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死了六年了，秘不发丧

吴国光（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

为什么说改革已经终结？

　　2002年6月我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改革的终结与历史的接续》，从六个方面论证改革终结了。我不想重复，这里提出新的四个论据来证明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的改革已经结束了。中国改革的基本内容，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分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市场化，以价格改革为代表。在1979年中国97％的产品价格由国家计划决定；到1993年、1994年正好颠倒，97％的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到现在没有改变。所以这方面的改革，到九十年代中期就结束了。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全部市场化了，金融就没有市场化，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说金融要市场化，但一直没有进行。

　　第二个是私有化。1970年代末期，国家所有、集体所有这两种公有制，在工业企业中占百分之百，到九十年代中期，下降到30％，中国的企业是三分天下：公有，私营，合资各占三分之一，这个比例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大家希望土地私有化，但是从最近十七届三中全会看，也没有改变，所以说这方面改革，到九十年代中期就结束了。

　　第三个，经济管理制度的变化，我概括为“分权化”。管理权限从中央往地方下放，1994年实行分税制也就结束了，以后没有再进一步的分权改革；从政府向企业的权力下放，九十年代中期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化之后，也结束了；

　　第四个，对外开放，经济的全球化、国际化。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明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融合了，所以这个改革也结束了。

　　2001年年底改革已经结束，那么这几年在干什么呢？中国当然宣称，不断在进行改革，改革死了六年了，秘不发丧。有人在说，经济改革30年，社会改革再来30年；三十年后，政治改革就开始了。我个人看法是，过去六七年中，中国没有社会改革。1979年全国九亿农民，有1％参加包产到户，99％是在公社制度下。五年之后，1984年年底，这两个数字颠倒了过来，1985年，人民公社正式解散，1％也没有了。而胡温上台六年，社会改革了什么？有什么成效？我看不到——我不敢说恶化，但我看不到改善。例如医疗，现在看病比六年前容易了吗？

　　如果说过去六年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时代，那我要说，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失败的时代，而不是社会改革进行的时代；这是社会危机的年代。

　　经过改革，有了经济繁荣，甚至有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自由，为什么还有社会危机？

　　单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看，中国的改革是连续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我2004年提出了两次改革论：1989年前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改革，八十年代改革，或叫后毛改革；1990年之后的改革，叫九十年代改革，或叫天安门事件后改革。单看经济，两次改革没有改变，都是从计划转向市场；单看政治，也没有改变，都是共产党一党专制下进行市场化；但将政治与经济连起来看，是改变了：前十年改革，是经济改革带来的民间的自由，不断在冲动，试图压迫、改变这个政治方向；后十年改革，则是党国利用市场化积累的经济财富，来压制民间自由。所以我认为，中共改革，不存在30年，只存在两个10年：第一个是从1979年到1989年，第二个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到2001年加入WTO。

　　为什么两次改革会带来社会危机？原因还在于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八十年代的改革不是玫瑰色，带来社会矛盾，才有“放下筷子骂娘”，才有1989年天安门运动，其本质就是对经济体制改革后的财富如何分配，很多人要补天，当局却给以血腥的回答：Shut up！没有你说话的权利。但邓小平并不是不要改革，所以1992年春，他那么大岁数了又去南巡。我总结，这是两个“不惜代价”，第一个是不惜代价发展经济，第二个是不惜代价维持政治权力的垄断——用他们冠冕堂皇的话来说，就是不惜代价维持政治稳定。这两个放到一起，造成了中国的经济繁荣，也同时造成中国的社会危机：严重的两极分化，高度贫富悬殊。

　　贫富悬殊有三个层面。物质层面：据不完全计算，4％的家族，拥有70％的财富；

　　制度层面：制度就是规则，在中国，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不遵守规则，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有权有势的。所有的规则都是对付没权没势的人。不管什么立法，都是对付没权没势的人。有权有势的人完全无视规则、立法。不光是日常生活不守规则，发财的过程也不守规则。

　　心理层面：有权有势的人心理膨胀，老子天下第一。有朋友曾说，有权有势的人在中国生活，旁边的人都用仇恨眼光看着他，难道不感到有压力？我说不，他正为此感到满足，正是从旁人血红的眼睛中，他体会到自己多么有权有势。

　　中国有没有政治改革呢？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当局不断感受政治改革压力，民间也不断有政治改革冲动，如果要改革了，就没有这压力和冲动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两次尝试，第一次是八十年代初，商业部长王磊下台，是在中共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出台的大背景下，胡耀邦当时搞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这个准则，试图规范党内高层权力；到赵紫阳时代，就是1986年、1987年，试图解决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党要还一点权力给社会团体，让大家有点参与。

　　我回国学到了一个词：“忽悠”。忽悠不是欺骗，欺骗是有罪的，但是没有“忽悠罪”。说它不对？它有个影子；说它对？它又合不上。中国现在讲民主，都是忽悠的。你说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完全没有政治改革？差额选举在进行，村级选举已经推广；但是差额选举搞了很多猫腻来限制。再看党委权力，八十年代中后期，大学里党委书记基本上都不是第一把手，企业里也已经试行了第一把手是经理或者厂长，医院里也是如此，在地方政权，也加大行政首长的权力。现在你去看，党委书记都是一把手，北大校长是二把手。这就回到了毛时代。八十年代末期试图取消政法委，有些地方已经取消；但现在不仅恢复，地位还大大提高，过去只是党委委员，现在一定进常委；那时是党的专职官员，下面管着公安局长，现在基本上都是公安局长兼任政法委书记。一个省的政法最高领导人是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长都是他的下属。西方讲三权分立，如果警察就是法官的领导，还判什么案？警察抓来就有罪！这比毛时代还过份了。

　　改回到毛时代，这叫政治改革？毛时代的特点，就是党的权力高于一切。我判断算不算政治改革的标准，就是看是否削弱共产党的权力。这样改好不好，是另外一个问题。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说，中国现在有“协商型民主”，这是西方都很新潮的概念，他说我们中国就有了。这也是忽悠！西方是有选举，光投票不够，投完了还要协商，增加公民日常对选举出来的领袖人物的影响力；而中国连选举都没有，开个座谈会请大家提提意见，这就叫“协商型民主”？那皇帝也有很多顾问，中国岂不是从古来就有“协商型民主”？竞争型民主是第一层楼，你不盖第一层，就说“我有第二层”，你是空中楼阁嘛！

　　刘军宁说制度不可能杂交，但我看经过两个十年的改革，它杂交得很好，已经形成了新的制度，就是把两个“不惜代价”制度化、正常化、道德化、国际化了。不是作为应急措施推出，天安门戒严、镇压是作为应急措施，现在每天都是不戒严的戒严；那时说“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已经“过河”了——他在河中间的石头上停住，说我就在这儿了；当时说镇压是无奈，现在说，镇压得对呀，不镇压哪有今天的“盛世”啊。“盛世论”到后来发展到张五常教授所说的，中国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这从另一方面证明“改革完结了”——已经是完美无缺了嘛。