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最初是小宇姐姐推介的。据认为属于观赏型弱智。
今儿查了查此人的底细，档案如下：
宋鲁郑，祖籍山东。
1969年出生于河南郑州。1993年获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士文凭。至1999年工作于山东滨州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2000年赴法。获里尔高商硕士学历。
现任旅法山东同乡会副会长、巴黎文化沙龙秘书长、法国《欧洲时报》时事撰稿人。
人家不容易，为了毕业不卷铺盖回家，为了要在法国混下去，除了前言不搭后语地给《欧洲时报》写反民主反自由爱国软文，还能如何呢？
宋鲁郑软文举例
为什么要为成龙喝彩？
华人在全球最具影响的影视明星、向来以坦诚、直言而著称的成龙，在参加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之际，再出惊人之语，表示他现在对于到底自由好，还是不自由好感到很矛盾，因为太自由了，就会像台湾和香港一样，变得很混乱。所以他慢慢觉得：“中国人还是需要被管的” 。此语一出，不仅震动海内外华人社会，更引起西方的关注。美国福克斯电视新闻台在其网页上以“成龙失控”为题，报道了他这番言论。无论是香港的“民主派” 还是台湾的民进党以及大陆本土的自由派人士均大加挞伐。然而，成龙的话真的错了吗？或者真的就没有任何真理成份？恐怕绝非如此。而实际是，成龙的观点实际代表了一代人在现实面前对自由和民主等西方价值观的反思和总结。
大家应该还记得二十年前的成龙对这个话题的立场和态度。然而，二十年过去了，完全接受西方价值观的东欧和俄罗斯的混乱、落后与坚持走自己道路的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台湾，做为华人社会唯一一个民主试验区，其二十年的演进更是令人无法恭维。台湾民主化之前，和大陆完全隔绝，独力实现了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并以此傲视大陆。而自从民主化之后，却居然和大陆存在巨额贸易顺差的情况下，经济持续下滑，已沦为四小龙之末，现在经济更是全力依赖大陆。而在这二十年间，民粹主义盛行，族群割裂，社会严重对立。政治暴力不绝于耳。2008年，台湾曾评选以十个字来形容过去的一年，高居前两位的是乱和骗。台湾成为全球民主的负面典型。而这次公开指责成龙的民进党议员们又是如何形象呢？2008年，海基会副会长张铭清以学术名义访问台南被民进党台南县议员追打，特别是当陈铭清坐车准备离开时，一位脚穿皮鞋的深绿人士居然跃上车顶，狂跺不已！其癫狂状态令人愤怒、恐惧和难以置信。当然面对这一幕，不少民主基本教义派做如下解释：这些后起的民主社会，百姓素质较低，易冲动。然而，台南带头打人的陈定南是台南县议员，而且正要竞选县长。这样的人也是素质低吗？首开台湾民主历史暴力先河的“立法委员”朱高正，是留学德国的哲学博士，而且他的博士论文居然是关于康德，这样的人也是素质低吗？
至于这次公开反对成龙的香港立法会议员绰号“长毛 ”梁国雄又是何种面目呢？2008年，他和其他三位民主派议员香港立法会公然上演了这样一幕：在立法会疯狂（或者极度激动）地以粗口辱骂曾钰成，并以“投掷香蕉”之一粤文化最粗鲁、低俗的方式对之进行污辱。而就是这样的人，居然批评成龙说：“他侮辱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不是宠物。中国社会需要一个能保障人权和法制的民主制度。”请问，他的言行是不是对香港民主制度的侮辱？他本身是不是用“自由的暴力”在反对“自由”？
其实关于自由，中国的政治精英都有着务实的认识和处理方式。中国自由主义始于严复。1903年他翻译了《论自由》一书。然而书名几易其稿，先是译为《自繇释义》，哪个时代，“由”和“繇”通用，但“繇”是指“约束”。即使如此，到最后出版时，严复最后却再次进行改动，从直译变为意译，定名为《群已权界论》，意为强调自由作为权利的界限。因为他清醒的意识到“国人两极，要则一任奴役而无自由，反之则放任一切而无节度。”到了中华民国时代，1912年底举行第一次全国性的议会选举，而主张革命和共和的国民党人却制订出这样一部否定普选的选举法：女性没有投票权（占人口一半），文盲没有投票权（占人口近 80%），年纳直接税2元以下、不动产低于500元的没有投票权。而当时中国一方面普遍贫困，很少有人拥有500元的不动产财产。而另一方面，当时中国所谓的直接税只有土地税，从而造成大量商人失去投票权。而这些共和的创立者之所以制订这样一部剥夺大多数人投票权利的选举法，显然是认为哪些人没有投票能力，需要被管，需要被教育。难道说这些中华民国的开国之父们是在“侮辱中国人民？”就是被尊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自己认为：中国人不行，只有我一个人行，我是中国的救星，服从我者请来。主张革命成功之后，实行以党治国，独揽政权，贯彻革命方略。后来成立中华革命党，不也是要求党员必须 “愿牺牲一已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吗？难道他也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就是在当今中国,再热烈拥抱西方价值的人士也主张渐进式民主道路.且不管渐进式民主道路是否行的通,而其主张渐进式的原因和理由和成龙有什么区别吗?难道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民现在还不配民主和自由?为什么成龙就是侮辱中国人民,他们就不是?
关于自由，西方先贤均有清醒的认识。卢梭一向主张激进的和理想的直接民主，高唱人民主权。然而，当波兰政府希望委托他起草一部共和宪法时，他却建议对方实行君主制。显然，对于理想与现实这位先哲还是有着理智的分寸。法国大革命期间，最激进而主导大革命的雅各宾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人民如果不自由，我们就强迫他自由”。这种“自由暴政”理念与他们要推翻的“人民不服从，我们就强迫他们服从”的封建专政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吗？也难怪，法国大革命后，面对惨痛的代价和教训，总结出一条发人深思而震撼心灵深处的名言：自由如果交给一个没有准备好的民族，带来的只能是灾难。请问，这是对法国人民的侮辱吗？
然而，冷战后，西方出于主导全球国际秩序、更便于谋取自身利益的需要，把自由等包装成普世价值，并神圣化，图腾化，成了谁都不可以触碰的禁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知识精英都无形中接受了这一套价值观。并无视哪么多国家失败甚至惨败的教训，成为基本教义派。并以自由的暴力对待任何质疑者，致使人人对之噤若寒蝉。台湾独派重地高雄市有一位教师以文革式的语言“举着自由反自由”（举着红旗反红旗）指责成龙就是令人啼笑皆非而倍感恐怖的一例。然而，成龙就是成龙，他尽管只是一个演艺人士，尽管二十年前自己也曾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尽管他身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仍然无法避免自己的部分电影上映受限，但是仍然以无比的勇气讲出了不亚于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事实。尽管五年前，由于他批评台湾的民主选举是闹剧，而被信仰自由等普世价值的台湾当局全面封杀！从而上演了一场因言获罪一幕。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成龙喝彩！为成龙的良心和勇气喝彩！
大历史背景下的《中国不高兴》
——兼评吴稼祥先生《让中国服从“我”的心情》
被称为2009年第一书的《中国不高兴》出版后，不仅迅速成为畅销书，更引发了海内外的关注和争论。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一本书能够引起如此之多的关注，实在是一种巨大的成功。客观地讲，《中国不高兴》不是一个理论体系的建构，文体的散文性和表达的激情化是其主要特征。语言的坦率与犀利、针贬对象的明确而尖锐实属罕见。然而，这些都无法解释何以这本书可以引发如此大的轰动和街谈巷议。而且毋庸讳言，对这本书褒贬还是相当两极。誉之者称为大时代崛起中国的巨人呐喊，贬之者如吴稼祥先生，则称之为病态的民族主义，甚至冠以“不高兴病毒”，并认为“毒化我们民族的心理”。
显然，要真正理解这本书，还是离不开它的时代背景。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这期间虽有波折，但上升的曲线却是日益顽强而不可遏制。终于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开始了全面爆发，并意外的以极其特殊的2008年展示了这个时代的几乎全部进步和问题。中国百年复兴理想的实现从来没有过令人感到如此的接近，一种发自内心、有着具体物质基础支撑而不是虚幻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来自中国的声音愈来愈大，愈加直言不讳。
与中国迅速崛起相对应的，却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不安、忐忑与戒心。并把这种心态转化成具体的外交遏制和越来越大的压力。如果我们回顾这三十年，每一次的东西方冲突都是西方主动挑衅(其实放眼过去一百五十年也一样，只不过不同点在于一个是掠夺，一个是遏制)，这固然是双方实力对比使然，更是西方利已本性使然。然而使西方想不到的是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兴起的民族自豪感。
纵观人类历史，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的兴起往往在如下两个历史时刻：一是国家和民族处于崛起过程中。二是这个国家遇到外敌挑衅、威胁或入侵之时。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五四运动”、今天美国的“9。11”都是如此。而且尽管美国被誉为最文明、最强大、最先进的民主国家，在此一刻表现的和其他国家都没有任何不同。接连发动两场复仇战争，甚至当法国公开反对之时，美国社会发起抵制法货运动，法国葡萄酒也被倒入水沟，甚至美国参议院的快餐店出售的法式薯条也被改为“自由薯条”。这个时候美国并没有表现出吴稼祥先生所主张的“一个伟大民族和一个伟大的人一样”的“坚强的心理素质”，更没有表现出“无论他或她曾经受过怎样的伤害，都不会丧失爱的能力，也不会让仇恨和报复主宰自己的心理”。
当然，中国民族自豪感的空前高涨还与肇始于美国并危害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有关。仅仅五年前，中国的金融界精英为中国银行体系的出路何在而忧心忡忡，甚至都担心即使送给西方银行都未必被接受。毕竟在他们眼里理论上已经破产和资不抵债的烂摊子有哪一个西方银行会充当慈善者?然而，现在中国人惊奇的发现，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五大投行全军覆灭，曾经市值高居世界第一被视为全球楷模的花旗银行居然资产缩水96%，股票价格跌破一美元，处于破产的境地。如果允许，中国任何一家银行都可轻而举的对之进行收购。曾经在西方眼里弊病丛生应该向西方学习的中国银行却居然成为全球最为健康的佼佼者。在这种令人震撼的对比下，中国模式大有从一种可以和西方媲美的成功模式发展成为世界上唯一成功的模式之感。
可以说，中国当前民族主义的兴盛是上述两种历史时刻的集合以及西方经济危机的催化而成，是有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共性和历史合法性、正当性。《中国不高兴》只不过是这种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产物，是对整个民族心理的反应与折射。而绝非吴稼祥先生所称的什么病态，病毒。更不是什么的”暴发户心态”。
当然，这五位学者的观点是否偏激或极端，还要从另一个角度既生活于同一时代的右派知识精英的表现进行对比来印证。我们首先看全国最高学府之一的清华大学的学者秦晖教授。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成功有两条，一是全球化。二是低人权成本，进而得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对人类好不容易形成的文明的威胁。并把中国做如下描述：“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在他的眼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一片漆黑，四亿人口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纪录是进入不到他的视野。 (也难怪西方看不到西藏五十年天翻地复的变化，看看我们的知识分子精英连三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都视而不见啊!)再比如中国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在“三鹿 ”奶粉事件后，发出这样的评论：“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我们的民族出了问题，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是我们的血脉、我们的根基出了问题，而且病入膏肓，难以救药”。还有著名诗人艾青之子艾未未，在杨佳事件发生后，居然声明“我每秒钟都受到威胁，因为我生活在一个非常有危险性的国度里。”（真不知艾未未如何解释在每秒种都受到威胁的中国，何以高居世界第四大旅游国？）这些右派立场的学者观点如果和《中国不高兴》五位学者相比，究竟哪一个更理性?哪一个更平和?吴稼祥先生指责《中国不高兴》妖魔化中国的自由派学者，请问，这些自由派学者是不是在妖魔化中国?在我看来，《中国不高兴》实是对这些自由派人士太过客气了。
不错，五位学者在书中提出，中国不高兴，是因为中国没有成为老大。用作者之一王小东先生的话讲就是“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西方人要排第二。”其实从历史上看，中国领导已知世界是一个长期的传统。而且如果与战火纷飞的欧洲相比，我们会发现正是由于中国的领导作用，亚洲才没有发生欧洲哪样连绵不断的局部或者席卷整个欧洲的兼并或宗教战争，整个亚洲才享受到长期的和平与稳定。只是到了清末，中国衰落，由中国主导的亚洲体系崩溃，才使得各个国家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也才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把整个亚洲都卷入的历史悲剧。而西方主导人类历史短短的几百年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以及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当地土著几乎被消灭殆尽)，至于对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欺凌与掠夺就更是令中国人刻骨难忘。请问西方的主导权有什么可以留恋的? 如果以史为鉴，如果中国再度成为已知世界的领导者，有何不妥?中国可以从第一到落后，西方也曾从落后到第一，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再度第一，西方第二呢?说是天命所归(实是天命复归)又为何不可?
此外，吴稼祥先生还这样认为:” “不高兴”心理病毒可以感染一个人，也可以感染一个民族。最容易受感染的是那些曾经受异族侵略、掠夺和压迫的民族。”并以德国和中国并列为例。这显然是有违历史常识。德国仅仅一个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就演变成纳粹德国，对全人类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而中国长达一百多年面对西方数不不尽数的不平等条约，也没有演变成了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不但没有象德国一样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反而和欺凌它的西方一起共同对抗威胁世界和平的纳粹德国。真不知道吴稼祥先生究竟是立场决定常识还是常识决定立场?
吴稼祥先生谈到了”受害人心态”，其实我们应该首先反思的是西方到现在都无处不在的”迫害人心态”。二战之后，西方明白不可能再象过去凭借武力为所欲为，于是就变换手法。先是利用自己掌握的主导权制订各种符合自己的利益的规则，今年巴黎免首鼠首拍卖就是一例，西方凭借他们制订的1995年保护文物公约，塞进”50年有效期”条款。使得中国根本无法凭借国际规则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其次就以自己的价值观包装成普世价值，从而为干预他国事务提供理念基础。甚至不惜双重标准。西藏1959年对于中国来说明明是捍卫国家统一和废除农奴制，和当年的林肯维护美国统一和废除黑奴制一样，但在西方眼里就成了侵略，成了侵犯人权。并根据需要时不时的拿出来对中国进行勒索。”受害人心态”可以进入吴稼祥先生的视野，而”迫害人心态”何以就视而不见呢?
吴稼祥先生在批判他认为不健康的”病态民族主义”时，提出了他理想中的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关于这个概念我不多说什么，仅仅举一个例子。2008 年3月我应邀参加台湾观选团。期间曾与台湾深绿组织北社进行座谈。一番争论之后，处于下风的北社成员突然给我们扣了一顶大帽子:从大陆到海外的学者有两类，一类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一类是包装着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我啼笑皆非之余不由问道:请问你主张的台独是不是民族主义?令我大出意外的是对方坦然承认:不错，我们是民族主义，我们也认为在民主和人权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主权。还有一个参会的自由派学者后来这样对我讲，宁要民主的贫穷也不要专制的经济发展，和文革时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有异曲同工之妙。请问，吴稼祥先生，你的自由民族主义是否可归入乌托邦?
中国不高兴，是因为我们有屈辱的历史所以不高兴;是因为造成我们屈辱历史的西方仍然在给我们的崛起制造障碍不高兴;是因为有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进行自我贬低而不高兴;是因为中国还没有恢复到它历史上曾拥有过的辉煌而不高兴。中国实在是有理由不高兴，而且更应该深思的是，为什么有人反对中国不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