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的诱惑

跟蔗糖类似的情形还有香料和瓷器（尤其是青花）。

法国菜最后一道甜食，外观精美，但通常会把我腻死。我从一开始，就直觉地认为这是一种乡巴佬的习惯，哪怕来自宫廷，也是乡巴佬心态的宫廷。清宫御膳不也一样乡气么？

中国许多地方，招待客人喝水，喜欢放一块糖，让人喝糖水，是最大的礼遇。富裕些的地方，譬如苏锡一带，端糖水招待客人的习惯是没有的，把糖搁在菜里，显摆不显摆（照“折腾不折腾”句式理解），这样更含蓄，更有品位——可那菜就有可能糟践得不像话。无锡菜尤其。小时候上姨夫家，吃馄饨，把我恶心的……姨夫是无锡人，肉馅儿居然加糖，我一个都没愿意吃下去。

糖决非生活必需品。我到巴黎7年，从来没有买过一块方糖甚至一粒糖砂。我一点没觉得有什么不便。于是我奇怪，为什么过去家里的厨房里总有糖罐？那些糖都是怎么消费掉的？我家算一半苏州人，菜至少不像无锡人那样甜——基本上我没觉着有什么甜味儿。据说菜里搁糖不能让人尝出来才好，叫作“吊鲜头”——那就像三聚氰胺那样掺在菜里让我不知不觉地吃掉吗？这是图个啥呢？……

看来这种种关于糖的习俗，都是糖最初作为奢侈品（也就是上层阶级身份地位的象征）、然后引起乡巴佬大面积模仿的的风气遗存。

怎样定义乡巴佬心态呢？就是缺乏个体内省，追逐听说中的别人的好事以为自身的幸福，从而把自己置于可笑境地却沾沾自喜的拜物教心态。

也别说，人间不少泡沫事业，正是靠着这种拜物教心态的存在而发达的。明清时期，与国际上蔗糖贸易兴起几乎同时，中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蜜饯贸易，促进了南方的果林种植业。蜜饯其实并不好吃，但吃到蜜饯犹如尝到水果，而水果在人们意识里，是神仙的食物（来自道教的生殖力崇拜观念，果子是生殖力的象征），由此形成了蜜饯崇拜。而远程贸易又加剧了这种崇拜，形成典型的乡巴佬现象。不过，比起蔗糖提炼，蜜饯的技术含量较低，贸易路程也不能太长，从来没有形成国际贸易圈。事实上许多文明都有自己的蜜饯业，口味各各不同，互相也不买账，难以形成国际贸易。

只有一处特有、他处皆无的东西成为拜物教对象，才有可能促成国际贸易。西亚人民对中国瓷器的爱好促成了印度洋-马六甲贸易体系；15-17世纪欧洲人对香料、糖、咖啡、巧克力、烟草、茶叶的渴求促成了第一个环球贸易体系；罗密欧朱丽叶以来的爱情拜物教在19世纪促成了商业化的文学和演艺事业，在20世纪下半叶更是整个娱乐业的支柱，尤其是流行音乐视听工业的支柱。可想而知，若人人都成天反思“我究竟需要什么？什么才是我需要的？”，坚决不跟风、不做乡巴佬，也就根本不会有什么全球化，也就谈不上今天规模资金流动和积累，也就谈不上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许多看起来比“拜物教”崇拜对象更有“用处”的产品，实际上也是浮在拜物教产业所激发的经济循环上的。

但拜物教心态本身并非我们这个飞速发展的地球的原动力。拜物教心态不分古今中外是处皆有，造成大事业的却凤毛麟角。唐人崇拜琉璃（玻璃），却并没有因此促成与后世瓷器贸易规模相当的玻璃贸易，一直到晚清以前，玻璃依然是中土广大人民口耳中的好宝贝。再看瓷器，经过拜物教心态刺激的大规模的瓷器贸易，以及随后的仿制、改进，瓷器从西人心目中的奢侈品普及成了日用品。拜物教能否促成大事业，取决于崇拜者一方的品质，包括资金能力、运输能力，以及更重要的，是否有把追求对象直截了当、实实在在搞到手的决心。而这些品质，则是来自更深层的文明结构。这里就此打住，否则没边儿了。

zhangbaoyu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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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一个人你喜欢甜的食物吗？喜欢吃糖吗？你有没有被我这个怪蜀黍的怪问题雷到囧？但我们，或者大多数人为什么喜欢吃糖，难道仅仅因为它是甜的吗？这个问题好矫情。

Sidney. W. Mintz就食糖的现代史写下了鸿篇巨著—《Sweetness and Power》（甜蜜与权力），成为研究单一货品的历史演变的又一成功范例。而且这部书受到广泛褒扬之处还在于它用追寻商品供销产业链的方法打通了历史学和人类学这任督二脉。

Mintz在写本书试图用人类学的观点历史的审视一种产品—食糖—是如何无可避免的与阶级、性别和权力纠结起来，急速的跃升为人类社会必需品之一，以至于影响国家间乃至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他指出，英国人嗜糖，决不是应为他们天生就爱吃，而实际上是在人们相互影响，甚至是当年低收入阶层艳羡富人可以吃糖而形成的习惯。这里我想到了咖啡，这种黑色而苦涩的饮料居然风靡欧美，改革开放后又伴随着一声“ 味道好极了”，进入中国。如今星巴克等咖啡馆在中国已经遍地开花，喝咖啡已然是中国年轻一代的习惯了。不知不觉中，行为模式就在市场培育中发生了改变，好快。这是老祖宗们怎么想都想不到的。假设三百年前，中国皇族正在吃一盘凉拌苦瓜，恰巧被英国传教士瞥见了，那，这后果。

好的食物在吃之前是让人向往的。虽然人们很早就接触甜食（无数的水果等等），甜也成为人类味觉之一，但是几百年前，食糖在欧洲，那绝对是奢侈品。何谓奢侈品？大概就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东东吧。食糖当时在欧洲是如此金贵（蜂蜜亦如此），以致长期被用作香料，甚至药品（和另一种食品，巧克力一样）。想象当时的医生谨而又慎的在处方上写下：黄糖三克…一日三次…

中国人对糖的记忆应该是深刻的，或者说，不应该轻易遗忘。在食品配给的年代，食糖和其他很多食品（鸡蛋、肉）一样是凭票供应的。改革开放初期，外国教授到中国大学从事学术活动，那是有外教食堂的。他们觉得中国学生吃的真好。直到现在，在很多地方白糖还是夏季防暑的劳保配发品之一，而且硬糖块还是逢年过节、喜庆之日的馈赠之物。

父亲牙齿不好，母亲引以为戒。为了保护我牙齿，在我小时候基本不给我吃糖，因此我现在对甜食感觉没有依赖。我基本可以说，没有糖完全可以生活。如果你和我一样，请给我留言。不过，不吃糖，可以吃其他甜的东西啊，比如苹果…

Mintz将食糖置于帝国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并探求在巨大的利益趋势下，为了建立和管理特定的商业体系和行为模式，食糖的生产和消费是如何被操控的。通过他的调查，我们发现食糖在饮食上如此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其本身特性（提供卡路里、能量），虽然当时英国的餐饮是过于普通单调，而且营养和卡路里严重不足—其实食糖提供的能量是瞬时性的，而人类更需要“缓释性”的能量补充—更在于食糖居然曾经一度是显示身份地位关系的标志物之一，拿甜蜜的食糖培育消费市场好，因为不像烈酒和烟草，食糖基本没啥看得到的副作用，在几百年前，营养供给不丰富的年代，食糖一跃而出似乎也顺理成章。

有人说跟风不好，要有个性，但当时的欧洲，或者英国，没见有贵族或者有钱人抵制吃糖的。这消费社会的建立说白了就是跟风，而且还营造的让你浑然不觉（最近，日本在跟风方面最典型）。因此我们看到，在一百年的时间里，英国人食糖量增长了两千五百倍。这扩大多少内需啊。英国人早餐是要喝茶的，喝茶是要加糖的。喝茶是跟中国学的时尚，但是中国人也没让他放糖啊，加糖是他们自编的节目（当然还加奶）。到现在，可能是跟法国学的，餐后是要甜点的，甜蜜的终结，否则好像就没吃完饭。

被称为新古典左派的Dependency Theory在解释过去殖民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可谓屡试不爽，Mintz也利用了它的中心-边缘结构模型（食糖生产消费反应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不对等国际关系下的扩张）。哎，想想都知道，加勒比地区和拉丁美洲的甘蔗种植园里的黑奴，辛苦了。

这边商人看贩糖买糖有大大的利可图，可那边就害惨的产糖的国家。历史多次证明，过去英国人一旦想将某种对他们来说是奢侈品的东西变成日常用品，其背后必然伴随着他国的血和泪。比如一起提到的中国瓷器、印度印染花布。巴西的橡胶也一样。橡胶开始被巴西人发现，制作隔水的鞋子啥的，后来自行车流行起来，就是太颠，于是想到找个软点的轮子，于是橡胶第一次大发展。结果，这种原产地位于亚马逊河流域深处的橡胶树，被英国人偷去，在伦敦试种半天，结果没成。热带的植物放到阴湿多雨的雾都，植物没这么大的耐受性。结果，所谓的地理优势前线派上用场，说白了就是殖民地（茶树也一样，被种到了印度和斯里兰卡）。英国人在马来疯狂的采用种植园来种植橡胶树，雇佣极为低廉的中国和印度的农民工，一举击垮巴西橡胶业，这是后话。这里主要说糖。

世事变迁，现在富人都吃低糖低卡的健康食品，穷人才吃糖很多，个个变成了大胖子。

我想，一种商品有一种商品的命运，正所谓时势造商品。比如现在计算机、互联网，虽然没有它们，人们不会真的去死，但是似乎计算机和互联网已经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昨天看到一个朋友的文章（若昔难得），说的是《暗恋桃花源》。

在“暗恋” 的最后部分，江滨柳终于在自己的病房中见到了云之凡。

江滨柳说，“我写了很多信，到你昆明老家去，都没有消息。”“想不到，好大一个上海，我们可以在一起，小小的一个台北把我们难倒了。”“之凡，这些年你有没有想过我？”

云之凡说，“我写了好多信到上海，好多信。我大哥说，不能再等了，再等就要老了。”

我突然想，我和雯，如果这样突然失散，我们该怎么做？

想了想，发觉有了互联网以后，要真的失散也不是件太容易的事。

谢天谢地，谢谢互联网。

我看完后，大笑。

哪一种商品会成为下一个sugar呢，iPod？

读完此书，下次你再去咖啡店的时候，面对选择白方糖还是黄砂糖的时候，你的决定会突然显得不仅仅是有关口味、卡路里或是纯净度。一种沉重的伴随经济和人类学的历史感定会油然而生。Choose wisely.

前列腺失职

http://home.thatsmetro.com/space.php?uid=3165&do=blog&id=4304

视频对白:

　　甲：大雪,像西方的价值观,自由的飘洒.

　　乙：漫天哀愁，一地冰碴!

　　甲：中国退缩了吗？

　　全：没有！奥运成功了！我们胜利啦！

　　甲：炎黄坚毅的热血，如炽烈的圣火。燃烧灰暗的世界.

　　全：万里江山，又嵌上五彩的画夹！

　　甲：地震,像萨科奇的立场，用猥琐的伎俩,摇晃着巍巍中华。

　　甲：中国退缩了吗？

　　全：没有！神七飞天了！我们胜利啦！

　　甲：瘦瘦的欧罗巴，挡不天朝的金戈铁马.

　　全:地震的余波也能把法兰西催跨!

　　甲:塔里木的石油盛开幸福之花.

　　乙:达旺的唢呐奏响在喜马拉雅.

　　甲:中山世土的积怨填平了琉球海沟.

　　全:日月潭的微笑成为太平洋的奇芭!

　　甲: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乙:不改旗,不易帜,不回头.

　　全:将反华着狠狠的踏在脚下.

　　甲:打满补丁的大船,挂上崭新的桅帆.

　　全:乘风破浪,意气风发!

　　甲:2009!

　　全:中国加油!

　　甲:2009!

　　全:中国最大!

汉奸芦笛博文两篇

许多话说得深合吾意，也有些不敢苟同。

89年的事情归罪于方荔枝毫无道理。方并非此次运动的推手。朝廷一定要找个推手，就找着方了。更何况，无论那次运动中学生有多愚蠢、多幼稚、多盲目（这些多少是事实），我也无法从这当中看出学生要是不从半路里杀出来的话，赵就真能把中国引向政治改革（更无论是否合适正确的政治改革）。在赵的那一代里，赵确想得很通透——但那是在下台后。处境使然。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那会儿，他不可能有后来那些想法。对这个裆的过去，芦笛居然还抱着这样的惋惜，真不能算一个彻底的汉奸。要严肃批评。

至于所谓明年是骚乱年，亦属无谓。其实这几年哪年不是骚乱年，屁屁们知不道罢了。他提骚乱年，是基于“革命无望”这一前提。但其实，就算20世纪，强大的国家机器在革命面前忽然崩塌的例子多的是——当这个机器无法继续为自身零件提供足够资源的时候，就是革命的那天。当然，明年还没到火候。还得焖，大约焖十来年吧。这个机器在接下来十年间，基本上将伴随着长期的经济疲软以及与经济疲软如影随形的社会骚乱，与此同时，要闯过以下4条来自外部的绊马索：

1. 达老佛爷圆寂导致吐蕃动荡，甚至并发突厥斯坦动荡。
2. 金正日老师悍然翘辫子，朝鲜失控，东北吃紧。
3. 2017年将再议香港直选问题，一个烫手的热山芋。
4. 台海重陷紧张。

其实还有：缅甸军政府倒台、越南政改和平演变——不过这两件事发生的话，影响较小。

如果没有内部的虚弱，这些绊马索并不是致命的。毛太祖、邓太宗时代可为证。但将来十年，这些绊马索，尤其是前三条，那时焦头烂额的朝廷将很难应付——因为马列“软道理”也罢，经济“硬道理”也罢，都不在手里了。

有两种可能的路径：

朝廷面对绊马索，死活往前冲，钱的硬道理没了，只好诉诸坦克导弹的硬道理。铁血镇压西部叛乱、重兵把守东北边境禁止朝鲜难民涌入（或者把朝鲜难民关进集中营）、明确否决香港直选计划、对台发动实质性攻击挑起战争、以南沙问题与越南开战。——当然不一定全部兑现。但当朝廷已经丧失硬道理的时候，对外部威胁的示弱只会加速其合法性的丧失。假如朝廷意识到这点，并死抱着千秋万代把持政权的“最低纲领”，那么朝廷没有理由不按上述方案做。这样做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导致它在国际上陷入孤立。也许朝中某些忠良会因此考虑“朝鲜化”，然而现实是，经过硬道理的耳濡目染，这个国家举国上下尽是极右法西斯（即芦笛文中引用的 “狼羊哲学”），大面积腐化（享受到韩非子意义上的自由）的干部队伍不会支持这一趋势。这个法西斯极右政权早已经养成了敛财、享受、作威作福的惯性，它早就成了附着在全球资本循环上的一个瘤，与西方花花世界的隔绝是它无法忍受的。金正日老师领导的则是极左政权，他一个人花天酒地，除他之外都得忍受清贫、赤贫的生活，只有在这种极左的条件下，才能顺利与国际隔绝。计划经济时代少数高干享受国际成果，国家却能顺利与世隔绝，也是因为极左，这种享受并不是大面积的。有人说，极左是还没堕落的极右，极右是堕落了的极左。这句话很有道理。它蕴含的意义之一就是，从极左到极右，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除非被他者取代。所以，朝廷自我主持的朝鲜化绝无可能了。被国际社会孤立，也就是这个瘤死亡的开始。至于是因为丧失人心（包括干部们的）自我瓦解还是像萨达姆那样被外军推翻，这就不好说了。概率上讲，后者可能性不大，除非朝廷在台海过于威猛，甚或像当年日本那样，因为黩武引起西方社会一致封锁，日子过不下去，索性鱼死网破直接挑战美国在亚太的利益，让美国最终起了杀心（要美国对中国起杀心真是太难太难了）。苟如是，支那问题可一劳永逸解决。然而以支那海军一以贯之的熊样儿，这个可能性不大。更大的可能是，国际社会孤立中国，朝廷死撑硬拖，企图如89-91年间过关，屁民要忍受若干年痛苦，但不久这个机器内部自己的成员都无法忍受，于是像当年的苏联，甚至像南联盟，易帜也罢，换头也罢，总之，将辜负胡折腾在十年前的殷切期望。

另一可能的路径是：朝廷自忖硬道理实在不够，向这些外部威胁妥协示弱。当初江伯伯面对美帝一次次挑衅，都采取了忍让的姿态，却能在屁民面前毫发无损（屁民去向美国大使馆示威了……），无他，大家觉得日子好过（或者会好过），硬道理在握，没有大碍。但在手无硬道理的时候，“韬光养晦”显然是放弃其政权的合法性。这首先会让民间不满分子（本来并非因这些不满）把发泄的矛头公然指向朝廷，接着可能引发军事政变，野心勃勃的军人借助民间的疯狂不满，清洗贪图享乐的 “干部队伍”（如当年日本二二六兵变），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接下来的下场如前一种可能。

是前一种可能还是后一种可能，主要取决于最高官员（邓太宗以后，中国不再有皇帝，只有职位最高的若干个小矮人）的性格和处境，是强硬还是软弱，是较少个人牵挂还是顾虑重重。其实两条路径大同小异殊途同归。要之，大限基本在十年后，明年远未到火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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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闲章》的意义在于它的“曲庸和寡”

在我看来，《零八闲章》将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历史性文献永垂史册。之所以如此，倒不是说它发人未发，为人类完善自己的管理贡献了新思路或新观点，也不是说它会对世界宪政运动史有什么贡献，甚至不是说它能对推动宪政最终在中国实现有什么具体的助力，而是因为它的意义恰在于“曲庸和寡”，因而不能不作为一个悲剧性的gesture，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目睹大厦将倾时的绝望呼喊而被后人铭记。在这个意义上，它很像传奇中的“公车上书”（据国内茅海建教授考证，所谓“公车上书”实际并未发生过，只存在于历史传奇中）。

依愚见，《零八闲章》最醒目的特点有三：

第一，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首次集体表达他们对西方主流价值观（亦即所谓“普世价值观”）的理解与体认。芦某无学，还想不起历史上有过这种先例，想得起来的不是五四时 “德先生”、“赛先生”的模糊口号，四十年代的“反饥饿、反内战”，57年的“大鸣大放”，西单墙的“第五个现代化”，便是八九年青年学生对西方民主梦幻式的朦胧憧憬激发出来的诗样激情。而且，凡是“解放”后一切能冒充“民主”运动的群众表演，不是“明君虚怀纳谏”式的传统式“民主”，就免不了毛共“屁民民主”气息，还从未见过有哪份群众宣言能如此全面、系统、精炼地表达国人对西方民主社会运作基本机制的理解。

第二，《闲章》中每句话，在西方都是连大老粗都视为理所当然的老生常谈，了无新意可言。在西方跟人谈这些，不论对象是何背景，都如同告诉人家“地球是圆的，不是方的”的一般无味。

第三，《闲章》的诉求远远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既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认同，也无法为草根民众理解，更将遭到当局的敌视与铁腕镇压，它甚至不为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许多华人知识分子认可，寒竹先生就是代表性的例子。

这就是我为何觉得《闲章》颇像传奇中的“公车上书”。康有为等人的alleged的献策，乃是救亡图存的最起码的措施，然而连那种最起码的步骤都既不为慈禧太后接纳，也不为民间士绅集团支持甚至认可。如美国汉学家马士说的那样，戊戌变法是一个毫无群众基础的“倒置的金字塔”。当“戊戌六君子”被处决时，朝野都拍手称快。用传统标准来看，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乃是不折不扣地“顺天应人”。

《零八闲章》与它的区别，只在于维新派还有个有名无实的光绪皇帝的全力支持，而且开头还有慈禧太后“摸着石头过河”的半心半意的支持，而刘小玻等人连个空头皇帝的欣赏都没有，可谓“孤王半天吊”，上不沾天，下不着地。

这在我看来才是《零八闲章》的最大的悲剧意义：要过了足足168年，中国的少数知识分子才能比较全面地理解西方民主社会的构建运作机制（还谈不上深入，基本 上只是概念的理解，无从谈到对其操作艺术的掌握），而广大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知虽然在晚清和民国间有极大进步，在“解放”后又倒退到鸦片战争前的水平，连西方主流价值观在道义上的合理性与功利上的优越性都不承认，拒绝向人家学习，要坚持传统价值观一万年不变，以致《闲章》作者们为了照顾国人无比脆弱的自尊心，必须把它包上“普世价值观”糖衣。

然而若因为“普世价值观”是外来的，就该出于民族大义毅然拒绝，那请问咱们该坚持什么国货？是风水命理、麻衣神相、炼丹术、房中术、飞檐走壁金钟罩铁布衫外加耳朵认字意念折枝、无偿劳役、保甲连坐、枭首示众、五马分尸、诛灭九族、站笼夹棍、剥皮实草、三寸金莲、太监宫女、八股文、三跪九叩、封妻荫子、三妻四妾外带俏丫环……，是从苏联进口的邪教与中国造反实践相结合生出来的“阶级斗争”、“群众专政”、文字狱、大批判、批斗会、戴高帽、抹黑手、挂黑牌、“喷气式”、游街示众、层层划线站队、面对面批判、背靠背揭发、毒刑拷打、光腿跪在碎玻璃上小腿压上钢锭、在阴茎上捆上鞭炮或在阴户里插入鞭炮后燃放、向两大派群众发枪令他们互相残杀、让初一学生马悲鸣和高一学生王希哲彻底丧失人性，或参与打死逼死师长，或下令“凡火线临敌投降者一律枪决” ……，还是跑马圈地、化公为私、将暴力抢来的国家资源系统地化为私产卷逃国外、以坦克装甲车大规模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剥夺世世代代的自由农的迁徙权利以及祖辈相传的土地，让他们世代永作固定在原位的农奴？

这些好东西，只怕最铁杆的忠裆爱国壮士，也无法曲为之辩吧？但既然诸位要否“普世价值观”，总得拿出个像样的国货来取代它吧？敢问那是什么？不就是只有“坚持裆天下”这一条么？为什么要坚持裆的领导？因为它能保障我的利益，我当然要拥护它，推行“普世价值观”必然否定裆天下，所以我当然要坚决反对。

这心理我完全能理解，甚至可以说它是民主思想的萌芽。我早反复说过了，民主制度就是社会各集团的和平争利机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选举议员，为了自身利益拥护某个裆派，正是西方公民的标准作法。因此，有此想法无足深责，相对于80年代的“义令智昏”的“民主”愤老中青们的智能水平来说，它甚至可以算成是个进步。

然而裆天下和西方民主制有个本质差别：它不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远不是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法律的保障，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发财机会，相反，它专门以制度制造权利的不平等，使权贵能利用他们与普通公民之间巨大的“权利落差”疯狂吸纳社会财富，导致社会分配的极大不公，酿成深重的社会危机，而这种背时社会又毫无化解社会危机的机制，只会将它积蓄下来，于是最终便只能以全国大乱、玉石俱焚来结束一度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唐虞盛世”，完成中国永恒循环的又一周期。

可悲的是今日中国竟然没有多少人能看到或是愿意承认这点。今日的中国非但没有志士，而且没有智者。而这就是它与80年代的最大区别。

八九“风波”过去快20年了，这20年间，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两个根本性变化。

第一个变化就是我裆从宗教集团变成了单纯的世俗权力集团。如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与欧洲传统社会根本不一样，统治集团不是什么与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而是一个自我支持的官僚集团。中共革命完成的社会改革，只在于它彻底粉碎了官僚集团之外的一切民间社会，将所有的国家资源与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上，从而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官僚集团。

但在改革开放前，官僚集团拥有的权力并未直接兑换为金钱。因此，裆内政策之争具有相当浓厚的意识形态成分。所谓“路线斗争”颇像传统社会的“清浊流”之争。如文革鲜明展示的那样，裆内权力斗争的主要策略乃是抢占道义制高点，证明自己的主张更符合 “圣贤”（马列）经典，而对方则是“名教”（马列）叛徒。改革开放乃是邓小平那“浊流”（pragmatist） 以实力压倒“清流” 们（ideologues）的道义抵抗强制推行的。正因为在道义上心虚情怯，他才发明出“不争论”的高招来。

因此，虽然信奉的是邪教，当时裆内仍然不乏志士，因对教义的不同理解而能产生意识形态分歧，这就是“姓社姓资”两派的来源，也是89年全裆发生大分裂的根本原因。分歧双方都是为了“屁民幸福”，只是他们对它的理解完全不同。“姓社”派对改革的抵抗主要还是一种比较真诚的道义抵抗，比起纯粹出于捍卫私利的抵抗来说，它相对要容易克服得多。

如今我裆可完全不是当年的宗教集团了。裆内如今还具有超脱于个人利益的信念的人，也就只有那些30年代参加革命的知青，如李锐、何方那样的“两头真”。然而这些人已是风烛残年，在裆内毫无影响。掌握了实权的乃是50、60、80年代的大学生，这些人统统是我裆的负筛选机制精选出来的“有奶便是娘”之辈，除了金钱之外毫无信念。

这结果便是裆内再也没有什么“改革派”、“保守派”之分，只有清一色的“捞钱派”，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这就决定了2000年代与80年代的中国前途的基本区别：再也没有了和平改革的希望。

改革从来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其发动的前提就是统治集团内必须有实力雄厚的改革派，他们看到了现行制度的根本弊病，痛感“不能再率由旧章，必须从速改革，否则国将不国”，而成功的前提，则是在朝的改革派的主张得到在野社会精英的呼应与配合。80年代之所以是“新”中国的黄金时代，正在于裆内出现了改革派，使得改革具备了发动前提。如果不是遭到以方荔枝为首的愚昧精英的颠覆，它本来完全可能成功。

如今的裆中央可就完全不同了，再也没有了胡曜帮、赵子扬那种为了国家民族推行改革的志士。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动改革，就只有全靠民间压力。但既得利益集团对改变现行制度的反抗，要比当年“姓社”派出于信仰的反抗暴烈得多。更不幸的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第二个变化，使得民间压力即使出现，也决不可能是建设性的。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 会是个两极结构：裆作为统治者属于一极，屁民包括所有阶级和阶层属于另一极。在这种情况下，我裆维护统治，除了武力威慑外，全靠对民众洗脑建立起来的盲目忠诚。当这洗脑在80年代末期因对外开放失灵后，裆便不可避免地变得极度孤立，完全只能靠枪杆子支持。就是这种恐惧，驱使邓小平作出了大屠杀的决定，以求一劳永逸地吓得百姓魂飞胆裂。

在此之后我裆吸取了教训，效法传统社会官僚集团与士绅集团结成联盟的作法，将屁民中能量最大的知识分子 纳入既得利益集团，结成了“权贵”与“精英”的联姻，使得知识分子成了官僚集团之下的第二等级。社会因而呈现了向传统社会某种程度的回归：社会等级变成“ 官—士—商——工—农”。其与传统社会的差别，在于后者是“君——臣—士——农—工—商”（破折号的长度相关于社会地位的差距），如今的“新”社会少了皇帝作为凌驾一切的最高仲裁，而商人的地位有了显著改善。

于此，社会发生了显著断裂：知识分子从原来的屁民队伍中游离出来，扮演类似传统社会士绅集团的角色，变成了以权贵集团为核心的统治集团的外延部分与官僚后备池，与工农大众构成了社会的两极，两者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利益鸿沟。

这变化发生得非常自然，讽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它其实是89学运刺激出来的。一位化名为“我不理解西方”的中国听众在BBC上发表的《我看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把这心路历程说得清清楚楚了：

“ 我也理解那些在中国维权的人。只是这些人有一点没有想清楚，就是改变（制度）是不可能的，只有改变自己 才有可能。有时间不如多看看书，培训，找好工作，挣更多的钱。像香港电影《无间道》提到的一句话：‘人改变不了事情，只有事情改变人’。中国目前只有一切向前/向钱，发展才有前途。而目前的执政者，作到了，我非常感激。”

我相信这位发言者曾经参加过89学运，从自身的痛苦体验中发现“ 人无法改变制度，只能改变自己的境遇”。既然李禄、沈彤等人都没有改变制度，却巧妙地利用由此获得的政治资本，把自己成功地改变为亿万富翁，他们又胡不可改变自己去迎合那个制度，尽最大限度为自己谋求好处？两者都是同一逻辑，是不是？

不难看出，在这种社会中，除了少数信仰尚存或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外，唯一要求改变现状的只有被繁荣遗忘的族群——普罗大众。这或许就是异议人士何清涟女士为何要在激赏“我们的英雄杨佳”的同时，迫不及待地呼唤新时代的“大泽乡起义”吧。

可惜据本人这位前工人阶级积累几近一甲子的理性与感性知识，普罗大众彻底缺乏构建新社会的能力，却具有巨大的破坏能力。传统社会正是因为具有类似今日的结构断裂，使得这种巨大的破坏能量周期性地释放出来，从何女士激赏的“大泽乡起义”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将中国带回石器时代。

这就是《零八闲章》的悲剧意义：尽管它每句话述说的都是一个常态社会的基本公民常识，然而却只会遭到大多数中国精英的排斥，也无法为普罗大众理解，无望变成他们的诉求。这道理简单之极：居住在北半球的人永远看不到澳洲人能看见的“南十字架星座”。连先知先觉如刘小玻辈，对西方价值观的理解都只能停留在概念水平，居住在中国的普罗大众又有什么希望somehow顿悟西方健康的生活方式，无师自通地设计出一个能工作的常态社会模式来？又有什么可能知道必须有理有利有节地向政府施压，逼着政府采取措施向常态社会逐渐过渡？他们能做到的，充其量无非是如杨佳那样用牛耳尖刀去“给说法”。就算是全体奋起抗暴，无非也就只能再谱写出一首“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七千哀诗”来罢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似乎可以说《零八闲章》乃是那“七千（或七万）哀诗”的前奏曲，而这就是它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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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在于“放下你的刀子”

如前文所说，《零八闲章》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老生常谈，平庸无奇”；第二印象则是“太脱离国情，缺乏可行性”，这是指它既不会得到当局的批准，也不会获得大多数国民特别是所谓精英们的认同，哪怕具备了这两个实施前提，它也意味着从根本上改造国家权力结构。如此急剧的改革必然引发动荡，陷入苏轼在《晁错论》中说的“能发不能收” 的失控困境。

因此，寒竹先生诽谤闲章作者们“要发动体制外革命”，虽然是我裆文字狱正宗嫡传的诛心神功，毫无事实依据，倒也不是毫无道理。不过，正派人只会把它的缺乏可行性，理解为它本身并非一个具体的改革方案，只是提出了裆国政改的长程努力目标，正如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发布的一系列上谕，虽然毫无实作可能（连合格的干部队伍都没有，推行什么新政？），但毕竟为国家指明了努力方向。套我裆的行话来说，《闲章》给出的是改革的“最高纲领 ”。

那么，改革的最低纲领是什么？行宪，亦即要求裆国领导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废除一切凌驾于国家根本大法之上的“潜规则”，先把中国改造为名副其实的宪政国家再说。最起码的改革措施是：

1）严格兑现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切实保障公民享有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中华屁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实行舆论独立，取消裆对舆论的管制。

2）严格执行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屁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规定，实行司法独立，取缔各级政府以及中国共惨裆那个社会团体对司法独立的干扰与破坏。

3）严格执行宪法第五十七条“中华屁民共和国全国屁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规定的“议会主权制”（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国事咸决于议会，严禁社会团体中国共惨裆违宪弄权。

4）严格执行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六款、第九十三条与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实行军队国家化，以全国屁大为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机关，选举任命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一切涉及军事行动或部署的国策，并监督中央军事委员会实施这些决策。

5）敦促全国屁大迅速制定有关立法，在屁大内部建立相应的委员会，专门检察并审判政府以及社会团体中共的违宪行为。

这些应该是让中国转变为一个宪政国家必须采取的最起码的措施吧？请问中共有何理由拒绝？拒绝它们，就是拒绝在中国实行宪政，就是向全世界庄严声明：由中共自己制定的中华屁民共和国宪法，不过是“能说不能做”的欺人之谈，而真正为裆国政府奉行的天宪乃是“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中华屁民共和国永远也不会建立起一个为朝野凛遵无违的明规则来，永无希望将自己改造为文明法治国家，永远只会是个“谁的拳头大谁有理”的流氓国家、土匪山寨。

这才是中国的前途真正令人绝望之处。中国现在的问题，还不是什么民主化，而是文明化，也就是让朝野都学会照章办事的起码文明规矩，不能无法无天乱来一气，以实力取代法律权威，以暴力作为解决利害冲突的唯一手段。无论是执政裆内部的权力斗争，是朝野之间的利害冲突，还是民间纠纷，都必须严格遵循公开的法律渠道去解决，不能使用杨佳的牛耳尖刀。

这应该是一个文明国家最起码的行为标准吧？就连水泊梁山那种土匪山寨，人家也有个从天而降的石碣，明文规定了谁是天罡星，谁是地煞星，为新老弟兄们排好了座次，这才能从此杜绝林教头式大火拼，在梁山上建立了和谐社会，难道中华屁民共和国折腾了半个多世 纪，至今还不能做到一个比较高档的土匪山寨能做的事？

然而这不幸就是可悲的现实。无论是中华屁民共和国，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惨裆，乃至全国大多数民众，奉行的天宪只有一条潜规则，那就是：“强权即公理。”无论是裆内还是裆外，是朝野之间还是屁民之间，以暴力为后盾的权力永远是解决一切利害冲突的最高法官。谁的拳头大谁有理，谁的拳头大谁是爷，赢家通吃，不服者一律铁拳伺候”。

一度活跃在《海纳百川》网站的爱裆“思想家”兼才子“随便”先生曾用生动的文学比喻，将这“至尊潜规则”表述为所谓“狼羊律”。他说，强者与弱者之间，统治者与屁民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狼”与“羊”的关系，“羊”们没有 “狼”能享受的任何权利，只有乖乖被“狼”吃的义务。据说，“狼”这么做是为了“羊”们的根本利益，否则若让“羊”们无限繁殖，就要因食物短缺出现生存危机。因此，“羊”们必须为 “狼”们大慈大悲地维护生态平衡而满怀感激之心。据他说，此乃“宇宙运行规律”。

可怕的是，许多国人确实 把这赤裸裸的丛林哲学当成了“宇宙运行规律”。本系列前文引用的那个BBC中国听众的心声就坦承了这一点。他其实是说：“狼”总要吃“羊”，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规律。自己可以做的事，就是往“狼”群里钻，变成其中的一员，就算不能获得“吃羊权”，起码也要逃过被吃的命运。

这种想法在国内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有的大学教师就认为，农民作为二等公民的状况不能改变。如果取消这一条，让农民与城里人平等，让农民自由进城，自由择业，那城里的高楼大厦谁来建？在他们看来，这种以社会制度蓄意造成的不平等，反而是咱们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它确保了中国劳力将永远具有他国无法抗衡的廉价竞争优势，确保了中国经济在世界一片狼藉之时仍能生生不已，以雷霆万钧之势，排山倒海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既然朝野都认同这“宇宙运行规律”，胡折腾在12月18日发出“绝不按明规则办事，坚持信奉狼羊律”的庄严誓言也就毫不足怪了。他已经说得明明白白：

“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就是说，“开放”政策不会改变，政治改革则休想，以暴力作为解决裆内外一切利害冲突的唯一手段的“中国特色”要永远坚持下去。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裆中央纪检委那社会团体违宪非法抓捕陈凉与（美其名曰“双规”），就充分证明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惨裆在执政将近60年后，仍然未脱当年的土匪本色（据说是“中国特色”），至今无法磨合出个西式文明规矩来，仍然必须以非法手段解决权力斗争。当然，比起毛共肉体消灭竞争对手的野蛮作法来，它也算是个伟大进步吧。但比起西方文明国家来，它仍然雄辩地证明，无论裆国镀上了何等耀眼夺目的“物质文明”的赤金包装，它骨子里仍然是太平天国那种中古式的野蛮腐恶政权，而且无论怎样传代，第N代接班人的教育程度如何，那野蛮腐恶的“基因”都难以稀释。

当年我曾告诉那位爱裆才子“随便”先生，他靠发扬“以文学比喻代替论证”的国学传统，来扮演新时代“爱裆民间思想家”的角色，精神可嘉，却不幸和老前辈一样，忽略了类比对象的一个小小区别：自然界的狼羊是不会互相转化的，而人类社会的“狼羊”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凡受过小学教育的人都知道，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周期性爆发“狼羊大战”的“狼羊”转化史。

最近的例子见于杨佳那个水浒式传奇英雄：他生成了注定要被恶警作践的“羊”，而且终生也无望变成作践他人的“狼”，但他可以去买牛耳尖刀。他的武松作派（可不是说打虎，说的是杀张都监满门良贱）引起了巨大轰动，却没有几个人看到了胡折腾解决陈凉与时显示出来的火拼王伦的林冲作派，其实这两者都是牛耳尖刀，后者用伟大领袖的话来说就是“斯大林那把刀子”。从法律的角度看，两者或有程度之差，但并无实质区别，都是公开违宪。如果牛耳尖刀不但成了草民维护人权、讨回公道（“说法”）的唯一途径，而且竟然是国家元首除去竞争对手、巩固个人权威的唯一手段，那么这种国家到底是什么乱邦危邦，正不必待智者而后知之。

还不仅此，举国上下齐齐信奉“狼羊律”，便彻底取消了政治改革的可能。须知建立民主国家的前提是建立法治国家，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是社会契约化，社会契约化的前提是朝野文明化，双方必须既有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的意愿，也有恪守协议的诚意与信义。在矛盾激化之时就更是如此。要“放下你的刀子”，前提是双方不但得一齐放下，而且得相信对方信守诺言，不会在自己转过身去之后立即捡起刀子，猛扑过来。如今无论朝野都唾弃“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都把诺言当成诱敌深入的谎言，把谈判当成麻痹对方斗志，为自己赢得manoeuvre 的时间与空间的策略，有谁还敢先放下那把刀子？

这种烂污国情，决定了我裆非但不会将民主恩赐给国民，就连他们内部磨合出个和平守法地解决政策分歧与利害冲突的文明规矩的可能性都不存在。我在旧作中多次呼吁，我裆先在裆内实行真正的（亦即西式）民主，效法日本自民裆，允许裆外有裆，裆内有派，允许裆内公开结派，提出自己的政纲公开竞选裆魁，但我每次也都要指出，此策虽是我裆确保自己不因内讧倾覆而祸延全国的唯一办法，但其可操作性约等于零，盖谁若率先唾弃“狼羊律”放下刀子，谁就是毅然自杀，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因此，我裆早就骑在虎背上了，根本就下不来。之所以如此，全靠伟大领袖毛主席“野蛮国民之精神，打断国民之脊梁”，在掌权后以空前的强力为全民洗脑，全面否定、嘲弄、唾弃了人类得以结成社会的一切文明规矩与文明共识，把全裆全军全国各族屁民化作了凶猛动物，因此不但将960万平方公里变成了连梁山都不如的土匪山寨，其“和谐”只能以牛耳尖刀来维持，而且把国家民族一劳永逸地锁死在“此亦不敢和，彼亦不敢和”的“尖刀国教”中。在这威力无穷的国教面前，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可操作的最低政改纲领，即使是什锦八宝有改革诚意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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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可能是个骚乱年

《零八闲章》推出后，刘小玻旋即被捕。据博讯网披露的“北京内幕消息”说，刘小玻是胡折腾亲自下令逮捕的，据说，胡认为：第十八款的要害在于其末句结论：“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因此，这已经不是什么人权问题、民主问题等“异议认识”，而是国家分裂的大原则问题！是企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的国家“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严重问题。胡折腾最后作出结论说：所有签署者在事实上都犯下了叛国罪！需要严肃处理！

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共惨裆领导下，只要有了人，就什么天大笑话都能闹出来。

这世上的国家，无非是两种建构形式，一种是单一制，一种是联邦或邦联制。听胡总alleged的意思，好像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单一制国家，谁要敢提出建立“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谁就是犯了叛国罪。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国家么？香港、澳门算什么事？台湾呢？世上哪有奉行“一国两制”的单一国家？自香港澳门回归那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已经是个联邦国家了（倒不是说它是共和国，它从来也就不是）。所以，裆中央应该去把邓小平抓起来，这叛国罪首先是他犯下的。[港澳特区不是联邦模式，连最起码的直选都没有，权力来自中央。]

刘小玻被捕，海内外大哗，上千人签名上书，呼吁当局释放刘小玻。中国又一次“震惊世界”。鬼子不懂中国事，对中共当局如此小题大作、过度反应大惑不解，说即使在中国实行该闲章，民主选举政府，那也肯定是中共执政，有什么必要铁腕镇压呢？

人鬼殊途，于兹可见一斑。鬼佬不知道：

第一，裆天下不是能由人民选出来的，只能靠暴力维持。没错，我裆以今日之声望，要变成民选执政裆并不困难，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但那并不保证我裆世世代代统治中国，也不能保证我裆全方位控制全民，而这才是我裆的“最低纲领”。

第二，本系列前文已经指出了，我裆不敢放下斯大林那把刀子。林副统帅的亲切教导 “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裆的天宪。那“一切”不但包括金钱美女富贵荣华，甚至包括性命。罗马尼亚齐奥赛斯库夫妇的悲惨下场，成了裆魁们“心中永久的痛”，是他们驱之不去的永恒噩梦。

第三，我裆并非传统昏君，自家有病自家知，时时刻刻感受到了社会的高张力，日日夜夜生活在恐惧中，而恐惧正是驱动铁腕镇压的主要动机。记得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不敢肯定是否该书）正确地指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出现恐怖统治，乃是因为革命者被吓坏了。的确，套句鲁迅的话：fear（恐惧）与terror（恐怖）是一对难兄难弟，在恐怖之前或之后，总是要有恐惧跑来的。我裆出自深重的不安全感，觉得《零八闲章》可能会为本来就已经是危机四伏的社会添乱，因此立即决定“将事故苗子扼杀在摇篮中”。这是他们的反应定式，从斯大林和毛泽东留下的字典里找不到别的词汇，两人的最大特点就是病态的不安全感（paranoia and insecurity），其实都是典型的心理病例。

不过这次也倒不能说我裆完全是自惊自吓。毕竟，现代裆魁并非斯毛那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两个的病人。但中国与文明国家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政局的宽松程度反映了裆魁的自信，裆魁的自信又反比于他们感受到的危险。不幸的是，如今国内的局势实在没法提高他们的自信。

据《多维新闻网》对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愷的采访，2005年光是中国官方公布的群体事件就达到8万7千起，今年可能以十万计。据这位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美国教授说，“目前阶段在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的，没有哪个时期可以相比。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群体事件也比较多，例如那时农村人会起来抗税，但他们目标明确，就是抗税，也不管什么官商勾结腐败之类的，所要求的都是自己的利益。”

对这空前的历史现象的出现原因，艾恺教授作了自己的分析。但他毕竟是鬼佬，难免雾里看花，并未指出根本原因何在。在我看来，这现象反映了传统社会与“新”社会的稳定要素构成的重大区别。

传统社会的稳定机制我已经在多篇旧作中剖析过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儒道释对全民的思想改造。儒教将家庭伦理外延到全社会规模，把无条件服从君上当成了天经地义，再用佛家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学说加工这原始教条，通过大量的演义说部戏曲评书等民间文艺，灌注入每个子民的心田，彻底阉割了他们的反抗基因。此外，儒道释还谴责或否定人欲，提倡安贫乐道，知足常乐，尽量避免提升百姓的物质欲望，为此不惜压制工商业以及科技发明，以冻结社会发展换取社会稳定。这就是最有效的社会黏合软件。硬件则是形成官僚集团与士绅的联盟，用科举制度把人民中最有能量的分子不断吸纳入统治集团，使得“野无遗贤”，没有才俊去组织领导愚民造反。

这就是传统皇朝获得空前稳定的基本原因。在正常情况下，朝廷都是靠“教化”的“王道”保持子民的驯服温良，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使出武力镇压的“霸道”手段来，此所谓“王正霸奇，王主霸辅”，乃是传统皇朝的标准实践。

以传统模式来对照，立即就能洞见“新”社会缺了什么最要紧的物事：没有社会黏合软件。马列毛主义在国门打开后已经彻底破产，我裆至今未能找到个合格的替代国教，于是新时代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便只能靠用金钱收买来代替“教化”，以“财道”来代替“王道”。

这就是邓小平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真实涵义：经济发展不再是单纯地谋求改善国民生活水平，而成了社会稳定的前提。本系列前文说的权贵与精英的联姻，也是完全建立在这前提上的。一旦失去这前提，则那婚姻立即破裂。本系列前文引用的那个BBC中国听众已经把这点说得明明白白了：他拥护共惨裆的唯一理由，是自己的工资在20年内增长了几百倍，夫妻两人的税前收入达到了50多万人民币。不难想见，一旦这好景不再，他的忠诚立即就会蒸发，盖那不是出自信仰，而是购物式的现实算计。

因此，这稳定是用钱买来的，它的维持全靠经济不断增长，这就是中国特色。据国内媒体报道，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表示，中国明年GDP增长在8%左右，是根据中国的生命线定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充分就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陈志武说，明年5-6%已属上上大吉。]

没有什么比这话更明确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的基础是何等脆弱了。在西方，GDP年增长率到达8%已经是奇迹了，即使是GDP出现零增长或甚至负增长，也不会天下大乱，而在中国，8%的增长率才是中国的生命线！谁都想得出来，经济不会无限高速增长。正因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长达30年，它才被全世界经济学家称为奇迹，既然是奇迹，当然就不是可以持续的，否则也不叫奇迹了。那么，若中国有朝一日失去了高增长势头，又该怎么办？社会岂不是要土崩瓦解？

艾恺教授为中国社会如此缺乏耐受力大惑不解，他不知道，这是现代国人甚至比原始人老祖宗还要蠢造成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基本假定是两条：第一，经济可以无限高速发展。第二，人民的满意程度与经济发展成正相关。

这两条基本假定都错了，第二条尤其大错特错：若真如此，则原始人老祖宗也不用提倡安贫乐道，把物质享受当成危及社会安定团结的洪水猛兽加以持续谴责了。谁都能想出来，若把公民的物质欲望无限制地刺激起来，又无法保证所有的人获得同等的满足机会，扩张的人欲就会转为内向，那时社会会处于何等可怕的状态，自不必待智者而后知之。

于是便出现了一种吊诡现象：由于经济体制的原始野蛮性，中国经济在世界性金融海啸里将是最皮实、最抗震的，因此，中国经济绝无可能如草庵居士一直在预言的那样 “崩溃”。[应该这样说：经济疲软将导致政治崩溃，政治崩溃随后也不免经济崩溃。]相反，我个人认为它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遭受的损失就算不是最小，也要比发达国家轻微。然而因为政治体制的野蛮腐恶性决定了它彻底缺乏“减压阀” 和其他一切化解危机的设计，中国社会因而也就最缺乏对经济衰退打击的耐受力。从经济层面而言，华尔街打喷嚏，全世界就要害重伤风，而中国因其粗放性而顶多有点头疼脑热。然而从政治层面而言，华尔街打喷嚏，可能在中国社会引发地震。

形势的确十分严峻，据说光广东一省就有上万家出口企业倒闭，成千上万的民工失业返乡，国内学者指出，外出打工所得已占农民收入七成，这意味着农民收入骤减。除了农民工问题，大学毕业生就业也成了大问题。今年有 560万大学生毕业，但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就业市场。这些都构成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倘若经济状况再恶化下去，难免触发深重的社会危机。

北京已经敏感到了这危险，不惜斥重资救市，并决定实行经济结构转型，提升内需。然而这谈何容易！据路透社记者披露，中国家庭消费在80年代时曾占GDP近一半，去年却降为35.3%，这是因为中国民众缺乏金融安全感，因此不能不把大部分收入存起来，准备花费在健康、教育和社会保障上。所以，所谓“拉动内需” 只能落实在基础设施建筑上，变成地方官的“面子工程”。除了创造有限的就业机会，它并不能有效地提升人民的消费力。

更糟糕的是，中央谋划的“产业结构调整”很可能加深社会危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最近公开向温星空叫板，声称：“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政府要发挥社会保障职能，妥善安置下岗失业工人，但决不能盲目去救落后的生产能力。” “广东应对金融危机投入的每一分钱，都要立足于科学发展，坚持摒弃高消耗、高污染项目，坚决不再回到传统发展老路上去。”“那种为了保速度而把本已淘汰的 落后产能重扶上马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千万不要因为要保增长，不管什么都继续上。”

针对汪洋的公开抗命，北京《经济观察报》专门发表社论抨击，指出这不是个单纯的经济决策而是个政治决策：“这不仅是经济问题。就业不仅是民生之本，也是执政之本”。

我裆执政以来，还从未见过这种诸侯公开驳斥朝廷、北京与地方公开论战的先例。它不仅表露了中央权威弱化到了何等地步，更提示拟议中的“经济结构转型”很可能变成官有企业趁机无情扫荡民有中小企业、独霸天下的恶变。倘若此，则势必为本来就严峻的就业危机雪上加霜，触发社会动荡。

实际上，社会动荡一直都在发生，只是因为知识分子没有介入，无法如“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罢工”、“二七罢工”一般获得相当规模罢了。但即使是纯粹自发的罢工， 它也仍然呈现了不祥的燎原势头。据《万维网》披露，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蔓延到了湖南、广东、海南等地，此外还爆发了工人、教师甚至公安部门辅助工作人员的罢工活动。不难想象，当明年政府使尽浑身解数仍然无法“保八”时，社会动荡的规模会有多大。

其实杨佳事件已经再明白不过地宣示了社会危机已经积累到危急的程度了。在任何一个常态国家，滥杀无辜只会引起全社会异口同声的谴责，然而在中国杨佳却成了除暴安良的传奇英雄，不但受到海外异议人士的欢呼，而且竟然有许多国内知名人士诸如艾未未、茅于轼、杜光、于浩成、戴晴等人领头签发呼吁特赦他的公民建议书！

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朝野的价值观已经二元背离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胡折腾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他批准处决杨佳，起到的实际作用只有一个：把杨佳做成了永生的草根英雄，用鬼话来说就是martyrize 杨佳，为他实现了在作案前留下的心愿：“万古流芳” ，让他的英雄事迹如水浒传奇一般，在草民中一代代流传下去。

然而要我裆赦免杨佳是绝无可能的，杨佳代表的是对我裆统治的公开挑战，我裆岂能在这原则问题上退让，变相鼓励大众群起效法？他们深信的就是“退后一步就全完了”。不幸的是，社会也确实被他们改造成了这你死我活的烂样子。说起来我裆也挺可怜的，完全成了杰佛逊（？）说的那个倒霉蛋：死死地抓住了人民那饿狼不敢放手，直到力竭倒地。或许正如赵子扬不幸而言中，中国已在80年代错过了政治改革的良机，无望再建成一个以和平手段化解社会危机的文明社会，在“钱道”玩不转之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就只有靠赤裸裸的霸道来维持了。

当然我也多次指出过，“新”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大区别，是统治者相对于人民拥有压倒性的优势，现代科技不但使我裆完全垄断了暴力手段，而且让它获得了空前的对民众的控制力。因此，暴力革命失去了可能性，随之也就失去了既往对统治者的威慑力——连拥有正规军的老蒋都不敢反攻大陆，杨佳的牛耳尖刀还能有什么希望？只要敢于并善于屠杀人民，我裆就不会垮台。[这话没错。问题是颜色革命是怎么回事？是那个暴力机器自己失效了。这不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裆天下并非家天下，当国者并不必操心“子子孙孙永宝用”的后事，只管图自己快活就是了。漫说国际国内都没有逼迫我裆改革的压力，即使有，他们也不会give it a damn。

因此，还是那句话：方今中国，改革无望，革命也无望，骚乱倒是大大有望，而明年可能就是个“骚乱年”。Let us pray：即将到来的动乱不要打破中共内部极度脆弱的权力平衡，触发大规模内讧，让中国陷入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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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ékin ferme la porte aux signataires de la Charte 08

LE MONDE 26.12.08 12h01 • Mis à jour le 26.12.08 12h52
http://www.lemonde.fr/asie-pacifique/article/2008/12/26/pekin-ferme-la-porte-aux-signataires-de-la-charte-08_1135298_3216.html



Liu Xiaobo, un des principaux rédacteurs de la Charte 08, a été arrêté début décembre après avoir signé la Charte.

S'inspirant de la Charte 77 rédigée à Prague au temps de la guerre froide par des opposants tchèques au régime communiste, une poignée de dissidents chinois viennent de publier, il y a quelques jours, à Pékin, un texte inédit et audacieux. La "Charte 08" n'y va pas de main morte : elle appelle à la fin du monopole du parti unique et propose un texte en 19 points destiné à promouvoir la transition vers un système démocratique à l'occidentale.

Ecrit collectivement par un groupe de défenseurs des droits de l'homme, le texte a été initialement signé par 300 personnes. Grâce à sa mise en ligne sur la Toile et en dépit des "pare-feu" érigés par la police chinoise de l'Internet, plusieurs milliers de signataires lui auraient à ce jour apporté leur soutien. Outre les activistes des droits de l'homme connus pour leurs prises de position en faveur des libertés, la Charte a été signée par des membres du Parti communiste, des professeurs d'université et des fonctionnaires locaux, qui n'ont pas hésité à prendre le risque de cautionner le texte. A l'échelle chinoise, l'impact est minime. Mais l'initiative vient de créer un précédent.

Le gouvernement chinois a pris immédiatement des mesures : le 8 décembre, deux jours avant la publication de la Charte, la police a embastillé son principal rédacteur, l'intellectuel Liu Xiaobo. Les milieux de la dissidence estiment que le régime, alerté par la mise en ligne prochaine de ce brûlot, a voulu envoyer un message rapide : soutenir l'esprit et la lettre du texte expose toute personne à des représailles autoritaires.

On est toujours sans nouvelles de M. Liu, qui n'a pas fait l'objet d'une procédure judiciaire, mais a été arrêté à son domicile par des policiers munis d'un mandat l'accusant de "subversion d'Etat". Cet ancien professeur de littérature de 53ans avait participé au mouvement de Tiananmen, en 1989, et son engagement lui avait valu vingt mois de prison. En 1996, il avait été incarcéré pour trois ans dans un camp de "rééducation par le travail" après avoir été accusé de "fomenter régulièrement des troubles et de provoquer des atteintes à l'ordre public".

Quelque 160sinologues, professeurs et intellectuels de renommée internationale, viennent de prendre sa défense et ont envoyé une lettre au président chinois, Hu Jintao, pour exiger sa libération. Des signatures comme celles de Salman Rushdie ou d'Umberto Eco côtoient celles de célèbres personnalités chinoises en exil mais aussi celles d'experts étrangers de la Chine peu enclins, à l'ordinaire, à soutenir ce genre d'initiative.

"La Charte 08 propose une refonte complète du système en abordant tous les éléments constitutifs du régime chinois. Et elle évoque notamment, de manière précise et argumentée, la question du respect des droits non appliqués qui sont cependant inclus dans la Constitution de la Chine populaire", remarque le sinologue Jean-Philippe Béja, chercheur associé au Centre d'études français sur la Chine contemporaine (CEFC), basé à Hongkong.

Pour le célèbre avocat pékinois Mo Shaoping, qui a signé la Charte, "il s'agit de mettre en avant l'universalité des valeurs du concept des droits de l'homme. On ne peut pas utiliser les spécificités culturelles d'un pays pour justifier le fait que ces dernières puissent rendre impossible l'application de telles valeurs". Sous-entendu : les autorités chinoises, même si elles ne cessent d'affirmer leur volonté de réformer le système dans une direction plus libérale et démocratique, défendent le fait que les valeurs chinoises sont le produit d'une histoire non soluble dans les concepts politiques hérités de l'Occident.

L'originalité de cette Charte réside dans sa volonté de proposer une séparation des pouvoirs législatif, exécutif et judiciaire tout en appelant à l'abandon du principe du monopole du Parti communiste. Elle demande qu'à tous les niveaux de représentation politique des élections sanctionnent la volonté populaire. En un mot, elle prône clairement l'émergence d'un système "garantissant les principes d'une compétition libre et juste entre partis politiques". Cette exigence est impossible pour le Parti-Etat dont la nature repose précisément depuis 1949 sur la prééminence du Parti sur l'Etat. "C'est un texte important mais modéré, pas révolutionnaire : il demande l'application des lois", tempère pourtant Mo Shaoping.

Tous les opposants au régime pékinois ne parlent pas d'une seule voix : certains ont signé la Charte du bout du clavier, par principe, et sans en accepter toutes les propositions. D'autres, très critiques du système, n'ont pas adhéré au texte et se sont abstenus. L'essayiste et activiste chrétien Yu Jie, inspirateur de la mode des messes à domicile du protestantisme officieux, a signé la Charte, mais avec la réserve du croyant : "Elle n'explique pas l'origine historique du concept des valeurs universelles. Elle est un document inachevé, un cours d'eau qui ne connaît pas sa provenance, elle occulte la dimension spirituelle de l'individu", juge-t-il.

L'avocat des droits de l'homme Li Jinsong, qui ne cesse d'œuvrer pour l'application des droits inscrits dans la Constitution chinoise, est encore plus critique : "Le texte est en faveur de la transition vers une république fédérale. Cette proposition me paraît en décalage avec la réalité de la Chine qui a d'autres priorités aujourd'hui, notamment le souci de faire face à l'impact de la crise financière." Et il ajoute : "Et puis je n'aime pas le ton de cette Charte qui a l'air de dire : on a trouvé les valeurs ultimes qui doivent présider au destin de l'humanité." La réflexion de M. Li évoque un vieux débat ressassé en Chine : celui de la pertinence des thèses de l'Occident dans le monde chinois. Pour Wang Lixiong, un autre écrivain critique du régime de Pékin, "il est insuffisant de s'inspirer du seul modèle occidental pour assurer la transition vers la démocratie. Je n'ai pas signé cette Charte parce qu'elle ne me semble pas en phase avec la nature de la société chinoise et du degré de son évolution".

En attendant, la répression s'est accrue, ces derniers jours, à l'encontre des signataires. "Vous voulez faire trois ans de prison ? Quatre ?" ont dit, menaçants, des policiers à l'écrivain Wen Kejian, qui habite dans la ville de Hangzhou.

Bruno Philip

多维专访：四川灾民近春节自杀高发期

多维社记者吕贤修报导／“自杀高潮第一波出现在灾后3个月，第二波在半年，然后就是每年纪念日，以及传统节日前后。”邓明昱说。

四川512大地震已过去7个月，随着圣诞节到来，春节的脚步也近了。然而，在救灾高峰期之后，从心理到物质，灾民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根据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陈克福11月21日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透露，目前灾区还缺33万床棉被、衣物以及暖炉等各类过冬用品。

此外，最近两个月已公布的7起自杀事件可说明，由于心理障碍引起的自杀风潮已逼近灾区。但包含心理援助，农村灾民所需的基本医疗费用，仍须自行支付，他们并没有这种能力。

为此，总部设于纽约的国际华人医学家心理学家联合会，目前发起“援助川震灾区民众过春节”募款活动。活动网址：http://www.iacmsp.org/index.html

成立于1998年的国际华人医学家心理学家联合会，是美国501(c)(3)非营利学术研究及社会服务机构。从6月至今，已安排4组国际华人心理专家到灾区援助，并在灾区成立了一支100多人的志愿者队伍。2009年1月15日，第5组海外心理援助专家也将再度前往灾区。对于灾区近况，以及近期的灾民自杀潮，多维专访联合会理事长邓明昱博士。访谈摘录如下：

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到灾区为医生、教师提供培训，募款只是附带的工作，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方式。加上明年1月的活动，我已是第4次带领小组前往灾区。我本身也是四川人，感触自然特别深刻。这7个月下来，我一次比一次不乐观。

第一次，是在灾后1个月。因为灾民需要心理诊断，通常是在灾难1个月之后。去了灾区几个大型精神卫生中心，我发现，从认识到诊断，绝大多数中国心理专家，未受过专业训练。直接的影响是误诊，特别像是创伤性应激障碍（PTSD），常被诊断成精神分裂症。两者的治疗方式完全不同。如果被视为精神分裂，不但治疗无效，反而形成患者回到正常社会的障碍。

心理卫生、心理治疗方面的专业人员，中国原本就不多。而且，我们组织的志愿工作者，与其它机构不同，多数来自本地。因为考虑长期，心理重建需要的是当地资源。所以我们组织当地100多名已经有国家执照的心理谘询师，至今定期给予训练，带着他们一起到灾区、一起察房，还包含至今已1年的函授培训，每个月寄去教材，有问题随时向我们反映。

这些志愿者与当地灾民较熟悉，因此是值得依赖的力量。这些人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官方人员，本身就是精神科或心理卫生中心的医生或护士，从事的是他们的本职。另一批是心理谘询师，不具备医学专业，很多属于教育、心理学背景，多数担任义工。后者的工作比较艰苦，多数在如绵阳、北川、安县等偏远的重灾区。我们在这些地方设点，他们利用周末去当义工。

至于培训工作，前几次主要针对心理卫生、谘询、治疗的专业人员。明年1月将有所改变，针对的是普通的医生、老师。因为灾民出现心理问题，第一时间不会找心理、精神科医生。如果到了医院，首先一定找内科、急诊科，或是初级卫生保健人员、家庭医生。至于学生，可能先找辅导老师。因此，这些人必须有能力辨认出精神疾病，立刻转介至相关医院。

由于灾区许多医院、心理援助大队的领队，都是我过去大学同学。我写了一份报告给绵阳市卫生局，透过市卫生局、教育局，派基层的医生、教师参加培训，由绵阳的四川人民医院提供教室。

我在中国属于临床心理学先驱，第一批研究医学心理学。86、87年在北大医学院读研究生时，曾参与多次重大灾难抢救工作。但对于正规的创伤性应激障碍，过去我在中国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

来到美国后，经历911事件，因为参与华人受灾社区的心理谘询，我才真正接受了美国国家级PTSD的相关训练。但隔年回中国就此讲学，却发现许多中国专家依然很难理解创伤性应激障碍。中国灾后心理援助，做为一项系统性的科学研究，至今也尚未建立。

实际上，创伤性应激障碍并非一定要重大灾害才会发生。只不过在灾害中，是大面积地出现。以美国为例，除了911事件、风灾，比除车祸、强暴、抢劫等，凡是危急生命的事件，都有可能出现。事实上，美国发病率最高的是车祸事件。

中国震灾发生后的前1、2个月，可说是全国千军万马地赶赴救援。根据统计，单是心理谘询师，就去了10万人。但缺少专业训练，多数人反而给了灾民二次心理创伤，到了灾区就对一批批小孩照着教科书做，等于一再揭开心理伤口，然后就离开了。

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透过学会在四川的100多位会员，立刻展开事后补救。而且要求，如果外地来的心理谘询师，但无法长时间在当地工作，不应该参与第一线谘询。因为心理谘询是一种长时间的病人与医生关系，这也是我们着重于培训当地人的原因之一。

依照研究趋势，灾区现在正是自杀高潮的开始。我几乎每两天与当地人员通一次电话，他们都很苦恼。目前麻烦的是，因为中国政府对于灾民自杀的新闻，原则上是不报导的。但这样做，反而让大家失去警觉心。

依照国际统计数字，大型灾难后的自杀机率并不高。但这次四川震灾，波及人数过高，基数太大。以政府统计的4千多万人受影响计算，依国际通行的估算，20至 30％可能出现心理障碍。其中又有约10至13％会出现创伤性应激障碍，这就是约200万人。其中又有约3％可能有自杀倾向，等于是28万人。

一般而言，自杀高潮第一波会出现在灾后3个月，第二波出现在半年，然后就是每年纪念日，以及传统节日前后。台湾的921地震，到第3年仍有自杀潮。在四川，现在半年期的高潮正慢慢浮现。与前3个月相较，半年至1年的这段期间，原先参与救灾的年轻战士、消防队员，也开始发病，需要接受心理辅导。但这些人散居各地，再度凸显专业人力不足。

中国目前对自杀数字没有统计，只有个案。而且许多个案没被报导，就算我们知道了也不能说。原本这些消息，以及自杀预防常识，只在协会的论坛刊登。但老百姓不会上这种专业论坛。现在我们在四川的一些网路论坛、博客合作，刊载相关消息。至于偏远地区，也有将自杀预防的要点，印成传单分发，或告示在医务所。

虽然偏远地区的预防宣传工作较不足，但根据我们的调查，因为偏远地区，多数是农民，最关心基本物质需求。某些少数民族，还有自己的传统的宗教治疗方式，反而显得乐天知命。但城市居民要的，不只是一口饭，心理问题反而较严重。城市发生创伤性应激障碍的比例约是10％，比农村高一倍。

现在连物质需求都尚未解决，更别说心理。生理与心理是相关的，生活问题没解决，心理肯定很难受，等于是加重因素。尽管我们是做心理援助，但对生活问题也要综合考虑。所以我们也有社工配合，提供生活援助。比如上次我们去北川附近的一个大型灾民中心，就发现许多基本问题没解决。大家马上捐了钱，从成都买了一卡车的物资。在帐棚学校，也捐助了一些孤儿学生。

8月份离开前，我与当地政府谈过。因为会衍生出社会问题，创伤性应激障碍需要早期发现早期预防。许多人认为这是思想问题，但在医学上这是既定的反应。当时领导还说：“这些心理问题，没关系的。现在先搞物质救援。这些解决了，心理自然就好了。”

通过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我们的材料可以送至中央级的相关部门，但我们不可能与中央产生关系。中央没有积极介入，政府的款项也不可能拨给一个海外团体。目前中央政府给灾区的拨款，真正用于心理援助的只有一笔。还是我们多次透过纽约总领馆的科技参赞，直接向国家科技部写报告，才拨出的心理救灾特别款。但上千万的钱，层层分配，无法立即到达基层，再急也没用。

我多次到灾区，发现救援刚开始的高昂热情，已慢慢退去。现在许多人似乎已经麻木了，认为事不关己。与灾后2、3个月相比，各级政府的支持力度，虽然仍旧很大。但各级基层干部说假话、报假材料的情形，却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每次到灾区，都不听任何简报，直接到第一线找灾民了解情况。这些，都是灾民最常反应的问题。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写成报告，向各级部门反应。但反应得不到回应，灾民的态度也越来越消极，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像1个月前，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受国务院委托，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说明包含灾区学生死亡、灾民自杀等问题。他说现在四川多数人的心态是好的，但讲的多数是口号，而且也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心理援助是非常长期的工作。比如唐山大地震，当时没有心理援助工作。76年至今，唐山的几所精神病院，仍有许多后遗症。因为这些有心理障碍的灾区儿童，或是灾民的下一代，外来都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家庭、社会问题，所以应该要继续下去。

目前我们与中国心理卫生组织，包含中国心理研究所都有共识，5年计画只是个开始，每5年一个阶段，长期计画是20年。这些，学者提供研究成果、资料都没问题。问题在于经费，因为不可能有做20年的志愿者。比如我们的一位成员，是河北的心理谘询师，目前人在都江堰。地震第2天，他就在北京发起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号召了2千多人到灾区。但现在，只剩他1人。河北的工作无法继续，连房租都要自己付。

我们没能力做大范围的工作。现在得到北川县、绵阳的支持，只是将北川县做为一个点。明年1月的培训，北川县同意县级的医生、护士派代表参加，每个乡都来一个初级卫生保健人员。但这些人参加培训，吃住都要靠政府出钱。但这起码是个好的开始，希望能依此模式推广。我们以前有过很理想的计画，比如在灾区全员筛选，隔一个乡建一个监测点，形成3级管理网线等。由于没经费，根本不可能实现。现在只能说：能落实一个乡，就做一个乡了。

我曾给比尔盖兹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写了详细的报告，希望争取经费，但现在都没还有准确的答复。所以这次我先在美国发起帮助灾民过春节的募款活动，目前也正与央视联络，筹备晚会。希望在这个特别的节日，能再唤起大家对四川灾民的注意。

人民群众严重拥护警察统治，坚决抵制一切威胁警察国家的无良行径

上海街头现"蛋人"情侣 博客称将继续"试验"

来源：新民晚报

　　继“鹿人”“超人”“木乃伊 ”之后，上海街头又出现一对“蛋人”情侣。他们连续几天在徐家汇、人民广场闹市区的商场、餐厅等场所及轨交站内出现。虽然其中一名“蛋人”昨晚7时许在网上发布题为《上海蛋人就是我！》的博客称，自己将继续“试验”，但许多市民呼吁，“蒙面人”招摇过市之风不可长，否则会给社会治安带来隐患。

　　“蛋人”是一对年轻男女，服装与普通人无异，只是头上戴着极像鸡蛋的白色头套和一副黑框眼镜。

　　对此，有市民表示担忧。以乘坐轨交为例，站厅内安装了摄像监控装置，乘客进站后至少有两次被摄录到脸部正面影像，万一发生意外事件，这些资料有助于及时破案或处理其他善后事宜。然而，“蛋人”几乎将脸部完全遮掩，倘若其中有行为不轨者，可能给事后执法部门的查处增加难度。(孙云)

BBC：“布什鞋”生产商销量大增

2008年12月23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8:04北京时间 16:04发表

土耳其一鞋厂声称伊拉克记者向布什扔的鞋由他们制造，现已接到全世界数千份订单。

伊斯坦布尔的巴伊丹鞋厂说，由于订单猛增，他们不得不额外增加100名员工。

该鞋厂还说，扔向布什的那双鞋型号是271，但现在已改名叫“布什鞋”或“再见布什鞋”。

但扔鞋的伊拉克记者扎伊迪的兄长迪尔加姆认为，鞋子是伊拉克本土制造的。

他批评了那些想要从扎伊迪的行为中获得商业利益的人。

迪尔加姆告诉法新社说：“叙利亚人和土耳其人都说鞋子是他们造的。还有人说鞋子是从埃及买来的。但就我所知，我弟弟是在巴格达买的鞋，它们是伊拉克制造的。”

扎伊迪从8天前的扔鞋事件以后就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审理该案件的法官也说鞋子已经在安全检查时被弄坏了。所以想要核实鞋子的出处比较困难。

但巴伊丹鞋厂的出口代表博阿泰金说，该厂的员工从新闻报道中认出了他们手工制造的鞋。

他告诉BBC：“我们在视频和报纸上都看到了这双鞋。我们生产这种鞋已经有10年了，所以非常了解它，到哪儿都能认出来。”

订单大增

根据鞋厂老板拉马赞·巴伊丹的说法，一个美国公司已经订了1万8千双鞋，另有1万5千双将要卖到伊拉克。一个英国经销商希望成为该厂的欧洲销售代理。

博阿泰金说，鞋厂很高兴能受到外界关注。但他坚持说，就算扔准了，鞋子也不会伤到布什，因为鞋子并不重。

12月14日巴格达的新闻发布会上，伊拉克记者扎伊迪向布什扔鞋，成为全民英雄。扔鞋在阿拉伯世界被视为一种严重的侮辱。

扎伊迪骂布什是“一条狗”，还说他是为了“寡妇，孤儿，还有在伊拉克战争中死去的人”这样做的。

他将于12月31日面临审讯， 罪名是“攻击外国领导人”，最高可被判处15年监禁。

陈志武访谈录

http://www.bullog.cn/blogs/chenzhiwu/archives/250472.aspx

　　嘉 宾：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
　　主持人：叶筱静
　　时 间：2008年12月14日 星期日 下午
　　出 品：搜狐博客

　　陈志武搜狐博客：http://chenzhiwu.blog.sohu.com/
　　搜狐财经博客群：http://blog.sohu.com/biz


　　把79万亿国有资产分给13亿百姓

　　搜狐博客：在当前“国富民穷”的情况下，您提出了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的建议，请您谈一下具体的思考和想法是什么样的？

　　陈志武：主要的原因是过去30年,特别是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主要是靠投资带动，靠出口市场，而不是靠国内的消费需求增长。当然,我知道过去十几年不管是学界还是政府决策层,都有非常强的意愿去改变这种模式，减少中国经济对出口市场的依赖度，减少对投资的依赖度。但，实际效果有限，反而是对投资、对出口的依赖度增加了。

　　任何一个经济都不可能永久地靠投资、靠建更多的基础设施、靠建更多的制造工厂，来最终改变老百姓的生活。当基础建设投资做到一定的时候，如果老百姓的收入没办法上涨的话，最后这么多的生产能力，这么多的运输网络，到最后往哪里运东西？给谁运东西？生产这么多东西，特别在出口市场需求严重下滑的时候，如果国内的老百姓消费没办法跟上来的话，最后生产那么多东西会出现严重浪费，这实际上给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

　　搜狐博客：从这些问题带出来，您觉得国有资产民有化是一种解决的方案是吗？

　　陈志武：过去50年土地等很多生产资料都被国家垄断了。在国有制之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过去30年总体较成功，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也知道原来通过国有制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的代价很大，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代价就是老百姓收入增长慢、老百姓消费需求没办法上来。

　　说到底道理很简单，本来在一个私有制国家像在美国、日本或者是巴西，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他们的主要收入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劳动收入跟着GDP的上升而上升；第二个渠道，就是通过财产性的收入和资产的升值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他们有两个途径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

　　但是，在中国，国有制之下，第二个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渠道，基本上都被卡住了、被堵死了。因为这些生产资料：土地以及国有企业的产权都是属于国家的，而不是直接在老百姓的名字之下拥有。财富属于国家，其增值被藏在了国家手里，没有返回到民间，没有对民间的消费发挥作用。

　　根据一些官方数据做出的计算，现在国有土地总价值差不多是50万亿人民币，而央企加上地方的国有企业大概有11万多家，这11万多家国有企业总的资产价值差不多是29万亿。也就是说把土地价值50万亿再加上剩下的国有企业资产29万亿的话，总共有79万亿的国有资产财富。分到13亿人身上的话，差不多每个人有六万的国有资产财富。原来我们的理念是全民所有制，其实79万亿是全中国人民所拥有的，但现在的全民所有制其实所有者是虚的，不实的，所以这六万块钱并没有给任何老百姓家庭和个人带来任何消费需求，没有对人们的“财富感”产生任何作用。

　　搜狐博客：这个现象是不是就是您所说的“国富民穷”的现象？

　　陈志武：国有制是造成“国富民穷”局面的很重要的制度基础，产生这种局面的另一个原因是不受制约的财政税收。如果政府想增强民间消费的话，现在应该做的是把国有资产通过“国民权益基金”的方式具体分到13亿中国公民的手里。这样把全民所有制的所有者从“虚”落实到每个中国公民的身上，通过这种民有化的改革让老百姓以后不仅只有劳动收入，而且还可以有一些财产性收入。这些财产性收入主要是通过未来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的升值还有国有企业赚到的利润，通过国民权益基金分红给更多普通的人，普通家庭，也有劳动工资之外的财产性收入。这样，民间消费增长的潜力会更大。

　　搜狐博客：这就是您提出的建议的具体做法，建立国民基金，是这样吗？

　　陈志武：国民权益基金。

　　搜狐博客：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提出这个建议的？

　　陈志武：今年七八月份。

　　搜狐博客：您通过什么方式？

　　陈志武：一些演讲、文章，还有跟体制内外不同的专家和决策层顾问等等交流。

　　搜狐博客：那你现在得到的反馈是什么样的？

　　陈志武：都是非常积极的。到现在为止没有几个从原则上或者理论上表示反对的。

　　搜狐博客：那对您这个建议您觉得它有可能成为现实吗？

　　陈志武：最终还是可能成为现实。当然从很多方面来考虑的话，目前08年也许时机不成熟，但是也许09年当我们看到其它宏观调控或者是经济刺激方案发挥的作用和效果不太好的时候，我希望更多人会看到中国民间消费之所以很难增长，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制度层面的安排。因为这种制度安排，通过国有制，通过不受制约的征税权扩张，最终造成国富民穷的局面，只要国富民穷的局面持续下去，即使政府想要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过多依赖出口转移到依赖更多的国内民间消费，这种愿望最终还是很难实现。　　

　　国有资产民有化有成功的国际经验

　　搜狐博客：陈教授，我觉得对您这个建议的可行性充满了希望，您一直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您对中国目前整个政治体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在现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您认为这个制度如果推行下去的话，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可能有一个好的政策，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尤其涉及到13亿人当中的每一个人，这里面执行的难度大吗？

　　陈志武：事在人为，所有的制度都是人为的。既然是一天可以建立起来，另一天发现有一些方面应该做调整，未尝不可。因为我说的民有化改革实际上并没有要放弃原来的全民所有制这个概念，没有放弃这个全民所有制最初的思想。

　　搜狐博客：就是说把它具体化了。

　　陈志武：把全民所有制里面的所有者从虚的、不存在的变到实际存在的,落实到13亿中国公民个人的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这不是一个改变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只不过把这些国有资产财产的所有者、产权所有者给具体明晰化，具体落实，按照我的另一个说法，是把这些所有者真正给请出来，知道谁是所有者。

　　搜狐博客：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您觉得主要的阻力会来自于哪方面？

　　陈志武：会是一些行政部门，像国资委、财政部等。还有可能是有些公司的管理层。不过也很难说，因为从公司管理层的角度来讲，他们也许更愿意受到未来国民权益基金管理层的约束和监督，而不一定像现在这样受到国资委还有其它部门的约束。

　　搜狐博客：世界上有过类似的成功经验吗？

　　陈志武：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的阿拉斯加州的资源权益基金，全名叫阿拉斯加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主要是来自阿拉斯加的石油收入，因为阿拉斯加有很多石油和天然气储存。在1977年，阿拉斯加州议会设立了一个公民权益基金，以石油开采权产生的收入来作为基础。该基金总值现为400多亿美元，整个阿拉斯加州有五十几万人口，今年每位公民大概可以得到3千多美元的分红。

　　搜狐博客：由政府直接分红给公民，是这样吗？

　　陈志武：不是由政府分红，而是由公民权益基金每年的收益来分红。我觉得这个模式可以在中国实现。

　　搜狐博客：是不是说目前国资委会变成基金的管理机构？

　　陈志武：或者把国资委改成国民权益基金，最理想的情况是国民权益基金的董事会和管理层可以由13亿老百姓基金持有人或者股东决定，可以通过投票权选择换掉或者是聘任新的董事会成员等等。

　　搜狐博客：相互之间可以交易吗？我拥有的基金权益。

　　陈志武：最理想的情况是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可以在不同人之间做交易。

　　搜狐博客：按照陈教授的描述，目前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可能会带来一个改革的机会，曾经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对外出口现在基本上因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会面临着很大的问题。这个是不是您说过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于中国有可能会是一个正面的机遇？

　　陈志武：对，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如果没有这种危机带来的压力，对于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的改革从现实意义上说可能会没有动力。只要经济增长速度跟去年、前年那么快，大家都有欣欣向荣、日子过得很好的感觉，不会想到改变现状的，改变现有制度架构的压力不会存在。人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这次危机也许对于推动政府进行一些长远有利于中国持续发展的根本性制度变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推动力。　　

　　明年的经济增长会在6%左右

　　搜狐博客：目前政府提出2009年取得GDP的目标又是保8争9，即8%—9%的经济增长速度，您认为这个目标可能实现吗？

　　陈志武：很难。特别是根据过去几天新公布的进出口数据，还有通货膨胀的数据，环比11月份CPI指数下降了百分之零点几，说明11月份实体经济严重下滑。从这些数据看，我们发现今年11月、12月和明年上半年中国的实体经济受到这次危机的打击比原来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如果是这样，明年头两个季度如果没有这次公布的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可能只能增长3%—4%。客观讲，如果明年上半年能够实现3%、4%的GDP增长速度，我觉得那应该算蛮幸运的。

　　搜狐博客：3%、4%都会比较难？

　　陈志武：是的，但是有了经济刺激方案以后，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大概有两万亿左右是在明年年底之前要花掉的，这些投资主要放在铁路、新机场建设、高速公路等等基础设施方面。根据以往中国各省固定资产投资对下一年GDP所能带动的贡献数据，粗略估算，这两万亿左右的固定资产投资可以给明年的GDP提供五、六千亿左右的增量，也就相当于给GDP提供两个百分点左右的额外增长。如果是这样，在没有经济刺激方案也许GDP明年会增长3%、4%，有了经济刺激方案带来另外两个百分点的话，也就是明年的增长会在5%、6%左右。

　　搜狐博客：中国已经多年保持GDP的高速增长，但是我们都知道GDP的增长只是规模经济性的增长而并不是经济实际运行水平良好的增长，这里面如果片面去追求GDP的增长是不是会有一些问题？

　　陈志武：目前的情况是，因为中国太多的生产资料、财富和国民收入掌握在国家手里，由此延伸出来很多中国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我们刚才讲到的过度投资、过度依赖重化工业、依赖制造业，逼着中国经济过多依赖出口。如果不利用这些经济刺激方案促进这些结构调整，不只是现在，以后的增长前景也会变得越来越艰难。经济刺激行动应当兼顾到长久结构方面的影响。

　　搜狐博客：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与其追求GDP的增长还不如追求经济结构的优化？

　　陈志武：对。换句话说，GDP增长速度、GDP总量、还有人均GDP这些宏观经济指标都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确确实实也要重点去考虑一下GDP的增长结构是什么样子，它是不是更长远的有利于良性的内生经济增长的出现，这是在全球危机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做经济刺激决策时该考虑的问题，利用这次机会不仅仅要促成短期GDP增长，而且最好是为长久的经济结构转型垫下一个更可靠的基础。　　

　　四万亿投资不如直接给老百姓退税

　　搜狐博客：刚刚也提到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好像陈教授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您能说一下吗？

　　陈志武：看到这四万亿的开支结构之后，政府基本的思路跟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差别，还是想通过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这次我们面对的局面跟 97年、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局面完全不一样。那时是美国互联网经济最热的时候，那时候美国的经济以3%、4%的的高速增长，全球需求量总体在继续上升。中国在那个时候花很多钱去加快工业化建设、加快高速公路建设、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是有道理的。那种投入很快给中国带来好处，让中国出口总量提升，特别是为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所带来的新一轮出口贸易增长奠定了基础。

　　但是，这次问题恰恰出在全球需求在严重下滑，在中国不同地方也可以感受到国内的消费需求在快速下滑。在国际需求下滑、国内需求也下滑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还要去建那么多的铁路、高速公路、机场和其它基础设施，建好以后运什么东西？往哪里运？给谁运？这些问题变成一个大问号。

　　在这种时候，经济刺激方案结构上必须要做一些调整，从原来重点由国家做基础设施投资、做工业基础投资，转型到重点拿国家的钱刺激民间消费增长，这样一来，可以由国内民间消费需求替代部分下滑了的国际需求。

　　搜狐博客：其实中国有人口优势的，只要老百姓有了充足的钱可以去消费的话，这个内需应该是不会衰退的。但是这四万亿里面有没有给老百姓或者直接能够给老百姓的钱？

　　陈志武：据我了解，没有直接补贴给中低收入老百姓的钱，其中只有一些间接投放到医疗卫生、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钱，但是这些钱占四万亿的比例非常低。如果要降低老百姓储蓄压力、增加民间消费，那么，如果政府把这四万亿或更多的钱一方面强化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和教育投入，同时也拿中间的一部分钱给中低收入家庭直接退税，或者直接给予补贴，最终肯定可以让老百姓更大胆地消费，这样就可以带来新的消费增长。　　

　　政府税收增幅远高于居民收入的增加

　　搜狐博客：在陈教授的言论里面还提到税收刚性增长的问题，这个是不是造成我们内需严重不足的一个原因之一？

　　陈志武：当然。从95年到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累计增长了5.7倍，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过去12年里面才累计增长了1.6倍，农村的人均纯收入累计增长了 1.2倍，所以，从这几个数字里，我们看到政府征税权的无限扩张最终使得更高比例的国民收入往政府手里转移，老百姓家庭得到的国民收入的比例因为这种征税权不受制约而越来越低，所以就产生了越来越恶化的国富民穷的局面。

　　这就出现了95年的时候，民间消费占GDP的42%左右，但是到去年民间消费才占GDP35.5%的情况。尽管过去12年里那么多人都强调中国应该刺激国内的消费增长，尽管有这么一些良好的愿望，实际的效果却是在征税权不受制约，国家继续垄断社会中大多数生产资料和资产性财富的情况之下，这些愿望没办法实现，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但没有上升，反还在下降。

　　我顺便补充一下，现在很多的人都在说美国人这么喜欢消费，这么喜欢借钱花，以至于美国今天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高到71%。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去看一看历史数据，中国在1952年民间消费也占GDP的68%，差不多是现在的两倍多。随着建国初到58年国有化的不断深化，随着计划经济的深入，从1952年到1978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直线下滑，从最初的68%降到78年差不多45%左右，从78年到95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继续下滑，从78年的45%左右下降到95年左右的42%。　　

　　学者的责任是把问题说清楚

　　搜狐博客：陈教授，刚刚我们谈到的就是你的系列言论，而且您希望通过不断在不同场合不同的对象去沟通您的思考建议，希望能够影响到决策层，能够最终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国富民穷这种局面，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是这样吗？

　　陈志武：我首先强调一点，对于我们这样做学问的人来说，我们的责任就是根据我们的研究，根据学术知识和认识，把道理讲出来、给一些建议，让人们更加明白不同的决策带来的结果会怎样。

　　至于说政治家会不会用、会用上哪些理念、哪些决策，那是他们的事，不是我们的事。我们对社会的责任或者说在社会分工中所应该起到的作用就是把话说出来。如果这样做结果会是什么样，如果那样做结果会是什么样，把那些道理讲出来。至于那些具体的决策人和政治家到底是选择方案A、还是方案B、还是方案C，那不是我们的事，那是他们的事。

　　我们要做到的事情也就是给大家讲清楚，让更多人能够理解，除了目前我们看到的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之外，还可以有别的选择，别的选择可能比这个更好。　　

　　美国每隔十年就会有一次金融危机

　　搜狐博客：陈教授，您通常都是在美国，美国这次的金融危机而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不知道您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怎么去解读这件事情？

　　陈志武：首先我要强调一下，在美国过去两百年里，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金融危机。大家可以看看1817年的时候，1857年、1893年、1907年、1929年等等，差不多每隔十年又会来某种规模的金融危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发生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的经济危机，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吃一惊的。有的人早就预期美国的这种金融支持消费，消费带动增长的模式最终会出现金融危机的。要我去预测的话，我也可以这样预测，这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未来还会再发生金融危机的。如果说过去几年预测这次金融危机会出现的人预测得准确的话，我相信我对未来美国还会发生金融危机的预测，肯定也会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主要的原因不是说我这个人有什么特殊的本事，而是因为人类的发展历来就是这样子，需要很多的人去做技术创新，在金融领域里面也要允许很多金融创新。在这些金融创新的品种和形式变成我们的常识之前，其间肯定要经过很多发展和出问题的过程，也会出现一些危机。美国历来的金融创新模式就是这样，先容许人们去创新，然后大家去看创新出来的东西到底会不会出现问题，如果不出现问题，监管部门不会去管，也不应该去管。

　　只有在出现问题以后，监管者、立法者才有可能知道创新出来的技术出现问题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样，性质是什么样。那么，通过危机的发生认识到问题的方式和性质以后，监管者才可能反应性的设计出来怎么样去调整监管规则、架构和制度。

　　根据这样一个创新和监管逻辑去理解的话，以后在美国也必然会因为新的金融品种、新的金融市场、新的科学技术的出现，而带来一些新的金融危机。所以这种规律是不可能改变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以前写过一些文章谈到，是不是说美国靠金融带动消费、消费带动增长的这种模式要终结了？我个人认为除非人的本性、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否则美国金融带动消费，消费带动增长的模式不仅仅在美国不会被终结，而且反而在中国还有其它后发展国家，也要学习这种模式。

　　搜狐博客：那就是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它们会不断发生危机，而且通过这样的危机不断来积累一个正确发展的道路和方式，是这么理解吗？

　　陈志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

　　搜狐博客：这次的情况好像特别严重，波及到全球很多国家。

　　陈志武：这次之所以非常严重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美国的住房按揭贷款市场还有很多其它的金融市场已经发达深化复杂到这样的程度，在最终资金的使用方和最终资金的供给方也就是美国国内和全球的投资者，在两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链条已经被拉得非常非常长，这就为问题的出现奠定基础，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在金融全球化已经把美国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推销到全球各个国家，同时又没有一个具有强制力、具有立法、执法和行政权力的世界政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已经越来越全球化的金融证券市场跟没有世界政府、没有世界中央银行，也没有世界的执法机构，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由美国引起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这么大的冲击，更加凸现了金融化的实际水平跟制度安排所能支持的金融化容量之间的不平衡已经越来越严重。

　　这次金融危机让各国实体经济都受到牵连，这给各国决策者、社会人士一个非常大的机会，去理解过去这些年的商品市场全球化、金融市场全球化跟我们从二战以后所建立的世界秩序之间的矛盾到底有哪些，表现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基础之上，大家都可以更加理性地、冷静地做出相应的制度调整和制度改革，使接下来全球范围内金融化、资本化的进一步发展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全球性制度架构。　　

　　美国对金融危机的反应有点过激了

　　搜狐博客：现在很多国家的领导都坐到一起共同来商讨这个救市计划有褒有贬，陈教授怎么看？

　　陈志武：有一些反应过快了，像美国上次的七千亿美元救市方案没有用完，从国会议员到民间经济学家和业界人士又要推第二个经济刺激方案，有点太快了。所有这些经济刺激方案真正发生效果之前需要时间，但是实际的情况是美国差不多每天对于经济刺激方案效果做一个评估，要我看昨天和前天，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刺激经济发生效果，大家已经开始着急了。

　　搜狐博客：是不是政治家总要做点儿什么？

　　陈志武：你说的很对，是这个样子。

　　顺便提一下，国内很多业界、政府和学界人士都在下一些大的结论，包括所谓全球化要终结了，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会终结过去20几年不断强化的全球化的进程。但，这种看法过于片面。实际上，我认为这次危机反而把全球化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原来的全球化主要是在经济层面、在商品市场的全球化和金融的全球化层面。

　　但是这次大家如果仔细想一想，那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财政部都联合行动，在同样的48小时、24小时之内，各国都在降息或者推出经济刺激方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化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就是政策和制度领域都在朝着同样的方向协同配合，各国一起来做出政策决策，做出制度方面的调整。所以我觉得下一轮的全球化有可能会更多在制度方面、政策方面。要我看，这次危机的发生不仅没有终止全球化，反而使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领域。　　

　　1929年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冲击比今天的严重得多

　　搜狐博客：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这场危机最终会怎么被化解？

　　陈志武：这场危机的化解，最终还是需要各个国家认清楚，新的金融、商品市场全球化以后，新的世界格局跟原来差不多以绝对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间的矛盾，大家认清楚之后做相应的调整。通过这种方式，大家协同起来，放弃一定意义上的原来的绝对主权，跨越国界协同政策和制度改革，以这种方式让大家都能够从这次经济危机中间走出来，并且为将来进一步的全球化奠定基础。

　　搜狐博客：陈教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您的理解中所有的危机都是蕴含着希望的，而且危机会带来新的思考和审视，可能在曾经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被忽略的问题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冷静阶段得到更好的解决，是这样吗？

　　陈志武：肯定是这样。我觉得不管是对于我们做经济学研究或是做政策决策的人还是做商业企业的，我们最应该放心的、最应该依赖的是人的本性，就是每个人都想要更好地活下去。

　　只要每个人都有想更好活下去的愿望，那么，针对危机作出调整和改革，就会是必然的事，这些后续运作就肯定会发生。

　　所以，在这种时候，我觉得很有必要记住一点：如果说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危机给中国形成很大的挑战，给美国形成很大的挑战，那么大家都应该想到1929年的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在30年代构成的冲击远远比这次要严重得多。美国和其它国家能从那次危机中更加强健地走出来，为什么这次不能呢？不能低估美国制度架构所隐含的自我纠错能力。

　　在制度比较层面，大家可能觉得，今天中国的国家管制，方方面面无所不管的制度架构，表面上看好像跟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形成一个很大的反差。如果觉得今天的这种反差证明了中国这种模式的优越性的话，不妨看看在30年代的时候，以美国和英国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跟当年苏联的计划经济之间的反差，那时的反差如何呢？

　　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苏联的计划经济和西方的市场经济反差比今天大多了，30年代美国和西方经济严重萧条，在美国失业率最高的时候高到28%，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阵营就是苏联的计划经济阵营，苏联的经济按照每年10%几的速度在高速增长。大家可以想象那时候两种制度安排的反差跟今天比的话要远远更加明确，更加严重。

　　当然，那时候的反差引发了很多国家去模仿苏联，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大家都去学苏联的那种管制经济、计划经济。只不过，到了80年代初，大家又开始在全球范围之内进行私有化改革、市场化的改革。那些经历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些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对人要活下去的愿望有任何意义、任何形式的低估。只要人要活下去的愿望继续存在，没有死，那么，最后要从这种危机中找到解决方案的希望和前景，肯定也是非常可靠的。

　　搜狐博客：好的，谢谢陈教授在经济的冬天也是真正的冬天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温暖。谢谢！

　　陈志武：谢谢！

　

　　（本访谈录经受访者修订补充）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帝国主义一头雾水，我国又赢得一次辉煌的胜利

RFI：中国政府可能屏蔽了纽约时报的网站

发表日期 21/12/2008 更新日期 21/12/2008 13:34 TU

据纽约时报20日报道，中国政府屏蔽了纽约时报的网站。

该报的报道说，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一些用户星期五早上发现无法登录纽约时报网站，有些用户早在星期四晚上就已被切断，到星期六上午纽约时报网站仍被封网。但上星期早些时候被当局屏蔽的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以及亚洲周刊的网站，星期五恢复可以登录，不过香港报纸明报网站仍被屏蔽。

中国外交部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发言人说，关于你的问题我们不太清楚。网站管理不属于外交工作范围。星期五在香港纽约时报网站没有发生问题。纽约时报发言人马提斯说，并未发生技术故障。香港大学研究中国互联网的专家麦克金诺表示，当局设限的原因很神秘。

让鬼子在我国博大精深的冤狱暨喊冤文化面前发抖吧！！！

温家宝访日遇华侨鸣冤 日本媒体称大为震惊

亚洲周刊毛峰／中国总理温家宝访日期间，有在日华人意图拦车请愿，一宗在福建上访七年无果的冤案，令两位闽侨为备受严刑逼供的亲人拉出请愿标语，令日本媒体震惊。中国要大国掘起、公正司法的路，还要走多远？

旨在促进亚洲三强领导人定期磋商的中日韩首脑峰会十二月十三日在日本福冈县文化历史名城太宰府市举行。中国总理温家宝、韩国总统李明博和东道主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出席了三国领导人的会谈并联合签署了建立「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和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问题的联合声明」。这也是中日韩三国首次跳出东协（东盟、亚细安）十加三合作框架而单独举行的三国首脑会谈。为此，日本警方调集了约万名警力，布防警备以确保首脑会谈的顺利安全。

但没想到防不胜防，当天下午近二时许，当中国总理温家宝的车队行驶至会谈所在地的九州国立博物馆前的太宰府市十字街口时，守候于此的在日华人陈美钦突然衝动地欲衝上前去拦车请愿，所幸的是她被身边同行的吴华玉紧紧拉住才未导致事态扩大。

这一幕惊动了高度警戒的日本警察，但他们在听取了陈美钦和吴华玉简述的亲属冤情后，还是依法应允其在太宰府市站前广场进行向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伸冤请愿活动。于此同时，旅日华人宁化敏也在现场打出了「温总理请关注上海人命案」的请愿标语，期盼并希望温能主持正义，为其亲哥哥沉正富在上海被殴打致死讨回公道。

陈美钦和吴华玉在请愿中，迫切希望「温总理为民做主」，能督促福建地方当局改正不顾中国形象和中国法律尊严的「诸侯独霸一方」、以权压法的行径，尽快纠正福建爆炸案滥权枉法的人命冤案。

她们在致温家宝的请愿信中说：「我们两人福岛美钦（中国名：陈美钦）、铃木华玉（中国名：吴华玉）作为日本人配偶常年在日生活，因为二零零一年在中国福建省福清市发生的一起爆炸案，当地警方滥权枉法，用惨无人道的倒挂、吊打等刑讯逼供的违法手段，致使我们两个直系亲人蒙受人命关天的冤案，陈美钦的哥哥陈科云、吴华玉的弟弟吴昌龙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被福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我们受冤的被告因此上诉至福建省高级法院。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福建省高级法院以『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但福州中级法院依然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于二零零六年十月再次判决陈科云、吴昌龙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作为含冤被告人再次向福建省高级法院上诉，但至今冤案未予改正。」

请愿信还说：此案最为荒唐的是，涉及人命关天的爆炸案居然连基本的犯罪事实和证据都没有，就能把我们的亲人判为死刑。因为在被警方指控提供「电雷管」的被告王小刚已被宣布无罪释放，那没有电雷管，陈、吴用什麽实施了被认定为「用电雷管实施的爆炸犯罪」？连最基本的犯罪事实都没有查清楚，最根本的证据链都完全断裂，居然坚持判决陈、吴两人为爆炸案犯死刑。如此司法不公、判决无据无法，天下奇闻，荒唐至极。

请愿信说：「七年来，我们国内的亲属为此不断向有关部门上访、控告冤情，非但不予受理，却多次遭到当地警方的拘留关押，甚至依法为被告辩护的律师也遭到当地警方的传唤和拘押。警方滥权刑讯逼供，检察、法院罔顾犯罪事实起诉宣判，如此践踏法律和人权，实在是中国司法的耻辱。福建地方领导以权压法，以权枉法，极力掩盖这一冤、假、错案，这样的地方政府又有何公信？这样的社会又怎们会和谐？」

陈美钦和吴华玉表示：我们无辜的亲人含冤入狱已有七年之久，我们的身心也受到严重打击，造成我们在日本相夫教子的家庭生活混乱不堪。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能趁您前来日本出席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之际，向您提出请愿：作为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希望您能督促福建地方当局尽快依法纠正这一冤案错案。

严行逼供屈打成招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福建省福清市纪委办公楼发生了爆炸案，导致纪委司机吴章雄被炸身亡。案发后，福清市公安局专案组在严重缺乏证据下，仅凭举报和推断就将涉案主犯确定为曾表示不满纪委处分的福清市中福公司经理陈科云，为此先违法密捕了陈科云的司机吴昌龙「打出」缺口，随后拘捕了涉嫌主犯陈科云及其他涉案者杜捷生、谈敏华等人，并向海内外宣布该案告破。但由于此案是在福清警方严刑逼供下侦破的，因此在移送福州中院起诉阶段就因证据严重不足被两次退回补充侦查，成为一个经不起对质和没有实证的「豆腐渣案」。陈科云在狱中以「血泪的控诉」揭露惨遭十天十夜刑求摧残的经过，吴昌龙则在一个「死囚」的泣控中，详述被警方严刑吊打、痛不欲生的折磨。（详见本刊零五年一月第四期：福建爆炸案爆出酷刑黑幕）。

十二月一日，此案中被枉判七年刑期而刚刚获释的杜捷生向亚洲週刊直诉了遭受办案刑警惨无人道刑讯逼供的苦痛经历。他说，在被公安密捕审讯的十二天里，刑警不分昼夜地折磨他，几度被吊打得昏死过去而只能违心「认罪」，随后刑警又用老虎凳等酷刑逼问他从哪里买来了炸药和电雷管，他只能胡乱编造，结果又遭到毒打，其中一个刑警拿起露出生锈铁钉的木棒猛揍他的屁股，导致伤口感染化脓溃烂，至今七年尚未痊癒。说到这时，杜捷生眼含泪水语音硬咽，他一面脱下裤子给记者看那还在发炎化脓、一碰就痛的伤口，一面说：如果没有刑求，那这个伤口从何而来？

福建资深律师林洪楠在接受亚洲週刊採访时说，这是一起典型的刑讯逼供、实体虚假、程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的大冤案。且不说此案中矛盾百出的「证据」，就依照起诉判决指控的五名被告人构成的最基本犯罪事实链来看，也完全断裂。因为被指控和认定的陈科云（策划实施主犯）、吴昌龙（实施爆炸主犯）、杜捷生（向吴提供炸药和电雷管的疑犯）、王小刚（卖给杜电雷管的疑犯）和谈敏华（卖给杜炸药的疑犯）这环环相扣的五人中，王小刚因案发后一年多才被捕，刑警难以刑求，事实查明所谓的作案期间根本就不在福建而只能无罪释放。那没有王小刚卖给杜的电雷管，吴昌龙又怎能用电雷管製成炸弹实施爆炸？林洪楠律师指出，更为荒唐不堪的是，福州中院在零六年十月的重审判决中，居然仍把中院自己判决无罪并已释放近两年的王小刚列为电雷管提供者加以指控，如此视法律为儿戏，自欺欺人的荒谬，实为福州司法审判的耻辱，也让福建法制蒙羞。

在陈美钦、吴华玉请愿现场採访的日本主流媒体记者对亚洲週刊说：「我虽不了解全部案情，但仅仅从请愿者提供的中国官方的判决书中就不难判断这起人命关天的爆炸案，确实连最基本的犯罪事实都没有搞清楚，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死刑判决」。

「在日本非常重视人权和生命，如此近似荒唐的冤案冤情如果在日本广为传播开来，就可能像中国毒饺子、毒奶粉等事件一样『毒害』中国形象，更加失去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尊重和好感。如果中国连这种纯粹的刑事冤案都得不到依法纠正的话，中国的大国掘起对日本来说只有增添恐惧不安和日趋强烈的排斥感」。

向NHK纪录片字幕组致敬

[NHK][纪录片]夹缝中的奋斗~中国NHK同好会和字幕组~
riomma

http://www.verycd.com/groups/nhk/461867.topic

（开场白）
国谷裕子女士：
晚上好，这里是现代大特写。
《越狱》作为美国文化新输出的象征，在美国热播，全球追捧，尤其在一直被公认为信息蔽塞的中国，借助网路的优势，实现和全球同步的娱乐资讯传递，《越狱》迷遍布全国，成为2007年最耀眼的文化符号。《越狱》在中国大陆的火爆被称为是美剧在中国爆发的标志事件，网上还曾经流传用美剧打退韩流的呼声。
但是《越狱》的版权拥有方，并未在中国售出版权，中国却有几乎与美国同步的发布速度。那么，《越狱》是通过什么渠道通过什么方式进入中国的？

（男声旁白）
继《新民晚报》和《星期日新闻晨报》报道之后，中国美剧字幕组的身影登上了2006年8月9日《纽约时报》。字幕组不辞辛苦，将美国的娱乐文化带入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摆脱国营电视台的老旧历史剧、啰嗦的肥皂剧和糜烂的游戏秀，这一现象引起大众和媒体的关注。
如今在中国的网络上，出现了一个专门翻译NHK纪录片的小圈子，这就是所谓的“NHK纪录片同好会和NHK字幕组”。

（中国矿业大学老师）
“我平常在课上会根据讲课内容，放些NHK纪录片做资料补充，一来影像更直观，二来NHK有全球视野，资料更前沿，学生容易理解，也喜欢看，课堂效果很好。事实上我已经开设了一门课程，用NHK纪录片来做教程，看一节课，讨论讲解一节课。”
（清华大学学生）
“别人业余时间爱看电影打游戏，我更喜欢看纪录片，我听过一个说法，牛人在娱乐休息的时候都在进步。我看纪录片就有这种感觉，好看，还长学问，每看一部自己感觉都在进步，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比周围同学深入很多。”
（中国人民银行职员）
“平常工作很忙，而且周围的圈子和接受的资讯虽然较之旁人要广泛，但是还是不够，NHK的纪录片我经常看，给我工作带来很多帮助，我经常推荐给我们部门的同事看，大家看了觉得很有借鉴意义。”


（男声旁白）
同大受欢迎的美剧不同，这是冷门的纪录片，受众有限。同样是日语翻译，更没有日本动漫的火热。默默将NHK纪录片翻译进中国的人，他们经历着怎样的境遇？


（镜头拉回演播室）
国谷女士：今晚我们请来了长期翻译NHK纪录片的KAMONKA先生，KAMONKA先生，您在NHK纪录片翻译圈被尊称为前辈，您是什么情况下决定翻译NHK纪录片的？
Kamonka：之前我在日本留学多年，对历史题材很感兴趣，无意中发现NHK纪录片是一个很好的资料库，看的多，兴趣越大。自己锻炼日语，也尝试翻译了一些。当时在中国还没有这些资料，觉得对国内借鉴意义也很大，就尝试做成字幕，慢慢在网上发了一些。看的人越来越多，评价都很好，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做的很有意义，所以我平常业余时间上就花费了许多时间在字幕翻译上。

国谷女士：你在翻译过程中有没有碰到什么难题？
Kamonka：NHK纪录片此前在中国几乎无人知道这个名字，但是2007年激流系列在网络上的巨大影响力，让很多人记住了NHK纪录片的名字。激流系列由于影响太大，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而这些讨论都指向了当下，所以被中国相关主管部门监控，激流的关键词被网络屏蔽，我建立的兴趣小组也被迫关闭，当然现在已经重新开放了。
翻译的初衷是希望社会能更进步，站的是建设者的立场，这个事情，感觉像一腔热情被迎面泼了一桶冷水。国家的管控具体情况大家都知道，但是即使是一个夹缝，只要可以呼吸，我还是要继续翻译下去。

国谷女士：Kamonka先生，即使付出业余时间无偿劳动的辛苦，即使怀抱梦想却很受委屈，您为什么没有气馁，仍然继续翻译下去呢？

Kamonka：不比空谈，只要是做实事，就要大辛苦，就要受委屈，这是自然的。社会总是有很多不如意的现状，改变不能光靠政府，我们努力，每天做一点改变，社会就能往好的方向走一点。
现状是国内传媒视野不宽广，自己做的节目，自己看了都打瞌睡，很多节目是为了填补时间而制作，没有一点信息量。
在和国际信息的时间差距更大，根据我的感觉，大致相差在五年左右。媒体上经常传播鼓吹的是错误的理念，对国外资讯的理解不深，或者故意抓住一个小点忽悠，曲解误导盲目揣测，迷惑了大众，造成了很多悲剧。
看完了激流，网上形成了数量不少的NHK迷，他们看完了已经有的翻译了的NHK纪录片，想继续了解，他们的需求在网上反映的很强烈，自己觉得也有翻译的必要，有翻译的兴趣和翻译的成就感，所以就坚持继续翻下去了。

国谷女士：随着Kamonka先生的翻译，NHK纪录片影响范围越来越大，网上渐渐形成一个圈子，这时候，由热心同好蓝旗营牵头组建的NHK字幕组成立了。我们现在连线在中国的蓝旗营先生。


国谷女士：蓝旗营先生，你好，字幕组的名字取名叫做NHK情报翻译本部，有什么缘由么？
蓝旗营：情报是日语词汇，翻译成中文就是信息的意思。现在信息泛滥，但是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有效，很多是惰性信息，只有活性信息才是有用的，这就是情报。 NHK挖掘有用的活性信息，同时，信息不在发布，而在解读，NHK在信息解读上面有独特的角度和全球的视野，还有以人为出发点的态度，所以我们觉得有翻译的必要，而且觉得情报两字才可以概括我们所做的事情。
本部也是日语词汇，翻译成中文是总部的意思，这是我们的一点点小小追求，既然是做事情，就希望做到最好，所以想在NHK纪录片这个领域里，以Kamonka先生为榜样，做到最好。


国谷女士：现在字幕组的情况如何，如何协调他们，有什么打算没有？
蓝旗营：现在字幕组有50来个人，每月翻十几部。
字幕组成员成熟度都不错，平均年龄接近30岁，大部分人都有在日工作学习的经历，进入字幕组的必备资格就是日语达到优秀，参加考试的都是日语一级。成熟度高，能力超强，大家抱着相同的理念聚集在一起，想法单纯，做事的流程理的顺，效率比一般的翻译公司还要高，协调的工作比想象的要轻松。
由于是业余时间翻译，不可控因素太多，所以虽然有翻译计划，但是完成率无法保障，完成时间无法确定。同样，未来能否继续翻译下去，都是很大的问题。字幕组就是多翻片，这个是核心要务，能多翻一部就多翻一部，没翻一部，就是新成绩，就是新记录。关于未来，我们没有多想，就是尽量坚持。


国谷女士：谢谢蓝旗营先生。字幕组由于是业余时间的义务劳动，而且面对审查等各种无法掌控的因素，其实很脆弱，连明天是否能继续翻译发布都确定不了。
同时，在私底下，很多人借助网上商店地下盗版等方式，拿翻译的作品赚钱。

（男声旁白）
这是在网上商店被公开售卖的NHK纪录片，卖家自己刻录，一张2元的光碟，卖家至少要到每张7元。
这是在街角的音像店，这部名叫《侧目中国》的碟子，其实是激流系列的委婉称呼。
在天桥下的这些贩卖盗版光碟为生的小贩，在2007年曾经贩卖激流系列，作为纪录片，出乎很多人预料，居然卖的很火热。
这些作品没有制作方NHK的授权，对于义务制作字幕的翻译人员来说，也是变相的侵害。


国谷女士：假借NHK纪录片来牟利的人，侵害了制作方的利益，也伤害到字幕翻译人员的感情，Kamonka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Kamonka：纪录片可以和电影一样好看，受到大家追捧，也能和电影一样受到盗版商的青睐，作为翻译人员，感到的更多的是高兴。纪录片不好看，大家不会追着看，纪录片没人买，盗版商不会做盗版。
关于纪录片翻译，一直有利益纠缠在一起。像美剧一样建论坛，争首发，拉人气，做广告，这就是经济利益，盗版也是属于这一类。我不做自己的论坛或者网站，而是借助别人的平台，不追求经济利益，直击做事的本真，纯粹做事，不掺杂质。
现在很多纪录片论坛网站来压制我们的片子，加上他们论坛的宣传广告等等，我们也不反对，依旧出原版的视频和字幕，不做压制。不仅我是这样，字幕组也是这样。我还是坚持，做事要热情，做事要严谨，但是做人要单纯，翻译的目的本来就是希望更多人看到，所以看的很淡。

国谷：谢谢你的辛苦。
中国满怀复兴帝国的宿愿，以民族复兴为大旗招揽各方势力。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庆，以展览成果为目的的北京奥运会刚刚落下帷幕，但是大国之势犹存，强国之路漫漫。
在生活和监管的双重夹缝中抱守理想的人们依旧在奋斗，星星之火仍然在顽强闪烁光芒，给人温暖。


再次谢谢嘉宾Kamonka先生
谢谢收看本期现代大特写
再见



标注：此乃年终岁末山寨逗乐版，Kamonka的回答是我的臆测，不代表其本人的意思。

A Pékin, s'opposer à la destruction de sa maison vaut deux ans de prison

LE MONDE 19.12.08 15h44 • Mis à jour le 19.12.08 19h47

http://www.lemonde.fr/asie-pacifique/article/2008/12/19/a-pekin-s-opposer-a-la-destruction-de-sa-maison-vaut-deux-ans-de-prison_1133109_3216.html#ens_id=1129867

PÉKIN CORRESPONDANT

L'une des figures de la défense des droits des propriétaires, Ni Yulan, une avocate de 47 ans, a été condamnée, jeudi 18 décembre, par une cour pékinoise à deux ans de prison pour "obstruction à l'ordre public". En avril, Mme Ni avait tenté de s'opposer à la destruction de sa maison alors qu'un groupe d'ouvriers, conduit par la police, était en train d'abattre le mur de sa cour carrée traditionnelle situé dans l'arrondissement de Xicheng, au coeur de Pékin.

Seule la fille de Mme Ni a été autorisée à assister à l'audience, bien qu'une dizaine de ses proches et parents avaient auparavant reçu la permission d'entrer dans le tribunal. Son mari, Dong Jiqin, a déclaré, après l'énoncé du verdict, que son épouse "était amaigrie et très faible".

Lors de son arrestation, en avril, elle avait été frappée à la tête d'un coup de brique par l'un des ouvriers. Mais la police avait jugé que c'était Ni Yulan qui avait "agressé" un membre de l'équipe de démolition.

L'affaire avait provoqué l'indignation de nombreuses organisations de défense des droits de l'homme, la "modernisation" d'arrondissements de Pékin à coups de bulldozer, avant les Jeux olympiques, ayant eu pour conséquence la disparition de quartiers entiers de la capitale et l'éviction forcée de quelques milliers de personnes.

La collusion entre responsables locaux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et des promoteurs immobiliers sans scrupules est une source constante de frictions entre les autorités et un nombre croissant de citoyens estimant avoir reçu des compensations insuffisantes.

La condamnation de l'avocate a été prononcée moins d'un mois après que son domicile a été complètement démoli, le 21 novembre. Le fait que le président de la cour de ce même arrondissement de Xicheng, Guo Shenggui, ait été condamné à la peine de mort, en octobre, pour corruption dans le cadre de scandales immobiliers n'a rien changé au sort de Mme Ni...

Cette dernière n'en est pas à sa première confrontation avec la justice. En 2002, elle avait été arrêtée pour avoir filmé la destruction de la maison d'un citoyen exproprié, puis condamnée à un an de prison. Pendant sa détention, elle avait subi des sévices dans sa cellule, battue au point d'en ressortir handicapée à vie. Depuis sa remise en liberté, elle marchait difficilement et ne se déplaçait plus sans l'aide de béquilles. Au mois de juin, Ni Yulan avait de nouveau accusé les policiers de l'avoir battue dans sa cellule.

Le type d'activisme civique pratiqué par Ni Yulan est devenu un motif de préoccupation pour le régime chinois à l'heure où les conséquences de la crise économique, notamment en matière d'emploi, pourraient constituer un nouveau facteur d'instabilité sociale.

Dans un discours prononcé, jeudi, devant les membres du comité central du Parti communiste, à l'occasion du 30e anniversaire du lancement des réformes économiques de 1978, le président Hu Jintao a reconnu qu'"il existe de nombreux aspects de notre travail qui montrent que nous n'avons pas assez bien réussi et les gens ne sont pas contents. L'avenir nous réserve bien des défis et des difficultés". Il a cependant assuré que "maintenir et améliorer la direction du Parti est la garantie fondamentale du progrès et du succès".

Bruno Phi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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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vier M.
21.12.08 | 09h45
Désolé d'aller à contre courant du racisme anti-chinois en vogue en ce moment, mais j'aimerais rappeler une réalité que Le Monde devrait rappeler: les "quartiers historiques" de Pékin valent à peine mieux que des bidonvilles: isolation déplorable (avec -10°C en hiver et +30 en été) et toilettes publiques (immondes) uniquement. Une grande majorité de Pékinois sont ravis de quitter ces logements insalubres pour le confort moderne! Ceci n'enlève évidement rien à la brutalité du gouvernement.

Christian M.
20.12.08 | 09h59
Les réactions de nombre de lecteurs m'agacent par leur mauvaise foi. Qu'est ce que Sarkozy vient faire ici ? En quoi est-il responsable de la mondialisation ? C'est le consommateur qui en est largement responsable, en cherchant toujours à acheter le produit le moins cher possible! Un t-shirt à 1 euro, une paire de chaussures à 10 euros !? Le niveau des réactions est décidément trop faible. Je m'étais abonné pour échanger. J'arrête.

ALAIN L.
20.12.08 | 07h29
Et Mr Sarkozy est fier et ne trouve rien à redire à ces méthodes dictatoriales . Quand on reçoit avec les honneurs un tortionnaire comme Kadhafi on peut craindre le pire , car qui ne dit mot consent.

VDM
20.12.08 | 04h19
Finalement, on peut se demander si les chinois de 2008-09 ne sont pas les japonais de 1940-45 ! un peuple belliqueux militairement et économiquement. On a du soucis à se faire, la guerre froide nous paraitra comme un jeu d'enfant... le problème c'est que nous on est toujours au milieu. Même si on aime pas les USA on sait que sans eux on est rien...

Yves
20.12.08 | 02h17
Et dire que Pékin était considéré par P. Loti comme le dernier refuge de l’inconnu et du merveilleux sur terre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 : http://silouane.blog.lemonde.fr/2008/12/06/pekin-est-le-dernier-refuge-de-l%e2%80%99inconnu-et-du-merveilleux-sur-terre/

David T.
19.12.08 | 23h55
On dirait vraiment que les pires ennemis des Chinois sont les membres du gouvernement chinois!

Alexandrin123
19.12.08 | 23h07
En Palestine aussi...

Ben dis donc
19.12.08 | 22h23
Si les prisons chinoises sont comme les prisons françaises, ça doit pas être marrant tous les jours...

ROLAND G.
19.12.08 | 20h58
Un nouveau non-sens : la destruction du coeur historique de Pékin appauvrit l'humanité. Une fois de plus, loe pouvoir chinois souligne son attachement à l'humanisme, aux droits de l'homme, aux libertés fondamentales ! Cette condamnation est un scandale, qui s'ajoute à tous ceux que nous dénonçons. Le gouvernement doit rendre sa liberté à Ni Yulan, indemniser les victimes de ses erreurs urbaines, rétablir les libertés fondamentales. Une urgence !!!

thierry R.
19.12.08 | 19h40
Nos futurs maitres ne sont pas commodes, nous avions un probléme avec l'empire US, ca va pas être plus simple avec eux.Volià encore un autre probléme que nous allons devoir imputer à Seilliere,Fillon,Raffarin et leurs copains ultra-libérals(aux)car ils n'ont pas hésité à mettre nos enfants en compétition avec les jeunes chinois qui travaillent 15H/J 90H/semaine.Génération SARKOZY, retours au 19éme siécle

王天成进一步论玫瑰梦

上一篇： http://riovresbo.blogspot.com/2008/12/blog-post_08.html

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

作者：王天成

在这里，主要是想检讨一下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流传于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一种观点，也就是渐进民主观点；这个检讨也可以说是我们知识分子自我的一种批判。我检讨这一观点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它，尤其不意味着要鼓吹暴力革命，只是觉得它确实有些方面需要检讨。

渐进民主这一主张，它发展于八十年代的后期，八九年以后也就是到了九十年代，逐渐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看法。八十年代后期思想空前活跃，人们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政治现代化的不同道路，比如说英国的道路、法国的道路、德国的道路、日本的道路等等，人们开始反思卢梭，反思法国革命，也兴存了对英国道路的偏爱，在人们的眼中，法国革命是浪漫主义、是流血、是暴力革命；英国的道路是渐进改革、是民主宪政的成长和巩固。

一九八七年这个包遵信、金光涛等先生主持的走向未来丛书，出了一本书也就是钱乘旦大教授和陈意新教授，陈意新教授今天在这里,《走向现代国家之路》，这本书把英国的道路概括为渐进改革之路，是“改革、改革、再改革”，法国的道路为人民革命之路。但是，八十年代更有影响的一种观念是政治改革要与经济改革并行，认为政治不民主经济改革不可能公正，商品经济或者是市场经济秩序不可能最终建立起来。

八九年的学潮其实也和这一思想有直接关系，与此相对立的是当时沸沸扬扬的新权威主义，主张威权政府加经济自由，先推行经济的自由化，经济发展后再向民主转型。八十年代后期这些思想，在座的许多专家应该比我更清楚，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是乳臭未干的学生，我就不多说了。

八九年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线。在接下来的多年中间，不仅官方不再讲政治体制改革了，民间思想也转向了。渐进改革，或者说渐进民主正式浮出水面，变得越来越流行。八十年代很有影响的学者，李泽厚和刘再复两位先生一九九六年在香港出了一本书，大家知道也就是著名的《告别革命》，认为中国经历的诸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共产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及八九年风波的激进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只是灾难。因此中国需要的不是激进改革，而是渐进的改良。也就是说不仅要告别暴力革命也要告别激进改革，而只要渐进的改良。

渐进的改良或者说渐进民主思想的主要参照性是英国道路，认为英国自由民主政体是通过不断改革形成的，是在历史的岁月中逐渐演化成长起来的。它的反面教材是法国革命，是法国革命的血腥、恐怖和动荡。

进入九十年代后，也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在国内的风行，自生自发秩序观念的风行，也为渐进民主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注脚。所以最极端的渐进民主主义者甚至提出，渐进民主是问题而不是原则为导向的，是没有蓝图的，只要针对问题一点一滴的改就行了。在我看来呢，认为渐进民主道路不应该以原则为导向，已经陷入自相矛盾，因为渐进民主这四个字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原则、包含了一个目标、一个蓝图，也就是民主。

我本人对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法国革命的一些批评也是认同的；但是我对这些年来国内流行的这种渐进民主论调，确是感到不太安或者说非常的怀疑。我并不是要简单的否定渐进民主的思想，例如渐进民主这种思想正确的看到了，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建成民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它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太急躁。我也理解提出渐进民主思路的背后的苦衷，因为这样一种对官方没有急迫危险的观点，更容易得到发表，也被认为更容易被官方所接受。中国知识分子是最爱讲策略的，老是考虑官方能不能接受。但是渐进民主论者，他们希望尽可能平稳、尽可能少震荡，或者没有震荡的过度到民主，这种愿望也是值得理解的。
不过我认为国内的渐进民主思想的确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检讨，这里我就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渐进民主论者，将英国道路概括为渐进改革之路，是片面的、浪漫的，是对英国道路有意无意的误读。英国民主自由政体的形成，的确经历了许多次改革，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演变，但是不能把英国的道路简单贴上渐进改革的标签，那是对英国道路的歪曲。英国宪政的历史有两个关键时期，一个是十三、十四世纪，另一个是十七世纪；两个时期都使用了武力发生了战争，否则关键的改革是不会发生的。一二一五年大宪章的颁布，是英国革命的开端，是英国由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转变的正式开始。

但是大宪章并不是当时的国王约翰王主动的、愉快的签署的，是英国贵族起义，披坚带甲攻进伦敦强迫他签署的，是约翰王向贵族的投降协议书。此后约翰王在世和约翰王过世以后，又发生过数次战争，因为约翰王和继任君主想撕毁大宪章，他们要摆脱这个束缚。经过多次战乱以后，贵族认识到不能靠战争、靠武力这种手段，它不是常规的、依赖的手段来约束国王，他们转而加强议会，进行制度建设。这样英国才开始了政体转型，为君主立宪制的成长和完成开辟了道路。

十七世纪是英国议会地位和分权政体罪证确立的时期，议会的军队俘虏了查理一世送他上绞架。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是不流血的，但议会选择的新君主威廉不率领荷兰军队登陆，詹姆斯二世他是不会逃亡的。一六八八年之后英国就再也没有发生革命，英国宪政的大原则已经确立，不需再革命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准确的说，英国的道路是“革命、改革、再革命、再改革，直至不需要革命，而深化改革”。我这里并不是要鼓吹暴力革命，我再说一声，我要说明的只是渐进民主论者以渐进改革来概括英国道路，这样去作为自己的立论基础，是不成立的，是一种虚构。

第二、我们思考中国民主转型的路径的时候，以英国道路为主要参照系是不合时宜的，可以说是一种时空错乱。我认为更有价值的参照系是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我们所处的时代跟几百年前的英国是很不相同的，我们的政治社会结构和政体形式也和当时的英国很不相同。

我在这个地方老是在谈英国，因为英国对中国知识分子确实影响太深。我是刚从国内出来不久，到美国来也就是几个月，在国内很多知识分子、很多学者、我们的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会谈到英国的道路、英国的道路…，我都听得太多了，所以我这里也是谈英国道路多谈点。

英国的宪政史主要是英国议会的成长史，也就是代议制政体的成长史。英国议会最早是贵族组成的，当时的英国这些贵族，他们是主要的纳税人，他们有兴趣也有力量增加议会的权力，巩固议会的地位，也就是说，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政府中间也有一种内在的动力去削弱君主政体，向宪政政体转变。

但是我们现在谁能在我们的政府中间找到这么一种动力呢？你想一想，我们那个全国人大，它的代表70％以上是官员，他们就是吃纳税人纳的税，你纳的越多越好，他越舒服！在我们的政府中间你是找不到这么一种动力的。

实际上，在很早的时候，中世纪的时候，像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都曾有类似于英国的社会结构和等级议会。英国现在的宪政政体，也是由这个等级议会演变过来的，当时欧洲大陆很多国家，法国，西班牙，都有那种等级议会，在中世纪的时候。但是到了十七世纪的时候，其它国家都变成绝对君主制国家，只有英国走向了另一条道路，完成了宪政转型。我觉得英国道路它是一个奇迹，它绝对是一个奇迹！只有英国做到了这一点，它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不可模仿的。

所以我们与其把眼光盯着古老的英国，不如多注意一下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多关注一下在那些地方民主转型是如何发生的？民主是如何巩固的？从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有六十多个国家民主化，使得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总数达到了3/5。在这60多个国家中间，如果按转型前的政体类型来划分，主要是两类，一是威权国家，二是后极权国家。我们现在这个国家，中国是极权国家还是后极权国家？我想是这两类中间，更多的人认为它是后极权国家。

第三点、渐进民主论的心理基础是害怕乱、震荡，希望尽可能平稳、少震荡的过度到民主。如果历史给我们这种机会，我们最好能抓住不放，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一个常识，要经历转型不可能不发生一些震荡和纷乱，我们须要勇气去面对某些纷乱，要有勇气闯关。这方面，我特别怀念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我们有闯关意识，知道改革要有阵痛，但是九十年代以后，这种意识消失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萎靡了，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振奋这民族精神，怯懦的民族是不会有自由的！托克维尔说过民主是在混乱中成长的，只有成长起来才能享受到它的好处。我们要相信自己，有些震荡是我们能够承受的，要分析一下那些震荡是我们能够承受的，那些震荡是需要避免的，看一看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所经历的转型、震荡，其实没有多少是我们不能承受的。
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转型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是现政权主导，开放政党竞争、自由选举。二是现政权倒台，临时政府主导。三是各派力量签署协议合作，推动转型。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六十多个国家完成了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他们都已经过关了，不必再担心会有大的动荡，我们还躲在后面不敢动，东欧国家现在有的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了。

第四、渐进民主把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这需要一个有长远眼光，相信自己能够稳定局势，愿意分步骤、分阶段放开的政府。现在这个政府是否是这样的政府？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展开说好了，提到这个政府我的情绪也不太好。

最后我谈谈我对中国转型的一个看法，现在很多渐进民主论者，他们的渐进民主论中间，是没有开端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渐进民主是不需要计画的，它会自生自发地发生。但是我觉得是需要一个开端，这个开端它不是一般的开端，必须触及政体的性质，必须让这个政体变质，要从这里开始，要不然是没有意义的；你东改一点西改一点不重要的，你改的再多它也不能拼在一起，也不能构成一个民主政体、宪政政体。我主张如果我们能分步骤、分阶段去转型的话，这个转型从地方自治开始，台湾的转型是比较平稳的，它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国民党在台湾先期推行了地方选举和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它是全国立宪政治的基础，这一点，在我们清朝末年 戊戌变法的时候和清朝预备立宪的时候，许多人就已经意识到了。孙中山先生后来也一直是持这种观点，国民党也是持这种观点，很重视地方自治。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加入，空谈渐进民主不如多来鼓吹鼓吹地方自治，当然共产党它也有可能不听，你不听，但是我要鼓吹，我也要制造一个舆论，你引导舆论，你注意舆论导向，我们也得注意一下！谢谢大家！

饱醉豚遭定点摘除

因在网上传播《零八闲章》，网络作家饱醉豚博客被关

今晚记者得到网络消息，格道网专栏作家饱醉豚在牛博网的博客被和谐。原因据传是因为关于《零八闲章》的系列文章。

饱醉豚是牛博最著名的“下半身”作者，因为文笔出众、视角独特、幽默恶搞的风格以及放浪嚣张的名士风度，出山不久赢得诸多喝彩，在牛博网和格道网拥有众多粉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从未成为牛博网首页的“上半身”作者，但是毫无疑问他的文笔和思辨在牛博网诸多写手中属于出类拔萃，经常有人呼吁罗永浩先生把饱醉豚博客提到牛博网首页。

饱醉豚博客可能是国内网站最早报道《零八闲章》的博客。牛博网关于《零八宪章》的消息大多是他最早转贴。

12月21日晚上，饱醉豚博客被和谐。

格道网记者天朝裸奔就此事在网上采访了饱醉豚。饱醉豚先生说：对于博客被关闭一事，他早有准备，早在几个月之前就注册了一个《饱醉豚二世》的博客备用。但是现在他也许不会使用这个博客，“我还是写点科普文章比较好”，他对记者说，“写科普文章是我小时候的理想，人总得实现一些童年梦想。整天忧国忧民的，累。 ”

饱醉豚并不是《零八宪章》的发起人或签名者。他对于《零八宪章》的内容也不完全赞同。但是，他认为这个宪章理所当然应该被国内的大多数人看到，让大众有表态的机会，这是他宣传《零八宪章》的动机。

记者问：“老鸨（饱醉豚在格道网的昵称）你的博客点击数眼看就要到100万了，忽然被和谐了，有没有感到遗憾？会不会感到很愤怒？”

饱醉豚回答说，他并不感到愤怒，相反的，他觉得很愉快，因为在别的国内网站开博客，没几天就被删除，只在牛博网持续了半年多时间。博客就是与人交流的，如果给报社投稿，也许可以挣点稿费，但是写作不自由，没有什么比自由写作更愉快的。他说，为了减少被删帖的气愤和伤心，自己的一些原创文章也标上zt字样，这样就自嘲反正是转帖的文章，删掉就删掉了。

记者问他以后是否会离开牛博网和格道网。饱醉豚回答：牛博网他会继续留下，以后可能在牛博网开一个科普博客。格道网他当然也会常驻，尤其是格道网的“王小波”、“爱情与小资”版面，有很多好友，那是一定要常去的。

“我还没想好新博客的笔名。有人建议我叫乳豚，跟著名的博主奶猪先生配对，但是我不喜欢，还不如叫豚儒，俺自称是豚儒主义，就是比犬儒还要猪样。”饱醉豚如是说。

以上内容，由格道网记者天朝裸奔报道。

海底光缆中断 严重影响国际通讯

2008年12月19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1:55北京时间 05:55发表

欧洲、中东和亚洲之间的互联网和电话通讯因为几条海底光缆中断而受到严重干扰。

据信，埃及亚历山大港附近的三条海底光缆因故障中断。

另有报道，意大利西西里附近也有海底光缆出故障。

专家警告，故障可能需要数天才能修好。事故会严重影响到区域经济。

网络供应商Interroute的赖特对BBC说，光缆中断的将带来数日的影响，甚至使经济在短期内停滞。

同欧洲和美国做交易的当地金融市场得到实时信息的速度将大受影响。

尽管在光缆中断前，马耳他附近检测到一些地震活动，但是故障的原因仍然不明。

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是印度、新加坡、马拉西亚、沙特阿拉伯、埃及、以及巴基斯坦等国。

中国教师罢课：由川渝渐向全国蔓延 工资低于公务员

联合早报

由于不满工资远低于公务员，从今年10月起，四川、重庆近万名中小学教师多次举行罢课活动。最近，内蒙、山西、湖南、湖北等多个省市教师也加入罢课行列，教师罢课有在全国蔓延的趋势。

　　19天，内蒙古赤峰市教师发出罢课倡议书，要求政府增加工资。罢课倡议书提到，“一直以来，教师的总体收入严重低于公务员。特别是公务员实行所谓“阳光工资”，即绩效工资后，公务员绩效工资达到了年均3万5000元，而教师年均仅1万5000元。我们之间的工资差距更加扩大，同级别公务员工资收入甚至达到了教师的三倍。”

　　近期，山西长治市、广东惠州也出现教师罢课。

　　教师罢课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他们与公务员的工资差距越来越大。而根据中国《教师法》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

　　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派出相关部委多次到有关省市调研，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政策，相信有关政策不久将出台。

　　考虑到学校老师罢课的敏感性，当地政府一方面采取怀柔政策尽量满足教师的要求，安慰他们的情绪，另外也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法封锁消息。所有网站上有关教师罢课的信息都被屏蔽。本周一，网上再次流传，重庆市多个区县的教师不满政府每月只增加200元补贴，再次举行罢课。对此，在昨天重庆市政府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重庆教委副主任赵为粮予以否认。

　　赵为粮说：“从40个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反馈的情况和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从15号到目前全市教育系统总体情况正常，教师情绪平稳，学校秩序井然。”

　　他透露，中国相关部委已经“多次到有关省市调研，正在紧锣密鼓的制定政策，我们相信会尽快出台。等到国家政策出台以后教师的待遇的问题就会得到进一步的妥善的解决”。

RFI：欧洲议向胡佳缺席颁发萨哈洛夫人权奖之后，北京取消胡佳家属的探监安排。

欧洲议向胡佳缺席颁发萨哈洛夫人权奖之后，北京取消胡佳家属的探监安排。

发表日期 19/12/2008 更新日期 19/12/2008 17:04 TU

欧洲议会周三给中国著名维权人士胡佳缺席颁发萨哈洛夫人权奖之后，北京公安部门取消了胡佳的妻子曾金燕本月去监狱探望胡佳的安排。据曾金燕透露，北京市公安局周四要求北京监狱停止胡佳的家属探望胡佳，监狱方面的通知说，她们的探监对胡佳的改造不利。胡佳的家属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能够前往监狱探望胡佳。中国著名艾滋病维权以及环保人士胡佳几个月前因向欧洲议会就中国人权现状作证而被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罪判处三减半监禁。

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周四举行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就欧洲议会向胡佳颁发萨哈洛夫奖表示，欧洲议会这样做是一个错误的做法，西方不可能阻止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刘建超说，中国将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同一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刘建超，胡锦涛主席在周四举行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大会上，多次提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你能否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指什么？刘建超回答说，他认真收看和阅读了胡锦涛主席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主席既阐述了过去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同时也指明了今后要走的道路和前进方向。刘建超说，这篇讲话内容非常丰富，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读，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在一起深入交流。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周四在人民大会堂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所发表的讲话引发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海外观察网站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让人遗憾的是胡锦涛的这次讲话了无新意，胡锦涛仍然顽固不化地强调党的领导，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民间，包括中共内部的一些开明人士，对于“民主”的理解早已超出中共建政前后所妄称的“人民民主”，胡锦涛却仍然在“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专政”这些陈腐不堪的概念里绕圈子。胡锦涛的这番话基本堵死了中国进行实质政改的潜在出路。可以预见，面对民间此起彼伏的争民主争自由大潮，中共将依然故我地坚守专制的堡垒。

改革死了六年了，秘不发丧

吴国光（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

为什么说改革已经终结？

　　2002年6月我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改革的终结与历史的接续》，从六个方面论证改革终结了。我不想重复，这里提出新的四个论据来证明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的改革已经结束了。中国改革的基本内容，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分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市场化，以价格改革为代表。在1979年中国97％的产品价格由国家计划决定；到1993年、1994年正好颠倒，97％的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到现在没有改变。所以这方面的改革，到九十年代中期就结束了。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全部市场化了，金融就没有市场化，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说金融要市场化，但一直没有进行。

　　第二个是私有化。1970年代末期，国家所有、集体所有这两种公有制，在工业企业中占百分之百，到九十年代中期，下降到30％，中国的企业是三分天下：公有，私营，合资各占三分之一，这个比例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大家希望土地私有化，但是从最近十七届三中全会看，也没有改变，所以说这方面改革，到九十年代中期就结束了。

　　第三个，经济管理制度的变化，我概括为“分权化”。管理权限从中央往地方下放，1994年实行分税制也就结束了，以后没有再进一步的分权改革；从政府向企业的权力下放，九十年代中期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化之后，也结束了；

　　第四个，对外开放，经济的全球化、国际化。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明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融合了，所以这个改革也结束了。

　　2001年年底改革已经结束，那么这几年在干什么呢？中国当然宣称，不断在进行改革，改革死了六年了，秘不发丧。有人在说，经济改革30年，社会改革再来30年；三十年后，政治改革就开始了。我个人看法是，过去六七年中，中国没有社会改革。1979年全国九亿农民，有1％参加包产到户，99％是在公社制度下。五年之后，1984年年底，这两个数字颠倒了过来，1985年，人民公社正式解散，1％也没有了。而胡温上台六年，社会改革了什么？有什么成效？我看不到——我不敢说恶化，但我看不到改善。例如医疗，现在看病比六年前容易了吗？

　　如果说过去六年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时代，那我要说，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失败的时代，而不是社会改革进行的时代；这是社会危机的年代。

　　经过改革，有了经济繁荣，甚至有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自由，为什么还有社会危机？

　　单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看，中国的改革是连续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我2004年提出了两次改革论：1989年前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改革，八十年代改革，或叫后毛改革；1990年之后的改革，叫九十年代改革，或叫天安门事件后改革。单看经济，两次改革没有改变，都是从计划转向市场；单看政治，也没有改变，都是共产党一党专制下进行市场化；但将政治与经济连起来看，是改变了：前十年改革，是经济改革带来的民间的自由，不断在冲动，试图压迫、改变这个政治方向；后十年改革，则是党国利用市场化积累的经济财富，来压制民间自由。所以我认为，中共改革，不存在30年，只存在两个10年：第一个是从1979年到1989年，第二个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到2001年加入WTO。

　　为什么两次改革会带来社会危机？原因还在于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八十年代的改革不是玫瑰色，带来社会矛盾，才有“放下筷子骂娘”，才有1989年天安门运动，其本质就是对经济体制改革后的财富如何分配，很多人要补天，当局却给以血腥的回答：Shut up！没有你说话的权利。但邓小平并不是不要改革，所以1992年春，他那么大岁数了又去南巡。我总结，这是两个“不惜代价”，第一个是不惜代价发展经济，第二个是不惜代价维持政治权力的垄断——用他们冠冕堂皇的话来说，就是不惜代价维持政治稳定。这两个放到一起，造成了中国的经济繁荣，也同时造成中国的社会危机：严重的两极分化，高度贫富悬殊。

　　贫富悬殊有三个层面。物质层面：据不完全计算，4％的家族，拥有70％的财富；

　　制度层面：制度就是规则，在中国，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不遵守规则，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有权有势的。所有的规则都是对付没权没势的人。不管什么立法，都是对付没权没势的人。有权有势的人完全无视规则、立法。不光是日常生活不守规则，发财的过程也不守规则。

　　心理层面：有权有势的人心理膨胀，老子天下第一。有朋友曾说，有权有势的人在中国生活，旁边的人都用仇恨眼光看着他，难道不感到有压力？我说不，他正为此感到满足，正是从旁人血红的眼睛中，他体会到自己多么有权有势。

　　中国有没有政治改革呢？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当局不断感受政治改革压力，民间也不断有政治改革冲动，如果要改革了，就没有这压力和冲动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两次尝试，第一次是八十年代初，商业部长王磊下台，是在中共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出台的大背景下，胡耀邦当时搞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这个准则，试图规范党内高层权力；到赵紫阳时代，就是1986年、1987年，试图解决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党要还一点权力给社会团体，让大家有点参与。

　　我回国学到了一个词：“忽悠”。忽悠不是欺骗，欺骗是有罪的，但是没有“忽悠罪”。说它不对？它有个影子；说它对？它又合不上。中国现在讲民主，都是忽悠的。你说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完全没有政治改革？差额选举在进行，村级选举已经推广；但是差额选举搞了很多猫腻来限制。再看党委权力，八十年代中后期，大学里党委书记基本上都不是第一把手，企业里也已经试行了第一把手是经理或者厂长，医院里也是如此，在地方政权，也加大行政首长的权力。现在你去看，党委书记都是一把手，北大校长是二把手。这就回到了毛时代。八十年代末期试图取消政法委，有些地方已经取消；但现在不仅恢复，地位还大大提高，过去只是党委委员，现在一定进常委；那时是党的专职官员，下面管着公安局长，现在基本上都是公安局长兼任政法委书记。一个省的政法最高领导人是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长都是他的下属。西方讲三权分立，如果警察就是法官的领导，还判什么案？警察抓来就有罪！这比毛时代还过份了。

　　改回到毛时代，这叫政治改革？毛时代的特点，就是党的权力高于一切。我判断算不算政治改革的标准，就是看是否削弱共产党的权力。这样改好不好，是另外一个问题。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说，中国现在有“协商型民主”，这是西方都很新潮的概念，他说我们中国就有了。这也是忽悠！西方是有选举，光投票不够，投完了还要协商，增加公民日常对选举出来的领袖人物的影响力；而中国连选举都没有，开个座谈会请大家提提意见，这就叫“协商型民主”？那皇帝也有很多顾问，中国岂不是从古来就有“协商型民主”？竞争型民主是第一层楼，你不盖第一层，就说“我有第二层”，你是空中楼阁嘛！

　　刘军宁说制度不可能杂交，但我看经过两个十年的改革，它杂交得很好，已经形成了新的制度，就是把两个“不惜代价”制度化、正常化、道德化、国际化了。不是作为应急措施推出，天安门戒严、镇压是作为应急措施，现在每天都是不戒严的戒严；那时说“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已经“过河”了——他在河中间的石头上停住，说我就在这儿了；当时说镇压是无奈，现在说，镇压得对呀，不镇压哪有今天的“盛世”啊。“盛世论”到后来发展到张五常教授所说的，中国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这从另一方面证明“改革完结了”——已经是完美无缺了嘛。

对付环球时报就得这么玩儿

提前为《环*时报》草拟几个标题

http://www.bullog.cn/blogs/qianliexian2/archives/246981.aspx

拇姬 @ 2008-12-19 11:18 阅读(1489) 评论(12) 推荐(23) 引用通告 分类: 深度变态

提前为《环*时报》草拟几个标题
文章提交者：少白头
猫眼看人


关于振华船被解救的事，请注意看偶们报纸上的两条大标题：

《奇迹！中国船员水枪、燃烧弹击退9海盗》
《中国船员击溃海盗全程：海盗逃跑时竖大拇指 (组图)》

由此不难推测，如果不是“联合军舰”不合时宜地出现，打草惊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要再过半小时，我海员就会反守为攻，一网打尽全部海盗，接下来就是海盗在前头带路，我海员直捣黄龙，全体索马里海盗望风投诚，统统被收编为伪军。一次气壮全球山河的壮举就这样被联合海军捣乱掉了，可惜啊。

不过不要紧。欣悉我水师军舰终于就要开赴索马里了，接下来大家就等着看好戏吧。
欣喜之余，我为《环*时报》草拟了几个大标题，不出意外，我推测数月后的采用率可达到80%以上。
标题如下：

《各国海员热泪盈眶：早也盼晚也盼，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
《索马里海盗屁滚尿流：爷，孙子我服了》
《美舰队司令庆幸：幸亏这次中国海军打的不是我们》
《国际历史学权威断言：中国海军一出，人类几千年海盗史恐就此终结》
《别忘了我们：东盟十国集体请求中国海军去马六甲打海盗，马六甲海盗闻风人间蒸发》
《传好莱坞“加勒比海盗”导演三次自杀未遂，沮丧海盗题材从此成为笑柄》

既得利益者和民粹主义者的口水战

口水战网址：
http://www.bullog.cn/blogs/siyi/archives/246539.aspx

现在是口水战，未来难保不见红。我已看到革命的不可避免（总有人分不清预见到革命和希望革命这两回事，我懒得跟这种人解释；好在非但我，不少不希望革命的人都看到了革命的前景，比如前一帖），现在又看到革命带来民粹主义灾难的可能性。书本上的历史关节、《国王与鸟》的情形忽然活灵活现在眼前，这是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

她在优渥条件下成长，无疑有更高的起点，有更宽的眼界，而进步力量产生自这样的阶级，原非奇怪，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这样才是奇怪的，那就不像人了。说她自我感觉好，并无贬义，只是个客观事实。

有人回敬她：
1. 挺可笑的。那些断了指头的，信访的，交不起学费的，不敢上医院的，一定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不同的阶级的人，愁的东西也不一样。
我不知道什么叫真善美的感知力，离我太远了，我只知道一到每学期要交学费的时候，我感知的都是不安和煎熬。
你的父母觉得“还好，生了你。”
我的父母觉得“对不起，生了你，让你不容易。”

2. 难道我们就应该让大多数家庭做出牺牲，在他们“被损害，被侮辱”的基础上，确保少部分孩子可以“在没有生存压力和没有遭受社会不公之下”养成“健康心智”，以便她们能够“更持久地追求真理和高尚的道德”？
如果这种追求不能够让大多数孩子有同样的机会免予“被损害，被侮辱”，可以养成“健康心智”，那它又有什么意思呢？

等等（下面的评论口水还很多，不贴了。）

毫无疑问，她的优渥条件来自长辈的罪恶，因而她的进步亦带着原罪。当年俄国民粹主义者，多是带着这样原罪的贵族知识分子，他们本身常是残酷农奴制的既得利益者，以意识到自己的原罪，产生民粹主义，以歌颂“人民群众”赎罪。我看那些质问她的人，多少都有些民粹情结：“我不知道什么叫真善美的感知力，离我太远了，我只知道一到每学期要交学费的时候，我感知的都是不安和煎熬。”我基本上不相信这些人本人处在“断了指头的，信访的，交不起学费的，不敢上医院的”的悲惨境地，他们是在煽动（没有贬义），是在逼仄角落里夸张自己不得伸张的情绪。这种煽动和夸张并非不合理，因为紧张的现实给了他们合适的条件。但这样的煽动和夸张的结果多半是有害的。群众从来不是进步的来源。马克思说：理论必须掌握群众。就是这个意思，不能把进步的希望寄托在无边无际无法定义的“群众” 上，“群众”只是《国王与鸟》里被那只伶牙俐齿的大鸟操纵的野兽。

民粹主义仇视的不仅是剥削阶级、富人甚至财富本身，逻辑上，民粹主义还多半会站到一切进步和高尚的反面：既然进步者往往出自罪恶深重的上层阶级，因而进步者原罪也一样深重，同时masse被推上神坛，有罪的进步者被 masse吞没，进步因此受到挫折，甚至夭折。法国曾如此，俄国曾如此，中国近现代如此，高棉更如此。程度是一波胜过一波。拉瓦锡无疑是旧制度下替政府敛财的高手，上断头台罪有应得，虽然人家还是屈指可数的化学家。第一个提出进步观念的孔多塞，去乡下避祸时仅仅因为怀里揣着本书，遇上火眼金睛的农民以此识破他贵族身份，二话没说让人宰了。苏俄革命初期，类似事情更多。当年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大多吃到了他们所歌颂的“群众”的苦头，俄国的进步因素受到巨大挫折。到了我朝，“高贵者最愚蠢，低贱者最聪明”，“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丢掉洋本本，打破洋框框”…… 乃至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乌龟儿混蛋。”红色高棉比我朝更崇拜群众，戴眼镜的格杀勿论——虽然波尔布特本人是留学巴黎的知识分子。

民粹主义有一万个不是，但更不是的是孳乳它的那个太不公平的坏社会。两者是谁也少不了谁的前后脚。对于坏制度下得先机的既得利益者，要分清原罪和罪行。原罪不是刑事罪，借用宗教表述，原罪只能由上帝审判，任何凡人都无权代表神追究另一个人的原罪。譬如这个贪官之女，她本身并无罪行，甚至可能代表着进步的因素，那么就没有理由惩罚她——也没有理由强迫她揭发他父亲，更没有理由说：你拿点实际行动来，来点实惠的，出点血，好让我们相信你是真心“进步”的（类似内容见下面的评论回帖）。这是一切革命运动发生之际都最容易产生、也最卑鄙无耻的德纳蒂耶似的口吻。事实上，旧制度下一方面人人都是受害者，另一方面几乎人人又是某种意义上的既得利益者，其间差异，难以客观地量化。当事人自己忏悔不忏悔，不是旁人有权决定的。更谈不处罚甚至量刑。违背这一原则，就会给极权的幽灵打开大门。大革命的许多“民主专政”、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我朝的人民民主专政，推广到第三帝国的纳粹法西斯专政（希特勒也喜欢玩民粹，经常声称自己的思想不是来源于知识分子，而是来自工农大众，他千方百计要人相信他也是工农的一分子，一样吃过苦头），都怀着同样的目标，让“人民”也好、“民族”也好，让国家机器的这些遮羞布扮演终极审判者，惩罚每个个人的原罪，从而形成极权政治、恐怖统治。这也算一种“多数人的暴政”——但这种多数人的暴政跟古希腊城邦的那种多数人暴政不同，其实并不是多数人的，只是一小撮人利用民粹情结盗用了“多数”这个名义而已。绝对专制的不公平的旧制度是民粹情结的温床，民粹情结又是极权恐怖统治的先声，这样的历史经验已经一点也不新鲜。

可说这还是没用。并不因为有人说这个就能避免坏社会和民粹主义带来的灾难。“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句说滥了的名言，原本是革命后的痛定思痛，革命前像念经似的唠叨，赛过死人叹气。旧制度、坏社会里出来的人，都是天生的贱骨头，总要爽过之后才害怕的。

清廷制造的革命党

●雷颐，原载《经济观察报》

发动辛亥革命的 “革命党”无疑是激进的，然而，开始只是人数极少、原本很难成气候的革命党，最后竟能一举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几千年帝制，确实出人意外。这种天翻地覆之变当然有许多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其中还有一点或许不那么深刻、但也不能不注意的原因，就是清政府实际上是“制造”了革命党。

自1894年夏，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阐述自己改革观念被拒后，立即走上了激进的革命道路。1895年底，他发动的“广州起义”尚未正式发动便被镇压，用他自己的话说，此时“风气未开，人心锢塞”，“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1900年底，他又发动了依然以失败告终的“惠州起义”。不过，5年之后，舆论开始有所变化，已“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此话很可能有夸大之处，但同情革命党的较以前多了不少，却是事实。因为在这5年中，清政府不是越来越开明、宽容，反而越来越愚昧、专制：血腥镇压了温和的维新变法，又为了慈禧的一己之利而以全民族的灾难为代价向“万国”宣战。这种倒行逆施，恐对革命党博得更多“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帮助不小。

众所周知，留日学生是革命党的主要力量。但留日学生开始对政治的兴趣有限，更不倾向革命。所以孙中山等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在日华侨而不是留日学生。但维新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议论国是，对留日学生触动很大，开始关心政治。这时，留日学生就成了革命党与立宪派争夺的对象。由于康、梁的地位名声与学识水平，学生中倾向康、梁者自然居多。为争夺青年学生，本不居优势的革命派于是主动挑起论战。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革命派即以此为阵地向立宪派猛烈进攻，而立宪派则主要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奋起反击，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激烈论战，持续了 15个月之久。论战涉及清王朝的性质、种族与民族问题、国民素质、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土地制度、革命会不会招致列强干涉引起中国崩溃等许多方面。但是，最紧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决定论战双方胜负的却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

简单说，革命派认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宪。立宪派则认为，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巨大的灾难，得不偿失。他们写道：“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葬耳。”他们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宪，清政府“终必出于让步之一途”，可以实现代价最小的和平转型。

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有理”会被人认为“无理”。这一点，梁启超其实十分清楚，所以他在1906年给乃师康有为的信中承认：“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所作所为大有干系。所以，论战不到半年，梁启超就通过种种关系，私下托人与“革命党”讲和，表示希望停止论战。1907年初，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更是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端的是一语中的。

这场论战，以往说革命派“大获全胜”，肯定夸张。双方各有道理，实难分胜负。但经此论战，革命派的影响、声势空前壮大却是事实。主要原因，还在拒不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梁氏一直反对激进革命、反复论述暴力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极力主张温和改革，却也能正视不利于自己观点、主张的事实，确实难得。因此，此话格外值得所有“反对激进主义”者重视。

事实一再证明梁氏所言不虚。清廷1908年秋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君上大权”14条，总体而言，它抄袭了皇权至高无上的日本“明治宪法”。但日本宪法规定，在议会闭会期间，君主所发布的紧急敕令可代替法律，但下次会期在议会提出时若得不到议会的承诺，则政府应公布敕令失效。而清政府的《钦定宪法大纲》则改为“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日本议会对君权本就不强的事后否决权在此变成了更弱的“协议”权。“明治宪法”规定：“天皇宣告戒严。戒严要件及效力，由法律规定之。”《钦定宪法大纲》则明确改为皇上有“宣布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对于“臣民权利义务”，“明治宪法”共列有15条，而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却根本未将其作为正式宪法条文，仅将其作为“附录”。足见其对“臣民权利义务 ”还不如“明治宪法”那样重视。并且，又将其简化为9条，删去了“明治宪法”中“臣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书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之自由”、 “遵守相当之礼貌并遵照所定规程，得实行请愿”等条款。

在这种“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的立宪实际步骤一拖再拖，连以温和的士绅为主的立宪派都指其为 “假立宪”、“伪立宪”，更不必说广大民众和“逢清必反”的革命派的反应了。现在，有不少论者极力想搞清清政府究竟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并有论者认为，此时的清政府是“真立宪”。这种探索自有其意义，但对于研究清王朝为何灭亡、激进的革命党为何成功而言，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探索不是清政府此时的立宪“实际”究竟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而是它的行为给被统治者何种印象、何种感觉及他们最后的主观认识是“真”还是“假”。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真立宪，则激进的革命党的活动空间将十分有限，更难成功；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假立宪，温和变革的前提就全然而失，激进的革命党就能轻易得逞。

事实说明，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的让步妥协非常有限；它的立宪无论是“理论原则”还是“具体实践”，都远未达到温和的立宪派的要求，更未能让社会各界相信其 “真立宪”。当一个政权的统治基础都对其动机大表怀疑、毫不信任，对其所作所为大表反对之时，这个政权就面临着严重的 “合法性危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恰为激进的革命准备了条件。此时，清政府就面临着这样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一场暴力革命，恐怕已难避免。还是旧话一句，如果真要反对、消解激进，重要的不是指责、批评革命党的“激进”，而是研究分析何以产生激进、激进何以能够成功。“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一直坚决“反激进”、“反革命”的梁启超，一语道破此中玄机。“饮冰室主人”一百年前言之谆谆，吾辈今日岂可听之藐藐。

名词解释：城管

赵牧 @ 2008-12-17 14:47

http://www.bullog.cn/blogs/zhaomu/archives/245780.aspx

城管是我国秘密发展的准军事化组织,平时管理城市,锻炼游击战术;战时可编入正式军.是一支可冲锋,可侦察,可游击,能吃苦,能忍耐,能奋战的优秀后备军.五角大楼秘密报告称:中国城管队伍是一支具有强大潜力,能单靠一辆破面包车或皮卡就能全天候作战的可怕准军事组织(我国庄严承诺对外不首先使用城管）

汉语发音：cheng guan
英文: liveried dog
释义：
① 名词：以暴力手段维持××形象，专门欺压租不起商铺、办不起执照商贩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黑社会组织。例句：城管上道，鸡飞狗跳。
② 形容词：形容残暴、血腥、恐怖。例句：你也太城管了！
③ 动词：等同于打、砸、抢。例句：他不老实就城管他一下！
④ 叹词：无奈之意。例句：这世道，城管！
⑤ 代名词。例句： 关门，放城管
（原作者为一新闻跟贴中的匿名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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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管“阅兵”(图)

2008-12-17 01:39:57　来源: 南方网(广州)
http://news.163.com/08/1217/01/4TB2G9GM00011229.html





南方日报12月17日报道 “一、二、三、四……”番禺广场上，一个个城管执法队员精神抖擞，迈着整齐的步伐从主席台前通过。昨日上午，番禺城管综合执法分局19个中队、600多名城管队员在番禺广场举行“新城管、新形象———队列汇操”活动。这是广州城管部门首次举行大型“阅兵”仪式。

“城管不能给人‘见小摊就收秤’、‘见走鬼就赶人’的形象，更多应该是将管理体现在服务之中。”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副政委贺建文介绍，举行城管执法人员列队汇演主要是为了展示城管新形象，促进城市管理文明执法。为促进城市管理文明执法，专门建立了城市管理人员执法新规定，要求城管在执法之前向被执法人员敬礼并出示工作证，同时要详细告知被执法人员的违规情况。如果城管人员在平时城市管理过程中有服务缺失的现象，被执法人员、市民及特聘监督员都可以举报监督。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长荣 袁丁 达嫔 穗城管 宝仪 陈琨 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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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鴉 [123.113.44.*] @ 2008-12-18 1:18:01
【我国庄严承诺对外不首先使用城管】

這麼偉大的發明，怎麼能讓老外偷學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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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xb [125.118.37.*] @ 2008-12-17 19:16:01

考官:什么学历？

考员:小学没毕业.

考官:打过架吗？

考员:家常便饭.

考官:有案底吗？

考员:刚刚出来.

考官:体能好吗？

考员:还可以,一脚可以踢翻小贩的小三轮车.

考官:敢拿人家的东西吗？

考员:这是我的强行,就像拿自己的东西一样.

考官:好的,你考试通过了,我们城管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

考官：出了事以后怎么……

考员：是临时工干的（考员大声回答）

考官：恭喜你，都会抢答了。（激动的握住考员双手）

中国的人权研究也是是世界最好的

我们不仅有最大的人权，而且有人权研究会，不仅有人权研究会，而且还开有许多“认为”的座谈会。
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写信的胡汉三。

中国人权研究会召开座谈会

学习贯彻胡汉三总书记致中国人权研究会信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１６日电 为学习贯彻胡汉三总书记近日致中国人权研究会信重要思想，中国人权研究会于１６日召开学习座谈会。

座谈会认为，要深刻理解《世界人权宣言》的重要意义。《世界人权宣言》尽管有其局限性，但不失为世界人民推进人权运动、改善人权状况的经典性文献。中国政府和人民积极履行对《世界人权宣言》的庄严承诺，积极促进和保护人权，坚持走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进一步推进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

座谈会认为，要全面认识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重大成就。中国人民深知和平之不易、发展之重要、人权之宝贵，中国党和政府坚持以人为本，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完善法制、发扬民主、发展经济，全面提高了中国人民享受各项人权的水平。只要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的人权事业就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座谈会认为，要深入领会我国关于人权问题的基本观点。我们开展人权工作，就是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以人为本，切实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要位置，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座谈会认为，要切实加强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继续开展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以国际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主动介绍我国关于人权问题的主张、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为我国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座谈会认为，积极开展中国特色人权理论研究与创新。要进一步整合研究力量，拓展研究领域，丰富研究视角，使人权理论研究向纵深推进，要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时间、观念与制度相统一的高度，来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人权理论体系，回应时代需要，提供理论支持。

会议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罗豪才主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万鄂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陈士球等相关同志参加座谈会并发言。

关于癌细胞的科学道理

奥运之前，冰点前主编李大同接受德国之声采访说：奥运带来对媒体控制的放松，尤其是对境外网站的宽松对待，不会在奥运之后重新收紧，因为最紧张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它没必要再绷紧……言犹在耳，朝廷就以实际行动坚决给了李大同这种游移在体制内外、对体制尚存希望的迂人狠狠的一巴掌。

这个在朝廷里混了那么多年的老家伙，还是摸不准朝廷的脉搏，怪不得不能见容于朝廷。要摸朝廷的脉搏，就得多看文革电影。有个片子叫海霞，这里头已经表示得很清楚：谁说“天下太平”？是敌人。朝廷的弦决不会放松，否则就不成其为朝廷。这是个强大脆弱的机器，稍一松懈，即会土崩瓦解。这点，掌握名器的大人先生是最清楚的。

那些08闲章分子，还搞什么上书朝廷咸与维新的爱国滑稽剧，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要干扰安定团结大好局面，就是根本不懂朝廷的属性。还说什么不要妖魔化朝廷。这个朝廷是什么？这个朝廷不一定是妖魔，但比妖魔更没治，它是癌。妖魔可以请上青石山请老道来捉，癌却连如来佛也不管的。这个癌，不可遏制地吞噬一切社会资源、挤占一切社会空间，让人人陷入逼仄之境。它的吞噬挤占行为，现在已经臻于无为无不为的自然化境。据说北京奥运前，每个区县从朝廷拨到的款项多得不知道怎么花，只好盖政府大楼烧钱玩。甚至小小的上海京剧院（中国的剧团也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衙门），当年都得到市里巨款，为的是排一个很愚蠢的戏——当时的龚副市长对京剧院的头目说：声光电你们都给我用上去，钱不够还可以要。这样的戏根本没有任何经济效益，为的就是烧钱出政绩。其他领域，大抵如此。无节制的敛财烧钱以及伴随敛财的肆意妄为，已经不是出于这个肿瘤的需求，而是它作为癌症的存在方式本身。迄今为止，人们还没见过癌细胞会自己变回正常细胞，细胞癌变仍然是个不可逆的过程。癌细胞不能及时有效的清除，毫无疑问会扩散至全身，乃至与全身同归于尽。朝廷充当的就是这个角色，它势将绑架国民，蹈向毁灭。

用朝廷自己的哲学术语，这叫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那个号称科普的逍遥，一点科学精神都没有，居然还在琢磨不见红的路线图。让方舟子、土摩托老师评评理看，依照国际主流科学界的意见，癌细胞变回正常细胞，可能吗？历史潮流，浩浩荡荡，肿瘤在身，横竖一样，顺之者死，逆之者亡。既然无力清除肿瘤，那么就根本不需要想任何办法。打起精神，高高兴兴坐待天崩地裂，眼看土崩瓦解，譬如看戏，乐在其中。个人前途？本来也根本就是空话。指向观赏的幸福，才是谁也剥夺不走的幸福。至于什么中华民族命运，滚你奶奶的蛋。根本不需要什么中华民族，这坨自称中国的怪物只配剁碎了去死。最美的前途，就是受到列强真诚眷顾，就像当年日本德国那样，干脆彻底地上轨道……可惜对于中国这坨烂肉来说，这基本上是奢求。所以剁碎了卖比较卖得出去……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汉奸对任何爱国运动，都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汉奸的原则是明确的，立场是一贯的，态度是坚决的。

有空玩什么闲章，琢磨什么路线图，还不如欣赏NHK的纪录片。最近又有好片子了：
话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
已经出了三集。品品未来的天宝遗事，尤其是农民那集，看看这个朝廷是怎样阻断一切希望的，对历史上的一些情况，也能更深的理解。

外面的世界：北京.第一代打工人
被遗弃的农民：革命圣地.延安
在失意中出发.上海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人绞尽脑汁编故事拍电影？更奇怪的是为什么还有人愿意看电影……有这样的纪录片，有这样超乎想象力的真人真事（譬如延安的女儿），有这样生动的不是演员的演员（还是延安的女儿），那帮混账王八蛋头脑里胡拼乱凑的故事凭什么上线卖钱？居然还有瘟牲屁颠儿屁颠儿的看，煞有介事的评。被遗弃的农民里，那个雄心勃勃却被朝廷一次次当猴儿耍的农民的一生，就抵得上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一部。还编什么故事，还拍什么电影？神奇大地遍地是神奇的故事，到处是人间喜剧悲惨世界。为什么那么多人视而不见，却更愿意看哈里菠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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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6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47北京时间 19:47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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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重新封锁海外新闻网站

中国政府对海外网站的封锁又重新开始，其中包括BBC中文网。

在外国记者投诉中国政府审查和封禁一些他们认为是敏感的网站后，北京在奥运会期间曾经开禁了一些网站。

在北京奥运会前外国记者向中国政府投诉说他们无法登陆一些被北京认为是敏感的新闻报道和评论的网站。

在受到来自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者的压力后，中国解封了一些网站，包括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和BBC中文网等。

但现在这些网站又开始被封，同时难以登录的还有一些香港和台湾的网站。

中国外交部的一名发言人拒绝证实这是中国政府的意图，但说一些支持台湾独立的网站违背了中国法律。

中国外交部今天（12月16日）举行例行记者会，多位外国记者询问中国政府在奥运期间对某些外国新闻网站中文网页解除封锁，现在却又恢复，到底这些被封锁的网站违反了什么法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表示，中国总体上是采取对外开放的政策，但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对于网站还是要依法做必要的管理。

他说，某些网站确实存在违反中国法律的事情。

刘建超举例说，有网站直接制造两个中国，把"中国大陆和台湾省划为两个独立区域"，这就违反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和其他法律。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使中国政府在控制外国媒体方面有所改善。

但预计2009年对中国来说是困难的一年，首先是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显著放缓，而中国不断上升的失业率预期可能会导致社会不稳定。

与此同时，明年还是（2+2+2）·（2+2）周年以及中国统治吐蕃50周年。

届时中国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媒体审查以及增加国内的保安措施。

南非：中国的前车之鉴

秦晖

　　称赞中国改革的人认为中国改革“无与伦比”，批评中国改革的人则有很多比较，例如，有人认为中国改革会陷入“拉美化的困境”。但前些时拉美研究所的副所长就写了文章说，中国“拉美化”是个伪问题。所谓“拉美化”，指的是新自由主义，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工。但是中国到拉美投资的企业发现一个相反的现象，拉美的劳工非常厉害，中资企业到拉美连续遇到七年工潮，中国报刊的标题说中资公司“坠入工会陷阱”，陷入“血色黄昏”。我常说，中资到了海外，就知道什么是“咱们工人有力量”。

　　中国改革与拉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例如，人们往往说到拉美有贫民窟，这恰恰是中国最不“拉美”的地方：中国动不动就把贫民撵出城市，这在拉美是绝对没有的。我倒觉得，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跟中国体制差不多，那就是南非。

　　改革30年来我们经济的发展在亚洲最快，而南非经济的发展在很长时期内（恰恰也是30年左右）也是非洲最快，一战时还制造业很不发达；但在民主化前夕，南非成了非洲唯一的工业化国家。

　　南非的经济起飞，与低人权有关。南非是白人统治，但南非的白人大多是布尔人，自称非洲土著，以反殖民自豪。他们对黑人是最不好的。国际社会批评他们，他们自认为有民族自主的正当性，他们欺压黑人都是内政，是对国际干预的抵制。当时的南非主要是国有经济，本不可能有什么经济奇迹的，但是南非政治上是布尔人控制，经济上却是英语白人控制，是英联邦一员，搭上了全球化这班车，成功地融入了国际市场，有很强竞争力，竞争力来源于低人权优势，用对黑人最苛刻的做法形成有利于投资的环境。

　　中国的市场竞争力，来源于中国的低自由、低福利、低人权。中国如果不搞全球化，就相当于朝鲜，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如果不是低人权，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东欧国家，也不会有太大的奇迹——全球化和低人权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了奇迹。中国经济奇迹的终极因素，就是两个：圈地运动，农民工——如果没有这两条，就无法想像爆炸性的城市化和世界工厂地位。

　　1911年前南非对黑人劳动力是征发他们作苦工，1911年之后变成打工挣钱，可以流动，进城打工，但决不允许他们进城定居，实行排斥黑人的“白人城市化”，在大城市中是看不到黑人的贫民区。种族隔离时代，城市很漂亮，治安也很好，比欧洲都好，没有像纽约哈莱姆区那样的地方，而现在南非的城市治安之差，是全世界闻名的。

　　南非黑人在城里打工，黑人家庭安置在城外的隔离型贫民区；中国也差不多，让农民在城里打工，但农民没法在城里安家，中国的办法主要是把他们安置在单身的集体宿舍。

　　这种举措就产生了一种身份证制度——南非叫通行证，中国叫暂住证，两国有个共同的景观，就是大批的城管在街上巡查，可以将没有暂住证的人抓走。南非1984年有16万黑人因为没有通行证被抓走；广东的人口相当于南非的两倍，但2000年，因为拿不出暂住证而被抓的进城农民，相当于南非的3.5倍。

　　南非又一个相似于中国的是其土地制度。南非完全自治后在1930年进行过一次土地政策辩论，英语白人主张土地私有制，但是这就意味着黑人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到城里建房子。占优势的布尔白人绝对不允许，于是实行的是布尔人的土地制度，带有很浓的国家色彩，突出国家的征收、征用。这就使南非的基础设施得到很大的改善，也使南非一度成为高速公路在全球次于美国和德国的国家。南非车不多，但路特别好，因为它可以为所欲为地征地。有这个制度，黑人在城里既不能买房，也不能买地，国家要赶走他们也很容易。

　　南非在征地制度、黑人劳力方面都占有优势，但是如果不搞市场经济，这种优势无法体现。搞了市场经济，这些就成为南非吸引资本和对外输出产品的很重要条件了，南非制造业全球有名。

　　但是黑人劳工到了第二代，你还不让他们在城市安家，就带来问题。于是国家大量投资，在乡村地区建设黑人家园，有很漂亮的公共建筑、大学。还实行所谓“ 工业分散化”政策，通过财政支援鼓励在“黑人家园”附近建立新的工业点，以促使黑人“离土不离乡”，主要目的是让黑人不要进城。这个政策实行的结果很不理想，形象工程花钱多而效果差，并没有达到让黑人打工打到三十多岁就离开城市回“黑人家园”的目的。

　　南非虽然有靠全球化和低人权支撑的经济繁荣，但是民主化还是发生了。民主化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南非的经济竞争力下降，因为不可能有原来那些优势：征地不方便了，劳动力成本上升了，南非现在有点像拉美了，城市出现大批黑人区，治安急剧恶化，公司迁出南非……但是对南非的绝大多数人而言，认为现在南非的状况比原来好，他们不认为用种族隔离制度来维持经济竞争力是可取的。

王三表扯淡遭到悍然干涉

我最烦的就是这种中国人

带三个表 @ 2008-12-16 16:09:49 分类: 未分类

周猩猩 | minghui.shu@gmail.com | IP 地址： 203.156.214.70

王小峰：

你丫的也拿出点血性出来好不好！一个大男人，整天在这里喷些无关痛痒的口水，忽悠些懵懂或无知少年。是个中国人，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你王小峰该不该发出声音，你自己清楚，有必要说明一下吧，别做闷头乌龟！那样让人唾弃！

此帖你要是删除的话，我不仅唾弃你，还会跟你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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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你妈逼性!

布什哪胡不开提哪胡，临走还揭胡的疮疤

布什：丢鞋事件使他想起胡锦涛在华府被呛

美国总统布希今天在巴格达遭一名伊拉克记者丢鞋羞辱。事后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说，这使他想起中国国家主席胡汉三访问白宫时，被FLG份子呛声的事。这是自由社会的现象。

布希今天在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理马里奇（Nuri al-Maliki）共同举行记者会时，遭一名伊拉克记者丢掷两隻鞋子，布希机警闪躲，两次都未被击中。这名记者随即被现场安全人员架走。根据阿拉伯文化，以鞋底丢人是给对方最大的侮辱。

布希事后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独家访问时说，这件事情使他想起胡汉三2006年访问华府，在白宫南草坪的欢迎仪式上，遭到一名女子高喊FLG口号呛声的往事。他自我解嘲说：「这是自由社会的现象。」

被问到有何感受时，布希说，他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amusing）。

他说，他在总统任内看过不少怪诞的事情，而丢鞋子则可列入最怪诞的事情之一。

问到是否知道丢鞋者的身份时，布希说，他被告知，是一位在一家伊拉克媒体服务的记者。

记者告诉布希，据说在阿拉伯社会丢鞋子是对对方最大的羞辱，布希回答说，他不这样认为，他只是觉得一个人对著你丢他的鞋子很有意思（interesting），很奇怪，但不觉得受到侮辱。

布希说，他不会把这笔帐记在伊拉克政府身上。他也不觉得伊拉克记者整体很恐怖。反而是在场的其他伊拉克记者都觉得很丢脸，觉得很不好意思。

布希说：「那傢伙想在电视上作秀，他成功了。」「我不知道他想抱怨什麼，但不管是什麼，我相信没有人会理他。」

大机器对挠痒痒企图的反应

作为一名伟大光荣正确的、自私自利的汉奸，我对忧国忧民以中华为己任的08闲章不感兴趣。事实上，我连前言部分都没看完，就不想看下去了。有这工夫不如看王三表扯淡呢。

但跟我一样伟大光荣正确的大机器对此事的反应，尤其是在微观层面的反应，却很有观赏性。所以贴过来存着。屎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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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高三学生，我志愿宣传《零八闲章》

http://www.bullog.cn/blogs/baozuitun/archives/244420.aspx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15日 来稿)

（中国维权联盟来稿）

因为天天坚持看牛博的缘故，对于签名这件事，我也算是一个先知先觉者吧。不可否认，对于我这个年龄来讲，是有点容易冲动的年龄，按照党妈的说法，是容易受蒙蔽，易受坏人教唆与怂恿。 (博讯)

其实要按照我个人来讲，虽然我很不愿意承认我冲动，但有些兴奋是肯定的。兴奋的结果是，自己打印了一遍又复印了一遍。到学校后，利用所在学校活动便利的优势，在我年级与我所在的班级，个人主观臆断宣传了一下，也就是利用自习课的时候朗诵了一下。当然，请不必怀疑，我当然是经过同学们允许才进班的，进而询问是否能念一个有关爱国主题的材料，并讲清如果有同学不想听，可以马上打断我，请我出去。事实上事情的发展很顺利，这也是我预想到的。同学当中可能有人确实想听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也许下去会认真思考思考，但也有部分同学抱着好玩的，看新鲜，凑热闹，看马戏团里的小丑的心态来观赏。（是不是应该在部分同学前面加一个大字？）

当晚自习我阅读完毕征求大家意见和讨论的时候，我听到同学们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

XX，你是不是在反对供餐党啊？

XX，你觉得这可能吗？痴人说梦！

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情，照你这么说整个社会都乱了！

我感觉你说的根本就不现实，你为什么能坐在这读书，还不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如果没有抗日，没有改革开放，你可能坐在这学习不能？

我感觉不需要变啊，现在都挺好啊，比以前好太多了，你看以前人都吃不上饭，现在不是都吃上了，我感觉现在都挺好，有饭吃，有学上，还能上网，这以前根本都不可能啊。

我感觉你念这个东西好像有道理，但中国现在需要稳定啊，稳定了社会才能发展，要是整个社会乱了，那就别谈什么发展了

咱和别的国家不一样，中国人这么多，乱了还得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我觉得不现实………………◀

那天下午，在外班，有十几个男生签名，我当然告诉了他们可能带来的后果，但我想他们只是出于好玩起哄而已，过了一会，大部分人纷纷反悔，要求划掉自己的名字，最后索性重新找了一张纸，留在名单上的只有一名同学。

晚上他发短信劝我别在参与这件事了，说国安已经介入（之后了解之后我个人臆断是他爸爸吓唬他的），请我把他的名字毁掉，他也不要签名了，并且为我担心了一下。其实这位同学是个好同学。

我接到短信后，又接到一个电话，那天下午先签名后反悔的其中一名同学很热心的告诉我，老师已经开始调查这件事了，问我到底有没有把他的名字上传，我如实回答没有，他安慰了我一下。

之后我直奔学校，与学校L主任，聊了一下，这位身兼班主任的政教处曾直接是我的领导（学生会的原因），和他聊了很长时间，多是我在说，他在听，主任性格内向一些，甚至于有些偏向软弱和懦弱（一些八卦消息），聊开之后，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XX,这个东西我看了，你觉得它现阶段能实现吗，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一天，这些都会实现的"。

聊天过程中，另一名政教处主任J，电话打到L处，她像L询问此事调查结果？但她显然没想到我在这，L把电话给我，J约我次日上午到学校，J说你9点30来，我不算你迟到。

次日，进了学校大门，J在办公楼上向我挥手，我上了楼，我很清楚那不是主任的办公室，是G校长的。

唔~

▶今天让你来就是要问问你，你究竟干了什么事，你自己知道不知道？你说说看你干了什么？

是谁让你进班讲这个东西的，学校允许你了没有，别的班的班主任允许你了没有，是谁让你擅自进别的班的？

鸿门宴？这不是鸿门宴，你不配！

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民主，什么叫自由，你懂吗？你懂人权是什么吗？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在这，你妄谈民主自由，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是吗？

这个东西你是从哪找的？是谁告诉你的？你和谁商量过？有没有人手里还有这个东西？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到的？

XX，这个东西我看了，你现在开始给我讲讲，你说服我，你不是会去各班做演讲吗，你不是能说嘛，你说服我，用你的思想。

学校是法人，学校说开除你就开除你！你信不信！

你知道你宣传这个性质有多严重吗？你知道如果不是学校这次护着你，你现在都已经进公安局了，你知道不知道？

（期间J主任离去）

（G校长接一电话，"说不通，说不通啊，行啊，好，带他家长上来吧）◀

我爸爸进来了，脸色苍白，对校长与主任唯唯诺诺，对我大声叱呵，说了几句话后，J主任就让我先出来了。

晚上接到J主任电话，J主任想明白我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做，她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会做出这样的让人不能理解的行为，她问我有没有考虑过后果，我说想的很清楚，她一再追问我，语气里透露出迷惑，不解。

她问我，你自己觉得现在你还能在这个学校读书吗？你认为如果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学校接触这些东西，那对学校声誉是多大的影响，我要不要对其他同学负责？

我回答她，我在这件事上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我需要一个对我而言公平的说法，我个人是一个很冲动的人，我有时候在受到不公的时候往往会做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举动。

她问我是在威胁她吗？我反问她，学校是在威胁我吗？

通话最后，我告诉J主任，学校党委会是六个人，她问我说这个干什么，我说也许J主任会是第七个。

她说，谢谢你啊，承担不起。

我说，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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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零八宪章”，我领略了秘密警察的效率

管党生
http://www.bullog.cn/blogs/baozuitun/archives/243977.aspx

下午，想去买个耳机，有时在电脑上听音乐，音箱声音太响，影响老母亲休息。

去附近的“步瑞祺电脑城”，正在柜台看耳机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一看，是个陌生的30多岁的穿着休闲服的人。他问“老管吗？”我说“是”。他说“借一步说话。”我有些诧异，又有些想笑，心想：这人还比较文明。我问道“你认识我吗？”他说“你不是管党生吗？”我说“是”，他扶着我胳膊说“没有找错”。然后把我带到门口，说“我是市公安局的，想找你了解些事情，请配合一下”，并掏出来“人民警察证”给我看了一下，里面名字还没有看清楚，他就收了起来。说实话，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跑。但是，一方面他强“扶”着我胳膊，一方面感觉跑也没有什么意思，何况以前也有过类似的事情。想了想就问他“有传讯证吗？”他说“一会给你看。”我问“去哪里？”他说“就到楼上茶楼吧。”于是，我们上楼。

到了六楼的茶馆，进入一个包厢，里面有个40多岁的男人，和我一起进来的人介绍“这是我们队长。”我问贵姓？他说姓李还是林，也没有听清楚，再问。他咳嗽了一声说“这样，老管。我们谈谈正事吧。”我问“有传讯证吗？”他说“我们还是不要那么正式吧？那样也给你添麻烦。我们随便谈谈。”然后问我“想喝点什么？”我正好有些渴，也就不客气地说“想喝铁观音”，他叫来服务员，让上铁观音和咖啡，给了我一支香烟，然后谈话开始。

首先是问我现在工作没有，我说没有。又问我怎么生活？我说和老母亲一起生活，自己也写些东西，另外平时打些短工。他们两人对视一笑。开始进入正题。

“我们开门见山吧。最近你比较活跃啊。”
“哪些方面？”
“最近签名比较多啊。”

沉默……

“零八闲章看过没有？还有那个《营救刘晓波博士告全国人民书》？”
“看过”
“签名了没有？”
“签名了”
“好，谁让你签名的？”
“自己”
“在哪里看见的？”
“网上”
“哪个网？”
“到处都有”
“你知不知道问题很严重？”
“不知道”
“你怎么和刘晓波搞到一起去了？怎么认识他的？”
“我没有和刘晓波搞到一起去，也基本不认识他。”
“那为什么要声援营救他？”
“因为从80年代起我就喜欢他的文章，还有我认为零八宪章只是表达当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追求，对促进中国民主法治有很大促进作用，代表着很大一部分人的政治理想，为这个抓人是没有道理的。从法律上讲，宪法明确规定保障每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利。”
“你怎么知道抓他是因为零八宪章的？”
“那是因为什么？”

这次是对方沉默了。

他问我“零八宪章”是哪些人发起的？具体哪些人在操作？我说不清楚。他问不清楚还签名？我说感觉有道理就签名了。他又问我联系了安徽哪些人签名？我说没有。

片刻，队长和我谈起了中国在目前经济危机的形势下，更加需要和谐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爱国，追求民主就更加需要和政府同舟共济，不能做破坏稳定的事情。中国的情况比较特别，现行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是符合国情的。如果照搬照套西方的政治模式，搞多党轮流执政，非乱不可。听说你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也受过冲击。你看看，中国乱起来如何了得？

我说：“正因为缺乏民主，才会有文化大革命。”
队长说：“你看看你头脑混乱到什么程度了，自由化倾向严重。”

也许感觉和我说不清楚，他突然又转了话题“我们核实个事情，你是不是经常去一个签名网？”
“有时去。”

他从包里面拿出来一叠纸，然后问：
“1.就敦促中国政府释放秦永敏先生及一切在押政治犯的呼吁书
“2.天府之国自由宣言
“3.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 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 ——致中巩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这些签名你参加了吗？”
“好象参加了。”
“什么叫好象？老管我们注意你好久了，你的活动我们是了解的，包括你在海外发表的文章，你经常活动的网站。你在民主论坛，自由中国，中文笔会发过文章吧？”

我沉默，喝茶，他哗啦哗啦翻纸的声音。
带我来的那个人在记录。

我问：“上次让我去派出所谈话的是你们吗？”
他说：“不清楚，可能是分局的。”

然后他又“苦口婆心”的和我说：今天用这种方式和你谈话，也是为你考虑。如果我们大张旗鼓的去你家，对你影响不好。邻居会怎么看你？你老母亲那么大年纪了，对她身体和精神也有影响。

我真诚的表示感谢，又有些想笑。

他又让我想办法找个工作，如果不搞政治方面的活动，他们可以考虑帮助我找个工作。

我说“我都40多的人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你们真帮助我找工作，我表示感谢。但是应该做什么我还是会做的。”

他向我发出警告，说今天请你喝茶聊天，还是想挽救你，希望你好自为之，如一意孤行不听劝告，下一次见面可能就不会是这种方式了。

我说随便吧，我一无产阶级，连老婆、工作都没有，还害怕什么。

他笑了起来“看看，看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是无产阶级，真是有意思。”

我说：“是有意思，搞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现在变成了资产阶级。”

队长说，别贫嘴，“路”由你选择，后果自担。

然后他说：“好了，今天就到这。今天的见面希望你不要告诉别人，还有希望我们以后见面大家都不要不愉快。”

出来以后，我想中国的公安有时工作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譬如对“零八闲章”。如果把这效率用在反腐败上多么好。

也许是杞人忧天。为了防止我突然“消失”，我还是把今天的事情写了出来。

现在外面是晴天，还是老话：我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

2008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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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晓明教授：“国际人权日”，我家奇怪事

http://www.bullog.cn/blogs/wenyunchao/archives/244143.aspx

艾晓明：“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我们家也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有朋友在这里，来了两个人，拿着个手电筒，敲门就进来，也不说别的，说‘查蚊子’。我就奇怪了，大冬天哪来的蚊子？我没看他们进别人家，我家住在十五楼，从一楼直奔到我们家来，也许他们看看我家是不是有‘非法聚会’？我在猜。”

主持人：“他们在您家里停留了多久？”
艾晓明：“停留时间也不久。我们很奇怪，如果是查电表、查水表，楼下都有一个‘安民告示’嘛。”

主持人：“他们是男士还是女士？”
艾晓明：“两个男的，拿着手电筒，手里还拿着个本，正中午的时候。我客厅里有个朋友，香港来的电影记录片导演，我在书房里。他们进来就说要找蚊子，说是一种卫生标准。然后他们就在我们花瓶里看了说‘水里是不是有蚊子？’。”

主持人：“又去别的房间了吗？”
艾晓明：“倒是没有。”

主持人：“他们只管客厅里面的蚊子？”
艾晓明：“我也不好说。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

选美：华裔如何当总统

吴澧 @ 2008-12-12 0:00
http://www.bullog.cn/blogs/woodlee/archives/241371.aspx


　　巴拉克·奥巴马以黑人之身，当选为美国总统。对中国人来说，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华裔什么时候能当总统？

　　不妨与奥巴马比一下。奥巴马拥有哥伦比亚和哈佛双料长青藤学位，这不一定说明知识有几多，却能保证学习能力相当强。奥巴马初遇希拉里·克林顿，辩论时 常被刺得只能傻笑；待到决战约翰·麦凯恩，却能在老麦头自以为擅长的 Town Hall Meeting 里，讲到那八十名听众——这是辩论组织者特意挑选的中间派，不是哪一方的拥趸——会后围着他不肯走，将老麦头晾在一边好不尴尬。这一惊人进步，在敝人看来就是总统相了。

　　华裔追求高等学位的本事无人怀疑。将被奥巴马提名为能源部长的朱棣文，本人是１９９７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父兄辈里有十二位博士。双料长青藤可以手到擒来，相信未来的华裔总统在这方面不会输给奥巴马。不过，高学位并不等于高得票率。奥巴马这次当选，其实打破了美国政治自肯尼迪以来的一个近五十年的禁忌：哈佛、耶鲁等长青藤大学培养的知识型政治家得不到多数选民的支持。因为很多选民觉得他们读书读高了，理解不了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和感情。

　　有评家说：所幸奥巴马是黑人，这一禁忌管不到他。言下之意，人们潜意识里以为黑人是不怎么读书的。黑人聚居区内，成绩好的男孩子常被同伴骂为“ 假白人 ”。民权组织的负责人希望，奥巴马的当选，能够帮助黑人男性扭转这种自毁前程的“愤黑”倾向。而华裔给人的印象本来就是分数挂帅，高学位只怕不是政治通行证却成竞选墓志铭。

　　如果奥巴马的高智商内阁，今后能有亮丽表现，或许可以减弱美国选民的反智倾向。不过，在一个由低端移民不断补血的民主国家，反智主义总会有相当市场。

　　华裔与黑人另一不同之处，是华裔没有芝加哥这样一部地方“政治母机”，黑人从基层到市府都是主要政治势力。立志从政者被这部机器搅得七荤八素，那几个有幸钻出来的，就成了能打耐摔的好汉。旧金山华裔虽多，离开形成“政治母机”却还差得远。未来的华裔总统，大概一起步就要与其他族裔结盟，或干脆混在白人堆里。

　　上星期六（１２月６日），代表共和党的越南华裔高英（Anh "Joseph" Cao）在新奥尔良击败民主党黑人候选人，当选为众议员。越南人只占选区选民的３％，他就是靠了白人的助力。共和党大佬说：高英这样的少数族裔是本党的未来。新闻里都强调他是首位越裔众议员，不知是否也可算入华裔。

　　高英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越南曾是法国殖民地，法国人带去了天主教，所以越南人里有不少信徒。华裔与黑人的最大区别，还在于宗教。黑人的前身是奴隶，早就信了奴隶主的教。即使在种族隔离时期，两边的教会仍有相当联系，大的教派都有黑人分支。而华人里教徒甚少；中国大陆出来的移民，信教的更少，孩子长成后信教的也不多。不信教，怎么能当美国总统？—— Don’t even think about that。

　　本人已经谈过了奥巴马从政路上的归宗（扎根黑人社区）和归教（皈依基督教）——只有走出这两步，他才可能出马竞选；本人也已经说过，新教信条是美国立国的政治基石。这里换一个角度，聊聊宗教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

　　说到宗教与经济的关系，自然会想起社会学鼻祖马克斯·韦伯。他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那本《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其实韦伯出名后，还写过一篇题为《新教教派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那是直接谈美国的。

　　１９０４年，韦伯应邀赴美国讲学。考察美国社会时，韦伯发现了一个对欧洲人来说很奇怪的现象。在美国，宗教和国家的分离相当彻底，这又是一个移民国家，人们失去了与故土教堂的联系，为什么当时的美国却只有６％的人不参加教会活动，远低于欧洲相应比例？更奇怪的是，人们还非常虔诚，吃饭、做生意都要问你是哪个教派的（新教分圣公会、浸礼会等很多教派）。

　　韦伯论文里有些很具启发的例子。某次，韦伯在火车上遇到一个推销员，这位老兄说：我不管你信什么，但是，如果一个人不隶属于任何教派，我连五毛钱都不会赊给他。推销员问：如果他什么都不信，我凭什么相信他？——请注意韦伯记录的这句话：你不信教，这个美国人连某些部门随手发发的五毛钱都不肯借给你，更不要说选你当总统。至少在内地小镇上，很多美国人至今如此认为。

　　当时美国有大量德裔移民。韦伯曾去北卡罗里纳州看望亲戚，并不信教的亲戚带他参观当地浸礼会的洗礼。十月初的天气，已是相当冷。受洗者毫不犹豫地跳入池塘，完全浸没自己。亲戚指着一位年青人说：哈哈，我就知道这家伙会受洗，他打算在这里开银行呢。韦伯问：是否浸礼会信徒只信任本会教友的银行，而且人数多到足够支撑他的生意？亲戚说：这倒不见得，不过，浸洗之后，他的生意就有保证了。

　　原来，当时浸礼会对受洗者有严格要求。只有那些从小品行端正的人，才有资格加入。不要说赖帐的进不去，就是爱跳舞、爱打牌、经常上馆子的都进不去。进了教派，就相当于拿到了道德合格证，在商场就有了信用。不但本地人信得过，就是出远门，只要亮出教会的受洗证明，人们都会放心借钱给你，赊购更没问题。就算一时银根紧，债主知道，教派为了自身的声誉也会担保你，展延几天没关系。反之，如果某人因为道德问题被教派除名，生意倒闭的日子，通常也不会隔得很远。

　　黄仁宇曾说：资本主义“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其精义在负债经营”；这“说来容易，可是负债经营具有全面性的时候，政府发国库券，各公司发行股票，买卖房舍分期付款，学生借款上学，旅游者凭信用卡各处观光，工人以还没有到手的工资作担保去买汽车，作为上班的交通工具——而且人人如此，社会视作当然，法律上行得通，那就并不十分容易了。”

　　说负债经营不容易，关键是原始积累的时候特别不容易。那时没有计算机和网络，很难验证某人的财务记录，交易者如何知道对方的信用？在美国，解决这一困难的办法是询问彼此的教派。人们相信教派的声誉，相信你既在教派之中，应为诚实之人。正是这样的教派，使得负债经营最终成了美国生活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

　　已经制造了三十万“结石宝宝”的三赂奶酚终于冲破京奥打压，露出真相之后，温宗理“希望每个企业家、每个企业，在他们的身上都流着道德的血液 ”。根据韦伯的观察，美国内战结束后的经济起飞时期，企业家的道德血液主要是由新教教派输送的——或者说，并不是像很多国人以为的那样，商业诚实仅靠法律强制。

　　今日美国更多元化了，美国现在有各种宗教，基督教，天主教，摩门教，犹太教，依斯蓝，等等；同一宗教内还有各种教派，但９０％以上的美国人全都相信举 头三尺有神明。你什么都不信，连英语里说某人是个好人的常用语，He has a soul 都不能用在你身上，你连“灵魂”都没有，谁会投你一票？

　　布什总统与普京初次会谈后，告诉记者：从普京的眼里，他能看到普京的灵魂（意为普京是个诚实的人，他可以和普京打交道）。布什这句话，俄美关系糟糕 时，常被人翻出来取笑。但布什会这么讲，还是有前提的：普京声称自己是东正教徒。如果遇上无神论者，只怕布什首先要跟你解释宗教在美国的地位。

　　曾听一位研究宗教的教授说过：在美国，穆司令当总统的可能性，都比无神论者要高得多。

　　这倒不是说非教徒华裔就当不了总统。西方不亮东方亮，在美国当总统有困难，还可以跨过一个大洋，去美国东面的法国当总统。在韦伯的时代，欧洲的宗教传统已经衰落了。法国曾经给越南带去了天主教，如今在巴黎却是难得碰到几个人谈宗教的。不信教，绝对不是从政的障碍。

　　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马上会问：法国，他们、他们不是会见了吐蕃佛王吗，他们的人权不是假的吗，他们怎么会选华裔？

　　这事情要历史地看。上世纪二十年代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东共旅欧支部的老战友，著名者如周恩来宗理，前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具体制订各期五年计划的李富春同志，原国防工办主任、领导“两弹一星”工程的聂荣臻元帅，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晓平同志等一大批人，红朝初建就主持国务院，实际上法国留学生曾经长期管理中国镇府的日常运作。法国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这与中国领道人的法国老关系有关系。会见法国贵宾时，领道人们曾愉快回忆在法国度过的青春岁月。法国当年在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旗帜下接纳了他们，法国其实还是那个法国，善待异议人士是法国的骄傲传统。其实法国现在更开明了，现任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就是匈牙利移民之子；他们前几天还刚选了一位有黑人血统的法国小姐。但是中国变了，从接触过各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异质文化的开国前辈，变到教愚部和宣战部近亲养育的红色后代，于是法国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也就从真的变成假的了。

　　（题头图为邓希贤与其叔叔邓绍圣在法国的合影。九十年前，北洋政府还是跟国际很接轨的，倒是没有哭着嚷着向法国政府抗议：你们收留反镇府人士，“中国人民的感情又被严重伤害了！”）

　　如果华裔在法国选总统，法国的人权对他而言则仍是真的。一旦自身条件成熟了，那就奥巴马般的勇敢竞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