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民意调查：奥巴马和达赖喇嘛最受欢迎

时事风云 | 2010.04.23

据周五公布的一份在6个国家进行的网上民意测验结果，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全球最受欢迎领导人。

由美国著名民意调查机构Harris Interactive受法国媒体France24及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委托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奥巴马为全球最受欢迎领导人，支持率达77%，比去年11月进行的同类调查结果增加一个百分点。达赖喇嘛排名第二，支持率75%。天主教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以36%的支持率名列第七。

此项网上调查从3月31日至4月12日在美、英、法、德、意大利和西班牙进行，6135名接收调查对象年龄在16岁至64之间。联邦德国总理默克尔排名第四，支持率为54%，法国总统萨科齐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并列第五（37%）。

调查显示，最不受欢迎的政治家分别是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利比亚领导人卡扎非以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作者：凝练

责编：李鱼

BBC：达赖喇嘛对青海玉树地震遇难者表示哀悼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对青海省玉树大地震的遇难者表示哀悼。

青海省是14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玉树也是第九世班禅的圆寂地。

达赖喇嘛表示，他将在印度北部的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为这次地震的灾民和他们的家属举办一场祈福法会。

他还表示，将探寻其他可行的途径，对灾民提供所有可能的援助。

中新社说，不少藏传佛教僧人正在玉树地震灾区参与地震幸存者的搜寻工作。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按照藏民习俗为这次地震中的遇难者超度亡灵。

青海省玉树州在14日上午发生里氏7.1级的强烈地震，目前已有617人遇难，一万人受伤，数万间房屋倒塌，灾区几乎被夷为平地。

祈福法会

达赖喇嘛发表声明说，将为那些在这场悲剧中丧生的遇难者，他们的家属和所有受影响的人进行祈祷。

他表示，期望所有可能的援助都可以送达灾民手中。但达赖喇嘛没有说明可能的援助途径有哪些。

1959年，中共军队镇压了由达赖喇嘛领导的藏人反叛，达赖喇嘛流亡印度。[這句話是不是可以看成西方媒體“妖魔化”達賴喇嘛的證據？其實不是妖魔化。西媒介少東方歷史背景時候總是大而化之粗枝大葉。因爲西方公衆沒那耐性了解具體背景，媒體自然也不肯花功夫。]

香港媒体说，当年与达赖喇嘛一同出逃的有不少来自玉树的贵族。现在西藏流亡政府中亦有不少人原籍玉树。

分析人士认为，这次玉树地震救援行动是中央政府改善与藏民关系的良机，政治意义重大。

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于1935年出生于青海湟中县红崖村。

1937年12月1日，第九世班禅在玉树大寺的甲拉颇章宫圆寂。

达赖喇嘛在和平抗暴五十一周年集会上的讲话

今天，是西藏人民于1959年在西藏首府拉萨，对中共暴政进行和平抗议五十一周年，以及2008年3月西藏三区发生非暴力抗争两周年纪念日。在此之际,我们要缅怀那些为西藏民族、政教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儿女，以及正在饱受折磨、蹂躏的所有同胞，并向三宝特别祈祷。

尽管西藏人民在过去几十年遭遇了无尽的苦难，然而，西藏民族依然坚守他们的勇气和决心，保护优良的民族特性；年轻的新一代藏人，也继承和发扬了西藏民族的正义事业，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事。在此，我要特别对处于高压恐惧中的境内同胞的勇气与真诚，表达由衷的赞许。

许多藏族同胞在西藏党、政、军担任职务，并直接或间接地帮助西藏民众，为其争取利益。对于他们的真诚贡献，本人深表赞赏。此时此刻，不管处于任何情况下，都要努力维护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保护民族特性与文化，这是所有藏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未来西藏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之际，西藏的行政、领导责任主要由现今在西藏工作的干部担任。西藏问题解决之后，本人不担任任何政治职位；流亡组织的官员，也不会谋求在西藏任职的机会。这一立场曾已多次声明，今天再作重申。

今天，我要特别呼吁，目前在西藏各地担任要职的官员，希望以官方或私人的名义，希望前来自由的流亡藏人社会参观、视察，这样将有助于了解境外同胞的状况与愿望。

身处境外各自由地区的流亡藏人，与其它政治难民不同，他们在继承和发扬西藏宗教文化及民族特性的基础上，向世界介绍西藏的真相；向年青一代传授现代教育和传统价值观等，在政教各方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藏传佛教四大宗派及苯教的领袖和大部分高僧流亡之后，在印度、尼泊尔等重建了许多讲修佛法的寺院，对上万名出家男女僧众提供了自由研习佛法的空间；从西藏新近流亡的僧众和学生，也获得了完整的学习机会。

然而，当今的西藏，在中共实施的“爱国爱教”等各种政治运动的管制和打压之下，各寺院的功能已变为游览场所；出家僧众如同失去自由的囚犯，已经丧失了研修佛法的机会，这明显是一种毁灭佛教的行径。

值得欣慰的是，藏传佛教在东、西方世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使衰落的西藏佛法，在这世界上找到了保存和发扬的新希望。这也是西藏民族最艰难，最困苦时期一个重要成就。

以佛法慈悲、非暴力为基础的西藏文化，不仅可以给藏人利益，也可以为包括汉民族在内的人类社会服务。因此，境内外所有藏人，不要仅仅沉溺于外在的物质发展，而要加强现代文化与传统价值观相结合的教育；特别是年轻一代，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想方设法使自己成为专业人才。

在此，我要恳切呼吁，所有民族，特别是藏民族内部，要加强友谊和团结，舍弃个人的恩怨和争端，以相互理解、包容的态度加深民族情谊，保持民族尊严。

无论中国政府承认与否，在整个西藏部署大批军警，并限制外人自由进藏等的做法，表明了西藏问题的存在和严重性，这是任何一方都不乐意看到的，因此，为了解决问题，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我们尽力透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的对话，寻求解决西藏问题；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宗旨，表达了藏人的诉求，但是，我们的努力没有取得具体的结果。以目前中共当权者的态度来看，很难在短期内有所成果，不过，我们坚持协商对话的立场依然不变。

值得鼓舞的是，双赢互利的“中间道路”政策和藏人客观的立场，得到了以美国总统为首的世界政治和精神领袖，政府和民间组织，以及民众的支持。特别是表达赞同与大力支持的华人知识分子日益增多，这表明了西藏问题不是汉藏民族之间的仇恨，而是中共当权者极左政策导致的后果。

自2008年3月西藏发生和平抗暴至今，海内外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发表的支持西藏的文章，已超过八百多篇。为了增进相互了解，在我访问世界各地时，常常与华人民众，尤其是留学生和知识分子见面交流，很多人真诚地表达他们内心的关爱、同情与支持。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离不开藏汉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所以，境内外全体藏人也要努力与汉民族建立友好关系，让他们了解西藏的真相和现时状况。

近一段时间以来，新疆人民也遭遇到中共武力镇压的极大痛苦；许多争取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也遭受牢狱之灾，对此，我想表达我的关注与同情。十三亿中国人民也需要言论自由和了解事实真相的权利，如果在中国能实现法治与透明的社会机制，将会获得人民的信赖，这才是和谐、稳定、发展的基础。对此，需要大家继续努力。

作为西藏人民的代言人，我曾多次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就西藏人民的基本权益问题，作了明确表述，遗憾的是，没有获得正面的响应。然而，以目前国际政治的变迁，以及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的变化等现状来看，当权者无论多么保守强硬，终究会有解决的一天，因此，大家要保持容忍并继续奋斗。

最近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与以往不同，在这次会议中，决定统一部署所有藏区建设发展计划；几天前，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再次强调这一政策，这不仅是一个正面的步伐，也符合我们多次提出所有藏人需要统一管理的主张。同样，在很多西藏地区，特别是农牧边远地区进行建设和发展，是一个好现象。但是，我们必须警惕这种以发展为名的建设，损害民族语言文化；也要严防这种开发成为破坏西藏高原的自然环境的因素，因为世界屋脊的生态环境，维系着整个亚洲人民的生活与福祉。

借此机会，我要感谢不畏中国政府的各种打压和骚扰，挺身支持西藏正义事业的各国领导、知识分子、广大民众，以及声援西藏团体；尤其对印度政府及人民长期以来对西藏人民的关心与帮助，表达我诚挚的谢意！

祈愿众生和平幸福！

达赖喇嘛

2010/3/10

被政治入侵了的学术翻译

——谈谈《喇嘛王国的覆灭》中文版的翻译

文/丁一夫

美国藏学家梅尔文•戈尔斯坦的现代西藏史第一卷《1913-1951: 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 1989年出版以后，引起了中国藏学界异乎寻常的重视，1993年底就由藏学家杜永彬先生翻译成中文，出版后得到中国学者的高度评价，2005年还出了新版。当代海外藏学家的著作如此迅速地翻译出版，仅此一例。

早在1994年，就有人请时年90岁的著名藏学家柳陞祺为此书中文本写一评论。柳陞祺先生以视力不佳而婉拒。不久，柳陞祺先生写信给在美国的邓锐龄先生说，对这样的大部头著作，不能听之任之，“我不想看译本，倒想买一本原书”，“如果不难买到，价格不超过一百美金，倒想托你代买一本，我有美金可以还你。”（《柳陞祺藏学文集》汉文卷下集）

这倒引起了我对中文版的好奇，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读者能够读到的是中文译本。粗粗地浏览了一遍中文版，我不得不说，这本得到国内政界学界高度评价的中文译本，像近几年国内出版的大多数藏学译著一样，是一本有问题的翻译。

英语不足还是学养不足

打开中文版，第一页，前言，第一节，说的是辛亥革命事起，十三世达赖喇嘛从流亡中归来，驱逐了清廷派出的官员和入藏川军，开始了为期39年的独立时期。中文版说：“中国从未接受过这种状态，中华民国和国民政府有效地恢复了其对西藏的控制。”具备起码的近代藏史知识的人，读到这一句都会愣住，因为这完全不符合众所周知的史实，或者说，根本和史实相反。这短短一节里，几乎每一节都有问题。谁都知道，被驱逐的清廷官员以驻藏大臣为首，那不是“汉族官员”，“中华民国和国民政府”的说法也很奇怪，不想上十分钟，你就想不出译者为什么会这样翻。【1】

中文版第五页，“同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也经受了来自中国和英国的外来威胁，它们从未承认达赖喇嘛履行对西藏统治的权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这完全不是事实。于是找原书核对。原著说的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也经历了来自中国和英国的对他的统治的外部威胁，他不再能把行使对西藏的统治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高枕无忧的了。【2】这一句中，主语始终是十三世达赖喇嘛，译文的下半句改换主语为“它们”（中国和英国），是把句子结构看错了。可是，我仍然不明白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译。如果译者英语不足，翻出来的中文句子总该懂，而这中文句子的内容错得一目了然，译者作为一个藏学家，总应该看得出来的吧？

还有一些错误，不需要很好的英语，也不需要藏学知识，凭常识就可以判断了。

三十年代，英印政府派出拉萨的一个官员叫威廉逊，他在拉萨生病，拉萨政府拒绝英印政府派出飞机到西藏来救助他。这是近代史上一件很有名的小事。中文版第208页，“这时威廉逊的病情更加恶化，1935 年11月18 日他因小便失禁而死。”“小便失禁”是一种症状，有谁是因小便失禁这种症状而死亡的吗？【3】

还有一例也是凭常识就可知道翻译有问题，不需要核对原文，错译显然来自于英语能力不足。

中文版第395页说，据说“是当时驻拉萨的英国代表处头目黎吉生首先把热振的请求带给国民政府而引起大札摄政的注意的。” 这很不合逻辑，英国外交官黎吉生怎么会去把热振的请求告诉国民政府而引起热振的政敌大扎摄政的注意呢。原文的意思是，据说是黎吉生让大扎摄政注意热振向中国人发出的请求。【4】错译的原因是没有分析好句子里接连两个“to”。至于此书中为什么把西藏近代史上非常有名的英国官员黎吉生一次次地译成“头目”，我们就只能猜测了。

还有一些错译，涉及藏史上的重大事件，中文本居然把内容完全译反了。

中文版第434页，“大扎否决了上述提议，指令噶厦将刑罚更改如下:‘虽然理所当然应考虑判定为重罪，但是我请求施用刺目的刑罚，这是出于年轻的达顿喇嘛长寿的考虑。这是我个人的判决。’接到这道命令时，噶伦们对大札摄政对企图杀害他的政敌表现出的宽大仁慈感到吃惊，…”中文读者读到这一段，会得出什么结论呢？这西藏的大扎摄政是够残酷的，他下令挖政敌的眼睛，而手下的人竟然还为如此宽大仁慈而吃惊。那么让他们不吃惊的刑罚更不知有多残酷呢。中文读者自然不会料到，译者在这里没有把“撤销”这个词给译出来。他说的是“我请求撤销刺目的刑罚”。【5】这样的错译是不可接受的。

再如，中文版第446页，西藏派出一个代表团，申请英国的签证，中国方面强烈反对英国发放签证。英国外交部有人说：“我们的看法和主张是，如果中国方面施加压力，那么我们将不顾西藏政府所提出的不应发放签证的明确请求，我们不可能再维持西藏自治的立场，并对我们维持其自治的立场作出解释。”西藏政府怎么会提出请求不要给自己发放签证呢。有谁到外国领馆去申请签证的时候请求说不要给我发放签证的？那不成了精神病了？原文的意思是，如果英国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不给西藏代表团签证，那么英国就不能继续维持其西藏自治的立场，不能说自己是支持其自治的了。【6】

阅读译本的经验是，如果你觉得中文句子不通，或者不知所云，那么，多半是原文没有读通。

中文本第448页，“问题是最大限度地鼓动中国公众发表意见，显然是希望避免任何国际团体对西藏的地位进行调查。” 在中国历史上什么是“最大限度地鼓动中国公众发表意见”这种事情？原文很简单：最令中国人不安的事情显然是一种焦虑，即要避免任何国际团体来调查西藏的地位。【7】

二次大战后，西藏派出代表团要求访问美国，遭遇很大困难。中文本第491页说，“国务院通知其驻德里大使:申请访美之事可以允许，但是只是在西藏人处境极为不利的特殊情况下才能这样做。美国大使还得到特别指示，要他依据西藏的护照颁发签证”。这一小节几乎每一句都译错了。【8】

有些地方翻得不好，看来既不是英语不足，也不是知识不足。例如中文版第609页，“这种权力的变化和转移是因关于中国驻印度大使的第一点建议的变化而肇始的。” 原意其实很简单：这种权力转移，一开始是突然推翻了针对中国大使第一条建议作出的决定。【9】

还有一些地方，原著说得很清楚，内容也非常重要，中文翻译却极为误导。中文版第623页，英国外交部研究了“宗主权”一词的含义。这是有关西藏之国际地位的最重要也最有争议的概念。“英国外交部在考查了这种区别之后得出结论:所有证据都表明，西藏不仅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还具有其自身的明确的国际身份。”可是，英语原文有一点很小但是非常重要的不同：英国外交部得出的结论是，西藏不只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还具有它自己明确的国际身份。【10】译者只是没有把“not merely” 这个短语译对。

从翻译的角度说，这样有问题的翻译比比皆是，如果有耐心逐句核对，几乎每一页都可以找出一些来。现在我理解柳陞祺先生的话了：“我不想看译本，倒想买一本原书”。

政治对学术的入侵

尽管如此，从中国读者的角度出发，我认为有一本中译本总比没有中译本要好。现在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对藏人藏地的了解，大多数中国人了解西藏的读书条件，却远远比不上海外英语读者。

从翻译的角度出发，由于语言上的困难而造成的中文版缺陷，都是应该谅解的。翻译是助人的事，出力多而得利少，很容易吃力不讨好。在两种语言之间被动地工作，是很辛苦的事情。语言的知识和能力，谁都不是天生的，都是多年苦读，一点一点积累，一点一点改善出来的。所以，我原谅任何纯粹翻译的失误。我有理由相信，任何译者，都会进步，都会译得越来越好。我有耐心等待译者的下一部译著会好得多。

但是，我不能原谅的是，政治对学术翻译的入侵。

所谓翻译，尤其是学术性翻译，更尤其是当代西藏史这样充满争议的领域里的学术性翻译，读者有理由要求翻译者把原作的意思准确地进行语言转换，让不懂英语或者没有机会读到英语原著的读者，能够用中文读到英语作者的意思。也就是说，你给我们一个中文文本，但是我们要求从这个文本中读到的是原装的美国藏学家梅尔文•戈尔斯坦，而不是经过中国藏学家杜永彬修改了的戈尔斯坦。由于语言或知识的原因翻得不好是一回事，但是你翻的时候不可以修改。你翻的时候修改了，不管你出于什么理由，那就不再是翻译，那叫篡改。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文版第484页，有一节开头就说，“历史发展表明”；中文版第612页，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有“西藏统治集团”一说。我感觉好奇。这种我们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框架下的典型说法，美国藏学家梅尔文•戈尔斯坦用的英语原话是什么呢？只好再去翻原著。结果发现，这两种说法都是译者凭空加上去的。【11】

另外有一些地方，可以明显看出译者的汉文化立场。比如，藏人有医生，作为藏学家总应该知道藏医。翻译成“佛医”是不对的。藏文化和西藏历史中，请示神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不能理解藏人文化心理中的神喻，你就无法理解西藏历史上的很多事件，无法理解藏人对自己和对世界的认识。本书译者把乃穹活佛翻译成“神汉”，是把这种对象比附为本民族的文化元素了。

还有一些很容易被中文读者忽略的细节，却清清楚楚地表明了政治对学术翻译的野蛮入侵。

中国的中文读者可能因为已经习惯而不再留意，海外中文读者可能因为事情分散而没有注意，在中国的当代汉语行文中，宣传部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一些语言规则，这些语言规则甚至已经成为写作者的习惯，演变成人的本能。有些题材是不能形成文字的，有些词汇是不能出现在文章里的，有些政治规则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恪守的。比如，中国大陆政府不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那么，在你写到台湾的时候，属于一个国家才有的一切，比如总统、立法院、行政院，都得打上引号，以示“不合法”，“不予承认”。这种规则是如此严格，以至于很多人在引用台湾人自己的话的时候，也给其中的此类词汇打上引号，等于强行代表被引用者也必须“不予承认”。

不幸得很，由于中国政府不承认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国家，于是在戈尔斯坦这本洋洋八百页的中文版中，这一规则得到了普遍的实行。

在1951年前的西藏，除了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以外，西藏还有一个“民众大会”（有些著作中翻译为“国民大会”。）这是一个类似于议会的“议政机构”。这一机构本身没有行政权力，有资格出席这一会议的人也不是平时位高权重的僧俗官员，但是每当遇到重大事件，这一机构就体现出举足轻重的份量。民众大会典型地表明了具有悠久历史的西藏社会和政体，已经发展出复杂的政治体系和权力结构。而且，它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一种东西，这说明西藏的政体完全不同于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

不知译者出于什么考虑，在戈尔斯坦著作的这本汉文版中，凡是民众大会，统统打上引号。甚至在全文引用民众大会对外公告的落款签名处，也给“民众大会”四个字打了引号。问题还不在于应该不应该打上引号，问题在于，这个引号是戈尔斯坦原著中没有的。标点符号是句子的一部分。引号在当代英文和中文中是如此重要，英美国家的公共演讲中，演讲者常常要把引号读出来，有时候还辅以手势，表示那些字句是打了引号的。在没有这个引号的地方，硬加上一个引号，这就不是翻译，而是篡改了。【12】

在中文版中，这些机构所带的引号显然表示其“不合法”，因为中国政府不承认那个时期西藏“事实上”的独立状态。戈尔斯坦在此书中介绍，1942年，由于外交事务大大增加，噶厦决定恢复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就尝试过的“外交局”。外交局的存在，说明西藏在行使独立的外交活动，那正是一个独立国家才有的。可以理解，这会使一些中国学者不愉快。可这是史实，更何况，这是一个西方学者在他自己的著作中阐述这一史实。我们这本中文版的译者却毫不含糊地给凡是出现“外交局”的地方都统统打上了引号。更有甚者，在戈尔斯坦大段引用西藏外交局的对外信件的时候，译者在外交局落款签名的地方，也不客气地给外交局三个字打上了引号。这样的做法，其蛮横几乎可以和中国政府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相媲美，简直匪夷所思。【13】

同样，西藏政府派出的"慰问同盟国代表团"也获得了同样的待遇，一律打上了引号。奇怪的是，同样性质的“西藏商务代表团”待遇要好一点，在标题等重要地方是带引号的，在文字段落里有时候有引号，有时候却没有引号。是不是因为“商务代表团”听起来是做生意而不是搞外交，因此可以容忍一点？其实读了此书的人都知道，西藏商务代表团是西藏政府最重要的一次外交活动。

这些原著中本没有的引号，却遍布中文版全书，显然是中文版的行文规则，必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然而，我却很难理解，译者作为一位专业的藏学家，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相信中共的宣传部或者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会给藏学界及出版社明确指令，在出版物里这些词汇必须打上引号。作为一个学者，当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也可以在适当的场合表现自己的爱憎好恶，但是，现在你是在搞学术翻译，不是在做文艺创作。中文读者读了这样的中文版以后，得出的印象必然是，连美国当代著名藏学家戈尔斯坦在其严肃的学术著作中都认为，西藏的这些政府机构是“不合法”的。可是，这并不是戈尔斯坦英文原著中的原意，这种印象是译者通过对中文译文的添加而刻意加给读者的。这是在利用外国原作者的学术声誉欺骗中文读者。这样做，为严肃的学术翻译所不允许，为正派的学者所不齿。这个道理难道很不好懂吗？

此书中文版的迅速问世，得到国内藏学界王尧、耿升、张祖基，多杰才旦、邓锐龄、丹增伦珠、高淑芬等等众多先生的出力相助和推荐，藏学界重镇王尧先生为之作序，戈尔斯坦为中文版写了前言。初版后，1995、1996年两次登上全国畅销书排行榜。2005年又出了新版。戈尔斯坦不通中文，是否了解中文版的政治色彩，我们无从猜测。我想不明白的是，国内藏学界那么多学者，历时十余年，怎么就看不出此书中文版的问题呢？即使手头没有英文原作，中文内容和语句的错误如此明显，怎么会看不出来？遍布全书的引号，在在表现出政治对学术的野蛮入侵，学者们怎么能心安理得？

此书中文版问题的受害者，是中文读者。译者及其师友学长，欠受骗的中国读者一个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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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著P XIX: In 1912-1913, the 13th Dalai Lama returned to Tibet from exile in India (see Map 1). His ragtag volunteer force expelled all Chinese officials and troops from Tibet, reestablished his rule, and began a thirty nine-year period in which Tibet held total control over its own internal and external affairs. China never accepted this state of affairs, and the Republican and Kuomintang governments worked to restore Chinese control. They were unsuccessful, however, and when Chiang Kai-shek fled to Taiwan in 1949, the Tibetan government alone still controlled Tibet.

【2】原著P43 The 13th Dalai Lama also experienced external threats to his rule from both China and Britain and would never take for granted the exercise of his right to rule Tibet.

【3】原著P270 Williamson's condition worsened, and on 18 November 1935 he died of chronic uremia.

【4】原著P474 that it was H. E. Richardson, the head of the British Mission in Lhasa, who first brought Reting's request to the Chinese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regent.

【5】原著P515 Taktra overruled them, instructing the Kashag to change the punishment as follows: "Although the verdict is reasonabl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eriousness of the crimes, I request that the punishment of taking out the eyes be withdrawn for the benefit of the young Dalai Lama's long life. This is my personal verdict." On receiving that order, the shapes expressed surprise at the leniency the regent was showing to the enemies who had tried to murder him.

【6】原著P528 Our view is that if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Chinese we were to disregard the definite request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 that visas should not be granted we could no longer maintain the position that Tibet is autonomous and give account of our support in maintaining its autonomy.

【7】原著P530 The matter that is agitating Chinese minds most is clearly anxiety to avoid having the status of Tibet examined by any international body.

【8】原著P577 the State Department notified the U.S. Embassy in Delhi that the proposed visit was permissible, but only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 that were very unfavorable to the Tibetans. The embassy was specifically instructed not to issue U.S. visas on the Tibetan passports.

【9】原著P701 The beginning of this shift in power was the sudden reversal of the
decision regarding the first point of the Chinese Ambassador's proposal.

【10】原著P716 On both these counts the research division of the Foreign Office concluded that all the evidence showed that Tibet was not merely a portion of China but, rather, had a clear international identity of her own.

【11】原著P580, p704。

【12】中文版第460页。

【13】中文版第534页，538页等。

（感谢丁一夫先生赐稿在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0/02/blog-post_20.html发表。）

His Holiness the XIV Dalai Lama at the White House

http://www.whitehouse.gov/blog/2010/02/18/his-holiness-xiv-dalai-lama-white-house

His Holiness the XIV Dalai Lama at the White House

Posted by Jesse Lee on February 18, 2010 at 04:40 PM EST

Press Secretary Robert Gibbs said of the meeting today:

The President met this morning at the White House with His Holiness the XIV Dalai Lama. The President stated his strong support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ibet’s unique religious,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identi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for Tibeta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President commended the Dalai Lama's "Middle Way" approach, his commitment to nonviolence and his pursuit of dialogu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President stressed that he has consistently encouraged both sides to engage in direct dialogue to resolve differences and was pleased to hear about the recent resumption of talks. The President and the Dalai Lama agreed on the importance of a positive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resident Barack Obama meets with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in the Map Room of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18, 2010. (Official White House Photo by Pete Souza)

通缉胡锦涛

走向“民族”（或“话蛇添族”）

【原文英文】http://www.highpeakspureearth.com/2009/01/going-minzu.html
【作者】High Peaks Pure Earth（藏人）
【译者】台湾悬钩子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1/blog-post_31.html

今日在日常的英语里使用来自中文的词汇，是相当普通的一件事－－我们谈论feng shui（风水），做做qi gong（气功），或者调养yin and yang（阴阳）。我们需要这些词汇来描写英文的语言与文化中没有的物品或观念－－如losing face（丢脸）。现在，假如中国政府得逞的话，这一串来自中国的外来语名单中，又要增加一个字了。

High Peaks Pure Earth在2008年12月10日收到了一封E-mail，其中非常若无其事地写道:“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备感荣幸地通知你，从2008年11月20日开始，我们大学的英文名字从原来的"the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改为"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MUC)。”

对于不会讲中文的外国人来说，老实说这个新名字听起来十分可怕。——Minzu。MUC，那念起来就跟muck（动物大便、肮脏、乱七八糟、恶心、低级）同音！发生了什么事？！而Minzu到底是什么东西？根据英国的谷歌，Minzu是一家“中式吃到饱【1】的餐馆酒吧，位于伯明翰，提供上好的中华美食！”太棒了！所以也许我们需要一点说明文字来让我们明白这个奇怪的发展。

High Peaks Pure Earth的读者也许有兴趣知道这家大学这一次改名，已经是1941年创校以来第三次改名了。1941年它是叫Yan'an Institute of Nationalities（延安民族学院），配合“新中国”的诞生，1951年搬到北京，而在1993年重新命名为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现在它又改名为th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但在中国，这家学府只曾有过两个名字，中央民族学院(Zhongyang Minzu Xueyuan)，以及中央民族大学(Zhongyang Minzu Daxue)。Zhongyang英译了就是Central，Minzu下文再讨论。Xueyuan意谓着Institute或Academy，而Daxue的英译就是University。以博伊（藏文）来讲，这家大学是叫（mi rigs slob grwa），mi rigs是人民之意，而slob grwa意思是学校（不论哪一类）。后来这家学校改成大学时，Chen mo就加上去，就是大的意思。

北京的这家Th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在自己的网站描述自已拥有“高质量、高水平、代表许多族群背景的师资。一万五千名全日制学生之中，有70%是少数族群。学校堪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缩影，是中国唯一一所包括中国全部五十六个民族师生的大学，五十六个民族的多元文化在这里和谐共融。”他们也招收想要学中文的外国学生，假如读者想要了解该大学并到那里读书的话，可以看看这支非常有趣的招生录像带。（http://www.study-in-china.org/school/Beijing/cun/）

这所大学目前也有六百位博巴（藏人）学生在这里读书，是中国首都藏人最高度集中的所在地，他们大部份都是在研究藏学。过去，一些最优秀的学者都曾在MUC教过书，包括东噶•洛桑赤列（Dungkar Lobsang Trinley）、才旦夏茸（Tseten Shabdrung）、毛尔盖•桑木旦（Muge Samten），以及钦饶维色（Kyenrab Woeser）。今日，两位非常有名的博巴学者，来自安多的才让太（Tsering Thar），与来自康区的土登彭措（Thupten Phuntsog）在这里教学，也深受学生爱戴。从这里毕业的著名博巴校友，有端智嘉(Dhondup Gyal)，还有在自由亚洲电台与华府的美国之音的藏语部门工作的大部份人员，都是从这里毕业的！而研究图伯特（西藏）的顶尖中国学者，如杨恩洪与陈庆英都曾在这里学习与教书。

所以，为什么这个学校名字里的Minzu不再被翻译成英文了呢？北京的各主要大学，或可比拟为“中国长春藤”的精英学府，其名字都直接翻译成有点怪的英文，从听起来非常有个性的Peking University（北京大学），到听起来极度荒唐的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北京师范大学【2】）。其他大部份都是十分平常的名字，如Univeris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北京科技大学），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北京外国语大学），China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中国中央美术学院）。

虽然官方没有解释为什么民族大学的英文名字突然改动了－－合理的推测是因为其中相当麻烦又似乎无法翻译的这个词汇“Minzu（民族）”。所以弄到最后，他们的解决方法，就是铁了心不翻译这个名词，好避免掉这个词所带来的种种麻烦。Minzu这个词究竟有着怎样的麻烦？第一，你只要查字典，就知道Minzu的意思是Nationality。看起来并不难翻译。

但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们独特的“Nationality”观念很难向外界传达。今日在中国所使用的Minzu背后的历史背景，起源于1950年的Minzu Shibie（民族识别）－－中央政府所进行的一项调查，好决定中国境内不同的族群分类。那就是，今日所谓的汉民族与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组成和谐大家庭的初始，有五十五个族群团体都是经由这个调查而被确认并且进入官方语言的。这些Minzu团体统被称为少数民族，翻译成英文则为ethnic minority。

Minority（少数民族）这个词在英文里已经有够多政治不正确的衍生含义，因此近年来中国政府明智地决定在译时要远离这个词。他们大概是想Nationality这个词比较没有争议，然而他们却大大地算计错了。在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什么人了解中国心目中的Nationality－－这个词其实跟国家、成为国家的状态(nationhood)，以及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有关的。更要紧的是，它跟护照是有关的。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一个出生于拉萨的博巴，他的nationality（英文意义主要是国籍）归类于藏族，但却是中国人。一个在乌鲁木齐出生的维吾尔人，他的nationality为维族，却是中国人。对一个出生在呼和浩特的蒙古人而言，他的nationality是蒙古族，但却是中国人。Nationality这个字眼确实是容易让人感到混淆。

除了让人感到混淆，而且还充满政治义涵。对于汉人而言－－我们别忘了他们构成了92%的人口－－中国政府积极地使用扭曲、负面的方式来煽动他们的民族主义热焰，往往针对的是外国势力。想想1999年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被北约误炸以后，所造成的疯狂场景；想想去年在中国发生的反法热潮，可怜的家乐福超级市场！甚至更疯狂的是，再往前推几年，日本教科书所产生的灾难。在一个没有双重国籍观念的国家里，任何知名人物想要改变国籍（Nationality），就会变成全国公敌，如李连杰（现在是美国人），巩俐（现在是新加坡人），还有那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例如在北京出生的章子怡（拥有香港居民证）。

然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各个族群的人，民族主义却是严禁的场域。2008年， 中国政府一手镇压博巴对他们的民族情感的表达－－突然之间，每个汉人也都知道图伯特国旗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了（即使国家媒体欲盖弥彰地称之为‘雪山狮子旗 ’）；另一手则举办奥运会，加强他们自己的国家认同与民族骄傲。所以，如果汉人可以允许表达他们的民族主义，为什么其他的族群不能呢？而这个问题的答案， 如果能简单到将Minzu这个字眼硬塞给不知中国奸计的世界，那就好了。

中国为了政治目的，而创造、强迫别人接受新的词汇，这也不是第一回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藏文里的。因为在藏文中有一个词可以指称Tibet(Bod)，而有一个词是用来指称中国（“加那”），而没有一个词可以指称包含图伯特领土的中国。所以中国政府官方使用了这个字krung go，就是中国 (Zhong guo)的直接藏文翻译。虽然这个字眼与概念以前在藏文里不存在，但现在已经存在了。有趣的是，以中文写作的博巴博主们拒绝使用中文里对Tibet的指称－－西藏，因为西藏所指的只是西藏自治区。博主们使用图伯特 (Tubo)，有时候甚至只有中文的博（bo），听起来比较接近藏语里的Bod。博主们也不屑中文描述Tibetan的方式－－藏族（zang zu），因为这两字所隐含的是一个族群（zu这个字跟Minzu里的zu是同样的），反而采用博巴这两个字，而在博盖（藏话）里，其意义就是a Tibetan person的意思。

有时候，某些词汇与概念就是得用原来的语言才能表达，例如“shoah”（希伯来语的“浩劫”之意，指犹太大屠杀）、“apartheid”（南非语，指黑人白人隔离制度），或者“Satyagraha”（印度语，指圣雄甘地的不合作主义）。然而，Minzu却 没有前述这些概念的重要份量－－它只单纯地指涉中国政府所认为、又呈现给世人的那种，包括多个族群的一个快乐大家庭的整体意识形态与观念。一家大学的改 名，看起来好像不是世界末日，但这却是经过精心算计的动作，好先在表面的语言层次上先得到他国的接受，以赢得正当性，而这就是整个偷天换日、偷渡概念的开 端。

所以北京政府未来又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已经有了Minzu Hotel（民族饭店），而隔壁的Cultural Palace of the Minorities（民族文化宫）可以改名为Minzu Cultural Palace。而Nationalities Park（英语字面或可直译为各国人民园，然而实指北京的中华民族园）也许也会改名为Minzu Park等等。下一趟去中国的时候，准备好面对Minzu这个词哦，我们已经警告你了！


附：一位读过这篇文章的国际藏学家的来信：

非常感谢。这一篇写得很棒，但我想还是不够清楚，因为许多人不了解Minzu这个字眼其实是19世纪才发明出来，而且还是由狂热的“驱逐鞑虏”的国民党人从日文里借来的，好对付那些卖国的“非中华”的满州统治者－－但稍后这个词汇却成为中国共产党解释他们有权利统治非中国人的重要概念。为什么？因为为他们说中国是一个包括好几个nationalities的国家，不只是汉人。因此他们称呼它为一个多元民族国家。他们必须这样主张来解释为什么博巴与维吾尔属于中国。因缘巧合之下，"Minzu"的英语翻译，其字眼被党员干部选择为"nationality"大约肇始于1940年代，而就像所有的党八股一样，这个概念接下来就由内部的命令统一定调与僵化了。

但就像你说的，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个词汇在英文里有其他含义，不是中国政府的原意－－它还蕴涵了一个也许有自己国家的国民。这个事实似乎一直要到1994年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才领悟到，而第二年他们就发出命令，所有的官方英译（与其他的同源语言）之中，"Minzu"这个词不得再使用"nationalities"的翻译，而必须始用"ethnic"这个字。而原来的State Nationalities Commission（国家民族委员会）也因此而变成了State Ethnic Afffairs Commission。这对中国很有用了，一些西方学者在1990年代早期就很帮忙地解释了，西方国家里也有许多不同的种族群体与族群紧张情形。许多听话的西方学者、作家、生意人与其他赶流行的人，因此好心好意地使用"ethnic"这个词来省得中国还必须解释它复杂历史主张的各种尴尬，彷佛他们也都收到党的命令，讲英文时必须如何如何一样。所以现在中国开始自称自己是个"multiethnic state"（多元族群国家）。学者乌拉丁‧布拉克（Uradyn Bulag）对于这一点写了很深入的文章，并且注意到a nationality（民族）的定义大幅地变更了，不只是中国人强加的名称而已。这些都与费孝通提案所引起的争议有关，他认为"zhonghua minzu"（中华民族）或者中华的大族群可以包涵所有的小族群。现在也还有一个运动是要称呼中国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所以我想现在Minzu已经变成一个包袱沉重的字眼，指涉这所有的历史，然而这一段历史大部份都已经被中国人忘记，但其他民族（nationality）的人却忘不了，再加上中国官员喜欢这个议题的地方，例如说他们可以彰显自己宽大的民族政策，他们文化上对异文化的宽大容忍，他们对多元性的有容乃大，他们文化史的丰富精彩，等等。

而早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官方早就开始有类似的努力了，希望让外国人在称呼中国人时－－意谓着种族的中国人，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Han Chinese（汉裔中国人）。这是因为后者暗示的是，不是所有的中国人在种族上都是汉人（这样的说法为真），所以可以有所谓的“藏族中国人”、“蒙古族中国人”等等。所以中国官方听到老外不说“汉人”而说“中国人”时，就会非常生气，似乎英文的"Chinese"这个字好似没有数个世纪以来都意谓着汉族人一样。也不意外的是，许多外国人也喜欢遵守这些中国官方的指示，在想要指称“中国人”时，使用"Han"这个词，假装他们对于这些词汇的选择所携带的政治意涵都一无所知一样。

注：

【1】悬钩子译按：台湾叫做“吃到饱”，不知道中国叫什么？就是那种缴一定额度的金钱，然后客人自行取用各式菜色的餐点，不限次数的。唯色按：中国叫自助餐。
【2】悬钩子译按：normal在英文里常用的意义是正常之意，直译就是北京正常大学。[normal在这里是标准、典范的意思。不过normal university仍属中国特色。说Normal School洋人就能理解。不过贵国的高校怎么甘于区区school，不university是要被人看不起的。]

力雄剧透

有关达赖喇嘛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和另一个小说的片段

王力雄

小说提纲

达赖喇嘛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始终没有实现回到西藏的愿望。中共仍然牢牢控制西藏，藏人尽管不满，却没有能力反抗。

令达赖喇嘛感到安慰的是噶玛巴已经成长起来，可以承担西藏的政教大业了。当年他一听到噶玛巴逃亡到印度，就意识到是诸佛菩萨的又一次显灵，赐予西藏一个无价珍宝。

他很早就担忧，在他离世后西藏事业会不会因为群龙无首而分崩离析？转世制度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每代达赖至少成长二十年，才能真正承担政教大业。这个空白在平静年代也许无关紧要，但是在历史关头就会有致命影响。这一担忧搅得他昼夜不安，甚至想过要把下世达赖改为由自己指定，或者由僧侣长老选举，以便直接产生成熟的下一世达赖，避免空白。不过他也清楚，这种改革既无法说服他的左右，也无法保证新达赖在信徒心中的合法性。

传统是不能轻易破坏的，因为西藏和藏传佛教全靠传统维系着。

噶玛巴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难题。噶玛巴虽然不是达赖，但在新达赖长大以前，班禅被中共封锁之时，作为西藏宗教最重要的法王，他的地位无人可比，以他来做藏民族的精神领袖和凝聚传统的核心，顺理成章。噶玛巴属于噶举派，这无关紧要，就象达赖属于格鲁派并不妨碍所有藏人崇拜一样。中共原打算扶持噶玛巴对抗达赖，本是噶举派大举发展的良机，噶玛巴却毅然出走，足以证明他以整个藏传佛教为重，而不图教派利益，这使他在所有教派的藏人中获得极高威信，众望所归。

多年来，达赖喇嘛在噶玛巴身上倾注了无数心血，他把自己的思想点点滴滴又巨细无遗地传给少年法王，那过程就象把他自己的灵魂逐步转移进一个年轻躯体，在这世界重新塑造出一个新的化身。他俩相差五十岁，彼此建立了父子情深般的相知相投，至今可以说已经心心相印，融为一体。他完全可以放心，即使他离开人世，噶玛巴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也会如同出自他本身一样。

多年来，他处心积虑的培养和有意识的树立，使噶玛巴具备了充当西藏政治领袖和民族代表的无二地位。噶玛巴一成年，达赖喇嘛就自觉地逐步淡出，把越来越多的事务交给噶玛巴独立处理，让年轻的噶玛巴站到前台。在锻炼噶玛巴的政治能力的同时，一方面让他在国际社会建立个人关系，一方面使他得以常在传媒的聚光灯下现身。如今，噶玛巴已经是具有世界性声誉的杰出政治家，也已经成为海外西藏运动无可争议的核心。

达赖喇嘛就要离开人世了，北京一直在等待这一天。达赖喇嘛非常清楚，只要他一死，北京立刻就会自己确立一个转世达赖。内线情报说北京早在几年前就秘密成立了“达赖灵童寻访小组”，一直在做准备，以便达赖一死就以最快速度推出达赖转世。即便他们立的达赖大部分藏人不会承认，然而他们的目的并非宗教，他们才不会去珍惜宗教的纯洁神圣。只要能让藏人陷入思维迷乱和精神分裂，目的就算达到。活佛转世正是这样一个手段，从班禅转世开始，至今西藏的每一个重要活佛都出现两个转世，一个是达赖方面认定的，另一个是中共方面推出的。这对西藏宗教是一种致命的破坏。中共选定的“转世”虽然在宗教上难以立住，但他们的优势是可以在西藏本土活动，占据着寺庙，直接面对百姓；而达赖认定的活佛，要么被控制，不知去向，要么流亡国外，都与百姓相隔绝。西藏宗教最神圣的转世制度这样被糟蹋下去，将是西藏宗教和文化的灭顶之灾。

现在，达赖喇嘛的一只脚已经踏上了转世之途，作为西藏宗教的领袖，他该怎么在最后关头把西藏从这已经可以看见的灭顶之灾中拯救出来呢？他已经贡献了一生，竭尽所有，凡是与他生命有关的，已经再无剩余，他现在拥有的，只有他所面临的死亡。

他只能使用自己的死亡了。

多年前达赖喇嘛就对外界做过宣布——如果在他活着的时候不能回到西藏，那么他的转世也必定不会在西藏。他做这个宣布的时候，心里还没有完全放弃与北京谈判的希望，但也是在进行铺垫——如果北京始终不跟他谈，或是最终没谈出结果，他这种宣布就意味北京所找的达赖转世必定是假，是作为前世达赖的他所不承认的。

仅仅宣布北京找的达赖是假的还不够，北京并不在乎，也不会阻止它做假做到底，因为它的目的并不在真，而就是要以假乱真，制造迷乱，这种时候，最好的防守只能是发起进攻。

在弥留之际，达赖喇嘛当着所有宗教长老的面，让噶玛巴活佛宣读了他对自己转世的预言和指示。非常简单，只说明他将投生到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以便把佛法弘扬到整个世界和人类。

佛教本无种族国界的概念，达赖的转世不在西藏，不是藏人，理论上是不构成障碍的，反而还体现佛教的博大、佛之全能及达赖喇嘛作为整个人类的领袖。宗教长老们对达赖喇嘛的指示没有异议。

当天晚上，达赖喇嘛圆寂。一直陪伴在达赖身边的噶玛巴提醒人们注意，达赖喇嘛圆寂的姿势摆出了一个特殊手势，指向桌上的地球仪。从他的食指尖向地球仪延伸，落点是地球仪上的美国洛杉矶。这意味什么，大家立刻明白——达赖喇嘛的转世去了那里。

有如此明确的指示，噶玛巴派出的寻访者在得以最短时间就认定了灵童——那是达赖喇嘛圆寂后几小时在洛杉矶出生的一个美国婴儿。

那婴儿的母亲曾是世界最走红的歌星，在各国拥有数以亿计的歌迷。她早年就皈依了藏传佛教，正当事业达到颠峰时刻，却突然宣布放弃演艺前途，一心钻研佛法和修行。不过她始终还保持着世界性影响。在她刚出生的孩子被认定为达赖转世灵童消息传出后，全世界为之爆炸，几百名记者把她的住宅包围得水泄不通，全球二十亿观众在电视上跟踪这个新闻。如此的轰动效应在人类新闻史上从未有过前例。

目瞪口呆的北京政府好不容易缓过神来，立刻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反击，抨击那是一个背叛宗教出卖中国的阴谋，是十四世达赖与噶玛巴共同制造的一个骗局。北京不惜牺牲了多年卧底在达赖身边的特工，用他传回的情报向世界作证：那位歌星此前一直与达赖保持单线联系，数度化名化装到达兰萨拉与达赖和噶玛巴秘密见面。她长期以来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进行这场转世骗局。北京公布的细节还包括歌星怀孕后提前对胎儿做过检查，达赖对胎儿是男孩的检查结果非常欣慰。当达赖得知歌星临产住进医院的消息时，握住噶玛巴的手说他到了该走时刻，并预言佛教将在全世界长存光大。噶玛巴则跪在他身边流泪不起。北京从这些细节断言，达赖肯定是“自闭心门”而死，为的是避免他死在歌星的男婴出生之后，使其转世骗局不能自圆其说。

北京同时对歌星的家族背景提出质疑：歌星之父是全球排名第七十七的富豪，财可抵国；歌星个人家产也有上亿；而她哥哥则是美国新生代的政治明星，不到四十岁就当选了加州州长，被公认是未来美国总统的问鼎者。难道清心寡欲的佛也有如此的势利眼？偏偏要投胎这种家庭？除了为的是世俗目的，不可能有别的解释！

北京的抨击在中国民众中产生巨大反响，中国人普遍认为这只是美国肢解中国的整体阴谋的一部分，达赖不过是其中一个走卒而已。

然而在国际社会，北京的声音完全被淹没，几乎无人理睬。整个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欣喜若狂，人们沉浸在这一东西方融合的大童话中，宁愿只相信其中的浪漫和传奇，拒绝任何世俗的沾染。这也是因为以往北京给世界留下的说谎印象，即便它所说有真实成分，也成了“假做真来真亦假”。

噶玛巴一方对转世的迅速认定，打乱了原本志在先得的北京的阵脚。由中共选择达赖本来就没有合法性，如果它能抢个先机，还可以引起一些注意，至少夺走一些风头。然而落在后面，再找灵童就成为东施效颦的闹剧，徒然惹人讥笑和反感。

达赖转世到美国，使得藏传佛教更加风靡西方。在此之前，佛教已经以超过其他宗教的速度在西方发展，现在则更是归者如云。信仰藏传佛教成了社会时尚，其信徒数量直逼基督教和天主教，成为西方各国政治家都必须讨好的社会群体。
歌星的父亲——也就是十五世达赖喇嘛的外公——斥巨资在内华达山脉深处开始修建一座最终要与布达拉宫比美的喇嘛寺。噶玛巴派去的一个庞大西藏僧侣团对其进行指导并主持寺庙活动。金发碧眼的十五世达赖在最先落成的大经堂举行了坐床仪式，今后也将以那里为根本驻锡地。西藏僧侣团将会一直陪伴他左右，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对他进行严格培养。
十五世达赖喇嘛的坐床仪式成了西方世界万众欢腾的盛事。美国总统和西方多位元首亲临参加。各国外交部面对中国政府的愤怒谴责，回答口径出奇地一致——元首们参加的是一位美国公民的宗教活动，与中国事务无关。

北京一方面声称达赖的产生需要通过中央政府的“金瓶掣签”；一方面从两个角度否定“白达赖”。一是传统角度，坚称达赖灵童的认定必须通过班禅，而目前居住北京的班禅不承认这个“白达赖”；二是种族角度，咬住达赖喇嘛不可能不是藏人，藏传佛教也不可能不在西藏。然而对所谓的“金瓶掣签”，藏人在历史上就不承认，现在更不会理睬。至于说达赖和班禅需要相互认定对方的转世倒是没错，但却使它自己落入了一个陷阱——当年正是北京首先废除了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的班禅灵童，另立了一个班禅，现在它推出来的班禅就是没有经过达赖认定的，又有什么资格去认定达赖呢？反而人们却要求北京交出当年由十四世达赖认定的班禅，因为只有那个班禅才有资格对达赖的转世发言。而对北京所宣称的种族问题，噶玛巴则以一句玩笑来驳斥：马克思主义可以“工人无祖国”，佛教为什么不可以呢？宗教本是最没有种族之分的。你们共产党怎么从国际主义者蜕变成了种族主义分子？

在噶玛巴的玩笑后面，的确也有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深谋远虑。他转世到美国，绝非仅仅是一个为了现世政治的计谋，也同时是一种光大佛教的长远安排。如果把藏传佛教囿于西藏本土，结果就是被共产党的统治窒息，只有让它走向世界，与现代人类的主流结合，才能找到新的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藏传佛教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也许正是为了获得更大范围的新生。

但是中国国内却由此掀起了新一波反美反西方的浪潮。中共多年以民族主义替代已经成为空壳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断以片面信息和虚假信息进行诱导，有效地把社会不满凝结到了仇视西方的出口上。达赖转世的争执无异给中国人原本就躁动不安的情绪火上浇油，一些大城市陆续开始发生反美事件。

北京坚持一贯的“不听邪”姿态，自行在四川藏区的德格寻访出一汉化藏人家庭的孩子，宣布他为达赖转世灵童。为了抵消“白达赖”在世界以及在西藏造成的影响，北京决定为它的灵童在拉萨举行一场空前盛大的坐床典礼。典礼由藏人所称的“汉班禅”主持。北京的这一宣布立刻遭到全世界民众、媒体、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的广泛批评，并通过广播、互联网和地下渠道广泛传入西藏，进一步刺激了不安的藏人。

在拉萨举行的坐床典礼成了藏人起事的一个号令。首先是各寺庙的僧侣集体罢工，使典礼法会无法举行。面对各国媒体的摄象机尴尬不已的拉萨当局急于让僧侣们听话，在采取措施的过程中引发了冲突，很快就星火燎原般地扩展，变成了拉萨街头的骚乱和持续抗议。随之骚乱扩展到西藏各地。在当局控制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开始演化成暴动。

第一批牺牲者是一些进藏施工做生意的汉人，他们被暴动者残酷地杀死，尸体拖在马后。随着仇杀蔓延，在藏汉人纷纷逃回内地。为了恢复秩序，军警实行开枪镇压。藏人被杀的传言满天乱飞，谁也搞不清准确数字，却更加激起藏人的仇恨与反抗。中国的空降部队和机械化部队奉命开进西藏，却无法阻止暴动滚雪球式地不断扩展。青海、四川的藏区也被卷入。海外流亡藏人则成批潜回西藏本土参加他们所称的“西藏解放圣战”。汉藏接合地区相继发生不断升级的汉藏民族冲突。藏民游击队在广阔的青藏高原神出鬼没，进行围剿的中国军队疲于奔命，往往徒劳无功。日益焦躁的镇压者采取了越来越严酷的血腥手段。

通过各种渠道传出的藏人遭受屠杀的消息使西方民众愤怒，其中尤属美国人最激烈。似乎全体美国人的血脉已经通过“白达赖”与西藏联系在了一起，藏人流的血就是他们的血。几乎每个西方大城市都有成千上万的民众上街游行示威，要求联合国和本国政府采取行动，制止中国对藏人的野蛮行为。

另一方面，中国民众也怒不可遏，深感西方欺人太甚。各大城市开始还是在政府控制下进行有组织的抗议，很快就脱离了政府安排的轨道，演变为各种矛盾同时释放的爆发，并越来越带有暴力性质，矛头直指所有西方机构和西方人，恶性事件接连发生。被吓坏了的西方人纷纷逃离中国，外国资本也从中国大批撤出。

沦落底层的中国民众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开始清算一切与外国资本有关联的官员和企业家，把他们视为卖国贼。清算风潮很快波及到所有富人，他们的财产一概被视为不是出卖民族利益就是腐败所得。“造反有理”与“剥夺剥夺者” 的口号重新开始流行。打砸抢在整个社会蔓延。对自己培育的魔鬼，中国政府越来越感到失去控制。

而这时，早就在等待摧毁中共政权的美国抓住时机介入。表面上它只是应噶玛巴的呼吁，联合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取消定单、停止出口、拒绝贷款、禁止投资……实际上却是它把多年撒下的大网开始收口。

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美国与西方就一直没有停止把中国拉进“全球化陷阱”的努力，至今已经成功地把中国置于了陷阱之中。今天的中国经济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靠所谓“国际大循环”支撑，“两头在外”。而西方世界对中国一关门，“循环”的链条立刻中断，就变成“两头”皆无。这种影响在瞬时间就会扩散到方方面面。首先是大批工厂停工倒闭，失业剧增，流民汹涌；然后是各级政府财政枯竭，物价飞涨，储户挤兑，靠外资输血的银行纷纷倒闭；最后是国家信用崩溃，发生全面经济危机，早已积重难返而全靠强权镇压的社会矛盾同时爆发……

中国内地发生的经济崩溃，对中国驻藏军队产生了致命影响。现代军队全靠后勤保障，西藏当地没有后勤资源，只能从中国内地输送。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破坏了内地的供应体系，后勤一断，驻藏军队立刻就失去机动作战能力，陷入瘫痪，只能缩在军营里自保。西藏起义随之愈加扩大。各级政府纷纷垮台，被代之以起义藏人的临时政权。当联合国最终在西方国家压力下向西藏派出“和平部队”的时候，西藏相当一部分部分地盘已经被起义藏人控制。

面临社会失控的严峻形势，北京不得不决定向西方让步。虽然民族主义呼声仍然强烈，但身处执政集团之内的人都明白，此刻最重要的危险已经不是失去西藏，而是整个中国的崩溃。能否制止中国崩溃，取决于能否在最短时间制止经济危机，而制止经济危机的唯一可能就是西方解除制裁。因此，以西藏换取西方解除制裁不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已经变成了别无它途的唯一选择。

然而，当中国政府表示愿意按照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五点原则”解决西藏问题时，作为西藏人领袖的噶玛巴却意识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他毅然抛弃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代之以西藏彻底独立的要求。他历数西藏在中国统治下遭受的苦难，说明中国的退让只能是一时，稍有转圜就会旧戏重演。他的例证之一就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几十年的和平主张没有换来中国丝毫让步，西藏怎么能相信未来的中国就会遵守诺言？因此只有彻底独立才可以使西藏永远摆脱中国的迫害！

西方民众对此完全相信，纷纷敦促自己的政府支持西藏独立。美国加州州长——“白达赖”的舅舅也在美国政治高层积极推动。而分解中国正好与美国的长期战略目标一致。噶玛巴的主张因此首先被美国政府认可。有美国带头，对中国政府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在本国社会动荡一天紧似一天的逼迫之下，北京最终不得不在同意西藏独立的协议上签字。

金秋，西藏独立日，拉萨万人空巷，欢迎噶玛巴重返拉萨。整个拉萨已看不到汉人踪影，他们全部被赶出西藏。而藏人从草原、农村和各个城镇涌来拉萨，在城外扎起了如同古代军营般的帐篷城，一同欢庆这个盛大的节日。搀杂在藏人中间的是形形色色的西方人，他们终于可以不受阻碍，自由地访问心仪已久的雪域圣地了。

噶玛巴立于敞篷轿车驶进拉萨，前面马队开道，身后是望不到头的车队。路两侧到处是经幡彩旗，煨桑烟火缭绕，海螺法号长鸣，人们载歌载舞。西方人手中都举着“白达赖”画像。有了十五世达赖这个纽带，西藏从此与西方世界紧密结为一体，即使有一天中国能重新稳定，面对西藏背后的西方，也不敢再对西藏下手。何况，噶玛巴知道，美国已经打定主意要肢解中国。此时此刻，新疆和内蒙都在步西藏的后尘，走上争取独立之路。国际社会将继续逼中国让步。中国注定衰落，不再成为世界和西藏的威胁。

十四世达赖喇嘛与十五世达赖喇嘛的巨幅画像并排挂在布达拉宫，衬映着金顶和蓝天。噶玛巴看着那一老一小、一藏一西两个形象，内心又一次深深感叹转世的奇妙——仅仅这样使用一次转世，就得以挽救西藏，使西藏在劫难中重生，并使佛教之光普照到整个人类。

虽然十四世达赖喇嘛生前没能回西藏，却借他的转世，使全体西藏人重获自己的家园。噶玛巴确信无疑，等到下一次转世，达赖喇嘛一定会重新降生回这片雪域高原，回到他所衷情的西藏和他所热爱的人民中间。


另一个小说的片段


“J”领来的汉人没有常人见到达赖时那种惟恐不周的礼节，在他的握手和直视中，达赖喇嘛感受的是一种平等与直截了当的诚恳，这是一个好的“第一印象”。刚听到这位汉人求见时，达赖喇嘛还有点犹豫，但这汉人是“J”带来的，必然事关重大。“J”是流亡政府安插在北京高层的密线，只有最紧要关头才会动用。这回突然自行飞来达兰萨拉，不惜暴露身份，带来这样一个汉人，没有天大的事情是绝不可能的。

然而想得再大，达赖喇嘛也没想到事情会大到这种程度——这位汉人是作为中国几方面政治势力的共同代表，来请他前往风雨飘摇即将分崩离析的中国，不是去观光，不是去做客，也不是去谈判久拖不决的西藏问题，而是去担当中国——是整个中国——的国家元首！

汉人直率地承认这请求当然不是出于道德，也不是为达赖喇嘛，甚至也不是为西藏，而是为中国——当然，在为中国的同时，为西藏也就在其中了。他这样说明中国为什么需要达赖喇嘛去当国家元首：

第一，专制统治在中国已维持不下去，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正在集中爆发，社会濒临失控的边缘，不马上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型，全面崩溃就在眼前——这一点已被中国目前各方力量认同。社会转型因此被提了上最迫切的日程；

第二，原本的专制权力为自身地位不受威胁，长期以来铲除和窒息了所有可能整合中国的力量与领袖人物，而那种力量和领袖人物即使现在给他们生长的空间，相当时间内也不可能形成和出现，对目前中国，既没有时间去等待他们生长，也不可能在没有整合力量与领袖的“真空”下进行社会转型——那只能导致更严重的失控局面。因此，首先找到一个可以整合中国的力量，推举一个能够领导中国社会转型的领袖，就成了此时中国的当务之急；

第三，这样一个领袖既要能被中国各方政治势力都接受，同时也必须被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世界所认可，因为中国社会转型能够安全而顺利地实现，西方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支持至关重要。

对此，只有达赖喇嘛符合这样的条件。他的国际威望、与西方的关系自不用说，中国没有任何人能望其项背；即使是对中国国内力量，也只有达赖喇嘛可以被各方所接受。例如民主派理念虽然不错，但自身缺乏道德资源，对外没有足够威信，内部也是山头林立，无人可以服众，达赖喇嘛的民主形象和社会威望，却能被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所接受；

再如大陆转型能否同时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契机？这也是一些有见识的中国人考虑的问题。台湾一直表示只要大陆民主化就可以谈统一，但是具体实施，必定存在一个谁为主导的问题。无论是大陆和台湾，统一进程以哪边为主都会引起另一方的抵触与不信任。这就需要一个在两岸统一问题上不存在利害关系的第三者——对此，达赖喇嘛显然最为合适；

还有更重大的少数民族问题。从极权向民主转型，最容易发生民族分裂。这其实是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和障碍。因为民主化并不只是汉人的民主，少数民族也要有民主，如果少数民族行使民主的结果就是要独立，要脱离中国，怎么办？用飞机坦克去镇压——那就回到了没有民主。这成了一个怪圈。虽然新的民主政权可以许诺民族和睦，可是少数民族能不能信？他们上当受骗的次数已经太多了。因此，解决这个至关重大的问题，达赖喇嘛担任中国国家元首可以作为一把钥匙。一方面最大地表示了汉人对解决民族矛盾的诚意，另一方面也可以免除少数民族的疑惧，树立他们的信心。西藏问题不用说，自然用不着再搞独立，新疆、内蒙也会随西藏而稳定下来。只有在这种保证国家完整的前提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才有可能顺利进行，并达到各方的同时多赢。

达赖喇嘛一直静静听着，这时微笑地插话：“你没有说到最重要的角色——中国人会怎么想。共产党宣传了这么多年我是个分裂分子，他们怎么能接受这样一个‘坏家伙’当元首？”

汉人有备而来，他当然知道这是最重要的，因此才留在后面专门谈：

的确，除了为数不多的自由知识分子，汉族精英阶层和目前仍然掌握权力的各级官员，是在感情上对达赖喇嘛最为排斥的一个群体。且不说多年的官方宣传造成了怎样的扭曲，至少他们心目中没有树立起达赖喇嘛的威望。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同意达赖喇嘛来坐中国的最高交椅呢？

汉人说，考虑这个问题，关键要看到他们的思维方式已经改变，不再是感情至上或意识形态至上。邓小平“抓住老鼠即好猫”的哲学早已经把中共从一个信仰集团转成一个利益集团，而这种实用主义也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共同依据。一切原则都不重要，判断问题只看利害，这使得他们具有了很大的灵活性，必要时可以毫不困难地一百八十度转弯。对精英集团，他们能接受达赖喇嘛来自这样一个共识——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国垮的结果将是玉石俱焚，大家同归于尽，谁也不可能从中单独地捞到好处。正是这一共识能使他们抛开成见，只要有人可以让中国避免那个可怕前景，无论那人是谁他们都会接受。何况他们也能认识到，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在国际威望和道德形象上可以成为合格的领袖，请一个“远道和尚”来念经，至少还可以避免彼此的倾轧和内斗。达赖喇嘛不正是这样一个 “远道和尚”吗？他是名副其实的和尚，而且住在遥远的印度。

中国人能接受达赖喇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只有达赖喇嘛能为此时的中国提供最大好处。中国经济的命脉现在完全掐在西方手里，西方帮不帮中国，使多大的劲，肯出多少血，对中国绝对性命攸关。中国目前没有任何人与西方有过硬关系，达赖喇嘛却在西方光芒四射，拥有无数信徒、崇拜者以及政治经济界的高层关系，由他当中国国家元首，领导中国社会转型，无疑能够获得西方的最大信任和支持，也因此能为中国从西方得到最多的资源——这正是当前中国尤其需要的。从这个角度，达赖喇嘛能捉到“老鼠”，对中国人而言就是个好猫。

至于老百姓，他们总是被精英主导的。没有精英的煽动和组织，他们自己一般不会闹什么事，也闹不起来。如果精英再向他们说明为什么应该请达赖喇当国家元首，他们就更没有理由反对。政治狂热和民族激情本质上都不是老百姓所具有和所需要的，他们要的只是自己个人与家庭生活的美好。中国民众早就被社会动乱和经济萧条搞得民不聊生，如果有谁能给他们带来安全与幸福的希望，就算那人来自外星，是个ET，他们也会拥护。

汉人每说完一段，就端起酥油茶在嘴边抿一下，但只是个热爱藏族风俗的象征动作，然后放下茶杯接着讲。他的思路显然已经演习了多遍。

汉人开始陈述作为国家元首的达赖喇嘛做什么工作：首先可以放心，元首职务并不影响他的宗教活动，仍然可以做他身为活佛该做的一切，但是相信达赖喇嘛不会把政治和宗教搞到一起，这既是当今世界的基本规则，也是达赖喇嘛自己多次表达过的愿望。

（谁都听得出来这是一个话说在前面的委婉提醒）

目前将要组成的政权是一个各方政治势力协商的结果，因为是在原本的极权制度框架下形成，还没有民意参与，也没有相应的法律程序，因此只能是一个转型期的过渡政权，达赖喇嘛担当的因此也只是一个“临时元首”。这个过渡政权的使命是带领中国社会顺利地完成转型，并保证转型期间不发生社会失控。过渡政权首先要自上而下地为中国奠定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基础，再从那基础开始，自下而上循序渐进地建立起民意表达的结构，包括确立各民族之间关系，形成相应立法等。待这个过程完成，民意结构得到确立并可以开始自行运转时，社会转型即告完成，过渡政权也就随之终结。那时，达赖喇嘛就可以回到西藏，专心去从事宗教活动了。

过渡政权的最高机构是一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政治力量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大政方针由这个委员会决定，具体实施则由委员会选定的内阁进行。因此，并无太多日常事务烦扰达赖喇嘛，要他做的事情只有两种，一是当委员会遇到僵持不下的问题时，由他做最后裁决；另一种就是处理国际关系……

“不如直说就是让达赖喇嘛为你们向世界去要钱！”坐在一边的晋美噶伦终于忍无可忍。“达赖喇嘛如果能要钱，为什么不给西藏要，去给你们中国要？你们中国会怎么样，能不能转型，跟我们西藏有什么关系？达赖喇嘛为什么要管？这么多年达赖喇嘛怎么呼吁，你们就是不理。现在没路走了，才想起达赖喇嘛，还不是要把他当成你们的工具！”

晋美噶伦的话既是说给汉人听的，也是说给达赖喇嘛听的。这一段时间，面对中国即将分崩离析，流亡藏人普遍欢欣鼓舞。多年盼望的时机终于就在眼前，西藏要抓住这个时机实现独立，跟中国一刀两断。他们敦促达赖喇嘛下这个决心。
对是否把达赖喇嘛当成工具，汉人并不争辩。他只针对中国和西藏有没有关系表达看法。他说，如果中国社会一转型，西藏就要独立，那就等于给了专制势力拒绝转型的最好口实。中国和苏联不一样，不可能以解体模式实现转型，苏联解体，百分之五十几的俄罗斯人分到百分之七十几的领土，障碍不大，而西藏、新疆和内蒙加起来超过中国领土一半以上，中国解体，百分之九十几的汉人只剩百分之四十几的面积，怎么能接受？而没有多数民族的同意，一个国家不可能和平解体，那就免不了战争。对此，西藏有把握在战争中打赢吗？

即使中国落进内乱，一时顾不过来，西藏得以象“辛亥革命”期间那样一时摆脱中国，但是只要中国稍一安定，肯定就会重新去“经营西藏”。过去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政府都是这样做的。不管西藏人怎么看，十几亿汉人现在已经把西藏视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谁上台都不能不在乎这种“民意”。一旦受到丧失西藏的刺激，民众甚至可能把叫嚣战争的法西斯势力推选上台。那样的结果就不仅是西藏人民的灾难了，也一样是中国人民的灾难，对人类社会的民主进程，也是重大挫折。

以为西藏可以和中国没关系，完全是一相情愿。现实生活不是头脑里的想象，你想没关系，可是汉藏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开的一条线。西藏对汉人早不是畏途，道路畅通，飞机穿越，半个多世纪无数人来人往。你能挡住千万汉人自由的脚吗？除非是西藏能建起一道几千公里长的铜墙铁壁。你有那个能力吗？藏族一共六百万人，难道要让全部成年男人都去守边防？还有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汉藏混居区怎么办？你是撤走那里的藏人，还是驱赶掉那里的汉人？只要做不到彻底的民族隔离，就永远切不断汉藏双方的联系……

达赖喇嘛听着两人争论，虽然晋美是他信赖的心腹，但是他心里知道汉人的话更对。西藏不能再重复过去那种自以为可以封闭在雪山深处与世无关的愚蠢。正是因为那种愚蠢，西藏才遭受后来的厄运。在全球一体化的今日，任何闭关自守的想法都是虚幻，注定自取灭亡。西藏必须把自己放到世界范围去审视处境，才可能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正确之路。
汉人如同一个预言者那样发出告诫：即使退一万步，你们真能做到把汉人堵在西藏之外，比如靠西方的钱、靠印度的人，结果也将是制造一个既是中国也是世界最终也不可不不降临到西藏的灾难。西藏独立必然带动新疆分离，那里汉人居民多，势均力敌，民族仇杀包括种族清洗肯定异常残酷，难免不导致中亚国家与伊斯兰世界卷入；内蒙也不会太平，那里牵扯到蒙古国和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蒙古，因此会把俄国也拉进来。现在的中国就象一个装满散沙的玻璃器皿，稍强一点的震动就可能使玻璃器皿粉碎，散沙就铺天盖地撒向四方。在数亿人潮的冲击下，国际秩序和经济体系将无法维持，西方那时不可能再继续支持西藏，西藏也就立刻无法再维持与汉人接壤的几千公里边防。而那时，中国难民将同样涌入西藏，不用多，进去一千万，你们就没了！

说到这，汉人直视达赖喇嘛，声音中带着发自肺腑的恳求：“达赖喇嘛，你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化身，你来到人间，是为传播普度众生的大乘精神，难道你能看着世界陷入灾难不管吗？人类前途系于你一身，你答应出来领导中国，中国就不会乱，就能顺利实现转型，那既是十三亿中国人的幸福，也等于为世界消除了一个最大祸根。世界将由此而得救，西藏将由此而平安。你会因此再获诺贝尔和平奖，你的纪念碑将永远树立在天安门广场，永垂青史，光照人寰。除此而外，还会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因为得到拯救而皈依你的足下，成为藏传佛教的虔诚信徒。达赖喇嘛，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现在就拜你为上师。”说罢，汉人起身欲拜。

达赖喇嘛阻止了他，并幽默地问他，汉人是不是都这样“临时抱佛脚”。汉人的确是个功利化的民族，对宗教一向图的就是现世回报。不过达赖喇嘛并不这样想眼前这个汉人。他不过是在演戏，在要将自己的军而已。

达赖喇嘛暂时不会正面回答汉人的请求。俗世那些得奖、立碑丝毫不能打动他，佛何尝需要“功”与“绩”，然而的确，佛却有“慈”和“悲”，如果能免除十三亿人（尽管是中国人）落入苦海，如果能拯救全世界脱离危难，难道不正是生而为佛的他来到人间的意义吗？他已经无所作为地等待了一生，会不会为的就是在这最后关头，让那全部的意义喷薄而发呢？


2000年1月 北京

嘉央诺布 从黑暗到黎明：从清朝到独立的图伯特刑罚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9/blog-post_22.html

唯色

这篇文章，是图伯特重要作家嘉央诺布先生所写，发表在他的博客上在此。数月前，由台湾悬钩子译就，我做了校订。迟迟未转发在我的博客上，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间，大概现在比较合适了。此时转发，我也选贴了三张我拍摄于拉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雪监狱，以及北京的民族文化宫“西藏今昔”展览上的照片。


从黑暗到黎明：从清朝到独立的图伯特刑罚

From Darkness to Dawn: Legal Punishment in Tibet from Imperial Chinese Rule to Independence

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著

台湾悬钩子 译


1728年11月1日，布达拉宫西南边不远处，帕玛日（Bamari）山前小河边的草地上，十七名博巴（藏人）被清兵的刽子手处死。十三位被砍头，两位大喇嘛被缓缓绞死。而其中主要两位犯人，噶厦的两位噶伦，阿沛与伦巴，则以一种独特的中国式处死方法，称之为“凌迟”的刑罚，求刑而死。凌迟有时候翻译为 "lingering death" （拖延死） 或者 "death of a thousand cuts" （千刀万剐之死），以一把刀子将受刑人身躯的小部份，在一段长时间里，有时甚至长达一整天（译注1），有技巧地一点一点割下来，直到他最后断气为止。凌迟这个名词，来自古籍里悠闲爬山、山势渐缓的描述。

根据历史学家白佐良的研究【注1】，被强迫观看如此恐怖场面的拉萨居民，都因此而心理深受创伤——而这也是此酷刑的目的。为了让此教训深入人心，造成人民对刑法的恐怖感，犯人的所有亲戚，包括孩子在内，也都连坐株杀，满门抄斩。一位博巴见证者，一位官员也是学者，多卡夏仲•策仁旺杰（Dokar Tsering Wangyal），在五年后写道，即使经过了这一段时间，回想起该次事件，他仍然觉得难过不安。图伯特（西藏）的摄政颇罗鼐，也因该场景而感到极度挹郁，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拉萨的各大寺院佛殿供养、点酥油灯，以超度死者的亡灵。而事实上，这两位被处死的噶伦，都是他在内战中的对手，而这次的内战也是清廷派军队进入图伯特的理由，并因此强化了清朝在图伯特建立的藩属系统。

这种死刑方式，在中国本土大概从公元九百年开始出现，一直到1905年被正式废除为止。但哈佛大学最近出版的一本对凌迟的研究里，作者们提到凌迟之刑在图伯特东部，一直到1910年都还在执行，由赵尔丰（译注2）所下令。康巴说到中国兵“会让人慢慢死亡，把身体一次一小片割下，直到心脏，而生命终了为止。”作者们认为“此刑可能被当成军事紧急措施，而受到批准。”【注2】

博巴诗人与了不起的博客作家，唯色（Woeser），在最近的一次访问中，驳斥了中国官方有关“野蛮封建农奴制”的宣传（一成不变地由理论上曾经在图伯特使用的刑具，比如站笼、脚铐、脖子枷、用于挖眼睛的石头帽和尖刀等展览所“证明”），她说：“西藏一些最残忍的刑具，都是当时的驻藏大臣从内地带过去的。”【注3】



（唯色拍摄于拉萨雪监狱2007/6/2)

在这方面，中国对图伯特刑具最突出的贡献，是“木枷”，此物在欧洲人描写中国的纪录里，称之为 cangue。它有点像西方的 pillory （颈手枷），只是木枷并不是固定在地上，而必须由囚犯四处扛着走。在图伯特，它被恰如其分地称为 gya-go，意为“中国门”，并且广为驻藏的清廷官员所使用。木枷除了限制人行动很有效果外，也因为很重，所以成为相当痛苦的惩罚方式（译注3）。传统图伯特限制犯人行动的器具，是脚镣（kang-chak）。美国学者柔克义（William Rockhill）注意到“中国式的木枷处罚方式，图伯特现在广泛地采用了，戴着它的犯人也都绑着很沉重的铁链。木枷在博盖（藏语）里称之为 tse-go【注4】。而 tse-go之名大概是康巴的称法。

另外一种由中国人引进至图伯特的刑法折磨与处罚，就是夹手指的刑具（译按：“拶指”）。这种刑具，跟其他刑具一起，也在今年北京的“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大型展览”里出现，展厅还可以看到黑白照片，“证明”旧西藏的野蛮。然而这个所谓的西藏刑具，连博盖的名字都没有，但我们在明朝关于此类物品的一本图解要略里可以看到同样的拶指工具【注5】。





但以砍掉人头的处死刑罚“杀头”，大概是驻图伯特的中国大官最寻常用来处罚违抗他们的人了。当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到印度时，各种反抗中国清廷统治的抗暴行动与反叛行为，开始纷纷发生，这种形式的惩罚在1910年代变得特别盛行。根据当年一位老僧的说法，他自称曾经目睹在日喀则的中国教场（译注4）执行死刑的场面，他说那位被判刑的博巴，被迫跪在地上，由一个清兵拉扯他的头发，使他的脖子伸长，好让刽子手的大刀容易下手【注6】。

1728年的事件，导致了安班，或称驻藏大臣，其衙门在拉萨成立。首任的两位安班，博伊（藏文）的史料称之为Seng Ta-zing（僧大人）与Me Ta-zing（迈大人）（译注5），在图伯特首先彻底地整顿了军事与行政制度，似乎也是由他们引进中国式的刑法处分——并与图伯特传统的处罚方式并行。然而中国的处罚方式显然可以更有效率地让博巴屈服。白佐良所写的十八世纪图伯特史里，所下的结论是清廷在图伯特立威的基础虽然很多，但“1728年的血淋淋镇压，在图伯特贵族心目中所引起的恐惧”肯定为其中之一【注7】。

但中国的独裁专制以及刑法恐怖，大概在图伯特东部感受特别深刻，不只是清朝时期，在民国时期，及稍后的军阀割据时也一样。安排1918年在康省进行图伯特与中国军队和谈的英国外交官台克曼（Eric Tichman），引用一位欧洲传教士的说法写道：“所有已知的折磨方法，都用在这里的博巴身上了，凌迟、剥皮、烹刑、车裂等等。”【注8】



我不久前翻阅《国家地理杂志》（1921年9月号）有关于图伯特东部民风人情的报导，看到了一张照片，拍的是寺院里用来给僧人煮茶的大铁锅。照片下面的文字是这样解说的：“曾经被中国人用来活煮博巴的大铁锅。”【注9】文章的作者史德文医生（Dr. Albert Shelton），并没有提供更进一步的讯息，但是我在史医师所著的《图伯特历险记》（Pioneering in Tibet）里找到了一段详细的纪录。他是在察雅地区看到这个阴森恐怖的大铁锅。当地驻军的指挥官，一个中国上校，捉到了45名或50名左右的博巴，为了使博巴对他感到害怕恐惧，他把其中三人捆绑起来，把他们放在这个大锅里，装满冷水，然后慢慢地将水煮滚。而这三人煮熟后，尸体就拿去喂动物。史德文本人还亲眼见到“毫无遮盖、躺在附近石块上的三具骨骸，骨头上的肉被狗啃光。有人则被泼洒油活活烧死。有人的手被砍断，被遣返回家，以警告其他的亲友。还有人被带出去，双手双脚分别捆绑于犁牛之上，受撕裂而身首异处。”【注10】

这里应该说明，古代的图伯特律法，一般都说是天子松赞干布所作，第一任帕木竹巴的君王所修改，而稍后由五世达赖喇嘛与第司•桑杰嘉措再订正之，确实明列着极刑的严厉形式，例如对罪大恶极者的溺刑（淹死）、或者用乱箭射死。但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古代，是“叛国者”在伦敦被“绑在木板上，以马拖行至刑场，吊脖子、活活剖腹、将内脏挖出、切下生殖器，切下来的器官在他面前焚烧，砍头、身体再切成四大块”（hanged, drawn and quartered）；是异端在意大利与西班牙的宗教大裁判后，被绑在木柱上烧死；在日内瓦，被卡尔文教派的人杀死；而“女巫”在美国麻州，还受各种折磨并且吊死。当然了，在二十世纪初期，清末的北京还有人被凌迟至死。

图伯特最后一次以溺刑执行死刑的纪录，是在1884年，当时的图伯特政府令（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生钦喇嘛接受淹死之刑，因为他协助了英国的间谍与学者，萨拉特•钱德拉•达斯（Sarat Chandra Das）在图伯特旅行。律法里面还规定其他比较轻的处罚，例如一再犯行，其处罚是砍断右手，或者斩断脚筋，但稍后这些刑罚在整个图伯特境内都被废止了。

砍手砍脚这回事，是中国当局与他们的西方文宣打手，拿来指控达赖喇嘛与他的政府的标准罪名之一。当然，他们从来不曾提起的是，这类的刑罚，还包括死刑在内，早在1913年的图伯特已经被废止了——这是一个特别重要但一直受到（北京与达兰萨拉）忽略的历史事实，而我们在下文会详细讨论。中国的宣传刊物、影片以及展览，永远不忘突出被砍断的四肢、头盖骨、骨制器具、人的大腿骨制成的号角等等照片，以证明他们的论点。读者们也许会记得，在1970年代与 1980年代，他们还曾指控达赖喇嘛处死了108名处女，把她们的大腿骨来拿做法器的事情。

往往让人感到困惑的是，这样残酷的惩罚发生在图伯特受清廷管辖之时，到底是依照古老的图伯特律法，还是中国统治下所引进的中国式刑罚？把人的肢体切下来，的确很符合中国的古老刑罚，称之为“五痛苦”（译注6），此刑为秦朝时有名的法家与丞相李斯所发明，把受害者的鼻子切下，再切下一手与一脚，接者再施宫刑，最后再腰斩。李斯本人在公元前208年，也极具讽刺地受此刑而死。

但也许比起找出这样的刑罚起源地更重要的，应该是在谁的政治统治之下——是图伯特？还是中国？——这样的刑罚才加诸在博巴身上？这个问题之重要，在于它就是中国所称“西藏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要“明证”：从1700年至1912年期间，图伯特是由清朝管辖的。

如此一来，很能显露北京与其西方宣传家的真正用意，他们只要一提起旧图伯特政府与社会的“残酷与野蛮”，屡屡引用的材料往往局限于那些于1912年图伯特独立之前，前来高原旅行的欧洲人。他们喜欢引用的作家，包括华达尔(L.A. Waddell)、兰登(Percival Landon)、埃德蒙•坎德勒(Edmund Candler)及欧康纳上校（Captain WFT O’Conner），这些人在1912年前的各式活动里，唯一共同都做过的，就是伴随1904年英国入侵的军队，并且为了使帝国主义暴力入侵图伯特的行径有合理的藉口，于是在他们的写作里妖魔化图伯特的社会与制度。

北京当局于2009年3月2日所发布的纪念“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的公开声明里，其中一段名为“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一开头就大量引述英国记者埃德蒙•坎德勒的描述，文章中把他写实地形容为“关于旧西藏的社会形态，1904年到过拉萨的随军记者……有详细的记载”【注11】。他实际上是《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战事特派员，并且被“打入”英军里面。还有，他在古鲁的第一役里，就被拿刀的图伯特民兵给严重砍伤了。所以，他不但不是个中立客观的见证者，他甚至在图伯特待的时间也不长。



（唯色拍摄于北京民族文化宫2009/3/6)

那个时期，博巴开始挑战清廷的统治，但不管他们在政治上变得多有自信，若中国人不被驱逐出去，他们当然无法在图伯特的行政与法律系统上作出改变。中国的刑求与砍头系统，一直要到1912年拉萨的中国驻兵最后投降，并被遣送到印度方告终结。

有很多证据显示，年轻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他的官员，不只想要免于中国的政治统治，还想要使图伯特不必再行使中国的法律与处罚。1893年12月，英国人与中国人在大吉岭举行了图伯特贸易规范谈判（译注7）。博巴被故意排除在谈判之外，但噶厦派了噶伦夏札到大吉岭去监督会议的过程。英国人认为夏札的出现唐突无礼，故意让他在众目睽睽下受到羞辱，此事我曾经在另外的文章里写过。华达尔当时人在大吉岭，他采访了夏札好几次。夏札反过来要求华达尔提供英国的“刑事、警察、民事等法规”，他想要带回拉萨，以“……改善政府”。华达尔遵从了这个请求，并且给了他一份英国／印度司法系统大致内容的翻译。根据华达尔的记载，夏札对于其中不强迫被告做出对自己不利的证词，印象特别深刻，并且惊呼：“唉呀！我们跟中国人学，于是做的事刚好相反，我们折磨被告，直到他认罪为止！”【注12】

达赖喇嘛对他的国家的未来充满了文明开化的宏图设计，第一个清楚的指标紧接着在他1895年亲政之后发生。刚刚下野的摄政第穆仁波切，开始与两位侄子，罗布次仁与洛桑顿丹密谋要谋杀达赖喇嘛。事机败露，第穆及他的两个侄子被逮捕。非常愤怒的国民大会（tsongdu），希望处死他，但达赖喇嘛拒绝了他们的决议，并且宣布他基于佛教的原则，反对死刑作为惩罚。梅•戈尔斯坦教授重述了他听到的一个谣言，说第穆在监狱里秘密地被杀死。可能有一个太过冲动的官员做了这样的事情，但除了谣言以外，此事没有其他的证据可以为凭。查尔斯•贝尔爵士所写的伟大的十三世传记里，写到达赖喇嘛告诉他：“……直到他逃到印度为止，不管罪行如何，他都不准被施行死刑。”【注13】

而他结束流亡回到拉萨后，藏历水牛年（1913年）4月8日，在他宣布独立的诏喻里，他也宣告终止任何我们现在称之为“残酷和非常的刑罚”(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s)——这是除了之前废除死刑外，又另外加诸的。他的诏告讲得非常清楚：“还有，过去砍断民众的肢体是一种惩罚的形式。从今而后，这种严厉的惩罚一律禁止。”【注14】这份诏喻的副本被送到图伯特各处，而每一地区的官府里都留有一份副本。

查尔斯•贝尔在他的《图伯特今昔》一书的索引页里，提供了三个提到“图伯特罢黜死刑”的地方【注15】。著名的英国旅行作家、艺评家与历史学家罗勃•拜伦（Robert Byron），在1930年代旅行到图伯特，实事求是地写道：“死刑现在已经被废除了。”【注16】即使是在图伯特境内偏远的地方如察隅，植物收藏家弗兰克•金敦-沃德（Frank Kingdon-Ward），描述发生在1937年的一件政府信差被谋杀的案子，特别说起地方的裁判官没有权力判决死罪。金敦-沃德因此下了一个结论：“……现在的图伯特政府，取消了二十五年前流行的将罪犯砍断手的野蛮作法，现在摆荡到另一个极端，不愿意把人宣判死刑了。”【注17】

美国的人类学家威廉•蒙哥马利•麦高文（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他可能就是激发印第安那•琼斯角色创作之原型（译注8），1922 年伪装成苦力旅行到拉萨，不只提到了死刑的废除，还说明达赖喇嘛认为这样的处罚与佛教不相容。他也写道，“法律上，现在就任何罪行，裁判官只能判鞭笞、或者流放，包括谋杀在内。拉萨的裁判官说这些判决不够重，无法吓阻其他的犯行者，并且对旧制取消表示惋惜。”【注18】

查尔斯•贝尔也提到尼泊尔反对图伯特废除死刑，因为有几件案子是博巴谋杀了尼泊尔人，结果刑罚被判得比较轻。一位“高阶的图伯特官员”告诉贝尔：“尼泊尔当局要求我们必须把那些博巴处死。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同意。”【注19】

阿蓝•温宁顿（Alan Winnington），是图伯特在被中共“解放”后，被允许进入的第一位左翼欧洲记者，当时图伯特司法系统尚未“改革”，“拉萨市长也是主要的裁判官”米本廓卡（Gorkar Mepon）对他说：“图伯特已于好些年没有实施过死刑了。”温宁顿讨论着“比较轻的处罚”如砍手，但却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但这样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做过。”米本坚持道【注20】。

虽然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之中，不免有缺失与偶然的退步，我们却一定得阐扬其实践乃真正的重大与不朽，并肯定它傲人的成就。图伯特是世界上最早废除死刑的国家之一。当然，现在死刑在美国与英国仍然存在，也在佛教国家如斯里兰卡与泰国存在。在后两个国家里，据说佛教徒的感情，可以用透过帘幕射杀罪犯而获得舒缓。日本仍然还有死刑，而不丹一直到2004年才废除它。

即使违背或违反达赖喇嘛革命性的法律决定的例子里，也能明确地告诉我们，博巴对伟大十三世的理想是如何戮力以赴，深信不疑。1924年，有一位军人因为受惩罚而死，图伯特军队的指挥官擦绒（Tsarong），虽曾救过达赖喇嘛性命，不但遭降职，还被永久解除了他的军事职务。

1913年以后，不只再也没有死刑的执行纪录，而唯一“残酷与非常”的处罚纪录，也能说明该项法律在图伯特已经如何深植人心。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几年，官员龙夏试图发动暴力政变。他举事失败后，许多政府官员都希望把龙夏处死，但法律却阻碍了他们。所以龙夏被判以较轻的处罚，那就是双眼被摘除。然而其过程却错误百出，因为这样的处罚早就被束之高阁，多年不用，即使那位相对反图伯特的学者梅•戈尔斯坦也说，就连过去专事处决犯人、也施行过各种刑罚的人，都觉得要再这么做实在是太难了，所以他们“……告诉政府，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做，只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亲曾经告诉他们，过去是怎么处理的”。

除了这个例子以外，事实上，图伯特没有任何其他以“挖眼”或截肢来惩罚罪犯的纪录。阿蓝•温尼顿在他的书里没有提到任何这样的例子。中国最主要的美国共产党文宣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经在图伯特旅行并且写了两本书，虽然大量重覆了许多暴行的例子，她的两本书里，唯一瞎眼男人的照片却是同一张【注 21】。斯特朗没有提供这个人的名字，却说他“被叛乱分子弄瞎了双眼，因为他帮助解放军修路”。一本1981年出版的中国宣传图册里，也有一张“被叛乱分子挖眼的牧人”照片【注22】。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中国的文宣材料里看到任何一张照片，是有人受图伯特政府的处罚而被弄瞎的。即使那些“被叛乱分子弄瞎”的说法，也必须谨慎小心地看待，因为除了这一行文字之外，似乎没有任何受害者或罪行的其他细节存在于别的地方可供考证。

中国的这种宣传里面，永远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对于所谓图伯特旧社会暴行的说法，完全缺乏任何明确的细节。不只所谓的受害者没有名字，更令人奇怪的是，连犯下如此恶行者的名字——封建领主或是地方裁判官——也都丝毫未提。中国人拥有图伯特法庭的整套完整旧纪录。然而我所知道，没有任何一位图伯特贵族、官员或裁判官曾经被明确地控以挖别人的眼睛、切断别人的手或脚的罪名。成千上万的博巴被控以“反革命分子”与“分裂分子”罪名而被处死，但我从来没有听说任何一位图伯特贵族或裁判官，是因为执行了这些中国文宣里所讲的“残酷而野蛮”的折磨或罪行，而被处死。即使是那些折磨人的刑具，如此珍惜地被展示于博物馆，却都没有注明任何起源与出处。解说文字里，从来没有提起，是从哪个人、哪座监狱或哪座法庭取来的这些刑具，或者是在哪个时期，这些刑具曾经被使用。

而能说的说完，该做的做尽以后，中国那些有关于“吃人的农奴制度”的宣传几乎等同于没有：一再重覆的刑具老照片（很多都是来自中国），还有人的大腿骨与头盖骨，都可以轻易在加德满都、纽约、新德里，近日甚至在北京、香港、上海的古董店里买到。

虽然并不是直接有关，但我几乎在每一个中文宣传出版品里一定会看见，有一个实在是太假的虚伪的指控，我必须在这里提起（并且以后不会再重述）。那就是一张博巴男子背着另一位博巴的照片。其下的说明文字描述：“背着官员在背上——农奴被强迫进行的许多差役之一。”【注23】首先，那个被背的人，从服装看起来，明显不是什么官员。第二，捏造出这种谎言的北京真理部干部，大概不了解博巴都擅长骑马，而图伯特是一个产马的地方。所有的博巴都会骑马，包括女人、小孩、老人与喇嘛。只有乞丐与朝圣者步行，而后者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的朝圣之旅会因为这样更有功德。即使是达赖喇嘛，在旅行时也是骑马的，有时候是骑没有角的犁牛（nalo）。他拥有一乘官轿（是中国皇帝赠送的礼物），但只有在拉萨的某些正式典礼时才会使用。遍及整个图伯特，再也找不到另外的轿子。 1912年以前，安班的交通工具是官轿，而其他的中国官员，不论在图伯特或在康省，也都是坐轿子。

事实上，有些学者认为赵尔丰在图伯特东部之所以战功彪炳，就是因为他不像其他中国官吏，黏在轿子上、手不离鸦片烟管的缘故：他是一个会跟手下同甘共苦的强硬领袖。台克曼写说赵尔丰“不像有点娘娘腔又爱享乐的四川人，他讨厌坐轿子，并且骑着马在图伯特东部四处跑。”【注24】

骑马的赵尔丰也许是值得钦佩的，但这里也许应该再度指出，在博巴这方面，每个人——最高阶的喇嘛、贵族、嬷啦（老太太）、仕女甚至图伯特东省的省长本人，不是骑马就是走路。

以人类来抬其他人类的风俗习惯，显然是中国的，不是图伯特的。中国传统的交通工具，大体上是由抬椅、轿子与黄包车所组成的，全都是靠中国的苦力来扛或拉的。老舍著名的小说《骆驼祥子》，就是令人心酸地描述其中一位罹患肺结核、吸鸦片、以拉车为业的人的悲惨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我在拉萨的一个表亲（因阶级成份不好）被指定拉木板车（therka）的工作。超过二十载的日子里，他在圣城各处，拉过建筑材料、农产品、客人，现在手上还有厚茧可以证明。

如果你翻阅1913年以后，共产党入侵之前所写成的图伯特游记，不论是欧洲人或中国人所写的，先前纪录中所见到的残酷的惩罚，似乎都消失了。海恩里希•哈勒读了大部分早期英国旅游者的负面描述，写道：“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残忍的处罚。随着时间的过去，博巴似乎变得更慈悲为怀。我记得看过一次公开鞭笞，那时候心里还想实在打得不重。”

查尔斯•贝尔也说了类似博巴愈来愈绅士、文明的话，并且在这里或那里暗示着这都是因为与英属印度接触，才得到的文明影响。史德文说得更直白，他说就是因为达赖喇嘛与图伯特官员流亡大吉岭，因此吸收了英国的风俗与法律，才有如此的转变。我们也许在某个程度上可以同意贝尔与史德文，然而我们也必须记得英国人当时在印度与其他殖民地，还把许多土著用绞架绞死。所以十三世达赖喇嘛决定要废除死刑，不可能真的是受到英国模式的影响。

图伯特的法律制度，即使经过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改革，显然仍然不完美，也有腐化，而许多惩罚仍然非常暴虐。例如图伯特的标准处罚，以皮鞭鞭笞犯罪者。这个比不上英国皇家海军用的“九尾鞭”（ the cat-o’ nine tails，用在英国海军与监狱，直至1957年），有时候英国人在鞭尾加上钢球或铁刺，以增加鞭挞的伤势。

而图伯特的死亡人数也大幅降低，因为受刑人被鞭打的部位改为臀部而不是背部。然而以今天的标准而言，它还是无可否认的残酷刑罚，而我也不认为这样的行为可以辩解，即使它是在1950年前的图伯特实施的，即使今日许多非洲与亚洲的国家仍然还有这样的惩罚：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马来西亚、沙乌地阿拉伯……，当然还有中国——中国的已经现代化，现在用的是电棍。

图伯特的监狱肯定也不是什么愉快的地方。但除非在受审时间里，关押犯人在图伯特大部份地方都是不实施的，因为所费不赀，还会衍生很多问题。根据唯色的说法，拉萨只有两个小监狱，“它们各自只容得下大约二十人左右。”另外一个谈到图伯特司法系统的消息来源，也提到拉萨的雪（Shol）监狱，空间很小，只能够容纳“三十到五十个人”，而主要的城市如朗孜厦监狱，只有两间囚室，还有一间地下室，大概能容纳的人不超过三十个【注25】。罪犯通常是用脚镣来限制行动，并受允许在城里面四处游走，没有人看管，以乞讨为生。而重要的政治犯则被放逐到图伯特西部或南部，就像贡培啦、江乐金、代本琼让（译注9）以及其他人。只有少数几个个案里，政治犯才会真正被关在拉萨的监狱里。像龙夏被关了四年，而更顿群培被关了三年。

根据唐纳德•洛佩兹的研究，更顿群培被关在拉萨城监狱里时，他“……得到楼上的一个另外房间，并且可以从朋友那里得到食物、床具。”后来他被移转到雪监狱。虽然那里的物质条件比较差，但他受允许得到书写的工具。他继续写作《白史》，还写信，也写诗。在他获释后，政府“给他提供了祖拉康旁边的房间，就在农业部的上面，给他提供金钱与青稞的生活津贴，指示他继续写作《白史》。他却没有继续下去。”【注26】我提这件事，不是为了美化图伯特政府对此位大学者的对待，而是要跟中国监狱的状况比较。在中国的监狱，有人曾在劳改营里写诗或写历史的吗？

而大赦在图伯特也并非不常见，当所有的囚犯被释放，法庭与监狱空无一人后，就打扫清洁并且饰以吉祥的白粉图案。而此事发生的时机，是在认证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举行他的坐床大典、或者适逢他的本命年（kag, “噶”）之时。也会在摄政上任时、国家有难时、或者举国庆祝佳节时发生。

中共宣传的“布达拉宫充满毒蝎的恐怖地牢”也是天方夜谭。拉萨的监狱可能有几只蝎子与蜘蛛，就好像任何潮湿的地方都有一样。龙夏曾跟他的儿子抱怨这些小生物。一位拉萨市民，图登昆桑，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一支中国文宣队如何在拉萨的一座监狱拍照与摄影，他们事先在监狱里放置骨骸与蝎子。“雪居委会要孩子们收集蝎子，好拍摄宣传电影。但当他们要拍的时候，蝎子不肯乖乖待在它们被放在尸体的原来位置上，一直逃到墙壁的洞里去，所以只好在拍摄时用看不出来的线绑住它们的脚，才能固定在同一个地方。”【注27】



（唯色拍摄于拉萨雪监狱2007/6/2)

而图登昆桑的书也让我们可以比较和对照，图伯特传统的刑法系统在其规模与所犯的错误与不公上，比起中国当局在图伯特（以及中国本土）创造并且维持的庞大监狱与劳改制度，实在是微不足道到可以完全忽略的程度。1959年以后，单单在拉萨，就有好几座大型监狱与关押之地，如西藏军区司令部、策仁庄园、罗布林卡、扎基、古扎（也许还有一两个我没提到的），成千上万的人被关押起来，而其中至少有三个，图登都曾经待过。图登也在纳金（Nanchen）与波札木（Powo-Tramo）的劳改营里待过，他在那里，与其他数十万博巴囚犯一起被奴役，有数万人死去。我们也必须要提及，在安多与康，另有柴达木、木雅（Minya）的惹拉塘（Ragnakhag）、以及达折多（康定）北边的雅惹普（Yakraphuk）等巨型劳改营（译注10）。自不待言，我们现在所说的，都是现在进行式。

中共统治下的现在进行式，也是过去博巴在清朝统治期间，同样必须忍受的野蛮残忍、不公不义以及恐怖惊悚——直到我们在1912年独立为止。

May 17th, 2009

译注：

1：有凌迟三日，剜割三千刀之说。

2：赵尔丰，1908年清廷驻藏大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

3：清朝时，康熙皇帝规定了枷的上限重量为七十斤，次级的为六十斤重，长度为三尺，宽度是二尺九寸，并规定各地衙门都要案照刑部的样本进行立枷之刑。参见维基百科中“枷项”一条：枷项是将犯人绑在衙门前或市中心示众的一种刑罚，若枷的重量过高，很容易令受刑者死亡，所以枷项不但是酷刑，还是一种死刑。

4：嘉央诺布原文中是用英文拼成jaochang，教场，为军队平日操练及处决犯人的场所。本意为古时操练检阅军队之场地。唐•杨巨源《赠邻家老将诗》：“拂雪陈师祭，冲风立教场。”《西游记》第九回：“丞相领旨出朝，即往教场内点了兵，径往江州进发。”

5：应指僧格与迈禄。

6：嘉央诺布原文，应为“五刑”。《史记?李斯列传》：“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二世二年，西元前208年，具斯五刑，李斯备受五种刑法。《汉书•刑法志》：“汉兴之初……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引自李伟泰等著《史记选读》（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7页注释139。

7：并签定了《中英续定印藏条约》。

8：印第安那•琼斯，即美国冒险动作片的男主角，由哈理逊•福特主演。

9：根据梅•戈尔斯坦，贡培啦即图登贡培，于1939年被流放到工布泽拉岗地区，贵族江乐金（Changlochen）被流放到则拉宗。代本琼让(Khyungram)则是被控以密谋推翻政府，在1940年被流放到图伯特西部。

10：西藏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是最早关押所谓“叛乱分子”之处。贵族策仁的庄园，在拉萨附近，也是最早关押所谓的“叛乱分子”之处。罗布林卡，1959年 3月之后，在罗布林卡设立俘虏营，关押所谓的“叛乱分子”。纳金电站（Nanchen），位于拉萨东郊，修建于1958年。波札木（Powo- Tramo），现建成波札木公路，属于川藏公路，位于今林芝地区波密县，当年由被补的博巴所修建。木雅（Minya），今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县境内。惹拉塘（Ragnakhag），折多山以西，距康定约七十公里，1939年曾由国民党政府修建机场处，又名营官寨飞机坝。雅惹普（Yakraphuk），可能指新都桥劳改营，专门关押所谓的“叛乱分子”及四川省的重刑犯。

原文注释：

1. 白佐良《十八世纪早期的中国与图伯特》莱顿，1972年，页149。Petech, Luciano.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XVIIIth Century, E.G. Brill, Leiden, 1972, pg 149

2. 卜正民等《千刀万剐之死》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1页。Brook,Timothy. Bourgon, Jerome. Blue, Gregory.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g 251

3. 美国之音，张楠，“西藏作家质疑北京版的西藏历史”。Zhang Nan, Voice of America, Mar 29, 2009, “Tibetan Writer Questions Beijing’s Version of Tibetan History”Source: VOA,29 March, 2009.

4. 柔克义编，《萨拉特•钱德拉•达斯到拉萨与图伯特中部之旅的脚注》，1902年，第187页。Rockhill, William. ed. Footnote in Sarat Chandra Das’s Jourt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 1902, pg 187

5. 王圻纂辑，《三才图会》：明朝绘图类书，描绘天地人三界中的一切。南京：万历刊本，1609年。Wang Qi, ed. Sancai tuhui Illustrated compendium of the three powers [heaven, earth, humanity]. Nanking: wuyun xuan, 1609.

6. 与Lotan la的谈话，达兰萨拉，1973年11月。

7. 白佐良前引书，196页。Petech, pg196.

8. 台克曼《一位领事官员在图伯特东部的旅行》，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22年，第228页。Teichman, Eric, 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Eastern Tibe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22, pg 228

9. 史德文，“与图伯特东部的人们一起生活”《国家地理杂志》1921年9月号，第325页。Shelton, Albert. “Life Among the People of Eastern Tibet”,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September 1921, pg 325

10. 史德文，《图伯特历险记》，纽约。1921年。第93-94页。Shelton, Albert. Pioneering In Tibet, Fleming H.Revell, New York, 1921, pg 93-94

11. 中文的原文，应为《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白皮书》全文。“Full Text: Fifty Years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Tibe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9-03/02/content_10928003_4.htm

12. 华达尔《拉萨及其秘密》，伦敦，1906年，第48页。Waddell, L.A., Lhasa And Its Mysteries, Methuen & Co., London, 1906, pg 48

13. 查尔斯•贝尔《一位达赖喇嘛的画像》伦敦，1946年。Bell, Charles Portrait of a Dalai Lama, Wm.Collins, London, 1946, pg

14. 夏格巴《图伯特政治史》，耶鲁，1967年，第248页。Shakabpa, W.D.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Yale, 1967, pg 248

15. 查尔斯•贝尔《图伯特今昔》，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24年。见索引条：“图伯特废除死刑”：页142, 143, 236。中译本《西藏的过去与现在》。Bell, Charles. Tibet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See index: “Capital punishment abolished in Tibet, 142, 143, 236.”

16. 罗勃•拜伦《先至俄罗斯，再到图伯特》。伦敦：麦克米伦。1933年。第204页。Byron, Robert. First Russia then Tibet. London: Macmillan & Co., 1933. pg 204

17. 弗兰克•金敦•沃德《蓝婴粟之乡》，纽约：现代图书馆，2003年，页222。Kingdon-Ward, Frank. In the Land of The Blue Poppie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3. pg 222.

18. 威廉•麦卡文《伪装到拉萨》，纽约：世纪公司，1924年。第388-389页。McGovern, William. To Lhasa in Disguise. New York: Century Co., 1924. pp. 388-389.

19. 贝尔《图伯特今昔》，第236页。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pg. 236.

20. 阿蓝•温尼顿《图伯特：旅记》，伦敦：劳伦斯＆温夏有限公司，1957年。第99页。Winnington, Alan. Tibet: The Record of a Journe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Ltd., 1957. pg99.

21.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西藏见闻》，北京：外文出版社，页110-111。 Strong, Anna Louise, Tibetan Interviews, New World Press, Peking 1959 between pg 110-111.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西藏农奴站起来》北京：外文出版社，页74-75。Strong, Anna Louise, When Serfs Stood Up in Tibet, New World Press, Peking 1965, between pg 74-75

22. 译注：目前网路上找到的相关说明：“农奴主外出时，强迫农奴像牛马一样背着他们走。”而嘉央诺布是依据1981年英文版的中国宣传作品所写：新周（编），朱力（文），《变革中的西藏》北京外文出版社，第56页。Jin Zhou, ed. Tibet No Longer Mediaeval, Foreign Language Press Beijing, pg 56.

23. 前引书，第56页。Ibid. pg 56

24. 台克曼前引书，第36-37页。Teichman, pg 36-37

25. 蕾贝卡•法兰奇《金轭－－佛教西藏的法律宇宙学》（绮色佳：康乃尔大学，1995年。）第325页。French, Rebecca. The Golden Yoke: The Legal Cosmology of Buddhist Tibet, Cornell University, Ithica, 1995, pg 325

26. 唐纳德•洛佩兹《狂人的中间道路：反思图伯特僧人更顿群培的真实故事》，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3页。Lopez Jr., Donald S. The Madman’s Middle Way: Reflections on Reality of the Tibetan Monk Gendun Chope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2006, pg 43

27. 图登昆桑《中国统治下的拉萨生活回忆录》纽约：哥伦比亚大学，2007年，页51-52。Khetsun, Tubten.(translated by Matthew Akester) Memories of Life in Lhasa Under Chinese Rul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7, pg 51-52

BBC专访达赖喇嘛驻北欧代表

更新时间 2010年 1月 2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9:38

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办公室星期一（1月25日）发表声明说，达赖喇嘛的两名特别代表将前往中国，同中国领导人的代表举行新一轮会谈。声明指出这是自2002年双方开始对话以来的“第九轮对话”。

BBC中国事务编辑陈时荣在伦敦采访了达赖喇嘛驻北欧代表图丹桑珠

记者：过去8年双方举行了多轮会谈，这次会谈为什么选择了现在这个时机呢？

答：就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一方来说，我们总是愿意谈判的。这次谈判和上次相隔了15个月，因为在第8轮谈判中提出的一份备忘录遭到了北京方面的彻底拒绝。当时许多人都感觉到，北京也许从一开始就不想谈判。随后，西藏人开了几次会。我们认为还是应该继续举行这样的对话，因为对话是解决中国和西藏之间问题的唯一方式。就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来说，我们始终是愿意谈判的。现在，中国方面也表示愿意会谈。

记者：你们对这次谈判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我们感觉到，解决中国和西藏之间问题的唯一方式是公开和坦诚地对话。在过去三、四年时间里，我们一直希望中国公众能够更多地意识到，达赖喇嘛健在的时候也许是北京举行谈判解决问题的最好机会，因为达赖喇嘛之后情况会很不明朗。这也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敦促政府去做的事情。我们希望，中国政府会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至于我们的期望，老实说，我们不期望得到什么。但是我们也不放弃希望，希望这次会谈能产生突破。

记者：这怎么解释呢，你们不期望得到什么，但是又希望产生突破。

我们觉得，中国广大的公众似乎对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立场有了更多的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公众认为达赖喇嘛是产生问题的根源。现在，许多中国人都不再持这样的观点，因为有更多的中国人去过世界各地，互联网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信息，还有许多中国佛教徒前往印度，聆听达赖喇嘛的教诲。这并不是说去听取达赖喇嘛的政治教诲。他们仅仅是见到达赖喇嘛，有一个活生生的感受，就会觉得达赖喇嘛不象自己过去想象的那样差。当这些人回到中国的时候，他们是带着对达赖喇嘛完全不同的一个印象回去的。

记者：如果说你们对这次会谈不抱什么新的期望，那么你们准备做出什么让步吗？

就西藏方面来说，达赖喇嘛已经做出让步。事实上，许多西藏人认为达赖喇嘛应该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因为他的“中间路线”不会给我们带来结果。自从2002年，这已经是第9轮会谈，我们没有得到什么结果。所以很多人觉得，没什么好谈的。但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认为，我们必须谈。

记者：你们希望和中国方面谈西藏真正意义上的自治，这个问题会涉及所谓的大西藏地区，也就是目前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的藏民居住区吗？

是的。上次我们提出的备忘录被断然拒绝，我们希望这次北京方面能够坐下来讨论有关这些地区的安排。这也是我说的突破。他们过去断然地拒绝了这样的建议。

记者：如果你们希望在这轮谈判中获得某种突破的话，是不是应该从对方得到某种暗示呢？你们得到了这样的暗示吗？

我们的代表团得到了邀请，这也许意味着对方有了新的想法。我们的特别代表过去说过，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不同意备忘录中的哪一部分，因为他们全盘拒绝了备忘录。这次我们的代表受到邀请，我们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坐下来，考虑一下各个方面。中国方面首先应该具有会谈的意愿，真正的意愿。西藏人是充满希望的。达赖喇嘛说过，他对中国政府是有些感到厌倦，但是从来没有对中国人民失去信心。这也是我们的感受。

记者：中国政府刚刚召开了西藏工作会议，中共中央的几位常委都出席了会议。您如何对这次会议作出解读呢？

很难搞清楚有关会议的情况，有时候就连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说不清楚北京的动向。但是我们感觉到，他们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这些年来的西藏政策失败了，所以现在决定增加投入，提高西藏的生活水平。但是，西藏问题并不是仅仅靠花钱就能解决的，还必须赢得西藏人民的人心。

记者：赢得人心当然包括满足人们的宗教需求。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并不非常地认同宗教。这是个根本的问题，是吗？

是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中国领导层也知道西藏的宗教意识有多强。不论你是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其他形式的政府，首要的任务是让人民幸福，让人民自愿地生活在你的领导之下。让人民生活在压力之下是有限度的。我们看到过前苏联，或迟或早，一有机会，人民就会反抗。

记者：你们所希望的是达到西藏自治，以达赖喇嘛作为这个自治区的领袖，是吗？

不是这样，达赖喇嘛在未来西藏不扮演什么角色。我们现在有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流亡领袖。但是，如果今后在西藏内部产生什么解决方案，如果达赖喇嘛仍然健在，并且返回西藏，达赖喇嘛说得很清楚，到时候将把权力交给大多数西藏人民，由他们来作出决定。

记者：他们也许不会选举任何来自印度北部的人。

这当然没关系。达赖喇嘛清楚地表明，如果这一天来到了，西藏流亡政府就宣告解散，每个人都不会在西藏获得什么特殊的地位，除非西藏自治区政府选择了这个人。西藏流亡政府是临时性的。

RFI：西藏流亡政府为何称阿沛·阿旺晋美是民族尊严的守护者

作者 蒙特利尔特约记者 潘卫
发表日期 09/01/2010 更新日期 09/01/2010 23:25 TU

09年12月23日，百岁高龄的阿沛·阿旺晋美在北京去世。作为前西藏噶厦政府噶伦，十七条协议的签订者，西藏自治区的首任主席，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中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无疑是当今藏人中最具争议的人物。海外有藏人说他是出卖西藏的“卖国贼”，也有人肯定他在中共体制下的一些作为。

最引人瞩目的是阿沛去世次日西藏流亡政府的声明，称他“是一位不畏恐惧，千方百计表达事实和爱国的人。”声明甚至赞誉阿沛“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一位西藏民族尊严的守护者。”

西藏流亡政府为何要哀悼长期与中共合作的藏人，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分析员贡噶扎西认为，阿沛曾是西藏政府噶伦，哀悼去世的噶伦是流亡政府的惯例。他说：“噶伦去世，流亡政府都会表示哀悼。再加上阿沛·阿旺晋美是比较特殊的人物，1959年达赖喇嘛被迫离开西藏的时候，阿沛未能随行。59年后，留下来的两个重要人物是班禅大师和阿沛·阿旺晋美，班禅大师是宗教领袖，阿沛是噶厦政府的官员。阿沛在世时，流亡政府不便发表评论，现在可以盖棺定论了，声明让国际社会和藏人知道，流亡政府对阿沛的看法。”

西藏流亡政府的声明写道：“在1980年代，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会晤他时，他非常明确地指出西藏政府从来没有向中国政府缴税。而且，证明了在签订《十七条协定》时，周恩来承诺西藏三区统一问题以后可以考虑的事实。1989年揭穿中国政府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登基的谎言，并公开了当时的历史背景。”

贡噶扎西就以上文字做出解释：“流亡藏人代表去北京时，与阿沛会见，阿沛说及周恩来答应西藏三区统一问题，代表团一位成员告诉我，他们当时在交谈时阿沛提及此事。1956年，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时，陈毅元帅率中央代表团到拉萨参加成立大会，大会表示可以向中央建議，以拉薩作為首府，把所有藏区合起來，成立一個統一的自治區。後來，中央指定一名資深共產黨黨員天宝，負責組成小組，研究如何统一所有藏区。”

关于阿沛如何在 1989年揭穿中国政府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登基的谎言”一事，贡噶扎西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以前我在达兰萨拉工作时，收到过一份文件，在1989年7月31日，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在第五届西藏自治区人大第二次会议上讲话，非常清楚地讲述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登基仪式这段历史。”

1985年，阿沛·阿旺晋美在南京调阅国民党时期文件后，由纸张的产地发现摄政热振活佛观湖档案的真实性可疑，并指出国民党政府所说的吴忠信主持登基仪式，依据的竟是一张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寝室里拍摄的照片。

贡噶扎西说：“阿沛还有一句更重要的话是，‘实际上，并没有吴忠信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的事，但时至今日还有藏族同志在写这段历史时，还说吴忠信主持仪式，这样写法是对西藏的传统习俗一无所知。今天在座各位中有许多是旧西藏贵族，你们非常清楚在达赖喇嘛坐床仪式中，没有所谓的主持者，汉族同志不懂藏人习惯，说出这样的话不足为奇，但部分藏族同志也这样写，就没有道理了。”

贡噶扎西认为，由于阿沛强调“国民党撒谎，我们为何要跟着说假话呢？”使得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官员蒋平表态，说以后不能再说吴忠信主持达赖喇嘛的登基典礼。贡噶扎西说：“阿沛以很巧妙的方式，让共产党觉得没有理由跟着国民党说假话。并且他以国民党撒谎和汉族不懂藏族习俗的方式讲出，话中有话，用骂国民党来打共产党，非常有技巧。在阿沛去世后，我们作出这些评论，对他也没有不利。”

发现海外华人还挺搞笑的

推倒柏林墙 @ 2008-9-29 22:03 阅读(1412) 评论(4) 推荐值(37)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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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写于今年四月，当时还没打算混牛博，所以没在这儿发出来。现在再发其实已经不太应景了，不过当时在凯迪上很受好评，现在凯迪也不给说话了，就转到牛博，算是补齐吧。文中“海外华人”当然是有所特指，并非全部在国外的中国人]

去年有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说是一个加拿大野鸡大学，里面几个国家的留学生联合起来欺负一个中国人，后来愤怒的中国留学生从四面八方赶来，披着国旗，唱着国歌，搞起了和平示威，结果被一群外国人打了。有一个同学还被打得满嘴是血，大家很愤慨，很心碎，回国内论坛哭诉他们的遭遇，接着说：祖国要强大，一定要强大，不然我们在外面没尊严啊！国内粪众，纷纷响应，山呼口号，或慷慨激昂，或声泪俱下，其状甚是感人。

后来我看了那一长串的敌国名单，欧美传统列强不见踪影，都是这么些国家：俄罗斯，越南，委内瑞拉……好家伙，怎么八国联军又打过来了？而且这些都是我们分布五大洲的社会主义老朋友吗，怎么就联合起来揍中国人呢？

这里就要说说义和团了。咱们教科书上对义和团可是高度评价的，其实真实的义和团就是一群暴民。当时义和团给洋人安插了这么些罪状：“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

就是这么一群蠢货。那洋人“作恶多端”，你去杀洋人去啊，他不，他杀教民，也就是信教的中国人。你会发现拳乱时，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死亡比例估计有1000：1。历史上又有如下记载：“（家有洋货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洋货就地销毁，国货就地分赃，经常几千几千的屠杀教徒，就是这么些玩意。

为什么义和团这么嚣张呢？当时慈禧在洋人面前一直抬不起头来，后来端郡王给她支招，说义和团“刀枪不入，可御洋兵”，慈禧深信不疑，所以义和团当时就跟文革初的红卫兵一样，风光无限，还一度要批斗批斗光绪和维新派，因为是“奉旨造反”吗。中间又经过一些事儿，咱就不细说了，反正最后老佛爷很自信的跟全世界宣战，当然义和团也不能漂洋过海了，只能在家里杀杀外国侨民和中国教民，甚至扬言要冲击人家的使馆，老外一琢磨这事儿不对劲了，于是“八国联军”就这么诞生了。等人家应战而来，义和团又四散而逃，最后仍是刀枪可入的清兵上去打主力，这时还有义和团某一支部趁机一雪私恨，躲在后面打清兵，就是这么一帮搞笑的东西。

所以我一看这么多国家的人一起揍我们的小留，我也琢磨着不对劲了。后来事情真相大白，原来一个中国学生和几个黑人冲突，本来是私人纠纷，给他上升到民族高度，拉帮纠伙摆出一副要干架的阵仗，半夜三更不好好睡觉，跑去拉宿舍里的火警。全楼的外国学生以为着火了，穿着睡衣睡帽踩着拖鞋就跑出来了，却发现是一帮中国傻B在闹事，这不打你还打谁？搞笑的是七八十个中国人，打不过人家二三十人的N国联军，人家打架提着棍棒，这帮傻B披着个国旗，还真以为自己刀枪不入了。而那个被打得最惨的中国人，居然是个小汉奸，指责小留们乱拉火警，被中国人给打成了猪头。后来警察过来，说再闹就要处理中国人了，这帮小留开着奔驰宝马，刷得一溜烟就没影了。

其实海外华人干这类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前段时间刚有个留学生在法国被阿拉伯人给捅死了，这小留的同学又回国内论坛求援，说得好象人家阿拉伯人有病，没事就主动拿啤酒瓶捅他们一下似的。后来终于有一个小留说了真话，原来这帮人和阿拉伯人发生口角，阿拉伯人拿酒瓶砸他们的车，他们一看对方年纪很小，就拿酒瓶砸人家头，一起追上去打人家。结果还没追上，阿拉伯小年轻又搬来一帮救兵，中国人一看人数差不多，应该是势均力敌，于是冲上去迎战，两个劣等民族混战一场，一位中国同志不幸为国捐躯。这时阿拉伯又来援兵了，中国小留们见势不妙，留下一具尸体，仓皇逃窜，这时才想起来要去报警，到了警察局反被拘留了，原来那个被砸破头的阿拉伯人先报了警。于是小留们就回国求援啊，上大使馆求助啊……

要我说吧，捅死了就捅死了，多大的屁事，中国哪天没人被捅死啊？只不过是在法国，被阿拉伯人给捅死了，这代志就大条了。同样的逻辑，日本人在南京杀了30万，中国人像祥林嫂一样又哭又叫，XXX大跃进害死3000万，哦不止，加文革什么的有8000万，也没人敢放几个响屁出来，敢情同胞的命还有贵贱之分？而且这帮中国人都特别搞笑，每次搞得气势汹汹的，最后打不过人家，才向警察求援，但自己又不占理，于是就跑回国内求援，跑去大使馆求援，什么问题都要上升到民族高度，好象人家捅他一刀，中国本土就被空袭了，西安以东就被炸平了一样。

所以你到最后就发现，不是中国没尊严，是这帮中国人自己就没尊严，他们以为别人是针对他们的身份，其实他们自己就不是个东西。小留回来忽悠忽悠中国人还是可以的，反正中国人一直在被忽悠吗，可是老外不吃这一套啊，中国人在国外的名声其实就是被这些人给败坏的。这时我又想到某个国家的政府，自己垃圾得不得了，在国际上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只不过口袋里有几个从本国人民那里剥削来的血汗钱，整天送这个国家一个订单，送那个国家一个订单，总算把场面给罩住了，但别的国家还是老指责它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它说也说不过人家，打也打不过人家，就跑回国内求助，胡说八道一通，把什么问题都上升到民族高度，说人家都是反X分子，国内的粪众就一个个愤怒得不得了，其实那些事跟他们屁的关系都没有。真是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小留这一套，不都是跟共产党学的吗？

其实这几年我也发现，海外有些华人特别爱国，爱啊爱啊都爱成傻B了。你这么爱国，怎么就跑到国外了呢？国内要是你说得那么好，什么幸福你不能在国内追求吗。你要说这帮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那又说不过去了，因为这帮人师完之后都不愿回来了，说是爱国，真要他在中国呆着也挺为难的，这不是叶公好龙吗？行为和思维就已经分裂到了这种程度，那是身不由己啊，想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这就是典型的装B吗。

所以我们可以发明出一套专供小留做的测试题。问题1：你是否觉得中国现在这样很好很有前途？A是B否；问题2：你是否准备回国？A是B否。如果你选AB，恭喜，确实是装B。要是选AA那就更要恭喜了，彻底的一个傻B。这套题目，可以快速检测出对方的智商和人品。

像这次西藏事件吧，小留一个个愤怒得不得了，又是撕CNN的画皮，又是骂人家政府，整天示威、游行搞得不亦乐乎，用外国政府给的权利反对人家，你叫他回国试试？哦，回国后骂CNN还是可以的，游行示威就不行了，会被当成群体性事件，惊动城管后果就严重了。anti-cnn是可以的，anti-cctv你想都不要想，一个最不真实最没新闻自由的国家，整天拿个手电筒照着别人来劲得很，我都不好意思说这帮人了。这时我就想到一个经典的笑话。一个美国人说，我敢在白宫前骂美国总统，于是苏联人说，这算个屁，我在克里姆林宫前一样可以骂美国总统。但你叫他在克里姆林宫前骂勃格日涅夫，嘿，被普京带着一群KGB人间蒸发了。

国内这么多屁事，都不够人操心的，矿难，拆迁，黑窑，通货膨胀，毕业潮，民间疾苦他们从来都不关心，你要是跟他们讲这些问题，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这些人好可怜”，而是“国外也有这个国外也有那个”。而那边外国人一对西藏指手划脚，他马上肾上腺素激增，愤怒得不得了。结果我们可以发现，不光是小留了，整个中国所谓的爱国主义，就像秦晖说的那样，叫“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虚伪得一塌糊涂。

其实吧，这些人在国外也挺可怜的，他们可能物质上衣食无忧，精神上却一直是半残废。海外华人在国外大多是扎堆的，搞个唐人街什么的自得其乐，那些高扯爱国主义大旗的华人就很难融入当地社会的主流环境，。但是你叫他回国那就更不可能了，他宁愿忍受所谓“西方的偏见”也不肯回国。尽管他是丛林社会出来的，从来都是用丛林社会的模式去思考问题；尽管他不愿意承认，但他还是隐隐约约的、非常抽象的感受到文明社会的种种好处，更愿意留在那里生存，虽然他可能根本说不出来好在哪里。这就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类和动物的区别之一。

正是因为在文明社会遭到这种精神上的排斥，这些海外华人把祖国当成一个依托，将其幻化为一个符号，一个鼎礼膜拜的图腾。他希望国家来改变他个人的处境，希望原子弹和所谓的大国称号能给他带来在西方世界的尊严，他需要这些虚幻的东西作为弥补。但是他不愿承受中国争取所谓“国际地位”的代价，他有意忽略掉小老百姓在重负下发出的呻吟，呆在国外凭空享受中国发展给他带来的好处——实际上是什么好处也没有。他用嘴巴爱国，用外国政府给他的权利爱国，这样的爱国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得到别人赞赏的目光，成为瞩目的焦点，感受自我的升华，甚至宣泄原始的暴力欲望，像叛逆的青春期少年一样，用群情激荡的共振效应对抗所谓“西方的偏见”，从而得到一种满足感，这就是他们廉价的爱国情感。

其实，不光是海外华人，把中国所有这些虚伪的爱国者和拳匪们放到一起做个比较，会发现他们都有很多共同点：自己愚昧无知，而且以为洋人跟他们一样蠢，充满盲目的排外情绪，但是只能欺负自己人，甚至造个反还得有关部门恩准。当然了，义和团在官方口径中至今还是民族义士，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充斥着各色各样或义和团或林则徐的组织和个人，所以今天拳匪遍布全球的状况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当义和团的暴行招来八国联军的时候，多数喊着“扶清灭洋”的拳民毫不犹豫的逃跑了，甚至大发国难财。如果今后中国真的有难，咱还用指望这些爱国者们会做得比义和团更好吗？

是谁在分裂中国

推倒柏林墙 @ 2010-1-4 10:16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dtw/archives/350465.aspx

从表面上看，今天的新疆早已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汉族人口的比例接近40%，实际情况却是汉族社会和维族社会各成一体，壁垒分明，多数人老死不相往来。维族人不说汉语，汉族人更不会说维语，除了都用人民币以外，双方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共通点了。而且汉族社会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一方面是汉族人口的比例在稳步增长，一方面维族人却饱受失业问题困扰，不学汉语就找不到像样的工作。问题是，这种现象是如何造成的？很多人觉得汉人在文化水平方面更占优势，这是市场竞争的正常结果。其实所谓文化优势可能连次要因素都算不上，新疆的实权自始至终都掌握在汉人的手里，汉人真正的优势也正在于此。在中国这样一个权能通天的国家，社会资源必然会集中在权力的周围，经济活动必然围绕政治中心展开。由于双方语言与文化上的差异，汉族官僚会自然而然的引进汉族企业，汉族企业再自然而然的引进汉族员工，由权力开道，强行扎根，一切劣势都将不复存在。假如批土地的权力全部控制在汉族官僚的手里，维族人还能插得进本地的房地产市场吗？阿克苏的出租车行业由王乐泉的女婿垄断，难道是因为他有什么过人的能力吗？新疆的电线杆都要从王乐泉的老家山东进口，难道是因为新疆造不出电线杆吗？显然不是，这只是因为汉族人相比维族人，在已经普遍腐败的经济活动中拥有寻租的天然优势而已。

今天汉人在新疆大量扎根的现象，说穿了其实是一种殖民，汉人移民无论有意无意，实际上都在充当殖民统治的帮凶。这种说法虽然难听，但是在维族人的眼里，汉族人也绝非是什么亲密同胞，而跟殖民者别无二致。再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例，这个上世纪五十年代组建的组织担负着“屯垦戍边”的任务，虽然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地位，实际上却位列正省级，和自治区政府平起平坐，可以说是漠视法律、大搞“运动政治”的毛时代所特有的产物。在政府的组织和庇护下，那些没有任何“文化水平优势”可言的汉人移民成批成批的来到新疆，渐渐发展成了一个拥有近八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上千个企业以及自己的政府、警察、法院的独立王国，和周围的维族群体几乎没有也根本不需要进行任何交流，谁要是觉得这叫“民族融合”，那大脑里真的可以养金鱼了。兵团可以说是“权力殖民”的极端产物，它的出现并非是汉人自然流动的结果，而是权力干扰下的行政迁移，会造成当前的怪状也就不足为奇了。

殖民统治的要诀在于使用暴力，而中国的政治权力体系同样源自于暴力，也正是这种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才有足够的能力对正常的经济活动进行干扰，破坏竞争的公平性。今天维族人最大的不满，在于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没有任何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目前所采用的移民策略可以说是极为愚蠢的，往新疆输送再多的汉人，也不过是扩大汉族社会的规模，进一步侵占维族人的生活空间而已。而我党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搞出了一个更弱智的配套政策，即把维族人员强行往内地流动。现在就业形势这么紧张，维族人在自己的老家都找不到工作，还想在内地跟汉族人抢饭碗，这不是胡扯淡吗？除此以外还整出高考加分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甚至纵容少数民族的犯罪行为，引发广泛的社会治安问题，把战火延烧到内地来，放眼整个世界，恐怕都找不出如此中国特色的民族奇观了，我国政府长期沉迷于自以为得计的跷跷板游戏，殊不知只有平等才能换来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和谐，结果是既得罪了维族人又得罪了汉人。发展经济也是同样的道理，虽然从数据上来看，新疆的经济确实在发展，实际上在权力结构的倾斜之下，维族人几乎享受不到发展的成果，你越是搞得高楼遍地、良田万顷，维族人的内心反而就越不平衡、越恨你。今天我国所采用的一系列民族政策，统统都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因此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用一个错误去掩盖上一个错误，导致错上加错、越走越远。

许多人认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行真正的“宪法框架下的少数民族自治”，但是大家心里也明白，这在中国这样宪法顶个球的极权主义国家是根本行不通的。所谓一山难容二虎，共产党不可能允许这个国家出现第二个权力中心。退一步说，即使他们愿意放弃在新疆的权力和利益，民族问题也并不会像一些人想象得那样迎刃而解。新疆还有40%的汉族居民，这些人又该何去何从？难道维族官僚就可以把土地高价批给维族的房地产商，难道维族官员的亲戚就可以垄断当地的市场，难道维族政府就可以不允许汉人吃猪肉、强制汉人学维语，甚至于把他们赶出新疆吗？这就好像在说奥巴马当了美国总统，美国就应该变成黑人的天下一样。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哪个民族掌握了权力，而在于中国的权力机构几乎完全不受民众的制约，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你再深入思考，就会发现维族人当前的苦难其实并不具备代表性，而且搞错了攻击的对象。很多维族人指责汉人抢走了他们的石油和天然气，却没有给当地的经济带来发展，其实像中石化之类的垄断企业除了来回玩弄国际接轨和特殊国情的把戏，变着法子的从人们的口袋里A钱，也从来没有给过汉族老百姓一毛钱的好处，在有车族的眼里早已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对象，这跟汉民族有屁的关系？再比如说王力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里一段对维族村妇的采访：

“各种税费一共要交多少，她不知道，但是收费挺多，却从来不说到底是要做什么。村干部说收钱，村民就得交，不交就罚款，还会牵走家里的羊。村干部说是要种新品种的西瓜，从银行贷了款，让每户村民交二百八十元还贷款，他们却一个西瓜也没见到……现在要收的医疗费也是这样，只说县里让交，问做什么用，不给回答……上级规定的家畜税，牛、驴等大牲畜是一元五角，羊是八角，而这里实际收的却是大牲畜十元，羊五元……乡政府指定哪片地种什么，那片地所有人家都得种指定的农作物，没有选择余地……乡里设了关卡，不让往外运，收购价格比市场的低，乡政府就是要挣这个差价……手头刚有一点钱，各种收费就给拿走了……走时她送我出门，我给她手里塞了一百元。她先是愣了一下，随后一下哭出来。”这完全就是一出内地农村纪实，单独提出来的话谁也看不出来这是在写新疆的“民族矛盾”。即使是前文所述那个牛逼烘烘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真正“有身份的人”也不过是那么一小撮，多数给兵团打工的汉族农民仅仅是被设卡低价强制征收的对象而已。事实上，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同样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同样饱受权力的摧残，在这一点上和维族人并没有分别。要我总结的话，维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仅仅只是七五事件的表象，被这层外衣所掩盖的，其实是中国民众与专制权力之间的政治冲突。

有意思的是，民族的差异往往能轻易的转移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汉族人绝对不会说“我们的石油被汉人抢走了”这种话，他们面对村官恶霸时，只会说“我们被人欺负了”，而维族农民遭遇相同的情况时，则会说“我们被汉人给欺负了”。反过来说，一个汉族人在遭遇汉族小偷时，只会说“今天真倒霉，手机被偷了”，遇到维族小偷时则会开始强调对方的民族性：“操他妈逼的，今天被个维子给偷了”，对小偷的声讨很容易就会上升到对整个维族的攻击（事实上单论人数的话，明显是汉族小偷比维族小偷多得多），导致维族人在内地给人留下普遍的“割皮包，卖切糕”的糟糕印象。这种状况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对普通百姓来说，政治理论往往过于高深，民族矛盾则浅显易懂，维族人或许看不到有许多汉族人的处境跟他们相同，但他们一定能看到那些气派的广场和雄伟的办公大楼。相比杀一个政府官员而言，杀一个汉族老百姓要轻松得多；相比整个中国的制度进步而言，从中国分裂出去另起炉灶恐怕才是许多维族人眼里最直接有效的解决之道——当然，只是看起来有效，实际上只是在为自己树立更多的敌人而已。在这一点上，维族在七五事件中的行为其实非常失策，而汉族的回应也并不高明，这样的情况还恰恰是共产党乐意看到的。要我党承认中国当前民族分裂的现状源自于政治制度的滞后，无疑是要他们刷自己的脸，这种事我国政府是从来不干的。相反，一旦把问题抬高到“民族”、“宗教”、“分裂”的高度，利用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外来宗教落后愚昧”、“国家统一没有商量余地”的心理，不仅可以摆出一副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使者的姿态，更可以使人们暂时忽视当前的社会矛盾，轻易的把整个汉民族都统战到自己这一边来。这一做法在西藏问题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当初共产党先是撕毁十七条协定，再因强制推行大跃进导致西藏人批量饿死，接着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摧毁西藏的文化和宗教，等到这些闹剧结束，双方早就积怨已深，此时我党不仅没有承认错误的勇气，反而矛头一转，把问题推到了国家统一的高度上，为了掩盖和压制（而不是消除）藏人的不满，不得不对藏人采取更铁血的统治，对汉人宣扬更多的谎言，最终一错再错，导致藏人的愤怒越来越强烈，自己也越来越没有台阶可下。

我的某位同学一见西藏人民起义，立刻引亢高呼“维护统一，打倒封建农奴”，一见贵州人烧政府大楼，声势又是一转：“贵州人民好样的！”我问他贵州人民是好样的，那西藏人民是啥？丫顿时不说话了。实际上，西藏的问题跟统一还是分裂早已无关，它的本质可以归结于简单的四个字：官逼民反。达赖一再强调自己所寻求的并非西藏的独立，而是民主和自治，这恰恰更无法被共产党所容忍。中国是个类农奴制国家，如果达赖只是个封建农奴的总头目和欺世盗名的老神棍，我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的；相反，他宣称要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万一真被他给搞成了，叫中国政府和剩下的中国民众情何以堪？共产党对内的宣传，只能把达赖扭曲为一个分裂分子，如果让所有人都去了解那枚诺贝尔和平奖章的含金量和西藏的现状，中国的民意将会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前的处境，其实正是中国政府的缩影。这个不军不企的组织到今天早就已经堕落成了一个无法适应时代需求的怪胎，理应被大刀阔斧的清除掉，然而这里面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他们要想维护自己的地位，唯有努力的夸大新疆的民族问题，才能突出兵团存在的必要性，淡化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新疆的形势越紧张，对他们来说反而就越有利。

问题在于，当你试图把政治矛盾转移为民族矛盾时，很可能会绝望的发现，政治矛盾根本就没有消失，民族矛盾则真的凭空出现了。而政治矛盾是一种理性的不满，民族矛盾则是感性领域的仇恨，解决后者往往比解决前者要困难百倍，以共产党的无能，根本就不足以驾驭今天这样的局面。前几天我刚看到一则喜讯，说是新疆断网半年后终于开始恢复，可以有限访问人民网和新华网了，我不禁掩卷而长太息，哀共党之傻逼。别说是维族人内心早已是暗潮汹涌，正常人被断网半年，你觉得他心里还能没有想法吗？而我国现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手法，无非是先极力隐瞒，直到事情严重得再也瞒不下去了，便开始祭出谎言加暴力的武器，甚至于不惜切断互联网，这不会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专制政权更有技术含量。新疆没有达赖，照此节奏发展，双方最终只会陷入毫无意义与永无止境的长期血战。民族仇恨可以被轻而易举的煽动起来，想要平息却是登天之难，如果汉维双方无法尽快实现和解，矛盾一旦积累到某个程度，即使日后中国的政治制度真的得到长足发展，整个国家也只会像前苏联那样分崩离析。从这个角度看，共产党转移矛盾的做法，完全是在用整个国家的前途来延长其专制政权的寿命，即使最终的变革无法避免，他们还是努力要在这之前拉上足够的陪葬。

即使抛开国家统一这样的命题不谈，部分汉族人的做法，仍可以说是极为愚蠢的。少数民族的遭遇和汉族人其实并无太大区别，都只是些任人欺凌的屁民而已，只不过他们的不满因为民族的差异而提前爆发了出来。可以说，少数民族的今天其实就是汉族的明天，而很多汉族人还意识不到这一点，跟在政府的指挥棒后扮演爱国战士，这种行为在我看来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自掘坟墓。

从“云南”与“中国”关系史看“中华民族”的形成

作者：程映虹

一、归还少数族群叙述自身历史的话语权
二、重新认识云南：云南何时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三、云南是中国边陲还是西南丝绸之路的枢纽？
四、1949年以来中央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之历史渊源
结论：云南历史研究的当代启示
【注释】

近年来，在有关中国前途的公共讨论中，民族主义问题和“中国崛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讨论中有很多盲点。例如，多数人的眼光基本向“外”，主要关心的是那些有迫切的现实政治意义的问题，例如“统独”和“分合”，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历史及领土纠葛，还有所谓中国的“国际形象”。然而，中国国内的其他族群问题－－尤其是在那些看上去似乎比较平静的地区－－则在关注的焦点之外。其次，中国作为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它的形成过程和历史遗产对今天的族群关系有何影响，似乎也不为很多论者所关心。实际上，就“统独”和“分合”而言，这些今天非常突出的问题和矛盾是“中华民族”这个多族群共同体的历史演变在特定地区的最新发展。那些今天相对平静的地区，很可能在历史上曾经是动乱之源；而今天动乱频仍的地区，又很可能和沉重的历史遗产有关，不过是历史上“叛”和“平”（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上）的延续。再次，所谓“人民共和国”和历史上的“中华帝国”之间在族群和边疆问题的处理上，其实并没有一条鸿沟，很多政策，无论是“软”还是“硬”，都有历史的先例。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那些讨论往往是不自觉地从汉人的角度或者以汉人为主体族群的角度出发，所论述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实际上是汉人和汉文化，而相关问题的讨论参与者之利害取舍和价值判断，无疑也主要以汉人族群和他们所控制的中央政权的好恶为转移。这一点，从所谓“愤青”当中极少有少数族群成员就可以看出。

这些盲点归结起来，其实与我们对“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出现和形成的理解有关。在很多人那里，“中华民族”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中华民族的形成也是一个顺因自然的历史过程，其核心是中原文化（即汉文化）之优越性的体现和向外扩张。由此出发，今天的民族主义问题主要被看作是这个民族对外的问题，而不是内部问题；即使有内部问题（如西藏和新疆），也认为是由外部势力所造成。这种思维框架本身是可以质疑的。事实上，还存在着另一种认识角度,那就是研究那些时事焦点以外的族群问题及其历史演变，研究“中华民族”在“中国”各个角落漫长的融合史和冲突史，尤其是自觉地批评反省那种以汉人的历史、文化和价值为依托的认识局限性，进而站在少数族群的立场上并努力超越某个族群的立场，还原“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真相，超越“统独”之争和“分合”之辩。这样的认识角度可以为理解那些今天被聚焦的族群问题和冲突提供一条新的线索。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任教的杨斌[1]最近出版《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0世纪）》（以下简称《云南的形成》）[2]一书，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很值得关心民族主义问题的读者关注。杨斌的研究力图突破汉文化中心论的束缚，消解从中原王朝的立场对中国族群历史叙述的垄断，并引入一些重要的世界历史因素去解释“中国”的最终形成，为澄清和中国民族主义有关的许多似是而非或者被混淆和颠倒的问题，提供了立足于丰富的材料之上的新颖观点，不但有助于认识历史上的族群问题，而且会激发读者对“中国”这个概念作深入的思考。

一、归还少数族群叙述自身历史的话语权

在讨论中国的历史形成过程时，云南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的云南的形成，并不是一个简单短暂的过程；相反，云南的形成历经两千年的漫长演变。研究云南的形成，其实也为研究其他族群地区与中原政权的历史关系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思考。与这样严肃认真的研究方法相比，那种“自古以来某地便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类的断然说法或宣示，往往既无史实根据，也缺乏认真求实的态度。

两千多年前，云南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区域，第一次与向南扩张的汉政权和汉文化发生大规模接触，到元朝才正式并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政权对云南境内的少数族群专门作了“民族识别”，把“识别”出来的少数民族正式归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样，云南才最终完成了从一个外在于“中国”的地域演变为“中国”的一个边疆省份的过程。杨斌认为，云南对“中国”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它丰富的矿藏和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而是它的加入帮助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和多元族群的共同体的最终成形。

从杨斌的研究中，笔者得到很多启示。研究今天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不应局限于我们所熟悉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史、中国少数民族史或者中国边疆史,而是应该把边疆地区的长时段的历史演变放在全球史的角度来考察。杨斌正是从全球史的角度出发，发掘并强调了一些在思考中国族群问题时很少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非中国/非汉人的角色和因素，从而发现这些角色和因素如何与中国的中原王朝互动，以及这样的互动在云南逐步演变为中国的一个边疆省份过程中的作用。这就为认识中华民族、中华帝国和中国这些重要概念的发生和演变提供了新的思路。由于采用了一个新的角度，杨斌的研究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大的历史和理论问题,对当前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和对于中华民族的理解等问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杨斌提出并批评了中国历史研究中处理南北关系时常见的“北方中心论”和处理中外关系时的“中国中心论”。所谓的“北方中心论”，是指叙述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时重视北方、轻视南方，叙述的角度多从北方的扩张着眼（或者强调发生在北方的汉族和非汉族群之间的冲突和融合），而南方（或者西南，指历史上的云、贵、藏和邻近地区）往往被置于被征服、被渗透、被统治、被吸纳乃至被开化的位置。这里的“北方”往往又特指汉人、汉政权和汉族的生活方式，以至于“中国”这个概念在实际应用中等同于“汉”，于是南北关系便主要被解释成北方汉人对南方“夷”“蛮”的同化。“北方中心论”的历史叙事建立在汉文明优越论的价值观之上，包含有主客体之分，把中原王朝与周边地区相互的经济文化关系基本描绘成文明和落后（甚至是野蛮）的关系，而双方的政治关系则被定义为大一统中央与地方或边疆的关系。这个“大一统”虽然有时会丧失对地方和边疆的控制和管治，但一旦某一个中原王朝宣布某地“臣服”于己，则不管此“臣服”有多大的实质意义，也不管后来这个“臣服”关系是否中断或被拒绝，此地便被视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了。对于这类在“北方中心论”的影响下构建的历史叙事的简单化和背后的族群偏见，杨斌借用凯撒征高卢的名言，简明扼要地归纳为“中国人（汉人）来了，中国人（汉人）征服了，中国人（汉人）传播文明了”。尽管长期以来在汉语文化圈里，对汉人和非汉人问题上的“大汉族主义”也有一些批判，但这种批判通常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主张对非汉族的宽容、让步甚至优待，而不是从历史的角度正本清源，归还或者建立非汉人族群从自己的立场叙述自身历史的话语权。

与上述“北方中心论”相关的，是处理中原王朝和周边地区关系中的“中国中心论”。所谓的“中国中心论”，在一定意义上是“北方中心论”的放大，它对中原周边地区（尤其是南方和西南）历史上产生和演变的文明，不是故意忽略就是轻描淡写，同时对这些过去一度被包括在所谓“朝贡体制”内的政权和区域相互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它们和东南亚、南亚、中亚之间的关系讳莫如深，仿佛它们与“中国”或中原王朝的关系，就是唯一对它们有影响的外部关系。这种历史叙述的目的在于建立和维持所谓的中国或中原王朝始终是东亚唯一有影响的政治实体这个结论。杨斌在他的书中指出，今天在国际政治中难以和中国相提并论的东南亚，在历史上曾经包括今天被称为中国西南部的很多地方；近代以前，今天的西南中国和东南亚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分界，而云南与东南亚的关系，在元朝以前比与中原要密切得多，那时云南在经济文化上与南亚和印度洋的交往及相互影响，远非中原可比，甚至可以说，那时的云南是东南亚的一部分，而不是当时的“中国”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对云南历史的叙述，基本上被限制在上述“北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的范围之内。因此，历史上的云南作为一个曾经是相对独立并与东南亚和南亚长期保持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的文明实体，它的地位很少在汉语文化体系内得到全面和公正的介绍。汉语文化体系的研究者一直是从“中国”的角度（尤其是中国的“边陲”的角度）来叙述云南的，而描述的重心则放在云南与“中国”的联系上。正因为如此，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年表和手册中，史上由非汉人在云南建立的国家如南诏和大理时常缺席；而北方或西北的辽、西夏、金和元从未如此。

二、重新认识云南：云南何时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云南这个地名本身，既与河流、山脉无关，也不是当地族群共同自发形成的地理概念。杨斌指出，中国的大多数含有“南北东西”这些表示方位的名词的省份名称，一般都与某条河流或某座山脉有关，如两河、两湖、山东、山西等等。但“云南”这个地名却不是这样，在“云南”这个名称的背后不是一个地理坐标，而是中原王朝的距离感，它实际上是北方的王朝制造出来并强加给“云南”当地人民的，它的最终被接受是中央帝国在边缘地区长期殖民政策的结果。对于这种隐藏得很深的偏见和歧视，杨斌用“中国的东方主义”来形容。

今天被称为“云南”的这个区域，在中原的战国以前就独立发展出了发达的青铜文明。它与中原王朝发生联系始于秦汉之前及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那里生活着不同的部落、部落联盟和王国，各用不同的名称（如滇、僰、昆明、夜郎、哀牢、劳浸、靡莫、邛都等等，很多并不局限于今日的云南境内）。那时在这一区域从未出现过一个单一的概括性的地理名称，更没有一个所谓“云南人”的集体意识。“云南”一词首次出现在西汉时期，那时西汉在滇王国设益州郡，仍由滇王统治，在益州郡之下有一个县被命名为“云南”。西汉之后直到元朝，尽管中原王朝一直声称对云南这块地方有管辖权，但从未确立过牢固而连续的统治，反而是当地的南诏王国在唐朝时一度成为地区强国，甚至挑战唐朝。元朝时中央集权强盛，正式在当地建云南行省。于是，“云南”作为一个区域集体性名词，最终在中央权力的强制下被当地人接受，此后又发展出作为“中国人”之一部分的“云南人”的集体身份意识（尽管各族群在“云南人”的概念之内仍保留自己特定的身份意识）。值得指出的是，把云南完全纳入中原王朝的政治版图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其实不是汉人，而是蒙古人。蒙元帝国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它征服云南的直接目的是从南部包围南宋，也是为了向东南亚扩张。所以，这整个过程必须放在蒙古帝国的亚洲大陆战略的国际角度来理解。

从“云南”一词的演变可以看出，中原王朝从一开始就为了自己的方便而企图用一个集体性名词去包括和指称这个地方复杂多样的族群存在，而这个名词又体现了中原王朝的地理视角－－彩云之南，即距离中原十分遥远。但对于世世代代居住在这“云南”之地的本地人来说，这个名词所体现的距离感其实是莫名其妙的，而这个所谓的集体身份意识也缺乏根据，因为他们从来就是根据他们各自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意识来称呼自己的。

云南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作“中国的一部分”呢？中国的主流历史叙述一般从西汉设益州郡开始。实际上，此后从三国到宋朝，中原王朝始终未实现对“云南”的实际管治。不仅如此，唐朝时期，“云南”曾崛起了强大的南诏王国。南诏首次统一了“云南”地区，其军队三次攻陷唐朝的西南重镇成都，还两次打败属于唐朝保护国的安南（今日越南北部），它还入侵东南亚的很多地方，并仿照中原对属国的办法建立起了自己的朝贡体系。迫于南诏的压力，唐朝不得不封南诏王为“云南王”。那时，南诏与中原的唐朝、西藏的吐蕃一度并列为三大强国，杨斌用新“三国演义”来形容。到了宋朝，云南的大理王国也一度十分强盛。虽然唐朝曾册封南诏国王为“云南王”，宋朝也封大理国王为“云南节度使”（值得注意的是，中原王朝仍然只用“云南”这个由“中央”钦定的地名，却从不承认“南诏”或“大理”这些本地国名），但这种册封所体现的，与其说是实质性的藩属关系，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妥协：中原王朝满足于一个名分和面子，“云南”的君主在自己的王国照样自称南诏王或大理王，双方相安无事。直到元朝用武力灭掉大理王国后设立云南行省、对这个区域逐步实现了行政管辖，这种局面才渐渐改变。元朝在云南建立的统治被明清两代所沿袭，云南再也没有出现过独立的政权。明朝又对云南实现了大规模移民的殖民政策，使得汉人人数超过了本地原住民，并在经济上进一步把云南融入中国的经济体系。因此，说自元明时期始，云南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是于史有据的。

三、云南是中国边陲还是西南丝绸之路的枢纽？

尽管“云南”在元朝以前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甚至不应该被称为“云南”），但它与中原地区并不是完全隔绝、互无往来的。然而，正如杨斌所指出的，族群融合不应该被理解为汉化，即强势文化被弱势文化接受。他认为，族群融化更多地是相互融合，云南的历史就充满这样的事例。历史上迁移到云南的汉人，从饮食、服饰、宗教到节庆，都在很大程度上当地化了。所以，杨斌在他的书中谈到族群融合时，不单是使用sinonization这个词（即汉化或华化），也同时使用了indigenization这个词（即本地化）。按照他的这种概念使用方法，云南发生的族群融合实际上是双向的，而不再是以往的研究者所强调的单向的汉化。正是这种汉人与本地族群的双向融合，为元朝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云南各地族群在中原王朝牢固的政治控制下演变为“中华民族”中的一个族群创造了条件。

元朝以前的中原王朝与云南地区的关系虽然不是正式和稳定的“中央”与“地方”的性质，但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是一个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由此引起了矛盾和冲突。中原王朝力图用把云南纳入自己的朝贡甚至郡县体制，从而建立对当地的政治统治。而云南的本地精英则以实用主义应对，当朝贡甚或郡县制这种与中原王朝的特殊关系有利于巩固自己的政治特权时，他们不但不拒绝，反而承认甚至争夺并炫耀中原王朝授予自己的头衔和名义；一旦这种名义上的与中原王朝的制度化关系威胁到本地精英的政治独占权时，他们就起而反抗。此外，云南的贵金属、矿产、马匹、皮革、耕牛等，一向是中原王朝所需要的重要资源，中原王朝对云南的经济压榨也常常是云南人反抗的重要原因。虽然为了缓和矛盾，中原王朝常采取一些收拢人心的政策，如减免税收，但这种政策效果时常被派到云南的地方官的贪婪所破坏。

中原王朝第一次把云南并入自己版图的是汉朝，那恰恰是云南反抗最激烈的阶段。公元前86年以及公元前83年、公元前28年，那里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公元初王莽时期又发生过“叛乱”。据记载，公元118年汉朝在“平叛”中斩了3万人头，以恐吓当地民众。然而，公元175年叛乱又起。由此可见，中原王朝对云南的殖民化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暴力和血腥。这样的暴力镇压会消弱地方势力，加上汉朝对当地权贵运用“以夷制夷”策略分化瓦解（特别是利用某些部落和大族去镇压其他当地人的反抗），以及大量汉兵的入驻和屯垦，都使得部分当地精英的汉化程度加深。

实际上，云南被正式并入中华帝国的版图之前，决非落后闭塞尚待“开化”的蛮夷之地，而是一个在跨地区贸易、文化和政治交往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地域。在中原王朝眼中，这块被称为“云之南”的地方是“边陲”；但站在当地的立场看，这里恰恰是四通八达之地，而中原只不过是它的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就“对外开放”的程度和幅度而言，中原甚至比不上云南。只有把云南的历史放在一个两千年和全球史的时空框架内加以考查，才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杨斌的《云南的形成》正是从这个角度强调指出，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在西南丝绸之路上具有枢纽的作用。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共有3条，即陆上（东起中国的长安进西域后分叉进入南亚、中亚和西亚，最终到达地中海东岸和欧洲）、海上（东起中国的广州，经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阿拉伯海和红海）和西南（连接云南、中国的四川和贵州、西藏、东南亚和南亚，也进入南海），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交通网络，是近代以前（始于公元前2－3世纪、终于公元14－15世纪）欧亚大陆（也包括非洲部分地区）经济文化交往的主要渠道。在中国，说到丝绸之路时，一般人想到的往往只是陆上丝绸之路，其次是海上丝绸之路，而西南丝绸之路则往往被忽视，历史教学中也时常如此。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都以中原王朝控制下的城市为起点或终点，而西南丝绸之路则在中原王朝的直接控制之外。西南丝绸之路不但连接东亚、东南亚、南亚和印度洋的商业和贸易，其影响亦远及中亚、欧洲甚至非洲。因此，在云南可以看到起源于西南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商品、技术、风俗、宗教、语言和制度。即使云南被中原王朝征服之后，云南仍然维持着与东南亚以及南亚之间的密切关系达二、三百年之久。

这种漫长而密切的交往不但对云南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云南的宗教、人种和族群的多元性是中国各省区中最丰富的，费孝通等民族学和人类学家把云南和西藏之间的通道称为“民族走廊”），而且对东南亚半岛的发展，例如商业贸易的发达、城市的形成和宗教的传播等等，起了促进作用。实际上，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云南在经济上和东南亚结成一体，它与东南亚的联系在元朝以前比与中原要密切，可以被视为东南亚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杨斌的书取名为《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其涵义是，用“风”喻东南亚，用“云”喻中国，云南的形成就是夹在这两个文明之间，由此形成了它自己的特点和力量。有趣的是，中国文化中一直有“云从龙风从虎”一说，龙是中国的象征，而虎则是东南亚的象征性动物。

云南保持与中国以外的世界的密切交往并受这种交往影响的一个证据是，贝币在云南地区曾长期流通。在铸钱流通以前，贝币曾是古代世界贸易的主要媒介之一。中原地区曾长期使用海贝（甚至作为钱币），秦朝统一货币后贝币才退出流通领域。但在云南，贝币作为日常交易的主要媒介，一直使用到明朝晚期。汉朝对云南建立控制时，汉朝的五株钱一度在云南流通。但汉朝瓦解、中原不再控制云南后，随着东南亚经济文化的兴盛，海贝重新进入南诏成为货币。元朝和明朝都利用云南的铜矿在当地铸造铜钱，试图取代贝币，从而把云南的货币与中原地区的货币统一起来，但云南本地人就是不愿意使用铜币。结果明朝只得将这些铜币运到贵州以充军饷，不但允许在云南继续使用贝币，而且接受它作为云南向中央政府交纳税收的货币。

为什么商业发达、一直与使用铜钱的中原保持大宗贸易的云南，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拒绝使用铜钱呢？其原因是，长期以来贝币（大量出产于印度洋的马尔代夫岛）是西南丝绸之路、尤其是印度洋地区贸易的主要媒介，它为这个辽阔地域的各地所信任和接受，不但可用于国际贸易，也是国内市场的主要货币。郑和下西洋时，其船队成员就看到南亚和东南亚大陆一些港口城市和内地使用贝币，而这种货币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已成为古董。显然，虽然云南与中原也有大量的贸易，但云南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与东南亚以及印度洋地区建立起来的更密切的商业联系，使得贝币在云南长期存在并排斥铜钱。直到17世纪中叶，贝币在云南的地位才衰落下去，被铸钱取代。贝币在云南的迅速衰落，与明朝为了控制云南大量向该地移民固然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和奴隶贸易导致贝币的价格大幅上涨，使得远在云南的交易者难以承受。杨斌也推测，由于供求关系的作用，云南的大量贝币回流到印度洋地区，这就造成了云南贝币的极度匮乏，于是被铜钱取而代之。

杨斌认为，欧亚大陆、印度洋和南海地区在近代以前长期存在着中国和印度洋两个相互独立但通过丝绸之路联系起来的国际性经济和贸易体系；政治上处于中国影响之下的云南，经济上实际从属于印度洋体系。或者说，云南的地位是双重边缘：政治上处于中国体系的边缘，经济上则处于印度洋体系的边缘。中国一直没有能力把云南从印度洋经济体系中拉出来。直到17世纪，由于欧洲的扩张打破了印度洋体系，云南才在经济上完全被纳入中国体系。这就是说，云南之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不能光从中原帝国由内向外的扩张以及中华文明的优越性来解释。政治方面蒙古帝国的欧亚战略，经济方面印度洋体系的瓦解，这些非中国因素，都为云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创造了重要条件。由此可见，除了“北方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所津津乐道的中原或汉文化对“落后地区”的同化力（实际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政治统治力）之外，云南历史地位的变迁还受到很多复杂的国际因素的关键性影响。

四、1949年以来中央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之历史渊源

杨斌在《云南的形成》一书中探讨了1949年以来中央政府对云南的政策。他的观点有助于解构在族群问题上人们已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话语，并帮助人们深入思考“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形成。

60年来官方一直宣传它的民族政策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基础上，因而是最“科学”、最“先进”的。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最科学、最先进”的理论，甚至没有能力定义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民族”这个基本概念，遑论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诸多难题。如果说，中国几千年以来历代王朝都无法成功解决民族关系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源自西方的外来意识形态又怎么会成为包医百病的仙丹妙方呢？中国人1949年以后时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中共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给少数族群带来了平等、解放和自治。这个支配中国族群关系的意识形态话语是一个政治神话。它与中共政权的其他意识形态话语一样，旨在强调中共政权的“史无前例”和“改天换地”，似乎在这个政权统治下，什么都是新的，其族群政策与以往的中原王朝统治也截然不同。

杨斌指出，作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共的民族政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继承了历代中原王朝帝国的遗产，无论在积极还是消极意义上，中国历史在这方面都未发生断裂。太阳下面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事物。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并未解决族群问题，中共付诸实践的那些措施，多数可在历代王朝积累起来的对少数族群的认识和统治方略中找到先例。他强调，中华帝国的遗产中既有中原王朝惟我独尊的自大和对少数族群的歧视，也有出于维持多族群帝国统治的考虑、对少数族群的宽容，甚至承认他们与汉人或统治民族在普遍人性上的一致，这就为族群平等的观念提供了空间。20世纪以前，边远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族群，在中央政府眼中，大体上经历了从野蛮人到帝国臣民、再到天子之下的多族群家庭中的小兄弟这样一个身份的转换，总的过程是缓慢地朝向族群平等演进。现今官方所宣传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平等对待少数族群”，并不符合中国自己的真实历史。

历史上中原王朝所信奉的大汉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儒家理论的华夷之辨上。西汉时，虽然儒家已被封为意识形态正宗，但司马迁对少数族群的态度还是比较平等的。他虽然用“西南夷”来称呼西南少数族群，但这个“夷”指的是持弓之人，即狩猎族群，以与农耕族群相区分。东汉班固修《汉书》时，他虽然在涉及西南少数族群的部分中照搬了司马迁的《史记》之述，但班固从儒家观点出发，放弃了司马迁对少数族群的平等态度，提出了“种别域殊”说（即住在中原的人与住在边远地区的人本质上就不一样），称西南少数族群为“西南外夷”，由此发展了中原汉文化优越论或大汉族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后来，为了强化“华夷之辨”，汉文化当中不但发明了很多贬义词去指称少数族群，把他们和动物乃至昆虫联系起来，而且捏造了很多类似的神话。

当然，儒家学说也有它开放的一面。所谓的“华夷之辨”并不排斥“夷”被“华”同化。儒家强调“华”有向“夷”传播文明的责任，也认为“夷”是可以被文明化的。随着多族群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和族群融化的加深，儒家的这些思想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中原王朝的决策中。此外，历代统治者中不乏对族群关系有开明认识的君主和地方大员。自称“天可汗”的唐太宗就曾经对历史上其他统治者鄙视少数族群不以为然，声称唯有他能平等对待非汉族人。李世民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乱。”这段话不但包含对普遍人性的承认，而且把少数族群视为汉人的同胞。清朝乾隆皇帝平定金川之乱以后，曾下令在朝廷文献中删除所有对少数族群歧视性的名词和称呼。这些说法和做法都表现了中原王朝统治者对少数族群态度的逐渐转变。明清时期，中原君主成了中华帝国内所有族群的父皇，少数族群也成了天子臣民，是帝国大家庭内的小兄弟，被包括进“百姓”之中，被皇帝视为“赤子”。这些观念都为现代意义上的族群平等以及所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产生作了铺垫。18世纪的“皇清职贡图”曾对这个在天子之下万方来朝、百族和谐的“大家庭”作了细致描绘。杨斌认为，这个图卷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心理，其实与当今政府的认知逻辑是一致的。60年来，政府所组织的形形色色的各种“多民族大家庭”的晚会或演出，以及全国人代会上特地穿着民族服饰的少数民族代表的聚集，不正是要再现“万方来朝、百族和谐”吗？

今天中国实行的民族自治制度，并不是60年前发明的，它不过是古代中原帝国统治传统的延续。在这个非汉族人口占据大部分领土的多族群国家，历代中原王朝对少数族群地区的统治手法，通常是一方面加强军政控制，另一方面又在法律和行政上把汉族地区与少数族群地区相区别。所谓的“因俗而治”和“蛮夷不可以以中国之制治之”的统治原则，就是强调不要把汉族地区的那一套照搬到少数族群地区。它一方面承认少数族群地区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又用华夷之辨来为这种政治上的妥协作辩护。最突出地体现这种前现代时期“民族自治”政策的，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族群的上层精英建立联盟或达成妥协，或授予他们世袭的贵族头衔，或任命他们为朝廷官吏，然后依靠他们治理其辖区，朝廷则不对该地事务过多干预。此外，朝廷不但在很多地区保持土司和头人制度，而且保护他们的特权，在一些牵涉到少数族群政治精英的司法案件中尤其如此。在家庭、财产和婚姻等方面，朝廷也会遵从当地的传统和风俗。因此，杨斌认为，1949年以后中央政府在云南和其他少数族群地区所实行的、被称为是史无前例的民族政策，其实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共加强中央控制、加深族群同化的措施，固然延续了过去中原王朝的边疆政策，它使用的民族平等口号和民族自治政策，亦非前无古人之举。50年代前期，中共把云南的很多土司和头人吸收进基层政权，对他们及其家属优待有加，不就是对大清朝制度政策的模仿吗？当然，中共在宣传上不会承认它如何延续和仿效中华帝国的政策和措施。

如果说，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当中有什么区别于中原历代帝皇的成分，那就是它自50年代起致力推行的“民族识别”宏大工程。不过，这也不是中共的发明，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苏联处理族群问题经验的模仿。苏联当年把不同族群定义为“民族”，将它们包括进“苏维埃民族大家庭”，希望从此一劳永逸地解决族群矛盾。中共也组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众多学者参与了这样的社会工程，耗时近30年。当一个族群（汉、满、回等等“大”民族不需要识别，杨斌认为这个事实本身就耐人寻味）被中央政府命名为某个民族之后，它就“加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享有其相应的权利，得到中央政权的保护，但代价是这一族群从此正式丧失了自我代表的权利和分离的权利。它只能以“中华民族的一员”之身份，作为这个民族大家庭内的一个小兄弟，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服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统一安排。“民族识别”工作为确定民族自治区域（尤其是在州、县和乡的行政级别方面）提供了依据。虽然中共宣称，这个工程是在“科学方法指导下完成的”，它的结果仍然显现出历史的延续性。就云南而言，16世纪中期，杨慎曾在他的《论民》中枚举了20多个少数族群；17世纪前期，刘文征在《滇志》中枚举了近30个少数族群；清朝的《皇清职贡图》（1770年代）中出现的云南的少数族群也是30个左右。中共的少数民族“民族识别”工程所“识别”出来的少数民族数目是25个，差不多与明清时官方和民间枚举的一样。

“民族识别”的目的是，中央政府要正式把“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个含糊的名称在法律意义上明确化，从而完成“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而多元的现代民族的建构。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对“民族识别”工程至今还是有争议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工程的官方色彩太重，标准混乱，有相当的随意性，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例如，有些“少数民族”原本并没有清晰的族群界限和自我意识（或许他们自己也认为没有必要），却硬被官方定成一个“少数民族”，结果反而产生了新的问题。

结论：云南历史研究的当代启示

近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有关讨论方兴未艾，这些讨论的直接动力无疑与中国“崛起”有关。讨论的重心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当代性，即它与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对外关系之间，究竟是如何相互联系和作用的，还有它对中国的未来会产生何种影响等等。但《云南的形成》从历史的角度为这一讨论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和思路。笔者读到“云南”这个地名中的汉文化中心主义内涵之时，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与欧洲人以距离欧洲的远近把非西方世界划分成“远东”、“近东”和“中东”的“欧洲中心论”的逻辑是多么一致。沿着这条思路，摆脱“汉文化中心论”，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形成，那么帝国体系、殖民扩张、族群（或种族）优越论这些概念，便都可以应用于我们所熟知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当国人谴责西方殖民主义的时侯，如果以责难西方殖民主义的道德原则为准，那么，今天被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华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史，其实也充满了同样的原罪。

杨斌选择今天族群关系相对和谐的云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这个地区作为一个“中国”以外的文明被并入（或“加入”）“中国”、从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独立的地域成为“中国”的一个边疆省份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族群融合和文明发展，也看到了暴力、屠戮、榨取和强制。云南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个小兄弟，那里今天的相对和谐，是两千年漫长的冲突和融合的结果。

这样的认识也为理解西藏和新疆地区的族群问题提供了参考系。与云南相比，西藏和新疆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不但更短，而且其连续性更弱。当中原王朝最终牢固地建立对云南的控制之时，近代民族意识还未扩张到东亚，而今天西藏和新疆的族群问题的背景，正是族群或民族意识空前高涨的时代。在云南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既有“华化”也有“本地化”，是一个双向融合的过程（尽管汉文化的优势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今天在西藏和新疆所发生的，基本上是汉文化对本地文化的压倒性同化，这无疑也加深了非汉族群的危机感和对抗意识。

《云南的形成》除了有助于理解族群问题之外，还强调了中国作为一个多族群的统一国家，在其发展进程中如何受到很多外来因素所起作用的影响。这提醒读者注意一个基本历史事实：中国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是中原文化自内向外的扩展过程，而且也得益于一些国际力量的作用，例如蒙古的征服、欧洲的殖民扩张和印度洋经济体系的瓦解。因此，即使要考查近代或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形成，也必须审视“世界”的演变。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优越论、大汉族主义和中国中心论的神话，都无助于认识历史真实。

【注释】

[1]杨斌生长于中国大陆，后至美国东北大学留学。他的博士论文2004年在美国历史学会的匿名评审中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的古登堡奖（共8名）。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在美国出版了《云南的形成》一书。在写作其博士论文以及此书的过程中，他大量阅读和吸收了与云南研究、中国民族研究和中国边疆研究有关的中外学术成果，并曾多次到云南和邻近地区作学术调查。

[2]该书的英文书名为Between Windsand Clouds ─ The Making of Yunnan, Second Century BCE to Twentieth Century C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尚无中译本。此书是一部在学术视野和方法上具有开拓性的著作，也充分利用了现有的与云南、中国民族、中国边疆研究有关的中外学术成果，如Charles Backus, James Lee,John E. Herman, Charles Patterson Giersch, DruC. Gladney, Harrell Steven, John Robert Shepherd, Hans Ulrich Vogel, Colin Mackerras等人的相关研究。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上述学者的著作。

（作者为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

RFI：本台特派达兰萨拉记者雅尼克专访达赖喇嘛

作者 雅尼克
发表日期 20/10/2009 更新日期 20/10/2009 20:33 TU

自2008年三月西藏危机发生以来，隐藏在中国崛起背后的政治诉求冲突、族群矛盾以及宗教信仰分歧等问题日益凸显。作为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追寻民主、自治和独立的象征，是中国与西方外交纠纷中的“争议性”人物，而在很多人眼里，他更是解决西藏危机的希望。刚刚结束访问美国行程的达赖喇嘛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 - 印度达兰萨拉接受了本台中文部记者雅尼克的专访。

记者：2008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同西藏前途紧密相关的两件大事。第一件事即国际舆论所称的08年三月直到五月的西藏危机，第二件事是今年七月以来的新疆危机。新疆危机虽然同西藏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均显示中国汉民族如何对待其他民族的问题已经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您如何看待这两件事，藏民族是否应该寻求同维吾尔民族进行某种形式的联合，共同争取更大的空间，无论是独立还是自治？

达赖喇嘛：关于新疆的这个问题， 我在1954年作为全国人民大会的代表去北京（参加会议），见到一些新疆当地的官员。我当时就感受到这些官员他们内心中的痛苦，就是说对当局不满的痛苦。1959年，我离开西藏到印度以后，我们与新疆一些人也有接触，接触的次数也比较多，大家相互关心，同食同寝。大家一起叫苦，因为都有压力，都面临一样的状况。这些新疆人中，部分人一直认为应该寻求新疆的独立，而且就独立的手段上说，也不排除使用暴力，所以我们之间的接触愈来愈少了，几乎没有很密切的接触。热比娅女士从中国出来后，我在美国与她见过一次面，那次见面我们并没有详细地谈论问题。后来，在德国与其见面时，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讨论一些问题。当时，我把我的一些理念、想法非常详细地解释给她听。她非常清楚地对我说，支持达赖喇嘛所寻求的西藏自治方式。她认为新疆也应该寻求自治，就方式来说，她觉得应该是用非暴力的方式。她完全支持我的非暴力方式，觉得新疆的自治问题应该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新疆的“七·五”事件发生后，我在捷克布拉克参加诺贝尔获奖者的高峰会时再次与热比娅会面。那时，我们也谈到一些问题。当然，她充分肯定了我寻求自治的非暴力方式，她本人也觉得应该走这一方向。最近，热比娅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会议上，公开表示新疆的未来是要寻求真正、高度的自治。他们完全支持非暴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想法是愈来愈走到一起了。

记者：请问您与热比娅在德国见面是哪一年的？

达赖喇嘛：2007年，在汉堡。

记者：也就是说，在不使用暴力这点上，热比娅夫人与您的观点一致？

达赖喇嘛：完全一样。

记者：自治问题上呢？

达赖喇嘛：也是一样的。有些人批评我与热比娅见面。他们批评说，热比娅在中国政府那形象很不好，特别是中国政府认为热比娅是恐怖主义的头目，认为达赖喇嘛不应该见她。很多中国朋友对我这样说。我告诉这些中国朋友，我见热比娅，其实帮助了她，使她赞成我的自治和非暴力（的立场），使她结束了那种理念和斗争的方式，我其实帮了她。我是这样回答他们的。

记者：热比娅并没有你在西藏人民当中的影响，她可能并不具备如此大的影响力使得新疆其他人也走非暴力的道路。

达赖喇嘛：阿图坎（音译名）曾是新疆独立时期政府的部长，如今已经过世，但他的儿子还活着。我对热比娅说：你现在可以说是新疆的一名领导人，你应该有责任让全世界的新疆异议分子、流亡人士统一起来，这是你的一个责任。在（八九）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许多民主运动人士去了美国、欧洲、澳洲及其它国家。那时，见到他们，我也呼吁他们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力量。我说，这很重要。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种统一的力量一直没有形成。

记者：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你们尚未见面。这次在美国您没有与他会面是否与中国外交上的主动出击有关？此外，您什么时候与奥巴马见面？就此，有何安排？

达赖喇嘛：关于这个问题，（首先），中共的外交压力一定是有的，但奥巴马本身的想法是希望在访问中国时，把对西藏人民最有利的、能够帮助西藏的一些问题与中共相关的领导人交流，因此他希望在交流前，不要激怒中国，不要让中国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情绪。我觉着这也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西藏的问题。第二点，透过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也接到一些中共相关领导人希望我不要在这一时间与奥巴马见面这样的讯息。这是通过朋友提的一些建议，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同意。基于这两个原因，在上一次去美国时，我同意不见奥巴马。当然，达成的协议是，奥巴马从中国回去后，什么时候都可以与我见面。但我要按照我的行程安排，并不能随时去（美国）。我到世界其它国家的行程可能是一年两年前定好的，（如果）因为见奥巴马，我要取消这些行程，我在道义上对不起它们，所以我不能立刻去。我想，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我可能会见到奥巴马。

您提到这个问题，我在美国接受CNN采访时也谈到了，我的回答大概一样。同时，我对他们开玩笑地说道，去年，我见了德国的总理和法国的总统，使得他们面对中国的惩罚。如果我见了奥巴马，中共想惩罚奥巴马不行，不惩罚也不行，这可能很微妙。您也知道，我见了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后，中共非常不高兴。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中共认为我是一个魔鬼，法国总统与一个魔鬼见面的话，他们当然不高兴。

我去了世界上很多国家。我去这些国家的目的其实不是要见政治人物 。我的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我的责任，我的发言是为了提升人类的善心。人类的道德操守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作为六十亿当中的一个人，人类的一份子，我有这个责任与义务去提升人类内心既有的善根。这与宗教没有关系，任何人都具有内心的善根，我们要发现它，提升它，使得人类成为和谐的群体。 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至于第二个目标，作为一个宗教人物，我一直在全世界各地促进宗教之间的和谐与和睦。我觉着这很重要。这两个目标，我认为是我的责任。所以，到每一个国家，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对大众的演讲和与人民的见面，还有对话和论坛等。见到国家的领导人，我觉得很高兴，但这不是我的主要目的，同时我也不想给他们造成困扰。

记者：您见过萨科齐及其夫人，您的印象如何？

在法国南部，我先与萨科齐夫人见面，她见到我很激动，直来直爽的，我觉得很好。

与萨科齐总统见面是在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获诺贝尔奖纪念会上，（编者案：2008年12月7日，达赖喇嘛与萨科齐在出席“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庆祝仪式”的间隙中举行会谈。）总统这个人直来直去的，没有任何做作，我觉得非常好。

记者：作为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作为一个有世界声誉的精神领袖，您对西藏的观点固然重要，但您对中国整体甚至世界整体走势的看法也是十分重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庆祝建国六十周年，您如何看待中国发展的前景？

达赖喇嘛：通过这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的采访，我想说的是，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国家，未来，中国将成为很重要的国家。中国这个大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时，其关键问题在于应该利于这个世界、帮助这个世界、服务于这个世界，这样她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现在，中国为何不能做这些呢？关键在于世界不信任中国。为什么不信任呢？因为中国没有媒体的透明化，整个国家的透明化尚有待于改善。比如说，现在中国政府一再提国家机密，国家机密在战争时期、在革命时期、在内战时期，例如说朝鲜战争时期，那时当然有国家机密，但现在是一个和平时期。和平时期不透明，这是一种可悲的状况，令人感到惋惜。所以，未来，中国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大国，成为利于世界的一个大国的话，关键的一点就是透明化。（现在），由于不透明，使得周边国家，很多人对中国产生怀疑与猜忌。新闻的垄断、新闻的封锁和新闻的歪曲这不仅仅是个不透明的问题，对中国本身的形象是有损害的，对中国的信任也是一个障碍。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都会犯错误，犯错了就应该面对，对世界说对不起。

RFI：达赖喇嘛获美国国会人权奖

发表日期 06/10/2009 更新日期 06/10/2009 20:49 TU

奥巴马年底前会晤达赖喇嘛

美国白宫周二宣布，总统奥巴马将在今年年底前会见达赖喇嘛。但这次达赖喇嘛访问美国，奥巴马不会会晤他。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华盛顿接受了美国国会授予他的“国会人权奖”，并发表了讲演。

达赖喇嘛演讲低调

达赖喇嘛在这次讲演中非常低调，没有谈论西藏和中国的话题。他只是着重谈到了美国社会，呼吁美国解决穷人福利以及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

中国当局提抗议

中国当局对达赖喇嘛这次访问美国再次表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昨天在一份官方公报中宣称，中国坚决反对达赖以任何头衔，到任何国家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这位发言人还表示，北京反对任何国家的官方以任何新式接待达赖。北京一直把达赖喇嘛视为在要求高度自治旗号下推动藏独的“分裂分子”，达赖每到一个国家，北京都要向该国发出警告。

达赖喇嘛是周一抵达华盛顿进行五天访问的。他除了会晤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外，还预定和美国国务院新任命的西藏问题协调人奥特罗见面。但是达赖喇嘛这次访美期间，奥巴马总统没有与他会面的计划。不过美国白宫昨天证实，奥巴马将在年底的时候，也就是等到奥巴马11月与胡锦涛举行中美高峰会之后，再会晤达赖喇嘛。

奥巴马回避达赖喇嘛受到批评

奥巴马这次回避见达赖喇嘛，遭到美国政界部分人士及国会议员的批评。但是达赖的特使吉亚利为奥巴马辩护。吉亚利日前表示，达赖喇嘛不会与美国总统会晤，是因为他们同意将在11月的美中峰会后再会面。吉亚利说，达赖喇嘛希望一个相互合作的美中关系有助于支持西藏的利益。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凯利周一也强调说，奥巴马现在不与达赖喇嘛会晤，并不表示美国改变了对西藏的政策。他还说，美国新任命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人奥特罗将在周内会晤这位西藏精神领袖。

BBC：中国暂禁外国旅客进西藏：国庆期间停办外国人入藏文件

2009年09月22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8:40北京时间 16:40发表

西藏首府拉萨旅游局的职员称，从9月24日起暂时禁止外国旅客到西藏，直至国庆的庆祝结束为止。西藏的地方官员未予置评，但当地的旅行社称，实际上自9月21日起，便不再批出签证，措施将维持至10月8日。

法新社报导，拉萨旅游局不愿具名的女性职员称，自9月24日至10月8日，暂时不为外国旅客批出签证。西藏的地方官员未予置评，但当地的旅行社称，实际上自周一起，便不再批出签证，措施会维持至10月8日。

国庆期间外国游客将无法入藏

西藏旅游官员证实，西藏从9月22日起暂停办理外国人申请入藏旅游所需文件。美联社报道引西藏旅游局行业管理处官员称，从星期二开始，西藏不会再接待新的外国游客，但是已经入藏的游客将可以继续在西藏停留。法新社则引一名未透露姓名的拉萨旅游局女性员工称，当地规定从9月24日至10月8日暂停办理入藏旅行许可。

西藏旅游局一名姓廖的科长对BBC中文网记者表示以上媒体的报道并不完全准确，但表示自己刚从外地出差返回拉萨，也不详细掌握有关细节。他让记者致电旅游局另一个部门咨询有关事宜，但该部门无人接听电话。

BBC报导，西藏中国旅行社一名姓于的女性员工对BBC中文网否认有禁止外国人入藏旅游的规定，但表示外国人办理入藏旅游需排队一个月。而西藏红山国际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则向BBC中文网记者证实了有关规定的存在，但说自己并不清楚禁令什么时候才能解除。

旅游人数

西藏去年三月出现暴力骚乱事件后，当地一度对外国游客关闭数月，而今年三月也一度暂停办理外国人入藏旅游许可。旅游业是西藏经济的支柱产业，根据西藏旅游局网站发布的消息，当地八月份接待137万游客，是单月最高纪录。而一至八月的游客总数则有409万人，超过2007年全年的游客总数。

另外西藏今年头八个月旅游收入达到32.35亿元人民币，分别比2007年和2008年同期增长16%和248%。随着十?一的临近，中国当局更加加强对各地，特别是北京、西藏以及新疆等敏感地区的安全控制。据中国媒体报道，在国庆阅兵和游行期间，北京首都机场将禁止航班起降。

而继上星期发生东北下岗工人在北京闹市区持刀杀伤路人事件后，北京各超市据报道已经停止出售水果刀等刀具。

苏晓康：崩溃是大一统的宿命

苏晓康还是报告文学的味儿。王力雄也是。
我于王力雄最佩服者，是他以亲身探险，提供其体验，尤其是屡屡涉险百折不回。这是我断断不能也不敢的。
而从他给出的材料里，任何有相当智力的人，尤其是对历史有所理解的人，都能得出崩溃的机制和结局。他的思想仍是粗糙的。他的弱智的递进民主制，他对边民文化的赞美，仍是康梁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疑惧“西方”（现代文明）、企图以东方抗西方的惯性的延续。支那人就是容易高估自己的智力，不甘于做小学生。这不是王力雄个人的毛病。是个深远的传统。
话说回来，七年前读王力雄的黄祸和天葬，的确使我受益疑匪浅，在常识上受益，虽说前者作为小说是本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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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晓康：崩溃是大一统的宿命

　　边疆是地理和权力的双重边陲，王力雄探险西域，挑战书写极限，铺陈藏族维吾尔族兴衰存亡史，沁透对中华帝国的崩溃感。

　　● 北京作家王力雄在新疆考察。

　　王力雄说：「一九八四年，我曾一个人用筏子在黄河漂流三个月」──这恐怕不仅是他写《黄祸》的起因，也是他后来二十年关注边陲的一个源头。九一年我初读《黄祸》手稿的时候，不知道他漂流过黄河，我作序曾极力推崇其「崩溃寓言」，而没有发现王力雄更奇特的一点，即他是中国人里很罕见的探险者（explorer），尤其是在他那一代人里──「共和国同龄人」、「红卫兵」、「老三届」？或许，文革大串联和文革后的高考升学，释放、取代了这一代心理上的某些东西，而「上山下乡」尤其「支边」的范围，也曾包括边疆，不过绝对不是「探险」。王力雄则是这个世代的异数。

　　「亡天下」里的西域探险者

　　「九十年代数次驾驶汽车在西藏长途旅行」，「十几年来，我走遍了西藏的所有地区（包括青、川、甘、滇四省的藏区）」；「从一九八○年，我前后九次到新疆，走遍了新疆每条主要公路，到过所有地区，五次翻阿尔金山，三次穿塔克拉玛干沙漠」──他这种「探险」经历，同龄人里曾有几人？日后，这批同龄人里「大一统主义者」比比皆是，或许跟没有这种经历有关，也未可知。「探险」给了王力雄别一番「眼光」和思路，是显然的。

　　「探险」在中文语境里，不具有西方式「拓疆」（frontier）和「殖民」（colonize）的含义，毋宁只是一种山河勘查。比如明末顾炎武，在清兵入关后从江南到北方游历，用两匹马、四匹骡子，驮着书箱，遇关塞险要便访老兵，与书本核对，二十多年里在山东、山西、河北来回奔走，晚年才定居陕西华阴，着卷帙浩繁的《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总结宋代以来不谙地理而至亡国的教训。与三百年前的亭林先生相比，王力雄所处世道，虽无「亡国」之虞，恐已在「亡天下」之列，他又在《黄祸》里进而极言天灾人祸导致文明沉沦；而游历边陲使他所忧患者，更不在华夏汉族的「山河」版图，而在边陲异族的生存危境。二十年间，他也有两部专着发表，关於西藏的《天葬》和关於新疆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

　　这两部书，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边疆民族兴衰存亡史，或可称为当代史里的《藏族志》、《维吾尔族志》，无疑也是一种人类学研究成果，甚至可以当作一个智库提供的报告；它们在体例上也很难归类，《天葬》乃是纪实、游记、当代史、人类学研究等多重书写的汇合，展示了历史／现实、神界／人间、政治／经济、困境／出路的立体西藏；《我的西域，你的东土》，则是回忆录、访谈和书信三种体例，综合而成关於新疆的全方位思考。在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的中国，靠一个人的单独力量来完成如此宏大、浩繁的研究课题，真可谓奇迹；若从人类学研究角度来看，王力雄在一种「探险精神」支持下，完成了孤独的田野调查。

　　王力雄则对自己有清晰的界定，他说他的基本判断不是来自对文献、资料的研究，而是来自「亲身经历和体验」所提供的感觉──我在许多藏民的牛粪炉旁喝过酥油茶，在不同的寺庙求过宿，会见过各个级别的政府官员，採访过当年的农奴和贵族，也和西藏的驻军打过不少交道。」（《天葬。自序》）他说他搞的不是「学术」，也拒绝提供「真理」、「药方」。

　　孤独，甚至恐惧，是王力雄在其西藏述中反覆提到的一种感受：他漂流黄河时，日记里有「高原上的孤寂跟真空一样」、「孤独一个在无边无际的天地和荒凉之中」、「恐惧渗入身心、充满每个细胞」等记载；他并以孤独、恐惧来解释非藏族的「无人进藏」，也强调其为西藏宗教意识的一个人间根源，这种认识主体介入很深的观察，跟他又刻意「换位思考」於客体，形成极有张力的互动，乃是他的边陲意识的一大特色，后文还会涉及。

　　他的边陲考察、採访，在近二十年中国平庸的纪实性文字里，是作家拓展书写疆域、突破资讯封锁乃至挑战体力、心力极限的一个特例；更遑论九十年代以后，民族主义升级为官方意识形态，「汉族至上」思潮和话语霸权在民间蔓延，民族问题成为禁区，王力雄在这种氛围下展开他的新疆考察，一九九九年被捕并在监禁中为抗拒逼供不惜自杀，险些丧生。就凭这几点，王力雄也堪称非虚构文学和人类学调查在中国的一个「探险者」。

　　对中国「大一统解体」的研究

　　由黄河溯源而上青藏高原，是一个双重的隐喻：既在地理上从中原到边陲，也在权力网路上从中心到边缘，所以西藏、新疆等区域，与中国／汉族的关系，也是一个双重的「中心—边陲」，其间複杂的历史、文化、政经脉络，可谓「剪不断理还乱」，而王力雄作为一个来自中原的汉人，他所投射的边陲关注，在这种「双重性」里如何定位，令人瞩目。

　　无疑，王力雄面对边陲的焦虑，一直是投向「中心」的，即根本上他是在面对专制中国走向分裂的危机。为什么他写完黄河溃决氾滥之后，马上就意识到一个更大的溃决呢？他从「黄祸」开掘出更深一层的忧患：「大一统解体」研究──他是这个领域里第一个认真的汉人，除此之外，中国只有狂妄的民族主义分子和愚昧的大汉族主义者，其特徵除了武力胁迫、轻言战争，就是阿Q式的恃强凌弱和虚言「反帝」的受虐倾向。比较搞笑的是，当 「说不」世代一浮出地表，中国边陲也响起了另一种「说不」：台湾、西藏、新疆。

　　上述三个潜在分离板块中，台湾最抢眼，声音也最大，另外两个板块则沉默得多。其实，「台湾板块」因孤悬海外，中国势力不逮，惟有恫吓和围堵可施，若非岛内尚有国民党和外省人，以中共蛮横的对台政策，此岛恐已裂去。所以，若检视中共「大一统解体」控制方略之成败，要看另外两大「板块」──西藏等於六十六个台湾、新疆也有四十六个之多，「大一统」裂痕已深入骨髓，只是被掩盖着，或者大家装着看不见，王力雄则偏要「哪壶不开提哪壶」，而他那「不是结论」的结论，更指向悲观的「无解」境地，他命题西藏一书便说：「我给这本书取名《天葬》，就是取自这样一种意象──西藏在被撕裂，西藏正在死亡。」人们又何尝读不出另一种「天葬」：大一统中国的解体？

　　「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共产党标榜「国际主义」，骨子里却是帝国主义，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皆然。毛从不掩饰其帝王心态，称王「第三世界」，对於中国版图，则是重返康熙的夙愿。毛的民族政策，以「阶级斗争」和无神论折腾有信仰的边疆民族，惹出五九年西藏暴动及达赖喇嘛出走、六二年六万人逃亡的新疆「伊塔事件」；从邓小平开始的「改革」，名为纠「左」，实则改为赤裸裸的控制：经济上的「输血」和「掠夺」双管齐下，并不动声色以移民改变两个边陲的「人口比例」，愈加驱使维吾尔人藏人的离异之心，而弹压变本加厉，庞大国防军沦为护院家丁。

　　王力雄的西藏考察始於九十年代，因其焦虑一直投向「中心」，则他对「大一统解体」的思考，势必陷入所谓「改革话语」的罩门。他说：「之所以研究西藏问题，是因为我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挑战会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政治改革能否成功，甚至决定政治改革能否开始。专制权力总是把国家分裂的危险作为拒绝政治改革的理由。」其实不仅中共从无政治改革的丝毫意愿──「改革找死，不改革早死」，中国的「大一统论说」也确有同样的悖论：实行真的自治，便是分离的开始。这是为渊驱鱼的中共民族政策的逻辑后果。民族问题的终结，在於中国未来宪政的设计，须基於「种族平等」原则，否则无从谈起。

　　● 新疆的主体民族维吾尔族人。

　　中庸之道与换位思考

　　中国人的价值观因欠缺人权维度，则断然不会有种族平等意识，这是「大一统」的死局所在。但是一项人类学研究，对於价值层面的东西，是无可如何的。《天葬》开篇就介绍了西方「主权体系」与东方观念的纠葛，不过我觉得，当代中国人（中原人）对西陲的看法，跟古代（中世纪）汉胡／华夷之间的征伐、怀柔那一套相去不远，只不过羼入了一截「近代耻辱」之后，其「受难遗产」多为负面、病态，大汉族主义特别亢奋，且有「民族自闭」倾向，听不见它的受难者的声音，而汉族精英中，对边陲异族秉持「同情的瞭解」者凤毛麟角，甚至「自由化分子」多数也持「大一统」理念。

　　汉唐间有「昭君出塞」、文成公主等西域美谈传颂千古，究竟讴歌的是什么？难道只是那种为汉家「赎身」的奉献，而没有一点对异族「同情的瞭解」？不错，那时强虏环伺边陲，中原积弱，难道如今人家衰落了，我们就连昭君文成也不稀罕了吗？中原的强大，若无盛唐的胸怀在期间，「大一统」只是一个空囊。

　　「同情的瞭解」又谈何容易？王力雄的西藏考察，几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同步，而他挣扎其间的轨迹，也是明显的。他告诉亿万汉人（对西藏的常识只有才旦卓玛和小调「在北京的金山上」）几个匪夷所思的事实：高海拔与信仰是西藏文明的「核保护伞」，但边防又成为它的死棋；「大西藏」的「自治」，近乎是共产党丢掉四分之一江山，而一个达赖喇嘛就可以撬动整个地球……对於西藏问题，王力雄避免「斧子一边砍」，试图在北京与达兰萨拉之间找到一个公允的中间点，他几乎是摆足了双方的局限和弱点，以期引向妥协的「双赢」终点，毋宁是中庸之道，一种传统中国智慧。

　　这样的「中庸」，被王力雄带到世纪末的新疆，就再也用不上了。偶然的原因，是他的西藏考察模式不能沿用於新疆──他为了一本官方的新疆《文件彙编》而被捕；但深究一下，他遍游西域，进入异族的内心没有？《天葬》里藏人的声音是不是被过滤了？他反省道：「直到我入狱前，走遍了新疆的我，没有一个维吾尔朋友……至今，我未见任何汉人研究者真实展现过维吾尔人的内心。」不能「中庸」的结果，才使他开始「换位思考」，「那次入狱给我的最大收穫就是结识了穆合塔尔。这本书正是因为有了他，才有了现在的角度──不再居高临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维吾尔人中间。」（《我的西域，你的东土。前言》）这本新着乍看没有《天葬》系统面面俱到，却是第一次由汉人替维吾尔人系统地向「大一统」体制发出抗辩，从民族自治、经济分配、宗教政策，直到汉族移民等一揽子冲突、难题，在伊斯兰文明深陷困境的今天，王力雄此书的先锋性，莫道汉语世界无人比肩，在与伊斯兰相抗的整个国际视野里，也是空谷足音。

　　中华无奈：帝国骄横，边陲淒凉

　　我作序《黄祸》时，称王力雄「有一种强烈的崩溃感一直在内心冲击他」，这是我跟他最有同感的地方，而他的忧虑毋宁首先也在大一统的主体汉人这一边。他致穆合塔尔的信中，谈到「中国离九一一有多远？」，谈到恐怖袭击摧毁三峡大坝，那便是他曾描写过的「黄河大溃决」，变成「长江大溃决」；他又进一步分析中国「大一统」有别於联邦制国家，其解体一旦开始，「可能变成一个找不到终点的过程」，「汉族地区为什么就不可以分离呢？」中国将四分五裂。

　　就避免灾难性的最坏后果而言，中心与边陲是均等的。在理念上同情支持西藏、新疆的独立权益，并非难事，难的反而是以平常心检视这种后果的灾难性，这是一种「伦理责任」。王力雄从「换位思考」更走向「设身处地」。他想像西藏「独立战争」的不寒而栗，「为数几百万的藏人将与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进行漫漫无期的较量，承受一场接一场在西藏本土进行的战争和巨大消耗……」；他也对穆合塔尔说：「新疆所有当地民族加在一起，不足中国汉人的百分之一。在人口和实力相差如此悬殊之下，如何指望用战争方式获得独立呢？」而且，独立未始不是继续分裂的开始，因为新疆是民族关系最複杂的区域，并非只有一个维吾尔族，未来的民族冲突会很暴烈。

　　王力雄也没有忘记告诉维吾尔人：「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共当年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从不吝惜使用暴力，也毫不顾忌伤及无辜，以今天标准衡量，可算地道的恐怖组织。」他还给穆合塔尔讲了一个当年中共武汉地下党策划刺杀蒋介石的故事，方案选择的竟是在一个群众集会上，一百二十五人一起扔炸弹。在「恐怖主义」的竞赛上，伊斯兰极端分子跟共产党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其实，这已是眼前的事实。后「六四」二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奇迹」催肥「民族主义」，也将「大一统」充填成巨无霸，越发大刺刺的骄横起来，其效应便在「三一四」拉萨事件和「七五」乌鲁木齐事件，皆突发、血腥、扑朔迷离，国际社会如坠五里雾中，眼睁睁看中共将藏维两族玩於股掌之上，事后还不忘朝西方抹泪说它遭到「恐怖袭击」。在世间浑沌的舆论，和众多疆藏问题专家的分析中，我看只有王力雄独到而敏锐，指出新疆「巴勒斯坦化」、中国民族矛盾升级为种族对立；他并指激化原因，乃中共在民族地区实行「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政策，后来发挥成「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其背后的利益驱动，是所谓「反分裂」的职能部门要「吃反分裂饭、升反分裂官、发反分裂财（平措汪杰语）」，而「所谓的「分裂」越严重，帝国赋予这些部门和人员的权力就会越大，输送的资源也会越多。这决定了他们从本能上会希望「分裂」问题始终存在。」这样的凌迫，正在把不杀生的藏民族逼向武力反抗，也把温和的新疆穆斯林激往极端。

　　王力雄的崩溃预感越来越严重了。他谈到沙堆结构的「一体性」，达到「临界」状态时，任何一粒新沙的滴落，都会导致沙堆整体坍塌。「大一统」结构正是趋近「临界」的一个沙堆。中共的骄横，恰好是它的无奈──不仅要维系专制，还必须在一个巨型结构里维系，崩溃是难逃的结局。王力雄的另一部《黄祸》正在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