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讲过：
旧制度下的教会、专制时代的国民党是有限公司，已经十恶不赦。
而中供是无限公司……
作者：穆正亲斤
一、国民党党产加上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开销，相当于中供一个月的养党费用。相信不少人听说过中国国民党的“巨额党产”。据台湾《中国时报》今年3月4日报道，国民党各种党产的账面价值约为四百亿台币，但实际净值可能不到二百亿台币。在台湾的政治环境下，这笔党产非常惹眼因而备受民进党的攻击。以西方国家的标准看，巨额党产让人觉得该党奢侈甚或够得上腐败。但如果和海峡对岸的中供比起来，国民党只能算超廉洁。从性质上讲，国民党是私产养党，而中供用公款养党。从数量上讲，国民党的党产只是中供养党费用的零头。四百亿台币党产折合人民币约一百亿元。按中国共惨党目前的消费水平算，约等于两个星期的花销。
中供还喜欢宣传美国总统大选的开支如何如何巨大。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网站公布的数字，2004美国总统大选花费总额为十亿零一百六十五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八十多亿。还不够中供两周的养党费。
国民党党产累积了近百年，美国总统大选经费筹集了四年。中供把这么多的钱用光，只要一个月。
这还是从低估算中供养党开销的水平后得出的结论。如果把全部被中供独占的资源都算成养党费的话，上述两笔巨款还不够中供一个礼拜的花销。本文稍后会就估算方法作具体说明。欢迎各位挑剔或者提出不同的估算方法。但本人自信其他人不太可能找到更保守更省的算法。
有人想说：“中供根本没有党产！”。这没错。中供从未造册登记过党产。但没有党产不等于不需要花钱养党，更不等于养党花销水平低。上帝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定好了“能量守恒”的定律。谁也违背不了。没有能源就不能活动，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没有经济基础，哪来上层建筑？你看看那些占地广大设备优良的中供中央机关区以及各省委大院、市委大楼、直至县区乡镇街道党委、各种院校及军警部队党委所使用的办公设施等等，难道都是当初毛主席拔了几根毫毛吹口气变成的吗？那数百万红润饱满、仪态轩昂的书记常委主任政委等专职党干们，难道都是喝着西北风为党工作的吗？那隆重排场的全国党代表大会，难道是各地党代表们背着干粮夹着雨伞步行到北京，在农贸市场边上捡个旮旯蹲下来抽几袋烟就能开成的吗？不靠报纸电台电视台电影戏剧歌曲图书教材直至连环画等一切宣传形式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自我表扬，光凭着毛主席那“女高音男声”叫两嗓子，就能让全国人民来个“募然回首，那党正在，伟光正亮处”？
维持任何组织都需要资源。维持世界上最庞大的执政党当然需要最大量的钱。不夸张地说，中供一党的养党经费足够供养全世界所有非共产国家的执政党还有很大剩余。这事实已经存在了几十年，证据俯拾皆是，任何人均可自行观察验证。比较一下一个中供普通县委和一个西方国家执政党省级党部的花费，前者肯定是后者的许多倍。富一点的中供县委的花销水平还可能盖过西方执政党的中央机构。不信你到加拿大任何一个省会城市的街上去打听一下执政党的“省委大院在哪里？”。一开始被问的人会感到莫明其妙。请你契而不舍坚持打听，最终会被引到某栋商业写字楼中的几间屋子里去。这就是西方执政党的“省委机关”。这里没有威严的大门高墙以及把门武警；没有多到需要编号的楼宇和别墅群；没有气派非凡的公用大车队和首长专用小车队；没有“省委印刷厂”、“省委招待所”、“省委机关幼儿园 ”、“省委大礼堂”，大灶中灶小灶餐厅、诊所商店等等。通通没有。一共就是三几间屋子几部电脑加上不到十个雇员而已。请问中供哪个县委机关工作人员少于十个？哪个县委书记不配备公家小车？有几个县委机关不盖办公楼？别说县委，很多中国乡镇党委的机关都比西方的省级党部阔。曾见报道说，河南某乡党委机构，与乡政府一起坐落在一个占地14亩的宫殿式建筑物里，有城楼、有观礼台、有花园，还有个小广场。仅楼顶的两座钟，就花掉三万元人民币。相信你走遍美加两国也找不到一个执政党的“省委机关”能有这等的气派。
西方执政党的中央机关呢？通过水门事件我们知道，美国主要执政党之一的民主党中央机关也没有自己的办公楼。该党长期租用商业楼里的几间屋子来办公。且连个 “保卫处”也没有，“中央警卫团”对他们来说是域外词汇。保卫党中央的重任是由物业公司的看门老头承担的。这付穷酸样，和那些拥有独立豪华办公楼的中供县委机关怎么比？
西方执政党更不可能象中供那样把党务机构从中央政府一直办到幼儿园里去。他们在省/州以下基本不设党务机构。就算设了也往往没有办公室，党务工作全靠党员们义务维持。本人在加拿大出席观察过一个大城市党部的年会。会上“市委第一把手”（一退休老太婆）在报告上年党务活动时先感谢几个党员无偿提供家中场所让她们开“常委会”（董事会）。分管财务的女士报告说该“市委”去年募捐所得四千多加元，加上“党中央”下拨三千加元用于全国性竞选活动，总收入七千余加元。而光是给全市党员发一封信就要用掉近千。所以各方面只能从简。开小会就借党员的家，大一点的会则租教堂举行。一个在级别上相当于中供南京市委或者武汉市委的党部如此贫穷，实在有辱“资产”阶级政党的称号。七千加元相当于四万多人民币。还不够一个中供县委一星期的开销。也就是说，抽出中供一、两个县委的经费，就能把美加两国所有省会城市执政党“市委”的财务摆平。抽出十来个条件好一点的中供县委的经费，还能把这两个国家的执政党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党务机构维持费统统包下来。牛不牛？
由中国统计年鉴得知，中供目前有44067个乡镇街道党委、2861个县级党委、333个地市级党委、31个省级党委和一个庞大无比的党中央。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院、校、系、所、军、师、旅、团党委等等。养党经费之巨可想而知。可以很保险地说，剔除朝鲜越南古巴等几个同样昂贵的公养政党后，拿出养活几百个中供县委的资金，便足够维持全球所有其他国家的执政党的党务机构。说中供全党的养党费足够维持十来个地球上的所有非公养执政党的党务机关，决不是开玩笑。
中供标榜自己“从不花一分钱搞竞选”。这是很无耻的说法。中供不搞竞选并非为了给国家省钱，而是知道自己经不起竞选故而禁止竞选。为了保证本党“无论如何也要当权”的不光彩事业，中供把百倍以上的钱填进去了。各国的竞选经费是为国家花的钱而不是养护执政党的钱。反对党筹集的竞选经费无疑是“反党反政府活动经费”。实际上，各国竞选经费相当于社会为汰旧换新而付出的代价。它有如四年一次的“月经来潮”，出点血以达到暴露弊端、排遣废旧组织、更新国家机能的目的。而中供养党花销完全是从利己原则出发的损公肥私开支，它如同将多个针头插在国家的血管上，让全民的财富日夜不停地往自己身上滴。请问到底哪种花销对人民的损耗更厉害？
二、不置党产是因为用公款养党。中供这“无产”阶级政党富冠全球。零收入却超阔绰，明摆着“收入与开支不符”。奥秘在哪里？手通国库、公款无尽也。中供说的是：“我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决没有自己的利益”。但它做的却是“我党除了花人民的钱之外决不掏自己的腰包”。公款来自人民交纳的税赋。国家即便处于战争状态下也不会停止征税收费。所以中供的养党经费永远“旱涝保收”，决不会有资金困难的问题。国库这样的金钱之海，一旦拥有，何须他求？还用得着操闲心去整什么党产吗？泡在国库里“保持无产阶级本色”，舒服又光荣，谁不乐意干？
说国民党比共惨党廉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民党以私产养党，而中供用公款养党。国民党党产的起始资本为早年海外华侨给孙中山的捐款，后投入工商经营逐渐积累增值。这种资产不象国家税收那样稳定，很难逃避市场风险和社会危机的影响。抗战期间国民党企业遭受严重损失，党产也随之大幅萎缩。虽然台湾民进党多年指控国民党“党库通国库”。但证据并不充分。民进党已经掌权多年，凭借政权的力量去找国民党的茬。国民党若有“党库通国库”的粗大证据的话早被挖出来了。迄今未见民进党拿出像样的证据，倒说明国民党公私分明的功课做得并不差，经得起敌意十足的调查。可以预见，即便将来真挖出点东西，数额也不会很大。
1949年戒严军进军全国时，许多民众幸灾乐祸地看着国民党败退。他们讨厌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期盼着中供这声称要“推翻三座大山”的政权会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松活些。然而没过几天人们就吃惊地发现这“人民政权”比国民党政府贵多了。国民党的省市县党部是靠党产维持的民营社团。而共惨党的省市县党委却是坚决吃公款的“国家机关”。中供所说的“我党一切为人民”，原来是“人民养我之一切”意思。羊毛出在羊身上，“人民政权”吃人民。中国人身上的税捐负担倒比国民党时期更加沉重。一些老辈人说，解放初期人们常在私下里慨叹的一句话是：国民党千岁（税），共惨党万岁（税）万万岁（税）呀！
万官贪污不抵一党窃国。公款养党是窃国行为，其罪恶程度超过一切经济犯罪的总和。国共党员都有贪污行为。但贪污毕竟是不可告人的暗中舞弊捞财；而共惨党是全党出动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波澜壮阔地吞噬公款。国民党至少能在公开场合下旗帜鲜明地拒绝和谴责党库通国库的行为。中供连这点也做不到。中供几十年来一直旗帜鲜明地用公款养自己。共惨党人从不以窃国为耻，倒气势汹汹地随时准备捍卫党的窃国权。在他们看来，党既然打下了江山，接着坐江山吃江山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谁敢在中国大陆公开主张停止使用公款而改由自行募捐养党的话，谁就是共惨党的仇敌。别说提停止公款养党，哪怕提一提“削减养党开支以减轻人民负担”的建议也是严重犯忌，共惨党决不容忍。
政党私营，募捐养党。这是世界通则。各国 “资产”阶级执政党之所以都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最重要的原因是沾公款很难。各国的舆论界和反对党盯得很紧，执政党稍不留意就会被抓把柄。美国民主党人出任过多届美国总统，但他们别说批点钱给本党盖栋办公楼，更小的事都不好办。克林顿当政时，曾有国会议员追究副总统戈尔用白宫的电话和党内干部讨论为党募集经费的事情。那议员说戈尔用公家设备办私事，一旦查实就要判他的罪。这样的指控让我们中国人听来简直荒谬透顶：明明是党中央领导上班时间打电话过问一下“ 党的建设”情况。居然会有罪！如果哪天中供领导愿意讨论放弃公款而改靠募捐过活的新“党建”方针的话，中国人民只会烧高香道万福举行大庆贺，哪里会想到去问什么罪。这美国议员要在我们中国，轻松点说是有病，严肃点说就是欠劳教。
三、怎样界定“养党费”。中供要人民养党，是不可拒绝、不可讲价并且也是不可查询的。中供几十年如一日地吞噬公款，从来不向人民报个帐、说明一下本党的花销。自己不报告也不许他人过问。这使得使清查中供养党费用相当困难。目前这方面的资料几乎是空白。不能不承认，我们对支撑共惨党生存的庞大经济基础的了解是粗浅的。而不能全面正确地了解共惨党生存的经济基础，有关共惨党的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因此核算中供养党费用的事必须做，早就该做。如果目前还做不到精确计算，估出一个比较合理的数额来也是很有意义的。
那么，怎样估算中供的养党费用？哪些开支应该包括在内，哪些不应该？
广义上讲，任何被共惨党用于养护自己的费用都是养党费。被共惨党占用谋私的国家公器，比如戒严军、国家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机构等等，所发生的费用都可以算入“广义养党费”。从资金来源上看，“广义养党费”既包括公款，也包括私款。考察“广义养党费”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它让我们知道支撑共惨党存在所需的经济基础有多么庞大；“从不花一分钱搞竞选”的说法多么虚伪；共惨党长期霸占国民公器是怎样一种大规模的以权谋私的恶行等等。
但本文要考察估算的并不是上述广义的养党费用，而是比较严格限定的“专用养党费”。“专用养党费”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第一条、项目上，必须是专为共惨党而创设的项目。就是说该费用除了服务于共惨党外再没有别的用处。可以说“没有共惨党就没有这种费”。正常国家的纳税人不负担这种开支。一旦中供下台，中国也会废除这些养党项目，人民就可以卸除这部分经济负担。例如从中央到各省市县乡街道、以及学校及军队里的党委、支部等党务机构所耗用的资金，无疑属于“专用养党费”。正常国家里的纳税人养政府养军队，但不养执政党。加拿大联邦政府大楼里没有自由党“中央办公厅”的位置。台湾淡江大学各院系不必向民进党“校党委”的请示汇报；小鹰号航舰上也不会有共和党“舰党委”办公室。中国人从1949年起就毫无道理地供养着上上下下成千上万个中供党务机构，实乃千古奇冤，旷世奇冤。把中供赶下台就等于在经济上从中国人民头上搬走N座大山。人民辛辛苦苦缴纳的税金就可以省出来用于人民的福利。中国大批失学的孩子，贫困的农民，严重污染恶化的生态环境，将能得到好一些的照料。
让我以中国军费为例来说明这一条的应用。
如果采用广义标准的话，整个中国军费都算中供养党费。因为中供独占国家军队并坚拒军队国家化，戒严军成了中供一党的“党卫军”或私家卫队。国家军费即相当于中供的“家丁费”或者“护党费”。中供既然有胆公开地独占国家军队，自应当负责任地认下这笔军费开支账。既想独占服务而又拒绝买单，用社会学词汇讲叫做 “黑社会组织消费行为”，用刑法衡量就是“流氓团伙罪”。所以，除非中供把军队还给国家，否则这笔“广义帐”它赖不掉。
但用“专用养党费 ”标准衡量，国家军费不符合“没有共惨党就没有这种费”这一条。国家横竖要养军队，即便没有共惨党的时候也这样。因此军费不能全部算入“ 专用养党费”。中国军费中应该算入“专用养党费”的，是那些用于政委、教导员、指导员、中供中央军委以及军内各级党委支部的费用。这些是专用于保证中供控制军队的费用。一旦共惨党下台，国家就不再需要养活党中央军委和军内各级党委，中国军队也不必保留政委教导员指导员等等党干的编制了。因此，我把这些开销算入“专用养党费”。这样算起来，中国军警武装部门计入养党费的金额约为六十多亿人民币，而不是几千亿的军费。
第二条、来源上，必须是公款。具体说，“专用养党费”的资金来源限定为国家财政资金，国有企、事业资金以及各级政府以不同名目向人民摊派征收而得来的资金。这一条把私人自愿贡献的资金排除在外。这是因为公款养党是一种罪行，而私款养党则是正当行为。将来中国所有政党都必须私营。中供下台后如能依法登记并以募捐养活自己的话，我们将乐见其存在。依这一条，以下两项开支不算“专用养党费”：1、中供党员个人交纳的党费支付的项目，这属于私人贡献。2、非国有企业内的党委、支部、党办等机构的维持费用。虽然很多“集体”所有制企业并非自愿地供养中供党务机构，但这类企业接近民营性质，国家一般不为它们承担风险。所以它们的养党开支勉强可以算作私款贡献。共惨党下台后，国家应制定法律，让民营企业在规定的限额与方式下向政党提供政治献金。但国有企业就不行。国有企业资产是全民公有的财产，国有企业的风险由国家承担着。用国有企业资金维持党务机构就是公款养党。将来必须禁止。
顺便说说中供党费的价值。中供有几千万党员，交纳的党费数额也很大。但相对于天文数字般的养党开销来说，这笔收入仍然是个微不足道的量。人无横财不富，党无公款不壮。单靠党费维持的话，中供很可能在 1921年8月就散伙了。中供领导向来不把党费收入看在眼里。中供中央组织部1998年1月6日印发了《关于中国共惨党党费收缴、管理和使用的规定》，其中第三条“党费使用”规定：“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补充，其具体使用范围是：(1) 培训党员；(2)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党员教育的报刊、资料和设备；(3)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惨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4)补助生活困难的党员 ”。
看见了吧？“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补充”而已。一个支部的党员每月所交的党费，也许够支付该支部当月的书报杂志、学习材料、周末郊游、联欢抽奖、观看革命电影等费用了。但那办公楼宇、那辉煌装修、舒适空调、电脑手机，丰田宝马，头等机票、星级酒店等等重大革命开销从哪里出？国库，只有国库，才是共惨党活力旺发、威严长存的源泉。
考察“专用养党费”比考察广义养党费更有意义。因为“专用养党费”是由于共惨党的存在而额外产生的社会开销。是伴随着共产制度而发生的特有的罪恶。各国都有执政党滥用国家公器以谋私利的现象。但谋私谋到为一党利益而专门设计出一整套吞噬公款的养党体系的现象就只有在中国朝鲜等极少数国家里才有。这套养党体系将会随着共产制度的灭亡而被永远抛弃。考察“专用养党费”还使我们了解中国纳税人比正常国家的纳税人多承受了哪些额外的负担。为什么中国人的社会福利远远不如法国而“税负痛苦指数”却紧随法国而名列世界第二。考察“专用养党费”更使我们知道，推翻共惨党统治不但是政治上的大解放，同时也是经济负担的大卸除。
本文中提到的“养党费”都指“专用养党费”。关于各项养党费用的具体估算，请见附录部分。
四、雨露滋润禾苗壮，公款养肥共惨党。这世界上最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事物之一就是公款养党。公款喂养和“伟大光荣正确”政党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凡是靠公款喂养的执政党，都具有光辉伟大的形象，都享有最高的人民拥戴率。包括金正日那个瘪三王朝在内的全球仅存的几个“无产”阶级政权无一例外地被公款养得十分光鲜肥壮。而一旦失去公款喂养，靠着 “求爷爷告奶奶”的募捐方式维持时，党的形象立即和“伟大光荣正确”无缘。苏共到俄共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我们都记得苏联共惨党曾是怎样地荣耀。在叶利钦把该党取缔并将其财产收归国有。但并不阻止苏共换个名称重建。叶利钦毕竟是老共惨党员，对共惨党的生存机制一清二楚。深知“恢复其无产阶级本色” 乃是打击共惨党最有效的措施。果然不出所料。换名成立后的俄罗斯共惨党，在规模上仍为俄罗斯头号大党，且其党员也还占据着政府、军警保安以及学术机构里面的大部分要职，各方面条件都很强。仅仅因为失去了公款喂养的条件，该党维持“伟光正”形象的任务立刻就难于李白过蜀道。谁不相信这个说法可以去问问俄共中央宣传部，看他们下一次“百部优秀革命传统影视作品大推广”的计划何时能启动？资金设备何时到位，专业技术人员何时配齐？作品出来后如何组织各条战线干部群众观看讨论接受教育等等。我想可能还不等你问完，他们就会回答说：党库里那几个卢布还不够给中央领导以及老布尔什维克亲属们供应伏特加呢。革命传统教育的事就先放一放吧。
最令人称奇一点的是巨额公款能养出一个党的“大公无私、艰苦朴素”形象。如今普通中国人并不会觉得自己辛苦纳税供养着一个全世界最昂贵的政党，反倒坚信是其他国家那些需要借党员的家开会的穷党们在搞“金钱政治”。中国老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鬼推磨”是怎么样的，没人看到过。但共惨党借助公款的确做到了 “有钱能使鬼蒙人”。公款鬼蒙人的特点是多方位大剂量天天蒙月月蒙年年蒙。中国人从童年开始所接触到的教师、干部甚至长辈以及所有的文字和音像都反复地说，不是人民供养了党，而是党养育了每一个中国人。你有饭吃有衣服穿是党恩，你能上学是党恩，能成长能进步都是党恩。你“自然而然”地确认了共惨党的无上威严和恩情。党没有告诉你说党花了多少钱来养自己，你也会“自然而然”地觉得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们没花钱就拥有了办公大楼，就有了优厚薪俸，就能坐着豪华小车到处转等等。这里你丝毫感觉不出这严重的能量不守恒。你只是从心里觉得拥有这样的党除了幸福还是幸福。
不由分说强征每个人100元用于养党，这党一定要遭到人民痛骂。再强征每个人200元，100元用于镇压对党不满的声音，另100元用于对人民进行“正面思想教育”，这党就会受到人民高度拥护。这就是共惨党的“辩证法”最绝之处。敛财力度和花钱额度登峰造极时，“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辉形象就树立起来了。厚至而达无形，黑透而显无色，奢极而成“无产”。这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能出现的一次恶迹。
附录：各项养党费用估算下面把养党费的几个主要项目列出来，欢迎各位评判。
利用上述专用养党费的两条标准，可以借助一个简便的方法去认定具体的养党项目。那就是把机构和其他国家对比。凡是中供的养党机构，要么在正常国家里找不到对应的机构，要么虽然能找到名称相似的机构，但资金来源完全不同，功能性质也完全不同。以下分项目说明中供的养党费用。
第一项，中国各级“五套班子”中，有三点一套养党。
各国政党执政是指该党“组阁”，党务机构仍靠自己募捐养活。中供则把全套党务机构甩给纳税人供养。中国的各级政权，除去乡镇一级外，每级都有五套班子：党委、纪委、政府、人大、政协。和正常国家相比，这五套班子中只有政府和人大这两套可以在其他国家找到对应的机构。而党委、纪委和政协这三套完全多是出来的。中国的政府本来就以臃肿庞大著称，中国人民负担世界上最庞大臃肿的政府机构已经很不公平了，在此之上还要再供养三套以上同样臃肿的养党机构，就更不公平了。
前面已经提过中供各级党委机关的庞大与阔气。人们此也早已熟知。这里再补充一点人们在各级党委驻地所看不到的奢侈。中供不但用公款兴建办公设施，还用公款兴建休养设施。这些休假的设施经常占据着风景旅游胜地内的最好地段。省委的休养地通常建在本省一两处地方。而中央级的休养设施则遍布全国多处地区。这些设施常以隐秘独占方式管理。宁可长期闲置也不对游客开放。而在闲置期间始终保持足够的招待和维护人员，定期清扫更换，日夜值班待命。这种管理方式给中供领导人的穷奢极侈提供了良好的掩护。人们偶然从陈希同案中看到一点点这类安乐窝的真面目。各级党委究竟经营着多少同样或者更奢侈安乐窝，谁能说得清？根据丁抒的《人祸》一书，１９６０年前后正当中国陷入空前严重的大饥荒时，各省市竞相为毛泽东建宾馆以及带游泳池的“水晶宫”。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原本已有许多高级宾馆的情况下，又为毛兴建规模宏大的西郊宾馆，连同园林、花木，占地一千多亩。（上海市委称它为“四一四工程”。）内有一百多人长年守着空别墅待命。而十几年里，毛总共只住了几天，浪费的金钱不计其数。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六月回韶山时，指定在滴水洞为他建别墅。毛自己当然一分钱不出。国家为这工程从一九六○年下半年开工，直到六二年底才完成。从此一个连守卫着那片空房，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几天。即使用不着也要照花钱，可见共惨党挥霍人民的血汗劳动成果是多么地随意。
为什么政协和各“民主党派”也是共惨党的养党机构？
有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要把政协机关经费也算入专用养党费。其实对照专用养党费的两个条件不难理解。政协机关靠公款维持这一条是众所周知的。政协机关的日常维持费用以及每年的政协会务费用均由国家财政拨款提供。这一点不会有疑问。可能产生疑问的地方在于政协机关是否是“专为共惨党利益而设置”。让我做进一步说明。
从组织人事上看，众所周知政协主席必须是同级中供党委的常委。而政协常委人选，要么须经中供审核批准，要么干脆由中供派人去充任。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就是被共惨党派去当本市民盟负责人兼市政协常委的。我们同学曾听说老师争取加入中供，没想到他最后入了民盟。师生相聚时有同学戏问老师道：是否因为中供不收，您才愤然改入民盟？老师否认并郑重其事地说：“组织上认为我在党外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到民盟去不过是在不同岗位上为党工作而已。我不能和组织上计较这个 ”。我这才知道原来老师是被“组织上”派到民盟去“工作”的。怪不得他入民盟不久就被该盟“选”为副总干事后来又被“推举”进了政协。原来一切早由“组织上”安排好了。老师是中供长期“思想改造”恶政的受害人。显然认为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好的，用什么手段去执行都可以。其实不仅民盟，任何一个中供掌股中的“民主党派”都不例外。
从功能上看，这些名为“政党”的团体却坚决不要执政，唯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给共惨党打下手，让党永远放心。它们跟中供的下级支部同样忠诚。政协会议“协调各党”其实不过是“召集党外支部做出拥共姿态”的另类说法。这种“多党合作”分明是一党操盘的多簧骗局。这是共惨党所干的最不要脸的事情之一：派党员去扮成“外党人士”的样子，然后再凑过来深沉凝重地秀一番“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戏。真叫人恶心。
由执政党批钱养一群“在野党”。这种奇事好像在前苏联也没有过。这既说明中供对国库极尽挥霍之能事，更反映出中供领导人深重自卑的内心。中供领导虽然铁心要独裁，但也知道独裁不光彩。“称孤道寡”的确很受世人鄙夷。为了填补这种难忍的自卑，就挖空心思地组织人马演出“多党合作制”。希望通过“民主”表演活动来冲淡独裁者丑陋的形象。每年的“两会”期间，这种多簧配合的段子照例上演一回。别看戏路单调乏味，演出的费用却很沉重。虽然每年演出时间只有几天，要命的是所有的“戏班子”都必须常设。从中央到每个县市都必须设立政协并“按规定”组建若干“民主党派”。这样一来，中国纳税人还得常年供养着从中央到县级这样一套数目庞大的“在野党”。其他各国纳税人只养政府。而中国纳税人养了政府还要养执政党，已经够冤了。岂知这还没完。中供意犹未尽还要人民再养些“在野党”以美化自己。税上加税，冤上加冤。有朝一日政权还给人民，政协这骗人的养党机构必须废除，肮脏开支必须立即停止。现有的这几个冒牌的“党”，要么去组建独立的政党，要么正式并入中供恢复其“支部”的本来面目。不管执政还是在野，统统都自行去向民间募捐养活自己，不许再吃纳税人的钱。
五套班子中还有零点一套养党机构在哪里？
党委、纪委、政协，这是各级五套班子中的三套班子。但何来三点一套之说？这“零点一套”养党机构在哪里？它在“人民政府”这套班子里，是中供安插在政府里的党组、党办和一些神秘性的党务机构。
美国劳工部里有共和党“党组”的编制吗？不可能有。布什最多能派共和党人去当部长。他要敢在里面设本党党组，国会一定饶不了他。而中国的各级“人民政府” 里却设立着大量的中供“党组”。外加一个统管性质的“直属机关党委”。从国务院各部委司局到省市政府的各部门均照此办理。党组比党委小，但往往也有专门的办公室和秘书等专职干部。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的简历中，有“1982年后，任电子工业部党组办公室副处级秘书、副主任（正处级）”的记录。显示一个部级党组的摊子还不小。这些党组占用政府公务员编制和办公设备。给国家增加了额外负担。中供本来没有必要在政府部门里叠床架屋地设那么多党组。明明已经有了各级党委，且政府各部门里重要的职务也都由中供党员担任。有些地方的市委和市府还在同一座大院里或同一栋大楼里办公。市府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市委的眼睛。党对政府的控制已经达到超严密程度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可见共惨党是一类内心永无安宁的政治动物。“失控”的忧虑永远存在，监控的机关永远不嫌多。反正是国库的钱，不花白不花，机构不设白不设。一切有人群的地方都要有党组织看管着。支部要建在幼儿园上，党组要设进部委厅局。“党组”遍布政府各个部门，数量很多，所耗用的公款不是小数字。
各级政府里还有一些神秘机构。你也许听过“省府或市府N办”这类名称。这种机构通常是政府里的一个专项办公室或者某个工程项目。但有的却是共惨党设立的特殊机关。共惨党性喜黑暗。哪怕在自己统治的天下里也爱搞“地下活动”。这类特殊的机构名称虽然是“政府”的什么办，实际上是党的机构。其人事和日常运作都归同级或者上级党委掌控。这样的神秘机构具体情况不容易弄清。过去外界知道略多一点的是中供的特务机关“调查部”的派出机构。调查部在中央的机关为“中央调查部”，但省市级却不以“省/市委调查部”而是以“省/市府第二办公室”的名义出现。现在二办并入国家安全局。这些机构依然专为“党的安全”而非“国家安全”而工作。豇贼民与俄国人的秘密领土交易有损害国家安全之嫌，但国安局不会去调查。相反他们会严查并迫害那些揭露这种交易的人士。在正常国家里，“反党”是公民的权利。国家安全机构不会去调查制止反党行为。因此中国政府中这些专门为党提供的服务就是额外多出来的。其所开支的费用，理所当然应当划入“专用养党费”。
以上两个方面，构成“零点一套”养党机构。
对各级“三点一套”政权班子所需养党费用的估算。
我在前面说过，中供以公款养党自己不报账更不许别人查账。这给我们估算养党机构的费用造成一定的困难。我们只能从一些已知的事实入手进行推算。具体方法是：
第一步，估算养党机构供养的人数。这个人数包括在职人员，也包括离退休人员。
在职人数的估算。首先要指出，估算时不能不考虑中国党政机关超编的现实。中国学者和官方已经提供很多资料证明了超编现象的严重性和普遍性。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民政部官员詹成付的一份调查分析论文指出他调查的15个乡镇定编只有404人，而财政实际供养人员达882人。超编118%。在估算各级三点一套养党班子供养人数时，必须对其定编人数乘以一个超编系数。若按詹成付调查的数据来定，这个系数会高达118%。显然偏高。但从国内各方面报道的情况看，超编 20%-50%是很常见的。我从低估算取20%。
养党机构的离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和住房医疗福利，无论是否由原单位支付，都是公款开销。离退休人员的待遇并不比在职人员低多少。特别是离休人员，不但离休金高于普通干部工资，还享有优厚住房补助和医疗保健服务等。所花公款不菲。离退休人员数量，可按在职人员的一定比例推算。近年来离退休人员生活质量提高，活到七、八十岁以上者已很常见。就算平均活到七十五岁。则退休生活年龄段为15年（60-75岁），在职工作年龄段为40年（20-60岁）。假定机构规模基本稳定，则离退休人员比例大致为15/40=37.5%。我从低按三分之一（33%）估算。
我估算各级“三点一套”机构的在职人数时，能找到定编资料的，就以定编资料乘以超编系数推算。找不到定编资料的，就用其他间接的方法估算。我找到一些市县和乡一级的定编资料。估算出市级“三点一套”养党机构约供养400人，县级120人，乡镇街道级１2人。这些是大概数，但也是低估数。目前还没有找到中供中央和各省、直辖市“三点一套”机构的定编资料，只能通过间接方法估算。
关于中央级“三点一套”机关。偶见不同途径所透露出数字，即令人觉得其规模出人意料地庞大。根据网上流传的高新所著《领导中国的新人物》一书，仅中供中央办公厅系统就有编制三千八百四十八名。而知名度不算高的中供中央编译局，自称有党员三百一十三人。考虑到一个单位里党员比例通常少于三分之一的普遍情况，这个局的总人数当在千人上下。中供中央的每个部有多个局、室。中央统战部有六局一室一个办公厅和一个机关党委。而中联部则有十局两室一个办公厅和一个机关党委。这两个部的编制人员不会少于编译局。中宣部中组部这种大部所供养的人数应当更多。中供中央警卫局局长拥有上将军衔，所辖警卫部队当在师级规模以上。扣除警戒国家机关的兵力后，应有千人以上用于保卫党中央。为了镇压flg，中供紧急成立凌驾于政府和司法部门之上610办公室。不惜代价地对flg进行野蛮镇压。显示中供中央机构可以不受编制限制而随意扩展。保守地估计，单是中供中央机构的规模就在万人以上。加上中纪委、全国政协机关、“民主党派”总部、国务院下属各部委司局里的党组党委机构等等，中央一级“三点一套”机构人数应该超过一万五千人。最少不会少于一万二千人。
省级“三点一套”的规模，也靠间接推算。安徽省委机关幼儿园的网页上介绍该园情况说：“省委机关幼儿园座落在省委大院内,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现有 14个班级,450多名幼儿、40多名教职工。”在没有更好资料的情况下，我用这个数字推算该省委机关供养的人员数。我们知道，在中国一胎化政策下，一个职工从二十岁左右就业到六十岁左右退休，四十年里最多有三年时间能够向幼儿园提供生源。假设省委机关工作人员的年龄段是均匀分布的，那么任一个时刻里能够提供一个幼儿生源的职工群体为40/3，即13个职工可提供一个。考虑到拥有幼儿的职工可能选择其他寄托幼儿的地方，比如在配偶一方就近的幼儿园，在住家附近的幼儿园或者交付老人照看等。这个比例还要增大约一倍。即相当于26个职工能向省委机关幼儿园提供一个幼儿。这样，该省委机关幼儿园里450名幼儿就代表着一个11700人的职工群。当然省委机关幼儿园可能还招收非省委机关职工的幼儿。但外来职工提供的生源比例会小于省委职工生源的比例。就算省委职工和外来职工的孩子各占一半。我们还可以保险地说，中供安徽省委机关供养的人数不少于5850人。考虑到各省差异，我再向下打个折扣，按平均4000人估算省委省纪委机关人数。加上省政协机关、省级“民主党派”总部和省府各部门中的党组党委等等，省级“三点一套”养党机构的规模估算值为5000人。这应该是很保守的数字。
第二步，乘以中国公务人员平均的工薪福利率，得出人员经费。
工薪福利率指人员的工资津贴住房医疗的福利等。不包括办公设施和用品等开支。关于这个工薪福利率的资料差异比较大。网上有些文章算出的数字很大，声称养一个党政干部每年需要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民币。我相信，把党政官员一些不正当（所谓灰色）收入都考虑进去的话，这个数字并不太高。但本文采取保守估算方法，不考虑比较不确定的灰色收入。浙江省金华市政府今年二月发出《关于完善市级机关事业单位经常性经费支出包干办法的通知》的文件。文件中关于人员经费的包干标准是：最高的厅局级干部每年7.5万元，最低的科员以下者为每年3.3万元。如用这个标准作为全国性标准仍然会偏高，因为金华是比较富裕的市。贫穷地区的党官们的花费会比这个低。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郑楚光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中按每年人均三万元计算中国公务人员的年人员经费。这是我所见到的最低的标准，就用这个值。
第三步，由人员经费在总开支中所占的比例推算出总费用额。
人员经费以外是建筑、设备、用品等硬件以及公务差旅会议等费用。各级别各行业中人员经费在总费用中的比例很不相同。在楼宇辉煌设备精良的党政机关里，大量的钱花在好楼好车好设备上了，人员经费所占比例自然低。而在房舍简陋办公设备不足的教育系统，人员经费比例可高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我们考察的是有权有势的养党机构。这些机构在一方土地上总是在最好的楼宇里办公。乘用最高级的车辆，使用最先进的电脑手机等等。出差办事总是乘坐高等的舱位住星级酒店，一顿会务 “工作餐”就要吃掉几百上千元。他们的各种开销水平怎能和那些在陋室危房中上课的民办教师相比？怎能和连一部小车也没有的县中学相比？因此，“三点一套 ”机构里的人员经费比例不会高，我按55%到65%计算，中央和省级按55%，地市级按60%，县乡两级则按65%计算。
以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所提供的中国行政区划数为基础，按照上述三个步骤，我估算出各级“三点一套”养党班子供养一百五十六万余人。每年耗用养党资金约七百二十亿元人民币。
第二项，学校系统中的养党机构
如果美国某大学根据谁在白宫掌权而相对应地在本校设一个“校党委”和一个“校团委”，同时每个系或专业也都养个“党支部”的话，很可能成为轰动全美的丑闻。该校学生一定会拒绝为养活这样的机构而支付额外的学费。
而在中国，岂止大学，从幼儿园起就有党支部了。支部建在娃娃头上。又一项具有中供特色的养党体系。小学一般设党支部。编制上是一两个人。中学多设党总支，下辖若干支部。中专学校以上基本设党委。高校里的党务机构层次更多，从校到院系所再到学科专业都有专职的党务工作人员。多的可达上百个党务机构，少的也有十多个。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０4年统计公报，全中国在２００3年拥有高校１５５２所，中专与中学８９３９８所，小学４２５８４６所，幼儿园１１６３９０所。按每所高校（包括下属院系所）供养党、团机构工作人员２0人，中专与中学３人，小学１人，幼儿园0.1人（部分幼儿园不设党支部，故按平均每10所幼儿园拥有一名党干估算）。估算全国学校（不含党校）系统里的党务机构供养约九十六万人，每年消耗养党资金约三百六十五亿元人民币。
中供各级党校不同于普通的教育机构。这些机构是专门为共惨党培训党官的场所，它们直接为共惨党掌权服务的性质是明显的。党校的费用应当全部算入“专用养党费 ”。根据中国《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透露，全国有２５００多所党校。按每所党校拥有３０名在编教职工、１０名离退休人员算，全国党校系统每年约需资金三十亿人民币。
学校系统还有一项重要的养党开支，就是设置专为共惨党服务的政治课程。从幼儿时代起，中供就有系统地对人民进行愚弄性的灌输。从幼儿园到大学研究生课程，都被中供塞进美化自己、贬损政敌、歪曲历史的内容。各级学校都设专门教研部门负责这些教育。学生被强迫学习这些课程，还必须通过考试才能毕业升学。这种课程和其他各国学校里的历史和社会学知识课程是不同的。因为它是专门为一党服务的课程。这种课程封闭学生的思想，灌输虚假的历史资料，造成学生终生性的思想方法错误。这种教育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教师和学生都不相信教材的内容，但都认认真真地完成教与学。显然共惨党推行这种教育的目的不在于让学生相信课本的内容，而在于训练学生懂得服从权威服从教条而忽略真理泯灭良知。中国人民今日对高官权贵的逢迎、对弱小同胞的冷漠、对投机取巧的热衷、对作假行为的容忍等等都显著于他国人民，也显著于港台同胞。这种整个民族在品质上的退化现象，正与中供在学校中推行反人类的政治灌输密切相关。
我用估算学校党务机构相同的方法，估算出这项护党课程的校内机构开支约为每年三百六十亿元。必须指出，这一项所开支的养党费用，不仅仅增加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更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前程。共惨党下台后这一套洗脑体系一定要废除。但中供毒化华人心灵的教育后果还会延祸许多年。
第三项，公款养活的“人民团体”
中国有一类党办的“人民团体”。它们在名称上与其他国家的社会团体很相似，但性质完全不同。工会、妇联、共青团、工商联、作家协会等等都是以民间团体名义存在的共惨党分支机构。
1、它们是“官”而不是“民”。在正常国家里，“社会团体”和“官方机构”相对，即“非官方机构”，ＮＧＯ。而中供搞的“社会团体”却是官方机构的一部分。这些团体里的领导人由共惨党任命，具有“国家干部”身份，吃着皇粮。一个人离开政府机关去从事工会活动，在正常国家里叫做“弃官为民”，而在中国却属于“工作调动”。用党的话说是换个岗位为党工作，或者叫党往不同部位上拧螺丝钉。
2、正常国家里社会团体的经费基本来自民间募款或者会员缴费，国家只给个别团体极少的补助。中供搞的“社会团体”基本靠公款过活，其机构设置都在国家“定编”之内。
3、正常国家里社会团体与执政党间没有隶属关系，而中供搞的“社会团体”在章程里明明白白地写着由“中国共惨党领导”的字样，毫不掩饰它们是共惨党分支机构的性质。这些团体的机关里，都设有共惨党的党委和支部。
4、正常国家里的社会团体多元化，五花八门的工会、商会、妇女、青年等组织并存发展。而中供搞的“社会团体”具有完全垄断排他的性质。中国“妇联”的功能就是阻止中国妇女自行联合起来；中国“工会”的功能就是阻止中国工人建立自己的工会。
毕竟是吃公款的养党机构，它们内部机构设置也很像党委机构。比如中华全国总工会，设有办公厅、组织部、宣教部、机关党委、机关工会、离退休干部局、国际联络部等22个部门，每个部门下面再分若干处室等。完全就是大官府衙门的派头。正是这种衙门的存在，中国工人们无法组织自己的工会，工人的权益长期遭到剥夺。
中供搞的这些“人民团体”是针对某一方面人民进行控制的机关。其真正功能是监视和防止各界民众对中供不忠诚不顺从，禁止各界成立维护自身权益的独立组织。这种吃皇粮而帮助执政党压制各界人民的“社会团体”在正常国家里是不存在的。因此这些团体的经费，完全属于专用养党费。一旦中供下台，它们必须转为非政府组织，不能再靠公款生存，不能再为一党服务。
这些党办公养“团体”的在职人数，按中央级1000人，省级300人，地市级60人，县级25人估算，乡镇级不计。每年消耗六十多亿元人民币。
第四项，军警法院和检察院系统等国家机器中的的养党支出。
2002 年10月10日新华网发表记者徐壮志、孙彦新所写的报道《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我军党建水平明显提高》。报道指出：“据统计，自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全军和武警部队有上万个党支部受到团以上表彰”。我们可以据此大略推算戒严军和武警部队里党务机构的规模。就算戒严军和武警当局滥用表彰手段，平均每三个支部就有一个被表彰，则戒严军和武警大约拥有三到五万个基层党支部，按四万个算。每个支部必有一个正职（比如指导员），大一点的单位还有一至数名副职（副指导员）。平均每个支部按1.5名党干计算，全戒严军和武警就拥有九万左右的基层党务人员。基层以上还有党务机构，一般营设总支，团以上设党委，直至最高层的中央军委。通常一个师级单位有二十个左右的党委和总支，下辖五十到两百个基层支部。按照八个支部有一个党委/总支，每个党委/总支平均用三个人算。全戒严军和武警就拥有七千五百多个党委，供养人员约两万多。基层支部和上级党委相加，估算全戒严军和武警共拥有党务干部约十一万人。
除了戒严军和武警部队，中国还有地方武装单位。从省军区到地方军分区再到市、县区的人武部、县中队等，每一级都有党委或支部，都有政委指导员编制。全国算下来，也该有一到两万的党干，按一万五千估算。
这样，估算中国军警和地方武装机构里党务干部的总人数为十二万八千人。每年支出的专用养党费约六十四亿人民币。
法院和检察院系统内的党组。根据中国检察日报的“正义网”，中国有各级人民法院3556个，人民检察院3846个。按每个院内平均两个党干来算，共有近二万人，耗用养党费用约十亿元。
第五项，国有企业内党务机构
根据国家统计局1996年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全国国有经济企业按规模划分的统计数为：万人以上的大企业有566家，五千至一万的1281家，一千至五千的 18804家，五百到一千的30830家，一百到五百的269496家。分别估算上述各规模企业中平均党务机构人数依次为：20，15，5，2，1人。其他条件与前面项目相同。这样算得国有企业内养党机构供养人员六十多万人，每年耗用国有资金二百八十多亿人民币。
第六项，党的喉舌以及为党宣传项目中开支的养党费用。
宣传，是共惨党花钱力度最大部门。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强大影响力来欺骗操纵影响人民，是共惨党政权得以存活延续的保命法术。为了保命，共惨党花钱决不手软。这方面的养党花销数额巨大，可能占到中供整个养党开支的三分之一。但由于这方面的开支非常庞杂，很难估算。这里把一些滥花公款的现象列举出来。然后做一个粗略的估计。
西方竞选期间，各党花不少钱上电视台做广告。那些广告基本是按秒算钱的，时间长了吃不消。而中供的喉舌电视台每天都必须美化党的领袖，吹捧党的政策，攻击党的敌人，欺骗党统治下的人民。这些节目绝不晃几秒就过去的。而是数分钟甚至数小时地延续下去。如果按照正常价格购买电视电台广告时间这样做的话。每天该支付多少钱？
西方媒体也追逐报道政治领袖。但注意力集中在领袖人物的丑闻和弱点上。而中供垄断下的成千上万媒体只能为树立党的威望歌颂党的恩德而工作。谁能算得清，有多少中供官员受到公款制作的影视作品和音乐戏剧的歌颂？这方面花钱最多的是毛泽东。他的威望因而最高。“老一辈”中供中央政治局成员，只要不在党内斗争失势，都享有公家出钱编制的音像作品的歌颂的服务。１９９０年代有段时期不知来了什么毛病，掀起了一阵歌颂政治局委员爹妈的热潮。豇贼民的继父（江上青），李朋的养母（邓颖超）、生父（李硕勋）和生母（赵君陶），邹家华和李铁映的父亲（邹韬奋、李维汉）等等都出了专门的影视片子。而李朋自己几乎天天要出镜，那一阵的中央电视台简直就成了李朋的“全家福”表演站。李朋父亲的电视片前后至少出了三部（10集电视连续剧《李硕勋将军》、6集电视文献纪录片《李硕勋》、电视纪录片《革命烈士李硕勋》）。不但在电视上生辉，还要在各地光耀。李硕勋故居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川高县建了他的纪念馆。海南海口市建了他的陵园、纪念亭。还把海口市一条路命名为“李硕勋路”，把一所学校命名为“硕勋学园”等等。这一切都是用借助国家权力动用国家公款办到的。不是以权谋私又是什么？问问各国财政官员，他们国家财政开支里有没有这一块？美国纳税人能不能允许小布什从美国财政里拨几百万请好莱坞拍部歌颂老布什的电影？
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不算经济账。这是几十年来的既定规章。在文革前后十多年时间，国家计委制定计划时必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列为国民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资金、设备、材料、人力，技术等资源必须绝对保质保量供应，不得挪用，不得延误。1960年代中国遭受严重饥荒的时候，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不但没有减缓，还增加了力度。那几年里大多数国民经济社会统计数字都下降了，只有人口死亡率和毛泽东的威望等少数指标保持了同步增长。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奇特的现象。宣传共惨党及其领袖的电影戏剧总是兴师动众搞全国性协作。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动用十几个省市和各军种的宣传力量，经历一年多才完成。九十年代拍摄电影“大决战”，总导演李文化向外国媒体透露：初步预算七千万人民币，但实际耗费在两倍以上。影片动用全国5个军区100多万部队和大量人民参加拍摄。陇海铁路被停运几十分钟以拍摄“实景”。天津市封锁市区最繁忙的交通地段达十几个小时，市政府大楼被用于拍外景，故意把上百个玻璃窗打破。一部电影，直接成本就上亿。还有这扰民伤民的间接损失怎么计算？
还有，宣传党的书籍出版了、报刊印成了、电影电视拍完了，但是没有什么读者观众怎么办？有了公款就好办。共惨党无非再动用些资源进行推广罢了。当年推广毛选，搞到人手一册至多册的程度，以便你在车间、在地头、在家里、在办公室、在旅途中、在病床上等都能读毛选。免费赠送毛选成了制度。下乡时送一套、返城时送一套、招工时送一套、参军复员、入学毕业、住院出院、结婚离婚等等都是送毛选的时机。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毛选则是按书分配，印多少就得送多少。而毛泽东在动用巨额公款给自己编制发行著作之后竟然还收取了上亿的“稿费”。近年来为现任领导人公款出书情况收敛了一些。但为美化中供以及 “老一辈”高级党官而大量动用公款编写出版宣传物的情况仍然十分普遍严重。各级图书馆中“革命史”、“革命事迹”一类的出版物早就堆积如山了。然而中供仍然不知疲倦地组织力量编写发行着。
党报党刊没人订？于是就靠行政命令搞强制订阅，每年各级党的宣传部都要开一次“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下指标压任务，外加“私订公助”、“集订分送”等等花样软硬兼施保证党报的“稳定发行”。对于乏人问津的革命电影，则采用公家出钱买票，组织干部群众观看的方法。不惜中断正常工作在上班时间组织观看。幼儿园教师“接上级通知”要去看革命电影，家长就必须提早半天把孩子接回家。这样的事本人就经历过多次。
铺天盖地的宣传，必然要花掉铺天盖地的钞票。我们知道中供在媒体、出版、影视艺术等等方面的养党护党花费是巨大的，粗略估计应该不少于一百五十亿元人民币。
不但要搞正面宣传，还要压制“敌人的声音”。中供干扰国际广播，封锁网络的强度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而干扰封锁需要昂贵的设备和大量人力。有中国学者指出，苏联曾在所有人口20万以上的城市里设立了干扰台。到1980年代中期，全国大约有3000部干扰机，设置费用共花了约2.6亿美元，每年还要花维护费约 2.5亿美元。这笔费用比苏联办国内广播的经费还要多。鉴于中国人口众多，2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是前苏联的好多倍。中供封锁真相上一向是不惜血本，宁滥勿缺的。因此在干扰国际广播方面所花的钱肯定是前苏联的许多倍。此外中供还要在东南沿海省份压制港台电视节目的传播，更要对电脑网络和电话手机通讯等进行严密的政治性控制和封锁。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保守的估计，中供在此方面的每年的花费不会少于20亿美元。即在一百六十忆人民币以上。
此外，中供还有一项很大的“革命传统教育”的开支。就是为共惨党自己高级党官以及英模人物建立纪念馆纪念碑物。共惨党的历史实在充满了罪恶。它掌权以前大部分的时期里都是搞武装暴动割据国土建立洋式马列政权。在抗日战争时期它是躲避日寇袭击国军破坏抗日的。出兵朝鲜则是支持侵略者服务于苏联帝国的野心。这些历史的真相对共惨党很不利。为了对抗真相美化丑恶的过去，为了粉饰本党及其领导人的形象，中供不惜工本修建了大量的纪念馆纪念碑和其他纪念建筑物。这些设施的投资和维护费用由民政事业费中开支，挤占了扶贫、抚恤方面的资金。这类建筑物早已多到泛滥成灾的地步，但各地每年还在抽调资金用于新建扩建和维护。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兴建“红色旅游”线路的消息，动则投资百万、千万甚至更多资金上去修陵树碑建堂立馆。照看这些碑亭堂馆亦成为党官们安插亲属吃财政供养的好机会。新华网报道过某地居然可为一座只有三个墓碑的陵园安插二十多份职位的奇闻。全国这方面的花费，每年应达数十亿元。按三十亿计算。
第七项、资助他国共惨党及其武装力量的非法外交费用。
中供在夺得政权之后的头几十年里向外输出革命。资助着几十个国家里的共惨党和反政府的武装力量。有些是暗中进行的，有些则是公开或者半公开的。这些行动耗费了人民大量的钱财。给中外国家人民都造成了灾难。这种对外资助无助于国家间正常的外交关系。相反这种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破坏了中国和邻国的正常关系，激起了邻国的反华浪潮，给华侨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因此这些钱称为“破坏正常外交关系费”比较妥当。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供一九六五年支持印尼共惨党搞武装政变。造成印尼与中国断交，并在印尼激起了长达几十年的反华排华浪潮。但是毛泽东不在乎。因为他是受益者。败坏中国国际形象地活动总会导致毛泽东在国内威望的提升。因为中供喉舌可以不理睬各国舆论，单单报道海外亲毛组织认真学习“毛选”，运用毛泽东的“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等方针去战斗并且“ 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消息。这些虚假消息对国内人民有很大的愚弄作用。毛泽东就从“中国人民的红太阳”顺利升级成“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了。
还有些洋人利用毛泽东这种挟洋心态搞欺骗，骗走了不少资金。ＢＢＣ曾经报道说，荷兰秘密情报人员贝维伪装成一个荷兰共惨党的领导人骗得毛泽东的信任。在中苏决裂之后中供为贝维出资成立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还出钱供贝维周游世界。所花费的资金在一百万英镑以上。在1970年代，一百万英镑不是一笔小钱。但中供不会在乎，老毛更不在乎。就算知道了真相，毛泽东也不会心疼。因为他的目的达到了。这个洋人只要每年七一或国庆节打着西方“反修”政党的旗号给毛泽东发一封贺电，就足够让老毛增添不少“自重”了。
邓小平掌权后，为了引进外资挽救中供的濒临破产的经济，需要和东南亚各国修好。于是邓断然背弃了东南亚各国里那些忠心耿耿的“兄弟党”。中止了对他们的支援。听任他们被本国政府军队一点点围剿消灭。从此后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就正常化了。这也反正了毛泽东那些“援外”支出对正常外交关系只有破坏性。
现在中供不再支持外国的反政府武装力量了，这是好事。但中供中联部对外活动仍然很频繁，其任务仍然是联络世界上残存的“兄弟党”，为挽救必定衰亡的国际共运进行最后的努力。这个必定失败的努力继续耗用着中国纳税人的钱。
此外，中供这些年来把越来越多的资金投放在海外媒体的扩展和收购、社会团体的渗透、加强公关运作等方面。根据大ere揭露，中供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不断扩大向世界传播的范围。原本只要6-8颗卫星就可以把全球覆盖住，而中央电视台却在全世界租用了37颗卫星！中供希望操控海外华人组织和华文媒体为自己所用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光是为了压制flg就进行了多方面多年的努力。为了中止新唐人电视台与欧洲卫星公司的合约，中国有关公司向欧卫提供大批合同。这种明显带有政治意图的大规模利益输送，没有中供的背后支持是不可能的。中供在海外扩张势力的规模是很大的，所耗用的外汇也不是个小数目。估计每年应该达到数亿美元。这里且按二十亿人民币估算。
以上七项的总和，为两千二百六十多亿人民币。这就是我估算出来的中供每年所耗用的养党费用。我知道大陆有学者声称当前单是中国官车的车费每年就达四千亿元。而我估算出来的养党费才刚过该数值的一半，因此我可能估算得太保守了。但我觉得我的算法有理，就不打算去改它。不过毕竟由于资料不足，又是第一次进行这样的估算。难免会有误差。衷心欢迎读者挑剔纠正。经过不断地改进修正，最终总会找到比较精确的估算值的。只要这篇文章能够引起人们对中供经济消耗量和剥削量的更多分析与思考，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