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雅尼克
发表日期 01/12/2009 更新日期 07/12/2009 13:10 TU
在今天的《思潮与政见》专题节目时间里，我们同大家谈谈法国作家加缪及围绕是否将加缪遗骸送入先贤祠的争论的话题。
加缪的全名是阿尔贝 加缪，上世纪二战时期活跃于法国文坛的作家，戏剧家和哲学家。加缪于1960年死于车祸，时年仅四十七岁。加缪虽然英年早逝，但却有多种重要著述传世。他的小说《局外人》、《鼠疫》，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以及思想论著《反叛的人》均是他留给后人的重要遗产。加缪同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生活于同一时代，是当时法兰西双峰并立的文坛巨匠。加缪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萨特在7年之后1964年获奖，但拒绝领奖。
2010年一月四日，是加缪去世五十周年的忌日，法国总统萨科齐提议在加缪逝世五十周年之际，将加缪的遗骸迁入法国先贤祠，与法兰西历代文坛巨匠如伏尔泰、卢梭、马尔罗等共列于千古不朽之林。加缪一生短促，但其成就在生前已经获得共识。五十年之后，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年，共产主义乌托邦破灭之后重读加缪，加缪的意义由于时代的变迁而获得空前彰显。如果要已两个字来概括加缪的写作的话，那就是反抗。加缪的一生，一直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反对暴政、反对愚昧、反对蛊惑、反对权力、反对盲信。加缪发表于1951年的《 L’Homme révolté》中译为反叛者或反抗者，均不太贴切。此书是一部系统论述人类反抗权力、反抗暴政、反抗暴力的思想著作，并非讲述一个特殊或孤单的个人反抗或反叛的故事。
加缪的伟大正在于在1951年苏联共产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就清晰地看到了共产主义的极权性质。极权主义概念的提出者安娜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出版于1951年，英国天才小说家奥威尔的小说《1984》发表于1949年。加缪同欧洲当时凤毛麟角的洞察先机的思想者同时，在共产主义光环十分诱人的时候点破了共产极权主义的机理，留下来不朽的传世佳作。加缪是萨特的好友，当时的法兰西，是左翼思潮占上风的时代，智慧如萨特也为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歌声所吸引的时候，加缪却能保持着惊人的清醒和冷静。现在看来，加缪的思想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将加缪送入先贤祠，毫无疑问，加缪是当之无愧的。而这一提议来自法兰西总统，显然也代表了法兰西共和国的礼赞。从这一角度看，加缪进入先贤祠当然应该是理之所归了。然而不然，正如当年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加缪的儿子，让·加缪（Jean Camus）不仅不买总统的面子，也不愿意其父遗骸进入先贤祠，不愿意其亡父的精神遗产同国家权力联系起来。
由此，是否将加缪遗骸送入先贤祠一事，于是成为法国舆论的一个争论话题。争论的焦点当然不是加缪是否能够入住先贤祠，也不是什么样的先贤应该进入先贤祠。而是先贤祠由于为国家权力所掌握，因而进入先贤祠既可能是民族的共识，也可能为党派权力所用。法国现总统萨科齐以右翼政党首领而入主爱丽舍宫，尽管在用人和政策上可能打破常规，突破左右边界，但从其执政大纲、信奉的价值准则等看，仍难跳开右翼范畴。将怀疑一切权力，反抗所有暴力的加缪也纳入国家正式祭奠的先烈之列，自然也可以充实法兰西官式文化遗产，但法兰西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系统却绝非官式文章可以囊括。在一定的条件下，官方的认可可以确认民间的价值，民间的价值也可以丰富官方的典藏 。官方应该有自己的位置，但却不能垄断社会空间和话语空间，也不能垄断价值空间。从这一意义上说，民间舆论对萨科齐提议将加缪纳入先贤祠的批评与其说是反对萨科齐在政治上的投机嫌疑，毋宁说是对民间、自由、多元价值的捍卫，是法国公民社会坚实、发达的体现。
2009年12月29日 星期二
RFI：不朽的加缪与官式文章的位置
强烈推荐胡平新作
如今论自由主义、个体主义者多耻于言道义，其言利者多，言自私者多。是固不谬。人无不利其利而私其私。然而真能知利之所在、私之所在者少。胡平此文，探骊而得之，庶可解若辈之蔽矣。
是亦非胡创见也。欧陆哲学早明之。要则“里佩尔对”（自由）尔。此里佩尔对非仅盎格鲁撒克逊俗所理解之现实的不妨碍他人的自由，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是人的历史得以区别于生物演化史的标志因素，是历史得以可能的根本动力。“不自由毋宁死”者，此之谓也。其原文为“要么自由地活，要么死”，言人之为人，自由而已，不自由者或者说不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人不是人；故又云：“谁不要自由，就强迫他自由。”浅人闻之，以为自相矛盾，不知此命题蕴含最深刻之辩证法。非此决然之观念，欧陆何以臻于今之境界？
前日听吴思所谓“血酬史观”者，即胡文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质言之，生物演化律尔。夫天演之则，人固不免，然人不止于受制于天演，此吴思所不明者。试如吴所言，则人到于今仍相食而无疚，黑猩猩即此种“人类”也。吴以其朴素道义，其恶血酬固甚，却不能解释人何以摆脱血酬定律的支配。吴在最后，仍慨言其于血酬、唯物、自由三种史观之间不能贯通。实则即彼等处在最愚昧的血酬阶段的文明，亦被微弱的自由推动着。故积千百年历史，多少总总有些变更，非纯然适应环境者。赖此微弱自由推动微弱进步，此列民族始可自证为人，而其希望在焉。否则真非类矣。至于先进民族，其受自由支配更为显然，固不须赘言。要之，自由史观才是唯一能解释人类全部历史的史观。人是唯一能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动物。人是唯一拥有超越经济价值的价值的动物。血酬定律、生态经济学、社会学，各有所得，各有所蔽，一旦妄自铺张，以为能解释人的一切，便入于魔道。我非赞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者。我非赞成响马造反者。我非赞成道德陈词滥调者。此种滥调往往仍是天演律的转译，我称之为博弈的道德观，儒表法里者尔。真正之道德，当建筑在自由上。而欲明自由，先须明利之所在、私之所在者究竟为何。胡平此文，能祛若辈心魔。
悼念唐福珍——从贫血的经济学谈起
—— 纪念反抗暴力拆迁自焚身亡的唐福珍女士
作者：胡平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4235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成了中国学术界的显学。许多人，包括非经济学家，都已经习惯于用经济学的术语和概念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但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学解释的种种缺陷也日益显露。眼下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经济学解释的贫困
2007年4月号的《二十一世纪》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农民工为何以死抗争？》的文章，作者是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昕。作者通过网络搜索和整理，找到自杀讨薪实例共82宗，“其中真实自杀与自杀姿态数量分别为34和48，真实自杀率为41.5％；其中导致死亡的有10例，占真实自杀的29.4％，其他情形的有也大多产生了受伤或残废的严重后果。即便是自杀姿态，大多也是经过努力劝解而放弃自杀，并不简单地祇是姿态。事前明显暴露出祇是做做样子而根本不打算自杀的情形祇有2例。”“那么，农民工为什么要实行自杀式讨薪？”作者解释说：“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农民工的行为可视为既定条件下经成本与收益权衡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当行为人认为悲惨境遇不可改变、自杀效用高于生存效用时，就会选择自杀。”
作者的这一经济学解释明显不通：既然自杀式讨薪并不是做样子的，当事人有的死了，有的成了残废，这怎么还能叫“成本与收益权衡的理性选择”？这还谈得上什么“效用”？作者多少也意识到这种解释的问题，所以他又补充了一句：“自杀式讨薪也确实存在着情绪化的因素，是理性与激情的混合型结果。”可惜的是这一补充太简单，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
应该说，《中国农民工为何以死抗争？》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作者对自杀式讨薪现象给出了很好的分析，并且提出了很好的具体对策建议。文章的最大不足就是作者对以死抗争的经济学解释。这事一想就不对，人家把命都豁出去了，你还说人家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怎么能让人信服呢？
其实，上述经济学解释不仅不适用于自杀式讨薪这种极端行为，就是对于一般的维权抗争也是很不够的。由于今日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人们投入维权抗争，风险大而收益小。事实上，在大多数维权抗争中，参加者们都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而且还往往遭到压制和蒙受物质损失。倘若人们仅仅依据个人利益行事，那么他们多半就不会投入这样的抗争。可是，这样的抗争终于还是发生了，那显然是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的。可见我们必须找出另外一种解释或说明。
“人活一口气，佛争一柱香”
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美籍日裔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人类的历史，是建立在“为了人性的尊严而斗争”的原则之上。人类首要的追求是“把人当人看”，也就是说，要求别人把自己作为一个人来尊重。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生存的勇气。即有能力去冒生命的风险去实现自己。不是别的，而是这种要求承认的欲望，才更是驱动人类历史的原动力。
以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一事为例。按照流行的经济学解释，那无非是劳资两大利益集团的冲突，劳资双方都在理性的算计之下，努力减低代价而争取最大利益。如福山所言，这种解释未免把劳资双方的心理动机予以简单化了。罢工者并不会说：“因为我贪财，所以我要尽量从雇主那裹争得更多的金钱。”罢工者毋宁会这样想、这样说：“我是一个好工人。我比我现在所得的工资更有价值。我应该得到更多的工资，这样才公平。”不错，增加工资可以进一步满足工人的物质利益，但同样重要以至于更为重要的是，那会使工人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了应有的承认。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理解农民工为什么要以死抗争了。俗话说得好：“人活一口气，佛争一柱香。”农民工以死抗争不是因为少不了那几个钱，他们是因为咽不下那口气。徐昕教授说：“能活下去就不会去死，自杀大多是因为活不下去。”不对。这些农民工固然很穷，有的也许还负上了债，但一般总还不至于马上就饿死冻死。再说，这世上有很多真正活不下去的人并没有以死抗争，而是苟延残喘，坐以待毙。可见，那些以死抗争的人必定是有着另外一些东西的，那就是血性、血气，那就是尊严、自尊。不错，这些农民工强烈地感到巨大的经济压力，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强烈地感到巨大的不公平，强烈地感到自己受到别人的欺侮。别人不把他们当人看，他们的尊严遭到粗暴的践踏。作为弱势者，他们没有别的武器。生活在专制暴政下，他们无处可以讨还公道。所以他们决心以死相争，藉以表达最强烈的抗议。
徐昕教授认为，农民工自杀式讨薪“在主体方面是作为策略、技术的自杀，是一种以生命为赌注的威慑机制和社会控制机制，但它并非纯粹的策略行为，因为自杀姿态存在向真实自杀转化的较大可能。”根据作者的调查统计，自杀讨薪的成功率祇有30.5％，低于真实自杀率（41.5％），再考虑到自杀讨薪者近一成受到处罚，“因此可得出结论是：农民工自杀式讨薪是一项极其昂贵且成功率偏低的行动”。作者的这一结论看上去无懈可击，但问题是，那些以死相争的农民工之所以采取那样决绝的行动，难道仅仅是为了讨还欠薪吗？
应当看到，自杀式讨薪行为带有抗议性自杀的性质。在《非暴力行动百科全书》（纽约与伦敦，加兰德出版公司，1997年）中“抗议性自杀”条目里这样写道：“以自杀方式表达对一种不堪忍受的环境或压迫性政权的全面抗议或彻底的不合作。这种自杀须是有意识地当众公开进行，清楚明确地表达抗议，把自杀当作直接行动。......在这里，一个人自杀是为了唤起人们的关切，从而改变公众舆论，或者是改变对手的感情。由于人们对死者表示哀悼和景仰，这种死亡常常能激发起一种抵抗运动。”
这正像自由斗士。乍一看去，所谓自由斗士，就是为了争得更多的自由而甘愿失去仅有的自由。这不是自相矛盾，适得其反吗。裴多菲的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如果你问，连命都丢了，自由安在哉？那祇说明你根本不懂得此处自由的含义。因为在这里，自由斗士并不祇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更重要的，他是不甘心屈服于他人的压迫，他是在捍卫自己的尊严，彰显自己独立自主的意志。
拒绝"经济学帝国主义"
福山讲到，把要求承认的愿望视为人类历史的动力这种观点自黑格尔，但是，“形成承认基础的概念却并非黑格尔的发明。它和西方政治哲学本身一样古老，也和一种大家都熟悉的人类性格有关。”祇不过在不同的哲学家笔下，它被赋予了不同的名称而已。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分为三部分，一为欲望，一为理性，一为气概。在这裹，气概便是要求承认这一概念的基础。马基维弗里说人追求光荣，霍布斯说人的骄傲和虚荣，卢梭说人的自尊，汉弥尔顿说爱声名，麦迪逊说雄心，尼采是把人称作“红脸颊的野兽”（所谓“红脸颊的野兽”，是说人是会脸红的动物，也就是说人是有激情、有愤慨、有羞耻的动物）。这些不同的词语都是指一种大体共同的东西。在中国，我们也能找到许多类似的说法。譬如“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譬如“气”、“血性”、“精神”，等等。这种东西显然是人性的一部份。它既不能还原为欲望，也不能还原为理性。
举个例，强盗抢走了我们的财物，我们不仅会难过——因为我们的利益遭受了损失，我们满足欲望的东西遭受了损失，而且我们还会愤慨。这就和我们自己不小心丢失了财物不一样。产生愤慨的原因是我们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冒犯。可见人决不是仅仅计较利益的动物。摔一跤是疼，挨一拳也是疼。可是这两件事给人的感受大不相同。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还感到屈辱。我们忍不住想还击。还击的目的不一定是自卫，因为对方可能并没有进一步伤害的意向。还击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可以随便欺负的，证明自己的价值不容他人随便否定。我们明知在还击的过程中，自己免不了还会多挨几拳，“杀敌三千，自伤八百”，即便最后打赢了，也祇会为自己的身体多添加一些疼痛，但是唯有奋起还击，我们才能使自己的心理感到快慰。因为我们捍卫了自己的尊严，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如果人祇考虑利害，那么唯一合理的选择是挨了一拳后极力避免再挨第二拳，除非打败对方能得到更大的物质利益。可是我们却甘愿再挨几拳也要还击，即便我们知道我们并不能从打败的对方身上得到甚么物质利益。自己挨打，我们会产生还击的冲动；见到别人挨打，我们也会同样产生还击的冲动。所谓“路见不平”，便会产生“拔刀相助”的冲动。有人不慎落水，我们会忍不住拉他一把；有人无辜挨打，我们会忍不住出来打抱不平。两者都出于同情心，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还会多一种愤慨之情。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道德义愤。道德义愤会驱使一个人在和自己直接利害无关的事情上，甘冒风险而采取某种行动。这种行动未必会给自己带来甚么利益，往往还会给自己招致若干损害乃至极大的损害。但正是在这种行动中，你才会最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个堂堂正正的人。
以上所说，无非是日常生活中人人皆有的经验。它清楚地表明，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是有一定价值的。所谓自尊心，就是指对这种价值的主体性确认，它同时也要求得到他人的承认。如果别人对自己作出某种行为，旨在否认我的价值，我就会感到气愤。如果我迫于别人的压力未能做出符合自身价值的事情，我就会感到痛苦。如果众人见到了我这种没出息的表现，我就会感到羞耻。如果我抗拒压力，宁可付出欲望或利益的代价也要坚持符合自身价值的行动，我就会感到骄傲，感到光荣，而且也会受到众人的称誉和肯定。这是人性中最深刻的一部分。这是人性中的人性。
本文的标题是“贫血的经济学”。我要强调的是，经济学涉及的祇是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的假定也祇是涉及人性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全部。经济学大约是不讲血性的（严格说来，我以为即便在人的经济活动里，我们也不能完全不讲人的精神或曰血性。兹不细论），因此我们可以说经济学是贫血的。但人是有血性的，所以我们不能用经济学去解释人类活动的全部。今天中国学界，“经济学帝国主义”可谓泛滥成灾。很多人在解释人类活动时，除了运用诸如“成本－收益”之类来自经济学的概念之外，就简直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概念了。而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泛滥成灾的结果之一就是，由于它无视人的血性，无意中就肯定了奴性：如果人不再要求别人把自己当人看，如果人失去了甘冒风险实现自己的的冲动，那不是奴隶又是什么呢？
RFI报道崔卫平电话
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20/article_18414.asp
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20/article_18416.asp
崔卫平推特：https://twitese.appspot.com/info?id=cuiweiping
RFI：刘晓波是一株小草
作者 雅尼克
发表日期 29/12/2009 更新日期 29/12/2009 14:10 TU
刘晓波于2009年圣诞节被判处11年徒刑。他的罪行是参与起草了《08宪章》，在国门外发表了批评党国的文字。消息传来，世界惊愕。刘晓波于2008年12月8日《零八宪章》发表当天即被中国警方关押，直至 2009年年底才开庭审理。此案开审前夕，外界已普遍预计刘晓波将会被判重刑，以起杀一儆百的作用。然而，刘晓波被重判消息公布之后，仍然震惊了全世界。
也许是因为中国近几年的形象外交效用还未完全消失，也许因为此前欧美均明确提出释放刘晓波的要求，也许因为刘晓波业已成为中国目前最享盛誉的政治反对派，也许因为刘晓波虽有犀利的分析评论文字，但政治主张温和，坚持非暴力等等，使得世界舆论仍然对中国政府的判决心存幻想，仍然企望中国政府会作出较为合理的决定，会从中国更为长远的利益算计，会对本为一介书生的刘晓波网开一面。
然而，面对中共铁的宣判，所有这些善良的想法都落空了，所有这些幻想均破灭了！所有这些看似合情合理的推论全破产了。人们不得不推翻所有这些先入为主、似是而非的道理和逻辑，以新的眼光、新的视角检视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追问这些变化究竟会将中国带入何方？这些变化究竟会对世界带来何种后果？
奥运成功：对世界发号施令的通行证？
大概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对外实行所谓“微笑外交”，提出“和谐世界”、“双赢互利”、“伙伴关系”、“南南合作”、“国际关系民主化”等各种诱人的外交口号，企图防范迅速增长的经济、军事实力助长潮涨潮落的“中国威胁论”。然而，这样一种以打造“软实力”而顺利实现“和平崛起”的地缘战略却似乎由于北京奥运的成功举行而嘎然终止。奥运的举行似乎既是中国成功进入世界中心的标志，又是中国开始转换角色，对世界发号施令的通行证。
为了惩治法国总统会见达赖喇嘛，中方单方面取消中欧峰会；为了避开进入国际社会必须的责任与核查，中国在哥本哈根对世界说不。与此同时，世界超强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低调访华，避谈人权，强调中国在新世纪世界的中心位置；习近平访问日本，破例获得日本天皇会见，凸显出中国地位的今非昔比。一时，中国腰缠万贯，气冲斗牛之象横空出世。而正是在这时，负有沉重历史罪错而又有求于中国的西方强权居然敢于提出释放刘晓波的要求。这岂不是既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预，也是企图重温他们过去的殖民主义历史吗？对于这种在错误的时间作出的错误要求理所当然被中国政府拒绝，也就不在话下了。
然而，即使上述分析可以解释中国为何不给西方面子，拒绝释放或者轻判刘晓波，但却难以解释中国政府为何选择于圣诞节时宣判刘晓波。今天的中国已经足够强大，所谓明人不做暗事，并不需要避开媒体的视线，为什么还会有如此下策？同时，更令人不解的是，如此强大的中国，为何容不得一个手无寸铁的刘晓波？如此铁桶一般的江山，空前的军力，成倍增长的警力，为何就不能面对一个理性平和的一纸《08宪章》？
使寒冬恐惧的小草
刘晓波本是一名布衣书生，同众多的帝国良民一样，可以任人拘捕、闭门审讯、强势宣判。他是如此的文弱，国门内无地安身，无处表达；法庭上，他无权辩白，无权发声。他不过是一株温和的先行报春的小草，要求的仅仅是赖以扎根的土壤和赖以呼吸的空气。他的全部罪过，乃是不屑强权，坚持表达，不屈思想。然而，这株小草又不同凡响。由于平凡，所以它绝不孤寂；由于温和，所以无敌；由于先行，所以前途无量。小草没有掀翻巨石的力量，但却有冲破寒冬的志向。当冰雪融化、大地回春之时，那时乃是小草的世界。这也许就是寒冬恐惧小草的原因。
极权时代的主轴是暴力与思想的较量；后极权时代，则是利益与良心的争夺。后极权的到来，意味着思想胜出。良心压倒利益，则预示着后极权的消亡。《08宪章》所代表的正是中国的良心，人类的普世良心。而也正是因此，扑灭良心的火焰，乃是极权生死存亡之要害。
Nouvelle vague d'arrestations d'opposants en Iran
LE MONDE | 29.12.09 | 12h22
http://www.lemonde.fr/proche-orient/article/2009/12/29/iran-le-pouvoir-traque-sans-pitie-l-opposition_1285684_3218.html#ens_id=1190750
En Iran, la répression ne désarme pas. Au lendemain de la fête religieuse de l'Achoura, dimanche 27décembre, au cours de laquelle les forces de l'ordre ont tiré sur des manifestants hostiles au pouvoir en place, faisant officiellement au moins huit morts (dont cinq à Téhéran), une nouvelle vague d'arrestations s'est abattue lundi sur les rangs de l'opposition.
Parmi les personnes arrêtées figurent des proches de l'ancien président réformateur Mohammad Khatami, dont Hassan Rassouli et Morteza Haji et trois principaux conseillers de Mir Hossein Moussavi, candidat malheureux à la présidentielle contestée de juin, remportée par Mahmoud Ahmadinejad, devenu la figure de proue de la contestation. Il s'agit de Ghorban Behzadian, Mohammad Bagherian et d'Ali Reza Behechti Shrirazi, directeur du site officiel de M.Moussavi, Kaleme.org.
Cette nouvelle "rafle" n'a pas épargné la presse. Mahmoud Shamsolvezine, le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des journalistes, a été arrêté ainsi qu'Emadeddin Baghi, figure emblématique en Iran, lauréat du prix des droits de l'homm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ainsi que Noushine Ebadi, la sœur du Prix Nobel de la paix, Shirin Ebadi, qui, elle, n'est pas rentrée en Iran depuis plus de six mois.
KAROUBI ATTAQUÉ
L'un des principaux leaders du mouvement de contestation, le religieux Mehdi Karoubi, qui avait dénoncé le premier les tortures et les viols en prison, a même été attaqué lundi alors qu'il quittait en voiture une cérémonie de deuil dans une mosquée à l'est de Téhéran. Selon ses proches, sa voiture a été malmenée et le pare-brise cassé. La foule a mis en fuite les assaillants. La police, dans le même temps, a fait une perquisition au siège du magazine féminin Irandokht, dirigé par Mme Karoubi.
Enfin, le corps du neveu de Mir Hossein Moussavi, Ali, tué par balles dimanche, a été enlevé de la morgue où il se trouvait et la famille pense que les autorités tentent ainsi d'empêcher qu'à l'occasion des funérailles, ayant lieu normalement dans les vingt-quatre heures, il y ait d'autres débordements.
LOURD BILAN
Dans ce climat de tension extrême, qui s'est aussi accompagné d'une "mise au pas" de plusieurs sites Internet, beaucoup craignent à présent que la répression n'ait plus de freins. "Un pas a été franchi lorsque le gouvernement n'a même pas respecté le deuil du Moharram et de l'Achoura qui interdit tout acte guerrier et toute confrontation. J'ai peur qu'il n'y ait plus de freins à la répression", explique par téléphone un professeur de droit à Téhéran. C'est aussi l'avis de l'analyste iranien Ahmad Salamatian pour qui une "militarisation de la répression n'est pas à exclure" et qui estime que "le Guide suprême, Ali Khamenei, jusque-là partagé sur la réaction à adopter, s'est fait prendre la main par la faction la plus dure au sein des fondamentalistes au pouvoir".
Quant au président de la 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 iranienne, Karim Lahidji, il déclare: "La contestation est arrivée à un tournant. On peut craindre en retour une répression accrue, un véritable bain de sang."
Six mois après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contestée du 12 juin, le bilan est lourd : une quarantaine de morts officiellement (l'opposition parle d'une centaine); plus de 4 000 arrestations auxquelles s'ajouteraient un millier d'autres depuis dimanche dans tout le pays; cinq condamnations à mort; des peines allant jusqu'à quinze ans de détention pour les opposants.
La situ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st "la pire qu'ait connue le pays depuis vingt ans", selon un rapport d'Amnesty International qui dénonce "la torture, les exécutions extrajudiciaires, sommaires ou arbitraires" et note que "les investigations annoncées par les autorités iraniennes semblent avoir pour objectif de dissimuler les atteintes aux droits humains plutôt que de faire éclater la vérité".
Pour Karim Lahidji, le plus préoccupant, outre la violence, est le côté "systématique" de la répression. "Lorsque quelqu'un est arrêté, il est souvent soumis à de mauvais traitements ou forcé de faire des “aveux” pour justifier une condamnation à venir, mais c'est aussi tout son entourage qui est visé. Cela ne s'était jamais produit, explique-t-il. Par exemple, on exige des cautions exorbitantes, c'est la famille entière parfois qui hypothèque tous ses biens pour faire sortir celui de ses membres qui a été arrêté. Ce fut le cas de jeunes blogueurs qui sont ensuite partis pour l'étranger. A présent, leurs parents sont otages: le gouvernement leur dit ou vos fils reviennent ou votre appartement hypothéqué est à nous et vous serez à la rue."
ARBITRAIRE EN DÉTENTION
Dans d'autres cas, explique-t-il encore, les proches de la personne arrêtée perdent leur travail. Et de donner l'exemple de la journaliste Nargues Mohammadi, porte-parole du centre pour les droits de l'homme animé par le Prix Nobel de la paix Shirin Ebadi. "Le mari de Nargis, Taghi Rahmani, qui appartient à un mouvement progressiste a passé dix ans en prison. A sa sortie, il était bien sûr au chômage. Sa femme, qui travaillait dans un centre social, a été convoquée il y a trois semaines, on lui a signifié qu'elle était licenciée. Ils sont sans ressources avec des petites filles jumelles de 4 ans à élever."
En prison, l'arbitraire est de mise. D'après les confidences de la femme du journaliste économique Said Leylaz, condamné à neuf ans de prison, en six mois, elle n'a vu son mari, en prison, que deux fois. Lui n'a jamais su quand se tiendrait son procès. Un jour, on l'a prévenu qu'il avait dix minutes pour préparer sa défense. Son avocat n'était pas convoqué, on l'a juste informé de la sentence.
Quant à Behzad Nabavi, un ex-ministre de 72 ans, condamné à six ans de prison, il a dû être opéré, sa santé était mauvaise. Pour pouvoir se reposer chez lui une semaine, il a versé une caution de 650000 euros. Mais, comme il avait raconté ses conditions de détention à des amis, on l'a remis en prison, malgré la caution.
Certains sont en prison depuis six mois, sans que l'on sache s'ils auront un procès. C'est le cas de l'ex-vice-ministre de l'intérieur Mostafa Tajzadeh, de l'ex-porte-parole de la présidence réformatrice de M.Khatami, Abdullah Raminzanzadeh, ou encore d'Ahza Mansouri, membre du bureau politique du parti réformateur.
La répression vise aussi en particulier les minorités: un jeune Kurde a été pendu le mois dernier à Sanandaj, alors qu'en première instance il n'avait été condamné qu'à dix ans de prison. Le régime multiplie aussi les exécutions publiques de criminels de droit commun – ou présentées comme telles –, juste pour intimider toute tentative de contestation. En 2008, 380 exécutions ont eu lieu en Iran. Ironiquement, un des rares journaux à avoir ouvertement critiqué cette politique, Hayat-e-Now ("nouvelle vie"), est dirigé par un frère cadet du Guide suprême, Ali Khamenei. Le journal a été suspendu.
Marie-Claude Decamps
一不小心，你就会成刘晓波第二
http://blog.creaders.net/bxie1/user_blog_diary.php?did=52888
解滨
网友们注意了： 刘晓波的宣判书你都看了吗？如果没有，你最好看清楚点，可别糊里糊涂地成了刘晓波第二，也被判个11年。 本人看了宣判书后，肠子都悔青了。 俺要是折进去，就不是被判11年了，恐怕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就是下了阴曹地府后要先关上百十年的。如果你出于任何原因不幸地蜗居到中国，对于你犯下的罪行最好及早有个认识，也好有个准备，
刘晓波到底违反了中国法律的哪一条，咱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但他的罪状却是一五一十地写在判决书上。 反正在中国党从来都比法大，党的话就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刘晓波的判决书应该就是党的最新文件吧。 这份纲领性的文件颁布了一些最新的法律条文，俺认真学习后，归纳如下：
你家里的电脑是谁在用？ 如果光你一个人用，你找死啊？ 那叫违法！ 读读刘晓波判决书第一条吧。 赶紧多找几个人用用你的电脑，什么三姑、大舅子、小姨子都行，省得你留下个什么口实，叫人家不明不白地抓进去。 你的电脑用的人多了，谁也扯不清是谁的罪证，天王老爷也拿你没办法。 你想想，这年头全中国网民有谁没发过几句牢骚？ 谁知道哪句话会触动哪位中央首长的神经？ 刘晓波那人傻啊，在外面搞民主，在家里搞独裁，电脑不给老婆用。 就凭这个，他栽了。
你有没有接受过境外汇款？ 如果没有，那你就是遵纪守法的良民。 如果有，你得赶快想办法处理掉，比如说捐给你单位的党委书记什么的。从今以后，接受境外汇款就是犯法。 你以为中国还是20年前那副穷酸样吗？ 中国早不缺钱了。 几个臭民工随便做上一两天的活，出口换汇就是老鼻子的钱，谁稀罕你境外汇款啊。 不光你自己不能接受境外汇款，就连你太太也不行。 眼下还没有搞清楚刘晓波太太接受境外汇款究竟违反了中国现有的哪一条法律。既然刘晓波判决书第一条认定其为犯法，你就不要问个没完了。还是快去处理掉你那笔境外汇款吧。
你有没有境外的电子邮箱，比如雅虎、谷歌、MSN什么的？ 如果有，那你就是犯了里通外国罪，懂吗？ 刘晓波判决书第八条说：“2009年8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对刘晓波使用的电子邮箱进行了核查，经查，刘晓波使用的邮箱属境外，通过密码登陆邮箱中核实，邮箱发件箱中最早发件时间为2008年11月25日，发送的邮件中有30封涉及发送《零八宪章》。” 这就是说，使用国外电子邮箱也是犯罪。 同时，党也警告你： 别自作聪明了，北京市公安局不但管理境内电子邮箱，就连境外的电子邮箱也管得着，他们还可以盗用你的密码，冒名顶替你的身份查看你的外国邮件。 这也就是说，如今中国的网络监督已经扩展到国外去了，连外国的信箱也要查。 你要是再胆敢使用境外电子邮箱，那你就是找抽！
中国网民们听清楚了：如果你的帖子一不小心叫人转载到境外网站上去，你赶紧回家准备些衣物，和老婆孩子挥泪告别，等着公安局来抓你下大狱吧。 你要不信我的话，我劝你好好读读刘晓波判决书的第14条。 他刘晓波写的那些个东西，走红大江南北也就算了，谁叫他那么招惹境外网站的青睐呢？ 可以说他的每一篇文章不但境内网站有转载，境外网站也照转不误。 这就触动了党的某根神经。 古人云，家丑不可外扬。 他这样做把党的脸往哪搁？ 说严肃点，这就是违法了。 也许你要问我：人家境外网站要转载我的帖子，我管得着吗？ 人家做的事怎么成我的罪行了？ 你说这话水平就太低了。 我要问你：那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写些境外网站不愿意转载的帖子呢？ 比如说，歌颂党的光辉思想，讴歌党的X中全会，等等。 实在不行，你写点风花雪月，帅哥靓妹，火辣激情，性趣大全之类的黄段子，绝对不至于下大狱，说不准还会获奖呢。 你家老人有没有教你莫谈国事这个中国几千年的国情？ 如今莫谈国事就是法律。 要谈，最多只可以谈些共产党万岁之类的话题。走题了，你就看看刘晓波的下场吧。 别以为你的帖子被境外转发北京市公安局就管不着。 人家就连你的点击量都搞得一清二楚，那是要进入服务器才可以看到的。 根据刘晓波判决书第14条，他那六篇文章的点击量加起来也不过几千次，就凭这他就被判了11年。 你那些反党文章点击量不下几十万次了，算一算你该被判多少年吧。 反正俺的刑期早就超过500年了。
以后，你发任何帖子，切忌煽动性，不然就是违法了。我想提请你注意一下刘晓波的罪名：“煽动颠复国家政权”。 这里面的蹊跷就在“煽动”两字。 连天下的傻瓜都知道，“煽动颠复国家政权”和“颠复国家政权”是两回事。 煽动不等于颠覆。 事实上，他刘晓波哪有那个本事颠覆如此强大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 那广场上什么什么方队来一队人，刘晓波还不立马玩完？ 既然他刘晓波搞颠覆的可能性为零，那他的罪行就是“煽动”了。 那什么叫“煽动”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本人研究过，“煽动”这个词至少可以有100个不同的解释。 人家在烧火你拿把扇子扇风可以说是煽动，人家两口子闹别扭你怂恿他们大吵大闹也叫煽动，一栋摇摇欲坠的大楼你吹口气它就倒了那还叫煽动。煽动这个词根本就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何以用来定罪？ 这么说来，刘晓波的罪名本身就是不明不白的一笔糊涂账。 如果你懂得这一点，你就开始懂得中国了。 毛主席说过，“世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既然国人都害怕认真，所以在中国做事就不可认真。 他刘晓波就是太认真了，看穿了中国的宪法空为摆设，所以才写了《08宪章》来当真一回。 他的下场你看到了吧。 党的意思是，在中国对于法律是绝对不可认真的。 一认真许多事情就不好办了，比如说裙带关系、长官意志、假公济私、贪赃枉法等等，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水至清无鱼。 话扯远了，让我们回到“煽动”这个主题。 以后，有煽动性的话还是少说为妙，哪怕你是在煽动你的情侣跟你做爱也不行。 党的最新法律说了，煽动本身就是犯罪。 党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该怎么办你自己去斟酌吧。 给你打个比方，这人一老了身子骨就弱不禁风，特别是那些作恶多端的老贼，腐败到了极点，亏空太多，不堪一击。 所以那老贼就连“煽动”也害怕。 这你懂了吧。
以上是本人对你的苦口婆心，肺腑之言。 当然，这个帖子本身就犯了泄露国家机密罪 – 把《人民日报》海内版的内容披露到境外网站了。 该坐几年牢我自己有数。 眼下风声是越来越紧了。 一不小心，你我都会成为刘晓波第二。 那秦城监狱、提篮桥监狱可不是闹着玩的。
Twitter上的国际主义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高明 2009-12-29
2009年12月27日的晚上，很多中国的Twitter用户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如潮水般的中文推把一个话题推上了Twitter全球热门话题榜(Trending Topics)，这个话题的标签(hashtag)是 #CN4Iran，意思是“中国为伊朗”。它的起因是伊朗德黑兰发生的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这个看似与中国网民并无关系的事件，居然创造了继 #FuckGFW（GFW是Great FireWall的简称） 之后又一个Twitter奇观。
北京时间入夜时分，德黑兰的示威抗议活动升级至暴力冲突，有死伤发生，伊朗的Twitter用户们保持着六月以来的激情将标签 #iranelection 又一次推上了Twitter热门话题榜。有几位自六月以来持续关注伊朗局势的中文推友转发了伊朗推友的消息，中文推友一时间群情激昂，二度三度转发传播消息者有之，翻译英文推甚至波斯文推者有之，发表意见评论表示支持伊朗民众对自由民主的渴望者有之，连续发推介绍伊朗局势背景者有之，将类似事件对号入座者有之，调侃伊朗当局甚至中国者亦大有人在。
关注者、发推者数量急剧上升之下，有人提议以 #CN4Iran 为标签以方便推友追踪相关消息。而来自北京的 @PKUbuzheteng 的一条推谐谑而精准地道出了中国推友的心态：“什么是国际主义？就是全世界的草泥马联合起来，就是推特上众人跑到人家伊朗的标签里面打酱油声援”。不管是真打酱油还是假打酱油，反正在随后的短短几个小时内，酱油潮滚滚而来，把 #CN4Iran 染得浓油赤酱，急急登上热门话题榜。
伊朗的同志们听到风声后，感激涕零，有通汉语者发来“推电”曰“Zhong Guo Ren, xie xie! ”——不知他是否也曾听说过“大写的中国人”一说。而美国网友则一头雾水，面对一堆汉字，他们不知 #CN4Iran 究竟在说些什么，于是，很快的，在Google热门关键字搜索趋势上，#CN4Iran上到了排行榜第四名。
受到如此鼓舞，中文推友愈发勤勉，有些推中更不乏“鲜血”、“牺牲”等字眼。而冷静者@PersianXiaozhao跳将出来疾呼“喜欢流血的请流自己的血，喜欢牺牲的请牺牲自己。但不要去误导别人，不要赞美鲜血和牺牲！”这不禁让我感觉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仔细想想，又有多少中国推友真正了解伊朗的情况呢？我对伊朗局势没有研究，恐怕没有资格评论一部分中国推友的“国际主义”带着盲目。但是显然，翻越信息高墙后，网民的兴奋阈值发生了变化，大声说话成了所有人的基本需求，心理学家恐怕可以研究一下所谓的“GFW综合症”。
在Twitter被墙之前，身处传播行业的我是一个积极的Twitter鼓吹者。它是一个轻量级的互联网应用，却是一个重量级的资讯来源：通过各种不同的终端，无论你在何处，都可以便捷地获取各种由推友们分享的新闻、观点或乐事；它是一个好玩的社会化媒体工具：可以帮你在 follow与被follow之间更酷地进行2.0时代的社交；对于传播业者，尽管不够普适，在某些行业和领域，它绝对是一个经案例验证的出色的沟通渠道。
而Twitter的这次被墙，从七月至今，早已百日有余。曾经有推友静心期盼Twitter能如六月初那次一样，过了个坎儿就得以解封，可是多少个坎儿都过去了，那堵坚实的墙始终未见洞开。Twitter自然远未到百年之日，可是一些改变倒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分享新知的推往往被淹没在海量的“参政议政”推之中，只有那些与基本生理需求相关的推还能在锐推中占一席之地，原来Twitter上浓重的Geek氛围也已很难重现。
我无意打击Twitter式的“参政议政”，这也是我从未unfollow真正有见地、建设性的这一类推友并参与其中的原因。可是，我更期待一个多元化的Twitter，让我们能在成为“返聘愤青”的同时，也享受Twitter带来的信息便利性，并赋予Twitter更多的乐趣。
其实，Twitter还是那个Twitter，并无意于反对任何人任何组织，只不过被墙得久了，反倒成了一个绝佳的吐苦水的地方。我们的互联网管理者，想来应该谙熟古训“疏而不堵”，我们能不能期待一个没有墙的Twitter呢？到那个时候，恐怕“返聘愤青”们又可以退休了，“国际主义”也将与“打酱油”撇清关系。
（作者的Twitter ID是：@gaoming ）
RFI：胡锦涛"指示"香港：为实现普选 切实政改
发表日期 29/12/2009 更新日期 28/12/2009 23:38 TU
据路透社发自香港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周一（12月28日）呼吁香港特区政府，为实现普选，切实进行政治改革。报道指出，1997年回归中国的香港，正在为2012年完成选举措施，以便于2017年在香港落实民主选举而努力。路透社周一的报道还说，胡锦涛对正在北京的香港特首曾荫权表示，希望香港以相应切实的措施，处理政制发展问题，以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
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对于仍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特区而言，中国领导人的这类“指示”相当罕见。
相关报道指出，香港特首曾荫权目前正在北京述职。来自香港的消息说，中国总理温家宝周一上午在会晤曾荫权时，要求他提高效率。温家宝提出的批评，是曾荫权从2005年上任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的一次。
据介绍，香港特区政府目前在政改问题上，正遭遇反对派的挑战。香港立法会中的民主派议员批评特区政府所计划的选举改革，与实现真正普选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有报道说，观察家分析认为，北京中央政府对现任香港特首在解决相关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日益不满。
溫家寶訓特首深層次矛盾未解決，議員：重提舊話顯示曾班子失敗「29.DEC.2009.」
到北京述職的特首曾蔭權昨天先後獲國家主席胡錦濤及總理溫家寶接見。
特區政改諮詢方案出爐後，胡錦濤首度開腔要求曾蔭權妥善處理政制發展問題，溫家寶更重提05年的「訓示」，再次要求曾蔭權要更好地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有泛民主派認為中央領導人事隔四年後提出相同要求，顯然不滿曾蔭權的表現；有港區人大代表指曾班子解決矛盾問題上「慢半拍」。
《溫總會見曾蔭權，聽取述職報告》
12月28日上午，溫家寶在中南海會見了來京述職的曾蔭權，聽取他對香港當前形勢及特別行政區政府一年來工作情況彙報。
曾蔭權昨日早上先到中南海紫光閣，向溫家寶滙報特區最新發展。溫家寶在開場白中讚揚特區政府成功帶領特區走出金融危機，接着一番話則概括要求曾蔭權關注經濟、深層次矛盾及民生問題；包括囑咐特區繼續保持經濟健康發展，又提醒曾蔭權同時着手研究涉及全局和宏觀的重大問題，「統籌全局，謀劃未來，更好地解決香港的一些深層次的矛盾。」
溫家寶重申中央會一如以往給予特區大力支持，但亦提醒曾蔭權關注民生，「（要）更加重視發展社會事業和關注民生，以增進港人對未來的希望」。
死撐矛盾在經濟發展
今次已是溫家寶第二次公開要求曾蔭權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05年接任特首的曾蔭權首次上京述職時，溫家寶當面指香港仍有一些深層次的矛盾未解決，當時政改方案也是剛出爐不久，似乎意在指向政改問題。
曾蔭權昨天在記者會上「死撐」，指會面時主要滙報特區經濟發展，認為溫家寶所指的矛盾只涉及本港長遠經濟發展問題。
但不少政界中人認為溫家寶所指的矛盾不止經濟範疇。據了解，中央一直關注特區凡事政治化情況，認為社會因而變得躁動不安；近期的高鐵撥款問題，中央也留意到已經變得政治化，相信溫家寶要求曾蔭權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就是社會「泛政治化」的問題。
接近中方消息人士指，中央一向認為搞好經濟與民生，民怨便會隨之減少，令社會得以穩定發展，因此才大力叮囑曾蔭權搞好民生。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則認為溫家寶衝着政制問題開腔，因曾蔭權上任以來仍未能平息政改爭議，為特區管治班子帶來壓力，難怪要領導人再出口教訓。
對於溫家寶促曾蔭權搞好民生，何俊仁指，若中央認為透過改善經濟民生，市民便會降低政治訴求，這種想法是本末倒置，「一切貧窮不公同利益輸送嘅問題，都係源於政治上嘅矛盾，呢一點中央點解唔明？」
德新社：最嚴厲批評
社民連-陳偉業認為溫家寶重提舊話，表明中央批評特區政府處理政改不濟，「即係話曾蔭權完全失敗，所以要再次提醒佢。」港區人大代表、工聯會黃國健坦言溫家寶除了重申問題的重要性，「似乎都係覺得特首處理呢個問題慢半拍」。
德國新聞社昨以〈中國總理責備香港領袖有關深層次矛盾問題〉為題，認為是反映中央不滿曾蔭權處理政改的表現，更指是曾蔭權05年出任特區政府行政長官以來，國家領導人對他最嚴厲的一次批評。
相對於中央早前高度評價卸任澳門特首何厚鏵，溫家寶昨日的講話，是批評曾蔭權未能有效團結社會和民主派。
資料轉自:壹蘋果網絡
RFI：刘晓波——中国的曼德拉
作者 柏林特约记者 丹兰
发表日期 28/12/2009 更新日期 28/12/2009 21:46 TU
中国当局在圣诞节期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异议人士刘晓波11年监牢。这一消息当天在德国各电台和电视台播出后，引起了很大震动。中国刚刚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显示了自己是个不可藐视的世界大国。根据中国最新公布的2009年经济数据，中国今年就可能超过了对手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有关2009年的最终数据出炉后证明中国还是稍稍落后于日本的话，那么，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便是毫无疑问的事了。可是，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却惧怕一个敢于向政府提出批评意见的刘晓波，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立即受到了德国各界的批评。
基民盟领袖、总理默克尔在圣诞声明中表示：“我感到遗憾的是，中国政府虽然在其它领域里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却依然加以极大的限制。”自民党领袖、外长威斯特维勒也就此案“深表忧虑”。他说：“中国签署了有关公民权益和政治权益的国际公约。这一国际公约包含了确保基本人权的内容－－这其中也包含了言论自由。”汉堡州议会议员、社民党政治家伯瓦呼吁州政府在刘晓波坐牢期间中断汉堡和上海的友好城市关系，以示抗议。
虽然中国表示刘晓波案属于中国内政，外国无权干涉，但这丝毫不影响德国媒体对中国进行齐声讨伐。刘晓波案意味着中国人权的倒退，意味着中国政治冰河时代的到来等等评论纷纷出现。刘晓波曾说：中国有许多法律，但不是法制国家。这句话现在受到德国媒体的普遍肯定。
自去年12月刘晓波因参与撰写“08宪章”被捕后，这位维权人士在德国便成了一位著名作者。今年夏天，德国一个记者团就主宾国中国如何进行法兰克福书展筹备工作来到中国参观采访。当记者向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打听刘晓波的下落时，铁凝说，她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作者的名字。她还说，既然中国把某人抓起来了，那么这人肯定是触犯了中国的法律。德国人对铁凝本来是一无所知，因为铁凝的作品在德国图书市场上没有译本。但自从铁凝说了这番话后，这位作家在德国人的眼里便成了共产党的传声筒。德国媒体对她丝毫不客气，把她当成了攻击对象。铁凝人还没到德国，便在德国记者这道坎儿上摔了一跤。结果，铁凝十月份前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时便处处怯场，没有再轻易接受德国媒体的采访，而铁凝的黯然无光使刘晓波更为光彩耀人。
中国判处刘晓波11年监禁后，刘晓波在德国的声名更是如日中天。《法兰克福报》引述一位中国博客的话说：“中国的曼德拉在圣诞节期间诞生了”。该报指出，刘晓波案显示了中国发展的伤口——共产党一方面追求现代化，另一方面却又固守列宁主义的结构。两者的自相矛盾现在暴露无遗。《南德意志报》则认为：中国正处于转变之中。平民百姓反对国家专横的力量正在日益增长。现在有1万人签署了“08宪章”就是一个例证。尽管中国重判了刘晓波，但这种恐吓手段已经不象从前那么灵验了。
陈志武：中国的经济罪在“国有”
陈志武 @ 2009-12-29 16:46
凤凰卫视12月28日《锵锵三人行》以下为文字实录：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今天我们迎来陈志武教授，陈志武教授我得给大家吹乎吹乎，人家是耶鲁大学著名金融学教授，而且我可听说了，就是说你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界里边认可的华人真正的经济学家很少，陈教授是其中一个。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陈教授的观点，他说，中国的经济罪在国有，这种话，这是让谁听了不震动？而且最近你有一封信，我感觉挺有意思，就像《2010》这个电影一样，陈志武先生最近写了一个文章，说《从2049年看中国》，许教授你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
许子东：那是百年大庆，2049年。
陈志武：对。
窦文涛：还挺会选日子。
陈志武：一百年。
窦文涛：他讲从2049年那个时候，我们都Happy了，都很好了，就是中国的经济规模早超过美国了。
许子东：香港变社会主义，因为50年过去了。
窦文涛：对，全民所有制真正体现到实处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回望前尘往事，那个时候就不胜唏嘘，说我们这个改革，路可真叫弯弯曲曲。原来从1978年2008年这30年，只算第一阶段的改革，这个改革造成了什么问题？严重的国进民退的问题。而且在这个历史时刻，中国境内的人们产生了自满、自足的心理，还觉得我们这个国有化很牛，世界就看我们的了，中国这个体制，有什么必要改？我们这么发展的不是很好吗？结果到了2018年好像是，问题表现出来了，那些铁公鸡盖的高速公路，盖了之后也没有什么用的上，银行的呆坏帐。而且那个时候什么都国有了，老百姓手里哪有钱？到那个时候才意识到，不见棺材不落泪了，看来还是得从体制上改革，于是从2019年到2049年，又？
许子东：30年。
窦文涛：30年，就是前30年叫经济改革，后30年叫体制改革，这个过程完了，到2049年，咱们Happy了。
许子东：那个时候你还活呢，2049还活着？
陈志武：那个时候我还行。
窦文涛：不过陈教授，我先要跟你打一炮。
陈志武：八十几岁。
窦文涛：你这个观点就觉得，要70年，我们要付这么大的代价，才能到那个时候。可是最近比如说我在《亚洲周刊》上看到组织，有一些人组织一些文章，有一些人还是社科院的学者，纷纷都在讲，我确实也不太明白，说某些个经济学家，一直骂我们国进民退，他们这种观点失之简单，说你看现在全世界，美国不也是国进民退吗？还说过去的经济学，过时了。现在的新形势下，就这么看，中国要不是国进民退，还躲不过这个金融危机呢？而且还不会在现在全世界一枝独秀呢。对他们的这种观点，你怎么答辩？
陈志武：从表面上看好象有道理的，但是要我看，实际上不需要太多的学习经济，做很多的研究，仔细的看一看，如果真的国有经济再加政府管制，是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成就根本的原因，那计划经济的时候？
许子东：更加国有化。
陈志武：更加国有。
许子东：全部国有。
陈志武：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更多，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成功呢？所以这个不需要太多的大学教育，或者研究生教育让我们看到，这种因果关系的结论，是站不住脚。如果他们说的真的是对的话，为什么1978年之前，中国的经济每况愈下？这个是一个。
还有一个跟这个有关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很多的经济学界，我的那些朋友和同仁，往往会只看到GDP和经济的数据。实际上国家经营经济，拥有财产，拥有这么多土地也好，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不只是表现在GDP增长多少，企业赚多少钱这一方面。而且对于整个社会，特别是对于法制、对于私人的权利，对于民间社会的权利也好，都会有非常具体、深远的影响。所以说这就为什么，我最近几年也做了一些研究，比如说我去看了世界几十个国家，能够找到数据的几十个国家，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这些社会，这些国家，它的法制水平就越低。当然这个里面我们就想去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窦文涛：对，他就发现，研究了六七十个国家，这个很有有趣的一个发现。你从统计上讲，就国有化程度越高，钱什么全在政府手里的，这种社会，往往民主与法制方面薄弱。但是这种是什么原因呢？
陈志武：其实原因很简单，通俗来讲，我们可以这样子去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国家权力，或者政府权力的，力量的力，跟民间的权利，利益的利，把这两个内容，两个主角放在一起，想象他们互相之间每天都在博弈，谁占上风，谁更偏低。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国家占有的收入，国家占有的资源、财富在一个社会中越多，那么民间社会就越要依赖于政府，吃住行住房，医疗方方面面都要更多依赖于政府。当我们的饭碗更多掌握在政府权力手里面，我们有多大、多强的经济基础会去伸张我们个人的权利，民间的空间，民间的权利，谈不上，因为你的生存吃住行都要依赖政府权力的施舍，或者领导批准，具体说领导同意这个，领导批准那个。这个的话，你的个人权利、空间暂时往边靠，先为了生存下去，你不得不有求于现在的权力。
许子东：你不能通过法制，或者通过民主的手段来争取个人的权利，你只能希望父母是很有道德的，是关心你的，是神圣、英明的。因为他掌握了所有的一切，这个从大道理上是可以理解的。
陈志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所以法制文化，法制水平的高和低跟国有经济在一个社会中占有的比重高和低很有关系。其实在中国，今天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个行业，哪怕它最初没有国有企业在那个行业里面，但是一旦国有企业进入那个行业，那个行业的游戏规则，肯定会要改变，慢慢的改变成什么？改变的更偏袒国有企业，而这个要牺牲掉民营企业，就在民营企业跟新进来的国有企业进行竞争的时候，民营企业肯定是处于劣势。
窦文涛：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一个铁本的例子，我好像听你也说过。
陈志武：像铁本，就是也许那个铁本的老板说了一句话，他说30年，或者50年以后，要成为中国最大的钢铁公司。这样一来好了，原来比他更大的一些国营的钢铁公司，变成了他的敌人了，他们就想办法把他整垮，结果在2004年，2005年那个时候，因为宏观调控的原因，因为钢铁行业做了太多的投资，所以很多的领导人，都跑过去说，这个铁本必须得要停，这个项目必须得要停掉，因为你建了这么多钢铁的生产容量，整个行业本来就已经供给过多了。
结果某些部门要找一个宏观调控的对象，找一个具体的靶子的时候，为什么不选择更大的那些国有企业作为打击的对象？偏偏选择铁本？就是因为它是民营企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旦一个行业里边，当然包括现在房地产行业，越来越多地王是国有企业，越来越多的人，本来这个行业，是以民营企业为主的，现在经过过去两年国进民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地王，或者是整个房地产行业，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大的国有企业进来了。因为它们得到国家银行的金融支持，是民营企业没有办法可以比的，所以他们的资金支持最多，然后特别是今年的9万多亿的天量贷款，然后去年的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这些都对国企带来很多资金。在他们受到政府偏爱，金融方面偏爱、关爱之下，都不奇怪了，他们可以把很多的民企从房地产行业，从钢铁行业，还有很多其他的行业都挤掉。
窦文涛：现在挤的形式，他们就讲，现在真正的民企老板，你看混的比较潇洒的，就哪种人？开饭馆的，洗脚的。这个国企不要，瞧不上你。凡是要是涉及到一些大的利润，大点的资源，大点的这些东西的，你像最近山西说500家煤企，就给收了。
陈志武：按照我们刚才讲的，实际上刚才我也补充一下，有一句话没有说完，就是看到房地产行业、钢铁行业还有其他的行业也好，一旦政府是大的国企股东，因为政府拥有很多的立法权，修改规则的权力，解释规则的权力，解释法律的权力，执行法律的权力。就使得国企的地位在法院，被起诉的时候，或者起诉别人的，起诉民营企业，或者私人的时候，法院更多会偏袒国企。所以我们知道法制的精神，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国企、民企、私人在法律面前是不平等的，这就为什么长此以往，国企进入一个行业时间越长，破坏那个行业的游戏规则，对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就不太会继续对所有人平等。
许子东：是不是仅限于能源这些行业呢？比方你到第三产业，比如制造业，你看现在有没有国企的制造业能打赢民企？
陈志武：我前两天从乌鲁木齐回来，乌鲁木齐几年以前我住的一个宾馆，就是银都大饭店。那个时候好像还不是国营的，现在的话，是中国移动把那个楼，前几年买下来。然后左边开一个宾馆，右边开一个宾馆，都是要么是这个大企业，中石油，要么是另外其他大的国企买下来了，你说这些旅店旅游行业，酒店行业这个涉及到国防，涉及到战略安全的问题吗？
许子东：但是这样服务质量就会下降，是不是？
陈志武：对。
许子东：所以实际上的竞争会弱，对不对？
陈志武：对。
窦文涛：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说我不懂，但是我听他说挺高兴的。因为他这一个核心观点很简单，就是藏富于民，让真正的人民分享改革成果。而且我看了看陈教授写的很多例证，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虽然我不懂经济，但是你看我们主持人是琢磨语言的，我老觉得，我们受抽象词的蒙骗，太久了。比如说国家，我建议开展一个什么运动？就是把每一个抽象概念具体化的运动，就比如说国家的到底是什么，是指谁？你说我拥有，从哪里拥有？你比如他举个例子，很有意思，他说中石油的股票，如果上升了一块钱，他是国企。那么你会不会觉得我可以出去消费，我有钱了？跟你没有关系吧？为什么呢？就因为它虽然叫国字辈的，但可是它挣的钱，你从来也没有觉得跟你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这个问题？
陈志武：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讲，不管是政府决策部门，还是其他的经济学家，还是业界的都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改变。要改变什么？改变对投资的过渡依赖，总是靠盖楼房，修大的工业项目来刺激经济增长。然后这种大项目，大的工业项目越来越多的的结果，让中国经济更多的依赖出口，所以我们现在说必须改变这种模式，更多的依赖国内的消费，来带动未来的中国的经济增长。
但是实际上这种愿望表达了十几年，实际的结果，民间消费，占中国经济的比重，在过去十几年，不仅仅没有上升，反而继续的下降。为什么会是这样？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刚才说的，因为在国有制的安排之下，这么多国有资产和土地也好，升值了很多，中石化的股票涨了很多，你像我们现在看看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行，中国银行，在世界银行的排名中间，按照市值来算，排前三名，前三个最大的。
许子东：就像若干年前的日本银行，那时候日本的银行都排在最前。
陈志武：但是这些大的国有银行，它的资产价格，市值再高，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对他们没有办法产生影响。所以这就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国有经济的安排之下，这些国有资产再升值，他们赚的钱再多，土地拍卖的价格一百亿，几百亿，几千亿，再高，不管怎么样？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没有哪个人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3亿公民中间的一个，你说中石油曾经有一段时间，它的市值超过一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中石油一家公司分到13亿中国公民身上，每个人差不多1千美元的财富在里边。然后把这些银行也加进来，国有土地加进来，中石化也加进来。我算了一下每个人大概有几万块钱的国有资产。但是这些国有资产，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任何中国公民个人，每天到底是可以去一个更好的餐馆，还是买更好的衣服？不会说，因为这些国有企业的资产，今天价格涨了，我们去多花一点钱，多消费，这个跟你没有关系，任何正常的中国人都不会说，因为那些国有资产升值了，赚了很多钱，所以我今年可以多花一些钱。
窦文涛：所以我从他那儿学到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所理解的就是说收入，就是你工资涨了，你就有收入了，收入增长了。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收入，资产性的收入。比如说就像他说的中石油的市值，房地产的市值，这个增加的这么多的财富。那国家拥有，它拥有到哪里去了？
陈志武：现在最近我发现，不只是这些中石油，国际化工集团，还有宝钢、武钢等等那些公司。
许子东：都是能源工业。
陈志武：这些能源工业，还有很多非能源工业。
窦文涛：航天。
陈志武：也包括这些国有事业单位，不管是北大、清华的那些资产，还有中国科学院很多单位，原来的话，都是搞实业。但是现在发现很多实业赚到的钱，现金再加上这些实业公司上市以后，把它们的股权套现以后的钱，越来越多。所以这些事业单位，不要说这些大的国企，都有相应的投资管理部门，基金管理部门。因为他们拿了这么多钱以后，又不需要上交到国家，又不需要分到中国老百姓手里面。而是什么呢？他们自己把这些钱再投资，要达到保值升值的效果。那么我后来就想，我看了这么多事业单位，像中国科学院，也有很多的现金。但是钱管理的结果，为谁服务？更多是为一个小集体，中国科学院也好，北大也好，清华也好，这些事业单位，赚到的钱，基本上在本单位里面来使用，而不是按照全民所有的概念，让全中国人民都分享到。
许子东：但是你知道老百姓是怎么想的？老百姓想，不管怎么样，它这个钱，虽然我用不到，但是它属于中科院，属于中移动，总比属于富豪榜里面某某人要好吧？我原则上同意你的观点，我也觉得我们战略上是国退民进，战术上现在是国进民退。但是老百姓现在的想法是，你以前的国退民进，进的民，跟他们也没有关系，那些商人，老百姓心里觉得，那么多钱要是给了商人，还不如归在政府名下，他们更相信政府，会不会呢？
陈志武：这个是一种很天真的，我知道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因为在过去两年，我一直在推的一件事，就是要对于剩下的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就是通过全国的和各个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把这些权益基金的股份，按照13亿公民一个人一样多的股份方式给分下去。这样的话？
许子东：13亿公民，有点乌托邦。
陈志武：这样的话，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终于能够享受一点全民所有制的好处。
窦文涛：我代表人民感谢你，《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窦文涛：刚才你说钱到底在哪里？反正在国字那儿。可是我最近听见两个数字，大家都在说，中国70%的财富集中在0.4%的人手里。我还看到一个调查，说是现在中国亿万户，一亿元以上的亿元户，大概三千多人，其中91%是高干子女。所以为什么我讲，就是说话一定要具体？那你就好比说，我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话，要更具体一些就好了。比如说最后发现是谁先富起来？你要说你的子女富起来了，恐怕就是另一种理解了。
许子东：所以他们开玩笑说，国退民进的时候是父退子进，现在国进民退是父进子退，你明白吗？现在掌权的又回来了，那些亲戚，不用你们做代理人了。之前的什么转移，说明白，什么国退民进，是官退商进好吧？现在是官进商退。
陈志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国的经济之所以没有办法依赖国内的老百姓的消费增长来带动未来的，现在过去和未来的经济增长就是因为并不是中国人不想花钱。但是可以花的钱很少，这是在美国和其他的国家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中国为什么要保八，为什么要保九？因为在美国即使是1998年，1999年，经济最繁荣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互联网泡沫等等，但是大家可能不一定清楚。那个时候美国的GDP增长速度也就是4%左右，所以4%左右增长速度，在一个私有制经济里边，可以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带来这么多的消费和经济增长的活力。而中国8%、9%的GDP增长率，才可以勉强给大家？
许子东：因为大多投资在基建上。
陈志武：通常的解释是这样，但是另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因为在国有制的安排下，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升值。
许子东：大量向国有企业。
陈志武：都流在国有企业和流在国家和政府的手里面，而不是让老百姓、家庭直接来感受到。所以要改变这边局面，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把国家拥有的这些财产，这些国有企业的财产，通过民有化的方式，让老百姓分享到这些好处。
窦文涛：所以他提出一个民有化的概念，也不是私有化，民有化，设立这个国民权益基金，比如把中石油、中石化所有的央企什么的，股份全放在这个基金里面，这样真正觉得公民都有一份。
何清涟：08宪章与清末立宪的比较
——清末立宪：一场未成功的“天鹅绒革命”
对目前在网上备受关注的08宪章，无论有关它产生的背后秘辛是什么，但宪章本身的内容应该成为中国未来的政治诉求。与中国历朝农民革命（包括中共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破坏相比，苏东巨变开创的“天鹅绒革命”付出的社会代价要小得多，所以人们有理由期望社会转型通过“天鹅绒革命”来实现。
08宪章的发布，在中国知识界与异议人士来说，是件大事，但对于中国目前的局势来说，却实在是份“迟来的宣言”。更重要的是，还没有足够的公开信息可以判断这种上书式的民与君谋，能够在民与君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此情此景，不免让人想起清末的立宪运动――那场未成功的“天鹅绒革命”。
对清末立宪运动的历史评价，随着时代的政治需求变化而获得不同的评价。毛时代崇尚革命，对清末立宪以贬损为主；到了90年代，中国思想界盛行告别革命，清末立宪运动又被赋予了另一种政治色彩。但不管观者的看法如何变化，立宪运动产生的历史事实还是比较清晰。由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的只乐于记载革命党的活动，从而使今天大多数人的历史记忆中，清朝灭亡前的最后10年呈一片空白。但事实上，清政府在它最后的10年当中，并不是在那里坐吃等死，而是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立宪运动。
考较清末立宪运动与08宪章的社会背景，前者的社会条件其实比目前要成熟。
第一，在宪政理念上，社会中上层基本达成共识。戊戌变法之后，中国知识界曾在日本展开一场有关变法的辩论，梁启超是其中的担纲人物，有别于儒家家国一体观的国家观念在这场讨论中诞生。通过这场辩论，参辩双方接受了新的国家观念：国家不再是从家庭伦理一直推到天下观的一个体系，而是国家者是国民之国家，由个人联合组成国家――当然那时候民智未开，所谓“国民”指的是士绅阶层。
第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同时在各地兴起的保护利权运动，大大加深了国人的危机感，刺激了国人变法图强的决心。
第三，以孙中山同盟会为核心的革命势力渐成气候，用暴力革命推翻清廷的思潮已与立宪舆论分庭抗礼。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一些开明的满清贵族意识到危险渐近，认为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于是努力说服慈禧太后宣布预备立宪，并就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戊戌变法时被否定的各种变法措施不仅相继落实，而且深深触及到封建政体。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中，清朝廷不但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还颁布了配套的《结社集会律》、《报律》；不但改革了中央和地方官制，还在中央和地方成立了议会性质的咨议局、咨政局，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还组成了内阁。1910年，改良派在全国发起了4次大规模的“速开国会请愿运动”，不但“断指、割臂、挖股”的热血男儿不绝，更有资政院弹劾军机大臣之举。
这场当时绅商各界参与推动的立宪运动，还获得不少地方督抚大力支持，清廷高层也有比较积极的响应，但最后却在与“革命”的赛跑中输掉了，而且打响第一枪的就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清廷练的湖北新军。研究这场立宪运动为何败给了“革命”，对今天的中国应该很有启迪。
相比之下，08宪章发表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其实远不如清末立宪运动，除了民智水平较那时要高之外，既缺少体制内官员的参与，也无经济精英（绅商阶层）的支持，知识精英当中反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亦大有人在。更重要的是，这种诉求缺乏中国当局的诚意接纳。与其说08宪章将成为一个划时代的政治事件，还不如说它代表了包括本人在内的部分知识界人士与异议人士的政治诉求，是这些人士在经济危机即将转化为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前夕，表达自己希望社会和平转型的政治愿望。
由于政府的刻意控制以及镇压力量的空前强大，中国现在成了一个无法革命的社会，当局的危机感自然远不如当年的清政府严重。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最有可能的前途是“溃”而不“崩”。
何清涟
民科芦笛如丧考妣
这个民科只知道响马造反的经络，不懂得资产阶级革命的逻辑。响马造反是要太平极乐千年天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为进入点滴改良的轨道扫除障碍。颟顸执拗的旧制度和严丝合缝的分赃利益集团，决不会自行改变，因为它自己的逻辑让它做不到。当自由成长到显山露水的时候，它只能作为进步的障碍被扫除，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是英国的逻辑，是美国的逻辑，法国的逻辑。德国看起来避免了革命，却赢得了毁灭。总之自由的实现不是免费午餐，代价总要偿还。而资产阶级革命也从来不是谁煽动的结果，恰恰相反，是横暴制度本身的产儿。这个蒸不烂煮不透的王八蛋的制度既然形成了，革命就是必然。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你不能不接受。没人说要让革命成为常态，文明进步的常态是改良，应该是改良。然而最初那一下子，那一锤子，你不能怕，你怕了你就永远不会有机会，只要王八蛋还在，就不会给你改良的空间——事实上怕也没用，还是要来的。
基本上这些“反革命”都这盲点。最可笑是芦笛，跟一般反革命还寄望于体制内部不同，他明明看出PCC如此愚蠢无耻，不可救药，却还悲天悯人地忧惧革命的到来。脑子搭错了。就是胆怯。真应了芦笛自己对黄白人种的判断：白人敢于冒险，英勇无畏追求刺激，黄人除非被催情药迷惑或因功利目的而亡命，一般是十分胆怯的。其实白人就是这么闯过来的。黄人何以不能？这年头我这一代以下，也庶几是食肉动物了。回到卢梭吧：人民决不承诺放弃对政府使用武力，人民在任何时候保留推翻政府的权利——哪怕实现了民主政治，人民也必保留此权利。民选总统若不听话，就是戴高乐的下场。别以为你任期没到就可以赖着不走。别以为你掌握了议会就合法了。照样轰你下台。啐不死你。
刘晓波的悲剧
芦笛
刘晓波被判刑前一天，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刘晓波次日就要审判了，他估计会判得很重，盖中央指望以此杀一儆百，吓阻国内异议人士，否则他们就有可能组党。他估计，中共在重判刘晓波之后，关押上一段时间之后，便会把他放逐出来，使得他在“海外民运化粪池”里自动融化，彻底失去影响力。
这位朋友消息灵通，很有洞察力，他的话我不能不信。次日特地上网，果然不出他所料，刘晓波给判了11年，顿时只觉说不出的悲伤和沮丧，这些天来什么心思都没有，觉得中国真是个被上帝诅咒过的国家，永远在那既定轨道上运行，一点改弦易辙的指望都没有。
后来就看到了判决书，佩服到五体投地。我过去总认为无论中共做出什么事来，我都不会惊讶，不料拜读了那伟大的历史文献，这才发现自己过去严重低估了我党脸皮厚度——竟然连这种不要脸的弱智玩意，他们都有本事在全世界面前亮出来！
据说，刘晓波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全部证据是两条，一是《零八宪章》，二是刘在境外网站上发表的六篇文章。这种白痴玩意都有本事拿出来现世，令人不能不佩服我党果然是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没有脸皮一说。
如果说《零八宪章》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那么，这就是个涉及到一万人以上的集团犯罪。就算刘晓波是集团军司令，那起码也得把所有的从犯都抓起来，作为一个叛国大案来审讯，以查明各人的犯罪性质与程度并作相应判决吧？只审判刘晓波，余人不问，岂非玩法轻纵了那一万多名叛国罪犯？这就是党国的法律尊严？
那在境外网站发表文章的“罪证”更是令人笑掉大牙。我做梦也没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竟然能管到境外去！文章既然发表在境外网站，那么，它是否犯法，当然只能由网站所在国判定，岂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机关悍然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强行代替其他国家操刀执法？“境外犯罪境内审”，党国政府发明的这新时代的“治外法权”，是不是也太特别了些？这一套，就连当年的英法帝国主义者也没干过吧？莫非今日中国真是成了独霸世界的超级大国，可以任意侵犯别国的司法主权？
尤可笑者，判决书还承认，刘晓波那些文章是从2005年以来开始发表的。那就是说，这叛国犯罪行为持续了三年之久。那为什么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要包庇他持续犯罪，既不立即制止，甚至也不加以警告，而要无所事事，坐视他猖狂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达三年之久？包庇犯罪，本身就是犯罪，可见公安局乃至公安部才是包庇纵容刘晓波犯罪的幕后黑手，才应该被抓到被告席上去。
还不止此。如所周知，我党动用大批民脂民膏搞所谓“金盾工程”，把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严丝合缝地密封起来，连电子都没法穿透那网上柏林墙。刘晓波的文章发表在海外，国内网民根本就看不见，那还有什么“煽动”一说？那几篇文章的总点击率最低为57，最高748。阅读者只会是海外华人，并非中国公民，就算是中国公民，就那么几个人，还都在海外，怎么个颠覆中国政府法？连这都算犯罪，那在梦里批评共党也是犯罪了。我党是不是还该投入重金，研发“梦幻监测工程”，好把每个公民梦中的反动言行都及时记录下来，必要时用作法庭审判依据？
如果向境外网站投稿算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那我党为何还要提供经费，让居住在境内的前“民运”垃圾胡安宁在境外开办网站，四处剽窃批评我党的文章，在该网站大量刊登并提上导读呢？那罪行是不是比向境外网站投稿更严重万倍？
当然，胡安宁这次大概是接到指示，除了刊登判决书之外，便是登出《北京日报》在六四后不久发表的所谓刘晓波的反革命言论，还特地把日期抹掉，企图让读者以为那是刘最近的言论，使得我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更像回事些，却不敢转载声援刘晓波的只言片语。不容否认，胡确实为我党正面宣传此案作了密切配合。但他在此之前犯下的严重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行，总不能因此就一笔勾销吧？
总而言之，我党这次出的丑，堪称新时代《笑林广记》之最。无耻和弱智都是我党的行事常规，在一般情况下绝不会使我惊奇，但这次中共居然脸皮厚到如此地步，敢把这白痴判决书公诸于世，却不能不令我倍感绝望。这涵义连盲人都能看出来：如今我党是有恃无恐，再不把文明世界放在眼里了。
刘晓波判刑如此之重，堪比魏京生。但魏京生好歹还有个什么“出卖国家机密情报”的借口，而且政府始终没敢把那判决书亮出来。那还是在铁血强人邓小平当国之时。如今胡锦涛不过是个积极分子出身，刘晓波的言行中根本就抓不到什么把柄，但胡就是不但敢重判刘晓波，还居然敢把那白痴判决书公诸于世。他敢这么做，当然不是因为其魄力堪比老邓，而是国力今非昔比，中国已非昔日之吴下阿蒙了。过去中国必须仰赖西方的金钱和技术，因此行事不能不有所顾忌，如今据说中国成了救世主，西方正翘首盼望中国广撒金子，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既然如此，党国政府还有什么可忌讳的？
这就是第一个令人绝望之处——再也没有管束那个无法无天的流氓政府的国际压力了。
第二个令人绝望之处，乃是中共通过此举，向全世界明确无误地宣布了他们绝不会允许体制内的反对派出现。判决书说得明明白白：“反对＝颠覆＝犯罪”。中国人只能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当奴才，要么做响马。谁若想向刘晓波那样走出第三条路来，坚持做体制内的反对派，谁就是罪犯，就要遭到“人民民主专政”铁拳的无情痛击。
这才是最令人悲哀之处。我在旧作中反复说过，中国人只会走极端，不是当奴才，就是作响马。不是逆来顺受，俯首帖耳，听任暴君宰割，就是扯旗造反，试图推翻暴君，却从来不知道，无论是当奴才，还是做响马，社会都不会因此前进一毫微米，反而只会倒退。要想建立一个常态社会，就必须在政府之外有个“忠诚的反对派”（也就是体制内的反对派）。没有这种拮抗机制，则社会只会一天天烂下去，不知伊于胡底。
这就是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就连传统社会的君王都知道这浅显道理，为此特地设置御史台，构成古典的体制内反对机制。尽管那设计的作用与效果非常有限，但毕竟还是说明古人有点起码的政治智慧。
中共却连传统帝王都不如，专门提拔奖励无耻拍马的佞臣，专门整肃直言敢谏之士，就连刘宾雁那种拥护共党领导、相信社会主义的现代御史都容不得，要把他放逐出国，连死后都不许埋骨乡梓。中共更把阿谀奉承统治者当成中国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谁若是敢批评我党，不管动机如何，统统都是犯了叛国罪，都要以大牢伺候。通过刘晓波案，我党已经把这基本国策再次说得清清楚楚了。
这是何等可怕的前景！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毫无起码约束，为所欲为，只许人民规规矩矩，不许人民乱说乱动，若要乱说乱动，坚决镇压。这种毫无刹车的国家会开到什么样的深渊里去，恐怕就连白吃也能想得出来吧？
本区网友正在争论这道义与功利的问题，却没看到这两者根本就不是对立的。所谓道义，说到底就是全民的功利所在。我反对的，乃是如伪民运良心家们那样，把道义从功利中剥离出来，使之变成一种超越于功利存在的绝对实体，当成一种政治斗争武器，并不是认为可以只讲个人的功利，不顾全民的功利（亦即道义）。脱离了全民功利考虑的言行就无所谓道义，而民运良心家们的绝活，正是要求人民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去为他们主观制定的“道义原则”作牺牲。但不能因为有这些骗子良心家们的存在，就否定出自全民功利考虑的正义行为。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刘晓波坚持在国内当体制内的反对派，试图首次在中国走出响马与奴才之外的第三条路来，当然是功利上的极大失策，但从全民的角度来看则代表着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现在中共悍然再次宣布此路不通，中国公民若不是奴才，就只能是敌人。在取消自我完善的一切可能之后，这种烂污社会还有什么痊愈希望，还有什么长治久安的可能？于是医治社会病态的唯一希望，便是大家集体做响马，再来一次翻烧饼，再使社会来一次大倒退。功利家们为何就看不到这彰明较著的恶果呢？
这就是刘晓波的悲剧所在：在人山人海的奴才与响马大军中，他代表道道地地的“一小撮”特立独行之士，势必遭到朝野的两面夹击，其遭遇正如当年俄国十月革命前的立宪民主党人与进步党人一般，因为试图在体制内推进民主改革，最后是既得罪沙皇，又被激进革命乱党蛊惑下的愚民最终无情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的确，在一个愚昧的国家，刘晓波这么干，只能两面不讨好。《零八宪章》固然是我党的眼中钉，但它同时也被海外响马们痛加抨击。以《大纪元》为喉舌的法轮功宗教政治党人，以及何清涟乃至高寒那群形形色色的草寇，一直在辱骂《零八宪章》，污蔑刘晓波是共特。
因此，说到底，刘晓波的悲剧，其实是民族的悲剧。它响亮地宣布了“改良主义行不通”，而这是朝廷与草寇联合作出的英明决定。中国的事，从来就是糟在这两大势力手上，不是毁于朝廷，就是毁于草寇。晚清是朝廷要改良，草寇不许改良，八六年、八九年也这样。但六四以后则是朝廷坚决不许改良，草寇则历来不许改良，倒也没什么立场变化。
正因为此，刘晓波被重判反而是草寇们的盛大节日。要知道这一点，只需在Google里打入“刘晓波革命”的字样，立刻就能看到草寇们的鸦鸣雀噪：
“重判刘晓波是民主革命的反面动员令”
“和解破裂，革命将起——中共重判刘晓波博士将引发时局动荡”
“刘晓波和08宪章：幻想的破灭……这一次，《08宪章》和刘晓波的最大意义，正在于宣告《08宪章》和刘晓波余杰们那种鼓吹和解合作、反对革命的政策和路线的又一次大破灭。”
“‘11年’，是《零八宪章》的悲哀，是刘晓波们的失败。刘晓波们应清醒了！”
看着这些意淫昏话，我不禁要觉得疑惑：刘晓波为这种愚民牺牲，是不是也太不值得了些？革命？革甚鸟命！时局动荡？动甚鸟荡！诸位的屁股还让海风吹着呢，哪来的金钱去造反？有谁会听你们的？如今大陆知识分子全是利欲熏心的奴才，人家忙着搂钱还来不及呢，顾得上管这些不相干的事？而没他们的组织领导，工农大众不过是一堆肉而已。
这就是第三个绝望之处：改良之路走不通，革命之路更走不通。在旧中国，人民好歹还有当奴才或作响马两种选择，如今却只剩下了当奴才一种。而这必将使得我党更加有恃无恐，毫无顾忌，于是政权就只会一天天烂下去，一直烂到党内内讧大规模爆发，将中国再度投入血海而后快。
最后想说的是，胡紧套看来是铁了心了。从我党的私利来看，老邓的确没有选错人，积极分子历来比高干子弟更左更可怕。在他手上，我党绝不会放松控制，只会王小二过年，一年紧似一年，而这确实能保证政权稳定。我在旧作中反复指出过，统治者是否具有足够的镇压意志，对政权是否垮台常常起到决定性作用。如果1991年苏联“八一九政变”的发动者们有胡锦涛的镇压意志，叶利钦就只会乖乖授首，而苏东帝国也就不会土崩瓦解。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民运领袖有谁想把此事闹大，建议他们这就前往中国，陪刘晓波一道坐牢。据我模糊记忆，民运领袖中颇有人在《零八宪章》上签名的。既然国内都有人去投案愿和刘晓波一道坐牢，那签过名的民运领袖们就更该如此了。若是只敢作隔岸煽火的“远距离革命家”，那最好从此把“道义”二字收起来。
另外，冯正虎的斗争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党不会让步的，他们有恃无恐，根本就不要脸了。这也算“人至痞而无敌”吧。
呜呼！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condamne une répression "inacceptable"
LEMONDE.FR avec AFP et Reuters | 28.12.09 | 18h43 • Mis à jour le 28.12.09 | 21h53
http://www.lemonde.fr/proche-orient/article/2009/12/28/la-communaute-internationale-condamne-une-repression-inacceptable_1285579_3218.html#ens_id=1190750
Dénonçant la violence "brutale" et "inacceptable" des autorités iraniennes,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a vivement réagi à la répression des manifestations qui ont fait au moins huit morts dimanche 27 décembre à Téhéran.
S'exprimant depuis Hawaï, où il se trouve en vacances,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Barack Obama, a dénoncé lundi une "répression violente et injuste" de citoyens "innocents", soulignant que les Etats-Unis se tenaient au côté des manifestants iraniens dont la soif de justice s'est heurtée à une "brutalité de fer". Le chef de la Maison blanche a exhorté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à libérer "immédiatement" les personnes "injustement emprisonnées".
Le ministre britanniqu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avid Miliband, a qualifié de "particulièrement troublant" le "manque de retenue" des forces de l'ordre. Il a salué le "grand courage" des manifestants, insistant sur le fait que "la mort tragique de manifestants en Iran nous rappelle à nouveau comment le régime iranien gère les manifestations".
En Allemagne, la chancelière Angela Merkel a tenu à assurer les proches des victimes de sa "compassion". "Je condamne les récents affrontements violents en Iran, au cours desquels l'intervention inacceptable des forces de sécurité a coûté la vie à plusieurs personnes", a ajouté dans un communiqué.
Lors d'un point-presse, le porte-parole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français a renouvelé "sa grande anxiété et sa condamnation des arrestations arbitraires et des violences commises contre de simples manifestants". "L'aggravation de la répression ne mène nulle part", a-t-il souligné.
Même la Russie, proche de Téhéran, s'est dite "inquiète" de la flambée des violences. "A notre avis, dans cette situation, il est essentiel de faire preuve de retenue, de chercher des compromis sur la base de la loi, de faire des efforts politiques pour éviter une poursuite de l'escalade dans la confrontation intérieure", a indiqué l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ans un communiqué.
"En Iran, le rapport de force n'est pas le même qu'en 1979"
LEMONDE.FR | 28.12.09 | 16h46 • Mis à jour le 28.12.09 | 16h55
http://www.lemonde.fr/proche-orient/article/2009/12/28/en-iran-le-rapport-de-force-n-est-pas-le-meme-qu-en-1979_1285363_3218.html#ens_id=1190750
Pour Bernard Hourcade, directeur de recherche au CNRS et spécialiste de l'Iran, "la pression de la rue n'a pas trouvé une expression politique suffisamment solide pour renverser le gouvernement".
De violents affrontements ont opposé dimanche les forces de l'ordre et les manifestants hostiles au président Ahmadinejad. La contestation est-elle à un tournant ?
Je ne le pense pas. L'intensité des violences était à la hauteur de l'ampleur des manifestations. La célébration de l'Achoura est l'une des dates les plus importantes du calendrier chiite. Chaque année, des millions de personnes défilent à travers le pays pour commémorer le martyre de l'imam Hussein. Ces grandes processions religieuses rassemblent toutes les composantes de la société iranienne. Il était logique que les opposants en profitent pour s'exprimer. Mais je ne crois pas que cette radicalisation marque un réel tournant pour le régime iranien.
Vous étiez en Iran pendant la révolution de 1979. Observez-vous des similitudes entres les événements qui secouent le pays depuis six mois et les manifestations qui ont abouti au renversement du chah ?
En 1979, les grandes processions de Tassoua et de l'Achoura [journées de deuil religieux qui commémorent le décès de l'imam Hussein] étaient organisées par le mouvement de contestation. Malgré la loi martiale, le chah avait été obligé d'autoriser les manifestations. Elles rassemblaient à l'époque l'ensemble des opposants, qu'il s'agisse de la gauche ou des religieux. Le clergé soutenait massivement les contestataires. Le rapport de force n'est pas le même aujourd'hui. Une partie importante de la population défend toujours Ahmadinejad. Les processions de ces derniers jours étaient organisées par le gouvernement. Il s'agissait d'abord de manifestations populaires auxquelles se sont mêlés les opposants. On ne peut comparer les événements de 1979 avec le mouvement de contestation actuel.
Mais le mouvement semble prêt à poursuivre la mobilisation (Lire : Pouvoir et opposition se radicalisent en Iran).
C'est vrai que l'opposition ne faiblit pas, malgré la répression. Mais les contestataires ne sont pas unis politiquement. Entre ceux, peu nombreux, qui souhaitent renverser le régime et ceux qui veulent seulement le changer, il n'y a pas de consensus sur un leader, comme en 1979. Il ne faut pas oublier que Mir Hossein Moussavi et Mehdi Karoubi sont des personalités fondatrices du régime. L'un a été premier ministre pendant la guerre Iran-Irak, l'autre un compagnon de route de l'ayatollah Khomeini. S'ils ont endossé les habits de la révolte, c'est un peu malgré eux. Ils assument une responsabilité qu'ils jugent historique, mais restent des opposants par défaut. Pour les plus radicaux qui veulent en finir avec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Moussavi et Karoubi ne sont pas capables de porter le mouvement.
Face à cette contestation, le pouvoir fait-il bloc ?
Non, on observe des dissensions de plus en plus fortes à l'intérieur même de l'appareil d'Etat. Les partisans de la répression, proches du président Mahmoud Ahmadinejad, prêchent pour le maintien de l'ordre avant tout, sans compromis avec les manifestants. C'est un peu la méthode chinoise : verrouiller l'intérieur, mais s'ouvrir à l'international en répondant à la main tendue d'Obama. Mais d'autres, comme Ali Larijani, le président du Parlement, Mohsen Rezai, ancien commandant en chef des gardiens de la révolution, ou Mohamed Baker Khalibaf, le maire de Téhéran, sont favorables à une évolution du régime. Même parmi les plus radicaux, certains condamnent la répression et la mort d'autres musulmans.
Ces dissensions gagnent-elles les rangs des forces de l'ordre ?
C'est très difficile d'avoir des éléments précis sur ces questions. Il semble que certains membres des bassidjis, de l'armée et de la police se désolidarisent du pouvoir. Mais il est un peu tôt pour parler de dissidence ouverte. Si c'était le cas, le régime serait vraiment en mauvaise posture. Il ne faut pas oublier que ce sont des soldats de l'armée de l'air qui ont été les premiers à se révolter contre le chah en février 1979.
Aujourd'hui, le gouvernement iranien est très fort. Même si les résultats officiels sont éminemment contestables, Ahmadinejad a été élu et il est très probable qu'il ira jusqu'au bout de son mandat de quatre ans. Le pouvoir est prêt à tout pour maintenir le régime. Et, pour l'instant, la pression de la rue n'a pas trouvé une expression politique suffisamment solide pour renverser un gouvernement aussi fort et aussi répress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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