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中共正在输掉网络战争

中共所谓的反网络色情运动已经进行四个月了，中共政府关闭了数千个网站，其中有些是色情的，很多却不是。尽管中共不断的对网络实施更严密的封锁，有数不清的网站在中国被扼杀，然而更大层面的事实是：网络审查正彻底失败。

《华尔街日报》记者ORETTA CHAO和JASON DEAN十二月三十一日报导，外国网站，比如Facebook, YouTube和 Twitter，自从中共准备十月一日庆祝其在中国的六十年统治那天起就遭审查封闭，至今许多中国用户依然无法连上。

自从网络进入中国后的十几年来，曾遭受中共多次打压，被批评者们称之为“超级防火墙（Great Firewall）”的网络过滤装置，其封锁的范围不断扩大，封锁技术也越来越尖端。

艾撒克·毛（Isaac Mao）是创办中国博客的先锋和中国网络的研究者，他说：“尽管审查在各处战役中都有获胜，却在输掉整个战争”。

在二零零九年，北京甚至在一场大战役中失败，也就是所谓的“绿坝”事件。这是网络审查力量有限的最戏剧性的表达。

现在“翻墙”这一网络管制异议者的术语，已经成为许多中国网络用户的标准语言。

2009年，对“绿坝”的抗议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对那些长期以来不许公开讨论的事情在网上进行了生动的讨论，还转载了一位女子邓玉娇的证词，她在自我防卫中杀掉了试图强奸她的当地政府官员而被起诉。

互联网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对一些敏感问题进行讨论并组织行动的机会。

爱滋病问题的杰出活动家万延海（Wan Yanhai）在电子邮件和网络的帮助下，在北京成立爱滋病问题非政府组织，他说：“在过去十年来，（网络）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给了人们勇气来改变这个社会。”

共产党一直对信息的力量有非常敏锐的认识。从它一开始统治起，它就禁止国外新闻来源，宣传部门的官员们则紧紧的控制着国家的每一份出版物和广播的内容。中国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过短暂的自由，那时大学生们和精英成员被容许更多的自由聚会探讨。但是由于信息传播速度受科技及其它限制，那种自由是有限的。这段时期以政府在一九八九年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的民主请愿进行镇压而告结束。

不到十年后，网络进入中国，给中共带来了一个一直无法排解的难题。中共官员知道网络是与外部沟通和进行商务活动的有利工具，但又担心其“危险”性。从一开始，他们就计划着如何控制网络。在一九九六年，他们规定所有网络申请者必须到当地警察局登记。那时全国网络用户不到一百万，似乎还可行。但是很快，用户增加到数千万、数亿，再行不通了。

在二零零三年，中共宣布了一项大型计划叫“金盾工程”，来管制互联网，明显的目的是让公安人员进行网上监控。

今天，许多中共政府机构都在负责互联网监控，包括管制本地运作的网站，强迫他们过滤“非法”内容。

但是当局每阻止一个异议，就带来更多的异议。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专研中国互联网的学者萧强（XiaoQiang）说：“有那么多人。他们能对一个很小的人群进行监控，但是这种方式肯定无法吓阻更多线上的声音。”

尽管中共政府对网络内容控制越来越内行、越来越快，但是它依然无法跟上网络的用途成番增长的速度。根据官方数据，在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平均每天有22万995个中国人开始使用互联网，也就是每分钟有153位新用户。

互联网最终会打破中共的信息垄断，这是自由活动人士和中共官员们少数几个认识一致的事实之一。在十二月份中共政府的一份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公安部长孟建柱警告，互联网“已经成为‘反华势力’进行渗透和颠覆，并扩大他们力量的重要工具”。

柏克莱分校的萧先生说：“其实，互联网是主流媒介。在互联网上报导的任何事，全国都会知道，中共政府的神经也会被触动。”

他说：“审查变得越来越尖端越来越强大，但是依然充满漏洞”。当政府试图封锁网络时，“主要的结果只是引起中国网络用户更多的抵制和反抗。他们在制造多得多的网络审查体系的敌人。”



—— 原载: 华尔街日报

什么是言论自由

推倒柏林墙 @ 2008-9-1 16:58 阅读(670) 评论(1) 推荐值(20)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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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西藏事件，有帮国产纳粹跑到youtube上大放厥词，youtube本着开网站最基本的良知道德，果断删之，于是这些人阴阳怪气的叫道：原来西方国家也没有言论自由吗！为什么要加个“也”字呢？我早就说过，爱国人士对待问题的态度从来不是“解决它”，至少“正视它”，而是看看别人是否也有类似问题，如果有的话——哪怕只是一丁点，他们就欢欣鼓舞，问题也就从此不是问题了。而且这些人久居中国，目睹丑恶现状，渐渐的人生观开始扭曲，以为全世界都和自己一样不堪。我能写出这种东西，可见中国的言论并非完全不自由，而美国的言论在粪青们眼里想必也不是完全自由的，于是中国的阿Q们就能心安理得的接受现状了。同样的逻辑，黑人的皮肤并非完全的黑色，白人的皮肤也不是完全的白色，难道你就说他们的肤色是一样的了？说来说去，无非是个混淆黑白的手段罢了。而批评youtube言论不自由，继而变成批评西方的言论不自由，恰恰又充分说明他们对“言论自由”的了解相当无知，难道CNN不肯刊发你的文章，就叫没有言论自由了？事实上从来就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它总有着一定的限度和范围，我们可以举几个事例，看看美国“言论自由”的限度到底在哪里。

首先当然从youtube开始。言论自由的核心是限制权力，但是权力有不同的来源。在民主国家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政府只是个服务机构，就连中国政府都说自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为人民服务，要做人民公仆，可见这块牌坊是人人必备的，连婊子都舍不得丢。这就好象你雇佣了一个保姆，给了她花你的钱去买菜的权力（纳税），当然，你有监督她如何花销这笔钱的天然权利。youtube的网管就不同了，他们的权力来自于自己，他们用金钱赋予自己权力，这权力就包括在自己的网站内爱删什么删什么，既然是在花自己的钱买菜，那么谁也无权监管这笔钱到底是怎么花掉的。事实上这是中国人最常犯的经典错误，即把生活泛政治化，把一些政治概念随意延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二十多年前苹果总裁史蒂夫乔布斯在电梯里碰到个员工，两人随便聊了几句，乔布斯突然就把那员工给解雇了，没有任何理由，也不需要给出理由。我们这里所谈的民主和言论自由都是政治概念，国民给政府纳税，乔布斯却要给他的员工发工资，万一员工投票说要涨工资，学生投票说要不写作业，军人投票说要放假，反正被管理者人数一般都比管理者要多（中国例外，十个官管一个兵），投票总占优势，好了，地球可以停转了。有时我们讲一个公司比较民主，或是言论比较自由，只能说老板个人的风格不同，这就像过去一个朝代是否有言论自由，仅仅取决于皇帝的承受能力而已，和政治、法律中的“民主”与“言论自由”风马牛不相及。如果对youtube的做法不满意，你大可以用脚投票，我相信这世界上总有符合你胃口的网站，要么你自己开一个也没有问题。我也相信等大家都不满意且有更好的选择时，youtube的投资自然就打了水漂，就像乔布斯开除的人太多，后来他自己也被董事会给开除了，过了很多年后才重回苹果。

可以这么说：言论自由的核心不仅是限制权力，而且几乎专指限制政府的权力，或者说公共权力。youtube删了帖，只能说youtube上说话不是完全自由，跟美国的言论是否自由毫无关系。这时有人又叫了，这不是双重标准吗，为什么中国网站删帖，你就说是言论不自由？问出这种问题的人，我只能深表同情。这就好象别人来我家做客，老是指责我家保姆这不好那不好，我觉得他说得不对，把他赶走了，这是我的天然权利；但是我明明觉得他说得很对，我家保姆却未经我许可，硬要把客人赶走，我不同意，保姆还掏出双枪，大喊“枪杆子里出政权”。我说我换保姆，保姆说我颠覆家庭关我五年劳改，我说我不住这里搬家了，居然还是不行，这才叫没有言论自由。在中国，不仅网站访客的言论受到限制，网站本身同样也是受害者，如“猫眼看人”便是每况愈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真知灼见遭到屏蔽，使得相互谩骂成了论坛里唯一一件不受限制的事，其人文水平自然一落千丈，其它不愿就范而被强制关闭的论坛更是不计其数。讲得再明白点，美国政府所拥有的是公共权力，美国并不属于它的政府而属于它的公民，但youtube则完全属于它的投资者和管理者，这两者所拥有的权力是完全不同的。正确的“言论自由”应该是：在公共场所（公园、街道等）与自己所拥有的领域（网站，饭店，商店，电影院等等）内，公民具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并且在自己所拥有的领域内，还有不被强迫听别人观点的权利。youtube的网管当然可以删除网站的留言，中国网站的网管们当然也该不受政府的管制，把自己的网站办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有段时间反战母亲被捕案炒得沸沸扬扬，成了美国没有言论自由的标志，问题是这反战母亲翻入白宫的篱笆墙，怎么可能不被捕？在篱笆外面你可以随便辱骂美国总统，进了这道墙就属于别人的办公领域，那就不是你说了算了。而中国的新闻稿我粗略看了一下，约有一半没提及此人被捕的真正原因，或是轻描淡写的藏在文章中间最不起眼的角落，制造出美国压制反战言论的假象。

西藏事件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即南都长平和北京晚报的争论，北京晚报说南都所谓的言论自由只是“造谣自由”，很多人深以为然，觉得言论再自由，你也不能造谣，因为造谣侵犯了别人的权利——但在某种程度上，美国还恰恰就保障造谣的自由。“造谣”指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言论，“说错话”也是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言论，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故意的，后者是无意的，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所擅长的恰恰就是通过玩弄词汇来恶意推断别人的动机，例如游行、示威在中国从来都是叫“暴乱”、“冲击政府机关”、“一小搓别有用心者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批评政府则叫“攻击”政府，受欺压的老百姓被称为“刁民”、“暴民”，从而把别人说成是恶意的。而关键在于，你很难确知别人内心的想法，很难确定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而且你也不可能保证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言论自由的核心既然是限制公共权力，最好的方法便是新闻监督，新闻也不可能总是对的，总有出错的时候。例如引发1992年LA大暴乱的罗德尼·金事件，CNN收到另一电视台送来的一盒美国警察如何围殴黑人的录象带并在全美播出，后来才发现那家电视台给自己的是删节版本，前面还有一段是这个强壮的黑人如何在公路上酒后驾车并开到每小时190公里，如何打飞四个警察，如何承受两次五万伏高压电击而不倒，对于LA警方来说这样的怪物除了一拥而上胖揍一顿以外根本就没办法制服。CNN造谣了吗？没有，CNN只是收到了错误的情报并且放了出来，换谁都会这么做，这和西藏事件中许多西方媒体错把尼泊尔警察当成中国军警是同样一回事。

如果要求新闻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不然就打官司、坐牢、赔偿，这还怎么个监督法？因此美国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这样规定：对于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的评价，即使错了，受害人也必须证明施害者具有“明显的恶意”，才能向对方索赔。而想证明对方有“明显的恶意”，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光靠什么“按常理推断”是远远不够的。那个陷害LA警方的电视台，在一般人看来是有明显恶意了吧，可LA警方也表示：除了愤怒以外，没有任何办法。1983年《时代》周刊还言之凿凿的说当时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主使屠杀了数百巴勒斯坦平民，结果发现是错误情报，沙龙一怒之下要到美国打官司，但也无法证明《时代》有明显恶意，还是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吞。在很多人看来，这似乎是非常不合理的，但是很多事你必须看到它的反面：受诽谤所害的只是个别人，而新闻机构停止监督的时候，受害的将是所有人。这就像民主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和专制一比，民主的那点缺点根本就算不上问题，这才被称为“很坏的制度，却又是最不坏的制度”。

而中伤普通人的不符合事实的言论，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才有可能算是犯法：对方中伤的是个人或者必须能具体到个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群体，因此有个华裔律师去起诉CNN主持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首先从其攻击的对象上来看此案就无法成立。第二必须是受害人本人提起诉讼，任何人不能越俎代庖，因此告CNN主持人案里，你非要说是具体到13亿人，要替13亿人打官司，那行，你得拿出13亿份授权委托书，而像董存瑞的亲属替董存瑞正名这种官司同样打不起来。就算打起来也赢不了，因为第三你当然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对方说的确实是假话，董存瑞亲属手上那点存货显然不够，那个CNN主持人说中国人又是呆子又是暴徒，我个人觉得他这句话还挺有道理，文革时中国人不是呆子、暴徒又是什么？第四必须证明该言论确实对当事人造成了伤害，假如别人造谣中伤你，但是他人品一向很差，结果根本就没人相信——不构成任何伤害，官司还是打不赢。至于精神伤害，必须出具医学上的证明，因此想告赢CNN主持人，排除以上几个条件，还必须得证明十几亿中国人确实被他说成了精神病。要注意光有精神病还不行，还必须证明这个精神病确实是CNN主持人造成的，而不是我国的教育或其它什么造成的。光是考虑到完成这件事所要付出的成本，打官司便已经是很不划算的选择了。你说这个人能在美国当律师，她会不晓得这些事情？还不就是看准某国满地的爱国人士，人傻钱多速来吗。

接下来说一个争议话题。过于自由的新闻监督可能会伤害个别人个别机构，但不监督则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危害，问题是，假如某些言论也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呢？对于这一点，美国法学界已经争论了快100年了，还是没有结果。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只有该言论具有“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时，才可以合法的被美国政府所压制。“明显”（clear）是指该言论极为可能造成社会危害，“即刻”（present）是指这样的言论连给政府商讨或协调的余地都没有，除了立刻压制以外没有任何解决方案，否则会马上造成社会危害。如果言论是可以通过辟谣、辩论之类来消除其危害的，这样的言论还是不能被压制。根据这些原则不断衍生，要压制某种言论，还要求该言论具有足够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并且对其社会危害程度的核定主要取决于言论本身而不是言论发表的客观环境，客观环境只能作为判断言论破坏性的参考因素。要对言论的发布者进行惩罚，则要求对方具有“明显恶意”（例如是外国间谍或者有经济图谋之类），否则只能压制言论本身，而不能在相关压制性法案出台前对言论的发布者提起控诉。

有了这么多的附加条件，看来美国的言论自由已经很完善了，但其实不然，美国人自己可是一点也不满意。美国法律的一个特色是“大处抽象，小处具体”，或者说总体指导原则（宪法）比较抽象，实施时的判断标准则比较具体，这是为了在保证法律足够严谨、有足够可操作性的前提下，具备适应形势而变化的能力。而中国的法律是大处抽象，小处还抽象，只具备变通能力，这样政府又掌握了法律的话语权，怎么着都是它说的算，说你危害社会就危害社会，具体怎么危害了它也说不清，实际上危害了政府的霸权倒是真的。这一点光从我列举的美国判例就能看出来，中国法治社会喊了这么多年，判过几个跟言论自由有关的案子，少数几个案件也是根据法官个人喜好解释，法律体系和法律条文又哪有美国这么谨小慎微？而美国这样的言论压制标准，在中国人看来已经是极为严谨了，对美国人来说却是在“可操作性”上还不够具体，比如3K党曾扬言带领40万人冲击联邦政府，这在中国怎么着也是“黑社会教唆威胁群众上访”了吧，这还不算严重，恶意还不够明显？结果却没有被政府所压制。但你散布虚假信息导致某支股票股价大跌，别人都受损你却从中牟利，那你就等着坐监吧。在这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去界定怎样的言论该被压制，怎样的言论不该被压制，越是对压制言论的危害有清醒认识，越是难以做出选择。而且就算是这么几条指导性原则，也并不符合所有人的胃口，各党各派总是会围绕言论压制标准而展开激烈辩论。

好在美国的法律体系对这类暧昧问题也有个“最不坏的解决方法”。这里插播一个与言论无关的内容，那就是美国的“陪审团制度”。陪审团（jury）一词出自拉丁文jurare（宣誓）和jurata（临时），以它在美国所扮演的职能来看的话，正确的翻译应该叫“临时公民审判团”，是来审的而不是来陪审的，中国一个“陪”字就把人家司法制度的精华部分全给陪掉了。在美国罪案的判定是由审判团完成而不是由法官完成，法官的任务一般只是电视节目主持人（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除外），审判团才是评委。审判团由12名成员组成，其成员从非公务员、没有犯罪前科的美国公民中随机抽取，作为审判团成员不必具备任何法律专业知识，而且没有极为合理的理由不得拒绝这一公民义务。这12名成员必须由原告被告双方律师共同进行资格审核，你不喜欢的人可以把他剔除掉，这就最大程度的保障了陪审团成员的客观性。我们常说民主的有效实施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司法的独立与公正，审判团制度就是美国司法体系如此强健的最大功臣，成员的随机性、流动性与人数都使得操控法庭变成了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在判案的公正性上也大大提高，如果能老老实实的引进审判团制度而不是让法官一人独大，中国也不会冒出那么多滑稽可笑的判罚，甚至很多社会问题也迎刃而解。当然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案听起来似乎有些像古希腊的原粹式民主，但我们也说过，好的制度是不存在的，能选择的仅仅是“最不坏”的那个制度，审判团制度也被实践证明是极为有效的。中国人的诡辩法总是很有意思，讲外国时就非常绝对：国外也不完美，还不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讲中国自己时就异常宽容：哪有完美的制度，这点小问题……

中国每年都有一些作家、记者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而把抓去作监，不过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好象只有外国向中国老百姓泄露中国的国家机密，没听说有中国老百姓向外国泄露中国的国家机密的。在美国，公民没有替联邦政府保密的义务，你可以随便“泄密”，当然前提是你从来没签署过“保密协议”。说到这里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记者在刊发新闻时要经过美军审核了，因为记者们都是跟军队签署保密协议的，作为替军队保密的利益交换，军队派人保护这些记者深入险境，允许他们到一些不对外开放的地方（军营）采访，获准采访某些特定人物。如果你牛B烘烘的，说不我不要军队保护，我也不签保密协议，我自己扛着摄象机就冲到前线去了，那美军根本就没有权力来审核你的稿件。国外所谓因刊发什么有关伊战的文章或照片而被解雇的，多数都是违反保密协议的。例如一名运输公司职员因在网上发布美军士兵遗体的照片而被炒了鱿鱼，中国人说是因为这种照片动摇了美国人的参战决心而招来政府的报复，向公司施压把他开除，并且把拍摄者当成了反战英雄。事实上此人所在公司争取到了替美军运送军需物资的订单，这其中有大量的机密物品，自然要签定保密协议，这名员工将运输品展示在网上，是严重违反保密协议的行为，完全够去坐监了，恰恰就是因为他展示的只是士兵遗体，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害，所以才仅仅是开除了事。

问题是，万一我没签保密协议，无意间又挖掘出了美军的重大军事机密，比如说找到了美国在国外所有间谍的名单，那我能不能发出来？从法律上讲，这不构成泄密罪，因为你没有义务替政府保密，能让你拿到如此机密是政府失职，政府要追究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你的责任。前几年美国出了个特工门事件，就是《纽约时报》记者泄露了特工身份，令美国政府遭受重大损失，同时也置该特工和其线人于危险境地，结果两名记者被判处18个月监禁——且慢，判刑可不是因为他们泄露了特工身份，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拒绝透露是谁向他们泄露了这一机密，因此才被判藐视法庭罪，并且《纽约时报》也因刊登这篇文章而要付出每天1000美圆的罚款，直到两人坐完18个月牢或者供出消息源为止，只要这两个记者肯松口，他们马上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了。一般来说，美国记者有权保护信息来源，法庭不得强制记者说出消息源，这也是对记者职业道德的一项考验，例如水门事件中的神秘泄密者“深喉”，把美国总统都搞下台了，却能被美国法律保护几十年，当事记者也不必把这个消息源供出来。但是在一些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便例外了（显然在他们看来弹劾总统与国家利益没什么关系），根据《情报人员保护法》，法庭有权力强制记者供出泄密者。换句话说，虽然特工的身份是记者公诸于世的，但是这两个记者并没有保密义务，因为他们没有签署保密协议。真正有保密义务的是政府内部的工作人员，尽管他只是告诉记者，没有告诉大众，但最后出了事帐还是要算到他头上，谁的秘密，谁来保管，记者是一点责任都不用负的。这两名记者入狱近4个月，终于供出消息源是副总统切尼的助手利比，这两个记者马上重获自由，而利比则被判处30个月监禁和25万美金罚款。

事实上大多数国家要求记者也要在一定限度内自觉保守国家机密，美国算是言论自由到有点夸张的少数异类，在欧洲一些国家对纳粹言论是严格限制的，在美国你却可以合法的替本拉登张目。这么看来美国的国家利益似乎随时都处于重大威胁之中，你可以随意的散布国家机密（前提是你能搞到这样的信息），又不用担心吃牢饭，就连泄露特工名单这样的事只要供出元凶都可以无罪，那美国不是早该亡国了吗？而且美国记者一直以保护消息源作为最重要的职业道德之一，不然以后再也挖不到新闻，政府内部的泄密者可以放心大胆的向记者们泄密，记者们往往誓死要把牢底坐穿（这种例子也曾经有过），就连特工门事件中的两个记者都是在利比授意之下才招供的，可见保护消息源对记者们来说是多么不可动摇的道德原则。但美国建国两百多年，并没发生多少重大恶性泄密事件，能颠覆国家的更是谈不上，这事实上还是跟道德有关，或者叫言论的市场决定原则。就像汶川大地震时出来辱骂灾民的辽宁女，咱们复习一下关于诽谤的内容：第一骂的是全体灾民，难以具体到个人；第二虽然中间还有个老太，可以算是具体到个人，但人已经死了，当事人无法亲自提起诉讼；第三并没造成实际损失，因此辽宁女的行为完全合法（至于她因为什么《治安管理条例》被警察带走那是中国的问题），但为什么生活中很少出现这样道德败坏的人？这就是社会道德体系是施加在社会成员身上的另一道言论准绳。像美国有个教授就为本拉登说好话，虽然没有人起诉他，他却被学校开除，估计以后也很难找到工作。而辱骂黑人本身也不犯法，只有区别对待才属于法律意义上可以惩罚的“歧视”，你在美国对着黑人张口就骂，警察不仅不抓你，说不定还会保护你，以免你被人打死，但你也会失去人们的尊重。言论尺度过严的网站会失去流量，整天造假的媒体会失去客户，都是同样的道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荷姆斯曾说过：“对一个念头是否为真理最好的测试，即凭其力量在竞争市场中为人接受，并且惟有基于这样发现的真理，才能稳固地达成他们的愿望。”虽然有些人认为错误言论可以利用资源优势占据市场，但林肯也说过：“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真知灼见经历时间的考验，最终必会战胜歪理邪说。当然有些国家连市场经济都接受不了，要它们接受市场型的言论自由就更困难了。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政府完全可以合法的压制新闻自由。在战争时期，政府将有机会通过各种临时言论压制法案，只不过现在美国仗越打越轻松，因此并没有这么做的必要。事实上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野心家（如希特勒、查韦斯）通过特殊时期（战争、经济大萧条）而掌握特殊权力，再以此一举摧毁本国的民主体制，正所谓“有多少特权，就少多少人权”。而美国至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是拜其完备的制度和长期的民主文化所赐，美国的法律和体制最大限度的限制了行政部门的权力，同时又始终警觉着独裁势力的崛起，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全体公民时刻都虎视耽耽，甚至为了保证在国家出现暴政时公民能够推翻政府，还允许私人拥有枪支（难能可贵的是在伊拉克也做到了这一点）。这不仅是他们制度的一部分，也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说，就算政府想压制反战言论，就算某个总统想搞独裁，在美国也注定无法得逞，罗斯福当了四届总统，深受美国人喜爱，也没做什么坏事，美国人却马上提高警惕，规定以后总统不得连任一次以上，而且还是写在宪法里，完全是拿总统和政府当家贼一样防。小布什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过：“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样的文化、这样的制度，使得美国即使是在战争时也懂得把握好国家利益与公民言论权之间的平衡点，也正是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必要条件之一。

民主与面包

推倒柏林墙 @ 2008-9-25 13:03 阅读(1155) 评论(6) 推荐值(29)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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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常听到的是这么一种观点：中国要是民主，可能会导致贫穷、混乱、分裂……伴随的则是另一种观点，中国正在不断进步不断发展，言下之意是稳定第一，民主可以暂时放在一边。这种说法只是凭空的推测，本身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第一有诸多亚洲和东欧国家制度转型的成功先例摆在那里，失败的案例几乎没有；第二1948年中国就成功进行了总统与立委的全国普选，在总统的位置上，蒋介石威望过高，对手居正的得票率仅有不到10%，而副总统的位置竞争激烈，产生了一系列美国式选举现象，这其实已具备民主雏形，再差一步便可开花结果，可惜却被拒绝参选、里通苏联的叛国者无端破坏，你非要说中国人的素质连60年前的民国时代都不如，那我也实在没有办法。

事实上这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典型特征之一：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不了解这种病症的人可以google之，必有收获，或者再看一遍《肖申克的救赎》，仔细体会这句台词：“监狱真是个怪地方，一开始你讨厌它，然后习惯它，最后离不开它”。对未来的恐惧恰恰源于对现实的恐惧，中国人虽然嘴上高叫进步发展，内心却对现状充满忧虑，自己却毫无察觉。对民主的误解使得他们得出贫穷、混乱、分裂的推论，其最重要的依据是国内日益积累的怨气，使得这些“民主的恐惧者”对这种怨气拥有正常抒发渠道时可能造成的后果感到担忧。因此作为斯德哥尔摩市某银行里的人质，他们害怕警察的营救会使得劫匪撕票，并且在得到劫匪“只要合作就不会受到伤害”的承诺后，将生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劫匪的仁慈上（“政府也在进步”），这才是他们抵制民主最根本的原因。

因此，如果忽略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个原因，反民主者所找出的其它借口只能是由结果逆推必要条件的诡辩。而民主在中国经常被和面包联系在一起，最后无论民主的支持者或反对者的辩论焦点都集中到了以下几种民主与面包的逻辑关系上：充分条件关系，有了民主就会有面包；必要条件关系，有民主才会有面包或有面包才会有民主；主次关系，民主比面包更重要或面包比民主重要，先要民主或者先要面包；矛盾关系，有民主就没有面包，有面包就没有民主。最后一个无疑是荒谬的，主次关系则根本没有争论的必要，事实上仍然是把民主与面包当成了一种暂时的矛盾关系。至于必要条件关系，首先肯定不是有面包才能有民主，这么说等于在批评现在的中国还不如两百多年前的美国。但是有民主才有面包看起来也不对，俄罗斯、中国似乎就是没有民主也有面包，因此从中国人最直观的角度来看就是错误的。而因果关系似乎也不成立，印度在没有面包的前提下就搞起了民主，按我们的看法，他们民主了60年，面包也不如中国多，无论哪个说法，总是有站得住脚的反驳借口。

需要注意的是，以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以及今天的世界大环境，无论如何也不会沦落到上世纪60年代那种人吃人的地步，因此这里的面包指的绝对不是温饱，而是更高级的利益需要。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中国人是关在笼子里的鸟，只要你让这只鸟吃饱喝足并且关紧铁笼，它就会丧失飞行的欲望。到最后，它看到别的鸟在外面飞，会不理解甚至嘲笑对方，当别的鸟来营救它时，它拒绝离开铁笼，别的鸟指责它的主人时，它则干脆把对方当成反鸟分子。这只鸟认为一旦脱离主人的控制就会失去食物，还是呆在铁笼子里更有保障一点，这种担忧其实和民主恐惧者的一模一样，建立于一个未被这只鸟意识到或不愿承认的基础：它担心自己没有在自由世界里觅食的能力。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它已经遗忘了自由的感觉，野兽可以因驯养而忠诚，人也同样如此。到了《肖申克的救赎》的最后，当所有观众都被监狱阴暗的体制无情的束缚住而无法自拔时，安迪终于从那个坑道里爬了出来，在滂沱的大雨中扯开囚服，发出自由的呼喊。“有一种鸟儿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观众跟着体会了一把从导演缔造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短暂解脱的快感，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向CCTV表示此片IMDB排名前五果然名不虚传。可惜现实不是电影，现实是如此不堪，中国的现状就是：自由的光辉已经消失了，鸟儿身上唯一能看到的光芒是眼睛里的绿光。至于精神信仰则已完全消失殆尽，从最初共产主义蓝图的破灭到毛神话的轰然倒塌，广场上的枪声又强行终结了中国人对自由的渴望，失去一切精神价值与道德约束的中国人，只能把目标放在了经济利益上，甚至达到了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地步。

事实上，这种文化有其产生的根源。中国社会往往是上层建筑决定下层建筑，从89年之后，共产党已经完全抛弃了一切意识形态，包括该党以此命名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引发广场事件的原因有二，除了不断壮大的民主思潮以外，另一个原因则是官倒集团造成的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人民的自由与食物同时遭受了威胁。而第一项要求是一个集权政府绝对无法满足的，因此它的解决方案只有从食物上入手，当共产主义与改革开放的价值彻底幻灭之后，需要一种新的价值去支撑政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为了控制民众，除了万年不变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外，政党所能追求的最务实的价值就是经济价值。从这个时候开始，国家的经济状况已经变成了共产党赖以生存的最后一根稻草，用经济的发展保持国民的满足感不仅是共产党维持政权的终极手段，更是唯一手段。自此之后，国家的一切行为、一切政策，都必须要为这个目的服务，甚至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无论是李邓（力群）姚所代表的左派势力还是胡赵系残留人马的右派势力，都必须靠边站。从邓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开始，到后来朱“GDP至上”的经济策略以及江无意漏嘴的“闷声发大财”，都已经表明了党内一个全新价值观的树立，并且影响了整个社会。

可惜的是，尽管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经济未必就能得到发展。作为一个后极权主义政权，正所谓“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腐败必然破坏社会公正。从80年代的官倒集团开始到今天，腐败愈演愈烈，尽管如此，全社会却束手无策，甚至习以为常、再也不闻不问，腐败不仅在剧烈化，而且在公开化、合法化。共产党同样束手无策，作为一个共同的利益集体，给予民众监督权必然损害自己的特权，裁判不能加入游戏，自己不能监督自己，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也正因为社会公平的丧失，民众难免会产生“州官既能放火，百姓何不点灯”的想法。自广场事件之后，国人固有的价值开始全面崩盘，社会道德全面沦丧，国家疯狂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个人则疯狂追求个人利益的增长，从官僚机构高明的技术型剥削手法（股市）到民间层出不穷的低劣骗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尊重被完全破坏，剩下的只有对经济利益赤裸裸的渴望，因此中国人把民主率先和经济利益率先联系起来，甚至将经济利益作为是否发展民主的唯一考量，也就变得不足无奇了。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阐述中国经济的实质：一棵桃树，结满了未成熟的果实，由于社会道德的沦丧以及众人对眼前利益的短视，所有人争先恐后，不顾少数人非议的目光，冲上去把果实一抢而空，生怕自己比别人少得一个，少数人除了跟进，毫无办法，不然不光是得不到成熟的果实，就连青涩的桃子也一个都拿不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特权者必然会有最丰厚的收获，而民众只能在边边角角获得几个最青涩的果实，这样的现实也会逼得底层民众进行更疯狂的争抢，最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在这样一个不择手段追逐经济利益的时代，民众切到的蛋糕永远是最小的一块，而现在人们就在为了这块最小的蛋糕而拼死争抢、维护旧有体制。至于种树则是吃力不讨好，因为你辛辛苦苦的种了树，最后果实却都被抢走了，回报与投入根本不成正比。无论是高昂的税费、权力的寻租、对知识产权和智慧劳动的漠视等等，除了注定了中国永远只有低端行业，更使投资环境严重恶化，没有社会公正，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投机倒把者、与政府勾结者等各种邪门歪道会把正当的生意人全部挤走，最后中国人必然会陷入无桃可摘的境地。

中国人的金钱价值观与畸形的经济发展方式，在西藏事件中就可窥之一二。有人奇怪，中国政府在西藏投入了那么多钱，而达赖却没给西藏人一分钱，为什么西藏人跟着达赖走，而不跟着中国走？对于没有信仰的中国人而言，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难理解的。从表面上来看，西藏的经济似乎确实得到了发展，现代化的建筑与设施、繁荣的街道与商贸，无一不在提醒人们这个地区在中国的帮助下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可是这背后的代价却很少有人看到。为了建设城市，大量传统宗教建筑被拆毁，而汉人大量涌入确实使西藏显得生机勃勃，结果却把藏人的饭碗都给抢走了，藏人不仅没从地区的发展中获得好处，反而在自己的发源地被排挤到了社会边缘，与此同时，传统文化遭到破坏、政治权利遭到剥夺，藏人的地盘却不归藏人做主，反而是汉人官员从贱卖土地与毁灭环境中大肆牟利，对于一个本就不太在乎物质享受的民族，几十年的抗争根本不足为奇，最终从和平抗争演变为暴力抗争，毕竟暴民是暴政的产物，两者永远都是相生相成。可以预见的是，汉人迟早、或者说已经在面对与藏人相同的命运了。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之前29年的中国是个完全病态的国家，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不过是这个国家稍稍恢复正常的结果。现在中国只是在延续这种经济惯性，但是腐败正成为削减惯性的阻力，为了抵消这种影响，中国政府不得不使尽手段刺激经济发展，可惜这些手段一方面刺激了GDP，一方面却成了民众生活质量的最大杀手。消失的社会福利、高昂的房价、高污染工业、出口业极端可怜的工资和极端苛刻的工作条件，无一不使GDP和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但是除了帐面上的数字增长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反而下降了。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底层民众的社会运动越来越频繁，其焦点集中在拆迁、征地、工资待遇、滥用职权欺压百姓等方面，而房地产业恰恰便是GDP的贡献主力。中国人一向缺乏抗争的勇气，集体事件的频繁发生足可见底层民众的生活空间正被不断压缩，这也正是中国在无法让经济得到实质发展的情况下，能够制造GDP快速增长假象的原因：剥削一部分人，牺牲他们的福利以为另一部分人的繁荣假象而服务，甚至于透支子孙后代的福利、透支当代人的消费能力，去换取一时的GDP，以延长政权的寿命。

近几年，共产党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在努力改变“GDP为纲”的行政思路，可惜的是，这样的努力完全没有任何成效。第一，快速增长的GDP为政府带来了税收，为官员带来了利益，在没有道德约束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他们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第二，我国税收多年保持20%左右的增速，远远大于GDP增速，目前税收占GDP总量比率已连续多年呈几何级数增长，这已经足够糟糕了，一旦GDP停止增长，两者间巨大的差异将引发民众强烈的不满，并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朵奇葩；第三，要改正错误，先要承认错误，GDP既已成为民众衡量经济的标尺和满足感的来源，要说服民众放弃旧有观念，唯有承认过去发展路线出现严重错误，同时找出新的满足感来源，这又是让政府为难的事情。05年底广东某市的事件是继广场事件之后政府首次动用重型武器射杀抗议民众，面对日益激烈的不满情绪，中共对当地政府毫无动作，正是这种尴尬的体现。若是加以惩罚，第一自己曾亲手制造广场事件，并发誓永不平反，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难以向外界解释；第二更会间接鼓励更多群众运动，使因对暴力的恐惧而不敢发作的怒气彻底爆发出来，无疑是自毁长城。换句话说，中共已经完全被束缚在了自己所创造的体制内，虽然明知现在这样的发展路线是饮鸩止渴，但多活一天是一天，已经毫无选择之余地。

中共依托其创造的体制而实现数十年的统治，但这个体制不断壮大的同时，却反过来统治了中共，并蚕食着中共的生命力，而中共却在自己创造的怪物面前显得无计可施。邓时代之后，中国已经没有办法推动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从基层来讲，人人争利，都打着别人种树、我来摘桃的算盘；从高层来讲，毛邓江胡一代比一代孱弱，党内没有任何强有力的派系或个人有能力力排众议进行改革。强权的不断分化与削弱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专制政权都要面临的问题，唯有到国家发生混乱之时方能巩固，到了中共这一代，这种现象尤其严重。中共的特点是不愿承认眼前最简单的事实，按照哈维尔的观点来看，一个以谎言起家的政权，最后必然用一个谎言掩盖上一个谎言，从而不断制造谎言，这样的后极权主义政权擅长的便是伪造过去、伪造现在、伪造将来。例如中国已无共产主义，党名却仍叫共产党；中国已无社会主义，教科书里却充斥着相关内容；中国换个说法叫改革开放，就可以走过去自己最痛恨的资本主义道路；台湾明明已经拥有主权，中国就是不承认，还用经济利益诱使别的国家不承认。最关键的，中共明明是个专制政权，它非说中国的帝制已经结束了，这就逼着它摆出一些削减权力的措施，而不能做得过为露骨，王治必须淘汰，并以党治取而代之，但当这个党再无共同的价值基础后，中国真正的统治者便成了体制。毛邓之后的领导人既无开国之功，也无可以引以为豪的经济奇迹，在党内没有一言九鼎的威信，因此中国一旦踏上歧途，便无法靠个人力量自我修正，不可能再出现蒋经国一类的人物。而这条歧途却恰恰是只注重经济利益而不要公平、不要道德的歪路，这使得内部最后一点凝聚力都被金钱完全瓦解。这个丧失理想的政党既没有能力挽狂澜的英雄，也没有集体转弯的可能性，即使在灭顶之灾面前，所有人仍不能齐心协力，而是抱着“党没了不要紧，我还可以去美国”的想法，最后也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了。

综上所述，很容易理出如下的逻辑关系：共产党必须使经济继续发展以延续自己的寿命；特权阶层则用手中的权力破坏社会公正，使得经济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只能用剥削与透支两种方法制造出“一小部分人当前的繁荣”；在社会公正越来越差的同时，特权阶层更加肆无忌惮的疯狂掠夺；执政党对此束手无策。需要注意的，在一开始我们提出了一个鸟关在笼子里的模型，但这个模型有个致命的漏洞：现实中，并不是主人养活这只鸟，而是这只鸟在养活它的主人！主人却在不断削减鸟儿创造食物的能力，并且胃口也在不断扩大，可以预期的是，中国人民的劳动成果将会被劫掠一空，在“透支”的危害还没完全显现出的“当前”，被剥削的人群将会不断扩大，社会地位越低的人将越早加入这个悲惨的行列，“一小部分人”将会越来越少。说到这里我们发现个严重的问题：面包没了！没错，从78年开始，中国人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就得到了面包，但这块面包仅仅是在没有社会公正的基础上获得的短期利益，在享用了这块面包30年后，中国将不可避免的再一次轮回之前所有专制王朝的命运。

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大致看出了民主与面包之间的关系。民主既不创造面包，也不毁灭面包，民主的功能是维护社会公正，使得一个国家创造面包的潜力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面包的制造力长久稳定。这时我们可以回头看看印度，印度是个天生就没有社会公正的国家，它们的种姓制度渊源流长，早在人降生之初就划定好了不可动摇的社会等级，但是民主的出现却抵消了这种负作用，任何种姓的人如今都能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在印度，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旁边就是破破烂烂的贫民窟，看似极为可笑，而且给人留下贫富差距极大的印象，事实上，贫富差距根本就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差距是因社会不公正造成的，可怕的是富裕者为富不仁。现代化建筑与贫民窟的并存，恰恰就是印度社会公正的体现，无论穷人富人，生活在城市里的权利是相等的，这个国家不需要表面上的繁荣，任何人都无法打着所谓经济发展的幌子把穷人赶到城郊结合部去，而征地问题恰恰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最可怕的问题之一。印度穷人拥有免费的医疗、教育，随便占块无主的地皮就可以搭起自己的窝棚，而不用担心城管的夜袭，这正是这个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复杂的国家六十年来从未发生大规模暴乱的根本原因。一个最能令中国人警醒的数据大概是印度人工资占GDP的比例，在中国这个数字连年下降，到现在已经低于10%，而印度却在50%左右，这使得印度在GDP远远不如中国的情况下，人均工资却远远高于中国，尤其是越往社会底层这种差距就越可怕，现在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还不如印度上时机90年代的水平，由此也可见印度的贫富差距虽然严重，但还是远远不如中国，只不过中国把最穷的都藏在农村了，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巨大的企业，这个企业增加利润的方法其实是削减员工的工资，印度人的工资每年上涨15%左右，中国的GDP每年上涨10%左右，作为普通民众，哪个数据更有意义，一目了然。印度人到底有没有面包？我想说到这里，每个人都应该对“面包”背后的其它一些东西有了新的理解，而决定印度穷人现状的根本因素，就是印度人手中那7亿张选票。

说完民主与面包之间的关系，再回头来关心一下风雨飘摇的中国。面包是中国人唯一在乎的东西，现在面包就要没有了，股市、房市、工资、物价，无一不在提醒人们这种危机的可能性与紧急性。其实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总有停滞的时候，就像任何一个政党总有下台的时候，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例外。美国、日本都曾经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可能继续面对新的经济危机，但他们的社会制度已经趋于公正，使得他们只能从经济因素上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而对于把社会稳定完全维系于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中国，经济停滞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这时再回头看刚开头那种“稳定第一”的观点，就像越是发展经济人民生活水平越差，越是要稳定中国就越不稳定，愈演愈烈的社会运动表明情况恰恰就在往相反的方向发展。有一种类似观点是中国要靠执政党推行“渐进式民主”，可惜这只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中国每向民主跨近一小步，表面繁荣的面纱便要被撕下一块，经济发展的假象便要被无情戳穿，特权阶层就不得不放弃一部分既得利益，而我也说过，现在的党已经没有能力进行社会变革，指望他们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事实再次与这些人的白日梦相反，这么多年来我们看到只是在这个国家想要发表言论、维护公民权利甚至登陆维基百科都越来越难，铁幕正越来越牢固，情况正恶化得越来越厉害。而问题的紧迫性也不会给“渐进”留下时间，要想平安度过这种危机，唯有所有人团结起来向执政党施压，立刻实行民主改革。可惜现实还是现实，现实过于残酷，这个国家的居民已经失去了80年代的理想，成了一群追逐铜臭的动物，下一次站在广场上的人将不是充满理想的年轻人，而是一帮饿着肚子的暴民。因此我个人对中国的命运是极不乐观的，我能丢下的只有五个字：早死早托生。

发现海外华人还挺搞笑的

推倒柏林墙 @ 2008-9-29 22:03 阅读(1412) 评论(4) 推荐值(37)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dtw/archives/184175.aspx

[这篇文章写于今年四月，当时还没打算混牛博，所以没在这儿发出来。现在再发其实已经不太应景了，不过当时在凯迪上很受好评，现在凯迪也不给说话了，就转到牛博，算是补齐吧。文中“海外华人”当然是有所特指，并非全部在国外的中国人]

去年有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说是一个加拿大野鸡大学，里面几个国家的留学生联合起来欺负一个中国人，后来愤怒的中国留学生从四面八方赶来，披着国旗，唱着国歌，搞起了和平示威，结果被一群外国人打了。有一个同学还被打得满嘴是血，大家很愤慨，很心碎，回国内论坛哭诉他们的遭遇，接着说：祖国要强大，一定要强大，不然我们在外面没尊严啊！国内粪众，纷纷响应，山呼口号，或慷慨激昂，或声泪俱下，其状甚是感人。

后来我看了那一长串的敌国名单，欧美传统列强不见踪影，都是这么些国家：俄罗斯，越南，委内瑞拉……好家伙，怎么八国联军又打过来了？而且这些都是我们分布五大洲的社会主义老朋友吗，怎么就联合起来揍中国人呢？

这里就要说说义和团了。咱们教科书上对义和团可是高度评价的，其实真实的义和团就是一群暴民。当时义和团给洋人安插了这么些罪状：“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

就是这么一群蠢货。那洋人“作恶多端”，你去杀洋人去啊，他不，他杀教民，也就是信教的中国人。你会发现拳乱时，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死亡比例估计有1000：1。历史上又有如下记载：“（家有洋货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洋货就地销毁，国货就地分赃，经常几千几千的屠杀教徒，就是这么些玩意。

为什么义和团这么嚣张呢？当时慈禧在洋人面前一直抬不起头来，后来端郡王给她支招，说义和团“刀枪不入，可御洋兵”，慈禧深信不疑，所以义和团当时就跟文革初的红卫兵一样，风光无限，还一度要批斗批斗光绪和维新派，因为是“奉旨造反”吗。中间又经过一些事儿，咱就不细说了，反正最后老佛爷很自信的跟全世界宣战，当然义和团也不能漂洋过海了，只能在家里杀杀外国侨民和中国教民，甚至扬言要冲击人家的使馆，老外一琢磨这事儿不对劲了，于是“八国联军”就这么诞生了。等人家应战而来，义和团又四散而逃，最后仍是刀枪可入的清兵上去打主力，这时还有义和团某一支部趁机一雪私恨，躲在后面打清兵，就是这么一帮搞笑的东西。

所以我一看这么多国家的人一起揍我们的小留，我也琢磨着不对劲了。后来事情真相大白，原来一个中国学生和几个黑人冲突，本来是私人纠纷，给他上升到民族高度，拉帮纠伙摆出一副要干架的阵仗，半夜三更不好好睡觉，跑去拉宿舍里的火警。全楼的外国学生以为着火了，穿着睡衣睡帽踩着拖鞋就跑出来了，却发现是一帮中国傻B在闹事，这不打你还打谁？搞笑的是七八十个中国人，打不过人家二三十人的N国联军，人家打架提着棍棒，这帮傻B披着个国旗，还真以为自己刀枪不入了。而那个被打得最惨的中国人，居然是个小汉奸，指责小留们乱拉火警，被中国人给打成了猪头。后来警察过来，说再闹就要处理中国人了，这帮小留开着奔驰宝马，刷得一溜烟就没影了。

其实海外华人干这类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前段时间刚有个留学生在法国被阿拉伯人给捅死了，这小留的同学又回国内论坛求援，说得好象人家阿拉伯人有病，没事就主动拿啤酒瓶捅他们一下似的。后来终于有一个小留说了真话，原来这帮人和阿拉伯人发生口角，阿拉伯人拿酒瓶砸他们的车，他们一看对方年纪很小，就拿酒瓶砸人家头，一起追上去打人家。结果还没追上，阿拉伯小年轻又搬来一帮救兵，中国人一看人数差不多，应该是势均力敌，于是冲上去迎战，两个劣等民族混战一场，一位中国同志不幸为国捐躯。这时阿拉伯又来援兵了，中国小留们见势不妙，留下一具尸体，仓皇逃窜，这时才想起来要去报警，到了警察局反被拘留了，原来那个被砸破头的阿拉伯人先报了警。于是小留们就回国求援啊，上大使馆求助啊……

要我说吧，捅死了就捅死了，多大的屁事，中国哪天没人被捅死啊？只不过是在法国，被阿拉伯人给捅死了，这代志就大条了。同样的逻辑，日本人在南京杀了30万，中国人像祥林嫂一样又哭又叫，XXX大跃进害死3000万，哦不止，加文革什么的有8000万，也没人敢放几个响屁出来，敢情同胞的命还有贵贱之分？而且这帮中国人都特别搞笑，每次搞得气势汹汹的，最后打不过人家，才向警察求援，但自己又不占理，于是就跑回国内求援，跑去大使馆求援，什么问题都要上升到民族高度，好象人家捅他一刀，中国本土就被空袭了，西安以东就被炸平了一样。

所以你到最后就发现，不是中国没尊严，是这帮中国人自己就没尊严，他们以为别人是针对他们的身份，其实他们自己就不是个东西。小留回来忽悠忽悠中国人还是可以的，反正中国人一直在被忽悠吗，可是老外不吃这一套啊，中国人在国外的名声其实就是被这些人给败坏的。这时我又想到某个国家的政府，自己垃圾得不得了，在国际上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只不过口袋里有几个从本国人民那里剥削来的血汗钱，整天送这个国家一个订单，送那个国家一个订单，总算把场面给罩住了，但别的国家还是老指责它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它说也说不过人家，打也打不过人家，就跑回国内求助，胡说八道一通，把什么问题都上升到民族高度，说人家都是反X分子，国内的粪众就一个个愤怒得不得了，其实那些事跟他们屁的关系都没有。真是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小留这一套，不都是跟共产党学的吗？

其实这几年我也发现，海外有些华人特别爱国，爱啊爱啊都爱成傻B了。你这么爱国，怎么就跑到国外了呢？国内要是你说得那么好，什么幸福你不能在国内追求吗。你要说这帮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那又说不过去了，因为这帮人师完之后都不愿回来了，说是爱国，真要他在中国呆着也挺为难的，这不是叶公好龙吗？行为和思维就已经分裂到了这种程度，那是身不由己啊，想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这就是典型的装B吗。

所以我们可以发明出一套专供小留做的测试题。问题1：你是否觉得中国现在这样很好很有前途？A是B否；问题2：你是否准备回国？A是B否。如果你选AB，恭喜，确实是装B。要是选AA那就更要恭喜了，彻底的一个傻B。这套题目，可以快速检测出对方的智商和人品。

像这次西藏事件吧，小留一个个愤怒得不得了，又是撕CNN的画皮，又是骂人家政府，整天示威、游行搞得不亦乐乎，用外国政府给的权利反对人家，你叫他回国试试？哦，回国后骂CNN还是可以的，游行示威就不行了，会被当成群体性事件，惊动城管后果就严重了。anti-cnn是可以的，anti-cctv你想都不要想，一个最不真实最没新闻自由的国家，整天拿个手电筒照着别人来劲得很，我都不好意思说这帮人了。这时我就想到一个经典的笑话。一个美国人说，我敢在白宫前骂美国总统，于是苏联人说，这算个屁，我在克里姆林宫前一样可以骂美国总统。但你叫他在克里姆林宫前骂勃格日涅夫，嘿，被普京带着一群KGB人间蒸发了。

国内这么多屁事，都不够人操心的，矿难，拆迁，黑窑，通货膨胀，毕业潮，民间疾苦他们从来都不关心，你要是跟他们讲这些问题，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这些人好可怜”，而是“国外也有这个国外也有那个”。而那边外国人一对西藏指手划脚，他马上肾上腺素激增，愤怒得不得了。结果我们可以发现，不光是小留了，整个中国所谓的爱国主义，就像秦晖说的那样，叫“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虚伪得一塌糊涂。

其实吧，这些人在国外也挺可怜的，他们可能物质上衣食无忧，精神上却一直是半残废。海外华人在国外大多是扎堆的，搞个唐人街什么的自得其乐，那些高扯爱国主义大旗的华人就很难融入当地社会的主流环境，。但是你叫他回国那就更不可能了，他宁愿忍受所谓“西方的偏见”也不肯回国。尽管他是丛林社会出来的，从来都是用丛林社会的模式去思考问题；尽管他不愿意承认，但他还是隐隐约约的、非常抽象的感受到文明社会的种种好处，更愿意留在那里生存，虽然他可能根本说不出来好在哪里。这就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类和动物的区别之一。

正是因为在文明社会遭到这种精神上的排斥，这些海外华人把祖国当成一个依托，将其幻化为一个符号，一个鼎礼膜拜的图腾。他希望国家来改变他个人的处境，希望原子弹和所谓的大国称号能给他带来在西方世界的尊严，他需要这些虚幻的东西作为弥补。但是他不愿承受中国争取所谓“国际地位”的代价，他有意忽略掉小老百姓在重负下发出的呻吟，呆在国外凭空享受中国发展给他带来的好处——实际上是什么好处也没有。他用嘴巴爱国，用外国政府给他的权利爱国，这样的爱国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得到别人赞赏的目光，成为瞩目的焦点，感受自我的升华，甚至宣泄原始的暴力欲望，像叛逆的青春期少年一样，用群情激荡的共振效应对抗所谓“西方的偏见”，从而得到一种满足感，这就是他们廉价的爱国情感。

其实，不光是海外华人，把中国所有这些虚伪的爱国者和拳匪们放到一起做个比较，会发现他们都有很多共同点：自己愚昧无知，而且以为洋人跟他们一样蠢，充满盲目的排外情绪，但是只能欺负自己人，甚至造个反还得有关部门恩准。当然了，义和团在官方口径中至今还是民族义士，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充斥着各色各样或义和团或林则徐的组织和个人，所以今天拳匪遍布全球的状况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当义和团的暴行招来八国联军的时候，多数喊着“扶清灭洋”的拳民毫不犹豫的逃跑了，甚至大发国难财。如果今后中国真的有难，咱还用指望这些爱国者们会做得比义和团更好吗？

中国缺的不是钱

推倒柏林墙 @ 2008-11-30 12:15 阅读(1150) 评论(1) 推荐值(38)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dtw/archives/229416.aspx

这几天惊闻德国政府要取消对华经济援助，我就纳闷了，德国人是不是脑子坏掉了，怎么到现在才取消？全世界都不应该来援助中国，原因有二：第一，中国政府有钱得一B。哪个国家再来给我们钱，那就是关公门前耍大刀，盖茨门前数钞票，而且对中国的对外形象造成恶劣影响，让全世界以为中国是那种有车有房还要吃低保的不要脸国家。第二，中国政府是头白眼狼。德国人给我们钱的时候，我们几乎就没有报导过；后来德国人说不给我们钱了，这事马上就上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标题叫《无知德国政界呼吁停止对中国援助》，记恨你一辈子。很多人这时候才反应过来，什么呀，原来我们还要靠德国援助啊，以前咋都不知道呢。

我很希望中国政府赶紧公布一下自己到底吃了多少国家的援助，不要整天当白眼狼。实际上这则新闻公布的时候，很多中国人也丝毫没有感恩之心，反而觉得你德国算老几，我还需要你援助？假惺惺。从表面上看，中国人民好象是有能力养活自己，实际上你仔细研究下又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日德法英等国对中国的援助，主要用在了农村基础教育、农村水电网建设、爱滋病及肺结核防治、农村医疗建设、环境保护等项目上，他们所援助的那些人远离政治中心、被中国人彻底遗忘，外国人要是不援助他们，中国人同样也不会去帮助他们。不是说我们没钱，我们有钱开奥运、发神七，我们的政府只是不想搭理他们而已，中国缺的不是钱，而是一点最基本的人文关怀。

就像去年安徽阜阳的事件一样。当地政府把小学拆掉，建了个富丽堂皇的小白宫，而那些小学生则被赶到危房里上课。老师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怎么办，只好去找日本人。日本人过来一考察愣住了，你们这里很有钱啊，政府大楼那么漂亮，凭什么要我出钱给你修小学呢？日本人表示说“想不通”，但最后还是给钱了，因为他们不伸出援手的话，那些小学生就只有一辈子呆在危楼里上课了。

这让我想到一个靠援助过日子的国家：朝鲜。美国给朝鲜的粮食援助超过世界上所有国家所给援助的总和，但朝鲜人最恨的可能就是美国了。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吃的大米是从哪里来的，但如果有一天美国停止援助的话，他们就会把所有罪责归到美国人头上，然后记恨上一辈子。事实上，朝鲜也未必就是那么需要援助的国家。他们有亚洲最雄伟的体育场，每年都在表演着全世界最出色的歌舞，陆军规模出奇的庞大，还自称是自主知识产权出了核蛋蛋。平壤的城市建设不比中国大多数城市差，有着富丽堂皇的酒店和宽阔的六车道大马路——虽然上面偶尔才会开过一辆车。金正日每年进口无数的奢侈品，他游艇上的游泳池可能比多数商品房的面积还要大，只要他肯少买几辆奔驰，朝鲜的吃饭问题很容易就能解决。

为什么美国人要免费给朝鲜提供粮食，而不是让金正日拿钱来买呢？因为金正日根本不在意自己人民的死活，甚至还不如美国人在意。恰好是金正日最不在意的那些人，又整天愤恨不已：你美国人算老几，我朝鲜还需要你的援助？从这点来说，中国政府和金正日其实都是一路货色。当然中国的经济情况比朝鲜好一点，没援助也不至于饿死，而且装B也装得更深沉一点，这下各国看奥运看傻眼了，都商量着不给中国援助了，吹牛，有时也是要上税的。

中国人走到国外，时常觉得被人看不起，只好用各类爱国运动来维护自尊。实际上，你有这么一个政府，生在这么一个国家，文明人看不起你是很正常的，你再搞什么爱国运动，那就更像是原始部落表演跳大神了。

是谁在分裂中国

推倒柏林墙 @ 2010-1-4 10:16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dtw/archives/350465.aspx

从表面上看，今天的新疆早已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汉族人口的比例接近40%，实际情况却是汉族社会和维族社会各成一体，壁垒分明，多数人老死不相往来。维族人不说汉语，汉族人更不会说维语，除了都用人民币以外，双方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共通点了。而且汉族社会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一方面是汉族人口的比例在稳步增长，一方面维族人却饱受失业问题困扰，不学汉语就找不到像样的工作。问题是，这种现象是如何造成的？很多人觉得汉人在文化水平方面更占优势，这是市场竞争的正常结果。其实所谓文化优势可能连次要因素都算不上，新疆的实权自始至终都掌握在汉人的手里，汉人真正的优势也正在于此。在中国这样一个权能通天的国家，社会资源必然会集中在权力的周围，经济活动必然围绕政治中心展开。由于双方语言与文化上的差异，汉族官僚会自然而然的引进汉族企业，汉族企业再自然而然的引进汉族员工，由权力开道，强行扎根，一切劣势都将不复存在。假如批土地的权力全部控制在汉族官僚的手里，维族人还能插得进本地的房地产市场吗？阿克苏的出租车行业由王乐泉的女婿垄断，难道是因为他有什么过人的能力吗？新疆的电线杆都要从王乐泉的老家山东进口，难道是因为新疆造不出电线杆吗？显然不是，这只是因为汉族人相比维族人，在已经普遍腐败的经济活动中拥有寻租的天然优势而已。

今天汉人在新疆大量扎根的现象，说穿了其实是一种殖民，汉人移民无论有意无意，实际上都在充当殖民统治的帮凶。这种说法虽然难听，但是在维族人的眼里，汉族人也绝非是什么亲密同胞，而跟殖民者别无二致。再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例，这个上世纪五十年代组建的组织担负着“屯垦戍边”的任务，虽然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地位，实际上却位列正省级，和自治区政府平起平坐，可以说是漠视法律、大搞“运动政治”的毛时代所特有的产物。在政府的组织和庇护下，那些没有任何“文化水平优势”可言的汉人移民成批成批的来到新疆，渐渐发展成了一个拥有近八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上千个企业以及自己的政府、警察、法院的独立王国，和周围的维族群体几乎没有也根本不需要进行任何交流，谁要是觉得这叫“民族融合”，那大脑里真的可以养金鱼了。兵团可以说是“权力殖民”的极端产物，它的出现并非是汉人自然流动的结果，而是权力干扰下的行政迁移，会造成当前的怪状也就不足为奇了。

殖民统治的要诀在于使用暴力，而中国的政治权力体系同样源自于暴力，也正是这种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才有足够的能力对正常的经济活动进行干扰，破坏竞争的公平性。今天维族人最大的不满，在于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没有任何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目前所采用的移民策略可以说是极为愚蠢的，往新疆输送再多的汉人，也不过是扩大汉族社会的规模，进一步侵占维族人的生活空间而已。而我党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搞出了一个更弱智的配套政策，即把维族人员强行往内地流动。现在就业形势这么紧张，维族人在自己的老家都找不到工作，还想在内地跟汉族人抢饭碗，这不是胡扯淡吗？除此以外还整出高考加分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甚至纵容少数民族的犯罪行为，引发广泛的社会治安问题，把战火延烧到内地来，放眼整个世界，恐怕都找不出如此中国特色的民族奇观了，我国政府长期沉迷于自以为得计的跷跷板游戏，殊不知只有平等才能换来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和谐，结果是既得罪了维族人又得罪了汉人。发展经济也是同样的道理，虽然从数据上来看，新疆的经济确实在发展，实际上在权力结构的倾斜之下，维族人几乎享受不到发展的成果，你越是搞得高楼遍地、良田万顷，维族人的内心反而就越不平衡、越恨你。今天我国所采用的一系列民族政策，统统都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因此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用一个错误去掩盖上一个错误，导致错上加错、越走越远。

许多人认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行真正的“宪法框架下的少数民族自治”，但是大家心里也明白，这在中国这样宪法顶个球的极权主义国家是根本行不通的。所谓一山难容二虎，共产党不可能允许这个国家出现第二个权力中心。退一步说，即使他们愿意放弃在新疆的权力和利益，民族问题也并不会像一些人想象得那样迎刃而解。新疆还有40%的汉族居民，这些人又该何去何从？难道维族官僚就可以把土地高价批给维族的房地产商，难道维族官员的亲戚就可以垄断当地的市场，难道维族政府就可以不允许汉人吃猪肉、强制汉人学维语，甚至于把他们赶出新疆吗？这就好像在说奥巴马当了美国总统，美国就应该变成黑人的天下一样。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哪个民族掌握了权力，而在于中国的权力机构几乎完全不受民众的制约，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你再深入思考，就会发现维族人当前的苦难其实并不具备代表性，而且搞错了攻击的对象。很多维族人指责汉人抢走了他们的石油和天然气，却没有给当地的经济带来发展，其实像中石化之类的垄断企业除了来回玩弄国际接轨和特殊国情的把戏，变着法子的从人们的口袋里A钱，也从来没有给过汉族老百姓一毛钱的好处，在有车族的眼里早已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对象，这跟汉民族有屁的关系？再比如说王力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里一段对维族村妇的采访：

“各种税费一共要交多少，她不知道，但是收费挺多，却从来不说到底是要做什么。村干部说收钱，村民就得交，不交就罚款，还会牵走家里的羊。村干部说是要种新品种的西瓜，从银行贷了款，让每户村民交二百八十元还贷款，他们却一个西瓜也没见到……现在要收的医疗费也是这样，只说县里让交，问做什么用，不给回答……上级规定的家畜税，牛、驴等大牲畜是一元五角，羊是八角，而这里实际收的却是大牲畜十元，羊五元……乡政府指定哪片地种什么，那片地所有人家都得种指定的农作物，没有选择余地……乡里设了关卡，不让往外运，收购价格比市场的低，乡政府就是要挣这个差价……手头刚有一点钱，各种收费就给拿走了……走时她送我出门，我给她手里塞了一百元。她先是愣了一下，随后一下哭出来。”这完全就是一出内地农村纪实，单独提出来的话谁也看不出来这是在写新疆的“民族矛盾”。即使是前文所述那个牛逼烘烘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真正“有身份的人”也不过是那么一小撮，多数给兵团打工的汉族农民仅仅是被设卡低价强制征收的对象而已。事实上，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同样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同样饱受权力的摧残，在这一点上和维族人并没有分别。要我总结的话，维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仅仅只是七五事件的表象，被这层外衣所掩盖的，其实是中国民众与专制权力之间的政治冲突。

有意思的是，民族的差异往往能轻易的转移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汉族人绝对不会说“我们的石油被汉人抢走了”这种话，他们面对村官恶霸时，只会说“我们被人欺负了”，而维族农民遭遇相同的情况时，则会说“我们被汉人给欺负了”。反过来说，一个汉族人在遭遇汉族小偷时，只会说“今天真倒霉，手机被偷了”，遇到维族小偷时则会开始强调对方的民族性：“操他妈逼的，今天被个维子给偷了”，对小偷的声讨很容易就会上升到对整个维族的攻击（事实上单论人数的话，明显是汉族小偷比维族小偷多得多），导致维族人在内地给人留下普遍的“割皮包，卖切糕”的糟糕印象。这种状况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对普通百姓来说，政治理论往往过于高深，民族矛盾则浅显易懂，维族人或许看不到有许多汉族人的处境跟他们相同，但他们一定能看到那些气派的广场和雄伟的办公大楼。相比杀一个政府官员而言，杀一个汉族老百姓要轻松得多；相比整个中国的制度进步而言，从中国分裂出去另起炉灶恐怕才是许多维族人眼里最直接有效的解决之道——当然，只是看起来有效，实际上只是在为自己树立更多的敌人而已。在这一点上，维族在七五事件中的行为其实非常失策，而汉族的回应也并不高明，这样的情况还恰恰是共产党乐意看到的。要我党承认中国当前民族分裂的现状源自于政治制度的滞后，无疑是要他们刷自己的脸，这种事我国政府是从来不干的。相反，一旦把问题抬高到“民族”、“宗教”、“分裂”的高度，利用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外来宗教落后愚昧”、“国家统一没有商量余地”的心理，不仅可以摆出一副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使者的姿态，更可以使人们暂时忽视当前的社会矛盾，轻易的把整个汉民族都统战到自己这一边来。这一做法在西藏问题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当初共产党先是撕毁十七条协定，再因强制推行大跃进导致西藏人批量饿死，接着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摧毁西藏的文化和宗教，等到这些闹剧结束，双方早就积怨已深，此时我党不仅没有承认错误的勇气，反而矛头一转，把问题推到了国家统一的高度上，为了掩盖和压制（而不是消除）藏人的不满，不得不对藏人采取更铁血的统治，对汉人宣扬更多的谎言，最终一错再错，导致藏人的愤怒越来越强烈，自己也越来越没有台阶可下。

我的某位同学一见西藏人民起义，立刻引亢高呼“维护统一，打倒封建农奴”，一见贵州人烧政府大楼，声势又是一转：“贵州人民好样的！”我问他贵州人民是好样的，那西藏人民是啥？丫顿时不说话了。实际上，西藏的问题跟统一还是分裂早已无关，它的本质可以归结于简单的四个字：官逼民反。达赖一再强调自己所寻求的并非西藏的独立，而是民主和自治，这恰恰更无法被共产党所容忍。中国是个类农奴制国家，如果达赖只是个封建农奴的总头目和欺世盗名的老神棍，我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的；相反，他宣称要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万一真被他给搞成了，叫中国政府和剩下的中国民众情何以堪？共产党对内的宣传，只能把达赖扭曲为一个分裂分子，如果让所有人都去了解那枚诺贝尔和平奖章的含金量和西藏的现状，中国的民意将会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前的处境，其实正是中国政府的缩影。这个不军不企的组织到今天早就已经堕落成了一个无法适应时代需求的怪胎，理应被大刀阔斧的清除掉，然而这里面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他们要想维护自己的地位，唯有努力的夸大新疆的民族问题，才能突出兵团存在的必要性，淡化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新疆的形势越紧张，对他们来说反而就越有利。

问题在于，当你试图把政治矛盾转移为民族矛盾时，很可能会绝望的发现，政治矛盾根本就没有消失，民族矛盾则真的凭空出现了。而政治矛盾是一种理性的不满，民族矛盾则是感性领域的仇恨，解决后者往往比解决前者要困难百倍，以共产党的无能，根本就不足以驾驭今天这样的局面。前几天我刚看到一则喜讯，说是新疆断网半年后终于开始恢复，可以有限访问人民网和新华网了，我不禁掩卷而长太息，哀共党之傻逼。别说是维族人内心早已是暗潮汹涌，正常人被断网半年，你觉得他心里还能没有想法吗？而我国现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手法，无非是先极力隐瞒，直到事情严重得再也瞒不下去了，便开始祭出谎言加暴力的武器，甚至于不惜切断互联网，这不会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专制政权更有技术含量。新疆没有达赖，照此节奏发展，双方最终只会陷入毫无意义与永无止境的长期血战。民族仇恨可以被轻而易举的煽动起来，想要平息却是登天之难，如果汉维双方无法尽快实现和解，矛盾一旦积累到某个程度，即使日后中国的政治制度真的得到长足发展，整个国家也只会像前苏联那样分崩离析。从这个角度看，共产党转移矛盾的做法，完全是在用整个国家的前途来延长其专制政权的寿命，即使最终的变革无法避免，他们还是努力要在这之前拉上足够的陪葬。

即使抛开国家统一这样的命题不谈，部分汉族人的做法，仍可以说是极为愚蠢的。少数民族的遭遇和汉族人其实并无太大区别，都只是些任人欺凌的屁民而已，只不过他们的不满因为民族的差异而提前爆发了出来。可以说，少数民族的今天其实就是汉族的明天，而很多汉族人还意识不到这一点，跟在政府的指挥棒后扮演爱国战士，这种行为在我看来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自掘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