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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旱之后拆穿了大陆媒体若干个谎言:原来村村通的公路不仅自然村没有通,连许多学校所在地的中心村也没有通。中国广大农村几乎没有公共性质的水利建设,更谈不上文明国家早就拥有的保护净化环境资源的水循环、水处理设施。有的只是简陋的老水库,外加污染严重的小坑塘。西南几省的面积远远超过朝鲜半岛,100亿美元的闲钱,却偏偏拿去救济外国人的朝鲜,而不肯拿来救济西南几省的本国人特别是底层农民。
以下关于中外税收与福利对比的简单数据,地球人几乎都知道。大陆老百姓缴的税率仅次于福利极高的法国,世界第二,而享受的福利才占税收的 8%。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的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开支的比例,美国人42%,英国49%,加拿大最好,是52%。大陆是8%。
日韩、欧洲、北美政府的行政运行成本占政府支出的1%-2%,大陆是46%。也就是说:大陆各级老板的比别人多吃20-40倍。他们国家老百姓吃的福利是:美国人42%,英国49%,加拿大最好,是 52%。中国老百姓吃的是8%,中国老百姓所享受的比例只有别人的1/6至1/7。这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税收。
美国政府的官僚只花税收的1-2%,而给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占税收比例的 40-50%。而大陆的各级老板花税收的40-50%,是美国的20-40倍。而给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占税收比例的8%,是美国的 1/5-1/6。
大陆公款吃喝3700亿元/年,中国的教育经费700亿/年。正好是公款吃喝的一个零头。公车消费3986亿元。公款出境旅游 2400亿元。公款赌资外流2000亿元。仅这些就合计12086亿元,相当于全国医疗费用的两倍。(并且80%的公费医疗还是只占人口比例不到1%的各级老板在享受)。大陆无论人均GDP还是总值都远低于日本,各级老板的公款吃喝却是日本的1000多倍。
大陆的教育投资不及非洲的乌干达,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而韩国首都汉城政府官员用的公车才14辆。 日韩、欧洲、北美政府的行政运行成本占政府支出的1%-2%,中国是46%。还有官方自己公布的贪污腐败数额是一年25000亿。
大陆的绝大部分(约60-80%)的老百姓生活水平还没有印度高,印度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要高两倍,GDP增长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有个屁用,中国必须彻底变革和完善法制,别无其它选择。
中国城市人口中最穷的20%只有最富有的20%的人的收入(不含灰黑色收入)的4.5%,即约22倍左右,远远超过美国。若含灰黑色收入则远远不止这么多倍。大陆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为全球奢侈品行业的总销售额作出近20%的贡献。据估计2011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市场。而同时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为美国的30-50分之一的情况下成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市场。
中国有约 24万人拥有约0.1亿个人资产(不包括房产,轿车,和已投资的部分,即仅指手中的现钱)中国成财富最集中国家,0.4%即约150万家庭占70%财富(这个数据只包括存款、股票等资产,没有把灰色收入计算在内)。现在看来拉美国家的财富已是相当公平了,所谓的中国模式已经远远超出拉美化了。中国的贫富悬殊导致 60-80%的中国人生活得跟战争中的非洲国家差不多。
2010年4月6日 星期二
大旱拆穿了媒体的几个谎言
2010年3月24日 星期三
中国百年一遇大旱,百万人逃亡
星洲日报
中国西南地区百年一遇的干旱已演变成今年首场大灾难。香港《苹果日报》今日(週一,3月22日)报导,指灾区开始出现逃难潮,而当地有官员不忍见人渴死,主动劝村民外出暂避。
中国搜房网也指出,云南西北灾民以步行或搭长途巴士,向昆明、成都等地逃生者至少有30多万人;加上其他灾区避灾者,估计逃难多达百万人。
当局的统计显示,云南、广西、贵州、四川和重庆五个省区市旱情持续恶化,迄今受旱灾影响民众超过5000万人,其中饮水困难达1371万人。目前灾区已有牲畜渴死,但当局否认有人因缺水死亡。
云南自去年9月滴雨未下
这场旱灾始于去年秋季,重灾区云南自去年9月滴雨未下,预计至5月仍然无雨。
中国有媒体和网民突破禁忌,透露一些异象,包括灾区出现逃难潮,以及灾区有牲畜渴死等。
《广州日报》週日(3月21日)的报导形容灾区“死气一片,河水干枯、田地荒芜、野草枯死、颗粒无收”。
另一段文则称:“桂林、柳州一带前往广州、长沙、衡阳等地暂避者有50多万人。广西北部各地农村,面临绝收,地方治安不靖,连公务人员都不愿意上班,外出躲避;灾民口粮困难,加上地方政府瘫痪,上级发给的救济很难送达。”
官员劝村民外逃打工
“出去吧!在这里等著渴死吗 ”浙江《都市快报》记者近日在云南砚山县阿猛镇水塘村采访时,见到村支书李少中正挨家挨户动员村民外逃打工,或投靠亲戚避灾。
有网民在新浪微博称,云南灾区有牲畜渴死,并质疑是否也有人渴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紧急回帖称:“云南灾区没有渴死一个人。”
除云南外,广西省灾情也不可轻忽,目前大量仰赖雨水补给的各大水库蓄水量严重不足,万亩良田恐面临绝收。
上游来水减少
黄果树大瀑布“缩水”
受上游来水减少的影响,号称亚洲第一大瀑布的黄果树大瀑布,现在严重“缩水”,瀑布水流只有平时的四分之一左右,成罕见的小水流,景区唯有晚上蓄水、白天放水。
贵州今年大旱,黄果树瀑布所在的安顺市,辖区内9成河流、水库都已干枯。
重庆旅行社称,报名去游黄果树瀑布的游客,减少了20%左右。
旅行社称,在黄果树景区门口可以看到这样一块牌子,牌子上写到“因本地区干旱特別严重,景区严重缺水,大瀑布等景区水量较小,若给您带来景观方面的不满意,敬请谅解为谢”。
大旱亦令漂流景区枯水。开阳南江大峡谷工作人员称,跟去年同一时候相比,水位下降了,平常4月中旬就要开漂,今年可能要等到4月底甚至更晚,具体情况还要看水量而定。
云南旱灾严重
珠江源头断流植物枯死
另一方面,云南的严重旱灾,导致珠江源头地区出现百年以上不遇的大旱,珠江源头断流,植物被大量枯死。
《广州日报》报导,有“珠江源头第一市”之称的曲靖市,在云南省的旱情中被列入“100年以上不遇”的重灾区。
此报对曲靖北部山区的采访发现,珠江源头已经断流。守著“珠江正源”南盘江的数以百万计的曲靖人民,正陷入水荒。
曲靖市沾益县城北50多千米、海拔2158米处的马雄山东麓,有一个上下两层的出水岩洞,是珠江的源头所在,洞顶有“珠江源”三个朱红大字。
但週间所见,却没有看到流水淙淙的景象,往洞口里望去,水面如镜,几无流动迹象,偶尔几注水滴从洞内无声无息地滴落至洞外的水潭中,泛起几圈微澜。
原本在这里形成的“珠江第一瀑”也已不复存在。“本来源头水量大时,这里有一个宽度30多米、落差近3米的瀑布群。”景区管理处副处长保家琴告诉记者,由于干旱,已很久没有形成瀑布的景观。
据记者观察,此处的河床由于没有瀑布的滋润,几近干涸,杂草多半因缺水而枯竭而死。
泼水节只准“小泼”
此外,受百年大旱影响,4月13至15日的云南泼水节,虽然不会取消,但为节约用水,当局表示今年只能“小泼”,不能像过去般大泼特泼。
德宏州及西双版纳州当局已表明,作为傣族的重要节日和吸引游客的活动,泼水节不会因旱灾取消,但正在研究调整泼水形式。
传美秘密报告
曾预言中南部大旱
西南五省区大旱成灾,令不少中国网民忽然记起,多年前京城媒体曾报导,美国军方有一份秘密报告,报告曾预测2010年中国南部地区将发生持续10年的大旱,北方则水患不断。
在2004年7月7日出版的官方《人民日报》科技版上,赫然找到那篇题为“2010年中国气候突变 美秘密报告引关注”的报导。报导称,美国五角大楼一份秘密报告曾预测2020年地球天气,其中提到2010年前后,中国南部地区将发生持续整10年的特大干旱,而北方则水患不断。
对今次西南大旱,中国气象专家称有3大成因,包括青藏高原气候变化、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及北方冷空气南下不畅等。但中国民间质疑,干旱或与印尼金光集团早年在西南地区大规模种植桉树有关,因为桉树会强力吸收地下水。
农地绝收
云南灾民缺食物
除了缺乏饮水外,旱区灾民如今还得面对食物短缺的问题。
昆明市晋宁县小湾山村自去年8月起受旱灾威胁,缺水导致农田干涸荒芜,为了活命,居民只得上山摘野菜果腹。何中才一家连日来都靠难以下咽的“饿羊菜”填饱肚子,这是他们赖以维生的最后选择。
“饿羊菜”是一种平时羊群饿急了才肯吃的植物,尽管已经泡水一週,难闻的苦涩味还是难以去除。
“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当地民众生活苦不堪言。饮汤、吃菜、洗澡这些平常不过之事,对他们而言变成遥不可及,甚至已经忘记了上次在什么时间洗澡、忘记青菜的味道,民众饲养的牲口只能喝洗脚水。
逾半年不曾洗澡
大部份居民已超过6个月不曾洗澡。
长期严重旱灾造成当地超过9万3000公顷的农地绝收,佔所有农地的30%,蔬菜价格也因此上涨约40%。
气象预报指出,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的灾情将持续至4月。
贵州省政府表示,当地超过300万人正处于饥饿和缺水状态。
截至3月18日,广西的77个城市均受旱灾影响,超过220万灾民及100万头牲畜缺乏饮水。
中国政府迄今已投入3亿7000万人民币(约马币1亿8000万令吉)赈灾。总理温家宝指示各单位提高旱情救灾工作程度,并尽全力协助灾民。
2009年2月12日 星期四
旱灾表明现行农地制度危害粮食安全
李子暘 @ 2009-2-12 21:51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iziyang/archives/280335.aspx
以中国之大,出现旱涝等自然灾害,本来不足为奇,用不着大惊小怪。以人类现有的技术能力,比这更严重的自然灾害,都不难克服。今年旱灾的特殊性在于,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现象,这些不正常现象暴露出了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现行的农业土地制度不但不能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反而很不利于粮食生产的持续发展,甚至可以说,危害了中国的粮食安全。
抗旱救灾,所需无非一是人,二是钱。但这两种要素的供给,现在都很成问题。
首先,农民抗旱积极性非常低。本来他们应该心急如焚的。可事实看来好像并非如此。这种现象很发人深省。有论者指出,此次旱灾,各地方并无相应预警和对策,而是一上来就由中央政府发布一级预警。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地方政府首先逐级告急,然后,中央在汇总地方信息的基础上再发布全局预警。怎么可能中央比地方更了解具体情况呢?这只能说明,地方政府对旱灾根本就不重视。而地方政府所以不重视,正是因为种地的农民对抗旱不热心。
这种不热心其实不难理解。目前的农地制度造成高度分散的土地格局。每家农户承包的土地往往很少,仅有寥寥几亩。按照目前的粮食价格,即使大丰收,也挣不到多少钱。种一亩粮食,辛苦一年的收入,还不如进城打工一两个月。如果扣除种子化肥等各项成本,就更不堪了。这还没有计算耕种的种种辛劳。进城打工虽然辛苦,但比起春播秋种的农活来,其实还是轻松许多。
一方面是种粮食收入不高,另一方面,抗旱、灌溉还要种种投入。况且,许多多年进城务工的农民,早已不熟农艺,更不可能为了那每年千儿八百的收入受苦受累、从头学起。对他们来说,既然旱了,干脆就把今年的粮食放弃了,爱咋咋地。这才是最佳对策。
没有理由强行要求农民改变这种对策,除非认为农民是农奴,必须按照其他人的意志老老实实地埋头在那里生产粮食。如果果然有人这样主张,我希望他至少不要以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发言,那样未免太不知羞耻了。
农地的水利设施严重缺乏和落后也是抗旱不力的重要原因。国家总理要去亲自拿水管子浇苗,而奉命前去抗旱的武警只能拿着脸盘跑来跑去地一盆盆往大田里浇水。这种生产效率用来制造新闻还可以,指望着真正解决旱灾问题,是绝无可能的。
实际上,如果有现代化的水利灌溉设施,旱灾并不是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华北地区算是比较干旱的地区,年降水量只有400-800毫米,但相比更干旱的以色列,水利条件其实强出不少。以色列60%的土地年均降水量只有300毫米,其余地区更少,不足150毫米。但在这样不利的环境中,以色列的农业却高度发达,农产品产量惊人,大量出口,甚至被称为“欧洲的厨房”。凭借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以色列农业用水总量30年来一直稳定在13亿立方米,农业产出却翻了5番。
农地的水利设施缺乏和落后,也和现行的农地制度直接相关。高度分散的土地承包,而且还是承包而不是真正的所有,不但没有规模效应,投资的预期也很不明确,这时,如果有农民肯大笔投资,在自己那寥寥几亩承包田里大建水利工程,才是咄咄怪事。
而且,以现有农民种粮的收入,即使再加上养殖、经济作物等副业,也不可能给现代化的水利设施建设提供足够的资金。小农经济很难积累起大量资本。农地改造和现代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仅仅依靠农民自己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
和工业制造业一样,投资可以在农业领域同样创造出大得多的产出。中国的农业潜力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开发。中国农业还是大有可为的。如果能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中国农业生产的增长还远远未到尽头。
不过,现行的农地制度却成为这种大有可为的最大障碍。
现行农地制度,除非国家征地,否则禁止土地自由流转出农村集体范围以外。也就是说,禁止其他人购买农地。同时,在集体内部,也禁止土地的自由流转和集中。中国农业基本上还处于小农状态。当然,农民并不会驯服地在那一亩三分地上靠种地为生。其他人想继续让农民当农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农村青壮年劳力大量进城打工。土地撂荒很多。许多乡村都出现了空虚状态。只有老人和孩子留在村里。
农民进城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如果土地是属于农民私有的,那么,土地所有权会随着人口的流动发生相应的变迁。土地会集中到在耕种方面最有优势的人那里。重要的是,这种有优势的人并不必然是本村本集体的人。农民仅是一种职业,并不是一种固定的身份——农奴才是固定的身份。如果某个市民认为经营农业的前景更好,他完全可以搬到乡下,购买土地,投资农业。
在这种情况下,耕种土地的人将是真正想要在这个领域谋利的人,也是在这个领域最有专业能力的人,而不仅仅是偶然出生在那里的人。对农地的投资也不会受限于现有农民的收入水平。只要有利可图,再大的投资都可能被吸引来。
专业化的人才、足够的投资、规模化的经营、灵活的经营机制,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中国农业将爆发出现在难以想象的生产能力。如果小小的以色列可以充当“欧洲厨房”,那么,中国完全可以成为“世界农场”。
可惜,所有这一切在现行的农地制度下都很难出现。对于想要投资农业的人来说,如果土地私有权不能得到切实保障,只能得到模糊的承包、租赁等等条件,那么,他们是不可能真正大规模投资于农业的,也不会真正把他们个人的智慧、经验、经营能力等等大量投入农业。只能让那些出生在那里的农民继续耕种那块土地。
政策制定者满足于自欺欺人,一厢情愿地以为给农民保留一小块土地,就等于确保农民会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就等于确保了中国的粮食安全。
今年的旱灾应该给他们提了醒。现行农地制度下,大量劳力进城务工,没有明晰的土地产权。无人愿意大量投资农地。投入农业的人力资源和资金很少。投资不足已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严重瓶颈。农业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着小农经济的状态和水平,生产能力低下。当然,靠着庞大的土地总量和勤勉的人民,中国农业取得的成就不小。但这种农业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吗?有对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等风险的抵御能力吗?是对珍贵的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吗?
旱灾虽然没有对中国农业造成深重危害,但至少表明了,目前的中国农业抗风险的能力是不高的,甚至可以说是很低的。维持现有农地制度的主要理由就是要保证粮食安全,但把农业置于如此危险、低效的境地,实在不能说有利于中国的粮食安全。正相反,这种农地制度可说从根本上危害了中国的粮食安全。一场偶发的自然灾害,或者不期而至的市场波动,就会让亿万中国人民陷入被动甚至贫困。把这种状况称为安全,实在不能让人信服。
要想改变中国农业目前这种落后局面,就必须根本变革农地制度,确立起农民对农地的所有权,并允许这种所有权在全社会范围内自由交易。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大量人力和资金投到农业领域中来,改变目前农业的脆弱状态,提高农业生产力,让中国农业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再一次迎来飞跃性的发展。也只有这样,才是从根本上建立和保持中国的粮食安全。
我相信,中国改革的下一个突破口必将是土地制度的彻底变革。这种变革来的越早、进行得越彻底,中国的未来就越光明。来得越晚、改革得越不彻底,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努力就将遭到越大的压制和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