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宝藏和黄金时代

吴澧　更新于2009年03月6日

http://woodlee.z.infzm.com/2009/03/06/%E5%A4%96%E6%9D%A5%E5%AE%9D%E8%97%8F%E5%92%8C%E9%BB%84%E9%87%91%E6%97%B6%E4%BB%A3/

　　最近，薛涌和王达三，一个洋博士，一个土博士，在争论美国是否有“国学”，中国如何向美国学习“国学”的保护和推广。老农对这类问题最感兴趣了。咱山里美女大头像杂志的没有；倒是纸张黄脆脆的线装书，还能找出几本。所以老农一贯说：农村里如果没有合格的英语教师，还不如多教点古文，古文现在也算半门外语了。按理兄弟应该站在土博士一边。争论的源起是王达三２月２７日发表在《东方早报》的文章，《不妨学学美国的国学热》。现在有了互联网，俺喜欢上作者博客找原汁原味的文本。见报文本可能有编辑的非原意加工。俺就上王兄的博客看了看。

　　一看被雷倒！博客上的相应标题居然是《美国“国学热”启示录》。俺对“美国国学热”的说法已经有意见，香港报纸啊，在北京拍到一张中年妇女露肚子的照片，横幅标题就是“今年夏天北京师奶流行露肚装”。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都是标题党。王兄居然还要“启示录”。“启示录”不是录启示，要是有人拿着汉英词 典倒回英文，就是 the Apocalypse ——那是基督教的末日审判，说白了就是“天谴”嘛。

　　正文俺就不读了。单看标题，就知道要争论这问题，王达三肯定不是薛涌对手（王的自我感觉当然是另一回事）。至于他和薛涌辩驳ＷＡＳＰ文化（化世璞——盎格鲁－撤克逊白种新教徒的文化）可否算美国当今“国学”，大学里教不教，更是无厘头。王兄对事实的把握能与薛涌相比？

　　王兄如此乱用词，老农想帮也帮不了，不如随意谈点“正名”的事。

　　王兄用美国的“国学”作类比。类比是否成立，其实不在表面的相似，而在细节是否相应。比如，国学派往往说：法国人为捍卫法文对英文如何排斥，我们要向法国学习！历史上英法两民族一边扭打一边互相抄袭，有的统计甚至说４０％的英语词汇来自法语。两种语言的同质度高，英语或许有取代法语的能力，法国人应该警惕。但英语有取代汉语的本事吗？好像没见过够说服力的证据。汉语和英语太不一样了，任谁一看都知道是完全不同的。老农年年去美国打猪草，从来不觉得那里的英语语境威胁了俺的汉语能力。

　　如果转向细节的分析，就算化世璞真如王兄所说是美国的“国学”，就算美国大学真的以传承化世璞为己任，对学生的影响，也一定和（中国）国学对中国学生的影响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国学，和化世璞的基因太不同。

　　下面俺就来讲讲，什么才是化世璞。王兄下回不必把“柏拉图的《理想国》、希罗多德的《历史》甚至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扯进来，那些关系有点远。

　　ＷＡＳＰ里的Ｐ指新教徒 Protestant 。这新教徒是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新教在英国的巩固，是在伊丽莎白一世（１５５８－１６０３在位）治下的“黄金时代”。她之前，她的父亲亨利八世，她的弟弟爱德华六世，她的异母姐姐玛丽，各有各的信仰，在英国乱折腾，倒来倒去翻大饼。伊丽莎白停止了对天主教徒的迫害（但仍然有歧视），为英国带来了政治稳定。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英国开始向海洋强国发展。化世璞当时的心态，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局促于偏僻岛屿，很想出海看看外面的世界，顺手再捞点各处的宝藏。东印度公司就是这时组建的；对美洲“新大陆”的探索也是这时开始的，随后并有“五月花号”１６２０年的远航。

　　十六世纪不但是英国史的转折期，也是英语史和英国文学史的大关键。这是现代英语（Modern English）的开始。英语逐渐取代法语和拉丁语，从主要是地方贵族和社会下层才使用的语言，也成为上层和知识界的语言。从托马斯·摩尔以拉丁文写《乌托邦》（１５１６），到约翰·弥尔顿那最后一篇带有拉丁文法的巨著《失乐园》（１６６７），这一百五十年间，英语文学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国际地位。其间的两大高峰，英译《圣经》和莎士比亚剧本，流芳后世四百年，影响了全球千千万万的人。

　　当然，这段时期也有其他文化名人，例如诗人约翰·邓恩。海明威小说《丧钟为谁而敲》，书名就是套用了邓恩的“没有人是孤岛……丧钟也是为你而敲”的名言。

　　这一百五十年间的英国文化，就是化世璞。至少是美国化世璞的文化源头。

　　虽说至十六世纪，基督教早已登陆英国，但《圣经》讲的，毕竟是中东的事。如果这不足以说明化世璞的一只眼睛是向外的，那我们可以看莎翁的作品。就看他的几大悲剧。《奥赛罗》和《罗密欧与茱丽叶》的情节发生在意大利；《哈姆雷特》在丹麦；当然也有在英国的，《李尔王》和《麦克白》。一半是外国故事。

　　不妨更具体地看一看最著名的《哈姆雷特》。莎翁把王子送到威登堡（Wittenberg）大学去读哲学，而威登堡是什么地方？那是马丁·路德身为神学教授，在教堂门上贴出批评教廷腐败的《九十五条论纲》，掀起宗教改革巨浪的所在。那是德语地区。

　　剧本第一句话就不同凡响，城堡上军官勃那多对着一片空旷的黑夜问道： Who’s there？后面哈姆雷特还要怀疑父亲鬼魂的真实性——这正是当时那些开始摆脱宗教束缚的文人们在黑暗中摸索的问题：人是什么，我是谁？接着王子的同学兼好友霍拉旭上场时，对“霍拉旭也来了吗”的问话，他回答说 A piece of him （朱生豪译作“有这么一个他”）——这其实是法国人蒙田的说法，蒙田认为所谓的 mind 只是一连串感情片段的缀联。读哲学的霍拉旭一路思考各种问题，他觉得自己只有部分感情片段登上了城堡。人是否可以对片段的感情负责？这一怀疑，贯穿了《哈姆雷特》全剧。

　　莎翁的剧本是用英语写的，其中却充满了欧洲各国的多种文化宝藏。你可以说欧洲文化与化世璞比较接近（不过当时的人并不这么认为），但人家的基因在那里，一代一代传下去，长出来的眼睛，必有一只是向外看的。总有一天，他们会看到欧洲之外。

　　在这一百五十年间，英国还产生了弗兰西斯·培根，十七世纪科学革命两大理论基础之一——英国经验主义的奠基人。（另一理论基础是法国人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社会科学方面则出了托马斯·霍布斯，这个彻底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开了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讨论政治的先河。国人往往只记得他的“丛林法则”，似乎霍布斯很“野蛮”，其实他还是荷马史诗的英译者。

　　这段时期之后一百余年，那位编了第一部英语词典的塞缪尔·约翰生博士，自豪地说道（为简单起见，本人略微改写了一下，将个别人名换作本文中提到的）：如果神学仅使用英译《圣经》的语言；如果自然科学仅使用培根的术语；如果政治和战争仅使用霍布斯的词汇；如果诗歌和小说仅使用邓恩的文字；如果日常交谈仅使用莎士比亚的对白，人类思想几乎毫无损失。

　　希望某一天，有人也能如此评价中文。

　　有的时候，觉得现在的汉语，有点像从《乌托邦》到《失乐园》这段时期的英语。那时有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书籍大普及的技术推动；现在有互联网。那时的英语，在十四世纪乔叟《坎特伯雷故事》的成就之后，要成长为更富有表现力的现代语言；民国初年的中文白话革命，其实也是相同目标的努力，在李白和杜甫的辉煌之后。英国当时有伊丽莎白“黄金时代”的政治稳定；但愿我们也能有类似长期稳定，虽然本人只敢说“但愿”。当前的问题是，我们的《圣经》般中文翻译在哪里，我们的莎士比亚式独创在哪里？我们需要伟大的文学作品，引领中文开出恢宏新生面。

　　上段的类比要成立，需要细节上的对应——也就是说，我们相对内向的文化，需要一点基因变异。新生面固然需要旧传统的滋养；但薛涌或许讲得更针对现实：“学学人家开放的心胸，不要守着自己家里的几个古董，把喜欢外来文化的人都斥为崇洋媚外、食洋不化。”兄弟帮王兄一把，将薛文中的“人家”，在这里擅自等价于化世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