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励之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十月一日，即公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星期六，北平，晴。中国改朝换代。如说中国改国换代，似不妥；说中国建国换代，亦不通。按华夏朝朝相继系列，当以改朝换代称之。
那天下午停课，去天安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站脚助威。六十年前天安门大典时在场，而又能存活到今日者，当是不多了。我算是一个。我当时的个人成分是，北平男四中高一甲班学生。年龄：十三岁。政治面目：民国三十七年加入民主青年联盟（地下），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十五日转为新青团员（地上）。课外爱好：组装收音机。
我上四中时［１９４６－１９５２］的校门。
“站脚助威”京文化
按老北平（京）人，特别是人力车驾驶员的说法，如果一个围观者只管看热闹，鼓掌和叫好，不出钱赞助，那就是“站脚助威”的。近七百年来，元，明，大顺，清，中华民国，中华帝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朝大小事，许多发生在北京。站脚助威成了一种传统京文化。地道的北京人常对后来者显摆：“我们北京人什么没见过！”。不论谁来撂地拉场子，百姓闹街，皇上出殡，菜市口（后为天桥）行刑，都会有人捧场，如看戏。按比例，北京居民中，大小太监听差杂役较多。直到一九五五年，北大未名湖北岸的女生宿舍仍由大清朝留下来的太监打扫。这也增加了站脚助威文化的活载体。
后来学到俄国十月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缘起，其中一派的历史发展观是，每次重大历史转折，实质是由极少极少“真理在手”的“天才领袖”（或者发明真理的先知）一手制造的。列宁说，只要有几十个志同道合的职业革命家，“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过来！”在这种历史事件面前，一般群众不过是盲目，盲从，盲动的看客。这种历史观，同北京拉人力车者的“站脚助威”论，颇相通。
“站脚助威”文化之所以在北京发达，另一个原因是看客有安全感。北京经历过数不清的战乱侵扰。但在北京内城之中，兵燹滥杀记录却不多。各路大小军阀的混战，较少殃及普通居民。打架斗殴也有规矩：不伤观战的。日寇占领北京时，一当街上出现围观，就会有汪伪警察来驱散人群，驱散而已。四中位于西什库后库。向南走，出后库，到西什库大街，就有一座哥特式天主教堂（北堂）。在义和拳年代，北京最惨烈的战场有两个，一是东交民巷，一是西什库教堂。听当地口传历史者言，洋教堂前的小广场，是个杀人地。拳民砍教民头，每每吸引不少围观者。一九四Ｏ年代距拳乱不到五十年，有些口传历史者就是当年的围观者。可见，拳民也不伤及不在教的看客。只要谨守群盲立场，祖传的北京人就会告诉你：“没事儿，北京是福地”。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四日，解放人民的军队的坦克车开进人民的北京，在二，三楼上的人民（想来不都是反革命），都有被打死的，算是破了北京的百年“福地”风水。
“献剑”前后
我第一次被拉去当群盲看客，是在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冬。那年我还在北平师范学校附小（地址在西四北报子胡同）念六年级。还没有开始记日记，忘了确切日子。只记得是个星期天，几个在学校的同学突然被老师叫住：“快跟我走！”。我们从报子胡同一路疾行，赶到西华门，转入午门，再进太和门。一眼看见站在太和殿前丹陛上，披着黑大氅的蒋中正委员长，立即加入叫好的行列：
“蒋委员长万岁！”。
在“蒋介石日志”中果然有记载：“蒋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在太和殿向北平一万八千名大中学生训话，并接受学生的‘献剑’，尽显‘抗战领袖’荣光。”没有提到我们小学生。但我们的确在场，还挤到了前排，距“抗战领袖”大约二十公尺，再往前，就是贴身保镖了。记不住委员长训话的内容了，可能根本没听懂。
为抗战领袖“献剑”后，我赶去另一个抗战胜利的标志地——卖收音机零件市场。当时的电阻电容真空电子管零件市场在西单一带，是一排排地摊。一眼看去灰灰黄黄，一派垃圾的颜色。收音机零件有两个来源，其一是日伪军投降后，被缴械的军用通讯物资，其二是太平洋战争胜利后，美军留下的剩余物资，也是军用品。二者都被国民政府接收当局就地抛售给小贩。价格极便宜，碳电阻论斤卖。仔细挑选，会找到质量一流的东西。ＲＣＡ的６Ｖ６等真空管在当时的名气，就如今日ＩＮＴＥＬ的各种微处理器。在这里，不流行鼓掌和叫好，要识货，还得会讨价还价：“电阻多少钱一两？这个数……行。吧”。这里“……”表示手势。当时习惯，买者开价，不用嘴说，而用隐蔽的手势，以免被其它卖者知道。后来知道，在美国同代的物理学人中，也有是玩二战剩余物资，装收音机出身的。电子地摊，可算是我们那一代北京群盲的第一个与世界接了轨的地方。
故宫太和殿。明，大顺，清，中华（袁世凯）各王朝大小诸皇帝均在此行登基大典。
大典实况
民国三十八年十月一日，虽也是站脚助威，可不是赶热闹，更不可能挤到前排，那是个政治任务。学校队伍必须坚守在指定位置，要有敌情观念。传言蒋帮特务要炸大典，按现在的说法，即有恐怖活动预警。北京有各路特务和谍报人员，传言应不为虚。玩收音机的人都知道，绝不要装发射机，那怕是功率极小的，在业余波段工作的，也会惹麻烦。电子地摊上买不到发报机用的发射管，贩者不敢公开出货，暗中（黑市）有交易。
六十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大约只有现在广场的三分之一。十万人就挤满了（见图）。开国大典没有事先公布议程和时间表，也许也是安全考虑。直到下午三点过了，大会才开始。讲话者不多，历时不到一小时，随后是朱德总司令阅兵，步兵，炮兵，骑骡子的骑兵，等等。正式内容已有很多文献记录影片可看，不必多写。大典的高潮，无疑是首届政府主席毛泽东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稍停，鼓掌声随之四起。
细心的观众会注意到，文献记录影片中，有天安门城楼上首脑和贵宾鼓掌的镜头，有站在城楼下十数排的观众的欢呼镜头，也有三五群众雀跃的特写镜头，但没有整个广场上所有站脚助威者一致同步的山呼万岁镜头。原因简单，当时天安门广场没有高音喇叭，只在一些路灯电线杆子上挂了一些家用收音机的１瓦的扬声器。那种东西也可以在地摊上买到。声场很小。广场上的许多人根本听不到城楼上在说什么，不可能同步山呼。四中队伍在长安街路南，中轴线以西，就听不清了。后来改建天安门广场，项目之一就是在每个路灯杆上，挂两个大音箱，内有十瓦以上的喇叭。
大典之后，散场很慢，当年天安门周围的街道都不宽，东西三座门更限制队伍流量。我们等了约两个小时，直到天黑下来了才得以疏散出来。毛泽东的兴致看来很高，大典之后，他并没有退场，一直留在天安门上，等群众队伍一一从城楼下走过，这是他第一次在天安门上检阅群众。当四中的队伍于晚７时后走过天安门城楼下时，毛泽东喊：
“四中万岁！”
整个大典中，这是我听得最清楚的一句，因距扬声器很近。后来知道，就在一九四五年蒋委员长太和殿训话之前两个月，毛泽东也同我们一样高呼“蒋委员长万岁！”
一走出天安门广场，我和我的同学就从中华民国公民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了。民国三十八年也改称公元一九四九年了。没有新年号，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不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年。传言“元”字似吉非吉，卦曰：“元亨利贞，八月有凶”。李自成的大顺朝就亡于永昌元年。有卜者言，信不信由你，一九四九年十月之后的第八个月，果然有凶（朝鲜战争爆发）。
另外，孙中山先生的巨型标准像放在天安门广场正中央，背南面北，直视天安门城楼。记得同学间有过一番讨论。现在该怎么称呼孙中山先生，国父？先国父？太国父？后来，正式称呼是先行者。
这可能是涵盖人数最多开国大典照片。正面是前门城楼。四中的队伍在旗杆之后的右侧，即西南边。天安门广场比现在的窄。图上的人数十万上下。
先农坛体育场雷雨之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那天，不是我第一次见到毛，刘，周，朱等新朝元勋。第一次是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在先农坛体育场。现在回想起来，从政治意义上说，六月三十日比十月一日还重要。天安门大典是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而先农坛庆典则是公布新朝基本政纲——人民民主专政。
先农坛大会的主题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参加者只限于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员及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它是北京市的共产党从地下秘密状态（一九四九年３月之前）转到地上之后的第一次大型公开活动。先农坛体育场大体被占满了。可以估计，在一九四八－四九年时，北平的地下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成员已约有上万人。而当时北京市的人口不到两百万。所以，共产党及外围组织成员已约为北京成人人口百分之一（成人年龄下限按十二岁算，即当时可判死刑的年龄）。
一九八Ｏ年代末，我的一个初中同学Ｂ某要退休。他和我都曾是中共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民联）成员。按照当局的人事规定，凡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之前参加中共外围组织者，得以“老干部”资格离休。有关方面来调查，问我Ｂ某是否参加过“民联”。我作证肯定，理由是∶先农坛大会时，Ｂ某在场，就站在我前面。这样，Ｂ获“老干部离休”资格。可见，先农坛大会参加者应都具有“老干部离休”的资格，如果有资格退休的话。
六月三十日大会是晚上开的。四中有资格参加大会的成员，于晚８时到达先农坛。我们是走去的，没有公共交通到先农坛。进场后，我们被安排站在运动场上，靠近一个足球大门。原来说晚八时开会，到十点，会还不开。开始下雨，典型的北京夏季的雷阵雨。幸好没有冰雹。半小时后，雨稍小了一点。上下里外已湿透了。为了预寒，也为了消除困意，运动场上的人突然开始疯跳集体舞，狂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午夜过了。主席台上，灯光大亮。毛，刘，周，朱，任弼时等中共中央常委按顺序登场，像六十年以来中共所有会议的出场式一样。大会在七月一日凌晨由彭真宣布开始，正好是中共成立二十八周年。开会后，雨又大起来，主席台上也没有避雨棚，领袖们在雨伞下一一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大会就匆匆结束。音响效果也不好，加之风声雨声，听不清讲了什么。
走回学校时，困极了。第一次知道，跟着队伍走，一边走路，一边还可以打盹，甚至睡着数秒。控制睡眠的中枢神经和控制走路的运动神经，各司其职，有相对独立性。到了学校，天已经要亮了。很快，报纸来了。全版登着毛泽东文“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由于前一晚的热情和兴奋，对“专政”一文，我有极深的印象。其中的一句一直记住：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
后来知道，这就是大雨之夜主席台上的主调。
坦白说，当时并没有悟出“可爱的先生们…”的含义。只觉得这句话很特别。它同我“加盟”以后看过的所有“革命文献”，都不一样。在那些文献里，“独裁”一词，是专为蒋委员长用的。如“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见“论联合政府”）等等。为什么现在自我宣称：
“我们正是这样”——独裁！？
一时想起的是侯宝林的一个著名相声段子：“串调了”。
加盟“民联”
我加入“民主青年联盟”应当是在一九四八年末到一九四九年初。没有确切日期，因为没有宣誓仪式，也没有摁过手印。只记得填过一张表，填年龄一项时，是在我十三岁生日（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之前。所以，当时我的年龄应是“青年”（或成人）的下限。
民国三十七年底，北平城已被共军围住，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征用四中校园作为国军的一个炮兵阵地。体育场上架起六，七门口径一百毫米的加侬炮，可以直射德胜门外共军阵地。教室里住满了兵。停课了。但我们还常去学校，不戒严，甚至还可以看看大炮。一天，一位年龄比我约大三、四岁的同学Ｔ某，偶而同我一起上厕所，离国军炮兵阵地不远。当周围没有其它同学时，他突然说：
“你愿不愿意加入一个组织？”
“什么组织？”我问。
“革命的，学生自己的。”
“加入组织有什么事？”我再问。
“没什么特别事，可以多学一点东西。”
“要不要离开家？我不想离开家”我的条件。
“不用离开家。”
……
“那好吧！”
就这样，离开厕所后，我就算“加盟”了。
过了几天，我被Ｔ君引领到北大医学院。该院也在西什库后库，距四中很近。已有十几个同学聚集在医学院的一个不起眼角落，大都是高中的。这就是四中的秘密的民联支部。我被介绍给大家，Ｔ君说：“这是新同志，初三丁班的方励之”。
一九四九年之前，帮会文化盛行，加入公开或秘密的会社，是平常事。为自保，加入帮会甚至是必要的。至于“革命”一词，也无忌讳，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每星期要背一遍。以“革命”的名义契结，是黑社会，官社会，红社会都接受的一种“结社自由”。打倒军阀的蒋总司令可以同西北军阀冯玉祥交换兰谱，成为契兄弟。解放奴隶的红军指挥刘伯承可以同彝族头人（奴隶主）小叶丹誓鸡血为盟，结成兄弟。在小学中学里，结拜把兄弟也不少见。我在小学五年级时，就有两个结拜兄弟。五年级是男生爱打架的年龄，结拜兄弟是微型军事防卫联盟。一九四八年末，在北平的中学（男校）里，最流行的是“蜀山剑侠传”。不少同学对“剑侠”深信不疑。约几个拜把兄弟，闯四川登峨嵋找真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我不信剑侠武功之类，不如装收音机有趣。所以问了一句“要不要离开家？我不想离开家”，就是不想参加进山寻的兄弟会。幸好“民联”的确不是。
当然，我加入民联并非没有政治源头。四中一直是中共的一个地下据点。有很强的左派主导的“学生自治会”。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全国学潮中，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在南京游行请愿的学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警察的殴打，有学生流血。史称“南京五·二Ｏ事件”。为了声援南京学生，五月二十二日，中共北平组织请南京学生北上报告事件过程。报告地点之一就选在四中校礼堂。北平市长何思源得知后，派警察包围了四中，并冲散会议。我当时上初一，并不知道南京五·二Ｏ事件，也不知道那个人是四中的地下中共党员。我知道何思源，因他的公馆在东四北魏家胡同，离我家很近。那天下课后，我正好没有立即回家，而在操场打垒球。目睹了全过程，也是“看热闹”。从警察包围校园，到警察冲礼堂，再到几个血流满面高中学生，都看到了。此事件在我心里造成的倾向，是显然的。从此，我成了“学生自治会”的一个站脚助威者。市长何思源是我第一个坚决反对的政客。
一九四七年五·二Ｏ事件在南京。国民政府警察用水龙冲散学生游行队伍。
读“论联合政府”
除了反对国民党，我对民联的革命宗旨和理论所知甚少。只觉得秘密活动，隐蔽集会，富有神秘感和吸引力。民联并没有组织政治性活动，只安排看书，实质上像个读书会。如Ｔ君所说“可以多学一点东西”。当然，书都是红色的。我读的第一本洋小说，就是民联给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象许多革命同侪一样，开始以为它是一本讲炼钢技术的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我也是在民联活动中首次读到的。字认识，但很多不懂。１９８０年后，经常看到一些“老革命家”的回忆，讲到他们在幼小年龄就致力于共产主义大业，似是革命少年班毕业的。我一直佩服这些先知们在少年时代就能弄明白“共产党宣言”。如，“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等等。很晚才知道，“完备的表现”（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等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八四六）里的类黑格尔玄学词汇。难怪它比五管超外差收音机的线路图，要难懂多了。
大体看得懂，或自认为看得懂的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其中提到“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是：……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等等。感觉同四中“学生自治会”类似。“自治会”的头头都是高中生，但是要经过初高中学生联合推选产生。像个“联合政府”。
解散“学生自治会”
很快，剿匪的傅作义将军被匪剿了，投降了。人民解放军入城接管政权。北平战事和平结束。再次证明，北京的确是福地。数周之后，民联组织也从地下转入地上，在学校里公开了“民联”成员的身分。神秘感顿失，不像兄弟会了。
随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民联和民青（即民主青年联盟和民主青年同盟）两个外围组织宣布解散，所有民联和民青的成员自动转成新青团员，即转团。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大礼堂开会，集合了全北京市所有的民联和民青成员，共约三千人，集体宣誓转团。这大约是第一批新青团员。按照团章，十四岁以上才可以加入青年团，青年的年龄下限涨了两年。除了我，还有其它几个同学，当时都十三岁。算不算违章？没有权威解释。
不久，四中也被接管。派来了首任中共支部书记。四中改朝换代后，召开第一次学生大会。支部书记宣布的一个决定是∶现在解放了，“学生自治会”应当解散了。他的理由是∶“学生自治会”是在同国民党斗争中产生的。现在，国民党完蛋了，而共产党同学生的利益是一致的，“学生自治会”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虽然觉得解散一举似无必要，但支部书记讲的也有道理。解散就解散吧。同意。
没过几天，再开大会，支部书记又正式宣布一项决定∶成立新的“学生会”，它的功能是党的助手。不能叫“自治会”了，因为有党领导。“学生会”头头也不再由联合推选产生，而由党支部直接指派。其它有“学生自治会”的学校，也都被类似处理，先解散，再指派，去掉“自治”。
“群盲兼群氓”的头脑不免小小地糊涂起来。
为什么“学生自治会”不能直接转做“助手”，就像“转团”一样，而一定要先解散再另建？“自治”，意为自己管理自己，无需事事由党国操心，为什么“自治”不能提了？……？
改朝换代了，“明朗的天”了，天安门挂喇叭了，毛泽东是万岁了，孙文成行者了，“自治会”就地解散了，“学生会”只是个助手了，“民主”加上“专政“了，我们爱好“独裁”了，意识形态要德意志了……六十年前，“群盲兼群氓”们，远——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一切，清清楚楚就是新朝的“电阻”“电容”等基本组件，它预示着要组装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
［注１］一九四九年之前，北平的中学大多男女分校，凡名称不冠以“女子”的中学，只收男生。
［注２］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前，北京的内城不准汉人住家（太监除外）。内城的小学大都是八旗子弟学校。北平师范学校附小的前身是正黄旗子弟学校。
□ 寄自美国
摘自《华夏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