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停止审查撤离中国？舆论沸扬议GFW必倒

RFA

谷歌公司宣布考虑退出中国市场两个月后，许多媒体报道谷歌基本确定退出中国搜索引擎业务，各界对此予以高度关注。

星期一是谷歌中国（Google.cn） 在工信部进行年度备案的最后一天，外界判断是否延续备案也是谷歌公司是否会继续与中国政府谈判的一个标志。 星期二上午，记者去查询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按照提示的备案号京ICP备06022267号查找google.cn的时候始终显示错误信息。星期一下午开始到星期二，许多用户反映，谷歌中国的搜索引擎Google.cn 可以开放搜索“89学生运动”等图片和文字内容，同一天有很多用户反映谷歌公司在浏览器中的工具栏插件已经不能使用。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Google两月来和中国当局的谈判进入僵局，关闭中文搜索引擎几乎确定无疑。受此影响，星期一，谷歌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的股价下跌接近 3%至563.18美元，而百度公司的股价则上扬接近5% 超过谷歌的股价达到576.84美元。

中国商务部(Ministry of Commerce)周二表示﹐无论是否决定退出中国﹐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Google Inc.)都应遵守中国法律。商务部发言人姚坚称，中国反对将商业问题政治化。谷歌中国发言人星期二对法新社说，谷歌中国没有停止审查，我们也没有更新的消息分享给大家。

根据中国知名的科学网站Solidot 消息，中国政府正在加紧敦促一些谷歌在中国的合作伙伴，要求他们准备好后备计划，以防备Google取消中文搜索引擎的内容审查。同时也有消息说，谷歌公司会小心翼翼在几个星期内退出中国市场，以保护当地的雇员和其它资产不受到伤害，整个业务撤出要到三月底才能完成。

谷歌中国的合作商上海火速公司总经理刘小光表示，“确实是不方便交流这个话题，我在公共场合不是很方便交流”。刘小光急忙结束了与记者的通话。

相比较国际媒体大量报道谷歌即将退出中国的消息，中国的官方媒体也发表大量关于谷歌的负面评论。3月14日新华网的一篇评论文章，指责Google此举是想靠炒作提高知名度。在人民网和网易有关“李毅中：退不退出中国是谷歌的自由”新闻中出现不少评论，有网民说，“我自从上网用的都是百度，虽然听说过谷歌，但印象不深，谷歌竞争不过百度，管理者用退市这样下流的手断要挟政府为自己无能找借口，太可笑了”。

此前已经有从事媒体工作的记者透露中共宣传部已经下发指令，谷歌即将退出中国一事不准报道，各网站也不许转载。记者测试新浪微博，果真无法发布有关谷歌的消息。

网络技术专家周曙光星期二告诉本台记者，“谈判可能已经陷入僵局，完全无法进行下去，这是开放的互联网文化和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之间不可以调和的矛盾，这件事情好像谈不下去，是必然的” 。

而在更多相对自由的论坛和博客上，则出现一面倒的对谷歌的支持，有网友表示，“谷歌不遵守中国的法律过滤敏感词就滚回美国去；中国政府不遵守WTO 的规则消除审查就滚出去”。 WTO约定贸易体不得依靠主权来设置不公平贸易壁垒。去年欧洲的一个研究机构发表了一份报告，认为WTO有权对互联网审查制度作出裁决，因为互联网审查限制了在线服务。

“可能吧”网站负责人阿禅表示，“我觉得（官方）不会妥协，从李毅中发话说谷歌在中国运营必须要遵守中国特色的法律，而最近人民网新华网那些御用的专家写文章抨击谷歌说是想炒作自己，提高知名度，或者说完全是美国控制的一种政治行为，我觉得已到了诋毁的地步，基本上中国和谷歌没有办法谈了” 。

推特公司共同创始人伊凡-威廉姆斯星期一在一次技术聚会上表示，在类似中国这些国家的恶名昭彰的网络审查防火墙，终将败给网络革新。

—— 原载: RFA

RFA：中国产软件暗设后门 窃取隐私令人恐惧

中国多款杀毒软件产品被发现非法盗取用户个人资料，杀毒软件公司甚至胁迫网站站长加入其联盟。专家认为，由于官方监管不力，甚至纵容或者合谋，不少用户对国产软件感到恐惧。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近期中国网络上出现大量讨论国产杀毒软件的内部存在盗窃信息的“后门”的情况，有用户专门分析了几款杀毒软件，分析结果让人不寒而栗。

360安全卫士：每五分钟窃取一次用户隐私信息

分析发现，自称有2.6亿用户的杀毒软件360安全卫士存在非法盗取用户信息的后门。这款软件在安装进用户电脑时，会偷偷设置一些和杀毒无关的功能，然后窃取用户的个人资料。著名博客作者郭卫东星期一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360的问题已经由网络资深技术人员发现每隔五分钟把用户电脑上使用的隐私上传到独立的IP地址上，这种做法肯定是违法的” 。

用户说，由于360卫士偷偷上传用户私人信息，占用了极大的资源，所以会造成上网变慢。但是由于盗窃信息的“后门”运行在系统最底层，用户很难发现。今年2月，专家在检查360安全卫士的漏洞时，才偶然发现其中的盗窃信息功能。

瑞星杀毒软件：胁迫网站加入其联盟

羊城网的站长小劳专门写信给知名博客作者阮一峰，揭示了另一款软件“瑞星杀毒软件”故意对羊城网的一些页面报告有病毒，然后胁迫用户加入其“瑞星安全网站联盟”，但是实际上这个网页并没有问题。

瑞星公司曾贿赂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处长于兵，陷害竞争对手微点公司。2005年7月5日，微点公司莫名其妙地被网监处调查。网监处先是以“反病毒公司资质调查”为由，后又以“未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的案件调查为名，对微点公司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检查”，频繁传唤包括专家刘旭在内的公司管理、研发人员。同年7月21日，办案人员将扣押的装有微点核心技术的计算机送到瑞星公司。

目的：配合政府监控网民或非法竞争

至于杀毒软件公司为何要盗取个人用户信息，郭卫东分析表示，“窃取用户隐私，在用户不知道的情况下设置一些木马，或者后门程序，来获得一些商业上的信息；还有一个就是和国家安全部门合作，网络监控部门可能会通过杀毒软件公司提供的信息找到发布文字的人” 。

专家认为，一旦用户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安装了以为是帮助杀毒的软件，实际上是把自己暴露在被监控的危险的情况下。商家可以通过植入的后门，远程控制亿万用户的电脑。再利用这些电脑去攻击其它对手、堵塞网络等。同时黑客也会利用这个后门，从事多种不法活动。

资深网络评论员洪波对此表示，“这也算是一个竞争策略吧，很多用户都会关心自己的上网安全问题，安全就会成为一种胁迫手段。（这些软件）不是为了真正解决安全问题，更多地是为了解决市场竞争的问题，把安全当作一种胁迫手段要挟用户，要挟网站，这是不正当的”。

对于瑞星公司陷害微点公司，阮一峰表示，这种公司的商业诚信，是令人质疑的。洪波认为，商业公司存在非法竞争手段，一部份是出于官方监管不力甚至是纵容或合谋的结果。去年中国国家工信部主导的“绿坝”软件，也存在诸多漏洞和安全隐患，用户被胁迫使用号称“安全”的软件，实际上是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RFA：欧洲政界踊跃提名诺奖 刘晓波对于认可感安慰

2010-02-05

继续有更多的诺贝尔奖提名人公布了他们对刘晓波的提名，包括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近百名国会议员、以及诺奖所在国挪威的政党领袖。刘晓波周五会见律师时对各界支持做出回应。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据独立中文笔会消息，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所在国挪威的保守党国会副领袖塞纳，近日公布其对刘晓波竞逐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挪威《晚邮报》周五报道引述塞纳说：刘晓波展现了诺贝尔遗嘱的精神：为正义而不屈不挠奋斗牺牲，哪怕面对最大逆境。

而东欧方面，继捷克媒体周三公布前总统十多位《七七宪章》签署者以及40位捷克国会议员提名刘晓波博士竞逐诺贝尔和平奖以后，斯洛伐克媒体周五报道，该国51位国会议员也已对刘晓波作出提名。

总部设在布拉格的人权组织“困难中的人” 发言人马莱克，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此次捷克和斯洛伐克政界行动一致的推选刘晓波竞逐诺奖，是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以及对刘晓波所作的认同。“刘晓波是《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和捷克斯洛伐克时期的《零七宪章》有直接的关联，由于这个原因，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法律制定者们在这上面有很高的共识，我认为，他们决定支持提名是正确的，因为追求民主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而刘晓波的遭遇是这些政治家当年也要面对的，他们有道义、责任要支持刘晓波。而我本人认为，诺贝尔设立该奖时候那句话就恰好描述刘晓波的工作，他是适合的得奖者。”　　

曾因八九学运坐牢的北京学者刘晓波在2009年圣诞节当天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重判11年后，引起了国际巨大反响，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哈维尔、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前得主达赖喇嘛和图图主教、世贸组织前总干事莫尔、美国笔会会长、7名美国国会议员等世界各地有影响力的人士，都曾公开提名或推动刘晓波竞逐诺贝尔和平奖。

中国外交部本周二例会上发言人马朝旭表示，中国反对提名刘晓波竞逐诺贝尔和平奖，称：公然向这样的人授予和平奖，明显是完全错误的。

刘晓波本周五会见律师时，对自己被提名诺奖做出回应，律师尚宝军转述道：“他首先为大家提名他表示非常感谢以及荣幸，他觉得这是对他最大的鼓励，因为大家在认可他所做的事业，是对他很大的精神安慰。其次对马朝旭的说法，刘晓波感觉这是一种虚弱的表现，如果他真的有理由认为给刘晓波颁奖是错误的，他应该讲错在哪儿？”

而此前也有众多中共党内老干部以上书中央及互联网公开信等方式，为刘晓波鸣不平，要求废除一审非法判决，刘晓波周五对此表示感激。尚宝军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诚惶诚恐，感谢各位老前辈出来为他讲话。第二点他说，相对各位老前辈来说，他是幸运的，尽管他因为文字狱受到很多迫害以及可能马上又要面临牢狱，这些老前辈在反右、文革受到的迫害比他多得多，而且当时没有任何人为他们讲话！”

在海内外巨大的支持声中，刘晓波和妻子刘霞对于改判并不乐观，他们做好了被分隔的准备，唯愿不要隔太远。刘霞本周写了一份向监狱管理部门申请安排刘晓波在北京服刑的文件。她说：“北京是晓波的家，我希望当局本着人道的精神...让他在北京服刑。但司法局说二审判决出来再提交这个。”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中国网民发起抵制CNNIC根证书行动

来源：自由亚洲

中国的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近日被微软公司选择为网络根证书的信任机构并植入到视窗系统和浏览器中。此消息引发中国网民的忧虑并发起了抵制CNNIC根证书的行动，号召网民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近日微软公司把中国官方支持的域名管理机构CNNIC列为可信的根证书发布者，并添加到今后的Windows 视窗操作系统和网络浏览器中。CNNIC 英文全名为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是工信部下的中国的互联网信息中心，也是域名管理机构。CNNIC 日前处罚了三家域名注册服务及代理机构，并在官方网站接连发出多个加强域名注册信息审核工作的公告。而最新公告规定，从上个月14日上午9点开始，个人用户没有资格进行域名注册。

“根证书”（Root Certification）是互联网上保证信息传播和交易安全的重要信任机制，如果访问一个股票交易的网站，而那个网站无法提供可以信任的电子证书来加密你的交易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完全被第三方截获，或者被假冒的网站所偷窃。世界上的大型电子商务企业和银行都要向根证书发放机构申请这种电子证书，再应用到自己的网站上。

北京网络技术专家李先生星期五向本台表示，“当你和一个网站通信的时候，你的数据会经过你的电脑到服务器之间几十台中转的路由器，如果你用HTTP，所有电脑都有能力监控你的内容，包括密码。如果用HTTPS和证书，所有路由器就无法看到。”

大批中国网民对微软把CNNIC加入到默认的可信根证书提供商的做法表示了愤怒和不解。他们认为如果相信了中国官方所支持的证书发放机构，无法预知未来可能对网民的伤害和危险。 有网民表示，CNNIC 这个完全不可信任的有关部门，竟然诱惑微软将他们列为根证书发布者，这个消息太可怕了，中国互联网将更加恐怖。换句话说，如果防火长城GFW想做一个 Gmail的https钓鱼网站，浏览器不会有任何警告。他们会误以为是真正的Gmail 网站，但是可能会马上丢失个人的账户和密码信息，而被中国官方攻击和偷窃。 网络应用技术专家柠檬这样分析网民的心态，“这就是中国一个相当于质检总局的东西，如同国家免检，大家不信任你所谓的国家免检产品。”

星期三以来，在互联网上很多中国的高级网络用户开始和大家分享删除CNNIC根证书的行动，他们说，“防火防盗防CNNIC ”，并传播如何在电脑和浏览器中删除CNNIC根证书。 网民们表示，“出于对CNNIC深深的不信任，决定将CNNIC ROOT从‘受信任’的列表里赶出去”。网络专家立里建议用户使用火狐浏览器并将CNNIC等不安全的证书屏蔽。

资深网络评论家洪波表示，“如果需要访问一个安全的网站，而它本身是不安全的，例如窃取用户的隐私信息，这是用户忧虑的一个原因。如果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它的证书已经标明为安全证书的话，你就可能对它不设防了，可是用户并不关心这个证书是谁颁发的。”

(博讯记者：韩洁) (博讯 boxun.com)

拦温家宝座驾：大连访民仇杰被劳教一年

自由亚洲电台/因拆迁及被警察殴打而导致残疾而上访的大连访民仇杰去年在温家宝居住地附近截停温家宝座驾被劳教一年，近日被释放述说一年来遭遇。对此，有访民质疑中央高层经常高调表示的关心百姓疾苦，亲民之说。

辽宁省大连市的访民仇杰因为拆迁及被警察殴打致残问题等上访多年不获解决，08年5月4号早七点到温家宝住地东交民巷附近截停温家宝座驾，之后就被劳教一年，到本月3号获释回到大连家中。

他星期四对本台叙述了一年前事发经过。他说：截他车的时候我们是两个人，但是那个没上去拦，截停下了，而且温总还在车上，没有下来，只是他的警卫下来了，把我送到东交民巷派出所十六个小时给我送到东城分局，当天预审，预审说是温家宝总理批示给我抓起来了，因为总理坐在后座上，车速可能挺快的，当车刹闸的时候总理就被从后车座倒向前车座上了，预审说总理头上碰个大包，就因为如此，总理下令对我实行法治严管。

但仇杰表示他不相信预审的话，他认为温家宝总理不会下令这么做，一切都是他们当地的公安部门为了惩罚他所为。他还表示，各地处理这类问题不同，据大连访民向他表示，与他同去截车的另一位湖南女访民不仅没有被处罚，她的上访问题也获得了解决。仇杰说：她是湖南的，截车的时候她没截，在总理的车停下以后，她在路边下跪了，据我听说她问题解决了，我们两人处理方法确实是相反。

仇杰妻子姜女士星期四也对本台表示：当局对他们的处罚不只于此，就连他们家有限的低保也在今年初被取消，使得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

她说：她刚给温总的车拦截了以后，区刑警大队到我们单位给我带走无故扣押了我六个小时。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他是国家人民的总理，不找他又找谁呢？你不办事不能镇压我们呢。他被关押了以后，我继续接着上访，政府又逼着居民委把我的低保也取消了，书记就告诉我是政府给他压力。

而仇杰在劳教中的初始阶段没有受到迫害，但在大连公安局领导来到劳教所见了劳教所领导后，对他的迫害就开始了，给他关禁闭，几个犯人轮番殴打他，就连殴打期间砸坏的椅子也要在他妻子送来的有限的生活费里扣除。

早前与仇杰一同在京上访的吴姓访民星期四对本台说，不明白中央高层所做与其高调亲民为何有这样大的不同。他说：他是人民的领导，人民找他，不会耽误他工作，只是把材料递上去，他个人也不会受到威胁，我感到中国的领导人在中国人民面前说的做得离得太远，他如果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里，亲民，老百姓去找他把冤情告诉他，他不但不给老百姓办，而且把他劳教了，我感到悲哀，与他们说的相差太远。

据了解，虽然51岁的仇杰目前身体很差，患有心脏病和糖尿病，但他不会屈服，还会继续进京上访讨公道，他呼吁海内外媒体在关注他的遭遇的同时更要关注他的上访诉求，促请当局尽快解决他的上访问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中国正处于撕裂状态—专访前香港《文汇报》记者姜维平

因为揭露腐败而被关押的中国记者姜维平，在五年零一个月的刑期中，被关过三个看守所、两所监狱。他于2009年4月21日访问自由亚洲电台，并接受了不同的声音主持人谷季柔的专访，详细描述了中国高官的腐败行为，和牢狱黑暗的情形。

记者：姜维平先生，非常欢迎您亲自到自由亚洲电台的演播室来接受我们《不同的声音》的采访，您这一趟能到自由亚洲电台来真是费尽千辛万苦，非常不容易。首先谈一下踏上自由的土地是什么样的感觉？

姜：我是今年2月4日来到了加拿大，心情非常激动。因为过去在国内是处在一种恐惧当中，应该讲是受到很多的压抑和监控。终于现在是在免于恐惧的情况下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所以，心情不仅是激动的，而且精神非常振奋。

记者：您能够踏上加拿大的土地是经过了一段非常曲折的逃亡历程，能不能先简单描述一下您怎么样从大连到北京，然后在加拿大政府的协助之下到达了加拿大？

姜：我在春节过后，才申请到加拿大的签证，在这之前曾经经过三年的努力。因为2006年获释之后，一直是当地公安拒发护照。在春节过后终于拿到了护照。当时原本的考虑是想在拿到护照之后回到大连，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但是担心这期间会有一些变数。所以在2月4日到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拿到护照的当天就购买了飞往温哥华转机到多伦多的机票。那时候心情非常激动，同时很焦急，也很担忧。主要担忧什么呢？就是由于现在国内这种僵化的政治体制，有很多地方官员是滥用手中的权力，担心在拿到护照之后在过关的时候会受到一些阻挠或者是怎么样。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整个过程充满着戏剧性。比如说在托运行李的时候，在北京机场当时有一个机场工作人员，看着装这个人估计身份比较特殊，他也查看了我的护照，还且他还让我出具我和我太太的家书。我没有这个准备，幸好我身上有一个过了期的我和我太太的结婚公证书，我把这个拿出来，就化险为夷了。另外，在即将登上飞机之前，又是这个人在机口旋梯口等着，在那儿拿着我的护照又查看了半天。这也使我当时非常担忧。同时，还见到了一个大概我估计是加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也查看了我的护照，目送我登上飞机。

记者：您到达加拿大使馆之前是不是和加拿大使馆联系好了呢？

姜：是这样，在我去加拿大使馆之前通过电话和外交官联系，在这之前我们只有一个电话号码，而且，我本人的英语扔掉了很多年，不是很熟练。我的一个同学帮忙，和这个外交官通了电话第二天约好了时间。到大使馆很顺利就拿到了签证，在这之前就已经买好了机票。所以，必须要那天成行的。这个时候仿佛冥冥之中有一个无形的力量在帮助我化险为夷。

记者：而且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姜：如果是失败的话，我想当时我不知道怎样愤怒，因为从2000年判刑，我在监狱呆了五年，出来之后被秘密监控了三年，可以说我这种希望家庭团聚的愿望已经在我心中存在很久很久了。

记者：可想而知。

姜：我非常执着，一定要闯过这个关口，多亏还不错。

记者：在这之前您是2003年最后一次见到您的家人，是吧？

姜：是这样。我和我太太上一次分手是2003年春节过后在大连的南关岭监狱，也就是我服刑的最后一个地点。我和我太太用眼睛对望离别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悲伤。

记者：2003年一直到您成功逃亡到加拿大，六年的时间终于再和妻子和女儿见面了。

姜：是的，所以她们为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记者：您是2月到达加拿大的，现在两个月的时间都做些什么？

姜：两件事情，一个是学习，因为我们过去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突然来到一个信息公开世界。我不是谦虚地讲，我们是井底之蛙，要多学习。第二就是要多陪陪我的太太和小孩，弥补这几年的缺失和忧伤。

记者：对女儿呢？

姜：当然对女儿离别的时间更久一些，她是2003年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她是到大连瓦房店监狱去看我，那是我第一个服刑的监狱，也是一个人权状况最糟糕的一个监狱。我的孩子和我见面。我为了让孩子在心灵上少受一点这样的创伤、少留下这些黑暗的东西，我跟我太太讲以后就不要带她过来了。所以2003年的3月份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这次见到她一下子就长得高高的。

记者：从几岁变成几岁的？

姜：当时她是12岁的小女孩，现在已经20岁。女大十八变。在机场我看到她的时候，我不相信她是我的女儿。她的脸还是没有变，还是娃娃脸。但是她的身材非常修长，非常挺拔，我觉得我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为什么呢？我的家人还能健康地活着。

记者：您的小孩虽然经过了这些痛苦，但是她能够在加拿大度过她的成长期，您的感觉是什么？

姜：我觉得主要的不同是价值观的变化，因为过去在国内，她们受到长期的教育和洗脑，她们是非常压抑和矛盾的，因为国内你知道好多人培养孩子的时候都是双重人格，告诉孩子要这样讲，见到老师又那样讲，说谎，非常伪善那种。孩子的人格是分裂的，很压抑的、很悲伤的、很不解的。比如，我清楚地记得在2003年3月21号，她到瓦房店监狱去看我的时候，我太太带着她，她坐在那个地方，低着头，不和我讲话的。她很难接受，因为那个时候我剃着光头，囚犯的光头，神情很疲惫、很悲伤，非常疲惫的那种神态，她又看到爸爸来的时候是和很多犯人一起排着队，剃着光头，看到这个，她不能接受，所以她坐在那个地方，基本上没有讲话。当时，我心想以后不能让她到这个环境里来。因为她不能接受这个。但是她现在在西方这个自由的环境里价值观完全不同，人是真实的，人格都是统一的，是和非都是很统一的。这时候看到孩子在世界观形成的过程当中对她来讲，这种民主法制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

记者：我觉得这两种制度的不同在小孩身上更明显的显现出来。可能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里头，她没有办法体会父亲做出来的这种事情到底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她心目中可能没有办法判断爸爸到底是一个所谓的好人还是坏人。中共的制度让你进了监狱，她看到是你是一个囚犯，可是她到了自由世界以后，她可能更能体会你做的工作的意义，是不是？

姜：因为她在这里读小学也好、中学也好、大学也好，她妈妈为她叙述过去的故事，那么她现在看到、听到的是一个正确的判断和分析，这个社会应该是法制社会，是一种普世价值。她知道爸爸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爸爸个人，是对国家、对整个世界是有好处的。那么就说她在是非的观念上应该讲是一个回归的过程。

记者：其实我相信，这种对于中国所谓的政治犯的看法不光是显现在你女儿身上，对中国普遍的老百姓也是这样，很多的中国百姓因为在中国媒体的渲染之下没有办法正确地看待中国政治犯。但是只要他们了解事实以后就可以对于你们有不同的看法。象我们在自由亚洲电台就可以感觉到有很多很多老百姓非常支持你们的行动。

姜：你刚才讲到的这个情况是是非判断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敢不敢真实表达的问题，这个特别重要。国内对这些异议人士，民间的有一些普通百姓很同情、很赞同，但他不敢公开表达，他不敢表达对你的认同，这是非常痛苦的，就造成了人格的分裂。回家讲一套，到了公司讲一套，会上讲一套，会下讲一套。这个对人是摧残最厉害的，就是伪善和谎言。

记者：这种人格分裂好像在你的文章里经常可以看到，你在分析政治人物的时候，很多政治人物都有这样的问题。

姜：所以，我不知道你赞不赞同我的观点？就是我发明了一个词，就是现在中国进入了什么时代呢？一个状态叫撕裂状态；一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表演时代。撕裂状态是什么呢？经济上高速增长，政治上僵化倒退到了民国都不如。比如在新闻自由方面，就造成这个社会上的撕裂状态，裂了一个口子，象火车一样头在前进，尾在另一个方向发展，中间这个断裂带就是社会的动乱。所以，为什么现在统治阶级，从共产党来讲，一党执政，它有那么庞大的军队但是它很恐惧，因为它自己知道这是一个撕裂的状态。就是坐在火山口上。每一个点都充满变数，有可能随时坍塌下去。你再看表演时代，你看现在的中国人不管当官的还是百姓，很多人都在表演。当官的台上讲一套，背后讲一套，老百姓一样，上班讲一套，包括小孩，妈妈都告诉孩子‘别给老师这样讲啊’，比如说老师求孩子办事，我们都经历过，‘教你爸爸给我们报销点出租票’，‘教你爸爸办点什么’，孩子说怎么能这样呢？‘别这样说啊’。小孩从小就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在一种表演时代。为什么象春节联欢晚会一个小沈阳，不过是一个演员，一下吹捧成如此风云人物。你现在问小孩子理想是什么？很多小孩都说当演员，我要学章子怡、我要学刘晓庆。说为什么？‘名利双收哇’。象对角线一样生活，走最近的那一个成功途径：表演。所以，造成我认为的中国现在目前就进入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非常长危险的。

记者：怎么个危险法？对中国未来长远的影响力？

姜：一个社会的发展从理论上讲，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会出现稳定的中产阶级，这个社会才会有民主法制，老百姓才有安定的生活，才能缩小城乡的差别、贫富的差别。这样就象邓小平刚开始改革开放讲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另一部分人富’，但现在是怎么样呢？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但另外一部分人根本没带动。而且陷入了绝对的贫困化。所以，这个就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是在经济繁荣背后的不稳定因素。现在通过一些突发事件，从瓮安事件以来越来越强烈，这就是个危险的信号，包括杨佳事件。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用和平、民主、非暴力的方式表达愿望，包括你们电台，为什么？我认为实际上在帮助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把这些民怨、民情、民恨由一种途径把它宣泄出来，社会还是稳定地转型嘛，叫民主转型嘛，对吧？

记者：事实上象您所写的那些文章揭发中国的腐败黑暗面也是同样的工作。

姜：所以，我把我自己称为医生，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社会的医生，什么医生呢？我抱着善的愿望，比如社会得了疾病，癌症或者是各种疾病，通过我们的文章、通过我们真实的声音帮助它。理性、客观、积极。所以你看我的文章，我认为我良好的愿望帮助它。国保的人2006年以后经常和我谈话，我也和他们讲，我说我是很善意地帮助你们，因为老百姓的一些悲伤由于官员的层层对信息的过滤你们听不到，看不到，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加以改进。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1998年在香港的《前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黑龙江民谣显民意》，就是黑龙江的民谣显露出一种民意。其中民谣当中就提到了一个两极分化的问题、官员腐败的问题，如果那个时候统治阶级，我们的执政党能够（我这是书生的想法）按照我当时提出的观点来改进的话，就不会出现黑龙江后来发生的韩桂芝案，田风山案，这些人我都是很熟悉的，还有马德案，辽宁省的张国光案，慕马大案，吉林的米风君案，实际上它如果按照我的做，能挽救很多当官的政治生命。因为他改进了嘛，更不用说老百姓得到了好处。因为我在东北办事处工作了五年，从县委书记到省委书记，省长，这级别的领导干部我接触很多。我这篇文章我认为我是很善意很积极的。

记者：不过很遗憾，生病的人都讳疾忌医，你指出了薄熙来各种贪污腐败的行为，得到的结果是您进了监狱，他继续升官。

姜：他这个情况应该是一个特例。为什么是特例呢？因为韩桂芝案也好还是马向东也好，还是米风君，他们的能量是有限。因为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造成个人的作用尤为明显，一个官员在地方做得怎么样个人品质特别重要，因为没有约束，包括我们没有法制的约束、没有言论自由的约束，没有人制止他。薄熙来是什么呢？应该讲是他父亲的背景造成在京城里有人给他摆平，在地方应该讲他的外表、他的谈吐很能迷惑一些人。但是他在这种体制当中使他人性恶的一面充分发挥了。所以他成为整个东北贪腐官僚当中的最后一个堡垒，到现在没有攻克。但是最近有攻克的迹象。随着他爸爸权力的失去，他爸爸和江泽民交易的失去，他在地方的那些黑暗的东西越来越显现出来。所以他这个和马向东、韩桂芝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反弹能力强，非常强。那么就我个人来讲，我跟他没有个人恩怨，因为他从1982年到大连金州，那个候我是大连日报记者，他见到我是很客气的，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象现在这样专制、这样的霸道、这样的腐败。那么，他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我对他的看法有个过程。我现在之所以批评他，是因为他仍然在位，因为那些贪官一个个都垮掉了。我给你觉个例子，包括朱胜文，哈尔滨常务副市长，就是死在监狱里自杀的那一个。我采访他的时候，我非常清晰地记得是1995年底，我刚到《文汇报》工作的时候哈尔滨开冰雪节我采访过朱胜文，当时他话讲得很大，他说你们大连有1万多警察，我们这有2万5千警察归我们管，口气很大的。他的太太也是，讲话口气很大的。他在台上的时候也是话讲得很大的。应该讲显得很有底气，常务副市长嘛，在那个地方也是一手遮天的。但是当他在政治斗争失利，当时有个副书记叫岳玉泉，把他整掉了以后，他死在监狱里。他的太太到天安门广场替他申冤的时候整了一个白麻袋套在身上，麻袋的背后写的是‘朱胜文，冤、冤、冤’。你们也播了嘛，就在天安门，刚刚套上这个麻袋，不过三秒钟，天安门的民警就把她抓起来送到派出所里去。那么就是说，在位的时候她没有想到民主法制，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当她变成了社会最底层的时候，这个时候她才知道了民主法制的重要性。她在北京上访的时候也找记者，也找你们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给她报道了，我当时在监狱里听到的消息。当时想到当年和她见面的情景，你现在可以看到在香港文汇报查到我写的一篇文章《访哈尔滨常务副市长朱胜文与程道喜》，程道喜当时是政协主席，因为我们写的比较长的文章一般来说都要给他看一下，看完之后他说‘也加一个政协主席的名字吧’，他怕得罪那个人，他是北大荒的知青，给我的印象很好的。为什么像这样的官员在位的时候没有抓紧时间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而是满足于歌功颂德？等到自己政治斗争失败，倒霉的时候才想到监狱是那么黑暗，你看他在监狱里写的文章，我出来之后在网上看到他在监狱写的诗，写到专案组怎么折磨他的时候他才知道了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

记者：他们其实也需要法律的保障。

姜：所以，我本身看到这一消息的时候，我有种切肤之痛，就是我们的官员，我就奉劝他们利用你们手中的权力，在你们在位的时候一定要推动中国的民主法制，这是帮你们自己的忙和子孙后代。就象何清涟讲的，现在的官员是最不负责任的。都不想你再干那么四年八年，为什么不推动中国的民主和法制？你要平反六四，你这样是为子孙后代造福，包括你自己，你不要等到象朱胜文这样政治斗争失败了，被殴打才去上访，才留恋过去失去的时光。

记者：希望中国的高官能够听到您这番肺腑之言。

姜：但愿吧。

记者：不过有报道说薄熙来对您还是咬牙切齿，甚至后悔他当年没把您给做了，有这回事儿吗？

焦：这个我不能证实，为什么呢？我是一个记者，我看到这些报道了，记者秉持的就是真实客观，他们专案组我接触了很多人，他本人我也接触过，没有听说他想把我杀死，但是他肯定是不舒服。因为什么呢？大部分人都是歌功颂德嘛，薄市长、薄省长您如何如何好，长久下去，他这个本身来讲都昏昏然，没有忧患意识。所以，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情况，我没有直接听到他讲这样的话。

记者：不过您现在到了自由世界可以自由表达意见，他可能更觉得危险很大。

姜：这个是这样，每个人他有些东西是他自己不能左右的，个人的主观愿望不一定突破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出走这个经过，我认为有必然性。有什么必然性呢？就是跟中国目前这个政治局势是密切相关的。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的观点，我跟很多省一级的领导干部，主要是东北的打过交道，有一些人私下谈论的时候思想很开放的，是不是也有一些人，象我刚才讲到的，很有良知的，在他心灵深处有一种东西，也希望推动中国民主法制建设，他只不过是不会这样讲，他会做。那么，他做了中国的政策就可能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就有利于我们发展。

记者：以您的了解中国体制内有多少掌握权力的体制内官员有这样的想法？

姜：我想最起码有三分之一。我这里可以给你透露一个信息，1998年当时和我们报社的两位领导到省里去拜访闻世震省长的，当时他是一省的省委书记，叫地方大员吧，他和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先聊天，他就讲到宗教信仰的问题，他说‘有些人不信马列，信佛教也很好嘛，总比没有信仰好哇’。我们听了当时很惊讶。就是说在我们高级领导干部当中也有一些比较开明的，比如说闻世震还提出什么观点呢，他亲自给我们讲，他说也欢迎海外媒体对我们进行监督。但是你看中国安全部的法律，你给境外报纸写文章批评共产党是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是犯罪的。但他认为，而且他把他这个观点作为一个正式文本发表在辽宁日报上，有一段‘欢迎媒体批评，包括海外媒体的批评’。

记者：我希望能够亲自去采访他。

姜：他现在已经退下来，现在是人大经济事务委员会的副主任。我认为他在中国的官员当中比较开明。

记者：希望中国有更多的象他这样的官员。

姜：所以我和有些海外出来的人士的有些观点不同，就是说我不一概否定共产党所有的官员都不好，我认为那样对我们记者来讲，从我们眼里看到的不是那个事实，大部分是比较昏庸、比较专制、是腐败的，但是有一部分还是不错的。包括赵紫阳、胡耀邦不是很好吗，对吧？地方有很多官员没有名也是很开明的。

记者：所以就是希望那些比较开明的人在中国的这种体制之内还能够有生存的空间。

姜：所以我就想通过我们的宣传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些活动能够给体制内的官员尤其是高层官员一个回旋的余地。

我看到海外的一些报道，骂的很多，一再地贬低人家，话讲得很蛮，而且很血腥。有一些我认为不符合事实。官员当中应该讲有的还是不错的。我们怎么能够秉持一种新闻工作者的一种冷静、客观的观点，而且跳出个人的恩怨，比如说我坐牢，我不能说。我就遇到有一个朋友和我聊天，他就说移植器官，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你看到过没有？我说我确实没有看到，他感到很惊讶，他认为象我应该说看到了，或者是应该编一些故事。我不喜欢编故事，我是一个记者，我秉持这种客观、公正、理性和善意。希望中国好，希望中国不要动乱，希望中国和平民主地转型，渐进走向一个法制的国家。

记者：从您的谈话的内容，我们可以感觉得到您是非常诚恳非常准确地根据事实报道新闻，因此我也很想证实一下在您的笔下描述出来的那些腐败现象，有些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啊!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有一部分的官员说你在造谣，有一部分读者也认为恐怕太夸张了吧，但是从您的谈话我是明显感觉出来，您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记者。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确认您写出来的文章中的那些行径都确实存在，是真的？

姜：可以，没有问题！

记者：可以，绝对没有问题，薄熙来真的有二十多个情人？

姜：不是，薄熙来没有。你看到的报道是大庆市的一个副市长，叫钱棣华，他有二十多个。有二十多个情妇、几十个情妇的这种官员在中国是很平常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或条件回国？

记者：我去年在中国采访了北京奥运。

姜：但是你到了北京奥运，我想你接触的面可能比较窄！它可能对你的采访有限制，因为你太有名，对吗？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人，你深入基层去看吧，官员养几个情妇的事极其平常。官员互相之间情妇是公开的！而且说我们这不是腐败，我们是热爱生活。这很正常，吃饭的时候会说这是我的小妹妹。

记者：在你的笔下，薄熙来也是一个人格扭曲的人？

姜：是的，我认为他是一个表演时代当中的标准的演员。我可以给你举一个小例子。我见到过牡丹江电视台的一个记者，在服装节的时候和我在一起，很好的一个人。他被借调到中央电视台工作的那段时间，他就被派到大连去采访。他就去早上的菜市场去采访，采访菜的事情。当时菜运输问题老百姓有意见，他当时见到菜农就谈话，问老百姓的疾苦。他认为他做的很对，这个时候刚好薄熙来也来视察，他就请薄熙来也来谈几句话。他认为自己好像做了一个很成功的新闻。等到回到台里的时候，台里人就告诉他你赶快回北京。薄市长给你好一顿骂，叫你赶快滚！他就特别惊讶，他跟我讲，他说‘姜记者没想到，他如果对我不满他就应该当时显出来，那你才是个真实的人。我不是说人家一定要高兴，对吧？’你批评人家，人家不高兴也很正常，但是你人格不要分裂。他当时说你说的对，老百姓就应该解决，还表扬他。等到回去之后台里告诉他要把他赶出去，走之前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这个人是个伪君子。我能举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能举很多很多例子。这个人，他的危害性是太具有欺骗性了，他长得很潇洒，妙语连珠，口若悬河，非常有才华，应该这样讲。但是看人不要看他讲什么，要看他做什么。我还给你举一个例子，他80年代的时候在金州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上面的领导来查看优秀教师的情况，他赶快就去优秀教师家里放上彩电、冰箱、沙发什么的都武装上去，因为那个教师很贫穷，50多岁，生活很贫困。他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搞一套假的东西，什么冰箱、沙发、彩电，地毯都整的挺好，等人家一走，他就把这些东西全收走了。收走了当时那个教师就倒在地上哭，他就说好，留下沙发吧。很多记者都在场。

记者：在记者面前也这样？

姜：就是，他根本不当回事情。还有加拿大宗家理事会到大连去搞一个活动，在市政厅里放一个录像，放大连的街景和城市建设的变化，我当时和大连日报的记者在场，这时候加拿大代表团的人还没有来，他就事先把这个录像演示一遍，在放的过程当中那个录像倒过来了，他就暴跳如雷，把那个放录像的人骂得很难听，确实和他在公开场合所表现的截然不同。那就是表演时代。我们怎么能需要这样的官员呢？对不对。

记者：更有甚之，您也提出来，他用国安机器来打击他的对手。

姜：这个非常可怕，我最近在《开放》、《北京之春》、《争鸣》特别是《前哨》，我发表了很多文章，揭露他在用国家机器，用非法的手段来打击他的政敌。无所不用其极。他打击政敌是在90年代末，在95年以后一直到2000年一直到我被捕之前，十几起大的案件，这个你可以看我在《北京之春》发表的一篇文章就讲到了几个典型的案例，表面你看这些案例它都有冠冕堂皇的一个幌子，但实际上他险恶的用心就是要打击政敌。国家安全局的任务是反间谍机构，他让当年给他做饭的一个厨师当了安全局长，然后让这个安全局长去监控自己的政敌。本身这些手段就是违法的。

记者：你现在到海外之后还打算继续进行这种揭发中国腐败问题的工作吗？

焦：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因为来到海外以后，我刚才谈到了需要学习，需要冷静下来，包括对一些问题的思索，换一个角度可能更清醒。这种对腐败的揭露还会继续。但是可能要深层次的分析，要研究。

记者：中国新闻记者的工作环境确实很困难，我们从很多位揭发腐败的记者受到的严厉惩治就可以感受到，中国新闻记者要真的做一个好记者的话，要负担很大的压力的。可不可以为我们描述一下，首先您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些一般人不容易接触到的信息？另外，您在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您背负到什么样的包袱？您感觉到您的危险存在吗？

姜：你这个问题提的很好。我来到加拿大之后有一个作家也是一个诗人提出来说，你在体制内有这么好的生活条件，你为什么要舍弃那个优越的条件去写他们呢？我给你讲，这主要是和我童年的经历有关，童年的生活很苦，爸爸妈妈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他们希望我做一个诚实的人，后来读书、下乡、上大学，我们读的那些书，受的那些教育读的那些书，就告诉我们要为老百姓做点事情，不能做一个表演的人，要做一个真正实实在在的人，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中毒深。]另外你刚才讲到新闻来源，这都是在平时的生活里方方面面，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我们不能道听途说，听到一个事情就认为是这样，我们要小心考证。因为国内设置了很多障碍，非常危险，冒着风险，所以在采访过程当中非常小心，而且要反复求证。不能说有人这样讲你就信了，但也不能说他讲了你就相信。你要仔细思索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有可能是错的。这样才能写出比较有分量的东西。正因为这个东西击中了他的要害，他才那么恐惧，那么仇恨。如果你是造谣，他起诉你诽谤就完事儿了，很简单嘛，对不对，他为什么要用国家机器把你抓起来，要叫你闭嘴呢？我们有些记者，我看了你们的报道，一个叫王有琴的到临沂去见陈光诚的太太，安抚她两句都被村里的村霸打出村庄，它为什么这么恐惧呢？包括一个叫陈元的在湖南，为什么那么恐惧？就是因为你的那些和我们那些报道击中了他的要害。它最怕的就是这个东西。它倒不怕你从理论上去讲什么一党执政，威权统治理论论证，它不怕你去论证，反正没有涉及到他的个人利益。所以你看到受到严重迫害的主要是这些揭露腐败的记者，越具体越可怕。

记者：对他的伤害越大。

姜：象高勤荣，师涛，他给高勤荣下了三个罪名，什么罪名都加上了，你可以看到在中国，新闻职业是个高风险的职业，其高风险的程度怎么都难以想象，现在越来越多。

记者：您当时写文章也感觉到可能有这种后果吗？

焦：我感觉到了，想到了这个后果，严重的后果。但是我想别无选择，因为社会的进步总需要一些人做出牺牲。我的想法是要忍耐但是不能等待。忍耐是说你要对这个社会要有谨慎的乐观，它会进步、会发展，腐败一定会被遏制。但是我们不能人人都在等待，等待天上掉馅饼，等待它自己倒台，不会的。腐败就是你揭露一些总是比不揭露要好嘛。你象那个躲猫猫事件，还有现在逐步发生的一些事件，只要你把它披露了比不披露要好。只要我们努力了就是要好，你比如说，我的报道，尤其在大连我了解薄熙来，非常了解，老百姓的我也听到很多，我对他的揭露使他上升的趋势受到了阻碍。

记者：还有很大的作用。

姜：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比如说他在十七大的时候他想上，但是却落马了。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层的政治斗争可以拿着你这个做筹码。比如说有个人不一定同情你，但是他也看不上他，他就说‘你看老百姓对他反应很大，在香港有很多这样的议论报道，形象不好’。他在政治当中失利了，这个东西显示的作用就特别大。这主要是政治体制决定的，因为是一党专政。

记者：听说他现在面临调查，有这回事儿吗？

姜：是在调查他，因为不光是我的报道，大连很多人都在告他，因为他有问题嘛。

记者：他到重庆了现在。

姜：到了重庆人家也不会放过他。因为你到重庆去，但是你做的那些事情伤害了那些人，你那些事情老百姓永远不能忘记，他怎么能忘记呢？他在那里当政的时候，当地的媒体都是歌功颂德，包括他的脚印都落在海边，搞了一个雕塑，那个雕塑上有几百个人的脚印永远刻在那个上面的，铜的脚印就是他的，你可以看那个百年成雕嘛。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老百姓的民心是不可辱的，你自己做的事情你以为你离开这个城市就可以结束吗？不能结束的。所以，香港一个杂志的一个同行写了一篇文章说‘姜维平的报道是薄熙来挥之不去的幽灵’，的确是这样的。

记者：难怪他很想把你做了。不过您为了您这个工作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你在牢里呆了五年零一个月。我知道您在牢里也是受了很大的折磨。能不能描述一下您的牢狱生活？

姜：我坐牢是五年零一个月，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00年12月4日到2003年2月20日。我在看守所里面，我经历了三个看守所，第一个是旅顺海军基地看守所，第二是大连开发区看守所，第三个是大连看守所，也就是说有部队的，还有市的看守所，还有区里一级的看守所。仿佛就象是让我采访一样，各个层次的都让我去。最有趣的是第一个看守所的部队就是薄熙来秘书当年所在的部队。我不是部队的，我是地方的犯人，如果我是犯罪分子的话他应该把我送到地方看守所，他竞然把我送到部队看守所，这本身就是违反国家规定的，我不是部队里面的犯罪嫌疑人嘛，对吧？他为了封锁消息，把我押在他的前秘书车克民，也就是安全局局长服兵役的兵营里面。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他心里虚不虚，他是不是伪君子？如果你真有罪，那就送到地方看守所去搞，对不对？

记者：所以他笃定是要把你封住。

姜：对，是要封住。第二个阶段是2003年3月20号以后到2006年1月份那就是我在监狱服刑。我们叫投劳，投入劳动改造，两个监狱，瓦房店监狱和大连南关岭监狱。从看守所来看最黑暗的应该是大连开发区看守所，我现在读到了很多关于看守所里面打死人致伤致残的事情，应当讲我相信这些报道，为什么？因为我经历过，也看到过，听到过。他们对我来讲，因为我比较幸运的，就是我在坐牢后不久就被海外做了报道，当时香港的亚洲周刊有一个记者叫王建民，我非常感谢他，他第一个报道了我的消息，使我这个由秘密案件变成了公开案件。变成公开案件之后在阳光下操作，官员的伪善这一面可以讲是降低了对你的打压。所以，我的处境总体上来讲还是改善了一些，整体上对我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比如说我出来之后看到他们对高智晟的那种折磨，那种折磨我良心地讲我没有经历过，我很幸运。但是我相信那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

记者：您有目睹一些其他人？

姜：看守所里面的牢头狱霸殴打犯人的事情，这种事情我看得太多太多，家常便饭，每一两天都有的。我的隔壁也有被打死的。这是我在大连一个看守所，我的旁边房间就有被打死的，牢头狱霸打群架打死的。但是在我这个房间，在我眼下发生的，没有过。

我再给你讲个有趣的故事，就是说那里也经常打击牢头狱霸，他也搞专项整治，就是这个时期，这一个月来不许打人骂人，警察也抓那些牢头狱霸。抓了牢头狱霸以后，你比如说他打人了，他就把你放到一个大筐里，让两个杂役抬着他在走廊里面一个房间一放，在那里殴打，很有趣。我当时在姚家看守所的时候关在5-13，就是五楼十三号。两个杂役用一个扁担挑一个大筐子，殴打别人的牢头狱霸坐在大筐子里面。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打他三扁担，走廊特别长，很多犯人都是幸灾乐祸的，希望看到他挨打，打的时候把屁股露出来，趴下来，然后用扁担狠狠打，因为打了很多房间，等到了5-12的时候就皮开肉绽了，那就是很难看、很惨的。

我们房间的希望他到我们门前再打他，他打之前要讲话，他要问为什么打你？他就要说‘我是牢头狱霸，叫什么名字，我该打’，就打三扁担，结果打到我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跳过我的房间了，为什么？这个警察就说‘这里押的是记者，算了，别叫5-13将来给报道了’。然后我们房间里面的狱友就说我‘老姜，就因为你，没看到热闹。’我记得特别清楚，打的时候特别可笑，打完了之后他要喊‘谢谢政府’。

记者：让人想到文革那时候的情景。

姜：所以我写的一篇传记里头有这个情节，看了之后让人哭笑不得，很悲伤，因为他本身就是打人嘛，然后再打他。

记者：这种手法好像太原始了一点。

姜：是的，非常原始。人到了监狱之后完全变成了生活的弱者了。完全就象是案板上的鱼，只能任人宰割。在这种情况下你再去打人家，这确实说不过去。

记者：我能不能请你谈一下您在狱中经历的强制劳动的情形?更否更深入的描述一下？

姜：因为这些关于劳动的事情，海外有很多报道，他这个劳动是这样，就是每一个监狱都是一个劳动生产单位，一个经济实体。而且在一个院子里面，比如说你有五千犯人可能有几百个企业在里面，大大小小的，一般来说，这些生产都是手工操作的。就是说适合在房内来做的，比如说做圣诞树、牙签、鞭炮、餐盒、纸袋、手袋等等，这种情况非常多。就是基层那种实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赚钱。包括警察，他可以承包，承包这个小队，比如说这个小队有20个犯人就是无偿给他劳动。然后他拿着这个再搞什么生意。这种交易是比较黑暗的，应该讲很残忍、很苦的。我最长的生产，我在体力劳动受到最大的折磨的时候是在大连瓦房店监狱，就是2003年的2月20日一直到5月份，我在那里呆了两个多月。每一天我不停地劳动。那时候劳动是每天早晨天蒙蒙亮，5点钟就要到一个大厅里面坐着劳动，然后到晚上10点钟。那段时间应该讲是非常痛苦的。后来我到了南关岭监狱的时候又劳动了一个月，他叫培训，然后我就当了事务犯，就是监狱里管理犯人的那种，实际上也是监控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个政治犯，又比较有名，他就让我在一个大楼里面，象一个传达室一样，你坐在里面。叫监督岗，人从我门前走过，可以监督我，然后让我管理他们，就是制造矛盾，也便于对我监督管理和监控。那个时候我脱离了这个苦命。我可以读书，包括我可以听短波收音机。那个时候从2006年的6月26号开始到我被释放，我始终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他们都不知道的。

记者：真的？也听我们的节目吗？

姜：听的，包括你当时采访李敖，我是非常详细地收听的。

记者：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批评指教？

姜：我觉得自由亚洲电台信息面比较大，比较有深度。它侧重于中国的民主和法制，对鼓舞民主的一些人士应该起到很大的作用。不客气地讲，我的判断可能拥有的最多的听众可能是囚徒。为什么是囚犯？我刚才和你们的总编也谈到，一个是他们有时间，在那里的时间很充足。第二个有条件，为什么呢？因为狱警他也腐败呀。你给他点好处，他就给你买收音机，很简单嘛，他要没收，没收那个部门就归我们来负责，放在我们那儿的，一大筐子都是半导体收音机，德生牌的短波。第三是囚犯是社会最底层的，切肤之痛，对社会的这些是感同身受的，所以他用心去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监狱都很偏僻，没有干扰，非常清晰。所以，那时候信息并不闭塞。什么都知道。

记者：其实我们也感觉到中国老百姓真的是克服千辛万苦收听我们的节目、打电话给我们。

姜：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途径获得真实的声音，他心里有怨恨、有些想法向哪里说？很多很多我都可以写，这方面到时候我可以在我的那本书里有详细的描述。

记者：您刚才提到您也曾经做过体力劳动，能不能描述一下有没有任何产品是我们可以认得出来是狱中劳役制造的？

姜：这些产品比如说餐盒，在飞机上空姐给你的那个餐盒基本上都是监狱生产的。为什么呢？看守所很多、监狱很多，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这些生意，由手工来操作，由于卫生条件很差，因为在监狱里，有的时候没有水，种种原因卫生条件很差，所以在生产过程当中，质量是令人堪忧，难以想象的。

记者：是拿来让我们吃饭用的。

姜：所以我坐飞机的时候餐盒上来的时候我心里都是很不舒服的。还有海带，海带中间带一个结子，海带放在餐盘里，他端上来你看很漂亮，实际上是垃圾，它在海边，人家丢掉的一些垃圾，他用一车拉过来，然后给犯人，犯人在里面选，当我们选这些垃圾的时候我们经常选出卫生巾。我们选的太多了，粪便都有的，我们就是选其中好一点的，因为海带叶子很大，即使腐烂，中间的部分还是比较好，就把这个好部分的剪下来打个结，水一冲漂漂亮亮的。所以我想现在我不吃海带结。

记者：搞得以后我们也不要吃了。

姜：这种情节很悲伤，而且，我们有一个犯人他就很仇恨，我们人人身上都长虱子，他就把一个虱子夹在海带结里头。

记者：这些产品都通过普通的渠道和其他的正当的产品一起出口吗？

姜：我不知道是否出口。至少我在中国市场看到有很多卖的，到了商场一看海带结，我就明白了，他打的那种结的风格方式，我可以肯定大连海带结有很多是瓦房店监狱生产的。因为犯人很多，几千名犯人，他们每天在一个很大的房间，就象教室一样，盘腿坐在那里，从早坐到晚上，从早上5、6点开始到晚上10点钟，晚上休息的时候，回来了，没有完成任务的就写在板上，谁没有完成任务，就在前面站成一排，他就开始殴打，打的时候不是警察打他们，我没有看到警察直接打，牢头狱霸打。比如我所在的房间是瓦房店监狱一监，它的班长叫大坐班，它三个班长，一个大坐班，两个副手，都是打手，就让这些人站成一排在前面，谁没有完成任务就殴打他们。

记者：这个问题是普遍存在吗？

姜：是普遍存在的，每个房间都是这样。我目击了很多，但是有一点，对我他不殴打，因为警察告诉他姜维平可以没有任务但是必须劳改，就是我必须不停地做，但是我没有任务。他没有殴打我，他让我看，看我就不能接受，因为我做这个工作，他们那么苦，那么不公平，我不能帮助他们，我也很悲伤，但是没有办法。当时那个条件，我只能保护我自己，真的就是这样，就是保持沉默吧。但是我很悲伤。我心想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告诉别人，要改进它。所以，这些坐班都是些十恶不赦的，他们本身就是重案犯，杀人放火、强奸抢劫，判了十几年。到了里面天天打人，就是因为他们家里有关系，送礼买了一个大坐班。

记者：其实强迫劳动是违反国际法的。

姜：是的。这种违反国际法的事情太多了。我过去在香港文汇报工作的时候，我都不理解为什么美国总是谴责我们没有人权。因为那个时候我参观过很多监狱，都是让我看光明的一面。我到大庆监狱去过，我到瓦房店监狱去过，但是当我真正变成一个犯人的时候，看到真实的监狱的时候，我才明白了为什么要谴责我们？的确要谴责，因为谴责给你施加压力，也是一种制约。让你在做坏事的时候有所顾虑。

记者：中国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地杜绝腐败，才能够杜绝这些不法行为？

姜：“我思考了很久，在监狱里想这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日夜都不能休息，我在苦苦思索怎么能够使中国进步和改变。我们付出这么多的牺牲和代价，为什么这个超稳定的系统还在这样运作下去？在某些方面还有倒退，我也想这个问题。我认为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民族素质包括我们现在的统治阶级的统治方法和策略的调整等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的。你比如说，它现在有了钱，但不抓教育，我认为它是有意的。为什么呢？它就愿意愚民政策，让你不知道，封锁消息。让你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与外界隔绝，然后洗脑，让你说谎话。一个是强权，一个是谎言，两手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造成这些社会的弊端。黑暗面、阴暗的东西、腐败、贪婪越演越烈。正因为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慢慢推动它。现在互联网也好，广播也好对社会的进步应该讲起到很大的作用。不可忽视，有些事情，尤其是网络。这就主要表现在人和自然矛盾的时候，共产党比较开明，突发事件、地震、洪水。因为这个不危害共产党的统治，在人和人的矛盾发生的时候、人和社会发生矛盾的时候，共产党是一步都不让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认为这个危害到了它的统治。所以它现在有个前提，我可以让你赚钱，不择手段地赚钱，你可以充分地表演、发财，但是你不能挑战我的强权。这是主要的。

记者：您刚才提到体制内其实有改革思想的人占了三分之一，您认为中共这样的形势的政权还能够维持多长时间？

姜：我不是预言家，我是一个记者。我想从总的趋势来讲整个世界，这个社会还是要前进。比如说现在基层的民主选举，它那个方向的发展，还是在逐步提升这个层次，现在不是村长可以直选了，对吧？以后乡长、镇长、县长，这个趋势不会改变。它会设计障碍，让民主进程延长，它自己的寿命延长，它会采取各种理由，比如说不符合中国国情呀，国民素质不够呀，再过100年、200年呀。它用这种方法能混一天算一天。但是这个趋势，普世价值，这种民主、法制、宪政谁都不能改变。象现在的共产极权的国家在全世界已经没几个了，对吧？还有古巴、中国是最大的，最后一个堡垒。这个趋势不会变，但是这个过程会非常非常地长。这个长的过程当中也不排除矛盾的积累在某一个点上会发生变化，就会很快坍塌。这里面的不可预见因素太多了。为什么呢？尤其是今年，我看到了一些比如说重要节日交替和重叠使他们很恐慌，而且更重要的还有什么呢?就是群体性事件，说白了就是群众起义、人民起义遍地都是，从瓮安、陇南事件一直发展到了在重庆公开抢抢，为什么发生在重庆？就是因为薄熙来是个非常典型的官员，他那套政策最能激发这种矛盾，所以一点都不奇怪。并不是对他有个人看法，为什么发生在他那个地方？他那个地方最近出了很多事情。又是工人、又是三峡移民，又是抢枪的事件，已经公开地抢夺解放军的枪支了。枪支是故事的开始，不是偶然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必然的因素。所以，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问责问到了哪一级？》，其中谈到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经济的因素，为什么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呢？因为你要承认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发展还是不错的。老百姓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一些切身的实惠，对吧。你要承认在经济，银行、金融各方面比美国还要好。由于老百姓的忍耐精神特别强烈，承受力特别强。他们只要能给一口饭吃，他们就不会造反。所以，我估计这个也不要盲目乐观，会一夜间改变，要谨慎的乐观，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长期地去推动它，要前进，但是也不能等待，不能说反正它很强大，我们就等待，不要这样。

记者：就是因为最近您刚才说的很多节日交替的时候，民主墙30周年、天安门20周年，很多很多这种纪念活动，西方媒体也会特别提到中国什么时候才会有更大的群众运动？

姜：我前天参加司徒华到多伦多搞的一个活动，他就谈到他有预测，他很乐观，他说大概在2012年。他认为再过几年就可以怎么样。我想我不是预言家，我是记者，我没有那么高的智慧和目光，但是我想这个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每个人都要努力。你象六四20周年他们分外地恐惧。其中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上的变化，出口减少、下岗多、两千五百多万的农民工返乡、五、六百万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是他们最恐惧的。因为它以前的王牌就是我经济上好，我让你吃饱，当然吃饱了老百姓就不会造反，这个很正常，因为一般的人都是满足于物质的要求，对吧？那么，这种情况现在发生变化，又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就是撕裂状态，这个口子很大。它就很可能在这个口子里沉没，所以它今年的打压最强烈。包括对刘晓波、胡佳等等，最近抓了很多。有的时候你刚看到一个名字又看到一个比他抓得还要严重的名字。这就说明它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不希望社会动乱，我的想法是国家千万不要动乱，但是必须努力。我们尽快民主转型，我们的领导人应该当机立断，推动中国的民主。推动民主从六四开始，这是最好的，为什么？这是一个历史的伤口，这个伤口很大，而且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对吧？通过平反六四来把中国深层次的矛盾一下把它解决，中国不会乱，你比如说民主我们可以用村一级尽快到县一级，然后法治，独立的媒体，同时要有独立的司法系统，然后开放党禁和报禁，接受老百姓的监督。这样你共产党可以不倒台，你可以竞选，老百姓如果选你，你再做嘛。象台湾这样，国民党百年老店倒掉，最后不是重新东山再起吗？民主的好处就是说不是要推翻你，是给你机会，让你平等竞争。

记者：好的，在您这种恳切的呼声中，我希望我们中国的官员也能够听一听您的建议，好，非常谢谢您。

姜：谢谢。

“藏独”不离口，中南海的偏爱？

陈破空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共红军亡命于川藏边境时，曾经过西藏境内，从藏人那里取得食物并借宿。对此，毛泽东说：“我们不得不从西藏人手中拿走必需品，以后要偿还。”并说：“这是我们对外国唯一的欠债”。可见，那时，连毛泽东都认为西藏是外国。

1951年，中共进军西藏一年多后，与藏方签订“十七条协议”，承认西藏宗教、文化、政治的特殊性，建立起相当于“一国两制”的中藏关系。然而，即便对那个由中共自己拟定的、相当于“城下之盟”的“十七条协议”，中共也无意遵守，而自我违背。于是导致1959年西藏人民大起义。中共凭籍武力，血腥镇压，西藏最高领袖达赖喇嘛被迫出走。

不必赘述其后中共在西藏展开的大屠杀、大迫害、大破坏、大毁灭，仅说1980年，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视察西藏，目睹西藏遭受的浩劫和藏人蒙受的苦难后，深感愧疚，召集当地中共党政干部训话，提出：“必须将西藏的生活状况恢复到1959年以前的水平。”

可见，中共污指从前西藏是“黑暗、落后、野蛮的农奴社会”（其中的弥天大谎自不待言），中共入藏，不仅没有把西藏带向光明、进步、文明，而是把西藏推向更黑暗、更落后、更野蛮的深渊。中共折腾下的西藏，岂止是“农奴社会”，简直是“人间地狱”！

时至今日，西藏三区，仍然不断出事，表明，所谓“翻身农奴”，对中共从未心服口服。也表明，对待藏人，中共有心硬而无意软，有心打而无意谈。

1978年开始，邓小平曾有意纠正中共在西藏的极左政策。1979年，邓小平会见达赖喇嘛的特使、也是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邓亲口对后者说：西藏问题，“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

但观今日中共高层，却什么都不愿意谈。不论达赖喇嘛的立场，如何地趋向温和、再温和，从独立诉求到中间道路；从“和平方案”到“高度自治”；从“一国两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尽都充耳不闻，毫不领情。

据知，中藏谈判中的障碍之一是，中共方面，硬要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共明知，作为佛教徒，达赖喇嘛不可能附和中共说假话。达赖喇嘛认同“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已经体现莫大善意。中共故意出此难题，就是拒绝谈判的意思。

在最近的交锋中，中共总理温家宝、外长杨洁篪甚至还拿达赖喇嘛22年前、即1987年的立场（“中共撤军、停止汉人移民”）来说事，避而不提达赖喇嘛自2002年以来的最新立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为基础，落实西藏的真正自治。

于是，出现一个悖论：当1949年，西藏政府和人民均自认“西藏是独立主权国家”时，中共硬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当今日，达赖喇嘛认同“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时候，中共却硬说达赖喇嘛的立场是“藏独”。结果就是，西藏问题，“独立”不行，“不独立”也不行。

既然一条道路都走不通，这也就难怪，流亡藏人中，存在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弃独”温和派，也存在以藏青会为主的“独立”激进派。

中共的乖张表现，令外界百思不得其解。其实，恰恰是中共本身，需要“藏独”的存在。从夺取西藏，到奴役西藏，到逼出“藏独”，中共堪称始作俑者。而今，“藏独”，作为一个虚拟的名词，大量存在于中共的话语中，俨然中共领导层的偏爱。

在中共喉舌中，抗议中共的藏人，一律被称为“藏独分子”；同情藏人的中外人士，包括会见达赖喇嘛的外国领导人，一律被指为“支持藏独”；流亡藏人聚居地达兰萨拉，被称为“藏独大本营”； 象征自由西藏的雪山狮子旗，被称为“藏独旗帜”；表现西藏宗教与文化传统的歌曲，被称为“藏独音乐”……

“ 藏独”不离口，中南海的潜台词是：你最好主张独立，我方便树立民族主义大旗；没有了你这个“藏独”靶子，我怎么对中国民众宣称“爱国主义”？如果我不高举 “爱国主义”的旗帜，又如何抵御民主、人权的呼声？如果我抵挡不住民主化浪潮，又如何能保住我党既得利益和我等高官厚禄？

中共死咬达赖喇嘛为“藏独”，国际社会固然明白，中共此态，是无理取闹；但中共此招，却仍然能蒙蔽中国民众，尤其能蒙蔽那些对西藏问题缺乏深究的普通民众。

中共对达赖喇嘛，与其说是不愿意谈，不如说是不敢谈。中共最怕的，就是达赖喇嘛以至柔克至刚，舍了疆土而赢了道义。因而用尽文革语言，竭尽对达赖喇嘛的诅咒，仿如桀犬吠尧。

达赖喇嘛不断伸出橄榄枝，中共却不敢接招，背后浮现的，也是主政者胡温等人的权力尴尬。遍观邓小平之后的中共领导层，谁也没有权威，谁也做不了主，因而，谁也不敢提出大政方针的改变。为了保住党内权位，只能比强硬，一个比一个强硬，不是比给外界看，而是比给自己人看。从江泽民朱镕基，到胡锦涛温家宝，都竭力避免重蹈胡耀邦赵紫阳的覆辙：招惹党内庞大的利益集团而被赶下台，落得个自身难保、晚景凄凉。

（3/24/09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大陆两万名复员军官投诉总政治部

大陆两万三千多名复员军官近日发出一封申诉书，投诉解放军总政治部知法违法,称由于当年不合理的复员政策，导致他们现在生活陷于困境。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严修的采访报道

大陆民生观察网星期一消息，近日国内复员军官投诉,反映他们由于当局当年不合理的复员政策，导致他们现在生活困难的情况。这批军官都是1993年至 2000年期间，依据总政治部（1993）政联字1号试行通知复员的，这样的复员军官在全国有二万三千多名。其中，许多是营、团级干部，不少人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大兴安岭灭火等战役。

消息称，总政当年1号试行办法的主要规定，是以“买断”军龄的方式对军官进行复员转业，即向复员军官支付一笔补偿费用后，就不再管他们了。据介绍，有些营职军官军龄达二十五年，当年的“买断费”只有八万元。从2001年开始，国家实行了新的军官复员政策，军龄达18年以上的营职干部复员后，除继续拿部队工资外，还有房屋补贴十万元。

华夏军魂网的责任编辑张羽星期一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说，除了这两万多复员军官外，实际上全国没有得到合理安置的复员退伍军人超过一百万人，大家都面对生活的困难，他说：“我们要说的就是，现在退伍了以后，地方政府他们不能够认真的落实国家关于退伍军人优抚安置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使他们的生活、工作，状况非常的艰难，现在中央的政策是好，但是就搞不懂，为什么到地方来就没人执行。都是些像我们这个国有的大型企业，像这个什么中石油，电力，包括：国电、国网、大唐、鲁能这些企业，都有这种现象。我们希望你们媒体能为我们退伍军人呼吁一下，希望能引起全社会的人，对我们这些退伍军人的安置、就业方面的关注。 ”

该申诉书提出了多项指控，大多是针对总政的上述通知，其中提出：该文件是打着改革旗号，破坏军队退役安置政策，不惜牺牲退役军官切身利益，捞取政治资本；总政“知法违法”“执法违法”“制法违法”；申诉书指责该文件倒退历史，违背党和国家原则，剥夺复员军官应有权利。

两万三千多名复员军官近日发出的该申诉书,还向解放军总政治部提出了多个问题，质疑上述文件和相关的政策。

北京的复员军人柴学文，星期一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说，他曾多次到北京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上访，但是相关各部门都是互相推诿，至今问题未得解决。他并没有得到按政策应该得到的待遇，“按政策规定我应该得到处级生活待遇，给我安排工作，但是呢，当时也没做安排，那也是他部队里违规操作，不安政策办理，闹得现在咱也没有饭吃。”

该申诉书最后要求总政文件公布于众，让全军干部来一个大讨论，大评判。如果该政策正确，符合党和国家对退役军官一贯的安置政策，法律、法规。他们复员军官从此不再上访。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严修的采访报道。

胡少江：中国总理答非所问

今天上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与采访人大、政协的中外记者见面。衆所周知，人大、政协只不过是的橡皮图章和政治花瓶而已。绝大多数的会议报告和代表、委员们的发言都没有什麽新闻价值。正因爲如此，中国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便成了每年人大、政协的压轴戏。

在这个场合，即使是习惯于念讲稿或背讲稿的中国领导人也不得不脱稿回答外国记者提出的各种刁钻的问题，这个互动的过程多少能给人一点刺激；让中国和世界的观衆们有机会了解一点官方宣传背后的东西。

在所有的现任中国领导人中，温家宝被认爲是最会利用新闻来树立“亲民、勤政”形象的一位。他自己常常说，他的妈妈教导他要“用心来说话”。实际上他是在借用他妈妈的语言来标榜他所说的话都是肺腑之言，是在向世人讲真话。

当然，指望政治家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话，那只不过是一种幼稚的幻想。在政治自由和新闻开放的民主国家是这样；在需要通过掩盖真相来维持统治的集权国家更是这样。即便没有太高的期待值，但是我对今年温家宝的答记者问还是大失所望。这主要是因爲他的答问有太多的答非所问；而且在那些答非所问里有著太多的 “硬伤”。

当《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问道：“有些人认爲，美国巨额的债务会导致美元贬值，你是否担心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呢？如果担心的话，中国在分散投资风险的策略是什麽呢？”温家宝的回答是，中国政府关心中国资産的安全。他本人对投向美国的中国外汇“确实有些担心”。

但是，对这位美国记者关于中国政府将如何分散风险的关键问题，中国总理的回答根本没有能够回答。他只是说：“我们外汇经营第一位的原则是防范风险，我们始终坚持外汇‘安全、流动、保值’的原则，并且实行多元化的战略。”这个回答只是记者的提问的同义反复，根本就没有回答“分散投资风险的策略”这一关键问题。看到中国总理对这一涉及上万亿美元的国家资産的问题的不合格的答复，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也许是看到了中国总理在回答有关外汇储备问题时所表露的知识欠缺，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进一步“穷追猛打”。他问道，既然“中国在农村地区有很大的投资需求，鉴于中国有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现在还把钱去借给那些富裕的国家，这是否说得通？”温家宝的回答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实际上是银行的借贷，不是财政资金，所以在使用上主要还得用于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他的回答再次表现了他对这个问题理解的局限性。

中国总理没有能够解释中国作爲一个穷国将钱借给富国使用的合理性。他也不理解外汇储备是银行借贷而不是财政资金这个事实与外汇储备只能用于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这二者之间根本没有任何逻辑联系。

如果说温家宝在回答对外经济问题时答非所问是由于知识的局限，他在回答国内政治问题是的答非所问则完全是由于中国政府一贯地不讲道理的作风。当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问道：“从上周以来，在西藏地区以及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其它藏区，安全措施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这是否意味著中国在该地区所实施的政策存在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所包含的逻辑十分清晰，如果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正确，藏区的形势很好，有什麽必要空前地加强安全措施？温家宝则完全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是言不及义地大谈中国政府在西藏所取得的成就。

我想，温的回答只会使所有稍微具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摇头叹息。(RFA)

热热闹闹的人大

人大开幕日天安门自焚未遂：西安中年女访民

自由亚洲电台/在全国人大开幕之际，周四上午天安门广场发生访民自焚事件，警方迅速将火扑灭，当事人被带往警署。与此同时，数百名各地的访民在天安门公安分局内高喊要人权。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全国人大开幕当天，天安门广场周四上午再次发生自焚事件，一名三十多岁的女子将汽油倒在身上点火，警察立刻上前扑灭，未曾造成伤亡，据悉自焚的是一名三十多岁抗议公检法不公的西安女访民，目击现场并与自焚者一同被带往天安门公安分局的吉林访民丛淑容告诉本台：“西安一个女的三十来岁，把汽油倒在身上点着了，身上衣服烧烂不少，肉没烧坏。警察用灭火器喷了满身。我们是被用一趟车拉到天安门分局来的，十一点多钟。（你是怎么知道她是西安的？）警察做笔录的时候我听见的。（她有没有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警察把抢劫犯放了，她家受到的伤害和损失都挺大，警察给她录像和照相了，在这里登完记就让人接走了。”

记者致电天安门公安分局询问自焚事件，警员称此类事件须由市局新闻办回应：“这种情况你们直接跟市局新闻办联系。”

而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办的电话则一直无法接通。

目击了自焚的丛女士也是因为举报地方贪腐侵害了家庭基本生存权，遭报复以致有癫痫的丈夫遭公安拘押半年。她告诉记者，在目击自焚之前，正准备登上天安门城楼自杀：“我想花十块钱买张票跳楼，跳不成我兜里还有安眠药。（为什么想到走绝路呢？）问题得不到解决，对方还在不停的打击报复。我家现在一个月才有二百五十九块钱收入，老爷们被从精神病院抓紧看守所判了六个月（劳教）。我上访其间被殴打两次、拘留两次，打得我现在一至五节腰椎骨质病变。”

同样在该警署内拘押的有河北石家庄的访民王海珍，周四她在天安门广场“售卖”遭遇时被带到这里，她原任职饲料厂的丈夫因举报假兽药以及饲料添加三聚氰胺的情况07年被诬经济犯罪被捕，这位妻子为此上访，不但多次遭绑架和关押更被没收了身份证：“我拿着材料到天安门，人家把我送进来了。我想把我的卷宗卖给游人，我们是三聚氰胺和假兽药的举报人，得不到政府的奖励，但是老百姓会从良心上赞助我支持我的。”

当天从早上开始被从天安门广场带到该分局羁押的访民数以百计，由于人多拥挤，他们必须站着，王海珍告诉本台：“现在我们得有三五百人，我从中午１１点前就来了，没吃饭也没喝水。警察用蓝色帆布把我们隔开了，他们在那边办公，我们被圈在这里，每个人都站着没得坐。这不大家都在喊要人权，老百姓们都是这样的遭遇，真是我们没办法。”

被剥夺人身自由，而且直到下午四点多仍然滴水未进的民众开始呼喊抗议：“我们要人权！要吃饭！”

直到下午六点多，天安门公安分局内关押的访民被带到了马家楼分流遣送站，当晚十点半马家楼内有近千访民，而据悉数小时前接受本台采访的丛女士已经被地方来人强行带走，王海珍告诉本台：“现在这里有八九百人，几个屋子都满着。丛女士一起过来了以后被当地的强行带走了。很多人不走就被强行抬着走，我们一直在谴责他们。”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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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六上访老人相约天安门喝农药：送医院洗胃

自由亚洲电台/福州六位到北京上访的老人，星期三在距人民大会堂不足五百米的街口服农药自尽，抗议地方政府强拆他们的房屋。老人年龄最大的有88岁，目前在医院抢救。星期四上午，黑龙江访民林新云披麻戴孝，试图带儿子闯大会堂，被公安带走。

大陆的全国人大开幕前一天，来自福州的六位年龄分别为60至88岁的老人，不满地方政府强行拆迁和被殴打，向省政府上访不果，绝望之余，星期三上午在大会堂附近的前门大街路口，服农药自杀。北京居民李先生星期四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天安门广场南边大栅栏商业区，有六个福州市仓山区金山镇的老人，三个男的，三个女的，喝农药自杀，最小的60岁，最大的88岁”。

目前，六位老人正在医院抢救，与六位老人一起到北京上访的福州访民许先生对本台描述：“昨天（星期三）上午10点钟到11点之间，在大栅栏头条，最前门那个路口五十米的地方，靠大会堂那个方向，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全部都送到医院。”

许先生表示，目前福州市驻京办在处理老人自杀事件。本台致电福州市驻京办信访工作组了解情况，接听电话的官员拒绝回应。

记者：六个老人自杀的事情，现在情况如何？驻京办：请问你是哪里？

记者：我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驻京办：六个老人自杀的事，不好意思，我不太清楚这件事。

该官员说完立即挂断电话。

记者又致电事发现场附近的保安岗亭查询，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证实，确有其事，但不愿多谈。

记者:昨天有六个福州老人自杀事件知道吧。工作人员：对对对，上访的吧。今天听他们跟我说了一句，说是挺理解的。

福州访民林先生表示，事发后引来很多围观者，公安迅速在现场拉起封锁线：“后来围观的人很多，他们马上叫那里很多保安，把他们（自尽的老人）围起来，不让围观，又马山把他们送到医院里去，应该说在医院里面洗胃”。

访民许先生表示，金山镇的六位老人在两会期间到北京喝农药自尽，他们控诉地方政府逼迫他们走投无路：“他们是下面（当地）人拆迁，有十来户拆迁，全部财产被毁，人都被打了，老人一点没办法了，他们讲要死在天安门”。

对于访民为何将上访焦点集中在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许多访民表示，虽然他们明知进京上访也是徒劳，但希望在国际媒体云集北京、采访“两会”之际，让外国记者了解中国访民现状，听到他们的呐喊。

星期四，黑龙江鸡西市访民林新云披麻戴孝，带着5岁的儿子到人民大会堂喊冤，并试图闯入大会堂，结果被公安局抓走。据现场访民毋女士对本台表示：“今天上午9点左右，披麻戴孝领着孩子到天安门想闯两会，让天安门警察跟武警把她关到天安门分局了，我刚才给她打电话，谁是关在地下室，那孩子老哭，因为她的孩子才5岁，她的爱人叫吕强，是一个碎尸案件，特别惨”。

据了解，林新云是因为丈夫两年前讨要工钱被残忍剥皮割头碎尸，至今案件没有得到公正处理，而上访北京。

在北京的“两会”期间，访民到人民大会堂外下跪、喊冤事件，每年都有发生，而今年却发生了访民集体自杀事件，有分析认为，这反映了基层民众对官员彻底失望和无奈，如果事态进一步恶化，后果难料。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江棋生：穿越电子柏林墙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zhongguolaihong/zijingchengxia-02262009173616.html

《零八宪章》签署人已经直逼九千。如果这些比较有勇气的国人，以一传十、十传百的方式传销穿墙软件的话，那两轮下来，就会助九十万人越过电子柏林墙。假如那九十万人，再以同样方式传销的话，那就会助九千万人飞越电子柏林墙。做到这一点很难吗？不是。做到这一点难吗？也不是。我的建议是：热爱自由但又心存恐惧的人，请从尝试穿越电子柏林墙做起。

最近，我读到一位《零八宪章》签署人的留言：我周围生活着这么一群所谓的“清醒”的成人们，但我的同龄人的反抗思想却在逐步上升，在此希望贵方能够给予我突破中国网络封锁的方式方法和一个能够长期稳定的联络方式，从学生这里完全可以打开一个新的突破口，把真相告诉更多更多的人们，现在中国教育部的倒行逆施正在不断上升着学生的反抗意识。我以为，这位学生的吁请和呼唤，正好点明了中国民间现在就可以抓紧去做的一件事：一部分已经成功突破中国网络封锁的公民，帮助越来越多的国人穿越官方构筑的电子柏林墙，实现《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所说的“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说实话，要是牛博网没被封杀，并且还有马博网、驴博网冒出来，这事还不算特别紧迫。在罗永浩先生创办的牛博网上，有“网事一周”公布未经包装、未被污染、未受扭曲的真相，有连岳、梁文道、崔卫平、冉云飞、莫之许、王小山、韩寒在好好说话、平和说理，有众多网友作为牛博人在阅读、在发声、在论争，因而也就有与日俱增的、巨大的点击率。今年1月9日，这样一个毫不“低俗”的网站被当局痛下杀手，事情就变得紧迫多了。我认为，在获取信息上先自由起来的一部分公民，目前应当吹响集结号，免费传销“自由门”、“无界浏览”等穿墙软件，让自己的亲属、朋友、同事、学生，让所有追求真相、不愿再被愚弄的国人，能够轻松穿越电子柏林墙，行使自己的知情权。

在当下中国，免费传销穿墙软件这件事，太有可行性了。技术上是一点难度也没有；政治上则风险很小，其风险远小于实名退出共产党，也远小于实名签署《零八宪章》。通常，将它们作为附件，用发邮件的方式就可瞬间送达。胆子稍小一点的，拿个U盘搞手递手传接，亦算举手之劳。但是，这么做，意义不小，功德无量。

如果说，1989年之前柏林墙内外是两个世界两重天的话，那么，从活个明白、活出质量、活出尊严、活出意趣来说，如今电子柏林墙内外，同样是两个世界两重天。这两个世界，不是差钱不差钱的问题，而是电子柏林墙外，多元世界精彩纷呈。我有不少朋友从我这儿得到“自由门”后，曾对我说，穿越电子柏林墙后，那种大开眼界，那种精神解放所带来的充溢每个细胞的愉悦，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生命体验。墙内，主打品种是官方经销的“营养”套餐。墙外，是由你任选的精神大餐。其间的差别，可作云泥之比。当然，我也不想讳言，墙外的世界良莠不齐，也有很糟糕的东西。不过，这不正需要你拥有自己的脑袋，经受思想的历练吗？

现在，《零八宪章》签署人已经直逼九千。如果这些比较有勇气的国人，以一传十、十传百的方式传销穿墙软件的话，那两轮下来，就会助九十万人越过电子柏林墙。假如那九十万人，再以同样方式传销的话，那就会助九千万人飞越电子柏林墙。做到这一点很难吗？不是。做到这一点难吗？也不是。我的建议是：热爱自由但又心存恐惧的人，请从尝试穿越电子柏林墙做起。

至今还没轮到机会尝试穿越的国人，怎么办？选择多读读《炎黄春秋》、《南方周末》和《随笔》等，不失为是一种很好的精神热身。我手头有一份2月1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头版文章的标题可以说相当恶心，叫做：他们是“中南海主人”。“他们”是指受邀进入中南海的13名“基层群众代表”。但是，不要因此而误判《南方周末》被阉成了那副惨样。因为文中还是说得很实在，把他们不是“中南海主人”的真实身份作了生动传神的描述。请看：“主人”陈威涛的父母，突然间听到儿子要进中南海，“二人都感到难以置信”；“主人”古甲伟要进中南海那属于他的一亩三分地，居然“很紧张”，“一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压力极大”；另一位“主人 ”在中南海“家”中“发言时很紧张，拿着稿子的手不断颤抖”；这些货真价实的非主人，进了一回中南海“一直有一种在做梦的感觉”。头版文章处理得如此文不对题（或题不对文），如果不是疏漏，则十分耐人寻味。

此外，本期《南方周末》还有多处令人激赏的亮点。《读者来信》一栏中，说出的真话很有份量。转发的《南风窗》文章“农民应有自治农会”已然突入言论禁区。正面提到“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需要《炎黄春秋》编辑部那样的胆识。而将整整一版的篇幅献给刚刚离去的人民日报老记者、“直立行走的水”刘衡女士，则让人印象深刻，感受到别样的深意。奶奶刘衡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不会说假话”的人。她的孙女“不锈钢老鼠”刘荻，也是一位不会说假话的人。两人的区别在于，奶奶刘衡的一生，有太多太多的“没想到”，又忍不住要“傻傻地说”；而80后孙女刘荻，已有太多太多的“想得到”，并乐意爽爽地说。

2009年2月26日 于北京家中

被羁押的藏人与被制造的“洛萨”

文/唯色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2/blog-post_18.html

本月10日，在为抵达拉萨的中外记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文革中发迹的西藏官员尼玛次仁宣布，有953人被羁押，其中76人被判刑。而去年4月9日，文革中发迹的西藏官员向巴平措也对中外记者宣布，有953人被拘押。显然，这个巧合的数字颇受官员的偏爱，竟在长达十个月之后不增不减。可是上个月，据西藏日报报道，拉萨开展的“严打”使8424人被调查，81人被捕。那么这81名被捕者，跟953名被羁押者有什么关系？未必这81人可以忽略不计？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凡官方公开宣布的数字无一不是大大缩水，实情究竟如何，永远都不可能是公众可以了解到的。而西藏自治区的“区情”除了虚假，还很愚蠢，因为漏洞百出。

尼玛次仁还说，最近一些人挑拨藏民族不过藏历新年的目的是达不到的，藏民族没有理由不过年，并且非常肯定地宣称“藏民族一定会过一个喜庆祥和的节日。”看来这位卖力表演的傀儡似乎底气十足，就像官方网站上对于洛萨气氛的竭力渲染，西藏卫视上关于藏历新年晚会的热烈宣传，可想而知，即将到来的洛萨将会被制造得有多么的热闹非凡！正如春节，中国的电视上全是欢欣鼓舞的镜头，包括去年四川地震灾区的灾民也喜逐颜开，似乎无需遵循为死者守孝默哀的传统。一位汉人作家批评说：“策划这些新闻报道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失去过至爱亲人，但任何人迟早都会经历无法‘欢庆’的春节，当你们的那一个春节到来的时候，你们一定明白，你们曾经对灾区民众干了一件多么不道德的事！”

同样的道理，在经历了去年3月的抗议之后，整个藏地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对于失去父母手足的家庭来说，对于失去同乡邻人的乡村来说，对于失去同修道友的寺院来说，都知道在从此的生活中缺少了谁，而那些不得不缺席的人，有些人化为屈死的冤魂，有些人还在监牢里受苦。如果活着的幸存者们无视那么多同胞所付出的代价，刻意去忘却在自己身边发生的震荡，欢度一个被制造出来的“喜庆祥和的节日”，无论为了什么理由，都违反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用藏人的谚语来说，这么做，无异于“在父辈的遗体上赛马”、“在丧父的悲痛时敲锣打鼓”。

恐怕这世上没有任何地方比起我们所生存的空间更为荒谬。你快乐时他不让你快乐，所以就像前年尊者达赖喇嘛获美国国会金奖，无数藏人以传统的庆祝方式表达发自内心的喜悦，却被当局禁止并且出动重兵；而你不快乐时他却硬要让你快乐，甚至连你放弃穿豹皮虎衣的恶劣风气也不行，因为他认为这是“分裂”行为，所以等着看吧，在藏历新年晚会上将会有一些个昧着良心的藏人披挂豹皮虎衣，出尽洋相。

说到良心，如“公民不服从”这一西方概念即缘于人的“良心”并达成共识，付诸于公开化。对于受到藏传佛教滋养的藏人来说，今年不过新年，与其说缘于“良心” 不如说缘于宗教精神中的“菩提心”。出于菩提心，众生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众生的危难就是我的危难。大多数藏人都会诵念这个经文：“菩提心若未生起，希生起；若已生起，莫消退，且渐增长。”本质上，仅仅是出于菩提心，2009年，藏人不过新年。恰是菩提心，聚合了境内外、多卫康藏人的空前团结，从未有过的鼓舞人心！

2009-2-12，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内有疑似谣言，请务必站稳立场，批判阅读

温家宝为何对外国人谈民主？

陈破空

近些年，温家宝出访外国，对“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等普世价值，不仅毫不避讳，而且反客为主，大谈特谈。诸如：“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当我们讨论民主的时候，往往指三个因素，选举、司法独立、建立在制衡基础上的监督”；“我们不怕选举”；云云。言论“大胆”，声震入云。与温家宝搭档当政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外访时，也时不时冒出几句有关民主的言谈，诸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然而，谈归谈，中国国内政治，丝毫没有改变。只说不练。温家宝在国外的这些言论，甚至根本没有在国内予以报道。换言之，中共喉舌，不仅删减外国领导人讲话，也删减本国领导人讲话。其取舍，全视其政治需要。

在国内，同列中共高层的贾庆林、吴邦国等人，亲自撰文，公开否定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看上去，贾吴等人，与温家宝形成分歧，或曰，权力斗争。于是，一些善良的人，不免“为温家宝捏了一把汗”。

但，实情并不简单，而充满诡谲。在中共高层，与其说是分歧，不如说是分工。贾吴批驳“普世价值”，是说给国内民众听；胡温侈谈“民主人权”，是说给外国人听。两头愚弄。

有人唱黑脸，有人唱白脸，符合当今中共“一手硬，一手软”、且内外有别的厚黑学。而温家宝扮演的，历来就是一个白脸角色。在中共高层，温家宝并无强势地位，其“出位”言论，不可能出自其独立决定。显然是演戏，而且是按照中共高层集体策划的剧本。

证明就是：温家宝的这些言论，只让外国人听到，不让中国人听到。而谁人不知，温家宝所说的这个“民主”，是要落实在中国人身上，而不是要落实在外国人身上。为何不对中国民众讲？而只对外国人讲？

即便对外国人讲，温家宝还有区别：有关民主与人权话题，只对西方国家政要和记者高谈阔论，出访亚非拉等国家，则闭口不提。

外访途中，温家宝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乡，一个县。”这句话，原出自前中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1987年，在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主导下，中国开始实施农村基层选举。彭真讲了这句话，以示肯定。22年过去了，中国农村基层选举被证明卓有成效，不仅没有带来“动乱”，反而相对制约了基层腐败。惟令人遗憾的是，江胡等人并未将赵紫阳彭真时代的民主路线图拓展下去，甚至没有扩及乡、县一级。（乡、县、省以上官员腐败，愈发严重而不可收拾）。22年，对于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足以完成因应时代、改朝换代的政治变革；但从江李到胡温，却均原地踏步，温家宝甚至还在重复彭真的原话。拾人牙慧，而无所进取。

对外国人谈民主，彻头彻尾的演戏。需要联想的若干事实是：2004年，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在香港上市，发行股票。当时，一个叫做“郑建源”的年轻人，突然变成平安公司价值73.6亿港币的股票持有人。随后，人们惊讶得知，这个“郑建源”，原来是化名，真人就是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

2006年底，中国民航总局就机场安检扫描工程“公开招标”，结果，几十亿人民币的供应合同，归于清华大学威视公司，而该公司总裁，就是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

温云松获赠平安保险股份后，有关当局对该公司及其董事长马明哲“违反保险分业经营”等问题的调查立即停止，经国务院特批，马明哲的违规资产部分也获准一同上市，并突破外资不能超过25％的上限（超过50％）。胡海峰获得巨额合同后，北京奥运前，全国147个机场都被下令安装威视公司扫描仪。

两个情节，明显就是两个权钱交易的故事。胡锦涛的儿子“闷声发大财”；温家宝的儿子“一夜暴富”。这种结果，如果不是胡温主动要求的，也是其同僚或部属中的“有心人”特意安排的，并获得胡温的默许与认可。

至此，令江泽民、李鹏、贾庆林等人放心的是，胡锦涛、温家宝，也终于下水，正式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关键成员，在维持中共政权和看护高官既得利益方面，江李与胡温两代，只有“同舟共济”的选项，而绝无“和平演变”的可能。

越是如此，戏越是要演下去。高喊“反腐”，尤其对中下层官员喊“反腐”；高谈“民主”，尤其对外国人谈“民主”；而每遇天灾人祸，或逢年过节，“亲民秀”更是必不可少，诸如：胡锦涛钻帐篷，温家宝抹眼泪；胡锦涛炒板栗子，温家宝炒回锅肉；胡锦涛磨豆腐，温家宝包水饺。反正，全国电视与报纸，都被中南海包揽，怎样表演，怎样宣传，怎样愚弄，都不在话下。红色江山，就这样维持下来，年复一年。正副“维持会长”的角色，从江李到胡温，都堪称“合格”，令全党放心，尤其令高层贪官和特殊利益集团放心。

（2/17/09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当局定点追杀网站搬家改名 《牛博》流亡一月内数历生死

近期有数个支持者众多的大陆网站被当局强行关闭后，不断尝试各种方法重新存活。其中牛博网一个月之内经历三次被关被屏蔽后的重生。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一月上旬被当局勒令强行关闭的牛博网一月底使用海外服务器供应商提供的空间重新开张，原本域名中的cn变成了com，改名为《牛博国际》。网站创办人罗永浩在重开通知中戏称牛博国际为流亡网站，并表示由于防火万里长城永不倒的缘故，暂时不能开放读者评论，也不开放自行注册的博客。

不了重新开通才一天多，牛博国际再度遭到屏蔽无法在大陆浏览。罗永浩的牛博团队再次更改域名，本周四是一个月内第三次开通牛博。不断遭关闭、屏蔽而被迫更改域名似乎没有太影响牛博的人气，牛博作者北风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县在我看来即使在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我发了一篇东西，都有七千多个点击，跟以前基本差不多。应该说牛博的用户是非常忠诚的一群用户。”

与此同时另一个搜罗了牛博的众多自行注册博客们的文章的网站在本周三也悄然开张，取名《鸡毛网》，短短两天，周五下午便无法在大陆浏览登入了。

北风认为当局这种做法将令更多网民投向破网代理服务器的怀抱：“被邀请的作者就还在牛博网上，那里现在不开放注册的了，包括被屏蔽的牛博国际以及昨天才开的这个；自行注册的作者都到了鸡毛网；这场游戏导致的后果就是会使用代理服务器的中国网民越来越多。”

另外去年12月25日被上级部门以涉嫌自由化倾向为由强令关闭的《法天下》网站，更改域名以及网站改名为《雅典学园》后，一月份重新开放。

对于近期这些支持者众多的大陆时政、评论网站博客在当局“追杀式”关闭及屏蔽的情况下被迫改名换姓、甚至分身藏匿以求存的现象，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Isaac Mao 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进一步显示了09年中国当局严控互联网的决心：“官方肯定是有针对性地，像是针对牛博网这样，进行清肃，这也是整个一年整肃的开始，除了反低俗之外，肯定是要重点地对一些网站进行这样的压制。”

长期观察中国互联网的Isaac Mao认为当局越来越严的打压，令一些希望通过互联网表达以及传播观点的大陆人士减少完全依赖集中式博客供应商，而是建立独立的域名，较难成为被找到进而封杀的目标：“当局不想让你出现就会想办法把你清除掉，群体ｂｌｏｇ本来就不是大势所趋，容易被清除。现在很多博客作者寻找独立的网站空间，可能在国内或者国外。如果对这些逐个进行跟踪式清除的话，显然是成本高而且不太可能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自由亚洲：温家宝心态有如中学生

陈破空

近期，瘟假报访问欧洲，号称“信心之旅”。声称要在经济危机中，保持信心。沿途，瘟一方面强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另一方面，又为自身“贸易保护主义”强辩，诸如为“操控人民币汇率”、“自搞出口退税”等遍找托词。

中国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危机当头，各国都希望北京出手，拯救世界经济。瘟一方面说：“这场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另一方面又称“中国救得了自己，救不了世界。”支共此说，全然不计，美国曾无数次出手拯救世界，包括二战中拯救中国。[这您得原谅瘟爷爷，支那的强大是装的，无能却真的不是装的。]

此行，瘟假报先后访问瑞士、德国、西班牙、英国，以及位于比利时的欧盟总部。瘟自称“绕着法国走了一圈”，还自问自答说，为什么不访问法国？“原因众所周知”。

瘟假报暗示，故意不访问法国，是因为去年12月，法国总统萨尔科齐会见东躲宗教领袖老佛爷，支共有意要对法国政府还以颜色。其实，这手老套的把戏，支共已经玩弄无数次。这次轮到对法国而已。

就举瘟假报此行故意亲近的德国和英国为例。2007年9月，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见老佛爷，支共为此“发怒”，支共媒体，连篇咒骂德国；默克尔去年也拒绝出席北京奥运。英国首相布朗会见老佛爷，也不过是2008年5月间的事，中英关系随后冷却，布朗也婉拒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仅象征性地出席了闭幕式。

支共与德国关系紧绷一年多、与英国关系紧绷才半年多，就主动求欢[求欢，我喜欢这个词……糊瘟们的骚样儿跃然纸上……]，急于改善。瘟假报此行，签下购买合同38项，涉资150亿人民币，其中，多数合同为德、英两国所获。瘟还承诺：回去后，“将迅即组织采购团赴欧。”

也是因身兼欧盟轮值主席的法国总统会见老佛爷，支共“愤而”取消了中欧峰会。如今，才过去两个月，趁瘟假报之行，支共又急忙宣布将恢复举行中欧峰会。

可以预见，过不了多久，支共又会自找台阶，恢复中法关系的热络。只是，目前，这个戏还要演一阵子，不是演给国际上看，而是要演给国内民众看，看我支共是何等地“坚持原则”，所谓“主权问题，决不让步。”另外，过不了多久，支共又注定会跟某个西方国家交恶，重复上演“冷热循环”把戏。

瘟假报访欧途中，法国发生百万人罢工，瘟假报公开讥讽法国政府“施政不力”，仿佛法国政府应该象中国政府那样，实施特务监控、挨户清点、“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必要时出动军队镇压，才算“施政有方”；或者，法国干脆不再办选举，让萨尔科齐及其政党执政到底，就像支共那样，“铁打的江山万年长 ”。

瘟假报自说自话，一厢情愿，心态有如不成熟的中学生：狭隘，嫉妒，好计较，爱报复；小肚鸡肠，唠唠叨叨，出言不逊；热衷恶性竞争，耍小性子，得罪一个，赶紧讨好另一个；吃不上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当不上班长就说“自己本来就不想当”。唯我独尊，自欺欺人。

去年，萨尔科齐答应出席北京奥运，是因为支共接受法国压力：与老佛爷对话。但北京奥运一结束，支共就撕破脸皮，宣称“没有什么东躲问题”、“不会跟老佛爷谈东躲问题”。 萨氏大感上当，随即会见老佛爷，以示弥补。[这倒未必。不管支共和老佛爷对话有否效果，萨尔柯齐都要在2008年内会见他，这是说定了的。]

支共竟为此怒气冲冲，那气头，仿佛是对法国政府说，就算我欺骗了你，你也要接受，那才够朋友。可惜，支共再强大，也管不到西方国家头上，管不了西方国家政要，更管不了西方国家人民。

瘟假报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遭到一名示威者掷鞋抗议，该名示威者直斥瘟假报为“独裁者”。这一情节，显然让瘟扫兴。支共媒体却报道：瘟假报斥骂示威者之后，“赢得全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仔细看视频，却发现，所谓“长时间热烈的掌声”，都来自于在场的中国学生，对掷鞋者的“一片斥责声”，也都来自于这些中国学生。他们为数不少，显然是由支共领事馆动员而来。自家人为自家人捧场。[是啊，不动员谁去受那罪啊。去坐一会儿能拿三四十英镑吧？]

会场外，几个貌似中国留学生模样的人，打出“我爱宝宝”的红色横幅，乍看之下，还以为他们是为国内“结石宝宝”请愿，后来才明白，他们所溺爱的“宝宝”，既不是受害于三鹿毒奶粉的无辜婴儿，也不是四川大地震中惨死于豆腐渣工程的花季少年，而是现年67岁、善于做秀的支共总理瘟假报。奴性人格，莫此为甚！[瘟爷爷和江爷爷同样是爱做秀的，不过风格大不相同。支那动物一般不喜欢江爷爷，吃瘟爷爷，因为前者给人感觉滑头、不老实，后者像个老实人，接近传说中的动物“忠臣”，别名“好囡囡”。其实，向来大奸大恶就是这种在官场稳步攀升屹立不倒的木讷寡言的老实人。]

可以断言，无论国内有多少孩童惨遭人祸，这些亲共的所谓“海外华人”或“中国留学生”，都绝不会掉半滴眼泪；但如果瘟假报突然归西，这些人倒可能哭得死去活来，如丧考妣。还是面子要紧啊！

面对掷鞋抗议，瘟假报的反应，与美国前总统布什的反应，可做对比。布什被掷鞋后，幽默地说：“那是一双大号鞋。”瘟假报被掷鞋后，回应竟是“这种卑鄙的伎俩，阻挡不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

布什的从容自若，瘟假报的气急败坏，形成截然对照。前者自信，后者自负，自负的底蕴，是自卑。瘟假报的所谓“信心之旅”，并无信心。由此也可见：经由民选和未经民选的领导人，其心理素质和风度言谈，有若天壤之别。

（2/3/09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禁止过年和强制过年要两手抓：忽忽光阴五十年，北京的肝儿啊颤呀么颤

为防藏人骚乱：甘肃夏河暂停娱乐活动

自由亚洲电台/中国藏区寺院将在近日举行每年一度的大法会，甘肃省甘南州当局为严防藏人骚乱，增派武警进驻拉卜楞地区。夏河县的居民星期三对本台表示，县政府下令，当地所有的娱乐场所暂停营业，约二十天，目前城内气氛紧张。

西藏314骚乱发生一周年之际，中国境内的藏人再度面临强大的监控力量。据了解，夏河县拉卜楞寺将于星期天举行大法会。当局为严防藏人，在此期间发起抗议，进行全城监控。

该县一位经营娱乐场所的负责人星期三对本台透露，当局在上周向网吧、歌厅等娱乐场所发出通知，要求他们停止营业，违反者将受到严厉处罚：“上面通知啊，上个月28号起，夏河县的网吧，娱乐场所，全都要关门。现在不能开门、不敢开门，人家通知了，你要开门被查到了要罚款，要过了15、16号，再看能不能开。”

记者：你们损失也很大吗？老板：就是啊，我们还没有（向政府）要求，等开了网吧再说吧，牵涉面广嘛。

记者：街上武警最近有没有增加？老板：政治形势嘛，我们也不清楚，反正人家通知我们不让开，就不开嘛，现在夏河也没有啥意思。

该经营者不愿提及有关武警的话题。

据印度的西藏时报报道，安多（青海、甘南及四川阿坝）四大佛寺之一的拉卜楞寺大法会，将于本月8日至11日举行，当局惧怕民众再度展开示威活动，正在夏河县城各街道安装摄像头，关闭在县城的所有网吧，并从本月1日开始增派武警，严密监控当地局势。

记者致电县城一位居民，接听电话的是一位学生。记者：您看到街上有巡逻的吗？学生：看到了。

记者：是什么人巡逻呢？学生：法院的、安全局的。

记者：他们穿制服吗？学生：法院的没穿的。

记者：什么人穿制服？学生：巡逻的人。

记者：听说街上装了好多摄像头？学生：啊，是啊。

记者与该名学生交谈之际，学生的家人立即抢过电话，语气急促地问记者：“你是哪里？”

记者：你们那里网吧开了没有，治安好不好。家长：这儿一切的一切，我们都不清楚，对不起。

记者：是不是有些东西，你们也不方便讲？家长：啥事我说不清楚。

西藏时报还报道，夏河县各乡村领导日前警告到拉卜楞寺参加传召大法会的民众，不能举行任何抗议示威活动，如果进行示威活动，遭武警枪杀和监禁，责任不在于政府。

夏河县公安局的一名蒋姓公安表示，拉卜楞寺的法会将正常进行，但他对武警加强戒备一事，拒绝回应：“这边的佛事活动都正常进行着，其他的要经过我们有关部门批准之后，你才可以了解（采访），在这里还暂时不能说。”

记者：现在当地治安如何？公安：我们这儿跟以前一样，局势很平稳。

记者：是不是来了很多武警，加强戒备？公安：对不起了，这个就无可奉告了。通过我们的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之后，你再进行了解吧。

至于在大法会期间，究竟会否出现藏人抗议，当地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不好说”：“一般正月十三（星期六）法会、十四（星期天）拉卜楞寺有法舞，十五是灯花的一些展览。在合作（县名）可能有一个检查站（查藏人），政府还是有一些检查。”

记者：怕藏人再骚乱？知情者：这个不好说。

西藏流亡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对本台表示：“不仅仅是314一周年，特别是59年流亡印度50周年纪念，所以中共把这些季节当成是最敏感的日子，所以今年特别加强是肯定的，今年肯定是比往年（控制）更严厉的一个年。”

据了解，3月10号是达赖喇嘛1959年离开西藏纪念日，今年又是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成立50周年，因此当局格外关注近期藏人举办的所有活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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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历新年将临：拉萨城外设卡城内戒备森严

自由亚洲电台/离藏历新年还有二十天，西藏首府拉萨城内，巡逻的武警已明显增加。当地的藏人星期四告诉本台，武警增加巡逻，单位每晚要值班。一位刚从昌都到拉萨的藏族农民表示，他在拉萨城外，有四道公安检查站。

本月25号是藏历新年，拉萨的藏民，会以家人团聚的形式迎接。不过，今年的新年恰巧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离开西藏五十周年，又逢拉萨骚乱一周年，对官方而言，这是一个敏感的日子。本台星期四电话采访了三位居住在拉萨市内及郊区的藏民，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拉萨的紧张气氛。记者致电一位藏族女子，她表示，2月25号是藏历新年，她们会全家团聚，一起吃饭。记者又向她询问了拉萨市面的情况。

记者：现在街道上巡逻的武警多吗？藏族女子：巡逻的多呀。

记者：跟前段时间相比呢？藏族女子：这我不太懂，你不要问我，我也不懂。

记者：气氛紧张吗？藏族女子：你不要问我，我们也不太懂这些方面。

这名藏族女子对当地市面的情况，不愿多说。其实不仅仅是她，本台采访过的当地很多藏人，他们都不愿谈武警，公安，以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据英国泰晤士报本周二报道，大批中共便衣警察和武警参与了从本周一开始，在拉萨展开搜的捕行动。他们重点搜查不少年轻人喜欢聚集的茶馆，并在街上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进行严查。几十名藏人被警方逮捕。报道还说，这一搜捕行动从拉萨老城区热木庆（小昭寺）周围开始，许多被拘留的藏人被当局指控“散布谣言”，煽动藏人抵制藏历年喜庆活动。

据了解，较早前，当局发出通知，所有进入拉萨的藏人，都要到公安局办理暂住证，否则将被扣押。当地一位藏族公务员对记者强调，外来藏人都要办暂住证，她并含蓄地证实，本周确有藏人被抓事件，而且已经下达要求公务员值班的通知：“外来人员必须要办暂住证。”

记者：听说从星期一开始，武警加强查藏人？藏族公务员：那些是武警的事嘛，巡逻的人跟以前一样。

记者：314快要到（一周年）了，当地武警是不是加强戒备？藏族公务员：有可能吧，我们单位里面要值班，外面也……是吧。

据了解，今年的藏历新年，当地藏人不会以欢庆的方式迎新年，只是家人团聚，过一个平安年。由于当局担心发生骚乱，武警在进入拉萨途中，设立临时检查站，盘查进入拉萨的藏人。一位本周才到拉萨、来自昌都地区的藏人对记者表示，他在接近拉萨的时候，经历了三、四道关卡：“我是刚从农村里面过来的，从昌都过来。”

记者：您进入拉萨要经过几道关卡？藏农：三、四道吧。

记者：你们藏人要带几种证件？藏农：身份证，还有工作证，主要身份证就行。

记者：他们说出村，要村里面开一个什么证明才能离开？藏农：对对对，农村里面开一个证明，然后哦，他们大部分人（到拉萨），都需要办暂住证。

记者：查得严吗，路上？藏农：路上还是查得严。

记者：武警查还是公安查？藏农：他们全部都（查），大部分是公安（查）的嘛，我也是刚从农场那边转过来的。

本台曾报道，自去年五月份开始，藏区当局为了严防藏人串联，村民外出必须向村长申请通行证，填报目的地和所需时间，更不准藏人去北京。

当局今年做好准备，怕的就是重演314，当地旅游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本台查询时，对314看得很淡，但谈话中透露，在藏历新年期间，旅游局成立一个值班团，以防万一：“那没没没，不能说，去年有314，今年也有314。”

记者：那今年会不会做些预防啊？工作人员：那这个不太清楚。我们就是该上班就上班，该过年就过年。也没听到上边给我们下这样的文件。

当记者询问，藏历年各地寺院是否关闭的时候，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需要了解：“藏历年间，各大寺院还关门嘛（问上司），（获悉后说，不关门啊），我也记得好像不关门”，接下来又传出耳语说“我们单位（藏历）初一必须要有值班团。”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