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八还是保政权

李子暘 @ 2009-8-21 22:07 阅读(858) 评论(4) 推荐值(59)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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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重量级人物出来公开表示对2009年上半年巨额信贷扩张的忧虑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最近撰文指出“若不采取信贷控制将埋下重大隐患”。

http://money.163.com/09/0820/19/5H6CCK5K00252G50.html

我相信，许多人都对2009年上半年巨额信贷扩张感到担心、忧虑，甚至紧张。但在政治和舆论压力面前，绝大多数人都选择沉默。但问题并不因为人们不说就不复存在。实际上，问题已经越来越严峻了。

信贷扩张本身就会造成通货膨胀，而不仅仅是通胀预期。吴晓灵文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在执行“宽松”货币政策方面比西方国家更加直接，制造出的货币量更大。这种银行体系，加上决策层为了保持8%的增长率而不惜向市场注入大量货币的决心，会让中国的通货膨胀来势尤为凶猛。

中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只不过，由于新增货币的影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到达消费品，官方统计的CPI暂时还没有发生大幅变化，许多掩耳盗铃的人就因此坚持认为，通胀不会发生。

本轮通胀，有一点尤其令人不安，新增的信贷货币，主要流入了国企手中。国企由于不可救药的体制弊端，一向重规模不重效益，重外表不重实质，重短期不重长期。给这种企业发放贷款，资金很少有可能真正投入研发和生产中去，资金大多将被迅速投入楼市和股市这样周转迅速的行业中。

楼市和股市因此出现表面上的繁荣，但这种繁荣却同时伴随着许多其他行业的生产受阻。其他行业的资金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如果信贷资金持续大量供应，过一段时间以后，新增货币对物价的抬升就会从资本品蔓延到消费品，那时，普通公众就会切实感受到通货膨胀的存在。

当物价普遍上涨出现以后，政府就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果断地停止信贷扩张，收紧银根。这就会让那些依靠信贷货币发展的投资难以为继。他们会面临清算，会大量破产和失业。也就是说，政府将不得不在大量失业和物价普涨之间做出选择。哪个选择都不轻松。

如果政府继续扩张信贷。但由于人们已经意识到通胀来临，就会调整各种物价以抵消通胀。那么，通胀必然逐渐加速。那是最不利的局面。公众生活水平将大幅下降。同时，由于收支恶化，可能会出现大量房贷断供现象，那又会拖累银行，并有可能导致整个经济体出现严重问题。

中国现有的政治环境，根本就不可能面对物价大幅普涨的局面。仅人口老龄化一项，就使得普通民众对消费物价上涨的承受能力极为脆弱。如果真的出现消费物价大幅普涨的局面，政治安全将面对极为严重的挑战。到那时，保政权而不是保八，将成为最紧迫的问题。

如果要想避免这种情况，就只有放弃巨额信贷扩张政策，果断地收紧银根，减少市场中的货币流量。那样，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企业的严重困境，造成大范围的失业和破产，但相比物价普涨造成的政治危机，那种局面尚可接受，条件是要同时深化改革，让痛苦的调整期尽量缩短。

但收紧银根早就应该进行了，现在可能已经有些晚了。收紧银根的政策推出得越晚，造成的经济震荡就会越强。如果继续拖延，继续目前的信贷扩张，那么，银根收紧造成的失业和破产将同样会对政治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到那时，情况就异常危急了。停止信贷扩张，会造成严重的产业震荡和失业破产。继续信贷扩张，消费物价普涨将严重恶化民众的生活。这两种局面都将引发公众不满，造成严重的社会情绪。

希望决策层能够尽早意识到，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保八了，而是如何保持政治稳定，保持政权的安全。如果继续违反经济规律办事，客观规律的惩罚将无可避免。到那时，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为了确保政治安全，当下能做的只有：尽早停止信贷扩张，越早停止，危害越小。同时，深化改革，破除各种行业垄断，改革土地制度，国退民进，为民间投资尽可能开拓空间，重新振兴私营实业界的投资。稳定货币，鼓励储蓄，实施金融改革，为民间投资提供充足资本。

回避上述深化改革的措施，试图依靠增发货币维持经济增长，那种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结局是不问可知的。最后，不但经济增长成为水中月，政治安全甚至政权安全也将面临严重威胁。

那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严峻局面。

九十年代也成了理想主义年代了？

近来正在审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上半叶的电影，以验证那个年代的“美好”或“纳伊夫”。什么苦难的心、苦恼人的笑、灯、巴山夜雨、小街、庐山恋、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大桥下面、血总是热的、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

结论是纳伊夫。

尤其是反应所谓“知识分子”的片子，绝对的没知识。（以下知识分子上就不打引号了，但都是打引号的用法。）

那些片子里老有“背负十字架”之类民间谚语，片子里的知识分子（也有某些其他分子——譬如个体户）说话永远像挤大便，扭扭捏，捏捏扭，爱用气声，长吁短叹地说些很文学很诗意的非人话。苦恼人的笑的白痴程度严重超出我的想象力，虽说之前我已经审查过苦难的心、灯、庐山恋、巴山蜀水这样的白痴电影。相对而言，血总是热的还算生动，就是拍得太粗糙——不过那不是关于知识分子的。

从电影角度看，那些电影的大多数就是带活动画面的广播剧。谢晋老先生之所以能在那时候登峰造极，很大一部分原因还就是因为他的片子最不像广播剧。他擅长用镜头和音乐煽情。这是同代其他导演压根不会的。

从主题角度看，这些片子都是替贵党解套的。最大的成功还是属于谢导。谢导的电影最擅长朝着最安全的方向作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严峻批判状。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尤其阴险恶劣，牧马人则是恶心了，恶劣的水准因而有所下降。谢导不愧是贵党培养的杰出电影人，他最能迎合士大夫妻妾争宠般的卑鄙心理，最能加深为人君者治大国如烹小鲜那样的微妙体验。

怪不得八十年代后期王朔用一句“玩儿深沉”把知识分子撕得一丝不挂。怪不得八十年代的“理想青年”在九十年代纷纷登堂入室，做幸福的保皇党。

“三年光棍，看老母猪都是双眼皮”，对，那些年月就这么回事——其实后来也一样。作为这个幼儿失学的流氓古国的文盲国民，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为双眼皮的母猪大惊小怪。人人心里有一头双眼皮的母猪，她是我们光棍活下去的支柱。这本身也无可厚非。只是当人到中年的时候，少说自己当年如何理想、如何深刻，说你眼里的青年如何堕落、如何浅薄。你他妈就是对你的母猪单相思罢了。别把母猪说得花儿似的。彼此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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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也成了理想主义年代了？

李子暘 @ 2009-4-7 15:49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iziyang/archives/288797.aspx

　　近读《南方周末》（2009.4.2），在D28版上看到一篇关于摇滚的文章“20年前，如果不叫摇滚……”知道了一点儿中国摇滚的往事和现实。

　　对于摇滚，我既无兴趣，也无知识，本来应该闭嘴不谈才对，但文中的一个内容，却让我感到有些好笑，于是便忍不住要说一些有欠口德的话。

　　文章第二段的标题是“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10年”，采自文中一位被采访人物的话：“我觉得九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的十年”。

　　什么？难道九十年代也晋升为理想主义年代了！此前我听到的说法可是，八十年代那才是理想主义的年代，那时的人们都很单纯，热爱知识，只想追求真理，天天谈论尼采、萨特和存在主义，根本不像九十年代的人那样市侩，那样热衷于金钱，把理想像破抹布那样扔得远远的。这种说法因为八十年代末的那次著名悲剧，似乎更加悲壮了，也更加可信了。被描述出来的景象是：本来风生水起的思想运动，被政治一下子打入低谷，接着又被市场经济的庸俗浪潮冲得七零八落。在庸俗浪潮中发财得势的人，当然是背叛理想的叛徒，而不幸被边缘化的人，虽然生活也改善了，但看来没有兴趣再谈论尼采萨特了。

　　不仅是八十年代，那些更早的年代都被称为理想主义的高潮。

　　五十年代，那是多么纯真的年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们在一个崭新的社会里意气风发，准备迎接一个全面解放的新时代。人民拥护政府，政府关爱人民。彼此诚信无猜，人人奋发向上，“时间开始了！”

　　六十年代，人们真心为着扫除害人虫而前赴后继。即使他们做了一些错事，甚至犯下邪恶的罪行，但他们毕竟是被理想所鼓舞的！他们想建设一个公平的、幸福的、人人做主人的理想社会。这种理想难道有错吗？这种理想激励下的奋斗，虽然给别人带来无穷灾难，难道一无是处吗？不，是不能完全否认那个火热的年代的，那毕竟是理想，你理解吗？你体验过吗？美啊！壮丽啊！令人神往啊！梦回六十年代！

　　年轻的其实没什么文化的文化青年上山下乡，城市凋敝，乡村蒙灾，恶人横行，穷困遍地，但无悔青春啊！今天，腰围三尺以上的中老年人回忆当年，还是忍不住把忠字舞跳起来！

　　七十年代，“571工程纪要”开启了多少人的心灵，让他们开始了震烁古今的卓绝思考，他们热爱书和知识，渴求真理，他们激情洋溢在地下室、在没人听得到的角落谈论国家大事，他们揭批四人帮，他们分析毛主席。虽然穷，但他们的精神是充实而富足的，他们的探索奠定了中国走出民族灾难的基础！

　　八十年代已经说过了。尼采，那个抱着马脖子大喊兄弟的人，起到了后世Zegna西服、GUCCI提包的作用。人们的精神世界不但因此而提升，而且他们还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可惜，世俗的经济交易来了，善良的人们发现，原来他们的社会地位根本没有真正提高。那一切基本上只是幻觉。原来围着他们叫老师、虚心请教问题的的女青年都被有钱人和小白脸勾走了。人文精神哪去了！人文精神失落了！他们不禁发出了怒喝。为什么女青年不再围着了解尼采的人请教了？为什么人们都那么爱钱？

　　我是在九十年代接受大学教育的，此前就是识字而已。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我不断被人教导说，你们这些小年轻啊，没有赶上好时候。八十年代那会儿，那才是真正追求真理的年代，哪像现在，唉……

　　说话的人一般年纪都比我大，我既为后知后觉，且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好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不过，不管他们怎么说，没赶上八十年代那个火热的理想主义的年代，我倒并不觉得有什么遗憾。我在九十年代生活得挺好，还学到了不少新知识。

　　虽然不是遗憾，但突然得知九十年代原来也是一个理想主义年代，还是让我心头一喜，感到些许欣慰。我毕竟赶上了一个理想主义时代，可是，以前他们不都说九十年代是市侩的年代，是堕落的年代吗？

　　就这转念一想，彻底破坏了我的好心情。

　　我无可挽回地意识到，原来，所谓理想主义年代就是这么回事，原来什么年代都可以被称为理想主义年代。

　　行文至此，我可以不再旁敲侧击、围魏救赵了，咱们三十六计一计都不用，有话直说。让所有这些理想主义年代及其歌颂者、追随者、仰慕者都玩儿蛋去！呸！什么理想主义！其实就是思想水平低下，看什么都新鲜，三年光棍，看老母猪都是双眼皮，拿无知落后当个性。其实就是中年危机，回忆当年青春，即使是在狗屎堆里十几年打滚如一日，也可以从臭屎中闻出丰收的芳香来，并以此自我美化、自我抬高。你们看，虽然现在我混得挺惨，但我也有过当年。要不是这个社会堕落了，我又怎会如此？我这种高洁之士，在当今物欲横流、无耻当道的世界里，自然不会飞黄腾达。

　　拜托，您睁眼看看世界，看看真正的理想和智慧是什么，看看真正的壮丽和迷人是什么，看看真正的追求真理是怎样的，然后再看看自己，看看您曾经经历的那些，如果您还能自称什么理想主义，我就服您的厚！

　　文中那些摇滚歌手，就是在唱这首乏味的老歌。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表明或者暗示，自己在九十年代对商业的无知其实说明了他们承载着理想，他们不放弃理想，结果就被市侩商人所算。如果这也是理想，那我只能说，九十年代以来，发扬这种理想的空间一直在扩大，而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在缩小，更不是理想终于被压制。今天，如果你想不挣钱唱歌，没问题啊！地下通道、过街天桥、那么多酒吧、大学校园，都是你可以一展歌喉的天地，当然，你不要想一面抒发理想，一面还要求有人高高兴兴地养活你，并且只因为自称有理想，你就可以不顾社会的规矩任意而为，吸毒、酗酒、聚众斗殴、乱性、懒惰，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世界上没有那样的好事，即使有，那也和理想无关。那才是真正的无耻和堕落。

　　九十年代，咱是一年一年、一月一月、一天一天过来的，体会是，既没感到理想主义，也没感到市侩遍地。虽然是当事人之一，但我并不打算接受那些把九十年代称为理想主义的高调，我也不赞同那些认为九十年代是市侩庸俗的指责。现实并非如此。相比过去，九十年代是一个越来越正常的年代。如果真有理想，你有远比过去大得多的实现机会。但如果你想堕落，也并没有人强制你追求进步。更多的选择和责任都归于个人。你越来越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归因于社会和他人了。我认为这是好事，虽然好得还很不够。唱高调的人其实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理想。理想不是他们掩饰、美化自己无知、无能和落后的遮羞布。

　　人们当然可以有自己的理想，也完全有权去追求、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前提是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判断力。有理想很容易，但有足够的智慧很难。智慧比理想更重要，更能让人明白自己是谁。

　　如果理想比智慧更多，结果就是，青年时代，他们被他人或者自己的愚蠢所操纵，浑浑噩噩地虚度时光。进入中年以后，面对窘迫的生活和空虚的精神，他们只好依靠自欺来打发时间，而最常用的自欺方法就是把当初浑浑噩噩的青春想象成、描绘成理想洋溢的黄金时代，希望以此多少赢得一些世人的同情甚至向往，以满足自己那廉价的虚荣心。不过，能够被他们骗住的，也就只有那些和他们同样头脑空虚、精神乏味、其实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是理想的宝贝儿们。

那些反对土地私有制的人们

李子暘 @ 2009-2-26 19:48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iziyang/archives/282907.aspx

　　未来时代的人可能会很难理解我们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许多自诩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人，却时时在主张损害农民、剥夺农民的法律和政策。李昌平就是其中一位。李昌平多年来致力于反对土地私有制，主张在中国重建类似于人民公社那样的所谓“集体所有制”，并认为土地私有必将使中国农民陷入万劫不复，可分明正是他的主张在把农民引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所谓“集体所有制”。

　　在最近的一次私人谈话中，李昌平再一次表达了对土地私有制的坚决反对，同时表示，如果中国实行土地私有制，必天下大乱，他是一定要移民的，以逃避乱世。

　　此言一出，真笑煞天下人了！我很好奇，倒想问问，如果为了逃避土地私有制而移民的话，那么，要移到哪里去呢？是要移到另一个土地国有的国家呢？还是移到土地私有的国家去？这个世界上，拒绝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屈指可数。我敢打赌，李昌平是肯定不会移民到这些国家的。李昌平要移民的国家，一定是坚定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

　　如果真是这样，那当然很奇怪。既然土地私有制是火坑，要通过移民逃避这个火坑，怎么却要跳进另一个火坑呢？

　　当然，李昌平先生可以退一步说，私有制固然好，虽然适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国情，但就是不适合中国国情。

　　那好，就算他说的是对的，那么，我倒想问一问，李昌平先生在北京购房，付款以后，是不是也要向开发商索要房产证呢？我认为，如果李昌平真正相信自己所说的“土地集体所有制”那一套歪理邪说，他就没有理由要求得到房产证。

　　不能给农民土地所有权的理由是，农民会糊里糊涂地把土地贱价出售，或者无力对抗地方黑恶势力，不得不贱价出售土地。不管是不是贱价，总之，农民一定会失去土地，土地会集中到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手里。然后这些人就通过集中的大量土地来剥削他人。比如把粮价抬到天上去。

　　我看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李昌平和他购买的房屋。如果把房产证给了他。他就会拿房子去换酒喝，直到喝得人事不省、家道败落。即使他想好好过日子，也会有地方黑恶势力逼迫他出售房屋，然后这些黑恶势力就通过大量收购房屋来垄断北京的房屋租赁市场。由于居住需求属于刚性需求，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 人总是要住在房子里的，不能睡在街上，于是，这些黑恶势力就可以漫天要价，所有想在北京居住的善良人就都会受到他们的剥削。而政府拿他们毫无办法，谁让房屋和土地是私有的？人家在私有产业上做事，政府无权干涉。万恶的私有制！

　　所以，不能允许李昌平这样的购房者拥有房产证。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和社会的利益，为了避免房屋的集中，必须把房产证交给街道办事处或者居民委员会这样的大集体。如果李昌平们想要出租或者出售自己的房屋，必须由街道办事处或者居民委员会的官员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集体商议，要把所有的“外部性 ”都考虑进去，比如国家的最新产业政策、房屋的集中度、房价的高低、售价对于物价指数的影响、市场对房屋的客观需求量、租房买房者的承受能力、房主是否会得到暴利，等等，等等。李昌平们由于缺乏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不能任由他们去决定自己的事务，必须由更具大局观的官员们代替他们考虑。

　　我认为李昌平一定不能忍受这种集体制的房屋所有制度。但他们却在每天高唱让农民们接受这种集体制的土地制度，并认为这样才符合农民的利益。他们的逻辑很奇怪，这种逻辑认为，对于农民来说，越是重要的东西，越要交给别人去处理。那些不重要的东西，锅碗瓢盆之类的，他们不反对农民私有，但对农民至关重要的土地，他们却坚持排斥农民的自主权。

　　当然，他们自己并不实行这套逻辑。房屋是他们最重要的资产，他们绝不会因为这种资产太重要而把房屋的处置权、受益权、转让权交给他人或者某个“集体”处理。相反，他们一定要自己牢牢把握这个权力——房产证是一定要拿到手的，否则不惜和开发商打官司。

　　右翼和左翼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右翼人士的主张，都是他们自己也很希望得到的，比如自由、私有产权、法治。而左翼人士的主张，则是专为他人预备的，他们自己并不打算实行或者接受，比如集体所有制、把钱给别人以实现社会平等、即使自己吃亏也坚持从事对社会重要的职业，等等。

　　土地问题也是如此。主张土地私有的右翼人士当然愿意拥有自己的土地，也很愿意别人同样拥有自己的土地。但反对土地私有的左翼人士则在力争自己土地所有权的同时，反对他人拥有同样的权利。可能，左翼人士的内心深处，都认为自己是精英，比群众高出一等。确实，也只有这种精英，才敢于宣称：尽可以剥夺人们的自由，他们可以为社会指引发展的道路。可惜，到目前为止，他们指引的道路都是通往奴役和灾难之路。

旱灾表明现行农地制度危害粮食安全

李子暘 @ 2009-2-12 21:51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iziyang/archives/280335.aspx

　　以中国之大，出现旱涝等自然灾害，本来不足为奇，用不着大惊小怪。以人类现有的技术能力，比这更严重的自然灾害，都不难克服。今年旱灾的特殊性在于，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现象，这些不正常现象暴露出了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现行的农业土地制度不但不能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反而很不利于粮食生产的持续发展，甚至可以说，危害了中国的粮食安全。

　　抗旱救灾，所需无非一是人，二是钱。但这两种要素的供给，现在都很成问题。

　　首先，农民抗旱积极性非常低。本来他们应该心急如焚的。可事实看来好像并非如此。这种现象很发人深省。有论者指出，此次旱灾，各地方并无相应预警和对策，而是一上来就由中央政府发布一级预警。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地方政府首先逐级告急，然后，中央在汇总地方信息的基础上再发布全局预警。怎么可能中央比地方更了解具体情况呢？这只能说明，地方政府对旱灾根本就不重视。而地方政府所以不重视，正是因为种地的农民对抗旱不热心。

　　这种不热心其实不难理解。目前的农地制度造成高度分散的土地格局。每家农户承包的土地往往很少，仅有寥寥几亩。按照目前的粮食价格，即使大丰收，也挣不到多少钱。种一亩粮食，辛苦一年的收入，还不如进城打工一两个月。如果扣除种子化肥等各项成本，就更不堪了。这还没有计算耕种的种种辛劳。进城打工虽然辛苦，但比起春播秋种的农活来，其实还是轻松许多。

　　一方面是种粮食收入不高，另一方面，抗旱、灌溉还要种种投入。况且，许多多年进城务工的农民，早已不熟农艺，更不可能为了那每年千儿八百的收入受苦受累、从头学起。对他们来说，既然旱了，干脆就把今年的粮食放弃了，爱咋咋地。这才是最佳对策。

　　没有理由强行要求农民改变这种对策，除非认为农民是农奴，必须按照其他人的意志老老实实地埋头在那里生产粮食。如果果然有人这样主张，我希望他至少不要以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发言，那样未免太不知羞耻了。

　　农地的水利设施严重缺乏和落后也是抗旱不力的重要原因。国家总理要去亲自拿水管子浇苗，而奉命前去抗旱的武警只能拿着脸盘跑来跑去地一盆盆往大田里浇水。这种生产效率用来制造新闻还可以，指望着真正解决旱灾问题，是绝无可能的。

　　实际上，如果有现代化的水利灌溉设施，旱灾并不是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华北地区算是比较干旱的地区，年降水量只有400-800毫米，但相比更干旱的以色列，水利条件其实强出不少。以色列60%的土地年均降水量只有300毫米，其余地区更少，不足150毫米。但在这样不利的环境中，以色列的农业却高度发达，农产品产量惊人，大量出口，甚至被称为“欧洲的厨房”。凭借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以色列农业用水总量30年来一直稳定在13亿立方米，农业产出却翻了5番。

　　农地的水利设施缺乏和落后，也和现行的农地制度直接相关。高度分散的土地承包，而且还是承包而不是真正的所有，不但没有规模效应，投资的预期也很不明确，这时，如果有农民肯大笔投资，在自己那寥寥几亩承包田里大建水利工程，才是咄咄怪事。

　　而且，以现有农民种粮的收入，即使再加上养殖、经济作物等副业，也不可能给现代化的水利设施建设提供足够的资金。小农经济很难积累起大量资本。农地改造和现代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仅仅依靠农民自己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

　　和工业制造业一样，投资可以在农业领域同样创造出大得多的产出。中国的农业潜力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开发。中国农业还是大有可为的。如果能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中国农业生产的增长还远远未到尽头。

　　不过，现行的农地制度却成为这种大有可为的最大障碍。

　　现行农地制度，除非国家征地，否则禁止土地自由流转出农村集体范围以外。也就是说，禁止其他人购买农地。同时，在集体内部，也禁止土地的自由流转和集中。中国农业基本上还处于小农状态。当然，农民并不会驯服地在那一亩三分地上靠种地为生。其他人想继续让农民当农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农村青壮年劳力大量进城打工。土地撂荒很多。许多乡村都出现了空虚状态。只有老人和孩子留在村里。

　　农民进城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如果土地是属于农民私有的，那么，土地所有权会随着人口的流动发生相应的变迁。土地会集中到在耕种方面最有优势的人那里。重要的是，这种有优势的人并不必然是本村本集体的人。农民仅是一种职业，并不是一种固定的身份——农奴才是固定的身份。如果某个市民认为经营农业的前景更好，他完全可以搬到乡下，购买土地，投资农业。

　　在这种情况下，耕种土地的人将是真正想要在这个领域谋利的人，也是在这个领域最有专业能力的人，而不仅仅是偶然出生在那里的人。对农地的投资也不会受限于现有农民的收入水平。只要有利可图，再大的投资都可能被吸引来。

　　专业化的人才、足够的投资、规模化的经营、灵活的经营机制，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中国农业将爆发出现在难以想象的生产能力。如果小小的以色列可以充当“欧洲厨房”，那么，中国完全可以成为“世界农场”。

　　可惜，所有这一切在现行的农地制度下都很难出现。对于想要投资农业的人来说，如果土地私有权不能得到切实保障，只能得到模糊的承包、租赁等等条件，那么，他们是不可能真正大规模投资于农业的，也不会真正把他们个人的智慧、经验、经营能力等等大量投入农业。只能让那些出生在那里的农民继续耕种那块土地。

　　政策制定者满足于自欺欺人，一厢情愿地以为给农民保留一小块土地，就等于确保农民会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就等于确保了中国的粮食安全。

　　今年的旱灾应该给他们提了醒。现行农地制度下，大量劳力进城务工，没有明晰的土地产权。无人愿意大量投资农地。投入农业的人力资源和资金很少。投资不足已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严重瓶颈。农业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着小农经济的状态和水平，生产能力低下。当然，靠着庞大的土地总量和勤勉的人民，中国农业取得的成就不小。但这种农业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吗？有对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等风险的抵御能力吗？是对珍贵的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吗？

　　旱灾虽然没有对中国农业造成深重危害，但至少表明了，目前的中国农业抗风险的能力是不高的，甚至可以说是很低的。维持现有农地制度的主要理由就是要保证粮食安全，但把农业置于如此危险、低效的境地，实在不能说有利于中国的粮食安全。正相反，这种农地制度可说从根本上危害了中国的粮食安全。一场偶发的自然灾害，或者不期而至的市场波动，就会让亿万中国人民陷入被动甚至贫困。把这种状况称为安全，实在不能让人信服。

　　要想改变中国农业目前这种落后局面，就必须根本变革农地制度，确立起农民对农地的所有权，并允许这种所有权在全社会范围内自由交易。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大量人力和资金投到农业领域中来，改变目前农业的脆弱状态，提高农业生产力，让中国农业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再一次迎来飞跃性的发展。也只有这样，才是从根本上建立和保持中国的粮食安全。

　　我相信，中国改革的下一个突破口必将是土地制度的彻底变革。这种变革来的越早、进行得越彻底，中国的未来就越光明。来得越晚、改革得越不彻底，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努力就将遭到越大的压制和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