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宏观调控与国进民退

　　《长江》杂志

　　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规则执行者，就不该作为经营者，也不该以直接利益相关方的身份进行经济活动。

　　舆论普遍认为，“国进民退”再次抬头，且来势汹汹。《中国企业家》杂志今年3月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大部分企业中高层认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国企“更为有利”，是造成或可能造成此轮“国进民退”现象的主要因素。假如政府和国有企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市场的角色呢？为此，本刊专访了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试图帮助我们解开缠绕在“国进民退”头顶的疑团，为那些“受伤”的民营企业开副药方。

　　宏观过热，调控民企

　　《长江》：我们从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谈，比如说为什么要宏观调控？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说法？

　　陈志武：这一叫法是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出现之后的产物。实际上，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应该说是一种超宏观调控的经济，是宏观、微观都管的经济。市场化改革之后，我们更多用宏观调控这个名词，强调的是政府退出企业和市场的微观管理。

　　《长江》：市场化改革之后，为什么开始出现宏观调控呢？

　　陈志武：市场化改革最基础的思路是：经济事务由市场来完成。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规则执行者，就不该作为经营者，也不该以直接利益相关方的身份进行经济活动。但是，在政府退出经济事务、退出经济领域、退出市场，把经济决策权下放到企业和民间经营者后，政府的角色就需要被重新定义——政府成为规则制定者和监管者。在经济出现大问题时，也许民间和市场力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由政府出面，利用政府权力解决。从理念上说，就出现了宏观调控这样的名词。这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化革命的一个基本思路。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在一些情况下，政府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宏观调控的层面，而是渗透到更加微观的市场管理上。

　　《长江》：我们的宏观调控同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主张的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影响经济运行，有什么区别吗？

　　陈志武：按照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理论，政府介入经济时，只是通过财政和货币这些核心经济变量来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从而达到影响宏观经济的效果。但是在中国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并非如此，比如说2004年的“铁本事件”，这已经不是“宏观调控”了，因为政府甚至可以命令一个民营企业家或者一个企业把建设项目和投资项目停下来，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使用刑事拘留等手段，这远远超出了凯恩斯或者任何宏观调控理论的逻辑和范畴。

　　《长江》：同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从媒体上看到的情况是，宏观调控下受到损害的基本都是民营企业，最著名的例子也都是民营企业，比如刚才提到的铁本？

　　陈志武：从根本上讲，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改革中关于基础制度的制定与设计方面的讨论一直很少。邓小平说，不管是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白猫黑猫论”实际是说，不争论到底该如何做、该做什么基本制度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里就到哪里，然后再看下一步怎么走。在这种思维架构下，中国一直没有对基础制度框架进行深入讨论。在我看来，如果整个经济体系中仍然有很多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存在，那么，在规则制定与宏观调控过程中，政府难免不把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放在优先地位、放在民营企业之前。只要出现大的经济振幅，一旦政府决定介入市场，它肯定会偏袒和保护国有企业，而把监督、监管和调控的对象重点放在民营企业上。这个道理很简单。国有企业就像是国家的儿子，它们是政府的直接利益相关方。因此，任何时候要进行监管和调控，首先会针对与政府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民营企业。

　　在这个意义上，之前的讨论中很多经济学家在解释为什么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时，都把重点放在投资回报率和经济效益上，好像只要国有企业的赚钱能力超过或者是等于民营企业，就不应该进行民营化。我最近几年一直在说，实际上这种考量是很狭隘的。中国一直在呼吁加强法治建设，要发展法治社会。但只要经济领域里仍有很多国有企业，实际上法治精神就不可能得到倡导。因为只要有国有企业存在，那么不管是法律、法规，还是政府在制定政策、宏观调控时，都会偏袒国有企业，这样一来，民营企业跟国有企业就不可能平等，不管是在法院的诉讼过程中，还是在法律的具体条文里，都不会真正平等。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不能只看国企和民企谁带来的收益大，而是必须考虑到国有经济的存在对整个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会带来很多扭曲，带来法律面前的不平等。

　　民营企业的生存之道

　　《长江》：回到宏观调控上，有一种更为工具、更为细节的说法，为什么每次都会殃及民企，原因是民企在金融方面受限，只要银行开始加紧收贷，就会让一部分公司资金链紧张。

　　陈志武：这是国企和民企不平等的另一个具体体现。现在中国的银行业和证券业基本都被控制在国家手中，它们在放贷时是否会给国企和民企平等的机会，让它们得到同样的发展机会呢？很明显，过去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不可能。银行中做放贷的官员更倾向于给国企放贷，尤其是今年经济刺激方案出台以后，大家都在想办法给一些大基础设施项目、给大国企尽可能多的放贷，这是在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而放贷给民营企业则会让这些官员承担风险，甚至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

　　《长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进入金融领域。这种方法是不是会帮助它们在宏观调控或者经济不景气时更好地应对和生存？

　　陈志武：应该会这样。不过这么多年里个人和民营企业进入金融领域的机会一直很少。尽管私人应该更多进入金融业，但是，在中国，未来短时期内，国家对金融的垄断以及大型国企的强势地位，这些局面不太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至少要允许跟民营企业相对应的中小金融机构同时存在并快速发展，最好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大的国有金融机构主要为大型国企服务，同时有很多中小民营金融机构，乐于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但是这些年，政府一直不允许个人和民营企业以真正大股东的身份进入金融业，所以就形成了我们谈了很多年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最近金融业终于放开了一点，小额贷款公司开始出现，但是程度非常有限，原因有很多，尤其是理念上和意识形态上一些以往的误区没有消失。比如一个关键的误区是，个人和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后，既然他们都是为了赚钱去经营金融企业，那他们是不是会去放高利贷？但实际上根据我的研究，真正解决高利贷问题的办法正是开放金融，像保护股权投资者一样地保护放贷人的权益，这样，更多人和企业才会去供给资金，使贷款利息下跌，才可以解决好高利贷问题。

　　《长江》：如果我们承认国企强势地位的存在和总会有宏观调控这样的事实，那么民营企业应该怎么做？我们已经了解到的方法有两种，一是他们尝试进入金融业；二是尽量避免进入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行业。您的观点呢？

　　陈志武：要做的包括几方面，一是从根本层面看，学界和决策层必须对国有经济和国有资产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更深的认识，尽量避免利用宏观调控或别的名义打击民营经济。要更深地意识到“国进民退”的趋势一旦被强化，会给社会带来很多负面后果。尽管短期内完全改变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差距很不现实，但是大家认识到这些，这很重要，也该朝“国退民进”迈进。

　　第二，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很显然，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它们无法与大型国有企业竞争，因为国有企业可以得到很多资本和金融支持。房地产行业最近一年多的变化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民营企业可以更多地在服务业等行业，以及涉及研发的行业寻找自己的空间和优势。当然，我知道研发也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但好在现在有很多私人股权基金和创业基金在中国兴旺起来，这从某种意义上正在缓解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融资劣势。民企可以利用国内和境外的VC和PE的支持，在R&D（研发）方面做更多的投入。之所以有这样的建议，是因为我觉得国有企业的优势在于模仿，它对成熟产品和成熟技术的模仿能力非常强，但在研发和创新方面却处于劣势。民营企业由于体制的灵活性和激励机制比国企好，可以更多地在研发和创新上占据领先地位。我觉得民营企业和个人创业者可以向那些最能够得到PE和VC支持的行业去发展，利用这种方式来规避相对于国企的融资劣势。

　　《长江》：但是民营企业之所以纷纷进入资本密集的行业，正是因为它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规模上永远长不大，永远改变不了国企和民企的强弱格局。

　　陈志武：这个说法是误区。其实在服务业等行业，很多企业的规模也可以做到很大。在酒店行业、餐饮行业、旅游业和零售行业都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公司。这些行业不是制造业也不是重化工业。

　　金融全球化救了民营企业

　　《长江》：金融危机的出现似乎让一部分人认为国有化反而具有一定优势，你怎么看这种趋势？

　　陈志武：很遗憾，这次金融危机让很多人得出了一些在我看来是很荒唐的结论，以为由国家和政府来主导经济，通过宏观调控甚至于微观调控，可以更好地抑制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的风险。这种结论跟整个人类经济史是非常相悖的。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都在进行私有化改革，这种潮流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现象。我们不能目光短浅地认为，由政府来经营经济可以更加繁荣，这种看法很显然跟过去100多年的人类经济史相悖。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美国政府介入一些公司和银行是其短暂的解决危机的手段，政府并不是从此以后就作为利益主体直接去经营这些公司和银行。

　　《长江》：可能更为滑稽的是，从金融危机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目前的制度相对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而言更为优越。

　　陈志武：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还是有太多暴发户心态，许多人并没完全理解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如此之大，以至于这种不理解也没有妨碍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长远来看这些结论肯定会误导人。

　　我们必须意识到不管是美国经济还是西欧经济都已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美国经历了很多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但是每次它的经济都能出现根本性的复苏，这证明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非常好，它每次都能从危机中以更强的姿态走出来。我并不觉得这次金融危机跟历史上的其他经济危机有本质上的差别。但很可惜，一些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员，过度自信，低估了美国的自我修复能力。我希望这种过度低估美国自我修复能力的态度，不至于对中国的很多政策产生影响。否则，这反而会让中国错失一些未来的增长机会。

　　《长江》：在2004年和2005年以后，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在海外公开上市，它们在业绩上的表现越来越好。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一点呢？

　　陈志武：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但是要看到背后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原因。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在一定时期里肯定能享受不少WTO红利，主要表现在一些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企业拥有了更好的贸易机会，包括机械制造业。WTO红利包含的这些机会主要由国有企业和一部分大民企直接享受，其他行业的企业也通过外溢效应间接分享。出口企业向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出口了很多的重型机械、设备等，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全球市场份额的机会。但是很遗憾，国资委把这些都归功于自己。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你刚才提到的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以及一些大国企的股份制改造。这些国企利用香港联交所、纽交所、纳斯达克等美国资本市场提供的上市机会，到海外上市，资本市场对这些企业本身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包括透明度、管理行为以及业绩上的影响。

　　很多人以为这些大型国企的改善是因为有了国资委更好的监管，有了宏观调控的政策。这种看法很肤浅，他们没有看到资本市场提供的无形监管、监督和约束，以及这些看不见的手给国有企业带来的改善。

　　《长江》：资本和金融的进一步全球化，是不是可以帮助中国的民营企业解决很多融资上的问题？

　　陈志武：的确是这样，这些年幸亏有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在过去给中国的民营经济提供了非常大的推动力量。我们可以看看中关村，看看今天中国的太阳能制造业。对于太阳能制造业而言，从VC、PE到最后上市，如果没有美国资本市场多层次的支持，中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几年时间内成为全球太阳能制造业唱主角的国家。换句话说，正因为海外资本市场、私人股权基金、创投基金和证券市场的支持，才使得中国民营经济不至于在国有企业垄断的社会里被全盘挤掉。



　　背景

　　新一轮“国进民退”

　　“国进民退”在资源、钢铁、航空、公路等国有经济占有绝对比重的领域推进迅速。

　　今年初，政府公布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十大产业规划中均涉及兼并重组，并被视为“做大做强”的主要手段，这些政策被认为偏向国企。新一轮“国进民退”现象在资源、钢铁、航空、公路等国有经济占有绝对比重的领域推进迅速，甚至在竞争领域的轻纺业，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国进民退”的隐忧。

　　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由发改委牵头，工业和信息化部、各行业协会、大企业代表组成的编制小组起草。在目前已经公布的钢铁、汽车等行业的产业振兴规划细则中，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均被政府钦点为重组主力军。

　　钢铁

　　山东日照钢铁公司年产700万吨钢铁，为国内最大的民营钢铁公司之一，今年将与国有的山东钢铁集团重组。2008年底，在山东省政府的主导下，两家公司签署了重组协议。重组主要服务于一项政府目标，即在未来5年内，通过兼并重组，把该省70%的钢铁产能全部集中到山东钢铁集团。无独有偶，南方一家民营钢铁公司——宁波建龙钢铁公司也被国有属性的宝钢集团所兼并。

　　让民营钢铁公司更加无所适从的是，国务院今年3月公布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细则》规定，到2011年，国内45%的钢铁产能应该向排名前5位的钢铁企业集中，最大的三家国有钢铁公司——宝钢、鞍钢、武钢被政府指定为这次联合重组的主角。这表明大规模的行业兼并即将发生。

　　航空

　　航空业面临更严峻的考验。近日，成立于2005年的东星航空宣告破产，由于其无力偿还拖欠中航油的1.4亿元、湖北机场集团的6000万元债务，年初申请破产。起因是湖北省政府和中航集团曾就共同打造武汉航空枢纽签署框架协议。湖北省政府曾力促中航集团收购东星航空，但遭东星航空拒绝，武汉市政府随即向交通部申请东星航空停航。

　　航空业曾是国内最早对民营资本开放的垄断行业之一，在这一轮“国进民退” 行动中，面临全军覆没的局面：目前国内所有12家民营航空公司中，去年仅春秋、吉祥和东海三家盈利，其余均亏损。其中，鹰联航空被国有企业四川航空收购了 72%的股权；去年12月停航的奥凯虽然复航，但美国联邦快递已经中止与其合作关系，元气大伤。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同样巨亏的国有的东航和南航，2009年则分别从政府获得70亿元和30亿元的资金支持。

　　房地产

　　6月26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旗下成都中泽置业公司以19.6亿元高价拿下北京市“奥运村乡”地块。此前，它刚刚从富力地产手中抢走“广渠路10号”地块。

　　6月30日，中化集团旗下方兴地产以40.6亿元竞得“广渠路15号”地块，楼面价每平方米约1.6万元，成为北京招拍挂制度以来的地王。

　　不仅是大型央企，一些地方省市的国资公司也掀起新一轮进军房地产的高潮：常州交通产业集团6月份耗资32亿元获得常州京杭大运河东侧地块；大连港集团斥资49.2亿元获得大连中山区5号地块；山东省商业集团总公司更是斥资 50.8亿元拿下青岛燕儿岛路旧城改造项目地块。

　　潘石屹参加广渠路15号地块竞标后感慨道：“天价地王多是国企，政府4万亿资金大都到国企腰包里了，他们有了钱，就不讲市场规律拿地。”

　　10大产业振兴规划，与去年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是中国政府化解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但更是对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延续。这些将引发怎样的格局变化，经济学界和实业界对此深度关注。

为何中共高干子孙们名字这么有趣？

【阿波罗新闻网2009-06-28讯】 作者：何三畏

柯庆施女儿著《红星照耀的家庭——共和国开创者家事追忆》，听这名字，应该有得可观，但我只是看了一段文摘，我记住了柯女的名字——柯六六。
在中国，“红星照耀的家庭”兼“共和国开创者”的子孙们的名字已经自成一种现象。我没有特别收集，但一下就能记起的有，罗点点，林豆豆等，现在又加一个柯六六。这些名字有意思。至于前不久新闻报道的，万宝宝，薄瓜瓜，则已经是第一代革命家的孙子辈了。李禾禾的父辈，辈份应该靠不上，只是学习这种取名风气而已吧，禾禾二字，也没有那种“故意的土气”。前不久，传毛泽东又续新后，其孙子生二胎，取名毛东东，虽然也是两字相叠，但可能主要是为了沾一点“毛气”的意思，也无第一代革命家的第一代后人的“故意的土气”。还有一种革命后代的名字是，复制革命前辈，如陈小同，李小鹏。
把他们的名字联系起来，需要声明一下，我是毫无褒贬之意的。我提到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柯庆施等等的名字，心里是一样的感觉。例如这里最先提到的柯庆施吧，他当然是了不起的人物，据说是他“拉开了个人崇拜的序幕”，他发明了“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又说他和谭震林、李井泉“是推动执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政策齐名的闯将，旗手”。这些我都不管，反正都是“老一代革命家”。
可以这么说吧，某些老一辈革命家为什么把子孙的名字，已经弄了一种粗俗化的风气。我认为那是故意的，不太可能是无意的。
为什么是这样，还没有看到人研究过，虽然这是有意思的一个文化皆政治历史课题。
说他们没有文化，这讲不通。经过多年的斗争，能够入主北京的，都基本上是各有一套的人物了，其中有没文化的，但只要他喜欢，要取一个有文化的名字，那是没得问题。所以，只能说他们“喜欢”这样的名字。为什么喜欢？或者还有一些当时文化环境、政治环境和政治风气的影响。例如，毛泽东多次明白地表示厌恶知识分子，如果有他的追随者，公然给自己的儿子取一个特别文化的名字，是不是有一点冒犯老人家的样子呢。另外，革命家是不是多少有点重男轻女的意思？例如，林彪给女儿取名豆豆，儿子好像是在家里被叫“虎子”的。毛泽东生女都跟江青姓，包括和贺子珍生的女儿，都姓李。但他的儿子是龙种，是一定要姓毛的，当然得取一个以后可供全国人民欢呼的名字。这种情况下，如果毛的追随者们的儿女，也取一个包括“英、杰”之字在内的名字，有没有一种自暴政治野心的嫌疑？
要知道毛泽东对名字相当敏感，他的业余爱好之一，就是为别人改名字，也不问你是不是请了八字先生，费了好大的劲取的名字，他老人家一听，就凭当场的感觉，立刻给你赐一个名字，更可怕的是，往往有一个革命家庭跟他攀上，带了孩子去朝拜，他第一句就问，孩子什么名字？想想看，与其早早地取了一个多么文化的名字，让毛泽东听不惯，还不如就取一个土得掉渣的名字，这样，一来听上去没有政治追求，二来也好要有机会让伟大领袖赐名。当然，这后面几句话，是我的推演，实际情况如何，还有待史家求证。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真的，就是共产主义革命，改变了汉语的走向。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证明，一是港澳台的汉语跟大陆不一样，说明要是不经过革命改造，汉语可能是另外一种习惯。第二，这些习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然是我们习焉不察的。范美中先生成为“范跑跑”之后，教育部有关人士表态，要把他清除出“ 教师队伍”。他的校长一听，说我这里没有“教师队伍”！校长的父亲是黄埔出身，打过日本，也打过国共战争，晚年觉得“队伍”真是没有意思，不如办学，这就是后来范美中教书的学校。盖“队伍”是打仗的，教师是教书的。——军事化是简化汉字的一大特征。星期五的报纸广告，一般会看得到商家“备战”周末市场。
但是，高层的革命家庭真还少见军事化的名字。大概他们是不想打仗了，虽然一到有事，都发脾气说，大不了重上井冈山，但实际上，都已经成为人民的“公朴” 了，哪还愿再去呢，如果你要篡夺“公朴”，拿几百万人头来换的狠话都说，哪舍得去。倒是他们的子民，有不少军事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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