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媒体 2008.04.02
通货膨胀威胁中国稳定
全球食品供应形势告急，食品价格不断攀升。联合国世界粮食组织预计，今后十年内，这一发展趋势将持续下去。柏林日报指出了其中的一些原因：
"主要原因之一是居高不下的原油价格，运输、农药生产和机器使用的费用都随之上涨。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寻求替代物、取代价格高昂的地下能源时，把希望寄托在由农产品提炼的生物燃料上。但是，把玉米或大豆转化为生物燃料直接减少了食品供应量，另一方面，种植这些能源植物，间接占用了小麦、谷子或蔬菜的种植用地。
因气候变化而增多的酷热、干旱、暴风和洪水等极端天气进一步抬高了食品价格。如粮食出口大国澳大利亚长期干旱，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出口减少；肯尼亚遭遇洪灾，政府不得不增加食品进口。几乎全球各地都有天气造成的类似灾害。另一个原因是印度和中国等兴旺国家经济发展，生活的改善改变了那里的饮食习惯：人们的肉食增多，但一公斤猪肉需要三公斤、一公斤牛肉甚至需要七公斤粮食饲料。"
新苏黎世报谈到全球粮价暴涨时说，泰国大米价格最近达到二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印度开始限制大米出口。该报接着谈到粮食生产的形势对社会安定的影响：
"中国和印度的城市和工业区吞噬了农业地区。只要看一下中国传统的大米产区长江三角洲的宝贵农田被改作它用的情况，就可以得到中国农业已大伤元气的印象。此外，还有水土流失和耕地使用过度的问题。在印度和中国，这一切都与不合理使用杀虫剂和化肥有关。
通货膨胀在中国历来就是政治动荡的前奏
出自文化和历史原因，亚洲社会都注重储蓄。中国和日本的储蓄率名列前茅。在十年前还用现金购买房地产的印度，储蓄也成了一家之主的美德。这就意味着，亚洲人对通货膨胀会作出特别敏感的反应。
对上升的中产阶层来说，如果价格上涨，他们可以节省日常消费以外的购物支出，但对于下层居民来说，物价上涨成了真正危及他们现有生活水平的因素。这一发展趋势将导致广泛不满。中国没有法制国家的安全阀，政府以'受命于天'的名义掌握政权，所以通货膨胀在中国历来就是政治动荡的前奏，上一次就发生在八十年代末。动用前所未有的大量外汇储备也许是一条出路，但这只能暂时止痛，只能短期内掩盖问题。"
2008年4月2日 星期三
[德国之声]通货膨胀威胁中国稳定
[存]还记得昂纳克吗？
前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会晤昂纳克
(1987.09.08)
胡 —— 平
从莫斯科到东柏林，又上了一个坡度，即从工业化程度、人民的福利水平、教育水平等方面，东德明显要比苏联强。在上世纪70年代，东德已进入世界“十大工业国”之列。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很多设备引进来自于东德，如医疗器械设备、机械设备、挖土机、重型柴油汽车等。社会主义优越性，对于人民也并不是贴在墙上的纸太阳，住房分配，看病免费，小学、幼儿园吃住全包，第一线的优秀劳动者送去海滨疗养，妇女生孩子后享受好几个月的产假……
倘若这个中国人日后不再去联邦德国，即西德，他的世界之旅到东德就画上了句号，对于一个不久前才从动乱与贫困中走出来的中国人，东德可能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之国了。他会去想，咱们国家发展到这个水平还得要多少年哪……
虽然过境方便，许多西德人却不愿到东柏林来。东德政府有个强制性规定，如果西德人到东德，必须一比一的兑换25东德马克。在黑市的汇率却是一比四、一比五。对“社会主义阵营”来的人，则不实行这一规定。因此，对当时来访的中国学者而言，去东柏林至少有一个好处，东德的出版业十分发达，书籍印制精美，倘若用黑市兑换来的钱去买书，这边的书很便宜，特别是工具书。
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看，当时东德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很不错了。后者的眼光却不是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们比，而是和紧邻的大哥西德相比。
在靠近边境处，西柏林有一家很有名的七层楼的“KEDEWE” 的购物广场，至今大约还是德国最大的，它可能是有意识针对东德人开的。其巨丽闳大、流光溢彩又剔透玲珑，处处显示着商业与艺术结合的匠心。其品种齐全，荦荦大观，无以复加，以六楼的食品柜台为例，陈列着五百种面包，一千种香肠，一千五百种芝士！其商品可谓应有尽有，不应有的也有。有许多商品，样式之精巧，色彩之绚丽，会让人以为这决非人力所能制造，而以为它们是假的，是一些用塑料等什么材料做的仅供陈列的玩意……
到西柏林旅游的人，除了看著名的柏林墙，少有不到这里来参观的。
让东德老百姓不满的，相形之下，其原因之一有商品的陈旧、单一，以及日后在日常生活大件上，如燃料、电力、汽车、住房等方面，日益凸现的供应紧张。
在70年代，民主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联邦德国的四分之一，劳动生产率只有联邦德国的百分之三十，职工收入只有联邦德国的三分之一，科技水平落后于联邦德国10～15年。东德的城市基础设施也比西德落后。东德人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西德人。在1981年，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四位，至今仍是美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贸易国。
更重要的原因是，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全方位开放判如霄壤，除了一条通向“经互会”的狭长的红色脐带，实行的是全方位的封闭。
次日上午，许多西德人涌向柏林墙，向墙那边的亲人投掷他们的通行证、身份证，好让他们回到西德来。这些证件大部分扔到了东德人手里，他们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混在回去的西德人中到了西柏林。
为了防止东德人偷渡，8月18日，东德政府开始全面整固这个代号为“中国长城第二”的工程，不仅建在东西柏林之间，而且穿过莱茵河，延伸到整个东西德边界，长达160余公里。墙的外围是一道3.5米高的通电的铁丝网，铁丝网与墙体间有50米宽的空地。在这片无人地带，还建有300多个观察炮楼，22个暗堡，设有数千个电子眼及250余只警犬。
在建墙前的秘密筹备阶段，赫鲁晓夫和苏军驻东柏林的最高指挥官坐在小汽车里秘密地视察了柏林。墙建成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说：“柏林墙是阻止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篱笆，德国工人阶级修起这堵墙后，恶狼就再也别想闯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了！”
此后的事实却是“恶狼”没有闯进来，愈来愈多看上去纯洁的“兔子”，要穿越这道篱笆跑到“狼穴”里去。
地面逃亡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翻墙而过。仅仅在墙耸起来几天后，18岁的东柏林青年彼得•费希特尔在到达墙根翻身跃墙时身中数弹，坠落在东柏林一边的墙下，流血不止。他不停地呼喊救命，惊动了西柏林一边的边防军人。当西柏林军人们冒着同样遭枪击的危险，翻身跃墙将这个东德青年抬起来，再翻到西柏林一面时，费希特尔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62年9月，有人开着重型卡车，冒着枪林弹雨，撞墙而逃。这种事件在1962年里达14起。同年，将逃亡者藏在小汽车的底部成功出逃西柏林的事件，也有18起，平均每月一起还多。但是这种方法只延续了一年。后来，东德边防军发明了一种专门用来测量的标准化杖杆，用它可以直接量出所有类型过境汽车的体积。为了检查是否有逃亡者藏在车下，这种测量杖杆上还附带着一些镜子，这些镜子能反射出车辆底部的情况。
地下逃亡者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一条穿越柏林墙的地下隧道，就在东德边防军的脚下，鱼不惊水不跳地挖了六个月，全长145米，距地面距离是12米，隧道内部高度不足一米，确切地说，只有70公分。这隧道是由西边往东边挖的，共有36个男人和一位23岁的女青年参加了这项秘密工程，他们中的多数人有亲人、朋友在东柏林。最后有57位东柏林人成功地从这个隧道中出逃。
德国一向以机械设计与精密制造闻名于世。在柏林墙逃亡中，也充分体现了德国人民高超的技术水平。
1968年，一位东德青年用摩托车马达，配上自己组装的钢板和导航、压缩气体等装置，在家里造出了一艘只能乘一个人的小潜水艇。其质量应该通过iso9002国际认证了在水下航行超过5个小时后，才从西德那边冒出来，其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该青年高技术含量的逃亡过程，使他一上岸后即成了名人，许多家机械公司竞相聘用他为设计师。后来他还真在机械设计上大有成就。
1979年的一个夜晚，从东德一个家庭的后院升起了一只巨大的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篮里装着两个家庭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这个气球完全由这两个家庭手工制作，此前两个家庭关起门来进入“学习型社会”，从材料学、工程学，到气体动力学、气象学热气球……由自学成才到投入实践，前后用了数年时间。
据说这只可以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热气球，在通过柏林墙的时候，被东德警察发现了，有密集的子弹射来。逃亡者操纵热气球一下升高到了2800米以上的高空，不但子弹打不到，连探照灯都照不着了。但他们担心驻东德的苏联空军出动，决定立刻降落，以避免被战机击落。情急慌忙之中，这一“紧急降落”，谁也摸不准方向，降落的地点也无法确定。当气球终于落在了地面上，他们谁也没有勇气走出吊篮，唯一能做的，就是向上天祈祷。
有军人向气球走来，他们对这八个逃亡者说出了他们盼望了多少年的话：
“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联邦德国的领土。”
与西德人讲话百无禁忌、率性而发相比，操同一种语言讲话的东德人却顾虑重重，缩头缩脑，宛如一只只被雨水淋湿了的鹌鹑。倘若有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与他们交谈，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些“鹌鹑”一边在和你说话，一边却在骨碌碌地盯着半空中的一条条政治高压线。高压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切不要存有半点侥幸之心。
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德文简称叫“斯塔西”（stasi），于1950年4月成立。“斯塔西”的职责主要分对内和对外两个部分。对内主要是掌握民众的动态，打击反对派，维护国家政权；对外承担情报搜集任务，主要是与当时苏联的情报组织“克格勃”协作，开展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西德和美国的情报侦察。
“斯塔西”是前华沙条约组织中最强大和最成功的秘密警察机构，不论是资金、人员和设备都属世界一流。前东德有1600万人口，而“斯塔西”的工作人员达9.1万人，也就是说每180个人中就有一人在这个机构工作。此外，还有1000多名专职电话窃听人员和2000名私人邮件秘密检查人员，后者的职责是凡是来自国外或从国内发往国外的信件都必须拆开检查，被认为有问题的信件要复印存入档案。“斯塔西”还有大量不在编的，即分散在各地、各种机构、各种组织中的17．3万名被称为“眼线”的告密者。两者交织一起，形成了一张遍布全国的巨大特务网。
通过跟踪、监听、审讯，前东德国安部系统形成了大量的纸质档案、音像档案和实物档案。据东德并入联邦德国后有关部门统计，各种档案资料如果竖起来排放长达180公里，另外还有4000万张卡片、几十万份电话窃听记录，档案涉及到500万人的情况，已近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1989年秋天的大示威游行中，愤怒的东德百姓第一个冲进去的国家机关就是“斯塔西”的档案大楼，该大楼高达十几层，整个建筑全部钢筋水泥浇注，据说能抗8级以上地震和原子弹的袭击。
其实，此前柏林墙一被推倒，这幢大楼里已经开始加紧销毁各种档案材料。他们把一捆捆资料送入碎纸机，碎纸机常因烧得发烫而出现故障，多数的档案不得不用人工双手撕毁。这些撕毁的资料竟装满了16000个麻袋包。“两德”统一后，新政府原打算将这些撕毁的资料全部恢复，但用人工手段进行恢复进度缓慢，估计至少要400年才能做完这件事。
至2005年，已经向社会公开的前东德“斯塔西”的个人档案达450万份。10年来，几乎每个月都有过去的特务或“眼线”受到揭发，学术界、媒体、甚至宗教界也经常有人被卷进来，政党更是无一幸免。档案还显示，有些男女被“斯塔西”盯了几十年，长期负责监视的“眼线”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与自己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妻子，或者丈夫；甚为“黑色幽默”的是，有的夫妻铜婚银婚相敬如宾如胶似漆，背地里相互竟做了十几、二十年的“眼线”……
在民主德国的昂纳克时代（1971-1989），民间广泛私下流传的两则笑话是：
三个人同一天被关进监狱，彼此打听被关进来的罪名。
第一个人说：我上班迟到，他们说我破坏国家生产力，是社会的害虫。
第二个人说：我上班早到，他们说我一定是西方派来的间谍，想窃取重要机密。
第三个人说：我上班准时，不早也不晚，他们说我的表一定是西德货，我不爱国。
再一则，说的是一个西德人和一个东德人坐在一起聊什么是快乐。
西德人说：快乐就是你辛苦地工作完一天后，躺在家里舒服的沙发上，喝着啤酒，打开电视机，看一场精彩的足球赛，或是一场美女的时装秀……
东德人说：真正的快乐，是在深夜里，你突然听到砰砰的急促敲门声，赶快从床上爬起来，打开门一看，是一群秘密警察，他们拿着枪指着你说，“沃尔夫，你被逮捕了!”而你告诉他们，“对不起，沃尔夫住在隔壁。”[按相同的笑话苏联也一样流行。]
…………
过境东德，一个外国人常常能看到、听到一些触目惊心的景象。如边境线上由东德千家万户的屋顶上伸出来的一片片电视天线，九个藏在小汽车的引擎盖里逃亡西柏林的东柏林人身上仿佛没有骨头，像可以随意变形的橡皮泥，将身体一点点地塞进引擎与前盖的空档中……
不必亲眼目睹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倾塌，早在1983年，一个过境的外国人就可能产生某种日后日趋清晰的预感。
民主是会大面积传染的，尤其在同一种语言区，传播速度将会更加惊人。而对自由的向往，则具有即使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力量。
总喜欢以党和国家的名义、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授一大堆勋章的他，已经失去对世界的变化和对东德体制内一系列严重弊病的评估能力。在他掌握最高权力的近二十年里，这个过于漫长的时代，用八个字可以概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整个社会成了一条被既得利益集团牵着的牛，牛到处找凉快地方卧下，懒洋洋地反刍，而这地方必定是旧体制盘根错节之处。
1987年5月，是柏林建市750周年纪念。为纪念这个日子，举办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高科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展览。此前，身兼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的昂纳克，指示布展人员：搞这个展览就是冲着苏联改革来的瞧我们的：“你们在搞乱七八糟的民主化，而我们却在搞技术进步。”
1988年底，昂纳克仍热衷于冠冕堂皇、实际上却空洞无物的话语：从本国实际出发，建设民主德国色彩的社会主义，在坚持马列主义领导、工农政权和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下，对社会主义进行革新。
他从骨子里害怕“改革”这两个字，恍若它们是一颗定时炸弹上的引信。他只讲“革新”，但他的“革新”，像是在自己的皮带上伸缩两个孔而已，只是为着进一步适应自己的肚腩。
次年10月，民主德国四十周年国庆，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参加游行的人都是事先经过仔细筛选的，基本上都是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积极分子，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青年党员，和与党的关系比较接近的其他党和社会组织的年轻成员。这支以年轻人为主的游行队伍里，出现了大量写有“改革！”两字的标语牌。在经过观礼台前时，许多人望着观礼台上的戈尔巴乔夫喊：“戈尔巴乔夫！帮帮我们！”……
昂纳克当时有些神思恍惚，像是站不住了。可不到凌晨，他就在有国家安全部部长参加的一个紧急会议上，咬牙切齿说：这后面一定有西方敌对势力操纵！
在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四十周年国庆阅兵式上
(1989.10.07)
有一个西方谚语，说的是断了一个马蹄钉，绊倒了马，又摔伤了将军，导致输掉了战争，最后亡了国家。这个国家当然不是因为一个马蹄钉亡的，而是国家的内部危机已经处在超临界状态，马蹄钉的断裂只是引起坍塌的最后一粒沙而已。
仅仅一个月后1989年11月9日，东德的“马蹄钉”柏林墙断裂了。
再一个月后，出生于萨尔地区一个煤矿工人家庭、党证号码是A 0000001的昂纳克，被自己的党开除出党。
接着，曾经创造了短时期高效率的民主德国，不得不落下自己的帷幕，等着强大的邻居过来打扫这个破败不堪的剧场。
1990年10月，统一后的德国政府组织专门小组调查昂纳克涉嫌于1961～1989年间200名东德人越境被打死事件。
次年3月13日，昂纳克被秘密送去苏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接受德方要求，宣布驱逐昂纳克出境。1992年被引渡回国受审，但因患癌症，获准前往智利投靠女儿和女婿生活。两年后，病死在异国他乡。
昂纳克给德国人留下的最后印象是，他在法庭上发表长篇讲话，强调民主德国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光辉成就，并在狱中宣布加入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
民主德国留给我的最后印象，诚如一位叫G. Arbatov的美国苏联问题研究专家，对前苏联时期的一个观察，我们只需要将“苏联”两个字换成“东德”就可以了。它的大意是：
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将政治生活限定于极狭小的范围，它根本不适合于发现和分析变化着的社会现实，不适合于动员社会上的智能潜力与积极力量去解决出现的问题。大大小小的勃烈日涅夫们，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坚定不移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因此，官方意识形态的这张巨网，就是要把各级国家机关、党组织、社会科学界、大众传媒……统统纳入其内，它的最高也是唯一的使命，就是将自己扮成一条美丽、光彩的花边，帮助掩盖日趋严重的问题，饰以稳定、成功和进步的假相。
[史料]海外网民高度评价中国独特高效的政治体制
按：1987年5月，是柏林建市750周年纪念。为纪念这个日子，举办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高科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展览。此前，身兼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的昂纳克，指示布展人员：搞这个展览就是冲着苏联改革来的瞧我们的：“你们在搞乱七八糟的民主化，而我们却在搞技术进步。”
1989年11月9日，东德的“马蹄钉”柏林墙断裂了。
再一个月后，出生于萨尔地区一个煤矿工人家庭、党证号码是A 0000001的昂纳克，被自己的党开除出党。
柏林墙倒塌前夕的DDR四十周年之际，昂纳克还宣称：大量西德居民不堪资本主义的压迫涌向DDR……的确是时候了。
海外网民高度评价中国独特高效的政治体制
2008-04-02 11:34:29 来源: 中国日报网站 环球在线网
http://news.163.com/08/0402/11/48H7I50J0001124J.html
中国日报网和环球在线网综合报道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迈入30周年的重要之年。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作为对外介绍宣传中国、让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认知中华民族、感知中华文化的国家重点英文网站，中国日报网年初在其英文论坛上发起了海外网民“我眼中的中国”全球英文网民互动对话活动。下面是网站收集到的一些海外网友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讨论和见解。
○ 美国网民raymound:
中国政党制度具有优越性
中国的政党制度不会面临执政党改选，所以就不会出现因为政党经常变更而导致政策缺乏连贯性的问题。中国的政党制度能确保政府在经济、外交、政治、贸易等政策的持续性。1978年来中国连续30年取得的年均10%的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没有特别的“高潮和低谷”就证明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奇妙之处”。
当你的视野不仅仅局限于自己任期的时候，就会有更大的自由度。如果一个政策是在与同僚们仔细切磋和研讨后做出的一个合理决策，那么你很清楚，这项政策在未来肯定会付诸实施。另外，如果你意识到某项政策可能无效或有误，那么你不需等到下次选出来的人来纠正它。
如果一国的执政党经常更换，那么这些政党就有可能不负责任，就会不可避免地将政策改来改去。一个国家若想在21世纪获得成功，就必须保持各项政策的连贯性。中国政党制度和政策持续性正在创造全世界人民都渴望的东西——那便是富裕和稳定。中国用最低的管理成本取得了比其它国家更大的成绩，这让世界刮目相看。
○ 澳大利亚网民zglobal:
中国有聪明的领导和睿智的政府
根据中国现在的国情，如果有人建议实行多党制，是十分愚蠢的。这表明，这个建议者对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认识十分幼稚。在我看来，两党制并不会带来任何帮助。世界上两党制国家所谓的政党都是受到各种大的利益团体、金钱和背后的权力所控制的。选民只是个工具，“从两个白痴中选择一个”，但对他们想做的事没有任何好处。
每个人都很清楚中国现在正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国人有很好的领导。中国正在高速向前发展，世界上没人能否认这个事实。
在我看来，在当代中国，一党执政发挥了很好的效用。这在世界近代史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我向邓小平先生致敬！他的卓越远见促使了中国今日的发展。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事实：中国的领导人可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领导，他们对中国的穷人或者说“弱势群体”十分关心，他们将国家前途放在了个人利益之上，那么他们将会创造什么样的未来呢？或许连他们自己目前都不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把整个国家的利益放在了个人利益或者党派之上。相比之下，某些高举民主旗帜的政党却只关心个人的利益和政党的得失。我相信中国政府正在创造全新的政党执政模式。
我想说的是，中国有着非常强大和睿智的政府，在这个时期，一切都是可能的，我对此感到十分兴奋。也对伟大的中国人民充满期待。
○ 马来西亚网民Mark:
负责任的政府全心全意谋发展
资本主义的拜金思想破坏了人们的价值观。中国很好地处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建立了一个稳定而充满活力的社会，并给她的人民带来了经济上的空前繁荣和无尽的机会。看得出来，中国目前的政府是个非常有责任心的政府，胡锦涛和温家宝等都在全心全意为她的人民和民族的远大未来而辛勤工作。还清楚地记得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深情的说：为了中国人民，他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历史已证明：中国没有让政治标签——姓资还是姓社——妨碍她把精力投入到国家和人民的发展事业上去。在邓小平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号召下，中国正在建立一种全新的和平发展模式，她的持久繁荣将造福亚洲和世界。
○ 加拿大网民Susan:
人民感觉政府为他们谋利益
一个国家政府的性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如何看待这个政府。至少中国人民感觉他们的政府真正为老百姓的利益和未来着想，是真正代表他们的政府。而对于中国应该有什么类型的政府，不少外国人也许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但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最重要，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政府管理中国都必须体现民意。
中国已是世界上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甚至超过了美国，互联网的繁荣给中国政府的执政带来了全新的机会。这得益于中国政府近年来对互联网成功的管理。政府领导人从网络论坛里可以及时获悉人们都在谈些啥、都在抱怨什么议题，对各级政府人员的工作都有啥批评、啥建议，同时也能了解人们对国家未来都有哪些期待。抓住了民意，就能让政府更好决策，同时领导人也能从那些优秀网民那里听到真知灼见。在中国一党执政的环境下，互联网的普及和完善会对政治的健康发展取到奇妙的作用，同时也会使中国政府的工作效力变得“事半功倍”。
○ 美国华侨网民observer：
中国敢于拒绝照搬外国政治体制
同北美某个超级强国的领导人不同，中国的领导人知道，完美的政府形式在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正是这些年来推动中国政府有组织地进行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和创新的内在因素。
但是，那些恶意批评中国经验的人永远不会承认中国可以创造出更好的政体形式。他们不能容忍中国敢于拒绝照搬他们国家的体制。这些人顽固认为他们的体制才是人类的智慧。在他们看来，拒绝仿效他们就是一种“异端”。
正当他们诋毁中国改进自身治理制度的努力的时候，他们自身标榜的“完美民主”却像古罗马帝国一样分崩离析。金钱是他们政治制度里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钱，整个拉票参选的过程根本没法实施。总统选举人都得依靠“大方的捐献者”。
当然，这些捐献者捐献金钱并非出于慈善目的，他们当然希望他们的投入得到回报。这就是为什么在华盛顿的游说者有如此大的权力。那么，到底这个政府真正代表谁？那些投票的选民还是那些捐献了好几百万、好几千万美元的大亨？个人投票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教训，两个政党都很清楚如何来操纵民意。钱越多，就会有越多的媒体帮你说话。而越多的媒体帮你说话，就会有越多的选民投票给他们相中的候选人。这就是事实，这就是揭开一切宣传面纱背后的所谓民主。 (本文来源：中国日报网站 环球在线网 )
陈志武：中国会发生经济衰退吗？
前言：据统计，最近四个月美国股市下跌7%左右，美国国内议论纷纷，次级贷危机之论连出租车司机都在讨论。经济衰退仅仅是大洋彼岸的事情吗？东莞企业倒闭；韩国企业逃跑；工厂裁员；物价上涨；投资过热、中小企业却得不到贷款；沪指最近四个月已经重挫35%……所有这些，是不是预示着中国经济也将出现衰退？当然只要你一口咬定，你完全可以说拍着胸脯说中国经济没有爆发危机的可能，就像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说的那样。而在春节之后，中国股市历史罕见的暴跌，大概能显示某种更加真实的心理。好在温家宝总理早已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给大家吹风“08年是中国经济比较困难的一年”。让我们拿出勇气面对这些“困难”吧。
中国经济问题爆发出来会很严重
南都周刊：你觉得中国未来假如要出现经济衰退，会从什么地方爆发？
陈志武：我曾经参加一次讨论，世界各方面的学者，讨论中国的发展什么时候会出现终端甚至倒退，我预言中国如果出现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可能从股市崩盘引发。
南都周刊：我记得从小受教育，说美国社会有经济危机的特征就是，资本家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穷人想买又买不起，结果资本家宁可把牛奶倒进阴沟里，也不给劳苦大众，这大概是美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特征吧。
陈志武：中国房地产方面的情况和这个简直就太相似了，一边是房子卖不出去，银行银根又收紧，开发商硬抗着，另一方面老百姓又买不起房子。而更主要的问题是，美国20年代和中国现在的情况非常相似，一片乐观情绪中却尚没有建立社会福利安全网络。那时候的美国被称作“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一战以后和平繁荣的时代，技术革命，无线电、飞机、汽车，工业化深度发展。当时美国社会信心空前，觉得没有任何理由，经济会衰退。那时候从1921年到1929年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从60点涨到400点。
那时候随着高速公路网络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美国在二十年流动劳动人口非常突出，这带来原有依靠亲族的传统社会保障体系的瓦解，而同时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建立，这点上和中国现在的状况非常相似。这种社会一旦证券市场出现崩盘，造成人民资产损失，那会是非常可怕的，会让人民陷入绝望。后来美国70年代，1987年、2000年都出现过重要的金融转折点，但并没有造成重大的社会动荡，有危机也较容易度过，更很少听过那种跳楼的情况了。我觉得关键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和商业所提供的较为成熟的基本保障网络发挥了作用。而中国现在的公共保障体系和美国二三十年代的状况更相似一些，这就注定了，我们一旦出现大规模的金融危机，造成的社会动荡和伤害会非常强烈。
南都周刊：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假如危机爆发的话会从股市崩盘来体现呢？
陈志武：经济危机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但假如在中国爆发，我推测会以股市作为触发点，最后引起全局性矛盾爆发，整个社会的信心和信用崩溃。因为股票市场是中国现在参与和影响面最为广泛的市场。尽管房产市场和消费品市场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更加直接，但它有地方色彩。而股票市场提供了一套跨越全国的无差异的同步价格系统，它所显示的影响力也最具有跨地区性，证券市场造成的危机，可以在同时被全国各地所感受到，损失也很容易量化被评估出来，它一旦出现危机，所造成的恐慌，会比其它任何市场出现震荡更可怕，最可能在同一时间触发社会全局性危机。
当然我们不希望这真的发生，那种大动荡最遭罪的还是老百姓，但危机的阴影却是现实存在的。
南都周刊：最近美国出现了次级贷危机，它对中国股市的影响会有多大？
陈志武：有些影响是肯定的，因为美国大概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它的金融体系是非常开放的，它的次级贷风险很多被全世界分摊了。这就是全球化的威力，美国经济好对全世界都是利好，美国经济不好，对全世界都是坏消息。但次级债对中国的影响也没有多大，我们当前的股市大跌，基本不能怪到次级债上，我们应该说主要还是面对自己经济结构的问题，而我们的经济结构问题，比美国次级贷根子更深，危害也更大。中国现在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协调，正是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换给老百姓，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这样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
中国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委托代理机制问题，不过和美国的问题相比，可怕的是，对上而不对下负责任的利益集团往往即使很清楚也会因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缺乏足够的意愿去解决它。这个问题逐渐爆发出来以后的影响会比美国次级贷严重得多。刺激经济要让老百姓自己花钱。
南都周刊：美国出台一系列政策刺激经济，比如说这次退税，给每个家庭发大红包，好像有民主党政府的色彩。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前些天到书店一转，发现中国书店的书架上介绍凯恩斯的书突然多了起来，也许能反映一种当前思想倾向。
陈志武：美国这很正常，当下虽然小布什是共和党，但议会民主党占主导，但至于凯恩斯主义，我觉得中国不能乱搬，中国和美国的情况还不可比，美国出台社会福利和刺激经济的措施，但毕竟还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国迫切需要刺激经济，但要提凯恩斯主义语境是不吻合的。中国的问题是政府该承担的责任没有承担，不该它管的事情又插手太多。当年美国政府税收水平很低，是典型的小政府，在1920年的时候，整个美国政府的财税收入才54亿美元。而今天中国政府的问题是它已经太大，太有钱了，它直接作为大量公共资产的所有者、经营者又是规则的制定者，它大扩张必然造成加剧扭曲市场规则，并进一步帮助政府聚敛财富，更加降低经济运行效率，反而加剧危机。中国当前经济结构的不协调，和潜在危机和美国20年代的“小政府”不一样，是由于政府手中掌控了过多的财富和资源，从而扼杀了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和社会活力。
南都周刊：前些天我和崔之元讨论了他的政策建议，建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你觉得这个建议可以促进财富向人民手中转移么？
陈志武：叫什么基金会不重要，就叫中国基金也可以，关键是落实人民的监管，确保把红利分给人民。这事筹备需要时间，当务之急不妨就学美国，直接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这操作起来并不困难，而且中国现在也迫切需要刺激经济，宜早不宜迟。
南都周刊：有人理解的刺激经济也可以表现为政府的财政扩张，搞一些大投资，上一些大项目来拉动经济，而不是把钱分给老百姓。
陈志武：对中国来说，这是毒药，看上去政府也会花钱，但政府花钱的思路和老百姓是不一样的，政府掌握了钱，除了加剧它的腐败以外，它的驱动机制，决定了会促使它上大项目，搞面子工程，中国如果再这样下去，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会更加严峻。而钱在老百姓手里，老百姓优先考虑的当然是民生消费。中国现在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协调，正是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老百姓享受到的收入和资产财富份额极低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南都周刊：你说的这些道理非常朴素，但是在国内人们听到的很少，上回有一个上海政协委员，提议给每个中国老百姓分红1000块，大多数中国人的第一反应是闻所未闻，这让我们想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出了问题。这次两会上我还看有政协委员提议：“美国对损害臭氧的化学品征收如汽油税、拖车消费税、轮胎税、开采税、固体废弃物处理税、二氧化硫税等；荷兰为环境保护目的而设计的税种主要包括：燃料税、能源调节税、水污染税、地下水税、废物税、垃圾税、噪音税、超额粪便税、狗税；波兰是发展中国家，但它从1989年起到目前已经对几百种污染物征收污染税……”这些话好像也都没错，但对比中国的财政收入水平，让人百感交集。
陈志武：可惜啊，中国的很多学者，我真是觉得头大，他们也经常去国外，但他们全带着放大镜，在发达国家找，人家有什么中国还没有的税种，一找到就欣喜若狂地回国汇报，说按照国际惯例应该开征什么什么税。但从不回来宣传宣传，人家按国际惯例，政府在什么程序下才有权力征税？老百姓该享受什么样的福利和权利？政府的财政如何受到公众监督，并让公共财政为公共利益造福？
出路在于把土地权益还给农民
南都周刊：除了眼下分红降税，你还有什么想法认为可以作为中国超越这一次潜在经济危机的出路？
陈志武：虽然危机非常严峻，但我觉得我们还有战胜危机的充分条件的，关键看政府有没有决心推进市场化，我想到的最可行的是让农村土地实现可交易，给农民以稳定的土地和宅基地产权。
南都周刊：你考虑的依据是什么？
陈志武：我研究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有很大的感触，中国当时经济问题其实也非常严重，很多不良资产，但为什么一些比中国情况好的国家都受打击很大，而中国能挺过来？中国经济的封闭性是一个原因，而有一些总结的所谓中国经验我觉得是胡说，在我看来一个重要原因却被忽略，那就是恰好在那时中国放开住房这个市场化口子。
这个政策和过去相比就知道意义有多大，在此以前的中国人虽然名义上拥有一份国有资产，但实际上几乎是一无所有。在住房方面也一样，城市居民住的都是单位的房子，你只有使用权，但是你没有出让权或者控制权。如果不是领导批准，你也没有换房子的权利，因此实际上你也不拥有住房的产权，不拥有你自己的“家”，无法转租，无法抵押，无法受益。再往前连结婚也要领导批，你甚至连自己人身权都没有。在当时搞住房市场化也可能是有政府卸包袱的考虑，但它客观上使得中国城市居民拥有了资产，房子成了你的资产，你可以从中受益了，由此拉动了消费和内需。
而今天中国农村的情况，和住房改革前国家对于住宅的控制非常相似，每个农民虽然名义上拥有一份“集体资产”，但实际上掌握在村支书、村主任手里。农民没有对这个资产的交易权，自然也就没有收益权。所以今天中国城市居民拥有了一份财产性收入，而农民只能靠卖苦力生活，这就是中国当前农村和农民贫困和城乡发展不协调的制度性根源。
而把土地权利还给农民，不仅使农民具有了财产性收入，激发他们对土地的投资热情，而且还会促进城乡人口根据偏好双向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拉动内需和消费。可以预想，假如中国开启这个过程，逐步完成农民土地权利的确认，带来的动力，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超越目前中国发展不协调带来的经济危机阴影，而且一定会带来一拨持续的强劲增长。
南都周刊：你觉得这个道理有关方面能够接纳么？
陈志武：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对全社会都有好处，当然这需要对地方政府的利益做出必要的牺牲，过去他们习惯于以公家和集体的名义，用极低的价格掠夺农民的土地，然后在土地市场上牟取暴利，假如明确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他们这么做就难了。
美国吐蕃文化中心主持阿嘉-洛桑图旦接受V/O/A专访
阿嘉·洛桑图旦久美嘉措Arjia rinpoche仁波切是藏传佛教六大寺之一青海古本寺（中文:塔尔寺）的住持。尊者出生於青海省海宴县。两岁时被十世班禅大师认证为第八世阿嘉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1952年在宗喀巴大师诞生之地——塔尔寺，举行座床典礼，成为第九世阿嘉仁波切。
阿嘉·洛桑图旦是藏传佛教六大寺院之一塔尔寺的寺主。
阿嘉·洛桑图旦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青联副主席、青海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阿嘉·洛桑图旦在1998年出走，现居于美国，并致力于佛法的修学和指导。
[转]中国房市出现崩溃前兆 类似日本泡沫经济
日本《富士产经商报》3月31日报道说，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正在出现崩溃前兆。上证综合指数在最近5个月时间内下跌了约40％，其下跌速度与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时相似。在房地产方面，香港周边的一些地区出现了异常变化。
报道说，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除了因美国次贷问题导致对欧美经济前景的担忧以外，还由于中国政府加强了金融紧缩政策。在中国，“8月的奥运会之前房价一定还会上涨”的看法曾占支配地位，但最近以来，悲观看法正在扩散。
在中国南部广东省深圳市，2007年下半年房地产交易额已经降到了高峰时的六分之一。深圳与香港相邻，从香港市中心乘地铁至此约需1小时。一位当地房地产公司的女员工说：“以前都是有钱的香港人来买房子，但现在都不来了。”
报道称，投资者的失算之处在于低估了政府的金融调控力度。中国2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月增加了8．7％，创下12年以来的新纪录。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抑制通胀是最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