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话说得深合吾意，也有些不敢苟同。
89年的事情归罪于方荔枝毫无道理。方并非此次运动的推手。朝廷一定要找个推手，就找着方了。更何况，无论那次运动中学生有多愚蠢、多幼稚、多盲目（这些多少是事实），我也无法从这当中看出学生要是不从半路里杀出来的话，赵就真能把中国引向政治改革（更无论是否合适正确的政治改革）。在赵的那一代里，赵确想得很通透——但那是在下台后。处境使然。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那会儿，他不可能有后来那些想法。对这个裆的过去，芦笛居然还抱着这样的惋惜，真不能算一个彻底的汉奸。要严肃批评。
至于所谓明年是骚乱年，亦属无谓。其实这几年哪年不是骚乱年，屁屁们知不道罢了。他提骚乱年，是基于“革命无望”这一前提。但其实，就算20世纪，强大的国家机器在革命面前忽然崩塌的例子多的是——当这个机器无法继续为自身零件提供足够资源的时候，就是革命的那天。当然，明年还没到火候。还得焖，大约焖十来年吧。这个机器在接下来十年间，基本上将伴随着长期的经济疲软以及与经济疲软如影随形的社会骚乱，与此同时，要闯过以下4条来自外部的绊马索：
1. 达老佛爷圆寂导致吐蕃动荡，甚至并发突厥斯坦动荡。
2. 金正日老师悍然翘辫子，朝鲜失控，东北吃紧。
3. 2017年将再议香港直选问题，一个烫手的热山芋。
4. 台海重陷紧张。
其实还有：缅甸军政府倒台、越南政改和平演变——不过这两件事发生的话，影响较小。
如果没有内部的虚弱，这些绊马索并不是致命的。毛太祖、邓太宗时代可为证。但将来十年，这些绊马索，尤其是前三条，那时焦头烂额的朝廷将很难应付——因为马列“软道理”也罢，经济“硬道理”也罢，都不在手里了。
有两种可能的路径：
朝廷面对绊马索，死活往前冲，钱的硬道理没了，只好诉诸坦克导弹的硬道理。铁血镇压西部叛乱、重兵把守东北边境禁止朝鲜难民涌入（或者把朝鲜难民关进集中营）、明确否决香港直选计划、对台发动实质性攻击挑起战争、以南沙问题与越南开战。——当然不一定全部兑现。但当朝廷已经丧失硬道理的时候，对外部威胁的示弱只会加速其合法性的丧失。假如朝廷意识到这点，并死抱着千秋万代把持政权的“最低纲领”，那么朝廷没有理由不按上述方案做。这样做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导致它在国际上陷入孤立。也许朝中某些忠良会因此考虑“朝鲜化”，然而现实是，经过硬道理的耳濡目染，这个国家举国上下尽是极右法西斯（即芦笛文中引用的 “狼羊哲学”），大面积腐化（享受到韩非子意义上的自由）的干部队伍不会支持这一趋势。这个法西斯极右政权早已经养成了敛财、享受、作威作福的惯性，它早就成了附着在全球资本循环上的一个瘤，与西方花花世界的隔绝是它无法忍受的。金正日老师领导的则是极左政权，他一个人花天酒地，除他之外都得忍受清贫、赤贫的生活，只有在这种极左的条件下，才能顺利与国际隔绝。计划经济时代少数高干享受国际成果，国家却能顺利与世隔绝，也是因为极左，这种享受并不是大面积的。有人说，极左是还没堕落的极右，极右是堕落了的极左。这句话很有道理。它蕴含的意义之一就是，从极左到极右，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除非被他者取代。所以，朝廷自我主持的朝鲜化绝无可能了。被国际社会孤立，也就是这个瘤死亡的开始。至于是因为丧失人心（包括干部们的）自我瓦解还是像萨达姆那样被外军推翻，这就不好说了。概率上讲，后者可能性不大，除非朝廷在台海过于威猛，甚或像当年日本那样，因为黩武引起西方社会一致封锁，日子过不下去，索性鱼死网破直接挑战美国在亚太的利益，让美国最终起了杀心（要美国对中国起杀心真是太难太难了）。苟如是，支那问题可一劳永逸解决。然而以支那海军一以贯之的熊样儿，这个可能性不大。更大的可能是，国际社会孤立中国，朝廷死撑硬拖，企图如89-91年间过关，屁民要忍受若干年痛苦，但不久这个机器内部自己的成员都无法忍受，于是像当年的苏联，甚至像南联盟，易帜也罢，换头也罢，总之，将辜负胡折腾在十年前的殷切期望。
另一可能的路径是：朝廷自忖硬道理实在不够，向这些外部威胁妥协示弱。当初江伯伯面对美帝一次次挑衅，都采取了忍让的姿态，却能在屁民面前毫发无损（屁民去向美国大使馆示威了……），无他，大家觉得日子好过（或者会好过），硬道理在握，没有大碍。但在手无硬道理的时候，“韬光养晦”显然是放弃其政权的合法性。这首先会让民间不满分子（本来并非因这些不满）把发泄的矛头公然指向朝廷，接着可能引发军事政变，野心勃勃的军人借助民间的疯狂不满，清洗贪图享乐的 “干部队伍”（如当年日本二二六兵变），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接下来的下场如前一种可能。
是前一种可能还是后一种可能，主要取决于最高官员（邓太宗以后，中国不再有皇帝，只有职位最高的若干个小矮人）的性格和处境，是强硬还是软弱，是较少个人牵挂还是顾虑重重。其实两条路径大同小异殊途同归。要之，大限基本在十年后，明年远未到火候。
《零八闲章》的意义在于它的“曲庸和寡”在我看来，《零八闲章》将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历史性文献永垂史册。之所以如此，倒不是说它发人未发，为人类完善自己的管理贡献了新思路或新观点，也不是说它会对世界宪政运动史有什么贡献，甚至不是说它能对推动宪政最终在中国实现有什么具体的助力，而是因为它的意义恰在于“曲庸和寡”，因而不能不作为一个悲剧性的gesture，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目睹大厦将倾时的绝望呼喊而被后人铭记。在这个意义上，它很像传奇中的“公车上书”（据国内茅海建教授考证，所谓“公车上书”实际并未发生过，只存在于历史传奇中）。
依愚见，《零八闲章》最醒目的特点有三：
第一，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首次集体表达他们对西方主流价值观（亦即所谓“普世价值观”）的理解与体认。芦某无学，还想不起历史上有过这种先例，想得起来的不是五四时 “德先生”、“赛先生”的模糊口号，四十年代的“反饥饿、反内战”，57年的“大鸣大放”，西单墙的“第五个现代化”，便是八九年青年学生对西方民主梦幻式的朦胧憧憬激发出来的诗样激情。而且，凡是“解放”后一切能冒充“民主”运动的群众表演，不是“明君虚怀纳谏”式的传统式“民主”，就免不了毛共“屁民民主”气息，还从未见过有哪份群众宣言能如此全面、系统、精炼地表达国人对西方民主社会运作基本机制的理解。
第二，《闲章》中每句话，在西方都是连大老粗都视为理所当然的老生常谈，了无新意可言。在西方跟人谈这些，不论对象是何背景，都如同告诉人家“地球是圆的，不是方的”的一般无味。
第三，《闲章》的诉求远远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既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认同，也无法为草根民众理解，更将遭到当局的敌视与铁腕镇压，它甚至不为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许多华人知识分子认可，寒竹先生就是代表性的例子。
这就是我为何觉得《闲章》颇像传奇中的“公车上书”。康有为等人的alleged的献策，乃是救亡图存的最起码的措施，然而连那种最起码的步骤都既不为慈禧太后接纳，也不为民间士绅集团支持甚至认可。如美国汉学家马士说的那样，戊戌变法是一个毫无群众基础的“倒置的金字塔”。当“戊戌六君子”被处决时，朝野都拍手称快。用传统标准来看，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乃是不折不扣地“顺天应人”。
《零八闲章》与它的区别，只在于维新派还有个有名无实的光绪皇帝的全力支持，而且开头还有慈禧太后“摸着石头过河”的半心半意的支持，而刘小玻等人连个空头皇帝的欣赏都没有，可谓“孤王半天吊”，上不沾天，下不着地。
这在我看来才是《零八闲章》的最大的悲剧意义：要过了足足168年，中国的少数知识分子才能比较全面地理解西方民主社会的构建运作机制（还谈不上深入，基本 上只是概念的理解，无从谈到对其操作艺术的掌握），而广大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知虽然在晚清和民国间有极大进步，在“解放”后又倒退到鸦片战争前的水平，连西方主流价值观在道义上的合理性与功利上的优越性都不承认，拒绝向人家学习，要坚持传统价值观一万年不变，以致《闲章》作者们为了照顾国人无比脆弱的自尊心，必须把它包上“普世价值观”糖衣。
然而若因为“普世价值观”是外来的，就该出于民族大义毅然拒绝，那请问咱们该坚持什么国货？是风水命理、麻衣神相、炼丹术、房中术、飞檐走壁金钟罩铁布衫外加耳朵认字意念折枝、无偿劳役、保甲连坐、枭首示众、五马分尸、诛灭九族、站笼夹棍、剥皮实草、三寸金莲、太监宫女、八股文、三跪九叩、封妻荫子、三妻四妾外带俏丫环……，是从苏联进口的邪教与中国造反实践相结合生出来的“阶级斗争”、“群众专政”、文字狱、大批判、批斗会、戴高帽、抹黑手、挂黑牌、“喷气式”、游街示众、层层划线站队、面对面批判、背靠背揭发、毒刑拷打、光腿跪在碎玻璃上小腿压上钢锭、在阴茎上捆上鞭炮或在阴户里插入鞭炮后燃放、向两大派群众发枪令他们互相残杀、让初一学生马悲鸣和高一学生王希哲彻底丧失人性，或参与打死逼死师长，或下令“凡火线临敌投降者一律枪决” ……，还是跑马圈地、化公为私、将暴力抢来的国家资源系统地化为私产卷逃国外、以坦克装甲车大规模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剥夺世世代代的自由农的迁徙权利以及祖辈相传的土地，让他们世代永作固定在原位的农奴？
这些好东西，只怕最铁杆的忠裆爱国壮士，也无法曲为之辩吧？但既然诸位要否“普世价值观”，总得拿出个像样的国货来取代它吧？敢问那是什么？不就是只有“坚持裆天下”这一条么？为什么要坚持裆的领导？因为它能保障我的利益，我当然要拥护它，推行“普世价值观”必然否定裆天下，所以我当然要坚决反对。
这心理我完全能理解，甚至可以说它是民主思想的萌芽。我早反复说过了，民主制度就是社会各集团的和平争利机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选举议员，为了自身利益拥护某个裆派，正是西方公民的标准作法。因此，有此想法无足深责，相对于80年代的“义令智昏”的“民主”愤老中青们的智能水平来说，它甚至可以算成是个进步。
然而裆天下和西方民主制有个本质差别：它不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远不是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法律的保障，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发财机会，相反，它专门以制度制造权利的不平等，使权贵能利用他们与普通公民之间巨大的“权利落差”疯狂吸纳社会财富，导致社会分配的极大不公，酿成深重的社会危机，而这种背时社会又毫无化解社会危机的机制，只会将它积蓄下来，于是最终便只能以全国大乱、玉石俱焚来结束一度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唐虞盛世”，完成中国永恒循环的又一周期。
可悲的是今日中国竟然没有多少人能看到或是愿意承认这点。今日的中国非但没有志士，而且没有智者。而这就是它与80年代的最大区别。
八九“风波”过去快20年了，这20年间，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两个根本性变化。
第一个变化就是我裆从宗教集团变成了单纯的世俗权力集团。如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与欧洲传统社会根本不一样，统治集团不是什么与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而是一个自我支持的官僚集团。中共革命完成的社会改革，只在于它彻底粉碎了官僚集团之外的一切民间社会，将所有的国家资源与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上，从而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官僚集团。
但在改革开放前，官僚集团拥有的权力并未直接兑换为金钱。因此，裆内政策之争具有相当浓厚的意识形态成分。所谓“路线斗争”颇像传统社会的“清浊流”之争。如文革鲜明展示的那样，裆内权力斗争的主要策略乃是抢占道义制高点，证明自己的主张更符合 “圣贤”（马列）经典，而对方则是“名教”（马列）叛徒。改革开放乃是邓小平那“浊流”（pragmatist） 以实力压倒“清流” 们（ideologues）的道义抵抗强制推行的。正因为在道义上心虚情怯，他才发明出“不争论”的高招来。
因此，虽然信奉的是邪教，当时裆内仍然不乏志士，因对教义的不同理解而能产生意识形态分歧，这就是“姓社姓资”两派的来源，也是89年全裆发生大分裂的根本原因。分歧双方都是为了“屁民幸福”，只是他们对它的理解完全不同。“姓社”派对改革的抵抗主要还是一种比较真诚的道义抵抗，比起纯粹出于捍卫私利的抵抗来说，它相对要容易克服得多。
如今我裆可完全不是当年的宗教集团了。裆内如今还具有超脱于个人利益的信念的人，也就只有那些30年代参加革命的知青，如李锐、何方那样的“两头真”。然而这些人已是风烛残年，在裆内毫无影响。掌握了实权的乃是50、60、80年代的大学生，这些人统统是我裆的负筛选机制精选出来的“有奶便是娘”之辈，除了金钱之外毫无信念。
这结果便是裆内再也没有什么“改革派”、“保守派”之分，只有清一色的“捞钱派”，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这就决定了2000年代与80年代的中国前途的基本区别：再也没有了和平改革的希望。
改革从来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其发动的前提就是统治集团内必须有实力雄厚的改革派，他们看到了现行制度的根本弊病，痛感“不能再率由旧章，必须从速改革，否则国将不国”，而成功的前提，则是在朝的改革派的主张得到在野社会精英的呼应与配合。80年代之所以是“新”中国的黄金时代，正在于裆内出现了改革派，使得改革具备了发动前提。如果不是遭到以方荔枝为首的愚昧精英的颠覆，它本来完全可能成功。
如今的裆中央可就完全不同了，再也没有了胡曜帮、赵子扬那种为了国家民族推行改革的志士。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动改革，就只有全靠民间压力。但既得利益集团对改变现行制度的反抗，要比当年“姓社”派出于信仰的反抗暴烈得多。更不幸的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第二个变化，使得民间压力即使出现，也决不可能是建设性的。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 会是个两极结构：裆作为统治者属于一极，屁民包括所有阶级和阶层属于另一极。在这种情况下，我裆维护统治，除了武力威慑外，全靠对民众洗脑建立起来的盲目忠诚。当这洗脑在80年代末期因对外开放失灵后，裆便不可避免地变得极度孤立，完全只能靠枪杆子支持。就是这种恐惧，驱使邓小平作出了大屠杀的决定，以求一劳永逸地吓得百姓魂飞胆裂。
在此之后我裆吸取了教训，效法传统社会官僚集团与士绅集团结成联盟的作法，将屁民中能量最大的知识分子 纳入既得利益集团，结成了“权贵”与“精英”的联姻，使得知识分子成了官僚集团之下的第二等级。社会因而呈现了向传统社会某种程度的回归：社会等级变成“ 官—士—商——工—农”。其与传统社会的差别，在于后者是“君——臣—士——农—工—商”（破折号的长度相关于社会地位的差距），如今的“新”社会少了皇帝作为凌驾一切的最高仲裁，而商人的地位有了显著改善。
于此，社会发生了显著断裂：知识分子从原来的屁民队伍中游离出来，扮演类似传统社会士绅集团的角色，变成了以权贵集团为核心的统治集团的外延部分与官僚后备池，与工农大众构成了社会的两极，两者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利益鸿沟。
这变化发生得非常自然，讽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它其实是89学运刺激出来的。一位化名为“我不理解西方”的中国听众在BBC上发表的《我看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把这心路历程说得清清楚楚了：
“ 我也理解那些在中国维权的人。只是这些人有一点没有想清楚，就是改变（制度）是不可能的，只有改变自己 才有可能。有时间不如多看看书，培训，找好工作，挣更多的钱。像香港电影《无间道》提到的一句话：‘人改变不了事情，只有事情改变人’。中国目前只有一切向前/向钱，发展才有前途。而目前的执政者，作到了，我非常感激。”
我相信这位发言者曾经参加过89学运，从自身的痛苦体验中发现“ 人无法改变制度，只能改变自己的境遇”。既然李禄、沈彤等人都没有改变制度，却巧妙地利用由此获得的政治资本，把自己成功地改变为亿万富翁，他们又胡不可改变自己去迎合那个制度，尽最大限度为自己谋求好处？两者都是同一逻辑，是不是？
不难看出，在这种社会中，除了少数信仰尚存或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外，唯一要求改变现状的只有被繁荣遗忘的族群——普罗大众。这或许就是异议人士何清涟女士为何要在激赏“我们的英雄杨佳”的同时，迫不及待地呼唤新时代的“大泽乡起义”吧。
可惜据本人这位前工人阶级积累几近一甲子的理性与感性知识，普罗大众彻底缺乏构建新社会的能力，却具有巨大的破坏能力。传统社会正是因为具有类似今日的结构断裂，使得这种巨大的破坏能量周期性地释放出来，从何女士激赏的“大泽乡起义”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将中国带回石器时代。
这就是《零八闲章》的悲剧意义：尽管它每句话述说的都是一个常态社会的基本公民常识，然而却只会遭到大多数中国精英的排斥，也无法为普罗大众理解，无望变成他们的诉求。这道理简单之极：居住在北半球的人永远看不到澳洲人能看见的“南十字架星座”。连先知先觉如刘小玻辈，对西方价值观的理解都只能停留在概念水平，居住在中国的普罗大众又有什么希望somehow顿悟西方健康的生活方式，无师自通地设计出一个能工作的常态社会模式来？又有什么可能知道必须有理有利有节地向政府施压，逼着政府采取措施向常态社会逐渐过渡？他们能做到的，充其量无非是如杨佳那样用牛耳尖刀去“给说法”。就算是全体奋起抗暴，无非也就只能再谱写出一首“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七千哀诗”来罢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似乎可以说《零八闲章》乃是那“七千（或七万）哀诗”的前奏曲，而这就是它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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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在于“放下你的刀子”如前文所说，《零八闲章》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老生常谈，平庸无奇”；第二印象则是“太脱离国情，缺乏可行性”，这是指它既不会得到当局的批准，也不会获得大多数国民特别是所谓精英们的认同，哪怕具备了这两个实施前提，它也意味着从根本上改造国家权力结构。如此急剧的改革必然引发动荡，陷入苏轼在《晁错论》中说的“能发不能收” 的失控困境。
因此，寒竹先生诽谤闲章作者们“要发动体制外革命”，虽然是我裆文字狱正宗嫡传的诛心神功，毫无事实依据，倒也不是毫无道理。不过，正派人只会把它的缺乏可行性，理解为它本身并非一个具体的改革方案，只是提出了裆国政改的长程努力目标，正如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发布的一系列上谕，虽然毫无实作可能（连合格的干部队伍都没有，推行什么新政？），但毕竟为国家指明了努力方向。套我裆的行话来说，《闲章》给出的是改革的“最高纲领 ”。
那么，改革的最低纲领是什么？行宪，亦即要求裆国领导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废除一切凌驾于国家根本大法之上的“潜规则”，先把中国改造为名副其实的宪政国家再说。最起码的改革措施是：
1）严格兑现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切实保障公民享有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中华屁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实行舆论独立，取消裆对舆论的管制。
2）严格执行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屁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规定，实行司法独立，取缔各级政府以及中国共惨裆那个社会团体对司法独立的干扰与破坏。
3）严格执行宪法第五十七条“中华屁民共和国全国屁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规定的“议会主权制”（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国事咸决于议会，严禁社会团体中国共惨裆违宪弄权。
4）严格执行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六款、第九十三条与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实行军队国家化，以全国屁大为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机关，选举任命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一切涉及军事行动或部署的国策，并监督中央军事委员会实施这些决策。
5）敦促全国屁大迅速制定有关立法，在屁大内部建立相应的委员会，专门检察并审判政府以及社会团体中共的违宪行为。
这些应该是让中国转变为一个宪政国家必须采取的最起码的措施吧？请问中共有何理由拒绝？拒绝它们，就是拒绝在中国实行宪政，就是向全世界庄严声明：由中共自己制定的中华屁民共和国宪法，不过是“能说不能做”的欺人之谈，而真正为裆国政府奉行的天宪乃是“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中华屁民共和国永远也不会建立起一个为朝野凛遵无违的明规则来，永无希望将自己改造为文明法治国家，永远只会是个“谁的拳头大谁有理”的流氓国家、土匪山寨。
这才是中国的前途真正令人绝望之处。中国现在的问题，还不是什么民主化，而是文明化，也就是让朝野都学会照章办事的起码文明规矩，不能无法无天乱来一气，以实力取代法律权威，以暴力作为解决利害冲突的唯一手段。无论是执政裆内部的权力斗争，是朝野之间的利害冲突，还是民间纠纷，都必须严格遵循公开的法律渠道去解决，不能使用杨佳的牛耳尖刀。
这应该是一个文明国家最起码的行为标准吧？就连水泊梁山那种土匪山寨，人家也有个从天而降的石碣，明文规定了谁是天罡星，谁是地煞星，为新老弟兄们排好了座次，这才能从此杜绝林教头式大火拼，在梁山上建立了和谐社会，难道中华屁民共和国折腾了半个多世 纪，至今还不能做到一个比较高档的土匪山寨能做的事？
然而这不幸就是可悲的现实。无论是中华屁民共和国，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惨裆，乃至全国大多数民众，奉行的天宪只有一条潜规则，那就是：“强权即公理。”无论是裆内还是裆外，是朝野之间还是屁民之间，以暴力为后盾的权力永远是解决一切利害冲突的最高法官。谁的拳头大谁有理，谁的拳头大谁是爷，赢家通吃，不服者一律铁拳伺候”。
一度活跃在《海纳百川》网站的爱裆“思想家”兼才子“随便”先生曾用生动的文学比喻，将这“至尊潜规则”表述为所谓“狼羊律”。他说，强者与弱者之间，统治者与屁民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狼”与“羊”的关系，“羊”们没有 “狼”能享受的任何权利，只有乖乖被“狼”吃的义务。据说，“狼”这么做是为了“羊”们的根本利益，否则若让“羊”们无限繁殖，就要因食物短缺出现生存危机。因此，“羊”们必须为 “狼”们大慈大悲地维护生态平衡而满怀感激之心。据他说，此乃“宇宙运行规律”。
可怕的是，许多国人确实 把这赤裸裸的丛林哲学当成了“宇宙运行规律”。本系列前文引用的那个BBC中国听众的心声就坦承了这一点。他其实是说：“狼”总要吃“羊”，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规律。自己可以做的事，就是往“狼”群里钻，变成其中的一员，就算不能获得“吃羊权”，起码也要逃过被吃的命运。
这种想法在国内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有的大学教师就认为，农民作为二等公民的状况不能改变。如果取消这一条，让农民与城里人平等，让农民自由进城，自由择业，那城里的高楼大厦谁来建？在他们看来，这种以社会制度蓄意造成的不平等，反而是咱们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它确保了中国劳力将永远具有他国无法抗衡的廉价竞争优势，确保了中国经济在世界一片狼藉之时仍能生生不已，以雷霆万钧之势，排山倒海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既然朝野都认同这“宇宙运行规律”，胡折腾在12月18日发出“绝不按明规则办事，坚持信奉狼羊律”的庄严誓言也就毫不足怪了。他已经说得明明白白：
“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就是说，“开放”政策不会改变，政治改革则休想，以暴力作为解决裆内外一切利害冲突的唯一手段的“中国特色”要永远坚持下去。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裆中央纪检委那社会团体违宪非法抓捕陈凉与（美其名曰“双规”），就充分证明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惨裆在执政将近60年后，仍然未脱当年的土匪本色（据说是“中国特色”），至今无法磨合出个西式文明规矩来，仍然必须以非法手段解决权力斗争。当然，比起毛共肉体消灭竞争对手的野蛮作法来，它也算是个伟大进步吧。但比起西方文明国家来，它仍然雄辩地证明，无论裆国镀上了何等耀眼夺目的“物质文明”的赤金包装，它骨子里仍然是太平天国那种中古式的野蛮腐恶政权，而且无论怎样传代，第N代接班人的教育程度如何，那野蛮腐恶的“基因”都难以稀释。
当年我曾告诉那位爱裆才子“随便”先生，他靠发扬“以文学比喻代替论证”的国学传统，来扮演新时代“爱裆民间思想家”的角色，精神可嘉，却不幸和老前辈一样，忽略了类比对象的一个小小区别：自然界的狼羊是不会互相转化的，而人类社会的“狼羊”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凡受过小学教育的人都知道，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周期性爆发“狼羊大战”的“狼羊”转化史。
最近的例子见于杨佳那个水浒式传奇英雄：他生成了注定要被恶警作践的“羊”，而且终生也无望变成作践他人的“狼”，但他可以去买牛耳尖刀。他的武松作派（可不是说打虎，说的是杀张都监满门良贱）引起了巨大轰动，却没有几个人看到了胡折腾解决陈凉与时显示出来的火拼王伦的林冲作派，其实这两者都是牛耳尖刀，后者用伟大领袖的话来说就是“斯大林那把刀子”。从法律的角度看，两者或有程度之差，但并无实质区别，都是公开违宪。如果牛耳尖刀不但成了草民维护人权、讨回公道（“说法”）的唯一途径，而且竟然是国家元首除去竞争对手、巩固个人权威的唯一手段，那么这种国家到底是什么乱邦危邦，正不必待智者而后知之。
还不仅此，举国上下齐齐信奉“狼羊律”，便彻底取消了政治改革的可能。须知建立民主国家的前提是建立法治国家，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是社会契约化，社会契约化的前提是朝野文明化，双方必须既有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的意愿，也有恪守协议的诚意与信义。在矛盾激化之时就更是如此。要“放下你的刀子”，前提是双方不但得一齐放下，而且得相信对方信守诺言，不会在自己转过身去之后立即捡起刀子，猛扑过来。如今无论朝野都唾弃“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都把诺言当成诱敌深入的谎言，把谈判当成麻痹对方斗志，为自己赢得manoeuvre 的时间与空间的策略，有谁还敢先放下那把刀子？
这种烂污国情，决定了我裆非但不会将民主恩赐给国民，就连他们内部磨合出个和平守法地解决政策分歧与利害冲突的文明规矩的可能性都不存在。我在旧作中多次呼吁，我裆先在裆内实行真正的（亦即西式）民主，效法日本自民裆，允许裆外有裆，裆内有派，允许裆内公开结派，提出自己的政纲公开竞选裆魁，但我每次也都要指出，此策虽是我裆确保自己不因内讧倾覆而祸延全国的唯一办法，但其可操作性约等于零，盖谁若率先唾弃“狼羊律”放下刀子，谁就是毅然自杀，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因此，我裆早就骑在虎背上了，根本就下不来。之所以如此，全靠伟大领袖毛主席“野蛮国民之精神，打断国民之脊梁”，在掌权后以空前的强力为全民洗脑，全面否定、嘲弄、唾弃了人类得以结成社会的一切文明规矩与文明共识，把全裆全军全国各族屁民化作了凶猛动物，因此不但将960万平方公里变成了连梁山都不如的土匪山寨，其“和谐”只能以牛耳尖刀来维持，而且把国家民族一劳永逸地锁死在“此亦不敢和，彼亦不敢和”的“尖刀国教”中。在这威力无穷的国教面前，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可操作的最低政改纲领，即使是什锦八宝有改革诚意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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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可能是个骚乱年《零八闲章》推出后，刘小玻旋即被捕。据博讯网披露的“北京内幕消息”说，刘小玻是胡折腾亲自下令逮捕的，据说，胡认为：第十八款的要害在于其末句结论：“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因此，这已经不是什么人权问题、民主问题等“异议认识”，而是国家分裂的大原则问题！是企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的国家“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严重问题。胡折腾最后作出结论说：所有签署者在事实上都犯下了叛国罪！需要严肃处理！
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共惨裆领导下，只要有了人，就什么天大笑话都能闹出来。
这世上的国家，无非是两种建构形式，一种是单一制，一种是联邦或邦联制。听胡总alleged的意思，好像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单一制国家，谁要敢提出建立“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谁就是犯了叛国罪。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国家么？香港、澳门算什么事？台湾呢？世上哪有奉行“一国两制”的单一国家？自香港澳门回归那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已经是个联邦国家了（倒不是说它是共和国，它从来也就不是）。所以，裆中央应该去把邓小平抓起来，这叛国罪首先是他犯下的。[
港澳特区不是联邦模式，连最起码的直选都没有，权力来自中央。]
刘小玻被捕，海内外大哗，上千人签名上书，呼吁当局释放刘小玻。中国又一次“震惊世界”。鬼子不懂中国事，对中共当局如此小题大作、过度反应大惑不解，说即使在中国实行该闲章，民主选举政府，那也肯定是中共执政，有什么必要铁腕镇压呢？
人鬼殊途，于兹可见一斑。鬼佬不知道：
第一，裆天下不是能由人民选出来的，只能靠暴力维持。没错，我裆以今日之声望，要变成民选执政裆并不困难，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但那并不保证我裆世世代代统治中国，也不能保证我裆全方位控制全民，而这才是我裆的“最低纲领”。
第二，本系列前文已经指出了，我裆不敢放下斯大林那把刀子。林副统帅的亲切教导 “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裆的天宪。那“一切”不但包括金钱美女富贵荣华，甚至包括性命。罗马尼亚齐奥赛斯库夫妇的悲惨下场，成了裆魁们“心中永久的痛”，是他们驱之不去的永恒噩梦。
第三，我裆并非传统昏君，自家有病自家知，时时刻刻感受到了社会的高张力，日日夜夜生活在恐惧中，而恐惧正是驱动铁腕镇压的主要动机。记得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不敢肯定是否该书）正确地指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出现恐怖统治，乃是因为革命者被吓坏了。的确，套句鲁迅的话：fear（恐惧）与terror（恐怖）是一对难兄难弟，在恐怖之前或之后，总是要有恐惧跑来的。我裆出自深重的不安全感，觉得《零八闲章》可能会为本来就已经是危机四伏的社会添乱，因此立即决定“将事故苗子扼杀在摇篮中”。这是他们的反应定式，从斯大林和毛泽东留下的字典里找不到别的词汇，两人的最大特点就是病态的不安全感（paranoia and insecurity），其实都是典型的心理病例。
不过这次也倒不能说我裆完全是自惊自吓。毕竟，现代裆魁并非斯毛那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两个的病人。但中国与文明国家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政局的宽松程度反映了裆魁的自信，裆魁的自信又反比于他们感受到的危险。不幸的是，如今国内的局势实在没法提高他们的自信。
据《多维新闻网》对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愷的采访，2005年光是中国官方公布的群体事件就达到8万7千起，今年可能以十万计。据这位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美国教授说，“目前阶段在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的，没有哪个时期可以相比。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群体事件也比较多，例如那时农村人会起来抗税，但他们目标明确，就是抗税，也不管什么官商勾结腐败之类的，所要求的都是自己的利益。”
对这空前的历史现象的出现原因，艾恺教授作了自己的分析。但他毕竟是鬼佬，难免雾里看花，并未指出根本原因何在。在我看来，这现象反映了传统社会与“新”社会的稳定要素构成的重大区别。
传统社会的稳定机制我已经在多篇旧作中剖析过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儒道释对全民的思想改造。儒教将家庭伦理外延到全社会规模，把无条件服从君上当成了天经地义，再用佛家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学说加工这原始教条，通过大量的演义说部戏曲评书等民间文艺，灌注入每个子民的心田，彻底阉割了他们的反抗基因。此外，儒道释还谴责或否定人欲，提倡安贫乐道，知足常乐，尽量避免提升百姓的物质欲望，为此不惜压制工商业以及科技发明，以冻结社会发展换取社会稳定。这就是最有效的社会黏合软件。硬件则是形成官僚集团与士绅的联盟，用科举制度把人民中最有能量的分子不断吸纳入统治集团，使得“野无遗贤”，没有才俊去组织领导愚民造反。
这就是传统皇朝获得空前稳定的基本原因。在正常情况下，朝廷都是靠“教化”的“王道”保持子民的驯服温良，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使出武力镇压的“霸道”手段来，此所谓“王正霸奇，王主霸辅”，乃是传统皇朝的标准实践。
以传统模式来对照，立即就能洞见“新”社会缺了什么最要紧的物事：没有社会黏合软件。马列毛主义在国门打开后已经彻底破产，我裆至今未能找到个合格的替代国教，于是新时代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便只能靠用金钱收买来代替“教化”，以“财道”来代替“王道”。
这就是邓小平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真实涵义：经济发展不再是单纯地谋求改善国民生活水平，而成了社会稳定的前提。本系列前文说的权贵与精英的联姻，也是完全建立在这前提上的。一旦失去这前提，则那婚姻立即破裂。本系列前文引用的那个BBC中国听众已经把这点说得明明白白了：他拥护共惨裆的唯一理由，是自己的工资在20年内增长了几百倍，夫妻两人的税前收入达到了50多万人民币。不难想见，一旦这好景不再，他的忠诚立即就会蒸发，盖那不是出自信仰，而是购物式的现实算计。
因此，这稳定是用钱买来的，它的维持全靠经济不断增长，这就是中国特色。据国内媒体报道，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表示，中国明年GDP增长在8%左右，是根据中国的生命线定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充分就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陈志武说，明年5-6%已属上上大吉。]
没有什么比这话更明确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的基础是何等脆弱了。在西方，GDP年增长率到达8%已经是奇迹了，即使是GDP出现零增长或甚至负增长，也不会天下大乱，而在中国，8%的增长率才是中国的生命线！谁都想得出来，经济不会无限高速增长。正因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长达30年，它才被全世界经济学家称为奇迹，既然是奇迹，当然就不是可以持续的，否则也不叫奇迹了。那么，若中国有朝一日失去了高增长势头，又该怎么办？社会岂不是要土崩瓦解？
艾恺教授为中国社会如此缺乏耐受力大惑不解，他不知道，这是现代国人甚至比原始人老祖宗还要蠢造成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基本假定是两条：第一，经济可以无限高速发展。第二，人民的满意程度与经济发展成正相关。
这两条基本假定都错了，第二条尤其大错特错：若真如此，则原始人老祖宗也不用提倡安贫乐道，把物质享受当成危及社会安定团结的洪水猛兽加以持续谴责了。谁都能想出来，若把公民的物质欲望无限制地刺激起来，又无法保证所有的人获得同等的满足机会，扩张的人欲就会转为内向，那时社会会处于何等可怕的状态，自不必待智者而后知之。
于是便出现了一种吊诡现象：由于经济体制的原始野蛮性，中国经济在世界性金融海啸里将是最皮实、最抗震的，因此，中国经济绝无可能如草庵居士一直在预言的那样 “崩溃”。[
应该这样说：经济疲软将导致政治崩溃，政治崩溃随后也不免经济崩溃。]相反，我个人认为它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遭受的损失就算不是最小，也要比发达国家轻微。然而因为政治体制的野蛮腐恶性决定了它彻底缺乏“减压阀” 和其他一切化解危机的设计，中国社会因而也就最缺乏对经济衰退打击的耐受力。从经济层面而言，华尔街打喷嚏，全世界就要害重伤风，而中国因其粗放性而顶多有点头疼脑热。然而从政治层面而言，华尔街打喷嚏，可能在中国社会引发地震。
形势的确十分严峻，据说光广东一省就有上万家出口企业倒闭，成千上万的民工失业返乡，国内学者指出，外出打工所得已占农民收入七成，这意味着农民收入骤减。除了农民工问题，大学毕业生就业也成了大问题。今年有 560万大学生毕业，但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就业市场。这些都构成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倘若经济状况再恶化下去，难免触发深重的社会危机。
北京已经敏感到了这危险，不惜斥重资救市，并决定实行经济结构转型，提升内需。然而这谈何容易！据路透社记者披露，中国家庭消费在80年代时曾占GDP近一半，去年却降为35.3%，这是因为中国民众缺乏金融安全感，因此不能不把大部分收入存起来，准备花费在健康、教育和社会保障上。所以，所谓“拉动内需” 只能落实在基础设施建筑上，变成地方官的“面子工程”。除了创造有限的就业机会，它并不能有效地提升人民的消费力。
更糟糕的是，中央谋划的“产业结构调整”很可能加深社会危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最近公开向温星空叫板，声称：“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政府要发挥社会保障职能，妥善安置下岗失业工人，但决不能盲目去救落后的生产能力。” “广东应对金融危机投入的每一分钱，都要立足于科学发展，坚持摒弃高消耗、高污染项目，坚决不再回到传统发展老路上去。”“那种为了保速度而把本已淘汰的 落后产能重扶上马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千万不要因为要保增长，不管什么都继续上。”
针对汪洋的公开抗命，北京《经济观察报》专门发表社论抨击，指出这不是个单纯的经济决策而是个政治决策：“这不仅是经济问题。就业不仅是民生之本，也是执政之本”。
我裆执政以来，还从未见过这种诸侯公开驳斥朝廷、北京与地方公开论战的先例。它不仅表露了中央权威弱化到了何等地步，更提示拟议中的“经济结构转型”很可能变成官有企业趁机无情扫荡民有中小企业、独霸天下的恶变。倘若此，则势必为本来就严峻的就业危机雪上加霜，触发社会动荡。
实际上，社会动荡一直都在发生，只是因为知识分子没有介入，无法如“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罢工”、“二七罢工”一般获得相当规模罢了。但即使是纯粹自发的罢工， 它也仍然呈现了不祥的燎原势头。据《万维网》披露，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蔓延到了湖南、广东、海南等地，此外还爆发了工人、教师甚至公安部门辅助工作人员的罢工活动。不难想象，当明年政府使尽浑身解数仍然无法“保八”时，社会动荡的规模会有多大。
其实杨佳事件已经再明白不过地宣示了社会危机已经积累到危急的程度了。在任何一个常态国家，滥杀无辜只会引起全社会异口同声的谴责，然而在中国杨佳却成了除暴安良的传奇英雄，不但受到海外异议人士的欢呼，而且竟然有许多国内知名人士诸如艾未未、茅于轼、杜光、于浩成、戴晴等人领头签发呼吁特赦他的公民建议书！
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朝野的价值观已经二元背离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胡折腾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他批准处决杨佳，起到的实际作用只有一个：把杨佳做成了永生的草根英雄，用鬼话来说就是martyrize 杨佳，为他实现了在作案前留下的心愿：“万古流芳” ，让他的英雄事迹如水浒传奇一般，在草民中一代代流传下去。
然而要我裆赦免杨佳是绝无可能的，杨佳代表的是对我裆统治的公开挑战，我裆岂能在这原则问题上退让，变相鼓励大众群起效法？他们深信的就是“退后一步就全完了”。不幸的是，社会也确实被他们改造成了这你死我活的烂样子。说起来我裆也挺可怜的，完全成了杰佛逊（？）说的那个倒霉蛋：死死地抓住了人民那饿狼不敢放手，直到力竭倒地。或许正如赵子扬不幸而言中，中国已在80年代错过了政治改革的良机，无望再建成一个以和平手段化解社会危机的文明社会，在“钱道”玩不转之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就只有靠赤裸裸的霸道来维持了。
当然我也多次指出过，“新”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大区别，是统治者相对于人民拥有压倒性的优势，现代科技不但使我裆完全垄断了暴力手段，而且让它获得了空前的对民众的控制力。因此，暴力革命失去了可能性，随之也就失去了既往对统治者的威慑力——连拥有正规军的老蒋都不敢反攻大陆，杨佳的牛耳尖刀还能有什么希望？只要敢于并善于屠杀人民，我裆就不会垮台。[
这话没错。问题是颜色革命是怎么回事？是那个暴力机器自己失效了。这不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裆天下并非家天下，当国者并不必操心“子子孙孙永宝用”的后事，只管图自己快活就是了。漫说国际国内都没有逼迫我裆改革的压力，即使有，他们也不会give it a damn。
因此，还是那句话：方今中国，改革无望，革命也无望，骚乱倒是大大有望，而明年可能就是个“骚乱年”。Let us pray：即将到来的动乱不要打破中共内部极度脆弱的权力平衡，触发大规模内讧，让中国陷入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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