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东西写得太牛了。
——“我们中国人或许会觉得这些工人不识好歹。并不是说工人就一定要对新村房子感激涕零：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的，又不是我们祈求的，不要白不要。但，不感激是一回事，得了便宜还卖乖则是另一码事。一手把房子接过来，一手举起高喊：你们这些毁灭信仰的坏蛋！是不是有点不厚道呢？（本人承认，此段有抄袭他人网文之嫌疑。）”
——“10. 经济补助问题。中国政府给西 臧提供大量的经济扶持，其利益连达 濑喇 嘛也不得不承认，记得看过一个报道，大意是“给西 臧的人均经济补助是中国农民的年均收入的两倍”（大意如此，有可能数据不确切，而且这些钱很可能不是直接发到臧 民手里的钱，而包括基建、寺庙等的折算）。说实话，这种affirmative action几乎已经到了反向歧视的程度了。当然，我并不觉得臧 民就一定要对此感激涕零：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的，又不是我们祈求的，不要白不要。但，不感激是一回事，得了便宜还卖乖则是另一码事。一手把钱接过来，一手举起高喊：你们这些强盗！是不是有点不厚道呢？”（见DP：硒 藏问题再罗嗦几句）
吴澧
车过边界，先换货币。一群美国游客也在那里，嘻嘻哈哈的。排在前面一位男士，在窗口递上美金，坐在窗里的中年波兰女职员突然抬头对他说道：先生，你是否意识到你在和一位女士说话？她同时用眼光瞄了瞄站在男士身边的美国女孩。原来她是嫌美国男士对女孩说话的嗓门太大。男士急忙辩解：我们是在开玩笑。本人不由要笑，想起出发前德国朋友的告诫：93％的波兰人仍然信奉天主教，受到圣母崇拜的影响，他们很讲究尊重女士，你和女士说话时，对方不伸手，你不可以先伸手示意要握手。
德国公路是世界出名地好，统一之后，原东德部分的公路干线已被提升到西德标准；波兰这边的公路，也是宽宽的双车道，开起来很舒服。波兰加入欧盟之后，因为平均收入低，得到大量补助，这些钱首先用在基础设施上了。这条公路就是新近拓宽的。宣战部的同志坐在红色保险箱里，看看膝上地图，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和北约就成了冷战延续，西方势力逼近俄国什么什么的。但在地面看，情形并不如此意赤心歹（旧译意识形态）。俄国的常规军力有优势，这条路修好了，他们的装甲部队不是一天就可以从华沙冲到柏林了吗？当然，现在不像有这种可能性，公路上满是一辆接着一辆的箱型大卡车，德国、美国的产品向东，波兰、俄国的货物向西，大家忙着做生意。
我们在工业重镇波兹南吃午饭。市中心广场上，耸立着1956年工人大罢工纪念碑（见题头图）。这是社会主义阵营里的第一次工人大反抗。波兰共产党政府宣称十万罢工工人受了德国军国主义者的煽动，调集万余军队开枪镇压，七十条工命血洒广场。纪念碑由两座被绳索绑着的十字架组成，简洁而深刻地概括了波兰的当代命运：一个信仰深厚的民族，长期挣扎在专制政府的桎梏之下。
宣战部同志编的反“和平演变”资料里，都会说到已过世的波兰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是颠覆波共政权的中心人物。由于从小所受的教育，笔者自然而然成了无神论者；不过，由于长大后所选的专业，对基督教的了解，自认还是比宣战部的同志多一些。就算要读懂埃米莉·狄金森那些饱含感情的诗，还得先知道其中的宗教意象。按敝人的理解，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教会通常并不鼓励教徒反抗世俗政权。波共政权垮台之后，有史家去翻检秘密警察档案，看看约翰·保罗二世在波兰任主教期间，监视人员怎么说。他们报告道：这位主教似乎对政治不感兴趣，没发现他公开参加反政府活动，他过于知识分子化，缺乏组织能力，等等。秘密警察当时并不认为这位主教是危险分子。当然，教会必然强烈反对世俗政权迫害教徒。但是，再愚蠢的统治者，也不至于公然镇压93％的民众的信仰。这次波兰行能否告诉笔者，波共政权和教会的对立，是如何发生的？
车到华沙。华沙现在是座很漂亮的大都市，但她是在二战废墟上凤凰重生的。二战结束时，华沙85％的建筑被毁，七十万人——战前一半城市人口—— 死于战争。当时曾有迁都之议。大多数波兰人却要求就地重建。波共政权当时一定和民众有过一段蜜月期，否则，怎么会有无数波兰人从乡间推着小车赶来，上百万人饿着肚子，几乎是靠着义务劳动，重建了民族的都城？从什么时候开始，波共政权和民众之间，出现了难以弥补的裂痕？
在东欧各国游览，语言似乎是个问题。不过，在外逛得多了，学了一大堆杂七杂八的语言知识，居然也混得过去。比如说，我们要找个地标，不知道怎么回旅馆时，可以拿着地标问人。旅馆附近有栋北京展览馆式的大建筑，一看就是苏联人送的，一定有几十年了，华沙人应该都知道。就像老北京都知道原名“中苏友好大厦”的北京展览馆，里面的莫斯科餐厅曾是北京高等华人聚餐处。波兰文是用拉丁字母拼写斯拉夫语言，那栋大建筑上写着 Palac Kultury i Nauki。Palac 按英文猜是“宫殿”；Kultury 是德式“文化”拼法，词尾想来换成所属格了；还有一个 Nauki，好像记得俄语里“科学”叫纳乌卡，这个应该就是文化科学宫。一问果然是。又见到过街的地下隧道有写着PKIN的箭头，必是这栋大建筑简称。后来在市里寻幽探胜，比如瞻仰了萧邦的心脏，从圣十字大教堂出来，只要写下PKIN这四个字母，华沙人就会把回旅馆的路指得很清楚。
没想到的是，会在另一个似乎不相干的场合，见人提到这座PKIN。
参观一个工会举办的波兰工人运动图片展览。原来，我们住的旅馆附近，华沙的西部，重建时划为工人居住区，造了很多工人新村。几十万工人搬进新居，当然都很高兴。但有一个问题：工人新村里没有教堂，周日没地方做礼拜。工人嘛，这点事难不倒他们，再说华沙当时有的是旧砖头，工人们收集了大堆的废旧建筑材料，准备自己盖教堂。这时政府出面了：不准许！工人问：那我们周末怎么过？官员说：可以去文化科学宫，唱唱歌，跳跳舞，学学知识，学学马克思主义，不好吗？
工人和政府就这样闹了起来。一方要盖，一方派警察护着铲车来拆。政府说你们破坏市容，这是违章建筑；工人们说：你们要我们搬进新楼，原来是别有用心，想摧毁我们的信仰！——按现今的新说法，是否该叫“文化安全”或“文化灭绝”？
工人们在拆下的旧砖堆里插个十字架，周日照样成群来礼拜。警察挥着警棍，冲上去赶人，两下里动起手来，打得头破血流。教会当然强烈支持工人的信仰自由。波共政权和教会的对立，就这样发生了；波共政权和民众之间，就此出现了难以弥补的裂痕。
本人不知道波共领导人当时的想法，以本国经验判断，这些人本是无名之辈，仗着苏联红军的刺刀掌了大印，自然要担心政权合法性问题。作为唯物主义者，他们很自然的想法是用丰富的物质换取合法性。建造工人新村，本意大概是真诚的，确实想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准。借着搬新房摧毁工人的信仰？这些人也是工人出身，大概还没那么阴险。而且有些人刚被红军救出监狱，他们在狱里时，家属也受过教会照顾。虽说共产党和教会总是互相猜忌的，毕竟思想上相差太远，刚上台时，波共与教会之间却也未必彼此仇视。只是作为唯物主义者，波共领导人不理解这世界上有很多人不唯物却唯心，甚至唯神，规划工人新村时就没想过要配教堂。
如果设计新村时，以华沙某个旧社区为蓝本，把教堂包括进去，那么造了大概也就造了。但是，如果以苏联的工人新村为蓝本，蓝本里就没有教堂，再要加上去，却成了严肃的政治问题。这不是向落后意识投降吗？谁敢批准？批了，会不会被苏联人视为严重政治错误？工人周末都上教堂，不去苏联人特意赠送给华沙工人的文化科学宫，老大哥岂不很没面子？而且，整齐的火柴盒般的新村房子旁边，多出几所教堂，确实显得不伦不类。
我们中国人或许会觉得这些工人不识好歹。并不是说工人就一定要对新村房子感激涕零：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的，又不是我们祈求的，不要白不要。但，不感激是一回事，得了便宜还卖乖则是另一码事。一手把房子接过来，一手举起高喊：你们这些毁灭信仰的坏蛋！是不是有点不厚道呢？（本人承认，此段有抄袭他人网文之嫌疑。）
其实这是一个换位思考的问题。我们所谓的对别人好，往往只是按自己的方式对别人好；但别人对我们的好，却必须是我们自己能够感受的方式。兄弟这号农村出来的乡巴佬，从小理解的“对你好”，就是去对方家里劈柴捆稻。俺能想到的对一个北京女孩的好，就是周末不休息，吭吱吭吱把米袋扛到她父母家住的四楼。但北京女孩能感到的好，很可能是情人节送花。于是两人之间就有问题。她说俺对她不好（没送花），俺却非常委屈地想：哪儿对你不好了，你父母家的重活都是我干的。人们往往没有足够智慧看到铜板另一面：以他人感情所需要的方式（而不是我习惯的方式）对他人好，才是真正成功地对他人好。套用肯尼迪的句式： Don't ask how much you did for me, ask how much you did for me in a way I would like you to do。
美国的公立中学质量差劲却非常讲究“政治正确”，最近一个对1,200名十七岁中学生所作的电话调查，发现四分之一被调查者不知道哥伦布什么时候到美洲，但80％的人都知道哈泼·李（Harper Lee）的《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本小说，大概在每一所中学都是指定阅读材料。小说在形式上是小女孩丝寇特的自述。故事发生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之前的美国南方，当时黑人在那里仍受歧视。女孩的父亲是律师，他教育孩子们从黑人的角度来理解黑人；从“疯子”的角度来理解“疯子”；在他为黑人辩护、对“疯子”友善而遭到某些镇民仇视时，他又教育孩子们从这些镇民的角度来理解他们。不少美国人知道这位律师在书中告诫孩子的道理：You never really understand a person until you consider things from his point of view ——英语习惯说法就是穿穿别人的鞋子。美国人不学外语不读外国文学，遇到外国人，大概连人家的鞋子在哪儿都找不到，更不要说试穿了。但在美国人之间，他们换位思考还是做得比较好的。布希总统甚至说过：他能理解伊拉克反抗分子，那是他们的国家，如果他是伊拉克人，他也会攻击美国人的。
美国今年总统大选十分热闹，上一次2004年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也是天主教徒。他因为支持堕胎和同性恋婚姻，受到很多同门教徒的抵制。曾有记者问一位失业工人：克里的福利政策对你有好处，你为什么不选他？那位工人回答说：生活总是有好友坏的，困难是暂时的；而灵魂的得救是永恒的。对这样的虔诚教徒来说，上教堂比住新房重要得无可比拟。波共领导不肯懂换位思考工人的信仰需要，就把盖新房的好事做成了与工人对抗、与教会对抗的坏事。另一方面，工人怀疑波共借此摧毁他们的信仰，大概也是不换位的思考。不过，没有自由的可信任的媒体作中介，下层如何知道上层怎么思考？
1956年，波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造成粮食紧张。已经离心离德的工人，要信仰，要面包，在波兹南和各地先后罢工。罢工虽被镇压，波共领导也被迫改组。声称“每一只举起的手都要被砍掉”的强硬派下台，新领导人执行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合作化运动基本停止（波兰农民的合作化程度是东欧国家最低的，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加入合作社，所以波兰一直是东欧的谷仓）。但是，一切都太晚了。两个月后，百万波兰人在天主教圣地光明顶（Jasna Gora）黑圣母修道院宣誓：永远坚持天主教信仰，永远做一个波兰人。
图片展览看到这里，就知道波共政权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如果波兰人将信仰视作民族特性，将信仰和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而这种民族主义又充满了饱受俄国侵略的历史悲情，一个唯物的俄国傀儡政权，怎么会有民意基础？而一个毫无民意基础的政权，怎么可能长久执政？哪一天苏俄帝国照应不上，波共政权如何自行维持？
所以约翰·保罗二世只要对波兰人说“不要害怕”（Don't Be Afraid）就够了。不害怕，坚持信仰，就是坚持做波兰人。而生为波兰人，不做波兰人，还能做什么？于是退无可退，只能坚持，所有的威胁和迫害，都成了对信仰的考验。身为信徒，就要经得起考验，证明自己是个问心无愧的 True Believer。迫害被转换为考验，这就是宗教的难缠之处。
随后的事已是历史。1978年，那位原名卡罗尔·沃伊蒂拉（Karol Wojtyla）的波兰人成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79年教皇回访波兰，到处受到成千上万的波兰人的欢迎，他一遍又一遍地说，“不要害怕”；1980年，不害怕的工人组织了独立的团结工会；1981年年底，在工人大罢工中，波共宣布全国军管。军管激起了全民不合作运动并导致经济大倒退。1988年，罢工再次席卷波兰，波共被迫邀请教会斡旋政府与工会的关系，并同意举行全国普选。第二年6月，波共被人民的选票赶下台，社会主义阵营第一次出现非共政府。多米诺骨牌倒了第一张，随后一张张倒下去，直到1991年的苏联解体。
这是一个老故事了。1935年的某一天，在苏联访问的法国外长建议斯大林对境内天主教徒宽容一些，以换取教皇的好感。斯大林不屑地问：教皇，他有几个师（的军队）？教皇一个师都没有，他的一声“不要害怕”，现在回过头来看，却是宣告了专制政权的软实力和道德权威彻底破产的警敏号角，并预报了苏俄帝国的终将瓦解。所以“西方势力”不在乎修一条可供俄国装甲部队使用的高速公路。一时输赢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看来“西方势力”相信历史的“理”在他们一边。
车离华沙。看着那些处于拆迁之中的工人新村旧楼房，不知里面的工人现在生活如何？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可以骄傲的。与这些苏式大火柴盒一起倒下的，还有一个曾经不可一世并严重威胁过中国的大帝国。
（2008年3月23日写于复活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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