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bullog.cn/blogs/zhaomu/archives/262417.aspx
今天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我的朋友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
前段时间有个朋友从外地来北京开会,晚上10点多去洗脚屋洗脚,因经不住诱惑被小姐拽上床,正好这时警察赶到,被抓到治安支队,我们本来以为没有多大的事,罚款就行了,可谁知后来被治安处罚行政拘留15天,后来又听说拘留完后会直接转收容教育半年,这下我就比较急了,半年可怎么办,家庭和工作都没有了。只好托人来办这个事,因为我也是外地来京的,在北京也没有什么关系,只好托朋友来打听,最后听到一个朋友说需要花15万,还最少要在收教所待3个月。我觉得花的钱太多了,还有现在只不过是拘留15天,还不一定会收教半年,说不定到时候就放了。在朋友拘留期间,我托人介绍去拘留所看过3次,据说里面的待遇很不好(好,谁都愿意去了,起不到惩罚的作用),最后几天听拘留所的人说,朋友肯定会转半年收容教育的,让我赶快想办法,朋友也很急,告诉我不管花多少钱都要把他捞出来。
我又开始想办法,最后一个朋友介绍在拘留所旁边有一个律师事务所,那里可以办,我给一个律师拿了3万,签了协议,办不了的话,退钱。15天过去后,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他要被送到收容教育所了,半年。律师告诉我现在是年关了,抓的比较紧,警察的任务也比较重,如果任务完不成的话,会直接影响他们的考评,所以现在没有人敢放,上面要求放的话,没有办法给办案民警交代。只好把3万快钱退给我(律师还是有一定的职业道德的,办不了就退钱)。
这条路行不通只好等下一个环节来操作了,朋友拘留半个月后不出意外的被转到豆各庄收教所,収教半年。周三接见日去送了一些日用品和书,在会见室看到很多人,朋友告诉我这些人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进来的,有老的又少的,各色人等都有。最后走的时候,朋友告诉我赶快把他捞出去,里面太乱了,忍受不了。我只能告诉他我会努力的。
某天我在包头出差,朋友从拘留所里打来电话,告诉我他的管教可以帮他出来,需要5万,叫我赶快和他联系,周日回到北京,我给管教打电话,管教说见面谈,让我先带2万给他办事,剩下的3万以后再说。我们约在一个咖啡馆见面,他把具体的操作方法告诉了我,说是每个月北京收教所都会向河北邯郸或者是唐山收教所转送人员,下个月他可以安排我朋友转到河北,然后从那边出来。我想既然是收教所的管教,这事肯定没有问题了,就把2万元给了他。谁想过了半个多月,管教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是年关不是太好办,如果非要出来的话,需要10万元,再给他3万,另外5万给河北收教所,如果同意的话,明天就可以把我朋友转到河北邯郸。我和朋友商量了一下,朋友说10万也办。
第二天我朋友被邯郸收教所派的车接到邯郸,同车共有160人。
我想这个管教也太黑了本来说好的5万,现在一下子涨到10万,太没有职业道德了。正好我有朋友在石家庄,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朋友一听说这事感到很惊讶,说石家庄嫖娼根本不是一个事,抓住了顶多交5000元罚款,也没有听说还有从北京转到河北的,让我打听清楚了是不是转到河北。我说肯定是的,问他能不能办,他说没有问题,但是肯定是要花钱的。我说花钱不是问题(不想让北京那个管教黑我们).
当天下午我就开车到了石家庄,晚上他帮我介绍了一个朋友,说是省公安厅有关系,已经打过招呼了,人只要在河北肯定没有问题,公安厅的朋友已经和下面的公安局打过招呼了,周一上班就去接人.
周一我和朋友一起开车到邯郸,接上市局的人一起到了邯郸收教所,见到了所长,所长无论如何也不放人,说我们手续不全,请假的话需要直系亲属申请(当地派出所要盖章),并且要医院的诊断证明,还有交3万的保证金,3千多元的生活费.没有办法只好再回石家庄去办资料,并且通知朋友的老婆来邯郸。
在邯郸的时候听一个副所长说,这个所长已经宣布免职了,但因为没有新的人员到位,他还在主持工作,这是他最后一次捞钱的机会了,所以谁的面子也不给,他无所谓了。还听说所里的小卖部是所长的爱人开的,东西很贵假货居多,外面的东西不准往里送,只能从他们小卖部买。据说这些收容人员都是他们从北京买的,他们当地根本收不到学员,这种事派出所直接罚钱就处理了,所以他们为了创收,只好从北京购买人员,这次过来的160个学院其中有16个是画勾的,意思是这16个人是可以出钱的,所以想不花钱出去是不可能的。再说所长最后一次机会,能不疯狂吗?
周三下午,我们在邯郸机场接了朋友的妻子,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去市局接上人来到收教所,这次有资料有人又有钱,倒是没有怎么为难,最后交钱走人.下午我们就回到了石家庄,朋友买了衣服洗了澡,吃过饭以后我把他们送到石家庄机场,我就直接回北京了.
附:这次捞人的费用;
1、拘留所的费用(托人进去见面 )5000元左右
2、北京收教所费用 给管教买烟 2500元
给管教钱 20000元
3、河北办事费用 来回车马费 2000元
办事人员费用 45000元(包含省厅、市局、收教所所长、办事的朋友)
在石家庄托人办医院诊断证明 3000
石家庄请客 5000
4、邯郸收教所费用 保证金 30000
半年的生活费 3200元
费用合计:120700元(十二万七百元)
http://5369682.blog.hexun.com/27626797_d.html
2009年1月3日 星期六
在北京叫鸡的成本(个案)
百城追记之四 中国城市的两个榜样
黄章晋 @ 2009-1-3 3:30 阅读(4947)
http://www.bullog.cn/blogs/huangzhangjin/archives/262515.aspx
前些天,一位台湾同行突然问我,为什么中国城市有那么多人民广场,希望我能帮助给个详细清晰的解答。我楞了一下,这可是我一直在琢磨的问题,因为我们在百城记的旅行途中,惊讶地发现,中国城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变成同一模样。不但中国有那么多人民广场,而且中国还有这么多自称亚洲第一的喷泉,——在流行亚洲第一喷泉之前,流行的是建造亚洲第一摩天轮。这些,其实都是中国城市突然按一个模子大兴土木的结果。
如果要把这么多人民广场怎么来的说清楚,我们不如先从一个2008年河北流行的段子开始说起。
四川大地震伤员被转移到河北后,看到河北街头成片的废墟,激动地说:“河北人民真善良。你们自己都震成这样了还在帮我们!”
因为在地震稍早一个月前,河北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城市改造的“三年大变样”运动,一直持续到地震两个月后,河北十一个城市多被拆得像刚刚地震过。不幸的是,由于2008年年初房地产市场已出现逆转,所以,河北各城市拆成一片废墟后,却没见到往里砸钱的房地产商。据一个官方的测算数据统计,河北“三年大变样”变出来的空地,至少需要投入七千亿元才能被开发出来。
河北的“大拆促大建”、“以拆为纲”,绝非领导人一时头脑发热,而是将外地成功经验带到本地的结果。我们一路所见的城市,除了山西等地在城市改造的动作上落后于河北外,几乎都走在了它的前面,所以,当地领导人才会对破旧的石家庄发出这样的感慨:“看了整天想拆”。
如果房地产逆转不是在今年,也没有美国的金融危机,我相信,总会有地方会像河北一样,赶上一个不幸的时点,房子刚拆完,农田刚推平,危机来了。但问题是,那些有幸赶在危机来临前初步完成市政改造的城市,绝不意味着逃过这一劫难,因为几乎中国所有城市都是在完成了一次大规模城市改造后,在上轮房地产热潮中,将房地产业变成了自己的支柱产业。
房地产业变成支柱产业,既有城市化发展的时代必然因素,更有“经营城市”思维的示范效应。中国的城市化因为人口管制政策,迟到了半个世纪,而政府长期将社会资源全部用于生产资料的投资建设,市民居住环境的需求被压抑了几十年,房地产业爆炸式增长并成为重要支柱产业,是势所必然。但快速筹集资金,一举改变城市面貌,惟有大连才摸索出一条捷径,即所谓“经营城市”理念。
“经营城市”曾经是个很超前的东西,至少相比当时全国一拥而上搞开发区来说,它的运作过程太复杂,绩效产出也太不直观,尤其是,当时“经营城市”中的土地增值是个陌生的概念,以大部分城市官员的智力和知识水平而言,很难理解把握。所以,只有等到大连彻底变成一个美丽的模范城市,而中国内陆各城市开发区最终多被移做他用后,人们才回过神,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美妙的方式。
于是,除了先已富起来的广东等少数地区外,近年中国城市的市政发展,几乎采用的都是“大连2.0版 ”模式,先是政府搬迁到一个新区:新区的地理中心一定是巨大的行政中心,行政中心旁边一定有两幢矮小一点的建筑:人大和政协的办公楼,办公大楼前必有巨大的广场,广场上必有喷泉,广场旁,一定有一条八车道或十车道的马路,沿着这条大马路,附近一定有体育馆、博物馆之类的巨大建筑。
政府搬迁完后,是搬迁公务人员,在距行政机关不远的地方,首先立起来的居民小区,几乎一定是公务员小区,随着公务员搬迁而来的,是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一般来说,往往都是这个城市质量比较好的。再然后,是以此为核心,向四周辐射出去的空地,一块一块拍卖给开发商,等着他们将之开发为高档商品房。
与一些典型欧洲城市相比,传统中国城市,几乎自古就没有大剧院、大礼堂、广场、公园之类的大型公共建筑物,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并无城市公共生活,几十年前,中国突然变得有人烟处必有礼堂广场,但它的功用只为便于国家意志自上而下灌入每一个空荡荡的脑袋,接下来的几十年,除了个别地方保留外,它们一律被废置,因为我们被认为不再需要日日训话教导,且我们从来不需要像罗马人那样经常被取悦。再然后,全国各个城市先后醒悟过来,开始向大连学习,用各种巨大的公共建筑美化自己的城市,在提升土地价值时顺带取悦自己的人民,——无论是否有此主观意愿,我的确发现在那些城市,市民是很骄傲地谈论他们的某个亚洲第一的。从这个层面说,好歹,中国城市算第一次真正接近了西方。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大广场,为什么会有大喷泉的原因。
之所以说,我们一路所见到的城市,其宏大的市政改造规划,是大连2.0版,乃是因为,中国各个城市的大小“总设计师”们,在审美情趣和鉴赏水平上,与当年大连的“总设计师”相比,无论曾到过多远的地方去参观学习,还是有相当大的落差,而他们的魄力也通常也远大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大连的模仿对象,是现代西方城市,它可以从自己被殖民的历史遗迹中找到现实灵感。而引进大连模式的“总设计师”们,模仿对象却是北京,他们直接从长安街上各种建筑的象征意味上寻找灵感。
为什么模仿北京而不模仿更美丽的大连,这个实在不需要解释,作为一方“总设计师”,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下面蚂蚁一般走过的群众挥手致意的情形,有谁不曾暗中想象过呢?不这么想的干部不是好干部。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城市新区的核心地段,虽与北京那个地方的建筑风格迥异,但投射出的却是完全相同的秩序意识和尊卑意识。
虽然大连提供了发展路径的榜样,而北京则提供了形象的榜样,但你还是能从各个学生那里看到明显的南北区别,譬如,今天你到中国城市去,如果这个城市最高最壮丽的建筑物是行政中心,它的广场是你一看到就疑惑天安门广场是否还是世界最大,而且广场中心的喷泉号称亚洲第一,广场外那条宽阔的大马路上几乎没有多少车辆……这样的城市,一定是北方大城市。这种特征相对较弱的,则是南方味道更重的城市。
顺带说一句,在百城记途经的北方某个省区,我们四个人各自去了一个城市,结果,我们每人都见到了一个亚洲最大的喷泉。当然,我们所知的众多亚洲最大喷泉中,只有一个是在广东河源,其余的全部集中在北方。
而南方城市(在这里,我个人认为,也许除广东外,只有福建、浙江勉强算得上真正的南方)之所以罕有这一特征,是因为它们的城市改造,并非大手笔的一次到位的行政规划所致,而之所以选择了一种“长远规划”的模式,多半是由于市场力量已经足够强大,行政力量已不掌握压倒性的资源优势,所以,它无法完成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宏大改造,当然,市民也不会为这种大规划喝彩。
“经营城市”理念对所有仿效者来说,其巨大的吸引力并非仅仅是改变市容的政绩冲动,也绝非简单的增加贪腐机会,非常值得强调的一点在于,九十年代中央地方分税制改革后,财源都被中央拿去,而地方财政一直处于焦渴状态,而巨大的房地产收益,完全是地方财政的预算外收入,对缓解地方紧张的财政来说,功莫大焉,在上轮房地产热中,对二三线城市来说,房地产业的收入一般占财政的三分之一强。它一旦发现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就会不顾一切地要把它弄得更大,以养活不断膨胀的机构和胃口。
中国的房地产热,就内在成因来说,绝不同于我们所熟知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房地产泡沫,在市场需求和资本逐利这种力量之外,地方政府的热心推动,绝对是中国才有的特色。对中央的宏观调控来说,它是一个自觉的干扰者,对房地产市场的各个参与者来说,它是一个市场信号的扭曲者。
没错,在许多城市的一些开发项目上,房地产商甚至只是一种被动的参与者。在中原某省省会的新区,有个巨大的写字楼群的项目,即使把这个省和周边省份的白领都搬迁过来,都未必能填满那些办公室,你很难想象,房地产商会自己开发建造这样的项目。所以,看到李楠先生博客上一篇文章标题中有“房地产商专政”字样时,我深为标题创意鼓掌,可惜,他并不认为地方政府是最大的房地产商,而持房地产商和外国资本阴谋论观点,我喜欢他的题目和现象罗列,而完全不能同意他的总结。
如果房地产业垮了会如何,我觉得在世界标准答案之外还应当增加一个中国特色的症状,即地方财政出现支付危机。在房地产价格一路上涨的短暂黄金时代,各个地方政府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胃口上,都已经习惯了拥有大笔房地产业的收入,突然断粮会意味着什么?
所以,当今天房地产市场出现困境,最积极热心的救市者是地方政府,所以,是抽着九五至尊的地方政府官员出面威胁房地产商不许降价,而非房地产商为自保利益而建立价格同盟。
所以,因为地方政府这个能量巨大的特殊因素在,对地方政府以雷霆万钧的方式大手笔城市规划,我持坚决反对态度,对地方政府以严厉姿态维持房地产价格,我持反对态度,至于地方政府有一天可以发行债券,我更不相信它能被管束好。
时间已进入2009——不折腾元年,在这一年,如果注定有人要因为变坏的局势负责而作出“牺牲”,我希望其中能有个把倒霉的“总设计师”代表,对拿掉一两个这种倒霉蛋的折腾,我是一点也不反对的。
没去过大连,不知道大连的改造究竟如何。
贴以下留言为参考:
滚滚素最胖滴 [123.116.150.*] @ 2009-1-3 18:40:17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某些街道名有高度重复,没有什么可怪的,中国大陆的街道名称重复率是世界最高的,但你看见我说这个现象了么?
==========
想起梁赞诺夫的《命运的捉弄》:)
“河北人民真善良。你们自己都震成这样了还在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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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个段子,中国就叫“拆呐”。
大连的模仿对象,是现代西方城市,它可以从自己被殖民的历史遗迹中找到现实灵感。而引进大连模式的“总设计师”们,模仿对象却是北京,他们直接从长安街上各种建筑的象征意味上寻找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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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大连是照巴黎建的,而巴黎基本是放射状的集市模型,其隐含符号是交换,契约,广场文化。这些都是农业集权帝国横平竖直的先进城市规划所摒弃的。
这种隐含的文化带给大连人的或许是自外于东北的心理定位,或许是对“海蛎子味”的自豪,无论如何,他们发展出一些自由的,另类的品味。
欧洲的广场更类似一个个天井,被五六七八层的半高建筑约束在中间,其广场大小与周围楼高的比例,从心理上就适应一种聚拢与扎堆的广场氛围。
而中国的广场,是让人渺小用的,在那开阔的菜地上,你只能体会人群的微不足道,即便所谓群众也会被更宏大的存在踩于脚下。或许更应该称为“横平竖直的广场”。
大连市政重建正是从巴黎模式向横平竖直的回归,西方的要素只是点缀,沉淀下来的却是对公共空间的稀释化拒绝。
RFI:广东爆发大规模群众示威 抗议在居民区旁边修建变电站
发表日期 03/01/2009 更新日期 03/01/2009 12:58 TU
中国广东新年爆发大规模群众示威,抗议在居民区骏景花园旁边修建变电站。示威人群敲锣打鼓,高呼“官商勾结”和“滚出去”等口号。并一度与防暴警察对峙。据海外阿波罗网报道,广州市天河区骏景花园西门在12月31日晚和1月1日晚爆发大规模群众示威。特别是元旦前夜,到场群众约有两千人,一边擂鼓,一边抗议,期间有人喊出“打倒共产党”、“打倒法西斯”、“打倒日本鬼子”、“滚回日本去”等口号,政府紧急出动上千名防暴警察,强行驱散群众,并没收万名业主签名的条幅,抓走了五名业主,其中四人在写了保证书后于1月1日被释放。
在1月1日晚的示威活动中又有几名业主被抓,目前人数尚不得知。据在场业主介绍,警察抓人越来越大胆,只要喊一句口号就有可能被抓,多名业主已受到警察的登门警告。众多保安驻扎在骏景花园西门对面的宾馆六层。群众示威队伍中,有不少便衣秘密拍照、录像。据骏景小区的业主吴女士介绍,骏景小区居住有数万人。由于待建的变电站离最近的住户房子不到十米,离小区内的中学不到十五米,2006年业主们就反对修建该电站,认为该电站的辐射损害居民健康。
乡巴佬崇拜糖的例证
皇后娘娘的柿饼子——所谓“民间想象”
拇姬 @ 2009-1-3 18:40 阅读(1106) 评论(8) 推荐(11) 引用通告 分类: 深度变态
皇后娘娘的柿饼子~所谓“民间想象”
纳兰妙殊
2009-01-01 22:00:45
1、前日读蒋星煜先生的书《以戏代药》(该书初版于1980年),某篇记录一段河南曲子《关公辞曹》:
曹操(唱):
在曹营我待你哪样不好?
顿顿饭四个碟两个火烧。
绿豆面拌疙瘩你嫌不好,(问过河南同学关于“拌疙瘩”,她亦懵然不知。)
厨房里忙坏了你曹大嫂!
京剧中关于这个情节的唱词是这样的:
曹操(西皮快板)
在曹营我待你恩高意好,
上马金下马银美女红袍。
保荐你寿亭侯爵禄不小,难道说你忘却了旧日故交!
然而若是给纯朴的乡亲们唱戏,“美女红袍”之类的话怎能打动人?“手挺猴”又是什么玩意儿?
另又找到一个版本:
曹操(唱):
曹孟德在马上一声大叫,
关二弟听我说你且慢逃。
在许都我待你哪点儿不好,
顿顿饭包饺子又炸油条。(太周到了!)
你曹大嫂亲自下厨烧锅燎灶,(老曹讨了个贤惠婆娘啊)
大冷天只忙得热汗不消。
白面馍夹腊肉你吃腻了,(真是口刁,白馍腊肉还会吃腻?二爷是成心为难曹大嫂)
又给你蒸一锅马齿菜包。
搬蒜臼还把蒜汁捣,
萝卜丝拌香油调了一瓢。(曹大嫂整饭菜的能耐真大)
我对你一片心苍天可表,
有半点孬主意我是屌毛!(老曹太委屈了,放狠话——搁谁谁不委屈啊?!)
尚有第三个版本:
曹操(唱):
曹孟德骑驴上了八里桥,(孟德骑驴,不知倒骑还是正骑?“张果老”状还是“大姑娘”状?骑驴竟能追上关二爷的吃兔马么?)
尊一声关贤弟请你听了:
在许昌俺待你哪点儿不好?
顿顿饭四个碟儿两个火烧,
绿豆面拌疙瘩你嫌俗套,灶火里忙坏了你曹大嫂,
摊煎饼调榛椒香油来拌,还给你包了些马齿菜包,(马齿菜我都没吃过,多么珍稀尊贵的吃食)
芝麻叶杂面条顿顿都有,
又蒸了一锅榆钱菜把蒜汁来浇......(香油,蒜汁儿,枉将人馋死也么哥...)
这几段地方戏的板腔体唱词,除了以情动人之外,更铺排各类“最好的”吃食,加强表现力。乡亲们在台下听着,想象着曹大嫂七个碟子八大碗地,在桌上摆开香油煎饼和蒜汁榆钱,感想必定是——唉呀妈呀!这么老些好吃的都拢不住关二爷的心,他还非要回去找他大哥,你们说二爷那得是多忠的人儿啊!
2、山东吕剧《下陈州》中著名唱段:
听说那老包要出京,
忙坏了东宫和西宫。
东宫娘娘烙大饼,
西宫娘娘剥大葱。
——娘娘也不是好做的差事。
3、脂砚斋甲戌本眉批: “近闻一俗笑语云:一庄农人进京回家,众人问曰:你进京去可见些个世面否?庄人曰:连皇帝老爷都见了。众罕然问曰:皇帝如何景况?庄人曰:皇帝左手拿一金元宝,右手拿一银元宝,马上稍着一口袋人参,行动人参不离口。一时要屙屎了,连擦屁股都用的是鹅黄缎子,所以京中掏茅厕的人都富贵无比。”
4、鲁迅《“人话”》:是大热天的正午,一个农妇做事做得正苦,忽而叹道:“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么快活。这时还不是在床上睡午觉,醒过来的时候,就叫道:太监,拿个柿饼来!’”
(另有一句话,出处不可考,似乎也是鲁迅说的——农夫说:皇上爷使的扁担,肯定是金的!)
5、贾平凹讲的笑话:
两个农民聊天,问:你说蒋委员长每天都吃什么饭?答:肯定是顿顿捞一碗干面,油泼的辣子还调得红红的呢!
6、“油条烧鸡墙上挂”。
有两个相似版本:
a、翻身农民吃上了饭,感慨说:我都吃上饭了,那毛主席他老人家能吃什么呢?
另一位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能吃什么?白瞒了,烧饼麻花子随便吃,白糖红糖随便nan,“簸离子(音)”上挂的都是油果子。”
答话是河南方言,意为:毛主席能吃什么?不瞒你说,烧饼麻花随便吃,白糖红糖随便吃,家里的墙上挂的都是油条。
“nan”,是指吃糖时的动作,是直接把嘴趴在糖上用舌头舔来吃,不用手——形容极度的恣意享受;“簸离子”是用高粱杆串成的用来给房间做隔断的东西,相当于现在房间里的夹墙,旧时农村盖房大概为了省料,房间里不做隔断,盖好房屋后,用高粱杆串成的席子做每间房屋的隔断,平时做活计用的针线什么的小东西,都可以插在上面,也可以挂一些轻的东西;油果子是油条的俗称。
(此段节选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5ac1480100a5dc.html)
b、某穷学生高中时有一次在食堂吃饭,一边啃着老咸菜就馒头,一边问同学:你说那些当官的是不是天天都有好东西吃?那胡耀邦住的屋里,墙上不得挂满了烧鸡和油条!(胡耀为当时总书记)
7、“江青与红糖白糖”。
也有两个相似版本:
a、粉碎四人帮后,开控诉大会,一位陕北老农控诉江青:江青那臭娘们儿,床头还放俩糖罐,一个白糖罐,一个红糖罐,晚上睡觉之前还要吃一个白面馍,想蘸白糖就蘸白糖,想吃红糖就蘸红糖。
b、一位乡下老队长问一个北京来的知青:江青是不是每天都蘸着糖水吃馒头?
知青唯有诺诺。该老队长悠然神往道:江青肯定跟娘娘似的,每顿饭都是两碗糖水,一碗红糖水,一碗白糖水,一口一换,可劲儿蘸。
7、川剧样板戏《列宁在十月》:
川剧锣鼓起。
(列宁上。):汤一钵钵,菜一钵钵,汤一钵钵,菜一钵钵,菜汤汤!(亮相)
列宁:我,弗拉基米尔――(帮腔):伊里奇啊――就是列宁呀。
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家都喊我是列宁。
苏维埃的主席不好当,
沙皇的势力呈凶狂,
革命的武装起波浪。
布哈林最近对我有意见,
那托络斯基想把我啊,来丢翻。
(帮腔):丢不翻啊!
(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上):
克鲁普斯卡娅:
托络斯基起了打猫儿心肠,
他的腰杆上别了一把左轮枪。
夫君为革命腹背受敌,
怕只怕,十月的炮火啊还没有打响,
夫君他就被那暗箭来射伤。
(帮腔):暗箭难防啊,何况还有左轮枪!
克鲁斯卡娅:相公!
列宁:娘子!
克鲁斯卡娅:听说列相公有难,夫人特来探过端详啊!
列宁:斯卡娅娘子,没得事没得事。革命关头,哪里还顾得上儿女情长。赶快回去!
克鲁斯卡娅:相公,万万当心!
列宁:快走快走!我马上还要和斯大林同志商量革命大计。
克鲁斯卡娅:好,相公!万万当心啊!相公!
列宁:娘子!
(帮腔):生离死别啊,革命夫妻不好当啊!
(克鲁斯卡娅下)
(斯大林上)
斯大林:老夫约瑟夫,老夫约瑟夫,听说大王有难,将军前来抽起。
(帮腔):抽不起啊。
列宁:
叫一声约瑟夫孤的爱卿,
有件事朕同你细说端的,
打冬宫咱还要从长计议,
切不可闹意气误了战机。
冬宫内到处有许多裸体,
全都是大理石雕刻成的。
斯大林:尊一声敬爱的--
(帮腔)弗拉基米尔•依里奇
三日前本将军已传话下去,
打冬宫不准毁坏文物古迹,
开枪不能朝着壁上的裸体,
那都是老沙皇留给我们无产阶级的!
(帮腔):是我们无产阶级的!
(两人握手)
列宁:攻打冬宫的日子,就定在腊月初七!
(帮腔):是阴历啊,不是阳历!
——可见于小说《落花时节》,作者何洁,流沙河之妻。
8、郭德纲相声:“等我有钱了,我买一桌子枣馒头,专门抠里边儿的枣吃!我买一桌子糖三角,把吸管往里一戳,专门嘬里边儿的糖!.....我买五十多辆奥拓,排一溜儿都拿铁丝拴上,当火车开!......”
(糖三角和枣馒头是天津人民最常见的早饭,枣馒头即搁了枣儿的馒头,糖三角是里面有液态红糖或白糖馅儿的三角形饽饽。)
来源
http://www.douban.com/note/24298733/
难道农民都是傻瓜
黄章晋 @ 2009-1-3 14:44
http://www.bullog.cn/blogs/huangzhangjin/archives/263196.aspx
中国历史教科书制造的一个最大神话就是,在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情况下,土地将迅速被兼并,然后,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最后变成一无所有的流民。所以,中国目前的土地制度是万万不可动的好制度,因为将土地平分给农民,但产权又掌握在国家手上,农民便不至于在经济困难时随便卖掉土地,而丧失了最后的基本生活保障。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温铁军先生,这位被称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三农问题”专家,整天以农民进城会制造可怕的混乱来吓唬城里人,他持此观点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反对“十八亿亩红线”的茅于轼老先生居然也信了这个道理。
农民作为国家的佃户时,土地是其生活保障,而农民作为自己土地的主人时,反而没有了保障,这个悖论,被秦晖已阐述过无数次。但依然有人相信这个逻辑,想来,这些时刻担忧着农民的人,首先就认为,中国农民是一群傻子,拿到土地后就会换酒喝就会打牌输掉,然后一无所有。如果中国农民都是这样一种有钱就花好逸恶劳的泼皮,怎么会有上亿农村人口到城市打工?难道那些祖祖辈辈与土地交道的人,对土地重要性的认识,居然还不如城里人?
中国农民是典型的小生产者,每个家庭就如一个企业,相比城里那些在单位、在企业、在写字楼上班的普通人,农民对自己生产、生活以及收支安排,天然有着更丰富的安排经验和规划管理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民是中国最接近企业家意义的一个群体。仅从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社会看,你也不难发现,中国的企业家,从农民、城市小生产者转变而来的人,远远多过从大企业大单位脱离出来的普通职员。无怪乎列宁曾警告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时每刻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
当然,中国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在自由交易的小土地私有制下,最终会出现土地被不断兼并的趋势,到了一定阶段,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社 会矛盾不断加剧,最终就会爆发导致王朝覆灭的农民起义。而每个新王朝建立后,又会重新分配土地,然后循环往复。中国历史王朝更迭治乱循环就是这么一回事。人们对土地私有化最大的恐惧和反感,恐怕就是这个原因。
不过,历史研究的实证却与上述说法有异。美籍史学家赵冈的《中国土地制度史》通过文献收集整理发现,自宋至民国,小土地私有制下的中国,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长期稳定,并不存在周期性的不断增大然后又重新开始的循环。如果一定要说存在什么规律,那么只能说这个基尼系数是在非常缓慢的下降而非不断上升的。
原因很简单,即便存在土地不断兼并的趋势,由于中国并不存在长子继承制,一代人好不容易兼并的土地到了下一代又会被分散,而且,如果土地宝贵,又有多少人会轻易出售?今天,中国农民有了三十年代土地承包制经验,如果土地真的有收益,他们难道不懂得,即便自己不愿耕种土地,不可以采取转卖长期租赁使用权的方式吗?
中国历史上的确出现过大规模的流民,但与流民大量出现相伴的,是大量土地被抛荒,这些土地事实上并未被周围的邻居乘机兼并,因为这往往是一地的集体行为。农民抛荒的直接原因是无法承受沉重的税赋,种田已如此不合算,还不若去抛弃田产离开家园去当流民。除此之外,便是罕见的意外自然灾害。
坚称土地私有化会迅速造成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失地游民,使社会急剧贫富分化的人,喜欢横向比较举例南美和印度,其实在这些国家,土地集中和大量城市贫民的原因,完全与土地自由交易完全无关,它是殖民统治时大规模圈地的历史遗产。在这些国家土地分配的起点就是严重不平衡的,而中国的今天则截然不同。
当然,中国今天的土地承包制下,土地的分配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样公平。而在中国古代,虽然私有土地的自由交易不造成兼并,但权贵却能凭借政治特权迅速地大规模兼并土地,——如果有人认为这也算自由交易,那我无话可说。今天,同样的威胁依然存在,有些人认为土地私有化可使农民更积极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土地,这无异于说,一个人有了私有财产,便可有力地抵御强盗一样。不过,这个可以留待后面来说。
与农耕时代相比,今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已大幅提升,同样一个人,在农村经营一小片土地,当然远不及进城打工所得更多,因此,人口从农村不断流向城市,乃是势所必然。这与农耕时代一旦大量人口从土地流出,便意味着他们找不到饭碗,社会将出现危机,是完全不同的。
在中国,如果农业劳动力的生产回报率与城市工商业劳动力的生产回报率大致持平,只有两种可能:一、完全断绝粮食进口,不断大幅提高农产品价格,使从事农业劳动者通过单纯的农产品价格上升而非生产效率上升,达到与城市工商业二者同样的回报率;二、让人口自由流动,使农业生产者的人均耕作面积大幅增加。
前者,意味着彻底阻断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且,要使农村享受到与城市同样水平的社会福利和现代化设施,整个社会要付出高得多的代价。而后者,并不意味着需要有些人担心的那样,是农民把土地卖掉或土地被兼并后才能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因为离开土地的农民,完全可以像今天国家与农民签订长期承包合同一样,将自己所有的土地经营使用权承包给农业经营者。
当然,土地私有化并不意味着农民就真能更有效地捍卫其个人财产,虽然,这比起村委会和乡领导直接就替他们当家做主,要好得多。但是,仅就今天土地承包制下就已存在相当的土地分配不公平来说,土地私有化,依然存在大量技术性的问题需要解决,甚至是制度性的建设。不过,这是怎么分的问题,而非分与不分的问题。
而到底怎么分,相信中国农民有太多的实践经验和意见,他们才不是傻瓜,黑龙江富锦等地的农民不就自己先做了决定么?虽然,他们最终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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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茅于轼文章
假如土地允许自由买卖
茅于轼
1993年11月23至28日我应亚洲开发银行之邀请,去马尼拉参加发展经济学第二届讨论年会。他们召开讨论会的目的有二,一是促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二是让亚行的专业职员了解发展经济的最新进展,以有利于亚行的日常业务活动。
中国的改革给发展经济学带来重大的冲击。过去这方面的专家认为要是经济发展,必须有资金的积累,有对科技的重视;然而把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比较,并不是在上述几个方面有了什么变化才使经济起飞的。中国的成功,从根本上看是制度发生了变化,使大多数个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引进了市场机制,纠正了价格的扭曲,使资源配置的效率得到提高。中国人以自己亲身的体验说明了市场机制是启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些影响在去年的亚行发起的讨论会上得到较明显的反映。
十分有趣的是在会议之后,在亚行工作的我的一位朋友汤敏博士驾车陪我去看了马尼拉冒烟的山(Smoking Mountain)。这是一个在马尼拉郊区用几十吨垃圾堆成的山,方圆几公里。在山上居住着十几万贫民。菲律宾地处热带,几百万吨垃圾在烈日照耀下,熏发出恶臭。热量的积聚使拉及自燃,许多地方冒出一柱柱黑烟。肮脏、恶臭加上高温,使这块地方成了人间地狱。普通人连一分钟也不愿在此停留,但马尼拉有十几万人却终年居住在这座山上。我们驾车过时看到人们住在用垃圾里的纸板、塑料布搭成的小棚里,有的人追逐新装运到的垃圾车,寻找可以换钱的被富人抛弃的金属罐、废纸、塑料和玻璃碎片。这块地已在全世界闻名,被称之为“冒烟的山”。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面对这样一幅图景,我不能不长时间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严重的社会不公?马尼拉又有许多宫殿般的高级住宅。有一位普通的富人,他家的客厅一次可以容纳600人的宴会。菲律宾是美国培养的民主橱窗,可是“民主政治”并未解决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反,贫富悬殊已成为菲律宾的癌症。消费的畸形、人力资源的浪费、因为社会不公而引起的治安问题,使经济发展停滞,并进一步形成了政治上的不安。菲律宾的现实,对我国有什么借鉴之处呢?
造成当前菲律宾困境的原因当然是非常复杂的。但有一项政策值得我们密切注意,即关于农村土地允许自由买卖的政策。最近两三年来我国农业经济学家有鉴于土地产权不够长期稳定,影响农民培植土地肥力,造成单产徘徊不前,因此,倾向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种政策虽然有利于土地的利用,但很容易造成剧烈的贫富分化。一些经济困难的农户很可能将分得的土地出售,以解燃眉之急,结果成为无土地的农民。他们丧失了最根本的生产资料,许多人涌进大城市找工作。当经济不景气时,失去起码的收入,最后只好住到“冒烟的山”上去。
当前我国也有大量农民流入沿海城市做工,但他们在农村仍握有土地。万一在城市里失业,他们可以退回到农村务农。所以土地为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险。这一政策使得我国的大城市里没有出现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的贫民窟。相反,在大城市里立足且能租房子居住下来的,都是农民中有较高收入的具有一定专长的各种专业户。这一事实说明了土地政策具有非常的重要性。从菲律宾的经验吸取一些营养,或许有助于制定一个考虑更周到的农村土地政策。(编辑:陆思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