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接受德国之声专访

中国 | 2009.08.06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周日（8月2日）在法兰克福下榻的酒店里接受了德国之声中文部记者代英的专访。现年已74岁高龄的达赖喇嘛很高兴有机会同中国听众进行交流，认真地回答了一些听众就西藏自治提出的问题。达赖喇嘛还谈到了中国民主化趋势对西藏问题的影响、他本人对中国官方西藏立场的看法以及藏人内部对其以自治为终极目标的“中间道路”的不同看法。

德国之声：尊敬的达赖喇嘛，经历了50年的流亡生活以后，您对重新返回西藏还抱有希望吗？

达赖喇嘛：所有的藏人都抱着一种希望。单从西藏角度去看，似乎情况非常艰难，似乎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如果从宏观角度去看，其实我们是有很大希望的，特别是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华人学者、专家以及知识分子开始关心西藏、支持西藏。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是有希望的。

德国之声：您一再重申，您不追求西藏的独立，也不是像北京政府所说的那样要分裂祖国。您只是希望西藏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治。那您觉得您应当怎样做，才能让中国政府信服这一立场呢？

达赖喇嘛：（笑）其实中国政府知道我没有寻求独立、没有搞分裂，但是他们出于政治需要，一再讲我是一个分裂主义者（笑）。比如最近在新疆发生的事情，很多抗议者虽然手里拿着中国国旗，但是最终还是被说成是分裂分子。

德国之声：您一再坚持中间路线，但是北京政府对您的批评还是非常强烈。比如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说您是"人面兽心的恶魔，披着宗教外衣的野兽"。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去年西藏事件发生后立即说您是一系列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您怎么看待这样的批评？

达赖喇嘛：对我的这种指控或者辱骂，是因为一个人愤怒的时候可能会说出很多奇怪的话，我不会在乎这些。在佛陀时期，佛祖释迦牟尼也曾遭到有些人的诽谤。当时温家宝总理的指控，其实是比较严重的。听到这个指控后，我当时就发出呼吁，希望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调查，来澄清一下西藏事件是不是印度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煽动和策划的。我也呼吁说，西藏流亡政府所有文件都是公开的，可以仔细查看这些文件，也可以对我进行调查。从西藏来的逃亡藏人每次见我的时候，我都有些公开讲话。这些讲话都有它的录音，都可以来调查。但是我的呼吁没有结果，没有人来调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一再地呼吁和等待，如果有人来调查的话，我们是非常欢迎的。对实际情况的不了解，对现实不了解而造成的误会，或者故意的歪曲，对很多不了解情况的人造成了影响。

西藏问题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来讲，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整个世界对西藏状况其实是非常了解的。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所做的掩盖和歪曲，其实对中国的形象毫无积极意义。中国一再讲，西方敌对势力在利用西藏问题，这是对西方国家一项很严重的指控。确实我们在西方有很多支持者、同情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利用他们对抗中国，所以这也是对西方很多支持者的指控。

我一再地、自始至终地讲，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也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应当发展经济，应当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我无论走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在不断呼吁，不应当去孤立中国。

事实上，我对中国的批评主要有一点，就是中国政府的政策缺乏透明度，使得中国民众难以了解实际状况。这方面我提出过一些批评。媒体的自由和制度的透明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赢得人民信任的基础。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概念。我完全支持"和谐社会"。但是"和谐"只能来自于人民的信任。如果用武力、恐吓的方式，是不可能产生这种"和谐"的。人类社会中，相互信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集权和专制主义在民众间制造相互猜疑，但是这种方法只能在短时间内奏效。如果没有相互间的信任，社会的稳定也将很难保障。

德国之声：您刚才谈到了来自中国的批评。我们知道，您坚持"中间道路"已经20年了。现在在藏人中间也有一些人对您的"中间道路"提出批评。那您怎么看待这种批评呢？

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想法，它最初是在七十年代开始的。在1974年的时候我们就此做了决定。1951年签订17条协议的时候，实际上最基本的想法也是"中间道路"。在藏人当中，还有支持西藏的西方人也好，印度人也好，同样也有一些观点，他们认为，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价值太低了，西藏在历史上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我们应该争取独立。有这种想法的，在藏人当中、西方人当中，以及支持西藏的很多人当中都有。我们实行民主机制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批评以及不同的想法我们是很欢迎的。

毛泽东曾经讲过，共产党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共产党没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就犹如鱼离开了水一样，就会活不下去。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共产党社会，在现在的中国已经没有了。而在我们流亡政府和社区，现在正在开始实行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笑）。

西藏需要现代的发展、现代的建设，这是很重要的。很多西藏人也要求发展经济。我们的"中间道路"其实就是为了共同的利益，它不仅仅是为了西藏，同时也是为了各方共同的利益所提出来的。我经常会举欧盟的例子。欧盟很多成员国过去历史上为了自己国家的独立，进行过血腥的战争，历史是很悲惨的。但他们后来为了共同利益组成了一个联盟，这是一个面对现实的选择。印度曾经有位大师，之所以称其为大师，是因为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有其它许多方面他都表现出非凡的智慧。他的名字叫Binowawa。他提出，整个亚洲地区的像阿富汗、印度、缅甸、斯里兰卡以及巴基斯坦这些周边的国家应当组成一个大的联盟，这样有利于整个区域的发展。他能在60年代提出这样的想法，我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智慧、有眼光的人。

那么，我提出"中间道路"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是为了共同的利益，不仅仅是为了藏人，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自治对藏人来讲，可能在宗教、文化以及环保方面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此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框架之内的自治，对西藏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精神以外的物质领域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所以在顾及了汉藏双方利益的前提之下，我提出了"中间道路"的想法。

去年3月发生的西藏事件证明，过去我们所作的改善藏人处境的努力是失败的。所以当时我们征求大家的意见，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当时我们就召开了藏人的特别大会。我们也想办法搜集了很多来自西藏境内的意见。当时在会议召开前，我对我们西藏流亡社区选举产生的噶伦，也就是首席部长讲过，我们这个会议一定要开成一个民主的会议，而不要开成像共产党那样的会议，也就是说不能先由我们把主题定好，然后让他们全部同意我们的想法。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要真正以民意作为基础，因为我们过去所做的改变西藏状况的努力已经失败了。让大家去选择今后怎么办。在会议当中，虽然出现不少人反对中间道路、坚持西藏独立，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觉得"中间道路"不仅符合共同利益，而且能够实现的余地也更大。所以大家讨论产生的结果是，大部分人支持"中间道路"。

随后我们在新德里召开了全世界支持西藏人团体的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中，经过几天的讨论和激烈的辩论之后，"中间道路"最终还是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所以虽然我们面临很多困难，但是经过民意的检验，"中间道路"的政策仍将是我们未来继续推进和发展的方向。

过去一年多来，我见了很多华人知识分子、学者、专家等等，在这些接触当中，我们也受益很多。在不久的将来，也就是在8月6号，我们将在日内瓦召开一个有华人朋友、学者、专家参加的讨论会，也征求他们的意见，看看他们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德国之声：我们都注意到，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独立知识分子不但关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开始关注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比如去年就有一批中国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签署了《零八宪章》，其中就提出了要以平等原则来解决民族问题。那么您觉得中国的这种民主化进程对西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达赖喇嘛：中国是一个强大的、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她终究还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全世界都在变化，在这个变化的趋势当中，一定要接受这种趋势，而不可能孤立地单独去发展。当年我在中国的时候，经常听到"社会主义"，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直地讲。但是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不再讲了，除了权力以外，没有其它的。那个时候也一直讲，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过程一定会灭亡的，灭亡之后就会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好像这个还没有实现，并且是颠倒过来了。原来中国是社会主义，现在中国反而变成了资本主义。这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中国也加入了这个发展潮流。没有自由的、集权的时代要结束了。

中国的邻国印度，她是一个有10亿人口的大国，它有很多邦，每个邦的文化甚至语言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没有哪个邦说要独立或分裂，克什米尔问题除外，而克什米尔问题是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边境问题。但印度境内的各个邦，它有不同的语言、文化等等，但是没有说它要分裂。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框架之内。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过去60年，中国如果是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媒体有自由度，社会是透明的，可能不会发生西藏问题以及最近的新疆问题。所以未来中国这个大国，它的前途是除了走向民主之外，似乎没有其它道路可走。

另外，贪污、腐败的这类负面现象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在一个有独立司法，有法制、有媒体自由度的国家，因为有媒体的监督，以及独立司法的监控等等，这些负面现象是可以受到挑战的。而在一个集权国家，因为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无法监督这些负面现象。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未来如果它能走向民主和自由，将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刚刚您提到了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他们所提出来的想法，其实是在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来。他们并不是要分裂中国或做什么。所以我希望共产党不要以为这些人在挑战它的权力，而是要跟他们坐下来讨论未来中国的方向。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另外一点就是说，我有时候跟中国知识分子开玩笑讲，共产党执政已经六十年了，而六十岁是到了退休的年龄。它如果现在退休的话，是一种光荣的退休。而如果被别的政治力量赶下台的话，那就不光荣了。所以如果共产党的领导人能够带头走向民主化的话，那一定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德国之声：您刚才提到了，媒体在民主监督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德国之声的任务之一就是向专制统治下的民众传递没有经过过滤的信息。我们的听众听说您将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都很高兴，他们也提出来很多问题。其中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您所追求的西藏自治具体包括哪些内容、藏区有多大，他们还关心如果西藏实现了您所争取的这种自治，那么当地的汉人怎么办，是不是都要回去？

达赖喇嘛：概括地讲，我所提出来的自治就是国防和外交由中央政府来全权处理，其它地方事务，包括文化、宗教、环保、经济等等应该由当地的藏人去治理。刚刚提到的范围的部分，其实主要是我们寻求的自治，不是政治上的自治，它是文化宗教上的自治。西藏文化与宗教的范围在哪里？我们现在正是在讲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说是要从中国分裂出去。所以我们寻求地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之内的文化和宗教的自治。这只是一个区域上的变动而已。

中国境内的朝鲜族、蒙古族，过去他们的区域也曾经有过变动。说明自治区域不是不能变动的。西藏的文化和宗教，过去一千多年以来，一直在所有藏区内都得到保持和发展。而并不是在某一个特定的藏区得到发展和保持，其它的藏区却没有这样做。西藏文化和宗教的发展和保持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性的过程。

去年发生的西藏事件， 不仅局限于现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其它的藏区，包括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藏区内所有的藏人，他们都要求保护文化和宗教，要求实行自治。这是所有藏人共同的愿望，并不是部分藏人的愿望。我们一直自称是藏人的代言人，因为在西藏，藏人的空间和环境非常严苛，他们没有表达自己愿望的权利，我们是在代表这些藏人发言。而我们在代表这些藏人发言的时候，如果把西藏分成几个区块，只去争取某个区块的自由或者保护文化的话，那我们是对不起所有藏人的。

其实所有藏人在文化和宗教方面实行自治的想法，前世班禅喇嘛大师也曾经提过。1956年，当时中共领导人陈毅先生曾表示对这一想法的赞同。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文化和宗教的自治，前提都是不分裂中国，所以不必对此有任何猜疑和任何不放心。

另外就是藏区汉人的问题。其实过去100多年以来在藏区固定生活的汉人，未来西藏自治了，我们也非常欢迎，没有人会去骚扰他们。因为他们是当地固定民众的一部分，是当地过去一直存在的。我们担心的一点是，西藏实现自治以后，如果汉人多于藏人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状况，因为如果人口结构变成这样的话，就无法真正地实行自治。

德国之声：中国方面在论证对西藏统治合法性的时候，常常提到三个论点:一个是历史论，说西藏从元朝开始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第二个是解放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百万农奴的欢呼声中结束了西藏的黑暗统治。还有一个就是成就论，说中国政府在西藏投入大量资金，修了铁路建了医院。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达赖喇嘛：谈到历史,其实强者的历史观是很类似的。过去英国统治印度时期，也一直在讲对印度做了很多很多的建设、修了很多铁路等等。历史的确是很复杂的。历史有很多不同的解读: 中国官方有中国官方的说法，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经过思考和研究之后有他们的说法，藏人有自己的观点，西方人又有他们的观点。所以历史是很复杂的。

但是从现实状况来看，600万藏人中，应该这么说，没有一个藏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或者是汉人。藏语里"Jia"是中国，"Bo"是西藏，"Hor"是蒙古。这三个概念是一千多年就有的概念，不是最近才发明的。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概念，其实只有60年的历史。这是一个新的名词。我不去争论这些概念。历史是历史，是过去的事情。

至于中国的建设和成就，它建设了青藏铁路，当时很多人对这条铁路的建设提出质疑，但是我是表示肯定的。有关中国解放以后对西藏所谓的建设，其实班禅大师在他圆寂之前讲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他当时很概括性地讲，中国对西藏的建设和发展，实际上西藏人民所受过的破坏和痛苦，大于中国在西藏的建设和发展。

对此进行一个公开的、独立的调查是很有必要。所以我在此利用这个机会，也想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发出一个呼吁，就是西藏过去的历史，以及近代60多年的状况，希望由他们来做一个非常客观、公正、科学性的调查。调查以后，能把实际状况以材料形式发表出来。最近我在世界各地走访的时候一直也在呼吁西方人能到西藏去，去实地看一看、走一走，去了解这个状况，然后真正地去了解这些藏人。如果99%的藏人觉得很幸福、很快乐的话，那说明我们的资讯、我们的信息是错误的。因为西藏人这么幸福的话，那么我们过去讲的就都是错的，所以我们应该公开地道歉。但是如果大家看到西藏人的确不幸福，没有那么快乐的话 ，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承认现实、面对现实，然后去制订符合现实的政策。

*以上谈话内容根据现场翻译整理，未经译者本人审核


采访：　代英

责编：　石涛

金融是什么？

　　——《金融的逻辑》序言

　　陈志武 /文
　　2009年2月17日
　　(本文压缩版本在2009年8月6日《南方周末》上刊登，《金融的逻辑》已经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2007年7月，美国出现次贷危机。到2008年秋，次贷危机进一步演变成全方位的金融危机。在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之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裂变成全球金融危机，而且转变成十足的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形成严重冲击，给多国带来社会失业、政治动荡的严峻挑战。

　　在这种时候，我们自然想知道：金融到底是怎么回事？危机之后，金融市场是否会终结？人类社会为什么要金融市场？金融交易除了让华尔街、金融界赚钱之外，对社会到底有没有贡献、有没有创造价值？如果有的话，是如何贡献的？如何创造价值的？金融的逻辑是什么？



　　一

　　我跟金融结上缘，完全是巧合。或者说，整个人生都是一系列巧合，随机事件组合在一起，形成系列，就构成了你我的人生。

　　1986年1月，我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拿到系统工程硕士学位。由于那时我的英文较好，学校不让离校，于是，毕业即留校。只是到那时，我已对工程没有兴趣。作为权衡之际，就要求分到政治教研室工作，这样，至少能名正言顺地看些社会科学类著作。在那时候，全国没有几个政治学、社会科学类的研究生，就这样，我创造了历史，成了第一位进入国防科大政治教研室的硕士毕业生。去那里之后，具体工作主要是给教研室老师分苹果、送花生、收钱，等等。

　　到3月份，我收到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录取通知，给我奖学金和生活费用，让我进入其博士班。由于该博士项目包括金融、财会、市场营销、管理经济学以及运筹学，说去了之后我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学科作为研究方向。这么多选择，一下把我弄糊涂了，当时，除了经济学和运筹学之外，我确实不知道其它学科是什么。

　　那时，崔之元在国防科大读数学本科，我跟他在一起写文章、译书。问他， “什么是finance”？他说，“是金融”。“那，什么是金融”？他接着再给了一个解释，只不过，我确实没听懂，也就更不明白了，没记住他的解释。我想，反正我的兴趣是要用数理方法研究政治、经济与社会，所以，不知道“什么是金融”也无妨。

　　就这样，1986年8月28日，我稀里糊涂地来到耶鲁大学。第一学期，要上的课程没有多少选择，不管你今后学哪科，都要上线性代数、概率论与统计、微观经济学以及效用函数理论，第二个学期上的是非线性代数、计量经济学、博弈论、微观经济学。这期间，我发现，原来要跟随作导师的那位教授年纪已经较大，他所做的研究课题有些过时了。同学给我建议，“不要选择博弈论政治学或者数理经济学了，还是学金融经济学吧”。

　　但是，“什么是金融”呢？



　　二

　　到今天，按照我的定义，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到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金融学就是研究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为什么会出现、如何发生、怎样发展，等等。

　　比如，“货币”就是如此。它的出现首先是为了把今天的价值储存起来，等明天、后天或者未来任何时候，再把储存其中的价值用来购买别的东西。但，货币同时也是跨地理位置的价值交换，今天你在张村把东西卖了，带上钱，走到李村，你又可以用这钱去买想要的东西。因此，货币解决了价值跨时间的储存、跨空间的移置问题，货币的出现对贸易、对商业化的发展是革命性的创新。

　　像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山西“票号”，则主要以异地价值交换为目的，让本来需要跨地区运物、运银子才能完成的贸易，只要送过去山西票号出具的“一张纸”即汇票就可以了！其好处是大大降低异地货物贸易的交易成本，让物资生产公司、商品企业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特长商品上，把异地支付的挑战留给票号经营商，体现各自的专业分工！在交易成本如此降低之后，跨地区贸易市场不快速发展也难！

　　相比之下，借贷交易是最纯粹的跨时间价值交换，你今天从银行或者从张三手里借到一万元，先用上，即所谓的“透支未来”，明年或者5年后，你再把本钱加利息还给银行、还给张三。对银行和张三来说，则正好相反，他们把今天的钱借出去，转移到明年或者5年后再花。

　　到了现代社会，金融交易已经超出了上面这几种简单的人际交换安排，要更为复杂。比如，股票所实现的金融交易，表面看也是跨时间的价值配置，今天你买下三一重工股票，把今天的价值委托给了三一重工（和市场），今后再得到投资回报；三一重工则先用上你投资的钱，今后再给你回报。你跟三一重工之间就这样进行价值的跨时间互换。但是，这种跨时间的价值互换又跟未来的事件连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三一重工未来赚钱了，它可能给你分红，但是，如果未来不赚钱，三一重工就不必给你分红，你就有可能血本无归。所以，股票这种金融交易也是涉及到既跨时间、又跨空间的价值交换，这里所讲的“空间”指的是未来不同赢利/亏损状态，未来不同的境况。

　　当然，对金融的这种一般性定义可能过于抽象，这些例子又好像过于简单。实际上，在这些一般性定义和具体金融品种之上，人类社会已经推演、发展出了规模庞大的各类金融市场，包括建立在一般金融证券之上的各类衍生金融市场，所有这些已有的以及现在还没有但未来要创新发展的金融交易品种，不外乎是为类似于上述简单金融交易服务的。金融交易范围从起初的以血缘关系体系为主，扩大到村镇、到地区、到全省、到全国、再进一步扩大到全球。

　　为什么人类社会的金融交易规模与范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迁？跨越时间、跨越空间的价值交换所要解决的人类问题是什么？其发展的基础条件是什么，或者说，金融市场靠什么才能发展？



　　三

　　虽然到今天我对金融的定义和理解是这样，但刚开始，我接触金融的视角却是另一回事。1987年秋季，也就是在耶鲁大学读博士的第二年，我兴奋地等到了上《金融经济学》课程的时候。一开始，教授既没讲金融是怎么回事，也没介绍人类的金融发展史是如何如何，而是一上来就把所有金融交易由随机变量来描述，亦即，不管是股票、债券、借贷签约，还是其它任何金融交易合同，都可以由随机变量来表达。老师说，正因为所有的金融交易都是由金融合同来完成的，都涉及到今天和未来不同时间之间的价值交换，而未来又充满不确定性、充满着随机事件，所以，通过把任何金融交易合同的细节条款转换成不同的未来随机事件、分析清楚在每种事件出现时交易双方的得失，由此得到的交易双方得失跟未来事件的关系，就是概率论中讲到的随机变量。

　　于是，金融学所要研究的就是如何实现这些随机变量的交易、如何为这些随机变量定价的问题。老师说，金融市场的作用之一就是对未来定价、对交易风险定价。

　　对于当时还没有进入主题状态、没有了解金融交易实质的我，那些课是一头雾水。搞数学推导、为这些随机变量做定价模型，我还可以，因为在中南大学读计算机专业和国防科大读系统工程时，学过不少数学，到耶鲁的第一年学了更多。只是从那时一直到2001年前后，我研究的对象与其说是“大社会境况中的金融市场”，还不如说是数学世界里的随机变量和随机过程。对于我这个还比较喜欢数学的人来说，那不是一件坏事，也是中国教育体系出来的人的一种优势。可是，那也让我离人的世界较远，不能够从金融作为“大社会”中的一份子的角度来研究。

　　那些年的学习中也不乏观念上的冲击。最大的冲击莫过于价值论，一件东西、一种经济活动的价值由什么决定？交易行为本身是否创造价值？按照我们从中学、大学政治经济学中学到的劳动价值论来理解，一件物品有它的固有价值，即，其生产所要花的时间乘以社会单位劳动时间的成本。也就是说，只有劳动创造价值，交易不创造价值。

　　但是，在1987年的《金融经济学》课上，我学到，任何东西或证券不存在什么“固有价值”，只存在相对价值。也就是，只有相对于人的效用而言，才有价值这回事。东西或证券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否让个人的效用提高，包括消费效用、财富效用、主观幸福或满足感。这等于说，即使要花百亿元投资、十万劳动力一年的时间才能建好的漂亮形象大楼，如果没有任何人或机构要用它，那么，那栋楼也会一文不值；花费再多的机器设备，如果没有人要，也一文不值；再怎么费苦力做成的衣服，如果没有人愿意出价钱买，那只是一堆废布。—— 这个观念对我帮助很大，特别是让我终于理解，原来计划经济时期只顾生产、不顾所产东西有没有人要或者有没有市场，那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摧毁价值。原来，没有派上任何实际用场的一代代银河计算机，也是一堆废铁，是在摧毁价值。等等，等等。

　　反而看之，即使一样东西没有花多少投资或者多少劳动时间，它的价值照样可以很高。最具体的例子是像百度、腾讯、无锡尚德这样的公司，这些公司都只有不到十年的历史，而且都是由几十人创办起来，也没有自己的高楼大厦（至少到几年前没有），但市值都是几十亿美元，不仅远高于其实际投入的资金和时间成本，而且比那些投资花费巨大、拥有众多厂房设备与高楼大厦、经营运作了几十年的武钢、一汽、二汽等，更值钱。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价值取决于这些公司能带来的效用，或者说收益，而不取决于其建设成本，跟建设所需的劳动时间关系不大；换言之，价值由未来的收益而定，不是由过去的成本决定。

　　效用决定价值，而不是劳动成本决定价值，这对于理解金融的逻辑极为重要。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投资银行中介服务，假如张三要创办一个造船厂，就像江苏熔盛重工集团三年前创业时候一样，他手头已经有20亿美元的造船订单，只是需要两亿美元投资。如果造船厂做成了，公司的价值能涨到20亿美元以上。问题是，张三自己无法找到投资者。在另一方，温州、香港等地很多个人和机构有很多空闲资本存在银行，赚3%的年利息，他们找不到风险相对能接受但回报很好的投资机会。

　　这种情况下，挑战在于需要资金的创业者找不到投资方，而愿意投资的又找不到合适的项目，经济发展就这样受阻。投资银行家李四的作用恰恰是把他们两方牵到一起，利用他平时在张三和投资方中间建立的信任，让他们两方做成投资交易。这对张三和投资方来说，是双赢，张三的造船业务能扩张、个人财富能大大增加，而投资者的未来回报预期也远优于银行存款利息。为促成这种金融投资交易，虽然李四可能只花了5天时间，劳动付出有限，但是，由于张三和投资方都信任他，他信用增强服务为张三、为投资方分别创造了数亿美元价值（他至少是使这种价值前景成为可能），那么，李四得到1000万美元（相当于所筹两亿美元资金的5%）的佣金是应该的。——当然，5%的佣金或许有些高，但是，正因为李四给交易双方带来这么大的未来财富前景，他的贡献的价值显然应该跟这种未来财富前景相连，而不该由他花的劳动时间决定。



　　四

　　从金融作为“大社会”中一份子的角度研究金融，那还是2001年之后的事。回过头看，那之后的学术思考和研究，让我更加认识到金融发展的价值。转折点出现于2001年暑期，那次回国旅行，让我看到中国社会变化如此之大，激发我研究市场发展、关心社会转型的问题。

　　2002年6月至12月间，我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访问，期间上一门 “金融经济学”课程。课程内容基本跟我从1991到2001年间在威斯康星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以及耶鲁大学所授博士班课程的相同，那就是，先假定各类金融市场已很发达，已给定了，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如何为金融资产定价、如何在资本市场上运作、如何利用证券产品把投资和风险配置得更好，等等，讲课的重点是推导金融数学模型、市场经济模型。之后，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也讲过类似课程与内容。

　　几次讲下来，我意识到，对于金融市场还正处于发展之中的国内同学来说，这些理论不仅很超前，而且的确难以把这些理论跟他们的生活以及未来就业联系上，因此，他们对于课程的反映一般，应属情理之中。

　　但是，那些教学经历和观察也启发我的思考，如果说今天的中国人还不能像金融理论模型中的消费者那样，能够在众多信贷、保险、投资、养老、理财金融产品中去挑选并找到最理想的投资理财组合的话，那么，在更传统的古代、近代社会中，人们又是如何生活、如何规避一辈子中方方面面的风险，做好养老、病残时期的生活安排呢？金融经济理论是不是对于没有外部金融市场的传统社会的人就不适用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单个人生存下去的能力是很低的，天灾人祸、身老病残时你都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所以，为了能够更顺利地活下去，也为了生命的延续，个人必须跟其他人进行跨时间、跨空间的利益交换，即，人与人之间的金融交易是人类活下去的必须。比如，原始社会时期，人靠打猎野生动物、采掘野生果菜养活自己，那种生产方式下，个人时常会数天猎不到动物，如果不是在部落之内人人共享猎摘成果（亦即，部落成员之间隐性地进行跨时间的价值交换），许多个人很快会饿死。

　　因此，人际间的金融交易是任何社会都必须进行的，只是实现人际金融交易的形式、方式很不一样，今天我们熟悉的外部市场提供的金融证券只是其中之一。原始社会里，“部落”公有制是一种实现形式，那种安排下，个人没有自己的空间、没有自己的财产，也没有自己的权利，但好处是，在大家都没有自我的架构下，所有东西和果实都共享，让彼此活下去的能力最大化。

　　农业社会里，人际金融交易也以人格化的隐性方式实现，其交易范围缩小到家庭、家族这些血缘体系内。家庭、家族之内不分你我，养子就是为了防老，子女即人格化了的保险品、信贷品和养老投资品；亲戚间“礼尚往来”就是我说的跨时间价值交换的代名词。得到一份礼就让你“欠一份人情”，下次回送礼时你才还了那份“人情”，所以，那种金融交易安排下，交易头寸是以“人情”记下，而不是以显性金融合约的形式记录的。

　　当子女是实现跨时间价值转移的最主要方式时，农民规避风险、养老的境况就不是由保险产品的好坏、股票的多少、基金的投资组合诀定，而是由儿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所谓“多子多福”。“四世同堂”之所以是一种理想境界，也因为这样以来，能进行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范围就可以尽可能的大。所以，越传统的农业社会，会在医疗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让人口膨胀。

　　中世纪时期的欧洲，教会是血缘之外、或者说与血缘网络并行的互助结盟组织，其结盟的基础不是血缘，而是对上帝、对耶稣的共同信仰。教会跟家族、宗族类似，一方面起到经济上的互助、互保，也就是，实现成员间的跨时间利益交换即金融交易，另一方面是促进成员间的情感以及其它非物质交流，给成员提供安身立命的信仰基础。

　　因此，现在我们熟悉的由金融市场提供的信贷、保险、证券、基金等等金融产品，并非人际间跨时间、跨空间金融交换的唯一形式，只不过，它们是超越血缘、超越社团组织的非人格化的实现形式：在金融市场上，那些金融公司不管你姓什么、是谁的儿子、读过多少书、有什么意识形态、保留什么政治信念、信过什么宗教，只要你具有交易信用、能够有支付能力，他们就会跟你做金融交易。

　　那么，为什么并非所有的社会都选择发展外部化、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呢？为什么在传统的中国没有出现现代证券市场呢？这又涉及到人际金融交易的性质、所要求的信用支持架构。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会发现，正因为金融交易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人际价值交换，是把交易双方在不同时间的收入进行互换，那么，彼此信任是交易是否成功的关键之关键，信用和交易安全是核心基础。换言之，金融交易跟一般商品交易有本质差别，商品交易往往是现货、以现金交易，所以，交易双方即使素不相识，问题也不太大；但是，金融交易一般不是现货交易，而是价值的跨期支付，不能是一锤子买卖，所以，没有互信、没有保证金融契约执行的制度基础，就没有金融交易的发展。

　　现代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等等，是伴随着现代法治制度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没有支持陌生人之间交易的现代商法、合同法、证券法等方面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熟悉的那些外部化了的金融证券市场；反之，金融证券交易在陌生人之间的深化进程，也带来了更多、更深层次的法治要求，促进了后者的演变。在这个意义上，人际间金融交易范围的不同，对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对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要求也会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之前，几乎所有的农业社会都有立足于血缘的文化和社会秩序，儒家文化也不例外。血缘关系是一种个人出生之前无法选择的关系，出生在哪家、是谁的儿子、谁的兄弟姐妹、谁的父母、谁的爷爷奶奶等等，这些都不是你能挑选的，也是你一辈子不能改变的。这种稳定和不可选择性，对于还没有外部非人格化法治体系的传统社会来说，是最有利于建立并维护诚信的基础，血缘关系的永恒即是信用。所以，儒家的“孝道”是一种基于血缘的跨时间、跨空间人际利益交换安排，而“三纲五常”所规范的“名分等级”秩序则是支持这种交易体系的文化制度保障。“三纲五常”的安排之下，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其名分、等级，越位就是“犯上”，甚至朝廷法律也明文规定不孝子该杀。这种刚性秩序当然能增加“孝道”下的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安全，父母不用担心在子女身上的投资会没有回报，兄不用担心弟的回报。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普遍对儒家建立的这种刚性交易体系“放心”，家庭、家族内的金融交易风险小，这也是为什么这一体系能运作两千多年。

　　只不过，儒家的这种刚性体系过于偏重父母、兄长作为“投资者”的权利（甚至权力），压制子女、压制年幼者的权利。只要你出生的时间晚，那怕是晚一点，你这一辈子就永远地位低于先于你出生的人。以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唤着“打倒孔家店”、解放个人。特别是，在这样一种隐性金融交易安排下，“养子防老”等于把子女当成了经济工具，家庭的建立、养子等等，都过多受利益驱使，使利益和感情无法分离。其结果只能是淡化家庭的情感功能，侵蚀亲情间的情感氛围。

　　因此，虽然家庭、教会、金融市场都能提供人际间的跨时间利益交换，这几种交易安排之间也的确有极强的替代性，但是，它们的利弊差异极大。比如，在儒家“孝道”体系下，人更多是作为投资、保险、信贷交易的载体存在，人首先是经济工具，而人性价值、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被牺牲太多。一个人可以因为“不孝”而处死，等于说人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金融交易的载体，就是他的金融工具作用，就是体现“养子防老”，不承认超越金融交易载体的人权。

　　相比之下，由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代替儒家“孝道”体系之后，压在家庭、家族之上的经济交易功能会逐步从家庭、家族剥离，信贷、保险、投资功能都可由金融市场取代，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金融市场正在把中国家庭从利益交换中解放出来，让家庭的功能重点定义在情感交流、精神世界上，家应该是情感的天地，是精神上的安身立命，而不是利益交换场。金融市场就是这样让中国文化走出儒家的刚性体系。从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主张的“打倒孔家店”、解放个人，还必须有家庭之外金融市场的发达，否则，“孔家店”还无法被打倒。



　　五

　　开始从社会的角度理解金融、从金融的角度理解社会变迁之后，我的思想世界顿时热闹了许多，原来文化就是这样随着人类生存的需要而演变、调整的，或者说，文化价值的目的第一是最大化人活下去的概率，第二是最大化个人的自由。也就是说，当生产能力低下、金融交易工具不发达的时候，人们会为了生存而愿意牺牲一些个人自由，比如，以前人们愿意接受部落公有制、儒家“三纲五常”刚性社会秩序。但是，一旦物质生产能力足够高、金融市场足够发达，继续牺牲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就没必要，社会文化必然会做相应调整，这也是中国今天的经历。

　　这是什么意思呢？刘教授是广州一所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研究中国历代契约的变迁史，其学问之深令在下佩服。2005年，刘教授来耶鲁大学访问一年。期间，他讲到自己的亲身故事。2004年，在上海的内弟结婚，要花120万元买 150平米的房子。他的内弟小王和未婚妻都在金融公司工作，年收入加在一起18万，他们手头的积蓄有30万，所以，买房子还缺90万元。那90万元怎么找到呢？

　　一种可能当然是小王从银行做按揭贷款，如果做30年到期、年息5%的按揭，小王今后的月供大约4832元，年供不到6万，他们当然能支付，但占小王夫妻未来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不过，小王和未婚妻不愿意做按揭贷款，他们跟父母说，如果做按揭贷款，让他们不是一结婚成家就背上月供的包袱吗？小王的父母想想，觉得也是，不能让年轻夫妻背上这么重的担子！正好他的父母年纪60出头，已退休，手头有60万养老用的积蓄。就这样，小王父母拿出手头60万的积蓄，刘教授夫妇把手头仅有的20万积蓄贡献出，另一位亲戚出10万，给小王买上150平米的房子。

　　当然，刘教授的故事对中国人很普通，没有什么稀奇。只是这种安排改变了小王大家庭的关系和性质。第一，刘教授现在一想起这事就恼火，作为历史学教授，自己的收入不高，20万的积蓄是他当时所有的钱。他说自己在广州的房子还不到 70平米，凭什么他要把自己所有的积蓄供他内弟买那么大的房子？所以，从那以后，提起他内弟，首先想到的是他过去的积蓄，而不是他跟内弟的感情有多么好，况且也因为那笔钱使刘教授跟夫人的关系紧张！

　　第二，本来，小王父母可以把自己的60万养老钱理财投资好，等再年老之后，自己能有钱养活自己，也能有自己的尊严。但是，现在钱都给了儿子，今后的养老就只能靠儿子、女儿了，也就是说，不管今后跟媳妇、女婿是否处得好，也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跟他们一起住，或者靠他们供养，等着他们给钱。这样，本来可以自立养老的小王父母，今后就只能看别人的脸面养老了，不能有自己的自主生活空间，不能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了。

　　同样糟糕的是，正因为小王这么容易就得到90万元的帮助，让他无法感受到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己的责任，那看似“免费午餐”的90万，只会培养懒惰。

　　而如果小王是通过90万按揭贷款，表面看会给小王夫妇带来月供压力，但是，这种压力不是坏事，会迫使小王奋发向上，培养“自食其力”的个人责任。同时，这也让其父母留住养老钱、年老后有自尊的财产基础，可以理直气壮，不需要看子女的脸面。另外，对刘教授夫妇来说，他们的关系就不会出现紧张，也当然不让刘教授一想起内弟就想到自己失去的积蓄。

　　实际上，这两种安排，给每个人带来的自由度也截然不同。试想，小王拿了亲戚的90万买了大房子，他们夫妻俩今后消费什么东西，亲戚自然有权过问、有权管，就像刘教授抱怨小王的房子比他自己的大很多一样！等小王父母更老、靠子女的钱养老时，他父母花钱也会受到儿子、媳妇、女儿、女婿的监督，花别人的钱能那么自由吗？

　　总之，儒家主张的靠血缘网络内部来互通有无，来实现人际金融交易，最终不能激励每个人奋发向上，培养的是等待“免费午餐”、搭便车精神。比较而言，外部金融市场更能逼着每个人去“自食其力”，也为个人空间、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提供基础。



　　六

　　小时候，父母都会教我们不能借钱花、要“量入为出”，还有就是要多存钱。在中国文化中，借钱总是件很负面的事，透支、负债、欠钱等等是一些贬义词。或许正因为此，证券类金融市场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机会发展，一直受到抑制，金融学更是不能走上正堂。

　　这些年我学到，借贷类金融交易原来是，帮助借方把一次性大的开支平摊到今天和未来许多年月上，让一次性大开支不至于把个人、企业或者国家压垮。就像小王买房要120万元，这种开支的确很大，但买下之后，不只是今天享受，未来许多年也会享受其好处，所以，通过按揭贷款把这些支付压力平摊到未来30年，不是让“享受”和“成本”在时间上更匹配吗？这本应该是一件纯经济的正常事情。

　　到今天，借贷金融对个人、对家庭、对企业的贡献，仍然被低估。但是，如果做客观分析，我们会发现借钱花也可以是好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更好的选择。

　　在国家层面，过去我们总认为，国库真金白银越多的国家，就越强大；要借钱花的国家，是弱国。冲击我这种观念的是下面这段历史。如果我们把公元1600年左右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像明朝中国在那时国库藏银 1250万两（尽管明朝当时快要灭亡）、印度国库藏金6200万块、土耳其帝国藏金1600万块、日本朝廷存金1030万块；另一组是负债累累的国家，像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各意大利城邦国家。那么，从400年前到19世纪、20世纪，哪组国家发展得更好呢？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除日本于19世纪后期通过明治维新而改变其命运外，其他的到今天还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却是今天的发达国家！

　　莫非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今天又是外汇储备数万亿美元，而西方发达国家负债累累，在未来几个世纪还要重演过去数世纪的历史？关键看中国今后如何利用债券市场以及其他证券市场了，看中国是不是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因噎废食、得出“抑制金融创新是上策”的结论了！

　　回过头看，正如我在《治国的金融之道》一文中谈到，我们中国是这么喜欢存钱，以至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1842至1848年间朝廷每年的财政盈余还在1500万两银子以上，这种年年财政盈余状况一直持续到1895年。按理说，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即使没有逼着朝廷把未来的收入借过来加快国力发展，也至少使他们愿意把岁入都花掉搞发展，而不是还想着往国库存钱！到最后，晚清也像宋朝、明朝末年那样，战争开支和赔款实在太大，在历来因为不用发债融资而使中国债券市场没机会发展的状况下，朝廷无法用债券把那些大支出的压力平摊到未来。过不了支付压力这一关，清朝就只好垮台。

　　这些历史不断引发我对金融的兴趣和思考。为什么借债花钱使西方国家不仅没垮，反而强大起来？后来我认识到，美国就是近代最好的例子。不只是今天的美国虽然负债全球第一却是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立国之初就是靠负债幸存下来，这应该跟中国各朝代的经历正好相反（中国历朝之初国库满满，但之后每况愈下，到最后财政危机终结朝代；而美国立国之初就负债累累，之后不断利用债券市场透支未来，而且还透支越来越多，可是其国力却越来越强）。

　　我们一般熟悉美国于1776年7月4日宣布从英国独立，1787年的宪法大会通过美国宪法，等等这些政治史实，但未必了解金融借贷对美国历史的支柱作用。

　　美国独立的起因当然是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征税权失控，殖民地人必须向英国交税，但却没权选举代表进入英国议会，去参政、议政、立法。这一背景很重要，因为这决定了美国独立战争以及之后政府的开支不能靠大规模加税来弥补：如果新成立的政府也要加税，为什么还要独立呢？所以，各届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独立运动、独立战争期间的决策机构）只能靠多印纸币、借债，来找到财务支持。但是，那时期既没有联邦政府、更没有收税机构，“大陆币”、战争债难以有市场，在1776至1787年间不断出现的债务困难，几次都差点让独立运动破产，差点迫使北美重回英国的怀抱！

　　稍微细看，我们知道，1763年开始，英王乔治三世通过一系列法案勒紧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加大征税，由此激发殖民地人的反抗，导致诸如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1775年列克星敦(Lexington)枪击案等关键性事件，使得北美对英国的敌意一发不可收拾。1775年6月15日，第二届大陆会议选举华盛顿作大陆军总司令，正式与英军作战。

　　1776年3月17日，为了避免战争对波士顿伤害太大，华盛顿请求把战场转移到纽约。英军接受请求，转移战场。当第二届大陆会议于7月4日宣布美国独立时，华盛顿正在纽约曼哈顿南端，其军队士气得到了及时的鼓舞，因为就在那时英国皇家海军正在汇集100多艘战船、3万多正规军，集中攻打守在曼哈顿、几乎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华盛顿的一万大陆军，而且大陆军也没有任何战船。8月 27日，皇家海军轻而易举地夺下长岛，大陆军惨败。之后，华盛顿采用边退、边打游击战的办法，开始了跟英军的拖延战术。

　　实际上，宣布独立不久的美国，更大的挑战不在跟英军的战场上，而是在经费的来源上。起初，第一届大陆会议考虑过在各州征税，但因上面讲到的原因被很快否决。独立战争开支主要靠以下几方面来源，第一是由政府发行“大陆币”，在 1775至1780年间共印了37次“大陆币”；第二，由大陆会议政府发行债券，1775年发行首批公债用于买军火；第三，是十三州（殖民地）的份子贡献，由各州自己发行战争债提供；第四，从法国借来的贷款；再就是给士兵、给供货商写欠条。

　　只是在1780年末之前，政府债已经没人买了；各州也弹尽粮绝，不愿再发债奉献了；大多数士兵的服役期到年底就结束，不愿再收欠条作军饷；眼看大陆军就要失败，几乎没有人再愿意接受大陆币。

　　就在独立运动要告终之际，华盛顿派助理前往法国，成功说服法国国王再借美国250万法国金币。法国贷款没到之前，这一消息让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先将其做抵押，立即通过再贷款得到救命钱，让独立军维系到次年9月。最终，在法国海军的支持下，大陆军于1781年9月在南方港口城市约克镇打赢关键一战，从此扭转独立战争的局面，迫使英国于1783年9月签署《巴黎条约》，承认美国独立。一个年轻国家就这样靠举债幸存下来。

　　1783年独立战争正式结束了，但是，建国的挑战却刚开始。如果说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因美国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家庭写“借条”太多，因债务泛滥而产生的，那么，1783年时的美国货币、“借条”、债券种类并没少多少，仅各类战争债、州政府债、社区债所用到的支付货币就五花八门，有以“老大陆币”、以“新大陆币”、以墨西哥银元、以西班牙银元、英镑，有的债券干脆就没注明以什么货币支付。整个金融市场一片混乱，许多债券的价格不到其面值的10%，基本没人问津，商品市场也没有秩序。这种乱局严重影响人们对美国前景的信心，挑战新共和国的命运。

　　1790年1月，年纪33岁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一份债务重组计划，宣布在1788年宪法通过之前美国发行的所有债务，包括联邦与地方政府发的各种战争债、独立战争军队签的各类借条，全部按原条款一分一文由联邦政府全额兑现。为了实现承诺，联邦政府发行三只新债券，头两只债券年息6%（一只于1791年1月开始付息，另一只到1801年才付息），第三只债券只付年息3%。换言之，由这三只可以自由交易的债券取代原来五花八门的战争债，大大简化新国家的债务局面。

　　今天看，汉密尔顿的债务重组举措，好像只是一种简单的债务证券化运作，但是，他的天才创新在于，这三只债券埋下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就是“华尔街”的种子，因为这些债券从1790年10月上市交易后，加上次年由汉密尔顿推出的“美国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股票，立即将市场的力量聚焦在这四只证券，强化价格发现机制，提升流动性，集中展现市场活力。从此，美国资本市场一发不可收拾，为之后的工业革命、科技创新效劳。

　　美国金融之父汉密尔顿的创举的意义也在于，他让这三只债券成为反映美国未来前景的晴雨表，债券价格就是市场对美国未来的定价。—— 汉密尔顿之兑现过去所有战争债的承诺，振奋了市场对美国未来的信心，使这些债券价格随即猛涨，为更多的政府融资广开财路！

　　债券市场先于其它证券市场发展，而债券市场又起源于战争融资需要，早期英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是这样，后来的美国还是这样。

　　那么，从美国的经历中为什么我们能理解到，230年前负债累累的美国以及400年前债负压身的西欧国家，反而在那之后胜过当时国库满满的中国、印度呢？我的思路包括以下两方面。

　　第一，国库钱越多、朝廷银库越满，国王、皇帝肯定能专制，而且也会更专制，因为他们不需要靠老百姓的钱养着；相反，越是朝廷欠债累累的国家，其国王、政府就必然要依赖老百姓交税、有求于百姓，这最终能制约国王的权力、促进民主与规则的发展。如哈佛大学教授Richard Pipes在《Property and Freedom》中所说，之所以民主法治能在英国兴起，就是因为在英国皇家把土地权逐步卖掉之后，国王不得不每年与掌握征税权的议会交涉。就像在当初美国一样，一旦国家负债累累，而老百姓又不得不交税的时候，连那些本来不关心政治的公民也不得不关心政府的权力、自己的权利，交税是提醒公民权利、感受政府权力的最具体方式。不需要征税也能自己富有的君主或者政府，其制度必会走向专制。

　　第二，就如当年美国三只国债所表现的，这些国债的存在与交易给市场提供了评估其政府政策与制度优劣的具体工具，通过国债价格的上涨下跌，立即反映市场对国家未来的定价。只要国家的负债足够高、只要继续发债的需要还在，国债价格的下跌必然逼着政府对其政策或法律做出修正。公民投票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但投票无法天天进行，而证券市场对国家的监督、评估、定价却是每时每刻的！美国和英国的兴起如此，其他西欧国家的经历要么也如此，要么就被金融市场所教训！

　　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因为负债后，一方面政府就得面对债券市场，另一方面就得征税，就得面对纳税人。或许，负债、债券市场、征税、纳税人，这都是民主宪政的砖瓦。看来，金融不只是能帮助一个国家平摊一时的支付压力，还能促进制度的良性发展。



　　七

　　回头看，对金融的认识、理解，花了我二十余年时间。1986到2001年间的数理金融理论训练和研究，给了我分析人、社会、经济的科学方法和基本框架，让我认识到人生一辈子效用函数的最大化是人的行为的终极目的，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不一样。这一分析框架或许就是一把钥匙，帮助我认识社会、文化、历史还有其它，包括反思和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许多观念，也包括再思考企业和国家的治理战略。

　　本书收集的正是这些年反思、审视、研究、讨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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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

　　

　　本书共收集我在2008年末之前写的相关文章，都是围绕金融、关于金融。各章节在结构上相对独立，因此，即使挑着章节读，基本不影响其可读性。由于这些文章起初是为不同媒体而写，因此除了注释所用数据资料的来源之外，基本没有能够一一给出相关参考资料和文献，这是本书的最大遗憾，希望各位同仁能够凉解。

　　在本书各章的写作中分别得到了很多朋友和同仁的帮助，比如，李利明、文冠中、龙登高、郭宇宽、曾人雄、张磊、朱武祥、王永华、张维迎、林毅夫、卢峰、陈平、熊鹏、石明磊、韦森、陈雨露、梁晶、吴冲锋、李玉、谢平、王巍、徐林、周年洋、汪姜维、张信东、李云龙、周程、刘凌云、冯玉、赵灵敏、谷重庆、曹惠宁、范文仲、李健、张宏、岳峥、袁为鹏、彭凯翔、孙涛、周克成、岑科、宋澄宇、张福山、高平阳、杜凯，等等，还有许多其他朋友，这些朋友时常是我文章的第一读者，他们因为是我的朋友而付出了很多代价，在此一并向他们致谢。茅于轼、吴敬琏、袁伟时、朱学勤等老前辈也时常给后学以指导，这是本人一辈子的荣幸，也不甚感谢。另外，特别感谢李利明，他是本书各章的总编辑，纠正了本书初稿中的众多错字，提高了可读性。当然，我也要感谢《经济观察报》、《新财富》、《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南风窗》、《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证券日报》等杂志与报纸读者的支持。

　　最后感谢我夫人王蓓、女儿陈晓（Tiffany）和陈笛（D.J）多年的支持，感谢在湖南老家以及南京岳父母家的多位亲戚，他们总是我靠得住的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