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佚名

民主制度是全人类公认的好制度，但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所有的发展阶段都适合实行民主制度。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至少在现阶段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是由美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一、美国的历史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1776年才独立建国，和文明古国相比，几乎没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历史文化，这就决定了民主意识、民主文化、民主制度都不可能从美国产生，更不可能在美国发扬光大，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一个丝毫也没有民主历史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犹如无根之木，犹如无源之水，是不尊重历史、割裂历史的粗暴做法，凡是不尊重历史、割裂历史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

二、美国的文化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的文化是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的。美国人普遍地自私自利，以个人利益为核心，大公无私、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等先进思想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而实行民主制度是以先进的文化为基础的，在美国这样极端自私自利代表着落后文化方向的国家实行先进的民主制度，必然导致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文化理念之间剧烈的冲突，必将导致社会的动荡。

三、美国庞大的人口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有近3亿人口，是英国、法国的5倍，是加拿大的10倍，是澳大利亚的15倍，而美国的国土面积却只与澳大利亚差不多，比加拿大还要小，是一个人满为患的国家，而美国至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控制人口，反而鼓励生育。人口多，底子薄，更严重的是，美国3亿之众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历史证明：人多必乱。在这样一个人口占世界第三多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必将导致莫衷一是、各自为政，必将导致政府令不行、禁不止，连基本的社会稳定也无法维持。

四、美国人民群众素质低下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的早期居民大致有三类：1、土著印第安人。这部分人直到18世纪依然处在奴隶社会，后来大部分被消灭，剩下的躲到了边远山区。2、早期欧洲移民。当时从欧洲来的一部分是流放来的犯人，一部分则是在欧洲混不下去的人。3、被贩卖来黑人奴隶。这些早期居民素质低下勿庸讳言，更严重的是，祖先素质低下必然遗传给其后裔。即使是后来的移民，也都是在本国混不下去的人，素质低下也勿庸讳言。在这样一个人民群众普遍素质低下的国家实行先进的民主制度，根本不符合社会制度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原理，无疑是极其荒唐的，必将导致社会的倒退。

五、美国的国土构成、民族宗教矛盾、阶级矛盾决定了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打开地图，可以看到美国国土由三部分构成，阿拉斯加与北美中部的国土完全割裂，夏威夷群岛部分更是孤悬海外。若美国实行民主制度，中央政府必将无力掌控全国，海外国土甚至内部各州都可能闹独立，必然导致国家的分裂。

美国民族成分极其复杂，几乎人类所有民族在美国都有分布；美国宗教种类更是五花八门，甚至被他国宣布为邪教的势力在美国也能存在。因民族宗教矛盾导致的战争从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美国如果实行民主制度，各民族、各宗教都将自以为是，必然导致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战争，更要命的是在美国买枪就像买香烟一样方便，那样美国必将沦为尸横遍野的战场，美国必将毁于一旦。

美国阶级矛盾尖锐复杂。美国大地主、大资本家一直就对劳动人民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实行民主制度，美国资产阶级必然凭借其剥削来的雄厚经济实力骗取政权，他们必然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必然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必然不能代表美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广大劳动人民将永远只能惨遭剥削而不能站起来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

综上所述，根据美国的特殊国情，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至少美国在现阶段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2、美国要追求民主制度，只能走渐进式道路，现阶段只能探索适合美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加紧建设打好基础，争取早日实现民主制度。

3、美国现阶段如果急于求成立即实行民主制度，那么，美国、美国人民，还有民主党共和党以及不管什么党，都必将亡党亡国。

什么是言论自由

推倒柏林墙 @ 2008-9-1 16:58 阅读(670) 评论(1) 推荐值(20)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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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西藏事件，有帮国产纳粹跑到youtube上大放厥词，youtube本着开网站最基本的良知道德，果断删之，于是这些人阴阳怪气的叫道：原来西方国家也没有言论自由吗！为什么要加个“也”字呢？我早就说过，爱国人士对待问题的态度从来不是“解决它”，至少“正视它”，而是看看别人是否也有类似问题，如果有的话——哪怕只是一丁点，他们就欢欣鼓舞，问题也就从此不是问题了。而且这些人久居中国，目睹丑恶现状，渐渐的人生观开始扭曲，以为全世界都和自己一样不堪。我能写出这种东西，可见中国的言论并非完全不自由，而美国的言论在粪青们眼里想必也不是完全自由的，于是中国的阿Q们就能心安理得的接受现状了。同样的逻辑，黑人的皮肤并非完全的黑色，白人的皮肤也不是完全的白色，难道你就说他们的肤色是一样的了？说来说去，无非是个混淆黑白的手段罢了。而批评youtube言论不自由，继而变成批评西方的言论不自由，恰恰又充分说明他们对“言论自由”的了解相当无知，难道CNN不肯刊发你的文章，就叫没有言论自由了？事实上从来就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它总有着一定的限度和范围，我们可以举几个事例，看看美国“言论自由”的限度到底在哪里。

首先当然从youtube开始。言论自由的核心是限制权力，但是权力有不同的来源。在民主国家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政府只是个服务机构，就连中国政府都说自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为人民服务，要做人民公仆，可见这块牌坊是人人必备的，连婊子都舍不得丢。这就好象你雇佣了一个保姆，给了她花你的钱去买菜的权力（纳税），当然，你有监督她如何花销这笔钱的天然权利。youtube的网管就不同了，他们的权力来自于自己，他们用金钱赋予自己权力，这权力就包括在自己的网站内爱删什么删什么，既然是在花自己的钱买菜，那么谁也无权监管这笔钱到底是怎么花掉的。事实上这是中国人最常犯的经典错误，即把生活泛政治化，把一些政治概念随意延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二十多年前苹果总裁史蒂夫乔布斯在电梯里碰到个员工，两人随便聊了几句，乔布斯突然就把那员工给解雇了，没有任何理由，也不需要给出理由。我们这里所谈的民主和言论自由都是政治概念，国民给政府纳税，乔布斯却要给他的员工发工资，万一员工投票说要涨工资，学生投票说要不写作业，军人投票说要放假，反正被管理者人数一般都比管理者要多（中国例外，十个官管一个兵），投票总占优势，好了，地球可以停转了。有时我们讲一个公司比较民主，或是言论比较自由，只能说老板个人的风格不同，这就像过去一个朝代是否有言论自由，仅仅取决于皇帝的承受能力而已，和政治、法律中的“民主”与“言论自由”风马牛不相及。如果对youtube的做法不满意，你大可以用脚投票，我相信这世界上总有符合你胃口的网站，要么你自己开一个也没有问题。我也相信等大家都不满意且有更好的选择时，youtube的投资自然就打了水漂，就像乔布斯开除的人太多，后来他自己也被董事会给开除了，过了很多年后才重回苹果。

可以这么说：言论自由的核心不仅是限制权力，而且几乎专指限制政府的权力，或者说公共权力。youtube删了帖，只能说youtube上说话不是完全自由，跟美国的言论是否自由毫无关系。这时有人又叫了，这不是双重标准吗，为什么中国网站删帖，你就说是言论不自由？问出这种问题的人，我只能深表同情。这就好象别人来我家做客，老是指责我家保姆这不好那不好，我觉得他说得不对，把他赶走了，这是我的天然权利；但是我明明觉得他说得很对，我家保姆却未经我许可，硬要把客人赶走，我不同意，保姆还掏出双枪，大喊“枪杆子里出政权”。我说我换保姆，保姆说我颠覆家庭关我五年劳改，我说我不住这里搬家了，居然还是不行，这才叫没有言论自由。在中国，不仅网站访客的言论受到限制，网站本身同样也是受害者，如“猫眼看人”便是每况愈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真知灼见遭到屏蔽，使得相互谩骂成了论坛里唯一一件不受限制的事，其人文水平自然一落千丈，其它不愿就范而被强制关闭的论坛更是不计其数。讲得再明白点，美国政府所拥有的是公共权力，美国并不属于它的政府而属于它的公民，但youtube则完全属于它的投资者和管理者，这两者所拥有的权力是完全不同的。正确的“言论自由”应该是：在公共场所（公园、街道等）与自己所拥有的领域（网站，饭店，商店，电影院等等）内，公民具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并且在自己所拥有的领域内，还有不被强迫听别人观点的权利。youtube的网管当然可以删除网站的留言，中国网站的网管们当然也该不受政府的管制，把自己的网站办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有段时间反战母亲被捕案炒得沸沸扬扬，成了美国没有言论自由的标志，问题是这反战母亲翻入白宫的篱笆墙，怎么可能不被捕？在篱笆外面你可以随便辱骂美国总统，进了这道墙就属于别人的办公领域，那就不是你说了算了。而中国的新闻稿我粗略看了一下，约有一半没提及此人被捕的真正原因，或是轻描淡写的藏在文章中间最不起眼的角落，制造出美国压制反战言论的假象。

西藏事件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即南都长平和北京晚报的争论，北京晚报说南都所谓的言论自由只是“造谣自由”，很多人深以为然，觉得言论再自由，你也不能造谣，因为造谣侵犯了别人的权利——但在某种程度上，美国还恰恰就保障造谣的自由。“造谣”指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言论，“说错话”也是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言论，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故意的，后者是无意的，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所擅长的恰恰就是通过玩弄词汇来恶意推断别人的动机，例如游行、示威在中国从来都是叫“暴乱”、“冲击政府机关”、“一小搓别有用心者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批评政府则叫“攻击”政府，受欺压的老百姓被称为“刁民”、“暴民”，从而把别人说成是恶意的。而关键在于，你很难确知别人内心的想法，很难确定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而且你也不可能保证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言论自由的核心既然是限制公共权力，最好的方法便是新闻监督，新闻也不可能总是对的，总有出错的时候。例如引发1992年LA大暴乱的罗德尼·金事件，CNN收到另一电视台送来的一盒美国警察如何围殴黑人的录象带并在全美播出，后来才发现那家电视台给自己的是删节版本，前面还有一段是这个强壮的黑人如何在公路上酒后驾车并开到每小时190公里，如何打飞四个警察，如何承受两次五万伏高压电击而不倒，对于LA警方来说这样的怪物除了一拥而上胖揍一顿以外根本就没办法制服。CNN造谣了吗？没有，CNN只是收到了错误的情报并且放了出来，换谁都会这么做，这和西藏事件中许多西方媒体错把尼泊尔警察当成中国军警是同样一回事。

如果要求新闻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不然就打官司、坐牢、赔偿，这还怎么个监督法？因此美国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这样规定：对于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的评价，即使错了，受害人也必须证明施害者具有“明显的恶意”，才能向对方索赔。而想证明对方有“明显的恶意”，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光靠什么“按常理推断”是远远不够的。那个陷害LA警方的电视台，在一般人看来是有明显恶意了吧，可LA警方也表示：除了愤怒以外，没有任何办法。1983年《时代》周刊还言之凿凿的说当时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主使屠杀了数百巴勒斯坦平民，结果发现是错误情报，沙龙一怒之下要到美国打官司，但也无法证明《时代》有明显恶意，还是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吞。在很多人看来，这似乎是非常不合理的，但是很多事你必须看到它的反面：受诽谤所害的只是个别人，而新闻机构停止监督的时候，受害的将是所有人。这就像民主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和专制一比，民主的那点缺点根本就算不上问题，这才被称为“很坏的制度，却又是最不坏的制度”。

而中伤普通人的不符合事实的言论，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才有可能算是犯法：对方中伤的是个人或者必须能具体到个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群体，因此有个华裔律师去起诉CNN主持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首先从其攻击的对象上来看此案就无法成立。第二必须是受害人本人提起诉讼，任何人不能越俎代庖，因此告CNN主持人案里，你非要说是具体到13亿人，要替13亿人打官司，那行，你得拿出13亿份授权委托书，而像董存瑞的亲属替董存瑞正名这种官司同样打不起来。就算打起来也赢不了，因为第三你当然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对方说的确实是假话，董存瑞亲属手上那点存货显然不够，那个CNN主持人说中国人又是呆子又是暴徒，我个人觉得他这句话还挺有道理，文革时中国人不是呆子、暴徒又是什么？第四必须证明该言论确实对当事人造成了伤害，假如别人造谣中伤你，但是他人品一向很差，结果根本就没人相信——不构成任何伤害，官司还是打不赢。至于精神伤害，必须出具医学上的证明，因此想告赢CNN主持人，排除以上几个条件，还必须得证明十几亿中国人确实被他说成了精神病。要注意光有精神病还不行，还必须证明这个精神病确实是CNN主持人造成的，而不是我国的教育或其它什么造成的。光是考虑到完成这件事所要付出的成本，打官司便已经是很不划算的选择了。你说这个人能在美国当律师，她会不晓得这些事情？还不就是看准某国满地的爱国人士，人傻钱多速来吗。

接下来说一个争议话题。过于自由的新闻监督可能会伤害个别人个别机构，但不监督则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危害，问题是，假如某些言论也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呢？对于这一点，美国法学界已经争论了快100年了，还是没有结果。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只有该言论具有“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时，才可以合法的被美国政府所压制。“明显”（clear）是指该言论极为可能造成社会危害，“即刻”（present）是指这样的言论连给政府商讨或协调的余地都没有，除了立刻压制以外没有任何解决方案，否则会马上造成社会危害。如果言论是可以通过辟谣、辩论之类来消除其危害的，这样的言论还是不能被压制。根据这些原则不断衍生，要压制某种言论，还要求该言论具有足够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并且对其社会危害程度的核定主要取决于言论本身而不是言论发表的客观环境，客观环境只能作为判断言论破坏性的参考因素。要对言论的发布者进行惩罚，则要求对方具有“明显恶意”（例如是外国间谍或者有经济图谋之类），否则只能压制言论本身，而不能在相关压制性法案出台前对言论的发布者提起控诉。

有了这么多的附加条件，看来美国的言论自由已经很完善了，但其实不然，美国人自己可是一点也不满意。美国法律的一个特色是“大处抽象，小处具体”，或者说总体指导原则（宪法）比较抽象，实施时的判断标准则比较具体，这是为了在保证法律足够严谨、有足够可操作性的前提下，具备适应形势而变化的能力。而中国的法律是大处抽象，小处还抽象，只具备变通能力，这样政府又掌握了法律的话语权，怎么着都是它说的算，说你危害社会就危害社会，具体怎么危害了它也说不清，实际上危害了政府的霸权倒是真的。这一点光从我列举的美国判例就能看出来，中国法治社会喊了这么多年，判过几个跟言论自由有关的案子，少数几个案件也是根据法官个人喜好解释，法律体系和法律条文又哪有美国这么谨小慎微？而美国这样的言论压制标准，在中国人看来已经是极为严谨了，对美国人来说却是在“可操作性”上还不够具体，比如3K党曾扬言带领40万人冲击联邦政府，这在中国怎么着也是“黑社会教唆威胁群众上访”了吧，这还不算严重，恶意还不够明显？结果却没有被政府所压制。但你散布虚假信息导致某支股票股价大跌，别人都受损你却从中牟利，那你就等着坐监吧。在这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去界定怎样的言论该被压制，怎样的言论不该被压制，越是对压制言论的危害有清醒认识，越是难以做出选择。而且就算是这么几条指导性原则，也并不符合所有人的胃口，各党各派总是会围绕言论压制标准而展开激烈辩论。

好在美国的法律体系对这类暧昧问题也有个“最不坏的解决方法”。这里插播一个与言论无关的内容，那就是美国的“陪审团制度”。陪审团（jury）一词出自拉丁文jurare（宣誓）和jurata（临时），以它在美国所扮演的职能来看的话，正确的翻译应该叫“临时公民审判团”，是来审的而不是来陪审的，中国一个“陪”字就把人家司法制度的精华部分全给陪掉了。在美国罪案的判定是由审判团完成而不是由法官完成，法官的任务一般只是电视节目主持人（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除外），审判团才是评委。审判团由12名成员组成，其成员从非公务员、没有犯罪前科的美国公民中随机抽取，作为审判团成员不必具备任何法律专业知识，而且没有极为合理的理由不得拒绝这一公民义务。这12名成员必须由原告被告双方律师共同进行资格审核，你不喜欢的人可以把他剔除掉，这就最大程度的保障了陪审团成员的客观性。我们常说民主的有效实施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司法的独立与公正，审判团制度就是美国司法体系如此强健的最大功臣，成员的随机性、流动性与人数都使得操控法庭变成了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在判案的公正性上也大大提高，如果能老老实实的引进审判团制度而不是让法官一人独大，中国也不会冒出那么多滑稽可笑的判罚，甚至很多社会问题也迎刃而解。当然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案听起来似乎有些像古希腊的原粹式民主，但我们也说过，好的制度是不存在的，能选择的仅仅是“最不坏”的那个制度，审判团制度也被实践证明是极为有效的。中国人的诡辩法总是很有意思，讲外国时就非常绝对：国外也不完美，还不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讲中国自己时就异常宽容：哪有完美的制度，这点小问题……

中国每年都有一些作家、记者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而把抓去作监，不过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好象只有外国向中国老百姓泄露中国的国家机密，没听说有中国老百姓向外国泄露中国的国家机密的。在美国，公民没有替联邦政府保密的义务，你可以随便“泄密”，当然前提是你从来没签署过“保密协议”。说到这里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记者在刊发新闻时要经过美军审核了，因为记者们都是跟军队签署保密协议的，作为替军队保密的利益交换，军队派人保护这些记者深入险境，允许他们到一些不对外开放的地方（军营）采访，获准采访某些特定人物。如果你牛B烘烘的，说不我不要军队保护，我也不签保密协议，我自己扛着摄象机就冲到前线去了，那美军根本就没有权力来审核你的稿件。国外所谓因刊发什么有关伊战的文章或照片而被解雇的，多数都是违反保密协议的。例如一名运输公司职员因在网上发布美军士兵遗体的照片而被炒了鱿鱼，中国人说是因为这种照片动摇了美国人的参战决心而招来政府的报复，向公司施压把他开除，并且把拍摄者当成了反战英雄。事实上此人所在公司争取到了替美军运送军需物资的订单，这其中有大量的机密物品，自然要签定保密协议，这名员工将运输品展示在网上，是严重违反保密协议的行为，完全够去坐监了，恰恰就是因为他展示的只是士兵遗体，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害，所以才仅仅是开除了事。

问题是，万一我没签保密协议，无意间又挖掘出了美军的重大军事机密，比如说找到了美国在国外所有间谍的名单，那我能不能发出来？从法律上讲，这不构成泄密罪，因为你没有义务替政府保密，能让你拿到如此机密是政府失职，政府要追究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你的责任。前几年美国出了个特工门事件，就是《纽约时报》记者泄露了特工身份，令美国政府遭受重大损失，同时也置该特工和其线人于危险境地，结果两名记者被判处18个月监禁——且慢，判刑可不是因为他们泄露了特工身份，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拒绝透露是谁向他们泄露了这一机密，因此才被判藐视法庭罪，并且《纽约时报》也因刊登这篇文章而要付出每天1000美圆的罚款，直到两人坐完18个月牢或者供出消息源为止，只要这两个记者肯松口，他们马上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了。一般来说，美国记者有权保护信息来源，法庭不得强制记者说出消息源，这也是对记者职业道德的一项考验，例如水门事件中的神秘泄密者“深喉”，把美国总统都搞下台了，却能被美国法律保护几十年，当事记者也不必把这个消息源供出来。但是在一些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便例外了（显然在他们看来弹劾总统与国家利益没什么关系），根据《情报人员保护法》，法庭有权力强制记者供出泄密者。换句话说，虽然特工的身份是记者公诸于世的，但是这两个记者并没有保密义务，因为他们没有签署保密协议。真正有保密义务的是政府内部的工作人员，尽管他只是告诉记者，没有告诉大众，但最后出了事帐还是要算到他头上，谁的秘密，谁来保管，记者是一点责任都不用负的。这两名记者入狱近4个月，终于供出消息源是副总统切尼的助手利比，这两个记者马上重获自由，而利比则被判处30个月监禁和25万美金罚款。

事实上大多数国家要求记者也要在一定限度内自觉保守国家机密，美国算是言论自由到有点夸张的少数异类，在欧洲一些国家对纳粹言论是严格限制的，在美国你却可以合法的替本拉登张目。这么看来美国的国家利益似乎随时都处于重大威胁之中，你可以随意的散布国家机密（前提是你能搞到这样的信息），又不用担心吃牢饭，就连泄露特工名单这样的事只要供出元凶都可以无罪，那美国不是早该亡国了吗？而且美国记者一直以保护消息源作为最重要的职业道德之一，不然以后再也挖不到新闻，政府内部的泄密者可以放心大胆的向记者们泄密，记者们往往誓死要把牢底坐穿（这种例子也曾经有过），就连特工门事件中的两个记者都是在利比授意之下才招供的，可见保护消息源对记者们来说是多么不可动摇的道德原则。但美国建国两百多年，并没发生多少重大恶性泄密事件，能颠覆国家的更是谈不上，这事实上还是跟道德有关，或者叫言论的市场决定原则。就像汶川大地震时出来辱骂灾民的辽宁女，咱们复习一下关于诽谤的内容：第一骂的是全体灾民，难以具体到个人；第二虽然中间还有个老太，可以算是具体到个人，但人已经死了，当事人无法亲自提起诉讼；第三并没造成实际损失，因此辽宁女的行为完全合法（至于她因为什么《治安管理条例》被警察带走那是中国的问题），但为什么生活中很少出现这样道德败坏的人？这就是社会道德体系是施加在社会成员身上的另一道言论准绳。像美国有个教授就为本拉登说好话，虽然没有人起诉他，他却被学校开除，估计以后也很难找到工作。而辱骂黑人本身也不犯法，只有区别对待才属于法律意义上可以惩罚的“歧视”，你在美国对着黑人张口就骂，警察不仅不抓你，说不定还会保护你，以免你被人打死，但你也会失去人们的尊重。言论尺度过严的网站会失去流量，整天造假的媒体会失去客户，都是同样的道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荷姆斯曾说过：“对一个念头是否为真理最好的测试，即凭其力量在竞争市场中为人接受，并且惟有基于这样发现的真理，才能稳固地达成他们的愿望。”虽然有些人认为错误言论可以利用资源优势占据市场，但林肯也说过：“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真知灼见经历时间的考验，最终必会战胜歪理邪说。当然有些国家连市场经济都接受不了，要它们接受市场型的言论自由就更困难了。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政府完全可以合法的压制新闻自由。在战争时期，政府将有机会通过各种临时言论压制法案，只不过现在美国仗越打越轻松，因此并没有这么做的必要。事实上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野心家（如希特勒、查韦斯）通过特殊时期（战争、经济大萧条）而掌握特殊权力，再以此一举摧毁本国的民主体制，正所谓“有多少特权，就少多少人权”。而美国至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是拜其完备的制度和长期的民主文化所赐，美国的法律和体制最大限度的限制了行政部门的权力，同时又始终警觉着独裁势力的崛起，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全体公民时刻都虎视耽耽，甚至为了保证在国家出现暴政时公民能够推翻政府，还允许私人拥有枪支（难能可贵的是在伊拉克也做到了这一点）。这不仅是他们制度的一部分，也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说，就算政府想压制反战言论，就算某个总统想搞独裁，在美国也注定无法得逞，罗斯福当了四届总统，深受美国人喜爱，也没做什么坏事，美国人却马上提高警惕，规定以后总统不得连任一次以上，而且还是写在宪法里，完全是拿总统和政府当家贼一样防。小布什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过：“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样的文化、这样的制度，使得美国即使是在战争时也懂得把握好国家利益与公民言论权之间的平衡点，也正是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必要条件之一。

民主与面包

推倒柏林墙 @ 2008-9-25 13:03 阅读(1155) 评论(6) 推荐值(29)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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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常听到的是这么一种观点：中国要是民主，可能会导致贫穷、混乱、分裂……伴随的则是另一种观点，中国正在不断进步不断发展，言下之意是稳定第一，民主可以暂时放在一边。这种说法只是凭空的推测，本身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第一有诸多亚洲和东欧国家制度转型的成功先例摆在那里，失败的案例几乎没有；第二1948年中国就成功进行了总统与立委的全国普选，在总统的位置上，蒋介石威望过高，对手居正的得票率仅有不到10%，而副总统的位置竞争激烈，产生了一系列美国式选举现象，这其实已具备民主雏形，再差一步便可开花结果，可惜却被拒绝参选、里通苏联的叛国者无端破坏，你非要说中国人的素质连60年前的民国时代都不如，那我也实在没有办法。

事实上这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典型特征之一：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不了解这种病症的人可以google之，必有收获，或者再看一遍《肖申克的救赎》，仔细体会这句台词：“监狱真是个怪地方，一开始你讨厌它，然后习惯它，最后离不开它”。对未来的恐惧恰恰源于对现实的恐惧，中国人虽然嘴上高叫进步发展，内心却对现状充满忧虑，自己却毫无察觉。对民主的误解使得他们得出贫穷、混乱、分裂的推论，其最重要的依据是国内日益积累的怨气，使得这些“民主的恐惧者”对这种怨气拥有正常抒发渠道时可能造成的后果感到担忧。因此作为斯德哥尔摩市某银行里的人质，他们害怕警察的营救会使得劫匪撕票，并且在得到劫匪“只要合作就不会受到伤害”的承诺后，将生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劫匪的仁慈上（“政府也在进步”），这才是他们抵制民主最根本的原因。

因此，如果忽略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个原因，反民主者所找出的其它借口只能是由结果逆推必要条件的诡辩。而民主在中国经常被和面包联系在一起，最后无论民主的支持者或反对者的辩论焦点都集中到了以下几种民主与面包的逻辑关系上：充分条件关系，有了民主就会有面包；必要条件关系，有民主才会有面包或有面包才会有民主；主次关系，民主比面包更重要或面包比民主重要，先要民主或者先要面包；矛盾关系，有民主就没有面包，有面包就没有民主。最后一个无疑是荒谬的，主次关系则根本没有争论的必要，事实上仍然是把民主与面包当成了一种暂时的矛盾关系。至于必要条件关系，首先肯定不是有面包才能有民主，这么说等于在批评现在的中国还不如两百多年前的美国。但是有民主才有面包看起来也不对，俄罗斯、中国似乎就是没有民主也有面包，因此从中国人最直观的角度来看就是错误的。而因果关系似乎也不成立，印度在没有面包的前提下就搞起了民主，按我们的看法，他们民主了60年，面包也不如中国多，无论哪个说法，总是有站得住脚的反驳借口。

需要注意的是，以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以及今天的世界大环境，无论如何也不会沦落到上世纪60年代那种人吃人的地步，因此这里的面包指的绝对不是温饱，而是更高级的利益需要。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中国人是关在笼子里的鸟，只要你让这只鸟吃饱喝足并且关紧铁笼，它就会丧失飞行的欲望。到最后，它看到别的鸟在外面飞，会不理解甚至嘲笑对方，当别的鸟来营救它时，它拒绝离开铁笼，别的鸟指责它的主人时，它则干脆把对方当成反鸟分子。这只鸟认为一旦脱离主人的控制就会失去食物，还是呆在铁笼子里更有保障一点，这种担忧其实和民主恐惧者的一模一样，建立于一个未被这只鸟意识到或不愿承认的基础：它担心自己没有在自由世界里觅食的能力。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它已经遗忘了自由的感觉，野兽可以因驯养而忠诚，人也同样如此。到了《肖申克的救赎》的最后，当所有观众都被监狱阴暗的体制无情的束缚住而无法自拔时，安迪终于从那个坑道里爬了出来，在滂沱的大雨中扯开囚服，发出自由的呼喊。“有一种鸟儿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观众跟着体会了一把从导演缔造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短暂解脱的快感，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向CCTV表示此片IMDB排名前五果然名不虚传。可惜现实不是电影，现实是如此不堪，中国的现状就是：自由的光辉已经消失了，鸟儿身上唯一能看到的光芒是眼睛里的绿光。至于精神信仰则已完全消失殆尽，从最初共产主义蓝图的破灭到毛神话的轰然倒塌，广场上的枪声又强行终结了中国人对自由的渴望，失去一切精神价值与道德约束的中国人，只能把目标放在了经济利益上，甚至达到了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地步。

事实上，这种文化有其产生的根源。中国社会往往是上层建筑决定下层建筑，从89年之后，共产党已经完全抛弃了一切意识形态，包括该党以此命名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引发广场事件的原因有二，除了不断壮大的民主思潮以外，另一个原因则是官倒集团造成的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人民的自由与食物同时遭受了威胁。而第一项要求是一个集权政府绝对无法满足的，因此它的解决方案只有从食物上入手，当共产主义与改革开放的价值彻底幻灭之后，需要一种新的价值去支撑政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为了控制民众，除了万年不变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外，政党所能追求的最务实的价值就是经济价值。从这个时候开始，国家的经济状况已经变成了共产党赖以生存的最后一根稻草，用经济的发展保持国民的满足感不仅是共产党维持政权的终极手段，更是唯一手段。自此之后，国家的一切行为、一切政策，都必须要为这个目的服务，甚至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无论是李邓（力群）姚所代表的左派势力还是胡赵系残留人马的右派势力，都必须靠边站。从邓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开始，到后来朱“GDP至上”的经济策略以及江无意漏嘴的“闷声发大财”，都已经表明了党内一个全新价值观的树立，并且影响了整个社会。

可惜的是，尽管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经济未必就能得到发展。作为一个后极权主义政权，正所谓“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腐败必然破坏社会公正。从80年代的官倒集团开始到今天，腐败愈演愈烈，尽管如此，全社会却束手无策，甚至习以为常、再也不闻不问，腐败不仅在剧烈化，而且在公开化、合法化。共产党同样束手无策，作为一个共同的利益集体，给予民众监督权必然损害自己的特权，裁判不能加入游戏，自己不能监督自己，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也正因为社会公平的丧失，民众难免会产生“州官既能放火，百姓何不点灯”的想法。自广场事件之后，国人固有的价值开始全面崩盘，社会道德全面沦丧，国家疯狂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个人则疯狂追求个人利益的增长，从官僚机构高明的技术型剥削手法（股市）到民间层出不穷的低劣骗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尊重被完全破坏，剩下的只有对经济利益赤裸裸的渴望，因此中国人把民主率先和经济利益率先联系起来，甚至将经济利益作为是否发展民主的唯一考量，也就变得不足无奇了。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阐述中国经济的实质：一棵桃树，结满了未成熟的果实，由于社会道德的沦丧以及众人对眼前利益的短视，所有人争先恐后，不顾少数人非议的目光，冲上去把果实一抢而空，生怕自己比别人少得一个，少数人除了跟进，毫无办法，不然不光是得不到成熟的果实，就连青涩的桃子也一个都拿不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特权者必然会有最丰厚的收获，而民众只能在边边角角获得几个最青涩的果实，这样的现实也会逼得底层民众进行更疯狂的争抢，最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在这样一个不择手段追逐经济利益的时代，民众切到的蛋糕永远是最小的一块，而现在人们就在为了这块最小的蛋糕而拼死争抢、维护旧有体制。至于种树则是吃力不讨好，因为你辛辛苦苦的种了树，最后果实却都被抢走了，回报与投入根本不成正比。无论是高昂的税费、权力的寻租、对知识产权和智慧劳动的漠视等等，除了注定了中国永远只有低端行业，更使投资环境严重恶化，没有社会公正，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投机倒把者、与政府勾结者等各种邪门歪道会把正当的生意人全部挤走，最后中国人必然会陷入无桃可摘的境地。

中国人的金钱价值观与畸形的经济发展方式，在西藏事件中就可窥之一二。有人奇怪，中国政府在西藏投入了那么多钱，而达赖却没给西藏人一分钱，为什么西藏人跟着达赖走，而不跟着中国走？对于没有信仰的中国人而言，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难理解的。从表面上来看，西藏的经济似乎确实得到了发展，现代化的建筑与设施、繁荣的街道与商贸，无一不在提醒人们这个地区在中国的帮助下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可是这背后的代价却很少有人看到。为了建设城市，大量传统宗教建筑被拆毁，而汉人大量涌入确实使西藏显得生机勃勃，结果却把藏人的饭碗都给抢走了，藏人不仅没从地区的发展中获得好处，反而在自己的发源地被排挤到了社会边缘，与此同时，传统文化遭到破坏、政治权利遭到剥夺，藏人的地盘却不归藏人做主，反而是汉人官员从贱卖土地与毁灭环境中大肆牟利，对于一个本就不太在乎物质享受的民族，几十年的抗争根本不足为奇，最终从和平抗争演变为暴力抗争，毕竟暴民是暴政的产物，两者永远都是相生相成。可以预见的是，汉人迟早、或者说已经在面对与藏人相同的命运了。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之前29年的中国是个完全病态的国家，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不过是这个国家稍稍恢复正常的结果。现在中国只是在延续这种经济惯性，但是腐败正成为削减惯性的阻力，为了抵消这种影响，中国政府不得不使尽手段刺激经济发展，可惜这些手段一方面刺激了GDP，一方面却成了民众生活质量的最大杀手。消失的社会福利、高昂的房价、高污染工业、出口业极端可怜的工资和极端苛刻的工作条件，无一不使GDP和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但是除了帐面上的数字增长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反而下降了。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底层民众的社会运动越来越频繁，其焦点集中在拆迁、征地、工资待遇、滥用职权欺压百姓等方面，而房地产业恰恰便是GDP的贡献主力。中国人一向缺乏抗争的勇气，集体事件的频繁发生足可见底层民众的生活空间正被不断压缩，这也正是中国在无法让经济得到实质发展的情况下，能够制造GDP快速增长假象的原因：剥削一部分人，牺牲他们的福利以为另一部分人的繁荣假象而服务，甚至于透支子孙后代的福利、透支当代人的消费能力，去换取一时的GDP，以延长政权的寿命。

近几年，共产党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在努力改变“GDP为纲”的行政思路，可惜的是，这样的努力完全没有任何成效。第一，快速增长的GDP为政府带来了税收，为官员带来了利益，在没有道德约束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他们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第二，我国税收多年保持20%左右的增速，远远大于GDP增速，目前税收占GDP总量比率已连续多年呈几何级数增长，这已经足够糟糕了，一旦GDP停止增长，两者间巨大的差异将引发民众强烈的不满，并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朵奇葩；第三，要改正错误，先要承认错误，GDP既已成为民众衡量经济的标尺和满足感的来源，要说服民众放弃旧有观念，唯有承认过去发展路线出现严重错误，同时找出新的满足感来源，这又是让政府为难的事情。05年底广东某市的事件是继广场事件之后政府首次动用重型武器射杀抗议民众，面对日益激烈的不满情绪，中共对当地政府毫无动作，正是这种尴尬的体现。若是加以惩罚，第一自己曾亲手制造广场事件，并发誓永不平反，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难以向外界解释；第二更会间接鼓励更多群众运动，使因对暴力的恐惧而不敢发作的怒气彻底爆发出来，无疑是自毁长城。换句话说，中共已经完全被束缚在了自己所创造的体制内，虽然明知现在这样的发展路线是饮鸩止渴，但多活一天是一天，已经毫无选择之余地。

中共依托其创造的体制而实现数十年的统治，但这个体制不断壮大的同时，却反过来统治了中共，并蚕食着中共的生命力，而中共却在自己创造的怪物面前显得无计可施。邓时代之后，中国已经没有办法推动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从基层来讲，人人争利，都打着别人种树、我来摘桃的算盘；从高层来讲，毛邓江胡一代比一代孱弱，党内没有任何强有力的派系或个人有能力力排众议进行改革。强权的不断分化与削弱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专制政权都要面临的问题，唯有到国家发生混乱之时方能巩固，到了中共这一代，这种现象尤其严重。中共的特点是不愿承认眼前最简单的事实，按照哈维尔的观点来看，一个以谎言起家的政权，最后必然用一个谎言掩盖上一个谎言，从而不断制造谎言，这样的后极权主义政权擅长的便是伪造过去、伪造现在、伪造将来。例如中国已无共产主义，党名却仍叫共产党；中国已无社会主义，教科书里却充斥着相关内容；中国换个说法叫改革开放，就可以走过去自己最痛恨的资本主义道路；台湾明明已经拥有主权，中国就是不承认，还用经济利益诱使别的国家不承认。最关键的，中共明明是个专制政权，它非说中国的帝制已经结束了，这就逼着它摆出一些削减权力的措施，而不能做得过为露骨，王治必须淘汰，并以党治取而代之，但当这个党再无共同的价值基础后，中国真正的统治者便成了体制。毛邓之后的领导人既无开国之功，也无可以引以为豪的经济奇迹，在党内没有一言九鼎的威信，因此中国一旦踏上歧途，便无法靠个人力量自我修正，不可能再出现蒋经国一类的人物。而这条歧途却恰恰是只注重经济利益而不要公平、不要道德的歪路，这使得内部最后一点凝聚力都被金钱完全瓦解。这个丧失理想的政党既没有能力挽狂澜的英雄，也没有集体转弯的可能性，即使在灭顶之灾面前，所有人仍不能齐心协力，而是抱着“党没了不要紧，我还可以去美国”的想法，最后也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了。

综上所述，很容易理出如下的逻辑关系：共产党必须使经济继续发展以延续自己的寿命；特权阶层则用手中的权力破坏社会公正，使得经济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只能用剥削与透支两种方法制造出“一小部分人当前的繁荣”；在社会公正越来越差的同时，特权阶层更加肆无忌惮的疯狂掠夺；执政党对此束手无策。需要注意的，在一开始我们提出了一个鸟关在笼子里的模型，但这个模型有个致命的漏洞：现实中，并不是主人养活这只鸟，而是这只鸟在养活它的主人！主人却在不断削减鸟儿创造食物的能力，并且胃口也在不断扩大，可以预期的是，中国人民的劳动成果将会被劫掠一空，在“透支”的危害还没完全显现出的“当前”，被剥削的人群将会不断扩大，社会地位越低的人将越早加入这个悲惨的行列，“一小部分人”将会越来越少。说到这里我们发现个严重的问题：面包没了！没错，从78年开始，中国人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就得到了面包，但这块面包仅仅是在没有社会公正的基础上获得的短期利益，在享用了这块面包30年后，中国将不可避免的再一次轮回之前所有专制王朝的命运。

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大致看出了民主与面包之间的关系。民主既不创造面包，也不毁灭面包，民主的功能是维护社会公正，使得一个国家创造面包的潜力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面包的制造力长久稳定。这时我们可以回头看看印度，印度是个天生就没有社会公正的国家，它们的种姓制度渊源流长，早在人降生之初就划定好了不可动摇的社会等级，但是民主的出现却抵消了这种负作用，任何种姓的人如今都能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在印度，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旁边就是破破烂烂的贫民窟，看似极为可笑，而且给人留下贫富差距极大的印象，事实上，贫富差距根本就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差距是因社会不公正造成的，可怕的是富裕者为富不仁。现代化建筑与贫民窟的并存，恰恰就是印度社会公正的体现，无论穷人富人，生活在城市里的权利是相等的，这个国家不需要表面上的繁荣，任何人都无法打着所谓经济发展的幌子把穷人赶到城郊结合部去，而征地问题恰恰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最可怕的问题之一。印度穷人拥有免费的医疗、教育，随便占块无主的地皮就可以搭起自己的窝棚，而不用担心城管的夜袭，这正是这个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复杂的国家六十年来从未发生大规模暴乱的根本原因。一个最能令中国人警醒的数据大概是印度人工资占GDP的比例，在中国这个数字连年下降，到现在已经低于10%，而印度却在50%左右，这使得印度在GDP远远不如中国的情况下，人均工资却远远高于中国，尤其是越往社会底层这种差距就越可怕，现在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还不如印度上时机90年代的水平，由此也可见印度的贫富差距虽然严重，但还是远远不如中国，只不过中国把最穷的都藏在农村了，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巨大的企业，这个企业增加利润的方法其实是削减员工的工资，印度人的工资每年上涨15%左右，中国的GDP每年上涨10%左右，作为普通民众，哪个数据更有意义，一目了然。印度人到底有没有面包？我想说到这里，每个人都应该对“面包”背后的其它一些东西有了新的理解，而决定印度穷人现状的根本因素，就是印度人手中那7亿张选票。

说完民主与面包之间的关系，再回头来关心一下风雨飘摇的中国。面包是中国人唯一在乎的东西，现在面包就要没有了，股市、房市、工资、物价，无一不在提醒人们这种危机的可能性与紧急性。其实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总有停滞的时候，就像任何一个政党总有下台的时候，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例外。美国、日本都曾经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可能继续面对新的经济危机，但他们的社会制度已经趋于公正，使得他们只能从经济因素上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而对于把社会稳定完全维系于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中国，经济停滞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这时再回头看刚开头那种“稳定第一”的观点，就像越是发展经济人民生活水平越差，越是要稳定中国就越不稳定，愈演愈烈的社会运动表明情况恰恰就在往相反的方向发展。有一种类似观点是中国要靠执政党推行“渐进式民主”，可惜这只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中国每向民主跨近一小步，表面繁荣的面纱便要被撕下一块，经济发展的假象便要被无情戳穿，特权阶层就不得不放弃一部分既得利益，而我也说过，现在的党已经没有能力进行社会变革，指望他们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事实再次与这些人的白日梦相反，这么多年来我们看到只是在这个国家想要发表言论、维护公民权利甚至登陆维基百科都越来越难，铁幕正越来越牢固，情况正恶化得越来越厉害。而问题的紧迫性也不会给“渐进”留下时间，要想平安度过这种危机，唯有所有人团结起来向执政党施压，立刻实行民主改革。可惜现实还是现实，现实过于残酷，这个国家的居民已经失去了80年代的理想，成了一群追逐铜臭的动物，下一次站在广场上的人将不是充满理想的年轻人，而是一帮饿着肚子的暴民。因此我个人对中国的命运是极不乐观的，我能丢下的只有五个字：早死早托生。

德國之聲：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专访中国独立作家戴晴

中国 | 2009.09.15

中国独立作家戴晴是否能够出席上周末法兰克福《中国与世界》研讨会的问题，一度在媒体中闹得沸沸扬扬。戴晴先是收到邀请，稍后又被“出局”。最终开幕式上神奇地亮相演讲，却又导致了中国官方代表的集体退场。戴晴本人对此感受如何呢？

德国之声：戴晴，您这次专程来法兰克福参加了这次关于中国世界形象的这么一个讨论会，那么您现在的感受是什么呢？

戴晴：这个讨论会如果说要是对法兰克福书展做一个热身的话，而法兰克福又是一个文化奥运的话，那么第一呢，就是中方官员他们是很努力地重复他们那套嗑儿。第二呢，就是他们这种努力可能会遭遇到他们想象不到的局面。也就是说，你没有那么容易，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听讲者都受你的操纵，像在中国一样。

德国之声：这次讨论会引起了德国媒体非常高的重视，这是前所未有的，而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您本人。因为您本人的与会之前引起了很多的争议，一会儿受到邀请，一会儿又出局，最后还是得以成行，您对这样一波三折的经过，现在是什么感受？

戴晴：我觉得，我本来一点都不知道会被邀请参加这个会，我也没有非常强烈的愿望来参加这个研讨会。我平常想说的，我也在我的作品里都写了。但是呢既然得到了邀请，而又特别是受到了阻拦，也就是官方作的那些小动作，那就把我的拗劲给吊起来了。你越不让我来我就越来，因为这是我的权利。那么也就是我说的：谁要快乐就能笑，谁要做就能成功，谁要寻找就能得到。我就是要找我的权利，我要坚持。

德国之声：您是执意要来参加这个会，但是这个会组织者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希望你还是不来。德国媒体对这个事情的评论，他们说中国已经能把他们的新闻审查制度出口了，能够直接影响到像法兰克福书展这样有国际影响的一个组织了，您对此有何评价？

戴晴：本来我是，后来德方的主办者就说他要做一个另外的安排，这次你就别来了，等到十月份我再邀请你。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就是找个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吗？这时候和那时候不是一样么？但是后来我又得到了德国笔会给我写的一封信，说我们还是坚持。这次我们坚持。所以我觉得都是朋友，那么我说，你们坚持，那好，我就试试。没想到就是这么大的一件事。看起来不过是小小的一个我，但是呢又成了中国走到哪，只要是别人的行为和观点不符合他的意思，他就来玩这一套，什么全体退场啊，发动一大帮人来起哄啊，就来玩这个。你越来玩这个，我是不吃这一套。反正我觉得，最了不起不就是像王实味那样给把头砍掉么，最了不起不就是像胡风那样给关到监狱里么？我自己也不是没有过这样的思想准备。我觉得，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且你一定要遵守各种制度和规章--当这些制度和规章是众人定出来的时候。

德国之声：中国驻德的大使梅兆荣先生在讲话里对西方媒体提出了很多的批评。说西方媒体一直在努力地丑化中国，矮化中国。您对此有何评论？

戴晴：问题是那些问题有没有发生？你的国家有没有出现毒奶，婴儿的毒奶粉？你的国家有没有出现整村整村的艾滋病人？你的国家有没有民工被打死？你的国家在地震的时候，孩子的名单到今天也不能确定，你有没有这个事？你有这个事，人家报道了，什么叫矮化你啊？如果这种事情在德国发生，比如说，不要说那么大的事，就像我这次遇到的这么小的事情。如果有官员阻止一个独立的声音在某一个场合发出，那你看德国媒体怎么轰他吧。对吧，所以我觉得真是非常奇怪，我们一个老资格的外交官员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唯一的理解就是，共产党的那一套，所谓的老嗑儿，他们这一辈子背得太熟了。

德国之声：还有梅大使他也强调，中国政府在您是否出席这场讨论会的事情上没有过任何作为，一切有关中国曾经压制您来参加会的报道都是编造的。

戴晴：你信么？


作者：达扬

责编：谢菲

夜郎为何不能自大？

―作者：程映虹（原载《纵览中国》11/07/2009）

“汉朝的时候，在中国西南方有一个很小的县，叫作桐梓县。在桐梓县往东二十里的地方，有一个很小的国家叫夜郎国。夜郎国虽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它的国土却小得非常可怜，和中国的一个小县一样大。可是夜郎国的国王却十分的自大骄傲！以为自己的国家很大很大，不晓得临近的国家有多大！有一次，汉朝派人去拜访夜郎国的国王，他一脸骄傲地问：“你们汉朝和我们夜郎，究竟是那一个国家大呢？”汉朝的人一听，都忍不住想笑呢！”

以上这段文字，抄自互联网上的一个以“互动百科”自诩的访问量(或互动量)很高的网站，而从这段文字的语气上看，它十有八九源自某一个给儿童启蒙的汉语类读物。写下这段文字的人，是自觉地用自己浸淫其中的大汉族主义心态去毒害天真无邪的少年儿童。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嘲笑的是在无知基础上的自大，但骨子里是为了建立“大小之别”，而这个大小之别又是以汉与非汉来对比的。故事中一再重复的“小”让孩子们从小就觉得“小”不但可悲可卑，而且可笑可怜，而“大”则是伟大，宏大，博大；“小”是夜郎，当然是“非汉人”，而“大”则是“汉”的代名词，所谓“大汉”“大唐”“大明”、“大清”(清统治者虽非汉族，却以汉人道统的后继者自居)一直到现在的从卷烟名称到舞台表演中的“大中华”等等都是如此。更有的网站说，拜无知和自大的福，我们今天还知道夜郎，不然这个小国的名称早就湮没不彰了。

幸而不是所有有影响的中文网站都是如此。“百度百科”对“夜郎自大”的解释就不是这样。它说这个成语出自《史记西南夷列传》，原文是“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今天这个成语“属汉语圈认知率最高的一类成语。汉语工具书都把它释为对妄自尊大者的讽喻，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个成语知道古代西南曾经有一个夜郎国。但这成语其实是一段误读的历史。”因为“司马迁在这个故事里叙述了夜郎国和汉朝的一个外交事件，其实当时夜郎王和滇王都只是因为没有信息的朴素的发问。就象一个农民，第一次进城里，然后问，城里粮食产量高还是我们乡下产量高啊？这样的问题虽然有点可笑，但并不至于说成‘自大’。”

在司马迁的时代，尽管儒家已经被奉为意识形态的正宗，但太史公撰<<史记>>还没有受“华夷之辨”的影响，他只是写下这段汉与非汉之间的交往，没有更多的的褒贬。但后来随着大汉族主义话语的成型和发展，这段历史就变形成了这样一个妇孺皆知的成语。而到了“互动百科”引的这段话里，司马迁的原话完全不见了，作者添油加醋，不但连用数个“小”字，而且“一脸骄傲”和“忍不住想笑”都出来了，把汉语绘形绘色的功能发挥到了极限，用来给儿童启蒙，可以说再有效不过了。经过这样效果良好的启蒙，孩子长大后，要让他们接受“百度百科”中的解释，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这和很多和历史真相有关的记忆在中国遭遇的命运本质上是一回事：从小就被灌输和习惯了谎言的人，长大后遭遇真相时总会有心理障碍甚至情感抵触。

但即使是“百度百科”的解释也仍然有它的问题，不脱大汉族主义话语的影响。它把滇王和夜郎侯比作农民进城(这又牵扯出城乡歧视，不说也罢)，承认他们问的问题虽然并没有自大的意思，但仍然有点可笑。其潜台词是作为城里人，我们当他刘姥姥，不必去计较。

灌输汉与非汉的大小之别和明昧之辨外，这个流传了少说也有上千年的成语本身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考查司马迁的原话，他说的主要还不是夜郎，而是比夜郎大很多的滇，即今天的云南。为什么到了成语中就只剩夜郎了呢？是不是因为把比夜郎大得多的滇也放进去的话，这个成语所要达到的可笑和可傲的程度就都会打折扣了呢？因为如果只是夜郎侯不清楚汉到底有多大，可以说是他的孤陋寡闻，但如果连滇王也不知道的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汉的“知名度”在当时的“国际上”有问题或者汉朝的所作所为不像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以，去掉大的留下小的对于表达大汉族主义观念无疑要方便一些。

最近读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斌教授的英文书《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BetweenWindsandClouds─TheMakingofYunnanSecondCenturyBCEtoTwentiethCenturyCE，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8)，其中从历史的长时段考查了云南的历史是如何在汉文化中被叙述的，以此来说明大汉族主义话语的影响，对于上面的滇被排除出“夜郎自大”这个成语的猜测有一些佐证。杨斌不但强调云南在历史上有它独立于中原汉文化的文明，而且认为在经济和文化上它其实和东南亚更近，是东南亚的一部分。建立于云南的南诏国曾经和唐朝和吐蕃在东亚三分天下，后来的大理也十分强盛，直到被蒙古(注意，不是汉人，更和中原王朝的统一大业无关)所灭并在这里建立有效统治的行省。元朝建立的有效统治被明清继承，所以云南直到元明时期才算并入中国。此前虽然中原王朝把云南列入朝贡体系甚至一度在云南“搞”过中原的郡县制，但由于当地的反抗，从来没有能建立过牢固而连续的统治。

因此，中国主流历史学界沿用明太祖朱元璋的“钦定”历史判断，说云南“早在汉朝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不但根据不充分，而且是对云南历史从汉文化扩张角度作的简化，是对云南本地历史言说权利的压制和剥夺。杨斌称这种汉文化历史言说的霸权为“汉文化的东方主义”，它立足于华夷之辨和汉族文化优越论，把非汉族文化和生活方式当作“他者”，不但在主权归属等问题上支配了我们的历史意识，甚至渗透了日常生活的语言。例如，“云南”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例子。杨斌认为，和中国多数以某一个地理坐标(如山、河或湖)为参考物的地名不同，在“云南”这个地名的背后是中原王朝的距离感(这块土地在遥远的云之南)，用来统称这块土地上极其多元的地域单位和族群文化，完全是为了中原王朝的方便而无视这里的特性和差异。生活在被中原王朝称为“云南”这个地方的当地人即使在一定程度上一度共享一个比较广泛的名称，那也不是“云南”，而是“滇”或“大理”等等。但中原王朝就是要把“云南”这个对当地人来说莫名其妙的地名强加给这块地方和这里居住的形形色色的族群。这和欧洲殖民主义以和欧洲距离的远近来定义的“远东”“近东”和“中东”有什么差别？

在一个相近的意义上，“新疆”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名。前两年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我就听一个维吾尔族留学生说，在中学上历史课时，她花了很长时间才习惯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句话中的自相矛盾(既然是“新”开拓的边疆，“自古以来”又从何谈起？)。我想，大概很少有几个汉人对这样的陈述会有这样的敏感。在这个意义上，“夏威夷”这个地名可能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把一个外文的地名译音赋予如此强烈的汉文明优越论的内容，堪称语言技巧和阿Q精神的珠联璧合。

和西方文化中的东方主义的言说最终建立霸权地位的过程类似，“云南”这个汉文化东方主义的发明也是随着汉族和中原王朝对这个地区的殖民统治的成功而最终建立的。既然是殖民主义，这个过程当然不免血腥。从汉朝到清朝的历史记载中，稍微留心一下就可以发现连篇累牍的“叛”与“剿”的文字和“斩首”若干千甚或若干万的统计。诸葛亮七擒孟获是汉文化制造的汉人智慧和道义优越论之神话的杰作，它不但遮盖了汉殖民主义同样霸道和残暴的历史，而且渗透进汉人意识，其程度不下于“夜郎自大”。在为诸葛亮抚掌称快的同时，汉人们往往很少想到问一下：孟获们为什么要反抗，而且是连着七次？就像为西方殖民主义辩护的理论一样，历来的汉文化优越论之言说只提汉人的传播“文明”和对土著居民的“宽厚”，好像历来就是“孟获”们享受优惠和特权，欠中原王朝的比山高比海深，但却从不知感恩，而很少告诉人们中原帝国在这些“蛮夷之地”掠夺了多少金银财宝、马匹、耕牛、皮革、矿产和形形色色的其他财富，又征用了多少劳力，拉了多少壮丁，毁灭了多少本地文化和风俗。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被汉文化的成语嘲笑的小不点夜郎国在沦为中原王朝属国甚至属地之后也履有“暴乱”的记录，拒绝朝贡和出劳役，斩杀中原使节和官吏，宣布“独立”，仅汉朝时就不下数起。

如果我们真的要把对西方殖民主义深恶痛绝的道德原则贯彻到底，那么就必须正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史中的那些被汉文化的神话和谎言掩盖的原罪。

汉文化优越论或汉文化的东方主义是今天中国不断恶化的族群矛盾的一个深层次的历史和心理原因。我们追问“夜郎自大”和很多类似的汉文化现象的来历，并不是要走到彻底否定或者抛弃一切此类成语或者其他类型的语言表达的文化虚无主义(“汉城”改“首尔”是众所周知的例外，而特别恶劣的如“畏吾儿”和“僮”也早已不得不改了)，而是要对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产生的心理和情感作批判性的反思，看看自己作为汉人为何对此敏感，对彼麻木，并把自己放在非汉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为对方想一想。拿“夜郎自大”来说，语文老师至少应该告诉学生，在已经约定俗成的成语以外的意义上，夜郎国问一句“汉与我孰大”不但完全正常，而且是一种为自己的文化和群体感到骄傲的表现。我们今天不但不应该再去嘲笑两千年前的夜郎，而且应该反躬自问：为什么夜郎自大会名列“汉语圈认知率最高的一类成语”？夜郎因其莫须有的“自大”而在汉文化中被嘲笑了两千年说明了什么？再进而言之，夜郎为何不能自大？又是谁不让夜郎自大？

杨恒均：西方式教育让我儿子失去了中国式"理想"

http://yanghengjunbk.blog.163.com/blog/static/45964193200933035293/

　　看了我写儿子在西方上学的文章，很多朋友写信给我，希望我就教育问题写一些文章，发表一些看法，提出一些建议，推动一些改革。我又何尝不想呢？我一直以来都认为教育是头等的大事。如果想一个国家发生变化，最平和又快捷的办法就是对成人加强启蒙教育或者宣传洗脑，可如果想让一个国家彻底发生变化，则非得从孩子的教育开始不可。

　　对成年人的思想控制，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控制了现在，就可以改变过去；改变了过去，也就掌握了未来。说的是篡改历史和控制舆论的重要性。可如果在和平年代，则我认为下面的话更加具有普适意义：谁控制了孩子的教育，谁就掌握了未来。

　　当然，我这里说的教育，强调的是教育的内容，是我们用什么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而不是多少人读书，多少人失学的问题。

　　我对一个国家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和我出国之后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那时我很想知道中西文化的区别到底在哪里，以及为什么只要在大陆读过小学和中学的年轻人出国后就永远无法真正融入西方社会，而在西方受到小学和中学教育的移民第二代却再也无法融入中国大陆的社会——你能告诉我有一个海外出生的华人华侨能够从精神上回流到中国大陆的例子吗？

　　十几年前出国后，我除了老老实实潜伏下来，研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外，有段时间我一度把注意力转向教育，因为我隐约地意识到，无论政治还是军事，甚至是经济，都不能最终决定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们国家的未来最终将由我们施于孩子身上的教育来决定。

　　于是，我先后在美国和澳洲大学（美国的是华盛顿的一所大学，澳洲的是悉尼大学教育学院）里申请了教育学硕士等课程，但都因为看不到显著效果而半途而废。可我却得出了一个结论，教育形式和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育的内容。因此，我一度悲观地认为，与其任凭学校把那些垃圾和有害的东西灌输给我们的孩子，不如让他们当文盲。当文盲的话，他们总还有靠自己的天性和经历觉醒的一天，可一旦被灌输了那些所谓的“知识”和害人的价值观，他们就沦落为世界上最不可救药的“知识人”了。

　　没有拿到教育学的硕士、博士学位，可我自认对教育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我从中国农村小学读起，又到多个国家读书，在四十多的高龄才拿到博士学位，没有经验也有教训吧。可我不得不承认，由于最终认定是教育的内容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而我始终无法掌握外国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内容 ——因为我不可能再靠我一直自鸣得意的“实践”的方式到西方国家的小学、中学去“潜伏”，去取经。

　　可是，那句话怎么说的，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没有想到，我对中西教育最大的灵感和收获却来自我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国内读幼儿园，到美国和澳洲读小学，小儿子出生在国外。我对他们的教育一直很重视，那是父亲对儿子的本能关心。可后来，就在我对教育很迷茫的时候，我逐渐发现，两个分别在美国和澳洲从幼儿园一路读到高中和小学的儿子，却给我另外一种启示。虽然我竭力在用自己认为是对的方式方法教育他们，然而，短短两年后，我就发现在教育上（包括世界观上）他们和我渐行渐远。那时我最想知道的是，澳洲人使用什么样的教材，在短短几年里，把我的儿子从我身边“夺走”？我并不是没有说服力的人，可面对他们学校整天放羊似的教育，我竟然显得无能为力！

　　（插一句，说到美国和澳洲“放羊似的教育”，我要控诉：几乎就在儿子要考大学的前一年，他们竟然还是我行我素，根本没有延长教学时间，早上九点才上课，下午三点就放学了，中间竟然还有那么多体育和课外活动。读小学的儿子就更不用说了，读到四年级，竟然没有给我带回一本让老子看看他在学什么的“课本”，到他教室去，竟然发现，他大部分时间是爬在地上一边玩耍一边听老师讲课的，我郁闷啊！想当初老子在神州大地的时候，从小学到高中，早起晚归，忙得连偷看邻家女孩的时间都没有……）

　　从自己和儿子身上，我深深的感觉到，教育的重要性在于教育的内容，而我们长成什么样的人，是在小学和中学就被决定了的。从那以后，我发现自己在研究教育上的“潜伏”毫无疑义，反而是无意中以儿子做实验，让我感受良多，也最终让我明白，人是怎样被教育出来的？我为什么是我？我的儿子又和我有什么不同？……以及，你为什么是你，那些年轻人又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大家注意到，我并没有说哪种教育好哪种教育坏的意思，这不是此篇短文里要探讨的。实际上，中国现代的教育体系几乎都是从西方引进的，特别是理工科的设置和内容几乎全盘西化，就连社会科学，各科目的设置也是从欧美以及前苏联引进的。唯一有中国特色的是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语文课文内容的设置，让我们有了中国特色。

　　和很多朋友期待的我来攻击一番中国教育相反，今天我要“攻击”的正好是儿子所受的西方的教育。我的大儿子十六岁了，快要高考了。我对大儿子影响比较大，从幼儿园就灌输他要“有所作为”，他的成绩也一直很好。可是正如我所说的，他已经从我对他的中国式的灌输渐渐走开。

　　我曾经按照我的父亲对待我的方式多次和儿子讨论理想，也就是今后想干啥事、想从事什么职业，一开始，他还能听我忽悠，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人，要当科学家，要当公务员，要当作家，要当……。可最近一次他的回答让我非常吃惊，他对我说，可以开一个卖东西的小店铺啊……

　　乖乖隆的冬！你不在中国，我就不怪你不想当雷锋、王杰、黄继光，但你至少也应该有当一名厅长、局长或者师长、团长的志向吧，再不济，你也应该搞个科学家、不拿工资的市长、总经理、作家什么的玩玩吧？没想到他的理想就是去开一个小商店，看到我横眉冷对怒发冲冠血脉膨胀浑身上下气不打一处来的样子，儿子心态平和地说，能养活自己，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就很快乐了。

　　鉴于万恶的西方教育把我的大儿子搞得一点“理想”都没有了，我就立即把关注焦点转移到刚上四年级的小儿子身上。我要多和他交流，多引导引导他。特别是利用他回国的机会，我得让他从小心中有一些榜样。要知道，在中国的教育下，像小儿子这么大的孩子，早就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但有那么好的主席（主席的睡衣）、那么好的将军（朱德的扁担）、还有让孩子都能流出眼泪的“人民的好总理”恩来同志，而且，九岁的中国孩子谁不知道雷锋叔叔的故事？

　　可是，我郁闷地发现，我的那一套在小儿子身上完全不起作用，才多少年没有把他抱在怀里啊？竟然这么快就被澳洲的学校“洗脑”了？！

　　很显然，我已经无法在儿子心中树立一些我认为是楷模的榜样，无论是什么“家”还是那些有权有钱的人，小儿子几乎没有任何概念，说到“当官的”，在他眼中，竟然和工人、农民没有任何区别，甚至“当官的”还没有一个拥有几匹马的农民酷。在儿子眼里，当官是不实际的，又不开工厂，又不卖东西，靠什么赚钱呢？靠税收养活的人，总要看纳税人的脸色，腰杆总是站不直的啊。（所以大家也应该注意到，西方最优秀的人才，总是集中在创造财富、钻研科技、从事教育等领域，至于公仆的行列里，大多是碌碌无为的家伙）

　　在儿子们的学校，好像没有任何政治思想教育课，也没理想培养之类的课程，我曾经和八十岁的老父亲讨论这个问题，他和我一样感觉问题很严重，我们当时一起哀叹，这种（西方）国家，到时培养出来的人怎么会有干劲和理想？我们一致同意，关于理想、道德和中国式的思想教育这一课，就由我这个老爸来完成。

　　不幸的是，我失败了，更不幸的是，儿子并没有失败——不幸在哪里？不幸在我从中国带出来的那一套是失败的！更不幸在哪里？在于我那失败的一套正在教育全中国的孩子！

　　人家的孩子培养出来却能够让这个社会挺和谐的，甚至那些整天放羊似的教育却仍然培养出在科学技术和各方面都引导世界潮流的人才，而我们，一个最注重理想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国家，却培养出——我不说别人，说我自己好不好？——培养出我这种到了四十岁还在迷茫和彷徨的人……

　　我再强调一句，区别不在教育的方式方法，甚至不在于有多少人不识字，是文盲，更不在于我们的孩子是否从小学就开始加班加点学“知识” ……问题的关键，也即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和“知识”来教育我们的孩子！

　　杨恒均2009/4/30

秦晖：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农奴制，哈哈，凡是对历史有所观照的，都知道贵国是当前世界上少有的农奴制‘政教合一国家。

秦晖：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4673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３０００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锒铛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 “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专制。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统治，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 ”，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１９００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１２１%，棉花加工量增长６２%，出口总额增长１１２%，国民收入增长７８.８%。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派系林立，以往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１９１７年２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像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像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注：本文大多数文字出自北大一位网友与清华秦晖教授的讨论和感想。

转载自：天益网

允许卖国，才能爱国

叶子风

2009-02-19 00:37:56
http://www.douban.com/note/27158609/

在某论坛看了一个帖子，气不打一处来。又是那一套滥调，强调要区分爱国、爱党、爱政府，爱国是伟大的情操，但不等于爱了党和政府。另外，批评党和政府，恰恰可能是爱国的表现，是赤胆忠心，因为“打者爱也”、“打是亲骂是爱”。这套莫名其妙的宏论，，我十几年前就从方舟子嘴里听到过：祖国是母亲，爱国很正义，绝不能把爱国分子等同于爱党分子。后来，我在连岳的文章里也看到，牛博网最令他引以为傲的一点就是，牛博网友能区别爱国与爱党。当时我还非常惊讶：怎么这帮传说中的反骨分子也是爱国主义者！

爱是一种情感。我从来没弄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把这份情感播撒到“国家”、“党”、“政府”上面。这些都是极其抽象的概念，看不见，摸不着，抱不住，亲不得。即使是“爱人民”这种说法，我也感到恐惧，一想到“人民”里面还有司马南、余秋雨和杨二车娜姆之流，你教怎么可能爱得下去。我当然不可能爱党和政府，举世无双的粗暴统治，高调封杀低俗网站，像我这么低俗的人内心已经布满伤痕。我是没出息没本事，不然的话我早就出国了，而不是呆在这个热衷于自残的国度。但是如果我到了美国，我就会爱美国了吗？或者说，有一天，中国也宪政了，自由又民主了，难道我就会爱中国了？我心里很清楚，一样不会！爱国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和由谁统治、由谁执政没有关系。我无法想象的是，人怎么可能爱上某个国家，你不过是生活在这里罢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区别不过就是：坏国家让你进贡了，还处处限制你的自由，好国家让你纳税，是逼你购买它的服务。国家就是如此冰冷，人类怎可能对它产生爱？

多少文学作品、流行歌曲都在反复讲述一个真理：爱难求。爱一个人难，找一个值得爱的人难，怎么爱国就变得如此轻易？！如果不是政府有意制造这种现象，为了统治或管治的目的，我实在不能想象正常人会有如此怪异的情感。即使面临所谓的外敌入侵，一群人同仇敌忾、众志成城，那也是因为威胁到了自己以及自己的至亲好友。就是说，抵抗外敌，自愿上战场打仗，不是因为爱国，而是因为爱自己以及自己关心的人。或者说的再直白一点，是捍卫自己的利益。事实上，爱本来就是基于个人的利益。

唉，既然说到这里，也就不想再隐瞒了。一直以来，我秉持的观念是：能出卖的，才可能有爱。比如我的老婆或情人，我可能会出卖的，所以我才可能去爱。如果我老婆把我管得死死的，出门盯梢，去朋友饭局每次都随从。我没有任何机会背叛她，那么我不是爱她，而只是屈服于她。只有当我可以出卖她，却又自愿守身如玉，这才能说明我爱她。同样的，比如房子，车子，都可能被我出卖，所以我爱。钱，当然了，用于买卖，到处流通，我简直爱的不行了。一件不起眼的东西，别人出了好价钱，我能卖却没卖，可见我有多爱它。我再重复一次，能爱的，必然是能被出卖的。

或许有人会问：父母与子女间呢？我的回答是：看看文革吧，划清界限、互相揭发，至亲如何不能出卖？实际上，看看现实生活里，又有多少家庭真的有爱呢？“养儿防老”是爱吗？家庭暴力是爱吗？兄弟阋墙、姐妹反目之类，不也都是百姓家寻常事吗？中国传统上尊卑长幼的人伦秩序，礼教森严，孝道为先，实际上哪里有爱可言。人人无可选择之下，只能按部就班、规行矩步，这不是爱他人，而是自我禁锢。

由此推之，我唯一可能的爱国路径是：如果能卖国，我就可能爱国。不允许卖国，光要求爱国，这种爱国主义我可干不来。嗯，反正中国傻鼻多，全交给他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