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更没死！----“六四”前后我和上海市委领导的接触

沙叶新

二十年了，我对“六四”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再不说，有点憋；可真要说，又说不出什么惊天动地或感人肺腑的事情，因为整个“六四”期间，我不在举世瞩目的北京，我在上海。上海虽然也有示威，有游行，有绝食，但没开枪，没坦克，没屠杀。北京是震中，是飓风口，是火山顶。上海在这一风波中的险情、影响、后果，都无法和北京相比。况且我不是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只是游行队伍中的随行人，甚至我对游行也并不热衷。由於风云际会，恰逢机遇，让我在“六四”前后能够和当时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曾庆红、江泽民有所接触，有所对话。这也并非重大国家机密，即便机密，二十年过去，也可以解密了。如今披露出来，但愿能为这段历史增补数行笔墨。

曾庆红和新权威主义

一九八九年初，时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我，因工作烦恼和忧国忧民，写信给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希望见面一谈。信上说：“你能听听我这个基层干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许对你指导全面工作有好处。”口气不小，如能在信中补上一句“我也会从你的交谈中获得教益”，就好多了。但我这人心直口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写信亦如此，笔不停辍，文不加点，就匆忙寄出。一月十六日下午三时，曾叫秘书来电话，请我去他在康平路的市委办公室。

我一月十九日下午四时的日记：

“星期一（一月十六日）……我在曾的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我几次要走，他都说再谈谈。我主要谈我在信中所说的三个问题：一、为什么各个单位人际关系那么紧张。二、为什么有些政策不错，可执行起来那么难？三、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人们获得了不少利益，可还是骂娘？他也谈了不少，近似聊天。”

日记是简略的，记下的也许并不重要，而日后才显现其重要性的事情反倒没记。比如，那天我和曾讨论过一九八九年的形势，意见不一，现补充如下。

我说：“凡经济上出问题，隔年政治上总要出事。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提出『大干快上』、『特大跃进』，致使一九七九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第二年，一九八○年，以『两个凡是』为口实，华国锋就辞职下台了。一九八五年，从不涨价的中国市场第一次出现涨价.那时我还抽烟，『飞马』牌本来二角八，一下子涨到三角二，火柴和肥皂也涨，造成供应紧张，人心波动。第二年，一九八六年，胡耀邦便在中国的第一次学潮中下台了。去年，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导致价格飙升，百姓恐慌，物资短缺，到处哄抢。我当时在澳大利亚，妻子来电告诉我，银行出现挤兑，不得不暂停营业.这是中国从未有过的经济动荡.”

曾说：“今年因此就会出事？”

我说：“可能吧，因为老百姓连这样的歌都唱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没有钞票。∕反动派，没打倒。∕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全国人民要大团结（”大团结“是当时一百元人民币的图案），掀起了吃喝玩乐的性高潮、性高潮！”

曾说：“如今党风民气是有问题，但并非像这首歌或者像传说的那么糟。我们的新闻界也不应该将人民的注意力硬转到社会的这些和其他某些敏感的问题上去。今年会不会出事？我认为自由多一些，民主要慎重，就不会出事。新加坡不就是这样吗？社会和政治很稳定。”

当时新权威主义思潮正风靡一时，并得到官方的青睐.从曾的“民主要慎重”一语以及他对新加坡经验的肯定，可以得知曾以及与他类似的高干们日后对“六四”民主运动的基本态度。

江泽民召开上海知识分子座谈会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很快就引发了震惊全国和世界的大学潮，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市民相继游行示威。上海市委还因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激起轩然大波，难以自拔。

我五月十七日下午二时的日记：

“五月十六日下午二时，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出席者有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陈至立、黄佐临、张瑞芳、苏步青、夏其言、邓伟志、宗福先、王沪宁等三、四十人，其中有些人，我不认识.我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认为学生运动起到了人大、政协应该起而没起到的作用。”

日记过於简略，补充如下：

会议一开始，江泽民便说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他作为市委书记，压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济。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他最近有神经病，而且说了两三遍，听得我们莫名惊诧。我想，他可能是想说他精神方面有点毛病，或者是想说他有“精神病”；而“神经病”一词在江浙沪地区意同“疯子”，他肯定是用词不当，说错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江泽民说到学潮以来，他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就用上海话作一譬方，他说他像乌龟（上海话念“乌巨”）一样，头伸出来一刀，头缩进去一刀。这显然不伦不类，比喻失当；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说自己是乌龟的！

之所以如此，想必是江近日以来，疲劳过度，意乱心慌，以致慌不择言，辞不达意。否则像江这样口才甚好也极爱表达的人，不至於有如此语病和口误.语言是内心的外化，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江的内心纷扰，如热锅之蚁。

这次座谈会，给我的强烈感觉是为了解决《导报》问题.

江说：“最近以来上海所发生的事，游行呀，示威呀，静坐呀，绝食呀，北京、全国各地都有，上海唯一的『土特产』，就是《导报》问题.市委对钦本立同志的处理仅仅是停职，不是免职嘛。停职，还可以复职嘛。有人希望市委主动找个台阶下一下，我们也希望呀，但是双方面都要下台阶才行呀，一方下了，一方顶着，也不能解决问题嘛。”

江当时对解决《导报》问题确有诚意，也非常急切，这和来自中央的压力有关.此前江去北京找过赵紫阳请示办法，赵没见，鲍彤见了。鲍传达赵的意见，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於是江返沪之后不得不急忙“解铃”。

还有一细节很能表现江的意愿和焦虑，当记协主席夏其言提到他是钦本立的入党介绍人时，江便立即离位，和夏并坐，低声交谈，明显感到是他在向夏求援，希望夏帮助说服钦解决《导报》问题.

我的发言有两点，一是说：“年初我对曾书记说过，今年要出事，不幸而言中，果然出大事。我支持学生运动，但素不爱游行，君子动口不动手，也不要动腿；游行要动腿，走那么长的路，很累。更不主张绝食，怕出事，会死人。每一个生命都很宝贵，尤其是青年人的生命。都是共产党，应该好商量。”

第二，我说：“现在的领导干部，一是有委屈情绪，工作很辛苦，成绩也不小，怎么学生还要游行？想不通。这个问题我也和曾庆红同志探讨过.当人们的温饱基本解决之后，『需要层次』便直线上升，要求尊重、要求自我实现.不满和骂娘，都是为了社会的更大进步。再就是领导干部不习惯民主，喜欢自己的一言九鼎，不喜欢人家的七嘴八舌。”

我发言中还举了江泽民一九八七年在上海交大处理学潮之事为例。那次他以一个学生运动的前辈来开导大家，起先还很受听，当江用英语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时，有点炫示，发音也欠准，被台下一个学生“嘘”了几声，江便“尊容失色”，指着台下质问：“谁？你上来，上来！”没想到该生真的堂而皇之地上来了。江连声问，“你叫什么名字！”该生也坦然回答，反而使江下不了台。

我对江说：“起先你很潇洒，后来你失态了，表现的不是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是一个父母官的架势。什么原因？就是不习惯民主。”

江对我的话非但不以为忤，反倒说：“还是你们作家懂得人心，看得准。”出我意外。

五月十八号我的三点建议

我五月十九日上午八时的日记：

“前天（五？一七）晚上，智红（我女儿）从学校来电话，说『上戏』将在十八日上午游行，问我去不去。她希望我去。

“十八号一早，六时五分起床，匆匆离开程桥宾馆，乘坐五十七路公交车。三十分钟后，便到『上戏』。来到女生宿舍楼下，红儿迎了出来。她说，游行八时半出发.时间还早，我於是回家，泡了杯茶，想喝足了，再去游行。”

在家中喝茶时，我考虑到江急切想解决《导报》问题的愿望，又考虑到学潮以来江和朱鎔基一直未在媒体露面所引起的疑惑和猜测，使我大发“忧国忧民”之心，便打了个电话给曾庆红.曾的秘书说曾还未起床，我说那就算了。我想这几日曾和江一样，难得安眠，我这么早打电话给他，实在妨碍他的休息。秘书问我是谁，我说沙叶新。他连忙说，你等等。稍顷，曾来接电话。我向他提出三点建议，我同天日记中有记录：

“一、市委迅速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声明学生游行是爱国民主运动，并希望全体市民支持学生，同时也劝慰学生不要绝食。

“二、市委迅速对钦本立事件有个态度，可以主动下台阶，比如市委可以说对《导报》的处理『操之过急』，如果钦不满意，市委还可以再下一台阶，说『处理欠妥』。如果钦仍不满意，那我可找一些能够和钦说上话的人做做工作。如果问题解决了，就请钦在电视台发表一个讲话，劝同学不要绝食。

“三、请江泽民同志迅速出面，接见绝食的学生。”

“我对曾说，要做到以上三点，市委就别怕和中央不一致，要有独立行动。

“曾说，问题不是如此简单，而且这三点很难做到，至少是来不及了。但我一定在今天上午的常委会上，转达你的三点建议.”

虽然我的“书生之见”未被採纳，有些怅然，但曾没有敷衍我，没有打官腔，对我说了实话。我喜欢这样。

打完电话我就去“上戏”参加游行，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女儿，怕她出事。

“六四”后我带了三天黑纱

我六月五日上午七时十五分的日记：

“北京在流血。我震惊、哀痛、哭泣……

“我太书生气，以为政府不会下令枪杀百姓，他们居然就如此做了，这个政府罪该万死！

“昨天凌晨和上午，都看到华东师大的学生、研究生在主要街道阻止交通，宣传北京的事实真相，我真为他们的勇气感动。

“我想今日上午带黑纱，表示我对死难者的哀悼。”

我六月六日上午八时的日记：

“昨日上海全市交通阻塞，因上海各高校学生上街，设路障，破坏轮胎。这是四十年来所没有。

“为了哀悼死难学生，昨日（五日）上班时我佩戴了黑纱。到剧院后，人问谁死了，我说北京的一个老同学死了，当然大家心中都知道我的黑纱是为谁而戴。”

当时北京已经给学潮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不久中央电视台二十四小时连续播放通缉令和到处抓人的消息，全国一片恐怖。此时此刻，我为死难学生戴黑纱，无疑是在撞枪口。

我妻子大吃一惊，她本以为我只是在家戴黑纱，但她看见我还要戴着去上班，便一把抓住我：“你不要命了！”我说：“是不要了！”她说：“你不要命，那我呢？孩子们呢？你给我把黑纱拿掉！”我不肯，她说：“我求求你，你就在家里戴算了。”我说：“不，我要去单位戴，我还要上街戴！”她更加吃惊，但又无法阻拦我。我说：“虽然我不太主张游行，但坚决反对开枪；他们在大街公开杀人，我就要在大街公开戴黑纱，否则我对不起死难的学生。”

晚上下班之后，妻子看我平安回来，总算松了口气，没想到，我第二天还要戴黑纱，她说：“你还没戴够？非要戴出事来呀！”我说：“死了那么多学生是国丧，我要独自悼念三天！”这样我就戴了三天黑纱。

为戴黑纱，很多人为我担心，说：“北京那么大的示威都已结束，你怎么还在上海单独示威！”还有人见到问：“你怎么还没被抓起来？你要多保重呀！”我当时确有“烈士心态”，真想和死难学生同生死，否则好像太不公平，为什么学生死了，我没死？

我六月二十七日晨七时的日记：

“据传又要通缉知识分子十七人，有严、苏等人。人们也在担心我。我想退党，YW劝我此时不宜有动作，只能沉默。

“近来我常常想到死，毫不畏惧，甚至盼望它早点到来。我只是不愿老死、病死。希望死得有价值，死得其所，死得潇洒，死得给活着的人有力量。”

没想到，从那时起，我又活了二十年；但不是苟活，而是复活！“六四”的枪声让我抛弃幻想，学生的死难让我彻底觉醒。我已经是一个更新了的我！

江泽民“衣锦还沪”，再次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

我八月六日上午九时的日记：

“前天，八月四日，一早醒来，准备上午在知识分子座谈会的发言，打了个腹稿。八时二十分在宣传部门口集合，集体上车，去桂林路的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到会者约有三百人，分系统坐，有科技、教卫、宣传等系统.文艺界的有黄佐临、张骏祥、张瑞芳、白杨、谢晋等，还有一些中青年演员，如言兴朋、梁谷音、岳美缇、刘异龙、王芝泉……

在“六四”硝烟尚未完全散去，出席由上任才一个多月的总书记召开的座谈会，其出席人员名单当然要严格审查，居然我这戴黑纱者也被邀请，实出我意外。我的座位离江等领导不远，面对面。朱鎔基和曾庆红临座，我能听见他们的交谈。朱在看一份出席者名单，低声问曾，谁是沙叶新，曾向我指了指。这使我想起我之所以能“漏网”出席，很可能是我五月十八日晨向曾提出三点建议给曾留下了好印象，让他认为我在危难之际，能急市委所急，想市委所想；这名单当然也一定是曾最后拟定或批准的。

“……九时，江泽民出场，市委主要成员朱鎔基、吴邦国、曾庆红、刘振元、陈至立、毛经权等也随之而入。江做了个开场白，然后请大家说.最有意思的是老科学家WYL的表态发言，写好了稿子照着念，词句全部是报纸上的，令人可笑，也可哀。江等领导似乎对这类表态不感兴趣。谢晋的发言虽然实在，但太长，且重複.王沪宁发言有条理，有限度地提出一些问题.如说他有篇文章原准备发的，但『六四』之后不给发了。江说，你拿来我看看。有一教师讲到师范生和教师的待遇之低，令人同情。一位搞经济的说到经济失误的原因，他主张还是应该以计划经济为主。

“江最后发言，给人感觉是解释性的，安抚性的。他着重谈了天安门事件和国际的大背景等等，但说服力不强。只是有一点值得注意，他说今后游行示威要讲民主，也要讲法律，国家也要有应对此类问题的正常手段……

什么是正常手段？在天安门所採取的手段是正常的吗？江没说.但他说到，当时确实没有经验，也没有橡皮子弹。他还说当初让他去北京，他毫无思想准备，也不知他去干什么，只通知他马上来，还说北京很乱，要他化装，还要化名，身份是画家。但化名他记不得了，只记得姓李，叫李什么，江正在回忆时，白杨突然提醒道：“李可染！”大家一愣，李可染就在北京，不可能用此化名。以上算作是当天会议的“花絮”吧。

“……我未发言，因为没时间.但我很想将自己的看法写信给江。我有些意见极不合时宜，但必须讲.”

我以后并没给江写信，因为此时作为总书记的江，和当时作为市委书记的江已经不一样了，已是这场风波的最大得益者了。那时他很希望妥善解决《导报》问题，此时他软禁了钦本立，还抓了张伟国。人是会变的。

一些当时支持学生运动的人也在变：或忏悔、或效忠，或告密，或下石。也有极个别的人想在我戴黑纱一事上做点文章，要整我。但也有另外一些人，同情我、支持我、保护我。就在这次座谈会的第二天，我所在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贴出了一张喜报，大意说：“八月四日，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上海接见了我院院长沙叶新同志，特此通告。”这是我院的党总支书记的有意安排，为的是借助锺馗打伥鬼。虽然通告有些夸大其词，虚张声势，但还真起到了震慑作用，让伥鬼噤声。我真的感激这位总支书记的心意，在那淒风苦雨的日子里，在我甚至想到死的哈姆雷特式的徊徨中，能得到这样的呵护，这样的温暖，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因此我在任何时候都深信：人心没死，我的心更没死！

二○○九年六月二日上海善作剧楼

余 杰：温家宝为何对惩治腐败束手无策？

温家宝想当良相，想表现得很有文化品位，虽然是理科生，亦苦读了不少名人名言和诗词集萃之类的书籍。每当举办大型记者会的时候，也是他晒书的时候。二零一零年“两会”闭幕的记者会上，温家宝的演技再次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他说：“我深深爱着我的国家，没有一片土地让我这样深情和激动，没有一条河流让我这样沉思和起伏。”而我要说的，是的，没有一片土地未曾遭到你们的污染，没有一条河流未曾遭到你们的毒害。温家宝还引用屈原《离骚》中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来明志。可惜的是，当年朱镕基已经发过扛着棺材当总理的豪言壮语，温家宝再用诈死之计已经骗不了人了。面对包括自己的家族在内中共大小官员的贪腐成风，他的苦口婆心与贪官们的置若罔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当总理仅有“万人迷”的演技是不够的，还得有果断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可惜的是，在温家宝的身上，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

监察官员该补习数学课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赵振铣透露，中纪委全会对何时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态度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他认为，在反腐倡廉、社会监督等制度还没有建成的情况下，盲目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仅难以达到初衷，而且将会对其结果难以处理，造成混乱。今天的中国，官员乃至每一个人的收入构成情况都非常复杂，“各种收入错综复杂的纠缠，这几十年财产性收入怎么甄别？我看把纪律监察的力量再增加十倍都没有办法理清。”

与此同时，宁波教师陈勇，再度在网上曝家底：家庭存款为八万余元，且“无二奶、无情人、无姘头”。这名自称一辈子都买不起房的年轻教师声称：“任何人如对文中资料及数据表示怀疑，您仅需出示中国公民身份证，即有权查阅本人及家庭成员全年银行账户往来情况明细以及其他一切与财产相关的信息，本人提供任何必需的配合。”若有不实，则“愿在黄帝陵前自裁以谢国人”。

一个中学老师为何要在网上公布自己的财产呢？陈勇说：“我想为那些以保护隐私为由，拒绝公示财产的官员作出表率。去年曾有官员质问老百姓为何不公布财产，现在，百姓公布了，官员呢？”

看来，老百姓的财产状况并没有厅长大人想像的那么“错综复杂”。仅仅靠公民的良知和基本的数学知识，就可以将自家的财产清单整理并发布出来，根本不需要将纪律监察力量扩大十倍，也不会危害“压倒一切的稳定”。

然而，官员的财产状况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赵大厅长口口声声说，官员作财产申报会造成“混乱”，言下之意就是威胁中央说：你们不要将我们逼到绝路上去，稳定还得靠我们来维持，如果我们全都完蛋了，你们还能独存吗？

赵厅长来自四川，四川官员的数学能力向来不佳。四川地震至今，死难学生的人数仍然没有统计出来。致力于调查死难学生真相的民间人士谭作人反被判以重刑，艾未未亦遭到成都警察之毒打。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自己的数学不好，不好好去补习，反倒要将数学好的人污蔑为“国家的敌人”。

面对越来越大的网络舆论的压力，赵大厅长吐出来的一句官话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中共官僚的数学不及格，太极拳却打得蛮好。那么，什么时候才是“成熟的时机”呢？也许，到了中共垮台的那一天，时机都不成熟。北大人说，香港人争取的双普选也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温家宝接受外国记者访问时说，中国不能搞民主，不是民主不好，而是民众的素质尚待提高。那么，香港民众的素质已经是亚洲之翘楚，为什么香港人不能双普选呢？

在我看来，陈勇比赵振铣更适合当监察厅的厅长，乃至中纪委的书记，正所谓“当官不申报财产，不如回家种红薯”。

“中国的贪腐成度属于中等”

最近有一则新闻报道显示：在一份题为“您认为哪些行为最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的民意调查中，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连续三年位居榜首，而且今年选择此项的民众高达近六成左右。由此可见，民众对官僚腐败的痛恨，已经到了痛心疾首的地步；而民众对中共自身遏制腐败的信心，也已经下降到了地平线之下。

近年来，每当一个新闻事件发生之后，就会跟着有所谓的“专家解读”。尽管专家们早已是“被御用”，早已在民众心目中声名狼藉，但他们仍然在媒体上高谈阔论，自我感觉良好得很。这不，又有一名专家粉墨登场了：对于这份民众的投票结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说：“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是‘不患寡，患不均’，其实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贪腐程度属于中等，我们自己把它夸大了。因此，官员的贪腐在调查中居于首位。”

“这个专家不是人，天篷元帅下凡尘”，原来，根据学富五车的金灿荣教授的理解，不是共产党政权太腐败了，而是中国的老百姓太愚昧、太无知了，再加上中国“仇富”的文化传统，这才“夸大”了当前的腐败状况。我们的腐败只是“中等程度”，大可不必为此忧心忡忡。中国要成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还要经过好多年的努力拼搏呢，心急吃不成大胖子的。而且，中国也不能样样都霸占世界第一的位置啊，在别的问题上可以不谦虚，在这个问题上不妨谦虚一点吧。

今天，中国的国际形象堪称两百年来最佳的时候，就连洋鬼子们都从千山万水之外跑来俯首称臣了。江泽民的传记，难道不是花旗银行的董事撰写的吗？英国的外交部长，不是预测未来的世界是“中美共治”的吗？因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不能因为一点点的腐败问题，就妄自菲薄、三省吾身。谁要是再说中国的坏话，中国一不高兴，世界都要为之颤抖；谁要是不相信中国站起来了，看看奥运会和大阅兵，你想不下跪都不行。

说腐败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是那些从来没有出过国的愚民鼠目寸光的看法，或者是某些别有用心的卖国贼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言论。如果不是腐败，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官僚及其大奶二奶到欧美国家去住别墅、开跑车呢？如果不是腐败，怎么会有大大小小的官员到花花世界去学习考察、疯狂购物呢？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公司专门配备了懂中文的导购小姐，而洛杉矶的富人区里一条又一条的街道都被太子党占据了。如果不是这些客人们让人叹为观止的消费能力，西方的经济还不陷入大萧条之中？西方人对中国的腐败只有千恩万谢的份儿，他们就连腹诽都不敢呢。所以，腐败只会大大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我们当谨记金灿荣教授的教导：中国原来并不腐败，只是老百姓的心理素质太差。

为什么贪官都爱养“小三”？

温家宝亲自签字，由国务院颁布了《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该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有包养情人的行为，将依情节轻重被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这是近年来我看到的最有趣的一个法规，国务院教导公务员不要包养情妇，如同幼稚园的老师教导孩子不可随地大小便。

中共官员利用公款包养“小三”（这个称呼大约比“二奶”更“文明”一点）已形成风气。中纪委公布的数据承认，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落马贪官都存在包养情人、二奶、嫖娼等生活糜烂问题。贪官有贪官的活法，民间有民间的智慧，当聪明的知识分子对当权者的败坏保持沉默的时候，老百姓便用独特的方式来描述病入膏肓的吏治。近日，网络上盛传一个“二零零七年全国小三大奖赛”的热贴，全文如下：

全国小三大奖赛二零零七年春季赛段已经决出胜负，九项冠军得主分别是：

一、数量奖：江苏建设厅长徐其耀，共有情妇一百四十六位。

二、素质奖：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女大学生十七人。

三、学术奖：海南纺织局长李庆善，性爱日记九十五本，头发、阴毛标本二百三十六份。

四、青春奖：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二十个情人年龄都是十六到十八岁。

五、管理奖：安徽省宣城市书记杨枫，用MBA知识管理，有效使用七十七名情人。

六、挥金奖：深圳市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仅“五奶小青”，八百天花了一千八百四十万元，平均每天二十三万元，每小时一千元。

七、团结奖：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为其二十二名情人共办群芳宴，并设三十万元的佳丽奖。

八、和谐奖：海南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六个情人、六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九、干劲奖：湖南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五名情人立誓：保证到六十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三次。

这就是掌权者们的真实嘴脸。贪官们养情妇就像养宠物，包二奶就像包身工。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性奴隶制度，将维持到几时呢？

好像故意要与国务院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作对，《条例》墨迹未干，“贪官杀情妇”和“情妇大起义”这两场好戏便鸣锣上演。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的段义和，以爆炸、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段义和为摆脱情妇柳海平的要挟，指使属下利用爆炸装置引爆柳所驾驶的汽车，将柳炸死，并致伤两名行人。现场血肉横飞，极其恐怖。此为“贪官杀情妇案”。

六十三岁的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则因情妇举报而落马。庞一直官运亨通，本来可以在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平安退休。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最信任的情妇们组成了一个十一人的“情妇告状团”，不仅揭露其生活腐化，而且拿出其贪污收贿的资料。庞遂锒铛入狱。此为“情妇大起义案”。

“贪官杀情妇”和“情妇大起义”，可谓和谐社会的“拍案惊奇”，它们有力地嘲讽了温家宝制定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也显示在一党垄断权力的政治制度不改变的前提下，中共单靠一纸空文根本不能挽回官僚阶层道德江河日下的趋势。

共产已死，菩萨当立

今日之中国，乃是“共产已死，菩萨当立。”大小贪官们虽然都对党章党旗宣过誓，但共产主义的理想在他们心中早已是明日黄花，随雨打风吹而去。说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他们自己都觉得是一种羞辱。北京一名腰缠万贯的高干子弟就酒后吐真言说：“我现在最怕的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他们会跑来共我的产。”

那么，中共官僚究竟信什么呢？他们很少信仰基督教，因为这种信仰需要他们舍弃权力与金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走义路；所以，他们大都自称信佛，因为他们认为菩萨是可以花钱收买的，正如他们自己一样。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贪污受贿案在包头市中院开审。赤峰市十二个旗县区中有九个是国家级和自治区级贫困旗县，而“父母官”徐国元在六年时间里，疯狂敛财约三千二百万元。检方指控，徐国元在家中设立佛堂供奉佛像，夫妻俩每天烧香拜佛。即使进了监狱，也每日手捧佛经念诵。徐国元每收到一笔钱，都要先在“佛龛”下面放一段时间。在他隐匿赃物的箱包中，箱包四角也各摆放一捆钞票，中间放置“金佛”或“菩萨”，企求“平安”。

寺庙不仅是徐市长心灵的栖居之地，更是他的藏宝之地。当有关部门对其开始侦查之时，他便有计划地向外转移藏匿现金和贵重物品，将两百余万元现金和珠宝装在一个密码箱里，运至数千里之外的云南省的一座寺院里，放置在该寺院的住持的住处，密码箱的钥匙藏匿在一尊佛像的耳朵里。可惜是，菩萨最终未能庇护这个虔诚的贪官。

无独有偶，山西省繁峙县号称“史上最牛的反贪局长”穆新成被双规之后，民间舆论却对其不乏同情和惋惜：在许多人眼中，这个身价上亿的贪官俨然是一名“大善人”。穆新成不仅资助若干穷人家的孩子上大学，还斥资数百万修建了一个寺庙。

穆新成的“佛家恩师”常悟对记者说，穆对佛法有很深的研究，“如果不是误入歧途，穆居士将有大修为。”作为穆新成一手集资修建的古北台寺住持，常悟从弟子那里得到多少好处，一般人凭常识可以知道。拿人手软，吃人嘴软，即便是出家人也不例外。常悟大和尚对穆的犯罪行为是这样理解的：“他快意恩仇、敢说敢做，深信随性自然即佛之大境界，一切皆为矛盾……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戒即是不戒，不戒即是戒，贪即是反贪，是为了抑恶扬善。”

这个大和尚的理论水平还真高，居然说得出“贪即是反贪”这样无比深奥的话来，比起大部分无产阶级理论家来强多了。这句话比所有律师的辩护词都要有声有色。那么，在法庭上穆大局长会引用来为自己辩护吗？会有更多的贪官以之为座右铭吗？这个大和尚真该享受比少林方丈更高的待遇，真该被请进中南海给政治局上一堂佛学课，一定会让胡温诸君豁然开朗的。

如此，全党皆贪的共产党总算找到出路了，不必再搞什么自欺欺人的“三讲”和“科学发展观”教育了，“贪即是反贪”不正是一张每个贪官都梦寐以求的“丹书铁券”吗？干脆将“贪即是反贪”当作胡锦涛理论和温家宝思想的核心内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