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宪遗闻

作者：张国淦

一、徐世昌谈洪宪小史

一九一一年即宣统三年，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于式枚到奉，时余在程德全幕，亦居奉。于与余为宪政编查馆旧交，至是常相过从。一日忽谈及袁有不臣之心，余问：何以有之？于言：袁自朝鲜回国，在北洋散居间曹，以家世关系，常到幕府（于时在李鸿章幕）指画东边往事。人皆喜聆其言论，目为一世之雄。每袁至，咸戏以曹操呼之，彼亦漫然应之。余暗窥其举止，确非常人。其后，袁编练武卫新军，以至督北洋，进军机，扶摇直上，今日虽退居彰德，然其势力分布半天下，现在朝中无人，实涤隐忧云云。辛亥武昌起义，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内阁那桐辞职，曾举袁自代，未果，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劻、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武昌督师之命。有人诘那桐：此举岂非速清亡耶？那桐言：“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复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此皆余之所亲闻者，然只能认为局外人之观察，未可遂作袁本人帝制思想之佐证也。

帝制酝酿，起于何时，言人人殊。洪宪失败以后，余时与徐世昌谈及此事。徐与袁关系最深，所知当较为翔实，兹撮录徐言如下：

项城自小站练兵，即树立北洋根基。戊戌政变后，以至入直军机，其广布势力，无非争取政治地位，充其量不过欲为一权臣而已。在君主专制下，稍萌异志，辄有杀身之祸。以项城之精明稳练，宁肯出此！

辛亥革命时，清廷起用项城，督师武汉，未几，擢为内阁总理，其权势之重，一时无与抗衡者。当时，其左右亲昵之人，即有劝袁利用机会取清廷而代之之议，即后来号称反对帝制之张一麐，亦曾驰电劝进（案张一麐太平室文集卷一密陈大计呈稿，有“当大总统视师萧家港时，一麐曾驰电劝进，是时天下大乱，民无所归”云云），然而项城之所以不出此者：(一)袁氏世受清室恩遇，不肯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为后民所诟病；(二)清廷旧臣尚多，如张人骏、赵尔巽、李经义等，均具有相当势力；(三)北洋旧部握有军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种思想；(四)北洋军力未能达到长江以南，即令帝制自为，亦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须用兵；(五)南方人心向背，尚未可知。因此，项城最初表面维持清室，其次始讨论民主君主，又其次则偏重民主，最后清帝退位而自为大总统。此时南北和议，北方代表唐绍仪主民主，杨士琦主君主。袁本想在清帝退位后，自为总统，故清帝退位诏中有“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之语。不料南京选举孙中山为总统，项城之总统且由中山推荐，此非项城之所逆料也。当时杨士琦主君主，人皆以为维持清室，不知杨之所谓君主者，非溥仪，乃项城也。同时，汪兆铭、杨度组织国事匡济会，杨度亦主君主，其意图正与杨士琦同，但两人各不相谋耳。

中山推荐项城为总统，力持建都南京，选出后南方派蔡元培等来京欢迎项城到南京就职，不料北方军人愤愤不平。其某公子与左右亲昵者，密谋由曹锟所统第三镇驻京各营（此时驻京者除禁卫军保护宫禁外，唯第三镇有力量）撞入东华门，强挟项城入宫正大位。惟不敢与冯国璋所统之禁卫军接洽，二十九日夜发动后，为禁卫军所遏，不得逞，遂抢烧东华门一带。事后宣称部队哗变，系因索饷之故，借以威吓南来专使。实则事前项城毫无所闻，人谓出于项城指使者，非也。

一九一三年四月国会成立，七月十二日赣宁事起，不久即平。此时北洋军力震赫一时，袁左右亲昵一派又暗中策动帝制，且较辛亥时更为积极。而项城则欲确定正式大总统，以待时机。故在法律一方面，宪法草案所规定不便于政府者若干条，本含有对人立法之意。法律家以此鼓动项城，极易中听。此乃施愚、顾鳌等号称法律家者所为，尚在范围以内。至别一策动，则出于段芝贵、雷震春、张镇芳等，然亦不敢向项城明言，不过平时隐隐微露一两句，项城第颔之而已。及至大总统选举法由国会宣布，法律派又起而责言，而军人派亦以为有机可乘矣。总之，项城为人，表面大开大阖，其实际先求千稳百当，方肯做去。选举大总统顺理成章，而另起炉灶，则多少带有冒险性，虽是双管齐下，项城终由稳着走大总统一途。

国会解散，项城乃放手做去。自今日思之，项城以约法会议改造新约法，又修改大总统选举法，着着皆为帝制预谋之阶梯。但在政事堂范围以内，从无人露出帝制二字。自八月筹安会发起，此幕业已揭开，项城未曾向余（徐自称，下同）有一言之表示。继而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北京又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于是有国民代表大会之产生。其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前数日项城令顾鳌先送余阅，越日余问顾用意何在。顾答：大权在国民会议制定宪法。余言：须待讨论。乃不及讨论，即于十月八日公布。此种做法，日趋明显，余于是辞去国务卿之职。余辞职后，项城终以国民代表大会之推戴，承认帝制，以朱启钤为大典筹备处长，积极筹备，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虽以外交团之警告，西南各省之称兵，亦有所不顾。项城一生走稳着，独帝制幕趋于险着，此余之所不解者。

帝制正器尘土，清室遗老如劳乃宣、刘廷琛、宋育仁、章嶍等以为如恢复帝制，自应宣统复辟。劳乃宣首先发布《正续共和解》，宋育仁等又联合国史馆守旧派人员，有上书复辟之议。于是肃政使夏寿康呈请查禁，经批交内务部办理。某日政事堂会议，提出此项问题，项城言：“宣统满族，业已让位，果要皇帝，自属汉族；清系自明取得，便当找姓朱的，最好是明洪武后人，如寻不着，朱总长（朱启钤时任交通）也可以做”等语，项城公开倡言帝制自此始。此虽复辟一段小经过，然明言皇帝不要满族要汉族，项城之用心正堪寻味也。

就军人方面言，项城成功，所倚为干城者，为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三人，时称北洋三杰也。帝制失败，其原因固甚复杂，而关系此三人者为多。段素性倔强，长陆军有年；冯久驻南京，俨然藩镇，渐渐不如当年之绝对服从。项城思以军政大权操之于己，于是在总统府设海陆军统率办事处，以移陆军部之权，已为段所不快。关于军事人员之进退，段请旅长以上由大总统主持，团长以下交陆军部办理，其用心可以想见。项城又借口北洋军队暮气沉沉，另组模范团，挑选各师旅之优秀将校为主干，以别于北洋旧军队。盖因某公子对于北洋老前辈不能指挥，故项城为其培植新势力，此更予段以最深之刺激。某公子最忌段，段又毫不敷衍，即项城左右其他诸人，段亦皆盛气凌之。后项城对段屡次表示：“你气色不好，想是有病，应当休息休息。”六月间，又有陆军次长徐树铮参案（三次长参案之一）发生，以迫胁段。段于是请假赴西山，托辞养病，愤愤不平。段管军事教育，又握军政多年，亦有其普遍之潜势力，然慑于项城之威势，亦无可如何（相传某公子曾进食置毒药，又发现刺客，段夫人入内哀求等等，实并无其事）。

当帝制风传甚盛时，六月间冯入京谒项城，言：“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项城言：“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又言：“北洋军队暮气沉沉，有事时便不能用，你在南京要好好整顿，我们自己家人总当团结，保持我们的实力，你既来京，可与相国（徐）、芝泉（段）筹画一番”云云。此次项城说话甚多，对冯扶慰备至。冯退出，忻然密告余。冯回南京，相信袁决不做皇帝矣。及帝制揭晓，以为受袁欺骗，倘袁正位，自己首领且不保，故此后与西南暗通声气，以防阻帝制。冯在南京有实权，其势力固不可轻侮。王则以黄老之学依违其间，一面听袁所为，一面则偏袒于冯（王素不倾向段）。在项城左右，以新势力尚未养成，不得不勾结张勋、倪嗣冲（此时倪尚未投段）等极旧派以抵制段、冯，某公子皆主其谋。而项城遂陷于孤立，以致失败。

就财政方面言，项城在北洋以周学熙、孙多森为主干。周学熙系建德周馥之子，孙多森系寿州孙家鼐本家，皆有深厚渊源，其在北洋办理启新洋灰、开滦煤矿公司，成效卓著，根据实业而言财政，自较踏实，故项城信任之。以其为皖人，故曰“皖系”（当时并无派系，因后来有粤系，乃有此称）。梁士诒亦项城属意之人，清末在邮传部即崭露头角，后又掌握交通银行，于交通具有历史。辛亥议和，项城利用其与唐绍仪、伍廷芳联系，梁则依靠交通银行，为项城公私两方面筹挪款项，项城亦驱使之，然个中真秘密，非彼所能尽知也。彼以府秘书地位而扩张其财政势力，于是有“梁财神”之称。其部下叶恭绰、赵庆华等亦皆一时人才，乃形成为交通系，以其为粤人，故曰“粤系”。其实项城所亲信者，仍是周学熙一派。民初，周绾财政部，一九一三年五厘金币借款，梁士诒不能参与，故交通系对于此项借款，颇诋毁之（按梁燕孙年谱谓此项借款为我国财政史一大痛事）。然终项城之世，财政巨大计划，皆出于周而非梁。帝制事起，周不赞成，梁则借用时机，异常努力，为项城着想，正如孟子所云王无亲臣矣。而北洋旧人，因此亦受影响不少，盖不仅财政方面之损失也。

就党派方面言，民国未成立时，项城固拉拢国民党，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总统，项城恶感甚深，然自项城总统选出，在北京就职后，其对国民党的态度又渐渐转移矣。犹记民国初元，项城常与余谈及中山坦白，克强憨直，颇思与国民党提携，乃宋教仁坚持政党内阁，国会评论员如张耀曾、谷钟秀等亦事事挟持政府，项城终觉国民党不能合作，于是改变态度，与国民党为敌，而有赣宁之役。项城之于进步党，本思引以为友，进步党人亦曾为项城帮忙，无奈任公一派学者气味太重，彼一度加入熊希龄内阁，汤济武参加政事堂，均少表见。项城则以为此辈书生，不过纸上谈兵而已。自国会解散，帝制运动日急，此时在内主持者为杨士琦。杨不仅反对国民党，亦且反对进步党及交通系（杨皖派，梁粤派），思由北洋包办。在外则袁大公子克定发纵指使，彼尚知此举非北洋一系包办所能成功。克定初欲借重进步党，曾于一九一五年一月约任公到汤山（克定住此借口养病）商谈国体问题，任公支吾其词，克定知进步党不可恃，乃变计而雇及交通系。梁士诒本无党派，在国会中曾与国民党之广东派联络组织公民党，虽系杂凑，然能以金钱号召，对于各各面拉拢，亦具有相当力量。克定欲利用梁，又知梁为功利中人，遂以三次长参案（交通部其一）、五路参案胁之。一日，克定约梁往谈，单刀直入，问变更帝制，肯否帮忙，并加以恫吓。梁不敢持异议，惟言须向同人报告，再作确定之答复。回寓后当夜召集交通一派人员开会。谓赞成不要脸，不赞成就不要头，结果大家要头，一时传为笑谈。梁于次日回报克定，表示愿为尽力，并陈述进行之策，克定大喜过望。故参案中之交通次长叶恭绰复职，京绥路局长关冕钧免议，津浦路局长赵庆华、京汉路局长关赓麟仅交付惩戒，一时注目之大参案遂以无事。于是，帝制派即以交通系为台柱矣。此时进步党初无表示，至筹安会宣言发表后，任公即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后汤济武亦辞职南下，迨蔡锷云南起事，果由进步党推翻帝制。帝制派操纵运用，有交通系而无进步党，交通系无群众为后援，不可谓非袁失败原因之一。

杨度素主君宪，曾为项城奔走，后因事有进谗于项城者，项城亦疏远之。然彼不甘寂寞，在京任参政。与其谓为接近项城，毋宁谓为接近克定。克定住汤山，杨时到彼处鼓吹帝制，克定亦利用之。但杨是言论家，又无党派为后援，而梁系实行家，手下有交通系之健将，自决定参加帝制活动后，立即积极进行，如在京以沈云霈出名发起全国请愿联合会，所有筹委会预定包办之请愿推戴种种，几全面移转于梁。梁亦参政，此时更扶其特殊势力在院内操纵，而参政院代行立法，遂供其利用。且梁曾任府秘书长有年，对于各省军民长官，常以私电往来，发生效力。故克定之倚重梁，远过于杨。

就幕僚方面言，项城在北洋，有于式枚、傅增湘、杨士琦等。于等只办公事，杨士琦则能办其私事，庆军机（奕劻）诸权贵，皆由杨勾通。杨虽未任职务，固坚决主张君主者，项城令其居住南海万字廊，始终运筹帝制帷幄之一人也。其次为张一麟，沈兆祉、闵尔昌等。项城为总统，张信用加重，政事堂成立，张为机要局局长，其原有府秘书事，由夏寿田等分任之。夏按时到公，奉命惟谨，博得项城信任。项城有时命其与克定传话，彼即利用机会交欢克定，日益亲昵。夏并能揣摩杨士琦、段芝贵诸旧派之心理，深相结纳，帝制机密，无所不知，自是夏日亲而张日疏，个中事张异常隔膜，故有人询及帝制，彼答以绝无其事。府秘书后改内史，如沈兆祉等多不赞成帝制，军政执法处乃拘沈兆祉等以威吓其余诸人，余为说情，始获开释。

夏为江西巡抚夏时之子，项城在北洋，夏时执贽门下。宣统三年端方运动两湖，曾到彰德，夏与端之秘书同往。袁重夏之科名（榜眼），并以其为故人子，颇赏识之。后端督办川粤铁路，夏亦随之入川。民国元年项城曾询夏在何处，二年场度介其入府（杨、夏均湘人），以后辈礼谒余，固一绝好幕僚也。帝制揭晓，夏参预机要，其气焰已不可一世。夏为内史，而内史长阮忠枢及北洋幕中旧人均为之下。统率办事处唐在礼言：滇军进川，所有川西叙、泸一带，何地能攻、何地能守，夏摭拾往日陈迹，为之指画。项城亦常将彼之条陈，交由统率处电致前方，其所指陈，极为可笑。项城对统率处人言，夏娴韬略，即老军事家亦不能及，不解项城何以见信如此！筹安会初发动时，周学熙密呈有“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之语，即指夏而言。帝制失败后，夏尚自认为参加最有力者。然较之今日趋附、后日推诿之流固自不同，是夏亦有过人处。

民国初年德皇威廉第二与梁敦彦谈及国体问题，谓共和不适中国国情，当建立强有力之君主制度。时克定正在德养病，三年偕梁回国，以此意陈袁（梁本主张君主，但意在旧君而不在袁），袁颇重视之。逾数月，中国驻英、日两国公使均来密电，大意谓英、日政府愿与中国联盟，惟英、日均君主，中国民主，联盟恐不能长期巩固，联盟后彼等愿帮助中国建立强有力之政府（隐指君主）。袁令顾鳌送政治会议议长李经义阅，李不置可否，又送余阅。余揣想英使朱尔典在北洋时即为袁帮忙，当辛亥革命，朱尔典与美使嘉乐恒皆主张君宪，朱尤始终拥袁，此次或由英日同盟进而为中英、中日同盟，以达君主之目的，上项提议，当是英使主张。后来袁恐国际上发生波澜，遂搁置不提。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亦欲以君主饵袁，袁不允其要求，由外交部交涉，至五月二十五日双方始签字。不久（约八月初间），总统府顾问美国人古德诺自美来华，道经日本，曾向新闻记者发表对于中国之意见。古到中国谒袁，由参事林步随翻译，古即陈述其意见。有人言古系受中国政府指使，似不尽然。

其所著《共和与君主论》，倡言中国宜于君主立宪，指陈民主政体不及君主。彼即筹安会宣言所认为美国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是也。日本顾问有贺长雄，亦撰论鼓吹帝制，吾国法律家几奉有贺为导师。而日政府方面，以严酷之条件要胁帝制，另一方面以秘密之方式接济民党，此是日本一贯作风。日人素畏袁，袁即使如何迁就，终难厌其欲望，故忽而赞成（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谈话，有日本为君主国体，中国若行帝制，则与日本为同一之国体，日本当然乐为赞助，且袁世凯氏事实上已总揽中国之统治权，改行帝制，尤与事实相合等语，见日本某报），忽而反对（日本曾单独或联同英、法、俄、意各国，对于袁变更国体事一再警告）。袁虽挟英为后缓，而欧战未了，英无力顾及东方，终不可恃。帝制失败，就国际方面论，不可谓非日本之作崇也。

田淦按：以上徐世昌所云，事非一时，论非一次，均徐平时与余谈话中夹杂言之者。洪宪失败后，曾为综纪大略，送徐审阅。徐将其关于本身事删去甚多，又更改若干字，笑曰：可作洪宪小史读，但不可发表。此即其审阅稿也。


二、朱启钤谈德皇威廉与洪宪帝制

项城自一九一三年以后，深感国会政党政治之不可行于中国，浸寻而思求帝制。帝制之兴，盖造端于德国。威廉以一世之雄，求其与国于东亚，不能不属意项城，然其意绝不愿中国为共和国也。项城练兵小站，皆德国教官，段祺瑞等所受军事教育，即出于此。中国陆军多有就学日本者，其渊源仍在德国。故欧战将起，袁即不欲助英攻德，段祺瑞亦不主中立，尤不愿与德为敌也，段之参与欧战在袁死后，盖外交又有变化矣。梁敦彦尝为外交大臣，其诋诽共和亦与使德有关。袁克定自德归而言帝制，其亦有所受于威廉矣。德承认中国民国，包尔（？）为使，即小站练兵时教官也。铁路借款初无德国，继而德国加入，为五国（日、德、英、美、法）借款；其后盐务借款亦有德国。盖德国之与帝制，其相首尾如此。英日同盟，皆不愿东亚有共和国。日本惎袁不为所用，乃以二十一条相报耳。

国淦按：此段系朱口述，朱学洁笔记。


三、夏寿田谈袁世凯与段祺瑞、冯国璋

段祺瑞素性刚愎，有主见，平时对项城不事趋承。长陆军时，关于军官进退，恒以陆军总长名义行之，不请示；其所识拔者，多半为其学生部属，隐然成一势力，在北洋旧部与段比肩者，此时且将顺不遑。于是项城渐渐感觉段之专擅，而大公子尤忌之，以其怏怏非少主臣也。政事堂成立，总统府军事处改为陆军海军统率办事处，段祺瑞（陆军总长）、刘冠雄（海军总长）、陈宦（参谋次长，代总长）、萨镇冰、王士珍、蔡锷为办事员，唐在礼为总务厅长，张士钰为副厅长，姚宝来、蒋方震、陈仪、程璧光、张一爵、姚鸿法、覃师范、唐宝潮为参议，张厚琬、刘邦骥、龚光明为行走。表面上汇聚陆、海、参谋三部，统筹军事，实则减削陆军部之权。至三年十月又有模范团之事。

组织模范团之动机，系本于蒋方震之条陈。蒋以北洋军队暮气太重，思另行编练，作为模范，建议在统率办事处之下，设立模范师筹备处，先练两师，中级军官用留学生，下级参用军官生及速成生。盖一变历来重用速成、屏除留学生之宗旨。克定与北洋旧军队素无深切关系，尤其对于宿将不能指挥，早有步武小站练兵、建立一新势力、以对抗旧势力之意。陈光远、陆锦等趋附克定门下，余（夏自称）亦参与之一人。在项城本人，一方面以北洋军队暮气太重，认为当编练新军，一如淮军继湘军、小站继淮军故事；另一方面又欲为其子培养新势力，故籍蒋之条陈，即成立一类似军官教导团之模范团。团长项城自兼，陈光远为团副（克定所保）。筹备员有王士珍、袁克定、张敬尧、陈光远。团址在西城旃檀寺，团本部设在北海。兵士由各师下级军官中抽派，以各师中上级军官为该团下级军官。以训练十师军官为目的，分五期训练，每半年一期，每期可产生四旅新军军官。第二期袁克定为团长，陆锦为团副（克定所保），挑选一批中学以上学生与各师下级军官配合训练。如此一步紧一步，皆以制段。故段不得不辞职，至民国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免职。

于此，有当与段联累及之者惟冯国璋。冯平易近人。是年帝制运动，六月二十二日冯往北京（梁启超自广东过南京同行）谒袁，谈及帝制问题，袁坚决否认。冯据以告梁，作为袁冯谈话，刊登亚西亚报。次日总统府亦有同样文字发表，录如左：

冯言：“帝制运动，南方谣言颇盛。”袁言：“华甫（冯之字），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不外两种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骤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但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稍停，袁又言：“华甫，你我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明说：我现有地位与皇帝有何分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不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言：“是阿，南方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中国将来转弱为强，则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袁勃然变色道：“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就把那里做我的菟裘，从此不问国事。”

冯自与袁谈话后，即相信帝制不会发生。此次冯在京，袁优礼备至，姑举一二：某日，本人（夏自称）同袁早餐，有牛奶酪，袁令差官电问冯上将军早起否，将这碗牛奶酪送去，说是冯上将军爱吃的，总统今早上正吃，便想起上将军，特地送来。又一日，同袁午餐，有大红烧猪膀，袁言：“这是华甫爱吃的”，又令差官电告冯上将军等等吃饭，总统就送菜来，佐以大馒首四个，说今日午饭，知道这菜是上将军爱吃，所以送来。又赠送周夫人（周砥字道知，冯国璋夫人）礼物甚多。冯觉得总统当作自家人，故体贴如此。

七月九日冯回南京，八月十四日筹安会发起，相距不到两个月。冯尚以为不确，密电询机要局局长张一麐，张初亦不信，至此以“事出有因”复之。府中如段芝贵、张锁芳等，又纷纷派人到宁游说。冯乃恍然受袁之欺骗，自是对袁态度骤变，自予帝制以最大阻力。


四、黎元洪坚拒册封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接受帝位后，其第一道命令，即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在册封之前夕，消息传出，黎电余往商。余毅然进言：“以副总统立场，万无接受王位之理。”饶汉祥言：“就名义上着想，自不能接受；就安全上着想，又不能不迁就。似不妨容忍一时，再行从长计议。”余言：“袁固枭雄，但在此时期决不敢危害副总统，以冒天下之不韪。如果有心危害，即令今日接受，将来仍难避免。副总统果能保存约法上名义，中外观瞻所系，比较上还能达到安全地步。况且事变尚未可知，容有转危为安之一日；即不幸危险发生，副总统为创造共和之人，与共和始终，亦自足以千古。”黎频点头。饶言：“如君所言，直是牺牲副总统。我并非赞成王位，但不愿副总统牺牲个人耳。”彼此辩论甚久，其左右在座者亦先后发言。黎颇不怿于饶，大声言：“你们不要多说，我志已定，决不接受，即牺牲个人，亦所甘心”云云。

据黎之秘书刘锤秀纪事云：自筹安会产生后，一般趋炎附势者，虽风起云涌，伪造民意，以迎合图荣。而项城及其党羽，均深知非利用黄陂不足以资号召。在项城自以其帝制确有把握后，屡次派员示意黄陂赞成，而黄陂则坚持反对，终不为动。民国四年底，项城登基在即，遂于颁布洪宪年号之前，明令黄陂为武义亲王，并令在京文武简任以上官员赴东厂胡同黎邸致贺。是日晨七时许，百官涌赴东厂胡同，东至隆福寺，西抵皇城根，南过东安市场，北达安定门大街，拥护不堪，路为之塞。及八时半，人员到齐，由国务卿陆征祥率领请见。黄陂便装出，陆征祥致贺辞，略谓：“大总统以阁下创造民国，推翻满清，功在国家，故明令晋封为武义亲王以酬庸，特率领在京文武首领，恭谨致贺，恳即日就封，以慰全国之望。”黄陂当答云：“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辞毕遂入。各员亦默然离去。下午，项城又派永增军衣庄成衣匠至黎邸，为黄陂量做亲王制服。黄陂坚拒不允，并谓：“我非亲王，何须制服”，一面具呈坚辞，辞呈内容与陆征祥等所述略同。越日，政事堂以公文送武义亲王府官制至黎邸，封面大书“武义亲王开拆”字样，被收文者误剪，盖收文者仅阅及政事堂封面，未及见背面有“武义亲王”字样也。及呈阅时，黄陂震怒，谓：“我非武义亲王，岂能收受武义亲王之公文”，饬令退还。收文者大窘，多方设法换封，方得退回。自后，项城派驻黎邸之旗牌内卫等，无不深恨黄陂，终日大声痛詈，故使黄陂闻之，黄陂亦置若罔闻。前此，民元二年间，国人多谓项城野心极大，将来必帝制自为，劝黄陂加入反袁。黄陂谓：“目前国情，以统一及安定民生为主，若全国统一，国会告成，项城如有野心，予志自雄，变更国体，即为违反约法，为国民公敌，不啻自掘坟墓。予当追随国人之后，誓死反对，即使予毁家灭身，继起者亦大有人在，中华民国断不灭亡”云云。故袁氏称帝时，黄陂誓死反对，亦为遵守元二年间之约言也。

据余所知，黎、袁儿女姻亲，向例年节双方均有年礼馈遗。是年终袁送黎礼，用红贴书“赏武义亲王”字样。黎甚怒，拒绝不收。越日，袁改用“姻愚弟”字样，黎始受之。人每言黎泥菩萨、好好先生，而于大处绝不糊涂，其倔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