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15日 星期二

评文汇报《抵制奥运圣火传递的台前幕后》

这是一篇有一腚水平的黄色文章。

记住四大定律和一些事实,就不会被这黄色腐蚀:

1)定律I:当爱国志士在国人面前豪气万丈地宣布他怎样让洋人哑口无言的时候,他要么在吹牛编故事,要么就是他自己不可理喻,缺乏基本常识和基本的逻辑能力。

2)定律II:法国,或欧洲,从五十年代到文革到现在,永远有那么些“对华友好人士”,他们往往是出于个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偏好,爱屋及乌,无条件地赞成中国朝廷的一切(我正是从这些人的言论中逐渐识破中国文化和中国朝廷的一致性的)。好在他们永远不可能是主流。这些人的言论当然是朝廷的救命稻草。从五十年代到文革到现在,一直这样。

3)定律III:还有一些人,是做生意的现实主义者(往往是右派),他们愿意接近中国,可以有限度地接受朝廷的某些做法——但他们是有底线的。不是说他们的良心有多么好,而是因为欧洲的社会左右制衡臻于完美。

4)定律IV:这样会抓救命稻草的记者,动辄宣布自己如何战胜洋人的记者,所提供的“事实”永远是不靠谱的。

a. 对于东躲问题,法国人、欧洲人的关注由来已久,公众的绝大多数不承认中国占领东躲的合法性。记者向国人刻意隐瞒了这一点,他的描述企图造成这样的印象:多数法国人是无知的,被少数媒体煽动了,于是一下子起来干扰火苗,给中国难看。仅仅是这一企图,就能证明记者的无耻了(我不说他无知,是尊重他的智商——智商正常的人在法国都应该知道他所说的不是事实,那么只有解释为记者刻意误导)。

b. 法国人对东躲历史文化的了解程度当然不能说高(显然并非人人都是躲学家),但远比中国人高,高得让我吃惊。说句让天朝子民丧气的话,法国人、欧洲人对东躲文化的兴趣普遍高于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因为中华文化纯然是自说自话恬不知耻的流氓文化,东躲文化则具有形而上学的文明高度。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基本上就是没人理、自己爽的地位。我有个在巴黎住了十二年、现在回国的中国朋友说过一句话:法国人喜欢中国文化的,多半心理不正常。相反,法国公众对东躲历史文化的了解是有相当积累的。西方很早就有发达的躲学,而在中国是没有真正意义的躲学的。由于政治原因,中国史学向来拒绝“内亚史观”,它的“中华(中原/中央)史观”在历史学科的每个分支遮蔽了中国研究者的眼睛,使得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在涉及所谓“边疆史地”的时候干脆地成了弱智。他们的所谓躲学是严格地限制在边疆史地框架内的,有些话要不厌其烦地说,有些话打死也不能说,都有潜规则,甚至有文件明文规定。专业界尚且如此,公众的知识根本就是零。一个中国人在巴黎咄咄逼人地问法国人:你知道东躲吗?你懂得东躲吗?……这是需要不怕出洋相的巨大勇气的。至少我没这勇气。而在街头示威的场合,对方对此懒得回答才是最正常的反应。

c. 法国人、欧洲人对东躲现状的了解也远比一般中国人深刻。事实上东躲在中国是个被遗忘的地方,中国公众除了对那里的神秘色彩感兴趣(这点西方人也一样),并不关心那里发生着什么事情(这点跟西方人不一样),直到这次汉人遭劫被杀。当然,中国公众也无从知道那些事情。所以朝廷可以轻易地把事情说成“三·一四”而不是“三·一〇”,从而把事件解释为一小撮躲人暴民忽然行凶——接着躲区抗争不绝,便又甩出“老佛爷集团有计划有预谋地”的帽子。多数中国人,包括在海外的留学生,正是通过朝廷的口径仓促地了解这件事的(我认为海外留学生对国内信息的依赖性是不可原谅的,这反映了中国教育水平的蹩脚,反映了中国青年人格的依赖性,反映了个人主义在中国和中国人中间的微弱,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巨大惰性)。认识水平的差异,导致了大量中国人对西方态度的不解,导致了许多中国人在多伦多、在伦敦、在巴黎、在旧金山、在墨尔本、在堪培拉——当然也在北京某家乐福超市门口勇敢地表演了自己的无知。当然,这是他们的自由。我不反对。

d. 记者攻击法国媒体报道当日事件故意剪裁,抹煞中方画面。我以当日目击者和当日电视新闻观众的身份作证:至少法国一台、三台的新闻画面是客观的,既有正方,也有反方,还有双方对峙较劲的场景——当然更有运动员们的画面。我没有看出任何误导,电视新闻所给的印象和我在当场感受到的气氛是吻合的。
该记者说:“然而,这在法国媒体上却并不是这样来报道的。一家法国电视台播放中国驻法国大使孔泉在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讲话,大意是‘我在法国圣火接力的这一天遇到了很多自发前来欢迎圣火的法国民众……’然后该电视台主持人问本报记者:‘这是真的吗?’我当即反问:‘难道不是真的吗?’对于一些法国记者来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因此4月7日前来欢呼圣火的大多数,他们是视而不见的。”
——我对该记者在没有得到上风命令之前努力用文字营造和谐氛围的苦衷深表谅解——事实上他们若不得到上面的口径,是绝对不敢写什么“负面”新闻的(这是今上年初的最高指示精神)。同时,我对该记者面对法国电视台主持人的调侃以及无情的事实还能保持嘴硬所需的脸皮厚度表示十二万分的好奇。

e. 文中说:“‘记者无疆界’组织和‘躲独’势力显然是幕后的组织者。他们的人数其实并不是很多,但是他们却很有组织。他们集中在一起,于是在一些局部就显得人数很多。而且他们随着火炬的移动而移动。支持圣火的法国民众和中国留学生、当地华人华侨则大多是三三两两地固定在一个地方,准备欢呼奥运圣火的到来。”
——我对该记者编造的本事表示十二万分的佩服。恰恰相反,中国人的扎堆是出了名的,三三两两的偶尔也有,但绝大多数是“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一大堆。我这里还有全法学联号召示威护火的一些条文,里面明确规定:禁止单独行动,如因故暂时离队,必须向组长汇报——此外所有参与者还要负责注意周边可疑人员……相比之下,无疆界记者组织当然也是有组织的,但参与支持东躲和抗议中国人权的人并非都是该组织的,三三两两,甚至单枪匹马的都不在少数。再次向颠倒事实的文汇报名伎表示钦佩。

f. 至于一个中国女生被《快报》指为来自中国抗议者(指异议分子),这只是极个别的例子。说实在,现场显然有中国的异议分子抗议中国人权问题,决不是该记者所说的“找不到……,只好找一个来凑”。路透社、BBC的报道都有实据。至于《快报》误植图片,显系忙中出错——因为事实上没有必要找个人来凑数。该女生应该向该报指出并抗议,而不是向文汇报倒苦水。

g. 关于此番三·一四暴力事件,关于蕃人暴徒的行径,法国媒体显然是报道的,而且是有相当篇幅的。我自己就转贴了不少。问题是那些消息的来源仅限于当日一些西方游客的见闻——之后他们就被驱逐出境,消息自然断了。有一份事实说一份话,既然朝廷禁止国际社会了解事实,他们又怎么可能跟着朝廷起舞,大肆渲染那些有限的事实呢?又如何安于引用朝廷单方面提供的那些所谓“真相”呢?连纸包子事件都搞得扑朔迷离,连华南虎事件都不了了之,事情发生后,连东躲日报的文章都不准其他省份转载——这个朝廷的不可信早就成了颠扑不破的常识。就是这样一个一屁俩谎的朝廷,却要求西方媒体听从它的单方面报道,岂不滑稽。

h. 该记者将火力集中指向左派,比起人民网、环球时报、新华社的黄色烂文,算是有一腚的水平,至少不是故意搅浑,煽动盲目的仇恨。但他仍然隐瞒了一点:《解放报》是社会主义党的机关报,鼓吹该党的意识形态是该报本来的宗旨,它本来就不是中立的,这并不是见不得人事情。其次,该记者秉着一贯的宣传纪律,在不遗余力地攻击社会主义党时,决不会花点笔墨向中国一般公众介绍该党的来历。该党是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亲手缔造的第二国际的直系后裔,算得上根正苗红,是正宗的社会主义政党。创始人让·饶勒斯,是任何一本共运史都要提到的正面人物。
想要了解社会主义党的宗旨,可以看79年的动画片《国王与鸟》。这是阐释社会主义党政治理念的艺术杰作。这个杰作远远超越了所谓政治宣传的境界(政治宣传的艺术品,有苏联、我朝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许多主旋律作品,也有美国中情局的动画片《动物庄园》之类——这些作品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艺术上都不足道的),不可思议地把政治和艺术融为一体,从而达到真正的政治和真正的艺术的境界……
下面只简单介绍该党与姓共的那些党的关系。
法国社会主义党、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意大利社会主义民主党等,都是第二国际的遗产,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后来的联共布以及共产国际)则是从第二国际的俄国社会主义民主工党分裂出来的异端。由于这层关系,布尔什维克一直以最恶毒地言辞谩骂欧洲社会主义政党。而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也不把布尔什维克以及共产国际看成社会主义者。天朝的党曾经长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以也跟着与各社会主义政党为敌。欧洲社会主义党对共产主义阵营向来怀有深刻的戒心,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反感远甚于欧洲右派。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党们也是如此。二战前的德国,正是由于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之间拒绝联盟(这和斯大林对德共的遥控有关),导致希特勒的纳粹上台。(至今欧洲社会主义者把苏联中国的共产党视为法西斯的同路人,除了现实的支持而外,也有历史的支持。)基于这个教训,也因为二战期间共产国际解散,二战后法国社会主义党在法共许诺放弃暴力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前提下尝试与后者结盟。1981年密特朗战胜右派德斯坦当选总统,和法国社会主义党与法共的结盟很有关系。而后来密特朗在总统任期失守议会,导致右派希拉克组阁左右共治,也是由于社会主义党和法共之间出现裂痕。
我朝PCC和欧洲各国共产党同冠“共”字,除了在六七十年代与苏联为敌的时代,一般都视后者为友党。而由于苏联停止输出革命,欧洲的各共产党纷纷放弃暴力革命路线和专政理论,因而也多与社会(民主)党同盟,所以社会主义党们也算是我朝PCC的友党(但社会主义党们并不把我党当作友党——因为我党不放弃那两点)。由于我朝自称社会主义,又基于列宁主义教义,我朝拒绝承认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社会主义,因此在翻译上耍了花招,把社会主义党翻译成社会党,把社会主义民主党翻译成社会民主党、社民党——这就是我朝经常用来侮辱别人的帽子“别有用心”的实例。直到现在,欧洲各国的共产党日渐式微,社会主义政党却仍然充当着许多国家左派中坚力量。我朝要与欧洲打交道,就免不了跟这些社会主义政党打交道。近来我朝PCC内部也出现一种声音,要把共字摘了,向社会主义党转化——由姓共改姓社,关键在于否认暴力革命路线的合法性(包括否认历史上的)以及取消专政理论。拍脑袋也想得出,这两条不可能为我党接受,我党是宁死不屈的。
总之,社会主义党与我党是亲戚,虽然关系曾经很差,但就是亲戚——实事求是地说,我党是没有政治理想政治原则的野种。但不管是野种还是纯种,温相不是说么: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如今这样集中火力猛打社会主义党(不止该记者),显见得这种姿态的虚伪。好在大多数公众都不知道这些。遥想去年国内媒体莫名其妙炒作法国“美女”总统候选人的那阵子,再看看现在,还有几个人能把那个“美女”和此番社会主义党领衔的扰火事件联系起来?
社会主义党此番反对火苗,自然是基于他们的反苏反中共立场(虽然中共有意与之为友,但因为专政理论是中共不肯放弃的,社会主义党是不领情的)——这个立场是一以贯之的,并不是投机的,决不是该记者所指责的“为反对而反对”。此番社会主义党的立场、做法和宣传,从政治道德讲,都是无可指摘的——虽然我绝对不希望这个党执政。解放报总编就此次事件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监狱——这句话有错么?这句话是有事实和数据为依据的,就像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国一样,只是个简单的事实判断。他们抗议的就是这些。社会主义者从来不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从来和戴高乐的法兰西民族主义划清界限。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心目里,国家利益远不如社会公正重要。所以他们一贯关心每个地方的人权。社会主义党执政的巴黎市,在市政厅上悬挂“巴黎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捍卫人权”,我说,这条标语既不辜负英雄的巴黎和光荣的市政厅,又不辜负他们真正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可谓贴切之至。
至于巴黎市政厅上的雪山双猫旗,完全是绿党议员的个人举动。绿党是个更左倾的政党,其成员态度素来激进,而且喜欢以激烈的象征性举动引起注意。此番绿党议员轮番上阵扰火,符合他们一贯的风格。说实在这些做法只是象征性的,无伤大雅。德国施罗德红绿联盟时期的外长菲舍尔,就是绿党成员。此人年轻时还曾暴力袭击政府官员,后来当选议员,穿着牛仔裤运动鞋戴着蛤蟆镜进议会,也算当时的美谈。不过在担任外长期间,俨然成为我朝的老朋友……我们最清楚的是,向来最没原则的是我朝我党。由这个变形虫似的朝廷愤怒地指责西方政客投机,实在是件古怪的事情。

5)该记者口口声声说“闹剧”是法国政客和媒体炮制的。然而事实是,闹剧是中国人自己造成的——“中国人占领巴黎”,才有这场令人捧腹的闹剧。
文中讲到有个法国运动员佩带了一个标志,上书“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下面是奥运五环标志,说这一事件被法国媒体过度解释为法国运动员抗议中国人权。多谢这位记者,我又获得了一项中国人神经过敏咎由自取的证据。因为首先过度“诠释”这一标志含义的不是法国媒体,而是中方人员,那些蓝衣卫队。他们的火眼金睛发现了这个多出来的标志,又看不懂上面写什么,本着我朝一贯的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的流氓原则,上前二话不说就把该运动员手里的火苗给灭了。我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前,只晓得法国运动员因为佩带多余标志而遭到灭火待遇(是为第二次“主动”熄灭),并不知道那标志上是那么一句好话。此番透露细节,真是不打自招。我真为中国显示出来的笨拙颟顸而由衷高兴。
至于头一次“主动”熄灭的细节,我之前已经贴了:前柔道运动员达维特·杜耶向示威者回嘴道:“这是象征和平的火炬~~~”,结果过硬且过敏的蓝衣卫队上去二话不说把火灭了——法国人至今不明白怎么回事,作为中国人应该明白:蓝衣卫队显然怀疑那家伙响应示威者,呼喊“反华”口号,还是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灭了它。
导致这次最大混乱的,是临时改变路线,让法国警方措手不及。中方那个猪头自始至终用对讲机和中国同事联系,根本不跟周边的法国同事商量,只是自己商量好了向法国警方下命令。他得知市政厅挂出了雪山双猫旗,方寸大乱:谁知道那旗子是不是巴黎市政府的意思呢?要是在这面旗子的背景下举行仪式,回去怎么交待呢?这猪头一样也是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当机立断,蛮横地下令改道坐车直往终点站——正是这个决定标志着巴黎火苗传递“砸锅”的结局。
所有这些细节,中国媒体,甚至许多境外华文媒体都避而不谈。他们着力渲染的是金晶遇袭的场面。然而金晶自己也说得很清楚:他们就是要抢我的火炬,我用身子压着,他们使劲拔……但他们没有打我。抢火炬只是有暴力倾向的象征性举动,谈不上真正的暴力行为——比起比尔·盖茨被人扔鸡蛋也没什么大不了,对火炬的干扰只是象征性姿态。当然,由于这种举动的边界不明,很容易在冲动中发展成对人身的侵害,所以警方对此举动也必须做出干预。我在现场所见,法国警察的职业素质令人敬佩,我亲见警察先后制服三个暴力倾向的东躲抗议者,都是手到擒来,但又决不过分。
对于这类过激示威的举动,警方的一贯态度是制止,但不惩罚。该文说9号中学生抗议者中被警方制服的肯定要吃官司,这要么是他想当然,要么就是刻意误导。除非在示威中真的威胁他人的人身安全、损害他人或公共的财物,示威中的过激举动是不会遭到刑事处罚的。这是常识。

中国人在这次事件中以这次事件后续的发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无知、傲慢和愚蠢,可谓淋漓尽致。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些爱国青年对中国文化也没有丝毫了解(吴澧曾经调侃道:当年毛太祖送给田中角荣一套线装的《楚辞》,让乡下人田中感激涕零,现在呢?打开《楚辞》,中/南//海那些人能认得几个字?——我想那些爱国青年别说《楚辞》,唐诗能记得几首?更别说看过几出京戏,听过几出昆曲,写过几个毛笔字,更别说十三经廿四史……这些很重要,倘要爱国的话,这些很重要,因为这个“国”没别的,就这些破烂),甚至连《义勇军进行曲》他们也能唱走调(我有录像的录音为证)。而撺掇他们丢人现眼的,中国的媒体与有功焉。谢谢喉舌们。



抵制奥运圣火传递的台前幕后
——法国政客和媒体是如何炮制一场闹剧的

http://news.xinhuanet.com/sports/2008-04/15/content_7978178.htm

 “我们祝愿奥运成功。这个世界并不十全十美,但我们拒绝由一小撮所谓的巴黎‘知识分子’来代替我们思想……”

刚刚离开法国有线电视四台的“晨间新闻”节目回到家,与法国记者的“唇枪舌战”还在耳边回响,本报(文汇报 编者注)记者的电子邮箱就收到了网友雅克•贝拉格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

“我想告诉你,若麟先生,‘晨间新闻’记者,以及大多数法国媒体的看法并不是大多数法国人的意见。法国人对有人将奥运会挟为‘人质’非常惊愕!现在在法国时髦的正是贬低你们的人民,我认为这是有组织的,而且酝酿已久。但请你相信,大多数法国人并不支持这种行为,相反,我们祝愿奥运成功。这个世界并不十全十美,但我们拒绝由一小撮所谓的巴黎‘知识分子’来代替我们思想……”

这并不是记者收到的第一封法国陌生朋友的来信。几天以来,随着记者频频在法国各大电视台接受采访和参加辩论以来,我一直收到“沉默的大多数”的来信和来电。这些来信和来电证明,法国媒体和部分政客们两周来吵吵嚷嚷的“抵制”、“抗议”,并非如他们所声称的得到“大多数”法国人支持。恰恰相反,法国媒体上的喧嚣底下,是可怕的“政治正确主义”的专制,是政客玩弄民意、操纵舆论的图谋,是真正的一小撮“人权主义分子”如“记者无疆界”组织秘书长罗贝尔•梅纳尔之流精心策划的精密行动……而失去了话语权的法国普通公众,则成为这场空前规模的舆论操纵的真正意义上的“牺牲品”。

如果读一下法国《解放报》在北京奥运圣火来到巴黎时的“客观报道”,就可以理解“新闻”是如何被演变成真正的“宣传”:在4月7日该报封面大标题是“解放奥运”,版面上用了将奥运五环变成五个手铐的画面。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就是呼吁、动员反对圣火!后来人们看到在抗议圣火接力的人群中,很多人举着这张报纸,立马就可以洞悉其用心。

《解放报》的例子不是一个偶然的个案。如果看一看法国各大电视台如此热烈地欢迎梅纳尔在奥运圣火来到巴黎之前去发表种种蛊惑人心的讲话,就可以理解这场所谓的抵制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巴黎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拉开了闹剧的帷幕,新闻发布会成了“反圣火”的先期组织动员会

早在上周巴黎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奥运圣火火炬传递路线时,这场闹剧就拉开了帷幕。当天早上,记者提早至少半小时到达现场。中国驻法大使馆新闻处早就替我们注册报名采访这次新闻会,令我们中国记者吃惊的是,巴黎市政府新闻处却告诉我们,中国记者都没有注册,因此需要重新排队等待。就在这时,在所有记者众目睽睽之下,“记者无疆界”组织秘书长梅纳尔却以“贵宾”身份,在所有记者之前首先进入了发布会大厅。此时我们已经在议论,这到底是巴黎市政府和法国奥委会的记者会,还是这个“背景很深”的非政府组织的“抗议动员会”?记者事后了解到,梅纳尔是巴黎市长德拉诺埃邀来的“嘉宾”。这样再看巴黎市府在圣火传递当天居然公然挂出“躲独”旗帜和“记者无疆界”组织的宣传画,就丝毫不令人吃惊了。

果然不出所料,等记者总算完成登记注册进入现场时,看到的居然就是梅纳尔在那里发表长篇大论!这简直令人不敢相信。这就等于说,在奥运圣火传递活动组织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更多时间却是由反对圣火传递的人在进行抵制圣火的动员发言。当时就有法国记者带着颇为得意的语调来问我“如何看梅纳尔抵制圣火”。事实上,这一天的新闻发布会就是“反圣火”的先期组织动员会。事后记者遍览各大电视台,尽可能收听电台,以及读报纸的报道,发现这些“公正”的媒体几乎无一不把梅纳尔的“抵制圣火”行为安排在最突出的地位。

紧接着,就是两天后的另一场新闻发布会:法国体育运动员和火炬接力手将要佩戴一枚胸章进行接力的新闻。同样,这场新闻发布会也“演变”成一场“抗议动员会”。本来这枚胸章并不一定可以诠释成“反对中国人权”(上书“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下面是奥运五环标志),但经过所有法国媒体的渲染,很快这一胸章就成为“反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标志。其实,并不是所有火炬手都支持这种做法的。接受记者采访的法国前柔道冠军雷•蒂耶利说:“奥运是人类间进行文化交流的一个神圣的时刻。我不知道也不一定赞成发生在中国的所有的事情,但我更反对将奥运当作人质。人权问题是政治家的事情,而不是运动员的责任……”但这样的声音,尽管是记者所采访到的多数运动员的看法,但在法国媒体上,却往往被解释为“运动员普遍反对中国人权状况”。

星期天(4月6日)整整一天,各种谣言在巴黎城四处流窜——“四辆大巴从布鲁塞尔运来抗议者”,“抗议行动将是非暴力的、戏剧性的”……法国电视台则不断地反复播送在英国伦敦出现的少数“躲独”分子干扰圣火传递的镜头,以及梅纳尔不断重复地号召法国人前来抗议的呼吁,显然是一种强烈的煽动。在记者偶然地收看、收听、阅读的电视、电台、报刊上,梅纳尔无处不在,几乎成了唯一的一个法国人!在这样媒体一边倒的情况下,东躲问题的真相根本就不可能为法国公众所认识。此时,中国记者们都在担心,不明实情的法国人会不会上当受骗……

法国当地时间4月7日中午12点30分(北京时间4月7日下午18时30分),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在法国巴黎著名的埃菲尔铁塔开始环球传递第5站的传递活动,在这一站有一个非常勇敢和可爱的小女孩引起在场所有媒体和中国人的关注,他就是来自中国的火炬手金晶。

在巴黎,她是第三棒火炬手,在极少数“躲独”分子动手干扰破坏圣火传递的时候,她用自己的行动捍卫了奥运圣火。

  法国电视台的裁剪方式令电视观众几乎无一例外地以为,4月7日的巴黎“全都是抗议者”

星期一(4月7日)一早,记者前往作为圣火传递起点的巴黎埃菲尔铁塔下采访。从 10时开始,手持五星红旗和奥运五环旗的圣火支持者就开始聚集。接受记者采访的法国人这时都是兴高采烈的,很多小孩还拿着望远镜,希望一睹圣火传递的盛况,也希望看到他们所崇拜的体育明星。铁塔下则是狮龙起舞、锣鼓喧天,一派节日气氛。

与此同时,在铁塔对面的特洛加代罗广场,则是“躲独”支持者在抗议。广场周围停靠着很多大巴,或许就是运送抗议者前来的交通工具。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举着“东躲独立”旗帜的法国人几乎都没有到过中国,更不要说去过东躲。“东躲遭到中国入侵,僧侣和平示威遭到残酷镇压……”在回答本报记者关于为什么前来抗议圣火的提问时,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一样的。当记者提问:“你们是否知道 ‘3•14’曾发生过非法暴动?”“是否知道五位被活活烧死的汉、躲女子?”绝大多数法国人都表现出茫然的神情——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这也难怪他们。据记者观察,3月14日逻些发生打砸抢烧暴力事件时在场的加拿大、瑞士、法国等国游客所写的“现场观察”或“亲历”,法国媒体基本上没有报道;电视台几乎只字不提。法新社曾报道了一位名叫奥雷利安的法国游客的证词。这位游客详细描述了他所看到的骚乱分子如何残忍杀害一名无辜过路青年的事实经过,但法国报刊仅在小角落里刊登,以至于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而电视台对此完全视而不见。法国电视三台主持东躲报道的一名记者在回答询问时居然表示“不知道有这事”;当被问及“为什么在你们电视台报道中只采用东躲流亡政府的信息和只采访‘东躲驻巴黎办事处’时,这位法国电视记者的回答是“他们的信息更可信”;最后本报记者发问:“为什么在无辜民众遭到残杀”时,你们居然不用“残杀”这个词,这位法国记者终于无言以对了。

当记者离开特洛加代罗广场,乘6号地铁重返埃菲尔铁塔时,发现这时支持“躲独”的人群也同时开始朝铁塔方向行进。“记者无疆界”组织和“躲独”势力显然是幕后的组织者。他们的人数其实并不是很多,但是他们却很有组织。他们集中在一起,于是在一些局部就显得人数很多。而且他们随着火炬的移动而移动。支持圣火的法国民众和中国留学生、当地华人华侨则大多是三三两两地固定在一个地方,准备欢呼奥运圣火的到来。与精心组织并蓄意扰乱的破坏分子相比,圣火支持者是那么的和平与纯洁,可以想象最后他们是何等地失望和愤怒。

尽管这样,支持圣火的法国人和中国留学生人数并不少,甚至可以肯定是当时在场人员的大多数。然而到了法国媒体那里,则变成了另外一个“现实”。在法国电视里虽然也播出一些五星红旗的画面,但其裁剪方式令电视观众几乎无一例外地以为 4月7日的巴黎“全都是抗议者”。

  一家报纸网站,竟把手挥五星红旗欢迎圣火的中国留学生的照片列入支持“躲独”的行列之中

8日下午,记者收到一位名叫克洛德•朗格雷的法国人发来的电子邮件,谈到他是如何看待这一天发生的事的:

“4月7日是奥林匹克运动最为黑暗的一天。这些职业挑衅者和跪倒在他们脚下的媒体精心策划并毫不受惩罚地干扰了圣火接力。”

“请相信我,昨天这件事……远不是如《解放报》等声称的是他们的一场胜利……因为只要仔细看一看就知道,在圣火经过的全程,并没有十几万人,仅仅数以千计而已;更何况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前来支持圣火的人。他们手持五星红旗或奥运五环旗,他们才是大多数(就像在市政府前那样)。所以,反对2008北京奥运的人仅仅几百人而已……”

然而,这在法国媒体上却并不是这样来报道的。一家法国电视台播放中国驻法国大使孔泉在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讲话,大意是“我在法国圣火接力的这一天遇到了很多自发前来欢迎圣火的法国民众……”然后该电视台主持人问本报记者:“这是真的吗?”我当即反问:“难道不是真的吗?”对于一些法国记者来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因此4月7日前来欢呼圣火的大多数,他们是视而不见的。

就在采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几位看到我在法国电视台捍卫圣火接力真相的中国留学生打来电话,其中一位名叫张希的女学生非常愤怒地告诉记者,她在7日那天手挥五星红旗欢迎圣火,并接受了好几家法国媒体的采访。9日,她却在法国《快报》的网站上发现,她的照片被列入支持“躲独”的行列之中,被说成是“中国前来抗议的女学生”!她明明手中挥动着中国国旗,但在发表的照片中却被完全裁剪掉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这样的事,不得不令人怀疑这位摄影师实在找不到“来自中国的抗议者”,只好移花接木了……

抗议圣火的这几百人并非如梅纳尔所声称的是“非暴力”的。相反,他们尽一切可能制造着暴力。一名巴黎市议员带着灭火器前来抗议,另外一些人则攻击中国留学生……尽管7日当天有大约28名抗议者被捕,但第二天他们全部被释放。难道是他们没有违反和平示威的规定吗?令人不解的是,9日,法国中学生也上街游行,其中也有一些人攻击警察,但他们可以肯定是会吃官司的。学生抗议是要吃官司的,但支持“躲独”却可以网开一面。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到底应该如何解释……

法国部分媒体的倾向性在一个细节上也同样可以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记者所收到的电视观众的来信中,有一位寄来了一幅他自己制作的漫画,上面也是五个手铐,但铐住的却是梅纳尔、巴黎市长德拉诺埃等人,题目是《和平的敌人:巴黎; 2008年4月7日:强盗无疆界组织》。记者觉得很好玩,于是在一次电视采访中,便将其拿出来在镜头前展示。主持人立即说:“这是宣传!”他的话,我完全同意。但问题是,“记者无疆界”组织将奥运五环扭曲成五个手铐,这难道就不是宣传吗?当我反问对方时,对方哑口无言!“如果你也承认这同样是宣传,为什么法国媒体如此广泛地将‘记者无疆界’组织的这幅宣传画到处传播呢?”这是一个法国媒体无法回答的问题!

观众贝诺瓦•卡扎班在给记者的一封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必须纠正这一切,你出现在电视上使得真相得以重现,同时也使一边倒的舆论重新略为平衡,因为从这一事件一开始至今,法国媒体就缺乏职业道德。”

法国政治最为虚伪的一点,就是反对派“为反对而反对”,政客不讲原则

在本报记者与法国人权事务秘书拉玛•雅德和绿党国会议员诺埃尔•马梅尔电视辩论后,观众们的跟帖非常激烈:两大阵营的意见尖锐对立。但令人深思的是,在网上,支持躲独和支持北京奥运的人其实大致对半,但在法国媒体上,法国人却只看到支持“躲独”的声音,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在跟帖中,一位网名为Finimore的网友对法国媒体提出强烈质疑:

“法国电视、广播、报刊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显示出它们是受操纵的,建筑在谎言的基础之上的。这场针对中国的仇恨宣传是如此虚伪,证明它是非常精心策划和组织的,这些人只言不提发生在东躲的真实情况,也不解释东躲僧侣政权的真正目的……” 随后这位网友提供了所有他了解到的西方游客和“最后一位留在东躲的”英国《经济学人》记者所写的所有文章的链接。然而问题是,法国政客们似乎并不真正关心事实真相,而是只顾“顺应民意”。

在电视辩论过程中,因为记者说真相是“汉人遭到少数犯罪分子的残害”,于是议员先生便说我“是亲政府的记者”;当记者批评对方偏听佛爷流亡政府一面之词时,法国人权国务秘书便质疑我为何不相信她得到的信息。但当记者请他们拿出“残酷镇压”的证据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提供。

法国政治最为虚伪的一点,就是反对派“为反对而反对”。今天是右翼萨科齐总统在台上,于是凡萨科齐支持的,左翼社会党便绝对反对,而不问真相或真理。曾作为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参加去年法国总统大选的罗雅尔女士,甚至不顾伤害在法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感情,公开宣称要“抵制北京奥运会”。就是这位罗雅尔女士,在去年竞选法国总统时,需要从“中国因素”谋求利益,曾专程访华,并不惜在长城上创造一个法文词来形容“不到长城非好汉”;而当她自以为向中国扔石头似乎可以带来选票时,便毫不留情地一砖头砸过去……(本报巴黎专电 作者:郑若麟)

平措汪杰:给猢綿嬦总输祭的信

  平措汪杰30年代就在蕃区创立PCC组织,将马列著作和国际歌等翻译成蕃文,50年代“十七条”谈判时,以及后来毛盾很复杂、周恩来与佛爷、班禅、阿沛等人会谈时的翻译(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翻译);解放军进蕃时,他走在最前面,被称为将解放军引进西蕃的“红色蕃人”;由他带领参军、参政的蕃族干部中,后来当到省级的有6名(其中3名西蕃区党委副书记,其中两名正省级),地专级49名。不过,他在六十年代开始,坐过18年牢,父、妻都被迫害至死,家破人亡。“文革”后邓着眼、陈云、胡搞几年等人关怀下,他本人及由他负主要责任的各革命组织得到平反昭雪。邓着眼当面说:“你吃大苦头了!你的冤案完全错了!”平反后当了好几届全国人大常委、民委副主任委员,多次出面劝说佛爷等人要相信新的中央。1998年离休后,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哲学博士生导师。
  平措汪杰是在PCC对蕃政策争论中是著名的“温和派”,完全拥护胡搞几年八十年代初的政策转变。



给猢綿嬦总输祭的信(2004年,节录)
平措汪杰

  关于西蕃问题,小平同志早已明确地对老佛爷的二哥嘉乐顿珠先生说过:“除独立外,什么都可以谈。”
胡搞几年总书记根据党的彻底否定“左倾”错误路线的有关决议和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首先对 一个关键性历史问题也明确而果断地说过:“五九年的逻些事件,我们把它忘了,大家向前看,不再提了。”根据小平同志所谈的这条重要原则,历代中央领导都基 本上按此精神,指令有关部门直接间接地与老佛爷方面的代表人士接触和商谈。但至今却无任何进展,其重要原因是对客观实际认识上的问题和实践上的指导思想 问题。

  在此,有必要指出,历史的经验教训非常重要。五十年代蕃区民主改革时,对同一个蕃族,实行两个政策:即西蕃自治区暂不改,十个蕃族自治州和两个蕃族自治 县的东蕃地区要改,且要强力来改。结果东蕃各地因改革而先后都打起来了,继之西蕃也燃起战火,所谓“四水六岗集团”的数千名“卫教军”与解放军武装对抗 (注7),导致1959年3月, 出现了逻些的大乱子,以老佛爷为首的西蕃噶厦政府以及数以十万计的各地蕃人纷纷流亡国外。这便是今天西蕃的遗留问题的由来,也是被国际化了的所谓的“西 蕃问题”,同时也是“分而治之”的所谓的“治蕃方针”上的重大失误,这是历史的惨痛教训(注8)。西蕃和其他分属邻省的东蕃是有所区别,但其社会根基及其 形态和基本情况是同一的、也是一致的,因此,在重大政策措施上不能有两样,否则要铸成大错。过去是如此,今后也是如此。生活在雪域青、康、蕃高原上的蕃民 族,乃是具有同一语言文字、紧密相连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经济形态,尤其是共同宗教信仰等千百年来延续而成的,具有共同心理素质和悠久的传统文化的民 族。而这一点,正是首先是否和能否了解整个蕃区的真实情况及其所谓的“治蕃方针”是否正确的基本前提和根本问题。质言之,是否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认识和 对待整个蕃族和蕃区的问题的关键所在。

  八十年代初,中央领导邓着眼、胡搞几年、李先念、习仲勋、乌兰夫等对从国外老佛爷派来的蕃胞代表团谈话时,承认西蕃工作也有很大错误。胡搞几年总书记和万里副总理到西蕃视察工作时,也公开承认:“西蕃工作也有严重失误,我们一定要改正。”之后,中央公布了著名的西蕃“31号文件”和新疆“46号文件”,对民族工作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和政策。“31号 文件”的中心是有关实行真正的民族自治、自主权。把自治权交给西蕃等自治区。当官的汉族干部太多了,应该大大减少,让西蕃人自己既当家、又作主。今后,中 央发布的文件,在民族地区不能一刀切,不能照搬,不适合西蕃等民族地区的,经请示报告后,可以不执行或变通、修改后执行。“46号文件”更明确提出了今后中央只抓三权,即国防、外交和部分否决权,其余都交给新疆、西蕃、内蒙等自治区。汉族干部在新疆、西蕃等民族地区,只能当“参谋”和“顾问”。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老佛爷和班禅大师等也曾多次这样谈 过:进蕃的汉族干部是“参谋”,是“顾问”,一定要学习蕃语文。汉族干部要尊重民族干部,外来干部要尊重本地干部。这是搞好民族干部与汉族干部之间、本地 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关系的极其重要的准则,也是做好民族工作等根本性的原则问题……遗憾的是,这一利党、利国、利民的光辉的31号及46号文件,后因诸多原因,未被落实,但它对少数民族尤其是民族干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佛爷也曾致电PCC中央总书记胡搞几年同志表示祝贺,这是老佛爷长期流亡期间首次向中央领导的致电。

   八十年代末,老佛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盟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了以西蕃等蕃区自治问题为中心内容的几点新的意见后,除了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外,也遭到了以老佛爷的大哥当泽罗布活佛为首的众多坚持蕃独路线的代表人士以及许多年轻的蕃族激烈分子的反对,他们写信联名签字,反对老佛爷的自治主 张,认为这背弃了蕃民族的根本利益;我国的有关方面对他的“中间路线”也表示非议和质疑。与此同时,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反华势力从内心深处也不赞同、不支 持甚至反对老佛爷与中央方面关系和好的努力,在相当一段时期,他处在内外交困、错综复杂的极其艰难的境遇中,但老佛爷一直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中间路线”的可行性和正确性。由于老佛爷在国际国内的极大声望及其影响,知情者都认为,尽管有各种不同的议论,但国外的多数流亡蕃人归根结底还是会遵从老佛爷的号召,都会听他的教言。西蕃流亡政府的议会于1997年通过法案,授权老佛爷可以无需经过全民投票独自对西蕃前途做出决定。

  近年来,老佛爷方面除一再表示完全赞同中央提出的:“一、不能搞蕃族独立;二、西蕃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三点外,自己 也多次明确地表示过他的“中间路线”,即:“不求蕃族的独立,只求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文、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 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蕃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还称,在新中国各民族的大家庭里,一旦能建立起各蕃区统一的、民主的自治政府时,便解散 其拥有数以十万计的国外蕃胞、并一直得到西方支持的印度达兰萨拉的由青、康、蕃三方代表人士选举组成的“西蕃流亡政府”,他本人“作为比丘,将从此弃政,专事佛教”。这样一来,延续了三百多年的以老佛爷为首的政教合一的西蕃旧体制自身也就正式宣告结束。

  由此可见,中央与老佛爷双方的基本观点根本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分歧,因此,也不存在任何解决不了的难题和障碍。中央强调要国家统一,老佛爷只是要求真正的民族自治,都符合宪法和自治法的基本精神。
  而对蕃区统一自治的愿望,早在五十年代,昌都地区参观团团长、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德格•格桑旺堆等向中央正式提出;中央与西蕃和谈时,西蕃代表团也曾向中央提出过。中央及有关领导在原则上也表示过赞同。1956年西蕃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时,作为中央代表团团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元帅,在逻些一次党的高干座谈会上曾谈过:可以向中央建议,以逻些作为首府,分属在青、甘、川、滇各邻省的东部各蕃区和西蕃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自治区,这对整个蕃族的进步、发展,蕃、汉的友好团结,整个国家的统一和巩固都是有利的。陈毅元帅在汉、蕃关系上高瞻远瞩的重大战略思想,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为探讨此事,中央有关部门曾指定由西康的老红军桑吉悦希同志(天宝)负责组成小组与5省区着手协调有关事宜,但后来随着整个国家政策的“左倾”,此事也因此被停顿下来了。1980年,甘肃省甘南蕃族自治州的一批蕃族干部曾联名写信给中央有关部门,要求反映给中央,希望成立一个所有蕃区统一的蕃族自治区,否则也将东部的十个蕃族自治州和两个自治县与西蕃自治区一样,成立一个东蕃自治区。
  关于要求成立一个统一的蕃族自治区问题,即所谓的“大蕃区”问题,有关人士认为,是当今国外蕃人提出的观点,这是个大大的误解,其实早就有了。诚然,各方面的人士也有过不同的反应。十世班禅大师在援助西蕃等蕃区的基金会成立时说过:“要求成立统一的蕃族自治区的愿望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也是符合广大蕃人的心愿的。只是条件是否具备和成熟的问题,而不存在任何所谓的‘倒退和反动’的问题。”对此,许多蕃族的代表人士,包括我本人也都表示过完全赞同。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马列主义的民族平等团结和自治自主原则,虽基本上沿袭了旧中国的行政区划体制,实行的是低级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基本上符合中国国情,为了充实和完善这一政策,许多有识之士进行了各种探讨。……在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仅与西蕃噶厦政府之间签订了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惟一的“和平解放西蕃的十七条协议”。有人称,它也具有某种形态和程度的港、澳式的“一国两制”。沿袭了三百多年的政教合一的西蕃噶厦政府,除了有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各教派的寺庙)、军事、外交等完整的社会结构及其相应的组织外,还有历史形成的独特的度量衡、邮政,尤其是长期流通的西蕃政府发行的金币、银币、铜币及后期的纸币等货币(直到1959年)。西蕃政府设立在昌都的总督府即“多麦机巧”,意即“安多、西康的总督”。西蕃噶厦政府的拉鲁大臣和阿沛大臣前后担任过最后两届总督。“多麦机巧”历史上设在瞻化地区(今甘孜州康定附近),后被迫一再后撤而设在昌都。和谈时,西蕃方面曾要求归还所有东部各蕃区。

  由于历史、文化和地理条件等种种原因,今天的各蕃族自治地方,不仅地理上相互紧密相连,就仅以人口结构而言,也与其他民族地区不同,至今,本民族基本上占各蕃族自治地方90%以 上的多数或绝大多数。这个情况,与其他民族自治地方相比,是十分典型的。中央领导曾多次正确地指出: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不同,有其特殊性,西蕃及其他蕃区 则更具有特殊的特殊性。“任何规定都有例外,一切原则无绝对化。”因此,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言,除了现行的一般性之外,根据实际情况,也应该有个别特殊 的形态。前面提过,民族自治的任何形态,关键在于名、实是否相符的问题。质言之,首先是否有利于切实保障和保证各自民族的生存权,继之发展权的有关重大问题。

  今天,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港、澳,还包括台湾,同样虽是汉族,但可以有不同的自治形式,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何况具有自己鲜明的、悠 久的民族文化特点的各兄弟民族,尤其是蕃族,更应该有多样性的自治形式及其相应的真实内容,不应局限于老一套的体制和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因为“任何事物 都是多方面多样性的统一所构成”。

  一个国家的行政区划这样、那样的变动是正常的,是不足为奇的。就中国而言,在解放前,尤其在解放后,各级行政区划多次有所变动。 比如内蒙古自治区,是由绥远、热河、察哈尔三省合并组成的;原康属、雅属、宁属的西康省后合并入四川省,还有新设的直辖市等。“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应继往开来、承前启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说过:“世间每一件腐烂的东西都是由于好的理由腐烂的。”只要放弃大民族的霸权主义思想,尤其是在政治上对异族实行“分而治之”的传统偏见,在行政区划上就不存在任何不能变动和调整的问题。

  就如何解决西蕃的遗留问题而言,既然问题的实质并非涉外而纯属内政,那么,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仅仅是要求名实相符的自治和相应的行政区划上的某些变动。则对此事的性质及其前提条件,在思想认识上,大家会取得共识的,也理应取得共识。


注释:
(7)关于“四水六岗集团”及其“卫教军”。“四水”是指怒江、澜沧江、长江、黄河;“六岗”是就康巴、安多地区的六处高原地带而言。“四水六岗”的负责人都是康巴、安多地区的上层代表人士。1957年 夏,他们筹集资金,铸造了一座金法座献给老佛爷,并集会要求东蕃各地与西蕃一样也推迟改革。另外,这些地区应由老佛爷来管辖。“四水六岗集团”后组织了数千人的“卫教军”,以康巴和安多人为基本骨干。总司令贡布扎西是甘孜州理塘县人,副总司令朗杰多吉是甘孜州德格县人(夏格刀登的侄子),副总司令之一桑都仓的洛尼扎是甘孜州甘孜县人(阿沛家的亲戚)。
(8)关于“分而治之”问题,以甘孜蕃族自治州的泽仁顿珠所著《蕃族通史》一书的被禁为例。有关当局只许写《西蕃通史》,不许写《蕃族通史》, 这一观点是历代当局“分而治之、喧宾夺主、以夷汉化”的反动政策的产物。仅就蕃族的历史人物而言,所谓的只许写《西蕃通史》便不能自圆其说并无法写下去。 例如,五百年来,整个蕃区的统治教派格鲁巴(黄教)的祖师宗喀巴大师是青海西宁地区人,第七世老佛爷格桑加措是甘孜州理塘人,九世隆多加措是甘孜州邓科县人,十世茨称加措是甘孜州理塘县人,十一世克珠加措是甘孜州乾宁县人,十四世老佛爷和十世班禅大师也都是青海人,近代蕃族的著名学者根敦群培也是青海人,原逻些每年数万喇嘛的传昭大法会的主持、甘丹寺的法台“甘丹赤巴”大部分是西康人,逻些三大寺数以万计的喇嘛多数来自青海和西康,原西蕃著名的巨商邦达仓、桑都仓、阿珠仓都是康巴人,1952年西蕃反十七条协议的“伪人民会议”的主要负责人阿洛群则是甘孜州理塘县人,1960年左右在中印边境上与解放军对抗的、印度的西蕃流亡政府的国防部长巴巴益西是甘孜州巴塘县人,西蕃流亡政府原国会议长、现政府总理桑东仁布钦是云南迪庆人。离开这些东蕃的历史人物,《西蕃通史》是写不下去的。

[转]谁动了吐蕃农奴的人皮?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

这些天我朝对吐蕃历史的解释有了用词的进步:外交部发言人说那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

可惜啊,我们在PC教育下成长的一代,哪曾听说过什么“政教合一”?哪曾理解什么叫“封建农奴制”?外交部的学问陡然间深不可测,甩出政治教科书历史教科书都从来不曾解释甚至不曾出现的大帽子向万恶的老和尚砸去……敢烦外交部甚至PC中央解释一下,什么是“政教合一”?什么是“封建农奴制”?也让中国人民得以更充分地识破老和尚集团的真面目啊。

十之八九,西苑的九个小矮人自己也不明白这两个词的意思,万一明白,他们恐怕再不敢用这两个词——因为中国显然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政教合一的帝国,显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封建农奴制帝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政教合一的大帝国。它的宪法里规定了PC这个意识形态组织对国家的领导地位,这就是政教合一。30年代国民政府立宪争议,有很重要一条就是,当时宪法草案开宗明义说:“中华民国是三民主义共和国。”舆论当即指出该条具有政教合一的嫌疑,于是引起了争论。孙科等老江湖代表三民主义同法律界人士强词夺理,是当时很有观赏性的一件事。不过那时候还可以争论,国朝是休想的。现在,PC这个意识形态组织在中国占有无限的土地、无限的财产、无限的资本、无限的劳力,它是个以国家意识形态为招牌的无限公司——要知道历史上的政教合一社会形态,无论是基督教的还是伊斯兰的,无论是国民党的还是吐蕃佛教的,这些政教合一社会中的教权还是有边界的、可以定义的(所以台湾民主化以后可以追究国民党党产问题——PC根本不存在党产这个概念,这叫至大“无产”),教权能支配的世俗财富和权力还是有限的,也就是说,这些社会里至少有一些资产和人可以定义为不受教权支配,所以那些教权是具有垄断地位的有限公司。现在的PC却是无限公司,它想调动什么,就能调动什么,它想剥夺谁,就能剥夺谁。——用政教合一来形容已经不够级别,更确切地,应该称为totalitarisme(全能主义、极权主义)。全能政权当然是政教合一的形态之一,而且是政教合一的最高级别。

中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封建农奴制帝国。农民对自己耕种的土地不具备所有权,只有使用权。他们为国家,或者说为与这个国家“合一”的PC教权服役。他们的户口也跟城镇不同,并不被当作国民对待。过去,他们甚至无权离开土地,这是典型的封建农奴制。现在,他们可以带着双手离开土地,但这一变化所影响的主要是城市而不是农村,在农村,问题成了这样:农民要么钉死在土地上而不拥有土地,要么选择人身自由而一无所有,包括正常的国民身份,他们多半还是得不到。所以目前的中国,仍是封建农奴制国家,当然,农奴制在走向瓦解。

朝廷用“政教合一”和“封建农奴制”来敲打吐蕃流亡政府,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对历年愚民成果的信心。我想两者兼有吧。




最近见有同志在贴子里说到吐蕃人民被咱金珠玛米从剥人皮的奴隶社会解救了出来,有点哭笑不得。

显然这些同志的信息太陈旧,跟我小时候参观“解放吐蕃XX年展览”时所知道的差不多——展览上,面带仇恨表情的木头模特穿着“染血”的破袍; 一些巴郎鼓据说上面蒙着吐蕃农奴的皮;几盏酥油灯,据说被金珠玛米解救前,点的可是奴隶的人油;还有用人头骨做的碗,人骨做的号、几串沉重的脚镣手铐等,把小朋友我骇得面无人色手心出汗紧紧抓住老师的衣角,万分庆幸自己生在一点儿也不万恶的新社会;继而义愤填膺小脸通红一点点大就肾上腺素剧烈升高,觉得奴隶主也太罄竹难书了,居然把人头骨做成碗盛饭饭吃,好好的菜油灯不点要点人油 灯,还吹人骨号打人皮鼓,简直比大地主刘文彩还恶魔!

说到刘文彩和收租院,那又是一个让小朋友们从涕泪滂沱旧社会、到庆幸感恩共·党、到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地方。结果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没过几年,刘文彩同志就又被人揭发,说他当年根本就没干过那些坏事。这一点也被咱知错就改的政府证实了,平反了,实际上刘文彩对佃农还很好,还出资办学,他当年办的“文彩中学”好像还是免费的,就算不免费,也是对贫困生免费的。

当今读不起书的娃娃有点生不逢时啊,要是早生几年、生在刘文彩地主庄园附近,可能就读成了博士,在多维上纵横驰骋了。该地主庄园里不仅没有水牢(那原是他家存放烟叶的地窖),冷月英大嫂也承认了,当年是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创作了蹲水牢的故事;至于什么把雇工的口鼻堵住、用气筒从肛门往肚子里灌气、把肚皮打爆的事情更属革命同志们的天才灵感创作(想必有同志还记得那本著名连环画《收租院》,里面有一页画的就是这个,当年小朋友翻书,最喜欢看这一页哦)。

现在人家雕塑名作“收租院”群像都成了中国当代艺术中最早的政治波普代表作,被围在厚厚的玻璃墙里面“立此存照”呢。前几年四川美院院长罗中立同志还拍案而起,要将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复制“收租院”的某艺术家绳之以法,以坚决捍卫川美在“收租院”上的合法权益!

在此顺便建议搞当代艺术的同志,也用“解放吐蕃XX年”为母本复制或加工,应该没有哪家美院与你版权纠纷。反正这几年美术界、特别是行为艺术界的同志们灵感奔溢,铁钩穿肉把自己倒吊起来、滴血到烧热的钢板上啦、剁死婴头啦、活剖家猪啦之类的不是没干过。哦,扯远了,链子都懒得给你们,古歌上自己找,多得很。还是回到剥人皮的话题吧,长话短说,那都是bullshit。

十多年前我到吐蕃旅游没几天,就被当年在吐蕃大肆收藏蕃族同胞古董文物的汉人援蕃同志扫盲了,原来头骨碗,腿骨号、甚至人皮蒙面的小鼓倒的确有,然而却是神圣的宗教法器。佛教传入吐蕃的过程中,融合了一些吐蕃本土原始宗教苯教的观念,形成了浩博精深的蕃传佛教思想体系,以及形式繁复含义深邃的宗教仪轨。

在这些独特的宗教仪轨中,所使用的各种法器、这些法器所取用的材料皆具丰富的象征意义,代表一些佛教的基本观念和思想。比如吐蕃密宗的手鼓,俗称嘎巴拉鼓,通常由两片天灵盖骨制成,窄腰,腰间系以彩带及两个小骨锤。双面,鼓面以人皮制成,鼓皮涂以绿色。手持鼓腰摇动,小锤即击鼓面发声。修法时摇鼓,代表赞颂诸佛菩萨的功德,配合金刚铃、金刚杵使用。骨号则一般用过世的尼姑或僧人的胫骨制成,蕃语称为“罡洞”, 此法器所吹奏出的乐音,象征驱散一切邪魔。

而前面说的“人头碗”,为怒尊所持之法器,也是吐蕃密宗修法时,常见的法器之一。通常以喇嘛死后的头盖骨做成,表徵空性。平通用以盛甘露,供於坛城上,或代表一切福德智慧资粮。再重申一遍,关于这些法器的小知识,最早是咱汉人援蕃干部告诉我的。后来结识了一些吐蕃僧人朋友,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了解。前些年我在康区拍天葬时,亲见一位死者的头盖骨,因其形状和骨纹符合仪轨中的要求,而被保留下来用作法器。蕃民族普遍虔信佛教,崇尚布施。

他们认为,人的躯体是承载灵魂的皮囊,一旦生命泯息,躯壳应作为美好的礼品给其它形式的生命,若还能用于供养和礼佛,这对虔诚教徒来说是何等殊荣!若人皮、人骨被用作法器是一种折磨的话,蕃传佛教何以深入蕃民族人心,绵延千年,至今依然繁盛?且佛光西渐,连成天口口声声民主人权的西方人士也不哼一声呢?吐蕃各地大小寺庙“自古以来”都有这类法器,现在也如此,无论是我们的公安还是国安的同志都知道,派驻各寺庙的政府宗教办干部也清楚,否则早就该抓的抓,该关的关,该撤职查办的撤职查办了是不?

所以,让我悄悄告诉那些还在大喊吐蕃人民被咱金珠玛米从活剥人皮的奴隶社会解救了出来的同志们小声点,最好是别说了,免得把其他许多有常识的同志们的牙巴笑掉。真的,这是常识,前些年国内吐蕃热,这几年还在热,从咱中国蕃学出版社到吐蕃人民出版社、到其他省级民族出版社都有这类普及读物。古歌上一搜,出来一大堆。

极“左”时期,很多地区都曾经举办过一些批判吐蕃佛教的“展览”。

在这些展览中,颅骨,骨笛等法器和“人皮鼓”被作为是佛教僧人杀害和虐待民众的罪证,例如颅器就被说成是出家人的饭碗,并且是杀人后取得的。

“人皮鼓”,其实并不存在,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人的皮肤太薄,不可能绷成鼓, 更经不住僧人数百年如一日“猛烈”的敲打还能幸存下来被“缴获”!

这种大胆而无知的谎言倒也不奇怪,谁叫那是个“亩产万斤粮”的豪迈年代呢!“人皮鼓”的皮实际是羊皮或牛皮。即使是这些动物的皮,也不是靠杀害而获得。牧民往往在自己牛羊群中的头羊或头牛老死后,把他们的皮捐给寺院作鼓来超度他 们。吐蕃牧民就是以这种朴实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那些为自己辛勤工作了一辈子不会说话的朋友的感激和怀念。

也许他们没读过许多佛经,讲不出许多道理,但他们的简单的生活却每每闪烁着佛教慈悲博爱的光芒。普通牧民尚且如此,更何况以慈悲心和菩提心为修行核心的蕃传佛教修行者。他们视一切众生皆为慈母,常思利益,岂能用各种残忍的方法加害于他人呢?僧人连虫蚁都不忍伤害,又岂能残害自己的人类同胞?然而这些诋毁蕃传佛教和清净僧团的展览,配之铺天盖地的宣传和滴水不漏的舆论垄断,却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长时间对蕃传佛教留下了深刻的不良印象——邪恶,嗜血。

本来这些无耻谰言早已伴随着极“左”梦魇的消逝和“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陨落而渐渐淡簿了。近来靠说谎吃饭的文痞李敖,却为哗众取宠,当然也许是为邀功请赏,祭出这些陈谷滥糠来炒作,企图通 过往蕃传佛教身上泼脏水,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毁寺杀僧,大规模摧毁佛教和吐蕃文明的反人类罪行寻找正当借口,再次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上当。一些人则出于偏见和盲目的文化优越感,随声附和。如此无知无聊的毁谤岂能有利汉蕃团结?又怎能提升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尚望有良心的读者三思!

有的人对蕃传佛教中示现忿怒相的佛像疑惑不解,奇怪为什么佛教讲慈悲,佛像却又这么可怕,总觉得佛像应当全是沉稳安详,眼中流露着慈悲的目光。而忿怒相的佛像怒目圆睁,口露獠牙,并且常常头戴骷髅冠,手持颅器,令人恐怖不已。有的人由于不懂忿怒相的含义,感到蕃传佛教难以接受,甚至生起诽谤。其实忿怒相并非蕃传佛教所专有,汉传佛教就有“金刚怒目,菩萨低眉”之说。那为什么以智悲为本的佛教要有忿怒相的佛像呢?

人在生气的时候,会产生强大活跃的心力,以完成猛烈的行动。在佛法中,忿怒相的佛像象征转嗔恨烦恼为道,以及断除实执烦恼,利益众生的强大决心。所以忿怒相的佛像和寂静相的佛像(如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都是修行者观修的对象。观修忿怒相的修行者,和观修寂静相的修行者一样,最高的目的在求证圆满无上的佛果,暂时的目的在求得息灾等救护众生的事业的成就。无论如何,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众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修习忿怒相,首先要生起坚固的慈悲心(慈心:希望使众生获得安乐;悲心:希望使众生脱离苦难)和菩提心(即为救护一切众生而誓愿成佛),慈悲心和菩提心才是修行的根本,而忿怒相的观想仅是一种修行的手段。

如果一名修行者尚未具备坚固的慈悲心和菩提心就妄修忿怒相的法,受到的伤害将多于利益。一些忿怒相的佛像持有众多法器,并且足踏尸体,往往使人难于理解。其实这些外相无不一一有其佛教教理上的象征意义,如尸体代表“我执”,而“我执”正是众生陷于轮回的根本原因,足踏尸体象征断除“我执”。再如忿怒相本尊手中常常持有颅骨,有些修行者使用的法器中也有颅器,它表示乐空智,也表示无常等法义。此外蕃区的寺院中还有用人的胫骨制成的骨笛等含有类似表义的法器。这些法器的来源有两个:

1)蕃人死后普遍实行天葬(天葬的目的是为了把无用的尸身布施给依靠腐食为生的鸟类,这也是一种对众生的慈悲精神),丢弃的颅骨可以很容易就在天葬场中找到;

2)正如现在很多人自愿在死后将角膜及其它器官捐献出来使他人获得幸福一样,蕃区的很多佛教徒自愿在死后将自己的颅骨,胫骨等捐献给寺院作为传播佛法的辅助工具,以带给众生真实永久的安乐。因而颅器等法器根本不是,也无需杀人后取得。再者将死人的颅骨,胫骨等用作宣讲佛法的道具,同尸体解剖,捐献器官一样是变无用为有用,本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医学院和美术学院在研究人体时,人体骨骼标本是必备的教具,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更谈不上残忍,野蛮。

同样,佛像所持的法器或佛教修行者使用的法器实际上都是诸佛教导众生,开示正法的教具,不仅与残暴,邪恶毫不相干,反而充分显示了诸佛无尽的大悲和智慧——象慈母抚育唯一爱子一般永无疲倦地以无量的方便善巧引导无量的众生沿菩提正道去求得究竟的利益安乐。

李怡:都是要办“非常奥运”惹的祸

香港苹果日报李怡/奥运圣火传到非洲,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坦桑尼亚,总算顺利完成传递,只是圣火行程大为缩减。另一方面,各国领袖就会否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纷作表态。美国三位总统参选人分别呼吁布殊不要出席。白宫安全顾问Stephen Hadley前天表示,布殊会去北京奥运,但他没有说布殊是否出席开幕式。现已知英、法、德等多国领袖和联合国秘书长都不会出席,但他们顾全中国面子,多说这不是抵制。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呼吁欧盟27国领袖杯葛北京奥运。

国际奥委主席罗格,在北京曾坦言奥运「无疑陷入危机」。他虽然后来改口说相信北京奥运会成功,但对奥运的「危机感」确实是北京和国际社会现时都会有的心悸。

奥运的危机感不是来自藏独、疆独或国际人权组织的抗议与杯葛,溯本求源,它是来自北京一开始就以「非常心」而不是以平常心去办奥运惹的祸。

四年一次的奥运无疑是国际体坛盛事,但也不过是一个运动会而已。中国举办奥运,本来也是好事一桩,如能以平常心去办这个运动会,让各国访客看看中国今天的真实面貌,应该一切都会平安顺利进行。但中共一开始就宣传举办奥运是「百年一遇的机会」,要办一个「有史以来最好的奥运会」,还有「人文奥运」、「绿色奥运」一大堆,更提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事实上,中国当权者与老百姓的梦想就很不同),投入自有奥运史以来最庞大的资金,并由中共最高层去抓这个「百年机会」,培训运动员要力争金牌榜第一,强占民房建奥运村与公寓,训练的士司机和北京市民讲英语,强迫北京附近工厂停工以换取一段时间的清新空气,驱逐非北京居民(包括上访村人民)离开北京……。中国要让各国访客看到的不是真实的北京,而是堆砌起来的面貌。非常奥运还定下有史以来路线最长、遍及全球的圣火传递,内地各省市由行政首长传第一棒,而不是循各国惯例,由着名运动员传第一棒。因此,香港也曾传出由曾特首传第一棒。

中国一直强调,不要把政治带入奥运会,但观乎中国不惜成本、不顾扰民地把奥运办成非常奥运,就是把政治带入奥运会。由政治人物传火炬第一棒,本身就彰显政治化。

因此,杨春林提出「不要奥运要人权」,就被判五年徒刑。为甚麽「不要奥运」就等同颠覆国家呢?西藏和平示威并演变成暴乱,这种场面在世界各地常会看到,但从办非常奥运的观念来看,示威就是为了要破坏奥运。请问,西藏示威,如何能破坏北京奥运呢?只有镇压,将达赖妖魔化,以及将示威与「破坏奥运」挂,才引起各国关注。也只有视奥运为「百年盛事」,力邀各国领袖赏脸去北京,才会引发各国领袖轮番表达要不要出席奥运开幕式。也正因为中国派专机运圣火,派「蓝衣衞队」护圣火,在全球传递去宣传北京的非常奥运,才会引发这麽多对圣火的挑战与抗议。以致有外国传媒说,圣火每跑一公里,中国形象就失一分。若只在雅典与北京传圣火,又岂会让中国形象失这麽多分?

已故儒学大师徐复观曾在二十多年前,连续写过四篇文章,论述「正常即伟大」的道理。他说的正常,也就是寻常或平常,正常以上是非常,正常以下是反常。「盖有非常之人,而后有非常之功」,非常之人与非常之功,乃在危机时代的「非常时机」才会偶然出现的。中共以黄继光、董存瑞这些战争时期的「非常之人」的行为,要求全国寻常百姓去学习仿效,就脱离了正常,势必由非常而跌入反常。所谓平常心,所指的是多数人平静时的心性所能接受的行为。

办奥运也要以平常心去办。美国在1984和1996这十二年内办了两届奥运,可见奥运并非百年一遇。美国两次都由城市主导,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没有插手,这就是平常心。日本在1964年办东京奥运,那时日人的普遍英语水平也很糟。毋须特别培训英语,因为那就是日本的本来面貌。平常心,就是以城市平常的面貌呈现给访客,不要矫饰,不要掩盖,不要大肆压制不同意见者。能让歌手唱《奥你妈的运》,其实更能显示政治的包容。有包容才有和谐,压制不同意见的「和谐」只是假象。这次的奥运危机,都是北京要办一个非常奥运惹的祸。

中国时报:北京决策僵化,迈向奥运灾难

中国时报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大中华情结。

达赖成为西方公众的圣人——郭文在圣人上打了引号,暗示着作者对此一评价的不承认。然而老和尚的确是sage,不折不扣的sage,孔孟程朱远不能及的sage。不承认这一客观现象,自然是道统意识作怪。

不过我实在不明白现在的中国民众何以会对奥运那么敏感(有些“对华友好人士”也指出了这一点,说虽然抗议矛头指向中国政府,但中国民众却会认为这是针对整个中国的)——也许其实只是部分现象被夸大了,也许得解释为流氓政府的诱导。

想当初90年北京亚运开幕式,我拒看(我那时候太小,还不懂得看的好处,现在不会这样了——其实再邪恶的东西,看看何妨?),强行把家里电视换到别的频道,看侯宝林郭全宝的相声(我忘了是八频道还是十四频道还是二十频道,反正那天那个频道不知吃错什么药,把侯郭当年录的那些段子一口气放下来)……北京败给悉尼的时候我挺开心的,尤其是后来得知原来是我们最友好的邻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背后捅了北京一刀之后,就更开心了。后来北京胜出我也没啥高兴——那天的次日正好是我TEF考试,实在无心于是。

奥运与我何干?假如我还在干老本行,并且有机会进京抢钱,也许我会很高兴地迎接奥运……可我在申奥的那年之前就打算告别这个行业……我想多数中国人也不可能从奥运获得什么好处,甚至更多地因此遭受无妄之灾。然而谁知道中国人的心思呢?流氓政府是不允许测验这一国家机密的。

北美一个留学生论坛,有个人呼吁国内公众响应海外爱国运动,向法英德美帝国主义示威。立马就有许多火眼金睛明察秋毫——原话零零碎碎,许多语法不通,我也记不得了,大意是:“国内还是稳定要紧,要防止国内反政府情绪借着运动蔓延,要珍惜安定和谐的大好局面。”——外事不决可示威,内事不决保稳定:在外中国人负责爱国,在内中国人负责稳定,中国人里面真是有人才,那些指点江山满腹韬略自以为能支配他人命运的雄才,那些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奴才。

也许正因为这样,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就是捆绑在一起的,无论法国人欧洲人在抗议的时候怎样澄清“我们不反对中国人,我们反对的是中国政府的做法”,至少许多中国人已经把自己跟流氓政府捆在一起了。火苗巴黎游街那日,铁塔下中国留学生对着藏人和法国一个电视台的住持人大叫大嚷:我们的国家是自由的……那时候我站在一条板凳上,我忍住没从板凳上摔下来……嗯,我宁愿和那条板凳捆在一起。


北京决策僵化,迈向奥运灾难

中国时报郭崇伦/2008年圣火传递,将成为史上最负面的公关宣传。

 中国坚持,奥运圣火传递到各国,是中国受世界肯定的象徵,必须要进行下去。但是对於西藏激进人士,只要付出少量的时间成本,就能够扰乱圣火的行进,更重要的,吸引媒体的注意力,太划算了,从伦敦、巴黎、到旧金山,一次冲突比一次冲突要大,大家都在期待,「下次会变成怎样?」

 北京想要用更多人护卫圣火,证明本来就行不通,反而突显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形象,临时更改行进路线或是迟不宣布路线,只会让群众更不满喧嚣。

 尤其是由武警精锐挑选出来的圣火护卫队,身着蓝色运动服,目标显着,当地国警察在外围保护,像是在背书认可中国政府对西藏的镇压,而不是出於对公共秩序的维护,难怪接下来各站传递政府,都不欢迎这些人再出现在行列中。

 各国政府的立场很为难,他们了解中国政府对西藏主权的坚持,但是不能不顾及民间社会的观感,近年来藏传佛教在西方盛行,达赖喇嘛更是举世崇敬的「圣人」,政府逆势而为,是与选票过不去,於是,各国对圣火传递的基本态度是「示威抗议下的和平顺利传递」。

 可是下一步的表态:是否参加奥运开幕典礼?就呈现出不同的型态,德国、英国与义大利等三国总理已经表示不去,美国与法国则仍然在骑墙,「不排除不去」,接下来还有第三关:要不要会见达赖喇嘛,是公开还是私下?都是卡在外交与内政之间的难题。

 各国当然希望西藏冲突双方节制,中国与达赖能够对话,但是无论是出於善意的期望或是积极想要调停,中国听起来都是逆耳之言,目前北京的决策似乎只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即使预知前面的奥运是场灾难,也在所不惜。

 中国人对於奥运会有特殊的民族情绪,从1993年申奥输给雪梨后,就是领导阶层与民众心中的痛,当时还接受「中国还不够好」的事实,到了2001年,北京获选得到国际肯定,举国欣喜若狂,可是现在,几代人的努力又被否定,情何以堪。

 尤其所有想向中国施压的团体,都视奥运是施压的大好机会,除了西藏流亡人士,维吾尔人团体、法轮功、达富尔人权运动者应有尽有,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认为是西方想利用圣火与奥运,顿挫中国崛起后的气势。

 其中最支持政府要顶得住西方压力,西藏问题不能让步的,不是老党员,反而是卅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不记得六四,不感觉中国政府是专制独裁,他们向来享受经济二位数成长带来的好处,拆迁下岗也离他们很远。

 这些人是中国的未来,也是让外界担心的未来,胡锦涛12日与澳洲总理陆克文的谈话,就反映出对主权绝不动摇的立场:「我们和达赖集团的矛盾,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分裂祖国的问题」。

 也许经过博鳌的胡萧会之后,台湾会觉得北京政策非常有弹性,但千万要辨清实像与错觉,在西藏政策上,我们看到的却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坚持。

 马英九政府在与北京打交道时,不能只仰赖北京的善意,更要小心提防中国不可测的主权意识。马英九总统候选人在选前批评温家宝「愚蠢无知」,大家可以体谅是选战考虑,可是当马英九总统当选人接受德通社访问还称,「不排除抵制北京奥运」,就是不适当的。

 目前没有国家奥委会抵制不派奥运代表队,最多仅是政治领袖不参加奥运开幕式,马英九没有受邀参加奥运开幕,所以「抵制」必然指得是奥运代表队,选前第一次说时,已经引发国内强烈反对,现在的「不排除」,意虽有缓冲空间,但仍然与国际不合拍。

 我们不是怕北京,或是对西藏发生的事无动於衷,台湾是个小国,就要了解小国的生存之道,我们没有必要在西藏问题上「为天下先」,更没有必要顺着中国的意思讲话,如何拿捏分寸,未来还有很多机会考验马英九以及他的幕僚们。(clkuo@mail.chinatimes.com.tw)

[德国之声]默克尔不排除还会见达赖喇嘛

德中/欧中 2008.04.14

默克尔不排除还会见达赖喇嘛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周日出席挪威出席奥斯路国家歌剧院揭幕式时表示,她虽然在达赖今年五月访问德国时碰巧不在德国,但她愿意再度与达赖喇嘛会晤。

默克尔是在周日(4月13日)出席奥斯陆歌剧院揭幕典礼活动时顺便接受"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的。她在采访中表示,她因为五月份要到南美去访问而与计划中的达赖喇嘛访问德国活动的错开了,但是她愿意今后再与达赖喇嘛会晤。她说:"会晤达赖喇嘛这件事并不是一辈子只能做一回。"同时,默克尔再度重申了她反对抵制北京奥运会的立场。

默克尔说,抵制奥运解决不了什么问题,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就是个例证。她认为,奥运会提供了很多种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对话的可能,德国人将利用这一机会在各个层面上去这样做,目的便是促成北京政府和达赖喇嘛之间进行对话。

默克尔还为她去年九月在总理府接见达赖喇嘛再次进行了辩护。她说:"我接见达赖达喇嘛和中国政府如何对待达赖喇嘛是两回事。但是这两种事都反映了我们如何看待尊重或侵犯人权行为,而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立场非常鲜明,接见达赖喇嘛就是这一立场的一部分。"

今年五月达赖喇嘛计划再度访问德国。德国联邦议会议长诺伯特.拉姆伯特已经表示届时将在波鸿会见达赖喇嘛。拉姆伯特的这一计划已经招致中国方面的不悦,德国"明镜周刊"的报道说拉姆伯特已经表示不会因为来自中国的压力而取消这一会晤。

德国科研部长安内特.沙万女士周一启程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她在启程前表示,她将在中国访问期间向东道主提及人权话题。她说:"中国应该知道,一个大的帝国不能靠高压来维系。"她说,她将在访问期间明确指出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做法不能被接受,并将呼吁北京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

德国黑森州州长罗兰特.科赫周末也在"焦点周刊"上对西藏与奥运会问题表态。他首先批评了国际奥委会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指出国际奥委会和德国奥运体育联合会沉默了太久,以致于"中方把这一沉默理解为一种对任何批评都采取打压的默许"。他说,因为中国想利用奥运会来进行宣传自己的成就,现在是为西藏做成些事情是可能的。他说,在中国也有一部分人敦促政府采取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他说:"主要是中国军方已经看到,特别是西藏的年轻一代人不再希望采取非暴力手段。"

[转]民主是个老乌龟--旧金山游行观感

不完全同意。乌龟也罢兔子也罢,此文还是从集体利益切入,还是在用大家的利益和面子诱惑国人,却始终不曾触及为什么人权与自由是non-negotiable的这个问题。原因是没有个人。
但她指出中国人对西方除了愤怒而外丝毫不曾努力理解,这是有价值的。


民主是个老乌龟--旧金山游行观感

送交者: 麦片粥 2008年4月10日18:32:47


昨天我和数以万计的人一起晃悠在旧金山沿embarcadero原定传递路线等着火炬到来。天气晴朗,人山人海,红旗飘扬,歌鼓喧天。小时候作文里常常需要描述的景象出现在眼前。

我不太会写长文,这一篇可能稍长一点,请大家耐心一点,因为我要先记录一下我看到的事。当然,我看到的事,出于我个人的眼睛,自然有偏颇,但我尽量诚恳地记下我的观察。

-- 我看到不少支持西藏,人权和自由的人,成群或者单独地走着,很多人手里拿着自制的牌子。雪山狮子旗有人举,有人挂身上,但都不大。有一种统一制的牌子,上面写着”Another ____ for a Free Tibet”。 有人填“Another Biker for a Free Tibet”。有人填“Another Mom for a Free Tibet”。有老人填“Another Grandma for a Free Tibet”。有小孩填 “Another Kid for a Free Tibet”。

--支持中国和奥运的人更多。国旗也很大,规格很统一。旧金山海湾处处五星红旗。很多的队伍唱国歌。从规模上说,气势很大。我身边有个姑娘,接了个电话,我听她说:“什么?那边藏独势力很猖狂?好,我们队伍马上就来!”

-- 有一个白人女人举着藏旗挥舞。她旁边一个中国老人突然说“Long live China!”。女人说“Long live Chinese! Long live Human Rights!” 老人继续反反复复说“Long live China! ” 女人不说了。老人再说“Long live China! ”周围的人也都说“Long live China! ”此起彼伏。我对那个女人说“谢谢你”,然后我走开了。

--有一个支持藏人的队伍走过,路边举五星红旗的喊“你们懂什么西藏?!”队伍里的一个人就回答“今天你不为藏人说话,明天就没有人为你说话!”

--在Ferry Building前,有个白人青年跳上门廊柱,拉起Free Tibet的标语。下面很多举五星红旗的人,有一个人就拿五星红旗的旗杆想把他捅下来。两个警察冲上前挡住了那个捅人的人。然后队伍里就有人把那面五星红旗撕了,大家扭打起来。

--有一个形单影只的矮小的老年亚洲人,举着纸盒做的牌子,上面写着“Human Rights”,一个人站在铁栏杆边上,一直站着不说话,偶尔擤下鼻涕。

自始至终,我没有看到火炬,相信很多人也没有看到。我很累,也很伤心。沿途我一直在哭。我看到大场面总是要哭的,比如电影里面大家明知敌强己弱打不过还要同仇敌忾视死如归和敌人战斗之类。这场大游行中,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义愤和信仰呐喊。但我看到,双方,谁也没有说服对方。所谓哪一方“取得了伟大胜利”,那是让人伤感的自欺欺人。

但我们的义愤和信仰究竟是什么呢?这是我今天要说的内容。

我这些天在网上看到的内容,大多数是认为“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种族主义的西方嫉妒中国高速发展”,“30年河东30年河西,该我们超过他们了”,“他们利用奥运羞辱我们”, “他们也有过种族灭绝的历史,凭什么管我们?”

我可以替西方人说话么?那位呼“中国人万岁人权万岁”的白种女人,和那个说“明天不会有人为你说话”的人,我觉得,很代表了他们的意识形态。人权,自由,良心,真理,是基于宗教信仰,是他们真心相信的东西。如果你不同意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继续说下去。人,其实都差不多,人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不然就没有心理学这个学科的依据。我们中国人,有千年的皇权社会的熏陶,又成长在无神论的独裁专政中,我们表现出来的人性,和他们表现出来的人性,在日常生活中都很类似,然而到了信仰和政治的时候,交叉点就很少了。这个时候,我们照平常的思路,和我们固有的信息,得出他们“看不起我们”,“没安好心”的结论,也是相当正常的。

我们中国人,是很实际的。我们只相信利益。做一个大庄园的有吃有住有朋友的奴隶,和做一个孤独的为下一顿发愁的自由人哪一个好,我想很多人还是会发愁怎么选的。所以那么穷的藏人,为什么要独立;我们给了那么多钱的藏人,为什么要独立;我们给了大订单的法国,为什么要闹腾--这些都是让中国人很困惑的。但今天绝大多数西方人会觉得人权与自由是个non-negotiable,因为“天赋人权”,不是我该不该有,而是你决不可夺的问题。人权也不是吃饭权,所以那些“中国不合适民主自由因为很多人刚能吃饭”的论点,在很多西方人的眼里也就匪夷所思。

马英九的获选感言里面说:民主这个东西,平时不觉得,关键时候就很管用。--我觉得他那篇感言基本是在对大陆喊话,台湾的民众其实已经不需要这样的教育了。 --但他的林肯梦才刚刚开始。民主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个很大的话题,一本书都说不完,我的文章更不可能。)如果上帝有个足够大的麻袋装一堆不相干的人,然后把他们随便扔在地上,这些人就会组成利益团体。猴子都会抱团,随便把他们仍在中国也好,美国也好,都一样的。和民族什么没有关系。怎样让这些人的利益最大可能的平衡?民主就是这样的制度。从执政的角度说,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活跃的可信的(vibrant and credible) 的反对党。活跃和可信和反对,三者缺一不可。所以有人说,中国的执政党不是在民主化么?不是的,连反对党都没有,怎么能叫民主?民主不相信圣人,哪怕尧舜都可能腐败,所以权力要制衡。

权力制衡了,效率就不可能高。有人说独裁怎么不好了,中国发展那么快,不都是独裁的功劳么?是。但成也独裁,败也独裁。美国建国先贤之一麦迪逊,是创立民主制度的元老。他说过,民主,就是不要高效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让独裁发生。因为高效率了,我们就容易更相信一个比大家更聪明的决策人,久而久之,决策就都高效率地由他做了。因为高效率了,我们就容易忽视弱小的声音,就容易发生多数人的暴政。大家常常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如今该我们做老大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5000年里总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一会儿“XX盛世”一会儿“XX之乱”?如果用龟兔赛跑来打比方,我们就是那可爱的小兔子,美国是只老乌龟。

鸟巢巨蛋大裤衩,工程做的大又快,这不能就证明独裁是好的。世界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建筑,都是独裁者留下来的。因为只有独裁者可以倾一国之力,想干啥就干啥。北韩的地铁深达地下百米,富丽堂皇,可以算建筑奇观。然后他们的人民就饿肚皮。当然我们的一国之力比他们大多了。我们还可以造好多大裤衩还有富裕。但我们的人民呢?我最近在上海出差的时候,在一家小店吃夜宵,很晚了,人不多。一个打工的小弟蹭上来对我说“大姐,你们公司收不收打工的人?站门扫厕所都行。”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今晚打碎了一些碗,老板让他赔600块,可他每月工资只有650块。然后很多店里的服务员都围上来,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孩子,问我可不可以收他们打工。--这是我们广大的人民。一个国富民穷的国家,不能算一个强国,更不能证明自己的制度是好的。

有人说民主无法保证长远发展,因为政客都只谋眼前几年的利益。这是一家之言。民主制度下,私有经济会为自己做长期的打算,不需政客来操心。而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有能力说服大众,为国家的利益做长远的打算。为人所诟病的伊战,当时参众两院高票(70%以上)通过,因为布什成功地说服了他们为了国家的长远安全而战。(很多人说不就是石油么,我不同意,因为如果为了石油,90年代海湾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就可以留下来,但他们没有,打了行李就回来了。当然,时局的发展,很多时候出人意料,但也只有在民主国家,大家才可以昨天同意今天抗议,不断地修改自己的错误。这一次的拥中游行也证明了,只有一个民主国家才允许你支持一个独裁政府。反过来,你试试?)同时,美国的联储局主席,他的任期(六年)横跨两届总统,以免被政治干扰;美国的大法官可以做到死,也是为了避免对法律的解释随着政府变动而变动。这些,都是为了防止短视的可能。

而一个独裁政府,如果他不相信自己的权利会长久,他就会拼命捞,和家人一起捞;如果他想让自己的权利长久,他必然会出于恐惧而清除不信任的人。哪一样都无益于人民。

独裁专制可不可怕。可怕的。它可怕在两个方面。对内,它教会了人民撒谎。因为没有什么长久的东西让我们相信,那么只要撒谎不被抓到就可以了。我曾经写过一个 “权力的三段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权力的最高段,不是要拳打脚踢让你服从,而是你自觉自愿地服从了,你还帮那个权力去制服不服从的。Self- censorship,是集权下的人民最悲哀的体会。“不能说,这不要说了吧”,这样的话,我们从小到大,听过多少?而没有什么可信的,什么都要重新去验证,这样的社会成本,是无形而巨大的。全民撒谎的代价,我们终有一天要付出。

独裁的可怕,在于对外,他有可能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而发动战争。现代历史上,民主国家之间从未彼此宣战。而一个强大的独裁国家,如果它赢得了战争,那么所有的民主国家又要回到独裁,所有重新来过。这是很可怕的。所以,西方民主国家对独裁的天然憎恨和恐惧,也是为什么他们天天指责我们要我们变化的原因。明白了这一点,很多对抗就可以解释了。

今天的世界,已经经历了文明,大家都努力朝文明努力。我们如果总用“你们曾经做强盗所以我们也可以抢”来做解释,那是相当原始而没有说服力的小孩子式的狡辩。这个世界没有人希望中国乱,大家都希望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美间的关系,好比连体的两座townhouse,合用一个墙壁—你如果打孩子打老婆,人家就会管。但人家管你打孩子打老婆,不是因为他想烧掉你的房子,烧掉自己的墙壁。我看到很多人写自己和西方同事争辩,“让XX哑口无言”,自己完胜。不是这样的,你居高临下的先做结论再教育人家,没有人能够和你说话。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别人的前提,而一味坚持自己的结论,那完全没有可能沟通 。 Without the definition of truth, evil is seductive. 我希望身在西方的大家,多和西方人沟通,多倾听,少愤怒。不然,认为我们“被恶魔控制了”的西方,和相信“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的我们,真的只能到战场上去了解西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