这点上，可以瞒天瞒地，但瞒不了农民的切身感受，农民的切身感受是对真假改革最好的诠注。
　　　　
　　　　五、没有盼望是农民最大的悲哀
　　　　
　　　　这次回乡，村民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没有了盼望。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伊始之际，农民心中充溢着激情，对未来怀抱着憧憬，就那时的日常三餐来说应该还是没有今天丰盛的，直接可支配的外在物资也可能没有今天富足，但是那时的村民普遍精神是乐观的，心情也是开朗的，生活是带着阳光的。然而几十年改革下来，不知从何时开始，农村就失掉了已有的欢欣，农民脸上退去了那难得的笑颜，代之而来的是阴沉与愁苦，是灰暗与无望。
　　　　
　　　　说实在这神形早几年我回去时就有感受，但一直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跟村民谈论时，只是听他们叹息连连，说这也负担，那也困难。这次回去我就决定详细与他们谈谈，看究竟是何原因。这次我在两天跟十来个村民一块吃饭时就直接问他们： “ 今天感到是否顺心？对今天的生活是否满意？是否有高兴的感觉？对未来有什么盼望？ ”
　　　　
　　　　我从他们七嘴八舌的回答中可以听出几方面意思。第一、今天生活比以往是有所改善，日常吃的比以前丰富了，穿的也相对要好些了；第二、挣钱的机会比以前要多些了，就是应急时借点钱也方便些了。
　　　　
　　　　大家觉得现实的直接物资条件的确比以前有改善，但是大家感觉不出快乐。原因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其一、精神上被抽空、颠倒了一样。这个世界好象找不到有意义的东西了。金钱就是价值，一切贪官污吏、偷盗、娼妓都成了社会炫耀追求的目标，社会丧失了荣耻。人生这样生活下去怎么是个活法？尤其后辈儿孙在这种世风之下根本没法教育引导，他们要走向何处，实在令人忧心。每每面对这一切，人就感到生活没有了意思。
　　　　
　　　　这是个没有了精神的社会，乱搞一气就是一生。这是村民普遍的心态；其二、没有盼望。包产到户几十年了，温饱早解决了，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了，但是这些变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了，后来虽有些变化但都很微小，没有明显的改观，甚至在许多方面条件还在恶化。农民几十年的奋斗也没有走出根本性改观的命运，还是处在社会底层，还是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温饱，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那些所谓强大与崛起似乎都与农民无关。城里高楼不断，当官的工资一涨再涨，贪污受贿的公布款项也几位数往上翻，但农民却原地踏步，这样的社会与这样的改革早已让农民没有了盼望；其三、村民负担加重了。虽然前面所讲挣钱路子相对多了些，但用钱的路子似乎更多。挣钱远没有需要用钱涨得快。教育一提高收费，农民送孩子上学就难了，增加的赚钱机会远没有增加的支出钱的机会多，而辛苦劳动增加的收入也远没有增加的开支大。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户农家基本可以将子女送到他考不上学为止，不管家中有三个还是四个孩子，失学的不多。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一般农村家庭只能送一个孩子上学了，不管考得多好，全家只能保一个最好的上学。到本世纪以来一般农家要想送出一个大学生那就非得集几家人（亲戚朋友）的财力不可，并且每年还听到因孩子考上大学而父母却逼得自杀的事。可见农民增长的收入远不够增长的开支。仅就教育一项农民负担比以前重得何止十倍。同样医疗上，随着社会发展，农民越来越看不起病了。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般农民生病住院还较普遍，至少到乡级医院去治治，很少听说在家等病好的，更没有听到等死的。要知在那时若有让老人在家等老，那家的后生就别想在当地抬起头来，当地舆论非得把那家说臭不可。而我这次回家却听说我村及邻村出现过几桩老人在家等死的事，并且奇怪的是村民居然对此给予了理解，或者是变成了麻木。这让我深为吃惊并感到可悲；其四、对政府绝望而麻木。在老百姓眼中政府就是贪官污吏，无休无止的贪钱；政府就是收税收费，没完没了的要钱；政府就是敲诈勒索，防不胜防地榨钱；政府就是连哄带骗，夺走农民手上的一切资源。不公如此，政府自己做了坏事还不算，还跟黑社会勾在一块来欺压老百姓。几十年的教训，让老百姓对政府没有了一丝幻想。我这次回去就没有听到一个说当局好话的，大家甚至连骂娘都懒得骂了，可见绝望与无助。当然农民也还不知道出路何在，还不清楚怎么来改变现实。
　　　　
　　　　六、满城皆赌、毒
　　　　
　　　　这次回家触目惊心的还有那满街的麻将桌。我不知道县城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张大麻将台。反正三年前我回家时没有见到这种状况。这次我从狭长的沿河街走过，见每座楼下的厅中都摆着张麻将桌，并且都座无虚席。在几个十字路口的楼下大厅还聚集着五六张到十来张不等的麻将桌，成群的人分坐在中间，热火朝天地摸麻将。
　　　　
　　　　为此，我曾奇怪地问在县城做生意的一个朋友： “ 怎么一下县城变成个麻将城了？ ” 他说：县政府将周边许多农村的地连骗带压征过来开发房地产了，村民一下没田种了，也没事干，刚开始一些村民想不开跟政府开发土地过不去，后来政府有意放开他们赌博，一下有一批村民就忙于去赌而顾不上与开发土地作对了，甚至还有批人本不愿被征土地的，一下到赌场居然急着就来卖地，看来引导村民赌博也是化解社会问题的路子。这样一来在政府有意纵容甚至引导下，县城就成了一张大麻将台，全民从赌，形成蔚为壮观的赌博气势。 ”
　　　　
　　　　县城不仅是公开的全民聚赌，而且在当地还活跃着一支据说有政府与银行为后盾的流动大赌队，附近几县一些官僚与商人多汇聚其中。他们一般每天流动赌资就有几百万，组织者十抽一地收管理费。这么大的流水金额，管理费自然丰厚，没有一些执法部门在背后支持是坚持不下去的。这支流动的赌博大军在当地已活动了一年多了。
　　　　
　　　　一个没有什么产业特色的县城怎么能支撑得住如此盛行的赌博？这样一来社会治安恶化就是必然的结果。
　　　　
　　　　不仅如此，这么个县城一年多前居然查出了一个在全国有影响的制毒贩毒案，并且因此还牵连进去一批地方官。那个从福建过来的制冰毒的首犯，居然在全州经营了近十年，在县城下面一个乡的大山中有一个大的冰毒生产基地。可见当地吸毒贩毒的猖獗、盛行。
　　　　
　　　　面对家乡的状况，实在是怎一个沉重了得！然而，更沉重的是家乡绝不是中国的特例，它仅仅是中国现实的一个缩影。一个没有自身产业特色的小城，表面看起来似乎还是在发展、繁荣，其实是浮躁、虚幻。那里的百姓没有基本的安全保障，整日生活在恐惧之中；那里的百姓没有发展进步的盼望，一切劳动成果远追赶不上各种教育医疗费用增加的负担；村民有限的资源被官僚蓄意剥夺搜括殆尽，官匪勾结让百姓居无宁日；当局恶意诱导与无能管控导致社会沉陷入醉生梦死、赌毒泛滥的境地。
　　　　
　　　　这是个怎样个绝望的世界啊！我深深为故乡沦陷而悲哀，为华夏这遍土地沉沦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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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回帖：

我们这十个县加一个县级市加一座山情况很好。
　　天天晚上人民群众在广场跳舞到9点半回家，这么大冷天晚上12点还有很多人在街头吃宵夜。
　　中部。
　　楼主说的太恐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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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是湖南省衡阳市下面的一个县的，与LZ所说的非常相似。
　　由于地方经济无特色、无竟争力，原来的县内工厂基本上在90年代初就绝大部分倒闭了，仅剩下养猪产业勉强维持，曾火过一时的养猪产业，近几年也由于猪肉价格波动而赚钱的人日日渐少。大部分农村青壮人口，靠出外打工攒钱。
　　社会风气那是相当的不好，当然与LZ描述的还不一样，但是赌博是相当的盛行。
　　有一点，我们那里的农民现在就是想拼命的攒钱，目的有一个，那就是让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赶快离开这片土地。这样一来，县城的中学倒是一片火热，高中一个年级有一、二十个班，比我们那时候多几倍，都想考大学啊，没办法。考不上大学，那生活的路就简单了，打工去，不管男孩子是做苦力，还是女孩子进工厂，或当妓，都是一条路。
　　对于下面的人，其实选择性不多。所以想远一点，马-克-思那些理论还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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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回家，都会暗暗地为家乡担心，原因是多方面的，因为从我一下火车就会感受到。
　　首先，一下火车就必定会有拉客的，不一定是皮条客，最多的是跑黑的或跑三轮的拉客，还有很多摩的拉客的。特别是跑摩的，一块两块的也跑，也不嫌少，生意不好做嘛。有时候，坐那种二手客车回家，也总会听到乘客为了几毛钱的事与售票员吵架，而且会吵上半天，我有时受不了，会对他们说，得，我给你付了得了。
　　回到小镇上，本人喜欢没事去集市上转悠，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基本上都是本地农民。卖水货衣服的，几十块钱的一套西装，农民穿上也神气；卖便宜小玩具的，三块五块钱一个，小孩子喜欢得不得了；卖菜的农民不少，过年了，大家都要买点，一般本地的菜看相都不太好，可能主要是没有进行品种改良的原因吧，也没有必要改良，反正平时买的人也少，在偏远的乡下，靠卖菜是搞不了几个钱的。
　　春节期间，可是赌博的好时候，穷的富的，老的少的，基本上很少有不亲自参加的。比较招摇的是一些富的或者装富的爷们，大伙一般称呼此类人员为包工头、老板，也不知是真是假，道上的哥们也不少，他们一回到老家，可得捋起袖子好好干几场。
　　最近几年才知道，老家也有“休闲度假村”，什么破“休闲度假村”，就是吃喝嫖赌一条龙，还有吸毒的。搞得下面的某些农民，一谈起这个地方，眼睛那个贼哟，说起这个地方的女人，口水直流，JJ都要翘到天上去了。
　　最让人寒的，还是那些高中学生，与他们一说到学习，搞得我这个过来人都受不了。他们可是一个星期从头到尾没有休息的，反正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几乎是吃饭睡觉都可以不要的，所以啊，长辈陪读也是多得不得了，搞得学校周围租房子都紧张。多变态啊。
　　是啊，真的很变态。
　　是啊，山青水秀的家乡，有时还真不敢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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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北长兴，很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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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北部县城，治安还凑合，抢东西少见，不像楼主那里那么疯狂！不过治安不比以前好，以前村里没狗，没偷盗情况，现在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养条狗，晚上一有动静，到处狗叫，蔚为壮观！农业情况和楼主那里相似，种地的收入赶不上农药化肥的增长，生活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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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这里治安还将就，但确实没什么实体经济，厂矿极少，很多农民外出务工后已经回不去农村，到城里来也只经商，贩菜，所以菜越来越不便宜，可农村种地的农民收入却并没增加，钱都到贩子手中去了。可是以后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回到家乡，难不成都做生意？还有真的是全民麻将，亲朋好友间聚会也是打麻将，很少见大家聊事业的。还有地方ZF卖地真的是增加财政收入的捷径吧，房地产发展到是兴兴向荣，房价涨得那叫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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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发誓我绝对是爱国的。以前谁说中国不好，我就跟谁急。现在才逐渐看清社会的一些丑恶，开始对这个社会感到绝望。
　　我的老家在湖南某个县城，那里的社会风气和楼主的家乡差不多，甚至我们那里更恶劣。
　　我好几年没回老家，前段时间回去了一趟。本以为，几年过去了，家乡面貌应该焕然一新，但令我始料未及的是，从市区火车站坐公交车回县城的那条公路非常崎岖不平，破烂不堪，车子行驶在上面根本不能开窗，一开窗就被灰尘呛得难受，一路颠得能让人从座位上蹦起来，如果是女人怀孕初期有可能会被颠流产，我坐了两个小时回到家后真正是腰酸背痛。就这一条破路据说已经修了几年了，到现在还没修好。
　　说到采矿，我们那里有好多人靠采矿发了大财，开着小轿车耀武扬威，原来的山上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现在几乎都光秃秃。人们私自砍伐树木，采开矿山，以此发横财。据说现在有人想当新的采矿老板已经不允许了，但以前的那些矿老板依然到处开采矿，也没见政府去强制阻止。
　　我们那里还有许多靠挖沙子赚大钱的。小时候我们家乡那条河清清澈澈的，小朋友们经常去游泳嘻戏。但现在是大人不敢让小孩去了，因为河里的沙子都被挖空了，河越来越深，不小心会淹死人。那些发了沙子财的人，在家乡到处买地建房子并且都盖五六层楼，以显示他的财大气粗。
　　至于赌，那真是我深恶痛绝。我一个亲威，原来自己通过做生意有十多万的存款，小日子还是不错的。但近几年家乡突然流行买马（不正规的彩票），家家户户都跟着去买，有的人甚至象疯了一样，渴望一夜暴富。但事实上那种彩票就是黑社会骗人的把戏，我那个亲戚把在几年里把十几万全部买光了，到现在还欠十多万。每天追债的人快把他逼疯了。
　　我们那里也难逃毒的祸害。有一个我认识的男青年，长得挺帅的，我对他一直有印象，但这次回家听说他因吸毒过度已死了。我震惊得难以相信。听说附近村有好几个男青年因吸毒被抓去强制戒毒了。这些吸毒青年，没钱买白粉了就结伙去抢。据说有一次抢了一个刚怀孕的孕妇，还把人家轮奸了。简直是丧尽天良！
　　 最后说到黄，我们那镇的变化除了新造了几个居住小区和购物超市，其它就是多了好多发廊。有一个老乡，以前看他是那种很勤恳很老实的男人，怕老婆怕得不得了，又挺内向不怎么说话的。但听说他现在当了发廊老板，管着几个小姐，自己在外面还养着一个蜜。
　　 哎！这是什么社会？什么人性？真的是到了末法时代，人性要快丧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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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阜阳，每年春节前后稍好，因为年轻人都回去了，强盗们也不太敢放肆的下乡了，而平时，呆在村子里的老人、孩子，面对这些人开着车，明抢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村，阜阳市阜南县一个小村，每年非春节期间，都有无数次背人开着车到各个村子抢牲口，有人发现了也只能躲起来，不要被强盗们认出来，否则在年轻人全部外出的村子，全部老弱村民一起，也打不过那帮强盗啊！
　　报警？想都别想，谁报谁能第一个进去算是不错的了，否则等着报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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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各地差异很大。
　　
　　我老家是湘中农村的，
　　
　　现在还是夜不闭户。
　　
　　如果出现山东潍坊这种情况，只要村民一声喊，不管有多少贼，都会被打得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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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的关系，去过或路过湖南、湖北的一些县城、农村，总体感觉是越来越没落了，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这并不是说这些地方完全破败不堪，不是，相反有的城市也建设成不少表面上很光鲜的样子，马路也宽了，大城市有的东西，小城镇有的也有。但是，只要你一走进当地人的具体的生活中，就会发现，很多只是徒有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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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过年回家跟老家的妹妹聊起乡镇的发展情况，你猜猜现在老家的乡镇变成啥样了？
　　
　　全镇的人几年前疯赌六合彩，镇里的经济全跨了，把镇里唯一的农村合作信用社都拖垮了，全镇没有一家银行网点（全破产了），全部撤离，所有的贷款业务全部打水漂。
　　
　　很多人无所事事天天赌博，留守镇里的年轻人十赌九毒，我家前后屋的邻居吸毒被抓了好几个，现在正直的青少年凤毛麟角。家里人也说了，最小的一个弟弟高中毕业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去参军，这是唯一的出路了。
　　
　　如各位要考证，广西南宁地区的进结镇，过去这里虽穷，但却是秀才佳人辈出的地方，读书改变命运是这穷山村自古以来的传统。
　　
　　发生这么大变化也就是短短10年的光景。悲叹乡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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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德阳地区的乡镇还是一样， 现在比六年前没啥变化，除了村村多了些楼房，那都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来修的，可是都没什么人住。记忆中那些叔叔伯伯爷爷奶奶好多都不在世了。路一样的烂，贪污越来越厉害，最盛行的就是麻将了，普遍感觉到老百姓没有什么期盼，精神生活极为空虚，治安非常差，正腐的威信极低。
　　
　　
　　还有个有趣的现象，县一中高中班扩充到20多个，以前一共才10个班，校园越来越大，不知道这是代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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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家河南 治安基本上还说的过去 起码半夜12点敢出门，当官的安全感比较低，前几年出现过敲诈案，在钢笔里装炸药，丢到官员家的院子里，拧开就爆炸，能把人炸伤但炸不死，然后打电话勒索，说不给钱就炸他全家，后来破案了（牵扯到官员的好像破案都比较快）， 问他为什么敲诈当官的，答曰当官的有钱。农村的人基本上都出去打工了，还有一部人自己开了工厂，村里新盖了不少楼房 挺漂亮，
　　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每年地里种麦子和玉米，棉花、红薯、大豆、花生基本上没有人种，一 收割比较麻烦，剩下的都是老人 干不了，二、种好了就有人偷 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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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是辽宁义县，一个贫困县。县城里的工薪族一个月只有一千元左右收入，当然失业的人比工作的人要多得多。前不久回去了一趟，很多平房居民都烧不起煤，楼房供不起暖，我家楼下的老太太都70多了，天天冻得真是太可怜了。回家会了会同学，都倒苦水啊，县城挣得少，但是以前花得也少，但是这两年领导也学人家大城市搞房地产开发，房价一年翻了一翻，买不起啊。县城苦啊，可是一点希望都看不到，去年几起群体事件绝不是偶然，县城问题很严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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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南阳的，当时好像没有听说过直接下乡强抢的情况。
　　
　　我也说说我看到的现在农村吧！
　　我们那里以前土地是一年两季，冬种小麦，夏种玉米、红薯、花生、水稻等。现在冬季小麦基本上没有人种了，即使种也是很少的一点，够自己家吃就好了。夏季种花生，这是很多农户一年里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收入。和很多亲戚聊天，提到的都是农资涨得太厉害，种地甚至会亏本。
　　现在各家种植农作物分作自己食用和卖出两种情形。自己吃的，不用农药，收多少是多少；卖出的，农药加大浓度打，少了照样生虫。收获的粮食如果是卖出的，一定要大量拌入农药，不然生虫了就不好卖了。拌入农药的量，据说人在堆积粮食的房间睡一个晚上就会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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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是贵州黔东南下面的一个县，村里妇女都是整天赌博的，甚至有妇女都通宵参与赌博，国庆回去亲眼所见，耳朵听说的是谁谁卖六合彩有钱了，谁谁赌滚地龙输了几万等等，世风一塌糊涂，谁来拯救啊！苍天啊大地啊！

黑社会政权和财政

历史上一切专制政权（指区别于极权政治的传统型前极权专制和回归传统的后极权专制），本质上都是黑社会政权、反社会政权。这样的政权，以社会的不成熟和软弱，成功地寄居在社会肌体之上。它本身不产生任何财富，不履行任何对社会负责的职能，通过榨取由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养活自己。为使这种榨取得以维持，又必须分出一大部分榨取来的财富豢养武装，以相当的暴力弹压社会，维持其榨取权。社会面对这样的反社会政权，有两个反应：反抗或顺服。而因为社会的不成熟和软弱，反抗虽时时发生，却不足以直接颠覆政权。同时，更多的社会成员，出于生物本能，会削尖脑袋向这个反社会政权靠拢，因为只有这个反社会政权才拥有最不费力得来的资源，而距离这个政权越远，享有资源的可能越低。同时，黑社会政权为扩大其统治基础，对其成员、对候补的成员，必须采取收买手段，让他们感受到这个黑社会组织的好处。而这种好处越明显，众人就越是趋之若鹜。这样的结果是，该政权像癌细胞一样急速扩散，更加峻急地榨取社会资源，使得社会的机能进一步衰竭，以至于没有社会可言。另一方面，黑社会对社会人员的吸收消化能力毕竟有限——都黑社会了，谁干活儿交保护费？——因而总有大部分人被排挤在黑社会之外，即所谓“体制外”，而在一个体制即无限公司的环境里，身居体制外一般意味着绝望。绝望便要反抗。反抗便引来镇压。镇压需要成本。成本需要榨取和招兵买马……反抗大抵不能成功，无望者发现除了模仿那个黑社会政权别无出路，于是也做成了黑社会，就是通常说的那种黑社会，民间黑社会。这种民间黑社会和黑社会政权之间往往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类似糜烂的边缘地带。

简言之，一个黑社会专制政权，就是一个以暴力和财政互相维持的净消耗组织。有人会提出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不能说没有产出，但以有黑社会国家这个无限公司的信用（黑社会国家的信用就是黑社会的武力）支援，除非被黑社会抛弃（裁撤，也就是不复存在），是不担心经营不善以致破产的。故尔国有企业效益总是低下的，亏损是国有企业的常态——谁来弥补亏损？据说是国家。其实就是黑社会用它榨取来的社会资源豢养国有企业。总之，黑社会专制政权是个净消耗组织，消耗的是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

这样净消耗的过程，就是螺旋地坠入深渊的过程，最后的结果就如癌症那样，癌细胞和正常细胞完全失衡，也就是被榨取者不足以满足榨取者的需求，黑社会财政崩溃，而社会也随之崩溃——黑社会政权到了财政崩溃这一天，一定是社会无财可取的那一天。明末的情形最为典型。竭泽而渔的结果是，财政枯竭，流寇总是降而复叛（因为降而无饷），官军反成流寇（还是因为无饷），流寇扩大抢劫范围，导致更多人破产，从而将更多的人裹挟进流寇大军，形成了对立于朝廷黑社会的另一个打家劫舍的黑社会。这个黑社会通过直接捣毁社会迅速扩张，从朝廷黑社会手里抢夺资源，乃至最后颠覆了后者。

另一种可能是，在这个过程见底之前，遭遇外敌入侵，不堪一击，轰然坍塌。黑社会政权的武力主要是对内的，对外往往是使不出劲的。历史上的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花剌子模帝国均因此灭亡。当年大清拥数十万之众，遇上英军沿海登陆，调兵缓滞，甚至窘迫到无兵可调——因为清军主力绿营均三三两两分驻各地，就地弹压，调集颇难，只能就每处抽取一二，再行集合，而万一抽取稍多，当地空虚，就难保刁民不起而造反——在一个被黑社会统治的社会里，每个成员都是潜在的刁民反贼，平时只是被枪杆子刀把子逼着做良民罢了。也因此，黑社会专制下的人，大多擅长外表忠厚内藏奸诈的韬略，首鼠两端，厚颜无耻，猥琐懒惰却又勤俭努力，低声下气却又野心勃勃。

明末除了财政枯竭流寇作乱，亦兼有外敌压力的因素。虽云闯献革命颠覆朝廷，但明国大部仍未易手。清兵能以八万铁骑、十七万之众，横扫明国，除在江南遇到些抵抗，得鼎几于唾手之间。明国黑社会乃由明国社会的一部分人组成，这样社会里的人如上所述，最会望风使舵，决无坚定的立场（即所谓“腐败”）。清国黑社会则以新兴，尚不是一个以财政和暴力循环维持的成熟腐败的黑社会，其成员相信暴力才是一切。当这样新鲜果断的黑社会和成熟腐败的黑社会暴力对决时，后者必败。（六十年前国共对决，也是一样——当然少不得俄汗重武器支援，犹之乎八旗铁骑；但问题在于另一方的装备并不弱，却兵败如山倒，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不能不说气焰决定了黑社会之间对决的成败）。而一万万生民，剃发改服，习以为常。作为与朝廷黑社会绝缘的社会成员，这个黑社会和那个黑社会来统治，都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当然不一样的黑社会之间兴许是有些不一样，但其实还是一样。一个黑社会取代另一个黑社会，在社会成员看来，无非“气数”二字。至于江南对清的反抗何以较激烈，不是因为我们江南人有“气节”，而是因为江南对朝廷黑社会的依附最深，离“体制”最近，易代之际，比之其他地方人更难割舍，多少转不过弯子。不过虽然转不过弯子，毕竟仍是腐败的黑社会，所以抵抗到底是无望的。有朝一日被新来的黑社会揍伏贴、屠舒服，也就欣然易辙，跟新来的黑社会咸与维新了。再给点甜头和荣耀，如康乾十二次南巡，更是让我江南受宠若惊，不遗余力地向北京输送财赋，以致号称富庶的本地陷入缺粮的困境，须从江西调拨；接着江西缺粮，从湖广调，湖广缺粮，从四川调——形成了一条黑社会针对社会的不循环、净消耗的食物链。

近来房地产崩溃说甚嚣尘上。有人以为房地产崩溃便是支那崩溃。此说虽不能说不对，但并不确切。论者多持经济理由，所谓泡沫、坏账云云，实际上又陷入十年前章家敦的错误。日前俞府尹正声召集上海建设、房产界亲自训话。大意谓房地产过热，银行窟窿大到几于不可收拾。然而其实是可以收拾的。支那经济纯为黑社会权力的附庸。房地产是银行供着的，银行是黑社会敛财集团供着的。房地产有再大泡沫，银行有再多坏账，只要财政不破产，多大的窟窿也能填住。而房地产又是该黑社会成员敛财的主要途径，是不惜代价要保住的。因而根本不是房地产崩溃不崩溃的问题：要么不崩溃，崩溃的将是黑社会的财政，连带着绑架社会共赴深渊。

因此也可以明白，何以历史上一切黑社会专制政权，无不视财政积蓄为其命根，而专制统治下的社会，咸与黑社会之财政偕亡。财政危机即社会危机。一个黑社会政权，若不亡于外敌，必亡于财政危机。闯军日迫燕廷，明思宗持三千七百万库金，居然不忍助饷，反催促各地征缴，以致城馅之际，想发饷也没人领情。论者以为思宗啬刻可悲，其实他的做法符合黑社会专制自身的逻辑。黑社会专制政权越到后期，财政和暴力相互维持的这个循环里，财政相对于暴力就越是更根本的因素：暴力固然是财政的保障，但更主要是财政维系着暴力——因为暴力的动机仍然是财政。站在黑社会老大的立场上很容易理解，手里的那点存底是根本，是吸引徒众喽罗为自己卖命的老底——一旦千金散去，散到徒众喽罗手里，他们就不再是自己的徒众喽罗了，那就真的什么都没了。晚清政府最大的焦虑也是财政。最后盛宣怀为清廷的财政利益与民争利，引发川变，进而武昌变乱，断送大清黑社会江山。

这与极权政治不同。极权政治固然也是黑社会政治，但暴力更是其根本动力。极权政治并不害怕财政破产，暴力本身就是它取之不尽的资源。这叫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账。现在一些毛左常争辩：所谓文革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是太宗等修正主义者捏造的谎言。其实判断崩溃不崩溃，以角度立场而异。自毛左极权政治立场观之，饿死三千万都不算崩溃，七十年代形势比大跃进好得多，怎么谈得上崩溃？只要把住暴力，他们的字典里就没有破产一说。如今金二的北朝鲜多少次饿殍满野，人民面有菜色，对金二来说，这并不成问题。只需“先军政治”，裆中央有枪，一切都能摆平。但问题在于极权政治的暴力来自意识形态的支持，需要一种迷魂汤催情药，才能维持这不顾成本的暴力。随着黑社会内部的新陈代谢，新一代人物的“斗志”必然衰竭，意识形态逐渐架空高悬，这就是后极权。所谓后极权，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传统型的专制，黑社会敛财专制。在这种专制下，黑社会统治集团要维持其统治地位（寄生地位），必须假助于暴力，而需维持其暴力，意识形态不再管用，只能靠收买，因而这时，财政越来越成为根本，充当暴力的动力。在这样的局面下，如前所说，崩溃指的就是财政崩溃而不是其它什么崩溃——因为这样的局面下一切经济活动都只是财政的延伸。由于其规模巨大近乎无限，因而其崩溃不是那么容易——不是多少银行坏账就能击溃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竭泽而渔总有到头的一天，崩溃仍然是难免的。

前年冰岛、英国危机，冰岛政府破产，英国政府据说濒临破产。见有些支那人欢呼雀跃，以为风水将转。不知现代国家里，政府决不是以敛财赢利为目标的。政府不是企业，不是老板，老板是国民。是国民给政府发钱，叫它替自己干活儿。既然是服务国民，“蚀本”的赤字财政在西方国家是常事——当然赤字把握得不好也会引发危机。譬如政府破产，对作为老板的国民来说，相当于雇员工伤病休，毕竟是个损失。但决不至于连带社会一道破产甚至崩溃解体。冰岛政府破产有年，冰岛人照样安居乐业，享受着最高的生活质量；英国政府说是濒临破产，也不见英国人生活就此蹙迫。因为那里有健全的社会，一个不受黑社会绑架敲诈的自由的社会，经济活动固然潮起潮落，但只要那是独立的自由的经济活动，不是作为财政延伸的活动，只要那是依托于自由的社会的经济活动，就总能自我组织自我恢复。相反我们强大的黑社会财政，才是社会的梦魇，要么不崩溃，一旦崩溃就将是偕亡式崩溃。

何清涟：“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中国财政

中国政府奉行的“富国强兵”政策，其直接后果不只是国富民穷，还在于这些“取之于民”的钱当中，越来越多的部分用于“维稳”。所谓“维稳”，说白了就是用税金铸造敲向民众头上的大棒。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财税政策既让人觉得几分卡夫卡式的荒诞，更让人从心底里生出丝丝凉意。

一、“竭泽而渔”的资源抽取

《新中国财税带来辉煌60年》一文展示了一组资料：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增至2008年的6.13万亿元，60年间增加985倍，与此相对比的则是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60年间仅增长18.5倍。

“国富民穷”这一事实我已经讲得够多。本文我想讨论另一组数据：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到突破1,000亿元大关，用了28年时间；从1,000亿元到10,000亿元用了21年时间；从10,000亿元到60,000亿元只用了9年时间。

不可小看这9年间财政收入的跃进式增长。因为这一“辉煌业绩”，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有关，而这模式就是以榨取民众的生存资源、挤压民众的生存空间为存在前提的。在这9年当中，中国约有8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城市拆迁户悲歌四起，央企与地方政府竞相建造污染企业，将中国的江河湖海及不少土地尽行污染。这辉煌的9年，也是中国群体性事件迅速增长时期，从1993年发生0.87万起，2003年增至5万8千起，2005年上升到8.7万起，直到近3年的每年逾 10万起。中国社科院最近颁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也不得不承认，群体性事件的起因是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环境污染、企业改制等原因引起，因为政府欠民众的债过多，造成的民怨太深。

政府卖地对财政的巨大贡献从下列统计数字中可见一斑：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000亿元，约占同年GDP的4.4%。在土地出让金比2008年增加140%的后面，是失地农民与拆迁户此起彼伏的绝望反抗，四川的唐福珍站在屋顶上自焚的那幅惨烈画面将作为中国之耻深深地烙在这个政府身上。

二、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政府财政如此富裕，中国民众却没得到什么实惠，并不强大的小国国民如北欧国家人民能够享受的社会福利，如医疗、失业及养老等三大保险，在中国至今只见政府承诺却不知何时能够兑现。这么多钱到底用到哪里去了？

有几组资料可以让人看到财政收入的流向：

中国宣称是“为民赋财”，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并非用之于民，而是用来供养干部群体。中国财政有个特殊的称呼，叫做“吃饭财政”，这“吃饭”指的是财政供养人口，即党政事业机关的工作人员约7,000万人，他们消耗了国家财政收入的58%左右（约为GDP总量的14%）。近5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约占GDP总量的1/4，全国工资收入只占GDP的12%左右，中国的劳动力年龄人口约为9亿，除去7,000万财政供养人口，8亿3,000万人的收入总额还比不上这7000万人的收入与福利。

让人感到荒诞的是，如此疯狂的资源榨取，地方财政负债却高达5,000万——地方财政干涸贫瘠，县乡干部竭泽而渔，基层政权风险四伏。

如此敛财尚不能满足政府开支之需要，这些民脂民膏究竟流往何处？下列资料也许可以让人们做个大致推想：2009年，有10万6,626名党政官员因腐败问题受到处分，其中有17位副省部级以上高官。但这些被发现查处的腐败只是实际发生的腐败中的一小部分，那些凡“确已发生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被发现，或虽经调查但未惩处，因而没有计算到腐败案件统计中的腐败”，被称之为“腐败黑数”，其比例约占腐败总量的80%－95%。有研究称，权力寻租带来的灰色收入每年高达13,800亿元。美国的波士顿谘询公司（BCG）在“2006全球财富报告”中说，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2008全球财富报告”则称，中国拥有百万美元资产的家庭不到中国家庭总数的0.1%，但拥有45%的总财富——两年时间，财富集中于少数家庭的趋势更明显。另有研究报告指出，这些家庭当中的绝大多数是中共高干。

看了这些，我们就不难知道中国现阶段的财政已经成了“取之于民，用之于官”。但也不能否认，当中还是有一部分确实“用之于民”，比如用于强化镇压机器的财政投入。武装警察所到之处，一切反抗都如同“蚍蜉撼树”。且看以下实例：今年1月8日广东佛山万石村500余名村民竟敢手持尖木棒、板凳、刀具、汽油瓶这类低档原始“武器”，反抗政府强征土地。结果政府只出动了 1000余名武装执法人员“征剿”，杀伤力强的武器还未出手，村民就在高压水枪与催泪弹等强攻之下彻底溃退，48名村民束手就擒，两名重伤者在医院被打死。

中国政府对待抗争农民的泰山压顶之势，与前不久对待索马里海盗劫船索要赎金的“节制”与慎用兵力，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足见军队也好、武警也好，都是用于对内，而非对外。纳税人的钱如此用法，纳税人又奈其何？

三、敲向民众头上棒，尽是税金所铸成

过强的资源抽取已经榨取到民众的基础生存资源，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让中国政府认识到“维稳”的艰难性，不得不拿出越来越多的钱“用之于民”，但这不是让民众享受福利，而是用钱来铸造敲向民众的大棒。2009年中央财政在公共安全支出上增加了285亿元人民币，增幅高达创纪录的32.6%，总额接近 1,200亿元；而在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方面，中国政府也不遗余力，“治乱邦用重典”，加大对异议者的打击力度。据中美对话基金会（TheDuiHuaFoundation，总部设在美国三藩市）根据中国相关官方资料估算，2008年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的人数比2007年多1,600人，增加了一倍。2009年的统计资料现在还未看到，但估计这种类型的“罪犯”只会呈增加之势。

不能说“维稳”是易为之事。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焕宁在2009年末政法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让人们看到党与政府的“不容易”，需要布防的“维稳重点”实在太多：境内境外无处不在的敌对势力；世博、亚运两大重点时间及上海广州两大重点区域；高危人群与精神病人（原话如此，大概是北大教授孙东东的说法已被当局欣然接受）；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如此等等，实在让人不知哪个葫芦会冒出青烟，于是只得将“网上网下两个战场”都列作布防重点，网路虚拟世界与网下的真实世界尽囊括为警察国安布守之地。这样一来，真成了“边陲腹地尽是敌，万里江山万里营”。

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稳定”，当然也创造了一些“就业机会”，除了扩大专职国安国保人员之外，还廉价地雇佣了下岗工人、小商贩、在校大学生等各色人等充当“坐探”；互联网则成了“五毛”活跃出没之地。如此不惜重金投入，目的只有一个，将一切不维稳的因素扼杀于萌芽状态──这些活动并不产生经济效益，当然又要用到纳税人上交的税金。

正如我曾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2008年）一文里所说，这个政治集团已经完全堕落成了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他们要求享受权力带来的一切好处，却拒绝承担掌握权力必须担负的任何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更拒绝权力必须接受的任何约束，这是中国社会自1989年以来逐步走向溃败的根本原因。维持政权稳定的代价是中国社会进入长期的“溃而不崩”状态。所谓“溃而不崩”，指的是政权短期内不会崩溃，但社会溃败却成无法避免之局。

但我相信，这种竭泽而渔的方式无论如何不能长久，中央财政发生困难之日，就是社会崩解的开始。

──转自《中国人权双周刊》

自由時報：中國水下試射 「彈」砸自家潛艦

2010-1-25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jan/25/today-p8.htm

〔記者許紹軒／台北報導〕資深官員透露，中國研發中的巨浪二型潛射彈道飛彈數月前進行的未公開試射，結果飛彈出水後無法點火又墜入海中，且撞擊做為飛彈試射平台的改裝過的高爾夫（Golf）級彈道飛彈潛艦，船身嚴重受損差點沉沒，經搶救勉強駛回母港進廠大修，中國尚無水下成功試射巨浪二型的紀錄，何時服役遙遙無期。

中國計劃在○九四型晉級核飛彈潛艦上配備巨浪二型飛彈，儘管巨浪二型飛彈的「艦彈匹配」研發受阻，消息來源透露，一月初第三艘○九四型潛艦仍依照計畫從葫蘆島基地下水，目前正在進行海上測試。中國現有一艘舊式○九二型夏級飛彈核潛艇飛彈潛艦（配備巨浪一型）服役，新的○九四型潛艦有艦無彈，中國的核子嚇阻能力遠比其宣傳的要薄弱得多。

巨浪一型是中國第一種潛射彈道飛彈，射程近二千公里，雖然配備核彈頭，但因射程太短加上○九二艦只在中國沿海活動，不具備實際嚇阻效果；巨浪二型為東風卅一型飛彈的潛射版，射程提升到八千公里，技術需求遠高於巨浪一型。

巨浪二型研發十餘年，美日等國公開證實的試射只有四次，分別在二○○三年、二○○四年、二○○五年與二○○八年，水下試射均失敗。

官員解釋，水下發射飛彈難度很高，受限於水下無法點燃引擎，飛彈必須靠超高壓氣體推動，才能從艦身彈射出去直到飛出水面，當彈尾噴嘴離開水面後方可點火升空。最重要的是，飛彈從潛艦艦身到飛出水面時姿態必須保持在一定角度範圍內，點火後才不會亂飛。

中國數年前曾讓Golf潛艦浮上水面，成功試射過一枚巨浪二型，彈著點在塔克拉瑪干沙漠。但後來水下試射就沒有成功過，最近一次黃海試射造成嚴重後果，當飛彈在高壓氣體的推動下衝出水面後，原本應該要點火的引擎沒有反應，整枚十幾噸重的飛彈自由落體墜入海中，砸中還在水下的潛艦，造成艦身受損。

一般而言，Golf級潛艦是中國主要水下試射飛彈的平台，這次損壞對巨浪二型的研發是一大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