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KE：吉林省“和谐办”：看到鞋子飞来，尽量不要动

（非客通讯社长春3月2日电）
http://www.fakepress.org/archives/127

曾几何时，在神州大地上，开始流行起用鞋子袭击路人这种不良行为，这不啻是在给和谐社会抹黑。近日，吉林省“和谐社会促进办公室”提醒民众：如果走在街上，看到有人向你扔鞋子，尽量不要动！

我们如何理解吉林省“和谐办”的这一劝告呢？长春的范先生的感悟，也许对我们有所启发。

范先生某日走在马路上看风景。忽然，不远处一个不明男子脱下鞋子，劈头盖脸地朝他扔来，速度极快。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范先生想到了很多。首先他想到，我如果躲开，无疑显得自己怕对方了，靠，老子是吓大的么？其次，对方的目的，可能并不是想把我砸死，而只是想吓唬我，让我对和谐社会产生怨恨，这样他就胜利了。

想到这些，范先生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不能动。于是，这只飞来的牛皮靴重重地砸在了他的头上，顿时鲜血逆流成河。歹徒见此情景，赤脚逃窜，狼狈之极。范先生自己坚持走到医院，缝了二百多针才止住血。在场的医生都折服于他的勇敢和智慧。

“这种卑鄙的伎俩，阻挡不了我对和谐社会的向往。”范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我表现得应该说还是十分镇定的，这就是我个人的风格。”

“如果扔过来的是手雷之类的呢？你会有什么反应？”记者问。

“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一只牛皮靴，我还以为只是普通的布鞋呢。但是我有一个信念，就是说即使是危险品，我也不会动一丝一毫。也许有人问，下次遇到这种问题你会怎么处理？我想告诉大家，我还会这样处理！”范先生动情地说道。

据悉，吉林省“和谐办”已经抓获了掷靴的犯罪嫌疑人。他将面临“颠覆和谐社会罪”的指控。（记者 李和协）

VOA：人大政协代表被警告莫谈敏感问题

VOA记者东方/据香港媒体报道，今年出席政协和人大的委员和代表接到通知，要他们在参加会议的时候不要到处走动，保持会场秩序，同时对一些敏感问题保持沉默。有中国观察家认为，这是为了对一些敢言的人大代表进行言论限制，说明当局对中国国内矛盾的严重程度的估计远比外界观察得要严峻得多。

今天出版的南华早报报道说，和往年的政协和人大相比，今年参加两会的代表和委员明显回避记者。据报道，今年两会的与会代表还被告知，在遇到一些敏感问题的时候，除了建设性的意见以外，不要发表其他见解。

高级官员纷纷躲避记者采访

南华早报报道说，一些部长级高级官员也得到同样的通知。与会代表和部长们对媒体的态度也间接地印证了这一通知的存在。一些通常回答媒体提问的官员纷纷拒绝媒体的采访。

南华早报援引好几位采访两会的记者的经历说，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把记者的问题推给发言人回答，这样的局面在以前采访两会的时候很少发生。

中国财政部长谢旭人在大会后拒绝谈论任何问题，他还通过一个专门供官员进出的出口离开以避免遇到记者。

新任命的卫生部党组书记张茂对记者在他出席会议的途中拦住他采访表示出特别不高兴。他对记者喊道：“不要阻拦我去出席会议。”

敏感年收紧两会代表发言自由度

中国独立笔会理事，作家朱建国表示，这说明今年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特别敏感的年份，中国收紧了两会代表发言的自由度。

他说：“我觉得这从另外一个角度透露了今年对两会代表发言的自由发言度的更加收紧了。本来以往年年都收得很紧，但是今年收得更紧。我刚刚看到南方都市报披露的一条消息，今年赴京采访的两会记者，不管是境内媒体还是境外媒体，一律不准到代表驻地采访。哪个代表住在哪个房间，对记者都是保密的。另外还禁止记者在宾馆的过道采访，规定只能在宾馆的一楼大厅里等候。”

国内局势严峻程度可能超出外界观察

中国作家朱建国分析说，收紧代表的言论自由度以及官员对记者的回避，说明中国国内局势严峻的程度，可能超出外界的观察。

他说：“由于他们对今年形势的危机，当局高层可能知道的信息更加全面，对危机的深度可能有一种恐惧感，所以采取应对措施，按照当局60年来一贯的传统，每逢危机，不是开放言论的渠道，听取更多的百姓的意见来集思广益，献计献策，反而是封锁，越是有危机越是要封锁言论的自由度。”

香港南华早报援引中国社科院学者徐友渔的话说，给出席两会的代表下敏感问题封口令，加深了他对每年在北京召开的两会的负面看法。

外国媒体通常把中国的两会称为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橡皮图章，而中国真正的大权掌握在党的手中。

前中国外长，大会发言人李肇星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人民日报记者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的时候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可能不是西方政治家所希望的那种改革。

他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可能不是某些西方政客和政治家所希望的那种改革。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连学者都监控两会代表岂敢越雷池一步

不过，香港南华早报援引中国社科院学者徐友渔的话表示，对北京一些自由派独立知识分子而言，每年开两会通常意味着两件事：一个是交通管制，另一个是警察来访。徐友渔说，警察星期一拜访了他家。徐友渔表示，警察通过来访试图警告他在两会期间已经受到警察的监视。徐友渔认为，如果像他这样的中国社科院学者都要受到警察的监视，那么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两会代表和委员也没有任何人敢越当局指定的界线。

多维专访：中国对藏政策是燎原主因

这个美国人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显得那么蠢？
答案在此：东躲事件是分水岭——东躲独立路线图

---

多维社记者柯宇倩报导／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日前发表《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指责西方试图在西藏制造紧张气氛。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帝州学院（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Empire State College）历史学教授戈伦夫（Tom Grunfeld）3月3日对多维社分析，目前北京当局的态度是，将控诉的苗头全指向中国以外的力量，若中国不改变政策、不重视藏人文化，则藏区骚乱还会发生。

3月2日发表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指责西方试图煽动西藏的紧张气氛，同时赞扬中国在西藏的统治。目前在罗马尼亚的纽约州立大学帝州学院历史学教授戈伦夫认为，这份白皮书的目的是为了反对达赖喇嘛的宣传行动（propaganda）。“中国政府长久以来都是采用这种策略。”

“问题在于，双方的宣传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达赖喇嘛方面的宣传很有效，但中国政府的宣传却很糟，因此，中国政府的宣传对华侨来说会是有效的，但对其他非华人的西方人来说就达不到效果。”戈伦夫说。

而指责西方煽动紧张，戈伦夫则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来分析。“如果一切都很好，中国以外的力量就没有机会去煽动，就像那些反中国的力量没办法到上海鼓动示威，因为上海的情况相对稳定。”

戈伦夫表示，毛泽东有一本书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若想燎原，草地必须是乾的。“如果局势稳定，就像草地是湿的，没有任何星火能燎原，因此，就我的观点，外来的力量可以是煽动的星火，但中国政策是造成整片乾草的原因。”

戈伦夫说，目前北京当局里负责西藏政策的人，将控诉的苗头全都指向中国以外的力量，例如美国、达赖喇嘛和法国。“他们的想法是，中国的政策很好，问题都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但我不同意这个想法，我认为问题是中国的政策，中国政策制造了这种紧张，且持续制造紧张。”

而“西藏农奴解放日”的设立，戈伦夫认为也只会让藏人更愤怒。“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为汉人设计的，有时候这样的政策能嘉惠藏人，但有时候就不会，制订对藏政策者并未认真看待藏族文化，也未注意藏人真正的需要；1950与1980年代，中国政府曾关注藏人的需求，因此在这两个时期藏区的局势稳定。”

但如今，戈伦夫对多维社说，除非政策改变，否则紧张情绪会加温，抗议事件会更多，问题也更多。他表示，青海、四川、甘肃藏人与汉人间的民族情绪非常紧绷，在这种气氛下，虽然不清楚短期内是否会有示威行动或是骚乱，但他认为一年、五年后终会出现，但也因为中国政府意识到这种紧张，才在当地派驻武警。

而中国当局不只增加进驻西藏的警力，也禁止游客近期进入西藏。戈伦夫指出，中国政府一方面宣扬西藏的美，另一方面却又禁止外国游客进入、增加武警，若西藏如此美好，为什么需要武警呢？为什么不能像上海一样，对外国人开放，也没有如此多武警？

“1980年代胡耀邦与赵紫阳当政下的中国对藏政策曾做出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是，承诺藏人文化上的安全，他们必须觉得自己的文化、语言、宗教安全了，经济发展才会达到效果。”戈伦夫对多维社说。

“但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对藏政策看来对文化事物不在乎，中国政府过去15年的想法是，只要他们带来经济发展，藏人就会忘了自己那个西藏，同样的政策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可见到，却没有一个成功。”戈伦夫说。

戈伦夫举例，他现在在罗马尼亚，所处的是个少数民族区，虽然政府是罗马尼亚人，但人口大部分是匈牙利人。“这里比较像青海或四川西部，而这里的政策也是一样，强调经济发展，虽然他们也想要经济发展，但最重要的是文化上的安全感，如果他们担心自己的文化、语言、宗教将被消灭，不论多富裕，他们都不管。”

戈伦夫认为，如果政府改变政策，告诉这些少数民族将保护他们的文化，则族裔民族主义反而会减低，作为一个更大国家的公民，他们也会觉得更舒坦。戈伦夫说，魁北克是个很好的例子，大部分的魁北克人想脱离加拿大独立，但加拿大政府承诺保留魁北克人的文化，每一年，想独立的魁北克人比例都在往下降。

“我的观点与一些政府官员以及西藏专家的看法相同，但他们没有掌握实权，他们也曾试着去影响决策者，但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成功，因此问题是，他们何时能握有权力，如果他们做到了，中国的政策会转变，就好像奥巴马与布什政府的观点非常不同，因此新政府的政策产生大转变。”

不过，美国政府不太可能去影响中国的西藏政策。戈伦夫说，西藏对美国来说不太重要。“这是一个内部政治问题，美国政府曾就西藏议题发表评论，是因为处在内部政治的压力下，但在对外政策上，西藏不是那么重要，它既没有经济利益也没有政治或战略利益。”

加拿大籍的戈伦夫研究领域为现代东亚历史（中国、越南、日本）、美国历史、美国对外关系等，代表作为《现代西藏的诞生》一书，戈伦夫经常担任中国、西藏、美国关系议题的演说者，同时为美国历史协会、亚洲研究协会、20世纪中国历史社会的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